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钱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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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精神试读：
前言
诸位先生：今天本人感觉非常荣幸，非常高兴，诸位在自己职务很忙中，抽暇来听我讲中国历史。本人年轻时，是一个失学的孤儿，未能从先生好好进学校。记得在四十四、五年前，我尚为一小孩子，那时便常听人说中国快要灭亡了，快要被瓜分了，我们中国就要做印度、波兰之续，被西方列强灭亡瓜分。当时听到这种话，就感觉到这是我们当前最大的问题。究竟我们国家还有没有前途呢？我们的民族，究竟还有没有将来呢？我常想这个问题若得不到解决，其他问题不值得我们再考虑了。
恰巧在那时，我读到了一篇文章，就是梁任公先生的《中国不亡论》。他认为中国是决不会亡国的。我读了这篇文章，无异如在黑暗中见到了一线光明，刺激我，鼓励我；中国还有前途，民族还有将来，我们中国人的人生还有其意义和价值。但我在那时一般的悲观空气弥漫局面之下，还不能真切相信梁先生的话。我还是怀疑，中国究竟能不能不为波兰、印度之续，而不被灭亡和瓜分呢？
当时，我只希望梁先生的话可信，但还不敢真信梁先生的话。因为要能证明梁先生这句“中国不亡”的话，才使我注意到中国的历史。我总想知道一些已往的中国。我常想，我们要知道明天将来的事，总该先知道一些昨天过去的事。这样经过了四十多年，直到今天，这一问题，始终盘旋在我心中。到今回想，这四十多年的中国，也实在依然是黑暗混乱，内忧外患，使人悲观。但对梁先生“中国不亡”这四个字，开始在我只是一希望，随后却变成了信仰。
我认为中国不仅不会亡，甚至我坚信我们的民族，还有其更伟大光明的前途。证据何在呢？我敢说，我这一个判断，固然是挟着爱国家、爱民族的情感的成分，然而并不是纯情感的，乃是经过我长期理智的检讨，而确实有其客观的证据的。这证据便是中国已往的历史。所以我自己常说，我此四十多年来对中国历史的研究，并不是关门研究某一种学问，而是要解决我个人当身所深切感到的一个最严重不过的问题。
今天我对中国历史的看法，在我自己，已像是宗教般的一种信仰，只要有人肯听我讲，我一定情愿讲出我知道的一切。这一次总政治部要我来讲中国历史，我当然非常地高兴。以后七次时间，准备分为七个题目来讲述。
一、史学精神和史学方法。
二、中国历史上的政治。
三、中国历史上的经济。
四、中国历史上的国防。
五、中国历史上的教育。
六、中国历史上的地理与人物。
七、中国历史上的道德精神。第一讲史学精神和史学方法一
人类的知识，虽说千门万户，浩瀚无涯。扼要讲，可以分为两大类：一是属于自然的，一是属于人文的。整个世界一切现象，也不外乎这两大类。自然指的是属于人以外的一切，人文指的是属于人类社会本身的一切。当然人生亦是自然中一部分，但我们站在人的立场，应该看重人生自己的地位，所以我们将整个世界分为“自然”“人文”两大类，也并无不合自然处。
因为此两大对象之不同，我们求获关于两大类知识的方法也不同。
据常识讲，自然开始是没有生命的，纯物质的，后来慢慢儿在自然中间产生了生命，慢慢儿又在生命中间产生了心灵。从有了心灵，才又产生了历史。我们研究自然科学，最基本的应该先懂得数学与几何，这些都是属于抽象的，只讲数量与形式，这是一个本身空洞而又能概括一切的学问。然这是只对自然科学而言是如此的。若我们讲到人文科学，则不可能拿数学、几何的数量形式来概括，应该把人生已往一切实际而具体的经验，综合到几个可能到达的最高点，这就成为历史知识了。所以“历史”是研究人文科学一种最基本的学问，正如数学与几何之对于自然科学般。
试进一步再详说历史的内容：
历史是什么呢？我们可以说，历史便即是“人生”，历史是我们全部的人生，就是全部人生的“经验”。历史本身，就是我们人生整个已往的经验。至于这经验，这已往的人生，经我们用文字记载，或因种种关系，保存有许多从前遗下的东西，使我们后代人，可以根据这些来了解，来回头认识已往的经验，已往的人生，这叫做“历史材料”与“历史记载”。我们凭这些材料和记载，来反看已往历史的本身；再凭这样所得，来预测我们的将来，这叫做“历史知识”。所以历史该分三部分来讲：
一为历史本身。
一为历之材料。
一为我们所需要的历史知识。
如果我们要把已往整个人生的全部经验，完全地记录保留下来，这是不可能的事。人生很繁复，又是很遥远，过去的一去不留了，我们能凭甚么方法，把已往的全部人生保留下来，记录下来呢？这既不可能，也是不需要。我们只求在已往人生中，择其特别重要的，保留记载，使我们得根据这套保留和记载，来了解过去的经过，那就已够了。然而这也依然极艰难，这需有一套精卓的技术。第一先要能“观察”，能观察然后能记载。正像一切自然科学者，也先从观察开始，才能有所记录的。
我们研究历史，既是包括人生的一切经验，我们该先懂得运用某一套的眼光来观察，然后才能得到某一种了解。了解以后才能开始有记载。如我们没有一套观察人生的修养，也就无法了解此人生，即就不可能将人生的一切恰当地记载了。根据这一点来讲，可见史学不仅是在保留人类已往的经验，而实际是要观察了解全部的人生，来求得其中的意义和价值，然后才能成为一种恰当的历史记载。史学正是保留人生经验，发挥全部人生中的重大意义和价值，以传诸后世，使后世人能根据这一番经验，来作为他们人生的一种参考和指导的。所以我们可以说，历史是人生全部经验的“总记录”和“总检讨”。二
不过也许有人要讲，过去的人生，在历史上不可能重演。秦始皇、汉武帝过去了，不会再来一个秦皇始与汉武帝。旧的已经完了，我们要向前获得新的。历史既成过去，我们如何能凭藉以往历史的经验和其意义，来指导我们将来的人生呢？这里面有一个极大的问题，我应该再申说。
我认为就历史讲，历史上的“时间”，与我们普通指说的时间有不同。历史上之所谓“过去”，我们可以说它并未真过去；历史上之所谓“未来”，我们也可以说它早已来到了。倘使我们照这样来讲历史上的时间：前一段时间既未过去，后一段时间又早来到。换言之，历史时间有它一种“绵延性”，在瞬息变化中，有它凝然常在的一种“特殊性”。
让我用一个简单例子来讲。如我今天到此讲演，现在已经讲了半小时，但我可说这半小时并未真过去。如果这半小时真过去了，不存在了，那么我讲的下一句话诸位将一定听不懂，或是不了解。我们要了解听懂下一句话，定要衔接着上面讲的一路听下来。所以说，过去的半小时并未真过去。而我这下面的一句话，此刻虽没有讲出，但必然会讲出的。今天预定要讲演两小时，下面这一小时半的话虽未到来，而确实已到来。但须有待于此番讲演内容逐步的开展。一切历史演变都如此。所以说：“历史时间过去的未过去，依然存在着；未来的早来到，也早存在着。”惟在此时间中，必有其内容演变，而始成其为历史。
历史是我们人生的经验，人生的事业，而事业必有其“持久性”。故凡属历史事件，都是一种具有持久性的事件。那些事件，不仅由过去持续到现在，而且又将持续到将来。我们研究历史，并不是说只要研究这事件的过去；而实是根据过去，来了解现在。不仅如是，而还要知道到将来。历史事件是一种远从“过去”透过“现在”而直达“将来”的，有它“一贯”的一种历史精神。
诸位此刻来到台湾，台湾已经日本统治了五十年。今天台湾是光复了，我们在台湾的一切所见，不仅是看见今天的台湾，还看见日本人五十年来所统治的台湾，这是台湾日治时代五十年来的历史。如果我们不了解日本人统治台湾五十年的过去，也就无法了解台湾的今天。由此可知，日本统治台湾五十年的历史，仍然存在于今天，不可能抹杀，不可能取消。日本统治台湾五十年，这段历史不可磨灭，确实存在到今天。推此言之，中国人自己团结成一个民族，创造成一个国家，五千年到今天了，请问！若我们不了解过去的五千年，又何能了解今天的中国？
如果你是别一个星球上的旅客，骤然来到这地球，纵然你能认识这地球上人使用的文字，你能了解这地球上今天报纸所讲的是怎么一些事吗？不要说你是从别一个星球而来的旅客，就算你得了一场病，在医院里睡了三年，没有同世界上任何消息接触过，你骤然读到今天的一张报纸，也将十句九不懂。这不是你不认识报纸上的文字，不懂得这许多句子，而是你不了解这一段历史。因于不了解以往的历史，所以也根本不能了解这现在。我们这一个“现在”，就是整个历史中之一面，从全部历史演变开展累积到今天。这一种演变开展，是我们所要讲的历史的本身。
所以历史是一种经验，是一个生命。更透澈一点讲，“历史就是我们的生命”，生命不可能由半中间切断，不能说我今天的生命和昨天无涉。我今天的生命，是我以往生命之积累演变开展而来的刹那的平面层。而又得刹那刹那演变开展到下一平面层。我以往的生命，实在并没有过去。过去了，就是死了。我们的生命则没有死，不仅保留到今天，而且必然还得有明天。生命一定会“从过去透过现在直达到未来”。要了解历史时间，必先了解这一个意义。《孟子》书中有一句话，可用来讲这一意义。它说：“所过者化，所存者神。”所经过的一切都化了，所保留存在的却是神而莫测。历史上一切经过都化了，有的没有了，但它化成了今天。今天的一切还要化，这个化便孕育了将来。过去、现在、未来一切都在“化”，却又一切“存在”，所以说是“神”。要能过去透达到现在，才始是有生命的过去；要能现在透达到将来，才算是有生命的现在。这才可说它有历史的精神。有了这精神，才能形成为历史。如果过去的真过去了，不能透达到现在，这是无生命的过去，就没有历史意义，没有历史价值了。如果我们只有今天而没有了明天，这个今天，也就没有历史意义和价值。我们一定要有明天的今天，这个今天，才是历史的今天。历史就是要我们看这一段人生的经验，看这一番人生的事业，直从过去透达到现在，再透达到将来。人生的意义即在这里，人生的价值也即在这里。我们要讲的历史精神，就要把握这一点，从过去透进现在而直达将来的，这就是我们的生命。只有生命才有这力量，可以从过去透进现在而直达将来。
所以历史时间不是物理学上的时间，不是自然科学里的时间，这一秒钟过去了，那一秒钟还没有来；这一秒钟是现在，那一秒钟是将来，可以指说分别。人文科学里的时间，有一个生命在里面，从过去穿过现在而径向将来，它是一以贯之的。这一个生命，这一个力量，就叫做人生。这样的人生才成了历史。历史是一种“把握我们生命的学问”，是“认识我们生命的学问”。
再进一步说，这一生命，也并不是自然的生命，而是历史的生命；不是物质的生命，而是精神的生命。一个人活了一百年八十年，这只是自然生命，一个国家和一个民族，他们的一部历史，可以活上几千年，这是文化的生命，历史的生命。
我们该了解，“民族”“文化”“历史”，这三个名词，却是同一个实质。民族并不是自然存在的，自然只能生育有人类，不能生育有民族。中国人必然得在其心灵上，精神上，真切感觉到“我是一个中国人”。这一观念，由于中国民族的历史文化所陶冶而成，却不是自然产生的。所以“民族精神”，乃是“自然人”和“文化意识”融合而始有的一种精神，这始是“文化精神”，也即是“历史精神”。只有中国历史文化的精神，才能孕育出世界上最悠久、最伟大的中国民族来。若这一个民族的文化消灭了，这个民族便不可能再存在。目前世界上有许多人类，依然不成为一民族；也有许多民族，在历史上有其存在，而现在已消失无存。这关键在哪里呢？即在于他们没有了文化。
我们可以说，没有一个有文化的民族，会没有历史的；也没有一个有历史的民族，会没有文化的。同时，也没有一段有文化的历史，而不是由一个民族所产生的。因此，没有历史，即证其没有文化；没有文化，也不可能有历史。因为“历史”与“文化”就是一个“民族精神”的表现。所以没有历史，没有文化，也不可能有民族之成立与存在。如是，我们可以说：“研究历史，就是研究此历史背后的民族精神和文化精神。”我们要把握这民族的生命，要把握这文化的生命，就得要在它的历史上去下工夫。
前面已经讲过，没有民族，就不可能有文化，不可能有历史。同时，没有文化，没有历史，也不可能有民族。个人的自然生命，有它自然的限度，然而民族、文化、历史的生命，则可以“无限”的持久。凡属历史生命与文化生命，必然有两种特征：
一是变化，
一是持续。
变化的便不持续，持续的即不变化，自然界现象是如此。氢二氧变成水，便不再有氢与氧。但我们的文化生命，则在持续中有变化，在变化中有持续，与自然现象绝不同。讲历史，便要在持续中了解其变化，在变化中把握其持续。所以讲历史应该注重此两点：一在“求其变”，一在“求其久”。我们一定要同时把握这两个精神，才能了解历史的真精神。所以说“鉴古知今”“究往穷来”，这才是史学的精神。
史学是一种生命之学。研究文化生命，历史生命，该注意其长时间持续中之不断的变化，与不断的翻新。要在永恒中，有日新万变；又要在日新万变中，认识其永恒持续的精神。这即是人生文化最高意义和最高价值之所在。三
我们从这一点来看中国历史，只有中国历史最长久，而且也只有中国历史的内容最广大。纵的方面，是上下五千年；横的方面，是包括占地面积最广、人口最多的一个历史范围与历史系统，这即可证明中国历史价值之伟大。而且，中国可说是世界上一个史学最发达的国家。中国人很早便知道记载历史，这即证明了中国人很早便懂得观察人生。能了解人生的意义和价值，才能开始有历史记载。而且中国人记载历史的方法，又是最高明最科学的。
举一个例来说，中国历史记载至少已经有二千年未曾中断过，全世界便没有第二个例可相比。中国历史的本身，既是如此广大而悠久；加以记载的详备，既有条理，又能客观，这即证明中国民族对人生经验有其更深的了解。如对人生没有深切了解，又如何会有如此客观的记载呢？换一句话说，这即是中国文化该是极有价值的好证。否则中国也就不会有这样大的民族，这样悠久的历史存在呀！因此我们可以说，一定是中国的历史本身，有它一种很高的价值。可惜今天我们对此发挥不出来。今天我们的责任，也就在能回头来发挥中国以往历史的精神。
倘使我们要研究自然科学，世界上已有很多高明的科学家，有很多观察精密的记录，与很多的实验，我们该先注意到。倘使我们要研究世界人类文化，研究世界人生已往一切的经验，最可宝贵的一部史料，就要推到中国史。换言之，就是中国的文化。中国史和中国文化，至少是记载了世界上一部分极广大的户口，在五千年来的长时期中的演变。纵使中国国家亡了，民族完了，这一部历史，还是将来人类研究人文科学一项最可宝贵的史料。这应该绝对不成问题的。你看欧洲人不是很多在研究巴比仑、埃及等以往历史文化遗迹吗？
但更可惜的，是我们今天的中国人，却又是最缺乏历史知识的。甚至对本国已往历史，也已一无所知了。论历史本身，中国最伟大；论历史记载，中国最高明；但论到历史知识，则在今天的中国人，也可说最缺乏。对于自己国家民族以往历史一切不知道，因于其不知，而产生了轻蔑和怀疑，甚至还抱着一种厌恶反抗的态度，甚至于要存心来破坏，要把中国以往历史痛快地一笔勾销。如何会产生出这样一种变态心理和反常情感的呢？这实在值得我们来作一番详细的追寻。
上面说过，在世界上各国家各民族中，中国是一个最爱好最尊重历史的民族。但经满清统治二百六十年，中国史学已经渐趋衰亡。我们知道，要灭亡一个国家，定要先灭亡他们的历史；要改造一个民族，也定要先改造他们的历史。犹如要消灭一个人的生命，必先消灭他的记忆般。满洲人入主中国，第一步存心就在打击中国史学的精神。史学精神所最该注重的，是现代的历史，不是古代的历史。满洲人统治中国二百六十年，逼得中国人对现代史没有兴趣了，纵有研究历史的，也都讲古代，不敢讲现代。只有考史，不敢再著史和写史。从前野史、私史一类著作，在中国本极盛行的，在清代却没有这风气。直到最近，革命成功了，没有革命史；抗日胜利了，没有抗日史。这岂不就证明今天中国的史学精神早经毁灭吗？
我们知道，没有历史的知识，就等于没有民族的生命。既然历史就是我们整个的人生经验，所以只要你谈到民族，谈到人生，是无法不谈到历史的。因此今天的中国人，虽然最缺乏的是历史知识，却又最喜欢谈历史。一切口号，一切标语，都用历史来作证。如辛亥革命，我们就说“打倒二千年来的专制政治”；新文化运动，我们就说“打倒孔家店”，“废止汉字”，“一切重新估价”“打倒二千年来的学术思想而全盘西化”；共产党来了，口号是“打倒二千年来的封建社会”。可知我们虽不研究历史，但讲话喊口号，仍都是指对历史的。
然而这些话，这些口号，我要诚恳的请问诸位，究竟在历史上，有没有它真实的凭据呢？中国从秦始皇到清宣统，二千年来，是不是一种专制政治呢？你说是的。我却要问你，根据何在？你的根据自然应在历史上，但你读过了哪些史书吗？你所说的专制，是怎样的内容呢？中国一部二十四史，你在哪里寻出此“专制”二字来的呢？我想这“专制”二字，也不过是今天的我们给我们以往历史的一句统括的批评话。但这个批评的根据何在呢？请你举出这一个负责的史学家的名字，和这一位史学家的著作来。否则我们怎能根据一些捕风捉影道听涂说的话，来武断以往二千年的历史呀！
又如：我们今天所提倡的考试制度，这在中国史上，已存在了一千多年了。我请问，怎么在专制政府之下，会有考试制度呢？又如：我们今天所提倡的监察制度，在中国也有二千年的历史了。怎么在一个专制政府之下，又会有监察权的呢？我们知道，有历史，一定会有变，怎么中国二千年来的政治，却单独一些也没有变的呢？是不是“专制”二字，便可以概括尽了此二千年来的中国政治呢？这“专制”二字，用在提倡革命，推翻满清政权时，作一个宣传口号，是有它一时之利的。但从远处看，歪曲历史，抹煞真实，来专便一时之宣传，却是弊过于利的。正因为这一宣传，使我们总感觉中国二千年来，就只有一个专制黑暗的政治。
但试问这么一个国家，这么广大的人口和土地，怎样二千年来，可以永远受着专制黑暗的统治，而不懂得起来革命和造反的呢？诸位试想，一个皇帝，居然凭仗他那一套专制政治，能统治这样大的土地，这样多的人口，经历几百年才换一个朝代，又那样地统治下去了，谁为他们创造出这样一套制度来的呢？这套专制的制度，岂不值得我们仔细研究吗？
当时宣传的人，也未尝不知这些话不近情理的，于是又改口说，“二千年来的中国人，全是奴隶根性”。好像这样便可以告诉我们，中国的专制政治为何可以推行了两千年。但又试问，二千年奴性的民族，再有何颜面，有何权利，在此现代世界中要求生存呢？于是又改口说，“这都是孔子的罪过，中国人都上了孔子的大当，我们该打倒孔家店，全盘西化”。但又试问，二千年来的中国学术思想，其真实罪状究在哪里呢？于是又改口说，“中国社会只是一个封建的社会，我们要改造中国学术思想，该先打倒这中国二千年来相传的社会”。则试问，“封建”二字究作何解释呢？所谓“封建社会”者，究竟是怎样的一个社会呢？你总不能把你所想打倒的，便一律称之为“封建”。封建是一个历史的名辞，你既未详细读过历史，而乱用历史名词，又如何不闹出大乱子来呢？
这五十年来，老实说，我们并没有历史的知识，这我们可以反问自知。然而大家偏要拿历史来作理论的根据，偏要把历史来作批评对象，刻意要利用历史，又刻意要打倒历史。却不知打倒历史，就等于打倒整个民族的生命，打倒整个文化的生命。试问，若真打倒了过去，如何还能有将来呢？俗话说：“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以后种种譬如今日生。”这话是靠不住的，不能认真的。倘若从前种种果真昨日都死了，今日种种也便不可能再生。我们该痛切觉悟：我们现在的生命在哪里？现在的生命就在过去，在未来；过去的生命在哪里？在现在，在将来；将来的生命在哪里？在过去，在现在。
中国这一个民族的生长，国家的创造，到今天已有五千年之久。一部中国史，就是民族和国家的生成史。它有了五千年的生命，我们何能一笔抹杀？今天大家的所以悲观，就在要一笔勾销这五千年历史而终于勾销不掉它。今天中国之所以还能有乐观，也就在这一部五千年的历史之不可能勾销。
今天的中国，我们只可说它生了病，生了一种“文化病”。有生命的不能没有病。生了病，须寻求它病源。不能说你有病，因为你有生命，要消灭了生命，才能消灭你此病。试问，世间有没有这样的医理？我们不能不承认近代中国生了很重的大病，但要医这个病，该先找它病源。我们不能说病源在生命之本身。我们只能用生命力量来克复这个病，不能因病而厌弃生命，埋怨生命。也不能见一概百，因一个人不遵守时间，便说中国人从来没有时间的观念。如果这样说，试问这是讲的某几个中国人呢？还是讲的全体中国人？还是讲的历史上从来的中国人？或是讲的现代的中国人？若就历史论，我敢告诉诸位，历史上的中国人，不能说全没有时间观念，例证太多，恕我不能在此一一列举。所以我认为今天的我们，批评中国，指斥中国，都是在讲历史，而实际则都不是历史。只把眼前的病态来当整部历史看，这是最大一错误。
当知生命和历史，都是带着过去走向将来的。但不是直线向前，它中间尽可有曲折，有波浪。正如一个人的生命，有时健康，有时病了。就是西方国家，也不能例外。他们的历史，一样有昂进，有堕落。一样是在曲线波浪式的向前。有时他们在昂进，我们在堕落；有时他们在堕落，我们在昂进。双方曲线也并不是平行的。我们总不能拿此两根曲线，单就目前的横切面，来判断二者间之高下优劣。正如不能拿两个人某一天的健康情形，来衡量此两人体质的强弱。我们应该详细检验此两人身体的全部，以及以往的经过状态，才能了解此两人健康之比较。新的国家，从旧的历史里产生；新的生命，从旧的记忆中建立。若只想推翻旧历史，那未必能创造新生命。眼前这五十年的中国，还不够做我们的教训吗？四
现在说到研究历史的方法，我想简单说几句。根据上面所讲：研究历史，应该从“现时代中找问题”，应该在“过去时代中找答案”，这是研究历史两要点。
刚才讲过，历史虽过去，而并未真过去。历史的记载，好像是一成不变；而历史知识，却常常随时代而变。今天我们所要的历史知识，和乾嘉时代人所要的不同。因为现实环境不同，所面对的问题不同，所要找寻的答案自然也不同。一个国家，历史最长久，最完备，应该要找答案也最容易。
我且说近代西方的三位史学家，一是黑格尔，一是马克思，一是斯宾格勒。这三人都出生在德国。但德国实在是一个很可怜的国家，他们历史太短了，简直可说是没有历史吧！在黑格尔出生时，德国尚未完成一个现代的德意志。黑格尔的历史哲学，因他并不能像中国人般有极长极详的历史材料，可让他凭仗来形成他精美的哲学。所以他并不根据历史来讲哲学，而是根据哲学来讲历史。他说整个人类的历史，就是一部“精神逐步战胜物质”的历史。人类历史之开展，等如太阳之自东而向西。因此人类文化演进，也就遵循此方向，而由东向西了。中国最在东，所以它的文化，是第一级最低级的文化了。向西到印度，而波斯，而希腊，而逐步到德意志，始到达了人类文化的最高峰，以下便没有了。试问，世界人类的全部历史演进，哪有如此般简单的？哪会真照着黑格尔一人所幻想而构成的那一套哲学理论来开展向前的？而且人类历史，难道真如黑格尔想法，一到德国兴起便登峰造极了吗？黑格尔并不曾讲准了历史，然而以此刺激起德意志民族，提倡“大口耳曼”主义，促成了伟大德意志“帝国”之崛兴。但是连续两次世界大战，德国都失败了，我们也可说，问题就出在黑格尔这一套历史哲学上。
第二个史学家马克思，他本是犹太人，他内心根本没有所谓“国家观念”，他又不承认黑格尔那一套精神逐步战胜物质的玄想。但依然遵照黑格尔历史哲学的旧格局，来改造成他的“唯物史观”的新哲学。他并不注重国家兴亡，民族盛衰，以及文化个性，而只注重在社会形态的变迁上，想把来找出一共同的公式。他说历史必然由“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又到“资本”主义的社会，然后变成为“共产”主义的社会。正同黑格尔的由中国而印度、而波斯、而希腊、而日耳曼民族一样，历史总在一条线上向前。换言之，即是依照他个人所幻想的一条线而进行。再往下也同样没有了。试问，人类历史，是不是到共产社会出现，也就完了呢？
第三个是斯宾格勒，他在第一次大战前后写了一本书，取名《西方的没落》。他说任何民族，任何文化，都脱离不了“生、老、病、死”的过程。如古代巴比仑、印度、埃及、波斯、希腊、罗马，都曾有一段光辉的文化和历史，现在都完了。他因此预言西方文化也快要没落，又说德意志之后或将是苏维埃。这一说法，给我们近代中国的史学家看见了，却是正中下怀。因近代我们的史学家，早存心认为中国历史该没落，该完了。但何以中国五千年文化，到今仍还没完呢？这不是斯宾格勒的话错了吗？于是我们近代的新史学家说：“不，斯宾格勒不会错。中国文化到秦朝兴起，实际早已是完了。”又有人说：“中国秦以前是第一段文化，秦汉以后是第二段，唐朝以后又是另一段。旧的中国文化死了，新的又另产生。到此刻，则唐朝以来的文化也完了，也没落了。”但我们仍要问，何以向来我们没有知道有第一期的中国人、第二期的中国人和第三期的中国人的分别呢？我们只知道仅有一种中国人，一种中国文化，和一部中国史。其间尽可有变化，但确不如斯宾格勒之所想，因为中国文化实在至今犹存呀！
上述近代西方三大史学家，为什么他们的话，都会说错了呢？这也很简单，正因为他们所凭藉的历史材料太不够，因此他们的历史智识和其所谓历史哲学者，也连带有问题。我们有着五千年历史，所以我们中国人对人生，对文化历史，本有极高的经验，甚深的陶冶。现在我们却把他抛在一旁，只要外国人讲的话，便诚惶诚恐地奉为圭臬，认为如天经地义般该尊信。今天我们要反对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又希望抬出黑格尔来打倒马克思。其实在黑格尔眼里，中国文化最低级，再不该有存在的地位和价值。黑格尔看中国如此般无知，并不会看整部人类历史便绝对地高明呀！若我们也照自己中国历史来看德国，他们民族到底太幼稚，经验太浅，胜利了没有把握，失败了更没有把握，原因正在他们历史太短，没有深长的认识和经验，印入这一民族的心中。所以近代的德意志，不到一百年，便已两度短命。推广言之，近代西方的自然科学虽发达，可是对历史文化，对人生经验，我认为有些处仍是及不到中国。
但近代是西方人在领导这世界，这已有两百多年了。欧洲文化控制了全世界，这是眼前事。不要认为欧洲文化便可永久地领导统治这世界。第一次、第二次世界大战，一切问题并未得解决，第三次世界大战仍悬在人人的心上。为什么？战争并不是人类所希望，而像终于不能免，这便是近代西方文化本身犯了病。紧接着几次大战争，西方文化控制领导世界的时期便快过去了，“帝国主义”与“殖民政策”都该宣告终止了。中国这五十年来，开始学德、日，后来学英、法、美，后来又学德、意，今天又要学苏俄。西方的，我们都学遍了，但也都碰壁了。要学的学不到，要打倒的，自己五千年来的文化、历史、政治、社会的深厚传统，急切又是打不倒。这是近代中国最大的苦痛，也是最大的迷惘。今天以后，或许可以“迷途知返”了。所有学人家的路都走完了，回过头来再认识一下自己吧！
今天以后的世界，将是一个解放的世界，不要争论“资本主义”抑或“共产主义”是将来文化的正统。这双方的对立，便是近代西方文化发展出的一个病症，而表现了两种相反的病态。今天并不是说西方文化一定没落，它应有它将来的生命。但这并不便是我们的生命呀！我们要解决我们自己的问题，该回头来先认识自己。因为一切问题在自己的身上，解决也要在自己身上求解决。
若要认识自己，则该用沉静的理智来看看自己以往的历史。中国历史知识的复活，才是中国民族精神的复活，才是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复活。到那时，中国才能真正地独立自存了。否则思想学术不独立，国家民族不会能独立，不会有出路。一个全不了解自己历史的民族，决不是有大好出路的民族。
今天大家正又热烈地要讲“民主”，中国若要真民主，也不在学西洋，该回头来认真学学中国自己的老百姓。在今天中国老百姓身上，却保存有中国五千年来历史的旧传统与真精神。这是中国历史活生生的生命之具体的表现。但我们若真要了解今天中国的老百姓，便该要了解五千年来的中国史。不了解中国史，又怎能了解今天中国这四万五千万的老百姓呢？你不了解德国史，你怎能了解德国人？你不了解俄国史，你怎能了解苏联人？你想拿外国的理论方法和意见来硬敲入中国老百姓的脑子里去，这又哪里是民主精神呀！而且将是一件永远不可能的事。即使全不知道历史的人，也该首肯吾此言。第二讲中国历史上的政治一
政治问题可称是人类文化中很重要的一部门，如果政治有办法，此外许多问题也较有办法，政治问题不能有好解决，社会就不可能存在。
我们先从西洋史上的政治来和中国的作一个大体的比较，不是比较其优劣，而是比较其“异同”。
中国政治，是一个“一统”的政治，西洋则是“多统”的政治。当然中国历史也并不完全在统一的状态下，但就中国历史讲，政治一统是常态，多统是变态；西洋史上则多统是常态，一统是异态。我们还可更进一步讲，中国史上虽在多统时期，还有它一统的精神；西洋史上虽在一统时期，也还有它多统的本质。
一般人多说，秦以后才是统一的中国。但就实际论，秦以前中国早已统一了。我们可说，秦以前为“封建的一统”，秦以后为“郡县的一统”。
我们对于夏、商二代虽不详知，但周代封建，显然由一个中央制定制度，而向全国去推行。当时由周天子向外分封很多诸侯，这很多诸侯共同拥戴周王室，所以可称是“封建”的一统。西周式微了，王室威权解体，不久有齐桓、晋文之霸业兴起，他们以“尊王攘夷”为号召，“尊王”是尊的政治一统。直到战国时代，才始变成了真正的多统，这是说上面更没有一个头脑存在了。经过了二百多年，秦人起而统一，继之为汉，为三国，而至于晋，“一统是常”，“多统是变”。五胡乱华，北方成了多头，但不久即为北魏所统一，继之为东、西魏为北齐、北周。南方由东晋，而宋、齐、梁、陈。就南方论南方，则只有一个头，仍是一统。就全中国论，则南北各有一个头，但仍都在争取自己为中国政治的正统，可见在多统下也仍未失掉一统的精神。其后隋唐迭兴，中国又成为一统。唐末五代之乱，只仅几十年，即有宋代起而统一。宋时北方有辽有夏，南宋时有金，也可说是多统，但在多统中仍有一统精神之存在。宋是正统，代表“常”。辽、金、夏是偏统，代表“变”。不仅后代人如此看，当时人心理也都如此看。其后元、明、清三代，中国都是一统。所以说中国历史，一统是常态，偶而在多统政治下，始终还有一个要求一统的观念之存在。
西方与中国春秋略同时的是希腊，希腊是一个很小的半岛，在这半岛上，只有许多分裂的“城市”，没有一个希腊国，也没有一个统一希腊的中央政府。当时的希腊人，实在认为这种多头的不统一的城市政治才是常态，一到马其顿统一，反而是变态了。希腊以后是罗马，相当于中国的汉代。罗马政府虽是一个大一统的政府，然而罗马是一个“帝国”，帝国是一种向外征服的国家，这种国家里面，有“征服”者与“被征服”者之分。罗马是征服者，罗马之外有意大利、有希腊、有环绕地中海的其他被征服地。罗马的统一，譬如把几条线绾结成一个头，因此说它在一统形态下还有多统的本质。秦汉时代的中国，却不好算是帝国，因其没有征服者与被征服者之严格区分。同样是中国人，都在同一政府下受着平等待遇，所以是“真一统”。帝国则仅有一统的形式，而包含着多统的内容。被征服的希腊、埃及等，不能就认为是罗马人，罗马政府并不就是他们的政府。其后蛮族入侵，罗马帝国崩溃，欧洲进入了中古时期的“封建社会”，这和中国史上西周封建绝不同。他们当时根本就是多头的，没有一个一统的政府。当时曾希望凭仗宗教势力来组织一个“神圣罗马帝国”的统一政府，也终于失败了。于是乃有西方现代国家兴起，如英、法、德、意等。
以上是从平面空间来讲，现在用直线时间来讲。中国自从夏、商、周，以迄现在，仍是一条线的“中国人之中国”。西方则开始为希腊人，转而为罗马人，为北方的拉丁人、日耳曼人、斯拉夫人，直到今天，他们脑海中，依然我们是英国人，或是法国人，或是德国人。就文化上讲，或许他们都觉得大家是欧洲的白种人；但就政治讲，仍是多头的，有极高的堡垒，极深的鸿沟，无法混合。
所以中国人受其几千年来的历史熏陶，爱讲“传统”，西方人则根本不知有所谓传统。无论就时间讲，或空间讲，他们都是头绪纷繁，谁也不肯承认接受了谁的传统。也有人说，中国今天，就吃亏在这“一统”上，西方人也就便宜在其“多头”上。这话对不对，我们暂可不论。但我们先要问，专就政治讲，究竟应该是一统的呢？还是多头的呢？这在理论上，是一个政治系统的问题，是一个政治机构的问题。我们姑不说中国对，西方的不对；但我们也决不该说西方的对，而中国的不对。除非站在纯功利立场，凭最短视的眼光看，我们才会说政治是该多头的。二
据我个人看法，就政治论政治，希腊不会比春秋时代好；罗马也不会比汉代好；西方中古时期更不会比唐代好。即使在今天，我们也不能说西方欧洲列强分峙一定比中国的国家一统好。但今试问，如何在历史上，中西双方，会有其政治形态之绝然相异的呢？这因为中西双方在其对“国家观念”的理论上，根本就有所不同。因于国家观念之不同，所以代表国家精神的“政治体制”也就不同了。
西方人说，国家的构成要素是“土地”“民众”和“主权”。就中国人传统观念论，似乎从没有想到一个国家能仅由这三要素而构成的。这三要素，在国家构成上，自然必要而不可或少的；但仅止于此三者，还不够构成一个国家。国家构成的最高精神，实不在主权上。从多统的相互对外看，主权似乎很重要；从一统的集合向内看，主权并不是构成国家重要的因素。
近代西方国家的宪法，都规定国家的“主权在人民”，这句话好像是天经地义。但我们试一推想，若使将来世界一统，成立了一个世界政府，我们能不能在宪法上说天下的主权在人类呢？这句话岂不可笑。政治本是人的事业，何须说政治主权在人？若说国家主权在人民，那么天下主权在哪里？即此可知西方人的国家观念，过于重视主权，实在有毛病。至少这一种国家观念，很难透进一步而达到“天下”观念的。
而且“主权”二字，对象是“物质”的，只是指对着某件东西而言。如说这个茶杯的主权是我的，主权在我，我可以打破它，丢掉它，或是变卖它，或是赠送给别人。主权的对象，都是指的一个物体，一件东西，一个工具，一种经济性的使用品。我们不能说国家只是我们的工具，是我们的一件东西，我们对之可任所欲为，随便使用。譬如一个家庭，也不该讲主权谁属。既不属于父母，也不属于子女。家庭不该讲主权，国家也一样不该讲主权。
我们可以说，西方国家是一种权利的国家，所以认为国家代表一种主权，一种力量。凭藉国家来运用这主权和力量，以达成另外的目的，这是一种“功利的”“唯物的”国家观。中国人不这样想。中国人说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必先修其身。”个人、家庭、国家、天下，都有一个共同的任务，就是要发扬人类最高的文化，表现人类最高的道德。所以中国人的国家观念，是一种“道德的”国家，或是“文化的”国家，所以必然要达成到“天下的”国家。
今天很多人在笑中国人没有国家观念，只有家庭观念，一跳便到天下观念了。这话似是而非。认真讲，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也不许有个人观念、家庭观念的。中国人认为国家是天下的，家庭、个人也是天下的。国家只是一个机构，它有一种任务，就是发挥人类的最高文化，和人类高尚的道德精神。个人与家庭，也有此同一任务。这种任务之实现，在中国人讲来便是“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就是要明道，要行道。但这一个明道、行道的基本核心，却是在“个人”。就外面讲是“道”，就个人身上讲是“德”。明道、行道便是明明德和修身。用现代语来讲，要发扬人类文化，发扬道德精神，达到人类所应有的最高可能的理想生活。出发点是个人，终极点是天下；家庭和国家，是此过程中两个歇脚站。
西方人从个人直接接触到上帝，从个人直接接触到宇宙。所以在西方发展出“个人主义”“宗教信仰”与“科学精神”。把个人世界与上帝世界（亦称精神世界）自然世界相对立，所以家庭、国家都摆在第二位。中国是个人、家庭、国家到世界一以贯之，是一个人类文化精神的发扬，人类道德精神的实践。
如上讲，我们的国家观念和国家理论，与西方根本不同，所以双方的国家体制和政治方式亦不同。西方的国家体制，一种是希腊式的“城邦制”，一国家仅是一城市。另一种是罗马式的“帝国制”，以一个城市为中心，凭仗武力向外征服。第三种是近代的“王国制”，由中古时期的封建社会逐渐蜕变而形成。本来这一种国家体制，应该变成民族国家的，然而西方近代王国却始终走不上民族国家的路。他们都不是由一个民族来建立一个国家，也不是在一个国家内只包一个民族。他们全都想向外扩展，争取殖民领土。他们政治上的所谓“民主”，只限在小圈子以内，外围依然是些被征服者。所以近代的西方国家，实际是以希腊式的城邦制为中心，以罗马式的帝国制为外套。除此两种国家体制以外，还有第三种则是“联邦制”。如英伦三岛之联合王国，及以往的奥、匈帝国，德意志联邦，和现在的美、苏，都是第三型。我们可以说，西方国家永久是小单位的，多头的。
中国则从来便不然。既不是希腊式的城市国家，也不是罗马式的帝国，又不是近代美、苏般的联邦国。汉朝并不是江苏、安徽的淮河流域人征服了其他各地而永远自成一统治集团的。中国只是中国人的中国，中央政府乃由全国人向心凝结而形成，并不是由一中心向外征服，朝对着被征服地而成其为中心的。也不是联合几个单位而形成的。在西方实在没有像这样的一种体制。
因此在中国人观念里，认为我们这个国家，是尽可将其范围扩大，而达成为一“天下”的。而且在汉唐时代，因四围的地理形态和交通限制，中国人也认为我们这一个国家，虽不完全成为一天下，而确已近乎完成一天下了。好像“治国”已接近于“平天下”了。直到今天，我们才痛切感到，中国不够算是一个天下了。近代的中国人，常笑我们祖先不知地理，妄自尊大。但试问今天的西方人，如英国，知道其旁有一个法国了，法国知道其旁有一个德国了，今天西方人的地理知识，为什么不能提起他们组织一个世界国家的兴趣和理想呢？此无他故，只为中国人的国家观念是“文化的”“道德的”，西方人的国家观念是“权力的”“工具的”。这是一甚深相异。唯其是道德的、文化的，所以应该“一统”；唯其是权力的、工具的，所以只有“分裂”。三
我们必先明白得双方国家观念和其体制之不同，才好进一步讲双方的政治。很多人常说，西方近代政治是民主的，中国则自秦迄清，二千年来，只是由一个皇帝来专制的。这一种看法，其实是硬把中国政治列入西洋人的政治分类里所造成。最先法国政治学家孟德斯鸠，根据他所知道的西方历史来讲世界上的国家体制。他认为国体有两种：
一种是民主国家，没有皇帝的。
一种是君主国家，有皇帝的。
政体也分两种：
一种是立宪政体，有宪法的。
一种是专制政体，无宪法的。
如是则政府形态可以归约为三类：
一为“君主专制”。
一为“君主立宪”。
一为“民主立宪”。
孟德斯鸠的话，根据他当时所知西方国家的政体来分析，大体是正确的。但他并不了解中国，中国政体不能归纳到这三范畴之内。中国有君主，没有一部像西方般的宪法，但也并不是专制。这句话，好像奇怪，而并不奇怪。我只是根据着中国历史上的实际政治情况而讲其是如此。譬如今天的苏维埃，它岂不没有皇帝，有宪法，而并不是民主吗？可见孟德斯鸠的分类，只是根据他当日所知而归纳出来的一套说法。今天的苏维埃，他并不知道；以前的中国政治，他一样不知道，宜乎他说不准。
现在我们先该研究：中国政府究由何种人来组成的？根据一般历史说，有的政府是用军队武力打来的，由此辈打天下的人来组织的政府，是“军人政府”。有一种是父传子，子传孙，世代传袭来掌握政权的，这是“贵族政府”。较早的历史中，往往是由军人政府过渡到贵族政府的。亦可说贵族政府和军人政府是一而二，二而一，并不能严格分别的。近代西方则由中产阶级兴起，向上争取政权，最先取得了议会代表权，拥护皇室，抑制贵族，以民众代表的资格来监督政府，再进而由多数党起来组织内阁，直接掌握政权的，这是“议会政府”。有人说这种近代民主国家的议会政府，实际则是“富人政府”，代表着社会资产阶级的权利。于是又有主张联合没有钱的人起来夺取政权的，即所谓“无产阶级专政”，这可说是“穷人政府”。历史上的政权，大都不外这几套。
但中国自秦汉以下的政府之组织者，则不是军人，不是贵族，也不是富人与穷人，而主张“贤者在位，能者在职”。政府从民众间挑选其“贤能”而组成。因为中国人对政治的传统看法，一向认为政府不是代表一个权力，而只是一个机构，来执行一种任务，积极发扬人类理想的文化与道德的。政府的主要意义，在其担负了何种任务，而不是具有了何种权力。因此必须是胜任的，才该是当权的。所以从秦汉起，中国就有“选举制度”。汉代每一个青年，在国立大学（太学）毕业，回到他地方政府服务作吏，有能力，有经验，经地方长官察举他到中央，由中央再举行一番考试，就正式成为政府内的一个官员。后来又限定各地方须每二十万户口乃推举一个人，这是政府官员惟一的正途出身。所以当时的政府官吏，都由平民社会来。他之得官获职，并不因其是军人或贵族，也不因其有资产或无资产。唯一标准，因他是一个“士”，是一个“贤良的能吏”。汉代的中国政府，便这样地由平民社会里推选出优秀分子，在全国各地区的平均分配下，来参加而组成的。这就是中国的大宪法，政府用人的大经大典，这是皇帝所不能专制的。
唐代以后，因为这制度发生了流弊，因此采取自由报考公开竞选制。社会上任何人都可以报名参加政府的考试，经过政府一种客观的标准而录取后，就可以参加政府任职做官。反过来说，不经过这种手续的，就不能参加政府任职做官。这是自唐至清，一千多年来的“考试制度”。所以我们说，中国历史上由汉迄清两千年的政府，都是由民众组成的。既然这个政府是民众组成的，为什么还要由民众来监督呢？
西方国家距离中古时期不远，在“朕即国家”的观念下，政府是王室的，贵族的，封建的，所以社会上的中产阶级要起来争夺政权，要求参加政府。中国自秦而后，政府早由人民直接参加而组成，即政府也就是人民自己的。我们竟可说这才是现代人所谓的“直接民权”。而近代西方之选举代议士国会，则仍是一种间接民权啊！四
诸位也许要问，既然政府由人民组成，为什么要一个世袭的皇帝呢？这也由于中国本身自己特殊的要求。因中国是一个一统的大国家，国家总得有一位元首。而这位元首，在中国以往情况下，不可能经由选举而产生。因中国一向是一个农业社会，而且土地辽阔，交通不便，若要普遍民选，这是何等的困难？而且这个元首，如要像今天西方般经三五年改选一次，一定会动摇了整国政府的稳定。因此中国政府需要一个世袭的元首，但也只许此一元首是世袭的，其余中央地方各级政府，一切官员，则没有一个是世袭的。也许又有人要说，既然有一个世袭的皇帝掌握政府最高大权，这已就是专制。但我们要知道，中国政府的一切大权，并不在皇帝手中，皇帝下面有一个宰相，才是实际掌握政府最高大权的。试以唐代为例，唐代最高政令也分有三权：
一、是发布命令权。
二、是审核命令权。
三、是执行命令权。
发布命令的是“中书省”，审核命令的是“门下省”，执行命令的是“尚书省”。后来中书、门下合署办公，便成为两权。唐代政府最高命令是皇帝的敕旨，但皇帝敕旨并不由皇帝拟撰发出，而是由中书拟撰发出的。由中书发下的皇帝敕旨，又必经门下覆审。所以中书、门下两省，在唐代政府中即等于秦汉以来的宰相。当时皇帝敕旨，实由宰相发出的，不过要皇帝画一个“敕”字，又盖上一个印。直到后来宋太祖乾德二年，前任宰相都去职了。（当时的宰相是委员制，不是首长制皇帝要下一个敕来任命新宰相，但旧宰相都去职，找不到这道敕旨的副署人，这在当时政制上是不合法的，不成其为皇帝正式的敕旨。于是这道敕旨，就发不下去。因为不经宰相副署的皇帝敕旨，是史无前例的。于是宋太祖召集了很多有法制经验的大臣，来开会讨论这问题。有人说，唐代曾有过一次未经宰相副署而由皇帝直发的诏敕，那是恰值文宗时“甘露之变”，旧宰相已经去职，新宰相尚未产生，皇帝敕旨暂由当时尚书省长官盖印，这是由执行命令的长官来代替了发布命令的职权。但这一提案，立即遭到反对。他们说：这是唐代变乱时的例子，现在国家升平，何能援照？最后决定，参加宰相府会议的大臣（正如现在行政院的不兼部的政务委员），盖章代发，于是决由当时参加政事的开封府尹赵匡义，即宋太祖赵匡胤的弟弟，盖了一个印，才完成那一件颁布皇帝命令的手续。试问这样的政治，能不能叫做皇帝专制呢？若我们定要算它为专制政治，那么这种的专制政治，我们也不该一笔抹杀，也还该细细研究呀！
所以中国历史上皇帝的上谕，其实是由宰相作主的。在唐朝，宰相拟好谕旨，呈由皇帝阅过盖章。到宋朝，则宰相草拟意见，呈皇帝看过同意，再正式拟敕。所以唐代皇帝只有同意权，而宋代皇帝则有事前参加意见之权，因此宋朝有许多人说宰相失职了。但话虽如此说，中国皇帝对宰相拟敕也有他的反对权。而且也并不像近代英国般，把皇帝的权严切限定了。或许你又要说，这是中国传统政治不够民主处。但无论如何，你却不该说，中国历史上的政府一向是皇帝专制呀！
再次讲到朝廷之用人权，第一必须经过考试录取，由全国各地优秀分子中考选出来，才能引用。而官员的升降，则另有一个“铨叙权”，又另外有机关执掌管理，皇帝、宰相都不能随意录用人、升降人。唐代官有敕授、旨授之别。那时官位计分九品十八级，五品以上官须要“敕授”，由宰相决定后经皇帝下敕任之。五品以下官则由尚书吏部决定。假使皇帝要直接下手谕派一个官，那亦未尝没有，但他却不敢用宰相正式下令用的封袋，历史上名之曰“斜封官”，这在唐中宗时有此怪例，这些官在当时是非法的，是可羞耻的。中国没有硬性的宪法，没有明确规定皇帝绝对不许违法的条章。一切都是些不成文的习惯法。但今天不是大家在称道英国的不成文法吗？而且中国也没有像英国般把皇帝送上断头台的事。但即在英国，他们也并不认为这些事是英国历史的光荣呀！
明代是没有宰相了。但明代派官，也有几个办法。内阁大学士，六部尚书，均由朝廷公开会议推选决定，有的则出皇帝的特旨。侍郎以下的官，便由吏部尚书召集三品以上官员共同推定。再下即由吏部会议推派。再以下不须推定，便由吏部开会选派。外省总督、巡抚，也由朝廷九卿公共推决，而由吏部尚书主席。布政司以下，由三品以上官会举。所以中国人参加政府，必须经过公开考试。而官吏升降，也须经过一定的制度。唐代有人说：“礼部侍郎（相当于今之教育部次长）权重于宰相”，因为宰相必须经过礼部考试出身。没有这出身的便做不到宰相，那何尝是由皇帝一人专制决定呢？
至于官吏做错事情了，政府另外有两种的“监察权”。一部分是监察“发布命令”之错误的，另一部分是监察“执行命令”之错误的。行使这两种职权的人，中国历史上是御史和谏官，也即是今天监察制度的由来。“御史大夫”在汉代相当于副宰相，其下有二属官：
一为“御史丞”，监察外朝，负责代宰相监察政府各级机构的官吏。
一为“御史中丞”，处于内廷，是代表宰相监察皇室与宫廷的。他职位虽低，却可监察到最高的皇帝，这也是中国传统政治里一个微妙之处。因为由宰相直接监察皇帝，易于遭惹君相冲突。所以由皇帝任命宰相；宰相任命御史大夫，御史中丞又是御史大夫之下属，但他的职任却在监察皇宫内廷之一切，那岂不是一个微妙的安插吗？
监察制度到唐代，乃有“台”“谏”之分。台官是“御史台”，专负监察百官之责；“谏官”则专对天子谏诤得失。谏官乃宰相之属僚，御史台则系另一独立机构，并不关宰相直辖。照唐代习惯，宰相谒见皇帝讨论政事，常随带谏官同往。如遇皇帝有不是处，谏官可以直言规正，这同时也可以避免皇帝与宰相直接冲突，故而双方在此设了一缓冲。谏官是小职位，以直谏为职，“直言极谏”是尽职，不会得罪的。即使得罪了，小官不足惜，而因此随后得升迁的大希望。这些都是中国传统政治里运用技巧的苦心处。
宋代的监察制度远不如唐代。那时规定台官、谏官均不由宰相推荐，于是谏官不再为宰相的属僚。御史限于弹劾违法与不尽职，其职权是专对政府官吏的。谏官则职在评论是非，本意要他对皇帝谏诤。到宋代，谏官反变为不与皇帝为难，而转移锋铓来和宰相为难。因此宰相身边反而多出了一个掣肘的机构。谏官不再如唐代时帮助宰相，在皇帝之前评论皇帝是非，反而在宰相之旁评论宰相的是非。谏官既职司评论，即使评论错了，也不算违职犯法，而且不谏诤即是不尽职，于是政府中横生了一部分专持异见不负实责的分子，形成了谏官与政府之对立，亦即谏官与宰相之对立。神宗以后，因谏官习气太横，是非太多，激起了政治上反动，大家都不理会他们，逐渐在政府内不复发生作用。到明代，则索性把谏官废了，只留“给事中”。
唐代给事中是宰相属员，属门下省。宰相所拟诏旨，由他们参加审核，认为诏旨有不当处，可以封还重拟。那是中国历史上之所谓“封驳”。在明代，给事中职权独立了。明代废去宰相，政府最高命令，由皇帝直接发下，内阁大学士的职权只等于皇帝的秘书处。那时执行命令的尚书省，也把长官废了。六部尚书，吏、户、礼、兵、刑、工各自独立，皇帝命令直向各部尚书颁发。但在各部中，却各有“给事中”若干员，论其职位，只如今之科员，是极低微的，但皇帝诏旨，他们却有权参加意见，在当时谓之“科参”。而且每一给事中，都可单独建议，不受旁人牵制。诏旨经他们反对，都可附上驳正意见，将原旨送部再核。如是则皇帝的出令权，依然有了限制。
所以中国的传统政治，既非皇帝一人所能专制，也非宰相一人所能专制，更不是任何一个机关、一个衙门所能专制，那是有历史的详细记载可以作证的。
那末中国政府是否全没有皇帝专制的呢？这又不然。元、清两代，他们都是异族入主，有意违反中国的传统政治。元代较黑暗，清代较高明，但其厉行专制则一。然如上述的考试制度，在元代虽有名而无实，但清代则依然循行不废。至于“相权”“谏权”“封驳权”等，用来限制皇帝的，在清代一概不存在，至少是有名无实了。西洋人来中国，只看见清代。今天的中国人不读历史，也不知清代故事，只随着西洋人说话，因此大家说中国政治是专制的。积非成是，我来述说历史真相，反而认为是故发怪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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