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中国人民大 学重阳金融研究院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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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国际贸易支点城市研究试读：
前言
自公元前126年张骞出使西域，开创了联通亚欧大陆的贸易路线以来，勤劳勇敢的人民探索出连接亚欧非的贸易和人文交流通路，后人将之统称为“丝绸之路”。千百年来，“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绸之路精神薪火相传，成为促进沿线各国繁荣发展的重要纽带。
2013年9~10月份，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访东南亚和中亚期间提出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合称“一带一路”）。2015年3月28日，国家发改委、外交部和商务部联合发布了《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文件。“一带一路”倡议目前已获得了包括来自俄罗斯、巴基斯坦、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韩国、越南、新加坡等60多个国家的支持与政策对接。
如果将“一带一路”比喻为亚洲腾飞的两只翅膀，那么互联互通就是两只翅膀的血脉经络。贸易畅通作为“一带一路”的合作重点，是实现“一带一路”互联互通的关键所在，而国际贸易支点城市则是务实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抓手。所谓“国际贸易支点城市”即“一带一路”沿线经济规模和国际贸易额较大，具备区位优势、开放特征，带有杠杆、撬动、集聚、辐射等功能，在国际贸易中具有重要地位的城市。“一带一路”沿线不少国家和地区基础设施薄弱，存在诸多风险，加强支点城市建设，是带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共同发展，实现共同繁荣，构建利益共同体的关键所在。因此，发展国际贸易支点城市，尤其是具有成长潜力的国际贸易支点城市，对“一带一路”建设具有引领、带动和撬动的作用。
近年来，随着中国与亚欧各国铁路、公路、机场、港口等交通设施建设的加快，移动通信网络、互联网、物联网等信息化建设全面推进，为“一带一路”经贸往来跃升到新的高度提供了有力支撑。大部分贸易过程发生在城市之间，城市的流通功能和节点作用日益凸显。随着大市场、大贸易、大流通、大合作、大金融的深入发展，以及城际流通水平和流通效率的明显提高，云计算、大数据等现代信息技术开始蓬勃发展，创新商业模式不断涌现，一大批具有明显集聚、辐射、枢纽功能的市场在亚欧大陆上崭露头角，研究、设计“一带一路”贸易支点城市网络体系已成当务之急。
本书从共建“一带一路”的国际需要，构建全方位对外开放新格局和经济新体制的要求，“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贸易畅通、区域发展、国际贸易平衡、理论研究需要等方面出发，围绕“一带一路”贸易畅通及长期发展，在充分借鉴吸收国际贸易、城市竞争力、空间经济学、地缘经济学等研究理论的基础上，创新性地提出了“人大重阳‘一带一路’国际贸易支点城市评价体系”这一关键概念，并提出一套新的国际贸易支点城市评价标准，通过主成分分析法等定量分析与专家评分法等定性分析相结合的多种方法得出“一带一路”沿线国际贸易支点城市排名，目的是通过对“一带一路”沿线的国际贸易支点城市的基础设施、区位优势、国际贸易投资环境、产业结构与配套等支撑国际贸易支点城市的重要指标进行综合评估和分析，提出有针对性的“一带一路”建设发展路径。
推动贸易畅通的关键在于找对支点城市，并发挥支点城市的重要作用。本书对国际贸易支点城市的缘起以及古丝绸之路的追溯都做了详尽的探索，并基于充分的“国际贸易支点城市”相关理论依据，通过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法，提出了“一带一路”国际贸易支点城市排名体系，得出上海、北京、深圳等优势支点城市，义乌、苏州、张家港等潜力支点城市，乌鲁木齐、喀什、哈尔滨、泉州等战略城市。本书还针对国际贸易优势支点城市、潜力支点城市、战略支点城市，从区位优势、国际贸易情况、产业结构以及发展机遇等方面进行了深入而透彻的分析，对以上城市的发展建设提出了相应建议。此书后部分章节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优势支点城市、潜力支点城市以及战略支点城市也做了创新性的研究分析，具有国际视野。最后，本书对于贸易支点城市的政策建议中肯明确，指出国际贸易支点城市要形成集群效应、网络效应，才能确保贸易畅通、共建繁荣。要中央与地方协调，避免“一哄而上”、无序竞争，实现“重点布局、陆海统筹、东西兼顾”。“一带一路”国际贸易支点城市建设要找到对口城市，对外投资关键在于找对支点国家，而对外贸易关键在于找对支点城市，符合“一带一路”合作建设的规律。
从“一带一路”愿景与规划出发，研究哪些城市可作为国际贸易支点城市加以布局建设有助于推进国际贸易合作、实现贸易畅通。建设好国际贸易支点城市，可促进投资贸易便利化，消除投资贸易壁垒，构建良好营商环境，共建自由贸易区，激发释放合作潜力，做大做好合作蛋糕，进而畅顺大通道、提升大经贸、深化大合作。到目前为止，国内尚无对“一带一路”国际贸易支点城市的研究。
本书是国内首本以“支点城市”为研究对象的重要研究成果，对于“一带一路”贸易畅通目标的具体实现以及未来的发展方向都具有重要的引导作用，使国际贸易支点城市成为推动贸易畅通，建设“一带一路”的重要抓手。
受时间和数据可获得的限制，本书以中国大陆城市为研究主体，加入了部分重要外国城市。对国际城市、城市群的研究等问题需要放在下一个年度来补充完善，期待读者与我们共同努力来完善和推进“一带一路”国际贸易支点城市的建设，为促进贸易畅通的“一带一路”建设而努力！第一章“一带一路”国际贸易支点城市之缘起
推动“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以下简称“一带一路”）建设，是党中央、国务院结合国际形势变化，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做出的重大决策。其国际意义在于促进沿线各国的互联互通的同时，继续深化我国全方位对外合作，力求建立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应当如何全面推进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贸关系？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首创性地提出一个关键概念：“一带一路”国际贸易支点城市。“一带一路”国际贸易支点城市是指在“一带一路”沿线，经济规模和国际贸易额较大，具有良好的基础设施、人力资源及开放的商贸投资环境，有较强集聚、辐射及撬动等功能，在国际贸易中具有重要地位的城市。推进“一带一路”要研究“支点城市”
从古丝绸之路到“一带一路”，关键在于“丝绸之路经济带”的畅通，而使“丝绸之路经济带”畅通的关键在路线上的城市，可见“一带一路”沿线城市的贸易发展是破题的第一要义。在国际贸易中，国际贸易中心城市的提法由来已久，而在推动“一带一路”倡议的过程中，我们的研究对象由国际贸易中心城市转变为“国际贸易支点城市”，主要基于以下几点考虑。1.从内涵来看，国际贸易支点城市的内涵更深
国际贸易中心城市，一般是指资源高度集中，以巨大体量参与国际贸易，国际化程度极高，国际贸易影响力对内辐射全国、对外辐射全球的国际著名大都市。在“一带一路”沿线城市，不乏高度国际化的贸易大都市，但主体是具有国际贸易发展潜力的中小城市。国际贸易中心城市的概念显然不能涵盖这些城市类型，而国际贸易支点城市在某种程度上不仅包含国际贸易中心城市，而且包括中小城市。具体来说，国际贸易支点城市既包含国际贸易中心大都市，又包含中小城市，并且更加强调中小城市的国际贸易的未来发展潜力和空间。从这一点而言，国际贸易支点城市与“一带一路”倡议的主旨也更为贴合。2.从外延来看，国际贸易支点城市外延更广
国际贸易中心城市，一般更强调由点到面即附近圆周范围内的辐射作用，而国际贸易支点城市的外延不仅强调辐射周边地区的作用，更强调城市点与点之间串联与贯通。“一带一路”要实现沿线国家互联互通、全方位的深度合作，不仅要发挥沿线城市的辐射作用，更要发挥沿线城市的串联作用。“一带一路”国际贸易支点城市，由点入手，以点串线，由线成带，由带到面，形成一个辐射和全面发展的格局。这就形成由国际贸易支点城市带动，全线畅通，辐射周边，既有广度、宽度，又有维度的贸易经济带繁荣发展的局面。3.从区位因素来看，国际贸易支点城市与“一带一路”关联性更高
国际贸易中心城市，一般多为一国最主要的经济中心。从地理区位的角度看，不是所有国际贸易中心都处于“一带一路”六大经济走廊的沿线，但是都与“一带一路”有直接关联性和主动推动作用；相应地，“一带一路”沿线城市也不都是国际贸易中心。而国际贸易支点城市与“一带一路”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首先，国际贸易支点城市在地理上处于“一带一路”沿线，对于“一带一路”的倡议有直接且主动的推动作用。其次，国际贸易支点城市涵盖了重要的沿线城市作为交通通道节点，而且强调沿线城市在“一带一路”中的战略节点地位，一个支点城市往往联结着多条线、多条通道，只有国际贸易支点城市之间的串联才能达成整条线与多条线的贯通，从而形成一条乃至多条贸易经济带。4.从发挥作用来看，国际贸易支点城市对“一带一路”的作用力更大
国际贸易中心城市，一般更加强调一个城市对于周边区域、全国乃至全球的核心地位和作用。而“一带一路”倡议涉及范围广泛，沿线国家多为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涉及沿线城市中对外贸易发展程度各异，若倡议选择最大程度集中优势资源将某些沿线城市培育成国际贸易中心，不仅耗时费财，还有悖于“一带一路”倡议的宗旨。相比之下，要实现众多当前贸易水平不发达但发展潜力巨大的沿线城市的贸易畅通，国际贸易支点城市更具备无可比拟的优越性。国际贸易支点城市更加强调沿线城市作为支点对于周边区域、全国乃至其他沿线城市的撬动作用和支撑作用，这种撬动作用和支撑作用在于选择一个最佳着力点，以最小的成本与代价发挥最大的影响力，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推动贸易畅通关键在于找对支点城市“一带一路”国际贸易支点城市是推动贸易畅通，进而推进“一带一路”倡议成功实施的保证；其中的重中之重，是“一带一路”国际贸易支点城市应如何确定与分类，这决定着未来政策的制定和支持，决定未来的资源布局和推进规划。准确评价支点城市，是实现全面布局、陆海统筹、东西互济，避免“一哄而上”、资源浪费的首要工作。1.国家战略的需要：培育支点城市，撬动跨国贸易
根据传统的国际贸易中心城市理论，国际贸易中心城市是资本集中、贸易规模巨大、金融与其他服务体系配套完全、具备创新和跨国企业孵化能力的重要平台。国际贸易中心城市是一个国家重要的战略布局，是面向全世界、开拓全球市场的重要平台和渠道，更是获取全球资源的战略前哨。
但是，国际贸易中心城市的形成需要极深厚的工业和贸易底蕴，需要国家和地方政府的共同努力，需要长时间的积累和建设。因此，可以称作国际贸易中心城市的数量较少。“一带一路”构想覆盖了人口数量众多、地域分散的欧亚大陆中轴。但是，不少沿线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相对薄弱，工业积累程度参差不齐，金融及配套服务体系相对缺乏。而这些地区往往远离传统的国际贸易中心城市的辐射带。因此，必须进行理论创新、政策创新和实践创新，从“一带一路”建设需要出发，培育沿线的贸易支点城市。
国际贸易支点城市，最重要的意义就在于对周边的“撬动”作用和“辐射”作用。只有形成国际贸易支点城市辐射周边的网络化格局，充分发挥城市集群效应，才能撬动跨国贸易，撬动跨国物流与人际交往，才能更好地实现共同发展、共享繁荣。2.推动贸易畅通的需要：贸易畅通关键在于找对支点城市
贸易往来一直是世界经济的重要内容，贸易畅通更是“一带一路”建设最主要的内容之一，“一带一路”的“五通”，贸易畅通是重要的切入点。
历史上，无论是陆上丝绸之路还是海上丝绸之路，首先都是贸易之路。2000多年前，亚欧非大陆上勤劳勇敢的人们，探索出多条连接古老文明的贸易和人文交流之路，后人统称为“丝绸之路”。
改革开放以来，贸易一直是我国同周边国家联系的基础。2014年，我国进出口实际增长6.1%，出口实际增长8.7%，高于预期目标。全年中国出口占全球份额达12.2%左右，继续保持全球第一货物[1]贸易大国地位。“五通”是“一带一路”建设的主要内容，“五通”之间也存在相互影响的关系。在“五通”中，贸易畅通是重点内容。在贸易畅通的推动下，才有道路和设施畅通的需求，才有货币流通的推动力，才有民心相通的基础。建立贸易效益机制，实现贸易便利化，能够带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共同发展。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要以点带面、从线到片，逐步推进区域大合作。“一带一路”构想的实施重点是找对节点国家。如果说海外投资的关键在于找对节点国家的节点项目，那么推动贸易畅通的关键就在于找对支点城市，发挥支点城市的作用。
例如，考虑到中亚国家发展相对落后，各国基础设施现状都还较为薄弱，中国西部地广人稀、交通不便，在这种情况下，打造支点城市将会明显改善相关地区的贸易环境，对周边国家的撬动作用也更加明显。因此，寻找支点城市符合推动“一带一路”建设的客观规律。3.协调各地方对接的需要：实现合理布局，避免“一哄而上”
推进“一带一路”国际贸易支点城市建设，首先面临的问题就是哪些城市应当成为国际贸易支点城市，如何建设“一带一路”国际贸易支点城市。
根据“一带一路”推进工作领导小组的设想，各省份要尽快完成各省份的对接实施方案，完成与“一带一路”愿景与行动的对接。对于以国际贸易作为重要经济内容的省份来说，如何更好地立足自身优势，制定未来发展规划，就成为必须要考虑的一个问题。
要准确选择国际贸易支点城市，发展国际贸易支点城市，发挥国际贸易支点城市的示范作用，有四个重点：第一，要重点发挥国际贸易优势支点城市的辐射与撬动作用；第二，要重点破除制约国际贸易潜力支点城市成为国际贸易优势支点城市的制度障碍和瓶颈，重点是要加大改革力度，打破行政级别的束缚；第三，要重点扶持国际贸易战略支点城市，加强其能力建设，充分发挥战略作用；第四，要以“全国一盘棋”的思想，实现合理布局，调整个别地方出现的“一哄而上”和无序竞争所造成的资源浪费，将位于国际贸易支点城市辐射带的地区纳入整体发展规划。
建设“一带一路”国际贸易支点城市，是一个宏观角度的战略行为，仅仅依靠一个城市或几个城市是无法推动的。必须从国家层面入手，中央与地方相结合，共同推进。此外，还应注重智库在建设国际贸易支点城市中的重要作用，从学术方面对支点城市的评价和选取提供一定的理论支持。4.实现国际贸易平衡的需要：拓宽贸易空间，优化贸易结构
目前我国仍处在贸易发展的重要机遇期，但是同时也面临着更加严峻的国际与国内形势。从国际看，世界经济增速放缓，大宗商品价格及国际汇率波动加剧，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国际贸易竞争加剧；从国内看，企业经营成本迅速上升，外贸结构调整难度变大，外贸企业创新能力和意愿不足，与发达国家企业差距十分明显。
在这样的形势下，要确保国际贸易继续实现稳定增长，必须要充分立足于我国的产业优势，寻找新的贸易增长点，拓宽贸易发展空间，优化贸易结构，从而促进贸易平衡。
对于各省份来说，就是在“一带一路”的历史机遇下，从“贸易畅通”入手，把握与沿线国家合作的机遇，拓展国际贸易新空间；实现产业投资与国际贸易的新结合；要制定国际贸易发展规划，寻找与“一带一路”关键节点城市的合作；要实现支点城市规划与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相结合。而这些首先面临的问题就是明白哪些城市应当成为国际贸易支点城市，应当如何与这些城市展开合作。5.理论研究需要：首创提出了“一带一路”贸易支点城市评价体系
自“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产学研各界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区域研究很多，并提出了很多建设性构想。但对“一带一路”国际贸易支点城市的提法较少，更没有提出如何选取城市作为“一带一路”国际贸易支点城市进行培养、推动，也没有提出具体的建设思路。因此，必须充分发挥智库在建设支点城市中的支持引导作用，从学术和智力方面对支点城市的选取和评价提供理论、政策和方法支持。
针对以上需要，本书立足于推动“一带一路”贸易畅通，从沿线城市国际贸易入手，通过产业基础便利、产业配套便利、国际贸易体量、区位优势、国际化程度、国际辐射力、政治影响力等指标，评价沿线的贸易重点城市，选出“一带一路”贸易国际支点城市，并据此建议政府有针对性、先后性地对“一带一路”进程进行推动，充分发挥各重要城市的支点性作用和撬动作用，推进建设有潜力的城市成为区域的贸易中心，并通过其向末端的深化，进而通过促使各支点性城市的互联互通，形成框架性网络，逐步实现网络的密集化发展。
[1] 商务部. 2014年商务工作年终综述之十：新常态下我国外贸发展提交优异答卷[EB/A]，http://www.mofcom.gov.cn/article/ae/ai/201501/20150100872487.shtml.“一带一路”国际贸易支点城市研究
在现有文献中，关于“一带一路”沿线城市的研究已经出现了大量文献，但受传统理论和研究方式的影响，“一带一路”国际贸易支点城市的提法却鲜有相关文献涉及，有关研究成果大都受到研究者专业方向的局限，没有站在国家战略角度，综合研究“一带一路”沿线支点城市的国际贸易状况。
在早期的研究中，朱显平和邹向阳首次在交通经济带、成长三角区以及增长极限论的基础上，提出了“丝绸之路经济发展带”的概念，并认为已经具备了完整体系的城市条件，孕育了关中城市群、河西走廊城市群、黄河上游城市群、南疆城市群、北疆城市群、哈中北部城市群、伊犁河谷—哈东南城市群、费尔干纳盆地及周边城市群等8个城市群，以这些城市群为支点，再以其他具有特色的城市作为补充，可以形成规模较大、结构较合理的城市体系，从而奠定了基本[1]的城市体系条件。何栋材从空间结构理论的角度理解丝绸之路经济带，他认为经济带的实质是一种“核心—外围结构”的特殊形式，核心是由线状基础设施串联点状城市而形成的产业轴；外围是一种条带状结构，它是由同心圆式的圈层结构异化而成，并与核心产业轴呈[2]现对称排列。樊秀峰认为，“丝绸之路经济带”实质上是经贸合作平台，是商品流通之路，由存在于“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的商贸中心城市有序推动。商贸中心城市集聚众多国际贸易要素，具有庞大的经济向外辐射力，是一个区域发展的经贸中心。由于这些商贸中心城市散布在不同国家地区，需要互联互通且高效的道路、便利化的通关[3]手续作为保障，二者缺一不可。
关于“一带一路”沿线城市的作用。卫玲和戴江伟提出，“丝绸之路经济带”发展的根本动力是产业、人口形成的“点—轴”集聚效应。产业在区域经济的发展中发挥了支柱的作用，产业的集聚也会带来规模经济；人口的集聚为产业提供了巨大的消费市场和劳动力市场。因此，产业和人口构成了一个充满活力的经济区不可或缺的两个方面。而城市就是产业和人口集聚而成的经济空间，成为各国、各地区竞争的主体所在。一方面，城市集聚了周围区域最优质的资源，是经济带各要素流动的节点和枢纽；另一方面，城市是开展经贸合作的[4]区域支点，沿线城市的交流合作成为丝绸之经济带的关键内容。卫玲和戴江伟运用西北地区30个地级以上城市2002年、2007年及2012年的人口规模数据，使用“位序—规模分布法则”，检验了这些城市体系规模分散的聚散水平。结果发现，城市体系集聚效应较低，城市人口分布较分散，还没有形成一定规模的大城市。这就使得城市的集[5]聚效应有限，要重视培育丝路沿线的大城市。崔林涛认为，新亚欧大陆桥沿线的中心城市可以在区域经济发展中发挥重要的辐射作用和带动作用，沿线中心城市都具有比较优势，市场发展潜力巨大。新亚[6]欧大陆桥的交流合作，最重要的是城市间的互动交流和项目合作。高新才、杨芳利用城市流模型，分析了“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的江苏、河南、陕西、甘肃、安徽和新疆6个省区的30个城市的时空变化特征及对外联系作用，结果发现：城市外向部门的外向功能量、区位熵和城市流强度呈现东高西低格局且总体偏低，西部中心城市的作用有待加强，很多城市的城市流强度结构不合理问题突出。并就“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城市发展提出大力推进交通基础设施建设，重点促进城市优势产业发展，积极培育新的增长极，以及加快改善城市流强度[7]结构的政策建议。
也有一些学者进一步肯定了大城市、城市群对“一带一路”发展的支点作用。白永秀和王颂吉认为，大城市、城市群是“丝绸之路经济带”的重要支点，通过经济带建设，可以促进大城市的发展和城市群的发育，为经济带建设提供有力支撑，也对优化中国人口和城市的[8]区域空间布局有重大现实意义。李兴江和马亚妮认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开发，不仅有利于对古丝绸之路上的核心城市的进一步开发，还对挖掘沿线新兴城市有重要作用，将这些城市相连就成为一条合作共赢的经济带。同时，“丝绸之路经济带”连接的不仅是单独的[9]城市，而是以核心城市为依托的城市群（经济区）。李建民提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发展要以交通运输干线为发展轴，并以轴上的若干大城市作为支点核心，发挥经济辐射和集聚效应，连接带动周边城市的经济发展，从而形成点密集、面辐射、线延伸的贸易、流通、生产一体化的经济带区域。为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和打造向西开放的经济平台，沿线城市要发挥好各自优势，加强彼此交流合作。[10]
在研究“一带一路”沿线城市的文献中，有一大类文献运用计量模型对沿线城市进行评估。部分文献分析沿线城市的影响发展因素和承载能力。例如，李建伟和王炳天通过利用层次分析法（AHP）进行分析，把影响因子的权重作为筛选的依据，并利用对19个因子权重的聚类分析，划分为自然因素、经济因素、社会文化因素等三大类，发现了影响“丝绸之路经济带”城市发展的五大主要因素，包括作为基础条件的生态环境，作为必要保障的政局稳定，作为活力源泉的商业贸易，作为助推动力的多元文化和作为支撑条件的交通驿站等，并[11]进一步探究了这些影响因素的内在特征和动力机制。程广斌、申立敬和龙文构建西北城市群的综合承载力指标体系，使用改进的熵值法，分别测度西北地区城市群与群内城市的综合承载力并进行比较分析发现，西北地区城市群的综合承载力在整体上处中上水平，但是空间分布差异较为明显；从需求与供给角度来看承载力，兰白西城市群、关中—天水城市群存在超载问题；各城市群的综合承载力的制约因素存在差异且互相影响，受限制程度也存在差异；大城市的综合承载[12]力及其开发潜力低于中小城市。
其中有一些研究对“一带一路”沿线城市的竞争力、发展潜力进行评估比较。例如，刘泽照、黄杰和陈名对“丝绸之路经济带”城市竞争力进行测度，构建了7大类38项的城市竞争力指标体系，使用AHP工具来求各级指标权系数，利用多层次模糊综合测度模型取得各级节点的城市竞争力水平。运用Q型系统聚类分析节点城市综合竞争力数据，使用类间平均链锁法，利用欧氏距离，同时将城市影响力、产业分工与聚散、交通枢纽地位等因素加以考虑，得到“丝绸之路经[13]济带”节点城市竞争力的综合分层结构。刘立云和雷宏振利用亚欧大陆桥中国段沿线的西安、敦煌、兰州等21个节点城市，构建包括城市旅游开发现状、城市旅游环境承受力和城市旅游发展潜力等原始指标的旅游地中心性指数，并提出建立一个基于旅游中心城市等级[14]划分体系的文化旅游产业的集群。王东华等构建“丝绸之路经济带”中国段的城市潜力指数，利用均方差赋权法和模糊隶属度函数方法分析了县级、地级城市潜力的空间格局，结果发现，城市潜力整体上偏低，东中西各地区存在显著差距；城市潜力水平具有由中心城市向周边衰减的特征；城市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制约了城市潜力的提[15]升，但制约程度更大的是城市创新水平。
也有一些文献对“陇海—兰新”铁路的沿线城市的有关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对经济贸易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钟卫稼选取2000~2014年的“陇海—兰新”铁路干线的17个城市的面板数据，采用VAR模型实证分析了交通基础设施投资、运输业总值与各市经济总量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交通运输业的发展、基础交通投资量与经济增长之间呈现长期稳定的关系，交通运输业和基础设施投资的发展能够促进[16]经济增长，但基础设施投资总量的增加并不能促进经济增长。刘育红和王新安采用空间计量分析方法，对“陇海—兰新”铁路沿线的17个城市2001~2010年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发现“新丝绸之路”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具有显著的正向效应，铁路和高等级公路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有74.8%的空间溢出效应，所有种类的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有59.1%的贡献份
[17]额。刘育红和王曦选取“陇海—兰新”铁路沿线的17个城市的交通基础设施的2001~2011年的面板数据，采用引力模型实证分析城际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对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影响，结果发现，城际贸易的边界效应值近似于发达国家间贸易的边界效应值，交通基础设施建设[18]的改善有利于区域贸易的发展，促进了区域经济一体化。
目前，有关“一带一路”的具体节点（支点）城市，学界还没有形成一致意见。郭爱君和毛锦凰认为，就节点城市来说，“丝绸之路经济带”有中国—中亚节点城市连成的北线，北线以连云港为起点，途径郑州，穿越古城西安，进入甘肃兰州，到达乌鲁木齐，出新疆进入中亚，抵达欧洲；上海、福州、连云港、北海、海口等东部沿海城市与城市群形成的南线，在连接西北西南、承接华南华中的节点重庆和成都交汇并入北线，形成一个提升东部、带动中部、推动西部的经济圈，并与中亚地区节点城市组成了互联互通的经济大通道。位于中国和中亚5国的节点城市具体有：广州、福州、海口、杭州、南京、连云港、南宁、重庆、昆明、成都、西安、兰州、银川、西宁、乌鲁木齐、阿拉山口、比什凯克、阿拉木图、杜尚别、塔什干、阿什[19]哈巴德等20多个城市。卫玲和戴江伟提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大中城市主要沿着中国“陇海—兰新”铁路分布，位于中国和中亚地区的主要城市有：连云港、徐州、郑州、商丘、洛阳、开封、三门峡、渭南、西安、咸阳、宝鸡、天水、兰州、武威、张掖、酒泉、哈密、乌鲁木齐、库尔勒、喀什、伊犁、阿拉山口、阿拉木图、比什凯克、[20]塔什干、杜尚别、马雷、阿什哈巴德等。“一带一路”涉及的国际经济走廊开发，将对中国的不同区域的城市乃至国土空间格局产生重要影响。刘慧、叶尔肯·吾扎提和王成龙认为，借助新亚欧大陆桥，以郑州、重庆、成都、武汉、西安、乌鲁木齐等为代表的城市将成为中国内部经济对外开放的新高地，同时，新亚欧大陆桥也将串联起来的沿线城市组成中国东西方向的一个发展轴。由于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和中国—中南半岛国际经济合作走廊的建设，南宁和昆明的次区域中心城市地位也将进一步提升，从昆明到广州的陆海大通道将在中国的南方逐渐形成。“一带一路”建设也将提升中国沿海城市的国际竞争力，促使北京、上海、广州等国际化大都市的形成。同时，随着“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二连浩特、满洲里、瑞丽、东兴等城市将成为中国边境地区发展的中心城市，绥芬河、磨憨、红其拉普、阿拉山口、霍尔果斯等口岸的基础设施建设也将加速，并且有助于形成二连浩特、黑河等新的跨境经济合作区。[21]
本书试图借助已有研究成果，弥补现有研究的空白，希望对“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以及“一带一路”沿线国际贸易支点城市的研究做出贡献。第一，不同于国际贸易中心城市，本书创造性地提出了“一带一路”国际贸易支点城市，更强调沿线城市作为支点的支撑、撬动和辐射作用。第二，在“一带一路”国际贸易支点城市概念的基础之上，创造性地提出了包括12大项38小项指标的“一带一路”国际贸易支点城市评价体系，以科学定量的分析方法解决了国际贸易支点城市如何确定的问题，并对国内与国外支点城市进行了类别研究。第三，基于国际贸易支点城市的撬动作用，本书以国家战略与区域发展的视角，综合分析了战略支点城市周边的国内与国际的经济走廊。第四，本书对于当前“一带一路”国际贸易支点城市的研究与分析是以历史上国际贸易支点城市为基础，深入分析了历史上国内与国外的“一带一路”沿线贸易支点城市。
当然，由于时间及研究能力所限，本书难免有诸多疏漏，例如“一带一路”国际贸易支点城市评价体系可能不尽完善，评价对象中未涵盖全部“一带一路”国外沿线支点城市，希望在后续的研究中得以完善。也正是如此，本书更大的意义可能在于为“一带一路”沿线城市的研究、企业的实践以及政府的政策实施提供一种探索方向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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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远古时期，人类虽然面对今天我们难以想象的天然艰险的挑战，但是欧亚非大陆之间也不是那么的隔绝。毕竟，在古埃及、两河流域、印度河流域和黄河流域之北的草原上，就有许多由不连贯的小规模贸易路线大体衔接而成的草原之路，这点已被沿路诸多的考古发现所证实。这就是最早的丝绸之路的雏形。
公元前15世纪左右，来自中原地区的商人就开始出入今天塔克拉玛干沙漠地带的边缘，购买产自现新疆地区的和田玉石，同时出售海贝等沿海特产，并同中亚地区进行小规模交易往来。阿拉伯半岛的耐渴、耐旱、耐饿的单峰骆驼、双峰驼、良种马等动物也开始逐渐被人们所使用。
在欧亚大陆腹地有很多广阔的草原，而在高加索地区、今天乌克兰等地，土地肥沃也早不是什么新鲜事，游牧民族和往来的商人都可以随时随地安定下来，就近补给水和食物。这就为商人、旅行者开始可以在最早的丝绸之路沿线国家进行长期、持久的远行提供了可能性。但是一直迟至1877年德国地理学家费迪南·冯·李希霍芬出版他的游记《中国—亲身旅行的成果和以之为根据的研究》，“丝绸之路”（德文Seidenstrassen）才正式见诸文字记载。等到了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写《丝绸之路》的时候，这个名字就更为世人所认可了。
丝绸之路通常是指欧亚交通当中靠北一点的商路总和，与靠南的茶马古道相呼应。很多人认为，西汉的张骞在公元前138年至公元前126年和公元前119年两次出使西域，是开辟中西交通新纪元的标志性事件，尤其在中国，他的故事几乎家喻户晓。司马迁在《史记》中[1]说：“于是西北国始通于汉矣。然张骞凿空，其后使往者皆称博望[2]侯，以为质与外国，外国由此信之”，称赞其开通西域的伟大贡献。从此，这条路线被作为“国道”，将中原、西域与大伊朗、累范特[3]、阿拉伯紧密联系在一起。张骞开辟的这条道路以长安为起点，经过今天的关中平原、河西走廊、塔里木盆地，到锡尔河与乌浒河之间的中亚河中地区、两伊地区，并联结沿地中海各国的陆上通道，以后又发展成为包括南道、中道、北道三条路线的要道网络。
发展到隋炀帝时，因为吏部侍郎裴矩出使河西，掌握了对西域情况的第一手资料，撰写了《西域图记》三卷，引起炀帝浓厚的兴趣，甚至亲巡河西，结果西番胡二十七国谒于道左“壬子，高昌王麹伯雅来朝，伊吾吐屯设等献西域数千里之地”。炀帝西巡后丝绸之路贸易果然迅速繁荣，“诸蕃请入丰都市交易，帝许之”，并“遣掌蕃率蛮[4]夷与民贸易”。
唐朝基本上延续了隋朝对西域的政策。敦煌的集市上汇聚了汉族和中亚各国的商人，这些“商胡”，来自阿拉伯、非洲、东罗马帝国、波斯、印度次大陆诸国，交易货物从中原的丝绸、瓷器，到西域的珍宝、北方的驼马、当地的粮食，等等。根据统计，武德七年（公元624年）到天宝十四年（公元755年）的131年间，西域一共入贡89次，往来之频繁，可见一斑。甚至有粟特商人定居敦煌地区，当地官[5]府建乡设制，编入户籍，逐步形成聚落，直至安史之乱后才渐趋没落。
由此可见，丝绸之路是古代东西方商队在不断的历史实践过程中，战胜严酷的自然环境后逐渐开辟的商道，广义的丝绸之路是指，所有从上古时代就开始陆续形成的，横贯欧亚大陆，甚至包括跨越北非和东非部分地区在内的文化交流及商贸的交通线路总称，还包括中古初年形成，在宋代发挥巨大作用的海上丝绸之路和西北丝绸之路，以及在宋初取代西北丝绸之路成为路上交流通道的南方丝绸之路。
一般来说，丝绸之路可分为三段，而每一段又可分为北中南三条线路。东段大致从洛阳、长安开始到玉门关、阳关一带。中段大致从玉门关、阳关以西延伸到葱岭。葱岭以西则都可以算西段。这些道路从汉代开始逐渐形成，到隋唐时期较为成熟，其安全性往往依据政局而变化。10世纪中段主要是塔里木盆地境内的线路，它们随绿洲、沙漠的变化而时有变迁，且分岔和支路很多。中段靠南的又称于阗道，沿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走，经鄯善、于阗、莎车等至葱岭。如果沿塔克拉玛干沙漠北缘走，可以经楼兰、吐鲁番（车师、高昌）、焉耆（尉犁）、库车（龟兹）、阿克苏（姑墨）、喀什（疏勒）到费尔干纳盆地（大宛），也可以从安西（瓜州），经伊吾、吉木萨尔（庭州）、伊宁（伊犁），直到碎叶。10世纪末期，北宋王朝时期，因为与西夏政权长期对峙，开辟了从天水经青海至塔里木盆地的“青海道”，成为北宋时期的一条新的商路。自葱岭以西直到欧洲的都是丝绸之路的西段，它的北中南三线分别与中段的三线相接对应。西段南线：起自帕米尔山，可由克什米尔进入巴基斯坦和印度，也可从白沙瓦、喀布尔、马什哈德、巴格达、大马士革等前往欧洲；西段中线：自喀什起，走费尔干纳盆地、撒马尔罕、布哈拉等到马什哈德（伊朗），与南线汇合；西段北线：沿咸海、里海、黑海等地到君士坦丁堡。
唐宋以后，随着中原王朝对西域逐渐失去掌控能力，丝绸之路也慢慢衰落。宋代与西夏、辽、金、元等王朝长期的对立，使得西域之路不再畅通。同时，两宋以后，海上贸易渐次发达，中国经济重心南移，也对西域丝绸之路造成很大冲击。及至明朝，虽然帝国再次把触角伸到广袤的西域，但是其经济仰赖东南却也是不争的事实。海上丝绸之路的繁兴，倒成了丝绸之路历史晚期的亮色。
[1] 凿空，本意为凿开空通，意即探险。——编者注
[2] 史记（卷123）·大宛列传[M].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4: 11~42.
[3] “累范特”一词原本适用于“意大利以东的地中海土地”，在中古法语（Middle French）中，Levant一字即“东方”（The Orient）的意思。
[4] 隋书（卷67）·裴矩传[M].北京：中华书局，1997.
[5] 刘进宝。丝绸之路敦煌研究[M].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10: 51~53.古代陆上“丝绸之路”的国际贸易支点城市1.洛阳
洛阳城位于洛水之北，水之北乃谓“阳”，故名洛阳，又称“洛邑”。境内山川纵横，西靠秦岭，东临嵩岳，北依太行山，又据黄河之险，因此得“河山拱戴，形胜甲于天下”之名。
据《穆天子传》记载，早在西周时期，周穆王（公元前1001年~前947年）从宗周（洛阳）出发，西征犬戎，直抵昆仑山脉，这是洛阳与西域往来最早的文字记录，虽然作品本身的真伪在学界有争议，但是也说明关于西域的文字，古已有之。从洛阳开始向北经过山西北部，折而向西，到达河套地区，由今天的内蒙古河套地区往西，过中[1]亚草原，便是所谓的草原丝绸之路。
虽然说东周时期洛阳已然登上政治舞台，但是直到东汉建武元年（公元25年），光武帝刘秀定都洛阳之后，洛阳才逐渐真正地成为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由于对外贸易的发展，西域客商也云集于此，成为丝绸之路的东端起点。
从洛阳出发，西经长安至敦煌，丝绸之路由此分为三条通道，“西域诸国，汉初开其道，时有三十六，后分为五十余。从建武以来，更相吞灭，于今有二十道。从燉煌玉门关入西域，前有二道，今有三道。从玉门关西出，经婼羌转西，越葱领，经县度，入大月氏，为南道。从玉门关西出，发都护井，回三陇沙北头，经居卢仓，从沙西井转西北，过龙堆，到古楼兰，转西诣龟兹，至葱领，为中道。从玉门关西北出，经横坑，辟三陇沙及龙堆，出五船北，到车师界戊己校尉[2]所治高昌，转西与中道合龟兹，为新道。”
隋代大业时期，作为东都的洛阳与西域交往愈加频繁。大业三年（公元607年）10月，隋炀帝以裴矩为黄门侍郎，驻张掖经略西域。裴矩广泛收集资料，撰《西域图记》三卷（今佚）。在其序中，记载有隋时洛阳通往西海的三条路线：以洛阳为起点，经长安、凉州至敦煌，北道从伊吾、蒲类海、铁勒部，至拂林国，达于西海；中道从高昌、焉耆、龟兹大小安国，至波斯，达于西海；南道从鄯善、于阗，[3]度葱岭，又经护密、吐火罗，至北婆罗门，达于西海。西域诸国客使曾两次在东都洛阳受到隋朝礼遇。
唐初时期，西突厥势力一度强盛，使得丝绸之路通道受阻，洛阳到西域的通道也被阻断，但是在7世纪中叶，唐军攻灭西突厥后，丝绸之路的交通就很快恢复起来。洛阳作为东都，与长安城并称东西两宫，各国使者和商人都云集在此。
据唐德宗的宰相贾耽所记，隋唐时期，从边州入四夷道路主要有7条，这7条道路构成了以洛阳为中心的中外交通网，不仅促成了洛阳工商业的繁荣，对全国经济、政治、文化发展大有裨益，而且对促进中外经济、文化的交流和友好往来也起着积极的作用。
唐代的东西两京（洛阳与西安）不仅通过丝绸之路和欧洲东罗马帝国君士坦丁堡连接到一起，而且沿地中海地区的前倭马亚王朝（公元661~750年），从开罗通过北非沿岸西进打开了前往西班牙、葡萄牙所在的伊比利亚半岛的通道，对世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2.西安
今陕西西安，古称长安、兆京，其地处关中平原中部，自古就有地利之便，东起潼关，西至大散关，号称八百里秦川。南有属于秦岭山脉的太白山、中南山、骊山、华山等峰峦山脉，北有北山，西有高大的陇山。西汉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汉军屡破匈奴，并终于攻取河西走廊之地，张骞出使西域，以长安为起点，经甘肃、新疆到中亚、西亚，并联结地中海各国的陆上通道，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丝绸之路。
长安城在唐朝进入了它的鼎盛时代。许多人将前往大唐作为一种信仰，而长安则又是这个信仰的支点。他们或为求学，或为传教，或为经商，或为定居。为了一睹这座世界级的繁华都城，他们心甘情愿地背井离乡，不远万里，历经艰险来到这里。居住在长安城的也不只限于汉人，许多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也把这里当作自己的乐土。
那时，在丝绸之路上最活跃的商人是中亚粟特人。在长安城，到处都能看到粟特胡商活跃的身影。他们将中国的陶瓷、丝绸带到中亚、欧洲，也将各地的特产带回了中国。在长安城内，有东市和西市两个市场，面积在1平方公里左右。市场周围都有120米宽的大道，方便交通。而在市场内则是道路交错纵横。一般来说，东市卖的国内产品更多，西市卖外国货更多一些。东市大概有220组店铺，卖的东西有毛笔、铁器、布匹、肉、酒、印刷品，而西市则卖食物、皮货、来自欧亚的首饰、宝石等。来交易的人可以在市场周围轻易找到饭店、酒馆、小吃摊甚至妓院，行商也可以把货物存放在仓库里便于提货，而把钱存在类似今天银行这样的地方。有的旅店有多达20间客房。市场每天正午开门，日落前一个时辰打烊。市令还给牲口和奴隶的买主发放市券，证明买家的身份，经过关卡的时候买主必须出示市券才能过关，这样就保证这些当时颇为昂贵的交易中买家不会因为偷盗而遭受损失。而且，唐律还规定五品以上官员不能进入市场，因为唐律认[4]为官员如果和商人勾结非常容易造成腐败。当时的长安是世界的中心，是一座国际性城市和文化交流的中心。3.喀什噶尔
喀什噶尔（喀什）是丝绸之路上“活着的古城”，坐落在中国大陆最西部的边陲。在地理上，喀什位于喀喇昆仑与塔克拉玛干大漠之间，是新疆唯一的全国历史文化名城。在西汉时期，喀什噶尔是“西域36国”之一的疏勒国所在地，是古代西域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
汉朝初年，张骞出使西域，所讲的疏勒就是指喀什噶尔。东汉班超平定西域，也把通往西域的指挥中心设在这里，喀什噶尔也就成为举足轻重的重要城池。盛唐时期，喀什则是河西走廊之外有名的安西四镇之一。唐玄奘到西天取经，路过此地后著有《大唐西域记》，对[5]喀什有精彩的描述。浓墨重彩横贯欧亚大陆的交通大动脉的古丝绸之路，进入塔里木盆地以后便分为南北两道而行，绕过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后又在喀什交汇，然后越过帕米尔高原，通往印度、伊朗、西亚、欧洲等地。4.敦煌地区
甘肃河西走廊曾是东西贸易的中转站和贸易中心之一，历久不衰。中国内地的商品要经过河西和新疆，才能远销大夏、安息、大秦及地中海沿岸地区，外国商人也要经过这里才能将货物运抵长安。大宛、大夏、大秦等国商人常常因与中国通商而居留河西。
酒泉古称肃州，是一座别具特色的河西重镇——既是国际贸易的过境点，又是通往吐蕃等少数民族地区的交通要塞，因而也是民族贸易发达的城市。这里的交易时间保持着以太阳为标准的古老习俗，黎明交易，日暮休市，市法平价，客商群集。酒泉和张掖的大黄很有名，大黄是重要的地方外销商品。《马可波罗行纪》对此也有记载，说“如是诸州之山中并产大黄甚富，商人来此购买，贩售世界，居民[6]恃土产果实为活”。关于酒泉的市场，《沙哈鲁遣使中国记》中有记述：“肃州城市极大。城墙为四方形，有坚固炮台，市场无幕盖，宽五十爱尔。扫除清洁，时时洒水，尘垢不起。人民畜猪屋内，店内羊肉与猪肉并行而挂列。各街均有华丽之建筑物，顶上有木制尖塔及炮眼，用中国漆漆之。”
隋炀帝热衷于沟通中西交通和贸易，大业三年（公元607年），命令吏部侍郎裴矩到河西监管胡商互市，当时西域诸族往来相继，有44国商人参与其中。公元609年6月，隋炀帝临幸张掖，会见了西域一共27个国家的国君、使者和商人。至此，东西方交往和贸易达到了高潮。
从唐太宗晚年到唐高宗初年，唐朝解决了西突厥问题后，丝绸之路畅通了。丝绸之路，是从长安安远门（西门）往西，穿过河西走廊和新疆，直抵中亚和西亚的道路。丝绸之路是古代横贯亚洲的重要交通线。
丝绸之路在唐朝的前期达到了鼎盛。1907年斯坦因在敦煌西北一座长城烽燧（编号T.XII.a）下发现的邮袋里，就有8封粟特商人写给家乡撒马尔罕（Samarkand）及楼兰地区的信件。从信件中可以知道，他们活动范围东到洛阳、邺城，西到撒马尔罕，交易的商品有黄金、麝香、胡椒、樟脑、麻织物、小麦等。有趣的是，玄奘法师路过这里，发现这些粟特商人“虽富巨万，服食粗弊”，而在北周同州萨保（商人首领）安伽墓中，入华粟特商人的生活还是非常奢华的，他们大量使用金银器皿，享用鲜美的水果、肉类和葡萄酒。尽管远离家[7]乡，却享受着商业贸易带给他们的物质财富，乐而忘返。
唐时的“丝绸之路”主要有三条大道：北道是循天山北路，从敦煌出发经伊吾（今哈密）、西突厥可汗庭（今巴勒喀什湖南部），转至东罗马，出地中海；中道是走天山南麓的北道，由敦煌起程往高昌、龟兹、焉耆，越葱岭而达波斯；南道是走天山南麓的南道，从敦煌经于阗（今和阗），且末、石城镇（鄯善）、过葱岭及吐火罗至北婆罗国（今北印度）。
丝绸之路打通以后，加速了东西方文化的交流。当时中亚、西亚的商人、僧侣、贾族，纷纷经由丝绸之路来到中原地区。他们的服饰、饮食、游艺、学术，都为唐朝人所喜爱。不仅如此，军队的驻扎也为小额贸易提供了最初的可能性，丝绸之路也就由此慢慢繁荣起来。5.楼兰
塔克拉玛干大沙漠位于新疆塔里木盆地，总面积33.7万平方公里，是世界上第二大流动沙漠，其地理位置北倚天山，南靠昆仑山，西抵帕米尔高原，东达河西走廊。公元前2世纪，就在这片沙漠中的[8]绿洲和周边地区建有许多繁华的城邦，史称“西域36国”，楼兰就是其中一国。
楼兰王国并不强大，元凤四年（公元前77年），楼兰王从罗布泊西北部南迁车尔臣流域的扜泥城，故址在今若羌县城附近。楼兰因此[9]更名“鄯善”，车尔臣（Chechen）就是“鄯善”一词的遗音。根据《汉书》记载，“鄯善国本名楼兰，王治扜泥城，去阳关（长城）千六百里，去长安（西安市）六千一百里。户千五百七十，口万四千一百，胜兵二千九百十二人。辅国侯，却胡侯，鄯善都尉，击车师都尉、左右且渠，击车师君各一人，译长一人。”而且还记述了这个小国“国出玉，多葭苇，柽柳，胡桐，白草，民随畜牧，逐水草，有驴马，有橐它（骆驼）。能作兵，与若羌同。”
公元前177年，匈奴右贤王率军侵扰汉河套以南地区，遭到汉朝谴责后，匈奴单于“故罚右贤王，使至西方求月支击之”，匈奴在向汉王朝通报击败月支的信中言：“定楼兰、乌孙、呼揭及其傍二十六国，皆以为匈奴。诸引弓之民，并为一家。”这一历史记述显示，此时西域尚处在匈奴的统治之下。一直到以西域都护府设立，西域地区才算摆脱了匈奴的统治，成为西汉王朝的属国，接受汉朝的治理。
在成为汉王朝的属国后，楼兰也就逐渐凸显出其地理优势，形成了所谓的“楼兰通道”。所谓“楼兰通道”，就是指从敦煌之西的玉门关或阳关，越三陇沙，过阿奇克谷地和白龙堆，经居卢仓或楼兰古城，沿孔雀河岸至西域腹地的道路总称。
最终西汉联合大月氏击退匈奴，占据“楼兰通道”。在伊循处屯田，两汉之际楼兰城开始崛起，以后又有东汉时的“楼兰之屯”和索励屯田等活动。每年大约有数十个商队从中国出发，每个商队的规模大约在百人上下，还有牲畜，据《汉书》记载，“立屯田于膏腴之地，列邮置于要害之路。驰命走驿，不绝于时。”这些来自大宛、阿拉尔海（咸海）、撒马尔罕、吐火罗国、帕提亚、印度等地的商人大多经过楼兰，而后来者则根据他们游记所描绘的情景编绘地图。
两汉时期，这条通道作为东西交通的大动脉，分别以居卢仓、伊循和楼兰城为主要据点，楼兰通道的开通，给楼兰地区带来了活力与巨大的影响力。汉朝打通了通往印度和中亚的道路，大宛王每年向汉王朝进贡一千匹“汗血宝马”，而中国人也把葡萄、石榴、番红花和苜蓿的种子带回家，源源不断地从大秦买回乳香、玻璃、毛织品、琥珀和珊瑚。直到今天，还有一幅从1701年起由著名学者胡渭传手里传下来的地图，这幅地图由魏晋时期的裴秀所绘，在图的中间，就清[10]晰地标有丝绸之路上的名城楼兰—鄯善。陆路文化的交流，对整个天山南北广大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而这也是为什么两汉时西域诸国“乐汉家礼仪”、仰慕汉文化的深层原因。6.高昌
今吐鲁番地区古称高昌，西北距乌鲁木齐189公里，现设吐鲁番市、鄯善和托克逊县，辖境基本同于古代高昌地区，其中心在吐鲁番盆地。
吐鲁番盆地地理环境独特。不仅物产丰富，水源充足，而且盆地与周边的山口谷道众多。因此，自古以来吐鲁番盆地通外界的交通线四通八达。而丝绸之路在南北朝时能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就与地处丝[11]路北道之要冲、“西域之门户”的高昌息息相关，在这一时期以及此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的高昌，不仅是高昌郡和高昌国的都城，也是吐鲁番盆地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是东来西往的各国使者、商旅的必经之地。
当时高昌通外界的主要交通路线有：（1）向东经过伊吾进入河西走廊路线。出高昌城北行，经新兴（今胜金口）、白劳（今鄯善）、伊吾（今哈密），从伊吾东南行可抵达敦煌；或出高昌故城东南行，至田地（今鲁克沁）、白芳、伊吾至敦煌。（2）向东南直通敦煌进入河西走廊路线。出高昌城东南行，至田地，穿越沙海可直抵敦煌。
高昌地处丝绸之路要冲，是中外商旅的必经之地，经济交流频繁。而中亚的粟特商人在其中扮演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他们将中国的丝织品等运往西方，将西方的香料运往中国。高昌王国时期，也正是中亚粟特商人大量东来讲行长途贩运的年代，栗特人的东来，也将他们所信仰的宗教——袄教带入丝路沿线，甚至在丝路沿线的一些重要地点落地著籍，建立聚落。
而到了唐朝时，高昌国也充分利用自己所处的地理优势发展贸易，优待中原客人如著名的玄奘法师（事见《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续高僧传玄奘传》），与中原王朝建立起较为密切的关系，也和柔然、[12]乌苌、江南、子合、婆罗门、焉耆、皆有使往来。今天，我们可以通过出土的《高昌内藏奏得称价钱账》等文献看出高昌王室对收入（内藏）中对进出口贸易管理附加税等丰富的内容。唐朝主管西域的第一个军府建置——安西都护府也创建于高昌。在唐长孺先生研究《唐西州高昌县上安西都护府牒稿为录上讯问曹禄山诉李绍谨两造辩辞事》文书时，就发现粟特胡商与京师人李绍谨之间的贸易纠纷。可见安西都护府是西域地区最高军政机构的重要作用。再如，吐鲁番出土的《唐开元二十年石染典过所》《唐开元二十一年西州都护府案卷为勘给过所事》等文书，也都反映出唐王朝对西域商贸的管理非常严格，可以看出当时商贸环境的成熟，一些商队也不再需要大量人马结[13]队而行，人身财产安全得到有力保障。高昌的最后灭亡，也是因为其与焉耆之间为争夺丝绸之路上的主导地位而起。随着唐与西突厥的斗争步步胜利，安西都护府下领得郡县化地区已包括伊、西、庭三州，在此之后，西州就一直是大唐西域的军政中心和主要基地，对其周边城市产生着重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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