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黄卧云
出版社：树上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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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卧云法治思想学术论文集试读：
卷首语
丰睿2019年6月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推进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放领导小组组长韩正强调指出：要大胆试，大胆闯，自主改，要深入开展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政策和制度体系研究，抓紧提出自由贸易港总体方案。中央依法治国办2019年5月10日在海口举行全面推进海南法治建设工作座谈会。为贯彻落实中央依法治国委审议通过的《关于全面推进海南法治建设、支持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意见》，会议提出，要牢牢把握法治在全面深化改革开放中固根本、稳预期、利长远的保障作用，深刻理解法治是核心竞争力，法治是社会最大公约数，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法治是改革发展稳定的压舱石，以法治之力推动中国营商环境不断优化。加快形成现代政府治理体系，加快推进海南自由贸易港法立法工作；要严格执法司法，全面提升政府依法治理能力；推进政府部门依法行政、依法治理，用法治的理念、法治的程序、法治的方式来规范政府和市场的边界。“海南自贸区（港）”形成的空前量级的“开放”，将为海南“法治”带来空前量级的进化。“开放”促进“法治”：开放量级越高，法治进化越快。建设“海南自贸区（港）”的立法工作很重要，但回顾总结法治进化的艰难历程
，也是必要的。黄卧云的产量不高（梁启超说自己等身著作不如陈寅恪三百文字的价值），但黄卧云撰写的95篇法治思想学术论文集《灵铱》www.lyfr365.com第1-3卷：精辟，点穴。虽然单个人的影响力微薄，但每个人都可以为“法治思想学术传播”，做一点事，喊一嗓子：就算公益、行善、积德、启蒙和教育呗！中国呼唤创作不朽法治大剧的伟大剧作家和大师级导演。只有伟大的理论家和政治家，才能在迷乱复杂的形势中看到未来的模式和格局。郁达夫“为鲁迅而作”——没有伟大人物的民族，是可怜的生物之群；不懂珍爱伟人的国家，是愚蠢的奴隶之邦。我不同意你说的话，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力。多维视觉，多元观点，才可能从不同的路径接近法治的真知。精英界定：有相当的文化教养和人文底蕴，同时愿意为这个自己生存生活的世界——社会，尽一点儿义务，负一点儿责任，具备独立思考和独立行动能力的人；他们未必都是能人名人强人，未必都是硕士博士专家学者公知达人，未必都是有钱有权有势有才的人，未必都是专吃文字饭的人。法治思想的学术传播，更需要人文情怀和献身精神。生命必须绽放才有意义。传播法治思想，就是我的选择。影响有价值的人，影响既有价值又有影响的人。从哲学易学或更广阔的视觉看法治，大道至简，犹如“大爱至简”。回头看看法治和我自己的历程：犯错与成长，欣喜与沮丧，幸运与挫折，形影相伴；尤其是，在大量的不断的甚至重复的犯错中进化成长。相信人类进化的向善力量！人们最终实现：不再忧心法治，追求安详宁静，不为利益拼命，乐享生活品味；人都林语堂化，活个明白。本导读的读者，主要是智识分子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机构的专家学者和大学院校的教授讲师。《黄卧云法治思想学术论文导读》和《黄卧云法治思想学术论文集》数字版，请在www.lyfr365.com下载，或联系fr80653574@126.com免费索要。法治进化的艰难历程丰睿 编2019年6月4日我们被自己的选择和追求隔绝在不同的精神世界里。生命最美丽的姿色，不是春天时的绽放，而是寒冬里的孕育。人们解放自身的唯一途径就是保持游戏玩家的心态。动物世界，人性世界，其成员不过都是游戏玩家。这是一部思想论文集，不限于法治思想，还有悟道哲理。阐述倡导人类遵循一套健康适宜科学文明的游戏规则。改写中国法治进程与格局，中国法治改革的幕后推手。人文思享文明进化读物。萃取当代中国法治研究的前沿成果和思想精华，从几个角度阐述“中国为什么要实行法治”，类似于《十万个为什么》的中国法治科普读物，是对人这个物种进行诠释和构建，挑战愚昧。原始人花费了漫长的时期才缓慢地高出他们的动物同伙。我们往往高估人类与动物之间的差异，当我们看到昆虫、鱼和鸟类，在面对火和玻璃异常愚蠢的行为时，容易忘记自己许许多多类似的愚蠢行为，一再犯下同样的错误。苦难的唯一价值，就在于能够从中更加清楚地认识自我。民国之前，没有什么力量能够阻止社会不断洗牌，只是洗牌的动力和方式不一样。人所表现出来的逐利性在所有动物中是最强的。人们总以为历史是由非凡的大人物书写的，实际上是由普通的小人物书写的。民国之前，流氓的胜利和胜利的流氓一直代表中国王朝政治基本面。民国之前，中国王朝对秦始皇创立的中央集权体制一直在进行改革，但它们谈不上原创，只是对秦始皇的体制进行修补。民国之前，所有那些改革从来不是要否定秦始皇的制度，相反是为了加强秦始皇的体制，是使秦始皇的体制能够适应新形势的发展。民国之前，那种改革更像是当局的自我折腾，而且是无休止的折腾——权力后继者对前任的政策和体制进行改革。西方渗透并不是大清失败的根本原因，它的死亡是中国王朝从生到死的历史循环的一部分。没有西方的到来也会有同样的过程发生，或许死得更难看。西方的渗透只是为中国今后的历史发展规定了方向，这就是自由和民主的方向。动物的进化完全是对周围环境的本能适应，而人类社会的进化主要体现为观念和制度的演进。等到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大厦倒塌之后，世界才重温并聆听这位巨人（哈耶克）的教诲，市场经济重新成为世界经济的主流。苏联作为帝国的解体，是长期生活在压迫制度下的联盟人民用脚投票的结果，是没有及时实行民主的结果，而不是民主的结果；正如一个晚期癌症病人送进医院后死亡，是耽误了治疗致死，而不是治疗致死。孙中山所改变的是把一家的天下变为一党的天下，用组织的体系取代了家的体系。它既是家天下的进化形式，又是一种退化；它看上去有了现代政治的外观，扩大了利益范围，但组织的无约束、无政府状态使它的腐败也变得更加不可救药。没有言论自由和民众通过其代表参与立法的制度安排，就一定会形成一个固化的特权利益阶层；他们有共同的利益、思想和情感，他们在维护自身利益上结成统一联盟，共同反对其他阶层。当立法、执法、司法三大权力集于一身时，制度就处于绝对封闭、绝对自私、绝对僵硬状态；不但把人民排斥在全部的政治过程之外，而且剥夺了他们从司法中寻求公正的机会。包容性制度取代特权制度的世界大趋势是不可逆转的，就如西德统一东德，而不是东德统一西德；丝毫不用怀疑，在朝鲜半岛，是统一于韩国制度，不可能统一于朝鲜制度。王立军身上集中了体制的全部电码，是体制的最佳标本。什么人成功，用什么方式获取成功，反映了这个社会基本制度的性质、基本的价值观念和价值评判标准。翻译这本王氏电码就能一清二楚地看到体制的全部病症，看清改革的路线，就像一位熟知病人情况的医生知道如何进行外科手术一样。文革最本质的特征是人治，人治没有改变，文革就没有死去。王立军身上反映出来的是不但恶劣而且低劣的官场生态，腐败仅仅是它的一个方面。没有民主选举和竞争机制嵌入的改革，无论是枪毙文强，还是拿下王立军，都不可能使不堪的官场现状有丝毫改观，更不可能改变根深蒂固的官场价值观以及基于这种价值观之上的政治体制。伟大政治家的声誉是由他们的行为树立的，由他们的德行和公共精神树立的，而不是理论树立的。作为个体，不一定需要有济世之才，也不需要一定从事惊天动地的伟业，只要做自己能做的事就已足够。有能力改变别人的思想，改变一个还是多个，都有益于社会；不能改变别人，但可以改变自己。我们绝对不能高估自己超越现实和传统的能力。人类超越现实和传统的能力，虽然不是像揪住自己的头发离开地球那般绝对没有可能，但过于乐观则是草率的；仅仅就不受约束的权力之无限风光和巨大利益而言，它已具有足以吞噬人们的理智和德性的能量。做到对自身的反省重于对社会的批判。一个社会可能很难拥有超凡入圣的伟大人物，那种坚持用真理领导民众、创造历史的人物，但应该有追求伟大和卓越的人物，他志在追求永恒的精神和不朽的荣誉。每个人都在推动世界潮流，是世界潮流的一分子，但每一个人都不可能改变潮流的方向，不管他是正面推动，还是逆向用力。人的高尚情感，需要从日常生活中和日常的政治经验中逐步成长，而生活中的虚假和伪善是高尚的最大敌人，清除它们才能为高尚铺平道路。目前两岸统一的最大障碍在于价值取向上的巨大落差。对某个时代的认知往往需要时间，甚至付出相当大的代价。真正的友情来自灵魂的投契。人文修养包含着对人生意义的深刻理解和把握，是悲悯情怀的来源和支撑，是良好行为的内在规范。历史不容暴力政治骤然转换成政党政治，它需要时间和生命的献祭与牺牲。人类的文明化过程是逐步脱去作为野人的野性变成文明人的过程。法治的出现是人类文明的一个最重大的里程碑，因为它给人类所面临的最大课题——驯服统治者，提供了有效可行的手段。人类政治史在一定程度上就是从“猴王”到人王的进化史。猿猴过专制生活是为了最大限度地获得生存机会，而现代的专制政权是要最大限度地剥夺人类的生存机会。对领导人的驯化程度也是衡量不同政体文明与否的尺度。一个民主政体就是统治者被彻底驯化的政体。二十世纪的最大成就之一，就是人类对其统治者的驯化取得了不可逆转的成功。这种成功的标志就是自由民主的确立。官僚体制内的反腐，所凭借的是层层加码的监察制度，但古今中外的监察制度无一取得真正的成功。一个具体的人，一生中受到各种磨难是大概率事件；而得到“天上掉下的馅饼”一定是小概率事件，甚至是不会的。古今中外没有哪个帝王或终身“政治家”能被称为“思想家”的，他们至少没有时间和精力去完成系统的著作。同时，真正的思想家一定是孤独的，他的“粉丝”一定不多，被权力炒作起来的“思想家”一定是“假的”，无意义的，这都是“思想”这一概念的属性决定的。一个需要英雄的时代是悲惨的时代，一个勇于抛弃自己英雄的民族是伟大的民族。打着政治历史人物的旗号来实现执政者的政治目的，那种环境不可能对政治历史人物做出正确评价。我们每个人拥有的一切仅仅是这几十年（幸运者一百年）的时间，它只是宇宙的瞬间光亮（其实它能算上光亮么）而已。我们应当用自己的生命做什么呢？可以做点什么，也可以什么都不做。除了这几十年时间，我们什么也没有。中国不缺“曼德拉”，但中国监狱可以摧毁所有的“曼德拉”。中国不缺曼德拉，但没有德克勒克。如今曼德拉已经封圣，但未封圣的德克勒克其实同样可贵。掌权者主动放弃权力，比争取权力者需要更大的智慧勇气。德克勒克的政治智慧，代表着人类政治文明的进化。民国之前的中国盼望出一位德克勒克式的政治家纯属幻想。传奇式的“曼德拉道路”，于民国之前的中国人来说，实在是“心向往之，却不能至”。中国一直处于历史的童年。美国梦的价值来自对共同体每个成员所做的政体价值承诺。给我们一个机会，让我们再一次一起走过从前，那改革岁月的从前。欺骗，成了社会的常态。人们已经不知道什么是仗义了。学会读书，就是争取过一种比较丰满的人生，不要象半文盲一样干瘪。尽管朝代更替频乃，豪杰轮番登场，但唯一够格荣获“民主型”政治家称号的只有民国初年的宋教仁。宋教仁的死，宣告的不是民主的亡，仅仅是民主的早产。宋教仁的实践，宣告了偌大的中国孕育民主的过程必然更为漫长，也更为痛苦，但决不是孕育不了。最深奥的理论，往往是最浅白的常识；最通俗最精炼的语言，才是最好的表达。天亮了，用不着呐喊。黎明前3-5点钟的呐喊，才有价值。民主是一种：普世价值，生活方式，利益分配，程序保障，管理制度，政体选择，……谈天谈地不谈“法治”都是隔靴搔痒（空谈）扯东扯西不扯“民主”都是画饼充饥（瞎扯）抚慰殇痛 追求宪福善良和爱都是脆弱的奢侈品。优秀男人都是超级儿童。不能“复归于婴儿”的任何人，都异化成妖魔了。绝大多数的人，到死都只能在不成功的位置上待着。追求成功是一种境界，一种理想。但不追求成功，也是一种境界，一种理想，而且是较为稀有的境界和理想。好多人一辈子不知道善良为何物！法治就是让人善良的规矩。我（奥巴马）永远无法成为像曼德拉那样伟大的人，但是他让我想成为更好的人。他能唤醒我们每个人心中最美好的部分。哈耶克是一位举世公认的影响了人类社会思想和世界历史进程的伟大思想家，影响了世界各国思想界对人类社会运行基本法则原理的认识。面对危险可以沉默，但不要嘲笑那些勇敢而热情的人。法治的根本，取决于把人从“猴”的素质进化教育到“人”的素质。改写历史的伟大力量，未必来源于恐龙，往往来源于微生物和突变的基因。做一个好人，做一个善人。保守童心是需要人文底蕴功力的。分布在中国大陆的一些人，离“文明人”还非常遥远。要多远，有多远！中国大陆近百年的折腾蹂躏和人文教育的严重缺失，致使中华民族优秀文化如忠诚、义气和善良的根脉几乎被彻底斩断，而西方文明如契约意识、法治精神、公民自觉和尊重文化还没有移植到多数大陆华人的基因里。黄卧云是本书出版之前，当代中国必然被淹埋的法治思想巨人——21世纪最伟大的法治思想家，21世纪中国法治进程的主要推手。哈耶克的“知名显赫度”不及某些人物的百分之一，但历史证明：某些人物的“英明伟大度”不及哈耶克的百分之一。不能从你身上找到人家需要的利益，或者你给不了人家需要的利益，或者你满足不了人家不断加量的利益，或者人家判断没有希望得到预期的回报，人家就不会跟你扯：这就是丛林社会的丛林法则，市俗社会的市俗法则。只要人类还有丛林动物的基因，法治就有建立和存在的必要。人际关系无论多么复杂，不外乎下列三种及其复合物：1.投资回报型2.娱乐消费型3.公益慈善型实力的平衡，利益的互换，情感的交融，精神的黙契，机缘的巧合：法治学、社会学和基因学，原理、规则和现象都是差不多的。中国法治分娩的阵痛，将孕育21世纪最伟大的中国法治思想家、中国法治思想传播者和中国法治领导人，以及数以千万计的中国法治新移民。我（编者）编辑和推送图书《灵铱》，只与良心有关，与利益和功名无关，与崇高和伟大更是不沾边儿。好比我发现房子快塌了，不告诉房子里的人，独自离开，我的良心过不去。仅此而已！“人文”就是一种植根于内心的素养，以承认约束为前提的自由，一种能设身处地为别人着想的善良。几万年前，人这款物种，就整体而言，市俗，势利，物化，粗野，残暴，可能是大概率，群体主流。十几万年前，人类是地球上最劣等的生物群体之一（该物种还处在文明进化阶梯的低端，初级阶段，有着巨大的进化空间），只有少数人进化到大多数人几千年几万年都难企及的水平。远古时代，优秀的人物总是出现一次，只有败类常常重复出现，只有庸人可以批量复制。《黄卧云法治思想学术论文集》摘要
丰睿 编2019年6月4日实现民主和法治的唯一条件就是自由。对于自上而下的民主改革而言，有了自由就足够了。自由对民主和法治的重要性在于它是实施民主规则、落实法律至上不可或缺的条件，不存在先于自由的民主，也不存在先于自由的法治。当华盛顿那一代人把民主奉献给世界的时候，后世感叹他们的伟大人格力量。美国之幸在于，它的人民早就认识到这样一条真理：在选举和投票之外不可能创造公平和稳定的社会秩序。真正了解自己使命的人是对历史有深刻反思，同时有能力洞悉世界潮流的人。一个人从懵懂少年进入成年的标志，是他学会了反省自己的言行，学会反省是他在人生的道路上取得进步的起点。自由是指每一个人追求自身利益的自由，每个人自由追求个人财富对社会做出的贡献，远比那些声称自己为社会无私奉献的人的贡献大得多。民主和法治制度是利益竞争和包容的产物，是对每个自由追求利益的人加以保障。民主制度就是利益包容制度。在法治社会，政治不需要任何韬略，它的主要任务就是维护法治秩序。如果这个世界真有这么一天，抛弃包容所有人利益的制度而去选择排斥大多数人利益的那种制度，那这个世界的所有人，至少是大多数人，就真是疯了，或吃错了药导致深度脑残，而且不可救药。新文化运动的领袖将西方文化归纳为民主与科学，准确地抓住了西方文化的实质。新文化运动领袖以看似激进的话语戳穿了儒家文化作为意识形态的遮眼法，触及了真实的中国历史。在一个被公正而慈仁统治的社会，不会有饿殍遍野的惨象，更不会有朝野上下的普遍腐败和贪婪。任何专制主义都需要堂皇崇高的外表。青天思想和民众对仁政的永久期盼确实是中国文化中一个十分独特的现象，它不是仁政文化，而是奴性文化。理性就是追求真理和向善的能力，利益理性则是追求正当的自我利益的能力。正当的自利给出自我利益的界限是，我能有的，他人也能有。对一个宏大而复杂的历史事件的观察，距离太近不是一种优势，反而是一种劣势。一段历史常常需要一个较长的时间段，才能清楚地显示其全部后果。人们普遍学会尊重和理解对手，学会容忍和理解失败，学会看待和理解合作。当一个社会的人们普遍学会了宽容，它就是一个文明社会。宽容是一种放弃绝对的以自我为中心的状态，承认真理不会永远在自己手中，承认争论是发现真理的必要途径。文明的政治游戏者，首先必须是利益的仲裁者，他们从政不是为了追求自身的物质利益。我并不是说从政者需要特别高尚的人格，不是。每一个社会都有很多人不是把追求物质利益放在第一位的。政治如果成了个人追逐利益最有吸引力的场所，它就会吸引各色各样的逐利之徒千方百计地钻入利益圈子，并且只有这样的人才能表现出出色的适应能力，于是政治生态进一步恶化。让做官无利可图是改善政治生态最重要也是最终的步骤；它让真正热心政治的人能够进入到政治行业中来，他们靠当好裁判、获得民意来赢得声誉；也能将热心财富的人挡在政治的大门之外，他们靠商业智慧和创新来满足事业追求；建立文明政治，就从此开端。政府是人民自愿且平等联合的结果，政府保障人民的自由和权利，其实质就是人民自己保障自己的自由和权利。权力有逐利的本性，有自我强化的内在动力。宪法最核心的内容是以何种方式组织政府和构建政府。权力拥有者只要形成利益结盟，平等和正义就不再存在。要阻止社会的管理者形成权力共同体，瓦解已经形成的权力共同体，唯一公正的办法就是每隔一段时间重新选举社会的管理者，也就是洗牌。在纸牌游戏中，洗牌是确保游戏公正的唯一办法，每一局牌结束后必须洗牌开始新的一局，现代民主制度一般以4到5年为一局。重新洗牌也是游戏不断进行下去的条件，它使输赢变动不居，但每一次洗牌也给参与游戏的各方都带来新的期盼和希望，无论是上一局的赢家还是输家。但现在假如，在一场游戏中由于有一手好牌而成为第一局的赢家后还想成为永远的赢家，于是拒绝洗牌，以第一局的牌继续玩下去；这种奇葩的玩法非常无趣，肯定玩不下去，在现实游戏中也不存在。即使赌场，老千也只能玩阴的，而不会明目张胆地搞鬼。如果人们都知道有老千操纵赌局，就是傻瓜也不会走进去参赌了，那样，老千们也将一无所获。官僚制度就是拒绝洗牌的政治。从此他们就决心永远独占这手好牌，永远坐庄，一直玩下去。他们当然觉得坐庄非常好玩，但对其他人来说不止是极其无聊，而是极不公正。没有机会坐庄的人，只有少数可以退出游戏不玩了，移民，到别的国家去。但绝大多数都无法选择退出，他们只有守着家中的几个坛坛罐罐，继续在每场必输的牌局上叨陪末座，并按时奉献出赌资。每隔几年通过选举进行一次政治洗牌是议会制度存在的根本。没有洗牌，不可能形成稳定的权力分立和法治。一个强大到没有任何力量可以制衡的权力集团，可以轻而易举地消灭分权体制，而法律也仅仅是统治的工具。暴力洗牌的政治革命总是发生在官僚统治的社会。再强势的庄家也会由于生物时间而退出牌局，虽然牌还是那手好牌，但坐庄的已不是原班人马。在一个组织优良的政府中，选举是政府产生的方式，是第一位的因素，具有头等的重要性，它从根本上消除了权力形成利益集团的土壤，它也是政府权力的合法来源。以权力对抗权力，把对权力的监督落实到日常管理中，使权力在任何时候都无法形成对人民的联盟。法治是把平等落实到具体事件上的方法，也是政府在按照民主原则组织之后的结果。在取消人的最高权威时，树立法律的最高权威，同时只有政府的权力也处于法律之下，国家的每一个公民才会在法律之下。一人一票实现了所有人在一个重要方面的政治权利上的绝对平等，也是以和平方式实现政治洗牌的唯一途径，这是民主进程的巨大成果。秩序就是不同社会角色的人，各安其位。等级制是动物世界不可避免的特征，但对人类而言，对公正的关注有着同等重要的特征。每个人得到他应该得到的东西，他们也就得到公正的对待。理智是人们依据常识作出判断的能力，理性则是人们认识真理乃至追求真理的能力。理智要在生活中养成，理性需要自由滋养。没有自由的地方，有权欲张天，有物欲横流，却难有理性。只有民主才能创造社会和谐。任何一个企业或一个政府都没有力量决定社会需求，而只能适应市场，适应需求潮流；一旦它们再没有能力提供符合时代要求的产品和服务，成为时代的落伍者，就要被消费者所抛弃。社会和政治活动的本质就是种种不同利益的博弈和协调。在僵化的不公平的政治制度下，各种利益博弈包括权力博弈，由于缺乏一套文明的制度，只能在丛林规则下展开，博弈变成激烈而残酷的撕咬。博弈是解释和分析社会运动和政治行为的最好工具。不是和平博弈，就是武力拼搏；不是在选民中公开博弈，就是在小圈子中暗中较劲；不在议会里按照固定规则进行博弈，就在密室里由阴谋所操纵进行搏杀。制度在博弈中演变，和平博弈导致制度的和平演变。获得自由从来都是一条充满艰辛的道路。与其说蒋经国是一个伟大的改革者，不如说他是一个伟大的独裁者，他放弃得那么彻底，果断，却又那么平稳。改革者必须站在理想与现实之间，过于理想化可能使改革计划太过超前，增大实施的风险，而完全屈从现实就没有改革的发生。一个人如果把物质生活理解为唯一重要的人生目标，就会害怕丧失哪怕任何微小之利；如果面对的是魔鬼般的邪恶权力，为暂时保住眼前的利益他会选择向魔鬼屈膝，逆来顺受。对多数人的懦弱，甚至很难进行道德上的苛责，不可能人人都是勇士，也不能要求人人都是勇士。在危险面前，人们只能要求自己应该怎么做，却不能强制他人应该怎么做。优良的政治制度必定是在充满人类之爱的世界中产生的，反映人性之美，也成全人性之美。革命和改革本身创造不出优良制度，只有具有人性之美和人格尊严的革命者和改革者才能创造出优良制度。对权力极度崇拜，使得我们这个民族对除权力之外的其他一切有价值的东西都视而不见，不但对自己身处其中的丰富多彩的自然世界和浩瀚的宇宙完全不感兴趣，就是对人生意义这样的关于自身的重大问题也缺乏深广的探求。除了获取权力和光宗耀祖之外，我们的人生还有其他的价值追求吗？人之为人的根本意义是什么？人类作为整体即人类社会，其理想的生存状态应该怎样？权力的边界在哪里？真正的英雄是为大众提供价值指引、关键时刻影响了历史走向的人。一个社会的英雄观，即什么样的人被视为英雄以及民众崇拜什么样的英雄，决定了这个社会人民的精神质量。没有良知约束的人类行为变得既野蛮又无耻，这样的社会已完全不能给人们展现希望。中国改革的时刻，是开始于改革者把自己的权力关进笼子的时刻，也是改革者带头对自己所提倡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行实践的时刻。它无疑是一项英雄的事业，改革者如若没有一颗高尚、纯粹、真诚的心灵，要实施改革是不可想象的。一次全面矫正弊政的改革不会是自上而下依次展开，而只能是一场在改革英雄推动下的全民行动——伟大的改革都是如此。对于建立一个清正廉洁的正常政府，反腐仅仅是一个起点，它的终点必须是瓦解由权力建立起来的各种特殊利益集团，让权力和政府走上正轨，在阳光下运行。离开民主制度的建设，离开对权力的制约，靠反腐的决心和力度是消除不了腐败的。如果特权观念还普遍占据着人们的心灵，社会就将继续维持特权等级制度，不管怎样改朝换代，无非是你方唱罢我登台。如果自由和平等的观念在社会上开始普及，那么，用不了多久，一个自由社会就会到来，不管旧的特权者怎样不甘愿放弃特权，老戏也得收场。决定国家命运的真实力量不是生产力，而是观念，不是物质力量，而是精神力量。苏联的物质力量一度强大到称霸半个地球，但在昙花一现之后，超级大国就寿终正寝，同蒙古人曾经在马背上建立起来的横跨欧亚大陆的帝国一样，是人类最短命的世界强国。它们都是精神贫瘠空虚的国家，都是建立在沙漠上的帝国。动物的进化完全是对周围环境的本能适应，而人类社会的进化主要体现为观念和制度的演进。只有精神才能为历史提供向前发展的永久动力，也是唯一的动力；因为只有精神才会赋予生活的目的，只有精神才有追求生活理想的能力。观念的力量要在它变为人们普遍接受的观念后才显现出来。政治领袖的作用其实就是引导变革中释放出来的社会力量和利益派别遵从一套共同的和平规则；由于他们对民众的特殊魅力，在说服社会遵从共同规则方面，政治领袖能够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但政治领袖的作用不是绝对的，在没有政治领袖的情况下，社会同样可以实现在共同规则下生活，只要这套规则有足够的合理性，就可能获得社会成员的共同遵守。社会自我组织能力，就像生物体自我愈合伤口的能力，与生俱来，没有这种天然的自我愈合能力，生物体就不能生存下去，任何一次小的感染都可能置之于死地。社会自我组织成为可能，原因是社会成员普遍具有遵守规则的意愿。规则意识是人社会化的重要方面，是人作为理性动物的一大优势。社会向前发展的力量不可抗拒，不管过去有什么样的历史，社会变化的脚步不会因为过去而打住。良好的规则胜过英明的领袖。我非常轻易地就能理解人类社会存在某些相通的需要维护的共同价值，因为动物世界中的每一个物种都存在固有的共同的生存法则。“社会”这个词本身就意味着人们为共同利益和目的而聚集到一起结成的团体。真正的社会主义应该尽量利用一切人类成果促进社会公正、平等和自由。人类在追求公正和平等的道路上没有终点。人的贪婪的本性总是会产生侵蚀社会公正的力量。同民主法治对立的不可能是社会主义，是官僚阶级的利益。实现了民主，官僚的特权就不复存在。实行了法治，官僚统治者就无法为所欲为。同民主和法治对立，其实是同平等、自由和公正对立。同改革对立、抵制改革、压制改革，不可能是社会主义；所有特权利益都会压制和反对改革，特权利益需要维护现有利益格局，维护不公正的特权制度；特权也有自己的理想，它也需要继续推进，需要扩大自己的地盘；改革是阻止特权推进，消灭特权。当社会主义在一个官僚制度早已成熟的社会内诞生并从此寄居于官僚制度内时，就注定了社会主义的特性不可能得到发展，就象狼孩的人性不可能得到发展。官僚社会主义把社会主义变成徒有其名的空壳，它不但不是普通人解放的福音，反而是为他们打造的最严酷的镣铐榨干机。当1991年苏联民众抛弃它的时候，整个苏联社会平静地实现了和平转型，这与该政权诞生时的情形截然不同。官僚阶级在中国是制造社会动乱的总根源，它无数次引起大大小小的农民战争。官僚的权势使他们盛气凌人，他们在治下的百姓面前有着极大的心理优越感；代理人的代理资格使他们在自己的选民面前优越不起来，他们必须向选民展现自己最好的一面。平等对效率谈不上什么道德优越与否的问题。没有基于个人效率的社会主义，就是实现了平等也毫无意义，因为它仅仅是贫困的平等。社会主义所代表的是经济权利平等的理想，民主法治代表的是政治权利平等的理想；社会主义主张社会占有生产资料，民主法治主张社会占有国家权力。社会主义的生命在于同民主法治的结合。没有基于政治权利的平等，社会主义经济就沦为权力掠夺的天堂。人的天性会告诉他们什么是好的东西和什么是有害的东西，即使那是他们从不曾接触过的事物。对好的事物不管如何加之以恶名，泼之以污水，仍然阻挡不了人们对它的向往和追求。合理的自利行为维护着共同利益，一直是保持社会秩序的必要基础。一旦政府把公共权力变成攫取自身利益的工具，社会的共同利益就被权力集团破坏殆尽：凡是在需要责任的地方，权力就隐身就消失了；凡是在有利可图的地方，权力就会极大地加强。这时，整个国家利益就成了悲剧故事中的公地，疯狂的利己主义代替了理性的利己主义，公仆们挥金如土，权贵极尽掠夺之能事，贪得无厌的大人物尽可能多地损害国家以满足个人私欲。这是权贵的盛世。人的高度是以精神的高度度量的，保持精神的高度，才能保持人性的高度。追求财富和地位是中国人最重要的信念。把目光全部都集中于现实生活，极大地限制了中国人的心智和对智力活动的兴趣。没有更宽广的思想视野，不去关注世界和人生的终极问题。人把全部理想和信仰都放在现实的和物质的利益之上，由此造成的精神匮乏是可想而知的；权势的炙热、物质的丰裕不但不能避免因精神空虚陷入无法摆脱的人生困境，而且加剧了人生的虚无感；《红楼梦》中的《好了歌》简练表达了争权夺利的无益和对人生的无奈：“古今将相今何在，荒冢一堆人没了；终朝只恨聚无多，及到多时眼闭了。”从上至下的利益追逐既没有宗教的约束，更没有制度的约束，利己主义朝向极端化发展。对他人权利和自由的漠视，不只是中国官场的特性，也同样是中国民众的一般特性。人类社会的制度选择与生物界的自然选择，遵循同样的原理——适者生存原理。现在人们经常提及的法国大革命和苏联社会主义，就是人类在政治制度的选择上出现的两次代价惨重的试错。著名经济学家哈耶克，以他的学识和洞察力撰写文章传播自由竞争的市场观念和反对计划经济的愚妄行为，但这无法阻止新兴国家对计划体制的热情。人们容易相信自己的眼睛，虽然眼睛常常会被表面现象所欺骗，却不易听从忠告。历史在某个时候作出某种选择，并不代表这种选择就是正确的，不可更改的，它只能视为一个试验的环节，一个试错的阶段。但在事关很多人生命幸福的政治制度实验上绝对应该拒绝轻率从事。如果坚持错误使一部分人承担后果却使另一部分人获益，是否放弃错误就要根据相关利益方的博弈情况而定。公平是一种平等状态，而不公平是一种特权状态。不公平的制度通过损害一部分人的正当利益以服务和保障另一部分人的特殊利益，它得到特殊利益人群的全力维护。改变不公平的制度是对立利益之间的博弈。通常情况下，只有当追求公平的力量压倒维护特权制度的力量时，制度的改变才是可能的。任何一个有希望的社会群体和民族，都不可能对优良的制度无动于衷——即使它同自己的历史传统背道而驰。在民主的海洋中，制度孤岛不可能长久保持。一种特殊制度的安全性只有在封闭的环境中才能得到最好的保证，就如某个稀有物种要在特定的自然环境中保存一样。人类行为不但受利益的驱动，也受思想的驱动，观念的改变必定导致行为的改变。成功从来不会唾手可得，指靠他人实现自己理想太不现实。人类规避风险的本能使一般民众更乐意保持现状，而不是反抗，只要是现状还能勉强维持的话。大多数人能忍就忍，不会去冒险带头挑战现有秩序。理性选择是尽力去改善自己的个人处境和命运，少数人可以进入体制内获取特权，或加强同体制内的特权勾结，还有少数富人可以采取移民的方式逃离现场，但大多数人只能忍受现实。就禀性而言，绝大多数人既不是特别怯懦，也不是特别暴烈，都具有基本的正义观，没有勇气承担反抗的风险，但在关键时候却能作出正确的选择。在从未有民主基因的国家，它的人民能够依据民主的原则行事，最终顺利地转入民主社会，体现了环境改造人的力量，被改造的不仅是社会大众，还有新一代政治家。官僚阶级不同于资产阶级，它不是一种创造性力量，它不创造利润，不创造财富，它只有通过攫取和剥夺才能取得财富。它与被统治者不可能形成合作共赢的关系。官僚阶级所得到的，就是被统治阶级所失去的。为了稳定攫取利益，官僚阶级需要并依赖于稳定且不断扩大的为自己提供利益的被统治阶级，这不是一种双向的互利行为。纯粹的利益攫取方只有使用强力迫使纯粹的利益输出方就范才能达到自己的目的。他们相互否定，相互排斥，相互对立，不是一方压倒一方，就是一方推翻一方，而被统治阶级总是官僚统治阶级的掘墓人。官僚统治者与被统治的大众之间由于不存在共同创造财富的目标取向，一方所得必然是另一方所失。可是对不从事创造财富的官僚阶级来说，向被统治者让渡一部分非法垄断利益，就担心将会失去更多的利益，更担心失去可以从事掠夺的权力。创造是资产阶级的利益和财富源泉，权力是官僚的利益和财富源泉，他们一旦失去了既有的利益，也就失去未来的利益。官僚阶级每当他们的利益遇到挑战，就强化权力，巩固既有利益，权力因此处于永无止境地扩张之中。官僚统治的社会除了少数特例，一般都不会有主动改革，只会是被革命所瓦解。为什么中国社会只会一次又一次频繁地在暴力中瓦解和改朝换代，而没有制度的进步？官逼民反表现了王朝时代两个阵营的冲突模式。在这里，没有真正的和解与和平，它所谓的秩序也不过是暴力秩序，是百姓对暴力的暂时屈服。当一方的暴力绝对压倒了另一方时，就说进入了和平时代，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太平盛世。官僚统治秩序不仅受到下层社会暴力反抗的威胁，也受到内部反叛和夺权的威胁。坐天下的巨大利益和极大诱惑吸引着体制内和体制外各种跃跃欲试的力量。官僚们既可以为了共同的利益而抱成一团，也就能够为了各自的利益而各奔前程。在感觉到共同利益即将不保时，他们会转移财产，寻找退路，以求自保；在旧的秩序瓦解、新的牟利机会出现时，他们就会马上作出新的选择，投身到推翻旧秩序的行列中。实力强大的问鼎天下，实力较弱的则占地为王；他们既合力消灭朝廷，也互相征讨；只有当一个绝对强大的军事力量出现、重新确立一统天下时，新的社会秩序才又建立起来。军事上的绝对强者在其发展、壮大和东征西讨的岁月里就已经成为一个组织严密、生死与共的利益集团，战争的胜利使打天下的军事指挥集团成为坐天下的军事官僚集团，军事统帅则成了坐天下的最高统治者，他们开始收获暴利。虽熟读圣贤书，但身处官僚集团的现实使他们不可避免成为掠夺者。没有德行作软实力的政府容易受到挑战，在维持秩序的能力上必定大为削减。这也是贵族统治优于官僚统治的重要方面。贵族拥有可观的财富保证他们不会成为掠夺者，他们的良好教养和德性一直是他们受民众尊重的重要原因。在传统中国的基层社会也存在这种贵族式的治理，它不是由政府的官员或政府官员的代表进行管理，而是由当地乡绅根据悠久的风俗习惯进行秩序的维持。这些在野的乡绅、乡贤是当地的富人，能力强，声望好，足以服众。与政府不同，他们不靠强力推行秩序，他们的管理是业余的，免费的，是出于对公共事业的热心。正是这种基于声望和德行的管理，使中国基层社会有更好的稳定性；因此，在中国整体政治秩序混乱的时候，村社秩序却往往还能够保持，也为王朝的稳定作出了贡献。权力控制上的误区是，以为控制得越紧越严就越可控，事实却是权力的触角越深入，造成的怨愤越多，控制越难。只要是人民担当变革的主角，转型过程中就不会有形成新军事官僚集团的土壤，也意味着新秩序的建立所依靠的将是民众的选票，不是强力和暴力；中国因此就将真正走出以暴易暴的循环，并能比较顺利地建立起包容所有人利益的新秩序。利益包容不是指统治者对被统治者的让利，不是实行“薄赋轻徭”和“与民休息”的政策，不是放牧人对奶牛的包容，而是社会平等成员、利益团体之间的共存和合作，每个人的权利都能同等地得到法律的保护。社会长治久安的必要条件，就是有效地抑制特权统治集团的出现，因为这能最大程度地有利于社会正义的保存和阻止社会陷入不可调和的利益对立和分裂状态。每隔几年就进行一次选举，政府实行任期制，社会不是由官僚而是由人民的代理人治理，不仅防止了官僚特权利益集团的形成，也消除了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的身份鸿沟。公民在法律的制定和实施方面，以及在政策的形成和修改方面有无可否认的参与权，对损害自身利益的政府行为具有不可剥夺的批评权、抗议权，是他们保证自我利益十分重要的权利，而这一切都有赖于言论自由。每一个人都必须拥有对自身利益的发言权。无论何人，无论是他们作为个体还是作为集体，在利益和权利遭受侵害时，都能指望得到法律的可靠支持，独立的司法体系因而必不可少。满足上述条件的制度就是民主制度，能够包容所有人利益的制度只能是民主制度。对民主和自由的过度阐释和赋予过多的意识形态内容，妨碍了普通人对民主自由的具体把握。自由在最易于理解最普遍的意义上是追求个人幸福的自由。独裁和民主的区别不在于别的，就在于是满足少数人追求特殊利益，还是满足所有人平等地追求利益。为了保证少数人的特权利益，就必须让人民失声，让人民服服帖帖。为了保证所有人获得公平合理的利益，政治过程就是讨价还价的交易过程。交易进行的必要条件是交易双方平等参与，自愿协商。政治交易不但是人民与政府之间的交易，也是人民与政党以及利益派别之间的交易。人民经过自愿协商和约定同意产生政府，政府则有义务履行保护人民利益的约定；当政府坚持索要高价、不能履约时，人民在下一次选举中就将它替换掉。在民主制度中，讨价还价贯穿始终。公开的市场交易从来都是公平的重要保证。在包容性制度中，包容的含义当然包括了对立面之间的包容，不但包容利益对立的团体、组织和个人，而且把对立面的包容当作是制度的必要。竞争的政党之间对立而包容，不但对人民的整体利益来说是必需的，对政党各自的肌体健康来说也是必需的。在一个十分重要的方面，只有包容对立面才是真正的包容。多党执政还是一党执政并非衡量民主的标尺，包容反对派才是民主的要件。当利益的一方消灭了利益的其他各方（只有运用暴力才能达到目的）变成惟我独大惟我独尊的时候，特权利益集团就产生了。不限制特权利益和不触及特权制度的改革就不是改革，因此中国改革早已停滞，当前急切要做的是启动改革。在后一种意义上，改革的目的是建立包容性制度。有少数人利益优先的特权，就没有大众的权利平等。中国的民族问题，归根结底是民主的问题。反对民主的人说民主不适合中国，等于说中国不适合利益包容的制度；说民主会搞乱中国，无异于说利益的包容会搞乱中国；说民主将使中国崩溃，是说包容所有人的利益将使中国崩溃。他们的意思很清楚，就是认为只有官僚特权制度才能让中国保持秩序和团结。人们很少能真正对待历史教训，他们总是选择自己愿意看到的某种结果去解释历史事件，强迫历史的客观适应自我的主观。历史是各种主客观条件，各种明显的和潜在的力量，各种可见的和不可见的因素，各种可以预测和不可以预测的事件，在黑暗的时间隧道中相互作用相互影响而产生的连贯事实。即使上帝也不可能把握控制如此复杂的因素和它们的联系方式。但历史具有清晰的大趋势，历史从来没有无因之果，也没有无果之因，既然变革之因已经在那里，变革之果就会到来。明智的人知道自己只能把握历史机遇，不能改变历史方向。民国之前以“家天下”作为执政理念的中国王朝制度，是最典型的不具包容性的制度，任何利益分享机制都不可能在这个封闭的体系内产生。无论是统治者还是被统治者，他们的头脑内都无法设想出被统治者限制统治权、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分享权力的法治。官位相当于硬通货，却又高于硬通货；不但用它可以获取所有你想要的任何物质的东西，汇价坚挺，从不贬值，而且它还有硬通货换取不到的东西，比如荣誉权和真理权；一个人随着在权力的阶梯上不断攀升，获得的各种各样的荣誉不断增多，掌握的真理也就不断增多。特权具有排他的天性，是通过排斥多数人利益获得的；它在少数人与多数人之间建筑起一堵利益的高墙，形成一个封闭的利益体，把特权者与普通大众在权利上和政治上隔开。他们在内部完成自我授权，他们既是社会的立法者，同时又掌握着执法权和司法权。任何制度都有改革的余地，社会发展也不断产生新的利益要求和利益阶层，但只有包容性制度才可以根据需要时常进行必要的调整，从而避免剧烈的社会冲突。清政府的危机和衰弱在甲午战争中已暴露无遗，但最高统治者慈禧坚决扼杀了维新变法，她要在被列强赶出京城之后才又以朝廷名义发布改革上谕。但它的改革三心二意，蹉跎岁月，直到已隐隐听到革命列车行进的隆隆声，政府才宣布要加快改革进程，可是飞奔向前的列车已无法停住。成功的改革必定是在制度的包容性方面取得明显进展，增加了制度的弹性。一个社会有很强的包容变革能力是很难衰落的，而一个制度僵化和利益分裂的社会也不可能真正崛起，苏联的超强力量昙花一现。启动以追求大众福祉为目标的改革，必须找到与之相应的动力之源。如果把改革视为仅仅是内部人的事情，由内部人的意愿决定，它永远不可能获得足够的动力。改革是大众之事，而事关大众的改革一定是实现超越于个人和小集团利益、服务于所有人利益的制度安排，反对垄断、大众参与和权利平等是这种制度的基本特征，自由是它的生命。它必须有精神和理想的引导，但同时也是全社会各种利益进行博弈的结果。在人类制度的进化历史中，无时不在、无处不有的利益博弈只有和人类追求公平正义的理想结合在一起时，才产生民主的制度。利益竞争是制度变革的物质推动力量，正义理想又为制度变革规定方向。没有正义理想为改革提供精神动力，单纯的利益竞争导致的变革不过是破坏旧的利益垄断和建立新的利益垄断。理想的引导和利益博弈，是理解当前改革的两大主要因素，它们是改革的两大动力，共同决定改革的走向。离开了精神追求，我们就无法理解社会的进步；离开了利益博弈，我们就无法理解社会本身。改革就是用真实对抗虚假，用正义对抗邪恶，用宪法对抗非法，用普遍利益对抗特权利益。体制内健康的有政治责任感的力量又是相当稀缺的，改革者要在内部动力严重不足的情况下启动改革，只有借助社会动力才能抵消体制内的强大阻力。上个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体制内的改革者也遇到了体制内的强大阻力，他们选择了直接向民众呼吁的办法来打破改革僵局，通过发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全民大讨论，从人民那里获得支持。80年代的改革虽有它明显的局限性，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它体现了人民的意愿，这段不长的光景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今最富有活力、最令人怀念、政治气氛最宽松的时期。它与体制内一些开明奋发的上层人物分不开，他们的成功只是由于顺应了民心。成功的改革必须释放人民的力量，必须把改革从内部人的改革变为全民的改革。释放人民的力量本身就是一切进步改革和民主改革的应有之意，既然改革事关全体人民的利益，就应该有全体人民的参与，人民有权对事关他们切身利益的事情表达意见和作出选择。人类的经验之路就是一个“试错”的试验过程，通过试错，放弃那些不能走的老路，另走新路，制度从而得以不断完善。经验和理性都告诉人们，坚持在一条走不通的死路上走下去毫无希望，因此必须放手。在没有政治体制改革，尤其是没有建立起权力监督制度的情况下，机构不可能精简。只要权力没有边界，机构的扩张也就没有边界。精简机构的唯一可行之路只能是限制权力。腐败是果，制度是因；不消除制度之因，不但不可能消除腐败之果，而且还会更快地复制和扩散，因为制度仍在为腐败源源不断地输送养料。反腐败的权力与腐败的权力是同一制度之树上的一个果实，它不会因为挂着反腐机构的牌子和被赋予反腐的权力而变得廉洁和纯洁。反腐的权力可以成为滋生腐败的权力。没有民主的进步作保障，改善民生就是一句空话。对于一个政治共同体，社会正义是它的主要追求目标。它不是公司，公司才是以追求利润为本。但即便是公司，一个伟大的公司仍然有自己重要的伦理目标和社会责任，而不是惟利是图。物质需求当然是人最基本和最重要的需求，却既不是全部和唯一的需求，也不是最高的需求。把满足社会成员最基本的需求当作全部的和最高的政治社会目标，大大降低了我们社会应有的政治标准和精神水平。现代政治制度，不是能代表所有人利益的制度，而是能包容所有人利益的制度。社会有许许多多相互矛盾的利益和利益群体，没有一个机构或组织可以代表人民无所不包的利益，这些矛盾的利益只有在包容性的制度中才能逐步得到的解决。一直被束之高阁的宪法能够凝聚当下中国社会的最大共识，认真实施宪法就能从现有制度中发掘出它最大程度的包容性。人们的道德丧失是由于法律失效和权力失范。政治制度的变迁和演进，有时需要精英设计，但更多的时候是哈耶克所说的社会自发秩序；它是精神力量的产物，也需要物质力量的造就；受民族传统的影响，也接受外界先进经验的影响。制度演变中，各种因素的相互作用是一系列复杂的大众参与下的社会运动的结果，其中有许多是无法把握的，难以对制度演变进行井井有条的设计和规划，对它做简单化的处理不切实际。理解政治变化的两大要素，一是利益博弈，二是经验指导。避免钻进业已被证明走不通的死路，同时借鉴学习他人的成功之道。精神沦陷对国家构成的灾难虽然不同于领土沦陷，但危害有过之而无不及，它逐渐销蚀民族的活力，败坏民众的德性，最后会将已有的物质成就也予以摧毁。中国因为搭上经济全球化的快车而快速获得的繁荣，有可能又将因为严重的腐败而丧失。当把改变自身命运或改革的力量寄托在自身之外的某个地方时，不但无形中放弃了自身的努力，削弱了自身的力量，也选择了最没有希望的改变改革之路，因为这无异于祈求神灵显现。改革没有快捷方式。历史经验告诉人们，到救世主那里寻找不到突破改革瓶颈的钥匙；这把钥匙只能到社会中去寻找，到普通大众中去寻找，到每个人自身去寻找；一旦他们公开运用自己的良知，就能向内、向自我寻找到真正的改革动力，它比进言更有力量，比自怨自艾更有意义。社会有一种比法律更无所不在的约束，比真理更无所不在的引导，这就是良知的约束和引导。它是内心的法律，即使法律失去了它的约束力，还有良知的约束。它比真理更可靠，我们与其听从真理的指引，还不如听从良知的指引。真理容易被各种势力有意和无意地混淆、篡改，而良知则清晰地保存在每个人的内心；它可以被利欲所遮蔽，但不会被混淆，不会被篡改。在强制性力量的胁迫下，良知虽然也会被迫转入地下，但它从不会被消灭。良知无非是“他人有心，予忖度之”，承认他人与自己享有同等的自由和权利。对同等权利的尊重使人们内心有大致相同的善恶与是非标准；不管在什么复杂情况中，它都是我们最好的向导，它能把我们的行为引向总体上正确的方向。今天，我们完全不用求助于自然之法或上帝之法就能走进正义法律的大门。拨开自然之法的神秘面纱后就会发现，正义的法律也只不过是人们运用良知的结果。良知引导人们向善，良知给出了一个人在形成判断时不能逾越的底线，这底线就是不能把黑说成是白。公众都以良知参与公共事务讨论，就会形成可信的公共意见。人们表达的每一个想法，只要发自内心；不管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都是发自良知。在自由讨论中，由于良知的作用，会始终存在让人们坚持正确和放弃错误的可能性。一个所有人能够自由运用良知的社会，就是一个自由的理想社会；一个自由的理想社会，也就是所有人都能自由运用良知的社会。只要阻止人们自由运用良知的特权势力一旦消除，即使是失去的良知也就会自然地回到人们的心中。当一个人超越了贫穷与富裕的缧绁，摆脱了权势与名利的左右，战胜了暴力的威胁，他就自信而强大，就是自己的主人，就是真正的大丈夫。一个人产生了自由和自主的意识，就会对各种形式的人身和精神控制形成强大的阻击力。法治国家的法律权威来自它对所有人的一视同仁。在人治国家，人的权威来自得到普遍认同的个人特殊功业，同时也需要宣传机器的精心包装。一个默默无闻的普通人就可能迸发出难以想象的能量，在关键一刻成为改变社会的关键人物。当社会的绝大多数只能眼看着权力和财富不公正地不加掩饰地集中在少数人手里，而又对此无可奈何时，让他们心平气和地接受事实就是更大的不公正。中国改革不需要复杂的顶层设计，更不需要高深的理论，需要的仅仅是社会治理者对人民利益和国家利益的忠诚。对当前的中国，最有意义的事就是革新内政，使国家跟上世界文明发展的步伐。对于人民，他们最危险的对手不是来自国外，而是身边胆大妄为的权力。外国政府既不会对他们生命形成威胁，也不会抢夺他们财富，身边不受约束的权力却在时刻威胁他们的生命与财产安全。在人类追求和实现理想的道路上，最靠不住的，最没有希望的，莫过于把自己的希望寄托在别人身上了，原因就在于，我们根本没有办法去把握他人做什么不做什么。但是我们能够把握的是自己做什么和不做什么，当我们始终把希望寄托在自己身上，把力量投放到自己可以驾御可以把握的范围内，就可能走得很远，取得成功的希望将大为增加。每一个想改变社会现状的人，只要把眼光投向自身寻找力量，放弃对外部力量不切实际的幻想，就会看到希望，就会克服个人的无力感。那种对自我的无力感，其实是来自于对外部力量的过于期盼，在看不到自己期待的力量出现后。把自己作为力量之源，就会信心大增。一种改革是为自由的改革，途径是放弃对权力的垄断；一种改革是为自身利益的改革，途径是巩固自身权力。南边邻国执政党改革的繁复措施都经过精心设计和安排，以确保党的控制，因此，它所有名之为改革的政治动作都是建立在对社会控制的基础之上的。该国没有自由作基础的社会民主，该党的党内民主根本就不可能存在。没有空气的地方，不会有生命存在。在该党的民主木偶戏中，动作设计复杂，台下的观众能够看到比较逼真的各种人物动作，但木偶的一举一动都由人操控着。如果认为对该党党内民主能否推动该国的社会民主还需要拭目以待，那换个命题，假民主推动真民主还需要拭目以待吗？二十世纪政治发展的结果是，世界人民清楚地看到那种追求统一意志和集权的革命只能产生新的更严酷的极权主义和绝对的利己主义，以及给自己带来至深至巨的痛苦，当代的人民已不是法国大革命时期的人民，更加重要的是，成熟的民主制度无可争议地成为唯一的制度榜样。要消灭集团暴力，最根本的方法就是消除掌握国家暴力工具的权力集团的特殊利益；要消灭群众性暴力，根本方法就是始终保持信息的开放和自由流动。民主社会的稳定正是由于在上述两个方面作出了良好的制度安排而实现的：它一方面对权力实行严格约束，绝对防止政府形成特殊利益集团；一方面对公民的言论自由加以绝对保护。大众手中除了选票没有其他争取权利的工具。权力本身并不是坏事，它是社会的中枢神经，公共服务靠它维持。但在我们的现实中，权力的公共性质实际上已经不多。试问，那些在通向权力的崎岖小径上艰难跋涉的人们，有多少是为了实现自己服务公众的理想呢？官权至上的地方必然没有人权。当世人向这样的权力顶礼膜拜时，它意味着什么？它难道不是我们民族的精神毒瘤吗？即使那些开疆辟土、战功赫赫、改朝换代的一世之雄，在华盛顿面前也只是一个小仆从。后者不是靠他的战功，也不是靠他的开国之功永垂不朽的，而是靠他的伟大精神永垂不朽。他彻底地永远地终结了帝王将相和一切统治者自我授权的合法性。他告诉后人在权势之外去追求伟大和崇高。他的精神之光照射人类的心灵。一个伟大的心灵所拥有的无形权力的影响，比世界上所有独裁权力的总和都要大得多。历史确有这样的时刻：时代期盼着伟大思想登场。制造愚民比造就公民要容易得多，制造愚民就是要让民众的心灵充斥对官帽的敬畏和对自由的排斥。衡量国民素质高低的真正标准，不是他们认字的能力，而是他们对自由的理解程度。中华民族处在官位崇拜的桎梏中已经太久，它变得颓废，萎顿，缺乏创造的活力。有几次，它看起来似乎就要崛起，到头来却发现只不过是海市蜃楼。中国的未来与希望，在于一次彻底的精神起义，挣脱权力的镣铐，把自己溶汇到世界中，与世界一同进步。善的意志规定了人类历史的方向，使它不会永久地朝着恶的方向发展，人类的善必然在某个地方制止恶的发展。推动进步的革命看上去是一种外部的表面上的力量，在它的下面，却潜伏着善的意志，“像土壤覆盖着的坚硬岩层，以其坚固的内核稳定地支撑着地面”。善的力量是无法抗拒的，虽然可以在一段时间内抗拒它，但不能永远抗拒它，这使民主最终摆脱靠偶然机遇取胜的命运。虽然关键少数在当代民主进程中依然起着一定的重要作用，但它对卓绝超常的民主英雄的依赖度大大降低了，换句话说，一般意义上的民主英雄大大增多了。政党存在的价值，就是它通过一系列的制度安排，保证各怀私欲的政客以必不可少的正直、诚实、节制、负责、守法精神，忠诚于国家和人民。没有民主制度作保障，民生工程沦落为与民生无关甚至有害于民生的政绩工程、污染工程和腐败工程。民主没有替代品。民主之所以无可替代，是因为民主正面响应了人们内心最深层和最高层的需求，即对平等、自由和尊严的需求，并尽量满足这些需求，人因为有了免于任意强制的自由和享有同所有人一样的法律下的平等而有了尊严。一个人有了自由，凭着他的智慧和双手就能创造出财富和属于自己的幸福；如果没有自由，即使他勤劳而又富于智慧，也不能获得应有的回报和幸福，终年劳碌仍不能免于贫困。中国的民主大趋势已不可逆转，剩下的问题只是以何种方式实现民主的问题，这取决于各种政治势力的博弈情况。时间不等人，历史也不会按照某一部分人的意志展开。建立民主制度是实现社会和解的保证，它把人与人之间管制与被管制的关系变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关系：那时，权力控制和分配重要社会资源的能力已被剥夺，人们不再对任何人心存恐惧，也就不用对任何人曲意逢迎，有了尊严的人对待他人的态度也会更加友善与平和。那时，权力的利爪已被剪除，它不能再任意伤人，横行无忌，跨省追捕，人们对待生活的观点会更加积极和乐观。那时，上级无权扇下级耳光，下级不用低眉顺眼，双方都逐步理解了平等的观念，学会互相尊重，在相互尊重中健全自己的人格。那时，官僚不是特权阶级，民众也不是屁民，官僚不用提防民众造反掀翻自己的特权筵席，民众也不再愤恨没有了特权的官僚，他们不再彼此敌视。对利益的理解，不仅仅只是物质利益和经济利益，还包括了制度和价值观的利益。制度和制度所包含的价值观的利益才是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核心利益所在。每个国家的民意都倾向于支持拥有民主制度和民主价值观的国家。制度文明是人类全部文明的核心，民主制度从根本上说是产生于人类的道德追求。人类幸福不是由经济指标决定的，而是因为人类对尊严的需求得到了满足。一个有道德的制度为所有人的以自由为核心的基本人权提供同等保护。所有人都向往自由。民主和专制的区别，不在于要不要保障自由，而在于保障谁的自由：民主制度保障所有人同等的自由，使所有人获得尊严；专制制度则是牺牲大多数人的自由来保障统治者的绝对自由或者更大的自由，使他们可以不受社会的约束。毫无疑义，一个使所有人拥有同等自由的制度比一个维护少数人绝对自由的制度更加道德。现代国际社会国家间的对立和竞争是无法掩饰的制度对立和竞争。凡是在公民听命于权力集团并被严格监视的国家，权势者和无权大众之间持续紧张的对立就成为社会的基本特征，国家力量消耗在对内部局势的控制上。不受外部约束的权力集团一旦其内部也丧失约束能力，权力就呈现出流氓化的一般趋势，打砸抢瞒哄骗，一样不少。只有普遍的贫穷和饥饿才会催生出大量的充当炮灰的同类，只要没有了炮灰，任何想通过军队达到个人目的或者野心勃勃幻想成为乱世枭雄的人都是一场春秋大梦。社会的前进必须有公民道德的前进，一个顽固地坚持特权的社会根本不可能有什么前途。如果没有对人类精神和崇高的人类事业起推动和促进作用，不管他的动机如何，哪怕秀得再天花乱坠，无论怎样表现自己，都什么也不是。华盛顿秀出了一个崭新的政治伦理体系，为政治的道德化奠定了不朽的基础。很少有人具有天使般的品德，作为芸芸众生，私欲在多数时候都占据着人们的心灵，但一套民主机制就能把政客引向对名誉的追求上，使他们忠诚于自己所从事的事业。一旦缺少这套机制，有权有势的人就宁愿选择闷声发大财的现实主义路线，而不会去为名誉而秀。没有秀仍然是一种秀。政治舞台无人不秀，只是有人秀出的是高尚品质，有人则秀出卑下的内心。在公众事务中，一颗卑下的心灵与他所担负的责任是完全不匹配的。改革的转折点出现在实现民众自由选举的时刻。世界有很大一部分地区的历史因为俄国而花去了漫长的岁月，绕了一个360度的大弯。自由选举的规则在得到大众的认同后，人们就不难预见到权力性质的变化：管理国家的权力将不是以前的君临天下，不是以前不受制约、统御一切、无所不能的权力，那种权力以牺牲人民的自由成就自身的绝对自由，新的权力将是有限的权力，受选民监督，受舆论监督，受法律限制，这种权力为了人民的自由必须限制自身的自由。对于时时受到制约的牢笼中的权力，对于一种荣誉大于实惠的权力，远不是每一个人都渴望得到它。只有那些真正对政治怀有理想、对服务国家抱有热情、对获得荣誉十分向往的人才会产生兴趣，而且获得这种权力和荣誉的机会向每一个公民敞开。当“坐天下”已没有可能，还有谁去“打天下”呢！历史就在这里翻开了新的一页，用枪杆子改朝换代的革命，结束了。有了选票，意味着没有任何人能够任意把自己的意志强加到另一个公民的头上，意味着没有一个人能够拥有凌驾另外一个人之上的权利。选票真正使国家权力回到人民手里，“天下”从此不再属于某一特定的集团或家族，社会财富不再是按权力分配。人民只要动用他们手中的小小选票，就将击碎所有幻想结成利益联盟的权力团伙。他们不用在任何人、任何权力面前唯唯诺诺，卑躬屈膝，乞求恩典。在这样的社会，即使你无权无势，即使你十分渺小，也不会惧怕有组织的强权，法律不会对你遭遇的不公保持沉默；政府对穷人的接济不再是恩赐，而是它的责任。由于没有权势集团对社会财富的蚕食鲸吞，将会有更多的财富用于提升民众的福利水平。选票将决定性地终结独裁者的天下，终结他们的提款机；正因为如此，独裁者要不顾一切地阻止人民拥有选票。选票是世界通用的语言，选票的价值在全世界都是一致的。在中国，处于底层社会的人们同社会上层的人们虽然物质生活条件差异很大，但他们的精神世界鲜有不同。他们都是同一传统的产物。公民自由表达是政治道德得以存在的条件。公民运用自己的良知，对任何人、任何形式的政治腐败进行责难和揭露，就将对所有政府成员形成巨大的道德压力，使他们承担起道德职责，同时也会唤起他们的耻辱感，促进他们的道德意识。只要有言论自由，人们的良知就不会缄默。取消言论自由，直接剥夺了普通公民运用良知主持正义的道德权利。对于腐败和不道德的行为，言论自由是最大的威胁；而对于德行，它乃是最佳保证。人类与生俱来共通的正常理性和良知将我们引向对正当行为的追求。民主原则实际上是扎根于人们内心的颠扑不破的道德法则。道德法则就是民主思想的基础，也是民主思想的唯一源头。没有与共同利益相一致的道德进步和培植出新种子，政治不会随着掌权者面孔变化而改变。民主政治实践与政治道德形成相互倚重的两个方面，民主制度的维系和发展需要参与者相应的政治道德，政治道德也需要民主制度给予维护。一个民主的社会，是可以充分发表意见和自由辩论的社会，有助于人们养成良好的政治道德，形成一套恰当的善恶观念。通过选举获取权力，使掌权者养成尊重公民的习惯；尊重反对派，人们懂得了政治是有公平规则的竞争；政府严格按照预算收支，让公务员习惯公私有别，对贪污公款产生必要的罪恶意识；民主社会的公务员将服务公众和社会当作普通职责，而不是崇高奉献，他们对自身的责任也就有更好的理解。政治道德在两个层次上展现出来，既是指制度合乎道德要求，政治制度必须符合权力的公共精神，也是指以政治为业的人的行为合乎道德要求，政府和公务员务必遵守政治的职业道德——廉洁守法和诚实守信。政府与民众的交往，政府处于时刻接受民意检验的位置，它既要反映民众的意愿，又要引导民众，它必须以良好的形象展示给公众，以获得民众的尊重，争取民众的支持。政府用它自己的诚实言行表现自己的尊严，向人民表明自己值得信任：纳税人的钱适得其所，许下的诺言正在兑现，对大众的利益是忠诚的。虽然人们从对权力充满敬畏和盲从的历史误导中走出来，有利于培养公民科学的质疑精神，但是如果权力在离开道德责任的道路上走得太远，导致公民对它的质疑走得太远，就将严重削减政府的权威。适当的权威是政府十分重要的政治资源。政府经常要向公众承诺实现某种目标，以显示其存在的价值，或者获得民众的支持，或缓解来自社会的压力。信守承诺事关政府的道德形象。政府一直代表着社会的信用，公众相信它的政策和它的承诺，就像购买了它发行的债券。人们放心地购买公债，是因为他们相信政府一定能按时连本加息偿还。政府对人民的承诺应该被看成是政府与人民之间的约定，政府是债务方，有兑现承诺的义务；人民是债权人，有要求政府按期兑现承诺的权利。如果债务人停止按约定时间向债权人付款，债权人也可能是沉默的，但沉默并不等于他们闭上眼睛和没有内心的道德判断。政府在人民心目中树立起诚实可靠的形象是它推行政策的最大资本。讲道理是诚实人与诚实人之间的对话，每一方都要有象样的论据才能为自己辩护。对于开放社会的政治家，优良的个人道德素养，巨大的政治声望，是不可估量的财富，诚实则是他的生命。他的所有资本都建立在诚实的声誉之上。诚实帮助他赢得公众的喜爱支持，不诚实会使他失去颜面。理智成熟的公众不喜欢制造出来的圣人，虽然他们依然对真正的英雄和圣人深怀景仰。他们更喜爱与自己一样的凡人，不要求政治家一贯正确，但要求他们必须诚实。国家和社会的管理者虽不一定超凡出众，可民众同时也认为，那也是只有诚实正派的正人君子才配从事的职业。真诚对待人民的人，人民也真诚地对待他。反之亦然。高明的政治家非常懂得如何以诚恳的态度去面对公众，他不会使自己高高在上，并善于表现自己平常的一面，不掩盖自己的错误，让人看上去更加真实，拉近与公众的心理距离。世界上真正的英雄和圣人只有一类人，即道德英雄，他们真诚、勇敢，有担负历史使命的情怀。真诚是他们所有崇高德行中的基础德行。作为人，一个平常人，道德是他的根基；作为国家，人民的道德状况就是它的根基。败坏了道德，就败坏了国家的根基。当权力腐败正在颠覆我们的道德、毁灭我们的价值观的时候，给权力套上绳索，迫使它有所节制，不得反对显而易见的国家利益，就是公民的重要道义责任。如果每个人都得到他应该得到的，也只能得到他应该得到的，就既是结束虚假伪善的开始，也是一个诚实社会的开始。实现民主是道德义务向我们发出的伟大召唤。民主是国家的最大利益。人民因民主而有道德，因有道德而有尊严；国家因人民伟大有了发展的牢固基石，道德良好的国民一定能创造出物质繁荣。一个好的社会必须建立文明的制度充分保护人性之善，因为我们做人的体面和尊严就建立在我们的善良人性上。人性中善的一面如果得不到发扬光大，恶的一面就会暴露无遗；善的部分是对人的肯定，恶的部分则是对人的否定，把人变成野蛮的动物。公权要求它有一套经过精心设计的制度，使它始终保持公共性质，不偏离服务人民的目的，就像私权也有一套经过精心设计的内在制度，能保证权力拥有者获取优厚的特殊利益。公共权力能够以其基本的爱国理性对公众负责，必须阻断权力拥有者利用权力发财致富的机会。权力致富的唯一途径是掠夺公民的财富。权力如果与增加个人财富的欲望紧密联系起来，并具有强大的增加个人财富的能力，则行使权力的主要目的就是全面获得个人享乐。权力能够成为发财的工具，并用它们换取种种欲望的满足，必要条件是它须垄断社会最有价值的资源。献身政治的人与以攫取经济利益为从政目的的人，他们的精神趣味和行为方式是完全不同的。一个人如果把政治当作理想的事业，他将以热忱和责任心投身公共事务，他知道自己要从事的事业无利可图，他知道自己的工作从属于公众利益，因此他必须面对和忍受来自公众以及政治对手的批评，他的隐私也将暴露在大众媒体之下，公共事业需要他严格自律，使自己保持一定高度的道德和精神水平。然而，如果一个人抱着发财的动机而来，他就会努力去创造以权力交换金钱和其他种种利益的机会，贪婪将吞噬他全部或大部分良知，他的心灵充斥着私欲。谋取私利的权力，直接处于人民的对立面，其利益在于使公民永久地处于无权地位，使他们面对剥夺无力反抗。公民拥有抗议和辩论的权力，对于“权力-财富”秩序是致命的。异议会引起抗议，辩论将昭示真理和真相。拥有自由和基本人权的公民会粉碎一切特权美梦。在面对异议与批评方面，爱国主义的公共权力显示出利己主义权力无可比拟的优势，它使权力的行使保持了基本的正当性。对于基本正当的权力，批评是一种修正的力量，而不会是一种摧毁的力量。只有当行使权力与行使权力的个人在经济利益上完全脱离联系的时候，政坛才会由那些真正热爱公共事业和国家利益的人所占据。政治权力在经济上的吸引力减弱，对政治稳定也是有益的和必要的，它在一定程度上能消除觊觎国家权柄的阴谋，和由于嫉妒权势而产生的颠覆活动；同时，权力竞争的强度也将受到抑制。国家的兴盛是全体国民创造的结果，只要公民的权利未获得必要保障，国家崛起就是一句空话。当他们还不能自由地独立地从事学术探讨的时候，当他们还必须根据官方旨意生产精神产品的时候，当他们在经济竞争中还不得不仰仗与权力合作去获取优势的时候，当他们的财产权得不到保障的时候，当最吸引他们的因素不是创造财富而是以权谋私的时候，这个社会是不会有活力的。国家和社会的创造活力，取决于公民和个体的创造活力。在限制、取消公民的自主权和自由权后，政府就只好把自己变成千手观音了，处理一切纷繁复杂的各类社会、经济、文化事务，这虽然可能有利于保持既有秩序，但它把自己置于一种十分无奈的困境：主要官员要担负大量的他们担负不起的责任。在这种体制下，解决每一个棘手的社会问题，都乞怜于“一把手”亲手抓，上级官员无限制地加大下级官员的责任。被迫处于分散、软弱状态的公民，面对的往往是一个大权在握的猖獗的腐败同盟，他们控制着舆论，把持着专政机器，前者却没有公开申辩理由和揭发真相的权力，仅凭着勇气，不计后果地孤军作战。当人民能够运用法律手段直接与腐败较量的时候，反腐败才会出现胜利的希望。尽管人们常说良心是靠不住的，但无论如何，良心终究是这个政治世界的最后依靠。一个良心泯灭的世界，必定坠入万劫不复的黑暗深渊。《世界人权宣言》不是良心的产物又是什么呢？社会制度就起源于共同体中的人们为了解决他们的共同问题所做的努力。中国并不必定从一开始就注定要坠入专制的深渊，它只是在氏族社会阶段由于偶然选择而走进了一道不同的门。人有追求公平和理想的天性，也有追求超越于众人之上的权力和利益的天性，后一天性更强大有力，但前一天性方能显示人类的高尚品质。不管在多么黑暗的时代，只要人类追求理想制度的精神没有泯灭，世界的希望就会在某个地方保留下来。在专制主义表现出顽强生命力的地方，根本原因不是由于那里有长期专制的历史包袱，不是专制的社会结构难以动摇，而是由于反专制主义的民主法治观念没有进入人们的精神世界。消除专制的真正障碍是现实中的人，而不是古人；是制度受益者的精神世界，而不是国情。专制精神表现为个人利益对精神的控制，统治者对统治权的贪婪，权力对财富的渴求，特权者对特权的迷恋。以和平无痛方式把专制送进坟墓入土为安的可能性何在？除了寄希望于人类精神超越自身利益、追求普遍正义的能力，再不会有什么别的办法。如果精神不能超越自身利益，如果精神永远只能做物欲的奴隶，那么公平和理想制度就不可能在世界上的任何一个地方建立起来，这个世界也将一无是处。在制度设计上，精神的作用不仅在于把人类的正义理想融入制度之中，还在于它能在理想与现实之间找到可行的最佳方案，并避免为思想的完美形式所吸引而误入歧途。人类有追求普遍正义的能力，但对于具体的人，它又是一种不稳定的能力，他们容易被自己的眼前利益所驱使而偏离正义。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