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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托克维尔

出版社：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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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制度与大革命试读：

前言

以上是托克维尔当年写作《旧制度与大革命》的初衷。然而，单就书名而言，《旧制度与大革命》很容易被误解为支持或反对革命，而他的另一本《论美国的民主》则很容易被误解为支持民主。事实上，托克维尔的卓越之处在于，他看透了法国革命与美国民主的必然趋势。这二者作为一种时代潮流，是不可逆转的，但托克维尔同时又对其保持着一种冷静的审视。

2012年上半年，《旧制度与大革命》突然在中国知识界掀起一场不小的阅读热潮。同年11月30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王岐山在主持听取专家学者对反腐败工作的意见和建议的座谈会上指出：“我们现在很多的学者看的是后资本主义时期的书，应该看一下前期的东西，希望大家看一下《旧制度与大革命》。”

中央高层人士公开推荐阅读《旧制度与大革命》，那么，这本书有什么地方值得推荐？一本初版于1856年、主要讲述法国的旧制度与法国大革命的书，缘何会在相隔甚远的一百多年后，引起处于变革转型期的中国社会的广泛关注？

或许，这与中国当下的改革处境密切相关。而且，置身于十字路口的中国人，也似乎迫切希望能从这本经过岁月洗礼的经典著作中得到某些启示。像中国这样的在世界上举足轻重的大国，无论是从历史上看，还是从当下的外部环境看，现代化转型都不会那么一帆风顺，出现曲折和困难是在所难免的。

那么，有一个问题呼之欲出：是要自上而下地改革，还是要自下而上地革命？

在对这个问题进行解释之前，我们再将思路转回到《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中来。在论及法国革命的问题时，与其他学者不同的是，托克维尔的视角是独特的，他将法国1789年以后的60年的历史视为一个整体，统称其为法国大革命。他原本想把1804—1814年这10年帝国时期作为该书的叙述主干，力图清楚地交代帝国产生的过程，它何以能够在大革命创造的社会中建构起来，所依托的变革手段及策略是什么；拿破仑创立帝国的真实意图何在，他对历史有哪些贡献，又经历了哪些挫折；帝国虽然短暂，但其产生的影响深远到了何种程度，对于世界历史的进程与走向起了什么作用，尤其是对法国的命运有何影响等等。

然而，作为一个亲身经历过重大历史变故的观察家以及曾在法国政治舞台上施展过拳脚的人，托克维尔并不满足于单纯地将史实和盘托出，“写另一部大革命史”，而是竭尽全力地试图阐释那些构成当时历史链条的主要环节的大事、要事的原因、性质与意义。随着时光的流转，托克维尔对原始材料的分析研究日趋深入，最终将大革命的深刻根源聚焦在法国的旧制度上。

不难看出，《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是围绕法国大革命这个核心展开阐述的。法国原有的封建制度因为腐朽不堪和不得人心而坍塌，但社会动荡却并没有带来革命党预期的结果，不管是统治者还是民众，最终都被彼此间的怒火焚烧得遍体鳞伤。

这表明，革命不一定需要，而暴力革命又实在是太过恐怖，可能是一场最终将摧毁所有人的战争，并且对社会的破坏力极大。更何况，暴力革命未必就能彻底改变社会之根本，也未必一定会带来革命者预期的幸福。所以，对国人而言，在改革与革命赛跑的过程中，寄希望于良性而有效的改革能够跑过后者，是一种明智的选择。潜心改革才是正道，而对于本身就是一种破坏的革命，我们要尽力避免。

中国社会科学院史学专家马勇教授说：“古典中国政治一直追求建构一个超稳定架构，‘官逼民反’‘逼上梁山’应该是中国政治家、士大夫阶层对中国政治思想最伟大的贡献。简单的八个字，说出了‘旧制度与大革命’的本质。”

事实上，不少人阅罢《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头脑中便会不由自主地浮现出“乱自上作”四个字。话说金圣叹在批《水浒传》第一回时指出：“乃开书未写一百八人，而先写高俅者。盖不写高俅，便写一百八人，则是乱自下生也；不写一百八人，先写高俅，则是乱自上作也。”正是有高俅、蔡京、宋徽宗等佞臣昏君从上头先作乱，才有李逵、武松、孙二娘等流寇暴徒在下面后行凶。也就是说，乱源并非在于市井，而是在于朝廷。

杀戮是果，无道是因。那么，中国如何行事，才能有效防止乱生于肘腋，并且真正实现全社会的和谐发展呢？法国历史学家托克维尔这本在一百多年前写的书，或许能够给中国带来一些启发，也或许，这恰恰是全社会纷纷将视线聚集于此书的一个重要原因。

1856年，该书出版时，托克维尔曾写信对妻子坦言：“《旧制度与大革命》这本书的思想不对任何人谄媚：正统保守派会在其中瞅见一幅旧制度和王室的不良图景；虔诚的教徒则会看到一幅对教会不利的图景；革命派会瞧到一幅对革命的绚丽衣裳提不起兴趣的图景；只有那些心怀自由主义的友人会对该书爱不释手，但其人数也寥寥可数。”然而，令托克维尔没想到的是，《旧制度与大革命》受冷落数十年后，居然突然蹿红，在法国、英国、美国、德国等都很畅销。现在，在中国大地上，也逐渐掀起一场阅读此书的热潮。

本书的译成，参考了托克维尔此部著作出版以来的诸多版本，如1856年由亨利·里夫在英国出版的英文版，1856年由约翰·邦纳翻译的在美国出版的英文版，1866年由古斯塔夫·德·博蒙特在法国出版的法文版，1952年由J.P.迈耶主编的在法国出版的《亚历克西·德·托克维尔全集》，以及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的中译本，并从中获益良多，对此深表感谢。另外，书中的一些原注太过专业，译者只得忍痛割爱；对于行文中涉及的史实、人物和典章制度，译者进行了一些必要且简要的注释。若本书译文及注释有不妥之处，欢迎读者批评指正。

最后，请读者赶紧叩开书扉，进行一番精心的研读吧。掩卷深思，托克维尔试图告诉我们的，以及我们应该警醒的，究竟是什么？引言《旧制度与大革命》是20世纪90年代被翻译到中国的托克维尔的经典之作。2012年，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王岐山在召开反腐座谈会结束时，向与会的学者推荐了《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立刻引起了国内外的关注与各种解读，一时洛阳纸贵。

阿历克西·德·托克维尔（1805—1859）是法国著名的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他一生经历丰富，历经第一帝国、复辟王朝、七月王朝、第二共和国和第二帝国五个时期，并且有着多年的从政经验，这使他具备了很强的观察能力、分析能力、表达能力。他从1851年起即开始着手对法国大革命的研究，到1856年本书出版，共耗时5年时间，其间查阅了大量档案、文书等一手资料，使得本书更具客观性、系统性、科学性、严谨性。《旧制度与大革命》所讲述的主要是法国大革命时期的一段历史。1789—1799年间的法国大革命发生于欧洲激烈的政治及社会变革时期，法国的政治体制在大革命期间发生了颠覆性的改变，统治法国几个世纪的绝对君主制与封建制在短短三年间分崩离析，传统观念逐渐被全新的天赋人权、三权分立等民主思想代替。对于这个伟大、激烈的革命，托克维尔曾评价道，它代表法国的“青春、热情、自豪、慷慨、真诚”的年代。然而在《旧制度与大革命》这本书中，托克维尔对这场甚至改变其自身命运的波澜壮阔的大革命本身着墨并不多，而更多地对革命原因进行了最深刻的分析。

从18世纪30年代到70年代，法国经济一直快速而稳定地增长，其农业收成良好、人口增长、海外贸易也在发展，特别是与广大农民相联系的农业一直处于很好的发展状态，而在法国大革命的前夜，这种繁荣更是达到了巅峰。因而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托克维尔用两个章节提出了这样的问题：路易十六世统治时期是君主制最繁荣的时期，何以繁荣反而加速了大革命的到来？何以减轻人民负担反而激怒了人民？托克维尔对此也深感困惑，在进行了深入的剖析后，托克维尔如是说：“一方面是一个民族，其中发财的欲望每时每刻都在膨胀，全民都想发财，每一个老百姓都想发财，但另一方面是一个政府，它不断地刺激这种热情，不断地从中作梗，点燃了又把它扑灭，就这样从两方面促使了自己的毁灭，这就是法国大革命。”这样的论述在书中比比皆是，被后人称之为“托克维尔悖论”。法国大革命不是爆发于经济危机，恰恰相反，它是出现在经济繁荣之中。大革命是在“人民对苛政感受最轻的地方爆发的”。“大革命的特殊目的是要到处消灭中世纪残余的制度，但是大革命并不是在那些中世纪制度保留最多、人民受其苛政折磨最深的地方爆发，恰恰相反，大革命是在人民对苛政感受最轻的地方爆发。”对托克维尔悖论，后世的学者试图从不同视角给予解析，但较为一致的观点是：究其根源，较之革命时代的英国和美国，革命时代的法国不仅阶级矛盾太尖锐，或者说阶级不平等的状况太严重，而且经过思想启蒙运动的洗礼，社会各界已普遍产生了彻底纠正这种不平等状态的强烈愿望。

可见，革命的发生并非总是因为人们的处境越来越坏，相反，最经常的情况是：一向毫无怨言仿佛若无其事地忍受着最难忍受的法律的人们，一旦法律的压力减轻，他们就将它猛烈抛弃。也就是说，大众耐心地忍受着苦难，以为这是不可避免的，但一旦有人出主意想消除苦难时，它就变得无法忍受了！这个观点实际上颠覆了我们对革命发生原因的认识。按照我们大多数人的思维逻辑，人们对其社会处境尽管有不满，但是基本上人人都能吃饱穿暖，生存无忧，没有达到饥寒交迫的程度，社会就应该是稳固的。何况政府也在进步，因此不会出现崩溃甚至革命的情况。但《旧制度与大革命》却告诉我们，这种观点是很危险的。因为人毕竟是人，是能思考、有思想的，当条件允许他思考的时候，他追求自由的心情远远比要求吃饱饭时的心情要迫切得多，正所谓不自由毋宁死！

正因为如此，尽管一个社会正在积聚着抛弃锁链、抛弃旧制度的巨大力量，但人们仍然不需要大革命。因为世界历史表明，大多数国家大革命过后，人民不是得到更多的自由，恰恰相反，是更大的奴役！那么，怎样才能避免大革命呢？方法很简单，那就是政府改革的步伐要跟得上人民的觉醒和要求程度；而从社会大众的角度来说，则要多一些行动，多一些耐心！当然，知易行难，这个过程是一个综合的复杂的过程，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说，我们研究法国大革命，不仅要研究革命为什么要发生，而且要研究当时怎样做可以避免革命的发生。前言

我目前所著述的这部作品并非一部法国大革命史，关于法国大革命的历史早已有人绘声绘色地记叙过，我不想再这么来一遍。《旧制度与大革命》是一部研究法国大革命的作品。

1789年，法国人用任何民众所未曾付出过的最大能量，以一道鸿沟将往昔与未来分隔开来，也将自己的命运分为两段。为此，他们十分警惕，唯恐将往昔的事物引入他们的新领域：他们为自己设定了很多约束，力求将自己打造成完全异于父辈的模样，他们竭尽全力地试图令自己焕然一新。

我一直认为，在这项非比寻常的事业里，他们的成就不仅远小于外人所想象的，而且也远小于他们自己最初所设想的。我坚信，他们在浑然不觉中从旧制度里继承了大部分情感、习惯、思维方式，甚至可以说，他们是凭借这些领导了大革命——一场摧毁旧制度的大革命，他们在建筑新社会的大厦时，使用的是旧制度的砖瓦，虽然他们如此行事时并不心甘情愿。所以，想要充分理解大革命与大革命的功劳，就得把我们当下视野里的法国暂时遗忘，而去考察那过往的、坟茔里的法国。在此，我试图做的便是如此。不过，为达到这个目的，我所付出的辛劳比我所预想的要艰苦得多。

对于君主制最初几个世纪、中世纪及文艺复兴时期的历史，很多著作已进行过深入的研究，我们不仅对当时发生的各种事件了然于心，而且对这些不同时期的法律、习惯、政府精神与民族精神亦有所知晓。然而，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人花费心思和精力同样仔细地研究18世纪的历史。对于18世纪的法国，我们自认为非常了解，因为我们清晰地目睹了它表面上那刺眼的光芒，因为我们掌握着当时最优秀人才的历史细节，因为睿智或长于言辞的批评家们已让我们对18世纪赫赫有名的大作家们的著作了解甚多。然而，对于处事的方式、多种制度的实际实施、各阶级相互的确切位置、被人淡漠的阶级境遇与情感，以及舆论风尚等，我们只有一些朦朦胧胧且时常是不正确的认识。

我试图深入到旧制度的腹地。在年代上它距离我们一点都不遥远，只是大革命将它与我们隔断了。

为达到这个目的，我不仅重新阅读了18世纪的名著，还研究了很多知名度不高或不为人所知的作品，它们并非精雕细琢之作，然而却能够将真实的时代精神更好地反映出来。我认真阅读了全部的公共文告——在大革命之前，法国人已在这些公共文告中表达出了自己的见解与喜恶。在这个方面，省三级会议及后来的国民议会的会议记录给了我很多启示。我特别研究了1789年三个等级草拟的陈情书。这些陈情书的手稿长达数卷，它们堪称法国旧社会的遗嘱，是法国旧社会愿望的至高体现，是其最终意志的真实反映。在历史上，这份文献是绝无仅有的，但我认为它还不够。

一个国家，如果它有着强大的行政机构，那么，其国民的思想、期盼、痛苦、激情与利益，往往早晚会在政府面前暴露出来。通览政府档案，不仅能让人对政府的统治手段有一个精确的概念，而且能一眼望到整个国家的境况。现在，倘若将充斥内政部和各省案卷中的秘密文件统统让一个外国人翻阅，这个外国人会快速地了解我们。该外国人对我们的了解程度甚至会超过我们对自己的了解程度。读者将会明白，在18世纪，政府权力业已非常集中，十分强大，惊人活跃，它不断地赞助、阻碍或批准某项事业，它有很多的承诺，也会有很多的给予。它以多种多样的方式施加影响，不仅主持大政方针，而且对千家万户予以干涉，甚至干涉每一个人的私生活。除此之外，它从不张扬，所以人们并不担心在它眼前展露自己最隐秘的不足。我花费相当长的时间在巴黎和几个省研究档案，我特意对几个大总督辖区的档案进行了查阅，特别是查阅了图尔的档案。图尔的档案非常完整，对这个位于法国中心的有着百万人口的辽阔的财政区的情况反映得很全面。在这里我要对格朗梅松先生这位十分能干的图尔档案库的年轻保管员表示感谢。另外一些财政区（含法兰西岛）则令我注意到，在王国的绝大多数地区，情况都是这样的。（原注——这些档案是政府遗留下来的。）

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果然如我所想的那样，我在那里瞧见了鲜活的旧制度，它的思想、它的激情、它的偏见、它的行为，每个人都不受任何约束地用自己的语言发声，展露他们最隐秘的念想。由此，我知晓了当代人所不知道的关于旧社会的大量概念，因为我目睹了他们从来没有见过的资料。

随着这项研究的深入，我惊讶地在过往的法国随处窥见很多眼下法国的显著特点。从中我发现大量曾经以为源于大革命的情感，大量我一直以为只可能来自大革命的思想，以及只可能产生于大革命的习惯：我时刻触碰到深扎于这片悠远大地中的当今社会的根蒂。时间节点距离1789年越近，我对滋生大革命的那种精神的形成、产生和壮大的境况看得越清晰。法国大革命的全部面貌渐渐在我眼前展现出来，法国大革命已经预示出它的性格及特征——这就是它本身。在此，我一方面发现了革命在其最初努力中所作所为的缘由，另一方面，或许发现了它将长存的迹象。因为，大革命可分为两个阶段，而这两个阶段是截然不同的。在第一阶段，法国人貌似想捣毁过往的全部；在第二阶段，法国人想恢复一部分已被遗弃的事物。旧制度有很多法律与政治习惯在1789年骤然间不复存在，几年过后又“重出江湖”，这种情景就好比是河流的一段沉落到地下，但又在不太远的地方重新露出头角，让人们在新的河岸目睹同一河流。

我将这部作品献给公众，是想阐明这场在几乎整个欧洲同时酝酿的大革命在法国爆发而不在他国爆发的缘由，缘何它好像自发产生于它即将捣毁的社会，最终旧君主制缘何会这么彻底而又突然地倒塌。

从思想上说，我已着手的这部作品不应该到此结束。如果有充足的时间和精力，我其实是打算穿越这场漫长革命的兴衰浮沉，追踪这些法国人（不久前我还在旧制度下与这些由其培育的人们密切交往），观看他们因种种历史事件而变化、改造，却一点也不改变本质。他们在我们面前不断地重现，尽管面貌存在小小的差异，但始终能够识别出来。

首先，我要和他们一起经历1789年的最初时期。那时候，他们的心灵被热爱平等与自由的思想占据，他们不仅渴望建立民主的制度，而且试图建立自由的制度；不仅要摧毁种种特权，还要确认种种权利，并让它们神圣化。这是青春、热血、豪迈、慷慨而真诚的时代，虽然它有种种错误，但人们仍将世代纪念它，并且在一个较长时期内，它还将使所有想腐蚀或奴役他人的人寝食难安。

在对法国大革命的进程进行简要追溯时，我将试图说明：同样是这些法国人，由于哪些事情、哪些错误、哪些失策，最终将他们的初衷抛之脑后，将自由予以遗忘，一心想做世界霸主（指拿破仑·波拿巴（1769—1821)，法兰西第一共和国执政、法兰西第一帝国皇帝，出生在法国科西嘉岛，是一位卓越的军事天才。——译者注）的平等的仆役；一个比大革命所推翻的政府愈发强悍、愈发专制的政府，怎样复辟并将全部权力集中起来，把以如此巨额代价换得的全部自由予以取消，只留下空洞无物的自由表象；这个政府怎样将选举人的普选权标榜为人民主权，而选举人一方面不明真相，不能共同商议，另一方面也不能加以选择；它又是怎样将议会的屈服和默许吹捧成表决捐税权；与此同时，它还将国民自治权取消，将权利的各种主要保障取消，甚至取消了思想、言论、写作的自由（这些恰恰是1789年获得的最珍贵、最崇高的成就），而它竟然还以这个伟大的名义自夸。

我一直论述到大革命似乎将要完成它的任务而新社会已然诞生时。随后，我将对这个社会本身进行考察，试图分辨出它在哪些地方与以前的社会有相似点，在哪些领域有所差别；我们在这场翻天覆地的运动中获得了什么，又失去了什么。最终，我试图推测我们的将来。

第二部著作有一部分已写出了草稿，然而由于还不成熟，所以不能对世人公开。对于我是否有精力将它完稿，谁能准确地说出来呢？相较于民族的命运，个人的命运更要幽暗叵测一些。

在写这本书时，我希望自己不心怀偏见，然而我很难说我写作时没有保持激情。一个法国人在谈论到他的祖国、思忖到他所处时代之际，居然不动任何心思，这简直令人无法容忍。我承认在对旧社会的各个部分进行研究时，我从来没能将新社会百分之百地弃之不顾。我不仅要弄明白病人因哪种疾病而逝去，还要摸清他当初得以保命的缘由。我宛如一名医生，力图在每个穷途末路的器官内发现生命的规律。我想要绘制一幅精准至极同时又能发挥教育意义的图画。所以，每逢我在先辈身上察觉到某些我们差不多已经丧失但又非常必要的刚强品质——真正的独立精神、对伟大事物的热忱、对我们自身和事业的信仰——之际，我便将它们加以突出；同理，当我在那个时代的法律、思想、风尚中发现啃噬过旧社会而如今依然折磨我们的某些弊端的蛛丝马迹之时，我也特意将它们一一揭露而出，目的是为了让人们将这些东西在我们身上滋生的恶果看个透彻，从而深刻知晓它们还可能在我们身上行恶。

我声明，为了达到这些目的，我不担心得罪任何对象，无论是个人、阶级，还是舆论、回忆，也不管他们如何让人敬畏。我在如此行事时经常满怀歉意，但从未曾有内疚之感。但愿那些因为我而心有不快之感者，鉴于我正直而无私的初衷而宥恕我。

可能有不少人会批评我在这本书中表达了一种对自由的完全不合时宜的热爱，他们试图让我相信，在法国再没有人对自由给予关心。

我只是恳请那些对我提出这种批评的人不妨思忖一下，我热爱自由是一件由来已久的事情，绝不是从今天才开始的。时光回溯到二十多年前，当谈论起另一个社会之际，我就几乎一字一句地记录下了人们现在即将阅读到的内容。在未来的幽暗中，人们已经可以洞察三条十分明显的真理。第一条，现在正有一种不明的力量正在驱使着全世界的人，他们可能控制或减缓这种力量，然而并不能将它战胜，它时而轻柔时而狂猛地促使人们将贵族制度摧毁；第二条，在世界上全部的社会中，长时间以来一直最难摆脱专制政府的社会，恰恰便是那些已不存在贵族制以及贵族制不能再存活下去的社会；第三条，没有哪个地方的专制制度导致的结果比在上述社会中的危害更大——在助长这种社会所特有的各种弊端方面，相较于任何其他政体，专制制度的影响都更为强烈。如此一来，就推动它们顺着其原本的自然趋势而发展。

在这种社会里，人与人之间再无种姓、阶级、行会、家庭的任何瓜葛，他们全心关注的只是一己私利，他们只顾及自身，屈身于狭隘的个人主义之中，公益品德完全失去了呼吸的空间。专制制度不仅不与这种倾向进行斗争，反而为其大开绿灯。因为专制制度将公民身上所有的共同情感、所有的相互需求、所有和谐相处的必要、所有共同行动的机会都剥夺了，它用一堵墙将人们幽禁于个人生活之中。“自扫门前雪”原本就是人们的一种倾向，专制制度现在让其互相孤立；人们原本就漠然相视，专制制度如今让其冷冻成冰。

在这种社会里，没有什么事物是一成不变的，人人都处于凄苦焦虑的状态，担忧地位下降，并铆足劲头往上爬；金钱已成为区分贵贱尊卑的重要标准，还具有一种独特的流动性，它不断地易手，改变着个人的处境，使其家庭地位上升或下降，所以几乎没有谁不拼命地存储金钱或赚取金钱，不惜一切代价发财致富的欲望，对商业的癖好，对物质利益与享受的追逐，便成为最司空见惯的情感。这种情感毫不费力地在一切阶级之中蔓延开来，甚至贯彻到一向与此无缘的阶级中，倘若不对此进行阻止，它将很快导致整个民族颓废得一落千丈，可是，专制制度从本质上却对这种情感抱有赞成与提升的态度。这些令人萎靡的情感是有益于专制制度的：它让人们的思想从公共事务上转移开，使他们一想到革命就全身发抖，只有专制制度能给他们提供秘诀和荫庇，让贪欲大行其道，任凭人们以不义之行捞取不义之财。如果没有专制制度，这类感情可能也会趋于强烈；而有了专制制度，它们则居于绝对上风的地位了。

反之，只有自由方可在这种社会里与社会固有的各种弊病相抗衡，使社会不至于沿着斜坡向下滑落。事实上，只有自由才能让公民甩掉孤立，推动他们互相接近，因为公民地位的独立性让他们在孤立的状态中生活。只有自由才能让他们有温暖感，并日益团结起来，因为，在公共事务中，人与人之间需要互相理解，与对方交流沟通，还要乐善好施。只有自由才能让他们从对金钱的崇拜之中逃脱而出，消除日常私人琐事的忧烦，让他们时时刻刻都意识到、感觉到祖国高于一切，祖国近在眼前；只有自由可以随时以更强烈、更高尚的激情替换掉对幸福的沉迷，让人们拥有比发财致富更崇高的事业心，并且创造知识，让人们可以辨别与判断人类的善与恶。

自由缺位的民主社会或许会变得富有、文雅、华丽，甚至繁荣昌盛，因其平民百姓至关重要而显得强大；在那里能够见识到德劭之士、家中贤父、诚笃商人和可敬的产业主，甚至还会碰见卓越的基督徒，因为尘世中并没有他们的祖国，在最腐败的风尚中，在最恶劣的政府下，基督教的荣耀造就了卓越的基督徒：罗马帝国最腐朽的时代就曾产生了卓越的基督徒；但是我敢指出，在这种社会中，绝对见识不到伟大的公民尤其是伟大的人民，而且我确认，一旦平等与专制相结合，那么，心灵与精神的普遍水准便将不断降低，永无尽头。

20年前，我所思所言的就是这些。我认为，从那时起，世界上并未曾出现什么事情可以令我的思维和言辞发生改变。当自由受追捧之际，我表现出了对自由的欣赏；当自由被人们抛弃之际，我仍坚贞不渝，对此人们是不敢苟同的。

此外，请大家仔细琢磨一下，我与大多数在这个问题上反对我的人的相左之处，或许比他们自己认为的都要小。一个人，倘若他所属的民族有安享自由所必需的品性，却又生就卑躬屈膝地逢迎某个同类人的喜恶，而不去依循他亲身参与制定的法律，试问这样的人算是哪类人？在我看来，这样的人是没有的。专制者自己也不否认自由的曼妙，只是认为唯有他才有资格享受自由；对此大家并无异议，分歧在于对人的尊重程度。所以，严格地说，人们对专制政府的喜好与其对国家的蔑视是完全契合的。要想让我随此潮流而动，怕是仍须等待时日。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我所著述的这部书是一项浩繁工程的成果。其中一些章节尽管篇幅不长，但却耗费了我一年多的研究时间。倘若本书对某些读者有所启发，引发他们想要获取更多例证的兴趣，我乐意另行提供。亚历克西·德·托克维尔第一篇第一章人们对大革命的评论各不相同导言

都说山雨欲来风满楼，但法国大革命到来之际，所有的人都表现出了令人吃惊的冷静和漠视。大家都知道似乎要发生革命，但却不知道要发生什么样的革命，更不知道革命会给大家带来什么。大家唯一知道并盼望的事情是，确实应该发生革命了。这是一场为了革命而革命的革命。

但是革命并没有向着具有建设性的方向发展，而是像撒旦显灵一般吞噬摧毁这一切。不错，君主制确实被消灭了，但是，被消灭的不仅仅是君主制，还有社会的秩序。它是一个巨大无比而又力大无穷的怪物，破坏似乎是它的天职，但却没有给我们留下值得肯定的东西。当我们抛弃了脏水的时候，被抛弃的还有那个脏水中的孩子。

在提醒哲学家、政治家们要谦逊谨慎方面，恐怕没有哪件事比法国大革命史更有效了，因为从来都没有过一个历史事件，能比它更伟大、更悠远、酝酿得更成熟却更无法预料的了。

即便是伟人弗里德里希这种天纵之才，也未能预感到这场革命的到来。虽然他对此有所接触，却置若罔闻。非但这样，其实他早已遵循着大革命精神在行事。他不仅是大革命的先行者，甚至堪称大革命的代理人。然而，当大革命临近时，他却未能辨认出来。而在革命终于爆发的时刻，它表现得迥异于历史上的众多革命，独具特殊的新面貌，因而一开始未被人们觉察到。

在国外，法国大革命成为闻名遐迩的事件。它几乎在各国人民心中滋生出一种模模糊糊的新时代即将到来的观念，一种变革与改良的朦胧希望，但无人猜得出法国大革命到底是什么模样。各国君主和大臣居然缺乏这种隐约的预感，这种预感使人民一遭逢大革命便“骚动”起来。刚开始，各国君主和大臣认为革命只不过是一场周期性疾病，各个民族的体质都很难规避，它只是为邻国的政治开拓新的领域，没有什么别的后果。倘若他们偶然说出了法国大革命的真谛，那也是不经意中说出的。1791年，德意志各国君主在匹尔尼茨聚会，确实宣称法国君主制所面临的威胁乃是欧洲所有旧的政权的共同威胁，它们同法国一样正面临危机，然而实际上，他们一点也不相信这番话，当时的秘密文件反映出，这对他们而言，只不过是巧立名目，以遮蔽他们的意图，或者在大庭广众之下对这些意图予以粉饰罢了。

在他们眼中，法国大革命是一次稍纵即逝的地方性事件。对他们而言，他们只需要从中坐收渔翁之利即可。鉴于这种观念，他们密谋策划，多方准备，组织成秘密联盟。猎物既然近在咫尺，他们便彼此争抢起来，既彼此分裂，又相互亲近。他们的准备称得上是照顾到了各个方面，偏偏未能预料到即将发生的事件。

英国人对自己的历史至今还有着非常清晰的印象。他们长时间实行政治自由，所以非常有见地与经验，穿越厚重的帷幕，他们确实窥到了快速逼近的伟大革命的面貌，可是他们没能辨别清它的形式，不知道法国大革命即将对世界的命运和英国的命运产生怎样的影响。大革命即将开始时，阿瑟·扬正在法国游历，在他看来，这场革命已经到了一触即发的地步，但他对于这场革命的意义却毫不知晓，甚至以为大革命会扩大特权。他曾这样指出：“假若这场革命能够赋予贵族更多的优越地位，那么我认为，它便是弊远胜于利的。”

自法国大革命开始之日，在埃德蒙·伯克心中，仇恨之火便燃烧了起来，然而在某些时刻竟连伯克对大革命也没有定见。最初他以为，大革命将会削弱法国，甚至将法国颠覆。他说道：“不容置疑的是，法兰西的好战本领将长期匿迹，甚至会永远消失，继往开来的一代将如同那位古人所说——我们曾听闻，高卢人自己古时候曾以武力闻名。”

在正确判断历史事件方面，距离近的比不上距离远的。在法国大革命即将爆发之际，人们对革命将造就的事业并未有精准的认识。在众多陈情书里，我只寻觅到两份陈情书表达了人民的某种恐惧心理。人们惧怕的是王权——或者说是当时所指称的“宫廷”——继续享有压倒一切的优势。三级会议表现得唯唯诺诺，并且存在时间十分短暂，让人忧心忡忡。人们惧怕遭到暴力的袭击，贵族对此尤其忐忑不安。大量的陈情书指出：“御前卫队应宣誓绝不将枪口对向公民，即便是发生骚动或暴乱。”只要三级会议开得自由，所有的弊端都会消失殆尽；要实行的改革尽管是个巨大的工程，然而实行起来并不是一件难事。

可是，法国大革命依照自己的进程发展——随着魔鬼之头颅逐渐浮现，它那奇特狰狞的面貌便显露而出。法国大革命在将政治机构摧毁后，又将民事机构予以废除；在变革法律之后，又将风尚、习俗直至语言予以改变。法国大革命不仅捣毁了政府结构，接下来还动摇了社会基础，貌似最终要连上帝也一起清算。这场大革命很快便超越了国界，携带着前所未闻的种种手段、新的战术、致命的准则，也就是皮特所说的武装的舆论，这个出奇强大的国家与诸帝国的阻碍进行对抗，将一顶顶王冠摔得支离破碎，将一个个民族蹂躏践踏，而且居然有这样的怪事：把这些民族争取到他们自己这边来了！随着这一切的爆发，人们的观点发生了变化。欧洲各国君主和政治家起初视为各民族生活中的司空见惯之事，摇身一变成为新鲜之事，它甚至与世上历来发生的一切对峙起来，然而它又这么普遍，这么恐怖，这么令人费解，以致面对这种现象，人类的精神渐次迷惘。一些人心想，这个闻所未闻的力量仿佛自生且永恒，人们无法阻止它，它也绝不会自动终止，它将把人类社会推向最终的彻底崩塌。许多人把大革命看作魔鬼在人世间发力。自1797年起，德·梅斯特尔先生就曾这样说：“法国革命具有恶魔的特点。”反之，另一些人则在大革命身上察觉到了上帝的福音，它不仅要更新法兰西的面目，而且要让世界耳目一新，称得上要创造一种新人类。在当时的一些作家身上，都具有这种宗教色彩的恐慌心理，宛若萨尔维最初见到蛮族。伯克继续阐述他的思想，惊呼道：“法兰西何止是丧失了旧政府，简直丧失了一切政府，与其说法兰西必将成为人类的灾害与恐怖，不如说它几乎成了侮辱与同情的对象。然而，从这座被谋杀的君主制的坟茔里，却有一个可怕、庞大、超出人类全部想象力的丑陋的怪物走出来。这个丑陋的怪物径直向目的地奔去，不惧怕危险，也未因悔恨而止步，它漠视所有固有的准则，漠视所有常规的手段，谁要是不理解它的存在，就会被它摧垮。”

法国大革命的确如当时人们所感受到的那样非比寻常吗？的确如他们所言语的那样奇怪，那样颠倒天地和锐意改革吗？这场离奇而可怖的革命的真正意义何在？它的真正特点是什么？它的深远影响有什么？它具体捣毁了哪些东西？它又创造了什么？

对上述问题进行研究和论述的时机看来已经到来，现在我们所处的确切位置恰好能让我们得以更好地观察与判断这个伟大的事物。我们距离大革命已相当遥远，让我们只能稍微感受到那种使参与者激情万丈的耀眼的革命热情。同时，我们距离大革命仍然相当近，让我们可以深入到指引大革命的精神中去进行理解。而过不了多久，人们就很难做到这一点了。因为伟大的革命一旦成功，就会令产生革命的原因荡然无存，革命因其本身的成功，反倒会变得不能被理解了。1792年8月10日，巴黎市民攻下王宫第二章大革命的根本不是摧毁政教权力导言

法国大革命通过攻击和摧毁宗教权力拉开序幕，但却不止于此，它的最终目的指向的却是政治制度。宗教是因为其染上政治的色彩才首当其冲的。但是，人心本来就是宗教的居所，宗教也并不是民主的死敌，大革命最终也没有摧毁宗教。

同样，大革命也没有摧毁社会权力。大革命似乎在以无政府主义的姿态摧毁着一切社会秩序，但却莫名其妙地强化了君主的权力。它攻击一切现存的权力，最后却缔造了一个更为庞大的中央集权。它最终反对和攻击的，最后反而成了其行动的成果。这是历史的吊诡还是人类的宿命？

攻击教会是法国大革命的最初措施之一。在大革命所产生的激情里，反宗教的激情是最先燃起并最后熄灭的。就算人们在为了换取安宁而被迫忍受奴役，并且对自由的热情烟消云散之际，他们仍然在反抗宗教的权威。拿破仑可以制服法国大革命的自由天赋，然而他拼尽全力也不能将它的反基督教天性制服，甚至到了现在，我们仍可看到一些人，他们以为不敬上帝就等于是弥补了曾经对政府小吏马首是瞻的过失，他们摒弃了大革命信条中最自由、最高贵、最引以为豪的全部，却以忠于大革命的精神洋洋自得，因为他们对上帝依旧没有信奉的情怀。

然而，到了今天，人们不难弄清楚，反宗教的战斗只是法国大革命中的事件之一，是大革命面貌的一个突出的却稍纵即逝的特性，是酝酿大革命并为其先锋的那些思想、激情、个别事件的暂时产物，并非大革命自身的特征。

人们有理由把18世纪的哲学当作大革命的一个主要原因，因为18世纪的哲学的确具有深刻的非宗教性。然而只要你仔细观察，就会看见它有两个部分，这两个部分彼此分开，且有天壤之别。

一部分包括有关社会地位和民事、政治法律准则的全部新的或革新的观点。举个例子，人类与生俱来就是平等的，所以就应该将种姓、阶级、职业等方面的一切特权予以取消，让人民享有主权，让社会权力变得至高无上，并且对规章制度也加以统一。所有这些信条不仅是法国大革命的原因，而且甚至可以说就是法国大革命的内容。它们是大革命最基本的成果，就时间而论，则是大革命最永恒、最切实的成果。波拿巴将军在雾月18日政变中“雾月”系指11月份。1799年11月，拿破仑以解除雅各宾派过激主义威胁法兰西第一共和国为借口，开始发动政变，希望通过“权力集中”战胜外国力量。他派军队控制了督政府，接管了革命政府的一切事务，开始了为期15年的独裁统治。这一天是法国共和历雾月18日，所以，历史上称拿破仑在这天发动的政变为“雾月政变”，史上通称“雾月18日政变”。

18世纪的哲学家的另一部分信条就是与教会为敌。他们攻击传教士，攻击教会等级，攻击教会机构及教义，而且为了能够将教会彻底推翻，他们还想连根拔掉教会的基础。然而，既然18世纪哲学的这一部分产生于法国革命正在摧毁的种种事实中，那么它必然与这些事实一并渐渐隐没，最终仿佛被淹没于大革命的胜利之下。为了让我的意思更明确，我只需补充一句，因为我还要在其他章节对这一重大问题加以论述：基督教之所以招致如此强烈的仇恨，并非因为它是一种宗教教义，而是因为它是一种政治制度；并非因为教士们甘愿对来世的事务进行统筹管理，而是因为他们是尘世的地主、领主、什一税的征收者、行政官吏；并非因为教会不能在即将建筑起的新社会中享有一席之地，而是因为在正被摧毁的旧社会里，它占据的地位是最有特权、最有势力的。

可以思考一下，时光的流转已经证实了，并且每时每刻都在证实以下这一真理：随着法国大革命政治功绩的稳固，它的反宗教事业即告消亡；随着法国大革命所打击的所有旧政治制度更彻底地被捣毁，大革命所厌恶的种种权力、影响、阶级被完全征服，消失殆尽，它们所激起的愤恨，作为失败的最后标志，也渐渐消散；最后，当传教士从所有和他们同时倒台的事物里日益脱离出来之际，人们就会观察到，教会的力量在人们的精神中逐渐恢复，并且更加稳固。

不要认为这种现象只在法国才有，事实上自法国大革命以来，欧洲的基督教会没有一个不重新繁荣起来的。

如果认为民主社会一定对宗教持敌对态度，那就是大谬不然了。在基督教甚至天主教中，并没有什么事物是跟民主社会的精神绝对水火不容的，有很多东西甚至对民主社会大有裨益。再有，历朝历代的历史表明，最具有生命力的宗教本能在人民心里一向是根深蒂固的。一切业已消亡的宗教都在人民心里有自己的归宿，而倾向于取悦人民的思想感情的各种制度，最终总是将人类精神向着不信仰宗教的方向推进，这难道不是一桩怪事吗？

我刚才关于宗教的论述，对社会权力更为适用。

法国大革命一举推翻至今维持社会等级制度和管束人的所有组织与习俗，人们见到这些就可能会想，大革命的结果非但是将个别社会秩序捣毁，还要将所有社会秩序摧毁；非但是将某一政府摧垮，还要将社会权力本身摧毁，进而断定，无政府主义是法国大革命在本质上的特征。然而，我敢断言，这样说只是瞧见了表象而已。

法国大革命爆发后还未满一年时，米拉波曾私下写信给国王说：“请对比新形势与旧制度，从中将会收获安慰与憧憬。国民议会有一部分法令，而且是最重要的一部分法令，显然是有利于君主政府的。对于高等法院、三级会议省份、教士、特权阶级和贵族集团予以取消，岂是鸡毛蒜皮的小事？只组成一个单一的公民阶级，这个念想会让黎世留欢欣不已，因为对于权力的执行而言，这种貌似平等的表象为其提供了更多方便。很多届专制政府都在加强国王权威方面下工夫，然而他们所做的还不如革命在这区区一年里所做的多。”有资格领导大革命的人对大革命正是这样理解的。

法国大革命的宗旨，一方面要改革旧政府，另一方面还要废除旧的社会结构。它必须同时攻击所有现存权力，摧毁所有公认的势力，涤去种种传统，更新风俗习惯，甚至从人们的思想里清除所有一向培育的敬重顺从的观念。这就产生了法国大革命这么独特的无政府主义特征。

可是，抛开上述琐碎细务，你就会察觉到，一个庞大的中央政权将很多事物统统吸引了过来，并将其吞噬在它的统一体中。这些事物是从前分散在大量从属权力机构、等级、阶级、职业、家庭、个人之中，同时也散布于全社会的一切零散权力与影响。在罗马帝国崩溃之后，世界上还从未出现过一个类似的政权。法国大革命创造了这一新权力，或者干脆说，这一新权力是从法国大革命导致的废墟里自动产生的。的确，尽管大革命建立的政府更加脆弱，可比起它所推翻的任何政府来却强悍百倍。出于同样的原因，它脆弱的同时又有强悍的一面，对此接下来将另加阐释。法国大革命早期手持三色旗的无套裤汉形象

透过即将倒台的旧制度的微尘，米拉波已经洞见这个简单、正规而庞大的形式。虽然它硕大无朋，但当时却还未被民众察觉到。然而，渐渐地，时光的流转令其昭然于世。现在，各国君主对此特别关注。他们赞美并钦羡这个庞然大物，不仅大革命所孕育的人们，连那些与大革命凿枘不投甚至完全相对峙的人们也表示赞成，他们均在各自的领域尽力摧毁豁免权，废除特权。对于不同等级，他们采取了融合的态度，让不同等级的社会地位趋于平等，用官吏替代贵族，用统一的规章制度替代地方特权，用统一的政府替代五花八门的权力机构。对于这番革命事业，他们兢兢业业。当遭逢障碍时，他们常借用法国大革命的种种手段与准则。有时出于必要，他们不惜鼓动穷人反对富人，鼓动平民反对贵族，鼓动农民反对领主。对他们而言，法国大革命既是灾难又是导师。第三章大革命何以宗教革命的形式展开导言

法国大革命不是一场简单的政治革命，而是披着宗教外衣，采用宗教革命和手段的政治革命。它不仅像法国革命一样广泛，超越了法国的边界，而且还像宗教革命一样通过布道和宣传加以传播。

宗教总是将抽象的人性作为出发点，而有意无意地忽略其在现实中的特殊性。正因为如此，宗教总是能够突破具体社会形态和具体时代的限制。法国大革命也是如此，它热衷于谈论抽象的公民，喜欢研究公民在一般政治意义上的义务和权利。所以，人们对它似乎无法抗拒。

所有国内革命与政治革命都有一个祖国存在，并拘囿在这个范围之内。然而法国大革命并无自己的疆界，甚至大革命的影响已从地图上将全部的旧国界都抹除了。无论人们的法律、传统、性情、语言是怎样的，它都让人们互相靠近或者分离，它常让同胞相互敌视，让兄弟形同陌路。甚至说，它超越所有国籍将一个理念上的共同祖国构筑出来，而各国人民都可以做它的公民。

将一切史册翻遍，也寻觅不到任何一次与法国大革命特征相同的政治革命。唯有在某些宗教革命中方可找到此类革命。所以，倘若用类比法对这个问题作出解释，就得把法国大革命与宗教革命进行比较。

席勒在他的《三十年战争史》中准确地提出，16世纪伟大的宗教改革让互不知晓的各国人民突然相互接近，并且通过崭新的共同信仰紧密团结在一起。是的，法国人与法国人彼此征战时，前来助战的是英国人；一个在波罗的海纵深处出生的人居然深入到德意志的腹地，来保护那些他们从没有听闻过的德国人。一切对外战争都具有内战色彩，一切内战都有外国人参与。各个民族的旧利益被抛至九霄云外，代之以新利益，取领土问题而代之的是各种原则问题。全部的外交规章都彼此掺杂，混乱无比，让当时的政治家们瞠目结舌，头疼不已。这便是1789年后欧洲的局势。

所以，法国大革命是一场政治革命，通过宗教革命的方式进行，披着宗教革命的外衣。看看它有哪些具体特征与宗教革命相差无几：它除了跟宗教革命一样流传非常远外，还像宗教革命一样亦是借助预言与传道而深入人心。这是一场催生布道热情的政治革命。人们激情满怀地在国内实现革命，又以相同的热情令其向国外扩散。试想这是怎样崭新的图景！在法国大革命向世界展示的从未闻及的事情中，此事的确是最为新鲜的。然而，我们暂且不要就此止步，应该更进一步深入探讨，考究此种相类的结果是否源于隐而不显的相近的原因。

宗教的一贯特性是将人本身视为考虑对象，而对国家的法律、习俗和传统在人们的共有本性中加入何种特殊成分并不关注。宗教的主要宗旨是调整人与上帝的整体关系，调整人与人之间的一般权利与义务，并不顾及社会的形式。宗教所标明的行为规范并不拘囿于一个国家、一个时代，而主要包括父子、主仆、邻里。宗教既然根植于人性本身，就能为所有人同样接受，具有普遍的适用性。宗教革命因此往往拥有非常广阔的舞台，很少如政治革命一般局限于某一国的人民、某一个种族的疆域里。倘若进一步考察这个问题，我们就会发现，宗教越是拥有我所说的这一抽象而普遍的特性，就越能传播得广泛，而无论法律、气候、民族有什么差异。

古希腊、古罗马的异教多多少少都跟各国人民的政体或社会状况有关，在它的教义里保留着某个民族的而且经常是某个城市的风貌，异教因此通常拘囿在一国的区域之中，很少超出界限。异教有时导致不宽容与宗教迫害，然而布道的热情在异教中却鲜见。所以，在基督教产生以前的西方，大规模的宗教革命是不存在的。基督教轻松地穿越了那些曾经阻挡异教的种种障碍，在短暂的时间里就将大部分人征服了。基督教的成功，部分是因为它比其余宗教更能摆脱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种政府形式、一种社会状态、一个时代及一个种族所特有的全部，我认为这样说并非是对这圣教的不敬。

法国大革命恰是遵循宗教革命的方式进行的，然而法国大革命关乎现世，宗教革命则涉及来生。宗教将人视为一般的、不以国家和时代为转移的人，法国大革命亦是如此，它对公民是抽象看待的，超脱所有具体的社会。它不仅仅研究何为法国公民的特殊权利，还研究人类在政治上的一般义务与权利是什么。

在社会与政府问题上，法国大革命可以追溯到更具普遍性的，也可以说更自然的事物上，正因如此，法国革命既能被所有人理解，又能处处被人效仿。

法国大革命貌似致力于人类的新生，而不仅仅是法国的改革，因此它激发起一阵热情，在此之前，就算是最猛烈的政治革命也不能滋生这般的热情。法国大革命激发了传播信仰的热忱，掀起一场宣传运动。就这样，它终于披上了宗教革命的外衣，令世人为之震撼，或者更确切地说，大革命本身已成为一种新宗教。它是不完善的宗教，既没有上帝，又没有礼拜，更没有来生的生活，但它却像伊斯兰教一般，令自己的士兵、信徒、受难者遍布于全世界。

虽然如此，倘若认为法国大革命所采取的手段是空前的，它所宣传的全部思想均为崭新的，也是行不通的。在各个世纪，甚至在中世纪兴旺时期，都有过如此的驱策宣传者，这些人为了改变具体的习俗而引用人类社会的普遍法则，并用人类的天赋权利对本国的政体予以抨击。然而，所有这些尝试全都没有成功，18世纪点燃欧洲的这同一把火，在15世纪轻而易举地就被扑灭了。若想让这种学说诱发革命，人们的地位、习惯、风尚就需已发生某些变化，在精神领域为学说的深入人心做好准备。

在某些时代，人与人之间如此迥然各异，以至于普遍适用的法则对于他们居然成了难以理解的概念；而在另一些时代中，只要将某一法则的大概轮廓向人们远远展现，他们就能马上识别出来并朝其狂奔而去。

法国大革命动用了种种手段，创建了种种准则，这还不是最伟大的。最伟大的新事物在于，如此众多的民族居然达到这样的水平，进而让他们可以有效地使用这些手段，并轻易地接纳这些准则。第四章全欧洲的制度怎样陷入崩溃导言

为了真正理解法国大革命，作者带领我们浏览了当时欧洲的场景。当时的欧洲，普遍发出了反对传统的最强音：只要是传统的，统统被否定；只要和传统搭边的，哪怕已经被注入了新的内容，也全部遭到敌视。这正是欧洲的大环境，一个为了否定而否定的大环境。

不管是有害还是有利，只要是衰老的，就能激起人们无比的仇恨，尽管有些衰老的东西根本就没有什么危害。喜新厌旧的思想穿透了一切，弥漫在欧洲。大家都在求新，但却不知道新的是什么。新的东西即使有危害，大家也是趋之若鹜。

曾经将罗马帝国推翻并最终建立起近代国家的那些民族，在种族、国家、语言等方面都各有差别，他们的相似点只是在于不开化。自从在罗马帝国的土地上定居之日起，在很长时间内，他们彼此征战，混乱不堪，而终于要稳定下来之际，他们发现自己被一片片废墟相隔开了，而他们自己便是废墟的造就者。文明被毁灭得几乎片甲不留，公共秩序也消失殆尽，人际关系变得艰难险恶，硕大的欧洲社会被割裂成千百个彼此不同、互有敌意、不相往来的小团体。然而，在这片分崩离析的混沌里，忽然之间冒出了统一的法律。

上述制度非但不模仿罗马法，反而同罗马法相互对峙，人们利用罗马法才能将它们改造并将其废止。它们有独特的面貌，与人类之前设立的法律迥然不同。它们彼此间匀称地对应，一并构成了由一个个连接紧密的部分组合的整体，其严密程度不亚于我们现代的法典条文：这是高深的法律，适用于半野蛮的社会。

这种立法是如何形成、传播并最终在欧洲流行的呢？我并不想探讨这个问题。可以确定无疑的是，早在中世纪，这种立法就多多少少在欧洲各地现身过，而且在大量的国家，它排除了其他所有立法，将自己的统治地位稳固了下来。

对英、法、德等国在中世纪的政治制度，我有幸进行了研究。随着研究的深入，我非常震惊地发现，所有这些法律之间有着惊人的相似，虽然各个民族彼此不同，鲜少融合，却有这样近似的法律，这不能不令我为之惊叹。因为地域不一，这些法律在细枝末节上出现不断的、无穷尽的变化，然而它们的基础却处处相同。当我在古老的德意志立法中发现某种政治制度、规章、权力之际，我事先就已知晓，倘若精心研究下去，也会在英国和法国的立法中找到本质上完全一样的东西，而我也的确找到了它。英、法、德三个国家，只需研究其中一个，对其他两个的理解就容易了。

在这三个国家中，政府均依循同一准则行事，议会均由相同成分构成，并被赋予相同的权力，社会以相同的方式被分割，相同的等级制度在不同阶级之间出现；贵族占据相同的地位，拥有相同的特权、相同的模样、相同的禀赋。互相之间毫无分别，处处都相同。

城市结构互相类似，农村遵循同样的方法管治。农民的境遇没有什么不一样，土地依照同样的方式被人们拥有、占据并耕种，耕者承担相同的义务。从波兰边界到爱尔兰海，领主庄园、领主法庭、采邑、征收年贡土地、服徭役、封建义务、行会等，所有这些都互相类似，有时连名称都相同。更值得一提的是，所有这些彼此类似的制度，都来自同一种精神。可以说，14世纪欧洲的社会、政治、行政、司法、经济和文学制度所具有的相似性，比当今制度具有的相似性更上一层楼，虽然现代文明正着力于开辟种种道路，冲破层层关卡。

我的出发点不是要叙述欧洲的旧政体是怎样渐渐削弱颓败的。我只想说明，在18世纪，欧洲政体处处濒临垮掉。通常而言，这种衰落在大陆东部不太明显，在大陆西部较为明显，然而在所有地方都能看到旧政体的老化甚至败落。

中世纪种种制度渐渐衰落的过程，从当时的档案里能够寻觅到证据。众所周知，当时的领地都存有名为“土地赋税清册”的登记簿，其上以世纪为单位标明采邑与征收年贡土地界限，以及欠付的地租、服劳役和当地惯例等。我翻看过14世纪的土地赋税清册，它们记载清晰，有条不紊，非常明确，可谓杰作。虽然知识已普遍进步，然而距离我们的时代越近，土地赋税清册反而变得越发模糊，越发无序，越发记载不周且混乱无比。如此看来，市民社会走向文明之时，也就是政治社会沦落入野蛮之际。

对欧洲的古老政体的原始特征，在德意志比在法兰西保留得更多一些，但就算是在德意志，它所创立的一部分制度，也已经处处遭到摧毁。相较于发现失落的东西，对残存物的现状进行考察，更能让人判断时间的摧残力。

早在13、14世纪，德意志的主要城市就经由自治市制度发展成了一个个小共和国。它们富饶开明，直到18世纪还存在着，然而今天的城市只不过虚有其表罢了。它们的一套方法貌似依然在执行，它们设置的行政官员依然保留旧称，并且好像在管理相同的事务，然而积极性、活力、市镇的爱国主义，以及自治市制度所激发的不竭的刚毅品德已荡然无存了。这些旧制度好像原封不动地坍塌到自己身上。

所有直至今日依然存在的中世纪权力都有一个通病，即它们无一例外地都陷于没落并毫无生气。不仅如此，那些本身不属于中世纪政体的，因被卷入其中而被打上深刻印记的事物，也都马上失去了生命力。置身于这样的形势之下，贵族阶级患上了老年虚弱症。在中世纪，政治自由的功绩随处可见，但只要它今天保留着中世纪的各种特征，它就患了不育症。尽管省议会原封不动地将古老的政治形式保留了下来，但它们却对文明的进步造成了阻碍，而不能对其有所帮助，它们看上去与新的时代精神凿枘不投。同时，民心也倒向了君主，而背离了省议会。不过，这些制度的悠远历史并未使自身变得受人尊重；相反，它们在老化，日渐名声扫地。令人惊奇的是，虽然日益的衰败令它们的危害力越来越小，但它们激发出来的仇恨却变大了。一位和旧制度同时代并拥护旧制度的德意志作家曾指出：“现存事物已经普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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