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中共昌都地委,昌都地区行署
出版社：四川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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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届毗邻地区康巴文化艺术节暨首届藏族音乐歌舞文化论坛论文集试读：
论康区昌都三江峡谷文化的产生环境与发展脉络及特点
昌都地区政协 土呷摘要：本文以昌都三江峡谷文化的产生环境与发展脉络及特点为题，就康区昌都三江峡谷文化的生态与人文环境，康区昌都三江峡谷文化的起源与发展脉络，康区昌都三江峡谷文化的基本特征为据，论证了康区昌都三江峡谷文化是在一个特殊的地理环境和独特的社会历史背景中形成与发展起来的藏民族区域文化。康区昌都三江峡谷文化历史悠久，博大精深，底蕴深厚，极大地丰富了藏族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优秀的精神财富。
关键词：昌都 三江峡谷文化 环境与发展脉络 特点
西藏昌都地区是青藏高原人类原始文化的发祥地之一，是连接藏、川、青、滇的交通枢纽，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素有“西藏门户”之称，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昌都地区既是西藏自治区所辖七地（市）之一，又是藏族三大区域划分中康区的核心地区。5000年前，勤劳、勇敢、智慧和富于开拓创新的昌都先民，凭着自己勤劳的双手，在金沙江、澜沧江和怒江流域的三江峡谷地区，创造了令人瞩目的昌都“卡若文化”。随后，卡若文化又经过4000多年的发展，在从中华母文化的机体里不断吸收各种文化营养的同时，也接受了邻近其他文化圈的某些文化因子，进而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藏区地域文化——康区昌都三江峡谷文化。那么，康区昌都三江峡谷文化产生的生态与人文环境怎样？它的源头在哪里？其发展脉络如何？又有哪些丰富内涵与特点？这些是本文试图探讨和回答的几个问题。
一、康区昌都三江峡谷文化的生态与人文环境
地理环境、经济环境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本条件，而历史环境则是一个民族形成的重要因素。任何一种文化的产生、发展和传播，总是与一定的自然生态环境和社会环境相联系的。因此，我们首先要了解昌都三江峡谷文化得以衍生的地理环境、经济环境、历史环境三大因素。
（一）昌都文化得以衍生的地理环境
对藏族居住和生活的青藏高原，藏族史学家有一个形象而又特色鲜明的“三区划分法”，即“上部阿里三围，中部卫藏四茹，下部朵康六岗”。按照藏族传统的地域观念，昌都地区属于三区划分中的“下部朵康六岗”之内。“朵”在藏语中的本意为水汇合的地方，引申意为四通八达之地。“康”指“边地”，是相对于“卫藏”中心地区而言的“边地”。“朵康”合在一起意为“四通八达之边地”。“六岗”是指色莫岗、勃波岗、察瓦岗、芒康岗、玛杂岗、木雅惹岗，这“六岗”大体位于康区。“岗”是藏语，是对两水之间高原的称呼。康区藏族是藏民族的一个重要分支，而昌都地区是康区藏族聚居的核心区域。康区既是藏族传统的三大地理区域之一，也是藏区三大方言中使用康巴语的区域。“康”在历史上并无固定的疆界，习惯上是指西藏昌都边坝丹达山（夏贡拉山）以东说康巴方言的藏区。大致包括了今西藏昌都地区、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青海玉树藏族自治州、云南迪庆藏族自治州等藏区。朵康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广义和狭义之分，但昌都地区作为康区文化的核心区，始终包括在朵康之中，这是没有争议的。
昌都地区位于西藏东部“红山红土地”的横断山脉北部。昌都总体地势是西北部高，山体较完整，分水岭地区保存着宽广的高原面；东南部低，山体被切割成星罗棋布状。昌都境内自西向东矗立着巍峨峻拔的伯舒拉岭、他念他翁山和芒康山。在这些逶迤延绵的山脉间，怒江、澜沧江和金沙江向南涛涛流去，形成了“两山夹一川，两川夹一山”的三江峡谷地带，故我们形象地称昌都传统文化为“康区昌都三江峡谷文化”。这些深沟峡谷形成一条条沟通我国西北、西南地区交通的天然通道，成为古代部落人群南来北往、频繁迁徙的民族走廊。石硕教授在昌都实地考察后撰写的《茶马古道及其历史文化价值》中确切详明地指出：“昌都一带不仅是卫藏与今川、滇西部地区的原始文化发生交流联系的一个通道，同时也是各种原始文化因素传统荟萃的一个重要枢纽地区。”特殊的地理条件对康区昌都先民的生产生活方式、社会组织结构、意识形态以及心理因素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也正是昌都一带山高谷深、河流密布、地势险要、交通阻隔，生存条件较为艰苦的环境，造就了康巴人个性张扬、坚韧强悍、敢爱敢恨、敢作敢当的性格特征。
（二）昌都三江峡谷文化植根的经济土壤
昌都境内由于峡谷纵深，海拔高低悬殊，导致气候多样化带状特征十分明显，从海拔2200米的亚热带到海拔4700米以上的高寒带，形成了明显的植物地带性分布规律，这就决定了昌都地区农牧业发展的基本格局。昌都西北部山体比较完整，三江流域的分水岭地区保存着较宽广的高原面，为牧业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南部山势陡峻，河谷深切，分水岭窄，高原面破碎，牧业发展受到较多约束，而深谷地则为以农业为主的种植业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这种地理结构使昌都地区农牧业格局呈现出以下特征：农业由北至南呈循三江流域河谷地及支流两岸分布的状态，构造了金沙江、澜沧江和怒江三条种植带，是典型的河谷农业。牧业则属于高山坡地牧业，沿三江流域两旁山地构造了三道牧业带，形成了山地与河谷的农牧分异结构。以上这种地带性分异规律决定了昌都传统的经济为农业、牧业、半农半牧业这三种类型，其中以半农半牧业为主。
不同的自然环境对形成不同的社会经济制度有重大影响。从公元10世纪到13世纪，西藏由奴隶社会过渡到封建社会。西藏的腹心地卫藏地区逐渐建立了典型的封建领主庄园制，即谿卡庄园制。但昌都地区直到1950年西藏和平解放时，也没有建立谿卡领主庄园制。从经济形态看，这是包括昌都地区在内的康区不同于卫藏地区的重要标志。昌都地区没有采用谿卡庄园制的原因，与自然环境和历史特点有密切的关系：昌都地区地处三江流域、横断山脉的深山峡谷，耕地分散零碎，交通不便，只适合个体家庭经营而不利于集中经营；昌都地区松散的部落制度使昌都领主的经济难以集中经营。从而形成农奴以户为单位对领主土地进行租佃式的经营。昌都地区自给自足的农牧业经济是昌都社会上层建筑赖以立足的根基。
（三）昌都三江峡谷文化产生的历史环境
在隋唐之前，藏汉文献对昌都已有粗略的记载。早期苯教文献和在敦煌发现的古藏文中，多次提到了昌都西北部的“苏毗林几金秀”。在汉文史料中，早期对藏东昌一带都统称为“西羌”“西南夷”等。后来，随着交往的增多，了解的深入，对昌都一带的不同地区分别称为“苏毗”“附国”“东女国”等。公元7世纪，吐蕃在雅砻河谷崛起，昌都一带被吐蕃征服，而这一征服过程是伴随着吐蕃的军事扩张开始，并随着藏传佛教在康区的不断传播和渗透而完成的。昌都被当时吐蕃军政区“五茹”中的“苏毗茹”管辖，并以此为基地向唐朝和南诏方向扩张，吐蕃军防守边地的精锐部队之一“中勇士部”就驻扎在昌都境内。赤松德赞时期，昌都拉多头人被授予“拉多王”封号。804年夏天，按照赤松德赞的诏令，在今昌都地区的察雅仁达丹玛摩崖上雕刻了刻经兴佛、祈求唐蕃和好等为内容的藏汉文字和造像。842年，吐蕃王朝灭亡，西藏地区陷入分裂割据状态。13世纪中叶，元朝实现了包括西藏、昌都在内的中国大统一。元朝在宣政院下设三个宣慰使司都元帅府管理藏区，其中“吐蕃等路宣慰使司都元帅府”的管辖范围包括今昌都地区。当时，忽必烈把昌都一带作为“三个却喀”中“朵堆人区”的一部分，将管辖权封赐给了八思巴。八思巴又任命吐蕃王室后裔，当时属于昌都“沙贡德巴”家族的董·新巴贝为多康的“谢本”（总管）。后来明朝基本沿袭了元朝对西藏的管理体制，设立了军民兼治的卫所管理机构，昌都一带属于“朵甘卫指挥使司”管辖。明末清初，先是康区白利土司顿月多吉的势力扩展到昌都、贡觉、类乌齐、芒康等地；再是蒙古和硕特部首领固始汗进兵昌都，双方经过一年鏖战，固始汗于1639年消灭了白利土司。1719年，朝廷派大军进藏平乱，康熙帝先后授封昌都帕巴拉、察雅罗登西饶、类乌齐帕曲、八宿达察济隆等四大活佛为“诺门汗”“呼图克图”等名号。进一步加强了对包括昌都地区在内的整个西藏的直接管理。1726年，朝廷官员鄂齐、班第会同川、藏、滇三方官员会勘地界，决定以金沙江西边的宁静山为界，以西为达赖喇嘛的“香火地”，以东属四川，中甸属云南。又将丁青等在内的三十九族划归驻藏大臣管辖。这是清朝入关以来对西藏昌都行政区划的最大一次调整，奠定了此后近300余年昌都地区行政区划的基础。从康熙年间开始，清军入藏均以昌都为必经之地，昌都成为内地通往西藏的“门户”。1908年，驻藏大臣兼边务大臣赵尔丰在昌都拉开了改土归流的序幕。1913年，西藏噶厦政府在昌都设立了地区一级的行政机构朵麦总管，由一名噶伦主持昌都地区的军政事务，直到中国人民解放军于1950年10月19日武装解放西藏东部重镇昌都为止。昌都的解放，不仅打开了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的东大门，奠定了和平解放西藏的基础，也翻开了昌都历史的新一页。1951年1月1日，昌都正式成立由政务院领导的具有统一战线性质的过渡性政权机构——“中华人民共和国昌都地区人民解放委员会”。
总之，在一个封闭的雪域西藏东部高原上繁衍起来，以农牧业经济为基本生存手段，以全民信教为特征的政教合一的封建社会，便是康区昌都三江峡谷文化得以滋生和发展的土壤。昌都人民世代生存于此，宜农则农，宜牧则牧，与高山、峡谷、江河、草场、森林相依为伴，人与自然和谐相处。
二、康区昌都三江峡谷文化的起源与发展脉络
藏族传统文化作为中华母体文化中的子文化，与中原文化和其他少数民族文化是一种共生关系；而康区昌都三江峡谷文化艺术又是藏族传统文化艺术中具有昌都特点的区域文化之一。藏族传统文化艺术与康区昌都三江峡谷文化艺术之间的关系，是同源异流和母与子的关系，是整体与局部的关系。昌都三江峡谷文化的发展大致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
（一）昌都三江峡谷文化的起源与奠基期
昌都三江峡谷文化的起源与奠基期至少可以确切地定格在50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在这一时期，最典型的是以卡若遗址为代表的卡若文化，具有浓厚的地方特点，如大型打制石器、细石器与陶器、磨制石器等共存，并以打制石器为多；陶器均为小平底，器种以罐、钵、盆为主要类型，纹饰主要是刻划纹，以三角折线纹为母体花纹；建筑大量以石块为材料等。卡若文化不是一个孤立发展的原始文化，而是与周边地区诸原始文化存在广泛联系和交流的文化。卡若遗址的半地穴红烧土房屋、彩陶花纹、陶器造型等和黄河上中游地区的原始文化有过一定的联系；从遗址出土的贝饰看，有可能同华南原始文化有过直接或间接的接触；遗址中出土的陶罐、钵、盆等的器物组合和以刻划纹为主要特征的陶器纹饰，与云南元谋大墩子遗址所代表的原始文化有渊源关系；而粟类谷物的发现，则说明卡若先民接受了中原地区的原始文化。这些都说明卡若文化具有鲜明的复合文化特点。曾亲自参加过卡若遗址发掘的著名考古学家童恩正教授在《西藏昌都卡若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发掘及其相关问题》中指出：“如果我们综合考古、历史记载和传说等方面的资料进行分析，则可以推测西藏的原始文化中有两个部分，一种是土著居民的遗留，他们定居在西藏的时代目前至少可以推到旧石器时代的后期，是一种游牧和狩猎的部落；另一种是从甘、青地区南下的氐羌系统的人，他们是一种农业部落。以后西藏的种族和文化，就是以这两者为主体综合而形成的。”从卡若遗址出土的包括“璜、环、珠、项饰、镯等装饰品”中，我们充分体会到卡若先民对精神生活有着较高的追求。同时，知道“人们已经产生了爱美的观念和初步的艺术”；从出土陶器的纹饰上看，已讲究图案的排列和对称，注意在器物的不同部位饰以不同的纹饰，“显露出朴素粗放的风格”。代表性的器物是双体兽形罐，其线条圆浑，古朴生动，是一件很好的艺术品。这种艺术风格我们至今仍能从流传在昌都的古老的卓舞中体会到。这也是迄今为止，我们对昌都先民艺术追求的最早了解。1986年发掘的同属于卡若文化的小恩达遗址、察雅江钦遗址，以及之后发现的昌都沙贡遗址等，表明了新石器文化在昌都地区的扩展，有力地证明了昌都地区不仅是康巴古文明的中心，而且也是藏民族原始文化的发祥地之一。藏族史籍认为，藏族是由猕猴与岩魔女生下的猴崽，后来演化为六大氏族，即塞、穆、东、董、汪、达。有关昌都史料的藏文典籍《昂地董氏家族明镜史》中说：“在这片辽阔的昂地有三个董氏的后裔和一个岭仓的后裔。”有学者认为古代党项、党羌的名称是从董氏演变而来的，这种观点值得深入研究。这些都说明昌都一带的藏族族源，以董氏为主，同时夹杂有塞、穆、东、汪、达氏的后裔，是他们开发了三江流域的美丽家园昌都地区，创造了昌都丰富多彩的传统文化。
（二）昌都三江峡谷文化的酝酿期
时间从公元前2世纪左右到公元6世纪。在这期间，昌都一带大都是一些小部落。据藏族史书和敦煌文书记载，在远古时期，藏族古代氏族部落在西藏建立了“十二小邦”，其中有一个小邦叫“亚松”，即后来的“苏毗”部落，苏毗部落包括了昌都一带。根据白崔编著的藏文《苯教源流》和《孜珠寺简史》记载：藏族第一位国王聂墀赞普的儿子穆赤赞普时期，从象雄邀请了108位苯教智者，分派到藏区的卫藏、康区、安多等地修建36座苯教道场，其中就有协来加嘎——孜珠寺。由此推算，至少在距今2000年左右雍仲苯教就已传入昌都地区。苯教的传入为昌都一带的文化注入了新的血液。在敦煌的藏文写卷中有一份《松巴谚语》，这些谚语很有可能是远古昌都一带流传下来的民间谚语，说明昌都一带的民间文学有了较大的发展。
在这个阶段，有四件事可以说明康区昌都传统文化的发展概貌：一是八宿嘎学岩画，也称拉鲁卡岩画，位于八宿县城以西的巴冬村牧场上。整个岩画是在一块巨大岩石上雕刻的，石质系花岗石，共由18个画面组成，共计个体图像704个。制作方法均为琢刻法。题材系表现狩猎、放牧、射箭、战争、舞蹈、祭祀等场面。岩画以单幅图像为主，表现宏大场面的较少。值得注意的是，有些男性的生殖器很夸张地表现出来，说明了远古昌都人民对生殖崇拜的信仰习俗。整个岩画简洁、古朴，显露出较原始的风格。嘎学岩画再现了人类早期狩猎的远古生活，同时，佛教的思想也反映到了岩画中。值得注意的是，在拉鲁卡岩画中有一幅单人独舞者，其头上的两条发辫随着舞蹈的律动而飘扬，长袖亦随舞而挥，舞姿十分生动。这是目前对有关昌都舞蹈最早的形象了解。二是香贝墓葬，位于贡觉县相皮乡周围。1986年，西藏自治区文管会和地区文化局一同进行文物普查时，对该墓地进行了复查，共清理出石棺墓5座，获随葬品陶器10件，铜器2件。香贝墓葬的年代约在西汉前期，相当于吐蕃早期。在随葬品中出土的耳坠，还使用了焊接技术和镶嵌工艺，说明昌都先民已经掌握了较高的工艺技术。铁刀的出土也说明藏族人民佩带腰刀的习俗自古有之。三是在古代，西藏通往内地有三个通道，即民族走廊、唐蕃古道、茶马古道。三个通道作为古往今来民族迁徙和文化交流的通道，有容纳、传播、交流和连接等多方面的功能。这三个通道经过昌都腹心地带或部分经过昌都地区，其中茶马古道分为川藏道和滇藏道两条，昌都是必经之地。茶马古道既是一条经贸之路，又是文化之路、交流之路，积淀了上千年的丰厚历史。四是在此时或稍后，昌都古老的“卓舞”即俗称的“锅庄舞”初步形成，这从昌都“卓舞”歌词中可以看出。昌都“卓舞”明显地继承了新石器卡若文化“朴素粗放”的艺术风格，而“卓舞”的歌词为我们较清晰地勾勒出了“卓舞”艺术早在苯教盛行时就已存在的发展轮廓；民间的传说也从一个侧面证实了“卓舞”历史悠久。
（三）昌都三江峡谷文化的形成期
时间约公元7世纪至13世纪。7世纪初，吐蕃王朝的建立不仅完成了整个藏区的统一大业，而且打开了封闭已久的对外交往大门。吐蕃赞普松赞干布分别从尼泊尔和唐朝先后迎娶了尺尊公主与文成公主，并在她们的影响下，信奉佛教，开始初建佛教寺院。与此同时，吞米桑布扎创制了藏文，标志着藏民族的文明迈向成熟阶段。大约在8世纪时，印度僧人寂护、莲花生等进入西藏传播佛教。在赞普赤松德赞的倡导下，佛教得到大力推广，寺院有僧人诵经，佛教开始盛行，史称“前弘期”。9世纪中叶，即赞普达摩统治时期，佛教在西藏的传入受挫。到10世纪后期，佛教又开始复兴，史称“后弘期”。这个时期，佛教与苯教经过相互融合、相互斗争，终于形成了藏传佛教的雏形。1247年，萨迦班智达·贡噶坚赞同蒙古皇子阔端在凉州（今甘肃省武威）议定了乌思藏与康区诸部归顺蒙古和接受所规定的地方行政制度的内容。1271年，蒙古汗政权定国号为元，并于1279年统一全中国，建立了中央政权，西藏成为元朝中央政府直接管辖下的一个行政区域。元朝是西藏历史的一个重大转折点，包括昌都在内的整个西藏正式成为中国的行政区划。这是中国这一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历史演进的必然趋势，也是藏族人民同汉族和其他兄弟民族长期密切交往的必然结果。
在这个时期，昌都传统文化也取得了突出的成就。一是昌都石刻艺术不仅量多质优，而且线刻、浅浮雕、圆雕等品种齐全。昌都一带堪称藏族古代石刻艺术的博物馆，具有代表性的是刻于804年的察雅仁达摩崖造像，以及芒康邦达拉堆大日如来佛的石刻和盐井扎国徐的石刻等作品。尤其是察雅仁达摩崖造像，主供佛为大日如来佛，通高3.28米，左右有八大随行弟子和飞天女神，下面有吐蕃时期刻写的藏文和几十个汉字。造像均采用减底高浮雕技法，使造像具有较强的立体感，布局匀称，线条柔和自然。位于主供佛下的藏、汉文内容，涉及吐蕃时期的政治、历史、宗教、法律、书法、绘画、雕刻等领域，有极高的艺术、历史、科学研究价值。同时，我国著名佛教考古专家、原洛阳龙门石窟研究所所长温玉成在昌都实地考察后撰写的《唐密在吐蕃康区地区的传布》中，对芒康邦达拉堆大日如来佛的石刻圆雕也作了很高的评价：“这是吐蕃时代规模最大、艺术水平最高的一组雕像，十分珍贵。”二是昌都代表性的寺庙嘎玛寺、学寺、扬贡寺、斯佐钦寺、色炯寺、宗沙寺等在此时建成。三是建筑艺术明显受了内地汉族艺术及其他民族的影响。寺院建筑是西藏建筑艺术中的精华，由于它集中了藏族劳动人民在长期实践中所创造和积累的工程技术和文化艺术两方面的智慧，因此，它最能反映昌都多元文化交汇与融合的演变过程。在昌都地区贡觉县的通夏寺曾有一座三层殿堂，据说是以藏式、汉式、印度式相融合的建筑，屋顶为单檐歇山式，盖有琉璃瓦。昌都嘎玛寺大佛殿顶上是汉式单檐歇山式琉璃瓦，屋檐以藏、汉、纳西族三个民族喜爱的动物为特征，非常和谐地统一于汉式歇山式的屋顶下面。四是藏族史诗《格萨尔》在康区形成并流传。在昌都广袤的大地上，到处都有与格萨尔王有关的遗迹和传说；昌都地区是格萨尔艺人最多和《格萨尔》版本流传最多的地区；昌都地区还是有关《格萨尔王传》唐卡与壁画较多的地区之一。在民间和寺庙，还有以《格萨尔王传》为题材的舞蹈，如丁青尺牍和类乌齐巴夏的格萨尔舞蹈、类乌齐扬贡寺庙的格萨尔神舞等。五是昌都热巴艺术至少在13世纪时已发展成比较成熟的一门融说、唱、舞和杂技气功为一体的综合性表演艺术。据说在修建达垅噶举派的下寺类乌齐查杰玛大殿时，高僧吴金贡布特邀琼波丁青窝托热巴的7名艺人，在查杰玛大殿前面的波泽卡地方跳舞镇魔。而据《洛绒教法史》记载，类乌齐查杰玛大殿是1326年竣工的，说明热巴舞蹈在此前已经形成。六是民间文学中的歌谣、传说与故事、谚语、谜语等大多数在此时已经形成且广泛流传。
（四）昌都三江峡谷文化的发展和成熟期
时间从14世纪至20世纪。这时期包括昌都地区在内的整个西藏传统文化相对成熟，并为日后积累了大量文化资源。1368年明朝建立后，采取了“多封众建”的管理方式，普遍封赐以“王”“法王”“灌顶国师”等为代表的名号。明朝基本沿袭了元朝对西藏的管理体制，设立了军民兼治的卫所管理机构。1644年，清朝取代明朝，对包括昌都在内的西藏进一步加强治理，中央政府在西藏行使主权管辖的施政更加制度化、法律化。同样，随着国家的统一和民族团结的加强，藏族和汉族以及其他少数民族之间的文化交往更多、更密切、更融合。
从社会发展史的角度来讲，13世纪左右，西藏社会已经进入封建奴隶制社会。由于这个阶段正处于藏族封建社会的上升时期，因此，各封建统治阶级多倾心于扶持各教派。15世纪初，藏传佛教的各教派，即宁玛派、萨迦派、噶当派、噶举派业已形成，尤其是宗喀巴宗教改革后创立的格鲁派，标志着藏传佛教诸派的全面形成。在这个阶段，有一个现象特别引人关注：一方面寺庙林立，消耗了大量的物质财富，加之僧人众多，社会的负担加重，影响和阻碍了西藏的发展和生产力水平的提高，西藏社会的发展已经走到了腐朽的边缘。另一方面，由于藏传佛教的形成，为西藏的传统文化注入了新的活力，藏族人民把自己的精神世界完全寄托在佛教来世的极乐世界中，人民崇信藏传佛教，尽心地服务于藏传佛教艺术，以得到心灵的安慰。从而把围绕着藏传佛教服务的藏族传统文化推向了一个高潮。由此，基本形成了两支共同为宗教文化艺术服务的艺人队伍，一支是寺庙内部较为固定的艺人队伍。他们的身份首先是僧侣，包括活佛和高僧。其次才是从事与寺庙宗教文化有关的艺人或学者，如绘制唐卡壁画、堆彩沙坛城、跳寺庙羌姆、捏塑酥油花、著书立说等。另一支是在民间自发产生的民间艺人。他们的身份首先是俗人，其次才是从事某个艺术品种的艺人。他们的服务对象既可以是寺庙喇嘛，也可以是平民百姓。如为寺庙修筑经堂佛殿，或为寺庙绘制唐卡壁画、制造面具、雕塑雕刻佛像。又如为农牧民画唐卡、制造家具，或为群众雕刻民间工艺品等。需要指出的是，长期政教合一的封建奴隶制统治窒息了西藏社会的生机和活力，使昌都在内的西藏社会日益走向没落和衰败。同样，昌都传统文化也开始走下坡路。
此时，昌都三江峡谷文化正处于发展和成熟期。昌都代表性的传统文化大体也在此时形成并成熟：一是昌都一大批重要寺庙在此时建成。其中影响较大的寺庙有：强巴林寺、察雅寺、康巴寺、佐字寺、八宿寺、左贡寺、田妥寺、维色寺、乃果寺、孜托寺、边坝寺、金卡寺、宗洛寺、甲桑卡寺、卓珍寺、字嘎寺、青稞寺，以及昌都清真寺、芒康盐井天主教堂等重要道观。二是具有康区昌都特点的绘画流派——噶玛嘎孜在此时正式形成。16世纪在朗卡扎西、扎西曲、嘎学·嘎玛扎西，即“扎西三氏”的创新与努力下，在“勉林”“勉萨”画派的基础上，吸收了明朝永乐年间内地风景画法和着色方法后，嘎学创立了独特的“嘎孜”画法，成为西藏三大唐卡画派中的重要一派。其中，“扎西三氏”中的嘎学·嘎玛扎西就出生在昌都嘎玛瓦寨。三是表明一个地方文化成熟标志的藏文《甘珠尔》木刻版，于1683年开始在昌都强巴林寺雕刻。四是在婚姻制度上已形成一夫一妻、一妻多夫、一夫多妻制，其中一夫一妻和一妻多夫制为主要形式。五是昌都一批“名乡”先后形成：热巴之乡——琼波丁青、木刻之乡——江达波罗古泽、工匠之乡——昌都扎堆、匠才之乡——昌都嘎玛瓦寨、弦子之乡——芒康、石刻之乡——察雅、卓舞之乡——昌都、食盐之乡——芒康盐井等。六是藏文“康志初通”，意为康巴式笔画短促的字体，已经形成并流传。
就文化发展的角度来说，以下三点对昌都三江峡谷文化的内容与形式都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一是西藏文明向东发展，即向中华文明发展和靠拢的趋势，使昌都文化呈现出多元文化色彩。二是藏传佛教的正式形成，对藏族传统文化注入了强大的动力，同时也深深地影响了昌都三江峡谷文化的内容和形式。三是藏、汉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发生了密切的水乳交融般的联系，不仅充实和丰富了昌都三江峡谷文化，而且逐步使昌都三江峡谷文化冲破横断山脉的峡谷，走向了广阔的社会舞台。
三、康区昌都三江峡谷文化的基本特征
昌都三江峡谷文化博大庞杂，品种丰富，底蕴深厚，具有鲜明的民族性和地域性的特点。为了从总体上把握昌都三江峡谷文化的特点，笔者作了以下五点归纳，与大家一起讨论。
（一）昌都三江峡谷文化品种丰富、内涵博大精深
首先，从列入全国、西藏自治区、西藏自治县三级文物保护单位和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角度介绍：目前，昌都地区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5处，即昌都卡若遗址、类乌齐查杰玛大殿、芒康盐井古盐田、小恩达遗址、强巴林寺；自治区文物保护单位30处，即达玛拉恐龙化石出土点、江钦遗址、仁达摩崖造像、囊巴朗则石雕群、多拉神山石刻群、甲桑卡铁索桥、嘎玛寺、桑珠德钦林寺、孜珠寺、唐夏寺、向康寺、边巴寺、甲热寺、宗洛寺、硕督寺、江措林寺、烟多寺、米杰拉章寺、田妥寺、金卡寺、硕督清代汉墓群、帕巴拉夏宫、托德夏宫、萨王府、达律王府、邓达古民宅、甲义扎噶汉文题词、昌都地区烈士陵园、昌都解放委员会办公旧址、十八军五十二师师部办公旧址；93处县级文物保护单位；文物点数量达到678处，昌都地区在西藏已成为文物大区。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有8项：昌都锅庄、芒康弦子、丁青热巴、昌都噶玛嘎孜画派、芒康盐井古盐制作技艺、江达波罗木刻雕版技艺、芒康三弦舞、昌都强巴林寺酥油花制作技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9名。列入西藏自治区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有12项：昌都嘎玛乡手工制作技艺、丁青孜珠寺苯教羌姆、边坝格萨尔说唱、边坝锅庄、察雅香堆藏戏、八宿格萨尔说唱、左贡尼木棋、昌都古姆游戏、芒康加加面、丁青苯教藏医诊疗、昌都般龙特色藏医药、江达服饰；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13人。列入县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33项。
其次，从文化的特色角度介绍，昌都三江峡谷文化的丰富和独特性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有神秘的苯教文化和深邃博大的藏传佛教文化；昌都民间三大舞蹈，即丁青热巴舞、昌都卓舞、芒康弦子舞等；昌都三大画派，即噶玛嘎孜画派、勉林画派、勉萨画派等；昌都四大藏戏：昌都寺藏戏、江达岗拖藏戏、察雅香堆藏戏、察雅新康民间藏戏等；昌都服饰艺术，即牧区服饰、农区服饰、僧侣服饰等三大服饰；昌都宗教艺术，即丁青孜珠寺的苯教“裸体”跳神、藏传佛教各大教派的羌姆、钺斧舞、壁画、唐卡画、雕塑彩绘、酥油花、面具、彩沙坛城艺术等；昌都民间雕塑工艺，即金银铜雕、石雕石刻、木雕木刻等；丧葬形式有天葬、土葬、塔葬、火葬、水葬、墙葬、雪葬、合葬等；神秘的天文历算、藏医藏药等；昌都传统节日有听咕咕节、耍坝子萨列节、仲确节、沐浴节、酥油花灯节、萨嘎达瓦节、央勒节、拉白节、安确节、古庆节等；民间运动有赛马、抱石头、妥古朱古运动、阿玖接娱乐、特黑接游戏、嬉逗人熊的游戏、东坝尼木棋、牧童圈狼棋、禁国王棋、霍玲大战棋、藏式围棋、藏牌；昌都帮会有孝义会、白拉提、妇女结拜会、三圣会、青年会、邦达朋友会；昌都行会有孙膑会、仁和会、至义会、金刚兄弟会、朝圣同友会。
最后，我们从昌都三江峡谷文化不解之谜的角度讲，有大脚印之谜、帕措之谜、一妻多夫之谜、天珠来源之谜、虹化之谜、伏藏之谜、野人之谜、圆光艺人之谜、巫师之谜、藏密气功之谜、天葬之谜、雪葬之谜、天铁雷石之谜、古城消失之谜等许多不解之谜还待后来者揭秘解释。
从以上简要的介绍中，昌都文化的品种之丰富、底蕴之深厚、保存之完好，可见一斑。
（二）昌都三江峡谷文化鲜明的地方特色
无论是世居民族还是外来民族，经过几百年或几千年的发展，都会形成能表现本民族特色的文化，它包括生产工具、内部组织、文化艺术、风俗习惯、语言服饰等各个方面，是区别于其他民族的重要标志。昌都就是这样一个地域文化和民族文化都有非常鲜明特色的地方，这就使昌都成为藏区文化艺术和民俗的博物馆，原生态文化保留最好的地方之一。1．昌都三江峡谷文化的地域特点为三江峡谷交汇点，交通闭塞
这个特点在前面已介绍，在此不赘述。2．昌都三江峡谷文化的政治特点为部落头人和寺庙活佛众多，且互不统属
在昌都三江峡谷的社会组织里，既有“帕措”和“果巴”等以血缘为纽带的原始组织，也有世俗部落联盟的丁青三十九族部落、拉多土司等社会早期组织；既有典型的政教合一的昌都帕巴拉、察雅罗登西饶、类乌齐帕曲、八宿达察等四大呼图克图组织，也有西藏地方政府直接管辖的芒康、贡觉、洛隆、边坝、硕般督、左贡等政权组织。这些部落头人和寺庙活佛，大都各自为政，自称为王，互不统属。封建割据的特点在昌都解放前的政权机构中特别明显。3．昌都三江峡谷文化的经济特点为自给自足，相互依赖度小
由于昌都特殊的地理条件和交通不便，要想生存发展，就必须依靠自己的力量来种植庄稼，进而解决吃饭的问题；饲养牛羊马，进而解决肉食和御寒遮体等衣物毛皮来源、驮运骑乘交通等问题。所以，昌都除了盐粮交换和茶马交易外，绝大多数地方基本的生活大都靠自己劳动所得，相互依赖度小。而且这种半农半牧的生产生活方式，也特别适合于昌都三江峡谷。所以，昌都人民大都选择了半农半牧这种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形态。4．昌都三江峡谷文化的特点为丰富多彩，形式多样
昌都文化因“三江峡谷”而生，因“六岗”之地而异。一个村一个民俗、一座山一种文化艺术、一条沟一座寺庙、一座坝一个节日是昌都文化丰富性和多样性的真实写照。严酷的自然环境和恶劣的生存条件，使昌都先民安于天命，知足常乐，更加珍爱生命和生活。于是，在有限的时间和空间内，他们尽情地用音乐和歌舞来表达对生活的热爱之情，这也是他们宣泄和表达自己情感的重要方式。这就使昌都文化不仅有了丰富多彩的音乐和舞蹈，而且还有了形式多样的文化艺术。记得1984年底，笔者仅在3天内就从26岁的民间艺人泽仁达吉处搜集到700余首民歌，包括引子歌、祝福歌、铺垫歌、炫耀歌、相识歌、和睦歌、劝勉歌、自诩歌、离别歌、嘲笑歌、生活歌等。又如热巴舞，在昌都就有丁青窝托热巴、康沙热巴、察雅热巴、多琼热巴、八宿谢安热巴、类乌齐嘎妥热巴、边坝国青热巴、洛隆雄男热巴、左贡察瓦龙等众多流派。由此可知昌都文化的丰富与多样性。5．昌都三江峡谷文化的民俗特点为古老淳朴，独一无二
一是贡觉的“帕措”和“果巴”社会，是藏区古代社会形态的活化石。“帕措”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和特殊的地理环境下，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以父系血缘关系为纽带而延续下来的一种宗族群体。父权在“帕措”家庭中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传统的“帕措”中心在昌都地区贡觉县三岩一带。“果巴”是传统的民间宗族群体的名称。这种群体以父母双亲血缘关系为纽带，通过联姻不断传承延续。“果巴”在昌都比较普遍。二是昌都芒康盐井的盐田，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古盐田。昌都人民已有上千年的食盐生产历史，至今仍完整保留着世界上最原始的制盐方式。三是昌都左贡东坝和察雅阿孜巴日一带的“土语”，为研究藏语方言的发展演变提供了难得的活态语言资料，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四是昌都节日中的“古堆”习俗，即在藏历十二月二十八日，必须扫除厨房里一年四季被灶烟熏黑的烟尘。二十九日凌晨将前一天清扫的烟尘分成九堆排成一行，倒在人畜必经的路中间。昌都人民认为这样可以免除一切灾难。五是昌都男女特别讲究发式，嗜好佩戴各类天然珠宝和金银器饰物来装饰和美化自己。昌都的妇女在扎辫时，喜欢在头顶佩戴用两颗深红色的珊瑚珠夹住一小块绿松石组成的马鞍形状头饰。在昌都牧区，未婚女子的头顶上戴有一颗蜡黄色琥珀，而已婚女子的头顶上则用三个琥珀排列成三角形。昌都的康巴汉子喜好蓄发，他们将头发梳成独辫，辫端加编红丝线或黑丝线，左向缠盘于额头，更显示出英武剽悍之气，人们俗称为“英雄结”。腰间佩带着刻有虎狮龙凤的长刀和制作精美的火镰盒。六是昌都民居建筑的特点：（1）昌都民居主要的房子，如经堂、厨房、仓库等建筑为井干式建筑，藏语称“崩康”，即将直径20～40厘米的圆木对半剖开、平面向内横向层层重叠竖排，两头互相咬合成箱型木墙，在墙体上挖洞做门窗，具有很强的防震、防潮、防盗作用；（2）昌都农区民居的房顶上用几米高的圆木杆架成方格式的“昂部”，作为青稞、麦子晾晒的麦架，这也是昌都民居的一大特点；（3）用大板夯筑的民居在贡觉、芒康、左贡、察雅一带较为普遍；（4）昌都、类乌齐、洛隆、边坝等地以柱梁承重为民居的主要结构，不仅一层平房如此，甚至二层、三层的柱子也从地面立起承重。6．生活在昌都三江峡谷地区的康巴人性格特点为粗犷豪放，乐观豁达
特殊的峡谷环境养成了昌都康巴人个性张扬、乐观豁达、快意人生、坚韧强悍的性格，他们敢于冲破大自然的羁绊和高山大水的阻隔，具有走向外部世界的坚定决心。如昌都有与其他藏区不同的观念，有经商的习俗，这和昌都处在古代茶马古道的必经之地和腹心地有关。千百年来，在茶马古道上南来北往的马帮和经商者，虽然冒着很大的风险，也极为艰辛，但也能获得极高的利润，经商是能改变自己命运的一个职业。而这点恰好符合康区昌都人敢于冒险、不甘落后的进取精神。于是，在昌都、芒康邦达、丁青色扎、左贡东坝、察雅香堆等地就有一批这样敢于冒险的经商者。其中芒康邦达家族就是在茶马古道上发迹走红的西藏巨商，邦达多吉无疑是康区乃至藏区经商成功者的杰出代表。
（三）昌都三江峡谷文化呈现出多元文化交汇与融合的特点
昌都文化从一开始就表现出了开放和宽容的特点。这一特点不仅从四五千年前的卡若文化遗址中透露了出来，而且还从建筑、宗教领域、地方政权、行帮组织、汉族道观，以及在文化艺术中延续了下来。需要说明的是，昌都三江峡谷文化在吸收新的文化成分后，不仅没有丢掉和丧失自己固有的文化，而且更具个性特征和地域性。当然，这种多元文化的交流与融合是相互的、双向的。1．从考古发掘的文化中透露出来的多元文化信息
卡若遗址是西藏自治区境内发现的第一处原始村落遗址，也是迄今为止西藏境内发掘的面积最大、保存最好、文化堆积最厚、内涵最丰富的新石器代表遗址。1996年，卡若遗址以它重大的学术价值晋升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考古学家根据卡若遗址的文化堆积层分析后，发现卡若先民在创造自己地方特色土著文化的同时，也在接受和学习周边地区的文化。这在前面已叙述，在此不赘述。石棺葬是流行于横断山脉西藏东部、川、滇、青结合部的一种远古文化现象。石棺葬在昌都、贡觉、芒康、边坝、丁青等县均有分布，其中年代较早的是位于昌都县城北5公里处的，晚于卡若遗址的小恩达遗址。稍晚于小恩达石棺墓的有贡觉县香贝石棺墓、昌都沙贡古墓。在昌都出土的陶器中数量最多和最典型的器物是双耳罐。霍巍教授在其所著的《西藏古代墓葬制度史》中指出：“西藏的东部地区，从史前时代一直到早期部落时期（相当于考古学上的早期金属时代），看来都一直与西北地区的考古文化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像昌都小恩达遗址和贡觉香贝所出土的石棺墓葬中，都出土有一种小平底的双耳罐，与黄河上游的原始文化同类器物十分相似；同时，可能也与川西—滇西北高原的考古文化之间有一定的关系。”以上考古发掘都证实昌都一带是远古文化交汇、碰撞的重要区域，也表明昌都文化经历了多元一体的漫长历史过程。2．遗存在建筑上的多元文化色彩
这不仅能从以上介绍的昌都贡觉县通夏寺融合藏式、汉式、印度式的建筑风格中看出，也可以从昌都嘎玛寺大佛殿屋檐以藏、汉、纳西三个民族喜爱的动物特征的汉式歇山式屋顶中看出。为了把类乌齐查杰玛大殿建造得雄伟壮观，高僧吴金贡布不惜重金，特意从尼泊尔和内地聘请工匠，参与大殿的设计和建造，使查杰玛大殿成为西藏单体建筑中规模最大的建筑。洛隆硕般督镇周围和昌都森格宗遗址建有宽厚的城墙，险要地方还有防御外敌的岗楼炮台，明显参照了内地长城建筑的样式。从以上列举的建筑中可以看出，昌都建筑不仅受到了汉族、纳西族的影响，而且也大胆借鉴了包括尼泊尔、印度在内的国外建筑的精华，进而丰富和发展了西藏东部昌都的建筑，使其成为藏族建筑艺术中别具风格的经典性建筑。3．宗教领域多元文化交流与融合的特点
一方面表现在藏传佛教各教派及苯教并存的现象上。昌都地区目前有苯教、宁玛派、噶举派、萨迦派、格鲁派等众多教派，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昌都多元文化融合的历史。另一方面表现在世界三大宗教——佛教、伊斯兰教、天主教在一个地区并存的现象上。昌都清真寺位于玛塘坝中央偏东方向，该殿采用了汉族传统的四合院建筑形式，但正中殿堂为白色穹隆屋顶。天主教堂位于芒康县纳西乡上盐井村，是西藏唯一的天主教堂，由法国巴黎传教士邓得亮神父在19世纪60年代所建。教堂内的壁墙和柱子上挂着圣母和耶稣的“圣心图”，教徒每周做礼拜时念已译成藏文的《圣经》。4．遗留在地方政权中的多元文化因素
在元、明、清、民国时期，昌都作为封建割据势力的地区，先后建立了大大小小的地方政权和地方势力。他们以荣获当权者赏赐的名号、匾额、印章，作为巩固自己政权和势力的重要手段。如元朝时的亦思马儿甘万户；明朝永乐帝封赐给馆觉头目南噶监藏的朵甘行都指挥使司都指挥使，封芒康为磨儿勘招讨司、贡觉乃竹万户府，授予馆觉斡即南哥为护教王，封赐给帕巴拉等的呼图克图，封地方头人为安抚使、千户、百长等。这样就在赏赐的名号上深深留下了汉族、满族、蒙古族等民族的多元文化的烙印。5．昌都众多的行帮组织和汉族道观，反映了昌都开放、兼容、多样性的特点
这是多元文化交汇与融合的历史产物，如仅在昌都镇就有十几个行帮组织，这在前面已经介绍。又如西藏和平解放前，仅昌都镇内设立的与汉、回民族有关的寺庙道观和会馆就有清真寺、城隍庙、土地庙、川主庙、关帝庙、玉皇阁、观音阁、龙王庙、万寿宫、普安堂、陕西会馆、云南会馆等十几处。6．在昌都传统文化艺术领域里，多元文化交流与融合的特点表现得更明显
一是绘画雕刻艺术上的多元文化。早在吐蕃时期，昌都察雅仁达丹玛摩崖造像就是藏汉工匠的合璧之作。芒康邦达的石雕群像，造像的头冠和服饰体现了地道的唐代造像艺术风格。汉族传统文化艺术中的碑刻、匾额、印章等也通过各朝代当权者的封爵赐号进入昌都，为康区昌都的文化艺术输入了新的成分。16世纪，“扎西三氏”在吸收了内地风景画的技法后，创立了独特的“噶玛嘎孜”画派。由于该画派与汉族风景画融为一体，故自成体系，成为西藏三大画派之一，至今仍然焕发出勃勃生机。二是音乐、舞蹈、戏剧等领域中多元文化的融合。昌都多元文化的融合，不仅体现在与汉族为主的其他民族文化的融合上，也表现在藏族内部各地方文化的交流与融合上。藏戏是产生于卫藏地区特有的剧种，昌都人民从卫藏地区学习藏戏的同时，并没有照搬照套，而是改编和融合成为昌都人民喜爱的艺术剧种。在唱腔上，昌都藏戏融合了昌都的山歌和卓舞音乐；在剧本上根据昌都观众的需要创作了《拉鲁普雄》《罗登西饶传》等剧本，使昌都藏戏成为藏戏中重要的一个分支剧种。同样，在嘎玛寺跳神和江达岗托藏戏中有称之为“甲羌”的汉舞，其衣着皆为清兵样式，但其动作已是藏化了的“汉舞”。
（四）昌都三江峡谷文化具有浓厚的宗教文化氛围
西藏宗教，包括苯教和藏传佛教，不仅是一种复杂的历史现象，同样也是一种普遍而持久的文化现象。长期以来，它伴随着西藏社会的生存而发展，其思想体系与各种思想互相影响，已经成为西藏社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说，宗教思想已经无孔不入地渗透到了社会的各个角落，对藏族地区的政治、经济、哲学、文学、艺术、天文、历算、医学、建筑、民俗等领域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苯教是雪域高原土生土长的一种古老宗教，带有浓厚的地域文化特色。苯教约在2000年前在昌都就已十分盛行。昌都地区最大的苯教寺院为丁青的孜珠寺。孜珠寺位于丁青县觉恩乡境内，至今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后来，佛教传入昌都后，苯教的势力衰减，但昌都地区仍然是藏区苯教寺庙最多、影响最大的地区。具有代表性的苯教寺庙有建于1061年的丁青寺，建于1395年的白托永忠拉顶寺，建于1434年的永忠巴日寺等。
佛教何时传入昌都地区，尚没有明确的文献记载。不过至迟在8世纪初传到昌都一带是可以确定的。察雅仁达大日如来佛造像下面的31行藏文中有“安居总执事为窝额比丘郎却热、色桑布贝”的记载，其中“窝额”是察雅古代的地名，说明当时已经形成了较大规模的寺院建筑。8世纪中叶，当时七觉士之一的毗卢遮那被迫流放到康区时，曾在察雅“窝额”的吐杰降钦寺中译经。毗卢遮那的流放促成了佛教文化向康区传播的契机。此后，宁玛派开始在昌都地区传播，代表性的寺庙有建于1230年的斯佐钦寺等。噶举派中嘎玛噶举、玛仓噶举和帕竹噶举在昌都的势力很强。1167年，玛仓西饶生格在察雅荣周境内创建了玛仓噶举的祖寺学寺。1185年，噶举派高僧堆松钦巴在昌都县境内创建了噶玛噶举派的祖寺嘎玛寺。1277年，高僧桑吉温在类乌齐县境内创建了达垅噶举的重点寺庙扬贡寺。13世纪中叶，萨迦派高僧八思巴到元大都时，途经康区昌都，萨迦派的势力由此开始扩大到了昌都地区。在昌都建的萨迦派代表性寺庙有1096年创建的唐夏寺，建于1253年的瓦热寺，建于1296年的边坝寺等。格鲁派是藏传佛教兴起最晚的一个教派，又是寺院规模庞大、僧侣人数最多、与政治结合最为紧密的一个教派。格鲁派创始人宗喀巴早期的弟子中有不少是昌都的高僧。被称之为“边远护持圣教的六大旗手”中的向生·西饶松布于1444年创建了昌都强巴林寺，洛巴·坚赞僧格先后创建了乃塘寺、珠寺；宗喀巴“观察殊胜的二位善巧者”中的象雄·曲旺扎巴创建了查仲德钦绕吉林寺等。他们为“使格鲁派遍布于号称六冈、六绒、六雪、三茹的整个康区”作出了贡献。目前，昌都地区共有宗教活动场所496处，僧尼14410人，活动场所和僧人分别占西藏总数的29%和31%，昌都仍然是西藏七地市中寺庙和僧尼最多的地区，可以想象寺庙的影响有多大。昌都堪称是藏传佛教的万花筒。
笔者再举热巴舞的例子说明宗教对民间文化的影响。首先，热巴舞的产生和形成受到了噶举派高僧米拉日巴和热穹巴·多吉扎巴的影响，他们在热巴舞的形成中起了重要的作用。其次，热巴舞艺人所表演的一些内容，直接取材于佛教文学。热巴舞中的传统节目之一《猎人与小鹿》的小戏就是根据《米拉日巴道歌集》的故事来编排的。最后，热巴舞的道具也借鉴了苯教或藏传佛教的鼓、铃。又如昌都三江峡谷文化中的节日、礼仪和丧葬等习俗，大多与佛教有关，或受了藏传佛教思想的影响。
（五）昌都是康区传统文化的发祥地和中心之一
藏、汉史籍对康区昌都传统文化的地位与作用有很多重要的论述，如清政府在总结历朝历代，尤其是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的治藏经验教训时，认识到“藏仅为川滇之毛，康则为川滇之皮；藏仅为川滇之唇，康则为川滇之齿，且为川滇之咽喉”，进而得出“治藏必先安康”的结论。这是对包括昌都地区在内的整个康区战略地位的高度概括。清朝中叶，曾到过西藏昌都的驻藏大臣松筠在《卫藏通志》中精辟地指出：昌都“乃川、滇、西藏三界之中最为重地”，为“扼要之区”。著名康藏史学权威任乃强老先生在《西康图经》中把昌都放在整个康区的大局，一语破的地说昌都“夙为康区中心”。著名高僧杰龙·向巴曲扎活佛在其编著的《强巴林寺志》中写道：“上部阿里三围，中部卫藏四茹，下部朵康六岗，外部之怒江和澜沧江间的色姆岗地域，藏族三区之朵堆人区范围，朵康地域之中心为昌都宝地。”2012年10月15日，西藏自治区党委、政府高瞻远瞩，审时度势，创造性地把昌都地区的发展与稳定放在西藏乃至全国的大局中谋划，史无前例地召开了西藏自治区党委、政府“昌都工作会议”，这是昌都发展史上的重要转折点，具有里程碑意义。在这次会议上，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全国作了十分重要的讲话，他深刻地指出：“昌都位于西藏与四川、青海、云南交界的咽喉部位，是‘三江’流域的中心、康区腹心区、西藏的东大门，是全区对外开放、加强区域交流合作的桥梁和联系祖国内地的重要窗口”，昌都“是西藏安全稳定的‘晴雨表’，昌都的稳定事关全区的稳定，事关整个藏区乃至国家的安全与稳定”。以上这些论述，从昌都所处的地理位置和重要性，从理论与实践的高度和在西藏及全国的大局中，把昌都的战略定位非常明确而清晰地勾勒了出来。下面笔者再从昌都三江峡谷文化的角度，提纲挈领地提示如下几点：
首先，被学术界公认为西藏三大原始文化之一的昌都卡若遗址，不仅奠定了康区昌都传统文化发祥地的基础，而且也成为整个藏区代表性的新石器遗址。大凡研究藏族远古历史，都会无一例外地追溯到昌都卡若文化这个确切的源头。著名藏学专家陈庆英研究员在《西藏通史》中对卡若遗址作了高度评价：“昌都卡若遗址的发现和发掘，才是真正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石器时代考古成就。”
其次，昌都地区是整个藏区至今保留苯教寺庙最多的地区。据有关资料统计，西藏全境现有苯教寺庙91座，其中昌都境内就有57座，占了约63%。苯教是藏族最原始的教派，苯教寺庙多说明昌都保留了最古老、最神秘的藏族传统文化。可以说，苯教是打开西藏文化宝库的一把钥匙，离开了苯教，就很难真正理解西藏文化的深层次意义和价值。
再次，昌都不仅寺庙多，而且还有几座寺庙是藏传佛教的鼻祖或占有重要地位。如玛仓噶举派祖寺——学寺、嘎玛噶举派祖寺——嘎玛寺、达隆噶举派主寺——扬贡寺、康区格鲁派最早最大的寺庙——昌都寺、西藏最大的尼姑寺——觉克寺等，不仅在西藏占有重要地位，而且在整个藏区也有很大的影响。
最后，直接与文化艺术有关的几件事更是巩固了昌都这一文化发祥地的地位：一是有关《格萨尔》的遗址、遗物、壁画也好，有关《格萨尔》的版本和艺人也好，昌都不仅在西藏，而且在藏区都是名列前茅的，尤其是藏区《格萨尔》艺人中，享有国宝之称的顶级说唱家扎巴、桑珠、卡察扎巴·阿旺嘉措都是地道的昌都人。二是昌都热巴、卓舞锅庄、弦子三大舞蹈在西藏舞蹈史上有着开创性的地位。三是噶玛嘎孜画派的创立，标志着西藏画派的定型与成熟。四是前文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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