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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0-05-26 14:5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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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美]艾伦•艾丝肯斯

出版社: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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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掩埋的人生

我们掩埋的人生试读:

版权信息书名:我们掩埋的人生作者:[美]艾伦•艾丝肯斯排版:KingStar出版社: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出版时间:2017-01-01ISBN:9787539992501本书由北京凤凰联动图书发行有限公司(预付加分成整体)授权北京当当科文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制作与发行。—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

谨以此书献给我的妻子乔莉,我最可信赖的顾问和最好的朋友。

也献给我的女儿米凯拉,感谢她一直以来的鼓励。

还有我的父母帕特和比尔·艾丝肯斯,感谢他们对我的教导。引子一份麻烦的课程作业

我记得那天在朝我的车走去的途中,一种忧虑的情绪不断搅扰着我,一种不祥的预感在我脑中盘旋,在那个傍晚萦绕起伏。这个世界上的有些人会称呼这种感觉为预兆,认为这是能看到当前趋势的第三只眼睛发出的警告。我从来不信这些。然而我承认有时候当我回想起那一天,也会纳闷:如果命运女神果真曾在我耳边低语——如果我知道那一趟驾车出行会改变那么多事情——我会选择一条更稳妥的路吗?在那个右转的地方我会左转吗?我还会沿着那条将我引向卡尔·艾弗森的路行进吗?

在那个凉爽的九月晚上,我的明尼苏达双城队要与克利夫兰印第安人队进行比赛,赢取中部冠军。很快,球场的灯会照亮明尼阿波利斯的西边地平线,照亮整个夜空,宛若荣耀之光,可我不会在现场见证这些。这又是我的大学预算没法承受的一件事情。我会一直在莫莉酒吧门口工作,在检查司机的驾照和平息醉后的争吵期间,偷偷瞅一眼柜台上方的电视机——这不是我的职业,不过可以帮我付租金。

说来奇怪,在我们的历次会面中,我的高中指导老师从没提过“大学”这个词。也许她能闻出沾在我那些旧衣服上的浓烈的无药可救的气息。也许她已经听说我在满十八岁的第二天就在一家叫作皮德蒙特的休闲酒吧工作。又或者——八成是这样——她知道我母亲是谁,认为有什么样的父母就会有什么样的子女。无论如何,没看出我是上大学的料这一点我并不怪她。事实上,在昏暗的酒吧里,我感到比在学术殿堂的大理石过道上更舒服,我在那些过道上跌跌撞撞,就像脚上穿错了鞋子。

那天我跳上我的车——一辆有二十年车龄的锈迹斑斑的本田雅阁——开动车子,从学校往南驶去,汇入35号州际公路交通高峰期的车流,听着艾丽西亚·凯斯的歌曲从破朽的喇叭中传出来。到达城镇主干线时,我伸手到乘客位的背包里摸索,终于找到了写有老人之家地址的那张纸。“别叫它老人之家,”我对自己咕哝道,“那是养老院、老年中心,大概这类地方。”

我在郊区里奇菲尔德混乱的街道间行驶,最后在希尔维尤庄园——我的目的地的门口,找到了标志牌。这个名字真是天大的恶作剧。这里没有山,也没有“庄园”所暗示的半点壮观的景象。前面是一条熙熙攘攘的四车道林荫大道,后面对着一座摇摇欲坠的老旧公寓大楼。但是,这个不恰当的名字,也许是希尔维尤庄园最让人愉悦的事情了。庄园灰砖墙上布满绿色海藻,蓬乱的灌木疯长,霉菌和铜锈包裹住每个窗框的软木。这栋房屋坐落在地基上,就像一个足球抢断球一样令人忧惧。

我步入大厅,一股污浊的空气,混杂着消毒药膏和尿臊的刺鼻气味,扑面而来,让我的眼睛瞬间充满泪水。一个戴着扭曲假发的老妇人坐在轮椅里,目光越过我,似乎在期待从前的某个求婚者从停车场出现,把她带走。我经过时,她笑了,并不是对我笑。我并不存在于她的世界,正如我的世界中没有一丝对她的记忆。

快到接待处时,我停了下来,最后一次聆听在我耳边萦绕的念头,那些念头固执地劝我在为时已晚之前放弃那个英语课程,代之以更理智的课程,比如地质学或历史。一个月以前,我离开了位于明尼苏达奥斯丁的家,偷偷溜走,就像一个男孩跑去参加马戏团。一个字也没有告诉我妈妈,没有给她任何机会来改变我的主意。我仅仅收拾了一个包裹,告诉我弟弟我要走了,给妈妈留了张字条。等我到达大学的教务室时,所有像样的英语课程都满员了,于是我注册了传记课,一门强迫我去访问素昧平生的人的课。我在大厅徘徊,深知我太阳穴处湿漉黏糊的汗珠源于这门课的作业,我长久以来拒绝开始的作业。我知道这个作业会让人不愉快。

希尔维尤的接待员,一个方脸女人,面颊结实,头发紧致,眼睛深陷,像一个古拉格舍监,她探身到接待桌前,问道:“要帮忙吗?”“是的,”我说,“我是说,但愿如此。你们的经理在吗?”“我们不允许招揽生意。”她说,盯着我,神情变得冷淡。“招揽生意?”我勉强笑了笑,伸出双手做出哀求的样子,“女士,”我说,“我没法向穴居人推销火。”“好吧,你不是这儿的居民,也不是访客,你当然也不在这里工作,那么,还剩下什么?”“我叫乔·塔尔伯特。我是明尼苏达大学的一名学生。”“然后呢?”

我瞥了眼她的名牌。“呃……珍妮特……我想与你的经理谈谈我必须做的一个作业。”“我们没有经理,”珍妮特眯着眼说道,“我们有一位主管,洛格伦太太。”“抱歉,”我说,尽量保持和气,“我能跟你的主管谈谈吗?”“洛格伦太太非常忙,况且现在是晚饭时间——”“只需要一分钟。”“要不你把你的作业情况跟我说下,我看看是否值得打搅洛格伦太太。”“这是一项课程作业,”我说,“英语课作业。我必须访问一位老人——我是说一位长辈然后为他写传记。你知道,关于他一路走来遇到的艰难险阻。”“你是作家?”珍妮特上下打量着我,似乎我的外表能回答这个问题。我最大限度地把身体挺直到五英尺十英寸。我二十一岁了,已经接受我只能长这么高——谢谢你老乔·塔尔伯特,不管你在哪里。虽然我是一个门卫,我不是你通常在酒店门口看到的那种大块头。事实上,对于门卫来说,我是瘦弱的。“不是,”我说,“不是作家,只是一名学生。”“他们让你写一整本书?”“不是。它是文章和大纲的混合,”我笑着说道,“有些章节必须写出来,像开头、结尾和重要的转折点。不过它多半会是一个概要。这是一个相当大的项目。”

珍妮特皱了下扁平的鼻子,摇了摇头。由于我不推销任何东西,显然她又有些不忍。她拿起电话,压低了声音说话。很快一个穿绿色套装的女人从接待桌那边的过道走来,在珍妮特旁边站定。“我是洛格伦主管,”女人宣布道,她的头抬得端正,一动不动,似乎她头上正平稳地托着一只茶杯,“我能帮你吗?”“希望如此。”我深吸了一口气,把我的来意重新说了一遍。洛格伦太太斟酌着我的解释,脸上露出困惑的表情,说道:“你为什么来这里?你怎么不采访一下你的父母或祖父母?”“我的亲人都不在附近。”我说。

这是谎言。我的母亲和弟弟就住在双城南边,开车两个小时就能到,但即使是短时间造访我母亲的住处,都像是在荆棘地里穿行。我从没见过我父亲,不知道他是否还在玷污地球。虽然我知道他的名字。我母亲自以为聪明地给我取了他的名字,指望这会让老乔·塔尔伯特内疚,从而待在她身边,也许娶她,并养她和小乔伊,但没能实现。我的弟弟杰里米出生时,妈妈故技重施,得到同样的结果。在我长大的过程中,我不得不一再对别人说明我母亲的名字是凯西·纳尔逊,我的名字是乔·塔尔伯特,而我弟弟的名字是杰里米·内勒。

至于我的祖父母和外祖父母,我只见过我妈妈的父亲,我的外祖父比尔——我爱他。他是一个沉默寡言的人,只需简单的一瞥或是点头就能吸引别人的注意。在他身上,坚毅与温和平分秋色,像上等的皮革一样融为一体。有些日子,当我需要他的智慧来处理我生活中的起伏时,我就会仔细搜寻对他的记忆。然而,有些夜晚,雨水溅在窗玻璃上的声音会渗进我的潜意识,他会在梦中造访我——这些梦以我在床上突然坐起而结束,想起看着他死的那一幕,我浑身冷汗直冒,手抖个不停。“你真的明白这里是养老院,是吧?”洛格伦太太问道。“这就是我来这里的原因,”我说“,这儿有些人经历了传奇的时代。”“没错。”她说着靠在分隔我们的工作台上。距离很近,我可以看见从她眼角扩散出来的皱纹,她的嘴唇上也显出皱纹,像干涸的湖床。我可以闻到她说话时嘴里散发出的苏格兰威士忌的淡淡芳香。她继续低声说道:“人们住在这里是因为他们没法照顾自己。大部分人患有老年痴呆症,或者精神错乱,或者其他神经系统疾病。他们不记得自己的孩子,更别提他们生活中的细节。”

这一点我倒没有想到。看来我的计划要泡汤了。我怎么写得出一个战争英雄的传记,如果这个英雄都不记得他做了什么?“你们这里难道没人还记得事情?”我问道,声音听起来比我自己想象的更可怜。“我们可以让他跟卡尔谈谈。”珍妮特说道。

洛格伦太太瞥了珍妮特一眼,当你瞪向恰好揭穿了你的完美谎言的家伙时,就是那种眼神。“卡尔?”我问道。

洛格伦太太交叉双臂,从接待桌后面退了出来。

我催问道:“谁是卡尔?”

珍妮特看向洛格伦太太,寻求准许。洛格伦太太终于点头,这回轮到珍妮特靠在工作台上。“他的名字是卡尔·艾弗森。他是一个杀人犯,”她低声说,就像一个女学生冒失地讲出一个故事,“大约三个月前刑事局送他来了这里。他被从斯蒂尔沃特假释出狱,因为他身患癌症,命不久矣。”

洛格伦太太恼怒地说道:“显然,胰腺癌是再合理不过的报应。”“他是一个谋杀犯?”我问道。

珍妮特环顾四周,确保没人偷听。“三十年前他强奸并杀害了一个十四岁的女孩,”她轻声说,“我在他的卷宗里读到的。杀害她后,他试图在他的工具棚焚烧掉她的尸体来毁灭证据。”

一个强奸犯和谋杀犯。我来希尔维尤是为了寻找一位英雄,却找到了一个恶棍。他当然是个有故事的人物,但我要写的是这种故事吗?我的同学们会写出祖母在肮脏的地板上生孩子的故事,或者祖父在酒店大堂看见约翰·迪林杰,我却要写这样一个人,他强奸并杀害了一个女孩,还在工具棚里烧掉了她的尸体。起初采访一个谋杀犯的想法让我没法接受,但思之再三,我越发有了兴致。这项作业我已经拖了太久。九月快过完了,没几周我就必须要上交我的访谈记录。我的同学们已经让他们的马冲出了起跑门,我的驽马还在后面的谷仓里大嚼干草。卡尔·艾弗森将成为我的访谈对象——如果他同意的话。“我想采访一下艾弗森先生。”我说。“那人是个恶魔,”洛格伦太太说,“我不会让他称心如意。我知道这么说不人道,但是他就待在房间默默死去,是再好不过的事。”这番话让洛格伦太太自己也感到不愉快,这是一个人兴许会在心里想,而绝不会说出来的一番话,尤其当着陌生人的面。“哎,”我说,“如果我能记录他的故事,也许……我说不好……也许我能让他承认他的错误。”终究我还是个推销员,我暗自想,“此外,他也有权让人探视,不是吗?”

洛格伦太太看上去有些犯难,她没有选择。卡尔不是希尔维尤的囚犯,他是这里的住户,跟其他人一样享有拥有访客的权利。她伸直手臂,再一次将手放在我们之间的工作台上。“我得去问问他,看他是否想要别人来看他,”她说,“他来这儿的几个月里,只有一个人来看过他。”“我能自己跟卡尔谈谈吗?”我说,“也许我能——”“艾弗森先生。”洛格伦太太纠正我,热切地要重新获得她的优越感。“当然,”我耸耸肩表示歉意,“我能够向艾弗森先生解释一下这个作业的情况,也许——”

一阵丁当的电子乐声从我的手机中传出来,打断了我。“抱歉,”我说,“我还以为我把手机关了。”我从口袋掏出手机,看见上面显示着我母亲的号码,我的耳朵变红了,“失陪一下,”我说着背对珍妮特和洛格伦太太,显出需要隐私的样子。“妈妈,我现在不能交谈,我——”“乔伊,你得过来接我。”我母亲对着手机尖叫,因为醉酒,她说话含糊不清。“妈妈,我得——”“他妈的他们把我铐起来了。”“什么?谁——”“他们逮捕了我,乔伊……他们……那些蠢货。我要控告他们。他妈的我要找个最厉害的律师。”她冲着她身边的人吼道,“你听到没,你……你个蠢货!告诉我你的工号。我要让你干不成。”“妈妈,你在哪?”我缓慢而大声地说道,想要把我母亲的注意力拉回来。“他们给我戴上了手铐,乔伊。”“有警官在吗?”我问道,“我能跟他谈谈吗?”

她对我的问题置之不理,不断地从一个难以理喻的念头跳到另一个。“如果你爱我,你就过来接我。我他妈是你妈,该死的。他们铐住了我……赶紧来……你从没爱过我。我……我没有……我就该砍掉自己的手。没人爱我。我那时都快到家了……我要起诉。”“好的,妈妈,”我说,“我来接你,但我要跟警察谈一谈。”“你是说蠢货先生?”“没错,妈妈,蠢货先生。我要跟蠢货先生谈谈。把电话给他,我就来接你。”“好,”她说,“嗨,蠢货,乔伊想跟你谈谈。”“纳尔逊女士,”那位警官说道“,你该联系律师,而不是联系你儿子。”“嘿,蠢货警官,乔伊想跟你谈谈。”

那位警官叹了口气,“你说过你想跟律师谈谈。你应该利用这个时间给律师打电话。”“蠢货警官不跟你谈。”妈妈对着手机打起嗝来。“妈妈,告诉他我请求他。”“乔伊你得——”“该死的,妈妈,”我轻声喊道,“告诉他我请求他。”

一阵沉默后,妈妈说:“好。”她把手机拿开,我几乎听不见她说话。“乔伊请求你。”

一阵长时间的停顿后,那个警官拿起了手机。“你好,”我快速而平静地说道,“警官,发生这一切我十分抱歉,可我有个患自闭症的弟弟。他跟我妈妈住在一起。我需要知道我妈妈今天能否获得释放,如果她不能,我得回去照看我弟弟。”“呃,事情是这样的。你母亲因为酒后驾车被逮捕。”我能听见我母亲在诅咒哀号,“我把她带到了毛尔县执法中心做呼吸测醉检测。在做测试之前,她要求行使给律师打电话的权利,因而她本应利用这个时间联系律师,而不是打给你要你来接她出去。”“我明白了,”我说,“我需要知道她今天能否得到释放。”“不能。”那位警官十分简省地答道,以免我母亲听到等待她的是什么。我暂且假装附和。“她要去戒瘾所吗?”“是的。”“多少天?”“两到三天。”“然后她会被释放?”我问道。“不。”

我想了一会儿,“从戒瘾所去看守所?”“没错,直到她在法庭上露面。”

妈妈听到“法庭”这个词便又叫喊起来。由于醉酒与疲惫,她的话语像一座衰朽的索道桥一样颤颤巍巍。“该死的乔伊……赶过来。你不爱我……你忘恩负义……我是你的母亲,乔伊,他们……他们……赶过来。把我弄出去。”“谢谢,”我对那位警官说道,“非常感谢你的帮助。在应付我妈妈上,祝你好运。”“也祝你好运。”他说道。

我结束了电话,转过身看向珍妮特,洛格伦太太看着我,就像我是一个刚刚知道狗会咬人的孩子。“抱歉,”我说,“我母亲……她……不太好。我没办法去见卡尔——呃,艾弗森先生——今天我得去处理点事情。”

洛格伦太太的目光柔和了下来,她严厉的表情转化为同情“。没事,”她说,“我会跟艾弗森先生说说。把你的名字和电话留给珍妮特,我会告诉你他是否同意跟你见面。”“非常感谢。”我说,我在一张纸上写下了我的信息,“我可能要把手机关一会儿,如果我没有接听,麻烦给我留言让我知道艾弗森先生是怎么说的。”“我会的。”洛格伦太太说。

在离希尔维尤一个街区远的地方,我驶入一个停车场,用尽全力紧握方向盘然后猛烈地摇晃。“我靠!”我喊道,“靠!靠!靠!为什么你不能让我清静清静!”我的指节发白,一阵愤怒涌上心头,我颤抖不已。我深吸了一口气,等待着喉头的悸动消退,眼睛重回清明。等我平静下来后,我打电话给莫莉告诉她我没办法去守门。她不高兴,但她表示体谅。挂断电话后,我把手机扔到乘客座上,开启了往南去接我弟弟的长途奔程。第一部被恨之入骨的奸杀犯一

大部分人很可能从未听说过明尼苏达州的奥斯丁市,而那些听说过这个城市的人知道它则是因为斯帕姆午餐肉,这种咸猪肉产品从不腐烂,世界各地的士兵和难民都食用它。它是荷美尔食品公司的核心产品,我的家乡也因此有了一个绰号——斯帕姆镇。在奥斯丁甚至还有一个专门展示斯帕姆伟业的博物馆。如果这没有将奥斯丁打上如同监狱文身式的标签,那么还有那场罢工。

罢工发生在我出生前四年,但是在奥斯丁长大的孩子们对这场罢工的了解就如同一些孩子了解刘易斯和克拉克远征或者独立宣言。20世纪80年代初的经济衰退让肉类加工业遭受重创,于是荷美尔要求工会大幅减薪。人们自然不堪承受,罢工开始了。在警戒线上的推撞导致了暴乱。这场暴乱引来了电视网,一个电视小组完工时在艾伦达尔附近的玉米地撞毁了一架直升机。最后州长派来了国民警卫队,之后这场暴力和怨恨给镇子留下一道痕迹,有些人会说给予了它特色。我却将之视为一道丑陋的疤痕。

和其他城镇一样,奥斯丁也有优点,尽管大多数人看不见粉刺旁边的肌肤。它有公园,一个水潭,一个不错的医院,一个加尔默罗会的隐修院,自己的市立机场,并且奥斯丁离罗切斯特的著名梅奥医院仅咫尺之遥。奥斯丁拥有一所社区大学,我之前在那里上课,同时打两份零工。在三年内,我攒够了钱,也修够了学分,转学到明尼苏达大学上大三。

奥斯丁还有十三间酒吧,不算上酒店酒吧和福利俱尔部,拥有大约两万三千人口——在大明尼苏达州,奥斯丁的酒吧与居民的比率最高。这些酒吧我十分熟识,每一间在生命的某一时刻我都曾驻足。我还是个小毛孩,兴许不到十岁时,踏足了我人生的第一家酒吧。当时我母亲把我留在家里照看杰里米,她则外出喝酒。我比弟弟大两岁,他有自闭症——这让他极其安静——妈妈觉得我够大,可以照看小孩。

那天晚上,杰里米坐在起居室的一张扶手椅上看他最喜欢的录像《狮子王》。我有地理作业要做,于是我把自己关在他和我共用的那间小卧室里。这么多年以来,我们共用的大多数房间我都没有印象了,却独独记得那一间:墙壁跟脆饼干一样薄,涂上了世上每个公共泳池底部都覆盖的那种明亮的蓝色。我能听到从另一个房间传来的最轻微的声响,包括《狮子王》的歌曲,杰里米一遍又一遍地播放。我坐在双层床上——一个蹩脚的二手货,弹簧毫无用处,床垫不得不靠在一块胶合板上——捂住耳朵试图隔绝噪声,但这样做对于减轻从可渗透的墙传来的,冲击着我注意力,一刻不停且重复乏味的音乐收效甚微。我不清楚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是真实的还是由于愧疚我记忆添枝加叶的,我要求杰里米把音量调低一点,但我可以肯定他反而调高了音量。一个人的忍耐是有限度的。

我愤怒地踩着重步进入起居室,把杰里米从椅子上推到一边,让他重重地在墙上磕了一下,他头顶上的一张照片被撞松,照片里是三岁的我抱着还是婴儿的他的影像。照片从钉子上松动,从墙上掉落,砸在杰里米金黄色的头发上,玻璃碎成无数尖利的碎片。

杰里米把他胳膊和腿上的碎片拂掉后,看着我。一块楔形的玻璃插在他的头顶,像一个超大的硬币卡在一个矮小的猪形储蓄罐的狭槽里。他眯起眼睛,不是出于愤怒,而是困惑。杰里米很少直视我的眼睛,但那一天他瞪着我,仿佛他就要解开一个重大谜题。接着,似乎他找到了答案,他的眼神突然变得温和,目光转向了积聚在手臂上的血滴。

我从浴室抓了条毛巾,小心地把玻璃从他头上拿走,还好玻璃没有像我担心的插得那般深,我用毛巾裹住他,就像包头巾一样。我用一块洗脸巾擦去他手臂上的血,等待着不再出血。十分钟后,血仍然从伤口往下滴,那条白色的毛巾染上了片片鲜红的血渍。我重新用毛巾包裹住杰里米的头,把他的手放在毛巾的末端保持不动,跑出门去找我们的母亲。

妈妈并不需要为我留下面包屑的踪迹。我们的车停在双拼式房屋的车行道上,两个轮胎是瘪的,这表明妈妈就在步行能到的地方。这框定了我只有几个酒吧可选。我母亲留下我独自照看患自闭症的弟弟而从不提她去了哪里,而我似乎本能就知道去酒吧找她,那时我并不认为这是件怪异的事。话说回来,童年时期我认为正常的大多数事情现在回顾时完全一团糟。我在第一家酒吧——奥德赛酒吧就找到了她。

我没料到那地方如此空寂。我总是想象我母亲趾高气扬地加入一大群说着笑话,大笑着,跳着舞的潮男型女中,就像电视广告中的人那样。但是这个地方只有从廉价的扬声器里发出的拙劣刺耳的乡村音乐,高低不平的地板,充满懒散无能的平庸之辈。我立马看到了我母亲,她正跟酒店伙计聊天。起初,我搞不清她脸上的表情是愤怒还是忧虑。不过她狠命地抓起我,把我拽出了酒吧,这让我不再有疑问。我们脚步轻快地回到公寓,发现杰里米在看电影,他的手还放在毛巾上同一个地方。妈妈看见沾染了血的毛巾时,吓了一跳。“你究竟干了什么!老天。瞧这一团乱!”她把毛巾从他头上拉下来,拎住他的胳膊把他抬离地面,拖进浴室,放进空浴盆。血让他漂亮的金黄色头发缠结在一起。她把染血的毛巾扔进水槽,然后去起居室擦洗鼻烟色地毯上的三个小血点。“你得用我的好毛巾,”她喊道,“你不能就拿块破布。看地毯上的血。我们可能会失掉押金。你没有停下来想一想吗?不,你从不思考。你把事情搞得他妈的一团糟,而我不得不来收拾残局。”

我走进浴室,部分为了摆脱我母亲,部分为了与杰里米待在一起,以免他受到惊吓。不过他没有害怕,他从没害怕过,或者说他感到恐惧,却从没表现出来。他看着我,在这世上的其他人看来,他的脸上毫无表情,但是我可以看出因为我的辜负隐藏在他眼中的那丝忧郁。不管我多么努力地想忘掉那个晚上,将它埋藏在心底的某个地方,让它消亡,杰里米看着我的那幅场景仍然不时在我的记忆中浮现。

如今杰里米十八岁了,能独自在公寓里待上几个小时,但几天则不行。那天晚上我把车驶入我母亲公寓的车道时,双城队与印第安人队在第三局一度僵持不下。我用备用钥匙打开了门,发现杰里米在看《加勒比海盗》,他新近最喜欢的电影。有一瞬间他显得有些吃惊,接着他看向我们之间的地板。“嘿,老弟,”我说,“你好吗?”“你好,乔。”他说。

杰里米开始上中学时,当局给他指派了一位名叫海伦·博林格的助教。她了解自闭症,理解杰里米对于模式和程序的需求,对独处的喜好,对于触摸和被触摸的反感,以及不太能理解本能的需求和白纸黑字的指示之外的事情。那段时期,博林格太太竭力带杰里米走出黑暗,我母亲则鼓励他乖乖听话不多嘴,这一角力持续了七年,结果是博林格太太赢了。到中学毕业时,他能够勉强进行一场谈话,虽然在我们交谈时,他不太敢看着我。“我还以为你在学校里。”杰里米说,完全用那种断续的节奏,似乎他把每一个词都小心地摆放在传送带上。“我回来看你。”我说。“哦,好的。”杰里米转过身继续看电影。“妈妈给我打了电话,”我说,“她要开会,暂时不能回家。”

对杰里米说谎很容易,他那轻信的性格没办法理解欺骗。我不是存心骗他,那是我对他解释事情的方式,免去真相带来的复杂情况或者微妙细节。我母亲第一次被送进戒瘾所时,我撒谎说她在开会。过后,每次妈妈跑去某个印第安赌场或者在某个家伙的家里过夜时,我就告诉杰里米妈妈在开会。杰里米从没问起过这些会议,从没纳闷为什么有些会议持续几个小时,另一些则要好几天,从没为这些会议出现得如此突然感到诧异。“这次是长会,”我说,“你得去跟我待几天。”

杰里米不再看电视,眼神在地板上游离,眉毛上方出现一道细细的皱纹。我能看出他在努力跟我进行眼神接触,这对他来说不是自然而然就能完成的任务。“也许我能待在这里等妈妈。”他说。“你不能待在这里,我明天要上课。我要带你去我的公寓。”

这不是他期待中的回答。我能看出来,因为他不再试图直视我,这表明他的焦虑在加剧。“也许你能待在这里,明天早上去上课。”“我要去大学上课,大学离这里有几个小时的车程。我没法待在这里,老弟。”我语气仍然平静却十分坚定。“也许我可以独自待在这里。”“你不能待在这里,杰里米。妈妈让我来接你。你可以待在我在大学的公寓里。”

杰里米开始在右手的指节上摩擦左手的大拇指。当周遭的世界令他感到困惑时,他就如此。“也许我能在这里等待。”

我在杰里米旁边坐了下来。“一定会很有趣的,”我说,“只有你和我。我会带上DVD播放机,你可以看任何想看的电影。你可以收拾一个包裹,里面全部装上电影DVD。”

杰里米笑了。“但是妈妈会好几天回不来,我需要你去我的公寓。好吗?”

杰里米仔细想了一会儿,说:“也许我能带上《加勒比海盗》? ”“当然,”我说,“一定会很有趣。我们可以把它当作一次冒险。你扮演杰克·斯派洛船长,我扮演威尔·特纳,怎么样?”

杰里米抬头看着我,模仿起他最喜欢的杰克船长的一句话,“你们将永远记住这一天,因为你们差点儿就抓住了杰克·斯派洛船长。”接着杰里米笑了起来,直到脸颊发红,我也笑了起来,每当杰里米开玩笑时,我总这样笑。我抓起几个垃圾袋,给杰里米一个来装DVD和衣服,并确保他收拾的东西足够持续一阵,以免妈妈不能获得保释。

我把车开出车道,边思量着我的工作和课程安排,努力寻找能让我照看杰里米的空隙。除此之外,另一些问题也在我脑中打转,让我有些走神。杰里米能在他不熟悉的世界——我的公寓里适应下来吗?我能从哪里找到时间和钱保释我母亲出狱?我他妈是怎么成为了这个破碎家庭的主心骨?二

开车回双城的路上,我注意到我弟弟眼底的焦虑来回涌动,在他思索发生的事情时,他的眉头和前额皱起又张开。我们渐行渐远,杰里米才对我们的冒险更为自在起来,最终他深深地呼了口气,放松下来,我曾看见狗们在警觉让步于睡眠的时刻,就是如此呼气。杰里米——这个睡在我们双层床下铺,十八年来合用我的房间,我的衣橱和梳妆台的男孩——又跟我在一起了。在一个月之前,我们不曾分开过一两天,直到我搬进大学,将他留给一个在混乱中扑腾的女人。

从我有记忆开始,我妈妈就是一个喜怒无常的人——前一秒还在起居室笑啊跳啊,后一秒就在厨房摔盘子——据我所知,这是典型的躁狂抑郁症表现。当然这一诊断从未得到官方认可,因为我母亲拒绝接受专业帮助。她掩耳盗铃般地过着自己的生活,仿佛如果她从没听到那些词语,真相就不存在。雪上加霜的是分量日益增多的廉价伏特加——一种减轻内在恐惧却增强外在疯狂的自我医疗形式——你可以想象得到我母亲是什么样子。

她并非一直如此乖戾。早些年,我母亲的情绪波动是有限度的,不打扰到邻居和儿童保护服务机构。我们甚至有过一些愉快的时光。我记得我们三个去自然科学博物馆、文艺复兴节和山谷游乐园。我记得我努力做两位数的乘法时,她辅导我做数学作业。我有时能看到我们之间的那堵墙在慢慢裂开,记得当时她跟我们一起笑,甚至喜爱我们。当我努力尝试时,我能记得在世界不与她为难时,一个慈爱而温和的母亲。

我的外祖父比尔去世的那天,一切都改变了。我们的三口之家笼罩在焦躁之中,似乎他的死切断了维系我母亲稳定情绪的拴绳。他去世后,她不再克制自己,任凭她的情绪随意飘荡。她哭得更多,叫喊更多,一旦这世界让她不知所措,她就猛烈抨击。她似乎决意去寻找她生活的黑暗面,拥抱它们如同那是某种新标准。

打人是她更改的第一个规则。那是渐渐开始的,但是最后每当她的情绪如茶壶般开始沸腾,她就会给我一个耳光。等我年纪大些,对那些耳光不那么敏感后,她调整了目标,改为打我的耳朵。我讨厌她这么做。有时她会使用木勺或者金属丝蝇拍的把手等工具来达到目的。我上七年级时,有一次我不得不错过摔跤比赛,因为换上摔跤服后,我大腿上的鞭痕显而易见,她强迫我待在家里。很多年来,她没有让杰里米卷入我们的斗争,只选择将她所有的沮丧发泄在我身上。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她对他也失控起来,冲他吼叫诅咒。

然后,有一天她做得太过分了。

我十八岁,从高中毕业的那天,回到家发现我母亲醉得十分厉害,一脸怒容,用一只网球鞋敲打杰里米的头。我把她拽进她的卧室,把她扔在床上。她起身试图打我。我抓住她的手腕,猛地将她转过身,又把她扔回床上。她又尝试两次起来打我,每次都以趴在床垫上告终。最后一次尝试后,她停下来歇口气,后来昏倒了。第二天一早,她表现得好像什么事也没有发生过一样,好像她不记得她的疯狂,好像我们的小家庭没有处在无可避免的崩溃边缘。我假装附和,但是我知道——我知道她已经到了有理由打杰里米的那一步。我还知道一旦我离开去上大学,事情会变得更糟。这些想法让我的胸口疼痛。正如我母亲酒醉昏迷后假装一切正常,我也将我的思绪埋在心底,掩盖起来。

不过那天晚上开车前往我的公寓的时候,生活还算不错。我们边开车,杰里米和我边听着双城队的比赛——至少我在听。杰里米听到了比赛,但是没法在很短的时间跟上。我跟他聊天,边开车边解释着比赛的情况,可他基本上没有回应。他做出反应,进入谈话时就仿佛刚从另一个房间进来。等我们开到35号州际公路,接近校园时,双城队把克利夫兰队打得落花流水,在第八局的下半场拿下四分,以六比四领先。每得一分我就大叫,杰里米模仿我大叫,因我的兴奋而笑。

我们到达后,我领着杰里米登上台阶来到我在二楼的公寓,手上拿着他的垃圾袋。我们迅速进入门内,打开电视刚好看到双城队扔出最后一球赢得比赛。我抬起手与杰里米击掌,但他缓缓地转了一个圈,看了看我狭小的公寓。厨房和起居室在同一个空间的两边;卧室只是比里面的那张单人床大一点,没有浴室,至少在这四面墙内没有。我看着杰里米审视着这间公寓,他的眼睛一遍又一遍地扫视同一个地方,似乎再看一眼就会看到一个隐藏的浴室门。“也许我需要去一下浴室。”杰里米说。“来吧,”我说着,对杰里米示意,“我指给你看。”

我的浴室在我的前门对面。这栋建于20世纪20年代的老房子原本是给世纪之交以超出婴儿死亡率的步伐生孩子的大家庭住的。20世纪70年代它被分隔成一楼的一套三居室公寓和二楼的两个单间公寓,二楼上面只有另一间公寓够大,有自己的浴室。因此在陡直、狭窄的楼梯上面,右手边是我的公寓,左手边是我的浴室,直走是二楼的另外一间公寓。

我从垃圾袋里掏出杰里米的牙刷和添加了味道的牙膏,穿过走廊去浴室,杰里米谨慎地保持距离跟在后面。“这是浴室,”我说,“如果你要进去,锁上门就好。”我给他示范怎么关上门锁。

他没有走进去,而是从相对安全的走廊仔细观察它。“也许我们应该回家。”他说。“不行,老弟。妈妈在开会,记得吗?”“也许她现在在家。”“她现在不在家。她好几天都不会在家。”“也许我们应该给她打个电话,看看她在不在家。”杰里米又在指节上摩擦起大拇指。我能看出由于焦虑,他有一丝战栗。我想把手放在他的肩头让他平静下来,但那只会加剧他的紧张。杰里米的自闭症就是如此。

杰里米朝楼梯走去,思忖着楼梯陡峭的斜度,大拇指更用力地在手背上按压,像面团一般揉捏着指节。我走过去拦住杰里米。他比我高两英寸,重整整二十磅。在他快满十四岁时,他在身高、体重和外貌上都超过了我。他的金发卷曲在有一个旋涡的脑袋旁边,而我暗淡的金发像稻草一样竖起,如果我不拿发胶将它弄服帖的话;他的下颌方正,末端有孩子气的酒窝,而我的下巴毫无特色。他笑时,眼睛闪出海洋蓝的光彩,而我的眼睛则是淡咖啡的浅褐色。尽管在外观上,他每一点都比我强,但他仍然是我的弟弟,容易受我的影响。我站在他下面的一级台阶上,手放在他的胳膊上,缓解他的情绪,试图将他的注意力从楼梯转回到我的公寓上。

我身后,在楼梯底端,我听见前厅的门打开又合上了,接着是女性有节奏的脚步声。我听出了她的脚步声,过去的这一个月,我每天听到她从我门前经过的声音。我只知道她叫L.纳什,这是贴在她信箱那条胶带上的名字。她身高五英尺两英寸,一头黑色短发在脸际飘拂,如同水花在石头上起舞。她有一双黑眼睛,短鼻子,喜欢独来独往,似乎拒人千里之外。她和我在走廊和楼梯上擦身而过多次。每当我试图与她交谈时,她礼貌地笑笑,得体地回应,但从不停步——总是尽量不显得无礼地忽视我的干扰。

她停在楼梯中央看着我拉住杰里米的手臂,力图不让他离开。杰里米看见了L.纳什,不再动了,两眼垂下看向地板。我退到一边让她过去,她经过时楼梯的墙壁挤压在一起,她身上沐浴露和爽身粉的香味冲击着我的鼻子。“嗨!”我说。“嗨!”她回应道,冲我们的方向竖起眉毛,继续往前走了几步到她的公寓门口。我想再说点什么,于是我把最先跳入脑中的愚蠢想法说了出来。“事情不是你看到的那样,”我说,“我们是兄弟。”“哦,”她说着用钥匙开门,“我相信这句话对杰夫瑞·达莫也是适用的。”她走进她的公寓,关上了门。

她的讽刺让我一时说不出话来,我想要说出一句俏皮话来反驳,但是我的头脑像生锈的螺栓一样卡住了。杰里米并没有像我一样注视L.纳什。他静静地站在楼梯顶端,不再在指节上摩擦他的拇指。他的紧急状态过去了,眼中的倔强被疲惫取代。早就过了他平常的就寝时间,我领他去浴室刷了牙,然后回到卧室,我把我的旧电视机搬进去,这样他可以连上DVD播放器看电影。接着我抓了条毯子,去沙发上躺了下来。

我能听见杰里米在看电影,熟悉的对话和音乐催他入眠,缓解他在这个新环境下的不安全感。他并没有受楼梯顶端的戏剧性事件的影响,我不得不钦佩杰里米的适应力。即使是惯常程序中的一些小变动,比如新的牙刷或错误的早餐麦片,都会扰乱他的生活。但他现在在这里,在一个他以前从没见过的公寓,一个只有他称作家的那个地方一半大的公寓,一个连自己的浴室都没有的公寓,头一回在一张没有上铺的床上睡着了。

晚间早些时候我关掉了手机,以免接到来自我母亲无休无止的电话,现在我把手机从口袋里拿出来,打开,查看我错过的电话。有二十一个电话来自区号是507的一个号码,无疑是我母亲从戒瘾中心打来的。我完全能听到她冲我喊叫的声音,因为我关掉了手机,把她留在戒瘾中心和监狱——尽管这个决定跟我无关。

前面的九条语音信息来自我母亲。“乔伊,我没法相信你竟然会如此对待你的母亲——”(删除)“乔伊,我不知道我做了什么竟会得到这种待遇——”(删除)“好吧,现在我知道我不能指望你——”(删除)“我知道我是一个令人讨厌的母亲——”(删除)“乔伊,如果你不接电话,我就——”(删除)“你不爱我——”(删除)“对不起,乔伊,我真希望我已经死了,也许那时——”(删除)“你以为你是什么了不起的大学——”(删除)“他妈的接电话——”(删除)“乔,我是希尔维尤庄园的玛丽·洛格伦。我打电话来告诉你我跟艾弗森先生谈过你的作业了……他同意和你会面讨论讨论。他让我说明他不是同意开始这个作业,请听清楚。他要先跟你见一面。你可以明天打电话给珍妮特看看什么时间适合过来。我们不想在客人们的用餐时间打扰他们。先给珍妮特打个电话。再见。”

我关上手机,闭上眼睛,脸上浮起一丝微笑,我马上要采访一个残忍的凶手,一个不经考虑就结束一个年轻女孩生命的人,一个在明尼苏达地狱般可怕的监狱里熬了三十多年的罪犯,这真是一种莫名的讽刺,不过我并不怕那场谈话,就像我不害怕再次见到我母亲。但我仍然感到脊背发凉,那是一个我认为对我有益的人,一个我希望能给我的英文课带来好分数的人。风帆张满,我或许能不再拖延开始这项作业。我倚在沙发上的那一刻,从没想过这样一阵风也许会是毁灭性的。那天晚上我最终入睡时,确实舒舒服服地裹在毯子里,相信我与卡尔·艾弗森的会面没有什么不好的影响,我们的会面会让我的生活更好更容易。事后想来,我真是太天真了。三

卡尔·艾弗森被捕时没有穿鞋。我知道这一点,因为我找到了一张他的照片,光着脚,被押着穿过一个被烧毁的工具棚的废墟,前往等待在一旁的警车。他的双手被铐在背后,双肩前倾,一个便衣警察抓住他的一只胳膊,一个穿制服的警官抓住另一只胳膊。艾弗森穿着简单的白色T恤和蓝色牛仔裤。他鬈曲的黑发被挤压在脑侧,似乎警察刚把他从床上拖出来。

我在明尼苏达大学威尔逊图书馆深处一个玻璃墙的档案室找到了这张照片,那里存有大量拍摄在缩微胶卷上的报纸,有些可以追溯到美国独立战争时代。在图书馆的其他地方,架子上放满了英雄人物和名人的书籍,这里则不同,档案室里存放的文章,是由耳朵后面插着铅笔、胃里有溃疡的人写出来的,那是有关平凡老百姓——那些沉默寡言的人的文章。他们从来不会想到他们的故事会留存好几十年,甚至好几个世纪,来让我这样一个人阅读。档案室有一种神龛的感觉,成千上万的灵魂被收在缩微胶卷上,就像小罐子里的焚香,等着某个人来释放它们的香气与魂魄,再次被感知、品味和吸入,哪怕只是一瞬间。

一开始我在网上搜寻卡尔·艾弗森的名字,我点了成千上万条,只有一个网站有来自某份法律文件的一段摘录,提到了有关他的案子的一个上诉法庭判决。其中所有的法律术语我都不太明白,但它给出了谋杀发生的时间:1980年10月29日。它还给出了被害女孩的姓名首字母:C.M.H。这就足够让我在报纸上找到相关报道了。

我快速地从一项工作转换到另一项工作,因为我弟弟突然出现在我生活中而不得不高效,与此同时我因为生活中多了一个球要抛接而实在有些手足无措。我想起了杰里米,不知道他在我的公寓适应得怎么样。我不知道我母亲的保释听证会是否会在星期五之前举行。星期五我得去莫莉酒吧工作,我不想自己去工作而将杰里米一人留下。我需要在周末前把他弄回奥斯丁。如果我再次旷工,莫莉很可能会把我开掉。

那天早上我在去学校之前叫醒了杰里米,给他倒了些麦片,把电视机放回起居室,再次示范教他如何使用遥控器。杰里米十八岁了,他并不是不会自己倒麦片。只是处在我的公寓这个陌生的环境,可能让他迷惑。他情愿饿着,也不愿意打开一个不熟悉的柜门寻找食物。我本来考虑逃课,但因为此前的拖延,我已经浪费了太多完成这项作业的时间。我摆出杰里米喜欢的一些DVD,告诉他几个小时后我就回来。我希望他单独待上一段时间而不出问题,但是每过一分钟,我的担忧就越来越重。

我在那堆缩微胶卷里找到了1980年10月29日的明尼阿波利斯论坛报的卷盘,把它放进阅读器,反复察看第一版,没有看到相关报道。我翻到后面的版面,还是没有看到有地方提到一桩凶杀案,反正没有涉及一个十四岁女孩或者首字母是C.M.H的。我读完了整张报纸,一无所获。我靠在椅子上,用手梳理头发,琢磨着法庭判决上的日期兴许是错的。这时我明白了。要到第二天才会有相关报道。我向前转动卷盘到第二天的报纸。1980年10月30日的头条新闻是有关洪都拉斯与萨尔瓦多之间的一份和平条约,用了半版的篇幅。在那下面我找到了我期待中的报道,一个女孩在明尼阿波利斯东北部被杀并被焚尸的故事。这篇文章在一张大火的照片旁边做了补充报道。这张照片显示消防员们在给一个单车车库大小的工具棚喷水。火焰喷出到离屋顶整整15英寸高的地方,这表明摄影者在拍这张照片时,消防员们刚刚开始灭火工作。文章中写道:在皮尔斯街大火中发现人体残骸

昨天,在明尼阿波利斯东北部的温顿公园小区一个被烧毁的工具棚的废墟中,发现了烧焦的人体残骸,警方正在调查。消防员们于下午4点18分接到在东北部皮尔斯街1900街区发生火灾的报告,他们到达时发现那间工具棚已经被大火吞没。警察将附近房屋的居民疏散,只留下消防员。消防局长约翰·弗里斯汇报说侦查员们搜查废墟时在瓦砾中间发现了一具烧焦的尸体。这具尸体的身份尚未得到确认。警方没有排除谋杀的可能。

后面还有好几段不重要的细节描述,有关估计损失的情况和邻居们的反应。

我将这页印了一份,然后把线轴转到第三天的报纸的缩微胶卷。在一篇后续报道中,警方确认了前一天找到的尸体是十四岁的克丽斯特尔·玛丽·哈根。尸体被烧得面目全非,警方怀疑起火时她已经死亡。被烧毁的工具棚就在克丽斯特尔生前与母亲丹妮尔·哈根和继父道格拉斯·洛克伍德,以及同父异母的哥哥丹·洛克伍德同住的房子隔壁。克丽斯特尔的母亲丹妮尔告诉记者们就在一具尸体在工具棚被发现的消息传开后不久,他们就注意到克丽斯特尔失踪了。依据牙齿信息记录,克丽斯特尔被确认为死者。在这篇文章的结尾,作者指出三十二岁的卡尔·艾弗森被拘禁进行问询。艾弗森住在克丽斯特尔·哈根隔壁,发现哈根尸体的工具棚就属于他。

在这篇文章旁边我看到了那张两个警察逮捕赤足的卡尔·艾弗森的照片。我用缩微胶卷阅读器上的旋钮放大了这张照片。两个警察身着大衣,戴着手套,而艾弗森却身着T恤和牛仔裤。穿制服的军官看着摄影师后面的某个地方。从他眼中的悲伤可以看出,他或许在看向克丽斯特尔·哈根的家人,因为他们注视着那个杀死并烧毁他们女儿的禽兽被逮捕。那位便衣警察嘴巴张着,下巴有些歪,似乎他在说着什么,也许是在冲艾弗森喊话。

照片中的这三个男人,只有卡尔·艾弗森看着镜头。我说不好我想在他脸上看到什么表情。杀人后你是怎么撑下去的?你还能大摇大摆地经过烧毁她尸体的炭黑工具棚?难道你戴着若无其事的面具经过废墟,就如同你去拐角处的商店买些牛奶?或者你因为恐惧而发疯,知道你要被抓,知道你就要吸进最后一点自由的空气然后此生永远在一个牢笼里度过?当我对准卡尔·艾弗森的脸,对准他看着摄影师的眼睛,我没有看到得意,没有虚假的平静,没有恐惧。我看到的是困惑。四

老旧的公寓楼里总是弥漫着一股气味。我小的时候,注意到了这气味对来拜访我母亲的人的影响,就在一刹那,如同腐烂的气味击中了他们的脸,他们的鼻子抽动,眼皮发抖,嘴巴嗫嚅。我小的时候,以为所有房子闻起来都是那种霉味。不是蜡烛或是刚出炉的面包的香味,而是肮脏的运动鞋和未洗的盘子的味道。等到我上初中,每当有人来到门口,我总是尴尬地扭头看向别处。我发誓等我长大后有了自己的公寓,我要一栋闻起来有旧木头味道的,而不是老猫味道的。

结果,就我的预算来说,这并不容易。我居住的这栋三层楼公寓有一间古老的地窖,它透过地板吸入潮气,让整个建筑充满由湿土和腐烂木材的气味混合而成的刺鼻味儿。这股强烈味道很快进入我们共用的前门,那里我们的信箱用螺栓固定在墙上。不出门厅,向右上楼梯通向我的公寓,左边的一扇门通往一楼的公寓,那里住着一户希腊人,科斯塔一家。有时浓郁的调味香料渗出那扇门,与地窖的恶臭相混,冲击我们的感官。

我尽可能保持公寓的整洁,每周用吸尘器清扫,饭后便洗刷餐具。我来这里时间并不长,就已经除过一次灰尘。无论如何我算不上一个爱干净的人。我只是不愿意任由我的公寓保持它本来的混乱状况。我甚至把空气清香剂接入了电插孔,每天喷出苹果和肉桂的香气流迎接我回家。但是那天我走进门时,吸引我注意力的不是让人愉快的人工空气清香剂,而是杰里米坐在我沙发上,旁边是那个我只知道她叫L.纳什的女人,他们在咯咯傻笑。“那就是你所谓的讽刺。”L.纳什说。“那就是你所谓的讽刺。”杰里米重复道,跟L.纳什再次大笑起来。我记起这句台词来自《加勒比海盗》电影。这是另一句杰里米喜欢的台词。他们正在一起看这部电影。跟通常一样,杰里米坐在沙发中间,直对着前面的电视,他的脚平放在地板上,背笔直地靠在沙发上,手攥成拳头放在腿上,有需要时他可以摆弄它们。

L.纳什坐在沙发的角落里,她双腿交叉,穿着牛仔裤和一件蓝色毛衣。跟杰里米一起笑时,她黑色的眼睛扑闪扑闪。我以前从没见她笑过,至少我们在过道相遇时,她顶多嘴角匆匆上扬一下。然而现在她的笑容让她变了样,仿佛她长高了,改变了头发的颜色或类似的什么。她的两颊现出了酒窝;在她一口白牙的衬托下,她的嘴唇似乎更红更软。该死的,她太可爱了。

杰里米和L.纳什看着我,如同我是闯入睡衣派对的家长。“你好?”我说道,我的语气显露出我的困惑。我想说的其实是“杰里米,你究竟是怎么让L.纳什进入我的公寓,坐在我的沙发上的?”

L.纳什肯定看到了我脸上的困惑表情,因为她给出了解释。“杰里米看电视遇到了点困难,”她说,“于是我过来帮忙。”“看电视遇到了困难?”我问。“也许电视不能正常播放。”杰里米说,他的脸又回复到他平常的面无表情。“杰里米按错了键。”L.纳什说,“他错误地按了输入按钮。”“也许我按错了按钮。”杰里米说。“对不起,老弟。”我说。我自己也犯过好几次这种错误,无意中开启了从DVD到VCR的内输入,造成电视突然出现一片白色屏幕,发出静电噪音,这对于杰里米来说无异于灾难。“那么他是怎么……我是说谁……”“也许莱拉弄好了。”杰里米说。“莱拉。”我说,让这个名字在我舌尖停留了一会儿,这就是L所代表的意思,“我是乔,显然你已经见过我的弟弟杰里米。”“是的,”莱拉说,“杰里米和我已经是好朋友了。”

杰里米的注意力又回到了电影上,对莱拉的在意不会比对他身后的墙更多。我像个傻瓜一样——通常有女性在场时这种情形更为恶化——觉得我的下一步行动应该是将莱拉从杰里米身边解救过来,引她在成人桌边就座,用我的风趣和魅力打动她,并且使她倾心。起码,那是我的计划。“你对我不是一个连环杀手感到奇怪吗?”我说。“连环杀手?”莱拉疑惑地看着我。“昨晚……你,呃……说我是杰夫瑞·达莫。”“哦……我忘了。”她微微一笑,我连忙寻找新的话题,没顾得上幽默应对。“你不修电视机时都干些什么?”“我是一名大学生。”她一字一顿地从嘴里吐出这句话。她十分明了我知道她是一个学生。我们手上拿着课本在楼梯上相遇过多次。没错,这和我的开场白一样差劲,我却将之视为进展,因为我们在进行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谈话。我经常算好自己进出这栋公寓的时间,就为了与她的时间一致——至少碰面时不显得太巧合——而我无法让她跟我说话,如同我无法将阳光与阴影混合。但如今我们在进行一场谈话,一切只因为杰里米按错了按钮。“谢谢你帮他的忙。”我说,“十分感激。”“大家是邻居嘛,不用客气。”她说着站起身来。

她要走了,我不想她离开。“让我表达一下我的感谢,”我说,“也许我能请你出去吃个饭或者类似什么的。”我的话一出口就重重地落到了地上。

莱拉把一只手蜷进另一只手里,耸了耸肩,说:“不必了。”她的友善退去,像一个玩具没有电池,她的眼神不再轻灵,酒窝没有了,似乎我的话给她蒙上了阴影。“我要走了。”她说。“你不能走。”

她朝门走去。“我是说你不应该走。”我说,听起来比我本意更渴求,“职责要求我必须报答你。”我朝门走去,有点堵住她的路,“至少你应该留下来吃午餐。”“我得去上课。”她说着绕过我,她的肩膀轻微碰触到我的胳膊。接着她在门边停住了,起码我认为她停住了。也许她在重新考虑我的邀请。也许她在寻我开心。又或许——很有可能——我的想象欺骗了我,她根本没有停下来。我,当然,宁可更鲁莽一点,继续向前推进。“起码让我送你回家。”我说。“只有八步远。”“差不多十步。”我说,跟随她进入走廊,关上身后的门。我弱智的打趣没有取得任何进展,于是我改变了战术,打起真诚牌。“对于你为杰里米做的事情,我深表感激,”我说,“他有一点……我说不好,孩子气。你看他有……”“自闭症?”她说,“是的,我知道。我一位表亲也有自闭症,他跟杰里米很像。”莱拉靠在她的门上,转动把手。“今晚跟我们一起吃晚饭吧,”我说,不再含糊其词,“只是表达一下谢意。我打算做意大利面条。”

她走进她的公寓,回过头来看着我,她的表情突然变得严肃起来。“听着乔,”她说,“你看起来确实是个不错的人,但我寻求的不是一顿晚饭。现在不是。我现在什么也不要。我只想——”“不,不,我明白。”我打断了她,“我觉得我得问一问,不是为我,而是为杰里米,”我说谎道,“离开家他还不太适应,他似乎喜欢你。”“真的?”莱拉笑了,“你这样出卖你弟弟,就为了给我做一顿饭?”“大家是邻居嘛。”我回笑道。

她开始关门,但是犹豫了一下,似乎她在脑中将这个念头转了好几次。“好的,”她说,“一顿晚饭,全是为了杰里米。”五

这次我走进前门时,珍妮特,希尔维尤庄园的接待员冲我微笑,还好我提前打电话了解了艾弗森先生的用餐和午睡时间。她告诉我两点左右来,我准时来了,进门时还有点期待那浓烈的曼秀雷敦气味。那个戴着怪样假发的老妇人仍然坐在入口远远望着外面,我走过她身边时她根本没有留意我。离开我的公寓前,我把杰里米安顿在沙发上,放起他的电影,再一次教他按遥控器上的按钮,告诉他哪些按钮能按,而哪些是不能按的。如果一切顺利——艾弗森先生也同意做我的采访对象——我会刚好有足够的时间获得作业相关的一些背景知识。“你好,乔。”珍妮特站起身,从接待处后面走了出来。“我来的时间合适吗?”我问道。“还好。艾弗森先生昨天晚上不太好。胰腺癌是很可怕的疾病。”“那他可以……”“他现在情况还好。也许有一点累。他腹部有时疼得厉害,我们不得不给他服用镇静剂,让他休息几个小时。”“他在接受放射疗法,化疗,或者类似的什么吗?”“我猜他可以进行这些疗法,但现在这个关头也没什么用。化疗能做的最主要的事情就是延长不可避免的痛苦。他说他不需要。他这么说情有可原。”

珍妮特和我一同走向客厅,指向坐在轮椅里的一个男人,他独自坐在大楼后面的一扇大窗子前面。“他每天坐在那里凝视那扇窗,天知道在看什么,那里什么也没有。他就坐在那里。洛格伦太太认为他被辽远通透的景色迷住了。”

我原本有点期待卡尔·艾弗森是个很危险、需要用皮带困在轮椅上的怪兽,或者有一双能做大恶事的疯子具有的冰冷锐利的眼睛,或者像一个声名狼藉的恶棍那样会给人很强的压迫感,但全然不是这样。卡尔·艾弗森应该六十多岁,如果我没有算错的话。然而看到他时,我感觉珍妮特搞错了,把我带到了另外一个人那里。几束稀薄的白色长发在他头顶摆动。脸上瘦骨嶙峋,纤薄的皮肤因为黄疸而显得发黄,脖子干瘦起皱,我确信我一只手就能环绕住它。有一道大疤痕横穿他的劲动脉和惨白的前臂,由于缺乏肌肉和脂肪,骨头上肌腱突起。我甚至觉得抬起他的手臂,就像一个孩子拿起一片叶子对着阳光,可以看到里面的每一根静脉和毛细管。假若我事先不知情,我会猜他将近八十岁。“癌症晚期,”珍妮特说,“十分糟糕。我们试图让他舒服点,但我们能做的有限。他可以服用吗啡,但他拒绝了,说他情愿忍受痛苦,以便能够清醒地思考。”“他还有多长时间?”“如果他能撑到圣诞节,就是奇迹了,”她说“,有时我为他感到难过,这时我就会想起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做了些什么。我想起他杀死的那个女孩和她错过的一切:男朋友,恋爱,结婚和组建一个家庭。如果他没有杀死她,她的孩子应该跟你一般大了。每当我为他感到难过时,我就想到这些事情。”

电话响了,把珍妮特拉回接待处。我等了一两分钟,希望她能回来,为我做介绍。她没有回来,我谨慎地走近谋杀犯卡尔·艾弗森的病弱的身体。“艾弗森先生?”我说。“嗯?”他本来在看窗外枯萎的短叶松树干上的一只蹦蹦跳跳的五子雀,这时收回了注意力。“我是乔·塔尔伯特,”我说,“我想洛格伦跟你说过我要来。”“啊,我的客人……来了。”卡尔低声说,中途停下来喘了口气。他朝旁边的一把扶手椅点了点头。我坐了下来。“这么说你就是那位学者。”“不是,”我说,“不是学者,只是个学生。”“洛格伦告诉我……”他紧闭上双眼,让一阵疼痛过去,“她告诉我……你想写下我的故事。”“我要为我的英语课写一篇传记。”“那么,”他说着扬起眉毛,朝我倾身,他的表情十分严肃,“最显然的问题是……为什么找我?我怎么会有……这个荣幸?”“我觉得你的故事引人入胜。”我说出了闪进我脑海里的第一个词,这个回答并不真诚。“引人入胜?何以见得?”“人们不是每天都可以遇见一个……”我停了下来,寻找礼貌的措辞来结束这个句子:杀人犯,强奸孩子的罪犯?那么说太难听了,“一个进过监狱的人。”我说。“用不着遮遮掩掩,乔。”他小心地慢慢说道,以免要停下来喘气。“先生?”“你并不是因为我进过监狱而对我感兴趣。你对我感兴趣是因为哈根的凶杀案。这就是你来找我的原因。你可以直说。这对于你拿到好分数有帮助,对吗?”“我确实那么想过,”我说,“那种事情……杀人,我是说,呃,不是每天能遇见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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