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是生命的支撑(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王西兰

出版社：三晋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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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是生命的支撑试读：

一位猎手不会忘记自己的第一个猎物，哪怕是一只山鸡；一位军人不会忘记自己的第一次中靶，哪怕是个一环。作为一个作家，我也不会忘记自己发表的第一件作品，哪怕是一个短得不能再短的小稿。爱好文学也许很早了，正式练习写稿是在上世纪70年代初，此前此后也在自己的本子上写过各种体裁的习作，但都没有投过稿——墙报上毛笔写的，黑板报上粉笔写的，油印小报上铁笔刻的油墨印的不算。那时候最大的愿望是，自己的稿子能够发表在正式的报刊上，也就是铅印的报刊上。铅印的稿子成了每天默默的又是急切的追求。1971年秋天，我作为“写作苗子”调进县文化馆，开始起早摸黑点灯熬油看书写稿，一心想圆自己的文学梦。这期间也就真的写了不少稿子，也就开始了投稿，每次都是工工整整抄好，满怀希望地投寄出去，然后就盼星星盼月亮般地等待邮递员那绿颜色的自行车骑进文化馆来。如此煎熬了三个多月，到年底去运城参加生平第一次创作方面的会。会议开始那天恰逢元旦，乃是1972年元月1日，会议上发给每个小组一张《运城地区报》。这张地区报有些纪念意义，竟然是她的正式创刊号（此前发行的是试刊）。而对我来说，更有纪念意义的是，这张创刊号上竟然——读者看到这里肯定要会意到了——这张创刊号上竟然发表了我的稿子！稿子的位置倒也很显眼，题目底下赫然写着我的名字！这是王西兰这三个汉字第一次由铅字排列在一起。当然也就是我第一次发表的由铅字排印的稿子。第一阵高兴的浪潮过去，仔细看那稿子，却不免叫人泄气：发表出来的稿子完全不是我投寄的底稿了，连题目也不是我原来的了。我寄出了16行诗，这里只发了4行，而且还有两行不是我的。那一个元旦是我永远也不能忘记的元旦，那个元旦我在高兴和泄气、振奋和懊丧情绪的交织中度过了整整一天！

5个月后，《山西日报》发表了我的另一首诗《女羊倌》。后来评职称，以在省级报刊上发表第一件作品算“创龄”，所以填写职称申报表就只能将这首《女羊倌》作为发表作品的开始。然而我却固执地认为，运城报上发表的那首小诗（尽管还有一半不是我的），才是我今生发表的第一篇稿子。而且，我还依稀记得，那时的编辑一个姓赵、一个姓苏。

运城报上发表的那首小诗，是我今生事业的第一块基石。《运城日报》2001年5月24日做一盘拔丝（诗）山药——短篇小说集《耧铃叮当的季节》后记

当我把这本薄薄的集子献给我的前辈、我的朋友和我的读者的时候，我是十分惭愧和惶恐的。

我上高小那会儿，老师把他们以为最好的作文贴在教室后面的墙上，谓之“贴堂”。这是乡村小学校的最高文学奖。我有幸得过好几次这样的荣誉。于是有人问起我，“你将来做什么？”我就不知天高地厚地回答：“我要当作家。”

现在才知道要当作家竟这般艰难。1972年我就开始写作投稿，1980年才算写出几篇可以称之为小说的东西。直到如今，从1980年以来的稿子中挑挑拣拣，才编得出这么薄薄的一小本儿。有时想来不禁后悔：早知如此，不如改行去干别的。比如学木匠，凭我这聪明（未必）和刻苦（更未必），说不定早成了八级技工了呢。

可是，平心说来，八级技工的诱惑终究不能使我割舍对文学的爱。美丽的大自然、丰富的社会生活、街谈巷议的俚俗趣事、形形色色的人物遭际，总在不断唤起我写作的欲望。我在生活中遇到挫折、冷遇和不幸的时候，总是她给我以柔情、温暖和安慰，使我不至于绝望和沉沦。我不能舍弃文学而去另找所爱。哪怕我一辈子也当不成一个像样的作家，我仍不能扔掉我手中的笔。

我的欣赏趣味和写作方法，受山西文学流派影响较大。我喜欢被人称为“山药蛋派”的质朴、幽默和泥土气息。我有幸得到过前辈作家的指导和帮助，也曾经刻意学习过，模仿过，但东施效颦，总是不能得其三昧。我们晋南老乡说笑话，说是有一个人，在别人家里吃了一顿炸油糕，觉得十分好吃，回到家自己也学着做：没有黍面，就用白面代替；没有糖，就包了些菜；最后要炸还没有油，干脆就在水里煮煮。捞出来一尝，完全不是炸油糕，成了煮扁食了。我的创作，思想、生活、技巧，底子都很薄弱。就像那个学着炸油糕的人，面、糖、油要啥没啥，搞出来的作品，比起货真价实的“山药蛋”来，色、香、味都差得太远了。前辈作家达到的艺术高峰，实在是高山仰止，难于攀登。尽管读者的欣赏趣味在变化，但中国传统的写作方法还是被大多数人所接受和欣赏。晋南老乡去西省（西安），从无人问津西餐馆，都是专吃羊肉泡馍、柿子饼和葫芦头的。而我看到从北京、上海来的西装革履的人物，到西安也是满街去找风味小吃。中国光农民就八亿，以写农民、给农民看为特点的“山药蛋派”的艺术生命力，不会衰竭。

然而，毕竟时代在前进，文学在前进。任何一种文学流派都不应也不会原地踏步，一成不变。渐渐地，我感到仅仅模仿“山药蛋派”的外部特征是不能满足的。把我那些仿制品与文学殿堂里的山珍海味摆在一起，我会觉得自己端出的这盘菜有些相形见“粗”，相形见“土”。并不是一味羡慕那些西餐大菜，对于目前流行的时空交叉、意识流动、心理结构等等写作方法，我是赞成的，有些作品我还十分欣赏。但由于我自己的生活环境、欣赏趣味、艺术素养种种原因，我学不来，也不想刻意去玩那些超什么什么结构或新什么什么主义。

于是我想，我还是要炒我的山药蛋。不过，我要引进新的品种，我要改革耕作方法，我要学习科学管理，我还要掌握烹调技术。我要把山药蛋炒出新意，炒出诗意，我要做一盘——拔丝（诗）山药。

而且，我还要争取把这盘拔丝山药端到高级餐厅那摆着鲜花、铺着台布的餐桌上去——这又有些不知天高地厚了。

这本集子里的东西，是否已经有意无意地这样做了，我不敢说。不过以后，我是准备照这样的想法去写一阵子的。1985年12月版北岳文艺出版社《耧铃叮当的季》给我“贴堂”的老师

我上小学的时候，一至四年级在本村，叫初小；五、六年级在邻近一个大村子，叫高小；那个村事实上初小高小都完备，所以叫完小。

高小果然就高级些，添了一门新课程，叫作文。

记不得我从什么时候爱上了文学，反正从五年级开始我就爱上了这门新添的作文课。那时候作文课总是安排在星期五，每到星期五我就莫名地兴奋起来。我那时候还算聪明，各门功课一听就会，老师反复讲解的时候，我就低下头偷着看课外书——就是文学书，诗歌、散文、小说都有，据说对作文课很有帮助。那书是藏在抽斗里的，一见老师目光扫过来，胸脯一顶抽屉就顶了回去，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也被老师发现过，也被老师没收过书，但由于我无论哪门功课都学得不错，考试都在前列，老师也就没有认真追究和严厉批评，事后都把书悄悄地给了我。我几乎在所有课程的课堂上都搞过这样的地下活动，所以宽容过我的老师也就不是一位两位了。对我最宽大的老师当然是我的作文老师，姓田，也是我的班主任老师，不论自习、班会还是什么，看见我看课外书，都睁只眼闭只眼装作没看见。有时想来真该感谢这些宽宏大量的老师，要不是他们的宽容和理解，如今也许就没有我这个一级作家了。社会上少了一个一级作家倒不要紧，可对我个人而言，文学还算是成就了我——“文化大革命”中断学业，在其他行道我也干不成什么事。

课外书果然是有些作用，我的作文果然在班里开始有些出人头地。那时候有一种普遍的激励机制，就是老师要把他认为好的作文张贴到教室后面的墙上，往往冠名为“表扬栏”，布置得花花绿绿，谓之“贴堂”。能够获得“贴堂”殊荣，那是很叫人得意和神气的。不知怎么田老师就偏爱上了我的作文，我就不止一次两次地得意和神气过，感觉可是不坏。对这位给我“贴堂”的老师，我的心里就和他亲近许多，对他也格外尊敬。现在想起来，这“贴堂”就相当于发表了作品，田老师就相当于编辑主编，而我的作家“创龄”，从那时候就应该算起了。

真正的发表作品还是上学校办的黑板报，那可是校部办的，规格比我们教室的“贴堂”要高出几倍。其实黑板报就是在教导处的外墙上泥上一层石灰（那时好像没有水泥），用黑漆刷过，用粉笔写字画图。新奇的是黑板报写字用的是彩色粉笔，黄红蓝绿色彩斑斓，和我们教室在黑板上写字清一色用白粉笔相比显得高级了许多。而且版面设计和配图都显得很有艺术性，叫人非常向往。可惜在黑板报上发表作品的都是六年级学生，在完小就是高年级学生了，我们五年级是新兵蛋子，一时间还轮不上，我就有些望洋兴叹，甚至暗生嫉妒了。

有一回我在家里看到一张报纸，记不得报名了，只看到上面有一首小诗，写的是美帝、古巴、黎巴嫩怎么怎么，说一些落花流水丢盔抛甲什么的，觉得很带劲儿，就心生羡慕，于是就照那样儿也弄一篇，把那丢盔抛甲之类也用一回，到学校交给黑板报编辑部，然后就望眼欲穿，焦急等待。两天后，黑板报还就真的刊登了出来，我的名字用红粉笔端端正正地写在作者的位置，校园里立刻引起了一场轰动：五年级学生上了黑板报，在学校里这是第一次。这也是我生平第一次投稿，一枪命中，脸上的高兴和心里的得意怎么也掩饰不住。

乐极生悲，又过了两天，田老师就找了我，说我那篇“创作”两成算仿作，八成是抄袭，如此这般批评教训一番。我的心里格外难受，抄袭败露不必说了，以后田老师要是不喜欢我了，我要想“贴堂”那是再也没有指望了。没想到说着说着，田老师的口气渐渐缓和起来，后来竟然说道，就这样的仿作和抄袭，全班级也就你一个人能玩得了这花样，其他的同学都还差得远哩！受了一顿教训又得了一番鼓励，我算是没有遭到致命打击，心里稍有了一点安慰。更没想到，完全没有想到的是，批评临结束，田老师特别声明：他只是私下批评，绝不会在同学们面前公开我的抄袭行径。

这是我创作史上的一个重要事件，也是我人生道路上的一个重要事件。田老师要是公开批评了我，以我这样脸皮薄的禀性，我也许就再也没脸弄这舞文弄墨的事了，也就真的不会有我这个一级作家了。而且我早早地就获得了一个重要教训：我还不懂得什么叫创作的时候，就懂得什么叫抄袭了。我一辈子无论作家当得怎样没出息，我都不会犯抄袭的错误了。这件事的伏笔一直埋到二十多年后，当我已经可以算作是一个作家的时候，才敢去问田老师：你怎么知道那首小诗是我抄袭的呢？我的田老师笑着回答：那时候你懂得个什么黎巴嫩？一看就知道你是抄下的。你是只会日鬼不会捣蛋！

于是我才恍然。

于是我就成了一个作家。我成为作家的启蒙老师，或者说第一个辅导老师，就是我高小时候的作文老师，就是经常给我“贴堂”的作文老师，田老师。

田老师名字叫田随久，高个，精瘦，我好多年都没见过他了。但是我的心里，永远记着他。《山西教育》2009年8期我不会总是沉默——答夏阳

前些年写电视剧本《三打运城》的时候，写了首主题歌，导演没有用，生了一会儿气，就扔进书箧里去了。最近纪念运城解放50周年，报社约稿，一时又写不下，就把它翻出来，添了个副题“——为纪念运城解放50周年而作”，删去了为适应歌词文体需要写的那些叠唱垫词之类，星让还说不错，就在他的版上发了。我心说，不白写就是了。没想到竟引起了你的反应。你批评也罢，激将也罢，见了面说说就是了，竟然弄到报纸上去，而且把“王西兰”三个字弄到题目上去，弄得有些通名叫阵的味儿了。尽管你还用了个笔名，我也知道你是谁了，就不得不答复你了。

1994年在《山西文学》发了一个短篇小说《压轴戏》，还是“舞台小天地”那个系列，至今没发表什么正经稿子了。就没有写下发什么？1994、1995两年里被弄去写《三打运城》剧本，非文学因素太多，费事不小成绩不大，待拍出来更泄气，文学味儿几乎全没有了。导演据说是个好导演，还亲自改了本子，我以为在这个戏里并未见高明。也不能说人家改稿是图了稿费，改一集稿费只有500元，一共只给了人家4000元，也是不多。但比起我们四个作家来倒是强些，戏在中央台已经播出了，稿费还不知道在哪里呢。这事不再说了。1996年改长篇，还是那个《送葬》，蹉跎几年，没有出版，干脆再写一遍，弄得更好些。改改停停半年多，弄出来果然不错。高兴一阵子，几个出版社周游列国似地转了一圈，最后是交给中国文联出版社了。明年5月，就可以出书了。这几年在县文联，没有什么公务，时间倒是充裕，可就是静不下心，写不出东西来，就好像你说的，沉默着。

算来沉默得也太久了。

文化局长当了七八年，干得还不错，不是老王卖瓜，省文化厅、地区文化局、县委政府还有我的同事和部下，都还说不错。但是我却安不下心来好好当局长。见到石山、李锐、宗奇、郑义这些当年的文友们频频出手，已成燎原之势，而自己却俗务缠身，望尘莫及，不免心急，就给领导提出辞职，要去当文联主席去。文化局虽说也穷，但局长本人吃喝逛还是不太受屈。为了自己爱好的文学事业，也就断然放弃了。心里也作了一番算计：文化局有三个钱，却有五个钱的事，你还得为那两个钱奔走呼号，腆着脸去求领导。文联虽然没有一个钱，却没有一个钱的事，绝对值还是文联好些。等到了文联，当了文联主席，才知道这只是算了时间账，说到一个老资格的科级干部的待遇，那就惨了，花钱坐车陪客人吃饭，都是捉襟见肘，更别说外出参观考察实际上是公费旅游了。而这年头可供参观考察的地方真多，单位组织的考察活动也频繁。张家港据说是发展速度怎么怎么，而深圳、珠海肯定是改革开放如何如何。和我办公室对面的申君是对台办主任，去厦门开对台工作会议，这倒通得，福建沿海那几个城市在哪儿开都说得过去。不料我的一位搞保密工作的老同学，一向不见上班，原来是到桂林、昆明、西双版纳开研讨会去了。保密会开到了最热闹的地方，而且还流动，也真奇怪了。于是自叹弗如，再加上些不平之气，心说作家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文联主席才应该去这些地方开开研讨会呢。但是不行，恰恰只有文联主席没有去开研讨会的钱。心里就烦恼，就安静不下来，静不下心来写东西。还有借口自我安慰，再写还不是个文联主席？再说这几年文学界也是一言难尽，一会儿西风漫卷，一会儿帅旗飘扬，以我的文学理念和欣赏趣味，很难适应。写，还是不写？竟成了哈姆雷特式的问题。

就去随波逐流，就去得过且过。喝酒会了。麻将也会了。尽管是三不打——超过一块不打，超过12点不打，遇到生人不打，但终究是会了。跳舞也曾涉猎，本来我是学音乐出身，节奏乐感不成问题，但抓住人家女人的腰全身出汗，至今没学成，也就放弃了。摩托车也学过，胆小，时速不敢超过20公里，比自行车快不了多少，又没人给咱报销油钱，也就不骑了。逢五一七一和国庆节，机关要请去排节目教唱歌。在文化局，部下藏龙卧虎，轮不上局长舞枪弄棒，这会儿偶然露峥嵘，捻起指挥棒别人一看就知道不是外行，也满足了一点点虚荣心。

几年就这么混过去了，也好混。

总得向社会有个交代，你摆脱了行政事务又不见写下什么作品，你是干什么吃的？拿什么向社会交代？就拿生病交代。忽一日晕倒在街上，被人弄到医院检查一遍，说是脑梗死。西安、太原、北京再检查一回，仍是脑梗死。这下好了，再有人问怎么写不下东西，我就说得下脑梗死了。这也不是装的，CT片子科学结论在那摆着，只能说咱的潜意识发挥了作用。你想病你就有病，柯云路的《新疾病学》别人信不信，我信了。

然而文学毕竟是我毕生所爱，也是我的毕生事业，抛下她去干别的也不一定能干出什么名堂。嘴上说男怕干错行，文学误我，实际上还是干文联对咱的脾性。财政局长有钱咱对付不了都来要钱的人，嫌烦；公安局长有权咱弄不了舞枪抡棍的事，胆小。于是还是自己说服自己，见人家有钱别眼气，见人家弄权别生气，有本事把自己的事弄好，出几本在全国打得响的书，让那些有权的有钱的也眼气眼气。这么一来，也就安下心来，拿起笔写点散文随笔也还顺手。这年头小说凉了，散文随笔热了，咱也不在一棵树上吊死，说不定过一两年，就能出一本散文随笔集呢。

总之，我不会总是沉默。这几年写得不多，也许正是在积累生活，厚积薄发，三年不鸣，过几年或许要爆个冷门出来？大话说得显早，就此打住。

等着听我的消息吧。《运城日报》1997年12月【附】中条山，你不应沉默

中条山，你不应沉默，

硝烟曾弥漫过你每一个角落。

盐湖水，你不应沉默，

鲜血曾染红你每一处池泊。

一架架攻城的云梯，

需要多少生命的拼搏？

一副副支前的担架，

代表多少人民的重托？

昨天的日子，

不该轻易地忽略。

血写的历史，

不该用墨汁涂抹。

一声声冲锋的号令，

化作多少悲壮的传说？

一纸纸请战的血书，

记录多少永恒的诗歌？

烈士的坟头，

不该被青草湮没。

激昂的誓言，

不该渐渐地减弱。

中条山，你为什么沉默？

你应该，应该大声地诉说。

盐湖水，你为什么沉默？

你应该，应该大声地诉说！《运城日报》1997年12月【附】王西兰，你为什么沉默夏阳（杨焕育）

我喜欢看《运城日报》，出于对文学的爱好，更喜欢看《枣花》副刊。最近，《枣花》发表王西兰的一首诗《中条山，你不应沉默》，使我甚为惊喜、激动，随即又陷入沉思。

这是献给运城解放五十周年很有特色的一首诗。它形象地揭示了人们不应沉醉在五十年巨变的成就中，还应清醒地记着创业的艰难、幸福的不易、烈士的誓言、血写的历史。绝不容许一些腐败分子蛀空社会主义江山，改变我们党及共和国的颜色。

江泽民同志在十五大报告中指出：“反对腐败是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严重政治斗争。在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都要反对腐败，警钟长鸣。”诗人敏锐地看到了这一点，他大声疾呼：中条山不应沉默；盐湖水不应沉默；每个党员、每个干部、每个有正义感的公民都不应沉默啊！

对于王西兰，爱好文学的人对他并不陌生。他以写诗起家，1972年即在《山西日报》发表了诗歌《女羊倌》, “长辫辫剪成短刷刷，鬓边插朵野花花”，这形象清新的诗句至今还常被人吟诵。后来写小说、散文，头一篇小说《闸门》就震动山西文坛，荣获《山西文学》优秀小说奖；《耧铃叮当的季节》更是不得了，不仅获优秀小说奖，还被评为山西省首届赵树理文学奖，并被翻译到日本。他创作勤奋，笔耕不辍，《山西文学》、《晋阳文艺》、《小说林》、《奔流》经常会见到他的作品。

他生长在农村，生活底蕴深，他笔下的农村人物是那么丰富多彩，活灵活现。他的文笔清新优美，质朴含蓄，富有灵气。遣词造句虽多属家乡口语，然土中有洋，俗中见雅。虽属人们常说的“山药蛋派”，却又味道别致，被戏称为“拔丝山药”。

王西兰曾担任永济县文化局长、永济市文联主席，现任地区文联副主席。1989年出版了小说集《耧铃叮当的季节》;1991年主编了报告文学集《蒲坂大潮》;1993年同杨焕育、杜朝合编了《永济传说》。这几年他忙于公务，见诸报端的诗文少了些，使喜爱他作品的读者不免有点遗憾。

王西兰，你不应沉默。十五大为文学创作开辟了更为广阔的天地，你应展翅布谷，你应勤耕耘，度过“耧铃叮当的季节”，必将有硕果累累的收获。《运城日报》1997年12月11日从生活到文学——长篇小说《送葬》创作谈

经营数年的长篇小说《送葬》终于出版了，圈内的朋友看过觉得尚可，给了许多鼓励。有一些感情脆弱些的还洒了几把同情之泪，说小说的主人翁肯定就是你，没想到你小时候还受了那么多的苦。当然谁到这个世界上都不是为了受苦，也没有谁愿意受苦，但苦难轮到谁头上谁也无法躲避。应该说《送葬》里描写的苦难故事是我曾经历过的，我十岁以前的生活大体是这个样子：父亲早逝，母亲与我寡母孤儿艰难度日。那几千个日日夜夜，那桩桩件件的辛酸往事，成了我终生难忘的记忆。没有想到这段生活经历成了作为作家的我的生活积累。如果说《送葬》在我的创作道路上可以算作一件小小成果，就首先应该感谢那一时期严酷的生活。“艰难困苦，玉汝于成”。这个成功是生活对我的赐予。作家应该深入生活，文学应该忠于生活，是我从来没有怀疑过的。

然而对生活进行忠实记录并不能算作文学。尽管我的童年那些大大小小的事件有着许多令人心动之处，但要把它弄成回忆录或者家史是毫无感染力的。文学应该真实，但仅有真实不是文学。衡量一个作家的写作水平是他的艺术虚构能力而不是像法庭书记员那样复制口述的能力。当我开始想把那一段苦难生活作为写作素材时，想到的是如何将这段生活提炼成一个艺术品，而不是一本真实记录。我想将自己熟悉的那些人物塑造为文学画廊里的典型形象，而不是像一些无聊文人那样去发泄积怨刺激一下曾经有过芥蒂的人。何况书中所有人物的原型都已相继去世。作为成年人的我已经可以平静地回忆和思考那一段生活，可以不仅凭着感情而且凭着理性的目光去审视自己的童年。我在探索这段生活经历的意义时已经能够克服个人恩怨的偏激情绪，去将它放置在大的社会背景下进行形而上的分析。我发现自己小时候在那个大家庭里的生活竟可以体现新旧社会转型期传统的封建伦理观念与新社会开始形成的新的人际关系之间的强烈反差、冲突和较量，我小时候的特殊经历就不仅仅是个人成长史了，还有着它更为普遍的社会意义。这种思考逐渐成熟后，我就不仅是想写，而是感到能够写了。我能够将这一段平凡的生活和普通人的故事提炼成文学。

我是一个被人视为山药蛋派的后辈作家，我所处的文学环境和长久以来形成的文学趣味，使我对国内文坛近年来时兴的各种文学思潮很自然地产生了无奈的疏离。但我决不陈习相因固步自封，而是尽力把文学目光投向更为广阔的文学天地里，去学习和借鉴新的文学武器。我开始考虑这部长篇小说的基本写法时就自然而然地选择了现实主义的表现方法，而在考虑它的艺术结构时则采用了过去不曾用过的时空交错方式。我选用了以现在成年的“我”的艺术视觉去观照儿时的“我”，运用了“送葬，该去哪个坟头？”作为悬念来贯穿情节线索，运用成年“我”的现在时和儿时“我”的过去时两条情节线有机结合交替穿插来完成故事的发展和结局。我一开始就告诫自己不要满足于讲述一个凄苦悲凉的故事去吸引读者，而要努力在情节进展中塑造几个让读者不会骤然忘却的人物形象，甚至是典型形象。我在本书中要始终营造一种哀婉凄切令人伤情的艺术氛围来增强它的艺术感染力；要在描绘事件的过程中注重交代它的社会背景和时代背景来增强它的思想内涵。我在语言运用上采用两种方式，就是人物对话的地域化和叙述语言的文学化；在描绘故事场景时特别注重陕西、晋南的地理特征和地域文化特点，以便突出它的地方特色，增加它的文化厚度。

经过一段时间的理性思考和艺术准备，我终于动笔了。不管它后来在出版过程中多么蹉跎和困难，但我写得很从容，初稿只写了两个多月。这本书不能说是很成功，但对生活的思考和艺术的追求，我已努力了。《山西日报》1998年10月30日本土作家的自问

军旅作家李存葆一篇《飘逝的绝唱》，洋洋洒洒三万言，仰古俯今，纵横捭阖，把流传久远的《西厢记》和一时之盛的普救寺汇入一炉，以春秋笔法，以大家气度，或发思古幽情，或作深沉叹息，挥洒得淋漓尽致。作品由《运城日报》首发，本地读者争相传阅，复印。《散文海外版》选载后，永济新华书店一次竟购进5000册。永济市政府召开了一次作品研讨会，北京、天津、太原、西安的作家、评论家冒着酷暑，乘兴而来。可以说形成了一个近年来并不多见的起码可以说是区域性的文学轰动效应。

拜读之后，除了与众多读者一样欣赏、激动和感悟之外，山西籍、晋南籍、永济籍的作家们该作何感想呢？普救寺我们不知已去过多少次了，张生莺莺的爱情故事我们也改编成故事片、戏曲片、舞台剧了，《西厢记》的艺术价值和在文学史上的独特地位，作为作家也不会一无所知，但是，我们没有人注意到这一题材资源。李存葆来永济转悠一圈，竟弄出这么一场文学轰动，不应该引起我们一些思索么？

比起李存葆来，我们缺少些什么呢？

缺少的是对生活的深入思考，缺少的是对人生和社会沉重的责任感。这是衡量是否是优秀作家的重要尺度。

王实甫写作《西厢记》的时代，是中国历史上封建统治最黑暗的时期，他面对的生活现实是罪恶的封建礼教扼杀着一代代青年男女的爱情理想和婚姻自由。他看到一个个青春生命由于缺乏爱情的滋润而枯萎了，他看到一对对青年男女在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婚姻中煎熬挣扎。作为优秀的现实主义作家，王实甫对自己所处的时代和社会现实进行了深入的理性思考，终于提出了“愿天下有情人都成眷属”的大胆呼喊和深刻思想。他把自己的艺术目光，转向已经流传了五六百年的崔张故事。那时候的崔张故事，是张生被崔莺莺的容貌吸引之后的迅速厌倦，是封建士子始乱终弃的道德完善。只有经过王实甫对现实生活深入的理性思考和强烈的道义责任的驱使，才使崔张故事通过他的艺术描写发生了质的飞跃：崔张两位青年男女摒弃门第观念，争取婚姻自由，冲破封建藩篱，叛逆“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而大胆私下结合，批判锋芒直指封建礼教和婚姻制度，使崔张故事成为经久不衰的爱情经典。

而李存葆关注的是什么样的社会现实呢？

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成就是有目共睹的，对于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和人民群众物质文化生活的意义也是不言自明的。但任何事物都有它的负面，物质力量的强大和思想政治工作的弱化导致了一定范围的精神迷茫和道德迷失。在强大的物质利益和金钱诱惑面前，原有的道德原则已经开始失落而且得苍白起来。于是，本来是男女之间心灵碰撞和相互欣赏的爱情，在不少地方和人群中已经退化到男女之间的简单吸引甚或是金钱交易下的异性服务。有识之士对这类现象虽然不无忧虑但很少进一步深入思考，许多作家虽然已经把笔触伸入到这一领域但却缺乏深入剖析。时代需要优秀的作家对此进行王实甫式的思考和抒写。

真该庆幸，我们毕竟拥有李存葆这样的优秀作家。面对现实中大量充斥着的桑拿按摩、歌厅包间、“三陪女”、“包二奶”、粉领阶层、猎艳大款等等醉生梦死现象，面对男女之间的欣赏倾慕还原成简单吸引，男女之间的真挚爱情蜕变为感官刺激和金钱交易现象，李存葆投进了他锐利的历史的目光，投进了他责任的良知的目光。经过深刻地理性思考，作家终于提出了一个新时代的生命追问：“何处才是人性解放的最后底线？”

如果说王实甫面对的是感情园地的贫瘠，那么李存葆面对的则是感情园地的杂草丛生。这是同样可怕的精神疾患，李存葆能不发出这样的追问么？

和王实甫“愿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一样，这一声生命的追问，同样有着振聋发聩的意义。

现实社会太需要这样的追问了。思考已经成熟，追问已经提出，作家自然会将他看到的情感还原和爱情蜕变现象，联想到一个具有对比意义的参照——经典爱情的参照。

这个参照在永济。

也在河东，在山西。

这就是我们耳熟能详的《西厢记》，这就是我们经常流连的普救寺。

这就是我们和李存葆的差距。

这就是普通作家和优秀作家的差距。

这也是我，一个普通作家的自问和自知。《运城日报》2000年8月初识芮城人

山西作家采风团去芮城采风，参观了一些企业和名胜古迹，接触了一些芮城人，耳闻目睹了一些人和事，使我们感到了一种政治稳定经济发展的氛围，也感觉到了一些芮城人的特点。县委姚震海书记在座谈会上的讲话，让我们认识了一位有政治目光有把握全局能力有勇于任事干大事业精神的党的基层干部。文联主席尚随刚，干文联工作只有两年多，就干了那么多的事情，成了全省基层文联工作的典型。一年内，他们配合县委工作搞的文艺活动就在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中出现过三次。我们看到芮城的思想解放和观念更新已基本完成，舆论造势和战前动员已基本完成。用我熟悉的语言说，三趟锣鼓已经敲过，汽灯已点得明明晃晃，前奏过门急管繁弦已经拉响，沉沉的大幕已经拉开，一场好戏就要开始了。

芮城的条件不算好，说山僻小县不是有意鄙薄，怎么就弄出这么一番景象？作家以人为研究对象，以我看还是芮城人能行。我是永济人，用不着讨好芮城人。芮城人说话“二”呀“厄”呀，像《红楼梦》里的咬舌子姑娘史湘云一样就很不好听。但你得承认事实，承认人家能干。个中原因，我想过，也请教过芮城人，用报社主编薛万合的话说，是芮城人爱“上”，芮城人爱“仰”。芮城人爱“上”，这个“上”在晋南的本意是经不得人家表扬和鼓励，你越表扬他越有劲，其中自嘲之意忽略不计，是说芮城人有一种积极向上的进取精神，不甘人后，发展自己，想上，争取上，不愿坐在北墙根晒太阳，不愿意躺在死人坡不动弹。而是能上则上，不好上努着劲儿上，条件不够创造条件也要上，上不去攒把劲儿再上，你说我不能上我偏要上，你能不能上反正我要上，再下苦再破本总得要上，上去了滑下来鼓鼓劲儿仍然要上。许多事实都可以证明，我们永济人（不是所有的人，是像我这样的人）能够反证明。我这样的永济人还不少：有机会上时要考虑该不该上？机会不太好时要考虑敢不敢上？合适不合适上？人家要上咱该不该和人家争着上？上去有风险咱还上不上？上不去弄得人笑话还不如不上，上去了叫人拉下来还不如不上，上到半截窝上不去又下不来还不如不上……芮城人的“上”劲，可以明白一些了。

芮城人还爱“仰”。这个“仰”字和万荣那个“争”一样找不到很确切的字，意思却也好领会：就是小娃爱戴铃铃帽的意思，“二尺五”是假的人都爱戴的意思。同样其中的自嘲之意忽略不计，本质意义就是张扬个体生命光辉和展现自我人生价值，这同样是人的重要的优秀素质。有光芒就放，有嗓子就唱，有粉就往脸上搽。芮城人注重宣传自己，有成绩八分就想说足八分甚至还想说成十分。山野小县城本不咋地，这几年盖起楼房也要设计得死洋活洋，也不怕把周围的房子比得越发土气：谁叫你洋不了呢，反正我能洋我就要洋。你在报纸上登一篇，我就要在报纸上登一版。你登芮城报，我就要登运城报，你在山西报上登广告，我就设法上中央电视台。领导在会上表扬你，下一回我就要弄出些成绩让领导表扬表扬我不行。你成了个企业家，我也努努力当个企业家。你当了人民代表，我争取当个政协委员。你贡献超过了千万，我这厂子小，咬咬牙交个一百万，你是红旗标兵我是优秀先进，你领个大锦旗我领一块小玻璃匾，聊胜于无，你在我面前“仰”我却可以在还不如我的人面前“仰”。就说这次采风，永济方面接咱们上五老峰，开来一辆面包车，有导游有电视记者有饼子和矿泉水，足够了又绝不多余。下榻的大酒店迎门一条横幅：“热烈欢迎山西作家采风团”，这也就够了。去芮城则不然，一进县境，一溜五辆小车迎接，返回身浩浩荡荡逶迤前导。进了县城，沿街横幅标语最少五幅，采风团的规格也抬高了几分：“热烈欢迎山西省作家代表团来芮城采风”。吃完午饭，主人邀请我们去参观县委大楼，果然气势不凡，门前的人造喷泉如鲜花怒放。晚上的欢迎晚会我说算了，运城搞了，永济搞了，今晚休息吧，尚随刚更不答应了：“运城搞永济搞我们就更不能不搞了！”结果晚会搞得最隆重：烛光灯影茶水糖果还有一位大腕演员武俊英。这样就看出芮城永济的差异了。而像我这样的永济人也还不少：脸皮薄心眼瓤，八分成绩说个五分就行了，免得人家说咱骄傲。领导考虑给咱一份好差事，本来咱干就能行，咱还要说几句谦虚的话，稍一耽搁，别人把那事儿弄走了。凡事总是犹犹豫豫，先想面子上过得去过不去？先想这事儿怕不怕让别人背后议论？别人说咱爱出风头怎么办？别人说咱烧包怎么办？别人说咱屎壳郎爱显黑尻子怎么办？怎么来怎么去，烧茄子早变成凉拌黄瓜了。芮城人爱“仰”，也可以明白一些了。

事物的形成都有其历史背景和文化依据。芮城人的这种性格和素质，我以为和他们所在的地理环境有关。芮城南靠滩北靠山，历朝历代政治统治和文化统治相对薄弱，人们受政治文化的约束就少得多，容易张扬个性自由发展。水浒英雄所在的水泊梁山即是明证。而中条山北边的永济、解州及至更北边的地方，州府县衙还有蒲津驻军衙门，政治文化统治则森严多了。永济沿黄滩地比芮城本来就少，主要在蒲州一带，但不幸蒲州即是府治，蒲州一带人民受到的约束就大得多。永济这边的人民祖祖辈辈被统治阶级依照封建主义理想道德模式培养成温良恭俭让的理想性格，而芮城人受到这样的培养即封建荼毒相对就少。到现在建立市场经济，而市场经济遵循的是物质利益原则、等价交换原则、自由竞争原则和优胜劣汰原则，给发挥个体潜能、张扬个体生命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天地。受封建文化荼毒较少的芮城人这种性格特征正好与市场经济环境下要建构的现代人格相适应、相契合。芮城人的爱“上”、爱“仰”适应了当前“发展才是硬道理”的形势要求，芮城当前的良好氛围形成的人文依据就不难理解了。

芮城人正在创造新业绩，我们以后会更加了解芮城人。这些想法，本来想在路上车上与大家聊的，只因感冒嗓子哑了，没有说成，感觉没有给大家做好介绍。回来没事，练习电脑，就写了这篇闲话，通过组联部寄给采风团的成员，博得一笑而已。《山西作家通讯》2004年第1期告别孙老师——在孙树枫老师追悼会上的致祭辞

直到今天，直到现在，我们仍不愿相信，孙老师，你就这样去了。

有多少学生，还想聆听你的精彩讲课；有多少同事，还想请你帮助分析问题；有多少朋友，还想与你促膝谈心。然而你——孙老师，你就真的去了。

68岁，实在不应该是你生命旋律休止的地方。得知你去世的消息，多少人唏嘘不已，多少人深感痛惜啊！

因为你是一个优秀的老师。你那发人深省、引人入胜的讲课，给了众多学生多少启悟啊。

因为你是一个贴心的领导。你那平易严谨、率先垂范的作风，给了众多同事多少帮助啊。

因为你是一个知心的朋友。你那忠直恳切、待人以诚的友谊，给了众多朋友多少温暖啊。

你是我的好老师——在我刚刚摘下红领巾的时候，你就给我传授学业；你是我的好兄长，在我刚刚走入社会的时候，你就给我领航指路；你是我的好朋友，在我慢慢成熟以后，你就与我开始了真诚的心灵交流。

亦师亦友，是一个人成长道路上难以遇到的。我生有幸，40年前就结识了你。有时候结识一个人，就会影响自己的一生啊。你，就是影响了我一生的人。如果说我还有所进步、有所成就的话，都是与你的教导和帮助分不开的。

就在我还需要你继续教导和帮助的时候，你离开了我们。离开了你的家人、你的同事、你的朋友。我的哀思与悲切，是难以诉说的。

68年的生命航程，不算长寿，但是人的生命价值不是以时间的长短来衡量的。生命的质量不只是拥有健康的体魄，更重要的是要拥有自己的意义世界。你用工作来填补生活的内容，你用理想来校正实际的缺失。你用你自己的行动证明，你68年的人生，是有价值的人生，是有质量的人生，是有贡献的人生，是有意义的人生。

我知道，许多人以为，你是有着许多遗憾的，但那只是世俗的目光和“形下”的追求。生命只是一个过程，境界才是人生要义。你以自己的人格抵制世俗，你以自己的信仰追求崇高。你没有丧失对世俗生活的批判和超越能力。你以自己的行动证明，你68年的人生，是丰富的人生，是积极的人生，是无憾的人生，是有境界的人生。

你是一个平凡的人，但你不是一个俗人；你是一个普通的理论教育工作者，但你不是一个普通的教书匠。你是一个有思想的人。人的生命之树可以倒下，可人的思想绿叶永远不会枯萎。工作着是美好的，思想着是高尚的。你没有因为平凡影响自己的生命价值的实现，你的一生就是值得欣慰的，是可以满足的，是应该骄傲的。

你是让人长久长久地难以忘记的人，因而你的生命就会延续长久长久。

你走了，你把发奋学习、勤于思考的精神留给了我们；你把忘我工作、严于律己的品格留给了我们；你把平易诚恳、亦师亦友的风范留给了我们。

你留给我们的还有很多很多。

然而你毕竟是去了，你的身后还留下一些未尽之心。作为你的学生和朋友，我会把你的老人，当做我的老人；我会把你的孩子，当做我的兄弟。你——放心。

安息吧，我的孙老师，我们的孙老师。《运城日报》2004年5月《河东论苑》2004年第三期响应韩石山——致我亲爱的文友亲爱的文友：

首先提醒你一句，暑热已经过去，寒冷到来尚早，正是一年里写东西的好季节，希望你不要借口热呀凉呀的把时间混过去。

也到了订刊物的时候了。我每年订的刊物不多，只有六七份：《小说月报》《散文海外版》《书屋》《文学自由谈》等等，说来惭愧，竟没有订我们山西的刊物。山西的刊物特别是《山西文学》，本来是我们最喜欢最爱看的刊物呀！墙内开花？本地和尚？原因是有点，主要原因却是仗着自己曾在《山西文学》编辑部工作过一段时日，和编辑们熟，又曾经较长时期是他们的重点作者，《山西文学》从来都是赠阅。编辑部也曾说过不再赠阅，但自以为再压再减，也减不到王西兰的头上。后来果然不曾绝情断义，年年声明不再赠阅，到时候每月还会把刊物寄来。狼来了狼来了，到底不曾见到狼的影子。

最近韩石山兄电话告知：明年不再赠阅刊物了。

听了他的话，我的感觉是，这回狼是要真的来了。凭石山兄的自尊和率性，说得出来也就做得出来。以后每月等着寄刊物，恐怕此情难再了。Ade，我的《山西文学》。Ade，我的亲密朋友！自1978年起，我们哪一个月都要相聚数日，你每一次都要打扮一新和我相会，难道从今以后我们就天各一方了？

话说回来，以石山兄的见识和气量，不会为一本刊物斤斤计较。既然这样做，就有不得不这样做的原因或者非得要这样做的策划。

事实上正是这样：文学失去轰动效应，陷入低谷，已是不争的事实。多数文学刊物面临难以为继的窘况，也已尽人皆知。文学期刊界每年开始都会传来某著名刊物忍痛停刊的消息，让人瞠目不解又扼腕叹息。《山西文学》当然也面临着同样的严峻形势。《山西文学》作为山西省最重要的文学刊物创办于1956年，原名《火花》，第一任主编就是我们运城作家最敬爱的西戎老师。“文革”开始后被迫停刊，1976年复刊改名《汾水》，主编还是西戎老师。有一天西戎老师从街上回来，说街上卖的塑料鞋底子、洗衣膏都叫汾水牌，咱这刊物名儿得换换。太行、吕梁、北岳、黄河……起一堆名儿供斟酌选择，最后还是认为只有《山西文学》最名副其实，还不会和别的刊物发生商标权的争议，就定下这个名儿沿用至今。这中间换了多少任主编，出了多少期刊物，不再细算，反正可以说，我们运城的老中青三代作家都是在这片沃土上起根发苗的。李逸民老师的《一家人》《两亲家》，义夫老师的《老木匠一家》《红日当头》，杜曙波老师、旭林老师的小说和诗，还有草章老师的《小里庄闹戏》，马力的《黑牡丹》，哪一位不是在《山西文学》这个刊物上奠定其作家地位的？下来到我和刘武、雅茜、杨焕育、范胜利、李春荣、申大局等等，不也是《山西文学》培养起来的（贵民在部队、张贵保在外地发稿，好像不在此列，但后来还不都集聚在《山西文学》麾下？）再下来冯浩、谭文峰、徐小兰、慕华、刘锁爱、刘月凤、裴海涛、孙云苓、高菊蕊直到王爱玲、耿王敏等等这一茬，还不都是在《山西文学》崭露头角而又青枝绿叶的？当初战战兢兢瑟瑟缩缩进了编辑部连称老师的文学青年业余作者，如今一个个器宇轩昂，一级、二级最少也弄个三级作家当当，实际利益不多，顶着个作家牌子毕竟好听，出过两本书的成绩毕竟说得响口。但是且住，我来问你：不至于就忘了《山西文学》吧？

还有我们共同的亲爱的历任主编和编辑老师们。西戎老师之后，唐仁均、高鲁、陈志铭、韩文洲、段杏绵、郁波、霞裳……老作者们不会忘记这些名字吧？和我一茬的不会忘记西戎、郑笃、李国涛、周宗奇、张石山、冯池、段崇轩、李锐、燕治国、王子硕、祝大同、毕星星、王爱琴以及张承信、董大中、蔡润田、禹小元、郑惠泉等等资深编辑老师朋友吧？我们心里留下过这么多难忘的名字，我们脑海里至今还浮现着他们的面影，我们不会忘了《山西文学》吧？

话再说回来，不就是自费再订一份刊物么？《山西文学》全年只有36元钱，我们真是为她委屈，但如今的文学界、读书界和广大读者一言难尽。《火花》鼎盛期每期印54000册，《汾水》巅峰期每期印170000册，上世纪80年代中期《山西文学》也印20000册，如今你知道多少册？我不忍再说了。

这样一份和我们命运息息相关的刊物，这样一份曾给了我们多少支持、帮助、提携、关爱的刊物，甚至可以说是一份带领我们走进文学殿堂帮助我们完成终生成就的刊物，看起来也难以为继了，最少是遇到前所未有的困难了。不是山穷水尽的关口，凭现任主编韩石山的“撑”（晋南人知道这个字面以外的贬义和谑意）劲，不会做出这样难堪的决定。这和读书人日子过不下去不得不决定卖书一样了。

我们应该做些什么？我们能够做些什么？朋友有难，岂能袖手？义所当为，毅然为之。说白了仅仅是自费订一份《山西文学》，一年区区36块钱。少抽两盒烟行不行？少喝一瓶中等偏下的酒行不行？少打一夜赌资最低连公安局都懒得去抓的小额麻将行不行？都行，实在行，太行了。只不过我们过去没当回事，也没有人认真打招呼，也没顾上了解情况罢了。早知道是这么回事，你要早些说说这些情况，别说一份，三份五份哪在话下？手上捏点小权力的，三五十份的也不是很难的事情！

要的就是你这句话。咱也别胡抡海吹，刊物也不是订来当坐垫的。你自己订一份，我希望运城的山西作家协会会员都订一份，希望准备申请入会的作者都订一份，希望运城的业余作者、文学爱好者都来订一份。其中是个领导人物的，希望给你属下的图书室、报刊阅览室、老干部活动室等等相关单位订一份，给你的下属单位的相关单位订一份。至少，接到我的信的文学朋友要订一份，我自己肯定带头订一份；韩振远，你得订一份。前头说下那么多的作家，没有提到你，是由于把你摆在前头你那时还不曾写稿，把你摆在后头又怕委屈了你的年龄和成绩。你如今的散文也炉火纯青啦，你的苛评名家的文章也日见酷味啦，你在《山西文学》上发表的稿子也不算少啦，你订一份《山西文学》也是责无旁贷的啦！何况你是韩石山的胞弟，你自费订刊物比我更有说服力啦！还有郝发智老兄，你也得订一份，你不但和石山是朋友，你和石山他老爸都是朋友啦！

其实，文化事业走向市场的日子正在逼近，官办刊物作为导向读物的历史使命还要不要继续坚持，我们实在无法预料，凭咱们这么呼吁也解决不了根本问题。我们只是尽尽心，对《山西文学》尽尽心，响应一下韩石山，让他再试试，再努努力，毕竟，《山西文学》如今是很好看的，是值得看的。我们只不过是别弄得停止赠阅后全运城自费订阅成了空白。前几年搞过一次调查，你知道自费订阅的有多少？全运城地区——一份。我真为运城文学界和读书界感到难为情，为那位不知名的自费订阅者深表敬意。倘若我知道了他的名字我以后每年为他（她）订一份。而我自己，肯定会一直自费订下去。

再说一遍，我们只是尽尽心，响应一下韩石山，让他再试试。至于刊物的成败利钝，就不是我们所能逆料和良好的主观愿望所能左右的了。

不过我们应该坚信，世界上只有文学是不朽的。

致以文友的敬礼。下次见面，以自费订单做友谊的凭证。你的文友 王西兰2001年初秋（原刊编辑说明：这是王西兰先生写给运城地区文友的信）《山西文学》2001年11期执著的坚守

市场经济被推上历史前台后，经济的快速发展带来的竞争和攀比打破了人们的心理平衡，越来越明显的贫富差异和人们不断增强的物质追求颠覆了惯常的价值观念，与之相应的社会心理状态出现了失衡、调整和变化，人们的精神家园已不再是一片绿茵。于是，我们的文学队伍开始分野，圈子内不断传来某些作家弃文经商的消息。宁静的书斋里宽大的写字台上不光堆放着文稿还有了计算器，柔和的灯光下作家的心已不再那么专注，开始考虑别人已经下海自己是否也应去海滩上拣几粒贝壳。虽不能说溃不成军，但起码可以说文学的队伍已不再是整齐的方阵了。

曙波老师和李逸民、义夫等一样，是我的文学前辈。二十五年前我还是个文学青年时就已结识了他，并得到过他的鼓励和关怀。近些年来他在地区教育局担任副局长，工作繁忙可以想见。可每次遇到他，他都要关心地问起我的创作情况，都会兴致勃勃地与我谈及文学，都会说些“咱们一起好好写”这样共勉的话。看着他那满头白发，想到他那一堆忙乱的工作，我心说这只是良好的愿望吧，没想到他竟以顽强的意志和超常的勤奋在坚持写作。这近十年时间里，竟然连续出版了四本中短篇小说集子。

真叫人肃然起敬。这是一种执著，是一种坚守，是一种锲而不舍的事业追求。面对纷扰的市声，面对周围为着某种利益多方奔走的繁乱脚步，他平心静气，不改初衷，在读书、在思考、在刻苦地写作，在满心喜悦地收获着他的丰收成果。

他在坚守着文学的阵地。

作为文学的后辈，我只能惭愧。好几年了，我写不出有分量的作品。虽说作家有时也需要沉默与调整，但我沉默的时间也太长了。说实在话，我做不到那么沉稳和执著。不服气别人当了官自己却抹不下面子去跑，眼热别人发了财自己又下不了决心下海，不甘寂寞又游移不定，做不到坚持固守又不肯索性撤离，处于一种文化尴尬中难以自拔。面对白发苍苍的曙波老师，我找不出一点为自己开脱的借口。他担负着那样繁忙的领导工作而我是文联的专业作家，他已年过六旬而我正年富力强。只能说我缺乏他那一份执著的事业心，缺乏一种成熟作家应有的品格。

好在还不晚。可以告慰曙波老师的是，一月之后，或者说十多天之后，我的那本经营已久的长篇小说即可问世。

而且，它不会是我唯一的长篇。《河东文学》1998年第四期陈寅恪不是陈云雀

偶然看到电视里陕西台播放的专题片《爱情的绝唱》，是说我们永济普救寺的，就留意了一下。一位专家正在说《西厢记》故事里的张生莺莺是完全虚构的文学人物还是有着真实的原型。专家说话仿佛是陕西口音，底下配着字幕：现代历史学家陈云雀说完全是虚构的，我倒不太同意他的意见云云。陈云雀？能够冠以现代历史学家头衔的不会太多，这个陈云雀就让人眼生得很。

沉吟再三，心头豁然一亮：呵，这个“陈云雀”，当是陈寅恪之误了。

电视屏幕的字经常出错，虽然不应原谅但也习以为常，本不必惊怪，但把陈寅恪写成陈云雀，这个错就出得大了，就成了文化笑话了。陈寅恪是学术界、历史学界的大师泰斗级的人物，就像梅兰芳是戏剧界、郭沫若鲁迅是文学界的大师泰斗一样。《辞海》里有他的词条，对他的介绍是：“现代历史学家……曾任清华大学、西南联合大学、岭南大学等校教授。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山大学教授、中央文史馆副馆长。对魏晋南北朝史、隋唐史、蒙古史，以及梵文、突厥文、西夏文等古文字和佛家经典，均有精湛研究，为国内外学者所推崇。著有《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等专著。”清华大学著名的“四大导师”，他就是其中之一，其他三位则是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他是我国著名的自由知识分子，一贯坚持“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他有着高贵的民族自尊，也像“左倾”的教授们一样宁肯饿死也不领美国政府配给的面粉。他有着明辨是非的政治头脑，北京解放时他拒绝像胡适那些人一样逃离去台湾。当然他也有着自己不同流俗的学术主张，新中国成立后他声言自己拥护新中国但不尊奉马列主义，不宜在北京工作，而去了南方，不参与政治，只埋头教书著述。《辞海》里介绍他“精湛研究”“学者所推崇”，整个学术界就他一个有着这样的判词。这话的分量可不是随便说的，新中国成立前就已有定论。西南联大的时候，几个名牌大学联合在一起，教授几乎都是顶尖级别的，随便举一些名字：吴有训、周培源、华罗庚、陈省身、朱自清、闻一多、钱穆、钱钟书……似星汉灿烂，而陈寅恪则是皓月当空了。其中还有一位特别人物叫刘文典，他的学问大，名气大，脾气更大。他曾是安徽大学校长，蒋介石到了安徽接见文化名流，他不修边幅随随便便就去了。蒋介石见他毫无敬肃的样子，不悦地问：你就是刘文典吗？而他还是随随便便地反问：你就是蒋介石吗？在西南联大，一次日本飞机扔炸弹，学生教授听到警报都往校外逃。刘文典跑出来，看见前面跑着另一位教授，就不高兴：你跑什么警报？我炸死了肚子里这些学问中国再没有了，你炸死了怕什么？就是这个目空一切的刘文典，说起陈寅恪却是最服气的。听说沈从文评了教授，他发牢骚：“沈从文居然也评了教授？要说教授嘛，陈寅恪可值一块钱，我刘文典一毛钱，沈从文那教授只能值一分钱。”沈从文如今文坛走红，他的家乡湘西凤凰县都成了旅游热点，在刘文典眼里，他比陈寅恪要差一百倍。陈寅恪的恪，念“客”，旧时又念“却”，这是词典里这么说，另一种说法是陈的家乡江西修水土话把“恪”念成“却”。如今文化界学术界都还称陈寅恪（却）。电视专题片里的专家就这么念，错在给画面配字幕的人。电视艺术行业里，一些从业人员文化水平不能适应电视文化的飞快发展，社会各界都是知道的。一个普通电视工作人员不太了解陈寅恪的学术思想研究专长，也不是多么不得了的事，但专家说到这个名字，连听也没听说过，文化基础和文化视野就太差了；已经说到他是现代历史学家了还不查问查问，那就更是不应该的了。

不管怎么说，陈寅恪都不能写成“陈云雀”。《运城日报》2003年无悔选择

不曾想到也没有想过，我会坐在人民大会堂聆听中央领导人的报告。那庄严的主席台，那金碧辉煌的穹顶，那排列井然的座位，都是在电视镜头里多次看到过已经非常熟悉了的，但到了自己置身其中一个座位的时候，一种不曾有过的庄严感还是油然而生，甚至有了一种置身何地今夕何夕的感觉。我已经不是容易激动的年龄了，在花花世界和纷繁世事面前都有了些定力，到了这时候激动的心情仍然不能自抑。我的眼里潮湿了，我的心脏跳动得又快又重，好久好久都没有平静下来。

尽管我们说，人民大会堂就是人民来开会的地方，作为人民一分子，到这里来开会是非常普通的事，但毕竟到大会堂开会不是人人都能来的。尽管我们说曾在大会堂里开会的人已经很多很多，但毕竟没有来过的人还是更多更多。我们还可以肯定，大多数人终其一生也没有到人民大会堂开会的机会——这没有什么，这是正常的事，这不能说就是多么大的缺憾。但对我来说，能够来到庄严的人民大会堂开会，能够亲耳聆听中央领导的报告，毕竟是非常难得和幸运的事，毕竟是我的一次重要经历，是我平凡的一生中的不平凡的经历，是我不曾有过的光荣。

不由我不这样去想：那么多能力比我强的人，那么多贡献比我大的人，那么多日子过得比我好的人，都没有得到这样的光荣，我一介书生，文不能治国，武不能安邦，凭什么走进这有着宽大的台阶、巍峨的门柱、庄严的国徽的大会堂里来呢？

我知道，都是因为文学，是因为我选择了文学，是因为我在文学方面那一点点微不足道的甚至是羞于出口的成绩。

哎，我的让我心向往之而又高不可攀的、给我种种冷遇而又不忍割舍的文学！

记得我的一位领导兼朋友曾经推心置腹地说我：要不是你弄文学，凭你的才干，你的日子不会这样清苦……话没有说完全，但意思我完全领会了。还记得不止一位同事和朋友更加直率而且不无埋怨地说我：要不是你弄文学，你早就当个不错的官儿了，说不定我们也会沾个光哩！这话说得太肯定，但也不是完全没有可能。

而我恰恰就“弄”了文学。

记不得我从什么时候爱上了文学，反正从五年级开始我就爱上了作文课。那时候作文课总是安排在星期五，每到星期五我就莫名地兴奋起来。我那时候还算聪明，各门功课一听就会，老师反复讲解的时候我就低下头偷着看课外书——就是文学书，诗歌、散文、小说都有。完小两年初中三年，五年下来我也像东晋时期那位敞开衣襟亮出肚皮晒书的姓王的先生那样，肚子里也装进不少书了——和他比起来当然是小巫见大巫，和我的同学们比起来就显得鹤立鸡群了。

就这么迷上了文学。当代理教师那阵，给学生讲课用不了多少工夫，业余时间就是看书写稿。那时候支援农业，晚上限电，12点以后就拉了闸。可我有时候过了半夜还夜不能寐，脑子里还会闪出一些自以为是闪光的句子来，怕第二天早上忘了，爬起身子摸着黑就默写在墙壁上。时间长了，我床上的墙壁就写下密密麻麻一片。那时候无论回家还是外出都是骑自行车，我发现骑在自行车上最能集中思想构思文章。每每骑上车，脑子里就开始琢磨一首诗歌的“诗眼”或者一篇小说的“情节贯穿线”。有时候过于专注，岔路口竟没留神，该拐弯没拐弯却直直走去，到了一个村子才发现不是自己的目的地。有一回骑车回家，两腿蹬着车子，脑子里不知构思着什么，不知骑到一个什么地方，忽然脸皮发麻，头发直乍，两腿发软，连人带车摔倒在地，一阵茫然过后，醒过了神，发觉前边有一条蛇正在缓缓游走。我从小怕蛇，骑车时只顾推呀敲呀，脑子里占满了，视野里发现情况传达不进脑海里，只有条件反射地摔倒，这才避免车子骑到蛇身上去。在文化局当干事的时候，有一年冬天要在山根修“大寨田”，早上7点上山，晚上7点下山，吃住都在山根的一个村子里。我有一篇小说没写完，在山上搬了一天石头，顾不得疲劳，吃完晚饭就乘着夜色骑车回县城。当晚写到12点，不敢再熬夜，只好去睡，又怕第二天早上不能按时起床，就喝上半杯水，第二天一早尿憋醒来正是要起床的时候。一连三天起早贪黑，完成了一篇小说不说，还取得了一条经验：晚上喝多少数量的水，第二天什么钟点被尿憋醒来，都有十分的把握。到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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