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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张勤

出版社：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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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报纸会议新闻报道融合论试读：

序言

20世纪90年代中期，最高域名CN主服务器的成功设置以及互联网的商用化，这两个事件标志着我国进入互联网时代。从此，各介质媒体相互渗透、相互卷入的力度和广度日益加深，媒体迈进融媒时代。在此背景下，会议新闻报道呈现出多元、复杂、交互性，与此同时，Web2.0网络技术、3G移动通信的发展进一步实现了载体性能的根本改变，使广大受众的集体智能和力量得以爆发并有可能主导会议新闻传播的走向，会议新闻报道变革研究日益呈现出前所末有的广阔领域。但长期以来，学者、业界从业者对其研究比较单仄，研究成果多集中在采访、写作、编辑的传统业务角度，而少有理论论著出现，这已经远远不能适应会议新闻报道的发展实际。

融合媒体带来了内容生产、传播渠道的拓展，尤其对于报纸而言，此次融媒浪潮中表现最积极的就是报纸。在“无限生态位”新型媒体环境下，报纸作为专业媒介组织虽然在会议新闻报道中依然占据主导地位，但不能否认的是，新媒介正在改变以往传媒的诸多特性，点面交织的复杂网络已经形成。“会议信息传播总阀门”由传播主体完全掌握的时代已经结束，传播受众的主动性、自由性不断显现，转型期中，全国性、地域性舆情可以在很短时间内产生，甚至出现激情事件。报纸的会议新闻报道能否应对党政机关、团体、组织传播主导影响力式微的现状，适应整个社会舆情形态的变化，将对我国整个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展进程产生重大影响。

与此同时，我国党和政府日益重视会议新闻报道，不断强调要加强对会议报道的改革。加之我国大众传媒报道的会议活动经常反映党、政府、团体、组织的观念、意愿、方针、政策，与政治有着直接的联系，对传播准确性和舆论引导性的要求颇高，从这一程度上来说，我国会议新闻报道是整体宏观系统的“航标”。这就需要会议新闻报道依据系统开放性原则，与时俱进，不断自我完善，加强融媒实际和实践的实证研究；同时从该领域研究历史中寻找发展的支撑与动力，为会议新闻报道提供具有前瞻性、强有力的支持。

因此，本研究主要从传播学、心理学、生态学、市场营销学等学理角度出发，综合采取文献分析、深度访谈及问卷调查三种方法，注重研究的理论性、应用性相结合，历史性、现实性和前贍性相结合来研究报纸的会议新闻报道。

会议新闻报道融合论总结了报纸会议新闻报道中各环节出现的变革经验，或指出问题，或试图在政治、经济、技术发展的基础上寻找解决某些问题的对策，前瞻性地提出调适后的报纸会议新闻报道环节平衡于内容、渠道、终端融合三大环节，并将各环节非线性、多维度的各要素及其之间相互关联的特点、表现加以梳理，以此有效警醒、打消业界实践中一些不确定性顾虑，促使报纸积极培育融媒观念、革新融合新闻报道流程，为进一步做好重大会议新闻报道夯实基础。

为此，报纸会议新闻报道融合论的主要逻辑论述路线及章节如下。

第一章绪论部分介绍了研究背景、意义，界定了研究对象及范围，解释分析了资料收集、研究的方法；客观分析了中外研究者在会议新闻报道方面已有的论述，指出了以往研究在业务角度切入的贡献以及理论阐释的不足，强调了本研究注重从多种学理角度来建立会议新闻报道研究的理论范畴及创新点。

第二章论及了随着新媒体的发展，报纸融合各介质现象迅猛，日益冲击着报纸“有限空间生态位”的媒体环境。原来业已形成的互动和谐的平衡状态再次变化，推动报纸进入“无限生态位”媒体生态环境，进而带来控制环境、竞争环境、受众环境等一系列环境的调适、变革。同时总结了新“无限生态位”媒体环境下报纸进行会议新闻报道时的新变化，以及在报道环节出现的“交集循环”融合。

从第三章开始分章论述报纸进行会议新闻报道环节出现的质变。第三章主要论述内容融合，涉及到生产融合及产品融合两个层面。报纸在生产融合过程中，除了融合其他介质媒体进行会议新闻报道外，还重视受众的参与功能与作用。在自媒体帮助下，报纸需要充分注重受众从“接受者转向生产者”的变化，进而实现从主导至引导的角色转变；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内容创新，同时提出报纸需要在内涵式组织变革下培育融媒观念及培养“T”型全媒体人才。

第四章论及报纸融合媒体报道会议新闻的传播渠道的融合。它通过介质融合以及在其基础上形成的新传播手段的融合，形成了会议新闻报道传递多媒体、多手段的立体化通路，强调突破政策、技术之囿，进一步构建深层融媒环境。

第五章是在内容融合和传播渠道的融合基础上最终实现的终端融合。报纸要做好会议新闻报道，必须精准定位融媒进程带给受众的变化，以此来策划、制定报道与传播策略，从而保证媒介产品的内容、形式能够创造性地适应受众的会议信息需求。同时再聚这些“碎片化、个性化”的受众需求，建构超越“传播介质”、“传播手段”分类标准的媒体终端融合新格局，满足会议新闻报道中受众基于媒体层面的“使用与满足”体验化。本章最后提出了在受众“复杂网络”控制中建立新型舆论引导机制的重要性，以及导入4V营销理念来提升受众的忠诚回报。

会议新闻报道的新格局，必是适应“地球村”全球化传播的发展，对国家形象、政府组织形象以及报纸媒体的国际地位提升都有着重要的意义。因此，做好报纸在融媒时代会议报道的研究，加强对报道的了解及处理，可以在相当程度上加强党和政府的权威性；在满足受众知情权的基础上，有利于上令之下达、下情之上通，对维护社会稳定、推进社会进步和民主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第1章 绪论

中国现阶段会议新闻报道具有高度的政策性、政府行为性，是大多数媒体的必有新闻，由于长期以来注重党性宣传，因此存在亲民性不足的问题。随着融合媒体趋势的发展，如何打造会议新闻为受众喜读爱看的精品，利用融合渠道更广更深地到达受众，是各家报纸深感棘手的难题。此外，以新媒体为支撑点激发的媒体整合所带来的海量信息，使得受众面对相关会议新闻信息的选择性机制得到“内爆”。而会议新闻本身所承载的信息重要性，又需要报纸保证到达率、说服率等传播效果。为此，在融媒时代深研报纸会议新闻报道的变革，重新了解受众信息接受心理机制，导入报纸新生态环境研究，以及融合系统化运行环节来研究会议新闻报道，彰显了时代的重要性与必要性。

从1942年延安《解放日报》改版开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闻事业一直强调回归新闻规律的新闻改革，1978年更是开始了注重新闻客观性和价值的新一轮改革，“其中1983年以后信息概念的引入，以及1992年市场概念的深入人心，使新闻媒体对自身角色的认识更加丰富和多元化：在确立其为‘党、政府和人民的喉舌’的基本前提下，又加入了提供信息、经济服务、舆论监督、文化教育、以及娱乐生活等多重角色认知”。尤其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我国最高域名CN主服务器的成功设置以及互联网的商用化，标志着我国迈入互联网时代。新媒体下，中国新闻传统媒体不仅要继续做好“党、政府、人民喉舌”的公器，同时还要强调政治、经济、社会多领域信息传递，娱乐文化服务，引导舆论等多种功能。面对新媒体冲击，我国传统媒体与新媒体拉开了媒体大融合的序幕，延续、加大了自1956年新闻改革注重回归新闻规律大方向的力度，确立了真正以受众本位出发进行新闻报道的理念和内容。这同时也给报纸在融媒进程中实现会议新闻报道变革给予了有益的方向性、实践性指导。

1.1 研究背景、研究对象、研究范围

综观我国会议新闻报道研究，起步明显晚于西方。现今学界和业界人士更多注重的依然是对会议新闻报道实务层面的研究，相关理论性专著、译著很少，研究成果多以业务性的期刊论文形式出现。这些前期成果为将来的理论研究奠定了一定的基础，但先前的研究显然很少从传播学角度系统地加以考察分析，尤其是从新闻传播规律出发对组织领导体制等控制环境进行拨乱反正式的回归思考。因此会议新闻报道融合论强调从发展观的角度，注重融合媒体报道“无限生态位”下的新媒体生态环境，与时俱进的研究会议新闻报道以信息生产、传播、消费过程划分的新流程变革，导入受传者“使用与满足”机制嬗变对会议新闻报道的影响研究。同时归纳总结会议新闻报道变革中存在的问题、未来与趋势，并提出完善建议，以促使报纸媒体充分发挥自身优势，更好地进行会议新闻报道，满足受众通过会议新闻了解国计民生大事的需求。

1.1.1 研究背景

以往大量的会议活动以及信息传播史实证明，研究会议新闻报道应该是一门科学、系统的科学。但是长期以来，我国会议新闻报道研究大多囿于对采访、写作、编辑技巧的关注，且研究分散在各种采访写作的专著与教材之中，更多以期刊论文的方式出现。广西师范大学靖鸣教授对此的研究首成体系，但也只局限在如何做好会议新闻报道的研究视角，而没有对会议新闻报道过程本身的各环节、各要素以及运行规律本身进行传播学角度的深研，这些研究显然无法与我国会议具有“政治决策图景”的地位相匹配。

新媒体的出现极大地丰富了会议新闻报道的渠道，也改变了国家、各级政府组织、大众传播媒体完全掌控传播业态的格局。“会议信息传播总阀门”由传播主体完全掌握的时代结束，传播受众主动性、自由性不断显现，全国性、地域性的议题舆情可在很短的时间内产生，甚至出现对某一议题聚合化、激情化的现象，并演化为公共事件，这为政策性、政治性强的会议新闻报道研究提出了全新挑战和亟待解决的问题。若加强对会议新闻报道的了解及处理，可以在相当程度上提升党和政府的公信力，在满足受众知情权的基础上，有利于上令之下达，对维护社会稳定、推进社会进步和民主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会议新闻报道能否适应整个社会舆情形态，对我国整个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展进程产生着重大影响。党和政府日益重视会议传播，强调加强对会议报道的改革。早在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时要求，电视会议新闻要“多办实事，多做少说”；2003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进一步改进会议和领导同志活动新闻报道的意见》进一步对会议新闻报道进行了规范，“除党和国家举行的或经中央批准召开的具有全局性重大意义的会议外，会议报道不应把中央领导同志是否出席作为报道与否和报道规格的唯一标准，不应完全依照职务排序安排报纸版面和电视时段”；2006年底，重庆市发布了一个进一步改进会议报道的文件，“其中26条规范三方面内容：进一步改进会议报道，规范文件刊播；加强对基层和群众的报道；精简领导同志活动报道”，这个文件继续重申了2003年中央对会议新闻报道改革的原则；“湖北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日前印发《关于进一步精简会议、文件和领导同志事务性活动的规定》，要求厉行‘三短一简’，即开短会、发短文、讲短话、简办事，切实改进会风、文风、话风、事风。”该文强调了会议改革，鼓励发“短文”。

现阶段，我国正处于深刻的转型期，社会利益、价值观等仍处于调整期，会议新闻报道效果将直接影响到社会的和谐与稳定。我国大众传媒报道的会议活动经常反映了政党、政府、团体、组织的观念、意愿、方针、政策，所以与政治有着直接的联系，具有强烈的政治色彩。会议新闻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在我国是整体宏观系统的“航标”。强政治性对会议新闻报道党性、舆论引导性的要求颇高，强调传播的准确性，不仅包括会议本身及会议相关信息，甚至包括参会者、领导顺序等都不能出错，否则将带来不良的政治影响，招致国外的种种猜测。

另外，随着全球化传播的发展，国际社会及媒体经常通过研究我国的会议信息来了解我国现状。因此做好该研究，对国家、政府组织形象以及提升媒体的国际地位有着重要的意义。

1.1.2 研究对象与范围

从传播学角度来分析，会议活动作为重要的信息载体和形式，其发生、传播、效果反馈是一种典型、复杂的社会信息次系统。葛广智编著的《会议词典》指出，“会议雏形阶段可表现为人类活动的初期阶段，为获取具体的劳动对象（或狩猎或采集），由某一个个体示意召集而形成的临时和简单的商议过程。这种‘简单的商议过程’，虽是针对具体的劳动对象的临时聚合，但认真分析起来可以发现，它已经具备了人类会议活动所具有的三个要素：有三人以上参加，有共同的议题，有公认的召集或组织者”。这说明了人类会议活动从口头传播时代就已存在，只不过这一阶段的会议活动带有很大的偶然性、自发性和不稳定性，还只是人类简单劳动过程的一个组成部分。

与会议活动几乎同时出现的还有会议组织者对于会议信息的记录与传播。《马克思恩格斯全集》提到了马克思根据美国学者亨·摩尔根的著作《古代社会》，记述了美国印第安易洛魁人利用贝珠记录会议信息的情况，他在记述这个部落各酋长的谈判时写道：“‘我的话都保存在这条贝珠带中’，这是易洛魁人的酋长在会议上所常说的一句话，说这话时，他就交出一条珠带，作为他话语的凭据。在和对方谈判的过程中，要交出几条这种贝珠带。对方每接受一条建议也回赠一条贝珠带。”同时，马克思根据《古代社会》著作叙述了部落酋长去世后，部落通过派遣使者携带已故酋长的任职贝珠带，召集其他部落长老开会的会议活动传播现象。

进入文字传播时代后，标志报纸新闻纪元的《每日纪闻》，早在公元前59年就以官方公报的方式来通报元老院及公民大会的议事纪录，以此争取舆论支持及扩大政治影响。《每日纪闻》除写在石膏板供公众阅览以外，“还有人专事抄录，把《每日纪闻》的抄件送发到各地去，与我国的‘邸报’颇相类似。当时罗马还有一些职业报人，他们摘录了《每日纪闻》上的消息，再加上一些自己搜集到的新闻，登上自备的快艇，驶向目的地。在船上他对着十二名奴隶朗读这些新闻，奴隶们埋头誊录，等到船靠码头，已有了十二份复制的抄件，可以及时拿去分送给定户阅读。一些贵族夫人和小姐便足不出户，阅读到《每日纪闻》的‘家庭版’”。

15世纪中期，欧洲开始出现大量印刷教会会议新闻、国会消息等内容的新闻纸或新闻书。创办于1785年的《泰晤士报》，其创始人印刷商约翰·沃尔特认为报纸应该是时代的记录者，因此该报纸尽量公正、详实地报道国会辩论、国外动态以及商业行情等信息。

由此可以看出，会议活动以及会议信息传播有着历史悠久的社会实践与传播基础，其信息传播类型广涉人际传播、组织传播、群体传播、大众传播。但从影响的深度、广度来讲，对社会发展起更大作用的是存在了数百年、经大众传媒传播的会议新闻。同时由于报纸保存时间长、适合深度报道等特性，使其成为适合会议新闻报道的优质媒体之一；加上融合媒体联合运作这一改革浪潮中最积极的多是报纸，“也许因为报纸在竞争中感受的压力最大，寻求出路的心情也最迫切”，因此，会议新闻报道融合论多以报纸层面的会议新闻报道活动作为研究对象。

会议新闻报道对我国“意见环境”构建与认知有着超乎他国、举足轻重的力量，因此，如何提高会议新闻传播效果就成为一个有意义的课题。对新闻媒体来说，某个会议活动能否进入新闻报道范畴，应按照新闻传播规律、依据新闻价值而不是按会议级别、参加会议领导职务来界定。但在中国现有传播体制下，不懂或不尊重会议新闻报道规律的现象层出不穷，这让会议新闻报道受到了一些负面影响，使会议报道本身发挥不了应有的上令下达的功能。因此，本研究导入了影响报纸进行会议新闻报道时的生态环境研究，以了解控制环境、竞争环境、受众环境对报道传播的影响。

与此同时，会议新闻报道的主渠道——大众传播媒体受到了来自互联网的严重挑战。“1994年4月20日，世行贷款项目‘中关村地区教育与科研示范网络’（NCFC）通过美国斯普林特公司联入互联网的国际专线正式开通，当年5月21日，我国完成最高域名CN主服务器的设置”，这标志着我国已经迈入互联网国家行列。1995年1月，邮电部电信总局在北京、上海为公众开通网速为64K的国际互联网接入服务，这标志着中国互联网进入商用化阶段；2005年，《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进一步指出，要加强宽带通信网、数字电视网和下一代互联网等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推进三网融合；而《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要使各类新兴媒体成为促进社会和谐的重要阵地”的要求，更是强调了媒体融合化趋势对会议新闻报道提出的新要求。这种融合媒体的生态环境，使会议新闻报道过程中涉及到的传播主体、传播客体、对象以及说服技巧、传播效果等环节和要素发生了质变，由此引发的会议新闻报道改革实践，强烈要求与之发展相匹配的系统的、科学的研究体系。就此，会议新闻报道融合论的研究范围进一步界定为：研究中国报纸在融合媒体冲击下，报道会议时出现的宏观性流程环节的新变化、新气象，以及在此过程中产生的新规律；归纳总结变革中出现的新问题以及未来的发展趋势，提出切实可行的促进报纸做好会议新闻报道的建议，为其发挥高品质的舆论导向作用夯实基础。

1.2 基本概念的厘清

不管是论述会议，还是会议新闻、会议新闻报道，都可能面临业界多个学术概念，这些概念之间甚至会有冲突。因此我们有必要对核心概念会议、会议新闻及会议新闻报道的概念进行厘清。

1.2.1 会议及会议新闻概念的厘定

新闻是对新近发生的、公众所关心的，欲知、应知而未知的事实信息的报道、评述和解释。会议新闻，顾名思义就是对会议活动领域具新闻价值信息的报道、评论、解释。为了更好地论证本课题，我们需要了解会议、会议新闻的定义、内涵与特性。

1.2.1.1 会议的概念

会议，字面的理解是会聚议事，大家会聚在一起商计、讨论问题，其目的是“人们为了解决某个共同的问题或出于不同的目的聚集在一起进行讨论、交流的活动，它往往伴随着一定规模的人员流动和消费”。

会议在社会发展中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依据路易斯·亨利·摩尔根《古代社会》描述，自从产生人类社会以后，有了群居生活，可以说就产生了初级、不完备的会议。当原始社会人类出现群居后，继而出现了氏族组织，为了处理氏族的内部公共事务，比如推选酋长或军事首领、分配劳动产品以解决生产中的问题的时候，会议这种形式就产生了。

马克思去世后，恩格斯在整理其手稿时，发现了马克思对该书所做的摘要和批语。恩格斯根据摩尔根对美洲印第安人社会的研究，补充了他对古代罗马、希腊和日耳曼人社会的研究材料，写成了《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该书第三章“易洛魁人的氏族”部分，恩格斯细节性地描写了美洲大陆印第安人部落议事会会议的开法、权限和作用，讲述了原始氏族社会开会的情况，他写道：氏族“有讨论公共事务的部落议事会。它是由各个氏族的酋长和军事首领组成的——这些人是氏族的真正代表，因为他们是随时可以撤换的；议事会公开开会，四周围着部落的其余成员，这些成员有权加入讨论和发表自己的意见；决议则由议事会作出。按照惯例，每个出席的人都可以随意发表意见，妇女也可以通过她们所选定的发言人陈述自己的意见”。恩格斯在这里强调了每个人包括氏族部落里的妇女都可以自由、无阻碍地发表意见，氏族议事会可以选举和撤换酋长或军事首领，如果有的部落会后提出不同意见，可以再召开会议进行讨论，行使着原始氏族社会至高无上的权力。从恩格斯的描写中，我们可以略微窥见原始社会会议情况的端倪，它虽然是不完备的民主形状，但已经初步具备了现代会议的基本职能。

故而我们对会议可以下这样的定义：会议是三人以上的群体为达到一定的目的或解决某一问题而进行的有组织、有领导的议事集会。

第一，会议活动本身具有很多重要的作用，比如组织领导、决策的作用。中央对地方、上级机关对下级机关、上级部门对下级部门、党政机关对群众的领导，这些信息的传达一方面可以通过发布红头文件、张贴公告、现场指挥等方式进行，另一方面就是通过会议层层传达上级指示，部署各项任务，指导下级或群众进行正确的行动，从而有效发挥自己的组织领导作用。

会议的决策作用就是通过会议做出具体的决策。在古代社会早期的会议活动中，在会议活动尚未具备其他作用的时候，决策作用就已经存在了。会议的决策作用在实际运用中受两个因素制约：一是会议所决策议题必须在会议职权范围以内，如果超出会议涉及到的职权范围，会议则无权也不能对其进行决策和发挥决策的作用；二是会议在形成决策时，必须获得会议章程规定的法定人数认可，如果没有超过规定人数，会议的决策结果就没有法定效力，就无法取信于民、无法服众。

在党的很多历史转折时刻，会议即呈现出组织能力、解决问题、重大决策、精神贯彻等重要功能。1921年7月23日至7月31日，在上海和浙江嘉兴南湖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虽然全国50多名党员只有12名代表参加，但这次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决议》，选举产生了党的中央领导机关，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正如毛泽东同志在与美友好人士斯诺的谈话中所指出的那样：使中国革命起了一个根本的改变，中国人民由于有了这样的一个党的领导，才能取得革命的彻底胜利。

1935年1月1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贵州遵义召开了扩大会议，“确立了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的正确领导，这次会议在极端危急的关头，挽救了党和红军，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一个重大转折”。1978年12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把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从根本上冲破了长期“左”倾错误的严重束缚，端正了党的指导思想，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

1982年9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了党在新的历史时期的总任务和20世纪末工农业总产值翻两番的总目标，开辟了党的历史上的新纪元。

1987年10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和根据这条路线进一步提出的经济建设、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党的建设的基本方针，为我国的建设和改革规划了基本蓝图。

第二，会议具有集思广益、发扬民主的作用。这种作用就是通过会议的形式，把议题交由与会人员共同讨论，形成决策或决定。现代社会由于客观世界的广袤性，个体很难全面、正确的认识和解决一个问题，必须汇集多数人的智慧，共同完成问题的解决。会议中的民主主要通过表决的方式来实现，即按照会议的安排议程对会议议题做出自己的选择。这种形式改变了领导者垄断、一个人说了算的局面。

第三，会议具有交流的作用，既可以交流信息也可以交流思想和感情。前者指的是会议举行的过程，就是将信息从会议核心领导者向与会人员扩散、沟通的过程。比如商务决策型会议要实现信息交流，必须要在充分掌握大量来自于基层的信息基础上，才能做好决策，否则决策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所以，从本质上来说，会议就是一个多向信息交流的过程。同时在会议上，与会人员的报告、讲话、发言，对其他与会者来说都是信息，反之亦然。另外，与会各级人员之间对于问题的看法都有自己的认识与界定，这就需要通过会议“头脑风暴”方式，在交流信息、思想的基础上加强感情统一化，以达成对问题共识性的解决。

1.2.1.2 会议新闻

从上面的会议定义中我们了解到，会议是三人以上的群体聚焦在一起商议、解决问题的社会活动。靖鸣教授认为，“看待会议新闻、视角不同，会有不同的定义，如从会议新闻信息的角度下定义，会议新闻是即时获悉受众欲知的有关会议活动的信息。如果从作品形态来定义，可以说媒体上报道会议的新闻作品就是会议新闻”。1998年新华出版社出版的《现代新闻采访写作教程》，宁高远等人认为会议新闻可以包含两层含义：一是会议新闻是报道会议的新闻；二是会议新闻是报道会议上发生或与会议有关的新闻。

也就是说，会议新闻作为“记者直接从会议活动中获取的具有新闻价值的信息，广义而言，也可以包含具有新闻价值会议新闻作品”。

因此我们认为，会议新闻即是会议本身及其相关的、具有新闻价值的、在媒体上公开发表的信息，以及这些信息以多种形态、多介质出现的会议新闻作品。会议新闻从时间跨度来看纵跨会前、会中、会后；从内容上看包括新闻人物、新闻事件；从领域来看涵括政治、经济、文化等所有行业领域。

1.2.1.3 厘清会议、会议新闻的重要性

报纸做好会议新闻报道一直是一项非常重要的报道任务。我国长期以来很多重要的政策、路线、方针、法规、政府工作重点等都是通过会议来传达。“党和国家发展历史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党的方针政策，国家的法规法令，各级党委、政府的工作重点等等，通过一系列不同类型、不同层次、不同规模、不同形式的会议去贯彻落实，仍然是非常切实可行而有效的手段，作为报纸不报道会议是不现实的。”

但会议是一个有待新闻工作者对其新闻价值做过滤的事件或活动，如果说会议本身所满足的是群体、组织系统内部自上而下、自下而上的纵向交流以及系统横向沟通的需要的话，那么，作为“公共领域”的会议新闻报道所要满足的则是整个社会的信息交流需要以及公众的知情权。前者是群体、组织传播系统，后者属大众传播，两者展现出不同的价值与功能系统。在中国现有的传播体制下，两种情况下的会议常常合二为一，前者尤其是党、政府机关等组织传播系统内所要实现内部协调、上下沟通、环境交换等功能，经常自觉不自觉地借助或交由新闻媒体来完成。

这在当下容易产生新闻媒体违背新闻传播规律而成为领导或会议的传声筒，最终影响会议新闻传播的效果。因此不管是领导还是媒体从业人员，都要分清会议与会议新闻的区别，不要把会议的群体、组织目标混同于受众意图。作为会议组织者，他们希望从组织开办会议的意思与角度发稿，皆希望新闻越长越好，而很少考虑其新闻价值和社会意义。这需要会议新闻报道者善于体会和思考会议的指导思想，从上级精神、实际工作与群众脉搏的交叉点来采写会议新闻，把“会议指出”等晦涩性的会议内容化为有形有情的符合受众需求的会议新闻信息。

长期以来，会议报道面临着两难问题，一方面需要满足传播主体——会议组织者的宣传需要，这样相关领导及机构往往会干涉新闻工作者对会议新闻价值的筛选；另一方面又需要满足受众对自身发展具有重大影响的会议新闻信息知情权。前者相关于组织传播系统，后者属大众传播，两者体现出不同的价值与功能定位。在报道中处理好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及各自需求，是报纸目前亟待解决的课题。

1.2.2 会议新闻报道的基本理解

了解会议新闻报道需要分清它与会议新闻的区别。我们已经知道会议新闻包括两个层面：一是有价值的会议信息，是将会议本身及其相关的、具有新闻价值的内容进行公开报道的信息及作品，它从实质上讲是有关新近变动事实的会议信息；二是承载这些信息的新闻作品。从形式上讲，会议新闻往往呈现出实体、静态的一面，而会议新闻报道是将一些具有新闻价值的会议活动导入报道程序，通过媒体刊载，经过各种传播渠道到达受众，它是动态的行动观、流程观，在了解目标受众需求的基础上，注重对报道过程的主题策划、采编写作、媒体融合的选择组合考虑等。

1.2.2.1 会议新闻报道的概念

根据《中国新闻实用大辞典》中的解释，会议新闻报道是“以具有新闻价值的会议及其内容为对象的报道。会议的议题、讨论情况、达成的协议，往往是报道的主体。特别重要的会议，讨论议题的过程，也是人们关心的重要事实，因此也可以成为报道的主体”。辞典将有关会议议题、议程、举行情况、政策协议等纳入到报道的主要范围。

会议新闻报道有两重含义：一是关于会议本身的报道，侧重于传者的主观意图；而另一重含义重点指的是具有新闻价值的会议相关信息报道，即从会议中透露出来的人们关心的新闻和信息。

需要指出的是，这里研究的会议新闻报道是直接报道会议中具有新闻价值的信息，它可以引用背景，但必须以报道会议内容为主。那些只是在新闻报道中提及会议名称作为出处来源，或者只是根据会议中精神、决议、决策等作为线索另外采写的新闻，就不属于本书论述的范畴了。

1.2.2.2 会议新闻报道三要素

会议新闻报道涉及事实、分析、判断三大元素，这些元素在报道工作中各有各的要求。事实要求会议新闻报道中提供客观存在的事件或活动信息；分析要求合情合理，提供令人信服的逻辑论证；判断涉及性质定性，要求准确，提供可供受众借鉴的思想。在会议新闻报道中，事实是分析、判断的基础，必不可少，否则分析、判断就成了空中楼阁。分析和判断依实际情况而定，有些会议新闻只有报道，没有分析和判断；有些有报道，或有分析或有判断；或者三者皆有，这完全依从报道的意图与需要。

1.2.2.2.1 事实

会议新闻报道的事实是会议活动中蕴含的可以对此进行查证的信息，即应该在报道中提供“5W”，即“何时、何地、何人、何事、为何”五要素。这些事实要经得起检验，要有根有据，这是报道的根基。

提供给受众有价值的事实信息，是报纸进行会议新闻报道的安身立命之所在。应该说，除党代会、人代会、政协会等重要会议外，其余大部分会议，单就会议本身而言都不是新闻。真正的新闻蕴涵在会议内容之中。记者要善于深入会议本身，挖出会议报道的“富矿”，捕捉受众关心的“5W”。“新闻报道与事实真相之间的关系第一层次是新闻发布会稿、新闻发布会、演讲、声明；第二层次是证实性材料、背景、记者观察、自发性事件；第三层次是重要性、影响、原因、结果、分析与解释。第一层次的收集表层事实等同于新闻记者在表层采矿，报道多数建立在消息来源提供的材料的基础上。”

在现今中国会议新闻报道中，具有新闻价值的事实信息总是与政治紧密相关。这种与政治的高相关性，决定了会议主办方提供信息的公开、透明程度是影响会议新闻报道事实深度与广度的重要因素。除此以外，党和政府对媒体的宽容度、开放程度以及领导人的开明程度，也影响着报道中提供事实的开放程度。

当然，这种会议信息公开的民主透明度是一个渐进的认识过程。中国最重要的政治会议“两会”首次举行新闻发布会，始于1983年6月召开的六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和全国政协六届一次会议。为了使众多的传媒和国际社会更好地了解中国，了解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了解中国的人大和政协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中所起的重要作用，“两会”秘书处除举行新闻发布会以外，还邀请和欢迎港、澳、台和外国新闻机构派记者采访“两会”。这个消息一经发布，立刻受到了境外新闻机构的普遍好评，认为这是中国会议信息透明化的真正开始。

随着新媒体的发展，受众民主权利的行使、知情权的需求，加上媒体报道的需要都呼唤着会议信息继续加大公开力度。2007年11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第十条规定，“有关人民政府及其部门作出的应对突发事件的决定、命令，应当及时公布”，这就说明在处理突发事件的各级工作会议的信息必须要向公众及时公开。2008年5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信息公开条例》正式颁布实施，以法律的形式完整确定了信息公开的实施主体、途径、责任与义务等。该条例首次从制度的角度确立了政府信息公开的规范性运作。“《条例》对中国信息公开制度进行了完善性的规定，对信息公开的主体机关，信息公开的渠道和方式，信息公开的责任和义务等角度进行了完整的规定，确保了信息公开有章可循，是信息化建设和社会民主进程的制度保证。由此，中国的新闻报道事业逐渐在媒体采访和报道中得到了深刻的体现。”中国会议新闻报道就这样在事实层面，在信息的全面、准确、客观性方面得到了党和国家给予的制度性保障。

1.2.2.2.2 分析

分析在《现代汉语辞海》里的解释指“把事物、现象、概念、分成较简单的组成部分，找出这些部分的本质属性和彼此之间的关系”。分析强调建立在分散、片状的感性事实之上进行的理性思维活动。“分析是一种科学的思维活动，这种分析活动当然是在感性认识所获得的大量经验材料的基础上进行的。”因此，会议新闻报道中的分析也必须建立在事实基础上，对会议举行的原因、背景、意义、影响做出解释并对未来发展做出预测。新闻报道中的分析虽然带有一定的记者的主观色彩，但分析不能空穴来风，分析的前提和依据必须采用源自事实的背景材料，不能单一采取逻辑推理的方法，这是会议新闻报道“分析”成功的关键。

当然，会议新闻分析要全面，既要做好“横向分析”，也要做好“纵向分析”。前者是将会议报道的多种原因、背景、未来发展趋势等，分主次全面的尽量提供给受众；后者是指新闻分析还需要提供更深刻、能够用“本质”来揭示事实的深层原因。

会议新闻报道中的“分析”与西方媒体会议报道的“解释报道”有异曲同工之妙。西方媒体的会议报道注意导入“解释性报道”维度，注重定位受会议决议、决策或政策影响的利益群体，在报道中通过为他们做深度相关解读，报道“将对受众产生的真正的影响，力争对会议新闻中事实的原因、影响等做出准确的分析和预测，解读会议对于受众的真正意义”。

1.2.2.2.3 判断

判断是“思维的基本形式之一，就是断定某种事物是否存在或有无某种属性的思维过程”。会议新闻报道中的判断是对会议事件本身以及会议所做出的政策、路线、方针等的利弊得失、是非善恶、对与错、荣与辱所做的结论。判断是一种有着明确价值取向和倾向性的意见。

新闻是对事实的客观陈述，判断的完成也应该是“寓观点于材料之中”。外媒在报道会议新闻时，“西方媒体要求记者在会议报道中避免主观评价，‘记者不应该插入意见’是一项共识，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回避了‘传者视角’的问题，克服了主观化倾向，有利于保障报道的客观性”。这样可以避免“传播主体”视角报道问题的发生，提高会议报道的客观性。投射到中国的会议新闻报道中，要求“判断”的主观倾向性不能过于明显，在报道中应该做到判断的中立客观，尽量避免做带有强烈个人色彩的主观性质界定，更不能以判断代替事实。

当然，避免判断并不是说新闻作品中绝对不能出现倾向性的判断。1992全国两会，《中国青年报》的《尺子、尺子……尺子！》、《拿来、拿来……拿来！》等系列报道，“建立在观点先行的基础之上，既反映了会议新闻的厚度，又表达了媒体的观点，对公众起着较好的引导作用”。但这种观点先行的报道，记者必须善于把主观判断转换成可供核查的报道，要用一些可经查验的数据、事实材料来验证新闻中的判断。

1.2.2.3 会议新闻报道的特征

会议新闻报道由来已久，它随着早期新闻传播手段的出现应运而生，中国古代《邸报》和古罗马手抄新闻《每日纪闻》都有会议新闻传播的印迹记载。

唐人孙樵所著《经纬集》中的《读开元杂报》，对原始形态报纸叙述得最为详细具体，全文虽然仅五百余字，却是中国新闻史研究弥足珍贵的史料。文献如下：“樵囊于襄汉间，得数十幅书，系日条事，不立首末。其略曰：某日皇帝亲耕籍田，行九推礼。某日百僚行大射礼于安福楼南。某日安北奏诸蕃君长请扈从封禅。某日皇帝自东封还，赏赐有差。某日宣政门宰相与百僚廷争一刻罢。如此凡数十条……”文中“某日宣政门宰相与百僚廷争一刻罢”，清晰描写了宰相与其他大臣在朝廷会议议事中争执的史实。

被誉为世界最早的报纸——古罗马《每日纪闻》实际上是罗马共和政府以记载元老会会议记录为主的公报。公元前60年，凯撒要求“嗣后元老院工作的报告，务须每日写出公布之”。这道命令的真正目的是想限制唯一能对他起约束作用的元老院，以此了解能够对他产生约束力的元老会会议情况，以此避免元老院背着他搞阴谋。正是基于这样的原因，才产生了世界上最早的定期手写新闻《每日纪闻》。

会议活动及新闻报道延续到当今，已经成为现实生活中总结经验、部署工作、交流信息、传播思想、阐明立场的重要手段与方式。在有着近200年大众传播历史的报纸报道对象中，会议新闻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我国报纸的会议新闻报道具有下面一些特性。

1.2.2.3.1 会议新闻报道具有高度的政治性“在中国，会议新闻多具有政治上的重要意义，中国共产党和各级政府的重大决策往往通过会议新闻的形式向社会公布，使会议新闻具有传达政策信号的特殊功能。”这意味着会议新闻本身负有天然的政治传播功能，也直接造成了会议新闻报道中的“遵命报道”现象。尤其对于党报而言，隶属于党和政府的管理，对于重大会议活动或事件，一般都要事先策划、安排和部署，即便是市场化的都市报、晚报也需要积极地把会议新闻纳入重要报道领域。这些报纸在报道两会、党委、政府工作会议时，强调高度的政治性，要求对稿件进行严格的管理与把关，要按照领导机关、宣传部门的安排部署、组织报道。媒体的能动性有时候在具体实施中，一些重要稿件除了要按领导的意图、安排采写之外，还要经有关领导和部门审定，方能刊播。这是报纸有效传播党和政府方针、政策的有力保证，对国家的稳定长远发展是必要的。

为了更好地反映党、政府、团体、组织的观念、意愿、方针、政策，很多媒体都有专门的时政新闻记者，来专注及时报道党委、人大、政协、政府的各类会议。比如每年上全国两会的记者、媒体配备的采编人员，都要求具有高度的政治敏感性和业务能力，工作要认真踏实。因为这些报道具有政治重要、群众关心、国外关注的特性，会议中涉及到的重大政治举措以及政治人士变动，容不得一丝一毫的差错，所以特别要求会议报道的记者的政治素质；并且要有强烈的敬业精神，要了解政策的连续性，深谙“两会”会议的特点、程序、议题和人员变动情况。

1.2.2.3.2 会议新闻报道具有较强的指导性

我国党委、中央、地方政府机关常常通过会议制定适合时代发展的政策、方针、决策，而报纸的重要任务就是传达会议活动的主要精神与内容，在传播过程中贯彻指导性。会议新闻报道中的指导性表现在直接指导和潜在指导两方面。

直接指导通过对党和政府的会议报道，大力宣传党和政府的路线、方针、政策、决策、主张，以引导受众领会精神实质，影响其思想和行动，让受众的思想统一到党的方针政策上来。

我们党在历史上的许多重要路线、方针、政策、会议精神、工作部署、重大决策等，都是通过新闻媒介向群众宣布与传达，并被群众接受而成为他们的自觉行动的。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指导方针，实现了我党历史上一次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当时的报纸、广播、电视、通讯社等各类新闻媒体动用各种手段，大张旗鼓地宣传了这次会议所制定的路线和方针，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政治热情与工作干劲，从而指导全国人民开始了新时期社会主义建设的宏伟事业。

潜在指导指的是会议新闻通过对会议信息的报道，以解答社会上的热点问题与难题，尤其是对一些不正确乃至错误的认识及时纠错，对这些人的思想进行有效的教育和引导。比如报道相关利益群体认为某个会议精神和所颁布的决策、决议以及相关政策切实可行，就属于会议新闻报道的潜在性指导作用范畴。

会议新闻报道的指导性强，体现在其指导是多方面、全息性的立体指导。比如内容上既有思想意识层面的指导，也有政府机关以及对群众工作方法的指导；既涉及技术，也有业务、经营管理的指导；既有物质消费的指导，也有对人们文化娱乐及精神教育方面的指导。从形式上看，既可以诉诸以理服人的评论、社论、理论文章、议论文等指导方式，也有消息、通讯、特写等以情动人、叙事为主的指导方式。从范围上看，既有宏观、整体、原则的指导，也有微观、局部、具体的指导。

报纸应倾注热情，要及时地将会议制定、形成的有关政策、举措报告给受众，传达到社会各个层次，满足受众的知情权。会议报道具有很强的政策指导性，也提醒我们的记者，要抓住受众关注的具有实质性内容的政治举措加以报道。会议新闻的价值在于会议解决问题的各种工作方法、途径。当然，如果出现具有指导意义的新的开会形式、节能、提高效率等办法，也可以突出加以报道。比如2012年6月，《新京报》在报道党代会的时候，就首次把二维码在参会人员报到程序上的使用列入了重点报道范畴，增加了会议报道的可读性。

会议报道具有很强的政策指导性，这一点提醒记者要抓住受众关注的具有实质性内容的信息加以报道，会议新闻的价值就在于让会议中解决实际问题的各种工作方法、途径顺利到达社会各个层次的受众，满足受众知情权。

1.2.2.3.3 会议新闻报道具有时效性

会议新闻报道的时效性一方面体现在报道内容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另一方面体现在报道时间强调即时性。会议活动的召开一般基于反映时代问题的热点、难点问题，因此报道会议的新闻都是动态性的，时效性较强。比如每年的两会，会议活动本身极具重要性，社会关注度、期待值高。近年来，全国两会代表委员们关注的热点话题，主要集中在全国人民都关注的国计民生问题上，会议讨论议题涉及百姓住房、就医、惩治腐败、贫富悬殊、扩大就业与社会保障等方面。这些议题经各类媒体传播后，受到全国上下广大群众的热捧与好评。

同时，会议新闻在没有特殊要求的情况下，一般都要求在第一时间刊发。由于会议报道一般是由多家媒体参与报道的行为，会吸引众多记者参加，会议报道是兵家必争之“地”。会议报道是较多媒体拼实力的地方，因此在时间上抢占先机是捕获受众注意力的有效方式。近年两会中，一些报纸在新浪、腾讯网开办官方微博，就是希望自己报道的内容第一时间落地，与受众见面，然后再利用报纸优势进一步深度报道。当然，会议新闻报道中讲究时效性，并不是说不讲究稿件质量，实际上，会议新闻报道更加要求与会记者具有采访写作的硬功夫，编辑上更具有创新意识，以便及时出色地完成重大会议的报道任务。

1.2.2.3.4 会议新闻报道具有礼仪化的宣传性

新闻理念中的宣传往往是与真正的新闻相对而言。传播学四大先驱之一的哈罗德·D·拉斯韦尔在其经典著作《世界大战的宣传技巧》中，第一次给“宣传”下了定义，认为宣传是“仅指通过重要的符号，或者更具体但是不那么准确地说，就是通过故事、谣言、报道、图片以及社会传播的其他形式，来控制意见”。之后，拉斯韦尔又在此定义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宣传是有目的的传播思想，“所谓宣传，就是思想对思想的战争”。

延展至中国的会议报道，提及“宣传”，其负面意味更浓，这是长期以来传播主体不顾及新闻规律、不考虑受众需求造成的。而且我国的会议新闻报道深受典型“礼仪化”藩篱的牵绊，报纸筛选新闻的标准不是定位新闻价值，而是从会议、领导级别出发，“报纸在报道时选择和传播的重心是会场上的领导人，许多媒体在评判会议新闻时，不是看其新闻价值的大小，而是简单地以出席领导的级别来评判。出席领导的级别越高，媒体处理得就越突出；出席领导的级别越低，就会淡化处理”。

这些会议报道的内容存在着大量集中报道主要领导人言谈话语及其神态、仪态的情况，同时注重渲染和交代开会场面及程序，而不是受众欲知应知而未知的重要信息。会议本身的内容和特点屈居领导之后，成了报道的“附属品”，“仪式化”的宣传模式意味很浓。

这并不符合我国会议新闻报道的初衷。在我国，会议是新闻媒体和新闻报道重要的新闻来源，而媒体是我们党和政府进行路线、方针、政策传播的重要工具。会议新闻应该同一切其他新闻一样，重点不在于要不要报道，而是要怎样报道，怎样做精、做细、做活、做新、做好，如何竭尽全力为党和政府的会议传播营造出和谐融洽的氛围，不仅要高度赞扬会议的意义、精神，同时也要达到让受众乐意、社会欢迎之双赢目标。

因此，会议新闻报道应该立足新闻传播规律定位新闻价值，形式力求创新、做活，这才是报纸做好会议报道的王道。

1.3 国内外文献综述

从现存的大量会议新闻报道研究来看，从业务角度加以考察的论文汗牛充栋，一些专著、编著仅部分章节涉及会议新闻报道，能够跟上新闻传播学研究步伐、注重理论分析，并结合现代融媒进程进行相关研究的论述则很少，这种研究现状已经难以与会议新闻报道实践发展相匹配。

1.3.1 国外关于会议新闻报道研究的概述

以往的国外会议新闻报道研究着重探讨了会议新闻的特性、功能、作用、类型及其采访、写作、编辑和评论等原则、规律和技巧等内容。

在西方会议新闻学研究中，马克思较早关注了会议新闻报道。1842年，马克思在《第六届莱茵省议会的辩论》第一篇《关于出版自由和公布等级会议记录的辩论》一节中指出：“只有在省议会的记录被当作‘公开的事实’加以讨论时，也就是说，只有在它们成为出版的财富时，公布记录才能成为可能。”这可能是关于会议新闻报道的最早论述，也提出了做好会议新闻报道需要相应的“新闻自由”。马克思还根据古希腊剧作家的作品，谈到希腊城邦制时传令官传达卡德库斯城的人民顾问意见和决议的情形，论及了会议活动公布的另一“群体传播”形式。

从20世纪初开始的西方会议新闻报道研究，往往将会议新闻研究中的会议与演讲、记者招待会混在一起讨论。1903年由（清）商务印书馆编译出版的日本新闻学家松本君平所著的《新闻学》是中国出版的第一本西方新闻学著作，其第7章《通信队之编成》主要论述了演说集会新闻问题，介绍了英国编辑记者对演说的采访队伍、事先策划、记录原则、写作、编辑乃至“又当政治上之大会时……并联合通信或电报或各种新闻社之代表者，各自同时为神速之力”的相互联合报道，同时强调了通过阶段性的补充刊发来加强印刷的时效性。它是目前发现的世界上第一篇系统论述会议新闻报道的文章。

美国学者杰克·海敦1980年出版的《怎样当好新闻记者》一书中，有两大单元涉及到了如何报道演讲、记者招待会，其中第29章《有关政府的报道》更是详细论及了培养消息来源、采访经验、会议材料的有效利用、秘密会议的采访等。美国学者麦尔文·曼切尔1981年所著的《新闻报道与写作》中，第5章第16节《演说、会议和记者招待会》部分也用较大篇幅对其进行了重要论述。

美国密苏里新闻学院经典教材，1980年首版的由布雷恩·S·布鲁克斯等人所编著的《新闻报道与写作》中，其第12章《演讲，新闻发布会及会议》提示了会议新闻写作的过程：准备、报道、组织及写作的注意事项及如何报道好会议新闻。

华夏出版社2003年出版的梅尔文·门彻的《新闻报道与写作》（第9版）一书中，第16章《演说、会议和新闻发布会》对会议类型、重要性、记者事前工作以及会议报道采访要点进行了梳理，并提供了优秀范文作为参照。

美国学者卡罗尔·里奇2004年所著的《新闻写作与报道训练教程》第22章《演讲、新闻发布会、会议新闻》中，专门论述了会议体系、写“预告”的会前报道、报道会议及会议后的报道问题，通过详细分解具体案例的会议新闻报道，给学习者导语、写作风格等方面的清晰指导。

布鲁斯·D·伊图尔和道格拉斯·A·安德森2006年合著的《当代媒体新闻写作与报道》（中译本第6版）中，第19章《市政》，以《东谷论坛报》某专业记者为例，从城市政府部门会议新闻报道前、进行中、结束后的过程来论述会议报道的注意事项、撰写方法。

1.3.2 国内关于会议新闻报道研究的概况

我国新闻学研究始于1918年北京大学设立的“新闻学研究会”，第一本新闻学著作是由徐宝璜先生所著的《新闻学》，其第6章《新闻之采集》述及了会议新闻的采写事项。在该书中，徐宝璜先生用“意内新闻”来概括“选举会、演说会、纪念会”等会议，要求“因何时开会均事前宣布，新闻社之编辑，得一一记之于簿，每日开视之，即知当日有何事举行，可派访员届时亲去探听报告一切”。徐先生虽没有提出“会议新闻”或“会议报道”的概念，但他却是最早进行会议新闻报道领域研究的专业人士。

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的另一导师——著名记者邵飘萍，在其所著的《实际应用新闻学》（1923年由京报馆出版、商务印务馆寄售）一书中将采访会议记者称为“外交记者”，要求他们除具备品性这第一要素外，知道新闻价值，具有观察力、推理力、联想力等也很重要，强调机警与敏捷、个性抛弃、来源秘密等原则。其在第7章《外交记者分类》中提及“议会记者”分为常务外交记者和特务外交记者；第11章论及了普通会议、展览会、音乐会、夜总会跳舞会、宴会、游园会、慈善会、竞技会等采写应注意的问题，他在这里将会议新闻与其他聚会活动类新闻划归于了“裸体新闻”。

20世纪50年代，台湾学者对会议新闻也展开了研究。在国内可得的台湾新闻著作中，最早论及会议新闻报道的是知名新闻学者王洪均先生于1955年编著的《新闻采访学》（1994年已印刷20次），该书第15章《集会演讲与节日新闻》中分析了集会新闻，实际以“集会”代替“会议”概念，论述了会议新闻的采访写作。

欧阳醇《实用新闻采访学》的《如何访写议会新闻》中，介绍了省市议会的性质、级别、设置，强调了记者在采访议会时，要谨慎与议员交友、“不可有闻必录、要对偶发事件的‘权宜问题’采访”等原则。1984年由三民书局初版的著名学者李瞻先生的《新闻采访学》（1991年第5版），第8章《政府新闻的采访》、第9章《政治与选举新闻报道》，尤其第10章《立法过程的报道》中，提及了市议会、国会、公共会议及听证会会议报道的采访、写作、报道技巧及注意事项。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一直很重视强调对会议新闻报道的改进工作。1950年5月1日，《中央人民政府新闻总署关于改进报纸工作的决定》中指出：“无论是中央的、大行政区的或省以下的报纸，都应当减少关于会议、机关活动、负责人员的不重要的言论行动、没有广泛重要性的文告文电的篇幅。”《决定》要求对会议报道篇幅进行限制，强调报纸要加强报道有新闻价值的劳动人民的生产情况；强调报纸要适应全国逐步转入以生产建设为中心任务的情况，宣传生产工作和财政经济管理工作中的经验和教训。

1954年7月17日，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后，中共中央做出《关于改进报纸工作的决议》，对报纸要求要加强理论、党的生活、经济、国际问题的宣传，密切与实际和群众的关系、改进新闻报道等问题做了论述和指示。这些决定、决议对会议新闻报道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由此可见，初建立的新政权对会议新闻报道有着足够的重视。

由于政治背景与报道体制的原因，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内地才开始陆续集中出现一些有关会议报道的研究。这些研究主要以章节的方式出现在一些采访写作的专著和教材中，在指出会议报道过多过滥的同时，提出了会议报道的一些原则和要求。

1990年，由浙江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杜荣进主编的《中外新闻采写借鉴集成》中，在《新闻写作》单元摘用了上海文汇报新闻研究所俞松年的《革新会议新闻十径》，强调了记者要从独特的角度发表独到的见解，选取独有的事实，沉入“会海”捕捉“活鱼”，写出独家会议新闻；强调了采写会议新闻要对会议本身和会议事实进行选择，要跳出“会议”写会议；会议报道要善于运用新闻背景材料，强调尽可能报道与群众接近的人和事，增加新闻的信息量等。

1991年，蓝鸿文的《专业采访报道学》第1篇第4节《人代会、政协会、党代会的采访报道》论述了“怎样使‘三会’的报道出新”、“把握‘三会’的性质和特点”、“会上会下、会内会外结合”、“做好记者招待会的采写工作”，较早地从中国国情角度出发强调了会议新闻报道的规律与方法。

1997年，刘海贵的《新闻采访教程》第8章第2节《会议新闻的采访》中，从改进会议新闻的现实意义及会议新闻的采访三要求，强调了会议新闻在新闻报道中不容忽略的作用。

2005年，由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出版的高岗的《新闻写作精要》中，第8章《演说与会议新闻写作》中提示了会议报道要点。

2007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孙发友的《新闻报道写作通论》中，第8章《新闻报道的基本各类（二）》中论及了会议新闻报道，对其作用、特点、写作要求等方面作了总结。

2008年，石坚的《新闻写作学》第17章《对西方新闻写作方式的借鉴》中提及到了“演说与会议新闻的写作”，将会议新闻与演说新闻合为一体论述了其定义、类别、报道要点、写作要求等问题。

此外，近20年来对会议新闻进行专门研究的主要有广西师范大学的靖鸣教授，他的《会议新闻学》是目前国内唯一一本将会议新闻作为学科进行系统研究的专著，该书由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7年出版。靖鸣教授在其与李福光合著的《会议新闻采访与报道》基础上，清晰地分析了会议新闻研究对象、会议特征、功能及报道要点等，对我国会议新闻研究具有举足轻重的的意义。

随着学界与业界对于会议及会议新闻报道重要性的进一步认知，研究会议新闻报道的论文大量涌现。在中国期刊网以1994—2012年为时间跨度，以“会议报道”作为“主题”检索，共搜索到文章2428篇；以中国会议最为重要的“两会报道”为关键词检索，共搜索到文章864篇。

综观传播史实及研究文献，中西方学者及业界从业人员对会议新闻报道的研究历史悠远、方兴未艾，这有力地推进了会议新闻报道业务实践的发展。

1.4 研究的创新点

我国特殊的国情、新闻事业的性质决定了会议新闻报道的重要性。同时，报纸作为党和政府的舆论工具，必须服务于党和政府政治、经济信息传播的需要，而如何传播党和政府开展工作的重要手段——会议活动，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媒体是否能够发挥主动性、创造性，实效维护社会良性运行的能力。媒体业务实践的需求要求会议新闻研究与时俱进，因此，会议新闻报道融合论进行的会议新闻研究，结合了报纸融合媒体进程中出现的新生态环境，实现了理论性、系统性的创新。

1.4.1 理论化的研究：克服以往注重业务的极端趋势

以往的会议新闻报道过于注重从业务层面对微观会议报道经验进行总结或对某一报道实例进行剖析，强调实用性，而鲜有从当代融媒大生态环境、大历史视野来考察的研究，宏观性、理论性极为不足。因此，会议新闻报道融合论在立论的时候，力图从传播学、生态学、心理学等基本原理层面出发，借助某些经典理论加以阐释论述，着重剖析融媒下报纸会议新闻报道及其运行规律，并着眼我国会议新闻报道的未来及发展趋势。

1.4.2 系统化的研究

会议新闻报道融合论从会议新闻报道流程基本环节出现的新变化出发，强调会议新闻报道中各环节相互独立又相互关联的特性。前者主要深入阐述各要素自在的特性及引起的原因，后者分析相互之间依存、制约的关系。具体来说，本研究包括了会议新闻报道控制研究，融媒下会议新闻报道的新流程、新规律、新技巧，以及受众会议信息接受心理、习惯的“使用与满足”实证研究等，以此建构完整的和多层次、立体的会议新闻报道研究系统。

1.4.2.1 媒体新生态环境下的“复杂网络”控制研究

报纸会议新闻报道具有强大的社会影响力，一直以来，我国都将之纳入社会制度轨道实行一定的控制。融媒时代报纸报道所处的生态环境已经发生巨大变化，受众日益呈现出复杂性。传统的“把关人”理论已经在某些方面苍白无力，传统媒体背景的传媒控制研究已经退伍；而导入网络社会多点化的“复杂网络”概念，对新型控制进行进一步的探讨，是会议新闻报道做好舆论引导、履行报纸报道责任的必要途径。

1.4.2.2 注重“说服技巧”的会议新闻报道内容、形式、渠道融合研究

20世纪20年代，李普曼在《舆论学》中将现实分为“客观现实”、“媒介象征现实”与“主观现实”。客观现实是指物质世界客观存在的事物；媒介象征现实是媒体对客观现实的符号化再现；主观现实则是个人对客观世界主观认知的看法和认识，即个人意识。按照日本传播学者清水几太郎“拷贝”的观点：“由于现实世界的无限扩大，人们无法也不可能完全认知客观现实，只能把媒体提供的象征现实当成客观现实接受。”因此，人们在知觉世界的过程中，并不是以客观世界作为直接对象，而是以媒体提供的“象征现实”作为认知对象，它直接影响着个人的知识体系、态度和行为。这警示任何新闻媒体的报道都会对受众产生深远影响，因而媒体在报道时应该抱有“客观、全面、无偏私”的理念，以公信力之心从满足受众知情权角度报道好会议新闻。本文的研究以加强报纸融合媒体进程中依据受众接受心理、习惯来定位传播说服技巧，并以此为基点，分析了内容、报道形式及渠道的融合创新对实践中提升会议新闻报道的受众传播效果是大有裨益的。

1.4.2.3 注重受众对媒体“使用与满足”体验性需求的终端融合研究

融媒时代，受众借助自媒体，积极发布信息、表达观点，参与会议新闻报道。这种“参与”解构了受众原有信息“使用与满足”的功能架构而转入媒体“使用与满足”维度。

与此同时，新媒体带来的媒体资源无限扩大，受众面临的可选择性信息呈几何倍数增加，电子、无线移动等技术让受众在接受终端环节上的“体验性”主观要求得到极大满足。这直接影响到了会议新闻的到达率，也严重考验了报纸的融媒传播能力。加上会议新闻报道对引导社会舆论、国家维稳乃至政策方针的实施具有的重要性，这又要求报纸必须打好会议新闻报道战役。因此，开发基于采编一体化平台、立足受众体验性需求的媒体“使用与满足”的终端融合，是会议新闻报道融合论研究的重要领域之一，也是报纸做好会议报道的重要途径。

1.4.3 与时俱进的“融媒”时代特征

在“融媒”生态环境中研究会议新闻报道体现了本文的时代性。新媒体的发展给报纸报道会议新闻带来挑战。面对新的媒体生态，锐意图新的报纸在进行会议新闻报道时，流程上出现了在生产、传播、消费环节上的变革，会议报道实践已经取得的有益改革经验要求理论能对此进行相应的总结。因此，会议新闻报道融合论对融合媒体报纸的会议新闻报道环节变革进行了理论性的梳理，并对其变化进行了规律性总结，针对出现的新问题、新情况，提出前瞻性的建设意见，为报纸进一步做好会议新闻报道提供有益的理论指导。

1.5 研究方法及研究框架

传播学的研究方法分为两个层次：一是方法论体系的问题，这涉及到研究者的世界观、社会观和传播观；二是研究的程序及技术问题。会议新闻报道融合论从应用的角度选取常用的研究方法进行定性、定量分析。融合论逻辑思路定位于报纸在融媒环境中的会议新闻报道变革，依据社会再生产过程的“生产、流通、消费”三大领域，提出“内容融合、渠道融合、终端融合”变革三重奏来完成融合论的研究立论。

1.5.1 研究方法

会议新闻报道融合论着重于会议新闻报道各环节的变革，以报纸的会议新闻报道为研究客体，将之与传播主体、传播受众以及所处的控制环境、取得的传播效果关联起来考察。主要研究方法强调从会议新闻报道活动实际出发，针对融合媒体发展进程中引发的媒体业态变革，总结会议融媒报道出现的新规律、新方法及经验教训；并运用各种研究手段，总结未来的发展趋势，以此完成全面、系统的研究。具体说来，会议新闻报道融合论的研究方法有以下几种。

1.5.1.1 文献分析法

采用文献分析法的目的在于从现存的会议新闻研究文献资料中寻找到描述性、推论性、可供参考的观点，获得隐藏在大量文献中的事实，以便做好历时性的比较研究。并且采撷会议新闻报道中有关中西方、历史的报道经验与教训的相关资料，以此来透视中国内地会议新闻报道变革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同时获取融合过程中会议新闻在客体即传播内容上所蕴含的变化趋势，得出会议新闻在主题、视角、信息结构、说服技巧、符号形态等方面的变化趋势，从而进一步提出融媒进程中会议新闻报道发展的未来方向。

1.5.1.2 深度访谈法

文献分析法虽然归纳总结了会议新闻报道环节出现的变化、频率以及强度，但我们还需要对引发其产生的深层性、间接性原因进行探析，并对传播效果做进一步的深层次了解。因此，在探寻现存会议新闻资料融合趋势的轨迹之余，我们也对全国范围内一些媒体的编辑记者进行了深度访谈，以此获得他们对于融合媒体观念、现状、趋势的看法，以便于对会议新闻报道的传播内容、传播形式以及传播效果的变化做全方面的总结和归因；同时，通过访谈进行一定范围的意见征询，有助于本研究寻找到报纸融媒进程中可能遇到的变革障碍，从而更好地定位未来的融媒方向。

1.5.1.3 问卷调查法

制定受众接触“全国两会”新闻调查问卷，确定北京、上海、广州、福州四个城市为地域范围，或通过街头拦截，或通过发E.mall邮件进行调查，从中获取受众接触会议新闻的有关数据。会议新闻报道融合论选取“全国两会”的原因，主要是基于两个方面：一是会议本身的高度；二是地域的普适性。使用问卷调查的好处是可以使用多种途径获得更多样本，以期获得全面的受众接触会议新闻的相关资料，以探索和揭示受众在融媒冲击下接触的媒体类别、媒体特性、媒体接触习惯的变化。

同时使用这三种研究方法的原因是会议新闻报道研究既不同于理工科，可以在实验室里研究；也不同于历史学，可以完全利用文献进行研究。会议新闻报道的研究必须着眼于实际和实践进行实证研究，同时从该领域研究历史中寻找发展的支撑与动力，从而为研究提供前瞻性的、强有力的支持。

总体而言，本书的研究拟综合采取文献分析法、深度访谈法及问卷调查法三种方法，注重研究的理论性、应用性相结合，历史性、现实性和前贍性相结合。

1.5.2 研究的逻辑思路及研究框架

本书一开始介绍了研究的研究背景、意义，界定了研究对象及范围；解释分析了资料收集、研究的方法，客观分析了中外研究者在会议新闻报道方面已有的论述；导入“全国两会”会议新闻受众接触调查作为实证佐证，共分为五个章节完成，如图1.1所示。

第一章绪论首先界定理论和实践层面的研究背景，明确分析对象是会议新闻报道活动，定义了报纸报道的研究范围，并把时间跨度限定在新媒体与传统媒体的融合进程中；同时分析了研究的创新点，介绍了研究方法及研究框架，提供了有关会议、会议新闻及会议新闻报道的基本概况以及会议新闻报道存在的必要性。图1.1 研究逻辑思路及章节框架图

随着新媒体的发展，传统媒体融合新媒体的现象层出不穷，因此，第二部分介绍了报纸融合媒体现状及发展对报纸原有的“有限空间生态位”媒体环境的冲击，以及在新“无限生态位”媒体环境下，报纸进行会议新闻报道时的创新变化和各环节出现了“交集循环”融合。

第三章研究了融媒时代报纸进行会议新闻报道时的内容变革，主要从主体延异、内容创新角度来分析，同时利用框架理论分析了信息源的选择性机制。在引入对一些报纸编辑记者深入访谈的基础上，研究指出了在融媒组织内涵性发展基础上培育全媒体观念、培养“T”型全媒体人才的重要性，强调了会议新闻报道融合进程中内容形态应该向诉诸视听综合发展。

第四章研究了报纸融合媒体报道中的会议新闻传播渠道融合，它包括介质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传播手段的融合，这促使了会议新闻报道传递形成了多媒体、多手段的立体化通路。本章最后在肯定报纸报道会议新闻积极融合其他媒体的基础之上，强调发展新的4G移动技术以提高网络传播速度的重要性。只有这样，报纸融合其他介质媒体报道会议新闻，才可能实现真正自由的、无限的、质的飞跃。

最后一章论述了报纸会议新闻报道到达受众层面的终端融合，这包括接受终端设备融合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具有相似特征的受众融合。前者要求报纸提供的各类媒介产品有共同的传播平台，只有在共有的传播平台基础上，受众使用融合性的个性接受终端才能成为可能。在两者融合的基础上，受众体验性的超越获得文本、图片、音频、视频等多媒体的纸媒式、网页式、PDF式内容，获得更多的“参与式”媒体层面的“使用与满足”。但这种满足又需要对受众“复杂网络”性进行以“疏”为主导的舆论控制，这样会议新闻报道才能取得符合和谐社会发展的实效。

第2章 “无限生态位”新型融媒环境

2001年JP摩根H&Q技术会议上，“美国在线”的创始人史蒂夫·凯斯（SteveCase）在演说中说道：“每个十年都有与之联系的词。80年代，这个词是个人电脑。90年代，这个词是互联网。而接下来的十年，关键词将是融合。”这句话揭示了“媒体融合”是全球媒体发展的一个大趋势，而对于依赖三维空间生存的报纸在历史性遭遇广播、电视的冲击以后，“有限空间生态位”媒体环境又受到新的挑战。20世纪90年代中期，我国的互联网技术发展迅猛，新媒体的出现与迅猛发展，促使报纸加大了融合其他各类媒体的广度与深度，使得报纸在新闻报道中呈现出时间、空间无限延展的“无限生态位”媒体环境。这种生态环境的变化，引发了报纸进行会议新闻报道时在流程环节上的调适，清晰呈现出“内容、渠道、终端”三大环节的“交集循环”融合。

2.1 融媒概念的厘清及发展历程

20世纪80年代，国外传媒研究者已经开始对媒体融合进行了讨论，但传播学界和业界对于媒介融合概念的理解与阐释不尽相同。2006年，南卡罗来纳大学传播学者查尔斯·拜包尔（Charles Bierbauer）分析了这种争论的根源，他认为“大家观点的不同反映了这样一个事实：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媒介组织、不同的媒介文化环境下，媒介融合有着不同的表现”。这说明由于文化、国度、媒体环境的不同，媒体融合呈现出多样的表现。

但仔细分析业界诸多对于融合媒体的争论，从其本源出发，这些概念主要是从技术革新和传媒变革两维度加以描述的。

2.1.1 融媒概念的界定

20世纪70年代出现了“媒体融合”的英文词源“Media Convergence”，它的出现完全得益于计算机和网络的迅猛发展。1978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媒体实验室主任、创始人尼古拉斯·尼葛洛庞帝（Negroponte）从技术革新角度提出了“媒体融合”图形模式。他认为，“所有的传播技术正在遭受联合变形之苦，只有不把它们作为单个事物对待时，它们才能得到适当的理解”。换句话说，也就是在融媒时代，各种传播技术应该从整合而不是按单一事物来考察才能得到它们真正的含意。为此，他用三个交叉圆环重叠的聚合过程来表示媒体融合的理念，这三个圆环“‘广播和动画业’、‘电脑业’及‘印刷和出版业’三个领域将会逐渐趋于融合”。同时，尼葛洛庞蒂认为圆圈的交叉处将会成为行业利润率成长最快、技术创新最多的领域。他指出了媒介融合是在计算机技术和网络技术二者融合的基础上用一种网络和终端来传输数字形态的信息，由此带来不同媒体之间的互换性和互联性。尼葛洛庞帝虽然是以预言的、没有经过严格论证的方式提出了融合的方向，提出了从融媒角度关注传播形态的新视角，但这些观点对于人们开始从融合的角度来关注传播形态的发展无疑具有先驱作用，而且后来媒体发展的现实也验证了他的预见。

1983年，“媒体融合”定义由美国学者普尔（Pool）教授在《自由的科技》（The Technologies of Freedom）一书中最早提出，用以概括各媒介显示出“多功能一体化”的趋势。他强调数字、电子技术的发展模糊、聚合了以往边界清晰的各类介质，认为媒介融合开始于报纸、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体。他认为，“数码电子科技的发展是导致历来泾渭分明的传播形态聚合的原因。最初人们关于媒介融合的想像更多的集中于将电视、报刊等传统媒介融合在一起”。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特别是计算机技术和网络技术的技术融合，图像、音频、视频、文本等都可以通过一种网络和接收终端传递与显示，而且不同介质的“传播形态融合”（the convergence of modes）在媒体间的信息互换性和互联性得到了加强。

托马斯·鲍德温（Thomas F.Baldwin）、史蒂文森·麦克沃依（Stevens Mcvoy）、查尔斯·斯坦菲尔德（Charles Stanfield）三位学者在《大汇流——整合媒介、信息与传播》中提到，以往界限清晰的传媒业、电信业和计算机业汇流到一起，实现了宽带融合系统。美国联邦政府的政策，特别是1996年的《电信法》（Telecommunications Act of 1996），开所有传播通信服务业自由竞争之先河，开创了一个数字化的时代，继而引发了大汇流（Convergence）。作者认为：“宽带技术和政策引导促成了大汇流，即媒介融合。”“媒介融合的发展有赖于信息源、设备和软件的设计者和制造商、网络的建造者和经营者以及用户。信息源一般包括电影、电视和音乐制作者；杂志、纸及其经销商（包括广播网络和辛迪加经营者）；广播公司；私营有线电视系统；游戏制造商；在线服务公司（online companies）。技术设计者和制造商主要有计算机软件和硬件（数据处理）行业、电话和有线电视公司以及相关设备的制造商。”

上面的观点主要集中从技术角度分析，强调在数字技术、计算机技术和网络技术的支持下，不同介质的“传播形态融合”。

媒体融合从“传媒变革”角度追朔的话，其实际运作由来已久。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四大传媒之间就相互联动、相互渗透，对新闻资源、人力、物力、财力等实现共享。经过近70年的发展，融媒概念在业界实践的支持下得到长足发展，美国有名的坦帕融合媒体运营模式清晰呈现出现代融合媒体的内涵与本质。

美国新闻学会媒介研究中心主任安德鲁·纳齐森（Andrew Nachison）另辟蹊径，他注重媒体组织之间的合作，认为“融合媒介”是媒体组织之间策略性、运作性、文化层面的联合。他将“融合媒介”定义为“印刷的、音频的、视频的、互动性数字媒体组织之间的战略的、操作的、文化的联盟”。

美国学者凯文·曼尼（Kevin Maney）在《大媒体潮》中提出了“大媒体”（mega-media）的概念，明晰了媒介融合的行为主体包括大众传媒业、电信业和信息业。主体融合形成的“大媒体业”不仅发展迅猛，而且内部也会产生“内崩”态势，即所有的企业在大媒体产业市场里，或者与其他企业合作，或者面临着新的竞争对手，一切都得从头再来。

从上述学者的研究和业界实践可以看出，以往研究的“媒体融合”或强调技术支撑，或强调基于讯息的传播载体发生的整合变化而提出观点，也有一些观点涉及到融合所带来的信息生产方式及组织形态的变化。

我们认为“媒体融合”所包含的内涵和外延更加广泛，媒体融合在网络融合、服务融合、事业融合和接收终端融合四个方面均有所体现。其中，“服务融合和事业融合主要是指在媒体提供的服务之间以及媒体经营主体之间出现区分不明显的现象；网络融合是随着技术的发展和普及，传输网络之间的区分不再明确，或是出现‘多网合一’的现象；接收终端融合是指接收媒介内容的终端设备的融合，即一种接收终端兼具接收多种形式媒体信息的功能。所以，媒体融合是随着数字技术和网络技术的发展急速发生的现象，媒体融合的最终目的在于使受众通过简便的方式接收到多样化的信息内容”。

为了给“媒体融合”下一个更加客观、描述性的定义，有必要先厘清媒体的概念。广义上讲，媒体与媒介相互通用，英语词源为“Medium”（复数形式为media），它们的共同含义既指信息传递的载体、渠道、中介物等传播手段，也指信息采集、加工制作和传播的机构组织。

基于此，本文涉及的“媒体融合”包括机构组织和技术传播手段两个层面的融合。其中，“机构组织”融合是指传媒业的从业组织的融合，它涉及到核心的传媒产业，还包括在大媒体产业融合过程中参与进来的计算机、电信产业等进行的横向、纵向、混合型的整合与并购。通过组织重构，各介质媒体组建跨媒体集团，实现资源共享，提升市场竞争力，提高市场影响力份额。“技术手段”融合通过集成以往各种清晰的媒体技术，利用数字技术将之“质变”成一体化的传播形态，甚至是全新的，比如手机报纸、IPTV网络电视等。总体来说，这两个层面的融合直接相关于媒体组织形态与结构、传播手段与功能、受众与接受终端等要素的融合。

由此，我们给出媒介融合的定义为：清晰定位目标受众需求，以数字、网络、通信技术为支撑点而形成的内容融合、渠道融合和终端融合的媒介新形态。该概念既表现出融媒进程“进行时态”的历时态特征，也包括各种融合结果的共时态特征。

2.1.2 融合媒体形成的诱因

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化经济高速发展，数字、通信技术和计算机技术也随之得以飞跃。在此基础上，大众传媒业、出版业、文化娱乐、电信等行业相互渗透、交融，这些行业之间的边界由清晰走向模糊，各行业之间出现了大规模并购、重组的态势。与此同时，资源配置、受众需求等市场要素也发生结构性变化。综合说来，经济、技术、市场三大重要因素推动了融合媒体的产生与发展。

2.1.2.1 经济因素推动媒体融合的产生

媒介融合形态能够得以形成的第一个诱因就是经济发展。一方面，随着媒体资源日益丰富化，受众信息需求小众化成为必然，这使得以立足于受众信息需求的媒体社会化分工趋于细致；另一方面，要实现资源的最大化利用和生产效率的最大化，必须进行合作化生产，实行规模经济。

交易成本经济学认为，不同制度安排的选择，其目的是最小化生产成本和交易成本。媒介融合的形成也是不断追逐成本最小化、利润最大化的结果。“由于交易费用的存在，企业有一种不断将相关企业一体化的倾向，以通过规模经济来降低交易成本。但当一体化达到一定程度后又会产生规模不经济，企业为维持其组织的完整性，即企业与市场的界限保持稳定，需要支出昂贵的组织成本。”现代经济中，企业不断通过规模经济来降低交易成本，但是一味的自发性一体化达到一定规模后，又会由于组织臃肿而带来经济下滑。因此，在媒介产业生态越来越复杂的背景下，一些媒体开始尝试通过资金、技术、人员等与媒体产业链上相关联企业共同合作，而不是一味地一体化，这就驱使了各媒体之间的联合、联动生产成为可能。也就是说，在当下竞争日趋激烈的信息社会，受众需求促进分工的专业化，产生媒体专业化生产；而从成本、利润角度出发，又需要规模化这些专业性生产，以避免一味规模化带来的负效应，从而导致了媒体融合的产生。

2.1.2.2 技术因素支持媒体融合的出现

20世纪60年代以来，半导体技术、微电子技术、集成电路技术领域所取得的重大突破促使计算机产业迅猛发展。而计算机信息处理技术的高度发展要求有与之相对应的快速、高效的信息通道，因而传输技术日益成为制约信息处理技术发展的瓶颈。基于市场和技术的推动，80年代中期开始，互联网IP技术、光缆通信技术、移动通信技术的发展及广泛采用最终促成了媒体融合的发生。这种诱发不仅是表层的、直观性的，而且是从信息本源质变来产生的。

这就是说，基于“0”、“1”数字技术的全面应用，使任何语言符号、非语言符号都可以统一编码，变成同样的比特信号自由地在网络上传输和处理。以印刷、广播、电视介质来区分市场的基本技术已被打破，数字技术的发展带来了媒介以字节为基本单位的媒介类别聚合，“数字技术可以将文字、图片、音频、视频统一转化为比特，使得媒介融合有了技术基础，而以原子为基本单位的报纸、广播、电视无法整合到统一介质上去，这也就是尼葛洛庞帝所说的比特与原子的差别”。

2.1.2.3 市场需求促发媒体融合的形成

经济发展使得受众有欲望、有时间、有能力来消费更多的融合信息，而技术支撑创造性地满足了受众对融合信息的消费需求。所有这些引发了媒体市场的强烈竞争，使得信息消费领域结束了从19世纪30年代开始的以“大众化”为特征的大众传播时代，大踏步迈进一个小众化时代。小众化时代，受众在商品消费和信息接受上呈现出各种新特征，比如多样性、个性化、便捷性等。

2005年，美国鲍尔州立大学（Ball State University）的研究者对印第安纳波利斯和印第安纳州孟西进行了跟踪研究，发现美国人把30％的时间花在了传媒消费上，并且这些时间中的30％被用来消费不止一个媒体。换句话说，媒体现在无处不在，但要引起人们的注意却比任何时候都要难。美国几大电视网在2005年的每个星期里，都会使出一个吸引观众的非传统新招。这说明媒体在吸引受众眼球时的竞争难度加大，各家报纸借助新传播手段，不断推出新版式、新专题来捕捉这些受众已经成为常态。这种受众对媒体介质以及信息形式的多样性需求，已成为融媒生产的一个重要指向，媒体需要加强自身在数字、网络通信技术的发展下对信息种类、服务方式提供多功能选择的能力。

与此同时，小众化时代的受众希望能够有“个性化、便捷式”的接受终端，以此来接受与传播符合自身价值、兴趣的“个性化、便捷式”信息，即随时随地获取所需要的信息、服务，并且可以依据自己的喜好来自由选择传播。让受众通过融合接受终端实现体验性的信息消费与媒体使用，已经成为主宰未来媒体之争的本质元素。

2.1.3 融合媒体的发展历程

20世纪80年代，国外媒体融合讨论已经涉及数字融合、形态融合或者产业融合。“1994年，《纽约财报》报道美国在线与《圣荷水星报》联合推出《水星中心新闻》的电子服务时，使用了‘一次传媒聚合’的标题。”同年，“美国哈佛大学商学院举办了世界上第一次关于产业融合的学术论坛，即‘冲突的世界：计算机、电信以及消费电子学’。参加者除了学术界以外，还包括康柏、英特尔等著名计算机整机或芯片生产公司以及软件、消费电子产品和信息服务等相关行业的人员”。1997年，在加州伯克莱分校举行的“在数字技术与管制范式之间搭桥”会议上，传播学者、业界精英与政府官员们共同讨论了融媒形态、融媒管制政策的问题。然而，对媒体融合问题真正深入展开学术研究还是从“90年代下半期开始的。这些研究主要集中于电信、广播电视和出版等部门已经显现的产业融合现象上，并以具体的案例解剖、描述性分析居多”。

科隆曾指出，“媒介融合”的实际运作早已有之。早在20世纪50年代，一些报社就拥有自己的电视台，并且共享一些信息资源。不过，从那个时候至今，“媒介融合”的概念已经历了半个世纪的演变。坦帕模式所代表的现代媒介融合方式充分说明了其更为丰富的内涵。道尔强调“媒介融合”是建立在数字、多媒体以及高速通信技术上的政治、经济上的融合；而詹金斯除了强调技术、组织融合外还注重了组织文化、全球融合的理念。

从以往的研究来看，媒体融合进程并非一蹴而就，而是分层次、分阶段来进行的。根据融合程度的不同，媒体融合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媒体战术融合。这一阶段的融合表现在各介质媒体之间在编辑业务上的联动与合作。这一层面的媒体融合并不存在统一的信息采集与发布平台，更多的是媒体之间的合作，如报纸与广播、电视的联合采访，以丰富自己的信息来源。

第二阶段为媒体战略融合，即长期的对组织结构性的整合。在这一层次上，媒体融合不是多个单一媒体的排列组合和简单相加，而是体现在组建现代传媒集团以节约运营成本、提高信息资源的利用率，一般以各类别的大众媒体创办其他类别媒体或通过并购等方式为主，从所有权上实行整合。业务上从各自独立经营转向多种媒体联合运营，在新闻采集中实现集团范围内的团队合作，共享集团人力、物力、财力资源，以降低成本。比如美国芝加哥论坛报公司“早在1993年，它就开始朝这个方向发展。论坛报公司控制着1家电视台，4家广播公司，4家日报，同时也控制了芝加哥棒球队25％的电缆电视网，掌握了美国在线（AOL）的线上服务商的股份。这家公司利用了同一批编辑人员制作各种印刷品、电视和广播节目，以及网上出版物等。它以属下的报纸作为主要的信息内容处理场，供应产品给本集团的各家网站、电视台、电台和电缆新闻网等”。

媒体融合的第三个阶段为多媒体信息平台基础上的大融合，这是各类别媒体通过新平台真正实现汇聚和融合的阶段。这一崭新的多媒体数字平台能将各介质信息存在的功能和特点汇聚一体，通过宽带或无线网络传递，到达个性化接受终端以满足受众获取信息的需求。这是未来媒体报道新闻的主要生产形式，比如上文提及的美国佛罗里达州坦帕市“媒体综合集团”的坦帕模式。该模式整合集团旗下的论坛报、WFLA电视台和坦帕湾互联网于全媒体新闻中心一起工作，遇到突发、重大事件时，各媒体记者统一行动、集体采访、相互配合，以获得多形态、立体的新闻信息。

2.2 “有限空间生态位”下的报纸会议新闻报道创新

生态学是研究生物个体或群体与周围环境之间相互关系的一门学科。媒介生态是指媒体在一定社会环境下生存和发展的状态，它包括媒体自身和相互间的平衡结构，也包括媒体集群与社会其他系统的关系。媒体生态强调互动性与联系性。

报纸媒体生态是报纸媒体在一定社会环境、宏观媒介生态背景下生存和发展的状态，是报纸媒体内部各组成要素、报纸媒体之间、报纸媒体集群与外部环境之间相互制约致衡的状态。对于报纸媒体系统而言，其生态位的定位需要比较其他类别媒介系统（传统媒体、新兴媒体等）所依赖的生存资源以及所具备的竞争优势。随着融合媒体的发展，受政治、经济、文化等外部环境影响，以及由此导致的内部自变，报纸的生态环境已经由量变上升至质变。此前传媒环境下业已形成的互动和谐的平衡状态已被打破，这需要进一步研究、调适新生态环境下报纸与其他周围环境之间的关系和相互影响。

2.2.1 传统媒体下报纸的媒体生态观：有限空间生态位

人类历史上曾出现过两次真正的革命，一次是“农业革命”，一次是“工业革命”。当前人类社会迎来了第三次革命，有人称此为后工业时代、后现代时代，还有一个普遍的看法是，即将来临的时代是一个“人类生态学时代”。在这个时代，“人类生态学将起关键的作用。在我们为达到这一新时代而努力的过程中，那种认为人的因素是一种有意识的、有目的的成分，是积极有益而不是消极有害因素的生态学观念，必将成为有指导意义的原则”。

生态学（Ecology）概念，最早由E·海克尔（E.H.Haeckel）于1866年提出，他认为“生态学”是“研究生物体同外部环境之间关系的全部科学”的称谓。

作为生态学的分支——媒介生态学，从最初的学术来源来看，起源于20世纪30年代的北美。刘易斯·芒福德（Lewis Mumford）作为先驱者，从苏格兰生物学家戈德（Geddes）提出的“人类生态学”思想中获得启示，首次把媒介与生态联系起来。“尽管芒福德将媒介与传播学、文化、科技和城市放在一起研究，并没有把‘媒介生态学’独立出来”，但是他在《技术与文明》一书中论述的“技术与文明”之间的关系最早蕴含了“媒介生态学”的理念。

美国威廉·帕特森大学林文刚教授撰写的《媒介生态学在北美之学术起源简史》认为，“媒介生态”研究最早可以溯源至20世纪60年代的加拿大传播学者马歇尔·麦克卢汉（H.Marshall McLuhan）。他的老师哈罗德·英尼斯（Harold Innis）作为政治经济学家和传播学者，其著作《帝国与传播》和《传播的偏倚》，最早提出了传播媒介时空“偏倚性”是如何影响文化的观点，极大地影响了麦克卢汉。

麦氏在《古登堡的银河系》和《理解媒介：人的延伸》中提到的“媒介即讯息”、“冷媒介、热媒介”、“媒体是人的延伸”以及“地球村”等经典观点，隐喻地指出了“媒介生态”一词的意涵，引导人们理解媒体技术对社会及文明发展在深度、广度上引发的结果。

这些学者认为，“媒体生态”是研究生态环境各要素的共存关系，终极目标是“从生态想象介入传播研究，在负责的社会生态体系内，透视人、媒介和社会各种力量的共栖关系，以期望达到生态平衡”。尤其是近半个多世纪以来，人类社会“环境整体化”倾向越发明显，与此同时，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对立和紧张关系，也迫切需要用新的知识进行融通和调适。“一方面，人类通过技术比以前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更强烈地相互依赖。由于广泛的生态关联，每个人都在更高的程度上成为整个体系的一部分；另一方面，人与人之间变得更陌生了，每个人在这庞大的体系中生活都感到更不安全、更无保护。这样，我们面临着一场根本性的转变，面临着争取建立人际相互理解新基础的任务。”正是在这个强大背景上，媒体生态学日益获得了现代意义。

邵培仁在《传播生态规律与媒介生存策略》一文中指出：“用生态学中生态位规律的观点看，任何一种媒体都必然有其特殊的时间与空间上的生态位（Niche）。”邵认为广播和电视属于诉诸时间存在的时间生态位，而报纸、杂志、书籍同属于空间生态位，但报纸生产周期短、单篇字数短，而书籍正相反，杂志居于前两者之间。

比较传统媒体，新媒体在数字信息压缩存储、网络、通信技术的支持下，时间、空间均得到丰裕性扩展，使得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媒体占据时间、空间两个生态位，表征出“无限生态位”的强烈特征。对比新媒体的信息巨量性，报纸诉诸空间存在、版面有限，即使进入百版的“厚报”时代，其传递的信息容量仍然受到很大限制，因此我们把报纸自身生态特征进一步定位于“有限空间”型，也就是原有的报纸媒体生态环境属于“有限空间生态位”。这形象说明了报纸作为印刷媒体诉诸空间存在、以静态视觉符号传播、使用复杂语言符号的特征，同时由于保存时间长久，比较适合会议新闻报道，但在报纸内容提供上受到局限。即便如此，报纸仍然在内容选题、信息定位、角度切入上讲究了最大范围的创新、扬长避短，最大程度满足了受众对会议新闻的需求。

2.2.2 “有限空间生态位”下的会议新闻报道创新

报纸“有限空间生态位”时效性、直观性弱的特性，使得这个诞生最早的大众传媒受到广播电视以及新媒体的强烈冲击。中国人民大学匡文波教授在其《纸质媒体还有明天吗？》一文中尖锐地指出：100年后，人们将只能在博物馆中见到纸质媒体。匡教授还在文中指出，在便携性、权威性、真实性、经济性、阅读习惯、健康影响、保存性等方面，新媒体尤其是3G手机，比起传统纸质媒体具有更多的优势。

但系统论告诉我们，总的媒体生态空间是由不同生态位的媒体构成的，缺乏任何一种，媒体生态系统就不完整，就无法满足受众对信息获取的全面需求。这直接说明了媒体生态系统的完整性仍然离不开报纸次系统，缺失报纸的存在，该系统的运作就会有缺陷。反映到会议新闻报道传播上，就是无法满足受众对会议信息及重要资讯的全面需求。因此长期以来，报纸积极面对竞争，在积极融合其他媒体的同时，也注意精准定位有限空间媒体的生态位优势，避开劣势，形成错位竞争，在充分发挥空间传播优势的基础上，推出了一些巩固自己生存空间的策略与变革。

2.2.2.1 以独家报道突破时效性的局限

作为空间媒体，报纸产品具有空间凝固性，与时间一维流动性相对，它一旦成品就不能改动。对下一秒发生的新事件、新活动，报纸没有任何办法改变，除非推翻重写、重编排、重印，因此时效性受到极大限制。

就这一点而言，与占据时间生态位、顺应时间流动性传播的广播电视或者网络相比，报纸在会议新闻报道中在时效维度上呈现出天然弱势，在各媒体都给予密切关注、全力抢夺新闻报道时，报纸在时间上几乎不可能抢到第一落点。这种时效维度上的天然弱势，驱使报纸在会议新闻报道中，尽量避开与诉诸时间存在、占据时间生态位优势的广播电视以及无限时空优势的网络在时间效度上的直接竞争，强调空间优势，采取新颖、独特定位战略来致胜。也就是在新闻线索、新闻报道主题上力取新意，形成差异性竞争，以独家线索、独家主题、独家视角的方式来报道重大会议新闻。

2.2.2.2 高品质信息应对“版面有限”的缺点

报纸诉诸空间存在、版面数量、信息容量的限制，即使为之扩容而出现的“厚报”，“比如《纽约时报》1983年11月3日星期日版出版了1572版，重量4.5千克多”，其版面数量仍然是有限的，无法与新媒体相媲美。但报纸有限的容量在信息提供数量受限的同时，也凸显了其在信息质量上的张力。报纸在进行新闻报道及信息提供时，由于“有限空间生态位”的束缚时刻提醒自己在信息筛选、编辑上要体现报纸的编辑、方针政策，要从目标受众需求出发，对文字、编排、版面设计等实行高要求，同时注意通过编辑语言及手段的综合使用将受众注意力引导到重要的、新闻价值高的信息上去。这种过程表现出来的特质对于重大政治、政策性信息传播的会议新闻报道更为可贵。

2.2.2.3 “深度解读”突破“直观性匮乏”之囿

报纸的“静态视觉”传播，在对新闻事件的信息还原能力上，文字符号和静止的图片达不到电子媒体给受众带来的直观感受，这决定了它无法直观再现报道现场，无法像占有时间生态位的电子媒体那样随时间流动发展来报道事件原生态。因此在反映事件的过程中，报纸传播手段相对间接，信息编码到解码的程序在受众个体那里相对声像符号更为复杂，要让受众身临其境地感受新闻事件要更费周折。在对重大会议新闻事件进行报道时，报纸难以在直观性维度上与动态信息传递、实时还原事件过程的视频媒体相媲美。即使使用图片直播的方式，仍然难以按时间流动、帧点方式呈现事件原貌，难以让受众身临其境地感受新闻。报纸视觉阅读分离总体感官而带来的信息解读间接化，不像音视频信息，它需要受众具有一定的阅读与理解能力。但这对于政治性、政策性强的会议新闻与会议资讯传递而言，却具有极佳的介质特性。这是因为会议信息符号与内涵往往具有深层意义，需要受众花费时间反复咀嚼与理解，报纸的空间存在和可长时间保存的特性有利于受众的深层接触。同时，会议新闻报道本身不仅仅提供表层信息，更为重要的是要能够说服受众，引起受众心理及行为上的转变。这就意味着报纸在会议新闻报道中，可以利用空间存在的优势，提供相应背景和未来趋势解读，加强深度引导，提升受众对会议新闻信息与资讯的理解，提高会议新闻报道的影响实效。

2.3 报纸“无限生态位”媒体环境的思辩性重构

报纸作为媒体次系统，形成的媒体生态环境蕴含各种要素，受特定时代的政治文化体制、经济发展水平、社会生活形态和媒介本身的属性、话语立场、人文精神以及受众的教育水平、文化境界、群体背景属性等因素影响。报纸与其他媒介系统、社会系统制约相联，发生着密切的联系。在系统运行及发展过程中，报纸构成要素之间、报纸之间、报纸与其外部环境之间已经形成的相对平衡结构受融媒冲击而出现失衡，这种失衡不利于人类社会生产和生活的健康发展。这就意味着报纸在融媒进程中要将“有限空间生态位”特征转向“无限生态位”，这也要求报纸媒体针对这种变化进行系列调适与变革。

需要说明的是，“媒介生态”在西方学者那里，论述主要集中在技术或者媒介对文化及人类的影响，或者说对媒介的使用本来就构成了文化的一部分，但是文化和人类对媒介的反作用则被忽视。西方学者所忽略的文化（特别是政治文化）对媒介的反作用，或者说人类对媒介的使用方式、社会意图等，它们对“媒介生态”的构建和平衡发展恰是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以邵培仁教授为首的中国媒介生态学研究，将重心从西方的“影响它者”维度转向“受影响”的媒介存在和发展，这十分贴合中国的国情，尤其是与政治命脉联系紧密的会议新闻报道。一般来说，报纸“无限生态位”下的媒体环境由媒体控制、竞争环境、受众环境、技术环境等构成，由于技术环境是融合媒体发生的基础环节，在本文其他章节中多有涉及。下面主要从其他三个角度展开分析。

2.3.1 控制环境：新闻规制的改革与建设

媒体传播业作为社会有机体的“中枢神经系统”、敏感地带，从其诞生的那刻起，必然受所处时代国家、地域的各种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制度影响。

从新闻本身的发展历史来看，新闻业利用舆论影响在社会影响力上日益形成“第四权力”，它一方面监督了行政权力的滥用；另一方面也带来了新闻自由、权力使用无序状态，导致了社会责任理论的产生。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没有自由的传播是不正常的，同样，传播如果失去适当的有益的控制也是不可想象的。在某种意义上说，没有控制也就没有自由”。

从系统论角度出发，媒体系统作为经济属性、意识形态属性合一的特殊领域，对受众系统、社会系统有着不可低估的影响，同时由于媒体与其他社会子系统的相互依赖性，特别是其相对于政治系统、经济系统的受支配性，决定了它受控制的必然性。媒体系统的重要影响力，决定了上层建筑的政治系统要从自身的利益出发对之加强控制。

从传播学控制角度分析，传媒在进行信息报道时，面临着所在社会特定的政治、法律、法规、政策及文化习惯构成的“潜网”的深层控制。新闻社会控制的方式很多，其中最主要的有新闻伦理控制、新闻规制、经济集团控制和媒介所有者控制，新闻规制是对新闻事业比较广泛并且最具影响力的控制。“所谓新闻规制是指政府或社会为实现新闻事业健康发展的目标而对参与新闻活动中的各类行为主体做出的各种直接或间接的具有法律约束力或准法律约束力的限制与规范。新闻规制包括法律规制、行政规制、社会规制和行业规制四个基本方面。”

政府对新闻规制的方式方法会随着具体情况、对问题认识的深入和规律性的进一步把握而演变。有学者对我国的新闻规制变化进行了概括梳理，其脉络主要沿着合并、撤销、压缩报刊，规范内部报刊发行，新闻集团化建设、注重培育新型舆论导向轨迹发展。

1989年，中办、国办15号文《关于压缩整顿报刊和出版社的通知》要求“大力压缩”报刊。

1992年，中宣部、邮电部、新闻出版署联合发文《关于制止报刊征订工作中不正之风的通知》，对严格执行政策、规范内部报刊发行等做了原则性要求。

1994年，新闻出版署356号文《关于书报刊音像出版单位成立集团问题的通知》是对集团化建设的第一个明确文件，虽然只是框架性的意见。

1997年，新闻出版署117号文《关于报业治理工作的通知》的主旨是“取消内部报纸，压缩公开报纸”，查处“挂靠”办报、个人承包办报，主管主办单位不履行职责的，坚决停办。

1999年，中办、国办30号文件《关于调整中央国家机关和省、自治区、直辖市厅局报刊结构的通知》，要求厅局报刊精简、划转、合并、撤销，少数保留的一律自负盈亏。

2000年，中宣部、新闻出版署联合出台《关于建立违纪违规报刊警告制度的意见》及其实施细则，针对的是导向把关问题。

2001年，中办、国办17号文件《关于转发〈中央宣传部、国家广电总局、新闻出版总署关于深化新闻出版、广播影视业改革的若干意见〉的通知》，明确了深化新闻传媒业改革的指导思想、方针原则，改革的总体要求、基本格局，改革的主线（“以结构调整为主线推进改革，控制总量，合理布局，盘活存量资产，优化资源配置，发展集约经营，形成规模优势”）和重点（“积极推进集团化建设，把集团做大做强”），改革的组织领导等。“2003年6月，中央召开文化体制改革试点工作会，中央负责同志在讲话中明确将文化产业分为公益性的文化事业和经营性的文化产业两大类，提出党报、党刊和重要出版社实行国有事业体制，广告、印刷、发行、传输等经营性部分可转制为企业。经批准，可以转制为企业的部分报刊社、出版社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同年7月，中办下发《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治理党政部门报刊散滥和利用职务发行，减轻基层和农民负担的通知》（中办发［2003］ 19号），文件明确指出除党报、党刊外，其他报刊必须与主管、主办单位‘管办分离’。文件规定政报、公报、文告实行免费赠送。除三级（中央、省、市）党报、党刊仍由党委主管、主办外，其他报纸一律管办分离，实行自主经营。结合中央文化体制改革的指导精神，对报业实行分类管理制度，把党报、党刊归入到公益性事业范畴，实行国有事业体制；其他实行管办分离的报纸，主要指行业类、专业类及部分综合类报纸，原则上可以归入经营性文化产业范畴（具体范围有待管理部门进一步明确），属经营性产业的报纸可整体作为公司治理的对象建立和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实行国有市场运营。”

总体来看，新闻规制十多年来的演变主要体现为：“①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由直接命令向行政管理与市场（资本）手段相结合转变；②由微观干预向调整结构和资源配置转变；③由‘被动’查堵治理、整顿压缩解决问题，向靠发展（大力推进报业集团化建设）来解决‘散、滥’问题转变。原来的一些严格、苛刻的具有高度计划管制色彩的规则条款因不合时宜、不适用而‘自动失效’，同时，一些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新的规制政策又在逐步建立健全。这种放松规制与强化规制并重的特征，是由转型期的社会现实内在决定的。主管部门在新闻规律中的越位与缺位问题，也在这种演变中得到很大程度的解决。”

简言之，我国新闻规制从行政命令逐步在向与市场结合转变，强调组织机构调整和资源优化组合，加强了报业集团、媒体集团并合的推进性发展。

由于新闻规制具有法定、行政的强制力，因此在新闻实践中，新闻规制解决了新闻伦理在实际解决、处理新闻侵权纠纷时往往无力的问题；同时协调了新闻界、受众和政府三者的关系，让社会得以和谐发展。因此在融媒进程中，应对新型媒体环境的出现对新闻规制进行进一步的改革与建设，小到对报纸做好会议新闻报道，大到对新闻事业的发展，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2.3.1.1 “无限生态位”下新型规制原则

科技进步的速度和频率超乎人类想象，新闻规制很难实时跟进媒体技术、媒体实践的高速发展，但仍然可以从框架角度为融合提供蓝图。“科学技术进步常常发生在法律变化之前，这是因为规制需要时间去实施，而技术总是不断变换着和前进着。但是从规制为变革提供构架而言，它是媒介融合出现的一个关键因素。”媒介规制的变革乃是“媒介融合”的必要前提，其力度、广度与深度直接影响着融媒进程。目前，国内的新闻管制问题不是是否要放松管制，而是应该界定放松管制的时机和尺度。比如地域壁垒造成我国媒体在某个媒体市场往往由该地域的报业集团或传媒集团垄断，其他地域的媒体很难进入；甚至集团内部各介质间都因为行政组合的“拉郎配”不能共享新闻资源，因此融合媒体的自由流通日益需要宽松的政策环境予以保障。

目前，国内一些具有前瞻性的媒介集团已经积极在全媒体层面进行变革，以加强新闻传播效率、提高市场竞争力，但新闻规制的政策瓶颈严重阻碍着集团改革。从这点可以看出，我国的新闻规制改革迫在眉睫，同时，会议新闻报道涉及到的重要政治性信息的透明公开程度，也需要以“无限生态位”为特征的新型规制出台。一般来说，建构这种新型规制应该遵循以下原则。

2.3.1.1.1 “以人为本”的基本原则

媒介融合的内在逻辑、终极目标就是通过信息规模化生产，提供能够满足人们“随时随地”的差异化、个性化信息需求。融合媒体将受众对信息的需要向“自由、人性化”的层次又推进了一步，媒介融合的技术、经济等特性集中指定“人文性”。

融合过程中信息流通的再次平衡直接缩小了“知沟”。新媒体时代受众成为“网络公民”，共享人类知识文化的成果。相应的，作为制度规定的新闻规制也应该随着融合媒体的“人本”特性继续推进，这才符合卢梭曾经指出的“法律乃是公意行为”观点。

以人为本的基本原则投射到会议新闻报道领域，不仅是媒体社会责任感的体现、媒体成熟的标志，同时也是顺应社会、时代发展的需求。“为达到受众心理接近性，新闻传播过程中也重视采取人文关怀的形式。”因此在融媒时代，随着受众对单一新闻传播内容的物质需求转变为与情感和人文关怀的综合诉求，要求报纸在会议新闻报道中体现出一种与受众共生的人文关怀。当然，“真正的人文关怀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关爱和善意的表达，不是抽象的人道主义和空洞的泛爱精神，更不仅仅是眼泪和同情，它所揭示的是平凡的人的内在的精神、品格、信念、理想和尊严，所弘扬的是蕴于其中的质朴、坚韧、善良和互助这些美德，而这正是人文关怀所坚守的人本身的真、善、美等道德价值”。

这就需要新闻规制中要促进实现这种“人本化”，尽可能地让全社会成员都能最大化地享用媒介融合所带来的成果和利益。为此，新闻规制主体机关就需要做到两点。一是最大程度让每一个社会成员有机会参与到社会信息的传播运行中，要求政府支持、鼓励建设媒介融合系统的发展；取消束缚其发展的政策壁垒，无限发展媒介传播渠道。比如，2011年我国政府所支持进行的数字电视、IPTV等的推进就是这一宗旨的行为体现。二是让媒介接受终端的服务效果最大化，即在技术设备和内容资源上进行全面的开发和多层级的组合应用。政府的政策制度要鼓励各种技术创新，允许竞争进入终端设备的生产与服务。

2.3.1.1.2 鼓励竞争下的“均衡”原则

在西方环境伦理学领域，非人类中心主义逐渐占据主流。在《大地伦理》中，利奥波德提出了一个基本道德原则：“一件事物，当它倾向于保护生命共同体的完整、稳定和美时，就是正当的；反之，就是错误的。”这一原则被环境主义者视为“金律”。

媒介融合中的新闻规制也适用该原则。传统媒体产业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其产业属性归属垄断。随着融媒发展，这种垄断状态日益为市场需求所打破，现在的规制是在垄断作用力和竞争作用力这两者的博弈中不断发展，并且只有当两者力量呈现均衡状态时，所产生的利益率才是最大的。

这种以“均衡”为目标来调适垄断作用力和竞争作用力的行为，即在规模化、垄断化的属性空间鼓励最大化的竞争机制，延伸出新闻管制两个范畴的内容：一是竞争中的标准化进程，这似乎为垄断提供了便利；二是反垄断中的鼓励竞争。这两者看似“黑、白”性质上的悖论，实际上却是国家对新闻的有效规制和刺激竞争发展的力量平衡。对目前中国的媒体生态来说，放松管制、刺激竞争才能够与行政性垄断媒体力量取得“均衡”。“20世纪80年代以来，放松规制和引入竞争的浪潮几乎席卷了全世界，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试图通过对自然垄断行业实行治理结构上的变革和创新达到改进效率、降低资费的目的。”

自从美国《1996年电信法》颁布实施起，世界各国就先后开始了产业政策的修订，积极鼓励产业融合，促进竞争。许多国家政府从小到大逐步放开竞争。如英国1984年开始采取“双寡头垄断政策”（duopoly policy），1991年发表“竞争与选择：90年代的电信政策”白皮书，终结了执行七年的双寡头垄断政策，宣布电信市场对内全面开放，对所有具备条件申请者颁发许可证，且不限制许可证数量。1996年，美国政府颁布的新电信法（Tele communication Act）为媒体融合提供了少有的扩大经营业务的机会。2003年6月2日，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FCC）宣布放松其对报纸和电视台所有权的限制，允许同一媒体集团同时拥有一家报纸和一家电视台。而欧盟委员会早在1987年就颁布了电信绿皮书，核心内容是：“①电信服务与装备的自由化；②电信网络接入条件的统一、一致；③对在位电信营运商适用竞争规则。接下来的十年，该绿皮书规定的计划为不同指令所实现，从而导致电信服务和基础设施市场的自由化。”

为了推进竞争，20世纪90年代，我国开始了推进融合媒体的进程，但“积极推进三网合一”的理想目标与鼓励公平竞争之间还存有距离。相对于我国媒介融合的进一步发展来说，目前重要的仍然是放松规制，消减各种壁垒，鼓励民间、外资投资的进入，这将是今后政府规制制定中的一个更为复杂、更需着力的部分。

2.3.1.1.3 模糊性下的“统”“分”原则

模糊性是由于事物类属划分的不分明而引起的判断上的不确定性。例如欢乐与非欢乐没有明确的划分，在判断某人是否欢乐时没有明确界定，这就是模糊性的一种表现。“媒体系统与其他系统一样，都存在随机性等不确定性，模糊性是与随机性不同的另一种不确定性。随机性是由于条件不充分而导致结果的不确定性，它反映了因果律的破缺；模糊性所反映的是排中律的破缺。随机性现象可用概率论的数学方法加以处理，模糊性现象则需要运用模糊数学。”

融合媒体中，由于数字技术、网络技术、电子技术的发展，各媒体介质之间的界限不再清晰，出现了相互交融、渗透的情况。这种媒介模糊性可以说是媒介融合进程中最具变革意义的特性，由此也挑战了原来的以介质形态划分的新闻规制。

从所属外部系统来看，报纸子媒体系统与其他媒体系统、社会系统相交，各主体间既有共同性又有差异性，因为具有共同性所以能够相交在一块，又由于差异性的存在导致模糊性、不可界定性和不稳定性。从媒体特性来看，报纸与其他媒体类别融合，使其传播既有报纸属性，又具有非原生态报纸的属性。两者间相互交融，无法界定，比如报纸报道中使用网络、手机的“微博”传播手段来增加有效接触受众的实效性。另外，这种模糊性不是静止的，它的不确定性又在不断变化发展。从这两个角度来处理模糊性，把握的总体原则就是有“统”有“分”，即用统来处理媒体的新闻规制原则、方向性问题；而对于涉及具体手段等问题则适用差异性的“分”，以适应这种新型媒体生态环境的需要。

2.3.1.2 建设以法制为基点的新型新闻规制体系

时至今日，我国的新闻规制仍然是以党和行政领导为主的管理模式，并没有被纳入法律议程。这种新闻规制以“喉舌”公器论为价值核心，规制的内容及设置程序都围绕此展开，这在实际运行中很难超越“规制机关越位或缺位”的固囿，很难取得规制实效，更难以保障会议新闻报道的有效进行。

由于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代表贫富分化系数的“基尼指数”不断上升，社会潜藏着重大冲突，而很多重要会议的召开都是以解决社会热点、难点为目的。如何建立畅达、有效的社会沟通机制，提供宽容的公共话语表达空间来满足社会多元化的利益诉求；如何将会议新闻更大范围的到达目标受众，以消除社会隔阂与社会偏见、解决社会冲突，这是目前报纸所共同面临的重要课题。

缺乏法律为支持的新闻规制，往往存在不公平和随意性问题。新闻规制机关在制定措施时往往面临信息不准确、不全面的情况，难以保障有效的规制出台，甚至出现规制机构被相关利益集团俘获的现象。因此，现有的以行政方式确定的新闻规制难以保障媒体、受众的信息传播与接受需求，需要建立以新闻法制为主导的规制体系，以保障报纸能够利用融合媒体做好会议新闻报道，满足受众信息与交流互动等需求。

2.3.2 竞争环境：“垄断”属性转向垄断·竞争并存

传统媒体生态环境下的报纸，与其他大媒体产业中的传媒产业和电信产业一样，在早期属于自然垄断产业，即使在数字化时代，报纸业态若按自身发展逻辑来看仍具有自然垄断产业属性。“因为自然垄断（Natural Monopoly）是指其主要业务具有规模经济效益，需要大规模规定资本投资，边际成本不断下降，具有网络效应的产业。”

有学者研究发现，在融媒进程中，由于技术条件的变化使得这种自然垄断特性趋于弱化。这是因为技术进步使得报纸运营成本，特别是固定资本的投入大幅度降低；技术的进步降低了报纸的经济规模，使生产与传递信息的规模经济效应趋于弱化；替代技术的发展和网络融合的趋势使异质竞争成为可能，等等。最为关键的一点在于，技术上的互通改变了报纸“网络效应”的自然垄断属性，因为互联互通技术可以把其他介质传播容易的网联在一起，同样可实现报纸所具有的规模效应。

媒介融合形态做强做大的本质特性要求报纸媒体集群形成新的自然垄断，这种本能的驱动力受到差异化、多样性的市场需求召唤完全竞争的冲击，市场对差异化的寻求分化着“规模效应趋向垄断”的特性。但数字、网络等技术标准逐步对接统一的特技又在强化规模效应，这进一步说产品差异化与报道提供信息的数字标准化成为一对反作用力，报纸融合媒体过程中逐步实现的技术标准化最终会形成垄断，而产品差异化的发展逻辑又是要分化垄断。这样看来，报纸融媒竞争环境的属性可以描述为“垄断·竞争”。

随着融媒进程的推进，网络技术发展弱化着报纸的自然垄断特性。这是因为报纸通过融合网络聚合着分散在各处的相似性的受众需求，聚“少”成“多”，完全可以不再通过大规模生产提供巨量产品就能实现利润；同时，技术的发展降低了报纸采访、编辑、发行的运营成本，让生产与传递信息的规模相关性降低；另外，网络互通技术也可以把其他介质传播便捷地网联在一起，实现规模效应。但媒介融合形态做强做大的本质特性又要求报纸媒体集群形成新的自然垄断，强化“规模效应趋向垄断”的特性；与此同时，数字、网络等技术标准也在强化着这种规模效应。

这样，在报纸融合媒体过程中，一方面，技术发展下的垄断特性一再减弱，另一方面，技术标准化又再次形成垄断。这样看来，报纸融媒下的竞争环境属性可以描述为“垄断·竞争”。

由于中国的国情现状，仅凭市场竞争的自然作用力难以平衡垄断与反垄断之间的博弈。因此，只有通过政府鼓励竞争的规制手段，让以法制为基点的规制加入到平衡“垄断与分化”的过程，实现报纸信息标准化和差异化提供的集约性规模化，以此最大程度满足受众个性化需求的调适，这样才能带来报纸报道的最大收益。

2.3.3 受众环境：第四代“参与式”媒介素养的培养

媒介素养（Media Literacy）这一概念缘自英国，媒介素养与其他素养一样已成为现代人的基本素养。正如新闻传播学者喻国明所认为的，“现代人的媒介素养跟他的法制素养、道德素养、科技素养一样，已成为现代人的基本社会素养”。

随着报纸由“有限空间”报道向“无限生态”传播的发展，内容生产、渠道融合及终端融合之间不断演绎着新关系、新内涵。“媒介素养教育的泰斗级人物马斯特姆（Masterman）将英国媒介素养教育的发展与意涵划分成三个阶段，分别是保卫精英文化、欣赏流行文化、对媒体的解构。”“在过去的几十年间，媒介素养范式经历了从保护受众、辨析媒介内容、批判媒介内容到参与式行动四次变化。”

保护受众范式第一代强调要引导公众尤其是青少年抵制不良媒体信息的影响。“20世纪30年代，随着广播、报纸、电影等大众传媒日趋活跃，随之产生的流行文化和价值观也开始渗透到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大量的有悖于传统文化和价值观念的传播内容，开始影响人们的价值观和价值取向，在这一背景下，英国学者提出了媒介素养这一概念，旨在通过倡导开展对公众尤其是青少年的媒介素养教育，以此教育学生‘认清并抵制’大众媒体的消极影响。”

第二代强调公众要加强对媒体信息良莠的识别能力。20世纪五六十年代，在传播科技的推动之下，传播媒介飞速发展，强调加强对媒体内容选择和辨别的分析范式诞生。这种范式认为，不是所有的媒介内容都是有害的，关键是如何引导受众进行明智的选择。人们需要提高的不是免疫力而是分辨力，以辨别媒介的内容和品质，根据自身的需要进行选择。

第三代是20世纪80年代的批评范式研究，注重培养公众对媒体信息“非镜子式反映”的认知。更准确地说，“媒介向我们提供的是经过人工精心建构（constructions）的产品，这种产品反映着生产者的各种选择和判断，是多种因素影响的结果。媒介素养教育致力于解剖和辨析媒介的建构，使人们得以洞悉其中的机理与因果联系”。

前三代的研究范式，媒介素养的培养重点放在对媒体提供内容的获取、使用与评价层面。但在融媒时代，媒介信息的传播扩及“地球村”，信息的海量和良莠不齐的特性要求受众具备一定的理性媒介素养来甄别、理解信息。与此同时，媒介技术全球化更新，受众掌握了新媒体技术，使得他们在媒介生产中的自主参与性越发强烈。受众创造、解读和传播媒介文本的需求及能力得到无限释放，其在媒体报道中的身份从接受者转向生产、接受两重兼具的角色。因此，媒介素养的内涵进一步发展，进入到“参与式”媒介素养时代。

2.3.3.1 培养“参与式”媒介素养的必要性

1992年，美国媒介素养研究中心将“媒介素养”定义为选择、解读、评价、思辨媒体信息的能力，即“人们面对媒介各种信息时的选择能力、理解能力、质疑能力、评估能力、创造和生产能力以及思辨的反应能力”。我国于1997年引入这一概念，在强调媒介素养重要性的同时，将研究视域集中在美国学者研究的领域。目前来看，这些媒介素养内容的设定比较静态、笼统，尤其缺失受众“参与”信息生产的素养要求，需要对此进行一定的调整。这是因为“媒介素质不仅包括接受媒介产品的能力，而且包括用独立的、批判的眼光看待媒介内容和建设性地利用媒介的能力；媒介素质不仅是使用媒介的需要，还应该是一个现代社会公民素质的一部分”。

首先，“利润原则”驱使出现在受众面前的信息往往以感官性、浅层性为主，诉诸理性的内容渐渐失去市场。这种直观、简单的内容弱化着受众对文化的深层次思考，让受众失去了哲思习惯。受众加工、解释、处理、创作信息的过程日益转换为“感性化”的粗略加工，价值观念、审美观念最终演变成一种浅薄的形态，这就需要通过受众媒介素养的培养来提高理性思考能力。

其次，受众在融合媒体的支持下，从以前的受者转变为传受角色共存。受众能否负责任的行使话语权、保证媒体传播内容的健康性，这也需要培养媒介素养。

最后，信息“地球村”也要求受众具有一定的媒介素养。全球化的经济、政治发展推动着文化传播的全球化，我国受众能否客观、理性地分析外媒信息，同时负责任地传播代表我国民族文化生命力的内容，这也需要受众具有与之相对应的媒介素养。培养受众的媒介素养，极力打造“共通的意义空间”，有利于中国受众融入到文化全球化进程中。

2.3.3.2 媒介素养核心：重塑受众主体意识

在媒介素养的论述中，一般会涉及语言学、心理学、哲学以及艺术研究四大领域。美国学者凯瑞·巴扎尔盖特指出，“媒介素养的构成包含：①技术和应用层面，即能从事媒介部门的工作；②语言、语义、美学和价值观层面，对媒介内容的鉴赏与辨别能力；③结构层面，媒介部门的结构、经营管理等方面知识”。

2007年底，上海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以“媒介素养与公民素养”为研讨主题，探讨了媒介素养教育的属性、本质与未来发展等议题。这次会议上还讨论了融媒时代的公众媒介素养构成层面必须围绕什么为核心的问题，提出了必须要以培养受众的主体性意识为核心，指出了两者间紧密的依附关系。尤其是随着媒介传播的全球化，培养具有独立思考主体意识的受众极其重要。

新近有学者认为，“作为媒体素养教育，过去以来一直强调透过教育阅听人从媒体所建构的框架中释放出来，并赋权阅听人近用媒体的能力等基本架构，予以反思与提出其它发展的可能性”。这是因为新媒体时代文化的快速消费性和以视频为主的信息形式，简化了受众接受信息的思考程序，让受众远离了印刷时代理性、深邃的特质。这样的情形下，受众能否保持文化消费中的清醒认知、提高信息品质识别能力、保持自身的创造力和想像力，树立人格主体意识就显得极其重要。

另外，数字、网络、通信等技术的发展，极大地改变了社会信息生产力，也方便了人们的信息接受过程。借助新媒体，信息传播衍生出新的形式，文化消费的自由假象容易使得一些内容及思想观念的操控实质被隐蔽，受众的批判能力下降。同时，借助于技术大量涌现的信息使得受众基于生理需要的“本我”信息得到极大的满足，而自控的“自我”及理想的“超我”多层次、理性的人格信息却被单一不健全的“本我”信息淹没。人类文明的高度发展需要高品质信息的支持，因此，树立主体人格，帮助主体从信息迷失状态中脱身、积极吸收“自我”、“超我”信息，对社会进步尤其重要。

主体意识反映了受众能否发挥主观能动性，在使用媒体中积极的畅所欲言、表达意愿，这也直接影响到党和国家对舆情的把握、对受众舆论的引导。因此，素养结构的调整要先从重塑主体性着手，这样才能培养出融合媒体时代需要的全面、准确、到位的受众媒介素养。

2.3.3.3 建构新型媒介素养能力结构

媒介素养范式的四次变化，揭示了媒介环境的改变对媒介素养培养目标与结构的影响。不同的媒介环境和传播模式下，媒介素养的内涵不同，随着媒介环境的改变，受众的媒介素养能力结构也在发展变化。

全球化促成了文化、学科知识突破地域界限的融合，这也说明在以往基础上建构的媒介素养结构已经落伍，需要重构受众的媒介素养结构。美国召开的全国媒介素养引导人会议，提出媒介素养除了被动接受信息外，还强调了生产多形态信息能力的素养。

这种素养结构还应该具有开放性，应该与时俱进，不断随着时代、实际的变化而发展。进一步说，融媒时代重构受众媒介素养能力结构是要在原来获取、甄别、批判媒介信息角度的基础上增加参与使用能力。具体地说，这种“参与式”媒介素养能力结构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2.3.3.3.1 接近、使用媒体的能力

我们在探讨媒介素养时，关注的最根本问题其实就是使用媒介的能力。“媒介素养教育信守变无止境的原则，它必须不断发展以应对随时变化的现实。”能力结构的调整并不是要取消公众已有的媒介使用能力而换上别的能力，而是在原有能力的基础之上，使某些能力得以整合以应对新出现的问题。其中包括物质层面的，如使用媒介技巧的能力，即应用多媒体技术、网络技术的能力，同时也包括思维层面的分析、评价、批判、质疑能力。“媒介即讯息”直观地说明了媒体技术的发展对人类社会、人类文明史进程的巨大作用。媒介技术属性不仅改变了信息的性质与形态，同时也变革着人们的认知方向和认知方式。印刷术的发明和改进以及此后电在传播领域的应用，带来的不仅仅是社会结构层面的变化，而且是更为深刻的人类景观、世界格局的改变。

伴随着电子技术的巨大发展和广泛应用，媒介正在构建人类公共领域的全新方式，它再一次引致了人类感知、生活结构、世界秩序的“内爆”，媒介全球化使得这种“内爆”比从前加剧了。而媒体技术的更新又需要受众能够及时跟进，否则就无法利用或使用媒体。近些年来，自媒体的发展及广泛使用，使得公众参与“公共领域”的交流增多，引发了民主政治的进步与变革。而受众能否在此过程中跟进媒体技术的不断更新，正确使用并使用好新媒体，直接影响到受众利用媒体表达、传播的权利。同时，接近、使用媒体的能力还需要受众培养起自身跨文化交往沟通的能力。在语言符号共通的基础上，了解世界各国文化的真实内涵；在接受全球化标准逻辑统一的基础上，坚持民族文化的发展，并且通过对话的方式扩大相互间的了解。这里既要避免对外媒报道盲从的误区，也要防止全盘拒绝的极端。这两种极端都是不健康的，是缺乏媒介素养的表现。

2.3.3.3.2 分析、批判媒体内容的能力

分析、批判媒体内容的能力包括识别文化企图、媒介的建构技巧等基本观点。首先，这需要建构起对媒介内容接受、批判并举的反应模式，更为重要的是要建立起解读媒介内容的思辨模式。媒介是个复杂的组织形态，只有全面正确地解剖媒体组织，才能正确地解读媒体显示的信息，这是传媒素养教育的重点和难点。因为主宰信息本质的不是媒介形式而是内容，要通过对这些内容的深入分析，找出文本背后所隐含的意识形态企图，从而使受众保持清醒的头脑。这显然是一种典型的批判性的文化接受观念。通过培养公众文本的分析、批判能力，最终过度到使公众建立起自发“解毒”负面信息的能力。社会公众具有明辨是非、良莠和自我保护的意识，这也是全球化时代传媒素养教育的意义所在。

英国伯明翰文化研究学派的S·霍尔认为，大众传媒通过新闻和信息的选择、加工、结构化等活动来从事“合意”的生产与再生产，每时每刻为社会事物“赋予意义”，但这种“赋予意义”的活动并不完全客观中立，在其背后有利益和意识形态的驱动。因此受众在接受媒体内容、进行符号解读、解释意义的时候，同时要具有思辨批判性的思维模式，以全面解构媒体包括外媒传播的新闻与信息，探寻信息背后的实质涵义及价值观；建构集“同向解读”、“妥协解读”、“反向解读”多样化为一体的解读模式，形成真正意义上的第四代“参与式”新型媒介素养。

2.3.3.3.3 正确行使民主权利能力

受众媒介素养教育的宗旨是塑造社会合格公民，而合格公民应该具有与时代相适应的民主意识、民主行使能力，这对于我国的民主化进程、建设和谐社会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因此，要引导受众在媒体接触、使用过程中正确行使民主权利。在民主意识与能力的培养过程中，要避免恐惧、滥用两种极端。前者将民主权利的行使定性为自由主义甚至无政府主义，而产生排斥心理；后者是在脱离我国实际的情况下加以滥用，导致传播信息舆论的混乱。因此，受众正确行使民主权利的能力也是媒介素养能力结构调整的一个重点。

通过重构媒介素养能力结构，受众形成正确认识媒介、使用媒体的思想观念，明白媒介信息是建构出来的“象征真实”；拥有选择、解读、判断、再传播信息的能力；理解媒介是“合意”的生产工具，其被“赋予意义”的内容背后是相关利益、意识形态的驱动；正确利用媒体行使民主政治权利。只有这样，受众才可以在信息的海洋中自由翱翔，不再是“追求一点表面性的，可怜的信息选择权的被动使用者了”。

2.4 “无限生态位”下报纸会议新闻报道特点

在传统媒体环境下，报纸与其他类别的媒体形态比较，生态次系统自在运行强调空间存在；并由于版面有限，表现出强烈的“有限空间生态位”特征。但在融合媒体过程中，报纸结合电子传播技术、网络传播带给受众全新的认识和感知方式，从空间“偏倚”扩展至时间、空间、符号和物理结构的“偏倚”。融媒完全改变了报纸传播在传统意义上的时空观念，报纸表征要素的“文字”、“印刷”等特性，已经完全转向数字、电子的存在，有限的容量转向了时间、空间上的“无限”。报纸的“无限生态位”媒体环境引发了会议新闻报道领域呈现出类似于网络传播的一些新特征。

2.4.1 系统开放下的跨介质传递

1991年，德弗勒（DeFeleur）和鲍尔·洛基奇（Ball-Rokeach）在《大众传播学理论》提及“媒介依赖理论”（media-dependency theory），揭示了受众、媒介、社会之间存在的相互依赖关系。“媒介依赖理论揭示了传播媒介与受众、社会的紧密联系，在分析媒介相关问题时，应从不同的角度全面分析，包括受众与媒介的双向依赖联系，以及社会与媒介的相互依存关系等等。因此，传播生态系统可以大致看作是由受众系统、媒介系统和社会系统构成的。”

媒介生态环境中报纸隶属于新闻媒介，同属生态系统的一部分，与其他受众、社会系统存在联系密切。这里的报纸次系统包括两个范畴，一个是报纸媒介内部系统，另一个是报纸媒介集群与其他介质集群相互作用的整个融合系统。传统媒体下，有所界定的媒体子系统，会议新闻信息的流通由于介质的闭合不通而处于自在状态。而在融合媒体下，由于数字化和网络化的发展，使得会议信息流通冲破固囿，让比特所代表的数字信息与原子所代表的物质信息交融。二者在量上趋于平衡，相互作用、相互转化，比特信息在媒介子系统内自由流动。外部系统在“规模化”信息生产的调适下，媒体子系统由以前的“闭合”转向开放；组织媒介与自媒介、管制媒介与非管制媒介之间的信息流动频繁，各系统实现无缝对接；无限量的会议信息集中在集团或各媒体联动性的网络平台，通过平台的对冲，会议新闻信息实现平衡—“不对称”落差—再平衡的阶段变化，最后将会议新闻信息传递给目标终端。

2.4.2 数字网络平台支撑下的时效性

2.4.3 媒体革新生成海量会议新闻

融媒生态环境下，这种信息的传播在各介质的涌现、支持下已经突破树状传播成为网状传播，信息以往的全息与选息的界线已经不再存在。比如在全国两会现场，一些代表委员越过媒体组织的报道限制，直接利用手机、笔记本电脑来“织围脖”，第一时间让会议信息、资讯与受众见面，增加了会议新闻的信息量。

此外，报纸原有的、自在性的传播会议新闻的状态已经难以单独影响受众的思维和态度，媒体介质融合带来的媒体与受众之间日益交互性的信息传递，更加促使信息的海量、几何数增长。为顺应信息增量趋势，报纸积极地拓宽了传播介质渠道，交融性地利用各种传播手段。除延伸报纸原来的传统媒体功能和作用以外，报纸还通过新媒体加强时效性、互动性，为具有不同“使用与满足”需求的受众提供可供选择的余地；提高受众的积极参与性，延展他们对会议新闻报道的话语空间，增加会议新闻受众“逆向生产”的增量。加上近来会议信息公开程度的提高，使得一些为民众所关注的国计民生问题也得以更大范围的透明公开。报纸在报道更加透明化的会议信息时，也引导受众将自己关心、关注的内容进行链接性的信息传播，这进一步扩大了会议新闻在广度、深度上的海量性。

2.4.4 “深度资讯”统领下的直观感受性

融媒态势日益发展，信息公开日益践行。传媒通过融合媒体拓展了传播渠道，新媒体借助传媒强化了权威性，新旧媒体珠联璧合，共同延展了报纸的话语空间。

麦克卢汉的“媒介即人的延伸”论点极好地佐证了报纸“借壳融媒”来解决印刷媒体“分化”视觉感官，分离了认知世界的问题，使得人类的认知再次统合于“视听综合媒介”形式。这反映在会议新闻报道中，就是要在保持深度资讯提供优势上加强受众直观感受性的提升。

进一步说，受众对会议新闻信息认知的统合是基于报纸各种优势发挥的整合，即报纸通过融合媒体扩充信息量，通过多渠道传播信息，使内容尽可能零距离、全方位、立体的还原客观存在的真实现状。融媒的出现是要延展而不是丢失报纸原来的信息传播优势，即报纸原有的理性、有序、冷静的观察和分析优势在“无限生态位”媒体环境中不仅不能丢失，而应该继续发扬光大，发挥帮助人们解读新闻、解读世界，传达对社会深层关怀的权威品质。

2.4.5 传受双方交融性的互动

无限生态位下，报纸信息的生产、传递、获取已经出现颠覆性的变化。传统媒体下，报纸通过与第二、三产业中的其他产业联合实现信息的交互行为，如通过热线电话、市场调查等手段来获取受众的信息反馈。随着与互联网、手机媒体的融合，报纸双向性的信息交互功能得到改进、强化。发展至今日，在数字化技术和网络化技术支撑的信息平台上，媒介终端的交互功能更加无限发展。“生产者、接受者作为无限个体终端‘节点’可以面向整个网络进行传播，这些内容形式既可以原创、参与，也可以实时反馈，网络能够‘降低信息传递的成本导致每个个体的创新机会的大范围扩展’。”会议新闻报道中，比如两会报道，报纸就通过利用微博、论坛、博客等手段，让受众参与到两会的报道中。受众可以就自己的需求或关心的问题积极发言、提出问题，然后这些建议会作为新闻线索进入报纸会议新闻报道的视野，甚至一些受众的话语有可能直接作为传播内容加以报道，这样，传受双方就真正实现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交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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