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曼弗雷德·凯茨·德·弗里斯
出版社：东方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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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念领导力试读：
前言
古时有位贤人丢失了一串珍珠。心烦意乱之下，他派眼睛去寻找珍珠却没找到。紧接着，他又派耳朵去找，耳朵也没找到。之后，他派手去找，手也同样失败而归。于是，他动用五官一起去找，但还是未果。最终，他决定顺其自然，珍珠却失而复得！——中国寓言故事
概述
一堂来自弗洛伊德的心理培训课
1910年夏天，弗洛伊德和家人在荷兰南海海边度假。这时，古斯塔夫·马勒去找他咨询。马勒心情抑郁，加上与妻子阿尔玛之间出现了严重问题（与性生活不和谐有关），于是便去联系弗洛伊德。妻子阿尔玛在自传中写道，马勒当时身体状况欠佳。他总是沉溺于过去：童年生活混乱不堪，总觉得自己是身在维也纳的异乡人，担心自己身为作曲家得不到他人的理解，同时还病态地迷恋死亡。此外，他身为世界顶级指挥家，也肩负重担。这些想法不仅被他融入到了音乐主题当中，也对他的婚姻生活造成了毁灭性影响。而妻子阿尔玛烦透了他的神经质行为，很可能弃他而去，去追随年轻的新秀设计师沃尔特·格罗皮沃斯。这让他更为郁闷。因此，马勒决定去找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帮忙消除内心的烦恼。
虽然（据弗洛伊德的传记作者厄尼斯特·琼斯描述）弗洛伊德一般情况下不愿意在度假时被人打扰，但是像古斯塔夫·马勒这样的要人他也很难拒绝。然而，由于心存“疯狂疑虑”，前三次会面马勒都推迟了。弗洛伊德只好下最后通牒，明确告诉马勒8月末将是他前来咨询的最后机会，因为那之后弗洛伊德就要去西西里岛了。
二人在莱顿市一家饭馆见了面。饭后，他们沿着运河一边散步一边继续讨论，一直谈了4个多小时。这也是弗洛伊德做过的最长的一次心理咨询了。1934年，他给西奥多·赖克写信时提道，“1910年的一天下午，我在莱顿市对马勒的状况进行了分析。假如那些报告可信的话，当时他咨询我后各方面都有了很大起色。他那次去找我非常有必要，因为当时他有意对妻子克制性欲，这让她很是不满。探讨他的生活经历很有意思。咨询期间，我们发现了他在面对爱情时的个人状态，尤其是他的恋母情结。我非常钦佩这位天才高超的心理调解能力。现在已经丝毫看不出他有任何神经症状了。就好像你在某栋神秘建筑内部挖出了一条井似的。”马勒呢，会面结束当天就给阿尔玛发了一份电报，里面写道：“我真是太痛快了。和弗洛伊德交谈有趣极了……”虽然马勒并不懂心理分析，但是弗洛伊德称自己之前从来没有遇到过像马勒一样这么快就能搞明白心理分析究竟是指什么的其他人。显然，无论期间讨论了什么，两人的那次会面极大地改变了马勒的人生。
或许马勒在那次交谈中向弗洛伊德讲述了自己混乱不堪的童年，他一开始怎样对音乐产生兴趣，并从中获得乐趣的。或许他还提到作曲能力如何给他带来成功感，让他不把专横的父亲放在眼里。或许他还谈到了父母之间的关系多么糟糕、痛苦:父亲对母亲的家庭暴力行为，以及母亲如何大声哭喊着离家出走。或许他还谈到了自己的无助——他在音乐作品中重复表达了所有这些悲剧主题。
针对上述这些讲述，弗洛伊德很可能就马勒与女性之间的关系给出了评价，探究了这些关系的儿时诱因，讨论了他追求完美的想法、恋母情结以及其与马勒性功能障碍之间可能存在的关联。或许他还分析道，马勒在追求完美的同时，牺牲了与他人的情感联系，尤其是与妻子的相处。马勒写道，“其他人都是把别人搞得筋疲力尽，保全自己；我则是保全他人，唯独搞垮自己。”
尽管长达四小时的一对一咨询极其罕见，心理分析治疗(和培训不一样）往往会持续时间较长，甚至可达好几年。传统的心理分析往往提倡长期疗法，但是一开始，心理分析包括长期疗法与短期疗法两种。弗洛伊德对马勒的救治就是短期心理分析的典型例子。那次咨询看似只持续了4个小时——尽管是一次性的——但是马勒与弗洛伊德的会面产生了一些效果。马勒的性无能现象消失了，与妻子的关系显然也改善了。不幸的是，咨询后第二年，马勒就离开人世了。
阿尔玛·马勒在自传中也叙述了丈夫与弗洛伊德的那次会面，提到丈夫之所以联系弗洛伊德是因为担心失去她。弗洛伊德似乎告诉过马勒，他不管看到哪个女人，都会从她身上看到饱受虐待的母亲的影子。然而，马勒和女性的关系一直都很复杂。阿尔玛后来在书中写道，自己与马勒初次见面是在他40岁时，而当时他竟然还是个处男，尽管之前也有几个性经验丰富的女子曾尝试勾引他。此外，两人结婚之前，马勒给阿尔玛写信，要求她放弃音乐梦想，包括作曲。将来家里只能谈论他一个人的音乐作品。（又过了很长时间，他改变了这方面的部分要求。）他在那封信中还提到，婚后阿尔玛的主要任务是让他开心。阿尔玛只能为他一个人活着——就好像她应该成为马勒的附属品似的。
从上述很多评论中可以看出，马勒夫妇似乎深陷于施受虐行为而无法自拔，双方都需要找到正确处理彼此关系的方式才能维持生存。俩人的关系一直都很极端——要么全部，要么一无所有，要么生，要么死，要么彼此融合并丧失自我，要么失去对方。或许马勒只有在音乐上才体验到了满足、成效与建设性意见。
事实证明，马勒与弗洛伊德的会面非常成功，那么他之前为什么一连三次取消了两人的会面呢？或许他潜意识里对自身创造力有几分认识。难道他担心自己一旦与弗洛伊德交谈就必须硬着头皮去面对内心的邪念吗？既然他内心存在着这些冲突，那么应对这些冲突是否会影响内心的平静呢？分析自身问题会耗尽他的创造力吗？也许马勒一开始不愿意去见弗洛伊德是因为他认识到自己内心的个人冲突已经成功融入到了作品当中。
可以猜测，弗洛伊德的介入之所以非常成功，很可能是因为他针对马勒做了大量有效观察。弗洛伊德谈到，马勒的内心洞察力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不管两人散步期间谈了些什么，马勒后来返回维也纳时，也对自己与弗洛伊德的那次交谈评价甚高，就好像交谈过后他终于明白了该如何摆脱痛苦心境。那次会面之后，阿尔玛再也不去找沃尔特·格罗皮沃斯了（或者说至少是私下和他会面），马勒也对她的作品大加鼓励称赞。此外，马勒的未完成之作《第十交响乐》手稿中出现的标注也相当于写给阿尔玛的公开情书。不管那次与弗洛伊德谈了些什么，他肯定因此认识到了自己深爱妻子的原因，以及她在自己人生中所起的重要作用。不管怎样，弗洛伊德的开导让马勒夫妇的关系恢复了稳定，一直到1911年马勒去世。
人人都有教练
弗洛伊德与马勒的会面堪称一次非常成功的培训课。这次课说明短期干预也能取得很大成效。然而，要想广泛实践培训课还需要好多年时间（并不一定像弗洛伊德与马勒的会面那么深入）。早在20世纪
80年代初期，领导力培训便开始迅速发展，但是一直到20世纪90年代，企业高管培训才得到广泛采用。当然，正如弗洛伊德-马勒的案例所表明，只要人们需要得到引导，就会一直存在某种形式的培训，尽管叫法可能不太一样。然而，在早些年代，聘请教练却是个不可告人的秘密，属于人们不愿意谈及的事情。假如你请了教练，往往表明你遇上了麻烦。如果有人建议你去接受培训，说明你做了错事，如今想借机来纠正它。因此，起初，培训就这样被污名化了。
如今，人们对领导力培训有了正面认识。事实上，他们在这方面的态度走向了另一个极端，聘请教练转而成了地位的象征。它意味着你很成功，所在单位认为值得投资培养。培训不再是个互动过程了。如今，快速攀升的企业高管往往会积极寻求培训机会，而且几乎所有高管都有教练。
当前培训非常流行的其中一大原因在于，许多高管已经意识到通过领导力培训可以获得一些专业技能，而这类专业技能在企业不一定能学到。另一大因素很可能更能说明培训为什么备受青睐，那就是大多数人都发现跟外人谈心更容易。外来教练更能够提供保密关系，高管可以自由讨论敏感话题，消除防备心理，探究盲点、偏见以及不足之处。
高管的职位越高，对专业技能的依赖就会越小，也就越需要有效的人际交往技能与情商。领导力教练在这方面能做出重大贡献。举个例子，高管的恰当管理风格有很多潜规则，这些潜规则往往很难解释。领导力教练能帮助高管破解这些规则，搞清楚自己应该保持怎样的行为与态度。教练可以帮助学员改善管理风格，探究未来的选择，讨论他们理想中的实际组织影响，还可以为高管的学习提供便利，帮助他们明确自身目标，并引导他们完成任务。“高管的职位越高，对专业技能的依赖就会越小，也就越需要有效的人际交往技能与情商。”
教练还可以引导学员去关注他们原本没有认识到的重复性问题，并帮助他们认识到随着他们的不断升职，之前所认为的优势可能很容易会转化为劣势。他们还能帮助高管与同事、下属、上司以及其他股东更和谐地相处，认清可能对上述各种关系产生负面影响的行为，让他们学会去接受引发困难的行为，从而找到更有效的运作方式。
举个例子，高管误入歧途的最普遍原因便是愤怒管理困难：他们太过霸气；事情不如意时反应不当；不能很好地处理失败（不承认错误、掩饰问题或者找各种借口）；不能积极影响他人；得不到周围人的信任；抑或是生活方式不平衡。从最基本层面来讲，领导力教练的角色便是帮助高管承认并面对现实，而不是一味地回避、否认或拒不接受。此外，他们还可以帮助高管认清企业内部的例行防卫措施，并采取针对性措施。
优秀的领导力教练不仅能帮助学员改进自身表现，而且能引导他们努力去改变自我。他们能帮助学员摆脱不尽如人意、饱受冲突干扰的角色，努力适应新角色，扩展学员的视野，激励他们做出有效新承诺，转变观念，并开拓新的行为方式。“教练有助于扩展学员的视野”
教练也可以帮助高管促成共识。换句话说，就是学会如何在工作环境中更好地思考问题，并通过大胆的交谈更好地沟通问题。他们还可以辅助高管提出建设性的反馈意见，组建更高效的运作团队，创建能发挥员工最大作用的组织文化。
不过，要想成为优秀的领导力教练，还需要具备充足的心理技能与洞察力。教练不但需要认识到即可感知的事物，而且还需要识别隐藏在表面之下的发展动因。我们需要用第三只耳朵倾听，关注移情与反移情现象，辨别不同人之间无意识的情感新导向。我们还需要关注个人与人际动因。身为领导力教练，在他人敞开心扉时，以及我们需要向他人敞开心扉时，我们还应该意识到期间出现的一些不同动态。和其他任何亲密关系一样，培训会基于以往的行为模式和思维方式来创造新的心理动因。在比较传统的领导力培训中，这些问题往往得不到关注；在深度培训中，这些心理动因便是识别符，可以帮助学员。
然而，很多教练都没能认识到，这些动因一旦被激活，就有可能破坏他们之前的努力。假如这些无意识的关系需求很强烈，就很可能以某些不恰当的方式破坏培训活动。这些动因往往涉及痛苦与矛盾情感——而学员与我们在心理最脆弱的状态下很容易被打动——因此很难对付。但是，假如我们希望实现有效的培训任务，就需要以言语或非言语形式解决这些动因。这就要求我们多多留心。
正念领导力培训
南隐是日本明治时期（1868-1912）的一位禅宗大师。有一天，一位大学教授来向他询问禅宗。
南隐给教授倒茶时，茶杯满了，可是他还在继续倒。
教授眼看着茶杯里的茶水溢了出来，实在忍无可忍，于是便说：“停！杯子满了！你不能再往里倒茶水了！”“就像这只茶杯一样”，南隐说，“你内心充满了各种成见与猜测。
我又怎能帮你学到其他知识呢？除非你先清空内心的想法。”深度培训要求我们认真聆听学员内心的真实观点——就好比上述
禅宗故事中的那名日本教授一样，教练需要拥有一只“空杯子”。在这类培训情景中，正念指的是想方设法让咨询者以直率、非批判性的态度去对待当下体验。可以把它看作一种独特的意识状态，与日常生活中的普通意识状态不同。正念有助于人们明智地判断什么重要，什么不重要。咨询者如果能积极反思，而不是匆忙采取行动，就有机会逐个琢磨不同观点以及不全面的想法，一直到这些想法成形，并促进新见解、新发展。与此同时，教练也能扩散思维，搞清楚周围发生的事情，而不是一味地过早下结论。虽然我们是靠“有为”才实现大部分成就的，但是正念则是借助“无为”来达到目的的，即要求我们在采取行动之前花时间进行观察。“正念有助于人们明智判断什么重要，什么不重要。”
虽然正念是佛学禅修的核心内容，但这种做法自心理分析问世以来都是西方传统的一部分，也被用作心理疗法，只不过叫法不一。举个例子，西格蒙德·弗洛伊德认为正念是“注意力被均衡地暂停”的一种状态。他指出，心理分析师应该让咨询者的潜意识自由发挥作用，并暂时消除内心引发关注的各种动机。正是正念让弗洛伊德的心理疗法如此有效。
就领导力教练而言，正念的作用似乎在于帮助他们认清思想与情感的真实面目，而不是让它们控制自己的生活，抑或是不假思索地一味相信它们。从这个角度来讲，正念与心理分析中所说的反移情非常类似。反移情可看作是他人（学员）潜意识移情所引发的接收方（教练）回应。这种回应既包括情感回应，也包括联想思维。借助反移情情感，正念干预帮助我们意识到自己内心的想法以及身体感受，这样我们就能更好地应对日常情感与问题了。
早期推崇在领导力培训中采用正念做法的那些人认为，正念的最大益处在于提高领导力教练的有效性。然而，正念并不仅仅局限于教练行为，而是双向的。学员在学习与实践正念的过程中也会受益。虽然教练在工作中需要多加留意，但是同时也应该帮助学员领会正念技能。
那么，究竟什么是正念呢？正念意识与日常行为中的普通意识有很大不同。在日常行为中，注意力在常规时空中是向外发散的，通常旨在完成某个日程或某项任务，也会受习惯性反应模式的控制。正念有助于我们更深刻地认识某些想法的无用之处。它可以帮助我们加强关注内心与当下。正念可以让我们体验不做事或者不努力的感觉，而不是去关注哪些事情需要去做。在正念状态下，我们会自觉推迟日程，摈弃判断与共识。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同时会：被动、警觉、真诚、好奇、喜爱钻研。
除了被动接受体验，正念的目的还在于帮助我们与内心想法、情感以及身体感受建立与以往不同的、减少冲突的新关系。预期结果是能提高福祉——因为我们在处理困难方面花费的时间少了，从而能更多地去关注有意义的活动，也能更多地控制我们的自身想法。多亏了正念，以往的很多难题似乎全部消失了。
举个例子，我们内心偶尔会出现强烈情感，感觉很恼火、糟糕、难过抑或是开心。这些情感很可能让我们感到不适，难以承受，感觉自己无法控制内心，或者无法应对当下。正念有助于我们熟悉这些情感，并学会从不同的角度去审视它们，能让我们更好地理解自身情感，提高注意力与专注度，改善关系，丰富我们与学员的工作关系。虽然正念似乎要求我们放弃控制，但事实上它赋予了我们更大的内心控制权。难怪正念能带给我们均衡感，提高幸福感，并为我们的生活增添乐趣。
不幸的是，许多领导力教练根本不用心。他们之所以选择这个行业是因为从来没得到过他人的聆听，因此希望借助领导力教练这一职业来给有权有势的人提供重要建议，得到他人的聆听。这种心态是否能给学员带来真正益处，这一点值得怀疑。正如溢出的茶杯那则寓言故事，一个人的内心如果充斥着各种日程，就不会给其他人表达自我的机会。学员很快就会意识到教练并没有在聆听他们——这就会导致他们终止工作关系。只有当领导力教练真正敞开心扉去聆听学员，学员才能感觉到自己得到了聆听，培训才能产生效果。
如果正念能得到正确采用，就会非常有效，有助于促成个人见解与改变。正念有助于教练消除消极念头与痛苦情感，帮助我们和其他人消除多余的恐惧与无益的习惯模式。
深度领导力培训
正念以及深度培训能力紧密关联。在进行深度培训时，需要借助参照物，而参照物重要部分便是临床范式。高效的领导力教练好比园丁，现存问题便是花园里的杂草，我们得将杂草连根拔起，避免它们再次冒出来。“正念以及深度培训能力紧密关联”
临床范式涉及一种分析法，这种方法会框架化我们所观察到的事物。“临床”这一说法表明该范式适用于现实生活。应用临床范式的目的在于帮助人们更多地关注此时此地的选择，从而重温过往经历，并自由发掘新挑战。正如我在关于正念话题上的题外话所表明的那样，如果我们希望以健康的方式发挥作用，就不能不了解自身。我们需要摆脱过往经历的束缚，并找到解决问题的新办法。“如果我们希望以健康的方式发挥作用，就不能不了解自身。”
临床范式是基于大量假设产生的。第一个假设便是，理性是一种错觉。“不理性的”行为在生活中普遍存在。然而，我们所观察到的这种不理性行为往往“有理有据”，或者说有其自身的意义所在。理解这种依据非常关键，有助于搞清楚我们自身以及其他人的“内心世界”——即影响我们个性与领导风格的核心问题。
大多数事情都超乎我们的意识觉察之上。我们所看到的并不一定能得到。所有人都有盲点。关于自身有很多事情我们不愿意去了解。为了优先占有这方面知识，我们会诉诸于防御过程与障碍来避免那些不愉快的经历。不幸的是，许多人都因为自身的个性盲点而影响了成功。不过，为避免这种情况而去努力探索能够让我们对自身以及他人的个性有简单了解。有一点很重要，即我们需要认识到，这些障碍源自我们内心的各种冲突；我们需要接受一点，即内心失衡是人类身心状态的一部分。我们还需要认识到，大多数心理障碍在某个时候会成为解决生计问题的办法。要想更好地了解潜意识模式、防御行为以及盲点，就需要探究我们的内心世界，同时关注生活中重复出现的各种主题与模式。
所有人都是过往经历的产物，而过往经历就像一面镜子，我们透过它可以了解当下，展望未来。由于人生早期的一些沉重印记，我们往往会重复一些行为模式。有句俗语说得好，“摇动摇篮的手便是掌控世界的手”。人格结构的蓝图便是早期环境的发展结果，会受到基因遗传的影响。不管是否愿意，现在就是过往经历的延续。
探究过往经历与现在之间的关系非常有意义，有助于我们摆脱根深蒂固的习惯性行为。由于所有人的人生中都存在一些重复性主题，因此我们的内心世界就会被当前的各种关系重新激活。为了搞清楚自身行为，我们需要识别反复出现的这些主题与模式。悬而未决的关系模式，也即技术性移情与反移情行为，是此时此刻探究并解决难题的好机会。我们行为模式的适应度与非适应度都会为早期依附关系的发展方式所影响。
关于我们是谁这个问题，没有什么比我们表达控制情感的方式更为关键。情感会决定许多行为方式，情商关键性地决定了我们是谁，做什么。理智洞察力与情感洞察力并不一样，后者对我们的触动层次更深。要想了解他人与自身，我们需要去探究丰富情感的全貌。这些情感也非常关键，可以决定我们为什么做某些事情，为什么扮演某些角色，以及为什么对某些事情情有独钟。
人物趣事
20世纪初，哈佛心理学家、哲学家威廉·詹姆斯将人分为两类，“原生者”与“再生者”。他指出，“原生者”指不偏离常规之道的那些人。这类人总是处于舒适的熟悉地带。相反，“再生者”则会不遗余力重新改造自我，这往往是因为生活中的某些巨大变化引起的。经再三考虑，他们会渐渐认识到自己的人生太过墨守成规，如果他们不开始改变，就会陷入生不如死的状况。这就表明“再生者”会积极借助外部困境来妥善应对内心的邪念。
按照威廉·詹姆斯提出的心理结构，人生旅程始于呱呱坠地之时。然而，我们面对不期而遇的逆境，比如重大生活危机时，很可能会经历精神与智力挑战——换句话说，我们会“再生”。“再生者”——即那些经历过重大道德、精神剧变的人（举个例子，临近死亡）——很可能会超越自我限制之外。他们很可能会成功逃离自我强加的精神枷锁，发掘出富有想象力的应对逆境的方式。“再生者”得以重获新生。重塑自我的能力改变了他们与周围人乃至整个世界的关系。
最近，我有过两次濒死经历：先是在俄罗斯远东地区堪察加半岛雪山顶时经历可怕事故，然后是在医院被感染，差点致命。这些经历让我更深刻地认识到“再生”的真正含义。它让我对正念有所认识，也让我深刻明白——不止一次——怎样才能最佳利用生命这份宝贵礼物。它还让我深刻体会到了生命的脆弱。
我是西格蒙德·弗洛伊德所谓的“不现实职业”的忠实信徒。我既是领导力发展与变革专业的教授，又是心理分析师。从这方面来讲，我可谓萨满——萨满式教育当然是所有培训的原始参照模板。在人类历史上，是萨满教僧将阳世与冥府连接了起来。他们能确保以恰当的方式举行恰当仪式，从而让世界正常运作。他们还探索了有形世界之外隐藏的神秘宇宙，也是我们搜寻可视世界另一维度的见证人。在这样的背景下，显然萨满与当今社会从事助人行业的很多人所起的作用有很多相似之处。这些行业也包括领导力培训。
作为助人行业的一员，我很多年都在和高管打交道，他们一方面想更加优秀，另一方面又希望保留人性化的一面。从微观层面来讲，我是在努力帮助他们更好地认识他们的人生。从更宏观层面来讲，我的人生使命在于让企业重获人性化——让企业帮助员工展示最棒的一面，同时保留人文素质。不幸的是，我在工作中遇到了太多集中营式的企业。
我也会尽我所能预防出现不正常的病态领导力。这样做的其中一大原因是我出生于“二战”期间被德军占领的荷兰。那段历史在全世界造成了不可估量的人类悲剧。因此，我总是担心病态领导力所引发的可怕后果，这也完全在意料之中。我一直很好奇为什么有些人身为领导却会在工作岗位上滥用职权。当今社会的穆加贝和曼德拉之间的根本区别在哪里呢？阿克顿公爵的这句话被广泛引用——“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然而这样的劝诫并未使权力腐败变得更少。每当权力发出召唤，总会有一些人难以抗拒其诱惑力。然而，我们决不能低估人类DNA当中原本就包含的利他动机。
现代人在迅速进化，堪称当今地球上最为复杂的物种，这正是因为我们能够参与协同行为。我们决不能放弃人性。我相信，往好处想是有道理的——这无疑是故事潘多拉盒子的真正含义，不是吗？
没有希望就没有人生可言。正如拿破仑·波拿巴所说的——他肯定知道——“领导者都热衷于希望”。领导者需要能够激发下属的共同想象力，打造群体认同，帮助他们变得比想象中更好。身为领导力教练，我在日常工作中非常重视这项任务。我会帮助人们对未来充满梦想，也希望看到他们一步步实现梦想。确实，每当我审视周围世界时，发现真正能改造他人的领导者并不多，也没见有很多领导者能帮助他人过上充实、充满希望的生活。相反，痴心妄想似乎更为流行，领导者总是想方设法去迎合我们的痴心妄想。我们当中“再生型”的领导者并不多。相反：当下到处都面临着领导力灾难，因为很多政治领导者做出了很多不利于领导力均衡的行为。不幸的是，在这样一个贪婪与焦虑并存的时代，短期利益盛行，而大胆、充满想象力的领导力则太过匮乏。“再生”思维少之又少。往往，唯一值得注意的便是一种形式的病态领导力是如何被另一种病态领导力所替代。然而，尽管现状令人沮丧，我并没有放弃与领导者打交道的机会。我真诚希望新一代领导者能直面挑战。当然，我也会做好准备尽我所能帮助他们不断前进。
我在前面已经提到过，我们并不是理智的决策者。所有人身上都存在盲点，需要去关注。要想发现这些盲点，我们可以留意德菲尔阿波罗神庙遗址上的那些文字：“认识自己”。这一言论古往今来都非常中肯。我们要想培养更优秀的领导者，就需要从自身做起。不过，我发现，最难发现的事物往往就在你眼前（此处改述歌德的名言）。
我们这个时代的模范领导人纳尔逊·曼德拉曾经说过，“假如你不改变自身，就永远无法影响社会”。为了解释清楚这句话的意思，我经常用隐喻来描述人们内心发挥作用的关键因素与重大力量。我经常告诉和我共事的领导者，学会如何对付内心的大象、刺猬以及衔尾蛇。
打个比方来说，大象就是我们的性格，它会对我们的行为产生无法控制的重要影响。我们总是不明白自身性格究竟在搞什么鬼。它具有多面性。举个例子，大象非常自恋，我们往往会过于乐观地看待自身；大象也很偏执，我们多倾向于质疑周围世界，这种心理可能会产生可怕后果；大象被冤枉时也会针锋相对，不会轻易接受伤害；最后一点，大象也很懒惰，不情愿改变自身行为。虽然大象很活泼，会对我们所有人搞破坏，但是只有承认它的存在，并与它反复较量（比如借助其力量来反击它），我们才能习惯与之共处。
刺猬呢？德国有位伟大的哲学家阿瑟·叔本华将人类与刺猬的社会距离不适感进行了类比。天气寒冷时，刺猬就会聚在一起相互取暖，但是很快，它们会发现各自的刺会伤害到彼此。然而，当它们分开后，很快又会感觉到冷。最终，经过多次尝试，它们会找到最佳距离，既能取暖，又不影响舒适感。对于人类而言，这一难题——我们既需要保持亲密，又需要保持距离——便是人们经常发现很难顺利开展团队工作的重要原因，不管是在团体、小组、企业当中还是社会上。
我们内心存在的第三种动物很神秘，那就是衔尾蛇，其形象往往是吞掉自己尾巴的毒蛇或龙。衔尾蛇象征着宇宙的周期循环：从毁灭得创造，从死得生。衔尾蛇吞掉自己的尾巴就是为了维持生命，这是重新创造与更新的永恒轮回。
衔尾蛇这一象征应该让领导者明白，任何事情不可能亘古不变，有些时候他们需要挣脱过往经历的束缚。不幸的是，太多领导者都非常符合阿尔伯特·爱因斯坦所谓的精神病定义：“不断重复做某件事，却期待得到不同结果”。有些人似乎并不明白，当我们发现自己骑着一匹死马时，最明智的做法便是立刻下马。
为改变而开展团队培训
在21世纪的企业当中，高效工作能力对于领导而言非常关键，被贴上办事不利的标签是难以接受的。由于相比之前而言，21世纪的领导者需要成为高效的团队合作者，实现这一目标的方式就显得非常重要。为了提升团队活力，我在大部分研究与著作中主张将领导力团队培训作为培养高效领导者的体验式培训基地。我所提出的领导力团队培训模式（融入了真实的案例分析）已经有20多年的历史，期间一直在开展高管项目，如今已经成功应用于全世界。在这个过程中，人们在他人督促中踏上心灵之旅，重塑自我。
我在前面提到过，我曾经做过心理分析师，并借助该名义集中关注领导力与组织生活的阴暗面。通过对失衡领导力与组织进行调查并撰写多方面相关材料，我开始更加关注功能的实现了——即推动高效领导力的因素。自从我真正开展领导力发展到现在已经有10多年了，期间我一直担任领导力发展中心创始人，该中心已经成为了全世界规模最大的一家——同时也是规模最大的领导力团队培训中心。在该中心工作期间，我一直都在努力让刺猬般的人类实现高效，并保留人性的一面。我帮助大家剖析自身性格，还鼓励他们去勇敢面对生死轮回。我一直都在努力帮助领导者打造所谓的最佳企业环境——即员工会处于最佳状态。在这类企业里，人们会从工作中寻找真谛，赞美一起共事的伙伴，并以自己从事的工作为傲，同时信任上司和同事。这样的企业观似乎最为理想，但是（我前面已经说过），没有希望就没有人生可言。
多年来，我在世界各地多个MBA项目中教授核心组织行为这门课程，而且一直都很喜欢教这门课。我感觉能引导年轻人在人际交往与职业生涯方面制定明智决策是一种天赋。我希望能帮助他们更好地了解内心类似大象、刺猬以及衔尾蛇的方方面面。
在最后一堂课上，我通常会给学生播放影片《野草莓》。该部影片是1957年由英格玛·伯格曼执导的黑白影视杰作。它讲述的是老人伊萨克·伯格的两次旅行——其中一次是从斯德哥尔摩去隆德参加名誉博士授予仪式，另一次为个人的心灵之旅。参加仪式途中，他做了各种各样的梦、白日梦，也遇到了好几个人（包括他冷酷的母亲），从而得以对自己的内心世界、人际关系以及人生历程中各种稀里糊涂的错事有了独特认识。我们也渐渐明白了他类似大象、刺猬的方面以及与衔尾蛇的斗争。尽管他在旅途中遭遇了各种挫折，那仍然是一场希望之旅。虽然他年事已高，在旅途中也得到了很多人的引导，他还是能敞开心扉去接受改变。该部影片传递的其中一个信息便是，做什么事都没有太晚一说——不过我们都很清楚，任何改变的必要条件就是改变自己的决心。
身为老师，我的目标是帮助他人更开心地生活——让他们找到一点点幸福感。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相信，幸福不止是身体健康或者记忆力糟糕的问题，更重要的是：有所为，有所爱，有所希望。我们感到幸福不是因为得到了原本没有的东西，而是因为我们认识并欣赏已有的东西。“我们感到幸福不是因为得到了原本没有的东西，而是因为我们认识并欣赏已有的东西。”
古希腊人认为人生历程受几大神衹的共同掌控：命运三女神掌控着我们不可避免的命运；女神福尔图娜象征着运气与机遇；恶魔代表我们的内心世界，引领我们的步伐。这几大人物之间的相互作用方式永远处于不断进展中，在应对这一进展过程时，单单抱怨自己手气太差是不够的。人生的挑战在于充分利用手气，再差也无妨。真正的领导力会在困境中彰显出来。我之前已经说过，当今有很多领导很不幸，没能通过这场考验。他们迫切需要多与内心的衔尾蛇接触。然而，伟大的领袖则会考虑自己愿意馈赠后人怎样的遗产。我们希望留给后人怎样的印象？我相信真正的领导一定会采取有益于下一代人的行为方式。
关于本书
近几年来，人们开始广泛关注领导力教练，主要表现在从业教练数目，以及寻求领导力培训关系的个人与组织数目。培训需求大增后，该领域的出版著作数目也急剧上升。本书旨在从心理动力学正念的角度去审视领导力培训，从而有别于该领域的大部分著作。
本书的目标读者主要为希望进一步了解领导力培训的人，包括寻求培训机会的高管，需要制订培训计划的人力资源专家，研究领导力培训领域的学者以及教练。
本书对培训过程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考究，主要集中关注多样化的个人与组织学习以及变革，其前提是对人类心灵的复杂性有所了解。本书不仅探究了领导力培训的战略与行为益处，而且还考究了其身为成人发展与变革基础的潜力。书中提出的见解有助于教练与高管借助框架来转变态度、信念与行为。
我在前面提到过，本书的目标读者为对培训感兴趣的那些人，他们希望进一步了解临床观察怎样才能帮助前来寻求帮助的人。我在撰写这部分内容时，尝试用通俗易懂的言语来诠释心理动力思维与正念，并将其许多概念应用于领导力培训实践当中。我还举例说明临床疗法的主旨在于了解被培训者的过去、现在以及未来，从而搞清楚其具体行为模式背后的原因。
我也将努力阐明，在培训过程中如能谨慎运用临床疗法，才能深入理解“事物表象”之下的全貌。我坚信，这些临床干预能为企业带来实际效益，因为它们有助于我们深入理解个人行为模式的重要性与意义、人性的内在结构、复杂的人际关系（包括被压抑的深层情感）、团队、团队动力学以及组织进程所扮演的角色。通过对临床手法进行巧妙应用，我希望读者获得的知识——以及正念——能为他们未来的更成功表现打造坚实基础。此外，这种方式有助于提高人们的认知与见解，从而帮助他们更好地去应对那些传统手法无法解决的情形。
我在本书中还将讨论这样一个事实，即要想成功培训他人，那么教练与学员双方都应该很清楚表象之下发生的事情会如何影响他们各自的行为。这一点非常重要。这就使得有必要去探究学员个性、隐含的潜在价值观、塑造他们性格的经历以及他们对他人产生的影响。此外，我还探究了这些动态因素是如何影响团队或组织内部运作的潜在力量。这些深入理解有助于学员在任何情形下都能高效工作。因此，总结临床培训手段有助于人们消除那些通常会扭曲合作关系质量与现实的个人或组织防御网。这样做就相当于开辟了一条道路，利于打造更充实、完美的组织生活。
本书分为两部分。前五章内容主要探讨当前领导力培训方面存在的重要问题，剩余章节主要讨论培训目标与手段。第一章讨论的是亲附，这个主题很关键，要想更好地理解人类运作方式，我们就需要搞清楚亲附模式；第二章的主要内容是宽恕之心，正是这种能力将普通高管与杰出高管区别开来，在培训关系中往往会出现“受害者”与“救助者”；第三章和第四章主要探讨了这些人的“游戏规则”；第五章主要讲述我所谓的“SOB高管”——在这里，SOB指的是迷惑性的业务恶霸，还谈及了促使这类高管取得可观成就的不正常行为，这就触及到组织生活当中非常敏感的一个话题——即我们应该留意高管层的精神病患者。
本书第二部分的重心有所转移，主要探讨了大量关键的培训问题，还包含案例分析。第六章围绕个人的培训历程展开——怎样才能成为高管教练，尤其是怎样才能更好地应对团队；第七章旨在帮助高管学习游戏规则，并为他们打造安全的游戏场所——所有教练都需要具备这些技能，缺少了游戏的一面，改变就不会出现；第八章讨论了转折点和变革动态；在结尾章节，我首先讨论了人们所了解的最出名、最古老的教练实例——即亚里士多德与亚历山大大帝之间的关系，并提出了自己对未来教练技能的大量顾虑。
我谈及这么多主题，旨在帮助未来的组织领导认识培训文化对组织成就的重要性。人人都有发言权的组织文化有助于大家积极应对劳动力、市场以及供应商的多样性，帮助他们理解这些因素会如何影响策略、生产率、市场渗透、学员服务、招聘成本、周转率以及其他组织动态。组织如果能认识到领导力培训的好处，就能从多方面受益：人际交往技能的提高；创造性思维；更好的冲突管理能力；更高效的团队行为；能更好地管理并推进个人与他人职业生涯目标；以及打造培训文化与最佳组织的能力。
我在撰写本书各个章节内容时，一直牢记一点，即良好的领导力教练能够带领领导者到达理想境地；然而，杰出教练则会带领他们走向未知领域。我在本书自始至终都呼吁教练进行积极反思。领导力教练和体育教练并不一样。多反思——进行正念练习——有助于提防领导力培训中出现的本能反应。优秀教练能够汲取知识并从逻辑与情感层面对其进行分析。真正的考验在于在问题恶化为紧急事件之前发现它。我们所有人都应该有志于成为优秀教练。在此我转述一句德国谚语，“身为教练必须听而不闻，视而不见”。第一章亲附需求：刺猬之吻我还有个箱子在柏林。——玛琳·黛德丽家是你失去家园后去的地方。——约翰·勒·卡雷舍不得长时间看不到海岸是无法发现新大陆的（不入虎
穴焉得虎子）。——安德烈·纪德概述
人们是怎样处理彼此之间的关系的？我们能接受的最小亲密距离有多近？我们先来看几个场景。
首先，假设你属于成功的专业人士(当然现实生活中你很可能真的很有成就），你工作效率很高，但是与大多数人的关系却很淡，也不长久，包括与同事和朋友。这样“正常”吗？还是说你和其他人不一样呢？你知道自己如果挨其他人太近就会感觉不舒服，而且总是很难完全信任任何人，你也很讨厌依赖任何人。但是，虽然你从来没觉得有必要靠近他人，但是却经常会扪心自问，自己的人生是否有遗憾。你似乎不大可能与他人建立深厚关系，或许你与他们的交情很浅，因为只有这样你才会感到自在。你是不是有什么问题呢？
现在，假设你是另外一位高管。办公室有个同事很黏人，惹得你很恼火。不管你干什么，去哪儿，她都会跟着你。一开始，她这么在乎你，你还有点受宠若惊，可是慢慢地你就感觉很郁闷。你也试过很有礼貌地告诉她，你需要一些私人空间，但是她好像没听到一样，照旧黏着你。此外，她还抱怨自己和他人的关系不像之前那么亲密无间了，除了她，其他人好像并不在乎这个，这显然让她很沮丧，这时，你会怀疑她之前的行为是否真的那么不当。她这样算是遭人嫌弃吗？究竟谁的心态不对，她的还是你的？可是，总让她黏着你也不合适，就好像只有有人时刻陪着她才会感觉舒服。究竟保持怎样的亲密才算正常呢？
上面两个例子是人际关系领域动力因素的简单反映。德国哲学家阿瑟·叔本华提出了著名的刺猬寓言，来诠释这样的情境。他认为，刺猬隐喻恰如其分地体现了人类社会。你与他人靠多么近时不会感觉不适呢？有些人可以跟其他人靠得很近；其他人则感觉太过亲密很讨厌。要想深入了解人际接触方面的问题，就需要研究亲附行为——即我们对他人在情感满足方面的依赖。究竟怎样的纽带才能将我们与其他人联系在一起，而且能保持经久不衰呢？
我们与他人的行为关系源自让我们感觉舒适的亲附模式。舒适感与不适感源头很深。人际关系模式早在敏感的青少年时期就已经成形，其雏形便是母亲（照料人）与子女的互动关系。最初的母子沟通模式便决定了子女现在与未来的亲附性质与品质。儿童成长早期形成的各种期待会影响他们未来的人际关系。“最初的母子沟通模式便决定了子女现在与未来的亲附性质与品质”
早期教育中养成的沟通习惯会影响一代甚至好几代人与他人的交往方式。举个例子，父母如果缺乏安全感，就不会非常依恋子女。由于他们无法为子女提供健康情感发育所必需的亲附暗示，从而导致子女一生都遭遇关系挫折。这样一来，最初只是父母与子女之间的问题，如今却发展成了代际问题。亲附问题会这样一代代持续下去，除非有人站出来挣脱这一枷锁。认识到这些成长发育问题后，了解关系模式的本质就显得愈发重要。
子女如果出现亲附障碍，往往是因为他们幼年时期的照料人不善于表达情感，即他们的主要接触人要么有意克制情感、行为反复无常，要么长时间不能陪在他们身边，或者经常变来变去。如果遇上父母去世或离异，或者子女儿时曾遭受父母的身体或性虐待，而导致子女与其分离，就会导致情况进一步恶化。在这种环境中成长的儿童往往会遭遇自尊或身份认同问题，而且很容易陷入不正常的人际关系。
随着子女的不断成长，这些困难往往会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展现出来。有些孩子很可能会过于黏人，总是担心自己与他人的关系破裂。也有些孩子（由于经受其他不正常的父母关系）会变得冷淡，无法与任何人建立长久关系，而且也很难信任他人，包括关系很密切的那些人。这些问题如不能及时得到控制，就很可能会持续到成人之后，而且学员一生都不能妥善处理人际关系（包括职场与家庭两方面）。什么是亲附关系？
简言之，亲附指的是子女儿时与照料人之间建立的深厚、持久的情感纽带。这种关系模式，无论积极还是消极，都会为子女将来的各种人际关系树立基础。
心理分析学家约翰·鲍尔比在谈论亲附关系的学术著作中指出，儿童的心理表征或人际关系模型都会成为他们未来人际关系与经历的基础。根据鲍尔比的观点，亲附与分离是驱动人们行为与决策的主要因素。不能与照料人建立安全的亲附关系，可能与好几种问题行为相关。这些亲附模式的转化方式会影响自我效能（我们成功完成任务的信念）、自信心（我们对自身综合能力的积极态度）以及自尊（我们的自我价值与自我满足感）。“亲附与分离是驱动人们行为与决策的主要因素”
亲附关系的形成能力是天生的，也是人类进化过程中的一部分遗产。我们天生就会做出大量预先设定的本能生物行为，正是这些行为让我们生存了下来。主动向母亲（或者其他主要照料人）寻求亲密感与安全感的婴儿具备进化优势。母亲如果能对这些孩子的需求做出回应并提供安全感，那么这些孩子更有可能幸存，并把自身的基因遗传下去。婴儿的哭闹、微笑以及拖曳等行为目的很明确，这些行为会让他们与主要照料人保持密切联系，避免遭遇危险，照料人会喂养并抚慰他们，同时告诉他们社会上哪些行为是对的，哪些是错的。双方的密切相互作用之所以顺利进行，是因为父母本身也有一些本能行为模式，比如在婴儿哭闹时抚慰、拥抱他们，发出一些吸引他们注意的声音，以及模仿他们（比如，开玩笑模仿婴儿的面部表情）等。所有这些行为都有助于加强关怀行为。这些过程的主要目的在于维系婴儿与照料人之间的亲密关系，确保婴儿安全、受保护，这两方面是任何物种延续的必要因素。
基于幼年时期亲附行为的本质与品质，儿童会渐渐培养思维、记忆、信仰、期待、情感以及各种行为体系，这些行为也是他们参与并处理未来所有人际关系的重要参考。这些亲附模式发挥作用的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与照料人之间重复交互作用的性质与质量。基于反应程度（尤其是在备受压力的情况下），人们内心会形成上述关系的具体运作模型。这些模型可能是积极的（比如，他人值得信赖，可以帮助我们渡过难关），也可能是消极的（比如，没有人可以信赖，人们事实上并没有同情心，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都是孤独的）。
虽然鲍尔比主要关注婴儿-照料人之间的关系性质，以及其对社会-情感发展的启发，但是他也坚称父母与子女沟通过程中形成的自我与他人关系模式也存在于其他各种关系中：“亲附关系是人类毕生经历的重要组成部分。”他指出，婴儿对照料人的依恋动机体系也存在于他们以后的人际关系纽带当中。这些早期的关系模式会影响我们一生。
随着我们慢慢长大，我们会把对父母的依恋情感模式转移到生活中其他人身上。幼年时期形成的亲附品质会影响到我们成年时期的各种关系，包括浪漫的爱情、友情以及工作场所行为。人们谈论自身与情感的方式会揭示他们处理亲附情感经历的方式，以及规范待人接物行为的方式。具备安全工作模式的人往往更可能做出积极行为，相反，那些工作模式不安全的人的行为则会比较消极。亲附情境
成长心理学家玛丽·安斯沃思和同事（对鲍尔比著作的后续扩展）在儿童观察研究中描述了大量内化并影响成人机能的婴儿亲附模式。他们挑选出三大基本亲附模式：安全（积极）型、焦虑矛盾型以及回避型（后两种都不正常）。积极亲附模式
安全亲附型
安全亲附型子女的父母会对子女的各方面需求做出迅速反应，而且往往有求必应。他们还喜欢与子女一起玩耍，愿意和他们打交道。正是这些父母始终如一的恰当回应才使得子女与照料人之间建立起了安全纽带，同时子女也很愿意表达自身的情感体验，也愿意参与到创造性的、卓有成效的情感沟通活动中。这些父母为子女打造了“安全基础”，子女可以在此基础上成功探索世界。这一安全基础有助于促进子女的健康认知与社会发展；此外还可以建立信任与相互性，从而成为未来所有情感关系的参考模式。
照料人在身边时，安全亲附型婴儿非常愿意去探索周围环境。虽然当父亲或母亲走开时他们很可能会表现出某种程度的分离焦虑，但是只要父母一回来他们很快就会感到欣慰。他们会借助自身的基本安全感去审视他人，认为他们可靠、关心他人、值得信赖。
随着时间的推移，安全亲附型儿童会长大成人，成为安全亲附型成人。这些成人同样希望其他人可靠、有求必应，这一人生观会加强他们内心的安全感。他们认为其他人需要自己，认为自己很有价值、能干、受人喜爱。他们会形成自我安全感，其中包含成就感、自我价值感以及依赖于自主之间的健康平衡。安全亲附模式也有助于培养感同身受、同情心以及良知。
非正常亲附心理
如果儿童的亲附需求得不到满足，就会丧失安全感。自幼时起，他们就认识到寻求亲近得不到照料人的满意回应。如果抚养方式不当，儿童就会感觉很糟糕，认为自己多余、毫无价值、无助，甚至不受人喜爱。他们会觉得其他人感觉迟钝、伤感情、不可靠，而且不能满足他们的需求，也会认为全世界都不安全，人生很痛苦、繁重不堪。
这类儿童很可能会采取极端措施，为的就是从照料人那里得到某种回应，其中一种措施便是超活，另一种是减活——换句话说，要看看活动是注重接近他人，还是远离他人。这些策略可谓是主要亲附策略的夸张做法。第一种亲附模式（焦虑矛盾型）主要指通过强烈抗议或努力来恢复亲密关系；第二种模式（回避型）主要指压制或拒绝亲附需求，同时保持距离感。有些儿童总是渴望得到安慰与关注，其他一些——即回避型——则很可能选择保持情感距离，同时更愿意依赖自己，而不是他人。
焦虑矛盾亲附型儿童要比安全亲附型儿童更胆小、不自信。由于他们在幼年懵懂岁月时期从照料人那里得不到有力支持，因此在与他人交往时往往会产生持续的焦虑心理，以及高度夸张的负面情绪。照料人对这些孩子时而有求必应，时而摈弃，很难预测，从而导致孩子们内心充满焦虑，性格变得模棱两可。假如父亲或母亲离开时，这些孩子就会表现出极大的分离悲伤，等父母回来时又会显得摇摆不定、愤怒不已。他们会密切监控照料人，想时刻待在他们身边，遇上麻烦时反应也会过激。成年后，焦虑矛盾型亲附模式就会表现为希望对自己重要的人能陪在他们身边，对他们有求必应，否则就会陷入长期的烦恼与担忧中；这样一来，他们就会显得非常黏人，同时情感上吝于付出。借用叔本华的隐喻来解释，这些人就好比那些努力想靠近彼此的刺猬一样。
回避亲附型儿童在亲密关系方面也存在问题——这是因为照料人不能陪伴他们左右，或者不能对他们的表现及时做出回应。他们一与他人亲近就会感到不适、紧张。虽然他们很可能非常渴望与他人保持亲密的情感联系，但是却又不能很好地处理这样的关系。他们很少表现出对照料人的需要；也不会花很多时间希望得到照料人的关注；他们会尽力去独立解决问题。与他人保持距离成为了他们的防御心理战略。他们不大可能有（或者表达）同情心，甚至很可能会以他人的痛苦为乐。他们的行为有时非常惹人生气。这些人就好比那些因为担心自己受伤害，而总是与他人保持一定距离的刺猬一样。成人亲附模式
成人后，青少年时期形成的亲附模式依然会塑造人们随后的亲附体验质量。然而，这并非意味着这些亲附模式会亘古不变。现存模式会随着新体验的出现不断更新、调整。早期的亲附挑战并不一定会导致人们陷入不安全的亲附生活中。不过，早期的不正常亲附关系会引发随后生活中不健康、矛盾关系的重复出现。成年后遭遇亲附障碍的人很有可能会表现出消极、挑衅性行为模式，同时还有可能做出自我毁灭的举动，往往还会伴随有感情疏远、愤怒以及沮丧心理。这些人不知道该如何与他人交往，更不用说与他人建立情感纽带了。控制需求意味着他们很可能会撒谎、欺骗或操控他人。他们的沟通与聆听技能也很可能非常差，而且很不愿意接受他人的引导。“早期的不正常亲附关系会引发随后生活中不健康、矛盾关系的重复出现。”
遭遇过亲附障碍的人往往缺乏同情心。他们很难给予或接受情感，而且总是感到很沮丧、悲伤，但是这些情感不一定会外露。他们很难做出让步，当发现自己身处健康关系时，很可能忍不住想去破坏它。这是一种保护性反应——即应对焦虑的方式——因为他们担心对方会首当其冲破坏这段关系。这种自我毁灭模式的核心部分往往是对成功的无意识恐惧。当一切都进展很顺利时，他们总是忍不住想给自己找麻烦。
分类或维度？
近期关于亲附行为的著作提出四种亲附模式，可以被看作是安斯沃思与同事原先提出的三组亲附模式的延伸。新模式与三组亲附模式的区别在于，新模式在研究亲附行为时采用了维度，而不是类型这一角度。
按照新模式，可以将双方对彼此做出的回应。焦虑维度对应的是焦虑以及对拒绝和抛弃的警惕心理。回避维度对应的是与亲密度和依赖性相关的不适感——即不愿意与他人建立亲密关系。这两大正交维度描述了人际关系中出现的各种想法、感受以及行为。
在这一概念图式中，焦虑倾向高的人往往会担心对方是否有空、回应迅速或者专心；焦虑倾向低的人往往很信赖对方的预期响应能力。就回避型亲附而言，惯于回避的人不愿意依赖他人或者向他人吐露心声；回避倾向最低的人则对自己与他人的亲密关系感到很舒适，同时也能踏实地依赖他人，并情愿被他人依赖。
在这一维度体系中，保留了三类模式中的安全与焦虑矛盾型分类法，而将回避类亲附分成了两类：恐惧-回避型和排拒-回避型。
成人关系“互动”
安全亲附：借助这一理论框架，有安全感的成人在这两方面（低焦虑/低回避）得分都很低。儿时形成安全亲附关系的人很可能在成年后依然保留安全亲附模式。这些人的自我感很强，希望与他人保持亲密关系，自尊心相对较强，感觉深受他人喜爱，而且往往很容易就能与他人建立关系。他们会对自我（比如，认为自己很有价值、受人喜爱）和他人（比如，认为他们回应迅速、专注）持有积极看法，而且往往能与他人建立长期的信赖关系，很少担心遭他人抛弃。他们的生活很健康均衡：自身的独立以及与他人的亲密关系让他们感到很安全。他们对生活抱有乐观的态度，知道该如何控制并表达自身情感。他们还具备良好的社交技能，很愿意与朋友、伙伴分享情感，也很乐意吐露内心的真实想法、感受、愿望以及担忧。这些人认识到，自己感到有压力或面临威胁时，亲近他人（重要的亲附手段）能给他们带来舒适与慰藉。只要有需要，他们就会去寻求社会援助。他们很享受与他人之间的亲密关系。安全的亲附模式也有助于避免压力或创伤，有利于做到足智多谋与灵活变通。此外，他们内心的安全感也有助于自我管控，从而使他们能够更有效地控制冲动与情绪。总之，全世界人都感觉很安全，人生值得我们去珍惜。“儿时的安全亲附关系很可能会持续到成年后”
焦虑矛盾型（心事重重）：属于焦虑矛盾（心事重重）亲附模式(低回避/高焦虑）的成年人非常善于自我批评，而且缺乏安全感。他们的生活并不均衡：由于缺乏安全感，他们总是在自我反对，在人际
交往中倍感绝望。在与他人交往的过程中，他们可能会表现得很黏人，甚至让人喘不过气来，显得很焦虑、急需帮助、总是需要得到他人的安慰，而且对他人的关注从不满足。由于他们总是希望得到他人的聆听，因此很难对付。这类亲附行为还具有如下特征，比如感觉自己一文不值，总是需要得到他人的认可。因此，其他人很不情愿如他们所期望的那样接近他们。意识到这一点后，他们更担心其他人不喜欢自己了。担心遭到拒绝成为了他们内心挥之不去的心理阴影，同时也促使他们过度依赖他人。
然而，尽管他们总是在不停地向其他人寻求认同与安慰，不管任何人做什么都不足以消除他们的自我怀疑。他们担心自己不受人喜爱，因此经常会遭遇人际关系破裂。这往往是因为这些关系很冷淡、疏远。他们会感到高度焦虑不安，甚至希望与他人完全“融为一体”。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是这种心理吓得其他人躲得远远的。
此外，他们很可能会专门制造事端来“考验”其他人，也正是通过这种方式来考察其他人是否会在任何情况下都与他们不离不弃。由于这种挑衅行为，他们经常遭遇人际关系破裂，噩梦也往往会成为现实。这就好比刺猬在努力寻找与他人保持适当距离时的遭遇一样。
高回避模式借助维度手段给出了两种选择：排拒-回避型(低焦虑/高回避）和恐惧-回避型（高焦虑/低回避），这与我们经常谈到的精神分裂症和回避型人格类型相对应。举个例子，做事缺乏条理或单亲家庭的父母培养出来的子女往往会形成回避亲附模式。由于他们儿时经受创伤时就不善表达情感，因此成年后会继续经历人格解体。这些人的生活很不均衡：他们缺乏连贯的自我感，与他人的关系也不明朗，很难与他人好好相处。属于恐惧-回避型的人希望多与他人沟通、联系，但是却担心遭到拒绝。相比之下，排拒-回避型的人们似乎根本没办法与他人建立人际关系。他们和其他人相处或者交流时很不自在，但是似乎并不在意这些，反倒喜欢独处。我们所面临的问题是，很难判定我们面对的人属于哪种回避亲附型。
恐惧-回避型：这类人为了避免受伤害或者遭到伙伴的摈弃会刻意回避亲附关系。虽然他们很愿意去他人建立亲密情感关系，但是却很难完全信任或者依赖他人，要么不能要么不愿意与他人分享自己的想法或感受，而且往往会找借口避免亲密行为（比如一起工作很长时间，或者一起旅行）。他们担心自己如果和他人太过亲近就会受伤害，在婚恋和社会关系方面投入的情感很少，因此在每段感情结束时几乎不会多么痛苦。其他共同特征还包括在高压时期不能支持搭档等。他们也很难表现出同情心。
排拒-回避型：这类人独处时非常自在，似乎不需要与他人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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