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韩]文正仁,[韩]徐承元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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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复兴大战略：与日本高层战略家的深层对话试读：
中文版自序
如同世界著名人类学家鲁思·本尼迪克特在其巨著《菊与刀》中指出的，一般来说日本具有表面行动（建前）和内心世界（本音）不相一致的双重性格。尤其是安倍政府再次掌权后表现出极端的右倾倾向。不仅是中日关系，韩日关系也正面临着重重困难，从这一点上来看，再次理性地审视和剖析日本真实的一面是十分重要的。本书便执笔于这种环境下。
2013年初，本书在韩国出版，囊括了14名代表日本知识精英的战略家的信念、哲学和言行观点，并对这些内容进行了剖析，这是一本记录精英们深层对话的对谈集。我们可以肯定，本书对改变韩国人对日本的认识将起到可观的作用。与中国“大国崛起”的气势不同，日本经历了经济不景气和2011年的东日本大地震，我们跟踪记录了日本高层人士强烈的危机感。通过日本知识人士的视角，本书记述了正经历着战败以后最大危机的日本目前情况以及对将来的展望。本书的出版对于掌握日本坚固外表之下隐藏的内心世界是十分有意义的。
尤其是，本书可以说是《中国崛起大战略——与中国知识精英的深层对话》的日本版。《中国崛起大战略——与中国知识精英的深层对话》2010年在韩国出版以后改变了韩国对中国的看法，2011年该书翻译成中文并在中国出版，出版后受到诸如“韩国学者整理了中国人没有想到的部分”的好评，至今在中国境内多次再版，很有影响力。我们期待本书的出版也会得到好评。
本书共由四个部分十四章组成，囊括了日本的国家战略、东亚共同体构想、对朝政策和对中国政策、美日韩关系、全世界关注的钓鱼岛和北方领土问题以及日本军慰安妇和独岛问题。作者就与日本有关的各种热点话题进行提问，从而帮助读者从不同的侧面观察问题，进而全面掌握日本真实的一面。同时，作者对各个主题的过去、现在、将来的发展进行了具体的分析，有助于读者加强理解。我们期待本书成为希望了解并理解日本的读者的重要参考和研究材料。
另外，我还要提到一点，中国读者将会发现不仅在中日关系部分，而且在此外的几乎所有章节中都存在的有趣的一点，即中国的崛起。日本人士无一例外地指出，在日本的对外战略中，中国是最重要的国家。当然中国的崛起对日本人来说不是晴天白云，而是乌云罩顶。日本人比韩国人更强烈地担忧中国的原因是什么呢？日本的民众意识负面化表现得日趋强烈，中国应该注意这一点。
最后，我要对欣然同意出版本书中文版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所属的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表示衷心的谢意。同时，还要对本书的译者南开大学李春福副教授和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的李成日博士，以及支持本书中文版翻译、出版的亚洲研究基金和日本财团负责人表示谢意。日本财团尾形武寿理事长的关心和支持使本书的翻译更有意义。总之，我们希望中国读者能够通过本书得到全面理解现代日本的机会。文正仁 徐承元
韩文版致谢
在准备和出版本书的过程中我们得到了诸多帮助。首先要感谢支援本研究课题的财团法人亚洲研究基金（Asia Research Fund，ARF）的郑求铉前理事长，研究委员会委员长金基正教授，秘书长裴钟尹教授，以及理事会的各位工作人员。另外，ARF的崔惠琳干事对本次研究的顺利进行做出了很大的贡献。本书作为ARF促进“韩日两国知识精英对话”的一部分，日方庆应义塾大学的添谷芳秀教授正以相似的形式进行着与韩国知识精英的访谈。同时，在这里我们要对本书的访谈对象表示感谢。他们都是现在日本社会的上层人士，非常感谢他们能在百忙之中接受访谈。2011年末金正日去世之后，2012年东亚局势很不稳定。尤其是韩日关系的变化较大。参与访谈的各位对与此有关的追加提问也诚恳地加以回复并亲自修改了初稿。他们诚实和追求完美的精神值得我们尊敬。在日本进行访谈期间，庆应义塾大学东亚研究所、明石康事务所、财团法人日本重建主导、防卫大学、政策大学院大学、日本综合研究所下属国际战略研究所、新潟县立大学、竹中平藏事务所等在各方面给予我们大力支持，在此深表谢意。
同时，还要向平时对日本问题十分关注，并且给予我们极大援助和鼓励的东亚财团孔鲁明理事长和洪亨泽事务局长，延世大学政治外交学系和高丽大学日语日文系的各位教职员表示感谢。此外，还有很多人给我们提出了建议，给予了帮助。在这里我们向国际韩国研究院的崔书勉院长，东西大学的张济国校长和日本研究中心郑求宗所长，延世大学的金相俊、柳相荣教授，高丽大学的廉战镐副校长和文科学大学长朴吉声，日本研究中心所长崔官、郑炳浩教授，首尔大学的日本研究所所长朴喆熙和南基正教授，国民大学的李元德教授，世宗研究所的日本研究中心陈昌洙所长，国立外交院的尹德敏教授，表示感谢。在进行本次研究期间，两位作者的研究助教也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尤其是高丽大学研究生院中·日语文学系的硕士毕业生、现在作为日本文部科学省公费留学生在日本庆应义塾大学就读的许元宁做出非常重要的努力。许元宁不仅负责调查资料，而且以突出的英语和日语实力以及诚实的精神详细地翻译、整理了录音资料。另外，就读于高丽大学研究生院的硕士研究生崔霞兰也做出了不少贡献。延世大学的申铉锡、朴智铉助教在整理资料方面做出了贡献。在这里对他们的努力表示真诚致谢。
我们还要对帮助出版此书的三星经济研究所郑琪荣所长、任振铎部长表示深切的致意；向李由京编辑表示特别的谢意，如果没有他的真诚鼓舞、精确校正和对内容结构的建议，以及其他的各种关怀和指点，本书很可能难以出版。另外，对在出版、印刷过程中给予帮助的各位表示感谢。
最后，要把这本书献给深切理解本书作者文正仁的家人在玉、基贤、慧妍，以及给予作者徐承元深切关怀的熙贞、东铉和在礼山的父母。
韩文版序言
执笔此书：重视具有两面性的日本。
日本一直具有如杰纳斯（Janus）的双脸般的两面性。一面是作为过去殖民和侵略历史凶手的日本。我们对杀害朝鲜王朝明成皇后、《乙巳保护条约》和韩日强行合并、36年的殖民统治、强行征兵以及慰安妇的悲剧仍记忆犹新。日本掠夺了我们的主权和领土，将我们推入战争的旋涡，日本帝国主义和军国主义曾在我们民族的脑海里留下了强烈的烙印。这也是改编历史教科书、参拜靖国神社、独岛领土主权等问题出现时韩国国民愤怒的原因。站在受害者的立场上，要宽容和饶恕加害者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长久岁月里形成的反日情绪似乎已经融入韩国人的DNA。但无法忽视具有这种负面形象的日本是韩国所面临的现实。
然而，日本还有另外一面。不论是否接受殖民地近代化论，日本在韩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作用都是无法否定的。1965年韩日建交以后，日本赔偿资金和大规模投资给韩国经济带来新的转机。日本曾是韩国实现高速增长的发达国家模型，并且其出口导向工业化战略、战略产业政策、财阀等都是模仿并向日本学习的结果。日本的综合商社曾经是作为外协企业的韩国企业走向国际市场的窗口。更重要的是，日本的成功模式有力地激励了韩国人。到20世纪80年代为止日本是亚洲唯一的发达国家和经济大国。如果没有追赶（catch-up）日本的全民心理，韩国就不会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取得如此快的经济增长。不仅如此，举办了奥运会的日本，整洁又正直的日本人，有条不紊的“Japan Inc.”，等等，都成为我们模仿的典范。
这两种相互抵触的侧面由于1998年金大中—小渊惠三共同宣言（21世纪的新韩日合作关系宣言）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是两国清算历史，并怀着对未来合作的期待，在将纠纷降低到最小程度，最大限度地加强合作问题上达成一致的原因。韩日两国的经济合作日趋扩大，韩国开放了文化市场，而日本作为对此的回报则成为韩流的中心。2002年两国共同举办了世界杯足球赛。在这种趋势下，两国的社会、文化、人力交流也随之增大。韩日两国共享以美国为媒介的准同盟关系和在东亚罕见的人权、民主主义、市场经济普遍价值的状况，成为韩日两国这种正面关系改善的背景。
然而，2012年情况又突然发生变化。小泉纯一郎固执地进行靖国神社参拜的场景还历历在目，最近独岛随军慰安妇等问题几乎每天都出现在互联网和常规媒体上。领土问题可能引起军事冲突等悲观预测虽然没有根据，却使我们迷惑，并不寒而栗。此外，还出现了不明来历的携带桩子和贴纸背包的“新型游击队”。他们不仅在韩国而且在美国等其他国家游荡，留下标记之后神秘消失。让人好像重新看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大陆浪人”。政治家的状况也与此类同。
韩国政府缺少一贯性的态度也是关系恶化的一个原因。现政府一直在“价值同盟”的框架下谋求缔结韩日军事情报保护协定和军需协定，以及美日韩三国的军事协作。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又突然扬言“日本的国际地位今非昔比”，并要求“日本天皇如果要访问韩国首先要向独立运动中的牺牲者诚恳道歉”。虽然表面上听似合理又痛快，但对赢取日本公民，尤其是有见解的公民的人心并孤立极右主义者起不到任何作用。其原因在于，日本天皇的存在对日本社会来说不仅仅是一种单纯的象征。对此，日本的反应非常强硬，并且表明了要将独岛问题提交国际司法审判机关的立场。由此，1965年韩日建交以后两国关系再次跌入谷底。
这是一种进退两难的状况。即使考虑国民的情绪，是否也不应该与日本形成尖锐的对立和敌对关系呢？日本对我们来说是一个重要的近邻，两国关系的恶化对韩国的利益也是没有任何好处。现在两国应该考虑的是，G2时代在这一地区形成地缘政治学上的不安定性，这才是两国面临的最大挑战。中美的G2体制不再是假设，它们的战略布局决定了东北亚的命运和历史。美国和中国一旦发生军事冲突，韩国和日本将全被卷入战争的巨大灾难，相反，中美联手构筑两极领导体制也同样令人担忧。在G2体制完全定型之前韩国和日本应协力营造新的地区未来秩序，决定我们命运的东北亚秩序应由我们来决定。在这一点上，韩日两国之间的合作或许可以说是历史的使命。在军事上超越个别同盟而构筑多角安全保障协力体制，在经济上扩大中日韩FTA，由此深化合作建立共同体将会成为具体目标。在这个过程中，如果加深信赖，我相信领土和历史问题也会随之得以解决。建立韩日关系新里程碑的创意才是决定今后百年历史的关键。
在韩国构筑东亚未来新战略的出发点问题上，不论如何强调对邻国的确切理解和分析的重要性都不为过。从《不存在日本》到《日本的存在》，国内已介绍过很多关于日本的书籍。在韩国对外国的研究中，研究人员的数量和实力最为雄厚的领域可以说是日本。然而这样就足够了吗？大部分研究都不是从日本的角度进行的，也就是说，我们没有摆脱观察者的角度。即，对真实并深层地揭示日本知识人士的心理的努力是不足的。本书试图弥补这些缺陷。作者与日本当代最高水平的知识人士进行坦诚的交谈，通过深度访谈来了解他们对历史的评价、对现在的分析，以及对未来的展望，并欲掌握其中的含义。
本书共四个部分，由十四章组成。
第一部分论述了关于日本中长期战略构成的内容。在第一章中，作者与因提出“中间势力外交”而受瞩目的庆应义塾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添谷芳秀就日本的外交战略问题进行了深度访谈。在第二章中，作者与陆上自卫队中将出身的、有代表性的知识将士及军事战略家、防卫大学山口昇教授就日本的防卫战略问题进行了讨论。在第三章中，作者与前联合国事务次长明石康就日本的国际贡献战略问题进行了集中访谈。
第二部分深入地论述了日本对主要国家的外交战略。在第四章中，作者与自由主义的国际主义者、前《朝日新闻》主笔兼财团法人日本重建主导理事长船桥洋一就美日关系问题交换了意见。在第五章中，作者与日本的中国研究权威、防卫大学校长国分良成就未来的中日关系问题进行了交流。在第六章中，日本最权威的东南亚研究家、政策研究大学院大学校长白石隆在东亚大框架下对日本和东南亚关系进行了分析。在第七章中，京都产业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东乡和彦对日本与俄罗斯的关系进行了精确的分析。
第三部分集中论述了我们最关心的主题，即日本和朝鲜半岛的关系。在第八章中，庆应义塾大学名誉教授小此木政夫深刻地分析了韩日关系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在第九章中，静冈县立大学伊豆见元教授深度分析了为何日朝关系中日本对朝鲜采取敌对态度。在第十章中，曾任外务省审议官，并深层参与制定日本对朝政策的日本综合研究所下属国际战略研究所理事长田中均，就2002年小泉访朝问题留下了生动的实录访谈，并就朝鲜核问题提出了有说服力的协议方案。
第四部分是对日本综合安全保障和未来秩序构想的探索。第十一章中，东京大学名誉校长猪口孝（现任新潟县立大学校长）对日本未来国际秩序的构想阐述了独特的见解。第十二章中，被称作“行动的良心”的东京大学名誉教授和田春树提出了与猪口孝完全相反的主张，即东北亚共同体构想才是最适合日本的模式。在第十三章中，作者与东日本灾害复兴促进委员会委员长五百旗头真就最近给日本带来巨大冲击的2011年3月的东日本大地震以及灾害克服方案等问题交换了意见。最后，在第十四章中，作者与小泉内阁的结构改革先锋、庆应义塾大学教授竹中平藏探讨了陷入停滞的日本经济是否有反弹可能性的问题。
这次访谈的企划目的是试图通过日本知识人士的视角更深层地了解停战以后经历了整体危机的日本之现在及未来，并力图通过揭示当代水平最高的日本战略家内心世界来掌握日本的本意。我们认为策划初衷基本得以达成。我们采访的人士都没有带着日本人特有的假面而是真诚地与我们交换了意见。我们从各个角度感受到了他们坚定的信念、哲学的深度、洞察力和诚恳。我们对此感到幸运。
还有一点，即他们在分析日本现实的时候，观点相近得令人吃惊。他们始终如一地认为日本现在正处于严重的政治、经济、社会、外交危机时期。持续了20年以上的平成危机、失去了活力的低出生率、老龄化社会、被中国赶超的经济大国地位、自然灾害的恐怖、由于历史和领土问题与周边国家的纠纷，以及政治的无力、国家经营体系的混乱，这一切都使日本的未来看似暗淡。另外，访谈对象几乎异口同声地表明，没有任何一个日本公民希望修改和平宪法和吉田政策。尤其是他们确信美日同盟关系的程度令我们震惊。这使我们看到，“没有美国的日本是无法想像的”这种认识在日本知识人士社会内部仍然根深蒂固。“中国威胁论”已成为日常化了的老生常谈。他们认为中国的崛起和由此形成的威胁是日本面临的最大挑战。为了有效地应对中国的崛起，日本一方面强化与美国的军事同盟，另一方面深化与韩国、俄罗斯，以及东盟国家之间的合作。但是也有意外的几点，如上文中提到的，主张中国的崛起并不会顺利、反而统一的朝鲜半岛将会给日本造成最大威胁的船桥洋一理事长的观点很有代表性。国分良成校长虽然没有明确主张朝鲜半岛威胁论，但是他强调从中长期来看中国的崛起在结构上有着一定的局限性。
他们对现实的分析大同小异，但对日本未来应采取的战略却百家争鸣。添谷芳秀主张，在日本和平宪法和吉田政策的制约下走“中间势力”的路线才是高明的战略决策；猪口孝则主张，如果日本不能成为像新西兰或澳大利亚那样的“中间势力”，那么就应力求强化军事力量。明石康表示，未来日本应成为以联合国为主的、为国际社会做贡献的国际主义的典范；和田春树认为参与韩国主导的“东北亚共同的家园”才是日本地区主义战略的正确方向。然而，从整体上来看，与包括东亚共同体在内的地区主义构想或“中间势力”战略相比，日本知识人士更倾向于走以美日同盟为基础形成正常国家的路线。
我们在与这些日本知识人士的访谈中沉重地感到希望不大，前景不容乐观。参与访谈的人士虽然都从政治领导力方面寻找日本危机的本质，但是他们忽视了政治领导者是由国民选出的这一点。在期待有领导风范的政治领导人出现的同时又瞧不起政治家，这一点才是日本知识人士真正的谬误。另外，不幸的是，即使著名的日本战略家也未能提出明确应对危机的方案。或许这是因为他们没有敞开心扉？不是这样的。作者的结论是，他们都没有明确的战略。至今还没有从“Japan，Number One”的迷茫中解脱出来，仍然留恋过去，采取渐进式的适应方式，这便是日本现在的真实情况。
这些真实的情况看起来都无法使“失去的二十年”得以重来。我们认为这些都是在与和平主义或自由主义势力相比保守主义右派得势的日本政治土壤中形成的。自民党在极端保守主义的座右铭之下执权，若依据桥本—石原联合的“日本维新会”形成制度化政治力量，日本的国内政治构思便会急剧右倾化，同时对外政策也会更具攻击性。我们所担忧的也正是这一点。正如五百旗头真的主张一样，我们真心希望日本走出混乱的时代，获得克服问题的智慧，并像生于淤泥中的荷花一样看到新的希望，从而走向世界。
一如既往，最后总结教训。从日本的今天可以看到韩国的明天。事实上，我们一直沿着日本的轨道走到今天。所以，我们担忧重蹈日本沦落的覆辙。老龄化社会、经济的低增长、不透明的未来、分化无力的政治、两极化的未来前景，这些都预示着韩国的未来。我们无法保证三星和LG的明天不会像夏普或松下的今天一样。这些便是现在推动韩国发展的人们，尤其是推动韩国发展的年轻人要注意观察今天日本的缘由。我们希望本书能在这一方面起到积极作用。第一部分日本的战略构想第一章战后日本的外交现实与中等国家构想添谷芳秀
即使日本的国力到达全盛期的时候，日本也没有采取过大国战略。如果追溯其根源，就在于日本对过去军国主义的历史包袱。军国主义的包袱是极其沉重的。所以，尽管出现多种复古议论，但以和平宪法与美日安保条约为基础的所谓‘看不见的手’依然很坚固。添谷芳秀（Soeya Yoshihide）
1955年出生，毕业于上智大学外国语学部和国际关系学硕士课程，1987年获得美国密歇根大学政治学博士学位。1995年开始在庆应义塾大学法学部任教，曾担任该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现兼任现代韩国研究中心主任。他还曾经担任过“21世纪日本的构想恳谈会”委员、“经济产业省结构审议会”（地球环境小委员会）委员、“防卫设施中央审议会”委员、“新时代关于安全保障与防卫力量的恳谈会”委员、日韩新时代共同研究项目第一分科会委员长等职务，多次为日本政府提供咨询。另外，他还担任过日本国际政治学会理事、亚细亚政经学会评议员、英文学术刊物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Asia-Pacific（Oxford Journals，SSCI）主编等职，精力旺盛地举办学会活动。主要研究成果有《日本外交与中国（1945～1972年）》（1995年）、Japan’s Economic Diplomacy with China，1945-1978（1998年）、United Nations Peace-Keeping Operations：A Guide to Japanese Policies（合著，1999年）、《冷战后的国际秩序：实证、政策及理论》（主编，1998年）、《记录与考证：中日邦交正常化与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签署谈判》（合编，2003年）、《日本的东亚构想》（主编，2004年）、《日本的中等国家外交：战后日本的选择与构想》（2005年）、《日本的世界贡献与市民社会》（主编，2008年）、Japan as a “Normal Country”？A Country in Search of Its Place in the World（主编，2011年）等。引言
最近看韩国的报纸和电视，就容易感觉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论调和气氛的再现。那是因为，对日本的右倾化乃至军事大国化的担忧之声再次高涨。其实，此种现象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理解。二战日本战败以后，长期禁止海外派兵，但冷战结束以后曾首次派遣自卫队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PKO），还作为多国部队一员派兵到伊拉克和阿富汗等地。
如果把眼光放到东北亚地区亦如此，为应对朝鲜核导弹等大量杀伤武器（WMD）的开发和试验等动向，日本也积极加入美国主导的美日军事同盟。同时，日本增加购置侦察卫星费用、实行武器体系的尖端化、参加构筑导弹防御系统（MD）等，进一步增强了军备态势。目前，日本政界和舆论对现行和平宪法，尤其是对修改宪法第九条的呼声日益高涨，甚至出现直接打击朝鲜导弹基地的“敌方基地攻击论”等极端的言论主张。
那么，21世纪日本所向往的国家发展方向是什么？是军事大国化还是向二战以前军国主义的回归？是战败以后一直坚持下来的“和平国家”的另外一种版本？还是追求第三条道路？如果面对当今日本，还得增加对我们自己的提问，就是“我们对日本变化的观点是否客观而合理”？那是因为韩国社会对过去的殖民地经历、战争慰安妇、独岛（日本称竹岛）问题等的对日警惕和反日情绪依然牢固。
添谷芳秀教授是讨论21世纪日本全面外交的代表人物之一。他在日本被称为最为均衡的外交战略学者，也是国际上知名度很高的政治学者。添谷教授主张，在宪法第九条和“吉田路线”的框架下，构筑日本的未来外交战略，而且作为其应对方案，提出了日本的“中等国家外交论”，受到国内外的高度关注。
2012年1月10日，作者在庆应义塾大学东亚研究所对添谷芳秀教授进行了采访，后来又通过书信追加了一些提问和回答。在采访过程中，围绕“日本到底是个我们所想的大国，还是中等国家？”及“其中等国家外交的实体是什么？”等议题，进行了激烈的对谈。对今后日本国家发展道路的提问，他如此给我们解答：“即使日本的国力到达全盛期的时候，日本也没有采取过大国战略。如果追溯其根源，就在于日本对过去军国主义的历史包袱。军国主义的包袱是极其沉重的。所以，尽管出现多种复古议论，但以和平宪法与美日安保条约为基础的所谓‘看不见的手’依然很坚固。从这种意义来讲，日本外交的现实以及基础立足于对军国主义的反省，而且今后也不会发生变化。如果这一点韩国人能够理解，就会实现韩日之间真正的和解与合作。”
对日本的国力如何评价？如何理解日本的国家战略？从外交及安全领域如何重新定位韩日关系？对此的判断最终还是取决于我们。日本外交的两大基轴是“和平宪法第九条”和“美日同盟”
问：您在百忙之中能够抽出时间，非常感谢！曾经拜读过添谷教[1]授的著作——《日本的中等国家外交》，感到很有意思，富有逻辑性和一定的说服力。但是，始终觉得有些混乱。添谷教授从现实主义[2]角度分析从吉田茂首相时期一直到现在日本的外交政策，但是其作为“处方”具有非常浓厚的自由主义倾向。因此，添谷教授是如国际社会所认为的无政府状态而重视国家利益和势力均衡的现实主义者，还是认为通过经济以及文化上的相互依存和交流能够实现和平的自由主义者，或者是两者皆是？其理由是什么？
添谷：对日本的外交政策，尤其是议论日本的安全保障时，如果采用国际社会通用的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的两分法标准，就不太适[3]用。在日本，任何议论的标准首先来自于“1955年体制”这一左右对立轴，而且设定问题的轴和热点也起因于日本的特殊性。例如，按国际社会的常识来看，自卫队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PKO）是自由地行使军事力量。但是，在日本国内，则认为这是个激进的大国政治（power politics）行为而遭到批判。如果赞成自卫队参加维和行动，那就被认为是现实主义主张。与此相反，以宪法为前提，反对自卫队的海外派兵，就是日本国内所说的自由主义主张。
问：对添谷教授所主张的日本外交政策的“双重认同感”，其一[4][5]由来于“和平宪法”第九条，其二是《美日安保条约》。这种双重认同感已经体现在添谷先生的分析框架里。
添谷：是的，那就是我本人所研究的出发点，也是分析日本外交的前提。我对“吉田路线”的定义为：“把战后日本和平宪法与美日安保条约绑成一套体系。”如我在《日本的中等国家外交》一书里所提到那样，战后日本宪法制定于1946年，当时冷战还没有开始。与此相比，《美日安保条约》签署于1951年，正处于冷战之中。从国际政治的逻辑关系来看，宪法第九条在冷战以前的战后处理逻辑中具有自身意义。但冷战开始以后，就产生了与战后处理完全不同的国际政治前提。尽管如此，日本在没有修改宪法的状态下，接受了冷战的产物——《美日安保条约》。因此，在两个很相近的时期，选择两个矛盾的体系，从而产生结构性矛盾。
战后日本把这两种不同的逻辑当作“吉田路线”的基础，这就导致分裂日本的政治行为者（actors）和议程（argument）的结果。一方面，从拥护和平宪法的立场上主张；另一方面，在冷战现实下拥护《美日安保条约》，议论修宪。“吉田路线”的这种基础始终延续下来，而且在那种情况下，以《美日安保条约》为前提的议论就是现实主义，而以宪法为前提的主张就是自由主义。这就是日本的结构（structure），但与国际政治中的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相比，就具有完全不同的意义。
问：从结果来看，添谷教授是否认为日本的大战略（grand strategy）受到结构性限制？一方面，和平宪法规定不能拥有正常的军事力量；另一方面，日本自身的安全保障依靠于美国，在美日同盟体系内日本的海外军事行动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得到允许。但是，日本不能具有独自的大战略。
添谷：是的，这就是日本的现实。
问：尽管如此，看到日本政治家的主张和一些知识分子的评论，都在议论大战略，这是为什么？
添谷：那是因为，没有大战略，所以人都希望拥有它。实际上，如果日本存在大战略，谁也不会议论日本的国家大战略。在以往的议论里，大都谈到大战略的必要性，这些都起因于结构性制约。
右派的大战略，例如军事上的自立，如果不修宪，解除美日安保体系，就不可能成立。另外，左派的大战略主张，既不修宪，又要拥[6]有大战略，例如“非武装中立论”。我个人认为，两者都不现实，两者都难以成为日本社会的共识（consensus）。因此，虽然左、右两派都议论大战略，但都不现实，这就是我主张的第一要点。
问：日本只要固守“吉田路线”，就不能拥有独自的大战略？那么，日本是否只是美国战略的“部分集合”（subset）？
添谷：那也不一定。我主张，日本只能把这两种体制接受为历史的命运，从现实上很难改变宪法与《美日安保条约》的内容。当前，在日本社会难以形成共识，而且在国际社会上也难以得到理解。那么，只有把这两种主张作为前提来构思大战略，只能是我以前提议的“中等国家外交”，这就是我的基本立场。被误解的“正常国家论”不能成为解决方案
问：您对前民主党代表小泽一郎先生的“正常国家论”如何评价？是否认为是个大战略？
添谷：不是。
问：为什么不是大战略？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小泽一郎及其追随者们一直主张日本的大战略。
添谷：小泽一郎并未把“正常国家论”作为外交议论提出，包括国家的重大政策决定和行政制度等在内，都记述在他的著作——[7]《日本改造计划》里。这本书不仅仅议论外交，并且未把重点放在大战略上，就是为了修改战后日本的“非正常”（abnormal）部分，并用了“正常”（normal）一词。[8]
海湾战争时期，日本没有把自卫队派到联合国维和行动中。在国际社会上，作为主权国家理所当然采取的行动，日本不能行使，所以，改变这种非正常状态就是正常国家主张的核心。因此，“正常国家论”并不主张日本走向军事化路线或者参与力量政治，而且在日本几乎没有人明确提出这种主张。
问：最近，安倍晋三等自民党内部分政治家和保守倾向的知识分子主张修改宪法第九条，而且日本已经具备巨大的军事力量。对此，您如何看？
添谷：即使日本要修改宪法第九条，在现实中也很难实现，那是因为难以形成共识。如果现在修改宪法第九条，日本就会很危险，这是国际社会的一种常识，而且在日本国内大多数人也这么想。无论如何，主张维护宪法的人还是很多。
在日本，议论修宪的人里几乎没有人主张先制定大战略，再来修宪。提出修宪主张的人，只是因为宪法第九条使得好多事情不可行，或者美国制定宪法草案的理由而议论修宪。当然，宪法第九条的相关问题也不少。但是，议论修宪的时候，虽然主张修宪，但谁也不议论修宪以后如何做的事情。
问：如果日本走向“中等国家”，您是否主张采取修宪立场？
添谷：当然，修宪以后的日本应采取“中等国家”战略，这就是我的理论观点。那么，修宪以后，日本改变了什么？首先，可以自主地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而且根据联合国的决议也能够行使武力。目前，这种事情是不可能的。
另外，在日本，自卫队的存在本身就是争论的对象。如果按照宪法第九条的文字意义来解释，日本的宪法学者中十之七八会主张“自卫队违背于宪法第九条”。东京大学法学部宪法论课程里也如此解释。当初，根据宪法论，判断自卫队违宪也是不无道理。由此，修宪就改正这些复杂的部分。因此，如果不议论修宪以后的日本所要采取的战略，那么修宪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
问：日本为什么需要美日同盟？为什么对美国那么依附？“没有美日同盟的日本，连想想也是不可能的（unthinkable）”，这种想法是否已占据日本社会的主流？
添谷：只要存在宪法第九条，就没有其他的解决方案。
问：日本既是大国，又没有面临的重大威胁。那么，为什么需要美日同盟？其理由是什么？或者说是一种惯性？
添谷：美日同盟不仅仅为日本防卫而存在，通常来讲，美国在日本设置军事基地，并不只是为了日本防卫，还考虑地区的稳定（regional stability）。美国以横须贺港为母港的第七舰队管辖到印度[9]洋，如果撤走驻日美军，很难制定美国的亚太战略。如果仅仅为了日本的防卫，美国的海军陆战队没有必要驻扎在冲绳。战后驻扎在冲绳的美军，一直针对“朝鲜半岛有事”进行训练。换句话说，如果没有美日同盟，韩国的国防战略也难以完全成立。
冷战结束后，驻日美军的辐射范围扩展到中东地区。从结果来看，日本为了稳定地区局势，让美军驻扎在日本。这相当于《美日安保条约》功能中的90%。实际上，《美日安保条约》的内容也如此。日本的防卫以与美国分工（division of labor）的形式，由自卫队负担一部分。如果美军撤走，也不修改宪法，日本本身难以填补空白（vacuum）。因此，美日同盟具有这些意义。[10]
问：那就是所谓的“瓶盖论”？
添谷：并不一定如此。但是这种议论既不同于现实，在逻辑上也没有意义。即使日本没有《美日安保条约》，也难以跳到所谓的“瓶”外。那是因为，日本人不会修宪。另外，包括中国在内的周边国家经常提出，日本以《美日安保条约》为借口试图增强自卫队，这也是与现实相反的逻辑。日本由于能够独自做到的事情而受到限制，所以需要美国。因此，在美日同盟范围下，日本做出自己能够做的事，那就是在《美日安保条约》框架下努力实现日本自卫力量的自主。对这种逻辑，似乎韩国人和中国人并没有充分理解。
问：已经过了20多年，周边国家为什么对20世纪90年代初出现的小泽一郎的“正常国家论”，及日本的正常国家化仍存在担心？
添谷：在这里重复强调的是，日本人已经放弃了那种议论，虽然日本以外仍在议论那些话题。周边国家认为，“正常国家论”意味着日本的军事化，这与日本人的想法完全不同。周边国家所意识到的那种正常国家论，大多数日本人从来没有提出过。正常的主权国家日常不能做到的事本身就是不正常，所以，改变这些不正常状态的就是日本人所说的“正常国家论”。其核心并不在于对外军事行动，而是想参与以联合国维和行动为代表的国际和平活动。应警惕“大国论”和“核武装论”
问：您对船桥洋一先生主张的“世界民生大国（global civilian [11]power）论”如何评价？能否成为大战略的应对方案？是否过度空想而导致理想主义？
添谷：船桥先生的逻辑也是以“吉田路线”为前提的战略，既不会修宪，又重视美日同盟。在此基础上，日本能够发挥主体作用，这便是“世界民生大国论”。尽管如此，船桥的逻辑并不否定美日同盟那样的硬性安全（hard security）。由于这是基于日本战略的“基础”而维持，并不一定是日本人的认同意识。
问：您在专著《日本的“中等国家”外交》里，提出了“缝隙外交”（niche diplomacy），船桥的构想也同您所说的那样，是不受两种限制的一种“缝隙外交”，您是否同意？
添谷：我同意。从某种意义上讲，船桥的构想和我的想法有相似之处。两种主张有相似之处的理由就是，都把“吉田路线”作为前提。这并不是修宪论，也不是护宪论。船桥在《美日安保条约》和战后和平宪法的前提下，把世界民生大国当作日本新外交应发挥的角色之一。
但是，船桥把日本当作国际主要行为者（global player），这一点与我的观点不同。坦率地说，那种主张实际上是一种“大国论”。虽然在经济、金融领域里，日本承担着部分全球作用，但实际上在构建全球性结构（architecture）过程中日本的作用并不是很大。我的主张就是，希望从日本邻近的地区开始稳固根基，同样的“缝隙外交”，在全球范围和地区范围内的差异也很大。
虽然“中等国家论”和“世界民生大国论”是基于相似前提的大战略，但是日本人的心里始终存在不愿放弃大国的心理。对此，我认为这就是妨碍日本战略论的因素，也是我跟船桥观点的本质差异。
问：最近，有些极右政客主张日本也应成为独立的核武装国家，对此，您同意吗？尤其是在面临所谓朝鲜核威胁的情况下，日本国内对这种主张的支持情况如何？
添谷：除了前航空自卫队幕僚长田母神俊雄和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等以外，几乎没人明确主张日本实现核武装而获取战略上的独立。提出这种主张，是个非常例外且极少数的现象。例如，1995年日本国会批准无期限延期《不扩散核武器条约》（NPT）时，曾经由于发生争论而延迟，对此有些人认为这是日本愿意拥有核武装的证据。但是，当时日本国会的议论并不是那样，而是如果放弃“选择”核武器，日本将永远沦为“二等国家”。这也是一种大国意识在起作用，内藏着一种拒绝放弃核武器的意识。但这与日本进行核武装的战略逻辑截然不同，而且围绕核武器的议论并不等同于大战略。
问：但是，也出现日本应具备能够攻击朝鲜导弹基地的“敌方基[12]地攻击论”，对此您如何评价？
添谷：即便具有一部分攻击能力，实际上也没有多大意义，所以说这是一种荒唐的议论。如果日本真正要进行敌方基地攻击，应该预料到第二次朝鲜战争的爆发，而且要考虑美国因素。归根到底，这种议论是一种比较狭窄的想法，如果日本不具备攻击能力，就不能对朝鲜采取杠杆手段。而且，作为综合且有体系的战略论而考虑核问题和军事力量的日本人，几乎没有。因此，不可能成为战略论。
问：那些主张的支持者认为，通过六方会谈不能解决朝核问题，都悲观地展望朝鲜实际上将变成“完全的”（full-fledged）核国家。那么，韩国也可能推行核开发，如果这样，朝鲜和韩国都会拥有核武器。此时，日本的战略选择是什么？能否选择核武装？
添谷：这种结果绝对不会发生。这并不是日本所选择的方案，也不会得到大众的支持（public support）。如果看到日本大多数人对这次“福岛核电站事故”的反应，就可以知道日本民众连对核的和平利用都显示出否定态度。虽然没有围绕核武装对日本人进行舆论调查，即使进行那种调查，支持核武装的日本人也绝不会超过10%。况且，如果日本拥有核武装，NPT体制就会崩溃。因此，大多数日本人不会支持那种激进的言论。其实，一直以来，战后日本外交为了实现核不扩散和无核化付出了很多努力。
问：2009年民主党掌权以前，有一个周刊对国会议员当选者进行了舆论调查，其中60%左右赞成日本拥有核武装。对此，您如何评价？
添谷：国会议员的外交论是行不通的，这可能是因为对朝鲜的反感。这也与“敌方基地攻击论”一样，不可能成为战略论。
问：是否来自于一种“被害意识”？
添谷：过去左派那样，现在日本的右派也不具有任何战略论。如果对此认为是个战略论，那就是外部世界对日本的错觉。他们只是发泄不满（frustration），所以盲目地提出“拥核论”。[13]
问：日本是否“情景主义（situationalism）国家”？虽然不是战略论，但是那种不满得到积累，一旦遇到偶然机会形成舆论，能否存在突然改变方向的可能性？
添谷：如果日本是个集权国家，不能完全排除那种可能性。但是在目前的民主主义体制内绝不会形成那种共识。首先，舆论不会接受，而且在国会里也不会得到强行突破。从日本形成议论的通常方式来看，无责任地议论时，出现许多主张，而一旦接近到实际可能性，那种意见就减少。虽然议论纷纷指出宪法有问题，但实际上，一旦涉及修宪，而且自卫队在海外行使军事力量的可能性越大，我相信多数日本人会表示反对。“中等国家论”里我所主张的修宪，是在现实中难以实现的。目前，澳大利亚、韩国等国家已经参与美国主导的战争，这就是在“同盟体系”内“中等国家”考虑时机和状况而“理应发挥”的作用。其实，韩国也如此。但是，我个人看，日本国民很难支持那种行动。修宪以后，若日本自卫队作为美国的盟军而想参与实际战争，那么大部分日本人会表示反对。[14]
问：如何评价内田树著的《日本边境论》？船桥洋一等把日本看成大国（big power），而您认为是“中等国家”。与此相比，内田树则强调“内向而小的日本”，主张优先考虑国内问题。[15]
添谷：以前，石桥湛山曾经批判历史上日本对朝鲜半岛和中国的扩张主义。这是在过去提起过的议论，与现在的议论脉络有所不[16]同。最近，先驱新党代表武村正义提出过“小而闪亮的国家”。这些作为一种小国论，是个孤立主义的主张。我所说的“中等国家”是指国际国家，即在国际社会里寻求能够发挥的作用，从中发现自己的认同感。
从大国论来看，可能认为大致相同，但我并不如此认为。如果议论大国论，日本不能提出国际贡献，这反而给周边国家提供误会的借口。如果继续把“吉田路线”当作前提，发挥典型的国际性中等国家的作用才是日本的理想战略目标。从这种意义来讲，“中等国家论”完全不同于“小国论”。日本即使拥有硬性力量，也不能行使
问：已经议论了大国论、中等国家论、小国论等，但是应该明确的是，从国家能力来看，日本毫无疑问是个大国，而且不可能成为中等国家或者小国。您如何评价日本的国力，尤其是对军事力量等硬性力量（hard power）而言？
添谷：日本并没有具备硬性力量。
问：很难同意您的观点。日本作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仍然发挥经济上的重要作用，而且自卫队的军事实力也很强。从某种意义上讲，日本是否处于与中国相比优势的地位？
添谷：尽管如此，日本的军事力量不能作为解决国际问题的手段。
问：虽然不能立即使用力量，那是否具有相当的潜在力？例如，假设某一天日本修改宪法第九条，那么日本是否可以在国际舞台上使用军事力量？
添谷：并不会发生那种情况。
问：如何确定？
添谷：我认为，在现实中修宪不可能实现。如果没有对修宪以后的战略形成共识，就很难实现。
问：在这里似乎存在一种很有意思的差异。韩国、朝鲜、中国，甚至美国人也认为日本是个大国，而且是具备挑战霸权地位的国家。您是否同意？
添谷：那就是一种错觉。
问：根据您的意思，日本虽然拥有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但不能具体行使，所以即使具有一定的国力，也没有用处。这是否形式主义的解释？
添谷：虽然对日本拥有实力的问题存在议论的余地，但是认为不拥有作为国际政治工具（tool）的军事实力就比较合理。既没有辐射到别国国力的能力，也没有做出必要的军演，所以实际上日本即使修宪，仍难以使用军事力量。目前，配合美国参与战争也不可能。虽然议论日本的潜在力，但是其潜在力难以转化成现实，这从过去50年以上的日本历史中可以看出。
其实，日本能够发挥那种能力的时期恰恰是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即日本一跃成为第二大经济大国的时期。但是，那时候日本并没有实现军事正常化。而且，到现在，那种可能性日益减少。展望未来，更是如此。因此，日本实现军事大国战略，重新崛起的可能性没有任何现实性。虽然不能修宪也是个重要原因，我认为，即使修宪，也不可能实现军事化。
问：对此部分，仍有议论的余地，但所谓“外部认识”和“内部认识”之间存在很大的隔阂。
添谷：那就是问题。日本到底是国际上何种行为者（actor），周边国家的认识及观点和日本现实之间存在很大的差异。因此，韩国和日本相互合作，能够做出好多事情，但我们并不重视其潜在力。由于威胁认识之不同，中日关系也相当恶化。这并不是新的问题，而是战败以后一直存在的。由于种种原因，日本已经不可能实现军事化，所以周边国家也应改变那些认识。
问：其实，不管对日本的认识如何，日本的力量（power）是客观存在的。日本无论在经济能力上，还是在军事实力上，都是个大国。那么，日本拥有这些力量的目的（purpose）是什么？日本外交政策的意图（intention）是什么？只是为了生存吗？
添谷：对那些部分，还没有形成共识。
问：那么，对日本意图的各种解释相互对立的理由是什么？韩国还没有完全摆脱“大东亚共荣圈”历史的阴影，好多人也认为日本回归到军国主义只是时间问题。换句话讲，日本已经具有能够成为大国的基本因素。
添谷：那是韩国的问题，就是毫无疑问地认为，日本怀有一种意图和战略。实际上，对不存在认为存在，那么只能是个想象。韩国和中国都认为这些是日本的战略。但是，从日本的立场来看，并不存在那种战略。由于存在那种错觉，把眼光转向靖国神社、钓鱼岛、历史问题、反华感情等，就是“把没有相关的东西连接的典型例子”（the typical case of connecting unconnected dots）。“吉田路线”是日本外交“看不见的手”
问：那些发言和您在书中的内容有些矛盾。您在那本书里主要涉及“吉田路线”、佐藤荣作的“对美协调”、田中角荣的“紧张缓和[17]（detente）”外交、中曾根康弘的“无核中级国家”等。另外，对于小泉纯一郎，甚至安倍晋三和麻生太郎，认为他们具有一定程度上的战略，您是否这么认为？
添谷：他们虽然具有政策议题（agenda），但没有国家战略（national strategy）。
问：能否设定没有目的和意图的议程？虽然不是明确的战略，但是国家大政方针的脉络中是否具有鲜明的方向性？
添谷：日本的政治家没有那种设想，从研究者的立场来看就是那样。安倍也曾经有过修宪的议程。但没有包括那种议程在内的国家战略。因此，只能提出像“美丽的国家”那样的主张。
问：麻生太郎的“自由和繁荣的弧（the Arc of Freedom and Prosperity）”构想是如何的？
添谷：其实，那是来自于日本外务省的想法。
问：如果外务省发挥作用，那种想法能否成为日本的意图？
添谷：那些想法是从好多地方提出来的，所以，过了一段时间以后，又出现新的想法。其实，“自由和繁荣的弧”就反映了当时外务省政策负责人的想法。后来，这种构想没有得到实质性进展。如果政权更迭，那么谁也不提以前的政策。在日本，至今没有能够超越这种局限的大战略。例如，对待东南亚政策，日本经济产业省和外务省地区政策局的意见也不同，这是个官僚主义碎片化（bureaucratic fragmentation）的典型例子。通常来讲，日本首相的外交方针演说是由外交官僚来写的，而首相照稿子念就可以了。虽有像中曾根首相那样偶尔自己写出原稿，但大部分政治家平时对外交没有多大考虑。最多，部分性地选择自己取向的部分。日本就是这种国家。
刚才您提到，认为相互矛盾的原因是存在“看不见的手”（invisible hand）。没有一个人考虑综合性战略，或者国家目标以及国家战略。前面已经提过，日本处于意识形态的分裂状态，所以议论的形式也表现出两极化现象，就是左、右两派互相攻击的样式。这并不是战略，只不过是日本国民的消耗性争论而已。
问：根据您的回答，是否可以认为对日本完全不用担心？也就是说，日本既没有政治领导力，也没有明确的国家战略？日本首相并没有政治意图和意志，而外务省和其他外交相关机关采取官僚政治，那么也认为，日本这个国家是个非常混乱的国家。那么，日本是否处于或接近于无政府状态？
添谷：是的。所以对日本的意图和战略没有担心的必要。我的观点就是存在能够制约日本（pushing Japan）的“看不见的手”。
问：那“看不见的手”是指什么？
添谷：就是“吉田路线”。
问：那并不一定是“看不见的手”，而可能是一种惯性（inertia）？[18]
添谷：也可以说是“路径依赖性”（path dependency），像您所指出的那样，具有强烈的惯性。日本外务省一直强调《美日安保条约》，这是一种明确的惯性。虽然一部分优秀的精英谈到其战略上的意义，但是大部分人仍陷入战后惯性。结果，一旦重视《美日安保条约》，政策决定者就容易理解。例如，20世纪80年代日美经济关系一度处于困难的时候，日本外务省的一位局长曾经说过，“虽然目前情况存在困难，但必须回到原来的位置”。这并不是逻辑推理出来的，而是根据感觉说出来的。后来，他的话被实现了。
我所说的“看不见的手”包括和平宪法和《美日安保条约》，而且现实中难以改变，所以日本的一切外交行为就在这两个框架内运行，谁也不愿意跳出这一框架。其实，自卫队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也是在“吉田路线”的框架内发生的变化。所以，这并不是能够打破“吉田路线”框架的重大变化。“正常国家论”也是指在“吉田路线”框架下做出可能的事情。另外，包括韩国、中国甚至美国在内，都担心“正常国家论”意味着日本的军事大国化，就是因为担心可能打破“吉田路线”的框架。这就是非常重要的差异。即使日本的防卫厅升[19]格为防卫省的时候，也出现过向“正常国家”迈进一步的批判，我个人看这也是在“吉田路线”框架下所发生的变化，并不是根本性的变化。
问：但对日本国内的民族主义倾向和进攻性外交态势，不一定那么看，您如何看？
添谷：在“吉田路线”外部确实存在一些因素，能够冲击这种框架的冲动（urge）。例如，安倍晋三或麻生太郎的民族主义冲动就是如此。毫无疑问，虽然外部的一些冲击刺激框架的变化，但不可能发生能够打破框架的变化。那是因为，这只“看不见的手”实在太坚固。重复强调一遍，日本的战略只能把和平宪法和《美日安保条约》作为其前提。因此，应该把“吉田路线”的框架变得更加透明，就能够看得见，从而形成日本人所共识的一种战略。从这种意义上来讲，日本只能选择“中等国家”战略，也就是最现实的日本的未来展望。唯一的解决方案就是“中等国家”外交战略
问：您主张，只有“中等国家”才能够实现日本的战略，那么，战略的具体特性是什么？而且又如何得出“中等”概念？
添谷：为了便于说明日本外交的矛盾而采用“中等”概念。如前所述，日本的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不同于国际政治理论中所说的概念，“中等”概念要在这种脉络中考虑。我个人这样解释可能被认为不负责任，但“中等国家”定义本身并不重要。如果采取这种视角，就容易接近日本外交采用的用语，也可以被理解为一种参考点（reference point）。在我的书里也谈到，如果“中等国家”用语带来混乱，可以用其他用语来替代，但实在找不出更合适的用语，所以就采用“中等国家”用语。不管怎样，与其“表述”相比，更重要的是实际“内容”。
问：对“中等国家”下定义有多种方式：一种是根据GDP和军事实力等国力，区分为大国、中等国家、弱小国家等；另外一种则是根据对外行动形态而推论。例如，加拿大、澳大利亚、阿尔及利亚等在国际社会设定议题，积极参与解决纠纷仲裁，对这些所谓“软性均衡”（soft balancing）国家可以认为是“中等国家”。从这种标准来看，您所说的“中等国家”的实体是什么？
添谷：根据您所讲的区分方式，比较接近于根据外交形态而做的区分。换句话讲，日本是个大国还是中等国家，这一问题并不重要，而是关系到“外交质量”（quality）的问题。战后日本外交的大部分属于“中等国家”，而且从安全保障层面上看，还没有达到“中等国家”水平。从这种意义上讲，“正常国家论”可以认为是个迈向“成熟的中等国家”外交的步履。如果日本一直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PKO），能够成为“中等国家”，但过去并没有那么做。
问：即使弱小国家也可以派出军队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例如蒙古等国家积极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您如何看？
添谷：日本长期以来很难做出那些行动。冷战结束以后，自卫队才开始训练，才开始准备和拥有相关装备。
问：您对“中等国家”下定义的时候，是否联系到联合国常任理事国——英国和法国，考虑日本的外交模式？涉及法国和英国，而假定的“中等国家”的作用是什么？
添谷：由于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国家的存在，议论的幅度变大，但重要的是日本在国际舞台上放弃了单边主义（unilateralism）。尤其是作为大国政治的单边主义绝不是选择方案。战后日本的外交几乎合乎这种情况。日本根据权力政治没有一次试图实行过单边主义，冷战结束后也如此。
那么，现今日本为什么要实现“入常”？对此，不同的人，认识也相异，但我看来，是因为在日本外交中联合国所占的地位非常重要。首先，日本在联合国担负着很多的分担金。虽然有些人批判在联合国以及属下机构里工作的日本人为数不多，但是在联合国成立“人类安[20]全（human security）基金”时，日本提供资金，做出了实际举动。从那种意义来讲，日本实际上花费了钱，也投入了人力。简单地说，在多边制度（multilateral institutions）下发挥应有的作用，就是“中等国家”外交的重要特征之一。
问：前面已经讲过，船桥洋一的“世界民生大国”立足于大国论，并把全世界当作对象，而您的“中等国家”论把焦点对准地区。但是，现在所描述的“中等国家”的内容与其说是地区，不如说是全球范围，您看是否矛盾？
添谷：现在谈到的是联合国，所以如此。日本可以接受并不像法国、英国那样具有否决权的作用。因此，日本的“入常”并不认为是大国主义的表现。如果查看日本外务省的预算，就可以知道日本深入介入世界各地的问题。船桥洋一先生所主张的“世界民生大国”的形象就来自于日本外交的现实。而且日本为了发挥这种作用，花费了很多钱，这也是事实。
我所主张的“中等国家”外交，是指日本在国际和地区社会里发挥更多建设性的外交作用。尤其是这种外交的宗旨并不是日本独自的外交，而是同中国、韩国等国家实现共同合作。例如，“福田主义”[21]基本上利用经济实力，援助越战结束以后的印度支那地区的复兴，推动东盟和印度支那地区一体化，这也是当时日本外交的倡议。这就是典型的“中等国家”外交。对亚洲地区的经济援助也是如此。因此，日本不可能有大国“野心”。当然，每个人所想到的形象可能不同，所以，当时有些人认为“福田主义”是日本企图重新在东南亚地区恢复霸权。但是，“看不见的手”始终约束着所谓“大国外交”的现实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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