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基督宗教历史与现状研究(西南边疆历史与现状综合研究项目·研究系列)(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颜小华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格式: AZW3, DOCX, EPUB, MOBI, PDF, TXT

广西基督宗教历史与现状研究(西南边疆历史与现状综合研究项目·研究系列)试读：

总序

西南边疆研究课题涵盖面很广，其中包括西南区域地方史与民族史等内容，也包括西南边疆地区与内地、与境外区域的政治、经济、文化关系史研究，还涉及古代中国疆域理论、中国边疆学等研究领域，以及当代西南边疆面临的理论和实践问题等。上述方向的研究课题在“西南边疆项目”进程中正在陆续完成。“西南边疆研究系列”的宗旨是及时向学术界推介高质量的最新研究成果，入选作品必须是学术研究性质的专著，通史类专著，或者是学术综述、评议，尤其强调作品的原创性、科学性和学术价值，“质量第一”是我们遵循的原则。需要说明的是，边疆地区的历史与现状研究必然涉及一些敏感问题，在不给学术研究人为地设置禁区的同时，仍然有必要强调“文责自负”：“西南边疆研究系列”所有作品仅代表著作者本人的学术观点，对这些观点的认同或反对都应纳入正常的学术研究范畴，切不可将学者在研究过程中发表的学术论点当成某种政见而给予过度的评价或过分的责难。只有各界人士把学者论点作为一家之言，宽厚待之，学者才能在边疆研究这个颇带敏感性的研究领域中解放思想、开拓创新，唯其如此，才能保证学术研究的科学、公正和客观，也才能促进学术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和不断繁荣。

自2008年正式启动以来，中国社会科学院党组高度重视“西南边疆项目”组织工作，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西南边疆项目”领导小组组长江蓝生同志对项目的有序开展一直给予悉心指导。项目实施过程中，还得到中共中央宣传部、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云南省委宣传部、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宣传部、云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广西壮族自治区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以及云南、广西两省区高校和科研机构领导、专家学者的大力支持和参与，在此一并深表谢意。“西南边疆研究系列”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领导对社会科学研究事业的大力支持，编辑人员严谨求实的工作作风一贯为学人称道，值此丛书出版之际，表达由衷的谢意。“西南边疆研究系列”编委会2012年10月

绪论

地处西南边疆民族地区的广西是西部大开发的重要阵地，亦是我国加强国际（特别是东盟）政治、经济、文化交流的前沿区域之一。在广西民族地区的社会与文化变迁中，基督宗教的传入与发展，无疑有着重要的影响，几乎涉及相关民族社会生活的所有领域，同时催生了一个新的社会群体——基督徒群体。

近些年信教人数的增多和年轻化，使这个群体成为目前广西和西南边疆民族社会结构中颇为引人注目的社会力量和社会生活变动的载体。基督宗教传入广西后，许多长期固守在相对封闭和落后的生活空间，一直坚守本民族传统宗教信仰的群众与基督宗教发生直接接触与联系，并逐渐改变原有信仰，在这一过程中带来了传统与现代、原始与文明、宗教与政治、文化与意识形态诸方面的对立与冲突、融通与变迁，进而影响广西的社会发展进程。代表西方文化的基督宗教能够在广西获得日趋众多的追随者，这本身就是一个颇耐人寻思的社会现实话题。

目前国内外学术界由于受研究条件的限制以及其他诸方面因素的影响，对基督宗教的探讨大多集中在东部各省及西南地区的云南、四川的教会史研究，特别是教会活动方面。这些研究都有一定的深度和学术价值。近年来国内学者秦和平、钱宁、韩军学、杨学政、刘鼎寅、陈建明、杨天宏等人所做的研究，即为其例；他们大多是西南部分高校的宗教研究中心和地方宗教研究所的学者，在基督宗教研究方面做了大量的努力和探索。

从相关内容看，前面学者的研究视域多放在云南、四川的教会发展上，缺少对广西这个拥有多民族的边疆省份做综合考察和探讨，更缺少对基督宗教在当代广西民族地区的发展现状进行思考的研究成果，缺乏历史与现实的紧密结合与融通，也缺乏从历史学、宗教社会学、民族学和宗教人类学这一多角度综合考察和分析近年来出现的基督宗教问题和现象；而且，对近些年部分少数民族群众改信基督宗教的原因、影响和未来的走向，以及基督徒群体的社会心态注意不够，更缺乏基督宗教对当前广西社会发展的影响这一方面的探讨。

国外学术界则基于各种主客观条件的限制，难以涉足此方面的研究。可以说，至目前有关广西基督宗教的历史、发展现状、宗教与地方社会关系等问题还没有学者进行深入的探讨，这对广西地方史的研究、边疆史的研究都是一个缺憾。有鉴于此，对广西民族地区基督宗教历史与现状进行分析和研究，具有一定的学理意义和现实价值。二 研究重点

通过文献资料和实证考察，分析广西民族地区的基督宗教历史与现状，探究在历史惯性作用下，在自然和人为因素的双重影响、经济与文化交互作用、地缘政治与宗教文化互动背景下，广西民族地区基督宗教的历史发展脉络、宗教活动和社会影响，以及部分群众在维系传统民族信仰基础上，皈依基督宗教信仰的原因、方式、特点和表现，教会与地方社会的互动，宗教对地方社会经济文化的影响。三 创新之处（一）观点上

本书从最基本的史实和实证考察出发，在收集、整理和分析中西文献资料的基础上，通过实地考察，避免以往教会史研究长期存在的“西方中心论”与“中国中心观”这两种观点的出现，客观分析基督宗教在广西民族地区的发展历程，以及在当地社会的影响。（二）研究方法和研究视角上

本书始终贯穿“通过实证来研究宗教，通过宗教来分析社会，通过社会来透视宗教”这一主线。综合运用历史学、宗教学、社会学和人类学等几种研究方法，对相关问题以交叉学科的形式进行探讨，使论证更为充分和具有说服力。

本书选取当前具有重要地缘政治、经济、文化的广西民族地区作为研究范围，把近些年逐渐走向显学和越来越引起社会各方面关注的基督宗教作为研究对象，将宗教文化的历史、发展变化放在整个社会历史进程中进行分析和研究，具有一定的时代性、典型性和前瞻性。第一章近代广西的自然地理环境与民族传统宗教文化广西是我国南部的一个边疆省区，与越南接壤，是当前中国与东盟接触和交往的桥头堡。自古以来，广西就形成了多民族和合共融的景象，其特殊的区位优势造就了广西特有的人文社会环境、民族民情和宗教文化，也使广西在近代以来的中西文化交往中显得特别活跃，为基督宗教的传入及其发展奠定了基础。第一节广西的自然地理和交通环境一 广西地理概况

广西地处我国南疆，位于东经104°26′～112°04′，北纬20°54′～26°24′之间，北回归线横贯广西中部。南部濒临北部湾，与海南省隔海相望，东连广东，东北接湖南，西北靠贵州，西邻云南，西南与越南毗邻。广西是中国西南内陆连接沿海地区的枢纽，地处云贵高原东南边缘，两广丘陵西部，山多地少。

从整个地貌来看，地势由西北向东南倾斜，其间山岭连绵，山体庞大，岭谷相间，四周多被山地、高原环绕，呈低地状，低地边缘多决口，中部和南部多为平地。明清时期，在陆地总面积中，广西山地[1]占52%、丘陵占34%、平地占14%。山地和丘陵合占86%，可耕地面积较少，自古有“八山一水一分田”之称。[2]

关于广西地貌，近代来华传教士即有记载：“广西大部分地区分布着丘陵和群山，它们绵亘在从东北部到西南部的地区，组成了庞[3]大的山体。”另有传教士描述得更为详细：“整个省内山峦起伏……这里的山，其山峰和山体和广东地区那低低的丘陵不同，它是由石灰岩构成，直耸地拔地而起，有几百米高，山体大多光怪陆离，极具鬼[4]斧神工之妙。”这些记载大体反映了广西的自然地理环境。二 广西交通概况

由于广西境内多山，陆上交通极为不便。宋朝时，广西以府治地今桂林为中心，主要有三条干道出广西，分别为北路、东路和南路。北路即湘桂走廊，以水路为主，这是广西与北方中原地区和西部四川地区联系的主要交通干道，同时也是与东部江南地区联系的交通道路之一。南路也是以水路为主，从桂林南下梧州，沿西江至广州及其沿海地区。东路是三路中唯一的陆路，是从广西至江西以及江南地区的交通干道。这三条交通线使广西进入了全国交通网络系统之中，同时也将中国各大区域的中心城市联系起来。但由于广西地处西南偏隅，从国家政治中心延展至全国各地的交通干线至广西已成为道路的末端，犹如人体的末梢神经，已经变得纤细微弱了，功能也大受影响。[5]

广西地区通向外地的陆上交通干道路况条件极差，行进困难，不利于旅行和商品物资的转运。例如，从桂林出发至永州祁阳县的黄罴岭，此岭岩壑深邃，道路回转盘桓，崎岖泥泞，车马行进十分艰难。宋时范成大从浙江至桂林赴任，经此地记述如下：“十六日，十七日，行衡、永间。路中皆小丘阜，道径粗恶，非坚壤即乱石，坳处又泥淖，[6]虽好晴旬余，犹未干，跬步防踬，吏卒呻吟相闻。”可见广西陆上交通险阻艰难，大大制约了广西与外区域的联系。

尽管元明清时期，广西陆上交通有所改观，但其特有的自然地理环境，特别是喀斯特地貌及山脉群峰现状，严重地阻碍了广西陆路交通的发展。

与陆路交通的曲折、艰难相比，广西水上交通相对便利。广西河流众多，流量大，极具通航价值。广西境内的河流大都属珠江水系，唯桂北的湘江、资江属长江水系；桂南的南流江、钦江直接流入北部湾。属珠江水系的有左江、右江、邕江、郁江、浔江、西江、红水河、黔江、洛清江、柳江、融江、漓江、府江、贺江等。江河四通八达，北部经府江、漓江、灵渠，向北过岭入湖南，进洞庭湖入长江；西面经郁江、黔江、柳江过红水河到贵州进入云贵高原；东面经郁江、浔江、西江入广东出海；南面溯藤江、容江、北流江转南流江，入北部

[7]湾。此外，一些州县境内的小江河，也起通航作用。水上航运条件极为优越。

明清以前，广西的运输几乎完全依赖河川，后来虽然也建设了铁路、公路，但大体仍以河川运输为主。广西河流大多沿着地势呈倾斜面，从西北流向东南，形成了以红水河—西江为主干流横贯广西中部，以及支流分布于两侧的树枝状水系。民国时期出版的《广西地理》记载：“广西境内河川的分布，颇为均匀，其中有东西流向者，南北流向者，纵横灌注，有如网状，全省九十九县，可得河川航运之利者[8]达八十县。”《广西航运史》也记载：“广西河流众多，共有天然河流476条，总长22663.7公里，可通航河流212条，总长9513.7公里。……广西的河流分属西江、长江和独流入海三个水系，以西江主流为脉干，呈叶脉状分布全区，形成理想的天然河网，其密度为0.144公里/平方公里，是全国河流密度较高的省份。西江水系在珠江三条支流中流程最长，最有经济价值。西江水系在广西境内的通航河段遍及[9]64个市、县，占73.6%，流域面积占广西总面积的80%以上。”

作为广西地域内主川的西江，主要由无数条小支流组成，遍布全区各地。传教士陈法言（W.H.Oldfield）在其所著的《开路先锋在广西》（Pioneering in Kwangsi）一书中曾这样形象描述：“最著名的西江，据说通航流域达800里。从太平洋海岸经过广东省向西像一只大手伸展开来，在口岸城市——梧州进入广西。从梧州起，向西向北分成无数条小支流，就像细长的手指，渗透到省内的各部分地区。由于没有铁路，千年以来，西江被当作出行和商贾往来的黄金水道。”[10]由此可以看出，近代来华传教士对西江在广西水运交通中的重要性是再清楚不过的，这是他们为了拓展教务需要做的前期准备。

除了以上文字外，从现有的资料来看，另有传教士提到广西境内几处重要的水陆交通地段。例如，在描写西江时记载：“流经省内的大小河流最后几乎都在梧州汇集，然后流入广东境内。水陆交通，整年从南宁到梧州都有电船可以通航。有些年中，甚至电船可以通航到龙州、百色这些西部地区。到柳州，可用其他的交通工具（船只）到达。夏季时期，由于河流水量较大，最远还能航行到广西东部的平[11]乐。”正如这些传教士所描述的那样，广西几条重要的航运线路也都在西江的干支流上，如北部桂梧线的桂江段，在涨水季节，电船可自梧州通至平乐，有时更可直达桂林。9月以后，因为水量涸浅，便只得全部停航。并且这段只适于顺航，不宜逆行，因为“江水很多地段落差较大，水流湍急，如在首府桂林至梧州段的桂江，有大约360米的落差。那些小的支流只有被雨水注满后才能通航。这里集中有千[12]百条民船，因都是急水滩，纤夫无法逆河拉船”。到1915年，电船也可以逆流而上抵达桂北的桂林了。在桂江附近的其他小支流（如贺江、荔江），多用民船将丰富的农矿产品运出，通常上水航行仅为下水航行速度的一半。在柳江段（柳州下行至桂平），河水丰满期，“航运更见繁盛，多有电船可通”。南宁到梧州段，该线实为广西水道交通的主干线。及至梧州开埠，始有汽船往来于广州与梧州之间。1906年，蒸汽船开始往返于南宁、梧州间。此后，电船与年俱增，至1910年，已有10艘在梧州和南宁间定期航行。“经过永淳、横县、贵县、桂平、平南、藤县而至梧州，计程620公里，电船直达，往返[13]约需六七日。”同时上溯至龙州，甚至达百色，在涨水期电船可达。而民船更多地穿梭于广大乡村，成为当时联系广西各城镇和乡村水域的主要交通工具。第二节近代广西民族概况及其传统宗教文化

广西是一个少数民族人口相对集中的边疆省区，世居民族有壮、汉、瑶、苗、侗、仫佬、毛南、回、京、彝、水、仡佬等12个民族，另有满、蒙古、朝鲜、白、藏、黎、土家等40多个其他民族。长期以来，各民族相互聚居和杂居，彼此保持和延续了特有的传统宗教文化和信仰。一 广西民族与语言

有关广西少数民族的历史，过去学界已经做过详细的介绍和研究，这里不再赘述，仅对各民族在近代广西的地理分布作一简单介绍。

汉族是广西境内人口最多的民族，从先秦时起，已经开始进入广西地区。明朝以后，随着大量汉人西移，汉族已成为广西最大的人口群体，并与当地民众一同开发和营造广西经济文化。壮族是广西人口最多、分布最广的少数民族，亦是我国人口最多的少数民族。至近代分布在广西各地，主要聚居在广西西南一带的南宁、百色及桂中的河池、柳州四个地区，另外桂林、钦州、贵港和贺州地区亦有较多人口。长期以来，壮族受汉文化影响较深，而其他少数民族则逐渐与壮文化[14]同化。瑶族是中国南方的一个主要山地民族，隋唐以来就生活在五岭一带的山区，自古有“五岭无山不有瑶”之称。瑶族在广西主要散居在中北部山区，分布在十万大山和大瑶山的金秀、都安、巴马、大化、富川、恭城等瑶族自治县内。苗族是广西的另一大少数民族，主要居住在桂北和桂西北的融水、隆林、三江、龙胜四个自治县，其余则散居于资源、西林、融安、都安、环江、田林、来宾、那坡等县（自治县）境内。仫佬族主要分布在桂中的罗城、宜州和柳城等地。广西回族从宋代开始迁来，之后渐次增多。特别是南宋时期马塈（回族）驻守靖江（今桂林）后，其部属多为回民，他们随军来到地处偏南的广西。随后，元平章阿里海牙率兵（多为伊斯兰教徒）攻陷桂林城，马塈被杀，部分回民部属流散落籍桂林，元兵亦有回民驻留桂林者。元朝统一广西后，前来广西任职的信奉伊斯兰教的回族官吏及部属众多，先后担任知县和相当于知县的就有四五十人。至民国常有回民从云南、广东、湖南等地来到广西经商和做工，有的也定居落籍下来。抗战时期，北方的一些回民从沦陷区逃难到大后方的广西，从此安定下来。今天的广西回族主要居住在桂林、柳州、南宁几个大城市，少数分布在临桂、灵川、永福、平乐、百色、鹿寨、靖西、梧州等地。

广西彝族人口只有数千人，从云南、贵州等地于不同时期迁来，主要分布在桂西北的隆林、那坡、西林和田林等县的一些村寨，按当地习惯分为黑彝、白彝、红彝三种。水族主要散居在南丹、宜州、融水、环江、都安和兴安等地。毛南族大多聚居在环江一地。仡佬族主要居住在广西西部的隆林。京族是中国境内特有的一支少数民族，最先分布在广西北部湾的“京族三岛”——巫头、尾、山心，然后以三岛为中心逐渐向潭吉、红坎、恒望、江平、竹山等地发展。从族源上来看，京族与越南的主体民族（越族）属于同一个族群，据称大约在16世纪时陆续从越南的图山（今海防市附近）等地迁来广西，因而京族过去曾被广泛称作“越族”。

不论是广西壮族、瑶族、苗族，还是彝族、京族等民族，他们在长期的共同生产生活中，形成了本民族和聚落地区的传统文化，特别是保存了较好的民族宗教信仰，直到外力的介入，在与异质文化的相遇和碰撞过程中，才开始逐渐发生变迁。

从语言系统来分类，近代广西主要有四大语系：一是以桂林为中心的“官话区”，自两湖传入；二是以梧州为中心的粤语区，又称“白话区”，自广州经肇庆传入；三是壮语系，或称泰语系，分布地域较广，没有固定地区；四是客家语系，客家人入桂较晚，多居于山区，[15]故又称为山语系。在这四个语系中，官话区和白话区最为显著，前者集中在桂北，后者集中于桂南。西方教会及其传教士进入地方后，为传教需要，首先要过语言关，广西地方诸多的语言和文化对他们来说是一大挑战。当然，传教士在加强语言学习的过程中，也进一步了解和认识了广西的地方民族文化及其宗教信仰。二 广西各民族传统风俗与宗教信仰

广西是多民族交错杂居的省区，其风俗习惯多有不同。从汉文史料记载来看，桂林一带，“风气清淑，习俗醇古，俗尚质朴，不事浮靡”；柳州方面，“风气与中州不少异，人少斗强，喜嬉乐”；平乐地区“风气声习，视沅湘犹伯仲”；而郁林（今玉林）的住民也“知学务耕，民俗简朴”，言下之意似与中土习俗相差不远。这是汉化程度较高的地区。其余各府则多保留原来习气：庆远府“人风犷戾，常持兵甲，礼异俗殊”；太平一带“椎髻蛮音，衣冠不整，饮食亦殊”；镇安地区“性情梗直，情义乖疏”；而泗城地方“民居架木为巢，或[16]结茨山顶，依傍岩穴”，与中原文化的距离较远。

就广西历史而言，各地方在宗教方面鬼神观念较为浓郁。桂林府“笃信阴阳，尚巫卜”，思恩府“疾病惟事巫”，南宁府“俗尚鸡卜，轻医药，重鬼神”，太平府“病鲜求医，事事巫觋”。整体来说，笃[17]信鬼神、轻视医药、特重“鸡卜”，是广西宗教上的特色。鬼神[18]是当地民众精神生活重要的部分，被认为可以治病。巫教可以说[19]是广西宗教的一个主流，居民迷信鬼神的程度非常高。“宗教是在最原始的时代从人们关于自己本身的自然和周围的外[20]部自然的错误的、最原始的观念中产生的。”广西的世居民族在传统宗教信仰上基本上走过了一条由自然崇拜到祖先崇拜，最后到多神信仰和现代宗教并存的发展道路。

自然崇拜主要是受到外界自然力的约束，在自然压力面前寻求的一种精神依托。广西是一个多山、气候湿热的地区，可耕地相对贫瘠。这样的自然环境给世代居住在那里的壮族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生活压力。当壮族先民们在电闪雷鸣、毒蛇猛兽、旱涝灾害等自然界威慑的面前无能为力时，便想象着有一个神秘而巨大的力量在背后控制着这一切，这就是神灵的力量。过去壮族人民的生活中处处都有神灵意志的外化。他们认为凡物都有灵魂，至今许多地方还保持着祭祀树神、石神、土地神、社神、雷神、水神等自然神的习俗。其中布洛陀信仰是壮族传统信仰中特有的原始文化，集自然崇拜、图腾崇拜和祖先崇拜于一身。[21]

广西自古有“高山瑶，半山苗，汉人住平地，壮侗住山槽”之说。瑶族大多居住于高山密林之中，过着“依山险为居，刀耕火种，采食猎毛”，“食尽一山又他徙”，“居无定处，逐山田而岁有迁徙”[22]的生活。因此，瑶民长期以来都处于刀耕火种的境况。出于自然和社会的压力，一旦碰到山洪久旱、电闪雷鸣，生计受到威胁时，无法理解这种自然现象的瑶民便将生的希望寄托在自然萌生的所谓“神灵”诸如风、火、水、雷等自然现象上，期望它们显灵保佑自己，在此基础上便发展为本民族的自然崇拜，这是所有瑶民最早产生的一种宗教信仰。尽管随着社会的进步，他们征服自然的能力有所提高，但仍有一些现象无法获得解释，因而这种崇拜至今还残留着。在这些瑶民先人的潜意识里，万物都是有灵的。

苗族同其他民族一样，其先民在漫长的原始时代，也产生了自己最原始的宗教观念。其中最为普遍的就是所谓“万物有灵”的观念和对“盘瓠”的图腾崇拜。历史上广西苗族信仰的鬼神众多，古有“三十六堂神，七十二堂鬼”之说。苗民认为这些鬼魂能够影响和控制物质世界，能够对人的生活和行动做出相应的反应，它们与死亡、阴魂、族源生存相关联，是一种和苗族成员真实生活融为一体的象征符号，其具体表现在一些祭祀、祈祷及禁忌行为中。

除此之外，广西的其他少数民族对自然界的崇拜也都有着类似的内容。

除了自然崇拜外，在各民族中长期盛行的还有祖先崇拜。过去人们普遍认为祖先同万物一样是有灵念的，后人应当经常祭祖。壮族人家里一般都设有祖先的神主牌位，另外各氏族还有自己的祠堂。瑶族也有此类做法，在正屋中央供奉祖先牌位，上书“×氏历代先祖”或“天地君亲师之神位”；逢年过节时，他们以酒肉供奉，焚香祭之，以示不忘先祖，也希望祖先保佑后人平安发达、人财兴旺。祖先崇拜的另外一大特点是扫墓祭祖，这一般发生在清明节前后。所祭祖先不只限于祖父母、父母两代，距离较远的同房人还会约定日期一起去祭祖、上坟。在广西一些民族还有还愿习俗，其中瑶民便长期坚守崇祖的这一重要仪式，反映对始祖崇敬的盘王庙在瑶族社区非常常见。此外，瑶民还有还祖宗愿、婆王愿等祭祀活动。还愿时全村村民杀牛宰猪，到当地庙宇举行祭祀，甚至抬着神像四处巡游，并请道公、师公念诵“过山榜”等瑶族谱书。广西部分苗族在很早就有祭祖习俗，类似于黔东南和湘西等地苗族的“椎牛”，每13年举行一次，行祭时请巫师“念鬼”，呼唤列祖列宗名字，并念由某地到某地，经过一系列地方，最后请到家里，先请长房祖先，再请二房、三房祖先。族大祖多者，[23]往往要请数百上千人，俨然背诵列祖列先的“名录”。这种祭祖大典，一般要延续好些天。

居住在广西那坡县的大部分彝族，如达腊、念华、者祥、坡报等村屯，长期信奉原始宗教，而其中的祖先崇拜在各种原始宗教信仰中占有突出重要的地位，且具有十分复杂的仪式。祖先崇拜的主要对象是家庭的父母和祖父或更高一辈，主要内容和形式是让亡灵返回祖先故地，然后又祈祷亡灵保佑人世间的子孙后代和牲畜稼禾。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人们采取占卜、葬礼、祭祀等原始宗教仪式，把自己的思想、要求和生活形式，寄托在上述仪式中。腊摩即巫师、祭司，汉称“道公”，壮云“师公”，是为死者举行丧葬仪式的主持人。从报丧、入殡、开路、守制乃至安灵位等仪式，都离不开腊摩。他们身兼宗教祭司和民间艺人的双重身份。

京族定居澫尾、巫头、山心等地后，比较完整地保留了越南祖先的风俗，形成了有别于中国其他民族的风俗习惯。其中最具京族特色的风俗是建哈亭、过哈节。每年哈节来临，全村男女老幼身着盛装，欢度本民族最隆重的节日。哈节期间拜祭的神灵很多，既有自然神、祖先神，还有城隍和诸姓祖先。哈亭里主要供奉镇海大王、兴道大王、广泽大王、高山大王、英灵大王等。其中兴道大王和广泽大王是祖先神，他们与自然神各司其职，共同构筑一张全方位的“保佑网”，一起接受村民的拜祭。哈节的祭祀仪式有迎神、祭神、乡饮和送神四大部分。在迎神之前还有序幕——大清洁活动。农历六月初六是尾哈亭固定的清洁日。六月初九，京族三岛中的巫头、山心以及越南一些地方亦有人前来共同参加迎神仪式。此外，京族还形成了其他一些独具民族特色的风俗，如其他民族一般在清明节扫墓，而京族在春节前的农历十二月二十五日至三十日扫墓祭祖。

少数民族最初的原始宗教信仰是他们经历过的外部世界在他们头脑中一种虚幻的反映。随着对外关系的加强和对外活动的频繁，以及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的加深，各种文化交流的增多，各种社会矛盾的激化，各民族的宗教信仰也在逐渐发生变化。例如，早在汉朝时期，佛教就通过海路传入广西，经过一千多年的发展，包括汉族在内，有大量广西民众信仰佛教。据梁启超在《佛教之初输入》一文记载：“佛教之来，非由陆而由海。其最初根据地，不在京洛而在江淮……西印度之建志补罗国，时以广东徐闻、合浦为海行起点……”罗香林在《唐代桂林摩崖佛像考》亦云：“佛教当非自中原传入，而实在印度先传安南，而再传梧州。”另据考古资料也发现，广西合浦、贵港、梧州等地很早就有佛教的流行。到东晋时期，佛教已经在广西兴盛起来了。唐朝后更有较大发展，广西境内兴建了很多有名的佛寺，如桂平的西山寺、全州的湘山寺、柳州的大云寺等。

道教自东汉创立以来就与儒教一道从中原一带向全国各地乃至少数民族地区辐射。东晋后期，道家葛洪曾到今北流市的勾漏洞炼丹和传教。到南朝时，道教开始在广西民间传开。唐宋以后，道教在广西得到进一步传播，并为当地世居民族吸收，与本民族宗教文化相结合，形成各具特色的民间宗教信仰，如师公教等。

到了明清时期，道教在全国大部分地区更为深入广泛地得以传播，其影响也遍及岭南各地，触及广西各民族生活的每个角落。尽管新中国成立前少数民族社会经济的发展处于相对落后的状态，但他们终究长期处在周围汉族封建经济的包围之中，不可能不受到汉族封建文化的影响。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民族交往的加深，少数民族在与邻近地区较为先进的汉族接触交往的过程中，逐渐接受了招神驱鬼的道教方术和超脱轮回的佛教思想，于是在他们的宗教活动中便把原始的宗教信仰与佛、道教信仰捏合在一起，形成了民族化了的特殊宗教。例如，久居深山的瑶民，在“改土归流”的政策下，与汉族的接触日渐增多，在此过程中瑶族的宗教信仰转变成了道教与其固有原始宗教信仰杂糅而成的一个混合体，有人也称这种信仰体系为“瑶传道教”[24]。

回族是广西境内唯一信仰伊斯兰教的少数民族，从宋时迁来就坚守其固有的民族信仰——伊斯兰教。清真寺是其进行宗教活动等内容的主要场所。目前在广西有回族聚居的地方就有清真寺，回族习惯上也以一个清真寺作为一个教坊。据记载，广西最早的清真寺始建于元代，时有桂林穿山清真寺和桂林西关清真古寺。此后在回族聚居的地方陆续开始建有清真寺。明代广西的清真寺渐次增多，分布日广，包括今临桂、永福、柳州3市县都有清真寺。清代是广西清真寺修建最多的一个时期，由过去的几个市县进一步扩大到今桂林、临桂、灵川、平乐、永福、龙胜、柳州、鹿寨、宜山、南宁、百色、靖西等12个市县。民国时期又先后修建了6座清真寺，包括今天的梧州。从元代到民国时期，广西曾先后修建过39座具有一定规模的清真寺，分布在今天广西的13个市县。其中桂林13座（占总数33.3%）；临桂10座（25.6%）；永福3座（7.7%）；柳州3座（7.7%）；鹿寨2座（5.1%）；灵川、平乐、龙胜、宜山、南宁、百色、靖西、梧州等各1座，各占总数的2.6%。

另外，广西各民族通过不断联系和交往，其宗教信仰也在相互影响，并逐渐向多元化方向发展。例如，广西唯一的海洋民族京族的宗教信仰可谓为多神，在与汉民族接触后，他们也兼信道教和佛教。其中“京族三岛”有当地最大的庙宇灵光禅寺，寺内的铜钟铸于1787年，内供奉有观世音菩萨。此外，还有三婆庙（内奉观世音，妇女多到此求子）、优婆庙（内奉汉伏波将军马援）等。具有特色的是这些庙宇中都没有和尚、尼姑，只有管理香火的“寺头”，由村民推行一位品行端正、夫妻双全、有儿女的男子担任，从庙产或公田中拨一两亩地给他耕种作为酬劳。因此，广西京族的宗教信仰也受到汉族文化的影响。除此之外，在京族民间行宗教法事者还有法师和生童，多父子相传，自称属于道教中的“正一教派”，但兼信佛教观音菩萨等，把道教诸神天官、土地神和民间诸神如镇海大王、兴道大王、后神、田头公等同时供奉，融佛、道、民间信仰为一体。

总之，近代广西的宗教，如同中国其他地区一样，佛教和道教是两个最有组织规模的宗教。不过，有组织的宗教所影响的大多是社会阶层较高的人，或接受汉文化影响较深的人群。民间多数人信奉的仍然是泛灵主义与鬼神崇拜等原始宗教。少数民族的原始宗教信仰与汉[25]人的道教相混合，是广西最主要的宗教信仰形式之一。

[1] 罗国璋、王伟漳：《广西土地利用史》，广西人民出版社，1993，第53页。

[2] 一般而言，传教士每到一地，就会了解当地的风土人情和自然风貌，一方面写进报告当中，作为他们在地方传教工作的活动记录，另一方面也向家人、朋友介绍所到之地，了解他们的生活状况和传教处境。

[3] Joseph Cuenot，George F.Wiseman，Kwangsi：Land of the Black Banners. St.Louis，USA：B.Herder Book CO.，1942.

[4] Wilmoth A.Farmer，Ada Beeson Farmer—Amissionary heroine of Kuang Si，Atlanta，Georgia Foote & Davies Company，1912，p.55.

[5] 张锦鹏：《宋代广西的交通及区域经济》，《廊坊师范学院学报》2009年第4期，第49～50页。

[6] 范成大：《骖鸾录》，参阅范成大《范成大笔记六种》，中华书局，2002，第56页。

[7] 吴小凤：《明代广西交通建设述略》，《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3年第4期，第52页。

[8] 陈正祥：《广西地理》，中正书局，1946，第137页。

[9] 马依、舒瑞萍：《广西航运史》，人民交通出版社，1991，第4～5页。

[10] W.H.Oldfield，Pioneering in Kwangsi：the Story of Alliance Missions in South China，Christian Publications，Inc.Harrisburg：christian publications，Inc.，1936，pp.18-19.

[11] Joseph Cuenot，George F.Wiseman，Kwangsi：Land of the Black Banners. St.Louis，USA：B.Herder Book CO.，1942，p.11.

[12] Wilmoth A.Farmer，Ada Beeson Farmer—A missionary heroine of Kuang Si，Atlanta，Georgia Foote & Davies Company，1912，p.56.

[13] Imperial Maritime Customs：Decennial Reports，1912-1921，Wuchow，1902-1911，Nanning.

[14] 梁家麟：《建道神学院百年史》，香港：宣道出版社，1999，第4页。

[15] 陈寿民：《广西民族的分布与语言的分析》，《广西文献》1982年第16期。

[16] 李绍昉、蒋立镛：《嘉庆重修大清一统志——（九）广西》，台北：商务印书馆，1966，各府（州）“风俗”之部。

[17] 庞新民：《两广瑶山调查记》，中华书局，1935，第99～100页。

[18] 《壮族简史》编写组：《壮族简史》，民族出版社，2008，第122～126页。

[19] 胡耐安：《中华民族志》，台北：商务印书馆，1964，第273页。

[20] 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参阅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第250页。

[21] 覃洁贞：《试论瑶族传统文化的山地文化特质》，《广西民族学院学报》2001年第3期，第286页。

[22] 国立中山大学广西瑶山采集队：《采集广西瑶山报告及请辟瑶山为学术研究所意见书》，民铎印务局承印，1928，第11页。

[23] 伍新福：《中国苗族通史》，贵州民族出版社，1999，第72页。

[24] 胡起望：《论瑶传道教》，《云南社会科学》1994年第1期，第61页。

[25] 王熙远：《广西瑶族丧葬与宗教文化》，参阅胡大雷、何林夏《粤西文化与中华文化研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第281～282页。第二章明清时期至民国年间基督宗教在广西的传播第一节基督宗教入桂前的历史背景

基督宗教是世界三大宗教之一，也是目前全球范围内传播最广、信徒人数最多、影响最大的宗教之一。历史上，基督宗教分为天主教、[1]基督新教和东正教三大教派。基督宗教传入中国大致经历了以下几个重要历史发展阶段。

基督宗教最早的一次入华可以追溯到公元7世纪的唐朝，当时被称为景教（Nestorians）或大秦教。如今保存在长安的景教碑，是基督教传华的最好证明。唐武宗发布灭佛诏谕之后，景教也受到波及而[2]走向衰落，慢慢退出中土，流于西域一带。

基督教传华的第二个高峰期发生在13世纪末的元朝。当时，罗马教皇派出传教士来到中国，并在宫廷及周围一带开展活动，培养信徒。但好景不长，其间基督宗教内部发生矛盾和分化，基督宗教在华[3]活动也受其影响，日渐没落。

基督宗教的第三次大规模入华出现在明末清初。此次前来中国的基督教会主要是罗马教廷管辖下的天主教各修会。他们先以澳门、台湾、香港及沿海的一些岛屿为据点，然后逐渐向整个沿海地区扩散，并沿交通线，以江、河主要干渠为通道，向中国内陆地区传播。时有著名传教士及中西文化使者沙勿略（Rancis Xavier）、利玛窦（Matteo Ricci）、龙华民（Nicolo Longobardi）、毕方济（Francois Sambiasi）、艾儒略（Jules Aleni）、汤若望（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邓玉函（Johann Schreck）、孟三德（Eduardus de Sande）、庞迪我（Didaco de Pantoja）等来到中国。据称，康熙年[4]间，“凡十三省三十处皆有天主堂”。有学者统计，到1670年，中[5]国天主教信徒约有273800人。到17世纪末，共有75位外国神父来到[6]中国，华人信徒增加至30万人。延至18世纪的康熙年间，因教会干[7]预中国传统礼俗和其他一些争议，中西之间爆发所谓“礼仪之争”，最终导致清廷的百年禁教。表面上看，礼仪之争以中国封建王朝的胜利而告终，然而此事件也阻隔了中国与西方之间的正常往来，使闭塞落后的中国更形孤单，积弱积贫日趋严重，中国更加远离了世界文明发展的主流，与其他国家的文明对话渐次稀少，同时天主教在中国也失去了合法的地位，其发展受到重挫，在华传教势力日渐衰弱。

禁教后的百来年，尽管中国政府多次强调“永禁教会传华”，但民间教会还是在延续，而西方教会更是盼望中国政府的消禁，使他们能够自由传教。直到第一次鸦片战争中国的战败，他们才终于获得这样一个契机。到清末民国时期，基督宗教终于启动了他们的第四次大规模入华传教活动。这次前来中国的基督教会既有改革前的天主教各修会，也有改革后的基督新教各差会。他们来华的人员、差会、修会比以往更多，力量更为强大，传教区域更广。广西的教会发展即兴起于此，广西亦成为基督宗教在华活动的主要区域之一。第二节明末清初天主教在广西的传播与发展

明清以前，基督宗教在华传教活动的失败并没有打消其继续前往中国传教的念头，相反，失败的教训使各传教团体及传教士们坚定了调整传教策略的步伐，采取了更为灵活和更为适用的传教方法。到明清之际，基督教会的活动在中国再度兴起。除西藏外，全国各地，包括地处民族地区的广西，都有传教士开展活动。

就中国历史而言，明清时期是基督宗教大规模进入中国的一个主要历史阶段，也是中外关系发生急剧变化的一个重要时期。广西毗邻南部沿海，东面是我国最先与西方展开接触的广东一带；同时广西还与基督宗教之天主教势力相对集中的越南接壤，自然深受周边地区的影响，广西遂成为对外交往较早的地区之一。

自明以来，基督宗教传教士在广西的活动经历了一个由兴起到逐步发展的全过程。可以说基督宗教在广西的传播历史是广西对外交往历史的主要内容之一。近年来，有学者对基督宗教在广西的活动情况有所介绍，但多数因受材料限制，行文过于简略；或长期受传统意识[8]形态影响，观念保守且相对落后，甚至有偏于历史事实。现依据保存的中西文资料，借助于中外学者的最新研究成果，对明清之际的广西天主教史作一系统的梳理。一 明朝末年天主教在广西的发端

广西近代史上，基督宗教与广西的关系，最为人所知的有两件事情：其一是1856年天主教巴黎外方传教会（Societe des Missions Etrangers de Paris）传教士马奥斯定（Auguste Chapdelaine，中译为马赖）到广西西林传教，被官府捕杀，酿成西林教案，这是1858年英法联军侵略中国所持的其中一个借口。其二是由洪秀全领导，在金田起事的太平天国运动，这次起义虽然最终被朝廷镇压，但已成为清政府由盛转衰的一个分水岭。不过，这两大事件都不是基督宗教与广西人民的初遇。

基督宗教最早传入广西，当推16世纪的明神宗时期。根据文献记载，最早到达广西的第一个天主教传教士是隶属于耶稣会士的意大利籍神父罗明坚（Michel Ruggieri），他于1579年7月抵达澳门，跟随一中国画师从事中文学习，随后利用葡萄牙人与中国贸易关系，与中国官吏接近而留居内地。罗明坚神父先在肇庆、后往绍兴建立传教基址。接着他又打算在湖广建立第三传教所，但未获成功。及至明万历十三年（1585），罗明坚由肇庆溯西江而上，来到当时的广西省府桂林城传教。然而，此前的桂林绅民多数从来未见过西人，罗明坚神父的到来引起了城内民众的好奇，并暂时获得了当地官府的接待。不过，因其宣讲的圣理与民众向来尊崇的传统礼法相去甚远，他的到来很快就引起民众的猜忌。不久，布政司将其驱逐。即如文献所载：“（罗[9]明坚）赴广西桂林，起初获善待，已而受诽谤而被驱逐。”当时，靖江王府中的一名太监对罗明坚神父的遭遇深表同情，于是给他写了一封介绍书，嘱托于王府管辖范围的湖南境内祁阳县白水镇庄田管家收留他。罗明坚神父拖着疲惫的身体来到白水镇，在舒适清幽的庄田别墅中略事休息，并作《寓白水围写景》诗一首：“绿日青山白水围，[10]乱莺莺啼柳燕飞。茅檐瓦屋青溪上，落日村庄人自归。”此可谓文献最早记载西方传教士路经广西的情况。二 南明永历朝天主教在广西的活动

1644年，当明崇祯皇帝的政权瓦解之后，不仅国内群豪并起，且引发满洲后金的觊觎。部分以历算和兵学问世的耶稣会士，也和其他许多有政治理想和野心的人一样，把握机会活跃于几个分立的政权[11]当中，他们或许还更进一步希望能开创出宣教的新局面。在当时这些分立政权中，南明永历朝是一支重要的政治势力，广西则是其多年活动的势力范围。永历皇帝不仅在当时的桂林建立政权，而且还多次迁转全州、南宁、柳州、象州、梧州等地，与后金建立的清朝政府相抗衡。其间，部分来华天主教传教士利用自己的才干，获得了南明朝廷的赏识，曾一度活跃于这一短暂王朝的政治舞台中。他们不仅有人掌握了钦天监的职务，还劝使永历朝中的两宫、皇后、皇子、太监、宫嫔入教，更与南明重臣保持密切往来，协助朝廷向澳门借兵抗清，参与遣使赴欧建立外交关系，等等。这其中有天主教徒庞天寿，神父瞿安德（Andre Xavier Koffler）、卜弥格（Michel Borm）等，可以说他们都是南明朝廷中在广西开展活动的重要人物。

庞天寿，教名亚基楼（Achilleus），他是永历帝身边的侍陪太监，也是永历朝内廷中最早入教者之一。早在崇祯年间，庞天寿便由另一位来华意大利籍耶稣会士龙华民（Nicolas Longobardi）领洗。崇祯皇帝死后，庞天寿先是投奔隆武帝，很快又转投永历皇帝。永历元年（1647）正月，永历帝由肇庆驻跸桂林；三月，转往全州，瞿式耜和焦琏在桂林大败清军，其中击毙敌骑数百人所用的西洋大炮，便是在庞天寿的督促下建造的；四月，永历帝前往武冈；五月，南明军再次于桂林大败清军。由于庞天寿的杰出表现，到八月永历帝便任命他担任位高权重的司礼监掌印太监一职。随后，庞天寿在瞿安德的协助下，劝使内廷许多重要人物要么加入了天主教会，要么一直与天主教保持友好关系。

瞿安德，又名瞿纱微，字体泰，德国人。1627年加入耶稣会，1640年在里斯本乘船前来中国。永历元年，在庞天寿等人的举荐下，朝廷往澳门借兵，以便抵抗围困桂林的清军。其时澳门派遣了[12]300名葡萄牙士兵援助永历朝廷，瞿安德当时便随主将弗雷拉来到桂林，随后由庞天寿举荐入朝，出入于宫廷当中。在桂期间，瞿安德与时任广西巡抚瞿式耜及总兵焦琏相交甚好，并仰赖后者的力量，很[13]快在桂林修建了一所教堂，这也是天主教在广西最早建立的一处传教机构。此外，瞿安德还力劝瞿式耜帮助他前往安南传教。据称瞿式耜随后便荐书于当时的安南王，请后者礼遇前往安南的传教士，当[14]时在6个月内安南有12000人入教。1648年，清军进犯广州，永历帝决定放弃肇庆，远走广西，当广州沦陷时（1650）又逃至贵州。当时瞿安德也从其他地方撤退，准备前往贵州与永历帝会合，不幸所乘小船于1651年12月在广西与贵州交界处被清军追击，逃至岸边时遇害。随后，庞天寿派人寻找到其尸体，并命人安葬在其遇害之地。

事实上，天主教在南明朝时引发的最为注目的一件大事是前面有所提及的宫廷后妃等人入教事宜。如果说庞天寿在南明宫廷中的传教力量还略显单薄的话，那么瞿安德的入朝则进一步加强了朝廷中的天主教义宣传。尽管当时永历朝对信仰天主教的澳门派兵援助一事感激不尽，但在朝政初期，宫廷后妃们仍然对信仰天主教有所游移。之后，诸后妃在经瞿安德和庞天寿的劝化后，于1648年受洗入教。根据西文数据记载，瞿安德同时替两宫太后和皇后施洗，受洗之时，庞天寿以神父之名出现。又据台湾学者黄一农先生考证，此次受洗时间最有[15]可能发生在永历二年（1648）三月，地点则是南宁。据称，当时[16]“受洗者五人，永历嫡母（王太后）教名烈纳（Helene）；永历生母（马太后）教名玛利亚（Marie）；永历皇后教名亚纳（Anne）；永历嫡母之母教名朱丽（Julie）；永历女教名阿加斯（Agathe）。朝中颇有非议者，诸后主不顾也；烈纳太后且命其子，入见时须先礼救世[17]主像”。

后宫受洗后，王太后曾祈告天主，希望败退清兵。不几日，果然有数省官兵反正，这一事件从而更坚定了后宫对天主教的信仰。不久，皇后生下一子，到三个月时患了重病，当时永历帝听从了后妃们的劝告，由瞿安德为其子举行洗礼，并求天主庇护，取教名为当定，结果皇子的疾病很快得愈。随后永历帝便派遣使节团携带重礼前往澳门，于永历二年九月在澳门耶稣会教堂的祭坛前行礼，表达对皇子病愈的感激，且借此机会请求澳门当局派遣军队支持永历朝廷。澳门参事会及澳门总督随后派遣了一支300人的军队，并携带两门大炮前往内地增援。第二年，耶稣会又答应王太后和庞天寿的请求，增派另一位传教士卜弥格前往广西永历朝廷，协助瞿安德处理教务和政务。

卜弥格，字志远，波兰人，1629年加入耶稣会，1645年前往安南北圻之传教会。1647年来到海南岛，越三年而至澳门，很快便被曾德昭派遣至广西，在永历朝辅助瞿安德。到达广西后不久，卜弥格被永历帝委以重任，携带重要书信前往罗马。据载：“新近受洗之明朝皇后欲遣使至罗马，谒见教皇，初拟命太监庞天寿往，然天寿未能远离，兹见弥格至，欲命弥格往。安德、弥格请命于澳门诸道长，诸[18]道长许之，弥格乃受命。”当时卜弥格持有烈纳太后致教皇及耶稣会会长书信各一件，还有庞天寿致教皇及耶稣会会长书信各一，同行的人还有庞天寿的两名信教随从罗若瑟与沈安德。此次行动的目的在于获得罗马教皇的支持，希望派遣更多的耶稣会士前来中国。当卜弥格奉使欧洲之时，庞天寿、永历帝及皇子当定在清军追击下身亡，永历二后及诸妃也被清军擒获解送北京。等卜弥格于1656年初返回中国时，同伴8人也只剩柏应理、鲁日满、葛安德3人。1658年6月，卜弥格抵达安南北圻，准备进入广西时不幸染疾，于1659年8月22日病殁于广西与北圻交界之地。

至此，天主教在广西的活动随着南明永历朝政的覆灭而暂告一段落。其间，尽管天主教很少在广西民间开展活动，但它在朝廷中的活动，给当时的广西社会造成了一定的影响，并为随后天主教在广西的传播奠定了基础。南明永历朝期间，传教士在桂林、梧州、南宁不但建立了教堂，且使后宫、嫔妃及部分太监皈依天主教。同时，一些士大夫与天主教中人多保持友善甚或密切的关系，更通过与来华传教士的交往，认识到西方在算学、历学与兵学上的先进性，从而学习之，[19]为改变中国这方面的落后状况而努力。例如，永历三年（1649）正月，瞿安德获准颁行以西法编定的新历，短暂取代了明朝已行用了[20]约280年的《大统历》。又如，庞天寿在耶稣会士的协助下，督导南明永历朝廷建造西洋大炮，并在桂林保卫战中多次击退大规模清军[21]的围攻，为晚明政权赢得了喘息之机，也奠定了广西天主教的传教事业基础。第三节清末民国时期基督宗教在广西的发展

明末清初时期，庞天寿、瞿安德、卜弥格等人在广西的传教及政务活动，过多地依赖于地方政府力量，而忽视了当地民众的信教问题，这也是早期来华天主教传教士的一个共性，他们到达中国后往往以走上层路线作为传教方略，致使在传教方面无法获得更好的效果。

南明永历政权消亡后，天主教在广西的活动也随之夭折。尽管其间还有一些传教士仍在中国开展活动，但在广西却找不到任何有关传教士活动的记载。到18世纪，因礼仪问题天主教与中国政府发生剧烈碰撞，这次冲突导致的直接结果便是天主教在华传教势力的日渐衰弱。此时，不但中国的清廷皇帝开始与其疏远，民间也不间断地爆发民教冲突事件。而且，相当部分民众日益把基督教作为一种外来敌对势力看待。随之而来的是康雍乾年间不断出台的禁教政令，天主教在华活动进一步遭受打击，广西的教务同全国各地一样，在这一重大历[22]史事件冲击下皆无从幸免。

直到鸦片战争前夕，随着西方殖民势力海外贸易的加强，基督宗教亦开始大范围地向“异教徒”的国家传播，天主教在华活动又开始复苏。特别是当西方列强以炮舰轰开中国大门的时候，一系列有关传教条款的条约得以签订，天主教与基督新教开始有计划有步骤地进入中国内地。在各省，包括广西在内，有更多的传教士前往播散“福音”。一 法国巴黎外方传教会在广西的教务活动

从相关史料来看，晚清时期最先进入广西的基督教会组织是法国的天主教，其势力在当时的广西也表现得最为强盛。19世纪中叶后不久，罗马教廷传信部将中国境内的天主教会，大致分辖为五个教派，即西班牙多明我会（Dominicans）、耶稣会（Jesuits）、遣使会（Lazarists）、方济各会（Franciscans）以及巴黎外方传教会（Societe des Missions Etrangeres de Paris）。其中，巴黎外方传教会[23]辖四川、贵州、云南、广西、广东、东北以及西藏。广西教务被罗马教廷划为由巴黎外方传教会负责的两广教区后，1852年，升任两广教区主教的李播（Labbe Libois）神父便立即采取措施，派遣传教士雷诺（Reniu）非法潜入广西，了解当地的社会及宗教活动。据[24]称几个月之后，他便向主教提出了一份切实可行的报告。

接着，另一名法国籍传教士马赖在主教李播的指示下，于1852年从香港出发，在东江遇劫后折回，再于1853年12月26日从广州道经广东、湖南，辗转到达贵阳，滞留该地学习语言。随后于1855年冬穿上彝族服装，打扮成少数民族模样，携教徒白满、卢家两兄弟、巫老六和女教徒曹桂英等人混入人群，进入广西泗城府西林县白家寨。他在两年的时间里，将传教点扩大至县境的安定、常井、渭洛、板坡、那满等乡村。西林县成为晚清广西民族地区最早接受天主教的[25]地方，当地入教者中多是彝族、汉族人，其次是壮族人。正当马赖准备前往省城桂林发展教务的时候，被中国官方发现而被逮捕，随后遣回贵州。然而，他在1856年12月14日（咸丰六年十一月十七日）[26]又潜至西林县的板坡村，知县张鸣凤知道后再次把他抓了起来，经审讯后予以处决，由此引发了震惊中外的所谓“西林教案”，并成为第二次鸦片战争法国向中方开战的导火索。战后法方强迫清政府晓[27]谕天下：“任由各处军民人等传习天主教。”从此，法国天主教势力闯开了进入桂西北的门户。

19世纪60年代，又有多名法国籍神父绕道贵州来到西林县，拓展教务。到19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他们的教务活动开始由西林县往隆林、凌云、宁明、崇善及百色一带发展。中法战争期间，广西民众反外排教形势严重，之前建立的传教基址遭到破坏，法籍传教士被迫前往澳门与香港躲避，省内教徒的宗教活动处于停滞状态。直到战事结束，在中法条约的保护下，法籍传教士卷土重来，在之前活动的各地建立教堂、医院和学校。

广西南部毗邻越南及广东，至近代越南就落入信奉天主教的法国殖民势力范围；广东亦是我国较早接触天主教的省份。越南和广东在文化上的辐射对广西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涠洲岛是广西南部的一个小岛，隶属于北海，地处北部湾海域，南望海南岛，北靠北海市，东邻雷州半岛，西近越南。由于地缘性的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下载完整电子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