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赵君丽
出版社：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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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金融危机下中国纺织产业升级研究——基于日韩产业升级的经验借鉴试读：
前言
从2008年开始，震惊世界的金融危机以汹汹来势冲击着中国经济，使得开放度很高的中国纺织产业经受了巨大的考验。2008年下半年开始，中国纺织工业增速显著下滑，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和企业利润的增速均跌至近10年来的最低。纺织产业受金融危机巨大冲击的原因是什么呢？纺织产业是中国传统产业的代表，自1994年以来，中国纺织产业的产量与出口总额一直位居世界第一，纺织产业的高外向度提高了产业的依附外需的风险，所以一旦外需减少，产业就会受到很大的冲击。与巨额的产量和出口量相比，中国纺织产业的技术水平和品牌占有率却未能同步提高，至今没有一个世界名牌。这种量与质的分离使得中国纺织产业缺乏持续的竞争力，导致中国在产业发展中话语权的丧失。所以，金融危机只是纺织产业受到冲击的外因，纺织产业发展的困境很大程度上是中国纺织产业内部的结构缺陷。扭转时下中国纺织业的发展困境，确保纺织业的持续增长，只有继续推进产业升级，提升纺织经济的整体抗风险能力。2010年始，中国纺织产业增长率已经见底回升，国际金融危机影响逐渐弱化，推进产业升级正是时机。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程度的不断提高和我国参与世界经济程度的不断加深，中国的产业升级不可能脱离于外部经济环境的影响。随着全球化产业升级步伐的加快，作为一个外向度较高的产业，中国纺织产业的升级必须置于全球化的背景下，根据自身的比较优势确定产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位置，从而在战略上把握产业升级的方向。
全球纺织产业当前的国际分工格局是：欧美和日本企业控制着纺织业全球价值链的高端，从事着附加值最高的新材料开发、品牌营销和服装设计等环节；绝大部分中国香港、中国台湾地区和韩国的企业主要从事一些设计开发、品牌营销及生产协调的工作；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凭借廉价的劳动力专门从事附加值最低的纱线面料的生产、缝合制作环节。由于各个环节进入壁垒和竞争程度不同、附加值不同，形成了从设计研发、纺织加工、缝合制作、生产协调、品牌营销的“高—低—高”的U形微笑曲线。
中国的纺织企业从低端环节嵌入全球价值链，当前大多仍处于低附加值的加工制造环节。由于企业从低端环节嵌入，路径依赖效应挤出了企业内部的设计、研发、营销和品牌运营等活动，而这些活动对于企业向高附加值环节升级、增强产业控制力是至关重要的，这种锁定效应可能是早期加入全球价值链的企业所未能预料到的。利用当前的困境，以利益为导向，引导企业突破发展路径的锁定，走科技创新之路，通过不断的技术和管理创新提高企业与产业的竞争力，是经济刺激计划需要解决的根本问题。
经过这次国际金融危机，中国纺织产业由价值链低端向价值链高端的产业升级的趋势正在加强，成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领域之一。当然，在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下，中国纺织业存在的突出问题也显著表现出来，如企业规模小型化、对外依存度大、自主创新能力薄弱、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滞后等。因此，后国际金融危机时期，中国纺织业发展进入了更强劲、更具进取性，同时也更复杂、更具挑战性的阶段。那么，当前中国纺织产业在面临节能减排、商务成本上升、人民币升值与贸易摩擦的内忧外患的状态下，在跨国公司买方的市场势力和国内纺织企业资本匮乏、技术落后、劳动力素质差和品牌经营水平低的不利条件下，如何利用政府的相关政策和企业的技术创新及市场创新来推动纺织产业由低附加值向高附加值攀升呢？
本书以一个背景（国际金融危机）、两个视角（“垂直分离”和“治理”）、四个步骤（现状—原因—影响—对策）为主线，采用“比较分析—理论分析—实证分析—应对策略”的研究思路，分析了金融危机对中国纺织产业的冲击及原因，寻找新背景下产业升级的实现路径，以期不断提高产业的国际竞争力。
在学术界相关研究的基础之上，本书主要做了以下工作：第一，深入细致地比较了中日、中韩的纺织产业升级。
通过比较分析，现在的中国与20世纪八九十年代日本、韩国纺织产业升级时有着相似的国内外背景，如：国内工资上涨，本币升值压力巨大，贸易保护主义盛行，新兴纺织工业国家的激烈竞争，政府转向重点支持机械电子高科技等新兴产业，纺织等传统产业被迫转型。但中国的经济实力、制造业的核心竞争力不如当时的日本，日本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已完成工业化，步入发达国家行列，而当前中国工业化尚未完成，仍为发展中国家，不仅总体经济发展水平比较落后，而且区域经济发展高度不平衡。日本的工业化是依靠内资企业出口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商品获得贸易顺差的，而中国的贸易顺差很大程度上来自外资企业的加工贸易，中国从中收获的是微薄的加工费。所以，中国的现实国情决定了我们不能放弃劳动密集型生产环节，要通过在国际分工体系中的“链中学”，最大限度地研究和学习别人先进的产品、工艺、技术、经营管理及商业模式，把价值链转变为学习链，再把学习链转化为创新链，实现价值链治理模式的转变和价值链内部的升级。此外，中国现在的时代背景已是产业组织垂直分离时代，与日、韩当时的垂直一体化时代的产业升级所适用的理论是不一样的。
日本弱化或放弃非核心价值链，把发展的重心放在设计、研发和品牌创新等高附加值环节上，大力发展技术纺织品、高档面料和时尚产业，完成了对纺织服装产业的改造，成为全球价值链的治理者。韩国在面临升级压力时，实施了产业转移、产业升级的调整措施，本国政府、产业界、企业均对设计、研发和供应链管理等高附加值环节进行了投资，成功地建立了以自己为中心的区域价值链，与欧美国家主导企业形成均衡型关系，顺利地完成了产业升级。中国可以借鉴其升级的经验，对高附加值环节进行有目的的投资，把建立亚洲区域纺织服装品牌及区域产业升级作为切实可行的升级目标。
第二，梳理了产业组织垂直分离时代所适用的产业升级的理论。
金融危机的爆发、全球价值链的片断化，与产业组织垂直一体化时代的产业升级的理论不同。本书梳理了新的背景下所适用的产业升级理论，以期作为促进中国纺织产业升级的理论指导。在理论研究上，借鉴了全球价值链理论、产业组织理论、交易成本理论和国际贸易理论的相关成果。首先，界定了产业升级的内涵，包括四种水平和四个阶段及可能的升级路径。其次，通过产业组织的结构—行为—绩效（SCP）的分析范式、传统的比较优势模型、产品内分工模型分析了产业链垂直分离下的产业升级问题。最后，对全球价值链治理理论和产业升级理论进行了融合。
第三，通过统计数据分析了金融危机对中国纺织产业的冲击及其原因。
金融危机对中国纺织业的冲击主要表现在：纺织业工业总产值增速和利润增速大幅下降；出口出现负增长；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下滑，外商投资下降；东南沿海地区遭受的冲击大于中西部和东北地区；纺织业受冲击比机电产品和高科技产品冲击小；小企业遭受的冲击大于大中型企业。纺织经济从2010年开始见底回升，因此本次金融危机对中国纺织产业冲击主要表现在短期影响。
进一步地，通过分析中国纺织业的产业组织、产品进出口和产业竞争力的特点，本书认为：金融危机期间纺织产业受冲击的原因，很大程度上源于中国纺织产业在全球价值链的低端锁定、企业规模小型化、对外依存度大、自主创新能力薄弱、自主品牌和营销网络建设滞后等内部原因。所以，想要扭转时下纺织业的发展困境，只有继续推进产业升级，提升纺织经济的整体抗风险能力。
第四，金融危机这个外部因素通过何种渠道对纺织产业升级造成影响呢？本书选择垂直分离、出口依存度和治理关系作为中间变量，通过计量检验和问卷检验进行了分析。
1.本书建立了一个包含垂直专业化比重的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的回归模型，选取了纺织服装产业的4个子行业1992~2005年的相关数据，采用固定效应的分析方法进行了回归。回归结果显示：全球价值链垂直分离对中国纺织产业的生产率起到了促进作用，对四个子行业生产率的提高也有积极的促进作用，但影响程度不同，对纺织业影响最大，其次是化学纤维制造业，再次是皮革、毛皮、羽毛（绒）及其制品业，对纺织服装、鞋、帽制造业的影响最小。这说明，在纺织产业升级方面，发展资本密集型生产环节和技术密集型生产环节能从全球价值链的垂直分离中获得更多的收益。这从实证角度证明了纺织产业高端环节发展滞后，不利于从全球价值链中获得更多资金。
2.运用中国工业34个行业的数据和15个省市的数据，对金融危机期间行业增加值和区域增加值变动率的变动与出口依存度之间的关系作了计量检验，研究的结论是：出口依存度越高的行业，出口依存度越高的省份，金融危机对其负面影响越大。而其中的纺织服装、鞋、帽制造业，皮革、毛皮、羽绒及其制品业纺织业，化学纤维制造业在34个行业出口依存度的位次分别是第四、第五、第十一和第十九位，所以纺织服装、鞋、帽制造业和皮革、毛皮、羽绒及其制品业受到的影响最大，其次是纺织业，最后是化学纤维制造业。
3.本书先后发放和回收了300多份问卷进行调研，分析了金融危机对纺织企业全球价值链（Global Value Chain，GVC）治理关系和纺织企业升级的影响。从问卷的结果来看：被调查的企业多数从事全球价值链低端的加工制造环节；自2010年以来，经营状况开始好转，产能利用率比较充分；金融危机对企业经济效益的影响突出表现在订单减少和利润减少；对外销的企业影响较大，对内销的企业影响较小，这从问卷角度证实了上述计量检验；金融危机加速了企业功能升级进程；金融危机强化了俘获型治理关系，同时也强化了关系型治理关系；企业普遍认为升级的障碍主要是缺乏人才以及缺乏设计、创意和品牌运营能力。
第五，在分析了金融危机通过垂直分离、出口依存度、治理关系的中间变量影响纺织产业升级后，中国纺织产业升级的具体措施是什么呢？本书从四个角度进行深入分析：
一是产业升级的微观基础——企业升级。本书认为，企业竞争战略应从原来注重企业内部治理转到注重企业核心竞争力和企业所处价值链的协调能力的培养上。二是产业升级的重要内容——纺织产业集群升级。从知识扩散与知识吸收的角度，本书认为产业集群升级主要取决于集群中企业自身的知识基础、努力程度和集群的知识扩散机制。企业的知识基础好，努力程度大，就容易缩小与发达国家企业的知识差距，竞争力得到提升；同时，集群内若有良好的社会信任基础，知识就容易扩散，集群更容易在龙头企业的带领下升级。三是产业升级的重要途径——产业转移与产业升级。本书建立东部—西部要素结构变动模型表明，东部地区工资率的相对上升，资本回报率的下降，将会导致东部产业链一部分环节向中西部转移，东部地区所从事的环节减少，两个地区均向产业链更高的环节攀升。而问卷调查却表明，如果原料来源在本地，东部企业更多愿意在本省市发展，而不愿向西部转移。所以，尽管我国当前客观上确实存在着产业区域转移的趋势，但这种转移趋势，实际上也会面临各种外生因素（如产业集聚效应、西部较高的运输成本、社会治安、政府的行政效率等）的制约，呈现出区域产业转移的黏性。因此，中西部地区除了保持本身资源优势外，还须加强引进先进人才和基础设施的建设，给东部纺织企业创造良好的经济和制度环境。四是产业升级的重要方向——生产者服务环节。通过实证分析发现，生产者服务业的发展对纺织服装产业有促进作用。时尚产业属于生产者服务业，大力发展时尚产业可以带动纺织制造业的升级，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本书分析了时尚产业的组织特点，提出了中国时尚产业发展的问题和政策建议。
最后本书提出了相应的措施建议：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向出口导向和内需导向并重的战略转变；通过产业转移建立自己的区域价值链；强化市场导向型的技术创新；激励企业知识学习和强化企业之间的知识交流；发展时尚产业五个方面政策建议。第一章导论第一节基本概念的界定及问题的提出一、基本概念的界定（一）纺织产业
本书中所指的纺织产业是大纺织的概念，包括纺织业和服装业两大类。之所以这样，是因为纺织业和服装业处于同一条产业链条的上下游，相互之间的联系比较紧密，两个产业正是在相互关联、相互促进中同步发展和提高的。业界有“服装的灵魂是面料，面料的灵魂是纱线”的说法，故本书把两个产业放在一起进行分析；另外，国内外的理论界和实务界通常把纺织服装产业称为“大纺织”，作为一个大的产业看待。其中，纺织业作为上游产业主要包括棉纺织、化纤、麻纺织、毛纺织、丝绸、纺织品针织行业、印染业、非织造布和纺织机械及器材行业。下游产业主要有服装业、家用纺织品、产业用纺织品等，通常把家用纺织品和产业用纺织品归在纺织产业，服装业主要包括梭织服装、针织服装、衣着附件、鞋类等行业。（二）产业升级
从全球产业链的角度，参与全球竞争的产业没有传统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之分，只有产业高低附加值差异之分。因为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有技术密集型和资金密集型环节，如纺织业的新材料开发和设计等环节；而技术密集型或资金密集型产业也有劳动密集型生产环节，如信息产业的制造环节。因此产业升级不是发展技术密集型或资金密集型产业，而是由产业价值链低端的劳动密集型生产环节向高端的技术密集型或资金密集型环节攀升。即产业升级是一个企业或经济体提高迈向更具获利能力的资本和技术密集型经济领域的能力的过程，表现为产业由低技术水平、低附加值状态向高技术水平、高附加值状态演变的过程（Gereffi，1999）。
产业升级有两种：一种是产业内升级，另一种是产业间升级。全球价值链理论对这两种升级均进行了研究。全球价值链理论界定了产业升级的四种水平：企业内部升级、产业网络内企业间的升级、本地或者本国经济体系内的升级、全球经济中的产业升级（Gereffi，1999）；提出了流程升级、产品升级、功能升级和链的升级四阶段序贯升级模式（Humphrey和Schmitz，2002a），四阶段升级中前三阶段升级是产业内升级，链的升级是产业间升级。在产业升级的水平上，本书的纺织产业升级指全球经济中的产业升级，从产业升级的四个阶段来看，本书的中国纺织产业升级指前三阶段产业升级，属于产业内升级。（三）金融危机
2007年开始的美国次贷危机迅速演变为一场百年一遇的国际金融危机，系统性风险骤然爆发，表现出几乎是势不可挡的破坏性，海外许多人称之为“金融海啸”。从2008年下半年起，经过2009年，直到2010年上半年，被称为“国际金融危机时期”，而此后（2010年年中之后）人们开始谨慎地称之为“后金融危机时期”。（四）全球价值链
全球价值链（global value chains，GVC）指在全球范围内为实现商品或服务价值而连接生产、销售、回收处理等过程的全球性跨企业网络组织，涉及从原料采集和运输，半成品和成品生产及分销，直至最终消费和回收处理的整个过程，它包括所有参与者和生产销售等活动的组织与价值和利润分配（UNIDO，2004）。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价值链的各个环节的生产开始突破地域的限制，在全球范围内分布开来，寻求最低的生产成本和最有效的资源配置，全球价值链也就随之形成。二、问题的提出
2008年爆发了21世纪以来第一次全球性金融危机，全球化程度很高的中国纺织产业很快卷入其中，行业运行情况直线下滑。时至今日，危机在全球的影响已有消退的迹象，包括纺织产业在内的中国经济已艰难地从危机中恢复过来。危机对中国纺织产业的冲击如何？是通过什么途径冲击的？如何防范和应对类似的外部冲击，保证经济持续稳定地发展？针对这些问题，虽然在事中做过很多分析，但是事后有更多的数据支持，可以做更多的检验，从而把问题分析得更加透彻。本书认为中国纺织产业受冲击，很大程度上源于纺织产业内部结构性缺陷，如对外依存度大、在全球价值链处于低端、企业规模小型化、自主创新能力薄弱、生产性服务业环节发展滞后等。全球性金融危机和前期结构性政策调整只是外因。所以，要想扭转时下纺织业的发展困境，确保纺织业的持续增长，只有通过继续推进产业升级，提升纺织经济的整体抗风险能力。
作为工业革命发端，工业化跳板的纺织产业，作为融入全球化较早的产业，作为容纳了大量就业的民生产业，中国纺织经济的发展反映了经济转型、产业转型，传统产业的科学发展与和谐发展。纺织产业是中国传统产业的典型代表，它面临的问题代表着中国实体经济共同面临的困境。后金融危机时期，中国纺织产业面临着国际经济形势不稳定、节能减排、商务成本上升、人民币升值与贸易摩擦的内忧外患，产业升级的压力巨大。但产业升级时，又面临着跨国公司买方的市场势力和国内纺织企业资本匮乏、技术落后、劳动力素质差和品牌经营水平低的不利条件。窥一斑见全豹，研究金融危机下纺织产业升级的对策对于其他传统产业的升级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那么在金融危机后，如何适应国际产业组织的变化和世界产业结构调整，突破现有的局限，寻找到一条可以持续发展的道路，实现产业的升级，已成为中国从纺织大国走向纺织强国的一个重要议题。
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使中国纺织产业升级的背景发生了新变化，日、韩两国纺织业的发展经历了与中国当前类似的阶段。因此，本书借鉴国外的成功经验，在理论研究上，运用全球价值链理论、产业组织理论、交易成本理论和国际贸易理论的相关成果，进一步拓展产业升级的研究视角，探索国际金融危机形势下中国产业升级的新思路、新途径和新方法；在实践中，通过研究国际金融危机下中国纺织产业升级的困境和对策，对纺织产业振兴规划的有效实施和纺织企业在新背景下的转型升级起到指导作用。这对于当前中国通过产业升级、调整结构来应对金融危机等外部冲击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第二节相关文献述评一、金融危机的国内外研究现状（一）金融发展对经济发展和产业升级之间的关系的历史文献
国外学者对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产业结构调整关系作了大量研究。一些经济学家认为金融对实体经济没有什么影响。认为货币不过是便利交易的工具，是实体经济的符号。如Joan Robinsin（1952）宣称“企业领着金融走”。Lucas（1988）根本不相信金融与经济增长的联系有什么重要性，他声称经济学家“恶劣地过度强调”了金融因素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更多的文献支持两者间的关联关系。如Joseph Schumpeter（1912）论证了功能良好的银行通过识别并向最有机会在创新产品和生产过程中成功的企业家提供融资而促进了技术创新。Patrick（1966）提出了需求带动和供给引导的金融发展问题。
Goldsmith（1969）认为，金融体系规模与经济增长紧密相关，奠定了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实证研究的基石。McKinnon（1973）和Shaw（1973）分别从金融抑制与金融深化两个不同的侧面研究了发展中国家的金融深化问题，认为贫穷国家解决经济发展问题应通过政府解除金融抑制实现金融自由化。一些经济学家如Kapur、Mathieson、Galbis、Fry等沿着McKinnon和Shaw所开辟的道路继续求索，对McKinnon和Shaw的理论进行补充和完善，建立了比较规范的宏观经济模型。H.钱纳里、S.鲁宾逊、M.赛尔奎因在他们发表的《工业化和经济增长的比较研究》一书中，认为随着经济的发展、收入的增加和消费结构的调整，金融因素会推动产业结构和其他经济结构的不断升级，促进经济发展。此后，DemirgucKunt、Asli和Levine（1966）、King、Robert和Levine（1993），Hansson和Jonung（1997）等通过计量方法进一步确定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因果关系。实际上，这些研究已基本否定了John Robinson（1952）等人的结论，将金融发展视为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越来越多的文献表明，一个好的金融体系可以减少信息与交易成本，进而影响储蓄率、投资决策、技术创新和长期经济增长率。金融体系各个功能发挥的程度与经济增长有紧密的联系（Levine，1997）。
在中国，研究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文献日益丰富。王兆星（1991）以中国金融结构论为题，对金融结构进行理论界定，分析金融结构对经济结构的作用，提出了我国金融结构的优化原则和目标模式。谢平（1992）、易纲（1996，2008）和张杰（1997）等对中国金融资产结构的定量分析，推动了金融发展问题研究的深入。胡鞍钢（1999）、王绍光等（1999）对中国通货紧缩、资本投入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的定量研究，使宏观金融研究与宏观经济研究在方法论上得到了很好的结合。江其务（1998）、樊纲等（2000）对金融发展与企业改革问题的探讨，说明了将金融发展和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结合起来进行研究的必要性。周立等（2002）通过对中国各地区1978~2000年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发现中国各地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密切相关。
总的来看，早期的理论研究从各个渠道、各个方面证明了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结构优化的强正相关关系，金融作为现代经济核心的观念正日益明确。（二）金融危机对贸易的影响
国内外学者对金融危机与贸易之间关系的研究做了大量工作。许多学者研究了亚洲金融危机与出口之间的关系。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由于出口贸易低迷不振，亚洲经济快速增长的神话宣告破灭。此后，国内外专家学者十分关注国际金融危机对全球化的产业发展的影响。Eichengreen、Rose和Wyplosz（1997）利用Probit模型对20个工业化国家发生金融危机的条件概率进行估计，发现金融危机更容易在具有贸易联系的国家之间传播。Masson（1998，1999）的研究表明，在全球经济一体化背景下，各国和地区经济的相互依赖性不断增强，商品贸易是金融危机传递的主要渠道。Fernald、Edison和Loungani（1999）认为，中国内地和香港对亚洲的出口约占出口总量的40%，亚洲金融危机使得许多亚洲国家和地区对中国的进口需求在1997年下半年和1998年急剧下降。Glick和Rose（1999）发现，贸易联系是金融危机的传染途径，亚洲金融危机也导致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国家出口下滑。Coughlin和Pollard（2000）估计了金融危机对各国出口的冲击程度，认为过分依赖东亚国家市场的出口国受到的冲击最严重。Gunawardnana（2005）指出，在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下，澳大利亚对东亚九个国家的出口与这些国家的实际GDP和人均GDP明显正相关，而与这些国家的实际汇率贬值和税率明显负相关。国家计委宏观经济研究院课题组（1998）的研究认为，亚洲金融危机对中国的影响除了危机发生国货币贬值造成的短期效应外，世界经济增长速度放慢所引起的外部需求下降也对中国出口竞争力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中国科学院金融避险对策研究组（1998）的研究表明，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的1997年7月到1998年6月与危机爆发前的1996年7月到1997年6月相比，中国出口增长率由17.39%减少到12.38%，下降了5个百分点。牛宝俊、李大胜和赖作卿（2000）指出，金融危机导致危机发生国进口需求减少，进而影响中国出口贸易的增长。
一些学者对2008年金融危机与出口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分析。Gnan和Mooselechner（2008）在研究当前国际金融危机对奥地利实体经济的影响时特别指出，金融危机引起的国际市场萧条导致奥地利的出口预期趋于恶化。Behrens等（2010）研究了金融危机对比利时贸易的冲击，Schott（2009）分析了2008~2009年金融危机对美国贸易的影响，Ran Jing（2011）分析了金融危机对中国出口的影响，以上三个研究均得出了一致结论：金融危机对出口的冲击主要体现在出口的集约的边际下滑，扩展的边际下降很少。国内学者对金融危机对中国出口影响的研究增多。钟钰和秦富（2008）分析了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下中国农产品贸易所面临的困境，发现国际金融危机对中国农产品出口市场带来了新的不稳定因素，如全球消费市场需求低迷和日、韩、欧、美等国绿色壁垒提高，都制约了中国农产品的出口。陈华和赵俊燕（2009）认为，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使得美元贬值，恶化了美国以及与美国经济往来密切的国家的经济基础，造成这些国家的进出口规模下降。受这种“贸易溢出效应”的影响，中国对美国等主要发达国家的出口贸易不容乐观。裴平等（2009）选取2007~2008年月度数据，实证研究了国际金融危机对中国出口的影响，结果是中国的前十大出口对象国的人均GDP下降和失业率增加，对中国出口贸易负面影响很大。中国出现的经济下滑，既有外部危机冲击的因素，也有自身结构调整的因素，从这个角度，中国的政策反应不能单纯为了救急，还要考虑到中长期的结构调整（张晓晶，2008；刘树成，2009）。李平和余根钱（2009）以金融危机发生为起点，认为经济回升是政府调控的结果，回升又带动经济内在动力的增加，从而为政府退出创造条件。中国企业家调查系统（2010）调查显示：企业家认为2010年中国宏观经济持续回暖，经济运行在金融危机后渐渐步入正常轨道，企业经营景气状况逐步恢复到危机前水平。（三）金融危机对中国产业发展的影响
关于2008年金融危机对中国产业发展的影响的文献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金融危机对产业发展造成了负面冲击。李建伟（2008）认为对中国的直接影响主要体现在外汇储备投资损失较大，间接影响表现为美国进口增速下降和人民币发生升值，这将会对我国出口产业产生明显的负面冲击。裴长洪（2008）认为金融危机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对我国出口贸易和工业生产已造成并将继续造成不利影响；二是对国内投资也会带来不利影响；三是消费热点进一步降温。宋立（2008）认为，危机对出口、投资、消费的影响都会对实体经济造成冲击。
第二，金融危机对产业冲击只是外因。李永友（2009）认为金融危机期间中国工业经济出现的猛烈收缩很大程度上内源于工业经济的结构锁定和增长能力的脆弱性，全球性金融危机和前期结构性政策调整只是外因。所以，要想扭转时下工业经济发展困境和确保工业经济持续增长，只有继续推进工业经济转型升级和提升工业经济的整体抗风险能力。
第三，金融危机对产业发展的影响只是短期，长期影响趋弱。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2009）研究指出，国际金融危机致使中国工业增长速度大幅下降，利润明显减少，但是从长远来看，中国工业发展仍有很大的空间，建立层次丰富、结构完整的大国工业体系仍是中国工业发展的长期任务。金碚（2010）认为，从2008年开始，中国工业受金融危机冲击较大，在极度逆境中，中国工业实现了V形反弹。二、全球价值链的国外研究现状（一）全球价值链理论
全球价值链理论最早可追溯到Porter（1985，1990）的价值链理论，Porter把企业看作一个完全企业（complete firm），拥有所有的商业功能，认为“每一个企业都是用来进行设计、生产、营销、交货等过程及对产品起辅助作用的各种相互分离的活动的集合，所有这些活动可以用一个价值链来表明”。同期，Kogut（1985）则认为企业是不完全企业（incomplete firm），在价值链中，单个企业仅仅从事某一特定的价值环节，如设计或营销。由此把研究焦点从企业转移到组织网络或链，进而产生了与此有关的势力、治理、链的动态变化等有趣问题。在Porter等提出价值链理论后，Dewatripont等（1995）探讨了企业将内部各个价值环节在不同地理空间进行配置的能力问题，认为生产者突破地域限制实现价值增值是国际贸易的一个重要方面。Krugman（1980）的研究实际上把企业间价值链和区域、国家间价值链融为一体，这个研究的实质就是全球价值链的内涵，但Krugman没有使用全球价值链这一提法。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以美国杜克大学的Gereffi教授为代表的不少学者提出了全球商品链理论，但在整个20世纪90年代，Gereffi等人的理论没有摆脱商品链这一概念局限，直到2001年，Gereffi等学者在IDS Bulletin杂志上推出了一期关于全球链的特刊——《价值链的价值》（The Value of Value Chain），从价值链的角度分析了全球化过程，这期特刊在全球价值链的研究中起到了里程碑式的作用，在特刊中，许多学者从全球价值链的治理、演变和升级等多个角度对全球价值链进行了系统的探讨和分析，并由此建立起了全球价值链的基本概念及其基本理论框架。
此后，英国萨塞克斯（Sussex）大学的发展研究所（Institute of Development Studies）将全球价值链定义为产品在全球范围内，从概念设计到使用直到报废的全生命周期中所有创造价值的活动范围，包括对产品的设计、生产、营销、分销以及对最终用户的支持与服务等。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UNIDO）在《2002~2003年度工业发展报告——通过创新和学习来参与竞争》中指出，全球价值链是指在全球范围内为实现商品或服务价值而连接生产、销售、回收处理等过程的全球性跨企业网络组织，涉及从原料采集和运输、半成品和成品生产及分销，直至最终消费和回收处理的整个过程。它包括所有参与者和生产销售等活动的组织与价值和利润分配。当前，散布于全球、处于全球价值链上的企业进行着从产品设计、开发、生产制造、营销、出售、消费、售后服务以及最后循环利用等各种增值活动。总之，全球价值链是传统价值链演变的当代形态。
随着研究的深入和发展，目前价值链理论已经从描述性的、启发式的概念转化为分析性的研究工具，其核心要素包括进入壁垒与动态租（dynamic rents）、治理结构（governance structure）和系统效率（system efficiency）等。（二）全球价值链的垂直分离
对于生产的垂直分离现象，许多经济学家进行了研究，不同的经济学家有着不同的定义。Dixit和Grossman（1982）从生产的角度出发，称之为“多阶段生产”（multistage production）；Jones和Kierzkowski（1990）使用了“生产的分割”（fragmentation of production）这一术语；Bhagwati和Dehejia（1994）从企业快速地改变地理位置出发，称之为“万花筒式的比较优势”（kaleidoscope comparative advantage）；Krugman（1996）从价值链的角度出发，使用“价值链的切割”（slicing up the value chain）来形容这一现象；Leamer（1996）从本地经济发展的角度出发，提出了“非本地化”（delocalization）；Antweiler和Trefler（1997）使用了“媒介内贸易”（intramediate trade）；Arndt（1997）从分工的角度，使用了“产品内分工”（intraproduct specialization）；此外，“外包”（outsourcing）（Grossman和Helpman，2005）、“垂直专业化”（vertical specialization）（Hummels等，1998）以及“国际生产分享”（international production sharing）（Ng和Yeats，2001，2003；Yeats，2001；Acemoglu等，2007）等名词纷纷被提出，从不同的角度来描述这种现象的出现。（三）全球价值链的协调
如果跨企业或跨地区的生产分散化越来越明显，这些被分散的活动又是如何被协调的呢？科斯用交易费用的概念区分了市场和企业两种协调交易方式。Grossman和Hart（1986）与Hart和Moore（1990）提出了不完全契约理论，认为资产专用性和交易频率低的交易采用完全随机的市场交易，对应以合约、产权为基础，以价格机制为核心的市场治理模式；反之，采用完全内部化的交易方式，相应以科层等级的企业内部治理模式代替市场契约。Arndt和Kierzkowski（2001）认为，所有权分离是跨国组织生产的一个重要决定因素；凡是所有权不可能分离的地方，跨国公司和海外直接投资就会占主导地位；相反，凡是所有权可以分离的地方，海外直接投资作用就不那么重要。然而，正如Williamson（1983）认为，在市场与企业这两个极端的协调方式之间，事实上还存在着大量的中间产品的交易和中间状态的交易组织。全球价值链的出现从微观层面发现了网络治理模式，揭示了全球产业组织的重大变化。Walter W. Powell（1990）将价值链的治理结构分为市场、层级制和网络三种组织形式，并从一般基础、交易方式、冲突解决方式、弹性程度、经济体中的委托数量、组织氛围、行为主体的行为选择、相似之处等方面对三种经济组织形式进行了比较。Humphrey和Schmitz（2002a）根据主导企业对价值链控制的程度，将全球价值链的治理结构分为四种类型：网络型、准层级型、层级型和市场型。Gereffi、Humphrey和Sturgeon（2005）在这两个研究的基础上按照交易的复杂程度、信息的标准化程度和供应商的能力进一步把全球价值链治理深化为五种模式：市场型、模块型、关系型、俘获型和层级型。市场型和层级型构成了外部协调机制的两个极端，模块型、关系型和俘获型是介于二者之间的一种中间治理模式，又称为网络模式。五种治理模式在解释全球生产网络下的领导企业和被领导企业之间的关系时进行了总结，但是用什么方法衡量交易的复杂程度、信息的标准化程度和供应商的能力，即影响五种治理模式的各种决定性因素是什么，全球价值链理论没有提供明确的解释。三、产业升级的国外研究现状（一）产业升级
对于产业升级，国外经济学家对此进行过大量的实证研究和理论研究。已有的研究可分为四个研究范式。
第一个研究范式是三次产业的结构升级过程。著名的配第—克拉克定理描述了这一升级的过程。也就是伴随着经济的发展，第一产业的比重将出现下降的趋势，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比重将会出现不断上升的趋势，而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或者人均国民收入水平达到一定水平时，第二产业的比重也会出现下降趋势，第三产业的比重则继续呈现上升趋势。
第二个研究范式是制造业内部的结构升级过程。对此可以用工业化阶段论和著名的霍夫曼定理进行描述。根据发达国家的经验，工业化的进程一般可以分成四个阶段，即：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也就是轻工业为重心的第一阶段；以资本密集型产业，也就是重工业为重心的第二阶段；以重工业中的加工、组装工业为重点的第三阶段；以技术密集型产业为重心的第四阶段。其中，从第一阶段到第二阶段为“重工业化”过程，从第二阶段到第三阶段为“高加工度化”过程，从第三阶段到第四阶段为“知识集约化”过程。Hoffman根据20个国家的时间序列数据，分析了制造业中消费资料工业和生产资料工业的比例关系，发现在工业化进程中其比例是不断下降的，霍夫曼系数5左右为工业化的第一阶段，2.5左右为第二阶段，1为第三阶段，1以下为第四阶段。
第三个研究范式是各个行业内部企业的升级，包括关注核心竞争力的研究（Hamel和Pralahad，1994）和关注动态能力的研究（Teece和Pisano，1994），核心竞争力学派所关注的企业核心能力主要表现为企业在处理以下事务中所体现出来的能力：为最终消费者提供所需价值的能力；相对独特的竞争策略，即大多数竞争者都无法掌控的策略；企业优势的难以模仿性，这样可以提高潜在进入者的进入门槛。因此，创新的能力就来源于：一方面在这些竞争优势方面的强化和积聚；另一方面将那些不合乎这三类标准的经济活动从企业中分离出去。动态能力的研究则强调，长期来看企业利润并不能通过控制市场来获得，而只有通过发展企业的动态能力来获取。该动态能力来源于：企业内部生产和加工流程，该流程应该有利于学习效应的发挥，包括改进型学习过程；企业所处的环境，即企业要进入的特别竞争领域要么在其内部，要么可以通过区域或国家创新系统获取；企业的发展路径即企业的发展轨迹，因为变化总是有路径依赖效应的。
第四个研究范式是关注全球价值链上附加值的提高（Gereffi，1999，2005；Schmitz和Knorringa，2000；Kaplinshy和Morris，2003；Humphrey和Schmitz，2000，2002；Gereffi和Mayer，2006；Coe和Hess，2007；Gibbon、Bair和Ponte，2008；Gibbon和Ponte，2008等）。前两种范式从三次产业变化的规律、工业化阶段及消费资料和生产资料之间的比例关系变化分析产业升级问题，研究角度比较宏观，本书研究的是产业内部的升级，是中观角度，所以不太适合。第三种范式仅从企业的角度研究产业升级，而全球价值链方法从产业链的角度分析产业升级的动态变化，考虑了第三种范式忽略的外包或产业分离现象，特别是分析嵌入全球价值链低端的发展中国家如何升级有着更重要的参考价值。（二）全球价值链下的产业升级
产业升级的概念直到20世纪90年代末才被真正引入到全球价值链的分析框架中。虽然产业升级的重要性毋庸置疑，但产业升级的内涵及分类至今仍然很难完全统一。在内涵上，有的学者从较为宏观的层面来把握，如Porter（1990）认为，从理论本质上来看，产业升级就是当资本相对于劳动力和其他的资源禀赋更加充裕时，国家在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中发展和培养自己的比较优势。而有的学者则侧重于从中观或微观层面来进行界定，Gereffi（1999）认为，产业升级是一个企业或经济体不断提高迈向更加具有获利能力的资本和技术密集型经济领域的能力的过程。Poon（2004）则从企业角色转变的角度出发，认为产业升级就是制造商成功地从生产劳动密集型低价值产品向生产更高价值的资本或技术密集型产品这样一种经济角色转移的过程。不过，无论从什么层面看，其共同之处就是：产业升级是产业由低技术水平、低附加值状态向高技术、高附加值状态演变的过程。
Gereffi（1999）较早认识到产业升级分析的层次问题，他认为产业升级可分为四个水平：一是在产品层次上的升级，即从简单到复杂的同类型产品；二是在经济活动层次上的升级，包括不断提升的设计、生产和营销能力；三是在部门内层次上的升级，比如从最终环节的制造到更高价值产品和服务的生产，也包括供应链的前向和后向联系；四是在部门间层次上的升级，即从低价值、劳动密集型产业到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
在这个分类的基础上，Humphrey和Schmitz（2002a）明确提出了一种以企业为中心、由低级到高级的四阶段升级分类方法：一是流程升级，通过对工艺、生产流程的改造以提高生产效率；二是产品升级，通过引进新产品、改造老产品以提高产品更新能力的产品升级；三是功能升级，进入产业的高附加值环节（如设计、研发和营销环节）；四是链条升级，又称为跨产业升级，它是企业把从一个特定产业环节中获得的能力应用到新的产业领域或转向一个新全球价值链中。Humphrey和Schmitz认为升级一般是遵循从流程升级到产品升级，再到功能升级，最后到链条升级这样一个渐进过程。但是，在实践中发展中国家多数产业往往是只发生了流程升级和产品升级，功能升级非常困难，有些企业从产品升级直接越过功能升级进行链的升级，如格兰仕原来生产服装，现在生产微波炉。主要原因是任何产业均有低附加值环节和高附加值环节，低附加值环节的进入壁垒少，高附加值环节的进入壁垒大，从一个产业的低附加值环节进入到另一个产业的低附加值环节更符合要素的比较优势，可能比从本产业内部的低附加值环节攀升到高附加值环节更加容易。（三）纺织服装产业升级
Gereffi（1999）通过分析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Asia Newly Industrializing Economies，Asia NIES）的服装产业升级，认为亚洲新型工业化国家服装产业升级的四个阶段为：一是嵌入全球商品链阶段，表现为从组装加工到代工生产（Original Equipment Manufacturing，OEM）的嵌入全球商品链阶段；二是国际化商品链阶段，即保留技术密集型活动，把劳动力密集型活动离岸外包；三是协调商品链阶段，接发达国家订单，把部分或全部活动外包给其他低工资国家，由低工资国家生产后直接出口到发达国家，形成了制造三角，这时NIES的企业成为中间商；四是完全商品链阶段，即生产自己的品牌产品，增加亚洲内部区域间贸易的品牌营销阶段。
美国的经济学家Brain Toyne把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纺织工业的发展过程划分为六个阶段，即所谓的“托因（Toyne）模式”:萌芽期、初级服装出口期、高级面料与服装生产期、黄金时期、全盛时期和衰退期。美国的Peter Kilduff教授在2003年提出了世界纺织业发展的八个阶段：维生阶段、起飞阶段、快速增长阶段、多样化与整合阶段、向高附加值转化阶段、高灵活性与非一体化阶段、创意与虚拟一体化阶段、产业发展新形态。这两个经济学家从产业生命周期的角度分析了纺织产业发展的历程，为研究纺织产业升级提供了重要的参考。
由于全球价值链的产业升级理论的许多案例为纺织服装产业，所以全球价值链理论分析为中国纺织产业升级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分析工具，但是这种理论的发展在国外只有十几年，主要理论是全球价值链治理理论，全球价值链垂直分离未进行深入的分析，整体的理论体系还不是很成熟，而且相关的研究人员是社会学者或地理学者，经济学的分析特别是数量分析很少，有关产业升级的分析只是全球价值链理论中的一个研究假设，仅局限于个别案例研究。另外，国外研究都是从发达国家的视角来研究全球价值链理论和跨国公司组织形式的变化，基本没有关注发展中国家的代工者或外包者如何在全球生产网络中实现产业升级的问题，更没有涉及发展中国家或地区如何通过技术创新和市场开拓实现产业升级的具体路径。四、产业升级的国内研究现状
中国学者在20世纪80年代提出了产业升级问题（江小涓，1996），自此以后，产业升级一直成为中国政府产业政策的主要内容之一。有关纺织产业内升级分析，2000年以前针对当时向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出现的国内纺织产业全行业亏损和生产过剩问题，中国学者提出了“压锭、减员、增效”以及企业退出援助等政策，重点放在科技进步、产业组织优化、提高产品质量、增加生产效率、扩大出口等加快纺织产业内升级。代表人物有江小涓（1998）、黄先海（1998）、顾强（1999）、石万鹏（1999）等。
2000年加入WTO以后，随着国际分工的深化，学术界对纺织产业升级的研究主要有以下三种视角：
第一，从外包和代工的角度分析纺织产业升级问题。一般沿着委托组装（OAM）、代工生产（OEM）、自主设计与加工（ODM）和自主品牌生产（OBM）等研究思路（刘志彪，2005；刘德学，2006；邬关荣，2007；杨桂菊，2006；钟红霞，2007；李维安，2010；张捷和张媛媛，2011等），这类文献对纺织加工贸易升级提供了一个基本的分析思路，不过该产业升级的研究思路一般只涉及地方产业“嵌入式”的升级道路，忽略了已经发展了一段时间的“原生型”地方产业网络融入到全球价值链中的升级情况。
第二，从提高纺织产业的竞争力的角度来分析纺织产业升级问题。运用各种竞争力指数分析中国纺织产业的纵向竞争力和国际竞争力（徐剑明，2002；余为丽，2006；张宏性，2005；李创，2008；夏华丽和袁志敏，2009；王丽君和李廷，2009等），认为中国纺织产业国际竞争力较强，但竞争优势特别是成本优势在逐年下降（邬关荣，1999；王志明，2000；杜钰洲，2008；程惠芳和余杨，2005；宋泓，2008；陆立军和郑小碧，2011等），竞争力趋弱的原因是中国纺织业在技术和产品质量方面的停滞不前和进展缓慢，把产业升级作为提高产业竞争力的对策，该范式的优点是把中国纺织产业竞争优势进行了量化，比较有说服力，但如何进行产业升级还拓展得不多。
第三，从全球价值链的角度分析产业升级问题。学者们通过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分析了如何利用全球价值链带动本土纺织产业升级，认为在全球化时代，参与全球竞争的产业并没有传统和高新技术产业之分，只有产业高低附加值差异之分。代表人物有：张辉（2004，2006）；顾庆良（2008）；黎继子、刘春玲和蔡根女（2005）；黄永明、何伟和聂鸣（2006）；杨桂菊（2006）；卓越和张珉（2008）；董伟和曾光辉（2006）；罗斌和黄昭昭（2010）；龚三乐（2011）等。这种方法对于研究全球价值链下本土纺织产业升级提供了很好的理论分析框架，但学者大多关注处于全球价值链“微笑曲线”底端的中国企业向高端攀升的路径选择，对于如何克服攀升的障碍（如低端“锁定”问题），虽然国内有一些学者进行了分析（张向阳和朱有为，2005；邬关荣，2006；刘志彪和张杰，2007；卢福财，2008；吴波和李生校，2010），但针对中国纺织产业的特点的分析比较薄弱，还需要进一步深入。
总体来看，国内外现有研究缺乏对纺织产业升级的实证检验，纺织产业升级的国际比较研究需要丰富和深入，国际金融危机形势下纺织产业升级的研究甚少。第三节研究方法、研究思路与创新之处一、研究方法
本书将试图整合学术界已有的研究范式的长处，采用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实证分析与规范分析、历史分析与比较分析相结合的方法进行研究。具体如下：
比较分析法。通过比较中日韩纺织产业调整对策，总结国外纺织产业升级的经验与问题，中国与日、韩的共性与差异，为中国纺织产业升级提供借鉴。
理论分析法。（1）通过产业组织SCP范式、传统的比较优势理论和产品内分工理论分析全球价值链垂直分离对产业升级的影响；（2）把全球价值链治理理论和产业升级理论融合，分析全球价值链五种治理对产业升级的影响；（3）运用GVC理论、产业转移理论、托因模式、柯道夫模式分析国际金融危机前后中国纺织产业在全球价值链中所处的地位；（4）通过产业组织理论、产业竞争力理论分析国际金融危机前后中国纺织产业所遇到的发展障碍。
实证分析法。（1）通过计量检验和Eviews软件实证分析金融危机影响中国纺织产业升级的途径。（2）通过调查问卷实证分析国际金融危机前后国外买方与中国纺织产业之间的治理关系，这种治理关系对中国纺织产业升级的影响。通过调查问卷分析金融危机后中国纺织服装产业转移的意向，及对产业升级的启示。（3）通过最小二乘法，对生产者服务业和制造业、纺织制造业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4）通过具体案例检验相关的理论与实证分析。二、研究思路与框架
全书共分为九章内容，具体如下：
第一章作为以后分析的基础，论述了本书研究的背景、提出了本书研究的主要问题，对纺织产业、金融危机、全球价值链、产业升级等关键概念进行了界定，并梳理了相关领域的文献。
第二章对中、日、韩纺织服装产业升级进行了国际比较，分析了世界纺织产业的发展趋势，比较了中国与日本、中国与韩国纺织服装产业升级的背景、措施及问题，由于这些国家与中国的产业发展历程很相似，因此研究它们的产业升级过程对中国纺织产业升级具有重要的启示和借鉴意义。
第三章是本书研究的理论基础，本书梳理了所适用的产业升级理论，以期作为促进中国纺织产业升级的理论指导。首先，界定了产业升级的内涵，包括四种水平和四个阶段及可能的升级路径。其次，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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