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右翼势力与东北亚国际关系(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王希亮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格式: AZW3, DOCX, EPUB, MOBI, PDF, TXT

日本右翼势力与东北亚国际关系试读：

明治政府成立后，朝野上下围绕“征韩论”掀起一场纷争，被誉[1]为“明治三杰”之一的西乡隆盛被“内治优先派”击败，西乡一怒之下辞官返乡，在鹿儿岛建立私学校，邀集同道友好，招收青年生徒，着手培养和积蓄反政府势力。随西乡一起辞职的明治政府参议江藤新平返回家乡佐贺，纠集旧士族起兵反政府，要求当局重新起用“中兴元老”（指西乡、江藤及萨摩藩主岛津久光等人），对内维护士族利益，对外征伐朝鲜和中国。结果，江藤兵败被处斩刑。西乡的另一支持者板垣退助也辞官在家乡高知县成立一个“立志社”，后组建日本最早的地主资产阶级政党——“自由党”，以“天赋人权”为口号，鼓动失意士族掀起民选议院运动，向明治政府索要参政权。

由于明治政府的官僚专制统治，一部分旧士族失去往日的地位和权益。广大农民也深受地税、兵役及货币贬值之苦。除少数既得利益者外，社会各阶层普遍对明治政府不满，骚动或暴动屡有发生，社会矛盾日益尖锐化。在这样的背景下，以“自由”、“民权”为旗号的自由民权运动不仅有旧士族的骨干发动，而且得到下层社会的支持，各类民权运动团体方兴未艾。从1883年到1885年，许多地区的农民自发组建起贫民党、困民党、借款党等群众组织，向地主、高利贷者展开减租减息、延期还债的斗争。

日益高涨的自由民权运动无疑冲击着刚刚成立的明治政权的根基，引起政府专制派的担心和顾忌，于是采取了严酷镇压的手段，旨在扼杀方兴未艾的自由民权运动。1878年7月，明治政府颁布了太政官第二十九号令，指示各地警察机构务必监视各地民众的集会活动，“万一其举动煽动民心，妨碍国家安全，警视长官及各地方长官必须[2]颁令禁止”。1880年4月，明治政府又颁布了《集会条例》，要求所有集会必须接受警察的监视和检查，“包括有教唆诱导他人犯罪之[3]意，以及妨碍公众安宁”的集会，警察有权予以解散，命令参与者退去，并对参与者处以罚款或监禁的处分。另一方面，明治政府又以明治诏书的形式宣称十年后（即1890年）开设国会，以稳定民权派的情绪。还向民权运动的领导人板垣退助、后藤象二郎等人暗送秋波，提供资金送二人出国考察欧洲的立宪事宜，并把板垣拉进政府，恢复其参议的职务，使自由民权运动出现分裂的局面。

在平息“自由民权运动”的同时，明治政府对外强硬派开始把目光瞄向海外。1874年4月4日，日本以三年前琉球漂流民在台湾被害事件为借口，发兵征伐台湾，遭到台湾民众的顽强抵抗，但昏庸的清廷竟同意赔偿50万两银子了结此案，让日本侥幸赢得了这场战争，不仅把琉球纳入日本的版图，而且更增添了其对外扩张的野心，并把主要矛头首先对准朝鲜。1882年7月，朝鲜爆发“壬午兵变”，参议院议长山县有朋公开主张出兵朝鲜，“以我军队占据开港场所，或趁[4]机占领要冲诸岛”。在此强硬方针下，日本强迫朝鲜签订了《济物浦条约》，攫取了在朝鲜的驻兵权。1884年12月，日本驻朝鲜公使又公然派兵，支持和协助金玉均等朝鲜开化派发动“甲申政变”，夺取了政权。但在朝鲜王朝和清政府的联合镇压下失败，仅仅掌控“三日天下”的金玉均等人逃往日本，更刺激了日本朝野上下的“伸张国权”运动。有学者评论认为，“引人注目的是，明治初期的‘征韩’、‘征台’，是以不满士族阶层为中心，但从‘壬午’到‘甲申’，对外膨胀的侵略论同自由民权、开设国会运动融合在一起，并扩展开来，明治政府推行的侵略政策获得民间阶层的支持，从此开始奠定了[5]基盘”。

以明治政府的国权扩张为背景，民权派也开始向“国权主义”转化。其重要原因之一是民权派中的旧士族原本就是支持西乡隆盛的“征韩派”。自由党头目板垣退助正是因为支持西乡隆盛的“征韩论”，在朝廷的政治斗争中失意而辞职，返乡后发动旧士族成立起“立志社”，喊出争取民权和召开国会的口号。其他如制造“加波山事件”、“群马事件”、“饭田事件”以及“萩之乱”的民权派领导人，无一不是对外强硬的“征韩派”，他们反政府的唯一目的是争取参政权，绝非反对当局的对外扩张政策。组织福冈“向阳社”的头面人物武部小四郎、越智彦四郎、箱田六辅、平冈浩太郎、头山满等人，也是地地道道的“征韩派”。在他们发动的武装暴乱失败后，在重新组织的结社章程里，明确阐明了“弘扬国权，辅佐皇家”等字样。头山满也说过，“大西乡主张的征韩论，直接的理由是膺惩韩国对皇国的非礼，其真实意义和大目的是将我皇道及我之正义弘布亚洲大陆，即，[6]把我进出大陆的第一步印在亚洲大陆上”。尤其是朝鲜爆发“壬午兵变”和“甲申政变”后，再度燃起民权派“大陆经营”的热情，“向朝鲜、中国扩张上升到结社工作的主导地位，其结果，逐渐对伸[7]张民权失去了热情”。自由党大员后藤象二郎公开声称，“必须把支那兵驱逐至鸭绿江以北……如果（中国）整治朝鲜，我们就应立即拿[8]下支那！”自由党的机关报《自由新闻》也发表题为《国权扩张论》的社论，内称，“我邦着手海外的顺序，首先应从近邻开始……现亚洲共同忧虑的是欧洲人的横行跋扈与兼并蚕食，只能以自己之力防御之。在亚洲，唯有我日本吸收了19世纪的文化、不亚于欧洲，所以，亚洲先进的我邦，无论从道德上还是必要上，都不能不拯救亚洲的衰运……我等有志青壮年当以热血从内事转向外事，政府宜应策划方法，利用这些人扩张国权，内固社会之安宁，外获海外之国利”。[9]这篇社论表明民权派终于屈服权力，开始向“国权论”转化。就在这篇社论发表的当月末，自由党宣布解散，另一个民权派组织立宪改进党也以党首大隈重信的脱党宣告解体。

1881年2月，福冈向阳社宣布更名为玄洋社。之所以命名为玄洋社，取意于福冈面前的玄海滩，因与大陆和朝鲜相连，表示玄洋社员要越过玄海滩向大陆和朝鲜半岛“腾飞”，开拓一番“新天地”。玄洋社以平冈浩太郎为社长，头山满等人为干员，并颁布了三条宪则：[10]（1）敬戴皇室；（2）爱重本国；（3）固守人民权利。表面上看，玄洋社没有放弃民权主张，但从宪则的“敬戴皇室”和“爱重本国”两条分析，该团体已经把自身的政治奋斗方向同天皇与国家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尽管它是以民间团体的面目出现，但其意义已经不同于民权运动时的士族结社，而是游离于政府外围，却是为政府（国家）大陆政策效忠的团体；该团体坚决奉行大陆扩张主义，与政府的强硬派保持一致，有时则对软弱派加以抨击；他们同政界保持密切的联系，甚至有左右庙议的影响力，有时又不受政府决策之左右，天马行空、独往独来；另与士族结社不同的是，他们经常实施暴力恐怖手段，排除他们认为的“障碍者”或“绊脚石”。因此，中日学术界普遍认为，玄洋社即是日本近代以来第一个右翼团体。

所谓“右翼”这一概念，最初出现在法兰西大革命后，当国民公会讨论重大事宜时，因代表保守势力的一派坐在会场的右侧，而激进的雅各宾派则坐在左侧，从此，人们往往把代表保守势力的派别称为“右翼”，相对激进或主张革新的势力称为“左翼”。一般说来，“右[11]翼”与“左翼”的区别详见表序-1：表序-1 右翼运动与左翼运动的区别

在日本，右翼的产生有其历史的渊源，它是建立在“神国日本”的思想理念之上，以国粹主义、超国家主义和大亚洲主义为主要特征，是明治维新后大陆扩张和对外侵略政策派生出来的民间团体。所以，它既不等同于官方缔造的御用机构，又同军政各界保持特殊的联系，同时还时而与政府决策相悖，甚至采取极端手段推行自我主张。另外，日本右翼与西方理念的右翼团体也有区别。概言之，日本右翼是植根在皇国史观的政治土壤上，在战前和战争时期，以日本的国权扩张为主要奋斗目标，积极参与国家对外的侵略扩张行径；到了战后，日本右翼又以反对“雅尔塔-波茨坦”体制（他们称YP体制），抨击“东京审判史观”，鼓吹“大东亚战争肯定论”，反苏反共反社会主义，主张自主制定宪法，发展军备，走政治、军事大国道路等为主要表现形式。而且，各个右翼派别的运动方向、宗旨、手段等均有微妙之区别。二 玄洋社的早期活动

玄洋社成立后，把主要精力放在大陆扩张的国策上。1882年，朝鲜爆发“壬午兵变”。头山满认为伸张“国权”的机会来到，公开声称，“若先取大者，小者则不得而获，若先取中国，朝鲜则不取自[12]得。故，与其对朝鲜下手，莫如先将中国吃掉”。遂联络熊本县的相爱社组成一支150人的“征韩义勇军”，准备派往朝鲜推波助澜、趁机搅乱朝鲜政局，以便火中取栗。但因朝鲜的兵变很快被镇压，组建“征韩义勇军”的计划流产。1884年朝鲜“甲申政变”失败后，金玉均等开化党人逃亡日本，玄洋社对金玉均等人格外庇护和关照，意在培植朝鲜的亲日势力。此后，在修改不平等条约方面，恼于日本政府同列强交涉时的“软弱”，玄洋社员来岛恒喜策划了暗杀外务大臣大隈重信事件，大隈身负重伤。事后，来岛独自承担责任，才使玄洋社其他成员免受牵连。

1886年8月，清朝海军舰队访问长崎期间，部分官兵同当地警察发生冲突，玄洋社上上下下将此事件视为“国辱”，“皆悲愤慷慨”，认为“徒讲民权，不顾国权之消长，欲维持日本帝国之元气，必须实行军国主义，以大申国权”，“于是放弃民权伸张论，转变为国权主[13]义”。

1886年，参谋本部“支那课”陆军中尉荒尾精受参谋本部的派遣，潜入中国汉口以开设乐善堂药店为掩护，实际是日本军部在中国建立的早期情报据点。玄洋社头目头山满随即派社员山崎羔一郎、藤岛武彦、中野二郎、石川伍一、田锅安之助、北御门松三郎、广冈安太、井深彦三郎、宗方小太郎等十数人汇入荒尾的旗下。参谋本部也派出根津一、浦敬一等军官协助荒尾工作。一时间，汉口乐善堂大陆[14]浪人云集，这些人蓄发留辫，着中国人服饰，学中国语言，每日出入于街市，徜徉于要害机关、部门和军队驻地，展开了秘密的军事谍报活动。

1890年9月，荒尾精又在上海建立日清贸易所，打着中日贸易的幌子，实则是一所培养间谍的学校。后来，日清贸易所改称东亚同文学会，附设东亚同文学院。进入日清贸易所和东亚同文学院的学员绝大多数属于玄洋社和后来黑龙会体系的大陆浪人。这些学员毕业以后，官方不仅承认学历，而且多被日本设在中国的军、政、外交、官营会社聘用。他们以“中国通”的面目出现，刺探中国情报，干扰中国内政，一旦战争爆发则直接投身其中，或者潜入战地窃取情报，或者随军充当翻译或向导，成为侵略战争的重要帮凶，直到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前，一直发挥着军政各界不可替代的作用。

1894年3月，朝鲜“开化派”领袖金玉均在上海东亚洋行被朝鲜当局派的刺客刺杀。事件发生后，清政府应朝鲜要求将金的尸体送还朝鲜，朝鲜当局随即将金的尸首示众。消息传来，玄洋社借机大肆攻击中国和朝鲜，认为此事件是中、朝两国对日本的蔑视，鼓动政府出兵朝鲜，“膺惩”中国，一举将朝鲜纳入日本的统治之下。只是由于日本当局考虑时机尚未成熟，制止了玄洋社的妄动。

同年5月，朝鲜东学农民起义，一度占领了全州，声势大振。头山满、平冈浩太郎等玄洋社头面人物预感时机已到，决定抓住机会，派员进入朝鲜把水搅混，为政府出兵制造口实。6月27日，头山满选派内田良平、大原义则先行赴朝，与玄洋社在釜山设立的据点“釜山组”联络，准备组织一支“日本义军”援助东学农民军。内田等人到了釜山后，会合“釜山组”的铃木天眼等14人，决定将这支小队伍命名为“天佑侠”，自喻为借助“天佑良机”的“侠士”。“天佑侠”组成后就抢夺了昌原金矿的枪支弹药，随后发布檄文，声称“闵妃恶政保护虐待百姓的官僚，而闵妃恶政的根源是袁世凯及他的国家”，[15]东学农民军是为了“驱除支那势力，摆脱清国的羁绊”等。“天佑侠”进入东学农民军后，以救世主自居，自封“军师”、“大将”、“副将”之类，对东学农民军颐指气使、指手画脚，摆出一副“大佬”的资格。自然，“天佑侠”的本意绝非帮助东学农民军推翻闵妃暴政，而是为了操纵这支农民武装，搞乱朝鲜局势，制造出兵口实，进而驱除清政府在朝势力，然后独霸朝鲜。但是，当日本蓄意挑起战端后，口口声声表示要与东学农民军“同生共死”的“天佑侠”们，早就溜之大吉了。“天佑侠”虽然区区不过14个人，但是，“天佑侠”事件是右翼势力第一次以武力手段同他国反政府势力结合，干涉他国内政的行动，开了右翼势力在亚洲国家从事武力颠覆活动的先河。而且，这次事件使右翼团伙意识到，没有军部和政府的支持将一事无成，从此后右翼团体与日本官方特别是军部来往密切，建立起密不可分的联系，成为日本军部染指海外的一支特殊别动队。第二节右翼势力在侵略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一 从中日甲午战争到日俄战争

1894年7月，日本挑起中日甲午战争，玄洋社员们欢呼雀跃，叫嚷着要奔赴前线效命。荒尾精立即向当局建议，招收乐善堂和日清贸易所的学员从军，充当随军翻译或向导，获得参谋总长有栖川宫和次长川上操六的首肯。随即拍发电报召集各地浪人，又派根津一潜入上海传达陆军部指令，指令各地浪人潜入东北收集中国的军事情报。根津一到上海后立即与玄洋社员藤岛武彦、楠内友次郎、福原林平等人晤面，向他们交代了任务，然后匆匆回国报告。

当年8月，楠内友次郎、福原林平二人化装成湖北商人正待乘船去营口，被地方当局识破逮捕，押往上海道台衙门处斩。

藤岛武彦奉命赴朝鲜迎接日军第一军，为其担当向导。藤岛化装成和尚北上，但他既不懂佛经，汉语也不流畅，走到宁波就露了馅，遂被解到杭州也掉了脑袋。藤岛武彦受刑前还供出潜伏在普陀山法雨寺的浪人“和尚”高见武夫，高见战前受根津一之命潜伏在该寺，没承想未及出洞也追随同伙而去。

当年10月，藤崎秀、山崎羔三郎、钟崎三郎等数人奉日军第二军的命令，分三组侦察金州到辽阳一带的军事部署，但是，他们登陆后不久就被发现，除向野坚一侥幸逃命外其余全部被擒，藤崎秀等5人也上了断头台。

另有一人石川伍一，在开战之初潜入天津，收买了一名电报局的职员，得知北洋舰队将派遣济远、广乙、操江等三艘军舰护送高升号去釜山的具体航期，立即通报给军方。结果，日军舰偷袭了高升号，使北洋水师遭受严重损失。中日正式开战后，石川继续潜伏在天津，在客栈被中方查获，被天津道台衙门处斩。

以上十人除高见武夫外，战后被日本当局誉为“九烈士”，给予隆重的嘉奖和彰显。尤其其中的“三崎”，即藤崎秀、山崎羔三郎和钟崎三郎三人，因每人的名字都有一个“崎”字，故称作“三崎”。此三人都出身于玄洋社或日清贸易所，狂热鼓吹以武力手段征服朝鲜和中国。开战前后，三个人十分活跃，为军方效尽了犬马之劳。其中的山崎羔三郎曾化装成药材商在朝鲜牙山活动，日军就是根据他的情报调整了进攻牙山的部署，打赢了牙山一仗。所以，参谋总长有栖川宫特意在广岛大本营召见了山崎，对其慰勉有加。另一位藤崎秀也获得参谋总长有栖川宫召见的“殊荣”。钟崎三郎曾深入山海关防地，提供出有价值的情报，因此也受到参谋次长川上操六的嘉奖。

日军侵占金州后，找到“三崎”的尸体，将三人厚葬，并将金州[16]城外的一座小山命名为“三崎山”，山前立有“殉节三烈士碑”。

1894年4月，玄洋社社员、汉口乐善堂北京支部长宗方小太郎奉日军大本营命令调查威海卫北洋舰队的防务。宗方受命后化装成中国人，多次潜入军事要地，探听到北洋舰队出动的编队、行程、日期等，还绘制出多幅威海卫要塞的地形图、布防图、北洋舰队分布图等重要军事机密资料。战后，明治天皇破例在广岛大本营召见了他。

三国干涉还辽后，右翼势力最先喊出“对俄强硬”的论调。1901年2月，玄洋社干员内田良平联络玄洋社员伊藤正基、葛生玄晫、葛生能久、本间九介、平山周等20余人成立“黑龙会”，作为“对俄强硬”的右翼团体，决意“腾飞”黑龙江，不惜对俄一战，夺回辽东半岛，同时染指中国东北和内蒙古，扩大日本的势力范围。黑龙会的《趣意书》称：“展望东亚大局及帝国天职，为阻止西洋势力东渐，当务之急是对俄一战，将其从东亚击退，然后创建以满洲、蒙古和西[17]伯利亚为一体的大陆经营的基础”。

1895年8月，内田良平进入俄西伯利亚地区。翌年，组织团伙成员椎叶糺义、宫本铁之助、楠木成徵等人在海参崴建立起第一家秘密情报站，对外称作柔道馆，负责收集周边地区的俄方情报。1896年6月，内田调查了中、俄、韩三国交界的延边地区的兵要地志，踏查了从海参崴海湾到中国图们江流域的地形地物。1898年12月，又横穿西伯利亚，具体了解了该地区俄方的军事、政治、经济等情报。与此同时，他还派椎叶糺义、楠木成徵分别收集了珲春、延吉以及海参崴俄军炮台的情报，这些情报均在后来的日俄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内田回国后抛出一篇《俄罗斯内部之大缺陷》，文中指出，“俄罗斯现状如同正在自行车竞赛的途中，猛然刹闸必然颠覆，它的第一个目标是全力向满洲疾走，如果任其经营和侵略满蒙，可免它自灭的危机，相反，我将永远失去对俄必胜的战机”。所以，“日本必须扼制俄罗斯的企图，敢于与之一战”，“日俄冲突、即日俄战争是不可[18]避免的必然命运”——这是右翼势力喊出的“日俄必战”的第一声。

此后，内田等人以黑龙会为阵地，创办《黑龙》月刊，连篇累牍地发表“对俄强硬论”的文章，进谏当局“当务之急是对俄一战”，“俄国不足为惧”，“膺惩俄国”等，鼓动朝野各界“万民一致”打败俄国。黑龙会还根据浪人们多年在中国东北和西伯利亚地区活动调查的资料，绘制出版了一部《最新满洲图》，有评论说，该地图“连满洲铁路沿线的新开发地、小路、村庄都毫无遗漏地记载下来，包括满洲铁路的预定线、沿线的物资、随之而出现的开发地、行政设施等都[19]作了记载，还附录有地图解说”。正因为它的精密和翔实，日本外务省购买了300部，陆军部也订购500部，分发给驻外使馆人员和作战部队参考使用。1903年5月，黑龙会又出版了《俄国东方经营部面全图》。

从此，黑龙会几乎成为右翼团体的象征性标牌，不仅在国外充当了对外侵略扩张的马前卒，在国内也是右翼团体中的实力派，它派生出来的大日本生产党、大日本一新会等团体在维系日本法西斯统治、残酷镇压反战运动中也发挥了帮凶作用。

日俄战争爆发前，为了抢先夺取战争的主动权，日本驻北京公使馆武官青木宣纯大佐策划了组织“特别任务班”的计划，决定收买右翼团体成员充当“死士”，由现役军官带队，潜入俄军后方，破坏交通枢纽和通信设施，切断俄军的补给线，策应日军的军事行动。

青木共募集了47名“死士”（也有资料记为42人），号称“赤穗[20]47士”，加上部分现役军官划分成5个班，分别担负爆破海拉尔和齐齐哈尔的中东路铁桥，爆破哈尔滨松花江大桥，捣毁哈尔滨俄军火药、武器库，破坏长春、四平间的铁路桥，以及爆破四平至奉天间的[21]铁路桥等任务。

1904年2月21日，“特别任务班”成员化装成中国人或喇嘛僧，携带炸药、雷管、导火索等物品出发。出发前人人都留下了遗书，又向“天照大神”遥拜，自诩为“荆轲之行”。4月11日，横川省三、冲祯介等6人在接近齐齐哈尔的途中，与哥萨克骑兵遭遇，横川、冲二人猝不及防成了哥萨克骑兵的俘虏。另外松崎保一、田村一三、胁光三、中山直熊等4人逃之夭夭，却慌不择路闯进札赉特旗境内，在鸣枪抢劫时遭到当地牧人还击，4个人均被击毙。

4月20日，横川、冲二人在哈尔滨郊外被枪决。其他各班除了在海拉尔破坏几处铁路设施外，因俄军戒备甚严，大多无功而返，或转移到南满活动。

由于“特别任务班”战绩平平，青木宣纯改变策略，命令各“特别任务班”在辽西北一线集结，以重金收买当地土匪，在俄后方展开游击作战。于是，“特别任务班”在辽西等地拉拢土匪势力，组建“满洲义军”、“满洲忠义军”等，在俄军的后方开展游击活动，破坏铁路、桥梁、涵洞，焚毁兵站、仓库等。

日俄战争是右翼势力最为积极参与的一场战争，不仅为当局立下了汗马功劳，也壮大了自己的实力，同时与当局的关系越发紧密，形成官民一体、官民结合、官利用民、民促进官的链条。代表右翼势力的玄洋社、黑龙会等团体积极参与日本官方的大陆政策，是其他西方国家所不多见的。他们对外侵略扩张的狂热性有时甚至超过政府或军部的理智，而日本政坛的野心家又适时适地地挖掘了右翼团体的能源和潜力，说明日本法西斯主义不只是产生于上层，在民众中也获得了相当高的支持率。这样才不难解释，近代以来日本对外发动的侵略战争受到国内民众异乎寻常支持的根本原因所在。二 两次“满蒙独立运动”

1911年11月，正值辛亥革命风起云涌之际，积极鼓吹大陆政策的日本头面人物山县有朋、寺内正毅提出一个南满增兵案，以“保护邦人”为借口，计划向南满增兵，企图趁机霸占中国东北。这一计划得到陆军派的拥护，也得到大陆浪人川岛浪速的积极响应。

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时，川岛曾充当日军第三师团的翻译。1900年义和团运动爆发后，川岛又跟随日本先遣军进入北京，开始与清肃亲王善耆交往，两个人竟至缔结金兰，结成异国异性兄弟。

1911年11月4日，参谋本部以次长福岛安正的名义训令北京公使馆武官多贺宗之少佐，“务要联络在京武官同川岛保持联系，侦知皇室等内情”。1912年2月13日，又训令公使馆武官高山公通大佐注意“收集奉天满洲皇族的行动和有关时局的情报，及时向关东都督府和北京公使馆报告”。2月14日，再次电令多贺宗之少佐，注意“收集承德、内蒙的情报，特别是卓索图、昭乌达、锡林郭盟诸王公的动态[22]和人心向背”。这些训令、电令无一不是指示各武官要把目光盯向满蒙地区。转过年，上层人物的态度越发明朗。1912年1月30日，驻朝鲜总督寺内正毅致电外务大臣内田称，“肃亲王兄弟已到大连，在满蒙组织勤王军，据祖先之地脱离民国，此北方新兴之国当依赖我国的援助，贵方对此局势应适当尽力”。陆军第二部长宇都宫太郎更是[23]赤裸裸地“启发部下少壮军官去支那援助川岛浪速”。

1912年1月28日，在陆军部和朝鲜总督府、关东都督府、北京公使馆的支持下，川岛决计推举肃亲王为首领，成立“勤王军”，联合内蒙喀喇沁王、宾图王、敖汗王、巴林王、达延汗王、卓索图王等内蒙王公以及东北马贼武装，由日本现役军官指挥，攻占奉天，建立“满蒙王国”。其具体计划是：一是由日军松井清助大尉护送喀喇沁王秘密出走北京，返回内蒙纠集人马，并将日方援助的武器弹药运至喀喇沁、巴林王府；二是日军大尉木村直人护送巴林王返回巴林，募[24]兵训练，准备起事；三是由多贺宗之少佐负责武器筹集和运输。

在川岛的斡旋下，大仓财阀决定“借款”30万元，购买武器等军用物资，条件是以东蒙矿产资源为抵押。此外，“勤王军”还委任了干部，刻制了“大清帝国”、“大清帝国勤王军总司令部”等印鉴，做好了武装叛乱的准备。

按着川岛等人制订的计划，多贺宗之少佐很快从大连筹集到一批武器弹药，伪装成普通货物，利用满铁运到公主岭，然后准备走旱路把这批武器运到喀喇沁王府。同时笼络了当地土匪左宪章以及日本马[25]贼“薄天鬼”、“薄白龙”等人，由他们负责运送武器。

1912年5月27日，总指挥松井清助大尉一身中国货商打扮，率领30多名日本浪人以及左宪章、“薄天鬼”、“薄白龙”匪队押着48辆大车，每辆车装满了武器，外用油布裹得严严实实，从公主岭北朝阳坡村出发，浩浩荡荡向着西北方向驶去，目标是喀喇沁王府。

松井等人的异常行动传到东三省总督赵尔巽耳中。赵尔巽不敢怠慢，传令坐镇郑家屯的奉天后路巡防营统领吴俊升严加监视，密切注意车队的动向。6月6日，巡防后营的官兵将日本车队截获，松井清助大尉、“薄天鬼”、“薄白龙”等23名日本人成了俘虏（但事后，软弱的东北地方当局竟把松井清助等日本人无条件释放）。日本朝野界策动的第一次“满蒙独立运动”遭到惨败。

1914年8月，日本趁第一次世界大战之机向袁世凯政府提出了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接着，大隈内阁又于1916年3月7日做出“阁议”，其要点是“确保帝国在支那的优越势力，让支那人明了帝国的势力，以此作为日支亲善的基础”，“帝国民间有志之士中，有以排除袁氏为目的而同情并欲通融金钱财务与中国人者，帝国政府对此在[26]不负鼓励责任之同时而默认之，此乃符合上述政策之举”。关东都督中村觉大将、参谋长西川虎次郎少将以及独立守备队司令官高山公通少将等人立即将政府意旨传达驻东北的各部队，并照会各领事馆，表示对“满蒙独立运动”的支持。参谋本部还派出土井市之进大佐、小矶国昭少佐、青柳腾敏大尉、入江种矩大尉、木泽畅大尉以及参加过第一次“满蒙独立运动”的松井清助大尉等人具体指挥和领导第二次“满蒙独立运动”，并由川岛浪速负责联络内蒙马贼巴布扎布举兵叛乱。

1916年7月1日，在日军大佐土井市之进等人的直接参与和川岛浪速的斡旋下，蒙匪巴布扎布率领3000匪队揭起叛旗，打起“勤王师扶国军”的旗号，越过兴安岭南下，直向东北重镇奉天杀去。参加过第一次“满蒙独立运动”的“薄天鬼”等人也串联三股日本浪人匪队，以及当地土匪，打起“勤王师满洲第三军团”的旗号，汇入叛军行列。

1916年8月14日，巴布扎布匪队攻打突泉不成转攻占领了郭家店。奉天当局急调数千人马围住郭家店。巴布扎布率队数次突围，均被密集火力封锁在城内。坐镇大连的川岛浪速如坐针毡，搬动日本驻军出面干涉，向奉天当局施加压力。于是，日本驻军当局公然蔑视中国的主权，以两下交战对满铁运输“构成威胁”为名，强令张作霖罢兵撤围。刚刚坐上奉天督军交椅的张作霖，不敢与日本人较劲，遂同意撤军，但条件是巴布扎布必须返回哈拉哈河畔。9月3日，巴布扎布匪队在日军保护下出城，随即违反协议，公然打起日本旗，涉过东辽河，支起大炮向朝阳城轰击。而日军“监视队”也开枪助战，匪队一窝蜂般冲进城内，把朝阳城洗劫一空。随后，匪队又去攻打林西，结果巴布扎布中弹身亡，第二次“满蒙独立运动”又告失败。

两次“满蒙独立运动”虽然失败，却是九一八事变的先声，也是日本帝国主义侵吞中国东北的大演习。在两次武装暴乱中，大陆浪人发挥了政治当局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日本朝野将两次“独立运动”[27]的主谋者和策划者川岛浪速奉为“满洲建国的先驱者”。三 右翼势力对九一八事变的推波助澜

1928年6月4日，关东军在沈阳近郊的皇姑屯爆杀了号称“东北王”的一代枭雄张作霖，准备趁着东北局势混乱武装占据东北，只是由于张学良沉着应变，日本军政当局也考虑到时机尚不成熟，关东军策划的武装侵吞东北的阴谋事件才没有发生。继承父业的张学良在悲愤中就任东三省保安司令，日本军政各界人物纷纷登上门来，劝说他独树一帜，与中央脱离关系，实行对日亲善政策，并强迫他在张作霖未曾签字的一系列条约上画押。张学良在国恨家仇面前毅然决定改旗易帜，归附“大一统”，遂于1928年12月29日发表通电，向中外宣布自即日起，“力谋统一，贯彻和平，遵守三民主义，服从国民政府，[28]改旗易帜”。从此，东三省扬起了青天白日满地红的中华民国国旗。

进入1931年，日本军政各界赤裸裸地暴露出侵吞东北的狼子野心。1931年4月，在长春附近的万宝山镇，原朝鲜咸镜北道的灾民强行开渠稻作，同当地农民发生了争执，日本官方借机挑唆两国农民争斗，激化了矛盾，爆发了“万宝山事件”。

当年5月，日军中尉中村震太郎奉参谋本部命令潜入兴安屯垦区从事军事间谍活动，被当地驻军擒获，发现其间谍证据确凿，依据国际公法处以极刑，此为“中村事件”或“中村大尉事件”（中村死后晋升大尉）。

以这两次事件为口实，日本朝野刮起了“膺惩暴支”、以武力捍卫“满蒙生命线”的龙卷风。

在这场铺天盖地的风暴中，不只是日本军部以及政界在制造风源，包括右翼团体、大陆浪人在内的民间势力也是掀起浊浪的弄潮儿，而且，他们在鼓动日本国民的反华情绪，敦促军政当局穷兵黩武、以武力解决满蒙问题上发挥了不可小觑的作用。

1928年3月，正是田中义一对外强硬派内阁当政时期，玄洋社和黑龙会的骨干成员内田良平、田锅安之助、葛生能久等人联名上书政府，抱怨前任内阁“币原外交”的“软弱”，明确提出“必须摆脱历来内阁动摇不定的大陆政策”，“迅速解决满蒙问题”，“将满蒙与支那本土分离”，“确立东洋和平之基础，完成我日本之天职和使命”。[29]接着，头山满和内田良平等头面人物出场，召开“振奋内治外交有志者大会”，与会者达数千人，会议通过了宣言、决议，决定成立“振奋内治外交同盟”，还决定在东京和全国各地召开大型演说会，唤起国民舆论，敦促政府采取强硬措施，迅速解决满蒙问题。

当年5月13日，日军制造的济南惨案爆发后，“振奋内治外交同盟”又在东京芝公园召开了声势浩大的“济南事变殉难同胞国民追悼会”，故意歪曲日本出兵山东、干涉中国内政、制造济南惨案的事实真相，煽动民众对中国的仇恨和蔑视心理，蛊惑国民把目光移向海外。接着，他们又在大阪、神户、京都、岐阜、名古屋等大城市召开同类会议，反复强调日本的“满蒙权益”，叫嚣不惜武力捍卫日本的“满蒙生命线”。

皇姑屯事件爆发后，田中内阁无法向国际舆论交代被迫总辞职，第二次“币原外交”出台。对币原外交深恶痛绝的玄洋社、黑龙会等右翼团体再次掀起抨击币原外交的高潮。1931年2月，“振奋内治外交同盟”联络“东亚联盟”、“大亚细亚民族会”、“大日本会”、“内外更始俱乐部”、“满蒙研究会”、“满蒙同志会”等右翼团体在全国各地集会，指责币原外交的“软弱”，煽动以强硬手段维护“在满蒙邦人的利益”。为了进一步煽动国民的仇华、反华情绪，他们还把在中国东北的浪人唤回本土，用“现身说法”举办各种“中国排日实情展览会”，捏造事实，添油加醋，在践踏、贬低中国和中国人民的同时，把日本人的反华情绪激发出来。这样的活动不仅限于东京，而且扩大到大阪、神户、京都、名古屋等60余所大中城市。可以说，当时的日本列岛到处笼罩着反华、仇华的阴云，喧嚣着诉诸武力、侵吞中国东北的声浪。事后，各右翼团体对这些活动颇为满意，自诩道：“毋庸置疑，这对于期盼满蒙问题激化的人们来说，给予了很大的影[30]响”。

万宝山和中村大尉事件发生后，玄洋社与黑龙会煽动政府立即出兵，以武力手段解决“满蒙问题”，“保卫满蒙生命线不受威胁”。1931年7月21日，他们在上野精养轩召开“满鲜问题有志者大会”，向政府、军部和社会各界发布宣言、布告，主张刻不容缓出兵侵吞东北，其对外扩张的狂热达到了顶峰。会后，头山满、内田良平、田中弘之、佃信夫、五百木良一、田锅安之助、工藤铁三郎等十数名右翼巨头前往各政要的官私邸，面谏若槻首相、币原外相、南次郎陆相等军政要员，敦促他们支持“民众”的要求，立即采取“断然措施”出兵中国东北，从根本上解决满蒙问题云云。

8月25日，玄洋社、黑龙会等71家右翼团体又联合召开了“满蒙问题研究大会”，会议发出宣言称，“导致今日之局面，我国威被伤害，国权遭蹂躏，退缩自屈断不能恢复两国之正常邦交，调和苟合则难保东亚之永远和平，打开局面的关键在于行使和发动我之武力，匡[31]正是非，堂堂正正贯彻我之主张”。其嚣张气焰跃然纸上。

1931年9月18日，日本军政当局蓄谋已久的九一八事变终于爆发。玄洋社、黑龙会一面为关东军的“断然行动”拍手喝彩，一面抨击政府在事变之初制定的“不扩大方针”。9月19日，以黑龙会为基干的“满鲜问题研究会”召开干部会议，做出坚决支持关东军的决议，并决定继续煽动国民情绪，向政府施加压力，敦促政府收回“不扩大方针”。会后，内田良平、松田祯辅、小山田剑南、葛生能久、工藤铁三郎等头面人物走访了陆相南次郎和参谋总长金谷范三、次长二宫治重等，游说他们支持关东军，煽动趁此良机全面占领东北，确保日本的“满蒙生命线”。9月21日，他们再次召开会议。内田良平在会上大放厥词，宣称“此次事件乃是我当局软弱外交的结果，也是增长支那侮慢我方的原因所在，借此机会必须严惩，从根本上唤起人心，此[32]乃第一义也”。大会还发表了声明书，内称，“发挥我炮火之威力，乃是解决满蒙问题的根本唯一方法，不仅能慑服满蒙，也能慑服[33]整个支那，倘若期望外交交涉解决，乃是隔壁观物之蠢举”。10月24日，国联理事会通过了限期撤兵的对日劝告案，黑龙会等团体唯恐当局态度软下来，又联络多家右翼团体组成“举国一致各派联合会”，作为常设机构敦促当局脱离国联，一意孤行，把侵略战争打下去。11月14日，该会在东京芝公园主持召开了万人大会，会场上人山人海、鼎沸冲天。会后由头山满领衔向国联主席、美国总统等发出通电，声称“我日本国民向来祈念东洋和平，希冀恢复满洲秩序，然而，支那方面毫不觉醒，支那各地的事态也决定国（日）军断不能从满洲撤兵，吾人兹代表日本国民郑重声明，以唤起世界公论，敦促支[34]那觉醒和国联的猛醒”。会议还选出代表分别向政府、军部、国联及英美等国外交机关交涉，打着“民意”的招牌强奸民意，自下而上推动日本侵略政策的贯彻实施。

玄洋社、黑龙会还与关东军沆瀣一气，共同策划了抬出清逊帝溥仪、炮制伪满洲国的阴谋。溥仪白河偷渡之前，黑龙会骨干之一的工藤铁三郎奉命出马，会同关东军护送溥仪出逃天津潜入东北。在溥仪讨厌“执政”的称谓、谋当傀儡皇帝时，又是工藤回国运动头山满、南次郎等人为之转圜，使溥仪如愿以偿。所以，溥仪赐“忠”字给工藤。还有，溥仪第一次访日宴请朝野权贵时，内中仅有三名“民间人”[35]受到邀请，其中就有头山满，足以说明日本右翼在炮制伪满洲国过程中的作用。

除玄洋社、黑龙会等右翼团体外，右翼团体犹存社的创建者、右翼运动思想家大川周明也是对满蒙强硬派之一。该社成立之初就发布宣言称，“我日本民族乃是人类解放战争之旋风中心，因此，日本国家乃是实现我等世界革命理想之绝对者，作为充实日本国家思想和战[36]斗的组织，为实现此绝对目的乃是神圣之事业”。与头山满等人不同的是，大川周明把目光盯向少壮派军人，主张建立军人当政的法西斯独裁政权。1931年初，大川策划“樱会”右翼军人团体及部分民间右翼团体准备在3月19日发动政变，一举推翻现内阁，建立以陆相宇垣一成大将为首的军人政权。为保证政变成功，大川周明及其骨干成员先后运动了陆军省军务局长小矶国造、陆相宇垣一成、参谋次长二宫治重、参谋本部第二部长建川美次、陆军部次官杉山元等要员，取得了他们的支持和德川义亲侯爵的经费支援。然而，当预定时日到来时，宇垣等人心虚起来，加之其他原因，这次政变流产，日本现代史称“三月事件”。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大川周明及军部武力征服派恼怒当局提出的“不扩大方针”，为了呼应关东军的军事行动，他们决定再次发动政变，搬掉政党政治的绊脚石，把政权统一到军部的手中。计划于10月21日起事，参与政变的除犹存社、行地社、“血盟团”、“樱会”、“星光会”、“天剑党”等军、民右翼团体外，还有海军少壮派的“拔刀队”等法西斯右翼团伙，准备调动近卫师团的14个中队，外13架轰炸[37]机、3～4架战斗机，还准备必要时使用毒气弹，一举攻占首相官邸，斩杀若槻以下所有阁僚，然后推举参谋总长荒木贞夫组建军人政权。然而，这次政变也因为消息泄露而失败。奇怪的是，执政当局只软禁了政变头目之一的参谋本部俄国班班长桥本欣五郎等几个人（对桥本也只是处以禁闭20天的处分），对总策划人大川周明秋毫未犯。“十月事件”的结果更刺激了少壮派军人和超国家主义派颠覆政府、夺取政权的野心，终于，一场更大的悲剧发生了。

1932年5月15日，海军派法西斯团体“王师会”、“星洋会”联合民间右翼团体“血盟团”、“爱乡塾”等突发政变，袭击并枪杀了内阁首相犬养毅，袭击了内大臣官邸、政友会总部和变电所等要害机关，史称“五一五事件”。

大川周明策动少壮派军人和民间右翼团体发动一系列叛乱活动，对关东军无疑是极大鼓舞和支持。同时，他还成立一个“满洲问题研究室”，组织徒众研究满洲的历史与现状，以及日本应该采取的方针政策等。大川先后撰写了《长江与满蒙》、《满蒙问题的考察》等文章，认为“满洲自古以来就不是中国领土”，“支那是满蒙的侵略者”，“支那自古就是被异族征服的民族”，“支那的历史就是汉民族的降伏史”等，强调满蒙对于日本的重要地位，“满蒙从国防、经济角度与日本具有密切的关系，而且，满蒙不单纯是生存的需要，还负有确保东洋和平的使命和责任……如果日本从满蒙退却，满洲将同中国本土一样陷于混乱的境地，我国在日清、日俄战争中的牺牲将付诸东流，也不能确保东亚全体的和平，还会导致失去朝鲜和台湾，这将[38]是亡国之路”。

在东北，也有大川犹存社的骨干成员“身体力行”其主张，如笠木良明、中野琥逸、庭川辰雄、江藤夏雄等人，他们组建一个“大雄峰会”，标榜“以佛教复兴亚洲的精神，解放有色人种”，“统一世界之道义”。此外，满铁的一部分社员也成立有“满洲青年联盟”，主张实行“满蒙自治制”，煽动“大和民族在满洲的发展”，“实现在满[39]洲日本青年的大同团结”。这两个团体采取贼喊捉贼、混淆是非，甚至栽赃诬陷的卑劣手段，故意渲染东北人民和张学良政权的“反日”、“排日”，叫嚷日本的“满蒙生命线受到威胁”，鼓动关东军采取军事手段解决满蒙问题。“满洲青年联盟”在《满蒙自治制》中污蔑“支那军阀的野心荼毒着满蒙特殊地域，他们迫害居留民（指日本[40]人），妨碍营业，阻挠天然资源的开发，排斥共存共荣”。1931年6月13日，他们又抛出一个《实现满蒙现住诸民族协和之件》，向关东军献策，即：一俟武装占领东北以后，立即建立“以日本民族为中核”、以“民族协和”为招牌的日本殖民地政权。这一构想后来成为九一八事变后日本经营东北殖民地的方针之一。

万宝山和中村大尉事件发生后，“大雄蜂会”和“满洲青年联盟”先后三次组织“母国访问团”返回日本，在玄洋社、黑龙会等右翼团体的支持下，巡回列岛进行演说鼓噪，歪曲事件的真相，夸大所谓的“满蒙危机”，煽动国民的反华情绪，敦促当局立即出兵，以军事手段“膺惩暴支”等等。在仙台演说时，“母国访问团”成员之一[41]的美坂扩三还演出了一场剖腹自杀（未遂）的闹剧。可以想见，三次“母国访问团”的反面宣传对煽动朝野上下仇视中国，不惜诉诸武力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日本列岛的上空已经滚动起隐匿着杀声的闷雷，侵略战争箭在弦上，一触即发。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大雄峰会”和“满洲青年联盟”在收买汉奸、维持反动秩序、炮制伪满洲国等方面更是发挥了关东军不可替代的作用。11月10日，作为炮制伪国的先声，成立了以两个团体成员为主体的“自治指导部”，到1932年2月，县级的伪政权几乎全部由“自治指导部”拼凑推出，担任伪参事官（即后来的副县长）的人选也几乎全是两个团体的成员。就连后来伪满洲国的协和会组织，以及“五族共和”、“民族协和”等口号也是按着这两个团体的意旨拟成的。可以说，“大雄峰会”和“满洲青年联盟”不仅是武装侵略中国东北、推动九一八事变的帮凶，也是炮制傀儡政权、豢养伪满洲国怪胎的催生婆。第三节日本右翼运动的林林总总一 日本右翼的流派

从玄洋社诞生到日本战败投降，究竟涌现出多少个右翼团体，史料记载不一，一般认为有3000个左右。按说，右翼团体的数量及人数并不多，但构成复杂、主张各一，流派更是令人眼花缭乱。尤其是右翼在日本近代历史进程中发挥的作用和影响，甚至具备掣肘政府、参与庙议之能量，不能不引起国内外研究者的兴趣和关注，有关右翼流派的见解也各有分说。曾任日本警察厅警备局长、直接主管过战后右翼团体登记管理业务的学者天道是在他的著述中认为，日本右翼运动的流派大体有以下几种：

一是“天皇制国粹主义”，即站在皇国史观和“国体论”的角度，主张天皇的绝对性。

二是“国家社会主义”，该流派视天皇为“必须存在”的偶像，加以抽象化和相对化，主张国家改造的原理来自天皇，建设平等的国民国家。

三是“大亚洲主义”，宣扬改造以欧美人（白种人）为中心的世界秩序，实现亚洲解放，与亚洲人提携。

四是“农本自治主义”，该流派质疑自由主义和资本主义，主张创建尊重劳动、兄弟结合、自治的理想国家。[42]

五是其他。

还有些学者把右翼划分成两大流派，即“观念右翼”和“革新右翼”。前者是“国粹主义的、复古的、封建的”流派，后者是“革新的、近代的、社会的”流派。此两大流派是在日本主义对国家主义、反议会主义对议会主义、旧式右翼派对左翼转向派、民间右翼派对军人派、浪人派对官僚派的矛盾或冲突中形成的。两大派之间的根本区[43]别在于旧式日本主义与近代国家社会主义的冲突。

所谓“观念右翼”，代表性的团体是最早成立的玄洋社，是从民权运动转向而来，主张国权膨胀，具体表现在“尊皇”、“反欧美”、“反权力”，并打着“大亚洲主义”的旗号标榜“亚洲提携”。在“反权力”方面，他们并非反对与其同流的军政要员，只是反对与其意见相左的军政界主张，如“币原外交”、大隈重信的“条约改正”以及犬养毅的“不扩大方针”等。

大川周明和北一辉创建的“犹存社”和“行地社”可以称为“革新右翼”的代表性团体，以北一辉的《国家改造案原理大纲》（后更名《国家改造法案大纲》）为指导纲领，主张进行彻底的“国家改造”。他们强调，“天皇与国民全体乃是国家改造之根基，为此，必须发动天皇大权，在三年内停止宪法，解散两院，颁布全国戒严令”；政治改革方面，主张“以在乡军人团议会的武力为背景，废除贵族院、枢密院和华族制度”；在经济制度上，“限制私有财产，超出部分划[44]归国有”等。北一辉的大纲不仅是犹存社的行动宗旨，而且是少壮派军人发动政变、以暴力手段铲除政党内阁的行动纲领。因此在“二二六事件”爆发后，尽管北一辉没有参与暴乱，但仍被视为政变的首魁，连同事件主要责任者被处以死刑。可见，所谓的“革新”，不过是主张用暴力手段废除政党政治，建立军人独裁的法西斯专制体制，对外扩大侵略战争。

上述两大流派并非截然对立，互不相融。有时，围绕着个别问题，两大派之间的意见一致，尤其在“国权扩张”方面，几乎是所有右翼势力共同追逐的目标。

关于日本右翼的流派，除上述几种观点外，还有些著述根据日本右翼运动的指导原理进行分类，分为“纯正日本主义”和“国家社会主义”两大类。其中的“国家社会主义”比较复杂，内又分“国家主义”、“国民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协同主义、农本自治主义等几

[45]类。另有学者按照右翼运动的形态将右翼分为“思想右翼”、“组织右翼”、“行动右翼”、“纯正右翼”等，不一而足。

总之，在承认各流派右翼的不同点的同时，应该指出的是，他们具有共同的特性。日本思想家丸山真男将日本右翼的思想特征归纳成以下10点：

1.对国家的忠诚超过一切。

2.强调平等与国家联合，对宗教的憎恶。

3.对反战和平运动的抵制和对“武德”的赞美。

4.对国家使命的歌颂。

5.宣扬国民的传统和文化，抵制外来文化的恶劣影响。

6.强调义务高于一般性权利，强调秩序高于自由。

7.以社会性的结合作为基本的联系纽带，重视乡土与家族的联系。

8.以权威主义建立人类关系。

9.确立正统的国民宗教道德。

10.对知识分子和自由职业者抱有成见，警惕和猜疑，认为他们[46]的破坏性思想容易普及。二 军人法西斯右翼团体及政变事件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军队中一部分中下级军官开始思考排除政党内阁、建立军人政权的途径或方法，他们以右翼思想家北一辉的《日本改造法案大纲》为样本，组成各种团伙，展开一场所谓的“国家主义”运动。这其中，有以冈村宁次、小畑敏四郎、永田铁山等人为代表的“巴登巴登集团”，有以陆军士官学校毕业生为骨干的“双叶会”、“国策研究会”（后来联合组成“一夕会”）以及下级军官西田税组织的“天剑党”，参谋本部俄国班长桥本欣五郎中佐为首的“樱会”，海军下级军官组织的“王师会”等。从1930年到1936年，先后掀起了一系列军事政变和恐怖主义活动。详见表序-2：*表序-2 九一八事变前后日本恐怖主义活动示例表

表序-2所列的军事政变及恐怖主义活动推动了日本军事法西斯国家体制的进程，尤其是二二六事件后，恢复了1913年废止的现役武官担任陆海相制度，军人势力以拒绝入阁或退出内阁的手段左右着内阁的命运，实质上控制了国家政权，日本政治急速向法西斯专政体制发展。三 战时体制下的右翼运动

在举国一致的体制下，一大批右翼团体应运而生，其中引人注目的是预备役（或退役）军人出面组团，形成朝野呼应的态势。1936年10月，“三月事件”和“十月事件”的主谋、退役大佐桥本欣五郎联络陆军中将建川美次等人创建了“大日本青年党”，桥本为“统领”，不到一年时间发展正式党员和准党员达5万余人，到1940年，拥有党员20万人。该党发布了《飞跃的大日本国家体制大纲》，主张[47]“精神飞跃；经济飞跃；外交飞跃；军备飞跃”等。1937年，桥本又组织了“大日本产业劳动团”。其间，桥本还联络其他右翼团体成立“政治革新协议会”，其宗旨是“打破现有政党，确立日本独自的立宪政治，改革资本主义经济结构……以民族解放、资源平衡为原则[48]创建世界新秩序”。可见，无论是大日本青年党，还是政治革新协议会，其宗旨和主张都与当政的法西斯军部毫无二致。

军人出面组织右翼团体的还有炮兵大佐小林顺一郎，1936年10月，他以“三六俱乐部”为基干，在川口市成立“爱国劳动同志会”，该会是陆军大臣荒木贞夫命名的，其成员有男爵菊池武夫中将、男爵浅田良逸中将、两角三郎中将、二子石官太郎中将、等等力森藏中将、四天王延孝中将、松江丰树少将、松本勇平少将、南乡次郎海军少将等高级将领，另有男爵井田磐楠、男爵渡边汀、男爵井上清纯等众议院议员若干人，是一个具有政府和军部背景的团体。1936年12月，小林与桥本等人联手，联络大日本生产党、国体维护联合会等数家右翼团体成立“时局协议会”，作为这些右翼团体的联络机构。

1939年10月，九一八事变策划者之一、陆军中将石原莞尔编入预备役后，组建“东亚联盟协会”，其宗旨是“排除欧美帝国主义的[49]压迫”，“确立以王道为基础的新时代的指导原理”等。石原认为，人类历史上最后一场大决战即将到来，必须“综合运用东亚各民族的全部能力，以期这场决战的必胜，因此，我东亚各民族将被置于[50]共同之命运下，必须结成一体”。可见，石原的主张并非是亚洲各民族的提携，而是必须置于以日本为霸主的“一体”之下。到1945年日本投降，该团体发展会员达1.6万余人，直到战后，该组织继续活动。

此期间右翼运动的另一个显著特点是，“转向派”成立的右翼团体分外活跃。日本自1925年颁布《治安维持法》后，对共产主义、社会主义运动进行了弹压，1928年和1941年，当局又对该法进行了两次修改，增设了对共产主义运动者处以死刑、重刑等内容，以及“预先拘捕”等制度。即：即使没有犯罪事实，警察当局也可以根据此法将他们认为的“嫌疑者”拘捕。在当局的残酷镇压下，日本共产党及一些无产阶级政党不得不转入地下，一部分领导人逃往国外，也有一些领导人向当局输诚，成为“转向派”。“转向派”成立的右翼团体大体分四个体系。一是社会民众党首赤松克麿组建的“日本国家社会党”；二是原全国劳农大众党首今村等组建的新“大众党”；三是日本劳动组合联合头目下中弥三郎组建的“新日本国民同盟”；四是日本共产党和劳动农民党分化出来的“勤劳者前卫同盟”、“皇民意识振兴会”、“皇魂社”、“曙光社”等，都是原左翼派别“转向”过去的右翼团体。日本进入总力战体制后，一些团体汇聚在石原莞尔的“东亚联盟协会”的旗下，如昭和研究会、日本国体研究会、日本建设协会、皇道翼赞青年联盟等。

从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到太平洋战争的爆发，日本进入战时和总力战体制，国内法西斯专制政体日臻完善，右翼运动基本向“御[51]用团体化”方向发展。1940年，内阁总理近卫文麿发起“新体制运动”，宣扬“一国一党主义”，主张以全国一致的“新党”取代所有政党和团体。但遭到朝野的质疑，认为有重建“幕府”之嫌。近卫心怯，遂于当年10月组建一个“大政翼赞会”，作为“翼赞”天皇的组织，自上而下，上意下达，指导国民精神运动。到日本投降前，该会成为贯彻总力战体制、进行国民总动员的核心组织。“大政翼赞会”成立后，一些右翼团体被当局取缔；原本属于御用的右翼团体自然归服在“大政翼赞会”的旗下；还有一些右翼团体名义上虽然存在，但已经失去“独立自主”的意义，完全被纳入国家总力战体制之下，为日本的扩大侵略战争鼓噪，沦为法西斯化的右翼团体；另有一些团体改头换面，但其宗旨未变，如中野正刚的东方会改称振东社，石原莞尔的东亚联盟协会改称东亚联盟同志会，桥本欣五郎的大日本青年党改称大日本赤诚会，大日本党改称大和联盟，大日本生产党改称大日本一新会等。

是时，右翼团体在海外的活动已非同九一八事变前那样天马行空，而是受到当局和军部的严格限制。唯有右翼巨头儿玉誉士夫受到参谋本部的特别青睐。1939年4月，他受参谋本部的指派，在河内组建一支“捧皇队”，负责保护躲藏在河内的汪精卫的安全，后被参谋本部和外务省情报部聘为嘱托（相当顾问），协助军政当局组建汪精卫傀儡政权。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前夕，他又被日本海军航空本部聘[52]为嘱托，在上海设立“儿玉机关”，为日本海军调配战略物资，因此发了一笔横财，成为他在战后筹建右翼团体、豢养私兵、笼络和勾结政界大员的资本。四 右翼运动的超国家主义特征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的纳粹、意大利的法西斯以及日本的皇道主义被世界爱好和平的人们称为“三大反动”。日本的皇道主义在战争期间又演化成对外侵略、支配亚洲、奴役亚洲人民的超国家主义。在日本民间，右翼运动则是最充分张扬和推行超国家主义的“典范”。其显著的特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与时代潮流相悖的非理性。无论是“观念右翼”，或者是“革新右翼”，表面上看，均有一套自行炮制的“理论体系”，如玄洋社、黑龙会的国权主义，国家社会主义派高畠素之的《国家社会主义大义》、《批判马克思主义》，北一辉的《日本改造法案大纲》，五一五事件主谋者之一权藤成卿的《自治民范》，大川周明的《日本及日本人之路》，行地社安冈正笃的《日本精神研究》，石原莞尔的“大亚洲主义”，以及橘孝三郎的《皇道国家农本建国论》等，都是以皇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下载完整电子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