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徐公芳
出版社：复旦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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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外建筑文化试读：
编者的话
高等职业技术学院以培养技能型人才为根本，以促进就业为目标，这很容易使人们误认为只要具备了某一方面的专业知识和技能就可以胜任将来的工作，容易产生单纯的重视职业技术教育而忽视人文素质培养的倾向。这一倾向不得到很好的矫正，很可能培养出技术纯熟的“工具人”，势必会影响高职院校人才的质量。
高职院校开展人文素质教育是全面发展教育目的的要求。
高职教育的根本出发点是培养和提高学生适应社会生存和改造社会所需要的全面素质。人才素质除身体心理素质存在着先天遗传因素外，大部分是在后天环境与教育影响下逐步形成的，其中，文化素质教育是基础，是切入点，而文化素质教育的基础和灵魂则是人文素质教育。人文教育影响到人的思想道德素质、文化素质、业务素质、心理素质诸方面，对提高人的综合素质具有决定性作用。
当代科学发展的新趋势和新特点决定高职院校必须进行人文素质教育。
人类面临的问题高度综合，也决定了当代自然科学必须与人文社会科学相结合。这是当今科学发展的新趋势和新特点。面对这种新的趋势，以职业技术为主的高职院校人才知识结构必须具有两个层面：一个是适应就业需要的科技专业知识和技能；另一个则是扎实广博的文理基础知识。
开展人文素质教育是高职院校的生存之道、立足之本。
人文教育的根本目的在于培养受教育者的人文精神。加强人文教育，有助于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有助于培养学生完善的人格，有助于提升学生的精神境界。当今世界的竞争，外在表现为经济力量和科学技术的竞争，内在表现为产品质量的竞争。高职院校想要在激烈的竞争中站稳脚跟，必须采取各种手段，尤其是通过教育改革，提高教育质量，培育出“德高、品端、技高、体健”的高素质人才。
开展人文素质教育是改革人才培养模式的必由之路。
步入21世纪，我国高等教育面临诸多挑战，经济的全球化、学科发展的分化与综合化、信息化、网络化、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与学生就业方式的变化等，都要求高校必须在人才培养模式上迅速做出调整，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必须加强文化素质教育。因为文化素质教育并非一项具体的工作，而是一种有关人才培养目标和方法的整体性教育思想。作为培养技术型人才的高等职业院校应顺应时代的变革，适应社会和市场的需求。
鉴于对高职院校开展人文素质教育重要性的认识，我们编辑了这套《高职高专人文素质教育教材》。我们希望这本《中外建筑文化》教材在对学生进行人文素质教育中发挥积极的作用。由于缺乏经验，水平有限，一定存在这样或那样的不足之处，希望得到来自各方面的批评指正。徐公芳 李标晶2010年12月上编理论篇第一章建筑文化的时空意识
中国建筑，既是伟大的空间存在，也是辉煌的时间存在。在其文化意识与观念上，它是浩浩宇宙的美好象征。第一节 时空——四方上下、往古来今《管子·宙合》说：“宙合之意，上通于天之上，下泉于地之下，外出于四海之外，合络天地，以为一橐。”将天地比喻为一个奇大无比的口袋。
按照《管子》的解说，万物、天地、宙合这三个范畴的意义不是同等的。其序列是：万物为天地所包容，天地又为宙合所包容，宙合作为宇宙的别称，是广大无比的。
这里所言之“合”，本指盛物之盒。因其型方正，故必具六个面，即前、后、左、右、上、下。引申为关于天地空间的方位概念的“合”，指由东南西北上下所围合的一个空间。古人云，“四方上下曰六合”, “合”即“六合”。唐代大诗人李白曾经啸吟浩歌，颂始皇丰功：“秦王扫六合，雄视何壮哉！”此“六合”含“天下”之意，亦即所谓“宇”。
而所谓“宙”，则通“久”，必是一时间概念无疑。《淮南鸿烈》亦说：“往古来今谓之宙，四方上下谓之宇。”“宇”既然能容万物、天地，自然原本是“空”的，于是“宇”被引申为空间。而“宙”通久，“往古来今”即指时间。毋庸置疑，宇宙（宙合）即指时空。一作为时空之义的宇宙的特性
其一，大。“宇者，大也”（《广韵》），说得一针见血。“宇，弥异所也”（《墨子·经上》），说宇弥满于一切，包容一切，其广大无比之程度，当可想而知。
同样认为宇之特性在于大，中国古代又有大而有尽与大而无限两说。宋代易学家邵雍说“物之大者，无若天地，然而亦有所尽也”（《皇极经世·观物内》），宇是大而有边际的。至于后者，庄子等古代哲人认为“宇”者，大而无限也。“有实而无乎处者，宇也”，即是说，宇是客观实在的，却大而无可定执、无法把握（无乎处）。
其二，久。
宙者，久也。同宇之大而有尽或大而无限的文化观相对应，关于宙，也有久而有尽、久而无限两说。
前文所述，既然认为宇是有尽的六合，则宇在时间意义上的发展便一定是有限的。也有些古代先哲持宙久而无限的见解。《淮南鸿烈·泰族训》一方面说“运乎无极，翔乎无形”，实际指空间的无限；另一方面又指出“终而复始，转于无极”（《淮南鸿烈·要略》）。终而复始，实际是时间的无始无终。汉代张衡说得更明白：“宇之表无极，宙之端无穷。”（《灵宪》, 《全后汉文》卷五五）
中国古代的时空观，就是在这种关于时间、空间有限、无限、有尽、无尽的对应观念中往复推移的。
其三，互摄。
宇宙是时空的对应互摄。宇，宙的空间存在方式；宙，宇的时间运动流程。宇具有空间的广延性；宙具有时间的连续性。时空并存，不可分离。没有空间存在的时间运动，与没有时间运动的空间存在，都是不可思议的。这种关于宇宙的引申义，已为时人所熟识。对“宇宙”这一文化范畴本来义的揭示，其实就是对中国古代建筑文化中关于建筑的时空意识的揭示。换言之，如果人们只是将目光局限于“宇宙”的引申义而不去追溯其本来义，必将无法解释中国古代建筑时空意识这一建筑文化理论之谜。二 建筑的时空意识
建筑的时空意识，关系到我国古代先民对“宇宙”含义的质朴理解。
原来，所谓“宇”，屋檐之谓也。东汉许慎云：“宇，屋边也。”（《说文解字》）“屋边”就是屋檐，可引申为大屋顶。《易传》在解说大壮卦象时，有“上栋下宇，以待风雨”之说。栋，屋之正梁。“上栋”，指正梁处于屋之高处。“下宇”，指屋顶（屋檐）下垂，这是具有“待（避）风雨”这一实用功能的房屋之象。所谓“宙”，从“穴”。“穴”，屋顶之象形（前述“宇”字也从“穴”）。在汉字中，穴、宇、宁、宅、完、突、宗、定、安、宣、宦、室、宫、宰、宸、家、宿与寝等字，其义都与建筑有关，均从“穴”。“宙”，也是一个富于建筑文化意蕴的汉字。“宙”，梁栋之属性也。高诱云：“宇，屋檐也；宙，栋梁也。”（《淮南鸿烈·览冥训》注）“宙”何以为梁栋之属性？这便是本书前文所说“宙，通久”的缘由了。“宇”为屋顶，这一解说已成定论。但单有“宇”，还不能成屋，只有同时有“宙”才有房屋宫室在东方大地上屹立的现实存在。
中国古代建筑的传统型式，一般都是木构架而非古希腊式的石结构。木构梁栋具有举足轻重的扛持载重的物理功能。假如抽去木构架，屋顶就要倒塌，此时也就“屋将不屋”了。所以支撑屋顶重量的梁柱，实在是中国古代木构建筑的生命。建筑物能否持久屹立，全凭梁栋撑持。
总之，从中国古代建筑文化角度分析“宇”、“宙”这两个字是非常富于文化哲学内涵的，两者共同揭示了中国古代宇宙观的形成与建筑文化观念的亲缘关系。或者可以说，中国古代原初的宇宙观，是从建筑实践活动与建筑物的造型中衍生、升华而成的，这就是中国古代建筑文化的时空意识。即使到了汉初，中国古人依然认为宇宙即为建筑，建筑即为宇宙。可见，中国古人所想象的自然宇宙，实际上即是一所无限大的“大房子”。
可以这样说，在古代中国，尽管有人认为宇宙就是大而有边际的“六合”，有人主张宇宙大而无涯，但习惯性的思维，往往更多地将天地宇宙认作一所以“宇”（屋顶）、“宙”（梁栋及其持久性）为主要构筑的“大房子”，千秋万代，人们就在这所“大房子”的庇护下生活。同时，人们也习惯于将所居之处，即建筑及其周围环境看作自身赖以生存的“宇宙”，这是中华原初民的宇宙眼光与农业文明在宇宙观上所留下的文化烙印。宗白华曾经说过：“中国人的宇宙概念本与庐舍有关。‘宇’是屋宇，‘宙’是由‘宇’中出入往来。中国古代农人的农舍就是他们的世界。他们从屋宇得到空间观念。从‘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击壤歌》），由宇中出入而得到时间观念。”（《艺境》，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这位中国当代著名美学家关于“中国人的宇宙概念本与庐舍有关”的观点是正确的。而将“宙”释为“由宇中出入”（时间），只是从人类的居住行为来看建筑的时间性。实际上正如前文所云“宙”的根本含义是指梁栋及其在时间流程中的持久屹立。宇宙就是“旁有质而中无实”的“空洞”，即空间，其建筑空间同时还是有赖于梁栋所撑持的一种存在，故所谓“积而成久大”。
显然，建筑是宇宙，天地宇宙即“大房子”，人之所居的房舍即是一个小小的“宇宙”。古代中国人是从建筑实践与建筑时空观念角度去认识天地宇宙且大且久的文化属性的，就是这种关于天地宇宙的时空意识，长期且有力地影响了传统中国古建筑的文化性格。天地宇宙的美妙象征是中国古建筑的文化意蕴之一。
1 中国建筑的尚大之风
因为古代中国人所体会、所认同的天地宇宙奇大无比，所以，只要经济条件、建筑材料、技术水平与建筑场地等条件允许，人们总是愿意将建筑物建造得尽可能地庞大，以象征天地宇宙之大。
打开中国古代建筑史，不难发现，这种尚大之风十分强烈，尤其明显地表现在宫殿与都城建筑中。
闻名于世界的万里长城，西起嘉峪关，东至渤海湾，全长13300余里，所谓万里长城，名实相副，真正是全世界独一无二的“TheGreatWall”。埃及金字塔的体量不可谓不大，然而比起长城来，却是小巫见大巫了。万里长城自有其实用功能，然而从战国到明代，如此巨硕、漫长的长城，难道与中国古代那种尚大的天地宇宙观无关吗？世界罕见的骊山陵，其规模之宏伟，亦为世界陵墓之最。它的宏大规模，实是封建王权至高无上的象征，然而在这种象征意味中，难道不是恰恰渗透着中国古代尚大的“宇宙”时空意识吗？
中国古代宫殿的尚大风格，也属世界罕见。
大名鼎鼎的秦阿房宫宫苑区周长约为124200米。西汉长安城宫殿建筑群中的未央宫，东西墙长度为2150米，南北墙为2250米，周长为8800米，全宫面积约5平方千米，其尚大之个性是十分明显的。
从古代都城看，建于公元583年的中国隋大兴城（后之唐都长安），面积为84.10平方千米，为古代名城巴格达的约2.8倍，为罗马城的近6.2倍，为拜占庭城的近7倍。北魏洛阳，面积约73平方千米；明清北京，60.2平方千米；元大都，50平方千米；隋唐洛阳，45.2平方千米；明南京，43平方千米；即使就汉代长安的内城面积而言，也占35平方千米。这些都是世界级的中国古代“大”城市。
这种尚大的建筑时空意识，也影响到对人体及人体美的观念。在中国人看来，建筑是宇宙，而人体同样也是宇宙，人们常常以审视建筑的眼光来回观人体自身。这只要看看人体许多器官也就清楚了，如脑门、鼻梁、脊梁、贲门、幽门以及子宫等名称，都是与建筑观念有关的，这说明人体是古人心目中另一个小宇宙，一种生命的建筑。
2 中国建筑的尚久之美
因为古代中国人所体悟、所认知的天地宇宙属性又为“久”，所以人们总是企盼建筑物永久屹立于东方大地上，久也是一种美。
当你站在浙江河姆渡建筑遗址面前，凝视从地下出土的约七千年前的文物，那些其实是极普通的木桩、楼板与芦席残片之类，一定会激起一种深沉的历史感觉，那是时间悠远的陶冶给你的美感。时间的历史形式包含了丰富的审美文化内容。
当你欣赏山西五台山佛光寺大殿，这座现存中国最早木构建筑之一的大殿，令你惊叹的，又是时间的力量。
当你徜徉于北京天坛，流连在长城脚下，或者缓缓移步于古老的窄巷小弄，抚摸被悠悠岁月所剥蚀的断壁残垣，又是什么使你的心顷刻沉静下来，聊作历史之反思，或是勾起一股压抑不住的深情呢？那还是建筑时间之美的赐予。
对于建筑文化而言，历史愈是悠久，可能给人的历史文化的美感便愈是浓郁与深邃。中国古代建筑文化的美，也是一种“久”之美。中国古代对建筑持久之美的追求是十分顽强的。古老神话传说中炼五色石以补苍天的女娲形象之所以是崇高与美的形象，就因为她与建筑之“久”密切联系在一起。女娲补天，为的是使天宇这巨大无比的“建筑”永久屹立，因而，女娲的审美理想，也就是古代中国对于建筑之“久”的一种审美理想。
3 中国建筑的平面布局特征
包含中轴线的建筑平面布局，在西方古代并不多见，凡尔赛宫是一个突出的代表作。然而，在中国古代，具有中轴线布局意识、观念特征的建筑则随处可见。对称安排、秩序井然、有条不紊，浓郁的理性精神被表现得淋漓尽致，成为中国古代建筑文化的一大传统。北京紫禁城就是一个典型。
早在晚夏、早商建筑文化中，已经渗透着中轴线观念。据建筑考古，由河南二里头晚夏（早商）一座宫殿台基遗址，可推见台基中部偏北为一庑殿式建筑，其平面呈横向之长方形，发现有一圈柱子洞，洞底有柱础石，围于基座四周，其柱洞数南北两边各九、东西两边为四，间距3.8米，呈东西、南北对称排列态势。可见，这座早商宫殿建筑遗址的平面是具有中轴线的。其中轴线就处于南北两边第五柱洞之上，且与宫殿遗址东西两侧为四的柱洞线平行。它布局颇为严谨，基本具备了后世宫殿建筑中轴线的文化本色。小屯殷墟今天仿造的殷代房舍，其平面布局也有明晰的中轴线观念。
清代戴震曾按《周礼·考工记》所述古代建筑制度，绘出《考工记宗庙示意图》，亦能见出明显的中轴线文化观念。一般宗庙的平面布局为：重要的主题建筑居中，其中心之所在，就是中轴线之所在，两侧对称排列建筑群的其他建筑，或者说，由于两侧诸多建筑的平面布局左右对称，最重要的建筑设置的中心，总是在一条纵向的直线之上，使整个群体建筑或单体建筑的中轴线强烈地凸显出来。
再就中国古代建筑形式之一“室”而言，其建筑平面亦呈现出中轴线特征。古代一般称平面为矩形（或正方形），四角立以四柱、四周砌墙（其中辟有门户）的基本建筑单位为“间”。建筑史上，平面为圆形、椭圆形或其他形状的“室”十分少见（仰韶文化期曾有圆形小屋，福建有客家圆楼），一般以平面矩形（或正方形）者为建筑单间的平面常式。在这种建筑文化形态中，虽然门户常辟于“室”之东南一隅，但此“室”内部空间秩序的划分，仍然体现出以左右对称为文化美学特色的关于中轴线的空间意识。
即使寺庙建筑——古代中国本无寺庙，只是由于东汉初年印度佛教的传入，才有佛寺的建造——甚至也接受了这种中轴线的空间意识、观念。我国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先生曾经说，我国寺庙建筑，无论在平面上、布置上或殿屋的结构上，与宫殿住宅等素无显异的区别，都是以一正两厢，前朝后寝，缀以廊屋为基本的配置方式。其设计以前后中轴线为主干，而左右交轴线，则往往忽略。交轴线之于中轴线，完全处于附属地位，这是中国建筑特征之一。
中国古代建筑所崇尚的与中轴线相联系的纵深空间意识，在文学描述中也时有所见，所谓“深宅大院”、“侯门深似海”、“庭院深深深几许”之类，都是美在一个“深”字上。
综上所述，关于中轴线的建筑文化性格，读者可以从中悟其大概。可以说，古往今来，世界上还没有发现哪一个民族像中华民族这样，对中轴线的建筑文化性格与美学追求如此热衷的。
中国古代建筑中轴线的空间意识，其实就是“中国”观在古代建筑美学思想上的反映。
其一，所谓“中”，原是中国古代测天仪的一个象形汉字，从甲骨文写法可见“中”是一象形字。垂直长杆之加一方框以成为中，此为求测日影之准确也。由此可见，“中”是与天地方位攸关的一个字，天地就是古人所理解的宇宙，因此，“中”与宇宙有关；而据前文分析，“宇宙”原指建筑，故“中”亦与建筑有关。
其二，人类的空间意识，是人在社会实践中所把握的客观空间属性在头脑中的反映。古代中国人通过生活与生产活动，一方面从混沌的空间中分割出一处关于“中”的地域，那其实是人的活动、人的力量所达到的一个区域，这个区域就是原初与测天仪相联系的、通过一定社会实践所初步“人化”了的“中”。由此，在古人观念上便由器物之“中”转化为空间之“中”。这种关于空间意识的“中”，实在是人性与人的主体意识的一次历史性觉醒。于是，虽然那时的古代中国人对茫茫宇宙基本上是无知的，却相信自己仿佛处在古代世界的“中心”；另一方面，由于古代中国人当时文化视野的狭小，虽然觉得自己仿佛处在“中心”，总也有点疑惑，因此那“中”，便不能不带有某种神秘色彩，后世之中国人，便可能将这“中”看成祖宗的恩赐而对之顶礼膜拜。因此，那种强烈的关于“中”的空间意识与历史感情，具有认知、审美与崇拜三重性。
其三，相传炎、黄之战，炎族败退四散，于是，黄族据胜之地就被尊崇为天下之“中”，这就是当初黄帝及其子裔的生息之地，历史上称为中州、中土、中原、中国。
商代已有“中央”的文化地理观念。这种尚“中”意识，正是华夏族自我中心意识的表露。“夏者，中国人也”（《说文解字》），许慎的这一注释，一语中的。而炎族之后裔，大约只能被后人称为所谓东夷、西戎、南蛮、北狄之类，亦被通称为“四夷”。
其四，这种尚“中”的空间意识与文化观念，顽强地深入到了中华民族的灵魂之中。试看被后世易学家奉为“群经之首”的《周易》古经，有关“中”的记述比比皆是。《易传》写成于战国时代，关于“中”的思想已经发展为一种中和、中庸的哲学与伦理学思想。六十四卦中过半数的“传”之内容，都涉及了这个“中”。这种本为古人观测天文的所谓“中”，在孔子原始儒学、思孟儒学中被发挥为“中庸”、“中和”思想。“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中庸》）故无论“天文”、“地理”、“人道”，都不能离“中”而立“天”、“地”、“人”。只有牢牢把握这“中”，才能做到“天人合一”。“中”，在宋明理学中，不仅由原初带有神秘色彩的天文学概念，发展为地理学概念，而且继而成了整个中华民族（它超出了原初黄族的概念）的一种凝固的民族意识、历史意识与空间意识，这种关于“中”之意识，当然还同时融渗在政治伦理道德规范之中，成为处于漫长封建社会形态之下的老大帝国固步自封、不思向外、以天朝为世界之中心的盲目自大的传统意识。“中国”之“国”的本义与建筑相连。“国者，域也，有域始有国。”国之古义为都城，《考工记》所谓“匠人营国”之“国”指都城。都城之起源，同时就是国家的起源，国家者，总有一定“疆界”，因此，原意指都城的“国”，就被引申为国家之“国”了。“国”不仅为一地域概念、政体概念与民族概念，且其原初是一建筑学上的空间概念。据卜辞，殷代已有“择中”作邑（都城、国）的历史意识。当时的作邑实践在甲骨文中留下了痕迹。“卜辞《南明》223:‘作中’，有时也称‘立中’，即先测一个‘坐标点’，然后围绕这个中心点修筑，在周围圈定大片耕地、牧场、渔猎之地”, “最外面建一圈人工的防护设施——可能是人工种植的树木，或利用天然的山林、河流，以与邻社的土地分开来；亦可能有人工修筑的土埂和巡守的堡垒之类，故邑字像人看守着一块土地。”（胡厚宣等编《甲骨探史录》，三联书店1982年版，第280页）这里，从古代“作邑”情况，可见“国”之雏形。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立中”而作，“即先测一个‘坐标点’，然后围绕这个中心点修筑”，这种情况，可以看作古代中国尚中、中轴线意识在建筑上的最初尝试。“周人崇奉‘择中论’。‘择中’为我国奴隶社会选择国都位置的规划理论。认为择天之中建王‘国’（国都），既便于四方贡赋，更利于控制四方（《史记·周本纪》）。《周礼·大司徒》对此曾作过系统论述，以为择‘地中’（即国土之中）建‘国’是天时、地利、人和三方面最有利的位置。不仅择国土之中建王都，且择都城之中建王宫。在观念中，‘中央’这个方位最尊，被看成为一种最有统治权威的象征。”（贺业钜《考工记营国制度研究》，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5年版，第56页）这就难怪中国古代对建筑中轴线的追求如此热衷了。第二节 东西方建筑时空观比较
中国建筑文化的这一时空观，无疑具有古老中国文化传统之鲜明的东方特色。关于这一点，倘与西方建筑文化时空观作一比较，就可以看得更清楚。一 西方建筑空间观
西方的空间意识，也许最早发源于其特定的自然背景。作为西方文化重要发祥地的古代希腊，代表了地中海文明的灿烂辉煌。
古希腊众多的岛屿，宛如一串珍珠，撒在地中海的碧涛中。在这些星罗棋布的岛屿上，发展出了后来成为西方文明之重要特色的工商业，但每座岛屿的相对隔离，也无形中孕育了古希腊民族的空间观念，积淀了其“纯空间”的潜意识。多变的地形，客观上形成了当时人们可以把握的空间区域，在观念上，造成了“空间是可以被限定的，有限的”思维定式与认识模式。虽然我们还不能说西方文化中的空间观念直接源于地中海沿岸复杂的自然背景，但至少有一点可以肯定，就是这种特有的地形，促进了其空间意识的萌芽，并在以后西方文化形成其空间型特征的过程中，起到了潜移默化的作用。这种空间意识的发达，又可反证古希腊忽视时间意识、缺乏历史感的特点。如公元前4世纪古希腊的历史学家修昔底德就曾经认为，在自己之前世界上没有发生过重要的事情。而在一份记载着希腊两个城邦条约的碑刻上写着“从今年起一百年内有效”。然而“今年”指哪一年，却未注明。这种对时间意识的淡漠，可以说在其空间观念中得到了补偿。希腊文明起源于岛屿之间的交往之中，这使希腊人很早就产生了强烈的空间意识感受。每一座岛屿的孤绝无依，面对世界的分裂割据，都成为这种意识成形的绝好蓝图。这种意识表现在对外在世界的科学认识和描述上，便是世界的存在是物质，物质又由原子组成，原子之间则相互独立存在，这种存在又表现出了其鲜明的空间存在的特点，与此同时，原子也就获得了其空间的属性。“在原子论中，只有物质的最小不可测的组成部分（即原子），被认为是‘存在’着的东西，它唯一的性质就是占据空间。而各种可感知的事物，其质的差别必须用原子在空间中的不同形状、运动和排列来说明。”（海森柏《严密自然科学基础近年来的变化》，上海译文出版社1978年版，第21页）这不仅为我们描述出了一幅古代希腊人空间意识建构的图画，而且标志了西方空间意识的成熟。
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意识不断地得到强化和证明，西方文化也就沿着这一途径，创立了其科学观与文化观。如著名的数学家欧几里得，其几何学原理可以说一开始就建立在空间思维上。欧几里得几何的第一条公理是：如果有两个点A和B，并且有连接这两点的两条直线，那么这两条直线之间没有空间。这就十分明确地表达了古希腊思想家最基本的观点：点是空间的基本单位；空间的存在在于其自身的非过渡性。整个希腊思想，都是建立在这种空间意识之上。后来无论是毕达哥拉斯、柏拉图，还是泰勒斯、赫拉克利特、德谟克利特等，虽然其哲学观点各不相同，但都怀有一种绝对主义的信念，认为真理不能发展，而只能被找到。后来伽利略虽然在自由落体运动中考虑到了时间的因素，但其自身的立足点仍然是空间思维。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成为西方空间意识发生突变的重大事件。在此之前，由于西方人就空间而论空间，人们只看到了物体存在的刚性形式，缺乏对彼此分立的物体之间相互联系的考虑。而牛顿则认为，一切物体本身的空间存在都是不自足的，它们全部都在时间之中流变着，而彼此保持着一种“互补”的关系，这就与东方的时间观念相通了，从而奠定经典力学的哲学基础。到了后来莱布尼茨的“单子论”和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则进一步论证了时间与空间的科学、哲学联系。但这一切，并不意味着其观点完全等同于中国的时空观。重要的是，爱因斯坦的思路始终是从空间出发，最终又回复于空间。空间的特点永远是“多”，而不是“一”；永远是差异性、有限性，而不是统一性、无限性。西方科学的基石和手段实际上都是建构在这种空间特点上的，“从原子论、几何学到牛顿力学，无不实践着空间思维的原则。相对论真正引入了时间观念，但它还不是时间型思路。它的空间因时间而改变位置，但不因时间的改变而消失或产生，这就是相对论和中国古代思想依然不同之所在”（赵军《文化与时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14页）。自然科学的这种认识，深深地影响到了西方哲学，使之显示出了科学的特点。而西方的哲学，也就自然显示出了其空间型思路的思维定式，并影响到了各种具体的文化现象，其中包括西方建筑文化现象。
西方文化注重空间形态的意识，典型而集中地体现在西方建筑中。与中国建筑注重群体组合的观念不同，西方建筑文化注重的是建筑单体的个性及审美效果。早在两河流域文明的建筑中，这种观念就已表现了出来。如两河流域文明中期（约前2000年），神庙建筑已发展为寺阁，这种寺阁台基每一层的面积与高度，都比它下边一层的小，层与层之间皆有巨型梯阶相通，其外部形状近乎高塔。这些高塔状的寺阁，最高的达290英尺，可以说上冲霄汉，而寺阁的层数也因地而异，从一层到七层不等。到了埃及文明中，独体建筑进一步发展，并形成了以金字塔为代表的高大、沉稳、简洁的风格。后来古希腊、罗马的建筑，依然是不注重群体配合，即使雅典卫城建筑群，也只是单个建筑物的风格和个性得到了充分张扬，而依然看不出多少群体组合的整体思维。后来的哥特式建筑，将这种观念发挥到了极致，代表了独体建筑发展的最高峰。早期基督教和拜占庭的建筑、罗马风建筑、文艺复兴时期的建筑、巴洛克和洛可可建筑、浪漫古典主义的建筑等，虽然在其装饰、结构、建筑意蕴上各不相同，但都保留了一个共同特点，这就是建筑结构上的独体化和强烈的向上冲刺的空间意识。注重个体实际上也就是空间意识的增强，因为单就建筑来看，在广阔高远的天地之间，单体建筑总是比群体建筑要更明确、更简洁、更直接地表现出空间意识，因为它在人们的视阈内建构了一个易于把握的空间意象，这种显而易见的空间意识的单纯性，常常在群体建筑中被淹没于较为复杂的个体与个体的组合构造中。所以与西方文化注重空间意识的传统相一致，西方的建筑一般注重巨大个体的营构和向上直升的造型，如举世闻名的巴黎圣母院，其主体建筑本身就非常高大挺拔，但由于正面和侧面组合起来，建筑物向上的意向被削弱，而横向延伸稍有加强，所以建筑者又在主侧殿交汇处设置了一个直刺苍穹的大尖塔，不仅显得挺拔而华美，将那本来在视觉上不相谐和的小尖塔、扶壁、山花墙、门洞以及十字形侧殿与多边形后殿统一为一体，增强了建筑物本身的整体性与凝聚力，在构图上达到了均衡，而且强化了整个建筑物的空间意识，使之更加挺拔。
产生于欧洲中世纪后期的哥特式建筑，以遍布欧洲各地的大教堂为主要形式，以交叉肋拱、高扶壁、飞扶壁、尖拱结构和新装饰体系的广泛应用为其特征。这种建筑一般采用两个在顶端成对角线相交的肋拱作为整个拱穹的骨架，把拱穹的压力集中传导到四角。拱穹的主要支撑体则是从墙面突出来的高扶壁。在侧廊建筑中，以连接在高扶壁上拱桥结构的飞扶壁，将中殿拱穹的侧压力导至高扶壁。所有这些结构方法的发明和实施，提供了支撑拱穹重量的新方法，减轻了拱穹对墙壁的侧压力，使墙壁的厚度大大减少，使得整座建筑获得了轻盈灵巧、高耸挺拔的造型，外形表现出一种垂直上升的运动感，仿佛要摆脱地心引力，飞向天国。在内部空间上，哥特式建筑塑造出了一种全新的空间观念，如英国哥特式教堂“垂直式”风格建筑，内部构造彻底改观，随着拱廊的实际消失和其他楼层的加高，建筑内部出现了一系列从地面向上一直延伸到拱穹顶的直线结构，这就使教堂内部的垂直空间变得更为广阔。它采用巨大的花格窗和彩色玻璃镶嵌画代替墙壁，使整个建筑几乎变成了透明体。当阳光透过深暗的彩色玻璃窗投入教堂时，室内光线幽明变幻、光怪陆离，整个气氛显得诡异多变，神秘莫测，步入其中，会获得一种神的伟大与人的渺小，崇高而又神奇的空间感受。“这样的建筑是没有东西能塞满的，在整体的伟大气象中一切都消失了；它具有而且显示出一种确定的目的，但是在它的雄伟与崇高的静穆之中，它把自己提高到越出单纯的目的而显出它本身的无限。”“在这种大教寺里，整个民族的成员都可以找到位置。”人来人往，川流不息，“但是在这座宽广的建筑物里，这种纷纭繁复的情况仿佛消失在不断的来往流动中；没有什么能把这座建筑物塞满，人们匆匆地来去，过往的人们和他们的足迹一出现就消失，化为过眼云烟，在这样巨大的空间之内，暂时性的东西只有在消逝过程中才是让人看得见的，而这巨大的无限的空间本身却超越一切，永远以同一形状和结构巍然挺立在那里”（黑格尔《美学》第三卷上册，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87、96页）。中世纪西方教堂所留给我们的最强烈的撼人心魄的感受，是它那巨大无比的空间感。几乎完全与外界隔绝的空间，以庞大而不容置疑的形象统御着整座建筑物。二 中国建筑时间观
重“时”是中国文化的一大特点。
重“时”，这在中国先秦重要文化典籍《周易》中就表现得很典型。所谓“日往则月来，月往则日来，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寒往则暑来，暑往则寒来，寒暑相推则岁成焉。往者屈也，来者信也，屈信相感而利生焉”。所以古人有云，“卦者，时也”。中华文化思维对时间充满了偏爱。尽管在人们的传统宇宙观与人生观中不是没有深沉的空间意识，其宇宙观本身就包蕴时空两个层面及两者的相互转化，尽管中华古人在观念地构建其宇宙观时当然不会无视与抹煞空间的存在，但中华民族更偏重于对空间之运动形式即时间而不是对空间存在本身的思考。这种重“时”的观念，不仅表现在易经中，而且可以说渗透在整个中国文化之中。“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论语》）, “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孟子》），表现的皆是对宇宙人生流逝的感叹，传达了儒家的时间意识。正是因为有这样一种时间观念，于是在有限的生命形式中追求无限的生命价值，在个体生命的有限过程中追求群体生命的无限延续，于是便尊祖、重嗣，形成了以“孝”为中心的宗法家庭观念，以传宗接代、群体生命的绵延不断而在时间上获得个体生命的不朽。在精神上，则提倡积极“入世”，讲究道德文章，以垂训于后代而万世流芳，极力追求精神生命的超越与无限。儒家这样执著于苦苦追求人生之无涯，证明了其首先从时间哲学角度思考人生问题的重要倾向。道家哲学也表现出了鲜明的时间性哲学的特点。道家思想的“道”，本义为行走的途径，引申为大自然的基本规律和自然界万事万物的本源，它无形无臭，看不到、听不见、抓不住、摸不着，却可以体悟得到，所以它到底并非空间性的存在，而首先是一种时间性的存在，始终处于永恒的运动之中，在时间的流动中永无休止地向对立面转化。庄子更是非常重视时间的流变。他不仅提出了“时为帝”的著名哲学命题，而且认为“始终相反乎无端，而莫知其所穷”（《庄子》），表现出浓厚的时间意识。《庄子》所谓的“卵生毛”、“鸡三足”，则更是在事物的发展变化中，将时间作为首要因素考虑：在时间的运动中，卵会变成身上长毛的鸡，鸡在跑动过程中给人以“三足”的印象。
中国佛教认为，宇宙本为时空概念的组合。宇宙间一切事物，大至宏观世界，小至微观世界，无时无刻不是前后相续，刹那生灭着的；一多大小，统摄万有。这种万物流转不息的现象，用现在的话说叫做“生命之海”。众生、万物，都是无始无终的生命大海中的现实。而现实世界中的一切存在，都是因缘和合，流迁不息的。过去的积累是因，现在的是果；现在的积累为因，将来的为果。因果重重，相续无尽，上溯过去元始，下推未来无终。一切现象的生起，都是由各种现象相互关联所造成的，然后经过成、住、异、灭四个阶段，又孕育了新生命的开始。（参见《反思：传统与价值》，上海文艺出版社1991年版，第142页）佛教这种轮回的时空观，实际上是将自然界万事万物的发展变化，都纳入了循环往复的时间序列之中，可见其所强调的也是时间意识。
中国文化时间型的特点不仅表现在其哲学观念中，也表现在建筑文化形态中。在中国建筑文化中，作为建筑学基本特征的空间性，也总是以时间型的特征表现出来。正如前文所述，中国建筑中轴线，是区别于西方建筑的一个重要特色。在传统建筑中，这种中轴线往往由道路、建筑物、庭院或广场等组成，大到建筑物左右均布的对称，小到主建筑两旁对列的厢房或配殿，常被用来突出中轴线的对称。这种独特的空间布局方法，是如何转化为时间意识的呢？原来中国人一直认为中国是世界的中心，这种观念不仅表现在地理位置上，而且更多地表现于时间观念上。中国人在古代的天体崇拜中，曾有过崇拜北极星的阶段，认为它是神圣而至上的天之中心，是宇宙万事万物的本源与最高准则。《论语·为政》:“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桓谭《新论》也说：“北极，天枢。枢，天轴也……盖虽转而保斗不移，天亦转周匝而斗极常在，知为天之中也。”北斗就像天上的一个大指针，永恒转动，明亮而又准确，为人类提供了钟表发明之前的“天体摆钟”（见陈江风《天文与人文》，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8年版，第84页）。北斗的运转总是围绕北极，北极恒定不动，满天繁星则拱卫着它，以它为中心作无休止的运动，这种天象正好象征了人世政治的整饬严谨，所以自然被移植到现实社会中来，于是便出现了中心观念，天上世界的中央至尊就是地上世界的中央至尊，尊者居其中。这样，在其中心观念的背后起支配作用的，正是来源于天象的“时间”。所以，“中”之所以至高无上，就因为“中”首先是时间之轴，然后才是“空间”之轴。这就超越到了时间型的哲学境界，体现在中国建筑中，便是对中轴线的执著与偏爱。
如前所述，中国建筑亦有尚“大”之特点。“大”，空间之属性，建筑本为空间造型，中外概然。然而在这显在的文化现象中，却隐含着时间因素，这一点成为中国营造文化的执著的追求。王夫之说：“天地之可大，天地之可久也。久以持大，大以成久。若其让天地之大则终不及天地之久。”（《周易外传》卷四）这里，所谓天地之可大，是说天高地阔；天地之可久，是说地老天荒。“大”与“久”相互关联，大以成久，是说空间转化成了时间，并且“天地之大”, “终不及天地之久”，时间形成了对空间的超越。
中国建筑的群体组合，却利用空间造型的手段，使时间意识成为整个建筑群体诗意的隐喻。无论宫殿、住宅还是园林建筑群体，一般都执著于营构数重进深、曲折幽深，连绵无尽的效果，它们一般不在于向高空发展，而沿地面向四处做有序铺排，在群体组合中做出回旋与往复。这种建筑形式实际已蕴涵着葱郁的时间精神。尽管中国建筑本身是一种确确实实的空间实在，然而在深层次的文化哲学与审美中，这种“实在”却能唤起一种时间意识与时间感受，它避免了建筑单体突兀的分立而走向合一，呈现出无始无终的时间型的“运行”。即使就“大屋顶”而言，它遮盖、限制了建筑物的上冲意向，将建筑物空间上可能出现的触目存在与剧烈变化，收束在稳定、持重、安逸、欢愉的建筑形象之中，将纵向的空间伸展，转变为横向的逶迤，从而象征时间意识的从容不迫及绵延无限的建筑的时间性。一座园林建筑群体，连续徘徊、峰回路转，将万里之景纳入咫尺之地，空间被极度压缩，时间则相对延长，就是说，园林建筑的建造观念是充分考虑到观赏的时间性的。建筑群体不能一眼看遍，是在观赏行进中逐渐展现的，亦即在观赏历程（时间）的推移中逐步展开其空间形态，这时，空间成了凝固的时间，而时间则成了流动的空间。所以中国建筑的空间“流动”感，正是时间意识的表现。第二章古代建筑文化起源
中国古代建筑文化起源于何时？这是一个饶有兴味的民族文化学与建筑文化学课题。这里，我们先从中国古代建筑文化起源观念谈起。第一节 崇天拜地说缘起
在古人看来，人与建筑文化的关系，实际上就是人与天地宇宙的关系。一 崇天与建筑起源观
吕思勉曾说：“人类之初，仅能取天然之物以自养而已。稍进，乃能从事于农牧。农牧之世，资生之物，威出于地，而其丰欠，则悬系于天。故天文之智识，此时大形进步，而天象之崇拜，亦随之而盛焉。”（《先秦学术概论》，云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6页）早在殷周之际，由于地上王权的实现，这种王权观念反映到“天”上，在人们的思想意识中，便产生了关于天帝的观念。
这“天帝”之“天”，在殷末周初便愈显其至上神的神格，任何人事活动之前，都该问卜于“天”。
这里的“帝”，亦即“天”。“天帝”观与中国古代建筑文化的起源观念有密切联系，它导致人从天地宇宙的崇拜发展到对建筑起源与建筑营造活动的崇拜。
中国古代因为拜天的缘故，也对建筑本身抱着崇祀的态度。建筑除了可以满足古人躲避风雨之类的实用之需，也是拜天的需要。
建筑能遮风避雨、御寒抗暑，将毒虫猛兽挡在墙外，尤其在观念上，可将有害之神灵驱逐出去，使人深感生活的空前的“安全”。建筑的这种奇异的功能使我们的老祖宗惊讶不已。于是便将这种具有“奇异功能”的建筑文化，归之于天帝的恩赐，在崇拜天帝之余，也对建筑加以崇拜。
同样，卜辞中有“家”字。家者，“居也，从穴”（许慎《说文解字》）。“家”即人安居之所，家是一种建筑样式，一种最基本的建筑。自从有了建筑，人才开始在地球上有了自己的“家”。虽历史上建筑文化的起源，远远早于人类的定居生活，但建筑一旦起源，则意味着人类的生活开始趋向于定居。
最原始的建筑，无疑具有“家”的功能。但这功能是复杂的。悠古时代之“家”，其实就是指后世所谓坛庙一类的建筑，与后世家庭之“家”相比，是有区别的。由此可见，后代中国的坛庙建筑，比如明清北京的天坛，其历史渊源，就是《周易》所谓“王假有家”的“家”。这“家”，专用于祭天或藏神主而无供人居住的意义。
然而这种后来发展为坛庙建筑的“家”，还不是最原始的中国古代建筑文化。最早的“家”，是祀火的地方。火的发明与利用，曾经给古代中国文化带来了巨大的历史性进步。而在古人生活中，保存火种使其常燃不熄是头等大事，并且也最烦人。可是一旦发明了建筑，将火种引到“家”里来保存，就容易多了。因而，古人不仅拜火，而且连与火有关的建筑也一并加以崇拜了。
易学家李镜池说：《周易》所谓“‘九五之家’，不是家庭的家，而是藏神主的地方。家、室、宗、庙等建筑物，起初是构建起来用以祀火的。在原始人同自然作斗争中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是火的发现……火种不能在露天地方，要放在家里来保存，也在家里祭祀它，以后家室宗庙等就成为放神主之所，也就是拜神的地方”（李镜池《周易探源》，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224页）。
在古代，崇拜天、火与建筑，常常是三位一体的。“祭帝于郊，所以定天位也。”（《礼记·礼运》）“燔柴于泰坛，祭天也。”（《礼记·祭法》）这里，帝，即如前文所释为“天”，是具有神性的；泰，太，通大，泰坛即大坛，是具有祭天功能的建筑；燔柴，以柴举火。此火下在于坛，上袅于“天”，也是具有神性的，它沟通了建筑与天之联系。
可见，中国古人崇拜天帝的文化观念，与中国古代建筑文化的起源观念是一致的。这种建筑起源问题上的东方天帝崇拜观，具有自然崇拜的原始意蕴。如果说，西方古代将人类一切文明包括建筑的发明权均归之于上帝，那么，《周易》则将此归之于人间的“圣人”。由于“圣人”被看作与“天”合一，“圣人”就是人间通天的“天帝”，是“天帝”在人间的代表。所以，“天帝”、“圣人”合二而一，它不仅具有世俗性、人间性，而且具有自然性，是自然崇拜的一种人间文化符号，这是与西方古代不同的。二 拜地与建筑起源观
对于中国古老的农业文明而言，除了天时，土地就是它的命脉。因而自古祭祀地神之风一向很盛，崇拜地神实乃农业文化之一部分。“地载万物者，释地所以得神之由也。”（《白虎通义》）东方大地广大无边，负载万物，万物葱茏，皆赖地以生，因而人们对土地，实在是很感谢的。大地亦常常降灾祸于人，江河横溢，山摇地动，泥石奔流，甚或火山爆发，人则死于非命，故人们对大地又时时惧怕。既感激，又恐惧，由此引起了对大地的崇拜。崇拜就是客观对象被神化，主观自我的异化与迷失，一旦崇拜便献祭。
那么，这种拜地观念与中国古代建筑文化的起源有什么关系呢？
祭祀土地神，必须有一定的形式，这形式就是建筑。古籍所谓“伐鼓于社”（《左传·昭公十七年》）。王者封五色土为社，建诸侯，则各割其五色土与之，便立社。“社”的重要性，不亚于祭天的“坛”以及下文将要论述的“祖庙”。社稷为立国之本与政权的标志。人非土不立，非谷不食。故封土立社，示有土也；稷，五谷之长，故立稷而祭之。历代封建王朝必先立社稷坛埠，然后自安；灭人之国，必废弃被灭国的社稷坛埠，然后自得。
拜地观念的产生，是与建筑文化的起源观念联系在一起的。由此可以想见，在远古时期，正是这种拜地观与拜地的心理需求，刺激了拜地之所的建造。从“社”的起源（还有“坛”的起源）大致可以联系建筑文化的起源。这种起源，似乎是受了崇拜地神（或天帝）观念的刺激，由此得出中国古代建筑文化起源于崇拜天地的初步结论。然而本质上，说建筑文化起源于崇拜，实际上是建筑文化起源于实用的另一种理论表述。因为古人所以那样艰苦卓绝地发明建筑，讨好神灵，其目的仍在企盼从天神地祇那里谋得实际好处，不过那种求其实用的愿望，只能在观念中去“实现”罢了。
总之，在建筑文化起源观念上，中国人一向具有一种强烈的“亲地”、“拜地”的文化意识，中国人对大地的亲情是由较早发达的东方农业文明培养起来的，也因为自古中华的宗教观念不够发达，缺乏向彼岸超越的纯宗教的精神境界，这使中国人很实际地脚踏于东方大地上，大地是人间的乐园。在这一点上即与西方人不同，中国人不大去向往彼岸的“天国”，认为建筑的起源，不是从“伊甸园”开始的，而是很现实的，就在自己的脚下。第二节 祭祖敬宗与建筑的起源
中国古代，建筑文化起源观念，除了具有强烈的崇天拜地的文化意绪，还有虔诚的祭祖敬宗的文化因子。
本来，任何民族建筑文化的起源，都是该民族最远古时代人们的创造，都是人类祖先的光辉业绩。任何民族由于本来具有追本溯源的文化意向，都可能具有祭祖敬宗的原始文化心态。只是中华民族自古对祖先的崇拜尤其强烈，其建筑文化起源观念与对祖宗的崇拜观念更为紧密地纠结在一起。一 “圣人”、“圣王”与建筑文化
关于中国古代建筑文化起源的说法，各类古籍所出时代有异，内容却大同小异，都将发明建筑文化的历史功绩，归于黄帝、神农、后土、夏禹之类。从纯史学角度看，往往经不住史实的检验，它们或出于先秦诸子之手，许多却是后儒悬拟，自然未可尽信。但是，从中国古代建筑文化角度看，这些连篇累牍的记载，看来是必有所本。这“本”，便是强烈的祖宗崇拜观念，其中透露出来的民族文化意向、文化心理结构，其美学意义无疑是深刻的。
在这些始创中国古代建筑文化所有著名的“圣王”中，威仪赫赫的黄帝地位极为重要。
黄帝，是中华民族文化观念中所认同的伟大中华的“人文初祖”。他的威名较多地出现在战国之后的许多古籍中，至汉为烈。而早在战国之前，关于黄帝的神迹传说，已有流传。
黄帝成命百物，神通广大，几乎无所不能，不仅创造了建筑文化，而且为兵法、医学之祖。历史发展到汉代，黄帝成了汉族的一个民族始祖神，这是适应了汉代民族大融合的历史要求。汉以黄帝为祖，黄帝成了民族大融合的象征，他是伟大中华文化精神上的领袖人物，在所谓三皇五帝的古史体系中，黄帝的地位也是重要的。于是，夏、商、周每一朝代的统治者，都被说成是黄帝的后裔，都与这位始祖有了血缘联系。
黄帝是一个半人半神之角色，是一个被神化的中华民族精神上的始祖形象。因此，所谓黄帝始作宫室（建筑）云云，可作这样的理解：中华建筑的起源是十分古远的，它的成熟形态，早在历史传说与神话传说的黄帝时代已经出现。黄帝，是古代中华民族伟大创造力的总代表，他被说成是中国建筑的始创者，这是以诗化的形式透露了中国建筑文化源起于伟大祖先创造的一点真实的历史消息。二 祖宗崇拜对中国古代建筑文化的深刻影响
这种关于祖宗崇拜的中国古代建筑文化起源观，给中国古代宗庙建筑文化的发展带来了深刻的历史影响。
1 宗庙建筑与祖宗崇拜
中国古代非常重视宗庙建筑。春秋之前，皇家、贵族进行营造活动，是将宫殿与宗庙看得同样重要的。但在礼制上，宗庙的地位更重于朝堂。“宗庙除了用作祭祖和宗教行礼的处所以外，更作为政治上举行重要典礼和宣布决策的地方。朝礼、聘礼和对臣下的策命礼等，都必须在宗庙举行。君主有军政大事，都必须到宗庙向祖先请示报告，出兵作战也要到宗庙作出决定，授予战士兵器的‘授兵礼’也要在宗庙举行，战胜后的‘献俘礼’也常在宗庙进行。”（杨宽《中国古代陵寝制度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2页）何以如此？因宗庙乃供奉祖先神之重地也。秦皇汉武、唐宗宋祖，雄才大略，史册留名，他们的膝盖是“天生”不能弯曲的，然而在宗庙（除此还在祭天地之时）里，也会诚惶诚恐地向祖宗的灵位跪拜。一切重大政事，虽然必以“万岁”一人说了算，却仍需向祖宗神“请示”，借祖宗之威权以号令天下。
以祖先崇拜为建筑文化主题的宗庙建筑，是以家庭为基本社会细胞的封建宗法制社会的精神性象征。宗庙的建造以及宗庙这一建筑形象，是祖宗崇拜的文化象征，是中国古代建筑文化一种非常重要的文化现象。
2 以土木为材与祖宗崇拜
与西方古代的石材建筑传统相比较，中国古代建筑的一个鲜明特色是以土木为材、土木结构。它的形成自与中国自古以农立国有关。亚洲大陆东部即炎黄子孙生息之地，是古代世界农业起源发展的最早的地域之一。据考古，陕西岐山县斗鸡台、西安半坡出土的大量炭化粟粒，证明这里是世界上最早栽培粟（禾）的地方，距今已六七千年。在浙江河姆渡新石器文化遗址曾发现大量稻粒，说明早在七千年前，华夏初民已种植水稻。北方小麦的栽种大约与此同时，可由河南陕县东关庙底沟原始社会遗址出土的红烧土留有麦粒印痕得到印证。这里又是茶树的故乡，《茶经》有所谓“茶之为饮，发乎神农氏，闻于鲁周公”之说，其他如稷、豆、萝卜、柑、栗、桃、李、枣、柿等植物果蔬的培植都是极早的。
因此，当炎黄子孙从事原始农业生产之时，这种以农为生的经济生活，早早地催醒了中华民族关于农业生产的对象即土地与植物的历史意识与审美感情。远古神话由此塑造了“分地之利，制耒耜、教民农作”的神农氏的美好形象，一些古籍又有“后稷教民稼穑”之说，进而古代国家被异称为“社稷”，雄辩地说明这种重农甚至崇农的历史意识，崇拜与审美的观念，是怎样深深地渗透在传统的民族心理之中。
同时，华夏初民定居之地，气候温润、森林茂密，这种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使得人们从开始营造之日，就很自然地将搜寻建筑材料的注意力，放在随处可见的土与木上，从而促使中国古代建筑一开始就朝着土木结构的方向发展。
这是从经济生产与地理、地域环境角度看出中国古代建筑以土木为材、土木结构的文化必然性。然而，中国古代建筑文化之所以与土木结下了不解之缘，还有一个文化观念上的原因，这便是对以黄帝为代表的祖先的崇拜。
梁思成说：“古者中原为产木之区，中国建筑结构既以木材为主，宫室之寿命固乃限于木质结构之未能耐久，但更深究其故，实缘于不着意于原物长存之观念。”（《梁思成文集》第三卷，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1年版，第11页）考查中国古代建筑文化传统，从建筑材料角度看，以土木为材、土木结构是源远流长、一脉相承的。
中华古人未必不知道土木材料易被损蚀的缺点，未必不清楚土木材料“未能耐久”的致命伤，那么，为什么还是热衷于以土木为材的木构建筑呢？因为以土木为材，是老祖宗的创造与千古成法，祖宗定了的，后人岂能改动？黄帝属土，土者，木之“母”也。木者，土之华也。土木焉得分离？倘若舍土木而取用其他材料，不就是不要祖宗么？
3 群体组合与祖宗崇拜
中国古代建筑文化另一个特征是群体组合。群体组合形成的文化之因，当然首先由土木材料的特点所决定，其次，也与祖宗崇拜观念有关。
由于中国人崇拜祖先，把血缘关系看得很重，使得建筑的群体组合成了血缘大家庭的文化象征。王国维指出：“我国家庭之制古矣。一家之中，有父子，有兄弟，而父子兄弟又各有其匹偶焉。即就一男子言，而其贵者，有一妻焉，有若干妾焉。一家之人，断非一室所能容，而堂与房又非可居之地也。故穴居野处时，其情状余不敢知。其既为宫室也，必使一家之人，所居之室，相距至近，而后情足以相亲焉，功足以相助焉。然欲诸室相接，非四阿之屋不可。四阿者，四栋也。为四栋之屋，使其堂多向东西南北于外，则四堂后之四室，亦自向东西南北而凑于中庭矣。此置室最近之法，最利于用，而亦足以为观美。”（《王国维遗书》〈一〉, 《明堂庙寝考》，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223页）
这里所言，不是仅仅针对后代之建筑的群体组合而发的议论，其中也涉及建筑文化的起源问题。总之，古代中华具有东方独特的“恋祖情结”，这种文化情结最根本的一点，就是人对血缘关系与血缘亲情的执著。在建筑起源问题上，由于东方缺乏宗教主神的“庇护”，于是“祖宗”这种民族血缘的文化原型就历史地充当了准宗教的角色，同样成为东方建筑文化起源之精神意义上的“终极关怀”。东方的老祖宗，比如伏羲、黄帝等人间的“君王”，不是印度远古的“梵天”，更不是西方古代的上帝，他们就很和善地生活在人间，庇护着子孙万代的生存发展，而不像上帝那样很严厉地在天国俯视人间，根据其自己的意志安排人间秩序，包括“杜撰”建筑的起源。在西方，既然“上帝创造一切”，上帝就犹如东方古代的“祖宗”，然而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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