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闻明,张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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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宫留迷试读：
编写说明
中国是一个拥有五千年灿烂文明史、又充满着生机与活力的泱泱大国。中华民族早就屹立于世界的东方，前赴后继，绵延百代。
中华文明曾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伟人巨匠，英雄豪杰。
鲁讯先生曾说过：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拥有五千年历史的中华文明可谓博大精深，流光溢彩，每个中华儿女无不为拥有这份丰厚而珍贵的文明遗产感到无比自豪。中华文明是我们民族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的总和，是一代又一代人的智慧结晶，是我们灵魂的生发与归依，是我们内在生命的本源。它滋养了我们的心灵，激发着我们的创造力，并孕育着我们民族的未来。传承中华文明即是在延续我们民族的灵魂。在21世纪的今天，新一代的中国人更需要从中国悠久的历史文明中汲取营养，提高人文素质，树立文化自信。《中国历史百科》的编辑出版的意义即在于此。《中国历史百科》在吸收国内史学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将中华文明悠久历史沉淀下来的丰富的图文资料融为一体，直观的介绍历史发展进程，全书以2000多幅珍贵图片，配以300多万字的文字叙述，全方位介绍了中国历史的基础知识，内容涵盖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外交、科技、法律、宗教、艺术、民俗等领域。
全书共分为24册，具体内容如下：中国历史百科之一：文明历程中国历史百科之二：王朝世系中国历史百科之三：赫赫天朝中国历史百科之四：大事录要中国历史百科之五：皇权典制中国历史百科之六：官称衙署中国历史百科之七：皇权刑律中国历史百科之八：千年重农中国历史百科之九：考选科举中国历史百科之十：国门内外中国历史百科之十一：自足经济中国历史百科之十二：百家沉浮中国历史百科之十三：青史垂名中国历史百科之十四；皇宫留谜中国历史百科之十五：疑案寻踪中国历史百科之十六：状元全录中国历史百科之十七：阉宦兴衰中国历史百科之十八：优伶春秋中国历史百科之十九：典籍源流中国历史百科之二十：刑具淫威中国历史百科之二十一：史籍精华中国历史百科之二十二：史海温故中国历史百科之二十三：逸趣名人中国历史百科之二十四：谈闲说怪
因本书规模较大，编写时间仓促，书中难免存在错误，敬请广大读者朋友们批评指正。《中国历史百科》编委会2008年2月
秦汉帝王之谜
秦始皇坑儒之谜
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采取一系列的措施，加强中央集权。当政治上加强控制的举措完成之后，秦始皇便开始了对人们思想上的箝制。因受战国时期百家争鸣学术空气的影响，秦初的儒生们尚保留着敢于直言、相互争鸣的学术传统。秦始皇统一中原以后的第九年，也就是公元前213年，有一天，秦始皇在咸阳宫置酒，文武官员全都出席了，有七十个在学术思想上有名望有地位的博士也参加了这次宴会。宴会进行当中，围绕着是否实行分封制，众儒生之间发生了激烈的争执。丞相王绾、博士淳于越等人主张实行分封，博士周青臣举酒颂扬秦始皇的功德：“陛下神灵明圣，平定海内，放逐蛮夷”，“以诸侯为郡县，人人自安乐，无战争之患，传之万世。”秦始皇听后喜形于色。淳于越听周青臣说分封制不好，郡县制好，心里十分不舒服。他赶快往前走几步，急急忙忙地对秦始皇说：“陛下！我听别人说，殷周两代的国王传了一千多年，他们分封子弟功臣做诸侯，像众星拱月那样护卫着中央，那个制度本来就好得很。如今陛下统一了中原，子弟却毫无地位和实权，将来万一出个像当年齐国田常那样谋篡王位的乱臣贼子，又有谁能挽救得了那种局面呢？我听老一辈人说过：事情不照老规矩办而想要长久，根本就不可能。现在周青臣又当面奉承陛下，加重陛下的过错，我看他不是忠臣。陛下还是应当重新谋虑关于分封子弟的事情才好！”秦代陶马
淳于越重提分封的事情，秦始皇听了心里有些厌烦。而丞相李斯等认为“三代之事，何足法也”，主张实行郡县制，并指责淳于越等人“不师今而学古”，“道古以害今”，这一点对秦始皇触动很大。最后，秦始皇赞同李斯的观点，并采纳了李斯“焚书”的建议，下令：除秦纪（秦国史书）、医药、卜筮、农书外，凡列国史籍、私人所藏的儒家经典、诸子著作和其他典籍，一律限期交官销毁。同时，禁止谈论《诗》 《书》和“以古非今”，违者处以黥刑乃至死罪。焚书之后，百姓如想学法令，可拜官吏为师。
当时焚书的具体办法是：除了那些讲医药、占卜、种树一类的书以外，凡不是秦国史官所记的历史书，不是官家收藏而是民间所藏的《诗经》《尚书》和诸子百家的书籍，在命令下达的三十天之内，都要缴到地方官那里去焚毁；以后还有偷偷谈论古书内容的，处死刑；借古时候的道理攻击当前政治的，全家都要处死；官吏知情不告发的，判处同样的罪。命令到达后三十天不烧毁书籍的，在脸上刺字后罚去做四年长城的苦工。凡有愿意学习法令的人，只许跟官吏去学，不许偷偷地照着以前的古书去学。
这样，从都城咸阳到边远的乡村，四处是焚书的烈焰，大批文化古籍在无情的烈火中化为灰烬，中国文化史上第一次灭绝性的大浩劫从天而降。焚书的恶果不仅使许多先秦重要典籍遭到破坏，同时也给春秋战国以来活跃的思想领域及理论探索者们以致命的打击，堵塞了秦代学术自由探讨之路，阻碍了先秦诸子百家思想文化融合的进程。
焚书的余烟尚未消散，“坑儒”的风波又平地而起。“坑儒”的直接起因是方士侯生、卢生等讽议始皇，继而逃走。
战国以来，阴阳五行之说盛行，一切方术都用阴阳五行来推演。燕、齐沿海地区，出现了一批讲神仙方术的方士。他们宣称，渤海中有蓬莱、方丈、瀛洲三座神山，山上的宫阙用金银筑成，住着很多长寿的神仙，山上生长着长生不老的妙药。秦始皇称帝后，为求长生不老，迷恋仙道，不惜重金，先后派徐福、韩终、侯公、石生等人前去寻求仙药。由于多方未果，引起秦始皇的不满，他的脾气也变得越来越乖戾、暴躁，喜怒无常。
侯生与卢生当时都是秦始皇身边的方士，由于长期求仙人和仙药终不可得，他们内心也惴惴不安。按照秦国的法律，求药不应验就会被处死。他们从博士们的前车之鉴，感受到自身命运亦将不济；从秦始皇的暴戾无常，感受到自己的末日亦将来临。他们讥议秦始皇“天性刚戾自用”，“专任狱吏，狱吏得亲幸”。他们互相商量：像这样以靠刑罚和杀戮而建立威势并且贪婪权势的人，不能为他求仙药。于是，侯生、卢生悄悄地带着从秦始皇那里领来的钱财，相约逃走了。秦始皇大为震怒，他认为自己对卢生等赏赐丰厚，待遇尊隆，而侯生、卢生竟然用这样恶毒的话来诽谤自己，还居然逃走了，决定要狠狠地惩治他们。于是秦始皇下了一道命令，叫御史大夫去查办那些在背后诽谤他的读书人。被抓去审问的人，受不了残酷的刑罚，为了给自己开脱，就一个一个的牵出其他人，攀来攀去，一下子查出来有四百六十多个方士和儒生犯有嫌疑。秦始皇一怒之下，也不详细审问核实，就叫人在咸阳城外挖个大坑，把他们全都给活埋了。其实四百六十多人当中，真正反对秦始皇的只有少数人，大多数人都是含冤死去的。始皇的长子扶苏觉得这样做太残暴了，他对秦始皇说，天下初定，远方黔首尚未安定，“诸生皆诵法孔子，今上皆重法绳之，臣恐天下不安”。秦始皇对自己的残暴不仅没有一点点醒悟，相反还将扶苏贬到上郡。
秦始皇的焚书坑儒，从史书的记载上看，事实比较清晰。但有人认为这件事情的经过还存在着一些问题，如秦始皇究竟坑的是谁？
章太炎、顾颉刚等大师指出，焚书确是事实，但坑儒是没有发生过。秦始皇发怒是冲着方士的，按情理来说当时坑的四百六十个是方术之士而非“诵法孔子”的儒生，至少可以说四百多人中儒生很少。《盐铁论》说：“燕齐之士释锄耒，争言神仙方术，于是趣咸阳者以千数。”坑杀者中没有方士，无论如何是说不过去的。秦始皇时期，儒士在社会上的地位比战国更有所提高，坑方士后，对儒生的社会政治地位并未造成什么影响。之后始皇东巡，齐鲁地区的七十位儒生被任命为博士，跟着他到泰山举行封禅。到了汉代，儒家对这件事也不十分介意，很少有人谈起。西汉中期时，人们谈到这件事，也仅是说“坑杀术士”，没有人说是坑杀了儒士。
首次将这件事说成“坑儒”的是西汉始元六年（前81）的桑弘羊，然这时离事件的发生远达一百多年，说法的准确性是令人怀疑的。但这种讲法却为后代许多人继承，而且越传越烈。尽管如此，一些儒学大家对此还是比较谨慎，如韩愈、苏轼等人仍然称其为“坑杀学士”“屠术士”。
大多数人认为坑儒是存在的，这四百多人中儒士占了大多数。而且从一些史料的记载来看，秦始皇的坑儒好像还不止一次。唐朝颜师古注《汉书·儒林传》和孔颖达《尚书正义》中引录东汉卫宏《诏定古文尚书序》说：“秦始皇焚书以后，担心天下人不按照他颁布的法令去做，遂召诸生，凡是到咸阳的一律拜为郎，前后有七百人。不久密令冬天在骊山坑谷比较温暖处种瓜。等到瓜结果成熟，他诏博士、诸生谈论这件事。冬天种瓜，儒生们实在搞不清楚，各人谈各人的观点，乱哄哄的。于是始皇让大家前去察看，预先派人在这个地方设置了一个机关。诸生贤儒来到后，大家仍是互相论难不止，始皇命人触发机关，从上面将土往下填，不一会儿众儒生全部被压在下面，没多少时间就没有声息了。”卫宏的记录，当然是得之于传闻，而且这件事情《史记》没有记载。与前面的“坑儒”不知是否为一件事，今天因没有佐证而无法知道。
骊山温谷从此又叫坑儒谷，汉代又把这里叫愍儒乡。有学者考证，该谷在今临潼县西十公里的洪庆堡，洪庆堡过去又叫灭文堡。又据刘修明先生实地考察认为，坑儒谷当在今临潼西南五里处的一个狭长幽深的山谷里，其地“温泉水脉纵横，瓜果能不按季节而生”。山谷两边都是高坡峻岭，只要投下黄土石块，守住谷口，进的人，别说是数百人，即便是数千人也同样逃不出来。
也有人认为秦汉时期的儒生兼事方术，方士也可能兼事儒术。侯生、卢生为秦始皇寻仙药，显然他们是术士，但他攻击秦始皇的那段话，口气与儒生一模一样。从当时的实际情况来说，始皇迷信方术，单纯的儒术明摆着吃不开，所以儒生兼习方术或弃儒专事方术应是很有可能的。“焚书坑儒”对社会发展是否有利，也是一个历史之谜。
有许多人认为焚书坑儒没有什么好的作用。郭沫若认为：“书籍被烧残，其实还在其次，春秋末叶以来，蓬蓬勃勃的自由思索的那种精神，事实上因此而遭受了一次致命的打击。”林剑鸣等秦汉史专家指出秦始皇下令焚书，使中国文化遭到巨大损失，先秦许多重要文献古籍，从而被付之一炬。秦始皇为追求长生，大施淫威，肆意杀人，充分表现了他的愚蠢和残暴。有人进一步认为：焚书坑儒乃是秦王朝由盛及衰并迅速滑向灭亡的转折点。焚书坑儒的出发点是错误的，方法、手段既残暴又愚蠢，效果是加速秦王朝的灭亡，所以应该彻底否定焚书坑儒。
有人认为对焚书坑儒要进行具体分析，不能走向评价的极端。著名史学家翦伯赞指出，焚书坑儒对于古文献的保存和学术的传授，造成了较大的损失。但是在当时统一与分裂激烈斗争的年代里，秦始皇用这种手段打击复活封建贵族政治的反动思想，又是具有积极意义的事。有学者认为，秦始皇实行焚书坑儒，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有其进步作用的，但我们并不应该毫无批判地讴歌秦始皇的这种措施。采取把书烧掉这种简单粗暴的作法，毕竟对文化的发展十分不利。
也有部分人对焚书坑儒是抱着肯定的观点。著名学者何兹全就认为秦始皇的焚书，不能单纯地从焚的观点上来看。秦始皇焚书，是两种思想斗争的结果，是当时进步思想和反动思想斗争的结果，是进步派和反动派政治斗争的结果。焚书是禁止“是古非今”反动思想的手段，为了禁止反动思想而焚掉古代文献，手段是粗暴了些，但它却是有进步意义的。坑儒是焚书事件的延续，它的意义和焚书是一样的”。还有学者指出：秦始皇的政治方向在那一历史阶段是对头的，只是在施行的方法上不够技巧。李斯的“焚书”建议并未完全化为始皇的制书，更未完全付诸实行。“焚书坑儒”之后，有秦一代包括儒术在内的文化学术的师授并未中断，《史记》的真实可信被逐步证实，也就从正面否定了“焚书坑儒”对于古文献的保存和文化学术的传授造成了极大损失的说法。至于“坑儒”事件，那是秦统治集团内部政治斗争的一个典型表现。
今天看来，秦始皇焚书坑儒，目的是想统一思想，压制那些反对中央集权制的思想和言论，但是他的做法太过分了，太残暴了。焚书毁灭了秦以前长期积累起来的文化财富，而坑儒杀害了许多精神财富的创造者。从此以后，秦朝宫廷里真正有学问的人大大减少，而那些专会阿谀奉承、欺上瞒下的奸贼如赵高之流，逐渐成了秦始皇身边的重要人物，秦朝确是从此开始走下坡路。秦始皇是一个完成伟大统一事业的了不起的皇帝，同时也是一个对人民实行残暴统治的皇帝。
秦始皇陵之谜
中国人历来有希望长寿的心态，古代的帝王尤其如此。传说秦始皇曾派人去寻长生不老之药，遗憾的是并没有人能够找到。在寻找长生不老药的同时，秦始皇还动用全国的财力物力，征发民工七十万，修建自己死后的陵墓。从公元前247年，秦始皇即位后就开始修建，直至公元前210年秦始皇死时为止，长达三十六年之久。
始皇陵规模宏大，背靠骊山，面临渭水，形势异常雄伟。陵墓地面原有内外两城，内外城之间有角楼、寝殿、便殿。封土堆现有高度七十六米，底部南北长三百五十米，东西三百四十五米，是一个夯土陵丘。今日的秦岭上栽满了石榴树和柿树，四周环绕着两重白杨林带，景色优美。《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九月，葬始皇骊山。始皇初即位，穿治骊山，及并天下，天下徒送诣七十余万人，穿三泉，下铜而致椁，宫观百官奇器珍怪，徙臧满之。令匠作机弩矢，有所穿近者辄射之。以水银为百川江河大海，机相灌输，上具天文，下具地理。以人鱼膏为烛，度不灭者久之。二世曰：‘先帝后宫非有子者，出焉不宜。’皆令从死，死者甚众。葬既已下，或言工匠为机，臧皆知之，臧重即泄。大事毕，已臧，闭中羡，下外羡门，尽闭工匠臧者，无复出者，树草木以象山。”修筑这样一个大型的工程，所需役力人数是巨大的，有人说他们全是秦国的刑徒，显然人数是不够的，除此之外，还应有农民、少量的军功地主、以劳役抵债的奴婢及其他不明身份的人。这是十分奢华的陵墓，在中国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修筑秦始皇陵，在当时是一个非常大的工程，材料要由四川、湖北等地运输。骊山的河渠本由南向北，为防止河水冲激，保障陵墓安全，需大量的劳役改变河流，使其向东西流。同时骊山上石料缺乏，大量石料需由渭北诸山采运。当时有歌谣：“运石甘泉口，渭水不敢流，千人一唱，万人相钩。”其工程之大可以想像。
根据目前考古调查发掘，秦始皇陵园的布局结构有下列七个特点：其一、陵墓有内外两重城垣，呈南北狭长的“回”字形；陵墓近于方形覆斗式，座落在内城的南半部。其二、在陵墓西边墓道的一个配房中，埋有成组的车马，既有髹漆的木车，又有彩绘的铜御手和铜车。
马。其三、在陵墓西北角的内外城之间，发现有左右饲官的建筑遗址，饲官是陵寝中供给饮食的官。其四、内城中心有宏伟壮观的寝殿建筑。其五、内城的东北部有一长方形的区域，向北有门可以通向外城，向南有门可以通向陵寝，可能是用来居住管理陵园的官吏和供奉陵寝的宫女。其六、在陵墓内外城的南部以东，有一长条南北向的陪葬墓地区，当是一些亲属和大臣的葬地。其七、在陵墓东边外城以东1千米处，正当东门大道的北侧，有三个放置兵马俑的从葬坑，组成了面向东方的庞大军阵。
关于秦始皇陵，尚有许多问题我们至今仍不能明白，如秦始皇陵的朝向为什么是正东方？秦始皇陵是否被盗？秦始皇陵的兵马俑到底是什么性质？等等。
后代的帝王大都是以面南为尊，而秦始皇陵却是坐西向东，为什么会这样呢？
著名学者杨宽认为：“陵园整个朝向东方，在东方正中设有大道和东门阙，因为按照礼制是以东向为尊的。陵园的东门大道，相当于后世陵园的‘神道’，是整个陵园的主要通道”，“秦始皇创设第一个皇帝的陵园，并不是凭空设计的。他有战国时代各国君王的陵寝作为蓝图”，也是“按时国都咸阳设计的”。始皇陵的布局“对西汉诸帝陵园发生了直接的影响。西汉陵园的布局有许多方面是沿袭秦的礼制的”。赞同这种说法者都认为秦汉之际的礼俗决定了陵墓的朝向。《礼仪·士冠礼》云“主人东面答拜，乃宿宾”。《史记·项羽本纪》记载鸿门宴时，“项王、项伯东向坐，亚父南向坐，沛公北向坐，张良西向侍”。这都说明，战国到秦汉时期，主人是朝东坐的。秦始皇生前是天下共主，死后的陵墓便理所当然是要坐西向东的。
有人认为秦国本偏西隅，建陵向东的目的是为了表示自己征服东方六国的决心。全国统一后，陵还在继续修，但布局朝向没有改变，这主要是为了使自己死后仍能注视着原来的东方六国之地，以防有人东山再起。这种说法多少有点牵强。
另有一种说法认为秦始皇除了要显示雄踞天下的威风之外，也可能因为他仍然在祈求生死轮回，寻求神仙境界。生前无法觅到不死的秘方，死后也要闭着双目瞻瞩东溟，以求神仙引渡天国。秦始皇为长生不老，出巡到琅琊，命方士求仙取药，派徐福带童男童女数千人入海求仙，并多次亲自出巡，东临碣石，南达会稽，在琅琊、芝罘一带留恋忘返。他自己多次东巡，仍无法到达日夜思念的仙境，万岁的天子不长寿，结果照样不能违背生老病死的客观规律，还是得病而死。徐福没有回来，仙药也没有求到，秦始皇心里感到十分遗憾，死后他也要面朝东方，求神仙把他引导进天国。
有人发现不仅仅是秦始皇陵，秦国其他的墓葬大多是坐西向东的。考古发掘证实越是秦国早期的墓葬，几乎全是朝着这种方向。有学者认为秦人的祖先来自东方，他们对自己曾经劳动和生活过的地方怀有特殊的感情。然而路途遥远，中间相隔了许多敌对的国家，他们很难回到自己原来的家园。死后，他们只能以这种方式来表达自己叶落归根的感情。部分专家对秦人的祖先来自东方不以为然，认为秦人的祖先来自西方，之所以他们要采用头朝西方的葬俗，主要是寓意他们的祖先是从那儿过来的。秦始皇陵平面图
也有人认为甘肃地区曾流行过屈肢葬，这与当地的古文化和某种原始宗教信仰有关。秦人的西首向东的葬法，应该与他们的民族特性相关。
秦始皇陵是否被盗，将直接决定保存至今的这座陵墓的价值。
一些人认为这座精心建造的帝陵并不能使秦始皇在死后仍与生前一样过上帝王生活，反使帝陵成为贪婪者的目标，历史上曾遭受过多次的破坏。其中较大规模的破坏有两次：一次是公元前206年，项羽入关中后，曾以三十万人，火烧阿房宫，盗窃者掘其陵墓，燔烧其宫观，三十日运物不绝，这是最大的一次破坏。到唐朝末年的黄巢起义时，又经过一次大规模的破坏，所以清代文学家袁枚曾说：“生则张良之锥荆轲刀，死则黄巢掘之项羽烧，居然一坯尚在临潼郊，隆然黄土浮而高……”在国民党统治时期，从陵底到陵顶，修遍了战沟，有几处挖得特别深，陵顶上还挖了一个很大的坑。
另有一些人认为秦始皇陵并未被毁，被毁的只是陵园的附属建筑，而秦始皇陵地宫并未被盗，它仍在现存的秦始皇陵封土下、兵马俑坑身后一千多米处。这种说法的主要依据是：根据陵区周围的含汞量分析，发现地宫中心有大量集中汞的成分，而且分布具有一定规则，这从化学成分分析上印证了《史记》中关于墓内以水银为“江河大海”的描述。再通过对秦始皇陵封土堆的全面探测，只发现有个盗洞，而且深不到九米，未能接近地宫，整个封土的土层为秦时的原状。总之地宫的宫墙没有破坏痕迹，地宫中水银分布有规律，可见秦始皇陵未被盗毁。
1974年，在外城以东一千二百二十五米处，发现了三个兵马俑坑，这个重大的考古发现，轰动了当今世界。三个兵马俑坑都坐西向东，呈“品”字形分布。其中一号坑平面呈长方形，面积一万四千多平方米，内有战车、步兵组成的大型方阵，有陶人陶马六千余件。二号坑在一号坑的东北边，平面呈曲尺阵。三号坑在一号坑的西北边，平面呈凹字形，面积五百多平方米。另外在二号坑和三号坑之间，还有一个平面呈长方形面积为四千多平方米的废弃坑。按照考古工作者的探测，全部兵马俑加起来有七千多个，驷马战车一百多辆，战马一百多匹。坑内兵马俑全部面向东方，与陵园的方向保持一致。
秦始皇陵边上大量兵马俑的存在，令世界惊叹。然惊叹之余，人们要问，这些兵马俑的存在到底是什么意思？与秦始皇有关吗？
主持对秦始皇陵考古的袁仲一先生认为大型兵马俑的存在，象征着驻在京城外的军队，就如皇宫中的宿卫军。以战车、步兵相间排列的一号坑兵马俑军阵是右军，以战车和骑兵为主的二号坑兵马俑军阵是左军，未建成的废弃坑，当为拟议中的中军，第三号兵马俑坑是统帅三军的幕府。俑坑本身象征着屯军的壁垒。有人观点稍有不同，认为这些兵马俑象征着秦始皇东巡的卫队。
也有人认为兵马俑仅是体现秦皇军阵布局。兵马俑坑是一项未完成的工程，全部建成要有五个坑。从设计者角度来说，兵马俑是按当时的方阵来设计的。方阵是一种进攻型的军阵，按前后左右中五个方位配置兵力。主将所在的叫中军，与敌战斗的是外围四军。作战时，战阵可随时变换，互相保护。兵马俑一、二、三号坑修建后，爆发了秦末农民起义，陵墓的建筑被迫停了下来，被废弃的坑仅挖了个土塘，还未来得及放置陶器具。而第五个坑尚没有动工挖掘，所以现在见不到任何痕迹。
杨宽先生认为兵马俑排列成面向东方的庞大军阵，是有其用意的：一方面是用来表现秦朝威镇东方的形势，另一方面又是用来表现东向为尊的礼制。
林剑鸣先生认为兵马俑不是秦始皇陵的一部分，而是属于具有纪念碑性质的建筑物，可能称为“封”，用以表彰统一全国的军功。他认为兵马俑是秦始皇时代建造的，但其性质不是陪葬坑。因为秦国仍有活人殉葬的旧习，根本无需建大型俑坑陪葬。从出土的兵器来看，很少见到铁兵器，与当时十分发达的冶炼水平不相称，因而这支部队根本不是一支战斗部队。
更有人在对獬冠、铭文的细致分析后，认为兵马俑的主人根本不是秦始皇，而是秦宣太后。公元前306年，昭王年少即位，太后摄掌政事。太后临终之际下令近臣为她殉葬。秦昭王为人仁厚宽容，在人殉的要求未予满足的条件下，对于自己的出身之母，塑造真人大小的殉葬，布置一个辎重车队，象征性地让太后回归自己的楚国故地，这在当时也是符合各国习俗风尚的。
对于这座显赫的秦始皇陵，至今仍有许多问题没有解释清楚，我们期待着研究者们新成果的出现。
刘邦流氓成性之谜
今江苏省沛县相邻的丰县，在二千年前是秦朝的沛县丰邑。刘邦出生于丰邑，丰邑秦末置县，属于沛县，汉兴改称丰县。
刘邦有兄弟三人，长兄名伯，次兄名仲，他自己名季，伯、仲、季就是老大、老二、老三的意思，以排行取名乃是乡间俚俗。刘邦这个名字颇为文雅，据说那是他当了皇帝后起的名，当皇帝之前一直叫刘季。农民子弟无钱入学，他的两个兄长都是文盲。刘邦比较聪明，父亲把他送入乡间学校，读书不多，略能识字与作文，至今刘邦家乡中阳里还保存着他读书时的书塾。乡间缺医少药，大哥患病早死，二哥是个朴素巴结的庄稼汉，埋头陇亩，辛勤耕作，略有节余，稍置产业。父亲赞扬老二干活卖力，持家有方。刘邦却游手好闲，不治产业，被人看作是个不务正业的人。老太公有时也责怪他于家无利可入，认为他没有出息。
其实刘父也是一个游手好闲之徒，平时不治家产，喜欢饮酒，有钱就打酒与人共饮，经常出入乡间市井，肚子饿了，随便买个汤饼充饥。凡是乡里有斗鸡、踢球的事情，他都要插上一手，而且很在行。这种从小养成的习性，直到晚年还是没有改掉。当时刘邦封他为太上皇，住在长安皇宫中，食宿都很豪华，刘邦以为这下他总该高兴了，但出乎意外他总是一副郁郁不乐的样子。刘邦不解，忙问其故，答称自己从小就乐与屠夫、小贩之流结交，现在周围没有这号人，很不习惯。刘邦为逗父欢心，选宫内废址，筑成类似丰沛乡里市井风光街一条，以内监充任屠贩，叫卖其中，乐得太上皇留连忘返。
少壮之年的刘邦很多生活习性与他的父亲相似。他的酒瘾很大，是邑市小酒店的常客。手中有钱就现买现饮，无钱则赊酒记帐，但他不会赖帐，一旦有了钱，他会加倍甚至加几倍偿还。酒家欢迎这样的酒客，混得熟了，如同一家。当他喝成烂醉如泥，顾不得什么体统，就和衣卧倒酒家床上，成了醉汉。可是后来刘邦当了皇帝，谁都不敢讲他以前喝酒的事情，相反还有人为他粉饰了一些神奇的色彩，说什么刘邦醉卧时，老板娘常常亲眼看到他身上有龙出现，龙体附身正与刘邦后来当上皇帝相符。传说还有两个老板娘居然不计血本，把刘邦一年欠下的酒帐来个一笔勾销，这无非是想证实刘邦龙体附身的神异之事。
刘邦结交的朋友也有屠贩之徒，不过比他父亲稍高一个档次，可能与他的经历有关。约公元前216年，时年31岁的刘邦被推为泗水亭长。亭长虽只管辖十里以内的民事、诉讼，是个小小的乡吏，但他有机会与县吏打交道。加上刘邦为人豪爽、不拘礼节的个性，很快与同事、上级混得很熟。
不务正业，游荡乡里，使刘邦染上流气，这个习性直至他补秦吏时还依然故我。当时沛县有一外来户，户主姓吕，因与沛令友善，人们尊称为吕公。那些有头面的县吏、乡吏，得知沛令结识了一位尊客，纷纷准备厚礼往贺。主吏萧何负责收受贺礼、贺钱，告诉送礼人不足千钱，只能坐在堂下低等宴席。刘邦囊中羞涩，不要说千钱，就是十钱、百钱也拿不出来，但他要跻身酒宴，怎么办？急中生智，假装贺客往见，大言不惭地高声喊：“贺万钱！”在座的贵宾大为惊奇，自愧不如。他大摇大摆地闯进大门，手中却空无一物，正当诸吏疑惑不解时，不料吕公从贵宾首座中徐徐起身，跨步相迎，引入贵宾之席。
刘邦好说大话，诳骗众吏，自然使主受贺礼的萧何不满，于是当众数落了刘邦几句。但吕公不以为意，居然对这个捉弄他人的不速之客十分看重，其中缘由，据说吕公相中刘邦状貌将来贵不可言，遂有此举。
刘邦与吕公在贺宴上的邂逅相遇，还引出了他大龄得妻的风流韵事。吕公择婿不以男方的家产、地位为重，而从其将来发展前途考虑。传说吕公精通相术，初见刘邦，大奇其人；再相状貌，贵不可言，到底是他的相术灵验，还是后人有意夸大其辞，今天不得而知。但尊刘嫁女是事实，不能说此人没有眼光。
刘邦好发大言，常常会流露出豪迈大志。有一次，他被征发到秦都咸阳服徭役，目睹秦始皇豪华壮丽的出巡，四周簇拥着威武的侍卫、鲜艳的仪仗和无尽的马队，只见到处都是光亮闪闪的刀枪兵器。事后他大发感慨道：“为人应做一个大丈夫，大丈夫当如此地出人头地。”也许善于观颜察色的吕公正是从刘邦的口出大言、必有大志这个角度去认识刘邦的，才会做出常人难以想像的事来。
无赖成性的刘邦即使当上皇帝后仍改不了本性。吕公的女儿叫吕雉，是个奇女子，为人刚毅，生性泼辣，连刘邦也让她几分，但刘邦不喜欢这个带有几分阳刚之气的女人。吕雉既不能使刘邦得到性爱的满足，又严禁刘邦爱上别的女人，好色的刘邦怎能忍受得了。碍于吕后的雌威，只得躲躲闪闪地寻欢作乐。一天，他进入掖庭织室，就忘了自己的身份。室中的织妇都是穷人或犯罪官员被株连的妻女，她们一入织室，就终生与织机相伴，永无见天之日。这时他偶然看见一个美貌的织女，顿时心花怒放，不顾对方的低贱身份，在情欲的驱使下，先是调戏，后则云雨交欢，遂有身孕。问明女子姓薄，封为薄姬，不久为他生了一个儿子，取名刘恒。不管其母如何低贱，生下的都是龙子。母以子贵，薄姬告别了永不见天日的织室，搬进了豪华的宫殿。她的儿子后来成为历史上有名的汉文帝，她被尊为薄太后。
刘邦后又迷恋上了一个比薄姬更漂亮、更称心的戚姓女子，薄姬便遭冷遇了。戚女聪明，善察刘邦心意，颇富女性柔媚之态。刘邦日理万机，回到宫室，劳顿不堪，戚姬便百般温存、柔语慰藉，倦怠之意立即消失，顿觉神情清爽，使精力日耗的晚年刘邦重有了勃勃生机。刘邦十分眷爱这位女子，遂初封她为戚姬，后又封为戚夫人，后宫地位仅次于吕后。
刘邦起于乡里，出自布衣，结交群氓，思想深处不免打上粗野烙印。他从小不喜诗书，虽然曾进入过家乡中阳里的马公书院读书，但他与书不结缘，甚至有厌恶感。当秦始皇焚书坑儒的消息传来时，他竟幸灾乐祸，庆幸自己没有与读书沾过多少边，用不到担惊受怕。想到书烧成灰了，今后大家无书可读，更是喜形于色。长大以后他不喜欢儒生，时时流露出草莽意趣和粗野作风。登位之后，有不少戴儒冠来求见的儒生，刘邦厌恶之余，随手取下对方所戴的帽子，当着客人的面，撒一泡尿在里头。殃及儒冠外，还波及儒袍。秦博士叔孙通身穿儒袍晋谒，刘邦一脸不高兴。事后叔孙通了解底细，马上变通，脱下儒袍，改穿楚服短衣，刘邦马上高兴起来。他虽贵为天子，但身穿短衣，习于楚俗服饰。如此对士人的轻慢，表面上看无礼至极，实际上是刘邦的流气与粗野作风的流露。
楚汉相争中，刘邦凭他草泽英雄的本色，好谋善断，擢用人杰，胸怀大志，终成一代大业。在他的潜意识中，却难以磨灭他的草莽意趣、流气行为，他不掩饰自己的布衣个性，不弄虚作假，显示了他俗得可爱的纯真品格，成为一个活生生的糅流俗于英雄本色的人物。
汉武帝杀太子之谜
汉武帝征和二年（前91），六十六岁的汉武帝已到了风烛残年的时候，长年体弱多病，这位在中国历史上素以雄才大略著称的皇帝进入了生命的晚期。他和其他的君王一样，在享受到至高无上的权力和后宫粉黛如云的美色之后，就想着如何才能长生不老，永远能享受到天下的荣华富贵。疾病在向他逼近，躺在未央宫中，他开始担心自己是否会因病而死，并且怀疑自己的疾病是否是有人在诅咒他而引起的。武帝信任酷吏江充，任为直指绣衣使者。江充见武帝年老多病，且多疑，遂妄称武帝病在巫蛊。
当时，京师聚集着许多方士、巫师，大行巫蛊之术。汉武帝时代通行的“巫蛊”形式，大致是用桐木削制成仇人的形象，有的插刺铁针，埋入地下，用恶语诅咒，以为能够使对方罹祸。当时的人普遍相信，如果想让某人患病甚至去世，可以用木头刻画成此人的样子，然后在他身上扎上针，埋在地下，再施以恶毒的诅咒，事情就会变得很灵验。“巫蛊”曾经是妇女相互仇视时发泄私愤的通常方式之一，宫廷妇女和贵族妇女中因嫉妒而使用“巫蛊”之术，使得这种迷信意识严重侵入上层社会生活。因此，在皇宫表面的富丽堂皇与警卫森严的背后，很多颇有名声的女巫们出入其中，为后妃们度厄，为怨妇们诅咒。这些后妃们为了争宠，常常互相攻讦，而最有杀伤力的攻讦就是让武帝相信，某人的宫中埋有木偶，木偶的神主就是武帝。
这种情况一直持续了有两年左右的时间，想永存于世却又疾病缠身，汉武帝一直被这种木偶与诅咒纠缠得不可自拔，后妃们的谎言与揭发，星象所显示的灾难变异，一日数报的边疆急变，这一切都使得汉武帝越来越相信，自己的病和帝国的病，真的是由于木偶所引起的。为此，汉武帝命令江充到处掘地寻找木偶，一旦发现，便大开杀戒。这一时期，由于木偶而被处死的人数以万计。
尤其让国人和武帝感到震惊的是，江充报告说他在太子的东宫中找到的了许多木偶，言下之意，乃是指太子希望用诅咒的方法使父亲早早死去，以便提早接班。之前，江充与太子已经结冤。江充凭着武帝对他的信任，见太子家使车马在驰道上行走，就没收车马，并劾奏于武帝。太子请江充宽恕，江充不听，两人遂交恶不和。江充害怕武帝去世后太子将来会迫害自己，遂一直想找到报复的机会，现在机会终于来了。
戾太子刘据，是汉武帝的儿子，卫皇后所生，所以也称为卫太子。后代称他为戾太子，那是刘据死后的谥号。汉武帝二十九岁时，刘据才出生，汉武帝非常喜爱他。刘据长大以后，性格和顺谨慎，汉武帝嫌他才能一般，不像自己，逐渐转向宠爱王夫人所生子刘闳，李姬所生子刘旦、刘胥，李夫人所生子刘髆。于是皇后和太子都感到宠爱递减，心不自安。汉武帝自己也感觉到这一点，有一次他对大将军卫青说：“汉家建国匆促，加上四夷侵扰中原，朕不变更制度，则后世无所遵循；不出军征发，则天下不能安定，如此不可能不使民众加重负担。如果后世有人仍然继续沿袭这样的政策，那末，就是在重蹈秦王朝灭亡的覆辙了。太子性格稳重好静，一定能够安定天下，是我放心的继承人。要寻找守成的君主，难道还有贤于太子的吗？”虽然有了承诺，但太子不受宠爱是不争的事实。太子的地位原本就岌岌可危，江充的指控和他准备向武帝汇报的威胁使太子更加胆战心惊，这位已当了三十多年的太子，并一直生活在全能的父亲阴影里的年轻人只得找他的师傅石德商议对策。
石德说：“前丞相父子、两位公主都因此致祸。巫与使者掘地得到罪证，不知是他们预先放置的，还是真的就有，现在无以自明，只有假冒皇帝的诏令，收捕江充等入狱，严加审问，追查其奸诈。而且陛下现在甘泉宫养病，皇后及家吏请安都没有得到回音。陛下生死存亡未可知，而奸臣如此跋扈，太子难道忘记了扶苏的教训吗？”
石德用秦太子扶苏的悲剧警告刘据，刘据于是下决心起兵自卫。征和二年七月壬午日，武帝患病，在甘泉宫避暑，刘据派宾客以汉武帝使者名义逮捕江充等人，又调用宫中卫士，取武库兵器，向百官宣布江充谋反。于是斩江充示众，又用烈火烧烤的方式处死与江充联手的胡巫。同时动员数万市人与政府军战于长安城中，汉代最严重的政治动乱于是爆发，一起并不太大的事情终于酿成太子造反的后果。
当时在甘泉宫休养的汉武帝命令严厉镇压太子军，宣布抓获和杀死反叛者，自有赏赐。又具体指示：以牛车作为防卫工事，避免短兵相接，用弓箭尽可能多地杀伤叛军。并且坚闭城门，不要让反叛者逃离长安。汉武帝迅速回到长安，居住在城西建章宫，下令长安附近郡县的正规军进发长安，并且亲自进行现场指挥。太子军与政府军在长安城中大战五天，死者多达数万人。5日后，太子兵败逃走。是年8月，太子在长安城郊自杀，同时遇难的还有太子的两个儿子，即武帝两个未成年的亲孙子。
事变之后，“巫蛊”冤案的内情逐渐显现于世。汉武帝知道太子发兵只是由于惶恐，并没有其他意图，又接受了一些臣下的劝谏，内心有所悔悟。他下令族灭江充全家，又将江充的同党苏文焚死在横桥上。他哀怜太子无辜，在刘据去世的地方修筑思子宫与归来望思台，以示怀念之意。天下百姓听说后，都为太子刘据哀伤。思子宫和归来望思台后来也成为诗人吟咏的对象。
事情弄到这种地步，武帝也觉得十分凄凉，想起太子和两个皇孙竟然活生生地寻了死路，心中越发伤感，脾气变得更加暴躁。到了晚年，行事十分糊涂，不近情理。有人认为武帝举动不可思议的症结在于他宠信方士，信奉巫术，又兼刚愎自用，暴戾恣睢。如果究其根本原因，汉武帝晚年的糊涂暴戾的性格，主要是因长生无术引起的心烦意乱所致。
另外一种意见认为，汉武帝晚年，临近政权交替，国家政治进入了微妙时期。政治权力的转移，对于最高执政者本人来说，看得非常重大。即使是他自己选定的继承人，也是带有极为苛刻挑剔的目光。在父子对政事看法有所不同的情况下，心理裂痕会越来越明显。在这种特殊的政治背景下，具有极敏感的政治嗅觉，又有投机之心，受到汉武帝特殊信任并赋予重要权力的江充，利用汉武帝父子政治倾向不同的矛盾，制造了太子宫中的“巫蛊”冤案。
王与司马共天下之谜
司马睿是司马懿的曾孙，和惠帝、怀帝同一辈份，十五岁世袭琅邪王。永兴二年（305），东海王越起兵讨伐河间王霤和张方，命琅邪王司马睿留守下邳，这是琅邪王司马睿走上政治舞台的开始。司马睿本与东海王的参军王导关系密切，这时急需得力帮手，便向东海王要人，让王导担任主管军事的司马。王导字茂弘，琅邪临沂人。临沂王氏是著名的士族大姓，东晋南朝所谓的“王谢门第”，就以王导为代表人物，同时也是南迁各士族的代表人物。他和琅邪王司马睿同龄，这年虽只三十岁，然而早就满腹经纶，是个见识宏远的政治家。
怀帝永嘉元年（307），即八王之乱结束后的第一年，东海王越执掌政权，他派宗室诸王出镇襄阳、长安、邺几个北方重镇，司马睿以安东将军、都督扬州江南诸军事，去镇守江南的建业。
这年九月，琅邪王司马睿到达建业，王导跟着同来。这是后来晋朝在江南立足，保存半壁江山的起点。江东是孙吴的故土，强宗大族的势力根深蒂固，江南的吴郡顾氏、义兴周氏、山阴贺氏等势力都很强大，原广陵相陈敏就是被这些大族共同推翻的。司马睿到建业时，不过在陈敏覆灭之后半年的光景，他要立定脚跟，不取得江东大族的支持是不行的。于是他以王导为谋主，所有大大小小的事务都向王导征询意见。
司马睿资历不深，江东世族、名士都不把他放在眼里，看不起他，已经上任一个多月，竟然没有一个有名望的世族主动到府里来参见。王导对此非常忧虑，为此设计了一个戏剧化的场面。他让琅邪王司马睿坐着八人抬的大轿出行，参观秋季在水边求福去灾、祛除不祥的“禊祭”，他和他的时任扬州刺史的堂兄王敦以及北方一些名士骑马簇拥，在轿后随从，队伍整齐气派，以炫耀司马睿的尊显威严。这一着果然有点效果，名士纪瞻、顾荣等见后大为惊异，赶忙跑出来在路边拜谒。但是要争取这些人，单靠威风是不行的，必须使他们心悦诚服。琅邪王司马睿一看时机很好，遂派王导亲自去顾荣、贺循两家江南最大的世族府第，请他们出来做官，两人应命而至。于是在他们的带动下，江东人士纷纷出仕，逐渐拥护琅邪王司马睿了。司马睿终于取得了江南世族的合作。
琅邪王司马睿任用顾荣为军司，加散骑常侍，一切军国大事，都向他咨询；用贺循为吴国内史，纪瞻、周圮等江东名流也都委以重任。
王导劝琅邪王重要事情要同江东士族商议，为他不断出谋划策。琅邪王如有过失，王导能及时谏阻。琅邪王初到建业时，常因酒醉误事，王导提出后，他就接受改正。王导治国，以清静为原则，劝琅邪王减少耗费，收到了安定邦国的效果，他们的君臣关系越来越好。琅邪王曾对他说：“卿是我的萧何。”王导却答道：“大王要建立不世的功勋，一统天下，需要管仲、乐毅那样的人才，区区国臣（司马睿是琅邪王，所以王导是诸侯国的臣子）怎能比拟前人！”他并不居功，屡劝琅邪王广择贤能，显示出一个胸怀宽阔的政治家的气度。
当时渡江南下的人士，每到空闲的日子，常常互相邀约到江边的新亭饮酒聚会。有一次饮酒宴会之后，众人思念故土，相对流泪。王导不哭，他正色道：“我辈应当共同努力为国效劳，克复神州，何至于像楚囚一般，相向哭泣呢。”楚囚原指春秋时被俘到晋国的楚人钟仪，后来用以指处境窘迫的人。王导认为在国事艰难的时候，重要的是振奋精神，在战略上蔑视困难，去打开局面。如果只是相对哭泣，一筹莫展，在意志上自己先击垮自己，怎么能战胜困难呢！众人听后，都揩干眼泪，向他谢过。
愍帝在长安即位后，因其名司马业，建业这个地名因避讳从此改为建康。愍帝曾命琅邪王睿大举北伐，琅邪王不曾应命，只因祖逖的要求，让他独自率领部曲渡江北上。单看这件事情，似乎琅邪王睿和王导都不想“克复神州”。然而他们当时的处境实在困难，大举北伐是不可能的。因为对于南方来说，一是力量单薄，二是内部矛盾重重。王导努力争取南方士族的合作，但总有一部分人不愿意真正合作。特别是过江的北方人增多后，不可能不引起一部分南方人的疑虑，在愍帝建兴元年（313），还曾发生了周圮等一些江南氏族起兵乱政的事件。但事后，晋政府对周氏一族并不追究，后来还让周勰做临淮太守。司马氏和中原大族要做到同江东大族合作，实在不容易啊！处境如此，他们只能集中精力来稳定东南地区。
对琅邪王司马睿来说，至少在东晋草创时期，只能以王导为主要依靠对象。西晋亡后的次年（317）三月，琅邪王在建康即位称晋王，改元称建武元年，史称东晋。建武二年三月，愍帝遇害的消息传到建康，晋王才改称皇帝，他就是晋元帝。
大兴元年（318），司马睿即皇帝之位时，竟然要拉着王导到御座上同坐，共同接受百官的朝拜，王导当然不肯，坚决推辞。对元帝而言，这其实也是故作姿态，然而他非依靠王导不可，王氏兄弟在东晋政权中的地位，却在这里表现得十分清楚。
晋元帝依靠王导，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即王导的堂兄王敦是个实力派。王敦字处仲，曾被东海王越任命为扬州刺史。元帝到江南后，扬州刺史刘陶死了，元帝就命王敦担任这个职务。他和王导，一个为地方实力派，一个执掌朝政，元帝仗着他们，才巩固了统治，在东晋王朝中，司马氏有其位，而王氏家族有其权，王家与司马家几乎达到“平起平坐”的地步，所以当时有“王与马，共天下”的说法，这非常如实地反映了东晋初年的政治状况。
元帝在建康立定脚跟已经很不容易，要把号令发到扬州以外的地方并使之生效，自然更加困难。永嘉五年（311），江州刺史华轶就以没有看到来自洛阳的诏书为理由，不服从琅邪王的命令，闹到不得不用武力解决的地步，而扬州刺史王敦做了讨伐华轶的主将。他攻杀华轶，又督率陶侃、周访等平定杜弢，稳定了对长江中游地区的统治。长江中下游地区都稳定了，琅邪王睿管辖的地区就大体上与孙吴的疆域相同。元帝即位，加封王敦为江州牧。大兴元年（318），任命他为荆州牧，因王敦不肯接受，改为荆州刺史。从此他坐镇荆州，掌握长江上游地区的军政大权，“共天下”的局面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以后的情况发生了变化。对每个君王来说，他所追求的就是率土之滨莫非王土的统治效果，要的是无限至上的独裁权力，这种与大臣平起平坐的局面实在是一种实力不济的无奈，只要有机会，或者说政权如果得以稳固，那么东晋皇帝首先要做的就是除去这个内心隐疾。晋元帝统治一旦稳固，遂对王导逐渐产生了猜忌的心理，对王敦更是疑虑重重，想的就是早日结束这种痛苦的共享。随着王敦成为跋扈的大军阀，起兵作乱，最后病死，王导虽然仍位居高职，但实际权力就转到了与其共同执政的中书令庾亮手中。
历来史家往往从王导不曾恢复中原、不能阻止王敦叛乱等问题着眼，贬低王导的功绩，他们都没有抓住王导的主要贡献，而陈寅恪先生则另有评说，在《述东晋王导之功业》中说：“王导之笼络江东士族，统一内部，结合南人北人两种实力，以抵抗外侮，民族因得以独立，文化因得以续延，不谓民族之功臣，似非平情之论也。”
同时我们评价“王与马，共天下”的局面，还要看到，东晋立国实质上是两汉魏晋以来的文明得以延续的关键。东晋和继续它的宋、齐、梁、陈四代，共计二百六十二年，尽管这五个朝代都是局处江东，然而中原人士都视之为文化正统所在。两个半世纪以后，中原的元气恢复了，民族融合了，于是南北一统，又揭开中华文明史新的一页。
隋唐帝王之谜
隋文帝死因之谜
公元581年，杨坚以后周外戚国丈的身份篡夺了帝位，建立了隋朝，史称隋文帝。隋文帝共有五个儿子，均为独孤皇后所生。隋文帝登基后，即立长子杨勇为太子，次子杨广为晋王。
之后，文帝将杨勇废为庶人，立善于伪饰的晋王杨广为太子。仁寿四年（604）四月，隋文帝得病，七月病重，不久死于仁寿宫。
关于文帝的死，目前学术界大致形成两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隋文帝之死属于他杀，凶手是他的儿子即隋炀帝杨广。据史书记载，隋文帝杨坚病重期间，尚书仆射杨素、兵部尚书柳述等因皇帝病重而入宫侍奉，太子杨广也住进宫中的大兴殿。杨广见文帝的病情危在旦夕，就亲手写信给杨素，让杨素密切注意文帝的情况，并询问今后该怎么办。不料杨素的回信被宫人误送到文帝处，文帝看后非常震怒。
独孤皇后死后，文帝最宠幸的是宣华夫人和容华夫人。宣华夫人陈氏是南朝陈后主的妹妹，人长得很漂亮，号称“江南第一美人”，杨广对她的美貌垂涎已久。当晚，陈夫人在旁侍疾，早晨出来更衣时被杨广撞见。杨广欲对陈夫人无礼，被陈夫人奋力挣脱。当陈夫人衣衫不整、神色慌乱地跑到文帝病榻前时，文帝气愤异常，大骂道：“这个畜生如此无礼，怎能担当治国的大任！”盛怒之下命令柳述说：“召我儿。”柳述以为要召杨广，文帝急忙纠正道：“勇也。”大怒中的文帝要重立杨勇为太子，废黜杨广。柳述起草诏敕后让杨素过目，杨素是杨广的心腹，自然不肯召杨勇。杨广马上假传圣旨，命亲信左庶子张衡立即入大宝殿侍候文帝。张衡进入大宝殿，就把宫人和卫士全都赶出殿外。一会儿，张衡出殿宣布文帝已经驾崩。一时间，朝野上下议论纷纷，认为是张衡杀死了文帝。至于张衡是如何杀死文帝的，史书的记载有较大的出入，《大业略记》记载张衡以毒药害死文帝，而《通历》记载张衡“拉帝，血溅屏风，冤痛之声闻于外，崩”。相似的记载还见于《隋书》卷36《后妃·宣华夫人陈氏传》。
第二天，杨广即皇帝位，为文帝发丧，并派人以文帝遗诏的名义缢杀杨勇。杨勇的十个儿子，长子被当场毒死，其他九个被流放到岭南后，诏令当地官员把他们全部杀死。
文帝死后，陈夫人惊恐不安，忽然收到杨广派人送来的一个金盒子，用纸封口，上有杨广亲笔书写的封签。陈夫人认为里面必是毒药，非常害怕，不敢启封，在使者的催逼下，万不得已才打开盒盖。出乎她的意料，盒内装的原来是几枚同心结。边上的宫人见此都非常高兴，相互庆贺炀帝是不会杀人灭口了。当天夜里，文帝尸骨未寒，杨广就在宫内占有了名分上是他后母的陈夫人。文帝的另一个宠妃容华夫人，不久也被杨广占有。
今天，当我们从史书记载的真实性来看，促使隋炀帝杀害隋文帝的原因是调戏陈夫人不成，这一传说显然是讲不通的。因为早在文帝病重之前，想要夺取太子之位的杨广就与陈夫人打过交道，当时他经常送陈夫人“金蛇”“金驼”一类的贵重物品，其目的自然是让陈夫人在父亲面前替自己说好话。而开皇二十年更换太子，陈氏也“颇有力焉”，说明他们之间曾经有过政治合作关系。所以，在文帝病危之时，杨广又是合法的皇位继承人，陈氏怎么可能开罪杨广呢？基于这一点，有学者认为调戏陈氏一事充其量只是一种偶然性的促发因素，真正导致仁寿四年宫廷政变的原因，是文帝仁寿中的中央政治变动。
在杨广夺取太子之位的进程中，有一个人的作用不可忽视，那就是他的母亲独孤皇后。她是杨广夺宫的主要支持者，也是打击反对杨广势力的主要力量。但是，独孤后却于仁寿二年（602）去世。她的死，使杨广集团不得不直接面对来自各方面政治反对派的压力。这些压力，首先来自杨秀和杨谅这两个杨广的弟弟。杨秀“性甚耿介”，对于杨广通过并不光明的手段夺得太子之位，他是第一个站出来反对的人；杨谅更是以防御突厥入侵为由厉兵秣马，加强自己的军备，“秀窥岷、蜀之阻，谅起晋阳之甲”，很好地概括了当时的局面。其次的压力是来自朝臣及州郡牧守的威胁，主要人物包括梁毗、裴肃、柳述等，他们的主要攻击目标是杨广的心腹杨素。隋文帝对于梁、裴、柳等人针对杨素的上书和谏言，虽没有尽纳其意，但是的确对他日渐疏远了。在慢慢夺去杨素实权的同时，文帝对柳述等人日渐宠信。这样，仁寿中的这些政治变动使得杨广集团曾经有过的优势再度失衡，拥重兵而“阴怀异图”的杨谅，以及被废为庶人的杨勇，都有可能重整旗鼓取杨广而代之，在这种局势下，为了保护来之不易的太子之位，杨广就不得不先下手为强杀害了自己的父亲。
另外，有学者认为隋文帝并非是杨广所杀，他是病死的。
持这一观点的学者首先对《大业略记》和《通历》提出了批评。他们认为这两本史书本身存在许多常识性的错误。比如《大业略记》不但把绯闻案的女主角搞错了，而且将二十一日发丧误作十八日。甚至说杀文帝的首犯是宰相杨素，次为左庶子张衡，用的是毒药，这一点也没有任何一本史书能够提供证据。《通历》也是如此，试想在文帝与百官诀别的庄严时刻，身为太子的杨广怎么可能跑到别室去非礼陈夫人？而且文帝明知杨素是杨广集团的核心人物，怎么可能让他去召杨勇废杨广？再者，行凶的手段为“拉杀”，且“冤痛之声闻于外”，这样的暗杀也太过于明目张胆了。基于以上种种疑点，加上《大业略记》的作者赵毅为初唐人，在隋末唐初的特定历史环境中，人们普遍对隋炀帝深恶痛绝，在记述文帝死因问题上不可避免要掺杂个人的思想感情，以期引起人们对隋炀帝的憎恨。《通历》的作者马总生于中唐，他的记载很多地方经不起推敲。既然杀文帝时左右没有人，冤痛之声怎么会闻于外？所以，《大业略记》和《通历》似市井流言，不足为凭。
即使是司马光在《通鉴》中引用了《大业略记》的记载，也慎重地注明“今从《隋书》”。至于《隋书》卷36《后妃·宣华夫人陈氏传》的记载，也只是宣华夫人的一面之辞，并非源于档案材料。北朝隋唐受胡俗影响，存在收纳父妾的风气，再加上如前所述，陈夫人与杨广早有“渊源”，有可能这时两人的感情发展较深，所以陈夫人被调戏一事的可信度还有待商榷。
除此以外，学者们认为还有许多理由可证明隋文帝并非杨广所杀。自仁寿四年春，文帝已退出政治舞台，这时隋炀帝虽位居太子，实际上已成为摄皇帝。朝廷之事，“事无巨细，并付皇太子”，隋炀帝用不着再冒杀父罪名；七月，文帝已病入膏肓，不久即将离开人世，杨广继位已是时间问题，没有必要再弑其父。况且一个生命垂危的病人，已对杨广构不成任何威胁。此外，根据文献的记载，自杨广继太子之位起，与其父的关系一直很融洽。他的才干和魄力受到文帝的赏识，两人之间没有利害冲突。再就仁寿宫所处的地理位置而言，杨广与杨素的卫兵一旦控制宫禁与交通，则一切尽在掌握之中。杨广应该不会愚蠢到谋杀垂死的父亲，授人以致命的把柄。
事实上大家都可以发现，以隋为鉴的唐太宗君臣，没有一个指控隋炀帝弑父。当年，如火如荼的隋末大起义，成千上万的民众揭竿而起，不少隋朝官僚也趁势反叛，在全国上下一派声讨声中，亦没有一人指责隋炀帝弑父这一颇具鼓动性的罪状。被后人指控为杀害文帝的凶手张衡，史书上称他“幼怀志尚，有骨鲠之风”。虽然他曾为隋炀帝夺得太子之位出谋划策，但是到后来由于他反对隋炀帝建造汾阳宫和谤讪朝政而被赐死于家中。后唐高祖李渊认为他“死非其罪”，替他平反，并赐给他“忠”的字号。如果张衡果真是弑君凶手，唐高祖决不会替他平反，因为这关系到国家赖以维持秩序的伦理道德问题。
那么，不是死于他杀，又到底是怎么死的？学者或认为文帝确如史书所说是因病而死，死前作好了后事的安排。也有人认为是因晚年纵欲过度而亡。独孤皇后死后，文帝惑于宣华、容华这两位年轻的女人，身体每况愈下。病重期间，文帝才意识到：“如果皇后在，我不会变成这种地步的。”但这一切太晚了，贪恋女色，导致了他的驾崩。
唐太宗玄武门政变之谜
玄武门是宫城的北门，地位重要，是中央禁卫部队屯守之所。武德九年六月三日，李世民秘密向父亲上奏说自己的哥哥即太子李建成和四弟李元吉“淫乱”后宫。李渊一听，不禁愕然，决定第二天问个清楚。李渊当然知道三个儿子之间早就不和，所以六月四日这天他先是召集了大臣裴寂等商量此事，想然后再召三个儿子劝和。但他有所不知的是这个时候李世民率长孙无忌、尉迟敬德等人伏兵于玄武门了。
后宫张婕妤探知李世民有所动作，立刻向李建成报告。李建成找来李元吉商量，想想自己也早已作好在京城的军事准备，自己的旧属常何守在玄武门，所以还是决定入宫上朝。当二人行至临湖殿时，发觉有点反常，刚想拨马东归，李世民随后呼喊，一箭射死李建成。尉迟敬德带领七十骑兵奔驰而来，射杀了元吉。东宫和元吉齐府的精兵二千人发觉事情有变，结阵猛攻玄武门。玄武门的将领常何、敬君弘等早已为太宗收买，这时奋不顾身，率兵坚决抵抗。不明就里的部分驻守玄武门的士兵则采取观望的态度，一时之间战斗不分胜负。
由于李世民方人数较少，越战越不利，众将士惊恐万分。尉迟敬德灵机一动，提着元吉和建成的头展现在齐府和东宫将士前，众人一看自己的主人已经人头落地，便无斗志，纷纷溃散。当尉迟敬德杀气腾腾地向李渊报告为何在玄武门发生战斗时，李渊马上明白了整个局面，只能写下手敕，命令所有军队一律听秦王的处置。同时又派黄门侍郎裴矩到东宫晓谕诸将卒，事变很快平息了下来。
三天后，李渊立李世民为皇太子，而且表示大小政事今后全听太子处理。过了几天，他又提出自己应加尊号为太上皇，表示自己想早点退位。两个月后，他下制传位于太子，李世民正式即位。“玄武门之变”以李世民的彻底胜利而告终，所以以后各种史书在记录这一事变时都站在唐太宗的角度阐述事情的经过，而把失败者他的兄弟李建成、李元吉以及他的父亲李渊描写成昏庸无能的样子，使得后人大多认为“玄武门之变”是正义的，是不可避免要发生的。然而，随着对这一历史事件研究的深入，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学者提出了一些疑问，如事变到底是谁发起的？李渊在立李世民为太子之后，为什么在短短的两个月内就让位了呢？
有人根据现有史料的记载，认为唐高祖爱好酒色，昏庸无能，他用佞人，忌功臣。太子李建成爱好酒色畋猎，亲近赌徒恶霸，同李渊一样是个纨绔无赖子。第四子李元吉，也是凶险的一个人。他们勾结宫中宠妃们，极力想谋害李世民。可以这样说，这种时候唐朝的前途十分危险，唐太宗其实是无奈之下的自卫，对国家来说是有利于大局的行动。一些学者发现，李建成、李元吉看到在实战中不断建立功名的李世民，心中十分不安，引树党友，想置李世民于死地。早在武德七年夏天，李建成就私自召募健儿，打算用武力除掉李世民。甚至还让宫中妃嫔向李渊报告，李世民曾经说自己有天命，应该为天下主。玄武门之变的前几天，李建成乘征北突厥的机会，还想夺秦王府的兵权，只是没有成功而已。
不同意这种观点者认为玄武门之变的实质其实是李世民和李建成争夺皇位，是同室操戈，自相残杀。要搞清楚历史的真相，首先要从史书的真实性谈起。从史源上说，现在的史书主要是来自于朝廷编修的实录。然而自清代以来，就不断有学者指出唐初的实录不实，不能尽信其记载。自唐初起，史官由国家任命，负责编修本朝国史，宰相负责监修。当时负责修改实录的是许敬宗。《旧唐书·许敬宗传》中记载他喜欢凭个人的爱憎随意删改实录，而且也有史料记载太宗自己也曾强行审读过实录，并命令史官按其意进行修改。由此可见，太宗和高祖两朝实录的真实程度确实值得怀疑。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中一方面对实录的诸多记载表示怀疑，但同时有关唐初政治内容还是大量参照了实录。如此一来，实录之后的史书，包括两唐书和《资治通鉴》在内，均没有摆脱实录记载的影响。因此所有史书关于这一事件的记载是不能全部相信的。唐太宗像
实录不实，我们对一些问题的看法就要多加个心眼了。史书记载李渊是庸愚昏暗，李建成是冥顽不灵，整日沉湎于酒色之中，这些是真的吗？
学者指出，其实李渊出身于北周军事贵族，富有政治、军事经验。虽然他举兵反隋时已年过五十，但仍不失为一个雄心勃勃、英勇干练的领导人物。温大雅在《大唐创业起居注》中称他“身怀经世之略，有经纶天下之心”，且待人接物不论贵贱都表现得谦逊有礼，在当时颇得人心。他策划了太原起兵，并成功地引导唐军进入隋都。在大唐建立之初，李渊又利用自己与旧贵族和官僚的关系，网罗了一批周、陈、隋朝的宗室贵戚在新朝中央供职。在经挤上实行租庸调法与均田制，前者在开皇旧制的基础上扩大了纳绢代役的范围，后者对抑制土地兼并和保证农民获得少量土地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这些都可说明李渊不仅在整个反隋建唐的战争过程中功不可没，而且在他统治的武德时期也颇有作为，为后来李世民的“贞观之治”奠定了基础。
至于太子李建成，他为人宽简仁厚，有政治军事才干。在辅佐李渊处理政务、稳定后方、支援前线方面起过巨大的作用，在统一全国的战争中有显著军功，决非实录描绘的是荒唐无能之人。李建成的威望之所以没有李世民那样高，是因为他大部分时间都在北方边疆防御突厥人，比起李世民接连战胜窦建德和王世充，他的战功表现得不太明显。
既然李渊不是昏君，李建成也并非是无能之辈，在李世民的授意下史书在刻意掩盖事实，那么玄武门之变也决不会是一场正义全在唐太宗这一边的战争。早在上世纪四十年代，著名史学家陈寅恪先生就已经说过：“唐自开国时建成即号为皇太子，太宗以功业声望卓越之故，实有争嫡之图谋，卒酿成武德九年六月四日玄武门之事变。”陈先生的话可谓一针见血。问题的实质其实是李世民想抢皇位，而李建成想保持皇位，所以双方明争暗斗。
更有一些人直接指出，玄武门之变是一场宫廷政变。立长不立贤是古代社会的传统，建成身为嫡长子，为唐朝的建立立下了汗马功劳，又不见其有失德之事，由他继承皇位，本无可争议。建成无除掉李世民的本意，而李世民却是蓄谋已久地发动了玄武门之变。因为如果通过正当途径他是无法登上皇位的，只能用杀兄戮弟逼父的办法达到个人的目的。按例杀掉建成自己当上太子，事变应该结束，但唐太宗并不满足，杀建成仅仅是第一步，接下来他先把李渊架空，二个月后干脆连皇帝也抢了过来。至于当时为什么不马上抢皇位，主要是李世民为了避免得到逼父篡位的恶名而已。
与上述问题相关的是，在玄武门之变中，李渊的态度也成了讨论的焦点。
在李建成和李世民兄弟明争暗斗的过程之中，李渊的态度是有倾向性的。如果光从史书的记载来看，他似乎更加青睐李世民。太原刚刚起兵之时，他就对李世民说过，事成之后，要立他为太子。杨文干造反时，他也许诺李世民，等讨平杨文干后，“立汝为太子”。李世民自己也说：“武德六年之后，太上皇有废立之心而不之定也。”有大臣觉得唐朝建立后，秦王李世民权力过重，威胁到太子建成的地位，建议乘早将他外放为官，李渊不但没有听取，反而擢李世民为天策上将，开馆延四方学士，从而导致了李世民周围聚集了一大帮心腹。玄武门之变时，李渊似故意在太极高泛舟海池，并不急着去阻止儿子间的争斗。当大臣劝李渊立李世民为太子时，他立刻表示“此吾之夙心也”。因此许多人认为李渊从一开始就是偏袒李世民的，到最后他其实是放手让李世民与其兄弟一争高低。
然而，正如众所周知的那样，初唐的实录并不可信，李世民在当上皇帝后，对自己的这段历史尽力加以粉饰，从而使自己的即位显得合情合理。因此，又有人认为，高祖其实是倾向于李建成的，因为他默许李建成增募长林兵以加强长安的力量，又眼睁睁看着李世民的两个最重要的谋士房玄龄和杜如晦被革职而不闻不问。李元吉被派往抵御突厥人之时，随身带走了李世民手下最优秀的将军和精锐的士兵，对于这件事，李渊也并无反对意见。作为一位封建帝王，嫡长子继位的观念在他身上从没有动摇过。除非建成身上出现什么问题，否则废立太子是根本不可能的。事实上建成也很有军事才能，唐初在安排职务时，建成统率左三军，李世民统率右三军，建成在军事上的能力并不亚于李世民。相反，李渊对李世民的哆哆逼人是有所看法的，曾经不满地说：“这个儿子带兵的时间太长了，在外面专制独断惯了，周围的一帮读书人教了他许多坏点子，已经不是我原来的儿子了。”
除了以上两种相反的看法之外，还有人认为李渊并没有什么倾向性。眼看着两个儿子争权夺利，他只想把一碗水端平。因此，他一方面空许诺李世民，要立他为太子，一方面又对李建成、李元吉兄弟的诸多阴谋视而不见。
玄武门之变的结束是以唐高祖李渊退位、唐太宗李世民即位而告终的，但史书对这一过程记载十分简略，因此李渊禅位十分让人产生联想。
有人认为当时的唐高祖已年迈花甲，精力不足，当上皇帝之后，安逸的宫廷生活消磨了他当年带兵打仗时的锐气。宫中妃嫔众多，生活日益腐化。他在关中各地巡幸、打猎，好不快活。然而由于唐王朝建立才不久，隋朝灭亡的过程还记忆犹新，他虽不愿再为朝政而日理万机，但也不想断送辛苦建立的唐朝政权。在这种情况下，他决定把大权交给才华横溢的李世民，自己当太上皇，坐享奉养之福。其次李世民的地位已经确立，做皇帝只是早晚的问题，对高祖来说，让位比不让位要保险得多。持这种观点者还称赞高祖主动禅位是明智之举。
也有人认为高祖的让位是被迫的。李世民发动玄武门之变，最终的目的是为了夺取皇位，六月四日喋血禁门只是达到目标的第一步，即对高祖釜底抽薪，逼他让出帝位才是真正的目的。为了缓和舆论，李世民先让高祖当傀儡皇帝二个月，之后演了一出内禅剧。所谓内禅，无非是将高祖软禁后逼其退位的代名词。而李渊的确害怕李世民像隋炀帝那样为了夺取皇位最终杀害自己的父亲，所以只能选择禅位的形式。
唐高宗废立皇后之谜
永徽六年（655），唐高宗李治废皇后王氏为庶人，立昭仪武氏（武则天）为皇后。几乎同时，朝廷的元老重臣如长孙无忌、褚遂良等，均因为反对立武则天为皇后而遭到贬逐或诛戮。对于这一史实，很多人都将矛头指向武则天，认为是由她一手策划和导演的。据《资治通鉴》和《新唐书》的记载，武则天于永徽五年将自己的亲生女儿扼杀并嫁祸于王皇后。两书说：武昭仪生女后，王皇后十分喜欢这个小孩，有一天特地前去逗她玩。王皇后走后，武昭仪趁无人看见时将小女孩用手扼死，上面盖上被子。高宗到来后，武昭仪假装欢笑依旧，然后掀开被子让高宗看小女孩。被子一掀开，女孩已死，武昭仪大哭。高宗问左右，左右都说王皇后刚来这里不久。高宗非常愤怒，说：“皇后怎么能杀我的女儿。”昭仪于是边哭边数落皇后的不是，而皇后却无法替自己争辩，于是高宗“始有废后意”。但是，持这一观点的人往往是只看到事件的表象就下了臆断。那么，历史的真相究竟是什么呢？
废王皇后立武则天，许多史书上都将这件事归结为高宗的“昏懦”。这种说法最早源于《新唐书》，认为高宗“昏懦”受制于武则天，至死也不知采取点什么措施改变一下这种局面。后人大多继续这种说法，认为高宗是个亡国的昏君，才会任武氏摆布。但是，只要我们全面仔细分析一些史料，就会发现这种说法并不客观。
有学者指出，高宗在继承帝位之后，继续遵循太宗的各项政策，“表现得颇为能干”。他在继位之初就鼓励臣下进谏，基本上能做到礼贤下士，虚心纳谏。《资治通鉴》称永徽年间的政事“有贞观之遗风”，是对高宗能力最有力的肯定。高宗的政事才能还表现在赏罚分明上。高宗的叔叔滕王李元婴和高宗的哥哥蒋王李恽肆意搜刮民财，高宗在赏赐诸王布帛时，惟独不赏赐滕王和蒋王，说他们“自能经纪，不须赐物。给麻布两车以为钱贯”，使二王颇感惭愧。高宗处事十分果断，永徽三年，他及时平息了吴王恪及高阳公主、房遗爱、薛万彻等人的叛变。
高宗在位约三十四年，其间的前十四年在政治、经济方面有着不可忽略的政绩。他继续推行加强中央集权的各项制度，包括继续施行均田制，令长孙无忌等修成《唐律疏议》，继续推行并进一步发展了科举制度，保持了国力强盛，加强与友邦的睦邻友好关系，维护国家统一。永徽年间，高宗遣将打败了东突厥，并分置单于、瀚海两都护府。显庆二年（657）灭西突厥。与此同时在与北方、西南方、南方、东北的各少数民族的战役中也屡屡获胜，南方的邻国林邑（今越南中部）也与唐朝建立了友好关系。这一时期社会经济在向上发展，户口的数字每年都有较大幅度的增长。
从以上这些方面来看，说唐高宗“昏懦”实在有失偏颇，认为废立皇后之事不是他的想法似乎难以令人相信。试想，以唐太宗李世民之英明，经过慎重考虑而立的太子，又怎会是一个“昏懦”无用之人？高宗虽没有其父创业时的恢弘气度和足智多谋，但至少他够得上是个守成之君。至于武则天，她当时只不过是一个昭仪，还不可能具备指挥高宗的力量。如果她当时可以轻松驾驭高宗的话，也不必以扼死自己的亲生女儿为代价了。《旧唐书》说自显庆以后，武则天“自此内辅国政四十年，威势与帝无异”，《资治通鉴》上说自麟德元年以后，“天下大权，悉归中宫，黜陟杀生，决于其口，天子拱手而已”。这些史实都说明武则天逐步从高宗手中夺取权力是在当上皇后之后的事。而且高宗委政武后，也是出于本人意愿。无论如何，高宗不太可能仅凭武则天的一面之辞就轻易地废掉皇后。
既然高宗脑子很清楚，而且这也主要不是武则天搞的鬼，那么，他为什么要废掉王皇后？专家们认为这其实与高宗即位之后的政治形势密切相关，废立皇后仅是当时政治交锋的一个焦点。唐高宗乾陵六十一宾王像
高宗父亲唐太宗在去世之前，对儿子的能力不太放心，所以让他最信赖的当时仅有的两位宰相长孙无忌和褚遂良为顾命大臣，吩咐他们要尽心辅助扶持李治。长孙无忌是高宗的舅舅，是当年太宗玄武门之变的重要策划者，为太宗贞观年间的头号重臣。褚遂良以文才著称，当年极力主张立李治为太子，是一个公认的正人君子。
初登王位的李治，年龄刚二十出头，正是血气方刚之时，虽然他的父亲与两位顾命大臣有着很深的交情，但是他自己与他们却并没有多少感情可言。相反，在这两位大臣的“辅助”下，李治做事常常会有束手束脚之感。长孙无忌和褚遂良的倚老卖老，使高宗想摆脱他们两位控制的愿望十分强烈。
摆脱控制的第一步，是增补张行成、高季辅、李勣为宰相。李勣等人曾是太宗的亲信，但后来因事被贬，高宗此举的目的是十分明显的，无非是想分长孙无忌和褚遂良的宰相大权，从而培植绝对忠于自己的势力。之后，高宗对两位顾命大臣发动了进攻，抓了点小事就贬褚遂良为同州刺史。同时为培植自己的势力，封王皇后的母舅柳奭为中书侍郎，依旧同中书门下三品，企图用自己的外戚与自己父亲的外戚争权。
不过没多少时间，形势发生了变化。褚遂良毕竟没有什么大问题，所以又回来作了宰相。永徽三年七月，大臣们又提出了立太子的事情。事情的起因是柳奭和王皇后商量想立后宫刘氏所生的高宗长子陈王忠为太子。为什么柳奭和王皇后要立陈王？因为王皇后生不出儿子，而刘氏出身低贱，王皇后希望自己立陈王忠后，陈王会感激她。柳奭知道自己一个人这件事是做不成的，遂与褚遂良、长孙无忌、韩瑗、于志宁等商量后一起上书。立太子事一旦挑明，高宗十分失望，自己提拔的柳奭、于志宁等人原本是想用他们来分长孙无忌和褚遂良的权，现在却与他们站在同一战线上，而且内有王皇后呼应。
年少气盛的高宗自然是不会轻易罢休的，决定把希望转而寄托在培育外朝的新势力上，遂先后任命礼部尚书许敬宗和中书舍人、弘文馆学士李义府等为宰相。这时他已下定决心，外要除掉随时牵制他的一帮老臣，内要废掉已成为自己对立面的王皇后。因为随着柳奭向长孙无忌等人的靠拢，她已逐渐成为高宗与元老重臣相争的焦点。
永徽六年（655），高宗主意已定，召集众大臣商量废后。元老重臣中褚遂良坚决反对，高宗马上贬他为潭州都督。长孙无忌也多次上书谈到不能立武后，高宗先是极力拉拢他，秘密派人赐给他金银宝器，但长孙无忌仍不领情。武后母亲杨氏亲自登门让无忌不要反对，许敬宗也在高宗的授意下反复劝导，但无忌还是我行我素。数年后，高宗余怒未消，先是贬他到黔州，接着又派人去审问他的案件，最后认为无忌要谋反，令他自尽了事。
武则天约在永徽初年召入宫中，尽管貌美无人能敌，但在短短几年中以区区昭仪地位而使高宗俯首听命肯定是不可能的。王皇后其实年龄比武则天轻好几岁，人也长得很漂亮，但武则天“素多智计，兼涉文史”，深得高宗宠爱，一旦废后，高宗也已有满意的替补。而此时恰逢武则天把爱女之死嫁祸给王皇后，所以高宗更有了废后的正当理由。于是在永徽六年的十月份，掀起了废立皇后的轩然大波。王皇后的被废，尤其说是武则天后宫争宠的结果，还不如说是高宗想结束唐太宗的影响，自己独控政权的必然。在这一点上，李勣看得十分明白。当高宗要他对废立皇后表态时，他狡猾地说：“此乃陛下家事，不合问外人。”既不想得罪太宗老臣，又不想在这场斗争中跌跟斗。高宗对他的回答十分满意，让他主持了册武昭仪为后的仪式。实际上高宗所做的，无非是顺我者昌，逆我者亡。
废立皇后的背后，其实是一场惊心动魄的政治搏斗。
武则天加害孙女永泰公主之谜
永泰公主李仙蕙，是唐高宗李治和女皇武则天的孙女，中宗李显的第七个女儿。死于公元701年，年仅十七岁。初葬河南洛阳，公元706年迁回长安，陪葬乾陵。
关于公主死的经过，《旧唐书》《新唐书》和《资治通鉴》均有明确的记载。当时武则天年事已高，许多政事都委托张易之兄弟办理。邵王李重润和他的妹妹永泰郡主以及郡主的丈夫魏王武延基在背后偷偷议论张易之，被张发现后，告到武则天处。武则天大怒之下逼令他们三人自杀。由于三部正史都把整件事情写得清清楚楚，所以，永泰公主死于李重润一案，一直以来，史学家们都没有什么异议。
然而，自从1960年发掘永泰公主墓，出土了公主的墓志铭之后，就逐渐有学者对公主的死因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他们认为史书与志文的记载有很大的不同，而且史书对于李重润一案在记载上有许多违异之处。例如关于李重润、李仙蕙、武延基三人的死亡时间，新、旧《唐书》及《资治通鉴》的记载各不相同，有的记年，有的记年记月，有的则是年、月、日都记，与志文上刻的永泰公主的死亡时间有所出入。因此他们推断永泰公主并非与武延基等同时遇害。又如关于李重润一案遭杀害人数，三本史书也分别有三人、二人、一人三种说法。关于三人之死的方式的问题，三本史书有“杖杀”“皆逼令自杀”“令自杀”“得罪缢死”“缢杀之”“杀”等不同的记载。综合以上三大疑点，加上永泰公主墓志铭上有“珠胎毁月，怨十里之五香；琼萼凋春，忿双童之秘药”和“自蛟丧雄锷，鸾愁孤影，槐火未移，柏舟空泛”等字样，学者们推断李重润一案并未波及到永泰公主，丈夫武延基死后，她还孤单地生活，而最终导致她死亡的原因是难产。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同意以上的观点，也有学者坚持正史的说法，认为永泰公主的确为武则天所杀。在他们看来，新、旧《唐书》和《资治通鉴》在三人死亡时间的记载上，只有详略的差别，没有年、月、日的混乱和矛盾，而且通过计算，史书所记的三人死亡时间（九月壬申，即九月初三）与墓志所记永泰公主之死亡时间（九月初四），相距仅一天，由此并不能推断出公主并非与李重润等同时遇害。关于死亡的人数，三本史书之所以记载会有不同，是由于同一事件在一本书中多次出现，作者为了行文的需要，有主次和详略的安排。所以，这也不能说是史书之间互相违异。至于三人之死的方式虽说有许多不同的说法，但是遭杀害这一点是一致的，而且除了“杖杀”之外，其余记载均属赐自尽的方式。他们还认为唐代就有对罪犯在律外先行决杖的惯例。至于死刑，唐代也有先决杖后行刑的惯例。所以，李重润以大逆之罪在被武则天赐令自杀之前先行决杖，是符合当时的国情。而从小娇生惯养的李重润很有可能经不起杖打的痛苦，在行杖刑时就一命呜呼。因此，“令自杀”和“杖杀”也就不矛盾了。龙门石窟奉先寺的卢舍那佛，修凿于武则天时代
排除了以上的疑点，接下来最大的问题就是，史书的记载为什么会和墓志铭的记载有所不同？学者们认为这与墓志铭的作者在当时的处境有关。给一个遭杀害的死者写墓志，如果直书死因，往往会给死者及其家属、后代带来难堪，尤其被害的人与自己是差不多时代的人，又贵为公主，若写不好，不仅牵涉到整个皇族的颜面问题，很可能自己的项上人头就不保，所以作者只能采取避重就轻的办法，巧妙地避开死亡的真正原因，或者说是关键原因。永泰公主难产可能确有其事，因为她当时毕竟只有十七岁，身心发育也许都还未健全，而且据出土的永泰公主的尸骨看，她的身材也很娇小。但是并不能就因此断定她的死与武则天毫无关系，说不定她就是被武则天明的或暗的手段使得流产而丧身的。相反，难产只是永泰公主死亡的次要原因，其主要原因还是祖母武则天的迫害。
没有想到，一块墓志铭的出土竟会使原本明明白白的一段历史变得扑朔迷离，究竟永泰公主是因何而香消玉殒，可能还要等待学者们更加有力的论证，才能揭开谜底。
武则天长住东都之谜
唐朝建都于长安，洛阳是它的东都。从唐高祖至高宗，均以长安为全国的政治中心，但是武则天登上帝位之后，除了长安元年（701）十月到三年十月这段时间住在长安以外，其余时间一直住在洛阳。
据史料记载，武则天于684年9月改嗣圣元年为光宅元年，并且“改东都为神都，宫名太初”。改东都为神都，无疑是想抬高洛阳的地位；而“太初”则意味着一切从新开始。与此同时，武则天又在洛阳立武氏七庙。688年2月还在洛阳建立了明堂。七庙是古代帝王权力的象征，明堂是帝王举行祭祀、朝会、庆祝各种大典的场所。武则天把七庙和明堂建在洛阳，无疑是想要以洛阳代替长安了。此外，691年7月，也就是武则天登上王位还不到一年的时候，就把关内十万户居民迁到洛阳。至此，武则天要以洛阳为全国新的政治中心的用意已显露无疑了。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促使她长住洛阳，并以洛阳代替长安呢？
有一种说法来自于传统史书的记录。《资治通鉴》和新、旧《唐书》等史书上都记载，武则天曾与王皇后和萧淑妃争宠，王、萧失势被囚，高宗恻然伤之，对二人表示即将重新处置。武则天知道后，令人杖二人各一百，截去手足，投于酒瓮之中，还骂道：“令此二妪骨碎。”二人数日后死去。此后，武则天便经常在梦中见到她们“被发沥血如死时状”。为了摆脱恶梦的困扰，她先是移居蓬莱宫，但眼睛前面还是经常出现两人身影，不得已，就直接迁居到洛阳。这种说法自司马光开始已流传了很久，但是它看似顺理成章，却有许多漏洞。
首先，武则天常住洛阳并把洛阳作为政治中心，是高宗死后的事，距离王、萧二人之死有二十多年了，把二者联系起来成为因果关系，不免有些牵强。其次，就武则天一贯的行为和性格来看，她不像是那种惧怕厉鬼报复的人。移居洛阳之后，她也没有少杀人，有学者甚至认为她杀人杀得“手滑”。因此，史书的说法难以成立。
另一种说法认为，武则天之所以长期住在洛阳，“无非为其曾在长安出家，避洛阳可以纵情荒淫享乐起见”。这种说法也有待商榷。因为武则天先后任皇后、皇太后和皇帝，她的一举一动均受人瞩目。她要享乐也好，要掩盖曾在长安出家为尼也好，简单地靠迁居洛阳的方式并不能掩盖过去。更何况徐敬业起兵时，骆宾王起草的檄文中就有“洎乎晚节，秽乱春宫”的词句，可见她的过去早已为天下人所共知，再怎么迁都也于事无补。至于她要享乐，就更不用避人耳目了。且不说薛怀义、张易之、张昌宗为其面首一事是否属实，光看武氏的作风，她在平定叛乱和治理朝政上，手段之强硬与任何一位男性帝王相比，都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如果她要贪图享乐，还会惧怕舆论的制约吗？
有人认为武则天长住洛阳主要是经济上的原因。早在隋炀帝时，留在东都的时间比长安为多。入唐后，唐太宗曾三幸洛阳。其时关中屡遇天灾，农产品供应不足，所以帝王往往移居洛阳，等到关中农产丰收，然后再回到长安。唐高宗曾七次到洛阳去，也主要是这个原因。至武则天，干脆就长住洛阳了。长安的运输远不及洛阳来得方便，而洛阳地处南北运河的中点，交通漕运便利，因此洛阳得到武则天的看重固然不排除有政治及帝王私欲上的原因，但主要是因其经济地位决定的。
还有一种说法，较前面几种而言更为新颖，即认为武氏迁居洛阳是出于政治的需要。她的目的在于改朝换代，以周朝代唐朝。在封建社会以男子为中心的传统继承制度的局限下，一个女人要夺取王位，做真正意义上的皇帝实属不易，而武则天先后作为皇后、皇太后、皇帝，这一路走来更是比男人多了几分尴尬。虽然她最后成为了一国之君，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但是作为李氏之妇，其子为李氏之后，她和李氏之间始终存在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无法改变“男尊女卑”“夫为妻纲”的传统思想和以男子为中心的帝位继承制度。她不能与李唐皇朝彻底决裂，不论是贬低或是抬高李氏王朝对她都是极为不利的，在这种进退两难的情况下，她只能选择另起炉灶，建立新的政治中心，这样一来，既不会侵犯李氏在长安的原有地位，也显示了武氏在洛阳的另一番至高无上。无疑，这一举动对于协调李氏和武氏的矛盾也是有利的，显示了武则天的政治才能和智慧。
更有一种观点认为，武则天长居洛阳的原因是高宗时期开始的独特的军事和政治原因造成的。高武时期周边地区军事形势较初唐有很大变化，唐朝与东北方、西方、北方的战事不断。唐高宗为了便于指挥与高丽的战争，多次来到洛阳。与吐蕃发生战争后，唐朝面临着东西两条战线，高宗就在两京之间来回奔走。从当时实际来看，洛阳正好位于全国几何中心的战略位置，较之长安更加便于应付各方的种种战事。武则天上台后，在制度上标新立异，别立系统，政治原因遂成为与军事原因并行不悖的长驻洛阳的又一原因。她想抛弃长安，摆脱李唐王朝的大本营和政治、礼仪氛围。当高宗死后，她连高宗西葬都不愿回长安一趟。
那么，武则天要另外建立一个政治中心，她为什么不选别的地方，而是偏偏对洛阳“情有独钟”呢？持这种观点者认为这是由洛阳自身的各方面条件所决定的。
长安处于关中平原的中部，虽然土地肥沃，农业生产比较发达，但是由于它屡屡为各朝代的都城，城市人口日益增多，所以随着时间推移就很难满足自己城内的粮食需求。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早在西汉年间，政府就大力发展漕运事业，然而由于路途的遥远，加上三门峡一段的黄河河道狭窄，多暗礁，所以漕运要付出很大代价，往往得不偿失，而位于三河交汇中心的洛阳却与长安截然不同，洛阳尉杨齐哲曾在给武则天的奏书中称洛阳“帑藏储粟，积年充实，淮海漕运，日夕流行，地当六合之中，人悦四方之会”。可见，当时洛阳在经济发展上的条件的确优于长安。
自古及今，洛阳的地理环境决定了它具有经济和军事两大方面的优势，历代帝王都对它非常重视。汉高祖称道：“吾行天下多矣，唯见洛阳。”隋炀帝也说洛阳是：“天地之所合，阴阳之所和。”这一切都说明洛阳在帝王心目中的地位，实际它具备了作为一个都城的条件。到了武则天，她特别青睐洛阳，把洛阳作为新的政治中心，应该说是不足为奇的。武则天之后的中宗、玄宗等。又将神都改成东都，重新回到了长安，洛阳的重要性之后渐渐失去，从这点上看，武则天长驻洛阳可能是特殊环境下的特殊人物的特殊举动。
武则天无字碑之谜
神龙元年（705）十一月，中国历史上惟一的女皇武则天在洛阳上阳宫凄凉地死去。第二年，她的灵柩被运到长安西80公里的梁山，和唐高宗合葬在一起。
梁山是一座海拔一千多米的圆锥形石山，山势峭拔挺立。乾陵以山为陵，将整座山建成了一个巨大的陵园。梁山有三个山头，北峰最高，南面二峰较低，东西对峙，形成天然门户。三峰耸立，就好像武则天仰卧于大地，北峰为其头，南面双峰峰顶因为有十五米高的土阙，远远望去恰似乳房。有人认为，只要一看到梁山三峰，就会使人感受到武则天的威严和非凡无处不在。置身于三峰之间，你仿佛就面对着这位刚烈女性，受到了她张扬的性格和媚丽的恣色的包围，你对她既萌生出肃然起敬的感觉，又产生出无限的联想。传说武则天希望死后自己能头枕梁山，脚蹬渭河，卧望长安，看来她的选择是很有眼光的。梁山三峰，由一条南北走向的高岭相连。高岭之巅便是长达七百多米的墓道。墓道两旁，一百二十四件石刻对称排列，以其独特精美的造型风格，点缀着陵园的自然风光，与山陵默契相合，创造出了一种神圣、庄严、肃穆的气氛，给人以心灵上的震撼。在朱雀门的地势宽阔处，西侧矗立着武则天追记高宗文治武功的纪念碑——《述圣记碑》。全碑七节，高六米多，全文八千多字，武后撰文，中宗书写，字面填以金屑，光泽艳丽。东侧的《无字碑》，是武则天的纪念碑。碑高与《述圣记碑》相同，整石雕成，重量达一百吨。碑头九条蟠龙盘绕，两侧线刻云龙纹。碑座的正面是一幅狮马图，马屈蹄俯首，雄狮威严挺立。雕刻之精细，为历代墓碑罕见。唐高宗乾陵述圣记碑
令人感到奇怪的是，武则天立《无字碑》时只字未刻，这在中国历代是十分少见的。今天我们在乾陵参观时看到碑上隐约可见的文字，是宋、金以后游人在上面的题识，使《无字碑》成了有字碑。那么武则天在立碑时为什么一反传统不刻一字，其用意是什么？
有人认为武则天在碑上不刻一字，是为了夸耀自己的政绩，表示自己在统治时期功德高大，并不能用文字来表达。武则天从655年被册立为皇后，660年高宗将政事让给她裁决，直至705年中宗复位，前后掌握国家大权几十年。她突破太后临朝称制的惯例，称孤道寡，主宰天下。由于她的非凡才能，唐太宗开创的贞观之治得以延续。她坚持中央集权，继续推行法治，开创殿试制度，加强和改善与边疆各少数民族的关系，发展农业生产，维护了唐王朝的统一和强盛。武则天维持了贞观以来国家经济向前发展的态势，这种发展对唐玄宗的开元之治起了十分重要的基础作用。这样说来，武则天的确是功高德大，不是很容易能用文字表达清楚的。
反对这种观点者认为，武则天既然给自己的丈夫唐高宗立碑作传，歌颂他的政绩，轮到自己却不是这样做，显然很不符她的风格。她是个敢做敢讲、好大喜功的人，她不可能不用文字这种最方便的方式来宣传自己的政绩。她在暮年就为自己立过“大周万国颂德天枢”碑歌颂自己，为何在临终前认为自己功高莫名，非文字可述？
另有一种说法认为武则天之所以立无字碑，主要是她知道自己罪孽深重，无颜为自己立传，感到还是不写文字为好，以免死后落个话柄在后人手里。持这种观点者对武则天执政时期的政策基本上全部予以否定。他们认为武则天以非常手段骗得高宗信任，从才人的地位爬上皇后高位，最后窃取皇位，无论是唐朝人还是后代人，这都是无法接受的。掌握政权后，武则天培养自己的党羽，任用酷吏，实行告密和滥杀政策，大量铲除异己。在武则天当政时期，唐朝的社会经济并不见得有什么发展，实际上当时是处在一个马鞍形曲线的底部。就在武则天期间，安西四镇一度不保被夺，威胁到了国家的统一。因此武则天是无法为自己立传的，她只能以无字碑为后世定基调。不过这种说法有很多人并不赞同，他们认为如果武则天无颜为自己立传，那么她干脆不立碑岂不是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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