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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管雄, 著

出版社：南京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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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思斋文丛试读：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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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中所出现的如上方框同原版纸书。目录

第一辑 训诂略论〔一〕训诂略论〔二〕——黄季刚先生论小学十书略论《汉书》纲领

第二辑 读章炳麟救学弊论文字学的功用唐以前诸家《汉书》注考汉书古字论例《史通》论《史记》语抄撮如隐堂本《洛阳伽蓝记》校记

第三辑 离骚剩义说“庄、老告退而山水方滋”——谢灵运山水诗专论之一说“兴会标举”——谢灵运山水诗专论之二说“芙蓉出水”和“吐言天拔”——谢灵运山水诗专论之

三声律论的发生和发展及其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影响论“文”与“道”的关系——读《文心雕龙·原道》札记错误百出之《人境庐诗草》的重印本附录：古直与管雄论《人境庐诗草》重印本诠释之正误论黄季刚先生的诗

第四辑 复华室日札

第五辑 泉山诗稿集外诗联

第六辑 回忆回忆创建初期的江宁县中纪念金嵘轩先生

附录 管雄简谱　管嗣昆管雄先生小传　张伯伟忆父亲二三事　管嗣昆追忆管雄先生　钱南秀绕谿师的“藏”与“默”　张伯伟藏山文字纸千张——记管雄先生　左健《隋唐诗歌史论》读后　张伯伟

编后记第一辑训诂略论〔一〕黄季刚先生 讲　管雄 记一、训诂之方式

训诂有本有者，有后起者，不知本有之训诂，不能说字，不知后起之训诂，不能临文。所谓后起，即引申也。如子，男子之美称也。此为引申之训诂。按像小儿生襁褓中之形，古时幼谓之子，长亦谓之子，男谓之子，女亦谓之子，《礼》有“女子子”之文，言女子的子也。后生男谓之子，女谓之女，又以力田称男，此为畜牧时代之故，重男轻女之风因是而起。《仪礼》重父而轻母，轻女之风盖盛，故子专为称男，而女不得称焉。《三国志》称孔融鲁国男子、张冲吴郡男子，释言即鲁国好汉、吴郡好汉之义也。孔子云者，即言姓孔的一个好男子也。又，《说文》：“择菜也，从，右。右，手也。一曰杜若、香。”按右，又之假借，若正宜作，故许氏以择菜解之。一曰“杜若、香”者，所以明从艸之义。若，如也，顺也，尔也，皆后起之义也。原训诂之理，不论本有与后起，不外三式：（一）相容如元，善也。（二）相入如至，犹善也。按善，人性之至美，故云然。（三）相拒如體，犹分也。按體《说文》总十二属也。（头属三：首、面、头。手属三：臂、肘、掌。身属三：胸、腹、背。足属三：腿、胫、趾）总谓之体。二、义训与声训

义训在训诂中颇少，《说文》中十之一二而已。所谓声训，字之发音有关系，音相近则宜相同，此在《说文》中为常见。今义训反通行而声训反有不及者。《说文》元，始也。《尔雅》初，始也。按元，喉音、元韵。始，舌音、咍韵。二字在声韵并无相连之处，徒以观念相同，故取以训释耳。又匹，唇音、质韵，偶，喉音、有韵，二字声韵不相涉，而可互训，故凡与文字声韵无直接之关系，而仅仅以观念相同者，皆谓之诂，如潇水、湘水何以名为潇为湘皆不可解。真正之训诂，须从声音上明其究竟，兹举数字为例：（一）《说文》：颠也，至高无上，从一大。

按《说文》“颠，顶也”。颠为一人最高之处，天为一切物最高之处，天之所以颠，犹今时言顶好的东西为顶好之比也。《易》曰：“其人天且劓。”天，刑也。故剃头亦谓之天。天有大义，有至义，有上义，皆可于声音中明之：

天，舌音，透母，光韵。

大，舌音，定母，曷韵。

至，舌音，定母，屑韵。

上，舌音，定母，唐韵。（二）《说文》：治人者也。从一从史，史亦声。

按《说文》“史，记事者也。从又持中，中，正也”。广义言之，古写字者为史，认字者为吏。狭义言之，吏史皆刑官也。《孟子》：“为天吏可以伐之。”犹以吏为刑官也。（吏）舌声，来母，咍韵。（史）齿声，心母，咍韵。

吏字亦可读齿音，如列也，驶疾也。故吏字未造以前，即用史字。又，《说文》“廷也，有法度者也。从寸，之声”，古时主客不分，衙门与管衙门者相同，故寺吏亦同字。（三）《说文》：始也，从一从兀。

按《说文》：“元，始也。从一，从兀。”“兀，高而上平也。从一在人上。”高而上平者，至高无上之谓也。故元可释为始义。

一 喉音、影母、屑韵。

兀 喉音、疑母、汲韵。

元 喉音、疑母、寒韵。

此三字皆同音，故取以训。故义训苟取以相明而已，真正的训诂，乃在音训。三、训诂之形成

凡训诂有三形式：（一）互训（代诂）：如元，始也，始亦元也。丕，大也，上，高也。下，底也。此以普通字解释奇殊字，谓之互训。（二）义源：如天，颠也。天何以有颠义，因天、颠同为舌头音，凡在上之物皆读舌头音，头首之首，手足之手，古皆读天音，盖首为一身之上，手为四肢之上故也。首、头、颠、顶、题，别言有分，合言无别。颠之训天，同为舌头音，此之谓义源。（三）义界：如“吏，治人者也”。译言即有一个治人的东西，可见不能治人者不得谓之吏。“礼，履也。所以事神致福也。”能事神致福者谓之礼，否则不得谓之礼，此义界也。

古今训诂，不能越此三例。四、小学家之训诂与经学家之训诂

说字之训诂与解文之训诂不同，说字之训诂，须将一字中之意义包括完尽，如《说文》“禔，安福也”。安福二字并行，若云安也，福也，则安福无关系矣。若云安而福也，则安重而福轻，此所以必须安福连文也（又《说文》悉详尽也，亦然）。至临文解释之时，则安福二字须分开用。禔有安义，未必有福义；有福义，未必有安义。故说字之训诂甚宽广，至解文时仅能于说字中割取一部分而已。又如《说文》“，小谨也”。临文解释须将專小谨之义分开。如专门之学无小谨义，乃专一也。故小学之训诂取其通，经学之训诂取其专，二者截然不同也。训诂略论〔二〕——黄季刚先生论小学十书

此蕲春黄先生于民国二十一年夏假金陵大学所讲，由雄记录存稿。时先生寓居大石桥，长日炎熇，咄咄逼人。乃相约于每日日出前一小时赴讲。雄与长沙易家燊、泰和彭绩淡、郫县殷孟伦自文昌桥中央大学宿舍往。晨风泠然，吹我数辈。约一月许讲小学竟。自遭兵乱，稿轶沦丧，匧衍所藏，独全此篇。而师容眇邈，故旧星零，展诵怀人，感往增怆。二十九年十月二日管雄叙

目录之学有二：一为使人知一门学问之途径，于学者最有益；一为菜单式的目录，不论好丑，淆然俱陈。其起源甚古，《周礼》“外史掌达书名于四方”。所谓书名即《尧典》、《禹贡》之类。至“目录”二字连用，则出于刘向之文。按目字之义，即《论语·颜渊》“请问其目”之目字。录字正作彔，引申为记录之谊，载籍浩博，撮其指意，录而存之。故目录本为二事，今人称目录，连言之也。

孔子之书今存者，《易传》、《书序》、《孝经》、《春秋》及《诗》而已。八卦传演为六十四卦，每一卦为一书，即为目录。《尚书序》百篇，亦为目录。《诗序》古称义或篇或篇义（见《南史·陆澄王俭传》）。使《诗》而无序，《关雎》一章，即不得其义。古代无目录之专书，至班固撰《汉书·艺文志》，综录群书，于目录学上另辟一时代。《汉志》本于刘向《别录》及刘歆《七略》。刘向初校书，每书皆有一序，如《列子》、《春秋》序，《战国策》目录序，既有序，更有别录者，亦犹《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又有简明目录是也。

目录之学，如门之锁钥，其内涵为版本之学，名目之学，序跋之学，点缀之学，故目录学为入学之门径，而不可终身为之，其功用在于定是非，辨真伪，考存亡。惟辨真伪常有误人者，今所传《古文尚书》，确为伪书矣。若今文家之攻击《周礼》，刘逢禄之攻击《左传》一部分，以及近人之攻击《史记》，皆未得定论。若《马融忠经》为唐人作品，《天禄阁外史》为明人假托黄宪之作，《杂事秘辛》亦为明人伪纂，吾人以此类书当历史读，固为不可，以为文章或小说读，岂无所取？他如《列子》为伪纂书，谈哲学者不得舍其书。《孔丛子》、《家语》为王肃伪托，而学者往往引为典要。此姚际恒《古今伪书考》所以不足为贵也。

古今坟籍，浩如烟海，不能尽读。郑康成云：“遂博稽六艺，粗览传记，时睹秘书纬术之奥，年过四十，乃归供养。”此确为持平之论。若汉武帝自言“九流七略，遍皆通晓”，非尽然也。今之为目录学者，徒炫博学之空名而已。庄子云：“先王之蘧庐可以一宿而不可以久处。”目录学亦犹是。即小学亦然，求能读古书已耳，若专拘拘于象形指事，此画大空之鸟迹也。

凡各门学问书籍，皆宜分为三类：一根底书，二门径书，三资粮书。小学之书，无虑几万卷，而其中有不能不读之书在，是为“书的书”。譬如读《皇清经解》，不读《十三经注疏》、《经典释文》可乎？故《注疏》与《释文》为经学中“书的书”，即根底书。《经解》不过佽助经学之不足，此资粮书也。所谓门径书，如通论经学之书即是。

今请言小学根底书，小学根底书又可分为三类：一完全存在之书，二不完全存在之书，三经史传注与小学有关系之书。在小学中完全存在之书，真可为吾人根底者不过十书而已。而此十书为自来研究小学者所未能贯通融会。今区为二类，略加诠释如左。

一、《尔雅》。共十九篇。《释诂》周公作，或谓周公作一篇，不知何篇也。初作《尔雅》注者犍为卒史臣舍人，或云姓郭，仅以《文选》注一条为证，大概此书为孔子门人所作以释六艺者。近人廖季平谓《尔雅》为今文，亦近谬说。

二、《小尔雅》。王肃作，与经传相应。

三、《方言》。扬雄作，初名《轩使者绝代语释别国方言》。其底本出于严君平、林闾、翁孺。前后积二十七年，以铅摘次之于椠。《方言》“敦丰”条下云：“初别国不相往来之言也，今或同而旧书雅记，故俗语不失其方。”故子云作《方言》，必先征问各地之方言而后征之古书。如“《燕记》曰：‘丰人杼首。’杼首，长首也。”“故《传》曰：‘慈母之怒子也，虽折葼笞之，其惠存焉。’”此征之故书雅记者。但所谓《传》，不知何书，今已不可见。子云作《训纂》以方《凡将》，作《方言》以比《尔雅》，故西汉小学，当推扬雄为第一。

四、《说文》。东汉许慎纂《说文》，始有据形系联之小学书。元吾丘衍谓《说文》五百四十部之说，本于苍颉，此实大非。《说文》部中字之排列，不以意义为次，即以声音为次，间有颠倒之处，不足为病。秦篆三千三百字，《说文》增至九千三百五十三文。《方言》集天下之音，《说文》实集天下之字。二君拾遗补阙之功，万古不泯。按当时新增之字，实不止六千，叔重去其不合六书者，如《周礼》故书、《仪礼》古文、三体石经之古文小篆，若飌（风）、虣（暴）、第（弟）、□（是），皆叔重所见者，而《说文》不收，此其弃取有方也。

五、《释名》。刘熙撰。知义出于声，故于小学中自成一家。

六、《广雅》。魏张揖撰。集群书之训诂以接《尔雅》者也。

以上六书为根底书之甲类，最为精要。

七、《玉篇》。原本为顾野王在梁时所作，宋陈彭年修。以原书论，先于《切韵》。以修刊论，先于《广韵》。宋人言“篇韵”，即指《玉篇》、《广韵》而言。近人不喜看《玉篇》有二因：一不易翻检，二说解不详。而《说文》以下字书编制体裁之佳者，无有逾于《玉篇》。故治《说文》者，不得不看此书。惟其后屡经增改，注文既多删削，次第亦皆凌乱。顾氏原书现存者不过十之一二。《古经解汇函》尚存一部分，宋人名《大广益会玉篇》，日本有《玉篇》零卷，刊于《古逸丛书》中。

八、《广韵》。集《广韵》者八人：刘臻、颜之推、魏渊（《北史》作魏澹）、卢思道、李若、萧该、辛德源、薛道衡。中惟萧该小学最深。全书共四万二千三百八十四字，并重见者而数之。自《广韵》以后，《唐韵正》以前，吾国韵学极为混乱。《礼部韵略》出，韵目为之混乱。《韵会》出，字母为之混乱。《中原音韵》出，四声为之混乱。三者混乱，音韵即无从着手。故今日而言音韵，不得不以《广韵》为本而求其正。长孙讷言云：“此制酌古沿今，无以加也。”诚为确论。

九、《集韵》。韵书以《集韵》为最完备，《集韵》韵例云：“景祐四年，宋祁、郑戬建言先帝（太宗），时陈彭年、丘雍因陆法言韵所定，多用旧文，繁略失当，因诏祁与贾昌朝、王洙同加修定，丁度、李淑为之典领。今所撰集，务从该广。经史诸子及小学书，更相参定，凡字训悉本许慎《说文》。慎所不载，则引它书为解。”（此异于《切韵》以来诸书者一）“凡古文见经史诸书可辨识者取之，不然则否。”（《康熙字典》诸书不知此例，故所载古文最为猥杂，循其书而用之，多成笑柄）“凡经典字有数读，先儒传授，各欲名家，今并论著，以粹群说。”（此可见《集韵》全以陆氏《经典释文》为蓝本，陆氏书既集群经音义之大成，《集韵》集韵书之大成宜矣）“凡通用韵中同音再出者，既为长，止见一音。”（此例最谬，此所以必待《类篇》为之补苴罅漏也）“凡经史用字，类多假借，今字各着义，则假借难同，故但言通作某。”（此例亦简略过甚，必赖后人为之补正）“凡旧韵字有别体悉入于注，使奇文异书，湮晦难寻，今先标本字，余皆并出，启卷求义，烂然易晓。”（此例示亦最便检查）“凡字之翻切，旧有类隔，今皆用本字。”（虽随时变通，而仍失旧贯之美矣）以上为十二凡例中之最要者，余从略。全书字数五万三千五百二十五，新增（对《广韵》言）二万七千三百三十一字。按五万有奇之数，亦计复重而得之。若除去重见者，则止有三万余字。《类篇》序云，文三万一千三百一十九，是其证也。《集韵》不便于考试，故自《礼部韵略》之后，《集韵》渐渐衰微，且《韵会》、《正韵》等书，纷纷妄作，于音理破坏无遗。明人《字汇》、《正字通》等书，猥滥已甚。《康熙字典》，益为芜杂矣。清世小学先师，多留心此书，段懋堂于《集韵》用功最深，尝云《集韵》所用《经典释文》，乃陈鄂未经改定之本，此最有识。次为王怀祖于《集韵》亦研求甚切，见陈硕甫《王先生述》（今在《高邮王氏遗书》编首）。硕甫本王氏之教，毕生研治《集韵》、《毛诗》二书。往年《毛诗传疏》刊成，《集韵》竟未勒定，甚可惜也。

十、《类篇》。《类篇》之成，本以《集韵》为底稿。故《类篇》亦一最完具之字书，全书共五万三千一百六十五字。部首字依五百四十部旧次。部中字依《广韵》为次。四声排列，缺隔甚少，此书以姚刊三韵（《集韵》、《类篇》、《礼部韵略》）本为最易得。

以上四书，为根底书之乙类。

根底书十部，前六书尤为重要。《尔雅》须先看邵晋涵《正义》，次看郝懿行《义疏》。因郝袭邵之处颇多，又往往没其名故也。其余诸家，不可胜数，校辑古注，以黄奭为备（在《汉学堂丛书》中，今易得）。审勘文字，以严元照《尔雅匡名》为最精（广东刊本最佳，《续经解》、《湖州丛书》中亦有）。《广雅》虽为补续《尔雅》之作，而王念孙《广雅疏证》却为研治训诂入手之书。其书征引训诂，求其通假，不独合于古音，并求合于等韵。可谓毫发无爽者也。《小尔雅》为书甚小，不足为专门。而搜讨之勤，以宋凤翔《训纂》本为最（在《龙溪精舍丛书》中，《续经解》亦有之）。《方言》近无佳本，卢文弨、戴震所校及近世王先谦合校本，皆不堪用。以《四部丛刊》本为不失真相。研寻之法，须自得师矣。《释名》亦以《丛刊》本为佳，异于毕沅辈所妄改者（沅书实江艮庭声所代为）。《小学汇函》本尤不可信。此书在今日宜再下一番理董之功。《说文》一书，说者蜂起，不得其要，只增迷罔。如近日书肆之《说文诂林》，眯者以为便于剽窃，不知庞杂彭享，若任公之钓，六鳌俱起，反无操刀而割处也。学者必须耐心刻苦，专看大徐校本，辅以小徐（小徐讹误实多，又楚金好作华辞，不关理要，亦可厌也），必令本文稍能成诵，然后涵濡餍饫，左右披寻，必理在难民，非师不瞭，以后问人，或则展卷则用日少，而畜德多，苦摭拾群书，或妄创异解，非屋下架屋，则凿泉使深，虽著书盈帙，亦秕稗尔。董遇云：“读书百遍，其义自见。”近日余杭章氏，不能不推为斯学魁儒，予见其案头除石印本大徐《说文》外，更无段、桂诸家之书，知斯学纲维全在默识而贯通之。纷纷笺注，皆无益也。（原载《浙江省立图书馆通讯》1942年第2期）略论《汉书》纲领黄侃遗作

此文曾揭载于金大砥柱文艺社社刊，外间流传不多。各方函索者颇众，因重载于此。——编者《汉书》叙传，“旁贯五经，上下洽通”，又云，“纬六经，缀道纲”。班氏子承其家学，学无常师，备闻今古文大师说（肃宗时诏诸儒于白虎观论五经异同，使固纂集其事），而尤好古文，观所自著文，《幽通赋》引左氏几及二十事，典引谓承尧后（《王命论》已有其言），则亦左氏之说也，其为《离骚》序，则讥屈子用羿奡二姚，与左氏不合，此尤笃守左氏之明证也。《地理志》序，“是以采获旧闻，考迹诗书，推表山川，以缀《禹贡》《周官》（谓所引职方氏文）《春秋》（谓志中所举见于左氏之地名）”。是则班氏撰志，尤多取于古文，班氏虽无专师，而最心折于刘向夫子（《五行志》用向、歆说居多，《律历志》全本子骏，《艺文志》即子骏《七略》也），故其学于古文为近。至其书中所载授经次第，及诸家经说，皆足以考见两汉术之大凡，此《汉书》益于经术之概略也。《史通·六家篇》云：“如《汉书》者，究西都之首末，穷刘氏之废兴，包举一代，撰成一书，言皆精炼，事甚该密，故学者寻讨，易为其功。”又云，“所可祖述者，惟左氏及《汉书》二家而已”，《正史篇》云：“《史记》所书，年止汉武，太初已后，阙而不录。其后向、向子歆及诸好事者若冯商、卫衡（即章怀《后汉书》班彪传注中所讬之杨城衡）、扬雄、史岑、梁审、肆仁、晋鸿、段肃（固传作‘殷肃’）、金丹、冯衍、韦融、萧奋、刘恂等，相继撰续，讫于哀、平间，犹名《史记》。至建武中，司徒掾班彪，以为其言鄙俗，不足以踵前史。又雄、歆褒美伪新，误后惑众，不当垂之后代者也。于是采其旧事，旁贯异闻，作《后传》（谓续太史公之后也，其书仍称《史记》）六十五篇。其子固以父所撰，未尽一家，乃起元高皇，终于王莽，十有二世，二百三十年，综其行事，上下洽通，为《汉书》纪、表、志、传百篇。其事未毕，会有上书言固私改作国史者。有诏京兆收系，悉录家书封上。固弟超驰诣阙自陈，明帝引见，言固续父所作，不敢改易旧史（按据此言则知后人讥孟坚攘父所作而隐其名之谬。古人受业父师，不明著之者，以人皆知其说之出于父师也。郑君注《周礼》，征引杜兴、郑众之说甚多，独于其师马季长之说少有明著者，以人皆知其学受于马君。其所不著者，必本之师说，虽不著犹著也），帝意乃解。即出固，征诣校书，受诏卒业。经二十余载，至章帝建初中乃成。固后坐窦氏事，卒于洛阳狱中，书颇散乱，莫能综理，其妹曹大家博学能为文，奉诏校理，又选高才郎马融等十人从大家受读。（读即后世所谓音义之学。古者音义皆非师莫得。故往往一字而数家异读。此非有意立异，亦非音理必然，由其师说之异耳。）其八表、《天文志》等犹未克成，多是马续（融同产兄援从孙也）所作，而《古今人表》尤不类本书。始自汉末，迄陈世，为其注解凡二十五家（始为《汉书音义》者虔子慎。其家姓氏爵里皆见颜师古集注卷首。数之但有二十二家，合师古亦只二十三人也）。至于专门受业，遂与五经并重。”据此二文，是班氏之为书，远绍太史，近本过庭，中纂通人好事，至于大小，故能采掇菁英，独传纲领，永为后世所宗。至《汉书》所引旧言，惟冯商、班彪、刘向、刘歆、扬雄之言，尚可撢究，余则淄渑共器，不可判分矣。此《汉书》成立及其史法之大略也。《汉书·叙传》言正文字，《艺文志》小学家识语称，“臣复续扬雄作一篇”，班氏之于小学，盖甚深邃，其说《尚书》，大半用古文，则《地理志》所载诸说是也。寻正名之言繇孔子，故曰，吾犹及史之阙文，礼堂所臧，古文诸师所诵，习其字体，皆远本仓圣，孟坚之正文字，由斯指也。今本《汉书》如“瞻”皆作“澹”，“藏”皆作“臧”，“草”皆作“”，（《说文》下云古文以为草字）斯其正文字之明证也。至有讹俗杂其间，则皆流俗传写之离真，而非孟坚之古籍也。颜师古集注叙例云，“《汉书》旧文，多有古字解说之，后屡经迁易，后人习读，以意刊改，传写既多，弥更浅俗，今则曲覆古本，归其真正。”据此，则《汉书》古字之幸存，颜监之力非细，《史记正义》论例云，“《史》、《汉》文相承已久，如‘悦’字作‘说’，‘閑’字作‘閒’，‘智’字作‘知’，‘汝’字作‘女’（案尔汝之汝字本皆应作乃。汝水名，由女得声。此则舍形而存声，以右为质也。），‘早’字作‘’（此则纯由通假。然此例古文已有之，故《说文》曰，疋，古文以为雅字。鼂，古文以为朝字。此则马班虽演用通借，亦必论之于古文也。）。缘古少字，通共用之。”（此语须加审核，《史》、《汉》本有此古字者，方是好本。）据此两文，则扬、刘、张、杜之后，洨长未生以前，正文字之精，莫如令史。世人或言文章不宜用古字，此则苟如媚俗，非复正名求是之言。余辈徒取许书，字字推寻本氏，被诸文辞，或不以足间执谗慝之口，幸有《汉书》以为矩矱，步趋在古，宜无讥焉。此《汉书》关于文字之梗概也。《汉书》文辞茂美，以范蔚宗所评之言为最允当，其言曰，“固文赡而事详，若固之叙事不激诡，不抑抗，赡而不秽，详而有体，使读之者亹亹而不厌，信哉其能成名也。”寻孟坚文辞之佳，正由父教，班叔皮之为《后传》也，序其恉意引传曰，“杀（读如杀青之杀）史见极平易正直，春秋之义也。”史传之文，与寻常文字有别，载言记事，华饰无所用之，所用者，独有繁简隐显详略之法，自子长远绍丘明，其文则信乎美矣，班氏承之，未敢有变，若夫整齐修饰使子长未定之文成为全璧，此乃史公之功臣，非仅汉氏之良史而已。世人或甲班乙马，或抑固而扬迁（见《史通·鉴识篇》，甲班者王充，扬迁者张辅也），扬迁者不绝于来兹，甲班者后世遂无其嗣响，然偏宕之见，智者所宜绝，今亦不复专主班氏上诮史公，独子玄之言最为平允，余辈所宜取材也（《史通》曰：二书虽互有修短，递闻得失而大氐同风，可为连类。）

若乃诵习之便，《史记》未如《汉书》，《史记》本未尝勒定之书，故抵牾良多，班氏加以匡饬，使无犖骏，此《汉书》长于《史记》一也。《史记》今无善本，裴骃所注既为简略，马张二注，未尽雅驯，孰如颜监刊定班文，详征故谊，此则《史记》文字，亦赖《汉书》以助校雠，世人或执别字讹文，累句错简，转相诵法，自以为俯视孟坚，抑何傎也。此《汉书》长于《史记》二也。（诸史之文以马班为上策固已，其次范氏《后汉书》，序事详覆，议论有裁味，次陈氏《国志》，虽患太简，幸有世期以为之援，故盛名无损，然其品评葛亮简略蜀才，此乃意见之私，特大体当耳，晋隋九史合南北史则十一，议者纷然，审其大体，叙事则能具始终，传人则如亲面目，使史籍之业，异于当官计簿选人署状之为，则九史之所同也。唐书新旧并善，五代史旧乃胜于新，永叔以事增文省为贵，乃适成为枯槁。宋辽金元四史，盖自桧无讥，明史义例本之万氏斯同，故独为可观。体式虽善而文笔杂出，非由一手。高乎宋元史则有矣，持校唐书，犹未能绝之也）此《汉书》文辞茂美之略说也。

若乃诋诃班氏之失者，首自张衡，衡传称衡条上司马迁、班固所叙与典籍不合者十余事，然观衡欲为元后作纪，正取法于吕纪，何乃操戈而入室乎。仲长统谓班氏遗亲攘美（辨已如前），征贿鬻笔（见《文心·史传篇》，今昌言已佚，此文无考可矣），后北周抑虬亦袭其论，此子舆氏所谓好事者为之，不足信也。要之，班氏深明经术，妙达史法，文辞渊厚，义蕴宏深，后之诸史，莫能企及者矣。

略论《汉书》读法四条

一曰求字诂，《汉书》用字除后人窜乱者外，其用字或正或假，皆有其说，未可率尔以古字少，随笔叚借之说通之也。兹举数字说明其例：供张《汉书》作共张此省形存声伺察同上司察同上发蹤同上发此同声通假藏匿同上臧匿古无藏字东廂《汉书》作东箱古无廂字之义帕箱慰荐同上尉荐古无慰字屡空同上娄空古无屡字嗜好同上耆好省形存声屍骸同上死骸同上揖讓同上揖攘此用本字

班氏训诂，远本仓雅，近采通人，下存方语，其诸考证，详在颜书矣，然有一字之义，亘古未昭，此为通检全书，得其比类，今举二条如左：

痛蛹　二字皆训甚，《张禹传》，痛奢甚泰，奢泰义等，则痛甚义均。由此悟《食货志》“蛹腾躍”之文，当训为“甚腾躍”也。

所　《毛诗》“爰得我所”，与“爰得我直”连言，直之训为本职，则所训亦均。《汉书·曹参传》，有“自从其所”之文，《周亚夫传》有“此非不足君所”之文，《诸侯王表》有“愤发其所”之文，此三“所”字，如有常义，则诂训难通，晓以诗义而划然夫。

清师训释《汉书》，咨惟高邮王君怀祖，其释《天文志》“哀鸟”当为“衣焉”，犹言“蔚然”，足以解疑惑矣。自余诸子，虽间有核订，或乃不及宋世宋刘诸公。《郊祀志》“北郊兆”刘原父以“兆”为衍文，谛也，钱大昭乃以兆字应连郊字为句，即缪于《周礼》，又已不成句度，此不及宋人之明证也。吾侪惟宜平心考订，不必存一时代之私衷。凡读古籍皆然，非唯施之《汉书》而已。

一曰通句读，句读之学，盖盛于汉，二郑之读《周礼》，句读既有异同，康成毕生精力，萃于礼经，乃亦有不憭之句。今人轻视句读，以为古章句之流，此大妄也（《毛诗》既分章句，赵邠卿《孟子》注犹以章句自题。则章句亦非可轻也）。

古人训故之作，即为欲通句读，盖一字之义不憭，即一句之义不明，此所以先训故于句读也。经传诸子众多，不可悉取讲授，《汉书》文辞茂美，实总承周汉诸文，诚于《汉书》句读憭然，移以寻求经传，可无捍格之虑。兹略举常文二条以示例，常文者，谓之为常，实非常也。《高纪》“大王功德之著，于后世不宣”。于后世不宣者，不宣于后世也，此当于“著”字一豆，此著字在全句中当一名词之位，如此解释，则此句文义无隔塞矣。《诸侯王表》序，“以德若彼，用力若此，其艰难也”（此本史公文而改易之）。此当以彼此二字为二读，而以其艰难也句，总承二读，言三代以德则若彼其艰难，秦以力（用以其养）则若此其艰难也。《霍光传》，言尚书令读奏，至“诏掖庭令敢泄言要斩”句，太后曰：“止，为人臣子，当悖乱如是邪？”王离席伏，尚书令复读云云，此见古人于宣读文书时，有中止之事，故史亦本其质而序之。

一曰证经义，经术至汉而明，虽学有官私，各有隐显，要皆有其本根，不同后人臆说，故《汉书》所载经义，往往足以考求遗佚之文，补苴一家之说。如齐诗久亡，而《翼奉传》可见其略，《五行传记》不可见，而《五行志》总采诸家之文。王莽《大诰》，足以证明《周书·大诰》之训诂，《律历志》引《武成》，可以考见真古文《武成》之崖略。总之，汉儒说经之义，其大端已具于班书。至孟坚兼包今古，而其所重乃在古文，《地理志》及诸小注，可以证《古文尚书》之《禹贡》。其篇终叙诸方风土，乃与《左氏》、《毛诗》相明。他征引诸经，以古文为最众，此言其合于经义者也。若其故训，详在前方。

一曰考史法，《春秋》之称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汙，惩恶而劝善，丘明明之，子长接之，孟坚业之，彼三贤者，皆阙里之冢嗣也。班书之美，为子玄所称道，兹不复列，别举二条以示例：《武纪》赞曰：“如武帝之雄才大略，不改文景之恭俭，以利斯民，虽《诗》《书》所称，何以加焉。”此讽刺之意，至为显白，不曰武帝不及文景，而曰不改文景，则诗书所称，无以加此，为善于立辞，讽刺之文，不以有所讳而漫灭也。《食货志》：“是岁汤死而民不思。”夫张汤佞人，酷吏之尤，特班氏时，其子孙贵显，班不便明斥，而曰“汤死而民不思”，夫为法而令死无余声，则其法之病民，可以概见。此所谓“婉而成章”者也。

班书之长，尤在《古今人表》及《艺文志》。《古今人表》之作，所以董正群言，考订之功颇细。《艺文志》全本二刘，能率由旧章，不衍不忘者也。后之修史者，于此二类，终古谢短焉。（《斯文》半月刊　第二卷第十九、二十期合刊页二—五。）第二辑读章炳麟救学弊论

章氏此论，滔滔数千言，于近世学术之衰，学风之陋，思有以振捄之也。章氏负当世能文名，其言论足以震古今，其行止足以集人伦，斯论之出，景响尤巨。今本盍各之义，略抒所怀，以当商榷焉。（外物篇“饰小说以干县令”），

夫小说之名，肇见《庄子》爰及汉代，其流渐广，班固《汉志》，列为十家之一。隋唐以下，述作益宏。宋仁宗时，国家无事，使臣下日进小说一篇，以为娱乐。厥后斯体大兴，长篇短制，霞起飚流，其至者可以激动人心，占一代政教之兴革。下焉者亦可风上谏下，合乎诗教之旨。而章氏因先哲之言，承儒家之指，统以为导人淫僻诱人倾险之所为也。即以小说家言多诞秽，不足为训，则经史中载亵渎之事多矣。有敢摈《诗·国风》、《易·咸卦》、《汉书·景十三王传》而不读者乎？盖文章之美，无关体制，时代愈后，文体愈侈。如唐玄宗与杨贵妃事，在诗为白居易《长恨歌》，在小说为陈鸿《长恨歌传》，在传奇为洪升《长生殿》，体制各殊，要皆同为不朽之作。若以为白诗可教，陈、洪之制足以败坏人心，束诸高阁，是未足以折服人心也。章氏数举《三字经》、《史鉴节要》便读，以为愈于小说传奇。呜呼！使举国之人，尽仅读《三字经》、《史鉴节要》便读者，于学术又将何如？此其失一也。

夫刻辞镂铜，自古而然，大禹勒笋簴而招谏，成汤箸盘盂以垂规，景钟纪魏颗之勋，卫鼎表孔悝之铭。《春秋左氏传》，载钟鼎及二十余事。班固《郊祀志》，独标美阳得鼎前事，其文异于秦汉，其时惟张敞能辨之。许君《说文叙》亦称郡国往往于山川得鼎彝，其铭即前代之古文，皆自相似，虽颇复见远流，其详可得略说也。然许君所见金石文字与小篆不同者，《说文》已录之，其所不见者，尤不少也。如子尾送女之尊，周宣岐阳之鼓，诗人以之入咏，画士播诸丹青。天水崛兴，代多奇士，摅怀旧之蓄念，发思古之幽情。若薛尚功、欧阳修、赵明诚、王复斋、吕大防等，或丰于收藏，或长于考订，知人所未知，有人所未有，诚前世之所无，开后来之规模也。金石之学，于是大启。或以证古籀篆隶之出入，或以定音韵训诂之通假，或以考氏族职官之得失，或以校地舆年月之是非，始为坿庸，蔚为大国，厥用极宏，未可忽也。顾《说文》为字书之总汇，识字之钤键，尽人皆知。其不观《说文》而直求之钟鼎款识者，如擿埴索涂，固为不可。若专守《说文》而斥钟鼎款识为不足观者，则为许君所蒙蔽者多矣。颜之推云：“不信《说文》，则冥冥不知一点一画，有何意焉。若必依小篆是正书记，凡《尔雅》、《三苍》、《说文》，岂能悉得苍颉本指哉？”故章氏之专守《说文》，与潘、翁二氏之排《说文》，其失一也。况钟鼎款识之学，非始潘、翁，必以为不足教者，咎亦在薛、欧，不在潘、翁矣，此其失二也。

且夫文之美恶，微特不关于体制，亦且无限于中西。林纾译大仲马之《茶花女遗事》，依然哀艳感人。郭沫若译歌德之《浮士德》，读之仍为神魂飞荡。章氏以为远西之文，徒绣其鞶帨，不足任用，顾中文有华质，西文亦然，此视其时代之风尚与作者之风格而异，宁有远西之文，皆藻丽华绮而鲜质实者乎？且远西之文有过于中土者，如海洋文学，我国不及西欧远甚。《毛诗》之“河水洋洋”，《楚辞》之“北渚渺渺”，但有零句，鲜有专篇。木玄虚《海赋》，排缀水旁字句而已。至曹操《观沧海》诗，着洪波之辞。灵运《游赤石》诗，有超越之句。后之作者，鲜有嗣音。而远西状海之篇，俯拾皆是。若能取彼之长，补我之短，岂非两全乎？或以为读西文则中文与之俱化，是无足虑也。魏晋梵佛大典，缁流广被中土。能文之士，莫不受其影响，大谢之诗，其著者也。若王巾《头陀寺碑文》，几乎句句用释典，字字含理意。昭明以之入《选》，当世钦其能文。今为文者能掇远西之菁英，以广拓我之艺苑，夫谁曰不宜？必以为不足任用，则何厚于魏晋六朝之人，而薄于今之人乎？此其失三也。故小说传奇、钟鼎款识、远西之文，非不足教，在乎教得其人也。

至其论学校之弊，以及学者之陋，使人读之，未有不悚然者。今国内学制，仿自欧美，由幼儿园而小学而中学而大学，为时约二十年，即令学子能循序以进，所得能有几乎？以国文而论，学生在听课外无他事，教员在教科外无旁责。同一《古诗十九首》，初中读之，高中读之，至大学又读之，然终不能背籀。同一《文选序》，其教授之时亦然，旷日玩时，无所补益。教材之选择无准，人格之训练益鲜。驯至一中学毕业生，能文理通达者，已为高才生。若稍质以诗书，则瞠目无以对。昔郑玄家奴婢皆读书，尝使一婢不称旨，将挞之，方自陈说，玄怒，使人曳着泥中。顷复有一婢来，问曰：“胡为乎泥中？”答曰：“薄言往愬，逢彼之怒。”今之中学生，直郑家奴之不若矣。且学校常随政治而更动，此党揽权，异党尽逐，一人得志，亲娅皆登。故校长视学校如逆旅，教员视学校如邮亭，有席未暇暖而卷去，有突不得黔而先奔。间有无赖之士，非有学行如陆九渊、朱晦庵者也。崇其名号，夸其成绩，设学校为利薮，招学生为货殖。学生惟年纳以巨款，届期给以文凭，其读书与否，其心得有无，则教员不问焉，校长不顾焉。若斯之流，亦复甚众。即上焉者，能读书识字，而师弟子之间，漠若路人，此在宋时已然，朱子《学校贡举私议》云：“熙宁以来，所谓太学者，但为声利之场，而掌其教事者，不过取其善为科举之文，师生相亲，漠然若行路之人。月书季考，只以促其嗜利苟得冒昧无耻之心，殊非立学教人之本义。”以今视古，宜若合符然。学校之弊，一至于此，宁不痛哉！而学术之陋亦复如之。浇薄之徒，不读经书，而空谈义理；不窥史册，而妄生疑惑。或句读古书，或迻录往籍，去作者之名，标自己之号。朝成一篇，暮登诸版。昔亭林尝谓：“今人纂辑之书，正如今人之铸钱，古人采铜于山，今人则买旧钱，名之曰废铜以充铸而已。”亭林学比江海，行并日月，而自视所著书，犹不如古，期之以废铜，盖学者之谦也。今人既不及亭林远甚，反高自位置，俨若昭昭悬之国门，不能易一字者，有是理乎？至于载笔之徒，言文之士，伏枕抽毫，然脂瞑写，不假润饰，自命天才，不知机有迟速，并资博练。扬雄为一代文豪，赋甘泉而脏出。杜甫为千古诗宗，学阴何而心苦。非不能速，欲速则不达也。况才疏空速，庸足当乎？近代为文之捷者，无过于毛西河，西河口耳手三者可同时而作，其聪惠已迥过常人，而其为文引经，往往不足据，梁绍壬已辨之（见《两般秋雨庵随笔》）。今学士知既不及西河，而徒羡虚名，束书不读，既不加思，复不苦学，则殆罔兼至矣。使举国而为殆罔之人，而欲其国之不颠覆者难矣。章氏以学校须改制，罢遣其学风最劣者，学术须提倡，以能常见书为先。予以谓今后学校，须取宋书院制及明初学校制并行之。明初学校，非专尚时文，学生入监读书，而国家之整理田赋、清查黄册、兴修水利，皆监生为之。年长者历练政事，能文者拔擢不次。博学者令习翻译，善书者命其缮写。他若特事遣使巡狩从之，皆优为之。盖明之国学，第为储才之地，以师儒督其学，以世务练其本，学以致用，国无弃才。诚能如是，则教者安于职，学者收其心，玄肃熹九渊奔竞之风斯遏，质朴之风自崇。若学比郑王，行比朱陆，或有一艺之长，足与前人争光者，则政府褒扬之，学校丰养之，使其自由讲学，学者亦随其性之所近而归之。此寓书院于学校之中，树一代之学风，以为百世模楷。较今之挟书终日，彷徨无所措者，得益必宏矣。顾远西如牛津、剑桥诸大学，并行此制，而我国反吐弃之摒斥之，常人忽近而贵远，无乃是乎？呜呼，刘石乱华，清谈流祸；赵宋垂危，党争未已。今关东沦丧，疮痍未抚，诸学士终日嚣呶，不务实学。长此以往，深恐神州遭陆沉之痛，诸夏有偕亡之哀。昔王衍将死，云：“吾曹向若不祖尚虚浮，戮力以匡王室，犹可不至今日。”因读章氏之文，且有感乎夷甫之言，书之如此云尔。（原载《浙江省立图书馆馆刊》1935年第5期）文字学的功用

文字学这门课程，在一般人的脑子里都会以为它是顶枯燥的或不合时代的东西。这不但一般普通人会作如此想，就是大学里喜欢文学的学生，也会有此想法的。他会把文字学这门课程，当作语言组的必修课，只能让一部分人去推敲寻求，而自命不凡，风流潇洒。

其实这种想法是全不对头的。文字是一个民族构成的主要条件，一个民族的历史文物以及它发展或失败的事迹，全靠文字把它记录下来，而借以记录的符号文字，代有衍变，我们如果要深切地了解过去或创造未来，对于文字的形体、声音、涵义的衍变便不能忽略或妄加蔑视。

文字学在古代，不过是小学课程的一种。《周礼·地官·司徒·保氏》：“掌谏王恶，而养国子以道，乃教之六艺：一曰五礼，二曰六乐，三曰五射，四曰五驭，五曰六书，六曰九数。”《礼记·内则》：“六年教之数与方名。十年出就外傅，居宿于外，学书记。十有三年，学乐、诵诗、舞勺。”《汉书·食货志》：“八岁入小学，学六甲五方书计之事。”这里所谓“六书”、“书记”、“书计”，便是现在的文字学。周代的学童，一入小学，便教他文字的构造方法，所以后来就叫文字学为小学。现在却适得其反，六书的条例，也即文字的构造方法，往往到了大学才开始学习。这便因为我们汉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汉字的形体、声音、义训代有衍变，错综复杂，不是三言两语所能说得清楚的，更非初入学的儿童即能得从事，而是成为一门专门的学科了。

这门专门的学科，是一切学科的基础，是一切汉学的钥匙。我们现在研究甲骨文、钟鼎文（或称金文）、小篆、隶书，决不是拿它当作纯艺术的欣赏，更不是拿它炫奇夸博，当作古董看待。清代有一位学者江艮庭（声），他毕生研治《说文》和《尚书》，著有《六书说》、《尚书集注音疏》等书，因为他研治《说文》，所以他平日和朋友通讯或读书做笔记，都用篆书。有一次他用小篆开了一张药方到药铺子里去买药，把药铺子里的伙计弄得莫所措手足，无法处理，这种应用不得当而引起的纠纷，决不是我们研究文字学的目的。

颜之推在《颜氏家训·书证篇》里说：“学者不观《说文》，则冥冥不知一点一画，有何意焉。”这却一语道破文字学这门课程的意义和功用。不过近代的文字学，已不是《说文》一书所能限制。清代三百年，若段玉裁、若钱坫、若桂馥、若朱骏声、若王筠，对于《说文》的研究，可以说是已经登峰造极，无以复加。但自吴大澂著《说文古籀补》，以古器习见的形体，来订正许书所载的古籀，对乾、嘉以来文字学上定一尊于《说文》的学风，起了一次大革命。至1889年（清光绪二十五年），河南安阳发现大批龟甲和兽骨，瑞安孙诒让据之著《契文举例》和《名原》，上虞罗振玉据之著《殷商贞卜文字考》，这可说是文字学上第二次的大革命。文字学经过这两次的大革命以后，领域渐渐地扩大了。学者研究的对象和方法既和以前不同，它的收获自然比以前也就丰富得多了。

我们现在说到文字学的功用，大约可分做四项来讲：

一、古书的校读。因时代的变迁、地理的隔阂，一个字的形体、声音、意义往往随之而异。在文字学里，它可以告诉你文字是怎样起源的，由古文而小篆而隶书而真书、草书、行书的嬗变之迹是怎样的，它会使你明白周、秦、两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元、明、清以迄现代的音变是怎样的，它更会使你知道一个字的本义是怎样的，它的引申义又是怎样的。以文字学做基础去了解古书的涵义，这是汉、唐以及清代学者一脉相承的治学方法。顾亭林《答李子德书》说：“读九经自考文始，考文自知音始，以至诸子百家之书，亦莫不然。”便是揭发这个道理。如果我们背离这条道路，冒昧地去讲读古书，往往句读不通，臆解横生。甚至会造成许多笑话。像唐玄宗读《尚书·洪范》至“无偏无颇，遵王之义”句读不通，便怀疑“颇”字有错误。开元十三年，他下了一道敕文说：“朕听政之暇，乙夜观书，复读《尚书·洪范》至‘无偏无颇，遵王之义’，三复兹句，常有所疑，据其下文，并皆协韵。惟‘颇’一字，实则不伦。”他便把“颇”字改为“陂”字，和“义”字协韵。其实“义”字从我从羊，古音读“义”若“我”（五可切），和“颇”（滂禾切）为韵，同在歌部。《易·象传》：“鼎耳草，失其义也；覆公，信如何也。”“义”和“何”为韵。《礼记·表记》：“仁者右也，道者左也。仁者人也，道者义也。”“义”和“左”为韵。这是古书上“义”读若“我”的例子。况且司马迁《史记》引此作“颇”。熹平石经亦作“颇”。陆德明《经典释文》说：“旧本作‘颇’。”可见“颇”字本没错误，玄宗不懂古音，妄作聪明，改“颇”为“陂”，可谓多事。至于文字形体的奇侅，更容易引起误读。《吕氏春秋·慎行论·察传》载着这样一个故事：子夏之晋过卫，有读史记者曰：“晋师三豕涉河。”子夏

曰：“非也，是己亥也。”夫己与三相近，亥与豕相似。至于晋

而问之，则曰：“晋师己亥涉河也。”“己”和“三”，“豕”和“亥”，从现行的楷书来看，决不会读错。可是以现在甲骨文及金文来看，就大有混淆的危险。按甲骨文“己亥”直作“三”、“”，和“三豕”形极相似（见容庚《殷契卜辞》）。金文“三”作“”（颂鼎），“己”作“己”（分仲鼎），“亥”作“”（乙亥簋），“豕”作“”（戊辰簋），形亦易。子夏是孔门弟子中对文学最有研究的，他注意到文字的形体，断定“三豕”必为“己亥”之误，改正读史记者的谬误。这故事在当时想当为一般人所称颂，所以一直流传到现在还为我们校雠学上的美谈。宋人说经，空言义理。解释经文，往往不探求文字本源，妄生臆解。朴学家看不起理学家，也便是这原因。如果没有陈季立（第）、顾亭林（炎武）等人出来探求《诗》、《骚》的本韵，也许我们现在还是被叶韵之说所蒙蔽。如果没有钱竹汀（大昕）告诉我们古无轻唇、舌上二音，也许我们还会把“伏羲”和“庖犧”、“申枨”和“申棠”都当作两个人看待呢。这岂不是笑话。所以要读古书，便得先要从文字学入手，文字学上的问题解决了，其他问题便可迎刃而解。

二、古史的探讨。我国从前考订古史的，大都是根据古书上所记载的材料。譬如司马迁做《史记》，也不过采辑《世本》、《春秋左氏传》、《国语》、《战国策》、《楚汉春秋》诸书加以剪裁罢了。不过单靠这些材料，往往不够，有时且难征信。所以研究古史的不得不扩大其目光，注意到古代遗留下来的实物上去。如钟鼎、甲骨，等等。而于这些实物上所刻的文字里面，往往会发现奇迹，得以证明古代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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