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徐子建
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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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的军装试读：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父亲的军装/徐子建著.—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9（家园徐望）
ISBN 978-7-02-015231-5
Ⅰ.①父… Ⅱ.①徐… Ⅲ.①纪实文学—中国—当代 Ⅳ.①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9）第087981号
责任编辑 付如初
装帧设计 刘远
责任印制 苏文强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166号
邮政编码 100705
网 址 http：//www.rw-cn.com
印 制 天津千鹤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字 数 178千字
开 本 710毫米×1000毫米 1/16
印 张 18 插页43
印 数 1—20000
版 次 2019年7月北京第1版
印 次 2019年7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978-7-02-015231-5
定 价 68.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父亲百岁时，祖孙三代人合影
作者徐子建（左）父亲徐成沄（中）徐静蕾（右）父亲徐成沄获得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国家金质纪念章，摄于授予仪式上爸爸的书徐静蕾
爸爸今年七十五岁了，已经算是彻底退休了。
大约十年前，他刚刚用运动控制住了已经开始飙升的糖尿病指数，某天吃饭的时候，突然说要写书，想把家里前辈和自己一生的经历都写出来。
我很高兴他有这样的想法。那时我们都希望他尽快退休——我不可能去接手他的工厂和公司，弟弟也有自己事业上的想法，而爸爸的身体不再适合这么高强度的工作。我们都知道他不甘心放下，尽管算不上多大的企业，毕竟是白手起家为之奋斗了一辈子的心血。
他想去写书简直太好了，可以逐渐转移他对于工作的注意力，但又不至于突然停下来觉得生活无聊，他一旦感觉无聊，估计批评我不努力、娇气、固执、读书不够等等，将会变成生活常态，一想到这些，小徐焦虑症就要犯了。
当我爸爸的女儿压力有多大，没有亲身经历的人很难真正体会。
他最近比较激烈地批评我，是一次旅行。
他老人家第一回在美国高速路上开车，便以惊人的时速飞奔，指路的GPS明显赶不上他的迅猛。我一路提心吊胆，让他小心，絮叨了几句（也可能是好几句），他怒了，猛地靠边停车，劈头盖脸说了我一顿，歌词大意是说我刚愎自用，现在谁的意见也听不进去云云。
一头雾水，这是在说我么？这和刚才开车的事情有什么关系，这难道不是在说他自己？……陷入沉默，谁也不理谁了几个小时之后，作为必输的一方，以我的嬉皮笑脸结束了冷战。事后回想，估计那番话是对我“越来越不听话，越来越不努力”积怨已久的不满吧。
近年来，我们两个成年人在分歧和“互相忍让”中所能达成的最大一致是，固执的毛病，是绝对的遗传，而努力这方面，遗传了……一些，但是绝对不充分，在这点上，我们双方都有责任。写到此处，我好想笑……怎么办？！……哈哈哈……
以我不成熟的小看法，他做事的努力，已经到达了强迫症的地步，他要是能觉得谁足够努力才邪门了。以这次写书为例，上写作课、到图书馆查资料、多次回老家采访，反复核实当年很多事情发生的时间地点，光是手写笔记就有近百万字，这些在他自己的前言里有最基本的、克制的提及，实际上，有过之无不及。
爸爸不是一个专业作者，虽然在饭桌上听他讲过很多过去的事情，讲得生动有趣，但是变成文字，又不是那么简单。十年间，见证了他写作的巨大进步，从一开始文章中常见“大词”的思想汇报感悟，到最后的成稿，非常客观地说，确实是量变到质变。而这种挑战自我的不懈努力和坚持，真的很有成效，并且令人尊重。
这是一本写过去的书，讲的不仅仅是我的家人前辈的故事。时代、环境和家人使我们成了今天的样子。
感谢一路支持他写书、给他各种意见和建议的叔叔阿姨哥哥姐姐和朋友们，感谢这本书的陪伴，让他充分享受写作带来的快乐和满足。
这篇序写得我战战兢兢。但是你们懂的，我有多骄傲，因为有这样一个爸爸。2019年5月3日写在前面的话
十年前，便有了写一下家里四代人故事的想法，2011年动笔时，我已经六十六岁了。母亲在世时讲过一些上两辈人的事情。祖父徐方兴1870年从湖北只身来到湘潭，自己经营些产业，后来成为英国怡和船运公司买办。他家业的兴衰，几乎与洋务运动走着同样的步伐。
抗日战争期间，亲属中十一人投身战场。父亲徐成沄从淞沪会战到三年内战，由国军军医主任变为人民解放军军医主任，抢救了无数伤员的生命，自己也在国民党飞机的空袭中被击断腿骨。
我的童年在湖南湘中的永丰古镇度过，五岁时土匪进过家门，青树坪的国共激战就发生在离家不远的地方。
上两辈人1949年前的生活，算是书的第一卷。
1949年后的生活，是书的第二卷。共和国的成长与壮大，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公私合营、反右运动、大跃进，我都站在时代的角落里亲历过程。
十六岁时正值三年饥荒，我被分配到高温炉前工作，没有一顿饭吃饱过。后来又赶上了史无前例的“文革”，曾虔诚地信奉那些无比崇高的理论。人生总有许多遗憾，有些事让人刻骨铭心，永难忘怀。
1985年，算是人生的低谷，我揣着全家仅有的一百元下海创业。那时既有发财的梦想，也自信混得再不好，凭着这点手艺也能养活家小；最后用凑来的六百元购买废旧物资，制成霓虹灯设备。其间甘苦不亚于漂流到荒岛求生的鲁滨逊。
只有母亲一直担心我丢了铁饭碗，将来没钱看病养老。
那年头下海闯江湖，危险与绝望都经历过，与黑白道的过往是想躲也躲不掉的，自然有不少惊心动魄的故事。
此后不少年。我们厂在北京成了这个小行业的领头羊，只是为此付出了太多的辛苦，也损害了原本健康的身体。十年前，霓虹灯逐渐成为过气产品，社会风气也不同了，生意越来越难做。不过，“小富即安”一直是我信奉的原则，人总要知所进退，虽然激流勇退是一件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却很难的事。
儿女们现在从事影视工作，成为了公众人物。关于他们的成长，媒体有不少报道。早期教育的理论认为，每个儿童都可以培养成为杰出的人才，我相信全心投入的早期教育，相信严格要求与科学的教育方法。栽什么树苗结什么果，撒什么种子开什么花，这一切都取决于为此做出不懈努力的父母。所以第三卷讲子女教育，我愿意把自己培养子女的经历与体会，真诚地奉献给亲爱的读者。
书写家史是此前没想过的事，相关的书籍读了一些，毛笔抄录的笔记也有几尺厚了。写作是个辛苦活，有时从早六点写到中午，站起来时，人都有些打晃。
回忆录一类文章，常是“七分资料三分写”。找资料当然离不开百岁的老父亲。在现代中国，参加过1937年淞沪抗战的老兵还能有多少人？六年前在重庆，我刚开口问国民党军队的抗战情况，他的脸色瞬间变得极其严肃：“那不能讲，国民党是消极抗战。”他曾标榜自己是“一辈子政治上没说过错话”。我只好耐心地告诉他，国家对这段历史已经有了客观的结论，国共共同抗战，都是光荣的事。事后父亲买了中国社科院出版的《中国近代史》，他认为社科院才能代表党和政府的立场。老爷子做了摘录，然后告诉我：“抗战的事可以讲了。”这几年不断给父亲打电话，询问战争年代的情况，他年过百岁却记忆力惊人，很多人的姓名、重要的电报文稿张口就能说出来。
纪念抗战胜利七十周年时，他获得了国家颁发的金质纪念章。
徐家祖籍是汉阳的徐湾，辈分排序是“祖德卓方成，子振家声远”。2008年9月，费了许多周折，我找到那个十八户都姓徐的偏僻村庄。
2011年11月，我第一次去湘潭寻根。在湘江北岸，祖父工作过的怡和公司与自家的宅院，都已毁于日军轰炸。母亲的董家应在瞻岳门内，更是毫无踪迹。下午突然天降大雪，夹杂着冰粒，寒气袭人，归来的车上，心情沮丧，拙笔写下小诗一首：
一为寻祖去长沙，最是深情寄董家。
瞻岳遗踪怀故土，宵寒独守伴霜华。
两年后再去湘潭，终于找到了母亲住的雨湖老街。这里残旧的建筑，还保留着老年间的风貌。偏偏母亲家的原址上，却盖了座白色小楼。一位老住户告诉我，此处原有一石牌坊，后来被红卫兵砸倒了，上面的石狮子摔得粉碎。
1949年后，徐家的亲属分居海峡两岸，台湾开放老兵探亲后才得以见面。2004年10月，我专程赴台访亲问故。桃园的堂姐夫王永浩为人义道，夫妇二人为本书提供了不少资料。前不久传来二老去世的噩耗，令人痛心不已。
蒋介石在慈湖的陵寝也参观过。五岁以前，我也算民国的子民。如今青天白日的旗帜仍在慈湖上空飘扬，孙中山与蒋介石的塑像被移到这里，随意地摆放在溪边高低不平的绿地上，台湾并不太小，似乎没有他们多少容身之地了。
第二稿写作前，我去了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二十七天中，面对着浩如烟海的战史资料，每日盯着屏幕抄录。其中有呈送军政部及蒋委员长的战报、各战役的概要，还有父亲抗战中的立功记录、呈送蒋介石“徐成沄等八员”的任免报告与个人履历表。这些难得的史料让我更多地了解到，抗战期间国军将士浴血战斗的历程，以及官兵生活的诸多细节。
第三稿完成之前，我去了当年日军登陆的乍浦、金山卫，还实地考察了父亲抗战的江浙几处战场。回京途中，又绕道走访了1946年整3师覆灭的山东定陶大杨湖、天爷庙。
实地探寻历史是我对读者应负的责任。
如今书的第一卷即将出版，第二、三卷初稿文字已有三十多万。曾经看过杜甫的名句：“胸中块垒，笔底波澜。”我想，只有将几十年的所见所闻所历，还有内心想说的话全都写出来，才算拥有一个相对完整的人生。2019年1月8日第一章 徐贤志堂1.湘潭创业
听上辈人说，1870年，十五岁的祖父离开了祖居湖北汉阳的徐湾。曾祖父有六个儿子，他是最小的，读过几年私塾，先生说他是可塑之才，但家中贫困，供不起他继续读书。一个亲戚说，湘潭一家大的布店招聘店员，要求能写会算，便把他介绍过去了。临行时，祖辈务农但也懂一点中医的曾祖父，把一个治疗肿瘤的祖传秘方交给了他，说是遇到危机时可用来谋生。
湘潭是个千年古城，湘江从城南流过，经洞庭湖汇入长江，是华南重要的货物中转地。唐宋时期，湘潭经济逐渐发达，明朝时便有“小南京”的美誉。
鸦片战争以后，广州成为主要的对外通商口岸。因为湘江上游暗礁多，从湘潭起，下游才可走五百吨以上大船，外国货物由广东上岸，先运至湘潭再分运内地；中国丝茶等货物运往外国，也先在湘潭装箱，然后再运广东出口。
清末湘军崛起，因镇压太平军有功，大量湘人为官，全国七个都督中有六人为湘人。湘潭得天时地利人和，经济发展已成必然。
祖父到湘潭时，适逢“同治中兴”，湖南成为洋务运动重镇，湘潭由此更加繁荣，沿江码头已近四十座。当时，河街、正街、后街三街并行，街市向求子桥方向延伸，店铺有五千四百家。各省商人汇集湘潭，日贸易额白银五六百万两，是湖南最大的商业城市。
祖父去的王记布庄在城正街，地处繁华区域，是一家远近闻名的洋布店，伙计有六七人。店后有自设的染坊，十几个印染工人整日忙碌。老板王志才自管账目，因业务扩展，想找一个帮忙管账的店员。祖父天资聪慧，为人诚实，字写得也好，日子久了，店主对他愈加器重。两三年后，祖父对布匹的花色品种、进货渠道，都了然于胸，于是长沙、汉口一带的进货业务也都由他去办理。店里以经营洋布为主，免不了与外国洋行打交道，一般商用英语祖父也学了一些。
二十岁时，祖父由老人做主，在家乡娶了妻，生有一子，取名徐成淦，但发妻二十八岁因病去世。几年后，祖父又娶了第二房妻子，二祖母比祖父小五岁，没读过书，是位性情温和的劳动妇女。她一直生活在徐湾老家，操持家务，侍奉曾祖父母，忙时也下地干些农活。
布店离老城内的校场不远，祖父每天清早便去习武。生逢乱世，学些防身之术总是有用的。韩七爷是当地的武术名师，祖父拜在他的门下，几年下来，功夫大有长进。
十年之后，王老板年老体衰，布店生意逐渐萧条，祖父收入无法保证，只得辞职另谋生路。这时湘潭与长沙、汉口之间的贸易日益扩展。祖父便与人合伙包租帆船，在三地间做起了布匹批发生意。祖父徐方兴 字宝田（1855—1929）“行船走马三分险”。船家把吉凶祸福寄托于神明，舱房里设立杨泗将军牌位，开船前摆酒跪拜，开船后遇庙敲锣，磕头燃香。我在《湘潭县志》中看到有首船歌记叙了从湘潭往下的码头：
湘潭三十望昭山，兴马鹅州芭蕉滩。
石头猴子南湖港，西湖桥外把船湾。
长沙一站到铜官，青竹营田白石山。
鹿角城陵矶下水，鸭栏茅阜石头关。
嘉鱼排沙京口堰，黄鹤楼中玉笛残。
汉口开船青山望，请问赤壁弯不弯？
赤壁不弯调直走，轻舟不日上海关。
有一次祖父的货船停泊在一个偏僻的小码头，夜幕降临，星光暗淡，远处的山村传来几声犬吠。三更时分，草丛中忽地蹿出了几条汉子，挥刀登上船头。祖父早有防备，听到动静，一声大喊：“有强人！”伙计们翻身而起，纷纷抄起撑船的竹篙。那长长的竹篙，前端是尖尖的铁头，不是长矛胜似长矛。湘潭、湘乡一带是湘军发源之地，民风彪悍，崇文尚武，伙计大都练过点武术。强人见船家早有防范，又有利器在手，便一声呼啸，转身退去。
1890年，英国壳牌公司的森默兄弟把煤油输入到中国，在广州等地建立油库，先是免费提供灯具煤油，供人试用。此前百姓一直用菜油点灯，灯光昏暗不说，价钱也不便宜，而这洋人的煤油灯又亮又干净，每斤售价才六分一厘，物美价廉，当然受到欢迎。小户人家用小灯芯，有钱人家用扁平的大灯芯，剧场与集会还可以用亮度很高的汽灯，于是煤油灯迅速普及起来。后来老百姓一直把煤油称为“洋油”，其间有一点儿认可的意思。
走南闯北多年的祖父，从中看到了商机。1892年，他在临江的河街上开了湘潭第一家洋油店。批发来的“洋油”，每铁桶十五公斤，分装成三十个小瓶，转批给零售商，生意很快扩展到周边十多个县，利润很是丰厚。
那时湘潭境内盛产煤炭，洋务运动又刺激了煤炭工业的发展。有了资金，祖父又开始关注其他行业，在经营煤油业务的同时，又新建了一家煤炭商店，生意也十分红火。看祖父的经商过程，常让我敬佩不已，不仅商业嗅觉灵敏，而且总是说干就干，及时抓住商机。
到了清朝末年，怡和洋行的航运业，占到国内船运市场总额的百分之六十，中国古老的帆船无法与列强的火轮竞争。1901年，英商怡和轮船公司在湘潭十三总建成怡和码头，占地十多亩，临江是装卸区，后面是货栈，最北面是两层的办公楼。
十三总离老城区不远，已经是繁华的街区。湖南的城镇往往以“总”来划分区域，每隔一华里，便为一个“总”。
湘潭怡和船运公司成立之初，祖父受聘为买办。一来买办的收入很丰厚，经营有承包的性质，二来洋务运动的兴起，使从事进出口贸易的祖父，最先看到更大的商机，因而先行致富，这类人按照民间的说法是发了“洋财”。再加上他已经有三十年的从商经验，又通晓些英语，办事喜欢亲力亲为，每逢刮风下雨，必亲到货栈，检查防雨防风设施；货船出发前，也要亲自上船查看，怡和总公司对他的工作有很好的评价。
所以尽管公司的人事比较复杂，管账的林森方先生在总部上层有亲属，也是买办职位的竞争者，但他商业管理经验不如祖父，故一直未能如愿。
到了民国初年，军阀混战，湘潭街上到处抓夫，祖父让员工穿上有“怡和洋行”字样的背心，军阀忌于外国人的势力，就不再抓怡和公司的人了。
当时，祖父与当地的军政名流均有交往，待人接物不卑不亢，在江湖上很吃得开，也有了些名气，湖北亲戚们也都听说徐家老六到湖南发了家。
受农耕文化、宗族社会结构的影响，中国人讲究升官发财之后，买房置地，纳妾生子，祖父也不例外。年近五十时，祖父在十八总买了第一处房产。那是一个有十几间瓦房的院落，在这里，娶了他的第三房太太。1907年，次子徐成澍出生，以后又生育两个女儿。
祖父还买了二十亩祭田，作为家族的公共田产，用来祭祀祖先、赡养族人。又过了七八年，祖父在十二总的周家巷子购置了一片土地，建了一座占地五亩的宅院，离怡和办公楼只有一里地。大门外竖了一米多高的石碑，上刻榜书大字“徐贤志堂”，是祖父亲笔题写的，寓意徐家人丁兴旺，崇尚贤能，儿孙们都有志向。2.徐贤志堂
徐贤志堂是座中西合璧的建筑，位于湘潭十二总河街周家巷子，是商业繁华地带，离湘江两百来米。走上宅院的台阶，两侧各有一座石狮，进门后，左边是门房，右边是听差与洋车夫的房子。庭院铺着石砖，贴墙放着两排盆景，大香炉立于中央，藤萝与红丝草爬满白色的院墙。迎面是座三层西式楼房，灰墙红瓦，弧形的门廊上刻有欧式的图纹，这座楼房的图纸，是英国设计师提供的。二十世纪初，西风东渐，建筑风格也受到欧美的影响，不少有钱人盖起了洋楼，只是式样往往有些不伦不类。
楼房的大堂是接待客人的地方，墙面上供奉着祖宗的牌位，中堂画是一幅山水，出自清末衡阳名家萧俊贤之手，他的画笔墨严谨，雄浑苍厚，自成一派；两侧的对联“春风大雅能容物，秋水文章不染尘”，也是祖父自己题写的。他从小习的是赵孟頫的字，常常得到客人们的赞赏。正面的八仙桌、十把雕花太师椅都是上等红木。两侧墙上四幅画，是春夏秋冬的景色。在湘潭，祖父是商界名人，地方军政官员、社会名流都尊称他为“徐老”。祖父就在这里接待湘潭各界朋友。
洋楼后是花园，园中的花木品种名贵，北边一条小溪，涓涓的溪水静静地流入水池，鳞光闪烁的锦鲤在荷叶下游来游去。池边有座凉亭，亭中的石桌凳，可相坐对弈，品茶纳凉；太湖石分立东西两侧，汉白玉的基座，刻工精致。西边草地上，弯弯曲曲的石板小径，绕过竹林假山，直通凉亭。老爷子喜欢桂花，深秋时节，那排桂树的花香飘满河街，沁人心脾。
花园北面的两层中式楼房，白墙青瓦，风格简约古朴，格调雅致，朝阳的方向有三个门廊，站在这里，园林秀色尽收眼底。
房檐下有几个燕子窝，春来燕子回归，飞来飞去，喳喳地叫着，喜气洋洋的。柳枝吐出新绿，红杏冒出墙头，真是春色满园了。
后院很大，里面是厨房、仓库，还有用人的住房，最多时住过二十多人。前门常常是关闭着的，人员从后门出入。院子中间有个天井，夏季雨大，水从四周的屋檐下哗哗地洒落下来，在石板上溅起高高的水花。
来湘潭三十年后，祖父财富的积累达到高峰，在江边陆续购置了不少房产。2012年2月我去台湾，拜访堂姐徐素姣。她是二伯的女儿。据素姣姐回忆：“小学校长是祖父的朋友，他当时告诉我：从前这条街一半都是你们徐家的，你家几项生意都很红火。湘潭怡和公司有电台，有英文翻译，电报员每天与十几条轮船联系，公司的业务做得更大了。”
祖父生活讲究，古巴雪茄、名牌黄油都是日常之物，连西瓜都要轮船从上海带过来；出入有黄包车，那时叫东洋车，刚从日本引进，细帆布的折叠雨篷，铜饰闪闪发光，当时算是奢侈品，也是身份的象征。父亲说他年幼时随祖父去长沙、汉口办事，不管乘哪艘船，船长都会准备好饭菜、水果来招待。
祖父抽屉里经常放着一包包的银元，平时也放些外债，利息是笔额外收入；徐贤志堂里专设有牌室，商界名流常来此玩牌，赌注下得挺大。按当时的规矩，房主抽头的数额也不少。大钱小钱都要赚，祖父就属于这样的人。
遇有灾荒或疾病流行，祖父也做一些施粥舍药的善举。每到这时，河街与正街上人声鼎沸，怡和的旗帜飘扬。祖父舍得为此花大钱，说这是积德行善，也是亮公司的招牌。除此以外，他要账房先生把自己每年收入的两成提出来，捐赠寺庙，救济穷人。说起来，士绅商贾，乐善好施，回馈社会，自古有之，也未尝不是财富分配上民间的一种自我调节方式。祖父也收藏些古玩字画，但并不是行家。在齐白石还只是湘潭农村一个手艺高超的木匠时，他曾为祖父做过一座雕花屏风，价格也很不低，可惜年代久远，这屏风早已不知去向。
三祖母刘氏，娘家原本是前清官宦，不知什么原因开罪了朝廷，家族败落。也许因为是命运的骤变，她养成了强悍的个性，对儿子徐成澍还有些偏爱，责骂女孩却是很平常的事。那时候鸡毛掸子是家中必备之物，急了便是打人的利器。大姑妈徐剑茹乖巧嘴甜，挨骂少些；细姑徐淑仁心计少，挨的骂最多。祖父对三祖母畏之如虎，百依百顺。有次二祖母从汉阳老家坐船来湘潭，祖父闻讯，竟然惊慌失措——若让三祖母得知，岂不闹个天翻地覆？于是匆匆跑到码头，船刚靠岸，便立即跳上船去，递上一包银元，好话说尽，劝二祖母原船返回。千里而来，却未能下船半步，二祖母号啕大哭，吵了一阵，一路哭着又回乡去了。
三伯父徐成淮生于1912年。他母亲左秀玉算祖父的外室，命运令人唏嘘。左氏原为孤儿，在常熟老家被人收养，六岁送去学弹词，艺名九岁红，十二岁时被湘潭有名的妓院怡春楼高价买去。秦楼楚馆，也要有些幺弦孤韵，营造典雅的氛围，以吸引名士巨贾、达官贵人。同治中兴之后，湘潭的江浙商人增多，还有不少湘军官员从江浙回乡，姑苏弹词便由这些人带了过来。吴侬软语，娓娓动听，或金戈铁马、叱咤风云，或清新柔缓、儿女情长，一时间，听评弹成为一种时尚。
九岁红形象端丽，嗓音甜润，还略通诗文。只是这种弹词艺人卖艺而不卖身，身价不低，一般人请她陪吃酒，花的银子也不少，但改变不了她们身处欢场的命运。茶楼门前的戏报说九岁红“声如百啭春莺，醉心荡魄，曲终人散，犹觉余音绕梁”。祖父听了几次评弹，竟然成了超级评弹迷，于是呼朋唤友，每场必到，为了追求她，既舍得花银子，也舍得花时间。
九岁红遇到祖父的时候，已有二十三四岁，早有为自己打算的心思，见祖父虽年纪大些，但对自己也是实心实意，于是日久生情。她要求明媒正娶，祖父也满口答应，但到发现怀孕真准备要结婚时，家中三祖母声泪俱下，不惜以死相拼，坚决不准“窑姐”“下九流”进门。祖父跟她争吵了几次，又三番五次乞求，三祖母始终不为所动。祖父只好先为九岁红买了外宅，许诺孩子出生后再明媒正娶。冬去春来，三伯父出生了，三祖母接回孩子，却仍不许九岁红上门。偏偏这九岁红性情又很刚烈，自觉骨肉分离、入室无门，决意投湖自尽。
九岁红一袭白色衣裙，对琴师说出门去见朋友，却在深夜里来到雨湖八仙桥畔。附近有座双壁牌坊，石柱上刻有“青冢芳魂留片石，白波明月照双娥”的联句，是湘潭人为两位投湖烈女设立的。
月影幽深，湖平似镜。九岁红心中的波澜恰似弹词曲调《杜十娘》，道尽内心凄凉：
窈窕风流杜十娘，
自怜身落在平康。
她是落花无主随风舞，
飞絮飘零泪数行。
月朦朦，朦月色昏黄，
孤凄凄，凄迹寄他方。
路迢迢，云程千里隔，
白茫茫，总望不到那旧家乡。
夜幕沉沉，问苍天，苍天不语，故乡千里，何处是归程。七仙桥就在眼前，九岁红泪已流尽，漫步上桥，心一横跳下桥去，扑通一声，湖水激起浪花，人却沉入湖底，真个是“花落人亡两不知，一场春梦不分明”。
或许是苍天有眼，九岁红命不该绝。湖对面铜漏报时的谯楼里有一更夫，三更将至，收拾竹筒、梆子与灯笼，刚刚出得门来，就隐约听到落水声。江边长大的人，水性都好，更夫一跃入水，将人救上岸来。
祖父闻讯赶到，百般劝慰，但面对三祖母，祖父也无计可施，于是商定九岁红回家乡休养，日后再谋母子团圆。
于是，祖父代她卖掉住房，又带上一笔安家费，送她搭上公司去上海的轮船，拜托船长，到常熟时，派得力的水手将她护送到家。
九岁红单住一舱室，神情木然，泪水默默流出。轮船即将启航，祖父不能自持，弯腰向前，右膝顺势着地，从怀中取出一白如凝脂的玉镯，托起手臂，将玉镯给九岁红戴上，“留个念想吧。”说着也落下泪来。
从此以后，九岁红再没回过湘潭，三伯父也终生没有见过自己的生母。
1915年，祖父娶了我的祖母。
祖母名叫杨春桃，1900年生于常德西侧的丹洲乡。1908年6月，沅水泛滥，瘟疫流行，死亡灾民数万，卖儿鬻女之事时有发生。八岁的祖母及她两岁的弟弟随着重病的父亲，与灾民一起流落到湘潭，日近中午，正在大湖街海会寺外等待徐贤志堂施粥。
这时三祖母从庙里拜佛出来，正要上轿，听到一声娃娃哭，正是祖母年幼的弟弟。又见到路旁的祖母头上插根稻草，虽面黄肌瘦，人倒也端正，一双眼睛炯炯有神，看上去很机灵，感觉很投缘，便问这孩子卖多少钱？病汉子苦着脸说：“三四千文吧。”
三祖母刚从庙中礼佛出来，高僧的话尚在脑中，就动了慈悲之心。而且儿子头年出生，自己也需要增加个贴身使女，便叫随行管家付了七千文。病恹恹的汉子接过钱来，也未道谢，只流着泪对闺女说：“跟着这位太太走吧，爹对不起你！要懂事，照顾好自己。”骨肉分离，一家三口哭得伤心。
几年过去了，祖母做事小心谨慎、尽心尽力，三祖母便也手下留情，打骂不多。
有段时间，三祖母身体一直不好，郎中请了几个，也不顶用，心里很不踏实，便让管家去请当地有名的算命先生黄半仙。
管家陈老汉跟随祖父多年，是个办事稳重的人。他到十八总找到黄半仙，说明来意。半仙一听，心中暗喜。徐贤志堂是出名的大户，算命先生行走江湖，最愿遇到富贵人家的妇人。而且黄半仙确非等闲之辈，算命的《英耀篇》背得烂熟，审、敲、打、千、隆、卖六种秘技应用自如；与管家一番谈话，就摸清了徐家三奶奶的不少情况。
第二天，黄半仙来到徐贤志堂，见到三祖母，先是观掌看相，掐算生辰年月，随后口中念念有词，什么“天怕乌云地怕荒，人怕老弱树怕伤”，听得人如坠云雾。他又请三祖母在十二时辰中随意报出一个，然后伸出左手，拇指在掌上轮番点去，口中念着子丑寅卯，数到三祖母报的“亥”字时，拇指尖正掐在中指下端，他顿时面色大变：“不好！此处名曰‘大空’，实是四大皆空。”顷刻又得真言两句：“今年白虎当头坐，不是有灾就有祸。”
三祖母心里原本就虚，老疑心自己要得什么大病，一听此言更是惊魂失魄，急忙请教避灾之法。黄半仙闭目沉吟，然后念出四句诗来：
大恨冤仇前世结，
如今要降血光灾。
烧香南去二百里，
逢凶化吉进万财。
三祖母一想，便问：“南面二百里不正是南岳吗？”半仙说：“正是。但你前世罪孽深重，还需在黄庭观里诵经一月。”三祖母对半仙千恩万谢，多给了不少算命钱。她坚信天命不可违，随后就匆匆准备行装，前往南岳进香去了。
三祖母一走，家中肃静不少。祖父于是趁机办了件大事，将十五岁的祖母收房为妾。祖母地位低下，原本就说不上什么愿意不愿意；加上祖父又给她许了些好处：“今后你就由用人变成主人，有十个银元的月钱。我和太太年纪也大了，将来这个家还不是你的吗？”事情就定下来了。
婚礼说办就办，亲朋好友十多桌，吹拉弹唱，大婚的礼数一点不缺。三祖母不在，没人敢说二话；再说晚辈与下人平时没少挨骂，这回私下里都想看看三祖母的热闹。
等到三祖母从南岳归来，生米已煮成熟饭。她狠骂了几天，说：“难怪我在南岳圣帝面前打卦，怎么都不灵了，原来你们这些家伙作祟呢。”可她也只能接受，心里想着，这丫头是自己看着长大的，闹不出什么事来。千不好万不好，总比找一个唱戏弹词的狐狸精来好，那可是真麻烦。3.父辈八兄妹
我祖母生了三个孩子，是“成”字辈。父亲生于1916年10月，起名“成沄”，两个叔叔起名“成沛”“成满”。后来一位私塾老先生说名字起得不好，三兄弟生于江边，名中偏旁皆是三点水，注定一生漂泊。“沄”字，水泫沄而涌涛，一生并不安宁；“沛”字，水势湍急，有跌倒倾仆，挫折困顿之意；“满”字，郁闷，闷塞不畅。老先生的咬文嚼字，祖父却不相信。
祖母带三个儿子住在西式楼房的二层。父亲儿时生性乖巧，招人喜欢，祖父对他尤其偏爱。脾气不好的三祖母也喜欢他，她打骂别人时，只有父亲能过去劝阻。有一回，三祖母认真地对我祖母说：成沄这孩子我喜欢，你就送给我做儿子吧。祖母回答也很痛快：“他现在就是你儿子，哪还用送呀。”
父亲常被祖父带去看戏。湘潭原来主要是湘剧，农村的花鼓戏班也经常进城，乡邻凡有生辰、节庆活动还演出皮影戏。城内寺庙与会馆、茶园都能演戏，后来有了专门的戏院，座位几百个，多的有上千的。父亲最喜欢的还是号称“国剧”的京戏。由于字写得不错，他常给京剧团写演出广告牌，得到的待遇是免费看戏。长此以往，父亲学了一些演技，后来又在剧团里认了一个师傅，两三年后，他的水平大有长进。
沛叔生性活泼，从小贪玩，上学的路上把书包交给弟弟，约好下课后一同回家，然后自己就玩去了。沛叔生性聪明，尽管逃学，功课却不错。他能说会道，好交朋友，也酷爱京剧，京胡拉得很好。那个年代常闹兵荒，战争一来就要躲到远处去。有一次城里又要开战，他竟然带了四只老母鸡跑出来，家人说你要是带幅字画，能换一千只鸡了。
满叔生于1928年，年纪最小，人也听话，跟两个哥哥一样，喜欢京剧。父亲学的是杨派老生，满叔学了程派青衣，加上沛叔的胡琴，三兄弟就是一台戏。
1926年，北伐军进入湘潭，老百姓游街挂旗，异常热闹。当时国共合作，共同对付军阀，老百姓看到了过太平日子的希望。那时，共产党领导的工农运动掀起了高潮，地区工会与农会的会员多达数十万，集会的时候，土枪、梭镖、火铳、大刀都拿出来了，场面很是浩大。儿童团也组织起来了，总部设在十四总正街圣公会。工会在十二总英商太古码头的大仓库里，用木箱搭起舞台，儿童团演出斗争土豪劣绅的文明戏，看戏的人很多。十一岁的父亲头戴瓜皮帽，反穿着祖父给的羊皮袄，脸上涂着白粉，嘴上还粘了些白胡子，扮演人人喊打的土豪劣绅。没想到演出后，电灯公司工会管理儿童团的王大青见是我父亲，大喝一声：“怡和徐大爷家的伢子，有什么资格演戏！”父亲一下子就蒙了，他不知道自己是富家的孩子，不能演革命戏剧。回家跟祖母讲，祖母说兵荒马乱的瞎闹，弄不好要砍脑壳的。此后，父亲每天放学后就被祖母锁在家里，不许出门。
不久，国民党也成立了右派的农会和工会。12月份，湘潭共产党书记杨昭植组成特别法庭，召开公审大会，宣判右派团防局长晏容秋死刑。
杨昭植出身于上马乡营龙村的一个大地主家族。当时城乡富户有的被罚款，有的被抄家，还有的被砍了脑壳，许多财主逃往长沙、武汉等大城市。团防局长晏容秋是地方武装头领，管理一万多亩公田和几家当铺钱庄，左右县政，雄霸一方。
湘潭韶山出生的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里提到：“湘潭的晏容秋，则是农民和各界人民强迫县长同意从监狱取出，由农民自己动手枪毙的。”湘潭民众还烧了英商亚细亚公司的油池，民谣唱道：“杨昭植，烧洋油，帝国主义低了头。”
1927年5月，国民党35军33团团长许克祥发动“马日事变”，杨昭植被捕，6月2日在学坪惨遭杀害，年仅二十五岁。白色恐怖下，右派也散布民谣：“杨昭植，烧成灰，瘌痢婆妹子哭成堆。”阶级斗争，血肉拼杀，从来都是残酷无情的。
一时间，湘潭陷入一片动荡之中，徐贤志堂也如汹涌波涛中的一叶扁舟，失去了往日的宁静。这场大革命对于祖父倒是没有颠覆性的冲击，毕竟他已经退休了，平常又热衷慈善，也算得上仗义疏财，在地方上没有什么恶名。到了9月，天气转凉，祖父决定带着最受宠的父亲到汉阳老家暂避。
轮船途经长沙，没在码头停靠。下午，江面更加开阔，船长进舱来说：“徐老，快到洞庭湖了，上边准备茶点，您老和少爷看看湖景吧。”爷儿俩走上甲板。《岳阳楼记》父亲在私塾里是读过的，如今亲眼看到这八百里洞庭的“上下天光，一碧万顷”，印象格外深刻。
第二天下午，武汉三镇到了，轮船终于停靠在汉口码头，大伯徐成淦领着两个戴礼帽的汉子在岸边等候。父子二人下船坐上准备好的四轮大马车。街区的商店一排接着一排，人群熙来攘往。坐着马车南行，路过汉阳兵工厂，烟囱林立，机器轰鸣，这工厂实在太大了。大伯说这是造枪炮的地方，父亲当时觉得新鲜，从未想过自己此后会有十几年枪林弹雨的戎马生涯。
他们没在武汉停留，直接去徐湾村。路上六十多里，走了四个多小时，过了蔡甸的小集，便进了村子。祖父为已逝的大祖母和二祖母各自在村里置办了一份家产，两栋住房都离徐旨乾家的房子不远。旨乾是祖父二哥的孙子，按辈分叫父亲叔叔，年纪却比父亲还要大二十二岁，由于参加过武昌首义，又从保定军校毕业，在军界是个有名的人物。
大祖母是大伯父的亲生母亲，早已去世。二祖母是农家女儿，面目慈祥，心地善良，三十多年前娶进家门，没有生养过子女。家里有些田地，她农忙时也帮着干点农活。祖父回老家，她非常高兴，拿出了很多好吃的东西，对父亲也是关怀备至。
在徐湾住了十多天，原来那辆马车又把祖父和父亲接回武汉，住到大伯家里。
大伯那时正当盛年，体格魁伟，嗓音洪亮，天生有种特别的威严，让人望而生畏。他久居汉阳，偶尔来湘潭小住，父亲原本是见过的。清末民初，湖北帮会势力很大，大伯入了青帮，因为办事干练，胆识过人，又受过高等教育，很快便成为华中地区的青帮领袖。那时候帮派组织严密，三教九流无所不包，大伯每到一地，都有一群帮会人物接风洗尘，威风八面。
此时国民党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工作人员，已从广州来到武汉办公。国共两党的重要领导人汪精卫、宋庆龄、孙科、毛泽东、董必武、吴玉章等都曾在这里工作。那时的武汉国民政府坚持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宁汉分裂后，武汉洪帮头目杨庆山去上海结识了青帮领袖黄金荣，站到了蒋介石一方，那时他们的活动还是秘密的。
父亲看到伯父整天忙碌，家里人来人往，什么职业的人都有，地方混混，贩夫走卒，有人长袍马褂，有人西服革履，江湖气息都很浓。这些人互相之间话语不多，即使是熟人，也只打个招呼，然后直奔后院，闭门议事。祖父对大伯父帮会这些事，并不赞同，说他们“总是神神秘秘的，成帮结伙，不知干些什么”。后来宁汉合流，黄金荣成了蒋介石政府的座上宾，武汉的青帮也浮出水面，开始涉足政界。大伯担任了湖北省政府硝磺总局局长，主管全省军需采办。这是个有权有利的职位。
快过年了，爷儿俩回到湘潭。在徐贤志堂，三祖母仍和二伯徐成澍、大姑妈、细姑妈住在后面的中式楼房。
二伯徐成澍是三祖母生的头一个儿子，从小会念书，后来上了燕京大学。三祖母重男轻女，对儿子舍不得打骂。二伯父从小就性格倔强，特立独行，在北平读书期间，接受了一些反帝反封建的新思潮，在祖父面前也敢耍耍脾气。
1924年，学业出众的二伯与燕京大学一位同学的妹妹相识。这女孩儿是同校一年级的学生，形象俊秀，聪明伶俐。相处一段之后，俩人情投意合，确定了恋爱关系。
没想到在老家的祖父为他包办了一门亲事，又以自己有病为名急令他回乡。二伯到家才知是让他回来结婚，祖父并没有什么急病。二伯当然不同意，祖父便派三条大汉左右相随，形影不离，直到逼着他结完婚。二伯母袁杏芳是当地的富家小姐，结婚时，她娘家口气也不小，说徐家大小姐是什么嫁妆，我们就准备什么嫁妆。二伯父结了婚，燕京大学是回不去了。那个时代男女青年间的婚姻，自己常常是做不了主的，由此也不知道产生了多少分飞劳燕、离愁别恨。
直到1929年4月，钱大钧复组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武汉分校，二十二岁的二伯才住进汉口张家巷元记炭号，又开始复习功课报考军校。这里原是祖父投资的煤炭商店，在武汉三镇很有些名气，只是由于投资矿业失败，大部分股份已经卖掉。因成绩优秀，二伯被顺利录取，成为黄埔第七期步兵第五大队的学生，开始了他的军旅生涯。后来成为军统特务头子的徐远举，也是二伯五大队的同学。二伯这期学生的毕业时间是1929年9月，校长蒋介石照例赠送了佩剑。国民党中将徐旨乾（1894—1985）武汉首义参加者
二伯母过门之后，日子也不好过，三祖母还是家中的“老佛爷”，小辈的人早晚都要去请安，谁也惹不起。她骂二伯母和我祖母，话语都很难听。用人送的茶三祖母不喝，必须二伯母亲手端过去。二伯母从小长于富贵人家，哪受过这样的气？少不得婆媳间明里暗里置气。
大姑妈徐剑茹到了待嫁的年纪，媒人介绍的婆家在浙江宁波。那时的徐贤志堂财力仍然雄厚，大姑妈远嫁，除了丰厚的嫁妆，祖父还另外给她五万银元。这笔钱大姑妈留了心眼，作为私房钱存在长沙的银行里了，没有带到婆家去。结婚之后没多少年，丈夫因病去世，大姑妈在婆家日子不好过，电报打来，二伯徐成澍立刻登船，到浙江见到妹妹，收拾起随身的衣物，其他什么也不带，坐船就回来了。
细姑徐淑仁与我母亲同岁，性情耿直。大姑和细姑俩姐妹被称作“大毛姐姐和细毛姐姐”，与我母亲关系都很好。后来细姑嫁与在湘江开轮船摆渡公司的夏家，女婿叫夏纯如。夏家的公司遭到日商的恶性竞争，中方票价是五个铜板，日本船便定价四个；中方票价四个铜板，日方便降为三个，坐船十次，还送一个搪瓷茶缸，这样一直扛到中方公司最后破产。
西式楼房三层住着三伯徐成淮，几兄弟中，唯独他脸形尖瘦，不是徐氏家族的国字脸。
祖父的卧室就在大客厅的右侧。他的红木床面积超大，四根立柱支撑着方顶，那纱帐却是淡绿色的。客厅与大多数房间是中式家具，这和洋楼的欧式风格不大协调。“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清末民初的思想潮流处处都有体现。祖父是抽鸦片的，客厅左边是抽鸦片的烟室，两架雕花的罗汉床分立南北两面，床中间放着红木烟桌，墙边还有些文玩字画，房间布置得古香古色。鸦片战争后，清政府曾经下令禁烟，由于政局腐败，却是有禁不止，湘潭、湘乡两县烟毒反呈泛滥之势，不分男女老少，烟民之多，现在听起来有点不可想象。2012年在台湾，堂姐徐素姣还对那个飘散着烟味的房间记忆犹新。大人与她开玩笑：“从小闻味，长大后一定是个烟客。”
三伯徐成淮烟瘾最大，又无节制，以致染上毒瘾，抽得面黄肌瘦。祖父平时最疼这个没娘的孩子，轻易舍不得责备他，如今百般无奈，只好将他锁在三楼。人出不去，钱也没了，烟瘾犯得死去活来。家里装字画的箱子有几个，急了眼的三伯偷出其中精品，从三楼用长绳吊下去。楼下有约好的市井无赖，字画低价卖出，大烟高价买回。祖父看他年纪轻轻，长此以往，怕是性命都难保了，只好把他送回湖北老家，严加看守，强行戒烟。
听上辈人讲大家庭的故事，主角都是我的血缘至亲，于是心里就会对那个时代产生很多亲近和怀想，对徐贤志堂的风光无限与衰落凋敝产生无尽的感慨。4.祖父托孤
徐贤志堂的衰落因一次投资失败而起。
辛亥革命之前，祖父在河街的洋油店与煤炭店生意越来越红火，于是又开始做起了批发生意。湘潭水路运输便利，装载徐贤志堂货物的船只车辆，不停地发往三湘各地。民国成立后，徐贤志堂开始在长沙、汉口等地开设多个分店，兼营批发零售业务，生意做得日趋红火。
湘潭煤炭储量丰富，但采矿业一直落后，农民自己挖点煤炭烧火做饭，或烧些陶瓷小窑，投入甚微。民国初年，先进的采矿技术流入中国，采矿业开始发展起来。甘玉昆办了富有煤矿公司，后来又有俊发、惠元、昭潭三家煤矿公司开业，投资煤矿业的这几家公司都发了大财，很是让人眼红。利润从来都是资本追逐的目标，那时候的三湘大地，投资煤矿牟取暴利，已经是个很热门的事情了。
一些新的探矿公司也应运而起，个个都挂起祖传世家、西洋技术的旗号，吸引着投资者。
经一位商界的朋友介绍，湖南新昌探矿公司的池老板主动登门，力劝祖父投资谭家山煤矿业：“煤炭是黑金，黢黑的煤炭挖出来，换回的便是金灿灿的黄金。谭家山是有名的富矿，产量也高，恰好探出一片矿区，位置极好，紧靠着富有矿，徐老板不可错失良机。”
投资煤矿的都发了大财，祖父看在眼里，早有些动心。但毕竟自己是成熟的商人，要评估风险，考虑到对采矿业一无所知，祖父便答复说：“挖矿的事，外行怕是干不了。”
这池老板又说：“您老知道，富有矿的甘玉昆也不是内行，昭潭、俊发也不是搞矿业出身，如今不都成了巨富吗？商业、工业，其实都是经商做生意，万变不离其宗，这大湘潭谁不知道，您老在商界是人中豪杰。”
祖父说：“光有投资不行，管事儿的人不好找。”“中国太大了，只要有资金，什么内行人都找得来。懂技术的工程师、管账的先生、挖煤的把式……人不发愁。”
祖父沉默不语，那池老板又说了：“这片地旁边就是富有矿，煤质好，产量也高，干了几年，利润翻了好几倍。”
祖父仍然没有下决心。机会是不错，但竞争这块地的人也不少，投资金额也很大。祖父做事一贯相信“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他必须亲临实地考察，看看矿业方面的书，拜访一下行家，再行定夺。
清初孙廷铨在《颜山杂记》中说“凡脉炭者，视其山石，数石则行，青石、砂石则否。察其土有黑苗，测其石之层数，避其沁水之潦，因上以知下，因近以知远，往而获之为良工”。意思是先观察山上的岩石，假如山上有页岩出现，就可能有煤。如果山上全是石灰岩、砂岩，就没有煤。看到土地上有黑色的煤层露头时，要仔细测量煤层上下岩石的层数，避开涌水，从上面岩层推测地下矿藏，从近处岩层推测远处的情况，这样就容易找到煤矿。
过了几天，祖父带着几个专业人士，到矿区集中地谭家山、银田寺、云湖桥的几个煤矿了解情况。祖父上山走了半天，傍晚回来了，留下四个人继续探寻矿情，要他们多接触其他矿的员工，吃吃酒，喝喝茶，交些朋友，了解经营的真实情况。
三天之后，调查的人回来了，说当地煤矿效益确实不错。祖父在城里也拜访了一些朋友，多数人认定这是致富良机。
一切条件似乎都已具备。祖父闭门五日，对人员准备、设备引进、资金预算及种种可能遇到的问题，反复掂量，考虑再三。最后，心一横，决定开发矿业。
于是，祖父以半条街的房产作为抵押，从银行贷入巨款十二万银元，在谭家山买地开矿，规模远超原有的十四家煤矿。
接着高薪聘请留洋归来的工程师，进口德国挖掘机，美国的抽水泵，法国的锅炉。主管生产的“窑师”是行内著名的把式，有二十几年的挖煤经验。
不久，按照工程师的图纸，一座煤窑初步建成。在窑师的指导下，矿工们掘出了近百米长的地下巷道，见到了煤层。于是巷道里供起神像，点亮香烛，三拜之后，矿工们带着铁镐矿灯，钻进了黑漆漆的坑道。煤矿开工了。
头一拨煤运出来，彩旗高竖，鞭炮齐鸣。
头两个月，采煤工作进展顺利。第三个月，煤炭的质量便出现了问题，含硫量高，不能用来炼焦，这种煤的售价大打折扣。消息传来，像一盆凉水浇到祖父头上。重金聘请的技术人员却在勘探中出现致命的误判。到第三年，一些矿井便出现了资源枯竭的情况，整个矿区陷入严重亏损，被迫停业。
巨额的投资打了水漂，半条街的房产不得不用来抵债，祖父因此大病一场。调养一阵后，到海会寺拜佛求签，高僧加以点化，祖父慢慢地也就想开了：钱财本是身外之物，生意盈亏都是天意，好在余财可保一家生活无忧，心中也就释然了。
祖父年纪渐渐老了，身体也一年不如一年，商店的事务，自然照顾不过来，各地的洋油、煤炭商店，生意也不景气，最后只好把股份低价卖出。
任何投资都是有风险的，世界上百分之七十的新企业都会在五年之内倒闭，这是国外学者统计出来的规律。投资者对行业的选择更是重要，“女怕嫁错郎、男怕入错行”，古今中外皆然。创业投资应尽量选择你真正了解的行业，各行业的专业知识看上去范围狭窄，如果不了解其中的细节，盲目投入其中，是可能要吃大亏的。
企业的败落，往往有三个原因：第一个是盲目投资，另一个叫扩展过速，第三是放弃管理，即由于种种原因，自己不能有效地管控企业的经营。现在看来，祖父这几条都占到了，败落便是顺理成章的事了。
大规模投入一个新行业，需要投入巨大的精力，以祖父当时的年龄，真的是廉颇老矣。倘若当年投资，联合几个内行的矿主，借用他们多年的经验，也分担一些投资的风险，结局便可能是另一个样子。
徐贤志堂再没有了昔日的风光。
1923年，祖父六十八岁从怡和公司退休，原想把买办的职务交给黄埔军校毕业的二伯徐成澍，可是二伯思想激进，洋行的工作他坚决不干。后继乏人，祖父只好把买办职位交给他的侄子，但侄子能力不行，没做多久，就由管账的林森方先生接任了。几年后，林先生财力增长，也盖起了漂亮的宅院。
这时，父亲十一岁了，读书认真，写一笔好字，已能替家中抄写信件。祖父外出访客常带着他，饭后一起散步，晚上睡觉也让他在屋里支张小床。早晨上学时，桌子上的小盆里有五到十个铜板，那是早点零花钱。祖父虽然非常喜爱这个形象可爱的儿子，但从不娇惯，平时对他也是不苟言笑。六七岁时，父亲踩在公司门口的栏杆上看热闹，干净的栏杆踩上了泥巴，传达室的师傅大声呵斥：“谁让你爬栏杆的？赶紧下来！”父亲哭着去告状，祖父只说：“大人的话说得对。”祖父对儿子的未来挺有信心，曾说：“我们家的成沄，将来会有年薪过万的身家。”那时的年薪过万，估计和现在的年薪百万差不多。
祖父七十一岁时，健康状况更不如前。1927年8月，在北伐军中任作战科长的侄孙徐旨乾路过湘潭，前来登门看望。徐旨乾是祖父二哥的长孙，十岁时，祖父为家族振兴，把他从老家接出来，请名师授课，后又资助他去长沙广益中学附属高等小学读书，此后又上了陆军小学堂，参加了武昌起义。
徐旨乾在自撰的《忆辛亥武昌首义》中写道：“辛亥武昌革命首义，此时余年十七岁，革命之壮志不后于人。武昌首义前夕，由湖南长沙回家省亲，到后闻武昌有起义风声，不胜欣喜。八月二十日武昌起义成功后，武汉各学校均已停课，于是又有学生军组织一千五百余人分成三大营，余亦往投效，被编为第一营第三连。在作战之过程中，我学生军则在武昌担任城防，肩负守卫都督府、潘库与官钱局之责。”
革命成功后，徐旨乾由陆军小学递升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六期，与叶挺、邓演达、薛岳等同学，毕业后历任部队排、连、营基层干部，后又考入陆军大学第七期深造。
他和护兵把马拴在屋前，走进院子，举手作揖。见到身着蓝灰色军装，脚蹬马靴的侄孙，祖父也很高兴，从著名的九香阁菜馆叫来酒席。徐旨乾举杯再谢培养之恩，祖父说：“不必谢我，我年逾古稀，怕是来日无多，唯有一事放心不下，只好拜托你了。”“请叔公吩咐。”“孩子年幼，我百年之后就托付你照顾了。”
说罢，祖父拉过父亲，让他在徐旨乾面前跪拜。父亲刚满十一岁，不懂为什么要给侄子磕头，只是老父之命当然要听从，于是便走上前去，跪地就是三拜。徐旨乾急忙扶起父亲，说：“天下哪有叔叔跪侄儿的道理！”祖父说：“应该应该，多多拜托了。”
徐旨乾连连承诺，一定不负叔公所托。
在中国，这种仪式叫“托孤”。其实，这件事祖父已经想很久了，自己风烛残年，家业已成衰败之势；几个孩子年幼，祖母目不识丁，又少见识，断无掌管家庭的能力，旨乾是他看着长大的，品德与学识深受祖父的赞赏，所以特别拜托于他。此后二十多年，徐旨乾将军确实是言必有信，尽到了责任。国民党败退台湾之后，堂姐徐素姣前往他家探望，徐旨乾将军的第一句话就是“对诸位照顾得不够，有负叔公所托”，他的谦逊令人感念不已。就是这次拜访，徐旨乾将军把一张祖父的遗照赠予素姣姐，这是祖父存世的唯一一张照片，弥足珍贵。5.并蒂莲开
1927年，母亲董淑华十三岁，和妹妹董娅铭一起在湘潭第一平民小学读书。这个学校是县教育会在图书馆里开办的。两姊妹学习刻苦，成绩总是在前三名，每个学年结束，校长周民科女士都要给她们颁发优等生奖状。这个时期正是国内大革命高潮，不少老师都倾向共产党。游行的时候，十几个学校的中小学生，举着小纸旗，高喊着“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土豪劣绅”，场面壮观。多年后，母亲还清晰地记得当时的情景。
一天早晨，全校学生在操场整队，每个人发一张小卡片，是党员证。教务主任讲了一番共产革命的大道理，然后宣布全校师生集体加入共产党。四五十年后闲谈，母亲说自己还当过几个月的小共产党员呢。
第二年风云突变，共产党的工农武装被许克祥的正规军击败。大革命结束，生活渐渐恢复了平静，雨湖南岸的各个戏班恢复演出，酒肆茶楼人声鼎沸，一派歌舞升平的景象。老百姓过日子，恰如小草，随时局荣枯，韧性十足。
母亲家在瞻岳门内雨湖老街14号，这是西面进出湘潭古城的一条重要街道，往文庙进香、到县衙办事，士卒去校场练兵都要经过这里。几百米的街道东侧，建有三座石牌楼，母亲家离城楼不到一百米，后面连着个大院子，叫作芙蓉里。里面的沈家花园没有修围墙，花木青藤，池塘假山，是富贵人家的气派。
太外公过世早，生前中过武秀才，双手举起过县衙门口的石狮，骑射功夫也不错。武举考试的科目中，有骑射这一项。县太爷夸赞他功夫了得，可惜冷兵器时代已经过去了，大清八旗的兵勇、袁世凯的新军都换上了洋枪，连腰刀都是洋人打造的，只不过在护手上刻了大清国的图案。太外公靠一身武艺求取功名的梦想破灭了，可酷爱的武术一天也未放下，每日照例去离家不远的校场大坪习武射箭。他还认真研究过新的刀法与长枪套路，用以对付洋鬼子的刺刀。可新来的县长只相信洋枪洋炮，县衙里不需要他当差了，衙役们也不跟他习武了，别的活计又不屑干，年纪渐渐大了，生活只能靠那点原也不算雄厚的家底。
清末民初，湘潭西部的商业街区越来越繁荣，古城内部日见萧条，有钱人家很多都陆续搬走了。我母亲出生不久，太外公就去世了。外公董少卿十四岁就在十八总正街泰华绸布店学徒，1918年，他二十七岁，因患淋巴腺结核而死。那时，太外婆五十五岁，外婆二十四岁，我母亲不到五岁，姨妈两岁多。外婆与太外婆都守寡。高高的瞻岳城楼，沉重的节孝牌坊，幽深的夫子文庙，她们应是受足了“礼教”的熏陶，成为那个时代推崇的“节妇”，族人因此对她们也多有照顾。
太外婆人缘好又有见识，受人尊敬，街坊邻里都尊她为董三娭毑（娭毑是湖南方言，奶奶的意思）。听上辈人说，我母亲脸型就像太外婆。自外公去世后，家中失去主要经济来源，生活过得很艰难。外婆憨厚老实，平时话不多。她会做缝纫，终日帮人缝补衣服，后来又去十二总后街专收贫穷寡妇的保节堂织布。太外婆在屋后垒了个猪圈，养了七八头猪，以贴补家用。
家中自住的三间平房，看上去有些陈旧了。另有两间小房子出租，那是雨湖老街7号，母亲就出生在这里。那时候出租房屋是包伙食的，租金很少，只是那时的货币比较值钱。租户也姓徐，家中有个男孩叫徐国栋，后来是国民党第三军军乐连连长，在开往保定的途中被解放军俘虏，成了华北兵团军乐队成员。这位个头不高的大叔上世纪六十年代曾来北京家中住过，告诉我他参加过开国大典的演奏。
按太外婆的决定，母亲与姨妈都没有裹小脚，她觉得时代变了，女娃们没必要恪守旧的传统。而且，太外婆省吃俭用也要将两个孙女送进学堂。姐妹俩初小毕业后，上了女子职业小学，这是慈善性质的学校，位于湘潭老城育婴街，学费很低。学校以教文化课为主，也教职业技能。母亲学的是刺绣，字是每天要练习的，一般的花鸟、仕女也画得不错。姨妈学裁缝，会做衣服，虽然她后几十年一直从事医务工作。母亲一直特别尊敬自己这位有见地的奶奶，父亲也多次提起她。她是全家的主心骨。
旧中国时兴早婚，祖父老了，想看到最喜爱的儿子尽早成亲，早生儿子早得济。父亲十三岁时，祖父便张罗着给他找媳妇。我父母结合的媒人是在徐贤志堂里教书的何老师。他家也住瞻岳门内，与母亲家相邻，因觉得董家出了名的家风好，两姐妹也都是规规矩矩的小孩，便牵线搭桥做起了媒人。
父亲比姨妈大一岁，却是同月同日生，何老师觉得是天缘巧合，所以原本介绍的对象是品貌端庄、聪明好学的姨妈。父亲奉命跟着何老师一起去相亲。去瞻岳门走路也就半个小时，到了母亲家，在堂屋见到了姨妈和家里的大人。何老师介绍了徐家的情况，又把父亲夸了一番。父亲那时年纪小，相亲的事也不太懂，喝了两口茶，便屋里屋外走走。在堂屋从背后看到我母亲正在后屋的窗下绣花，两张不大的彩色图样放在桌上，挺有兴趣，就进屋去拿起来看，一张仕女，一张花卉，便问母亲：“姐，这是你画的？”
母亲手在刺绣，也未抬头，只是轻轻“嗯”了一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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