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向街（001-005）(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梁文道,张大春,许知远等

出版社：凤凰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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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向街（001-005）试读：

总目录

单向街001：最愚蠢的一代

目录

最愚蠢的一代？

话题

访谈

记录

艺术

随笔

沙龙

躺在草坪上，在诗歌、吉他声中成长起来的一代人，和坐在电脑屏幕前、兜里揣着iPod的一代人会有区别吗？在一个节奏缓慢、信息匮乏的年代成长的青年人，和在一个瞬息万变、世界每个角落都向眼前涌来的青年，会有不同的思维与情感方式吗？

十多年来，我们听到了太多关于互联网改变世界的赞歌，太多对在网络中成长起来的年轻一代的溢美之词。政治领袖与商业巨头们都认定自己有必要去取悦Google和Facebook充满孩子气的创始人，而奋力让自己融入新时代的中年人，则本能地相信年轻一代掌握着更多的资讯，有着更开阔的世界观，更强大的反应能力，更独立的个性。

只有到了近代，“青年”才成为一个独特的群体，一种想当然的变革力量。在传统社会里，一代代人的经验都差不多，那是个向后看的岁月，是一个“黄金时代永远已经过去”的岁月。但当近代世界兴起后，不断涌现出新的技术、新制度，戏剧性地改变了世界的面貌，也使每一代人生活的环境和上一代大不相通。而进步的观念也深入人心——未来总比现在更美好。

于是，在整个20世纪，两重强烈的感受一直并存。一种是对青年与未来的盲目崇拜，另一种则是“一代不如一代”的古老冲动。它们相互混合，此消彼长。

像是对于过去十多年的情绪的反动，现在人们开始谈论互联网的黑暗面了，虽然这项技术被视作新一代人的塑造力量。[1]“最愚蠢的一代”，马克·鲍尔莱恩的新书的题目耸人听闻。它的副标题同样引人争议，“数字时代如何使美国青年变得愚蠢并威胁我们的未来，或不要相信任何30岁以下的人”。

在这位英文教授看来，信息时代的种种美好许诺不仅没实现，在网络上成长起的、被各种电子产品包围的一代人，不仅没有更聪明、更开放、更有见识，反而是无知、偏狭、盲目的自我中心。他们有高度的竞争感，却没有真正的创造力，更愿意在既有的框架内、按照社会规范实现自我。

你可以说马克·鲍尔莱恩的夸大其词，不错，每一代成年人，不都有冲动去贬低下一代吗？但是，这种夸大其词却有助于矫正我们日趋严重的技术迷恋症。对于商业世界来说，互联网的确是一个强大无比的工作。昔日，洛克菲勒费尽心机，建立起一个全国市场，而现在，Google诞生之日，就拥有了一个全球性市场。也正因此原因，这些年轻人可以几年内，积累起前人一生才能积累起的财富。

但是，在文化领域，这种进化论却无论如何也难以成立。互联网能处理大量信息，这适用于那些浅显的、可复制的、群体性的文化产品，所以娱乐业在此刻攻城掠寨。但对于那些讲究独特的、暧昧的、深思的、充满想象力的文化产品，这扑面而来的信息，经常意味着对思想与想象空间的窒息，它不仅没有打开、释放我们，反而麻木我们的感受，消解我们宝贵的专注能力。

倘若我们不对此保持警惕，人类很可能掉入一个技术垄断的年代，在这个历史的新篇章里，效率、利益、经济进步是社会运转的核心。在很多方面，其实我们已经看到了这个时代的来临。而在这个环境里成长起来的一代人，必然被这些特性深深地作用。

中国的环境与美国不同。由于中国社会曾深陷于政治权力与社会习俗的束缚，技术曾经被想当然地当成是拯救力量。但是，希望很快幻灭。过多的信息并没使这些青年人更有判断力，他们经常是新的盲从者；丰富的全球文化并没随着宽带而来，反而是一种封闭的自恋意识的兴起……

探讨互联网对青年心理的影响，是《单向街》第一辑的主题。我们邀请了从美国著名作家到中国年轻一代，来谈论他们对技术、对青春、青年文化的看法，文章的跨度如此之大，是我们想为读者提供尽量多的视角。我们希望你看到这种价值观的变迁。30年前，当年轻人要表现自己的个性时，经常选择文学、艺术作为突破口，而现在则是商业。

我怀疑，我们的编辑们，刻意强调了互联网文化的阴暗面，因为[2]我们都是谷登堡的孩子，我们钟情的是在昏黄的光线下，独自阅读的静谧、句子与句子的逻辑感、字里行间的意外。而对着电脑屏幕、不断被MSN对话框中断、从一个文本接到另一个文本的方式，实在令人难以忍受。我们有点抱歉，使用了这样一个耸人听闻的名字。但我们也希望这个标题，能激起你的头脑中的不安和躁动。

这套系列书，将刊登评论、游记、报道、访谈、摄影作品。它听起来像是一个杂乱的组合，但此刻的中国不正是种种杂乱事件和价值观的冲突和实验吗？

当然，我们的态度也是坚定和一贯的，那就是用智力性、探索的姿态去理解中国社会。今天的中国人正生活在一种强烈的反智主义情绪中，这种流行情绪带着“理性”、“实用”的面纱，习惯性地嘲笑一切更为单纯、理想主义的情感。它试图将人挤压成一种既平面又被动的生物，他们对过去与未来兴味索然、只生活在现在，他们也对个人信仰与创造力缺乏信心，相信除去加入了众人的大合唱外，别无选择。

而在方式上，我们强调的是非虚构类写作——如何把现实题材描绘得像小说一样娓娓动听。此刻的中国，不正是一个巨大的戏剧舞台吗？真实的生活比种种虚构都更精彩，但是将现实移植到纸面，却需要某种坚信的努力和特别的技巧。

希望你喜欢我们的态度和探索方式。希望我们和你，和我们的国家，一起成长，并兴趣盎然地探索我们的时代和我们的内心。

[1] 马克·鲍尔莱恩，美国埃墨里大学的英语教授，曾担任美国国家艺术基金会的研究部主任。

[2] 约翰·谷登堡（Johannes Gensfleisch zur Laden zum Gutenberg，又译古腾堡），约1400年出生于德国美因茨，是西方活字印刷术的发明人，他的发明迅速推动了西方科学和社会文明的发展。话题嗨！Julia文/许知远

当今社会杂语喧哗，而且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将如此。当今世界的中心议题乃是如何把多声部铸造成和谐的音乐，而防止它散漫为嘈杂之声。——齐格蒙特·鲍曼一

即使不说话，Julia也是最引人瞩目的一位。

五位演讲者在讲台上呈弧形而坐，正在讨论“如何讲述故事”。演讲厅大约是标准泳池大小，如果站在最后一排，台上每位的面孔都遥远而模糊。不过，每当麦克风传到发言者手中时，投影会在讲台临时拉开的屏幕上打出她的巨大形象，脸上的每一个微笑与不屑都很清楚。

Julia穿了一双红色长袜，像是从刚刚从昨晚酒吧的夜舞里，直接冲到了会场。何况，她还一直占据着麦克风，语速快、声调高、句子间没有过渡，两片红艳、丰满的嘴唇一直上下动个不停。“对，我就是一件产品”，她冒出的这一句话给全场带来惊诧和欢呼。其他的三男一女，光头的投资家，黑毛衣的Geek，带着点腼腆的英国在线电视的主持人，还有Facebook创始人的姐姐Randi Zuckerburg，像是陪衬品。

Julia必定喜欢这感觉。在会场上分发的演讲者的厚厚的小册子里，她的照片与简介最容易被记住。一个穿着吊带裤的年轻姑娘，那件胸前印着WIRED标志的白色T恤紧紧裹在肉感的身体上，左手扶在架在鼻梁上的CLARK KENT式黑框眼镜上，眼神倾斜却直勾勾地射向你，撅起的厚厚嘴唇上的口红浓得要滴下来。

朱莉亚·安利森（Julia Allison），“城中最著名的年轻记者”，右页的个人简介引用了《纽约》杂志对她的评论，接着是《纽约观察家》更眩目的注解——“像是穿梭于帕瑞斯·希尔顿和爱因·兰德之间”。

这是个诡异的结合，一位这个年代流言不断的社交名媛，另一位则是半个世纪前的女性哲学家，唯一相通的是，她们都是各自时代的风潮代表者，都是极端的个人主义者，都声名赫赫。不过，在爱因·兰德的年代，除去个人姿态感，她更需要通过自己的哲学、写作、演说，获得名声与影响力，而帕瑞斯·希尔顿，就像大多数人感觉到的，“仅仅因为著名而著名”。

关于Julia个人介绍的短短一页篇幅里，是各式各样媒体的名字。她是Time Out的专栏作家，她的形象出现在从新闻频道CNN到男性杂志MAXIM这广阔的媒体频谱上。最让她引以骄傲的是，去年以她为封面人物的8月号《连线》WIRED杂志，是这本杂志历史上最畅销的一期。它也引起了广泛性的争议，创刊于1993年的WIRED以报道技术变革的姿态出现，是过去15年中英语世界最能把握住时代风尚的媒体，而在这15年中，只有6位女性登上过封面，她们要么就是曾经的企业英雄玛莎·斯图沃特，要么就是电影明星乌玛·瑟曼，而没人说得清楚朱莉亚·安利森到底有什么成就，为什么出名。“Internet Famous”，那期《连线》以此为题。Julia的形象，被处理成由银灰色雕塑，像是来自另一个外太空的新物种。文章讲述了这名27岁的纽约姑娘，“不会表演，不会歌唱，不富有”，却如何依赖一步步精心的自我宣传方式，来获得广泛的关，成为了“internet celebrity。在《连线》的编辑们看来，这或许代表了一个新社会形态的到来。Blog、Twitter、web 2.0、digital camera，这些新通讯工具赋予每个人强大的能力，可以借助这即时、无限复制的方式，将影响力迅速扩充。而这技术也正缔造出一个新社区，其中有着自己的评判标志，他们也形成了自己的伦理标志，喜欢谈论的是“我，我，我”。

在慕尼黑举办的Digital-Life-Design论坛已到了第五年，是全球技术文化支持者们的盛会。我偶然间混入其中，像是在另一个空间里进行了一场短途旅行。二

大约十年前，我是个刚刚大学毕业的青年，为北京一家网络公司工作。那时，互联网是个时髦、兴奋而又令人困惑的行业。预言家们将之作比为蒸汽机、火车，是必将改变人类历史的发明，会带来源源不断的财富，会改变政治结构，会催生新的文化。一种最为流行的看法是，互联网的分散化、多节点、互动性，将摧毁工业时代的权威、僵化、单向接受性，带来一个更自由、平等、丰富、活跃的时代。

除去这些概念化、口号化的赞歌，更实际的冲击也出现了。这场源自美国西海岸的运动，造就了一大批年轻的亿万富翁，他们获取成功的速度令人瞠目结舌，昔日需要几十年完成的金钱与名声的积累，[1]几年中就达到了。看看当时的金字招牌马克·安德森，25岁，在Netscape上市的当天，成为了亿万富翁。

而这股浪潮随着那些从美国归来的中国留学生而来到了中国。对于上世纪90年代末的中国社会来说，他们是一股清新、锐利而招摇的力量。这是一个信息匮乏的社会，一个等级严格、过分尊重年龄的社会，一个对财富、成功充满生理式饥渴的社会，也是一个自我价值丢失、一切都从外边舶来的社会……

而这些青年人带着美国的资金、技术、理念而归，宣称宽带会让知识与信息向自来水龙头的水一样不断流出，谈话里使用的是VC、IPO、Page view等像刚印制的钞票一样崭新的词汇，阅读的是《连线》、《快公司》这样的杂志，推崇的是一种人人都可以把脚放在桌子上的平等的公司文化……

很快地，这些人扮演了一种连自己都没意识到的启蒙者角色。80年前的一代人通过引进约翰·杜威、伯特兰·罗素、乔治·肖伯纳，谈论社会主义、文学革命来为中国引入新的思想；而他们引进了彼得·德鲁克、迈克·波特，用管理学和技术术语来撬动中国的变化。

十年里，网络的泡沫吹大、破灭、又再兴起，资本撤走又到来，一批中国式的年轻亿万富翁也到来，各种新概念也继续兴起。在这个行业内，时间变成了最速朽的东西，14年前如日中天的马克·安德森，如今像是马克·吐温年代的人物了，比起Facebook，连Google都显得年华老去了。

和十年前一样，中国仍是一个模仿的国家，跟随着美国的变化亦步亦趋，彼岸有了Youtube，此岸就有了Tudou，Facebook诞生于哈佛校园，北京就有了Xiaonei网。但是，再没什么人谈论信息技术的文化与社会的意义。瀛海威公司当年矗立在白颐路上的广告牌——“离信息高速公路还有多远”，像是关于不合时宜的理想主义者的笑谈。

或许再没有激动人心的口号，但真实的变化却迅速地发生了。1996年，我第一次拨号上网，耐心的等待着《花花公子》网页的出现；1999年，我参与我一家dotcom公司的建设，非常诧异地发现那么多人竟然喜欢在BBS上留言；2000年，我第一次使用Google搜索；2001年，我开始习惯在Sina上阅读新闻；2003年前后，我意识到新浪正在获得比电视台与报纸更大的影响力，这种影响力伴随着上网人数的增加而继续提升。1997年，中国大约有62万名上网用户，2003年7月时这个数字增加到6800万，而今天，它则超过了2亿……手机、即时通讯、iPod，使着网络变得更立体、强大、富有娱乐性。对于城市青年来说，网络就像是空气与水一样，是他们生活的一部分。即使是偏远的小镇，网吧都成了必不可少的娱乐中心。我记得一年春节路过长江三峡的巴东县时，整个县城空空荡荡，找不到一家营业的餐厅，但是网吧里却挤满了稚气的面孔。2块钱一小时，15块钱一整夜，你可以在这里聊天、打游戏、看韩剧，那个十五寸的显示器，通往了一个更丰富的世界吗？还是这光秃秃的县城，实在是太匮乏了。

当如此庞大的人口习惯在网络世界获得资讯、购物、调情、交友、游戏、表达主张时，这个国家会变成怎样的新面貌？它变得更自由、开放与丰富了，还是滑向了另一个方向？

身经那个匮乏、封闭的年代的人，会欣喜于信息渠道的多元化，你不再仅仅依靠几份报纸、杂志和中央电视台来了解世界和自己的国家，信息的垄断也越来越困难了，一个不知名乡村一起案件也可能引起全国性的关注；网络给很多人提供了长期饥渴的社区感，家庭的纽带、单位的人际关系已经越来越弱化，但很多人在豆瓣网上对一本书的探讨，汽车论坛上对一款车的钟爱，发现了共鸣，分散的人群重又聚集在一起；你甚至可以体验到公共舆论的力量，不知名的普通人借由网络达成共识，并将虚拟的力量转化成实际的行动，他们走上街头，终止高污染的化工项目，与强大的地产商讨价还价……

但是在互联网世界，每有一个厦门PX项目事件，就会有一个芙蓉姐姐式人物出现——她是我们的Julia吗？。我们似乎刚刚看到了借由网络生成的公共舆论的进步力量，又同时看到这种力量变得不可节制、低俗化。一种趋向已经展现出来：一方面在网络上聚集的舆论力量没有转化为真正的社会进步，它经常是即兴表演式的，是围绕着媒体象征的短暂炫耀，参与者迅速在喧闹中获得满足，没有兴趣关注其持续性变化，即兴式的介入，不足以塑造真正的社会运动，它是碎片化、单一化的；另一方面，人们放纵自己的情绪，使得公共空间迅速私人化，一场私人争吵、一种个人情绪，有可能迅速占领整个网络空间，人们加入了一场毫无意义的群体游戏，这个世界迅速的低俗化，越来越浅薄……没人再抱怨信息太少了，而是经常被淹没到信息的烟尘中，并倍感焦虑。我们觉得自己的注意力、感受力，都被切成了彼此不相关的一小段，能够被把握住的仅仅是瞬间的感官快乐。三

我带着浓重的怀疑论来参加DLD的会议。清晨，我沿贝尔街穿过卡尔广场，扫冰车正在修复露天冰场。接着是纽豪斯大街了，这个超过700年历史的城市的主要商业街。店铺尚未开张，橱窗里的衣服、玩具，贴满了打折标签，不知是经济危机已经到来，还是传统的打折季节。路人们裹进深色的大衣里，匆匆而过，脸上毫无表情，正如这冷峻的天气。

圣母大教堂并列的洋葱头式的铜制拱顶，也清晰可见，刚才，它们一直被笼罩在浓重的雾气中，仿佛宏伟的教堂的确是通向天国。红色的砖墙、绿色的拱顶、笔直的线条，是15世纪的后哥特时代的遗迹。它是这城市的最高建筑，在内城，不管商业大厦多么具有雄心，也不允许超过这个高度——一百米。三天里，它一直是我的路标。

这座城市有很多故事，它曾是僧侣的城市，是啤酒和烤猪肘子的城市，也曾是悲观的预言家和不满的野心家的城市。奥斯瓦尔德·斯[2]宾格勒在这里写下了《西方的没落》吧，正好是90年前。经过世界大战折磨的欧洲在这样悲观的预言中，找到了快感异常的共鸣。也是在这座城市里，落魄却野心勃勃的二流画家希特勒奇迹般地兴起。

一旦你进入会场，所有对历史感伤与追忆，都消失了。到处是闹哄哄的谈话声，台上的人在说，走廊里的人在说，数码相机的按键与电脑的键盘响个不停。所有人都在谈论自己的设想，所有人都在迅速把场中这一刻上传到他的Blog上，以和自己朋友网络分享即刻的在场感。[3]

我多少想起了鲍德里亚对美国文化的刻薄评价。“在美国，唯有生产出来的或表现出来的东西才有意义”，他在那本著名的《美国》写道。在他眼中，欧洲文化是其反面——“而对我们欧洲人来说，唯有可能被思考或被隐藏的东西才有意义”。

倘若，鲍德里亚的判断准确，那么慕尼黑的会场一定是美国的主导。最重要的演讲嘉宾，和弥漫在会议中的气氛，都是美国式的，或者是美国的技术文化式的。人们像Blackberry那样交流，从这个交谈对像到下一个，从这个会场到另一个，不断丢失掉耐心。

他们分析与表达的速度都特别块，但是大部分时刻，像是同质信息的不断出现。互联网给予我们一个崭新的世界，一切变得更公开、更透明，昔日的权威被推翻了，我们和全世界分享知识与情感，并使分散的微薄力量，转化成新的改变世界的力量……这些陈词滥调在杰夫·扎维斯身上得到了最佳体现。

他是个清瘦的老人，脸部和身体都窄窄的，落腮白胡子茬未能增加他的成熟，反而是一种更要表现自己的青春的证据。在他主持的一场论坛上，他跳上跳下，不断提到他刚刚出版的一本书《Google会做什么？》“昔日条条大路通罗马。现在条条大路通Google”，他在40页写下的一句，或许概括全书要表达的一切。倘若马克思用阶级斗争，熊彼德用企业家精神、格瓦拉用革命来作为切入世界的角度，那么对杰夫·扎维斯来说，Google是这个新世界的枢纽。政治、经济、社会、新闻，甚至个人的身份，都要以此展开重新组织。“如果你不能被搜索到，你就不会被发现。”他在40页写下的另一句，似乎为个人身份提供了新的定义。从前，人们需要通过思考来界定自己，而现在则是搜索。

翻阅这本250多页的书，是一次再典型不过的浅阅读。他用说明书的方式写作，每段话、每个句子，再没有任何暧昧的、让人多思一秒的可能。那么多口号式的小标题，你只要读完它们就足够了。他也毫不隐晦自己群体性写作的方法，把内容贴到博客上，然后根据读者们的反馈不断地自我修正。总之，写作不再是孤立的个人，而是像对待一份产品，是各方协议的产物。“我听够对新技术的歌颂吧”，一个高大的男子站起来，“你们记得吗，希特勒兴起的时代，也是新技术所代表的大众媒体兴起的岁月，只不过那时是广播、杂志。”这句质疑，像是突然闯入的不和谐音。正是工业革命的高潮，传统的宗教、社区结构被拆毁了，人们被孤立成一个个原子，公共精神的消亡，个人独特性的结束，导致了极端主义的广受欢迎，因为人们能在其中放弃独立思考，寻找到归属感。那个时代，世界也因新的交通、通讯网络与贸易而连接在一起，人们也认定自己了解更多的新知识，比前人所知更多、更广。但是世界大战还是爆发了，希特勒的独裁还是推翻了魏玛共和国的民主政体。这一切都像是对浅薄的乐观主义的一记重击，进步并非不可避免，但没有任何东西，不管是意识形态、还是一项技术能够给人类提供整体解决方案。我们那自以为是的自信，经常是建立在无知基础上的。技术经常许诺使个人更强大，但却经常导致个体的更孤立与弱小。

真可惜，我错过了周日夜晚blogger们在著名的霍夫布劳豪斯啤酒馆的聚会。这家紧邻玛丽亚广场的啤酒馆，始建于17世纪，曾出王公贵族们专用之地，直到19世纪才对公众开放。现在，它已是游客必到之所，它以巴伐利亚的欢快乐曲，胸脯饱满的红裙女招待，啤酒还有猪肘子闻名。

不过，在历史上它最闻名的一刻来自于20世纪20年代初，希特勒经常在此发表演说。这些标榜世界主义的Blogger们或许没兴趣重提这一插曲，技术是面向未来的，它没兴趣回望过去……四

Julia每天都将自己在达沃斯的照片还有短片，传到她的博客上。她在滑雪，他和杰夫·扎维斯在著名的高空酒吧，看得出她神采飞扬，这是互联网革命的新佐证，正是这种“自下而上”的方式，给她这样的边缘者提供了跻身于这最上流社会的机会。这里到处是著名人士，她要拉着他们一个个的合影，再告诉全世界——“I got them”。她因此而著名，并希望继续著名下去。她创办的那家网站叫NOSOCIETY——没有社会，只有她自己。

五年后，我们还会记住Julia吗？这个行业的残酷之处是，你以多么快的方式成功，就会以更快的速度消失。互联网上众声喧哗，人人都在表达，但所有的声音又都差不多，它们太容易彼此替代与掩盖了。

[1] 马克·安德森（(Mark Andreessen），Netscape（网景）公司的创办人，开发Navigator浏览器，被誉为“因特网的点火人”。

[2] 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Oswald Spengler，1880～1936），德国著名历史学家，历史形态学的开创人。一战期间，他隐居于慕尼黑的一所贫民窟内，在烛光下完成了《西方的没落》一书。

[3] 鲍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1929～2007），法国社会学家及哲学家，在“消费社会理论”和“后现代性的命运”等命题方面卓有建树。Google把我们变蠢？文/尼古拉斯·卡尔（Nicholas Carr）；翻译/郭玉洁

网络正在改变人类的大脑。一“Dave，停下。停下，你会停吗？停下Dave。你会停下吧Dave？”这是斯坦利·库布里克的电影《2001：太空遨游》结尾处著名的奇异而悲伤的场景，超级电脑HAL在央求愤怒的宇航员大卫·鲍曼。鲍曼此前差点被这台失常的机器杀死在太空，此刻他冷漠而平静地切断了记忆存储器和人工“大脑”之间的联系。“Dave，我的意识正在消失，”HAL绝望地说，“我能感觉得到。我能感觉得到。”

我也能感觉得到。这几年来，我对此有些不爽：有人或者说有什么东西一直在扰乱我的大脑，改造我的记忆，重构我的神经系统。我的意识没有消失——至少到目前为止——但是它在改变。我的思考方式变了，这种感觉在阅读的时候尤其强烈。沉浸在一本书或者一篇长文里面曾经非常容易，我的头脑会被叙事或者分析吸引，然后我会花好几个小时漫步于铺陈叙述的散文。这种情况如今已经很少发生了。现在我的注意力常常在两三页后就分散了。我变得烦躁不安，丢掉原先专注的线索，开始找其他的事来做。我觉得好像我常常在把自己任性的大脑拽回文本。以前很自然的深度阅读，现在变成一种艰苦卓绝的努力。

我想我知道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十多年来，我在网络上花了太多的时间——搜索，闲逛，有时也为巨大的网络添加一些信息。对于一个写作者来说，网络曾是天赐之物。以前要在图书馆的书架上花费数天查找的资料，现在几分钟内就可以搞定了。几下Google搜索，点几个链接，我就找到了想要的资料。即使不是为了工作，我也会在网络信息之间搜寻——阅读文章、写email、扫一眼新闻标题和刚更新的博客，看视频，听广播，或者只是从一个链接跳到另一个链接，再跳到下一个。（链接和脚注不同，脚注的二者之间是有关联的，但是链接并不仅仅指向关联性，它们驱使你去点击它们。）

对我来说，正如对其他人一样，网络正在变成一个世界性的媒体，变成一个管道，大多数信息经由它流入我的眼睛和耳朵，流入我的头脑。拥有如此庞大、丰富的信息库，又能如此便捷的获得，其中的好处已经被广泛描述，也理所当然地赢得众多欢呼。《连线》杂志的克莱夫·汤普森说：“硅存储器的完美应用，会极大地造福于思想。”但[1]是这一“造福”是有代价的。正如媒体理论家麦克卢汉在20世纪60年代指出的，媒体并不仅仅是信息的承载渠道。媒体提供思考的内容，更重要的是，它们也塑造了思考的过程。就此看来，网络在做的事，似乎就是把我专注和沉思的能力切成碎片。我的大脑接受信息时已经习惯了网络传输的方式，就像快速流动的粒子流。从前，我是词语海洋中的深水潜水员，现在我坐在水上摩托艇上涨水面快速滑行。

并不是只有我一人如此。当我提及这些阅读方面的困难时，我的朋友相识（多数与文学相关）说他们也有相似的经验。网络用得越多，他们越要努力集中注意力才能进行持续的写作。一些我关注的博客作者也开始提及这一现象。斯科特·卡普（Scott Karp）一直在写作关于网络媒体的博客，他最近承认，他已经不读书了。“我大学时主修文学，一度还读辞典，”他写道，“现在这样，到底是怎么了？”他给出的结论是：“是不是有这种可能，我在网上进行所有的阅读，与其说是阅读的方式改变了，不如说是我思考的方式改变了？”

布鲁斯·弗里德曼（Bruce Friedman）的博客是关于医学领域的电脑使用的，他也描述了网络如何改变了他的脑力习惯。“我现在几乎完全失去了阅读和理解长文章的能力，无论是在网络上，还是印刷品。”他写道。弗里德曼还是一名病理学家，长期在美国密歇根医学院工作，他在电话里对我详细说明了他的观点。他说，他的思考呈现出“断续”的特质，这反映了平时在网络上迅速扫视短篇文章的方式。“我再也不能阅读《战争与和平》了，”他说，“我已经失去了那种能力。即使一篇三四段以上的博客文章，都超出了我的吸收能力。我一扫而过。”

这些只言片语的个例，并不能证明太多。我们还要等待长期的神经学和心理学实验，来提供一个确定的描述，到底网络是如何影响我们的认知能力的。但是最近伦敦大学学院进行的一项关于网络使用习惯的研究已经指出，我们完全可能处于阅读和思维方式的转变过程中。这是一项五年研究计划的一个部分，研究者们记录了访问两大站点的读者的行为，这两大搜索站点，一个属于大英图书馆，一个属于英国教育联盟，后者提供期刊文章、电子书和其他文字信息资源。研究发现，人们使用这些站点时，表现出“飞速浏览行为模式”，从一个地方迅速跳到另一个地方，并且很少回到之前访问过的站点。他们阅读文章或者书籍通常不超过一两页就跳到另一个站点。有时候人们也会保存一篇长文章，但是没有证据表明他们真的会认真阅读。研究报告的作者写道：“很明显，用户在网上阅读时已经不是传统的感觉。的确有迹象表明，当人们在标题、目录、摘要之间快速浏览时，新的“阅读”方式正在浮现。几乎可以说，他们上网，就是为了逃避传统的阅读感受。”

由于网络上海量的文本，更不用提及手机阅读的普及，我们今天阅读的数量完全可能超过20世纪70、80年代——那时电视是我们的首选媒体。然而，那是截然不同的两种阅读方式，更深层地来说，那是不同的思考方式——甚至可能是一种新的自我。美国塔夫斯大学的发展心理学家、《普鲁斯特和鱿鱼：阅读思维的故事和科学》的作者玛丽安·沃尔夫（Maryanne Wolf）说：“并非阅读的内容，而是阅读的方式决定了我们。”沃尔夫担忧网络导致的“效率”与“即时”至上的阅读方式，可能会削弱我们深入阅读的能力，而这种能力产生于早期的技术——印刷术时代，那个时代使得长篇、复杂的作品成为常识。而当我们在网上阅读时，沃尔夫说，我们倾于成为“单纯的信息解码器”。我们解释文本的能力，在深入阅读时进行丰富联系的能力，正在大规模消解。

沃尔夫解释说，对于人类来说，阅读不是一项与生俱来的技能。它并不像说话一样被写入了基因。我们必须教会自己的大脑如何将看到的象征性符号翻译成我们能够理解的语言。而且，我们阅读时使用的媒体和技术对于形成大脑中的神经系统起着很重要的作用。实验显示，使用表意文字——比如汉语——的人，会发展出一套和我们这样使用拼音文字的人不同的阅读智力结构。区别会分布在大脑的不同区域，包括决定记忆、诠释视觉和听觉刺激的部分。我们同样可以想象，网络使用构成的脑力系统，应该和阅读印刷品的人是不同的。二

1882年的某一天，弗里德里希·尼采买了一台打字机。那时，他的视力正在下降，长时间地盯着书稿令他疲惫而疼痛，还常常导致严重的头痛。他已经被迫缩短了写作时间，他担心很快就不得不放弃写作了。至少在短时间内，打字机拯救了他。当尼采可以熟练运用打字机，他就可以闭上眼睛，只靠手指写作。词语再次从他的大脑流向纸张。

但是机器对于他的作品产生了微妙的影响。尼采的朋友、一位作曲家注意到他写作风格的一个变化。他的文风已经很简洁，此刻更加紧凑简短。“也许你通过这个机器会找到一种新的风格，”这个朋友在信里写道，他自己在音乐上的“思想”和语言常常取决于纸和笔的品质。“你说得对，”尼采回信说，“写作工具参与到了我们思考的过程当中。”德国媒体研究者弗里德里希·基特（Friedrich A. Kittler）说，由于这种机器的影响，尼采的文章从论辩式变为格言体，从观点鲜明变为语带双关，从雄辩变得简洁。

人类的大脑几乎是无限可塑的。人们以前以为我们的大脑网络——头颅中无数神经元之间形成的致密联系——在我们成年之后就基本固定了。但是脑研究者已经发现，事情并非如此。美国乔治梅森大学的神经系统学教授詹姆斯·奥兹（James Olds）说，即使是成年人的大脑，也仍然是有可塑性的。神经元会会打破旧的联系，形成新的联系。用奥兹的话来说，“大脑能够在高速运行中重新编程，改变自己运行的方式。”

当我们使用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所称的“智能技术”（I.T.）——拓展智力而非体力的工具，我们不可避免的会带有这些技术的特质。14世纪机械钟表的普及就是一个有说服力的例子。在《技术与文明》艺术中中，历史和文化批评家路易斯·曼福德（Lewis Mumford）描绘了钟表是如何“切断了时间和人类活动之间的联系，帮助创造了人们对于一个可精确测量、按序发生的独立世界的信念。”“分割时间的抽象框架”变成了“指向动作和思想的点。”

钟表规律的滴滴答答有助于形成科学意识和科学人。但是它也带走了一些东西。正如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计算机科学家乔瑟夫·魏曾包姆（Joseph Weizenbaum）在他1976年出版的书《电脑的力量和人类理性：从判断到计算》中指出的，计时设备的广泛应用形成的“世界”的概念“比旧世界贫乏，因为它拒绝了那些直接的经验，而那些经验原本是我们生活的基础。”当我们决定什么时候去吃饭，什么时候去工作、睡觉、起床时，我们不再倾听自己的感觉，而是开始依从闹钟。

适应一个新的智能技术的过程，会体现在我们解释自我的隐喻当中。在机械钟表发明的时代，人们开始认为自己的脑子运行起来“像时钟”。今天，在软件时代，我们已经开始认为它们运行起来“像计算机”。但是这些变化，神经系统科学告诉我们，远比隐喻深刻得多。由于人类大脑的可塑性，这些适应在生理的层面上也发生了。

人们都说网络将会对于认知能力产生深远的影响。英国数学家艾伦·图灵（Alan Turing）在1936年提出电子计算机可以用来代替其他信息处理设备，这种当时还只是理论设想，今天我们已经目睹它变为现实。网络，一个巨大而有效的电脑体系，将我们的知识技术最大限度的囊括其中。它成为我们的地图、我们的时钟、我们的印刷机、我们的打字机、我们的计算器、我们的电话，我们的收音机和电视。

每当网络吸纳一种媒介，这个媒介就被重新改造成网络的模样。它给内容注入了链接，浮动广告，其他的电子小玩意，还在内容周围遍布其他媒介的内容。比如，当我们浏览最新的新闻标题时，电脑上会显示你收到了新的邮件。其结果是分散了我们的注意力，打消了我们专注的能力。

网络的影响力并没有停留在电脑屏幕的四方之内。当人们的头脑习惯了网络媒体疯狂的覆盖，传统媒体只能改变自己去适应受众新的期待。电视节目加了流动的字幕和自动弹出式广告，杂志和报纸删减文章的长度，介绍摘要，把版页设计成适于浏览的碎片集锦。2008年3月，《纽约时报》决定把每一辑的第二版和第三版都变成文章摘要，设计总监汤姆·鲍金（Tom Bodkin）解释说，这种“快捷方式”可以让匆忙的读者快速阅读这一天的新闻，帮他们节省时间，免于使用“效率更低”的方法：翻页和阅读文章。传统媒体别无选择，只能追随新媒体的规则。

没有一种交流体系像今天的网络一样，在我们的生活里扮演如此重要的作用——或者说在我们的思想上施加如此广泛的影响。然而，那些专事写作关于网络的文章的作者，却很少思考它是怎样改变我们的。网络的智力伦理仍然缺席。三

几乎就在尼采使用打字机的同时，一个名叫弗里德里克·温斯洛·泰勒（Frederick Winslow Taylor）的热切的年轻人，带着一个秒表来到费城米德韦尔钢铁厂，开始了一系列致力于提高机器效率的历史性实验。经过股东们的批准，泰勒找了一组工厂工人，让他们去操作不同的金属加工机，然后记录他们每一个动作需要的时间。泰勒把每份工作分解成由小的、不同阶段组成的过程，然后实验不同的方法，最后创造出一套精确的操作方法——我们今天可以说，一套“编码”——来指示每个工人应该怎么工作。米德韦尔的工人们抱怨说这套严苛的新体制把他们变成了机器人，但是工厂的生产力剧增。

蒸汽机发明100多年后，工业革命终于找到了自己的哲学和哲学家。泰勒滴水不漏的设计——他的“系统”——很快受到全美国、全世界工厂主的欢迎。为了追逐最快的速度，最高的效率，最大的利益，工厂主使用了“工时与动作”的研究成果去组织工作，配置工人。其目标，正如泰勒在他1911年的论述《科学管理的原则》中定义的，是为每一个工作确定和采取“最佳方法”，从而“用科学逐步取代工业领域的经验做法”。一旦他的系统应用于所有人类的工作，泰勒向他的追随者保证，它不仅会改变工业结构，还会重新组织社会，创造出一个效率完美的乌托邦。“过去，人是第一位的，”他宣称说，“将来系统是第一位的。”

泰勒的系统如今还与我们同在，它仍留存于制造业的伦理之中。现在，由于电脑工程师和软件编码师越来越庞大的力量在横扫我们的知识生活，泰勒的伦理已经开始主宰我们的意识王国。网络是一个以效率、自动收集、传播和处理信息为目的而设计出的机器，而且它的编程员军团下定决心要寻找“最好的方法”——完美的运算法则——进行我们开始称之为“脑力劳动”的每一个步骤。四

Google的总部Googleplex，位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Mountain View，那是互联网的最高圣殿，在那其中实践的宗教就是泰勒主义。Google的首席执行官埃里克·施密特（Eric Schmidt）说，Google是“一个建立在度量学至上的公司”，它要致力于“系统化一切事物”。根据《哈佛商业评论》的文章所说，Google利用其搜索引擎和其他站点收集来的大量人类行为数据，每天都要进行无数实验，它使用这些结果完善自己的运算法则，这些法则正在逐步控制人们寻找信息和解读信息的方法。泰勒为体力劳动所做的，Google正实践于脑力劳动。

Google宣称它的使命是“组织这个世界的信息，使得它易得，有用。”它试图发展成为“完美的搜索引擎”，能够“准确理解你的意图，准确满足你的需要”。在Google看来，信息是一种货物，是一种可以以产业效率为原则进行开采和占有的现实资源。我们得到的信息越多，提炼要点的速度更快，我们思考的成果就越高。

这样做的终极目的是什么？谢尔盖·布林（Sergey Brin）和拉里·佩奇（ Larry Page），这两个天才年轻人在美国斯坦福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创立了Google，他们经常讲到把搜索引擎转变为人工智能的渴望，一个HAL一样的机器，可能直接和我们的大脑相连。“最终的搜索引擎可能和人类一样聪明——或者更聪明，”佩奇在几年前的演讲中说道，“对我们来说，研究搜索引擎就是研究人工智能的一个方法。”在2004年Newsweek的采访中，布林说，“毫无疑问，如果你把世界上所有的信息和你的大脑，或者一个比你聪明的人造大脑相连，你肯定比现在强。”2007年，在一个科学会议上，佩奇说，Google“的确正在开始尝试建立人工智能，而且在很大范围内进行应用。”

对于这两个身缠万贯的数学天才，以及他们所雇佣的计算机科学家军队来说，这种野心是很自然的，甚至是值得尊敬的。作为一家科技企业，Google的驱动力来自一种激情，用斯密特的话来说，即用技术来“解决此前从未被解决的难题”，其中，人工智能是最难的一道。为什么布林和佩奇不能成为解开难题的人呢？

但是，他们的简单假定——如果我们的大脑可以被人工智能补充甚至取代，那我们将会更好——是令人不安的。它表明了一种理念“智力是机械过程的产物，是一系列可以被分解、度量和优化的步骤”。在Google的世界，我们上网时步入的世界，并未给思考的模糊性留有空间。含混并不是通往洞见的开始，而是要被修理的bug。人类的大脑只是过时的电脑，它需要更快的处理器，和更大的硬盘。

这种人类大脑应该如高速数据处理器一般运行的想法，不仅仅塑造了有关网络的活动，网络同样统治了商业模式。我们在网络中冲得越快——点击的链接和浏览的页面越多——Google和其他的公司就有越多的机会获得我们的信息，提供给我们广告。大部分商业网站在收集用户留下的资料碎片时有一个财务原则——资料越碎，越好。公司最不想做的就是鼓励人们从容阅读，或者缓慢、专注的思考。经济利益使得他们驱使我们分神。五

也许我是杞人忧天。人类社会从来都存在赞美、神化技术进步的倾向，也有相反的倾向，对每一种新技术或者新机器都能看到缺陷。在柏拉图的《斐多篇》里，苏格拉底哀叹了书写的发展。他担心当人们会逐渐依赖书写下来的文字，取代此前存于脑中的知识，他们将会 “停止记忆，变得容易遗忘。”而且，由于他们将会“接受大量信息却没有得到适当的引导，”所以他们将“被认为知识丰富，实际上非常无知。”他们将会“自负智慧，却不拥有真正的智慧。”苏格拉底没有错——新技术常常有他所恐惧的后果——但是他太没有远见了。他没有预见到书写和阅读将在很多个方向拓展信息、激发新想法，扩展人类的知识（假如不是智慧）。

15世纪古登堡印刷机的发明，开启了另一轮咬牙切齿的骂声。意大利人文主义者Hieronimo Squarciafico担忧书本太容易获得，将会导致智力上的懒散，使得人们“怠惰”，使得大脑不再强健。另一些人则说，便宜的书籍和纸张将会破坏宗教的威信，贬低学者和抄写员的工作，散布煽动性的言论和放荡行为。如纽约大学教授克雷·舍奇（Clay Shirky）所指出的， “大多数反对印刷术的说法是正确的，甚至是有预见性的，”但是，再一次，预言家们没有想象到印刷文字将传播出多少福音。

所以，对，你会怀疑我的怀疑论调。也许那些对互联网的批评不屑一顾的人是正确的，从我们极度活跃、数据爆炸的大脑中会诞生一个知识发现和普遍智慧的黄金年代。但是我想再次说明，网络不是字母表，它或许可以取代印刷术，但是它生产的是完全不同的东西。印刷书籍促使人们进行深入阅读，这是非常有价值的，不仅因为我们从作者的词语中获得知识，还在于那些词语在我们大脑中激发的智力震荡。在持续、专注的阅读所开启的安静空间里，我们建立自己的联想，形成推论和类推，培育出独立的想法。正如玛丽安·沃尔夫所说，深入阅读和深入思考是密不可分的。

如果我们失去了安静的空间，或者用“内容”去填充它，那我们将牺牲掉的不仅是我们自己，也是我们的文化当中非常重要的东西。在一篇最近发表的文章里，剧作家理查德·福尔曼（Richard Foreman）在最近的一篇随笔里，雄辩地描述了我们的危险境况：“我来自一个西方文化传统，在那里理想世界是由高度教育、清晰表达的人格构成的复杂、质密、如同教堂一般宏伟的结构，这个人格存在于人的内心，形成关于整个西方遗产的独特形式。但是现在，我看到所有人内心（包括我）那个复杂、密实的自我被一个新的自我取代——这一演变发生在过量信息的压力和‘迅即获得’的技术之下。”当我们“内在深厚的文化遗产”被抽干，当我们点击鼠标与网络上海量的信息相连接，福尔曼的结论是，我们有可能变成“薄饼人”——广阔而浅薄。《2001：太空漫游》的那一幕常常萦绕在我心中。它的辛酸和奇异之处在于，电脑在意识被切断时产生了情绪反应：当电线圈一圈一圈变暗时，它的绝望，它对宇航员孩子式的恳求——“我能感觉得到，我能感觉得到，我好害怕”——它最后的转变我们只能称之为天真无辜。HAL感情的流露和人物的冷漠形成对比，他们带着机器一般的效率思维工作。他们的想法和行为很刻板，好像在遵循某种编码的步骤。在《2001：太空漫游》的世界里，人类已经变得如此机械，以至于大部分人类角色被证明真的是机器。这是库布里克黑暗寓言的核心：当我们越来越依赖于电脑作为理解世界的媒介，我们自身的智力将被摊平成为人造电脑。

[1] 马歇尔·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1911～1980），20世纪原始媒介理论家、思想家，1990年代被认作“IT年代的先知”，著有《机器新娘》《理解媒介》等。每一代人都差不多——与飞猪的对话采访/李曼

我不觉得互联网改变了什么东西。

我经常跟不上林嘉澍的谈话。这个出生于1984年的年轻人，知道那么多英文杂志的名字，使用互联网涌现出的所有新技术，熟知从Apple到Google的奇迹故事。有时，他还具有和年龄不相衬的实践能力，大学毕业前就通过制作网络广播，而成为一名小小的先驱者。在网络世界，他使用“飞猪”这个名字，既滑稽又可爱。“当遇到一件事或一个人的时候，”他有一次对我说，“你们这一代是从观念或意识形态角度来思考，而我们这一代是从非常具体的、物质的角度来切入。”从某个程度来讲，这句话再好不过地概括了新一代人的某种特性。他们是更为精明和实用的一代，关心可见之物，而非缥缈和幻想。

但是，他又和同代的大多数人截然不同。看起来，他充分享受了信息开放所带来的智力启发，却避免陷入了过量信息对思维的扁平化和同质化效应。

他是中国第一代在网络上成长起来的青年人。谈话就从他的成长开始。一《单向街》：你第一次上网是什么时候？

飞猪：1997年。我记得非常清楚，第一个上的网是NBA.COM。那时候看电视，地方台引进ESPN，那里面就有个节目叫NBA，而且频繁出现NBA.COM的广告。这是我知道的第一个网站。《单向街》：当时是什么感觉？

飞猪：觉得不可思议。因为那个时候信息传递很慢的，很多美国比赛等我们在这边看到时，都是昨天的事情了，但是在互联网上面，就能看到刚结束的比赛录像，感觉还挺震惊的。那时候网页都很简单，所以你也感觉不出来有多慢。《单向街》：你们家那时就装网络了？

飞猪：那个时候不是有瀛海威吗，就是张树新做的那个东西，瀛海威在福州的推广力度很大，还盖了瀛海威教学馆之类的，离我家不远，我就每天老去那边跟人聊天，蹭网上，后来家里就申请了网络。《单向街》：是大院里的第一家吗？

飞猪：可能第二个吧，因为我爸有一个同事比他还要先进。他那时候过生日，就有各国的网友纷纷发来各种语言的生日祝福，给我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那种感觉很真实。《单向街》：你因此而觉得世界特别丰富？

飞猪：对对对，你跟世界就连起来了。因为在那个小城市，没有什么机会接触外国人，我在高中之前，可能就见过一个外国人，是一个传教士老太太，在出版大院里面，教院子里面的人学英文，老在院子里面晃悠。我上高中前就见过这么一个外国人，上网以后就会上雅虎聊天室了，那种感觉很享受，就是你一开始时会觉得，你比别人高一等。《单向街》：你对当时中国的网站有什么印象吗？

飞猪：那时候我在福州，我认识福清一中的一个学生，他做什么呢？做玉米生意。他买很多玉米，倒买倒卖，后来他有一个网名，好像是E123，在网上买进来再卖出去，一年就赚了三千美金，那个时候三千美金已经是一个天文数字了。

然后，我高中的时候就开始给别人做网站，赚点零花钱什么的。我还在学校里面建了一个聊天室，这是我现在很少的对高中的印象。聊天室一开始没什么人，但到后来，最巅峰的时候，学校周围所有的网吧，都把浏览器首页设成我建的聊天室。而且很多学生中午不回家，就在网吧里面聊天，成了高中网恋的平台。《单向街》：那会儿就会做网站了？

飞猪：就用一些简单的软件，Frontpage，赚点零花钱。二《单向街》：你是福州哪所中学的？

飞猪：福州一中。《单向街》：那时候你是什么样的学生？

飞猪：好学生，学习成绩还不错，但是品德有点败坏。我跟整个大环境不太相融，高中我是班长，但是基本上不怎么干正经事，别的班长都拿腔拿调，我基本上属于流氓那样子，也不会去管别人。

2002年保送去的南开，因为有计算机方面的特长，去的时候还说可以选专业，我选了金融。当时觉得计算机人才已经过剩了，学出来没法混，另一方面觉得计算机系女生太少了，一定要去阴阳调和的专业，不能性别太悬殊。《单向街》：对大学什么感觉？

飞猪：一开始其实我也是个好好学习的孩子，学了一学期后，有一门课挂掉了，我就对这个教育体系感到很崩溃。《单向街》：什么课？

飞猪：政治经济学。《单向街》：反感是吗？

飞猪：也说不上反感，我真的不知道这门课在讲什么，而且，我很难理解考试为什么那样考，就写了一二三四五几点回去背，你也实在搞不清楚有什么逻辑在里面。我对有逻辑感的东西比较好接受，但是对没有逻辑感的东西，我就不知道怎么才能记下来。

考试那天，我们后面一排人坐着考试，坐我前面的是我们大学班长，他做了一堆小抄在底下抄，我完全没有做小抄的想法，一考就挂掉了。他当然没挂掉。我就对这个教育体系感觉到完全的崩溃，然后我就没有那种好好念书的想法了，我得干点别的事情。《单向街》：做什么？

飞猪：我大一到大二在玩DV，拍一些有趣的DV，拿了一些奖。我们拍了一个五分钟的短片，以创新为题，把大学生的一天用一些有趣的点给串起来，加了一些动画特级之类，做了一个小东西。后来又开始写博客。[1]《单向街》：你做“反波”广播是什么时候？

飞猪：那时候我在天津，认识了平克，平克是天津的一个电台主持人，我跟他也是博客认识的，后来就勾搭上了，一起做了一个广播，就是ANTI-WAVE“反波”，后来来北京又接着做。三《单向街》：你看很多英文刊物吗？

飞猪：小时候，香港的一个远方亲戚过来，跟我讲TIME，我说TIME是什么东西？他说TIME就是《时代》周刊。他就跟我讲外刊有哪些东西好看。那时候在福州看不到。我是那时开始对外刊有概念，想办法找。后来他们从香港给我寄了一些漫画和杂志，那时候就开始学英文。有电脑以后，我学英文可能就比同龄人稍微快一点。

接触外刊以后，就感觉真的不一样，包括它们的报道方式，后来导致我对国内的刊物反而没有对外刊那么熟悉。《单向街》：似乎中国早期的互联网更有实验精神，而现在只是模仿。

飞猪：我觉得在中国市场上，创新不是一个生存的必备条件，不是一个活得更好的必备条件。如果我们看美国，你还是会觉得一直有新的东西在冒出来，因为硅谷那个地方是谁创新谁才能活下去。在中国不是，因为中国没有什么秩序，没有游戏规则，你是怎么忽悠怎么来，在这种情况下，你需要创新吗？不需要。《单向街》：也不见变好的趋向？

飞猪：对，你说这几年中国互联网上有什么创新吗？没有，都是在抄，你看唯一有独创性的“豆瓣”，活得也不好，因为他不会忽悠。[2]我认识杨勃，他是一个很技术思维的人，一就是一二就是二，他报给我的数，别的网站可能都乘以十、乘以百往外说。在中国你不会忽悠，就意味着错过很多商业“机会”，“豆瓣”就是口碑好，创新，但是看不到什么商业前景，而大多数人是为了追求利益进入这个行业的，所以最终结果就是现在我们现在看到的这样。

现在还是处于没有规则的早期，什么时候能度过这个阶段我也不知道，反正现在你只要给网民一些垃圾就行了。《单向街》：那不是很绝望？

飞猪：是很绝望，你也想不到出路在哪里。《单向街》：你算是在互联网长起来的一代人吧？

飞猪：对。《单向街》：你怎么看这代人？

飞猪：其实这很难讲，不能过度地简化这一代。我不觉得互联网改变了什么东西。一代一代都差不多，要被洗脑还是很容易被洗脑。一代人怎么定型，主要跟教育体制有关系，教育本身没变化，最根本的东西是没有变化的。要说有什么不同，这一代人懂得上网，上一代人懂得看报纸，这是唯一的区别。《单向街》：但至少表面看起来，你们这一代人的世界要开放和丰富得多。

飞猪：我曾经是这么想的，但实际上并非如此。我们之前希望互联网能打破既有的规则，能够让人接触到更多元的声音，那其实最后大家接触到的，其实还是一个一元化的声音。《单向街》：没有变得更独立吗？

飞猪：你看MSN上一排排的红心，你就疯了。有人跟我讲，说你的MSN上也加个红心吧，我没理他。《单向街》：你觉得他们会付诸行动吗，还是说就是耍一下就算了？

飞猪：我觉得很多人就是耍一下就算了。大家现在都很现实，不会因为这种事情给自己造成人身威胁，更不会说诉诸暴力。当然你也看到，很多人还是诉诸暴力了，各地的家乐福还是出事了。你会发现从煽风点火到诉诸暴力，一直被某些势力所利用，这跟以前的事情是差不多的。反正这一代人还是很愚昧。《单向街》：可能过了十年之后，他们会有所改变的？

飞猪：不会的，我相信永远会这样，他们到40岁的时候还是会这样的。只是说，到时候他们懒得动弹了，但是他们脑子里面还是那种傻的想法。那根筋还是会出错的。《单向街》：你相信草根的力量吗？

飞猪：我不相信。草根的东西我觉得只是在事件性的记录方面，至少人们有更方便的书写方式，就是比如说“9·11”，那时候所有电视台播的全部都是DV拍的，你说有几家电视台立刻架了摄像机去拍的？没几家。但是要去引导这种意见的走向，草根是不行的，草根只能说是“眼线遍布全球”，能够去记录声音，但是质量是肯定不行的，他们的观点也不是最有价值的。四《单向街》：小时候你心里的梦想是什么？

飞猪：那时候没梦想，因为你知道我们的教育体系，基本上就是灌输说你以后要做科学家。虽然家长不一定讲，但是你觉得出人头地就是去当官或做科学，相反，这都是美国人最不愿干的事。所以说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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