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徐惠萍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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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海文化大讲堂：2007～2010年讲座精编试读：
文学·艺术·文化
1 中国文学与中国人生
谢有顺主讲人简介：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文艺理论学会理事、中国小说理论学会理事、广东省文艺批评家协会副主席。著有《我们内心的冲突》、《怯懦在折磨着我们》、《奢侈的心情》、《活在真实中》、《我们并不孤单》、《贾平凹谢有顺对话录》、《于坚谢有顺对话录》、《此时的事物》、《先锋就是自由》等，曾获冯牧文学奖、庄重文文学奖等奖项。
一首简单的小诗可以感动我们，可以流传千年，这里面有很多属于中国文学本身的秘密值得我们分享。信仰没有进入中国人的日常生活，真正进入日常生活的是中国文学。中国文学是中国文化最大众化同时又最深刻的一种表达。文学的表达方式非常朴素，却直抵人心。文学可以让我们分享别人的人生，当许许多多人生叠加在一起的时候，人生的长度、厚度就增加了。文学可以打开我们的心灵，使我们能够分享和通达别人的心灵。一个真正爱的世界、一个人性的世界，是每一个人的心灵都能呼应相通的世界。一 中国文学的特点
一首简单的小诗可以感动我们，可以流传千年，这里面有很多属于中国文学本身的秘密值得我们分享。中国人因为没有一个传统意义上的终极意义上的宗教信仰，所以文学自古以来在中国人的人生当中扮演着准“宗教的”角色。就是说，衡量中国人生活质量的基本参照是艺术和诗歌，写书法，画梅兰竹菊，刻印章，游山玩水等，这是我们中国人的高级艺术人生。西方人认为，人生最高境界是他的人生跟神的人生是一致的。所以说在中国，诗歌代替了宗教的角色。
中国今天的文学慢慢地有一些衰微，但是在生活当中，文学依然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无论是阅读、交谈，还是写信，我们无法脱离文学背景。西方因为有宗教背景，所以给孩子取名字以宗教为参照物，如彼得、约翰、保罗等。中国是佛教国家，但很少有父母给孩子取名无尘、本相、渺音等，而是参照文学艺术，要求名字很有诗意，很有韵味，如李白、张恨水、白居易、周作人等。也就是说，信仰没有进入中国的日常生活，真正进入日常生活的是中国文学。
孔子说“不学诗，无以言”，这个“诗”是指《诗经》，也可以推广理解为文学，本意是如果不学诗，就不懂得怎么说话。很多人读古人的情书、家信，觉得很有文采，但自己写信的时候就没有词句，没有办法用优雅、有韵味的方式真实地把自己的感情抒发出来。有时候，我们需要借助于文学形式，把我们内心的一种修养、情怀表达出来。一个人为了对女孩子表达爱意，便说：“小姐，你的腿一定很累了吧？”小姐很奇怪，问道：“为什么？”“因为你的腿在我的脑海里奔跑一天了。”谁可以禁得住这样的甜言蜜语啊！这是一种独特的语言，不管是游戏还是真实的，但是话里面很有意思。
国学大师钱穆先生说过：不懂文学、不通文学，似乎是一大缺憾，这一缺憾似乎比不懂历史、不懂哲学更大。为什么？因为中国文化的根本，是通过文学来传达的，中国文学解释了中国的思想，也解释了中国人的人生观念和人生感受。很多典籍我们已经读不懂了，但是《诗经》、《红楼梦》，包括唐诗宋词我们依然可以大致理解，“一日不见，如隔三秋兮”，把这个“兮”字去掉，小学生基本上也可以理解。“四海之内皆兄弟也”，把“也”字去掉，小学生也可以基本理解。
要理解儒家的思想，可以读杜甫的诗歌，这是一个儒家思想比较真实的解释；要明白“道禅”思想的精髓，读王维的诗，就可以感受一些“道禅”的感觉。这就是用朴白的形式解释中国人的情感。中国要文化复兴，没有文学的复兴或者不先兴文学不可能。陈独秀、鲁迅在“五四”前后发起社会变革的时候，首先找到的就是文学形式。陈独秀的兴趣在政治上，鲁迅先生是学医的，胡适留美的时候是学农业的，他们在进行社会变革和文化运动的时候，不约而同都想起了文学。鲁迅先生在《呐喊》里说道：“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作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广文艺。”陈独秀的《新青年》，大篇幅都是用来投放文学的。胡适先生倡导的“白话文运动”，所要攻克的主要堡垒也是诗歌。他说把诗歌这个堡垒攻下来，“白话文运动”基本上就成功了。他准备打持久战，他没有想到发表《尝试集》等三年之后，教育部就要求所有的中小学课本用白话文。正是因为他们找到文学这样大众化的载体，他们推行的思想变革、社会变革、文化运动才会那么快取得显著成果。
其实，不仅仅是陈独秀、胡适，更早的梁启超先生在1903年的时候写过一篇著名文章《论小说与情志之关系》，他认为“一国之民兴，必先兴小说”。他觉得小说的繁盛、兴起，才能改变我们的民族精神，当然他的话有点儿夸张，但确实借着梁启超、胡适、鲁迅的推动，中国文学扮演着从近代到现代思想变革的先声。我们回想历史就会发现，文学作为一个民族精神塑造的一个重要出口，确实很深刻地在影响民众的精神和生活。从这样的背景可以看出，中国文学是中国文化最大众化同时又最深刻的一种表达。二 中国文学如何影响中国人的人生
第一，文学是用来做梦的。为什么我们需要文学？因为我们需要有做梦的权利。很多作家，比如台湾的张大春、大陆的史铁生都表达过这样的看法——文学是一场白日梦。文学本身具有梦想的品质，不仅仅是告诉我们现实是怎样的，还告诉我们现实可能是怎样的。我们之所以要学习文学，就因为我们每个人的心中还有梦想。地震的时候刘欢老是在唱“心若在，梦就在，不过是从头再来！”这“梦”既是假想的、虚拟的世界，也是真实世界的投影。人类最可贵的就是有梦想，有梦想的人生往往是比较“温暖的”，比较“柔软的”。喜欢读一点文学作品的人往往会比较容易伤感，或者说较容易动感情，他能够察觉到不太容易留意的细节，能够理解别人的一种感情。所以从这一个角度来说，文学实在是一个很好的人心解毒剂，或者是使我们日益坚硬的人心柔软的一个重要载体。我曾经看过汪曾祺先生怀念他的老师沈从文先生的文章。他说他从沈从文身边走过告别，看到沈先生躺在那里，像活着一样，他说“我看他一眼，我又看一眼，我哭了！”我觉得，这样简单的表达，非常生动地把汪先生的感情表达出来。这是文学的表达方式，它非常朴素，但是直抵人心。
第二，文学让我们活得更多。法国作家加缪说“文学不能使我们活得更好，但可以使我们活得更多”。什么意思？就是说我们每个人从现实意义来说，只能有一种人生，只能经历一种现实，但是通过阅读我们可以分享别人的人生，可以过“许多种”的人生。也就是说，我们要通过想象的方式对我们的现实世界进行补充。有一句著名的话叫“生活在别处”，也就是说文学把别处的生活呈现在我们面前。
你要回想清朝、明朝人的生活，如果仅读历史著作是不够的，历史、哲学往往只告诉你一些结论性的东西，而文学是“活体的历史”，文学所保存的是明朝和清朝人生活的细节、场面、说话人的神态。读《金瓶梅》、《红楼梦》，使我们借阅读仿佛回到那样的时代，好像也在经历那样的生活。很多人说，要理解法国18世纪的历史，不是读历史学家的著作，而是巴尔扎克的小说，小说家用“活体”的方式保存了历史的细节，还原了那个时期人的生活场景和场面。所以文学是“想象的艺术”，“想象”的意思是把你没有经历过的、没有看见过的生活呈现在我们面前。通过这样的阅读，我们就能够经历一种别人的人生。
中国人很推崇游、见、识、历，所谓“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就是说要想使人生的长度、宽度得到延伸，最快、最便捷的是阅读，尤其是阅读以人生为主旨的文学。譬如我们读《三国演义》，读到诸葛亮的时候，就读到一种“谨慎”的人生；读“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的时候，就读到一种“豪放”的人生；读“胭脂泪，留人醉，几时重？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的时候，就读到一种“悲哀”的人生；读“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的时候，就读到一种“超脱”的人生；读《阿Q正传》，也会读到一种“自我调侃、精神胜利”的人生。当这许许多多人生叠加在一起的时候，人生的长度、宽度就增加了。
第三，文学让人认识死亡。文学还有一个重要的意义，就是不断提醒“人会死，死亡随时可能来临”。这个死亡来临之前，如何过好我们的人生，如何活出意义来，这就成了我们每个人要思考的问题。死亡分两种：一种是“自然之死”，一种是“道义之死”。文学主要书写和表达的是“道义之死”，“自然之死”没有多少书写的意义。比如，林黛玉是一不小心掉到河里淹死，这个悲剧就没有任何意义了。林黛玉不是简单地病死或是出意外，是“泪尽而亡”，是哭死的，是为了一种不能实现的爱情而死的，这样的死是“道义之死”，是有价值的死。“朝闻道，夕死可矣。”文学不断提醒人们，要过一种“闻道而死”的人生、“道义之死”的人生。苏东坡先生平生写的最后一首诗：“心如已灰之木，身似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所以，真正的文学总是用它独特的方式提醒、提示我们思索人生问题，人生问题的重要参照就是关于死亡的问题。
悲剧就是把认为美好的东西撕裂给我们看，死亡就是一次对人的最大的撕裂。所以通过对死亡的思考，使我们对人生产生完全不同的看法，这样一种人生就变得有质量、有价值了。李白在《东山吟》里表达了在谢安墓前的感慨，他说：“携妓（这里的‘妓’在当时也许只是指歌女，没有什么其他的意思）东土山，怅然悲谢安。我妓今朝如花月，他妓孤坟荒草寒。”意思是说我带来这个年轻女子，今天还如花似月，当初谢安活着的时候也肯定有很多如花似月的女孩子陪着他，但是这些女孩子现在在哪里？孤坟和荒草吧？想到即使这么美好的生命也终有一天会成为一个墓碑、一堆青草，可见他心底的悲哀，这个时候我相信李白也想到了死亡的问题。这样的问题提醒我们，在现世的人生多一个参照，使我们今日的人生重新有一个价值的依据——死亡是如此的真实。
一方面文学在记述、虚构和想象人生，另一方面也让我们学习、关怀死亡，所谓的“知死而后生”。
第四，文学可以塑造心灵，影响自我。文学是来塑造心灵，影响自我的，其中最重要的是塑造，塑造可以打开我们的心灵，使我们能够分享和通达别人的心灵。一个真正爱的世界、一个人性的世界，是每一个人的心灵都能呼应相通的世界。从这个角度来说，文学所塑造的心灵应该有一个宽广的世界，来分享别人的世界。也就是说，通过这样一种心灵的塑造，使我们能够理解别人的人生，理解这个世界上更多和我们相似的同命运的心灵，这就是所谓的大作家的一种心。
奥地利诗人里尔克有一首著名的诗《严重的时刻》：
此刻有谁在世上的某处哭，
无缘无故地在世上哭，
哭我。
此刻有谁在夜里的某处笑，
无缘无故地在夜里笑，
笑我。
此刻有谁在世上的某处走，
无缘无故地在世上走，
走向我。
此刻有谁在世上的某处死，
无缘无故地在世上死，
望着我。
里尔克把这个称之为“严重的时刻”，为什么是“严重的时刻”？这世界上有四件事情：哭、笑、走、死。为什么此刻无缘无故在世上某处？他说，哭、笑、走和死具有普遍性。“在世上的某处哭，无缘无故在世上哭，哭我”就是说远方的某处的哭和笑跟我有关系，可能走向我，他的死可能是望着我。作家的心灵在敏锐的时候一定能够感受到别人的痛苦，能够感受到每一种哭声、每一种死亡都跟他有关系。这样一颗文学的心灵，就拉近了这个世界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文学也可能正在慢慢复兴起来，因为中国经历几十年改革，物质、经济发展到一定的时候，生活已经衣食无忧的时候，我们会意识到还有一个心灵的存在，而安慰、守护这个心灵，如果没有文学，那是一个巨大的缺憾。现在，图书城里的畅销书还是文学书，引起社会话题的书也是文学书，文学并没有退出我们的生活，只是以另外的方式影响我们的日常生活，影响我们的精神和心灵。因此，我觉得文学的意义、文学的价值应该重新被我们认识。
我不赞成全民写作，像80年代那样，每个人都想成为一个诗人、一个文学爱好者。但是我赞成一个民族必须有一些文学素养、文学教育，使每一颗心灵不仅仅被今天的技术、物质所完全分割。今天的物质非常发达，技术也非常发达，但是物质和技术有的时候往往把人心变得冷漠和机械。只有文学能够像艺术一样，使我们的心变得柔软，使我们生活变得有梦想，使我们的人生开始怜悯。尤其是这个地震刚过的“严重的时刻”，我觉得每个人都可以通过这个事件，通过各种文学作品，重新反思我们的人生规划，反思我们的人生设计，反思我们人生的价值观。我想，如果能够达成这样的小小的目的，可能文学就还有它存在的价值。【现场互动】
听众：文学与宗教有什么内在的深层次的联系？
谢有顺：二者有关系，但又不是一致的。宗教或是哲学把人生想清楚或是有结论的东西表达出来；文学是要表达我们人生里想不清楚的、暧昧的、没有答案的东西。宗教和哲学给我们答案，告诉我们怎么活有意义；文学可能是写我们中间最艰难探索思索，同时又非常暧昧和混沌的这一段。所以结论是，很清晰的就不是很好的文学，真正的好的文学是模糊、暧昧、没有答案的文学。
听众：我在初中、高中时也背诵了很多诗文，反是成年之后诗文渐行渐远了，你对中国年轻人在学习文学方面有什么建议？
谢有顺：我理解这个变化，在初中、高中的时候背诗，现在更多地看好莱坞大片或是接受西方文化，这也无可厚非。我在教学当中一直遵循的原则是，无论你喜欢哪一种文化、哪一种文学，我都鼓励说都要投入你的生命，要找到与你个人的生命呼应的那个点。并不是每一种文学都能够给你带来阅读享受或是精神享受。比如，托尔斯泰不喜欢莎士比亚的戏剧。作为文学教师，我不能说我一点也不喜欢莎士比亚，如果那样说就连饭碗也没有了，就显得一点鉴赏力都没有了。但是作家是有豁免权的，他认为人怎么能在生活当中那样说话。当然，托尔斯泰忽视了戏剧的功用性，托尔斯泰可以不去读莎士比亚，你也可以不去读托尔斯泰。我是说，你要找到这么多文学里面跟你个人更呼应的部分。如果阅读和文学的思想能够唤醒生命当中沉睡的部分，能够使你的生命产生新的觉醒和苏醒，这才是文学的价值。所以不要被教科书、教义、文学奖项所禁锢，我觉得文学的意义是找到跟自己的生命相通的部分，找到了也就够了。
听众：汶川大地震引发了我们对建筑质量的发问，中国经济这么好，这个时期是不是要拿起文学的武器来唤起人们的良知和道德？
谢有顺：首先，你不要对文学抱太大的期望，文学还不能影响建筑质量。但我认同你的话，就是文学可以唤起一个人的良知，可以影响甚至重塑一个人的良心。
听众：有人将文学批评分为两种方法：一种称为主观认识、感性认识，依据自己的感官提出自己的真知灼见；还有一种根据理论来分析。你更倾向于哪一种？
谢有顺：文学批评也是一种写作，我不想把批评当做冷漠手术刀一样，仅仅解剖作品的一二三四。我觉得批判也是一种学问，也能够表达我对生命的感悟，包括我对生命的看法和对自我的分析，所以我更加认同投入了个人生命和个人感悟的批评写作。
听众：德国著名汉学家顾彬说“当代中国文学是垃圾”。你作为职业文学评论家，是否认为自己是一个捡垃圾的人？获诺贝尔文学奖的高行健的文学作品水平有多高？
谢有顺：我不赞成对当代文学有一个整体、武断的看法。文学是个人的作品，不同的人有不同的作品，难以用结论描述当代文学作品的复杂背景。包括顾彬先生发表“垃圾论”之后也有一个解释，就是没有说所有的都是垃圾，只是一部分。作为一个文学评论者，我不愿意用“武断”这个词描述当代文学，我更愿意诚恳地面对具体的文本、作品、作家，提出切实可信的文品判断，这是一个文学评论者的态度。我知道当代文学不尽如人意，尤其是现代消费时代，喧嚣浮躁的东西太多，以至于作家们普遍失去志向。不仅是你说的思想失去自由的问题，还有一个文学抱负越来越小的问题，很多作家满足于小得小失，满足于出一本书、得一点版税，而没有更大的抱负写满足这一时代、影响这一时代的作品。所以，我觉得现代作家要有耐心、勇气和智慧，好的作品是这三者的结合。
高行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品叫《一个人的圣经》，他1988年就写好了，之后带出去发表了，翻译成了法文、瑞典文等，但没有在中国大陆出版。他的作品有他的特色、他的语言，我并不认为诺贝尔奖的获得说明他是最好的作家。很多人认为2000年诺贝尔文学奖一定会颁给一个汉语作家，因为诺贝尔奖存在一个世纪了，如果100年当中没有一个汉语作家的话，我想这不是汉语作家的遗憾，而是诺贝尔文学奖的缺失。当时竞争力最大的是高行健、北岛，我个人认为授予北岛更有价值。最后还是给了高行健，但是里面是有原因的。第一，谁的呼声最高，当年是不会获得的，这是评委的基本心理。评委们会认为，你们都认为要评，我就不评，否则没有悬念了。第二，诺贝尔文学奖从来没有授予一个没有自己写作理论、写作观的作家。高行健的小说我不认为是最好的，但他很多的小说理论都符合诺贝尔文学奖的理念，而北岛除了诗歌、散文等，并没有写创作理论方面的东西。我觉得，高行健的文章在中国是中上水平的，如果要我数20位最优秀的作家，也一定有他。我一点儿也不迷信诺贝尔文学奖评委的审美观。中国每年那么多出版作品，我们自己读得都很少，更不用说远在他国的人了，但我们还是要感谢高行健对中国文学的贡献。【独家专访】
记者：现在谈什么之前都说一下地震，作家们在干什么？
谢有顺：讲任何话题，都很难离开这个大的社会时代背景。大地满目疮痍，我们岂能空谈？自己这些天一直在关注灾情，常常深感无力，尤其是面对劫难中那些乡村学校的废墟，心灵上的痛苦更是无以言表。现场救灾我们参与不了，灾后重建却是长达数年的工作，每个人都可以尽一份自己的力。我捐了3万元，与一些作家朋友发起“灾后乡村学校重建行动”，已筹得500万。在地震后的第三天我就决定为灾区重建做三件事情：一是领养一个地震孤儿；二是去重建后的北川中学或别的学校义务做一个学期或两个学期语文老师；三是联合写作的朋友们一起在灾区捐建一所或多所小学。不仅要筹钱帮那里建校舍，还希望每一个捐助者到时都能去那个自己捐建的小学看一看，保持联系或给他们提供一些别的帮助。我自己也来自偏僻农村，非常清楚这些来自远方的帮助，很能激励孩子们的学习热情。做点具体有效的实事比空谈更有价值。说句实话，这次大地震后，我是很怕作家们又在那里空喊口号，或者又花费人力、物力去写那些谁也不看的应景的、根据各类报道剪贴而成的报告文学。作家们对灾害的反应思维如此单一，也是作家的社会公信力越来越下降的原因之一。
记者：这次大灾难中有很多人写诗，你如何看？
谢有顺：这一次地震灾害发生之后，我们注意到了诗歌再一次发挥了它原有的魅力。许多民间诗人写的诗歌在网络上、短信里面流传，可能这些诗歌从技术来说比较普通和粗糙，但是所表达的感情却是非常真挚的。我认为，可能诗歌之所以感人，是因为恢复了文学写作当中的重要品质，就是“有感而发”。文学今天不断被边缘化、苍白化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离开了文学的核心使命——把感情抒发表达出来。这个已经成为很多作家忽略的问题。文学是精神的世界，同时也是情感的世界。这个大的事件面前，诗歌恰当地以短小精粹的形式把我们的情感抒发出来。但是我也担心：在这样的地震灾害面前，文学会不会被过度使用？在这一次抗震救灾当中，会不会扮演一个不太争气的角色？很担心现在很多作家又去采访，写那些应景的不关痛痒的报告文学。我认为在今天媒体高度发达的时代，作家们完全可以做更多有意义的事情。每一个场景和细节现在被几十个、上百个新闻挖掘得很详细了。作家面对这样一个灾难的反应，不应该停留在表层的、浅显的、场景的报道，更应当思考灾难背后的人性和微妙的、复杂的、坚韧的东西，可能这个才是作家的使命之一。
记者：这次大灾难后会有优秀的文学作品出现吗？
谢有顺：我觉得灾难能帮助作家积累经验、累积感情。再一个，我觉得文学不仅仅要写灾难，更多地要通过灾难进入对一种创伤记忆的反思。灾难记忆跟创伤记忆不一样，灾难更多的是事实层面的事情，比如死了多少人，如何发生的，这是事实层面的灾难。我相信很多的报告文学、通讯采访告诉了我们这个事实。而作家要比这个事实往前走一步，也就是把灾难记忆转化为创伤记忆，因为这个事件不仅仅是一个事实，还是一个价值事件。灾难对心灵造成什么影响？灾难背后的人心、人性是怎样的？这是创伤记忆。从“事实”到“价值”，表明作家的心灵对这个事件进行重新理解和思索，最后对这个实践就是一个更加深刻的认识。
要警惕一种题材的投机。中国有很多这样的作家，写作完全是题材的投机。发生雪灾、非典、地震这样的大事件赶紧去采访，根据媒体的报道综合一下就成了报告文学，用公款出版了后赶快送去评奖，得了个奖就自我满足一下，在整个运作过程中花的钱毫无价值。也就是说，面对这么重大的题材，真正有使命感的作家不应该把它那么快那么迅速处理掉，应该对这个题材有更多的调查、研究、分析、沉淀、酝酿，最终觉得自己的心跟这个题材融合了之后，才可能将这个题材写好。中国的作家大多数人都在浪费题材。从苦难意义来说，没有一个民族像20世纪的中华民族经历这么多深重苦难、这么多触及灵魂的各式各样的运动。但是坦率地说，中国并没有几个作家写出跟这样的苦难相对应的作品。我觉得应该更多反思，要更多地观察事件背后的耐人寻味的东西。
记者：现在广东文学的情况怎样？
谢有顺：广东文学的长处：一是作家的心态比较平和，不像一些作家对文学充满不切实际的幻觉；二是广东作家所面对的生活经验的鲜活性、复杂性和独特性，是其他地方所不能比拟的。在这里，最传统的和最现代的、最高尚的和最污秽的、最先进的和最落后的、最新锐的和最保守的，都混杂在一起，这就给广东作家提供了丰富的写作资源。不过，广东文学也存在着明显的问题，比如，缺乏标志性的作家，最大的问题是广东作家的话语方式过于陈旧，只关注“写什么”的问题，在“怎么写”的问题上一直未有突破，无法成为艺术变革的“风向标”，有自己语言风格的作家几乎没有。广东作家普遍不太勤奋，容易小富即安，习惯在一个小范围内争一己之短长，缺乏更大的文学抱负。文学是精神的事业，好的作家应是才华、智慧、勇气和勤奋的完美结合，就此而言，广东作家还需努力。
2 路遥、贾平凹、陈忠实小说的比较
雷达主讲人简介：著名文学评论家，第一、二、三届“鲁迅文学奖”评委，第四、五、六届“茅盾文学奖”评委，现任中国作家协会创作研究部主任、中国小说协会常务副会长、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等职，兼任兰州大学博士生导师、甘肃省文学院名誉院长等。著有《灵性激活历史》、《为什么需要和需要什么》、《思潮与文体》等，主编《中国现当代文学通史》、《现代中国文学精品文集》等，曾获中国文联文艺评论奖、中国当代文学优秀科研奖、上海文学奖等奖项。
封闭成就了三位作家的坚韧，坚韧成就了他们的文学成就，他们最好的作品里都有“生命写作”的影子。文学是春天的细雨、夏天的凉风、秋天的朗月、冬天的暖阳，它能滋润我们的灵魂。今天很多作品之所以不能超越《红楼梦》，是因为《红楼梦》燃烧着对青年、对美的梦想的追求，对呼唤爱、呼唤美的期待。经典就是你每一次重读这一部著作都有一种初读的新鲜感，而你初读这个作品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真正的文学作品需要和市场保持警惕，真正的文学必须与市场划清界限。
在南海之滨、改革开放的特区，商业化程度很高、休闲化娱乐化程度很高的名城珠海，来谈论西部农耕文化比较发达的、相对封闭的三个“土包子”的作品，这是什么意思？因为我们可以通过这三个作家对中国乡土叙事的意义、在中国文坛的位置、成功的启示以及一些难以克服的局限性等，观察当今的中国文坛和中国文学。一 路遥、贾平凹、陈忠实脱颖而出的真实缘由
路遥、贾平凹是工农兵学员，陈忠实是高中毕业生。为什么会取得成功？为什么出在相对封闭的陕西，而不是广东、上海？因为他们有极为刻苦的创作精神和极为坚韧的品质。
路遥的死现在有不同的说法：一种说他是累死的，另一种是路遥的家族有肝硬化史，但也不能排除他是被累死的。《平凡的世界》本来中午可以写完，但是到下午五点还没有写完，别人也不敢打搅他。他写完以后把圆珠笔扔到窗外，大哭一场，当时手全都缠在一块儿伸不开，最后要用热水泡才可以伸直，这是超强的劳动呀！贾平凹也是这样，写《废都》也好，写《秦腔》也好，凡是写重要的作品，他都是闭门谢客，封闭在陕西好多天不见人，集中精力写。陈忠实立志要写一部砖头一样厚的书做枕头，作为他一辈子的里程碑。所以他大概四五年时间没有参加任何笔会，他阅读了大量古今中外的作品，而且呼吸当时文学界最新的空气。他比路遥前进了一步，路遥始终停留在社会历史文化层面，而陈忠实进入了一个文化化的过程，他吸取了当时农耕文学当中有益的东西。他们都有刻苦精神，都与农民有血缘关系，他们的作品当中都有一种生命体验带来的生命质感，在他们最好的作品里，可以说有“生命写作”的影子。
我曾经提到生命写作、灵魂写作、孤独写作。他们都有文化的“乌托邦”，他们的理想社会是父慈子孝、男耕女织的和睦农业文化生活。贾平凹的《商州》就是这样的场面，陈忠实的白鹿村是“仁义村”。陈忠实偏重于儒，贾平凹偏重于道。这三个人都很好，是值得研究的现象。任何作家都离不开今天的文化语境，越是这样的文化语境当中，我们越是要琢磨他们对我们到底有什么意义。
我们面对现在的文化语境还有很大的问题。经济高速发展了：经济发展指数是9%，有2.2亿网民、4亿手机用户，石油消费量是全世界第二，水泥消费量全世界第一，卫星、“神六”上天，等等。但是人在经济欲望面前，会不会成为欲望的奴隶？人会不会变成“车奴”、“房奴”和“物奴”，而没有精神的存在？我们是不是丧失了“爱”的能力、“想象”的能力？
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就需要包括文学在内的文学、艺术、文化。有一个著名作家说，文学不是鸦片不能治头疼，文学不是面包不能疗饥饿，但是文学是春天的细雨、夏天的凉风、秋天的朗月、冬天的暖阳，它能滋润我们的灵魂，它是对生活意义感悟的东西，使人变得更加美好的东西。
路遥、陈忠实、贾平凹三个作家很难得地创造了一个文学奇迹。路遥感动人的到底是什么？在高校里面，《平凡的世界》是很多年轻人最喜欢读的书，为什么？这不能不说到路遥这个人物。路遥是一个处在底层非常贫困甚至受到过很多屈辱，但是一定要出人头地的人。我下载了一些东西给大家看看，（画面上）路遥在延川的山坡上指着山下的县城说：“当年我穿一件破棉袄，但我在这里翻江倒海，18岁就是清涧县革委会副主任。”
贾平凹写路遥少年时候的情形：“他把一块石头向沟里扔去，惊起一群飞鸟。他一边削土豆一边恶狠狠地说，我弄长篇，你弄中篇，我就不信我们就打不出潼关（《平凡的世界》很长一段时间受到冷落）！”路遥对贾平凹说：狗日的！一点儿也不懂文学。这个里面（被骂的人）也包括我，虽然路遥是我的好朋友，但是当时他把作品拿给我看，我当时的评价不是太高，我认为《平凡的世界》是《人生》的一个扩大版。我当时说《平凡的世界》中的两个人孙少安、孙少平是高加林一分为二，留在土地的那个是孙少安，留城里那个是孙少平。路遥听了很不高兴，虽然我们是好朋友，所以他后来写《早晨从中午开始》也没有写到我，但是我们一直是很好的朋友。我后来对他的作品估价很高了，我在《求是》杂志上写过文章重新评价他。但我仍然认为《平凡的世界》的价值主要不是文学价值，第一个是认识价值，第二个是励志价值，第三个是理想价值，这是我个人的看法。
为什么是认识价值？他是写1975～1985年的陕北农村，写了县城、矿山、城乡交叉之间，展现了非常大的（当时社会）画面，他写了三个家族，可以让读者对农村的认识很宽阔。他写的主人公孙少安、孙少平、田润叶等，都是在底层生活的人，都不服输，要从农村走出去有一番作为。很多高校的学子看了路遥的作品受到极大鼓舞，特别是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有一个长篇联播，路遥的作品《平凡的世界》得票最多。
路遥的《人生》主人公为什么叫高加林？因为当路遥还是一个孩子的时候，在陕北寒冷的冬季，他就知道天上有一个人叫“加加林”（苏联宇航员），所以路遥非常向往加加林，所以把主人公名字改为“高加林”，里面有一种理想主义的东西。
贾平凹写路遥的时候说，他是一个强人，强人身上有比一般人优秀的地方，但也有一般人不可理解的东西。他大气但是也霸道，让人尊敬也让人有距离。他一直都隐瞒自己的病情，大家看上去都说他有肝病，但是他不愿意承认，他不愿意自己的弱点给别人知道。我不明白，为什么他不希望人家知道他的病情呢？我觉得这个背后的心理很复杂，这是一般的要强吗？他对人生怎么理解的？我觉得他可能不是在考虑别人，他是不能容忍居于人后，而他又儿女情长，他的感情脆弱、内心寂寞。他是一个有大魄力的人，文学并不是他人生的第一选择，他干什么都能干成。但是他对文学燃起了火一样的、炽热的、灿烂的光辉。这是贾平凹对路遥的评论，我比较同意。《平凡的世界》是按照传统的现实主义写的，1985年前后当时很多其他类型（比如香艳小说等）都已经出来了，但路遥并没有接受当时流行的外国小说，他说澳大利亚的什么长毛羊就是不如我们的羊好。他读柳青的书，柳青写得最好的是《创业史》，不知道大家看过没有，语言很漂亮。路遥读柳青的《创业史》读了七遍，深得柳青的创作影响，所以柳青是他文学上的教父。我们总起来看《平凡的世界》，是17年的文学影响，也是新时期文学的重要开篇，就是个体意识增强了。郁达夫曾经写道，“五四”发现了“人”，这个“人”不是为父母、为君主国家活着的“人”，而是为自己活着的“人”。高加林就是为自己活着的人，个体意识增强了，这是以前所没有的。路遥充满了矛盾，他写的高加林其实有他的影子，一定要冲出乡土，一定要割断农民的脐带，我不再是农民的儿子，我要去闯世界去，外面的世界更加精彩！但是，他又让高加林碰了一鼻子灰，最后还是回到了黄土地，他抓了一把黄土说，我的亲人啊！这就是他的矛盾。
陈忠实是高中毕业，但是他酷爱文学，我在《白鹿原》展览馆看到他少年时期抄的很多本子，他把喜欢的文学作品的段落抄了很多很多，他是下过苦工夫的。他在写《白鹿原》之前跟之后判若两人，他是突然得道的。他以前写的作品也不错，但是无法跟《白鹿原》相比，《白鹿原》自出版15年来，改编行为没有间断过，前后有秦腔、泥塑、话剧、舞剧、连环画等，最近又有芦苇改编的电影《白鹿原》。为什么《白鹿原》过了15年我们还在讨论它？因为它的生命力是强大的，现在好的作品太少了。当然这里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就是《白鹿原》表达了人们对本民族宏大叙事的期望。我们一个民族有没有值得自己骄傲的东西？德国人谈到歌德什么感觉？俄国人谈到托尔斯泰什么感觉？法国谈到左拉、巴尔扎克什么感觉？美国人谈到辛格、马克·吐温等人，都是他们的骄傲！我们中国要让世界承认我们，谈什么呢？我们缺少在全世界被认可的宏大叙事的高度，《白鹿原》实际上也没有达到那样的高度。当然我们有四大名著《红楼梦》、《西游记》、《水浒传》、《三国演义》，《红楼梦》为什么伟大？今天很多的作品为什么就不伟大呢？就是因为《红楼梦》燃烧着对青年、对美的梦想的追求，对呼唤爱、呼唤美的期待。
为什么《白鹿原》赢得了这个声誉？这个书第一句话是：“白嘉轩后来引以为豪壮的是一生里娶过七房女人。”很多人认为这句话来自于《百年孤独》的第一句话：“许多年之后，面对行刑队，奥雷良诺·布恩地亚上校将会回想起，他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遥远的下午。”这两个没有什么直接关系，但他第一句话是够哗众取宠的了，一个人娶了七房女人！但是你要往下看，第一句话“横空盘硬语，平地起波澜”，当你看了第一房女人、第二房女人、第三房女人等相继死去，他跟每一个女人的新婚之夜不一样，每一个女人的形象不一样，性格做派不一样。所以《白鹿原》不是哗众取宠的东西，他对生活有深入的观察。《白鹿原》中的白嘉轩就是一个典型的农民形象，以前就没有人这样写过农民。以前写中国农民都是写阿Q式不觉悟的农民。二 三位作家的叙事风格分析
以前乡土叙事有三大模式：一个叫启蒙模式，一个叫田园模式，一个叫阶级模式。启蒙模式就是知识分子来唤醒你的个体意识，发现你的“病”，引起疗者的注意，比如鲁迅先生的阿Q。田园模式比如沈从文的《边城》。阶级叙事的就很多了，从赵树理开始，从《小二黑结婚》、《创业史》、《红旗谱》到《艳阳天》都是阶级叙事。但是我认为路遥、陈忠实、贾平凹都不好往这三种叙事模式里套。路遥受阶级叙事的影响比较大，他在《平凡的世界》里加入了个体意识。而陈忠实根本不是这样，他也写阶级斗争，里面有一个黑娃把田小娥这个性奴隶从主人家里解救出来，然后找一个窑住了进去。贯穿这个作品的不再是这个阶级与那个阶级的你死我活的斗争，而是礼教和人性的冲突、灵与肉的冲突、天理和人欲的冲突。《白鹿原》正面观照中华文化精神和这种文化所培育的人格，进而探究民间文化命运和历史命运，但真正的目的是穿越社会，紧紧抓住赋予文化意愿的人格。《白鹿原》的出现告诉人们，我们民族的文学思维并没有停止，作为有社会良知的作家也没有放弃对精神的思考，这样大气的作品，没有足够的冷静，没有充分的学养，是很难轻易写出来的。
小说是一个民族的秘史。什么叫民族的“秘史”？秘史是相对于正史而言的，是小历史，不是政治的那种历史，而是人性的历史。中国是家国一体的，是一个家族历史。《白鹿原》的成功不是偶然的，我评价时说，这一次是十多年以后重读《白鹿原》，依然感到惊心动魄，我觉得它有接近于经典的品质，我不敢说就是经典。什么叫文学经典？意大利文学家卡尔维诺说过一句话：经典就是你每一次重读这一部著作都有一种初读的新鲜感，而你初读这个作品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
我觉得，好文章、好风景是可以激起你憧憬的东西。关于《白鹿原》的讨论很多，白嘉轩是什么人？黑娃是什么样的人？我们现在等着看《白鹿原》的电影拍得怎么样，但是我觉得经典性的东西很难拍，文学性著作都难以改编，倒是二三流作品比原著改得还好一些。陈忠实现在也不准备再写长篇小说，好像超越《白鹿原》的可能性不是很大，原因也很多，他本身也有局限性暴露出来了。在《白鹿原》本身，虽然陈忠实比较反感“文化包容主义”，但确实有这样的东西。陕西这三个作家都不会批评农民，去发现农民身上的劣根的东西都比较少，都是维护的。他们的世界是非常温馨的，这是理想的温馨的世界。
贾平凹这个人个子不高，比较沉默寡言，比较羞涩、敏感，但是这个绵薄的身躯有很大的能量，长篇、短篇、中篇、散文、诗歌、杂著，已经写了上千万字的作品，他的创造力确确实实让人感到惊叹。贾平凹写了一些讴歌新生活的作品，比如《满月儿》之类的，后来写了严峻的城市生活虚无气质的作品，受到了批评界的批评，说一个作家可以写生活的碎片，但自己的灵魂不能破碎。那个时候有很多的评论家都批评他，也包括现在还在世的胡采。那时贾平凹陷入了低潮，怀着孤独的心情回到故乡商州，他一个县一个县地走，白天走晚上写笔记，写出了散文《商州初录》、《商州三录》，《商州三录》写得非常精彩。回到民间，从民间汲取能量，散文《商州三录》奠定了他在文坛的位置。三 知识分子的精神救赎
但是80年代好像文化大英雄是话语中心，都是民族代言人。可是到90年代商品经济来了以后，知识分子从文化中心到边缘，和百姓处在一块儿的处境，精英文化人都失落了，出现了精神危机。贾平凹的危机意识比任何人更加敏感，这个时候他发表了小说《废都》，发行量上百万、上千万，盗版铺天盖地，但是《废都》被查禁了。但贾平凹自己非常看重《废都》，说是“唯一可以安顿我灵魂的地方”。《废都》里面有很多的框框。大家都知道，艳情小说里面描写性高潮经常有很多的方块（框框），有人说这是艳情小说的“淫秽版”，里面写到了性，并评论为不仅不节制而且格调还低下，不但描写了性行为，还写了性器官。那这到底是什么书？是糟粕还是另有企图？写了主人公庄之蝶大量的性行为，但是他的性放纵跟《上海宝贝》的性放纵不一样，他性放纵以后带来的是更多的痛苦和难以自拔的精神分裂，而《上海宝贝》这些“70后”的作品里，性行为堕落描写得兴高采烈，放纵以后是更加堕落。在我看来，《废都》直面知识分子的心灵震荡，裸露知识分子的灵魂元素。80年代知识分子从规划更新以后，把民族和国家灾难变为自己的个人受难史，知识分子变得先知先觉，知识分子被理想化、英雄化、圣洁化。90年代知识分子从人民英雄滑落到平民百姓，失重感、被抛弃感加倍地放大了他的荒凉感，在这样的背景下《废都》出现了。庄之蝶选择自暴自弃和性放纵的生活方式，企图以此达到自我救赎的目的。《废都》充满一种绝望感，虚无主义的感觉。写庄之蝶，主要是写古老文化在现实生活中的颓败，进而把“士”演变了中国人的生存危机和精神危机。它跟《上海宝贝》完全不一样。
我们看到西京城里的生活，90年代以后进入了商品经济时代，很多人都在忙着造假，所以有人说“假烟假酒贾平凹”，整个西京都是假的。大家没有空来思索生存的意义，只能听凭外界裹胁躯体作出条件反射的被动反应。“要吹捧就要媚俗，要添油加醋，要惹出官司，惹出了官司就要打官司，打官司就要去平息官司，平息官司就要贿赂当官的，不能不找人代笔写文章，代笔写文章又不能不作假，这样又惹出新的麻烦。这就是‘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人一旦进入一个‘连环套’，就欲生不得，欲死不能”（这是我的文章《心灵的震荡》里面的部分文字）。可是你没有办法拦住任何人不进入这个“连环套”里面去，是飞蛾必然要扑火。大家从原来的文化体制当中被抛出来了，一个个浮躁、彷徨、迷惘，变得自己也不认识自己了。庄之蝶的名字来自庄子《中庸》里面的“我非我”，所以自己都不认识自己。在这里，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大行其道，大家忙于动作而终止了思考，把思索的问题交给哲学人物，把神秘现象交还给刘老太太，这样我们面临的就是物欲横流、精神荒凉的大废墟。
为什么庄之蝶这个人要性放纵，不断扩大性对象？他到底要干什么？我有一些这样的设想：庄之蝶不断地扩大性对象，几乎陷入肉欲不能自拔，这些是为了什么？我的看法是，首先他沉迷女色是为了逃避现实，还有他需要一种安全感和轻松感。堂堂一个大作家为什么不与和文学同样高深的女性来往，偏偏要与没有什么文化的女人纠缠呢？其原因就是，他要卸下沉重，寻得片刻的轻松和麻醉。这并不奇怪，这是脆弱、胆怯、敏感、处于封闭保守和失重状态下的庄之蝶本人行为的必然。庄之蝶通过性活动暴露出灵魂的复杂，比他在现实生活当中的流露要多得多。他的软弱、他的窘迫、他恶劣的情绪、他的自相矛盾的女性观、他从小追求美的人性，全都跌落在现实中，全可以从他的性事中看出来。庄之蝶把他与唐宛儿的“框框”视为生命力的证明，找到了自己。唐宛儿是因为她不断调整的新鲜感激化了庄之蝶，他们共同认为喜新厌旧是一种创造性的表现，他们的看法似乎很现代，但是庄之蝶没有逃出“士”这样的角色，唐宛儿也没有逃出封建时候“妾”的理想，他们的关系带有浓厚的中世纪腐败的气息。《废都》是从性方面来描写，试图从这个最隐秘的层面切入，暴露出一个病态痛苦的知识分子。让大家看到知识分子一旦放弃了使命的信仰将会是多么的脆弱，多么的可悲。透过这个，我们可以看到浮靡和物化的整个世相。这是我对这本书的看法。
但是《废都》有自己的艺术价值。有人说《废都》照搬艳情小说，我认为也不是这样。《废都》里面的语言是活泼的，也是有生命力的。比如说，里面写到阿灿，阿灿笑了一下，笑得很硬，说“人晦气了，放屁都砸脚后跟！”说你现在红，不说红得发紫，说“红得尿血”。类似这样的东西（很口语化的东西）小说里面到处可以找到，是把叙事的艺术提到了新高度。
总体来看，《废都》是这样的作品：它生存在20世纪末中国的一座文化古城，它延续了本民族特有的美学风格，描写古老文化的积淀与现代文学的消沉，表现了某些中国知识分子在文化时空交错中的生存困境和精神危机，透过知识分子的矛盾来探寻人的生存价值和终极价值，这原本就是许多大作家及世界文学都在反映的东西，这与世界性文学现象有一定的沟通。
贾平凹在《废都》以后有很多的长篇小说，比如《怀念狼》、《高老庄》、《白夜》等，我都写过评论文章。更多的是他在2005年发表的《秦腔》，这本书很成功。它主要是一种细节向前滚动，这个不太好读。没有那种吊人胃口的情节，没有任何悬念，完全是一个生活的联轴向前滚动，但很多细节还是有味道的。它主要写了中国农村的现代转型，以及中国农村大幅度的转移人口脱离土地以后的凋敝。秦腔有两个象征：一个是土地的象征，一个是文化的象征。写的是农村的解体，很多主人公都有象征意义。为什么要这样写呢？他写的是无名状态，一个人的一个现象难以形容的时候就是“无名状态”。为什么是无名状态？今天农村的情况贾平凹也难以把握了，他只能如实道来，让生活自己去说，所以就写了一大堆鸡零狗碎的东西。我们发现有一些可以概括是什么东西，但是有些东西是难以说清的，所以分为有名状态和无名状态，所以它是一本无名状态的书。
2008年贾平凹发表了《高兴》，“高兴”是一个人的名字。写了一个进城捡拾破烂的人刘高兴（这个人不再是阿Q式的农民，而是清醒的、人文的农民），在西安城里晃悠企图成为城里人，而最终没有真正成为城里人的过程。这与今天的移民潮、亚乡土叙事、底层文学相结合了。我个人认为，从《废都》到《秦腔》，再到《高兴》，贾平凹由城而乡再由乡而城，变幻着不同的人和不同的事，但它们也重复着大致相同的精神走向和审美色调。我认为这主色调是挽悼、伤逝、怀旧，是“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是无处不在的现代性乡愁和无往不遇的沧桑感。不过，他并不疾言厉色地批判现代都市文明病，他知道自然的法则和时代的潮流是挡不住的，于是他总是一副哀而不伤、贵柔守雌的姿态，感应时空运转的无情，抚慰灵肉冲突中的敏感脆弱的受伤者。
我觉得当今有个文学现象出现了，我把它叫做“亚乡土叙事”，中国有60%以上的作家在写这样的作品。何谓“亚乡土叙事”？就是写当前一大批身在城市但是灵魂还在农村的人，这些作品写城乡接合部和城市边缘地带，描写农民进城的灵魂状态，反映现代化进程中我国农民必然出现的精神现象。中国面临了第三次人口的大迁徙、大转移、大游动，很多人离开了自己的故土，离开了自己的家乡到城市去，但并不真正融入城市，其实他们还会受到歧视，他们经常体验到在路上的感觉。比如田耳的《一个人张灯结彩》、葛水平的《喊山》、迟子建的《世界上所有的夜晚》，等等。“亚乡土叙事”已经由被动地驱入城市变为主动地奔入城市，由生计的压迫转为追逐都市的繁华梦，由焦虑的漂泊变为自觉地融入城市文化，体现城乡两不搭界的在路上的迷惘和期待感。城市是当代中国冲突的焦点所在，大量的农村人口涌入城市，形成“城市文化”和“乡土文化”两种文化的冲突，从而产生一种错异感、异化感、无家可归感。
在乡土，谁也没有办法抵御现代化浪潮的袭击，很多人不愿意回去（农村），不但身体不愿意回去，精神也不愿意回去。而中国现在的文学还不能说把这种很严重的精神现实写出来，真正表现流动人口内心感情的作品写得还不够。今天中国农民是在被动地自我现代化，他们不再是传统的小农，也不是阶级斗争时代的农民，也不是80年代启蒙主义时代的农民，也不再是90年代彷徨的农民，而是自我现代化的农民。乡土记忆在强大的现代化冲击下，已经变得支离破碎。在乡下的人也在大量地丧失农民性，成为城市欲望主体的异形。你别看他们不了解城市，不了解城市人如何生活，但因为资讯发达，他们就成了城市的异形，这是中国当代农民的现实。但是，我们必须要看到，实际上我们这种人口迁移不是真正的迁移，很多人到珠海很长时间也并不是珠海人，他在为别人的城市流汗。要真正找到主体的感觉还很困难，也很遥远。但是中国这一次大的人口迁移，是中国社会矛盾的焦点。
贾平凹先生还在继续着，他的创作里面有很多很多东西，需要研究这个专门的作家。
总的来看，这三个人有什么特点？他们有共性，例如他们身上的人民性，充满生命质感、生命强硬的笔墨，浓厚的乡土情结、底层意识、平民立场。他们不是站在高处俯瞰的贵族和精英立场，他们是平民立场。因为他们有道德理想主义和文化的“乌托邦”，他们的理想就是非常和谐的社会、男耕女织的社会。这三个作家的底层立场和民间情况比较突出，比如路遥是描写生活中的弱者和精神上的强者，虽然居住条件差却怀抱着高远的理想和顽强的毅力、高强的品质，与其地位形成剧烈的对照和反差。路遥说过一句话，其实写小说没有什么可高贵的，跟我们的父辈在地里面劳动是一样。他有一个人生观，他认为人生是充满苦难的，只有在不断地和苦难的搏斗中人才活得充实和幸福，如果人不和苦难作斗争就没有幸福感。他从来不相信机遇和他有什么好运气，说只有诚实地劳动才是自己的信仰。路遥也很向往英雄，但是他们都缺乏知识分子的精英意识和启蒙意识，路遥稍微好一点，陈忠实、贾平凹就比较少，他们都不是贵族化的写作。另外他们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把沉重的劳动诗意化、把苦难神圣化、把道德伦理崇高化。路遥写父慈子孝、好人有好报、有为的青年一定要实现梦想，陈忠实写的好人应该要“自耕自种而食，自编自织而衣”，贾平凹把乡村写成恬淡诗意这样的一种“乌托邦”的生活。
总而言之，他们三个人都处在相对封闭的环境中，一方面封闭成就了他们的坚韧，而坚韧成就了他们的文学成就；另一方面封闭也遮挡了他们的眼光，所以他们的作品也有些缺陷。比如贾平凹的《废都》，人家怎么叫“废都”，不是“废村”而已吗？主人公仍然有一股泥土的气息。特别是陈忠实、贾平凹的作品里面，陈忠实基本上推崇儒家的仁义道德，朱先生是他的理想人格的神、文化的神，他很少从实际方面思考问题和批判问题。还有贾平凹也缺乏批判的意识和怀疑的眼光，所以他的作品也会走投无路，他不知道如何自救。他往往写出了生活是什么样子，但没法写出生活应该是什么样子，他缺乏一种更高远的东西。当然他们也有超越，超越了自己的狭隘和旧的眼光，但是对于人的意识和普世价值，还没有在他们的作品当中得到充分表现。【现场互动】
听众：目前有一个文学过度娱乐化的问题，比如说现在比较流行的一些穿越小说、盗墓小说，等等，请问是什么原因？
雷达：我们现在出现了专业阅读、大众阅读、网络阅读严重分化的现象，不知道大家注意到了没有。“专业阅读”一般是对传统意义上的文学进行阅读，我们觉得哪些作品比较好，对可以陶冶性情，可以给精神以愉悦的文学作品进行阅读。“大众阅读”是老百姓喜欢的作品。而网络的形式是广大网络的群体，更多的是年轻人。我现在到书店里面就很不理解，最畅销的是什么书？第一个是官场小说，第二个职场小说，还有青春小说、校园小说，这些书卖得最好。还有玄幻小说、穿越小说（穿越时光的隧道突然回到过去）、盗墓小说等。现在我了解的还有一种影视带动了销售量，比如《大明王朝的1566》、《狼毒花》、《亮剑》，等等。还有一些比较特别的，《狼图腾》、《藏獒》卖得比较好。还有官场小说就是《驻京办主任》、《市长秘书》、《我的女上司》等，这些卖得比较好。那些官场小说写得非常直白，甚至不如以前写的东西，为什么（销量这么好）？就是因为“官本位”在生活当中太根深蒂固了。大家明明知道贪官不好，但是还是有很多人要看怎么贪。另外官本位是初衷，一方面他讨厌官本位，另一方面也想当官，这个是中国传统文化中非常重要的东西，由于这种种原因，所以人们就写官场的东西，虽然文学价值不高。
而职场小说就是如何对付经理，几个人一起竞争，对付上司，等等。网络上鼓吹的东西我们确实不喜欢。现在传统的莫言、苏童、余华的小说发行量也不大，只是个位数（几万册）的发行量。但郭敬明、韩寒的书可能写得我们看着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但也是上百万的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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