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海月
出版社：四川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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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货膨胀的国际传导研究试读：
前言
在经济全球化和经济一体化的背景下，一国经济从封闭走向开放，当各国分享开放经济的收益时，也体会到了它的负面效应，其中“通货膨胀的国际传导”便是最值得广泛关注的现象。一般情况下，通货膨胀被认为是国内经济不均衡的表象，因此，最初对通货膨胀的研究局限于封闭经济，20世纪30年代以来对通货膨胀成因的解释很多，诸如需求拉动型、成本推动型、结构不均衡型、预期型等。到20世纪70年代石油危机爆发之后，通货膨胀通过贸易或投资渠道由一国向他国蔓延的现象越来越显著，本国的价格水平再也不纯粹仅由国内因素决定，而是越来越多地受到国际输入因素的影响。
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向纵深发展，我国正逐渐从封闭经济过渡到开放经济。从1994年外汇汇率并轨，到1996年经常项目的可自由兑换，再到2001年正式加入WTO，这三个与国际经济对接的实质性发展，表明了我国经济对外开放程度已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尤其是在贸易开放方面，国内生产消费与国际市场的供求已密不可分，通过国际贸易的纽带，通货膨胀的国际传导必然使我国与主要贸易伙伴国的物价水平相关联。基于这种情况，原来基于封闭条件的对策已经不能完全改善目前开放程度较高的经济环境下的状况。
当今世界，浮动汇率制度大行其道，而多数发展中国家依旧实行爬行盯住汇率体制，在这样的国际背景下，通货膨胀的国际传导机制是如何表现的，尤其在我国经济转轨的特定时期，通货膨胀的国际传导又有何特殊效应，这些都是值得我们关注的。特别是我国从2003年末开始到2007年末的一轮通货膨胀的成因就不能完全归结为国内因素，而更多的是由于通货膨胀的国际传导所致。而自2008—2009年世界范围内的金融危机以来，全球经济陷入衰退，各国都普遍出现了通货紧缩的现象，主要国家美国增发货币以扭转国内的经济颓势，中国作为美元资产全球第二大持有国，也紧随美国实行较为宽松的货币政策，这些相关政策目前已显现出初步的效果，国内已面临通货膨胀的压力，而目前宏观经济中通货膨胀预期也较为明显。进入21世纪后的世界经济开放度不断提高，经济周期的波动性日趋明显且波动的频率加快。因此，我们对通货膨胀的研究也要突破旧的理论框架，向开放经济的视野拓展，从而对旧的理论框架及政策进行有益的补充。
本书的研究对象为通货膨胀的国际传导，具体研究思路如下：首先澄清通货膨胀的概念，理顺通货膨胀国际传导的各个学派的理论，然后从经济一体化、经济全球化、资本流动、贸易等因素分析通货膨胀国际传导的历史背景——开放经济条件。随后，引入通货膨胀国家传导机制的分析，针对目前通货膨胀国际传导的主要途径，如价格途径、货币途径和汇率途径等进行讨论，并对这些途径的作用机理进行深入研究。另外，在理论联系实际方面，本书将从通货膨胀国际传导的角度分析具体国别和地区通货膨胀的成因及其治理，同时选择一些较有代表性的样本国来分析通货膨胀国际传导的总体效应，并结合中国的统计数据分析2003—2008年我国接受国际市场价格传导因素及其效果，检验中国与美国之间通货膨胀传导的途径，最后总结出我国如何抵御通货膨胀国际传导因素的措施。
在研究方法上，本书遵循历史和逻辑相统一的原则，理论联系实际，将规范分析和实证分析相结合，用事实说话，以数据为支撑，辅之以案例研究、图表分析等；注重数据资料的收集整理，力争做到言必有据、标明出处；坚持宁缺毋滥的原则，无准确出处的数据资料一律舍弃不用，对于学术界尚有争议的观点和概念，尽可能地在注释中予以说明。
本文共分为八章：
第1章为导论，主要陈述本书的选题背景与意义、国内外文献综述、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以及主要的创新与不足。
第2章对通货膨胀的概念和为世界各国普遍采纳的通货膨胀的度量方法进行了界定，并确定本书研究的通货膨胀数据主要采用CPI数据，最后对通货膨胀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分析，以进一步说明、分析通货膨胀国际传导的现实意义。
第3章对通货膨胀国际传导的理论进行了评析，主要总结了货币主义、凯恩斯主义对通货膨胀国际传导的陈述以及通货膨胀的斯堪的纳维亚模型，并对这些理论进行了评价，为本书奠定了理论基石。
第4章从经济全球化、经济一体化、国际贸易、汇率体系、国际资本流动等方面对通货膨胀国际传导的背景进行了阐述，论证了通货膨胀国际传导的前提条件。
第5章是本书的重点，详细论述了通货膨胀国际传导的机制，包括货币传导机制、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价格传导机制、汇率传导机制、收入传导机制以及国外通货膨胀预期传导机制，有重点、较完备地对这些传导机制进行了深入分析。
第6章是本书的实证部分，结合第5章分析的传导机制，首先以美国为主要的通货膨胀输出国，检验了十多年来其对主要典型国家通货膨胀的传导情况。然后以中国2003—2008年的一轮通货膨胀为主要检验对象，对各条传导机制在中国传导的通畅度进行了检验，并对结果进行了分析。
第7章通过比较研究世界主要国家输入型通货膨胀及其治理，梳理出我国可以借鉴的包括发达国家、新兴市场国家等对抗通货膨胀的经验。
第8章提出了基于理论、实证、国际比较分析之后的适合开放经济条件下我国抑制通货膨胀国际传导的对策，从货币、价格、汇率、收入、预期的角度分别提出了建议。
本书在以下领域进行了新的探索：
回顾历史，即分析主要资本主义国家20世纪通货膨胀受国际传导因素的影响程度，并通过对个别国家通货膨胀及其治理的研究，检验其治理输入型通货膨胀政策的有效性。同时紧扣现实，即在金融危机深入的当下，各国都紧随美国放松了货币政策，目前世界各国都面临极大的通货膨胀压力，中国也不例外。本书通过定量分析，研究了美国与其他主要国家之间通货膨胀的相关程度，进而对主要国家进行定性分组，分析在通货膨胀国际传导机制中，哪些因素对通货膨胀的传导最敏感，最后结合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对通货膨胀的治理案例，从资源价格、外汇制度改革、汇率改革、资本流入流出的管理以及宏观政策的国际协调、人民币区域化等方面提出如何降低国际因素对我国通货膨胀产生影响的措施。
本书尝试对通货膨胀的国际传导机制进行深入研究，受到作者水平和科研条件的限制，研究的深度不够。例如：研究具体国别与地区输入性通货膨胀，由于数据资料来源的有限性，仅仅针对了几个代表性的国家，而没有进行充分的国际比较研究，许多方面都只是点到即止，甚为惭愧；虽然对通货膨胀的各条渠道进行了定量分析，但由于作者计量分析能力的不足，就各条渠道对通货膨胀国家传导的贡献程度并没有予以量化；另外，在对通货膨胀国际传导机制进行研究的基础上提出的我国通货膨胀治理，减轻国际输入因素影响的对策，其可行性还需商榷。上述问题，既有待于未来的研究，更切盼各位专家学者不吝批评指正。作 者2014年6月第1章导论1.1选题背景
在经济全球化和经济一体化的背景下，一国经济从封闭走向开放，当各国分享开放经济的收益时，也体会到了它的负面效应，其中“通货膨胀的国际传导”便是最值得广泛关注的现象。一般情况下，通货膨胀被认为是国内经济不均衡的表象，因此，最初对通货膨胀的研究局限于封闭经济，20世纪30年代以来对通货膨胀成因的解释很多，诸如需求拉动型、成本推动型、结构不均衡型、预期型等。到20世纪70年代石油危机爆发之后，通货膨胀通过贸易或投资渠道由一国向他国蔓延的现象越来越显著，本国的价格水平再也不纯粹是仅由国内因素决定，而是越来越多地受到国际输入因素的影响。
通货膨胀的国际传导可以理解为：在开放经济条件下，一国可能成为国际通货膨胀的受体，也可能将本国的通货膨胀压力释放到国外（赫尔穆特·弗里希，1992）。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趋势的加强、科学技术尤其是信息通信技术的发展、交通运输的便利，各国间的联系日益紧密。这不仅仅体现在贸易领域合作的加强，基于比较优势理论的国际经贸合作使国际分工日益细化，更体现在国际投资方面，以跨国公司为主导的国际资本的跨国流动日趋自由，各国都不可能完全将自己排斥于经济一体化之外，一国的国内政策和经济形势或多或少地会对整个世界经济产生影响。如果一国是贸易大国或资本大国，那么该国就很有可能将国内的通货膨胀通过贸易或投资渠道输出到国外。一国货币供应量的增加、币值的变化、贸易顺逆差的变化都会引起国际收支的变动以及货币、财富在世界范围的转移和分配，每个国家在输入商品、劳务、资本的同时，也被迫接受通货膨胀或通货紧缩的输入。
一般而言，一国接受通货膨胀国际传导的程度取决于以下几个因素：首先是对外开放度或外贸依存度，一国的外贸依存度越高，受通货膨胀国际传导的影响就越大，输入型通货膨胀发生的概率就越高，速度也越快。其次是国内外市场价格差，由于一价定律，国际市场价格水平与国内市场价格水平间差距越大，则通货膨胀经由价格渠道蔓延的可能性越大，且影响越严重。最后是国内政策调整和选择的灵敏程度，一国经济政策调整和选择的灵敏程度越高，受通货膨胀国际传导的影响就越低，反之则反是。
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向纵深发展，我国正逐渐从封闭经济过渡到开放经济。从1994年外汇汇率并轨，到1996年经常项目的可自由兑换，再到2001年正式加入WTO，这三个与国际经济对接的实质性发展，表明了我国经济对外开放程度已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尤其是在贸易开放方面，国内生产消费与国际市场的供求已密不可分，通过国际贸易的纽带，通货膨胀的国际传导必然使我国与主要贸易伙伴国的物价水平相关联。基于这种情况，原来基于封闭条件的对策已经不能完全改善目前开放程度较高的经济环境下的状况。
当今世界，浮动汇率制度大行其道，而多数发展中国家依旧实行爬行盯住汇率体制，在这样的国际背景下，通货膨胀的国际传导机制是如何表现的，尤其在我国经济转轨的特定时期，通货膨胀的国际传导又有何特殊效应，这都是值得我们关注的。尤其是我国从2003年末到2007年末的一轮通货膨胀的成因就不能完全归结为国内因素，而更多的是由于通货膨胀的国际传导所致。而自2008—2009年世界范围内的金融危机以来，全球经济陷入衰退，各国都普遍出现了通货紧缩的现象，主要国家美国增发货币以扭转国内的经济颓势，中国作为美元资产全球第二大持有国，也紧随美国实行较为宽松的货币政策，这些相关政策目前已显现出初步的效果：国内已面临通货膨胀的压力，2009年12月14日，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09年11月，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0.6%;2008年11月，加速回落的CPI，在连续环比负增长后，终于实现转正。北大教授宋国青认为：“2008年以来中国经济形势转换之快前所未有。我们刚把通货膨胀理出眉目，通货紧缩来了；还没把通货紧缩研究完，通货膨胀又要来了。”（2009年12月14日《华夏时报》）进入21世纪后的世界经济开放度不断提高，经济周期的波动性日趋明显且波动的频率加快。因此，我们对通货膨胀的研究也要突破旧的理论框架，向开放经济的视野拓展，从而对旧的理论框架及政策进行有益的补充。1.2选题意义
本选题的意义归纳起来有以下几点：（1）我国受到通货膨胀国际传导的开放经济条件已经具备。如果说20世纪90年代以前我国通货膨胀的主要原因是国内的结构性因素，那么从2003年开始的这一轮全球范围的通货膨胀则更多的是通过种种渠道从他国传导到了我国，因此这一轮通货膨胀再也不能单纯地从国内找原因了。
我国在经历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尤其是加入WTO后，国际贸易、国际投资自由化的框架逐步建立，经济开放度日益提高。而我国融入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以及对外贸易的不断扩大又进一步促进了生产要素在国际间的流动，国内市场国际化，国际市场国内化已成为显著特点。
我国较高的外贸依存度和进出口贸易额将使他国的通货膨胀通过贸易渠道传导到国内。据商务部统计，1990年以前，我国外贸依存度远远低于世界水平，如20世纪80年代初期仅为15%左右。但此后，我国外贸依存度大幅蹿升，均高于同期世界平均水平。2004年伴随着外贸进出口总值的大幅度攀升，外贸依存度达到了近80%,2006年小幅回落至65%，但也远远领先于世界平均水平。2007年为66.2%，高于美、日20%左右的水平，但低于发展中国家82%的水平。2008年，全球都笼罩在经济危机的阴霾中，中国外贸依存度下降了约6个百分点，但仍高达60%左右。与此同时，我国2008年的进出口总额较1978年增长了40倍。我国目前的进出口总额占世界贸易总额的8%。以上这些数据清楚地说明，中国已日益融入贸易全球化。
我国资本流入规模的逐年扩大也将使通货膨胀经由投资渠道传导至国内的风险加大。我国吸引外资总额已从1998年的585.57亿美元上升至2008年的924亿美元。从结构上来看，FDI是资本流入的主要形式，1998年占利用外资总额的78%，到2008年这一比例上升至95%；而间接投资占利用外资总额的比例较小，1998年占3.6%,2008年此比例也只上升至5.5%。除此之外，我国还存在游离于国际收支监管范围之外的资本流入，表现在国际收支平衡表为“净误差与遗漏”，该项目随着贸易额的不断增加而积累，且因为其隐蔽的特性，管理难度较大。2002年国际收支平衡表中该项目出现了自1989年来的首次正值，为7.94亿美元。外资流入会通过外汇占款的方式对国内的资本供应量产生影响，会对国内通货膨胀的产生起一定的作用。
因此，研究贸易渠道和资本渠道对通货膨胀的传递作用，对于认识我国新一轮通货膨胀的原因，同时对如何完善贸易结构和方式、监管国际资本流动等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也有助于我们寻找适合解决目前通货膨胀的政策措施。（2）我国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模式蕴含了引发输入型通货膨胀的根源。长期以来，我国主要靠投资拉动经济增长，对原材料使用的效率低下，进一步加大了对原材料的需求；同时，我国还存在着结构性供应瓶颈。因此，当上游原材料的国际价格上涨时，很容易引起国内相关产业生产成本的上涨，借由价格传导机制引起国内物价的全面上涨。自2003年以来，全球经济从普遍的低迷进入温和上涨，再加上地缘政治不稳定，热钱的频繁流动、美国全球战略改变、美元贬值以及主要石油消费国库存减少等因素的影响，全球石油价格迅速攀升。而中国作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石油消费国，对进口石油的依赖超过50%，因此进口石油价格上涨将从上游能源价格渠道对我国工业生产产生影响，进而影响我国的物价水平。除此之外，全球粮食价格的上涨也带动了食品价格的上涨，作为CPI篮子中最主要的一项，食品价格的上涨将最终拉高CPI。从2003年初开始，我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由负增长转为正增长，呈温和上扬势头。2004年，CPI全年同比上涨3.9%。而PPI的上涨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由原材料、燃料、动力购进价格指数的上涨等通过价格传导机制拉动的，这说明中国PPI指数与CPI指数受到世界经济走势、国际初级产品市场价格和工业中间产品价格的影响。
通过初步判断，2003年至2007年末的这一轮国内通货膨胀具有明显地受到国际因素影响的特点。因此，分析通货膨胀的传导途径，并对这些途径对我国通货膨胀传导的程度进行实证分析，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同时，研究通货膨胀的国际传导机制，对于分析我国新一轮通货膨胀的原因，以及如何摆脱通货膨胀，具备政策借鉴意义。（3）20世纪60至70年代，美国采取持续的扩张性货币政策，形成巨额的国际收支赤字，为了释放本国的通货膨胀压力，美国作为国际储备货币供应国，通过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盯住美元的固定汇率制度，将国内的通货膨胀传导至全球，使欧洲、亚洲一些国家成为输入型通货膨胀的被动接受国，深受通货膨胀之苦。我们不能片面地说固定汇率制与浮动汇率制孰优孰劣，因为国际金融的实践证明二者都不是完美的汇率制度。纵观当今世界各国的汇率体系，主要的发达国家和少数新兴工业国家以及发展中国家都采取独立的浮动汇率制，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货币实行爬行盯住汇率制。在这样的体系下，各国的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和有效性都会大打折扣。汇率体制对通货膨胀传导的效应是非常值得研究的经济现象。尤其是通货膨胀的汇率传导机制是如何表现的，在我国经济转轨的特定时期，这种传导机制又有何特殊效应，值得我们关注。（4）当前世界经济波动的周期，比如通货膨胀的周期，与国际金融体系休戚相关。货币非黄金化和美元资产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主导性地位使美元成为主要世界货币，也成为世界各国外汇储备的主要币种。美国国内的货币政策广泛影响着世界其他国家，世界通货膨胀不再独立地决定于一国的货币政策，而需要货币政策的国际协调（Mckinnon R,1984）。以美元表示的境外金融资产的持续扩张，表明美国所获得的铸币税收益上升。而美国自身国内长期的扩张性货币政策最终将导致世界货币长期潜在的过量增长，由此确立了一种新的金融霸权模式，构成通货膨胀中心国家向其外围国家的传导，同时也将导致外围国家向通货膨胀中心国家的反向传导，从而爆发区域性乃至体系性国际金融危机。因此，在开放经济下，认识通货膨胀或通货紧缩，对于认识和对付金融泡沫或金融危机，也具备深刻的意义。1.3国外文献综述1.3.1 关于通货膨胀国际传导机制的理论研究
国外已有许多学者对通货膨胀国际传导机制的理论模型进行了研究，尤其是在20世纪70年代。不管是通货膨胀传导的结构论（北欧模型）还是通货膨胀传导的总量论（凯恩斯主义模型），再到货币主义的开放经济货币均衡分析，各学派仁者见仁，对通货膨胀的国际传导途径作了深入的理论分析。其中，北欧模型以及货币主义的通货膨胀国际传导模型有较多引用。
瑞典学派奥科鲁斯特等建立了“北欧模型”，以小国开放经济“输入型通货膨胀”为研究对象。该模型以固定汇率为假定前提，将一个小国国内结构因素与世界通货膨胀的影响结合起来，说明通货膨胀的原因及其传导机制。北欧模型在“小国开放”的纯粹条件下研究了外来通货膨胀通过国际贸易渠道先影响开放部门，继而波及非开放部门的传递机制，这一思路得到多位北欧经济学家实证分析的支持。
Johnson H G（1972）、Mundell R A（1971）、Frenkel J A（1976）、Swoboda A K（1976）、Mussa M（1974）和Clarson E M（1978）分别将货币主义通货膨胀理论运用到开放经济中，形成了货币主义通货膨胀国际传导的理论。1976年，Frenkel和Johnson在论文《国际收支理论的货币分析法》中最早提出了经由国际收支同世界经济发生联系的小国开放经济的货币主义模型，并成为货币主义学派世界通货膨胀理论的最有影响力的代表。Johnson建立了通过国际收支与世界相联的小国开放经济的货币主义模型，这个模型主要说明国内货币供给的增加将不会影响国内通货膨胀，只会影响全面的国际收支。另外，他还粗略地论述了货币主义世界性通货膨胀理论，该理论认为，世界的价格水平变化取决于世界货币供给的变化。Vassalou（2000）在浮动汇率制下，Holman和Rioja（2001）在固定汇率制下分别用实证检验了该理论的实用性。
随后的一些西方经济学者对通货膨胀国际传导的原因、途径、过程等进行了研究。如Michael R.Darby（1981）认为，通货膨胀可以通过汇率制度、货币和资本市场，以及国际贸易途径传导至国内。Kevin Nell（2004）对输入型通货膨胀的形成过程描述为：对进口商品需求的上升通过增加对银行信用的需求而获得融资，银行信用由货币当局调节。对外国资本、中间产品的高需求和外汇储备的不足，不可避免地对当期的国际收支平衡表产生压力，从而导致名义汇率的贬值，于是进口品价格的上升引起通货膨胀预期，工资-价格螺旋使得通货膨胀过程持久。《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从另一角度概述了西方经济学对开放经济中的通货膨胀国际传递的理论研究，该书认为，“这些国家从事的国际贸易和在国际资本市场上的交易，对一个国家的通货膨胀情况有重要影响。此外，汇率结构——不论是固定汇率还是浮动汇率——对一个国家的通货膨胀情况也有重要影响”。即它把国际通货膨胀的传导机制分为国际贸易、国际资本流动、汇率结构三大块。1.3.2 关于通货膨胀国际传导的实证研究
相比通货膨胀国际传导的理论研究而言，对通货膨胀国际传导的实证研究却不够丰富。国外学者主要以西方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国家为主要研究对象。在针对通货膨胀传导的途径方面也主要考查其中某一种途径如汇率或国际收支对传导程度的影响，以识别通货膨胀国际传导的主要输出国家。韩国学者Jeong和Lee（2001）以G7成员国为样本，通过协整分析，比较固定汇率制与浮动汇率制下通货膨胀传导的程度，并通过方差分析，得出美国是G7各国通货膨胀的始作俑者。Cheng和Yuen（2002）以经济结构和开放度相似，但采用不同汇率制度的中国香港和新加坡作为研究对象，研究它们与美国之间通货膨胀国际传导的协整关系，最终得出结论：固定汇率制度会加重经济开放的小国对外界的危机的敏感度。
针对输入性通货膨胀的治理，国外学者也进行了较深入的研究，如Machlup（1975）认为：“对那些宁愿维持稳定物价，而不愿维持固定汇率的国家来说，浮动汇率的确减轻了不少通货膨胀传导的威胁”。Calvo（1998）在考察拉美国家的货币政策实践后指出：“经常性的货币冲销干预只会导致国内利率的提高，抑制通货膨胀的效果并不好。”Gamber和Hung（2001）认为：“进口产品对国内产业的渗透程度越高，进口价格波动对本国通货膨胀的影响越大。”Rogoff（2003）得出了类似的结论：“与亚洲新兴国家的贸易确实对发达国家商品的实际成本造成了向下的压力。”1.4国内文献综述
国内学者对通货膨胀国际传导机制的理论研究较少，基本是介绍国外几种典型模型，并用中国的数据进行实证检验。许多学者从贸易的角度进行研究，如阎先东和冯克然（1997）运用回归分析法对我国1979—1994年进出口数据进行了考察，分析其与国内价格水平的相关性，实证结果表明：这一时期对外贸易对国内通货膨胀起着推动作用，其中，不断增加的出口对通货膨胀水平的影响较显著。陈全功、程蹊（2004）主要从贸易途径分析通货膨胀的传导路径，认为一国的通货膨胀水平可以通过价格、货币供应量、总供给-总需求路径三条途径传导至他国。他们对1998年以来的有关数据进行回归分析，发现贸易路径在实体经济方面对国内通货膨胀水平的传导作用是有限的。孙立坚、吴刚等（2003）在其论文《国际贸易中价格传递效应的实证研究》中，根据价格传递效应的理论，考察了国际贸易中进出口价格的相互影响，以及外国价格与本国进口价格，直到国内消费价格传递的链条，并实证研究了我国是否存在“通货输出”的现象，这种分析方法对研究通货膨胀的价格链传导机制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还有一些学者从资本的角度进行研究，如孙婉洁、藏旭恒（1995）在其论文《试析外资流入对我国通货膨胀的影响》中，结合1993—1994年外资流入的数据，分析了FDI流入对通货膨胀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结果表明，外资流入对该阶段的通货膨胀起了较大的推动作用，而且间接效应远大于直接效应。由此得出结论：国内对外资的消化能力是决定外资流入能否对国内产生通货膨胀压力的关键因素。范爱军、路颖（1995）进行了引进外资与通货膨胀的全面的关联性分析，同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以求降低我国引进外资对通货膨胀的负面影响。郑超愚（1996）基于人民币汇率的波动探讨了国际收支以及外资流入渠道的通货膨胀传导机制，还根据当时我国经济实际，结合利率政策、汇率政策和通货膨胀外部响应过程，构造了一个简单的结构主义模型，并由此解释1994年的宏观经济形势。闫先东、冯克然（1997）从国际收支的角度探讨了通货膨胀，并实证分析了1983—1994年我国的外资流入和全国零售物价指数的关系，其实证结果表明：外资流入和国内物价水平之间存在着正相关关系。另外还有不少学者从其他角度进行了实证研究，如刘金全、谢卫东（2003）从经济增长与通货膨胀的动态相关性角度进行了实证检验，刘荣茂、黎开颜（2005）从国际储备变动与通货膨胀之间的关系的角度进行了格兰杰因果检验。这些学者的研究对分析国际通货膨胀的货币传导机制与总供求传导机制有很好的借鉴意义。
其后，国内的学者倾向于以中国的数据综合检验各种传导模型，如乔海曙、邓婷（2007）分别运用北欧模型和蒙代尔-弗莱明模型阐述输入性通货膨胀的形成机理，并运用中国的数据对这一机理进行了实证检验。其结果表明，国际输入因素是2003—2007年通货膨胀的主要诱因。钱行（2006）运用时间序列分析方法，实证检验了欧盟和美国的价格冲击向我国传导的总体效应，利用格兰杰因果检验，考察了通货膨胀的各条跨国传导路径，研究发现，消费品和原材料价格传导路径非常通畅，而通过国际储备影响货币供应量的传导路径，以及总供给-总需求传导路径不能得到实证支持。这是较为完整的关于通货膨胀国际传导的实证分析。
总体而言，对于通货膨胀的国际传导研究，西方学者的研究多产生于20世纪七八十年代，主要研究石油危机之后资本主义世界普遍的滞胀状态下通货膨胀的传导，而且主要是基于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研究，针对发展中国家的研究较少，而且近年来在新的经济形势下的研究也比较少。国内学者的研究多是对西方研究成果的介绍以及将他们的成果运用于中国实践，缺乏对传导机制的综合理论研究，而实证部分的数据也比较陈旧。本书将综合论述通货膨胀国际传导的理论，具体阐述传导的机制及路径，并实证分析通货膨胀传导总体效应和通货膨胀对我国的传导效应（以美国为主要输出国），以期对旧有的研究进行有益的补充。1.5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1.5.1 研究思路
通货膨胀的历史源长，古已有之，然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它仅仅是个别国家和短暂时期发生的经济现象。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随着各国国际关系的加强，世界范围的持久的通货膨胀才开始产生，因此，研究通货膨胀的国际传导必须在开放经济的背景下展开。本书将首先澄清通货膨胀的概念，理顺通货膨胀国际传导的各个学派的理论，然后从经济一体化、经济全球化、资本流动、贸易等因素分析通货膨胀国际传导的历史背景——开放经济条件。随后，本书将引入通货膨胀国家传导机制的分析，针对目前通货膨胀国际传导的主要途径，如价格途径、货币途径和汇率途径等进行讨论，并对这些途径的作用机理进行深入研究。另外，从理论联系实际方面，本书将从通货膨胀国际传导的角度分析具体国别和地区通货膨胀的成因及其治理，同时也将选择一些较有代表性的样本国来分析通货膨胀国际传导的总体效应，并结合中国的统计数据分析2003—2008年我国接受国际市场价格传导因素及其效果，检验中国与美国之间通货膨胀传导的途径，最后将总结出我国如何抵御通货膨胀国际传导因素的措施。
具体的研究技术路线如图1-1所示。图1-1 研究技术路线1.5.2 研究方法
1．理论联系实际的研究方法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认识论告诉我们，正确的理论来源于实践，只有坚持理论联系实践的方法，才能在研究中得出正确的结论。本书将通货膨胀的国际传导理论模型与实体经济中的通货膨胀现象联系起来，企图透过复杂的表象揭示内部的矛盾与实质。
2．实证研究和规范研究相结合的方法
实证研究是了解客观现实，对在一定经济条件和环境下出现的通货膨胀的国际传导现象作一个准确的、客观的、全面清晰的描述。规范研究是在弄清情况的基础上指明针对通货膨胀的国际传导，将如何合理地制定对策。
3．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
本书将对通货膨胀国际传导的诸条途径进行协整分析和格兰杰因果检验，对我国通货膨胀的国际传导特性进行定量研究，并通过对通货膨胀国际传导特性的定性分析，得出我国通货膨胀受国际输入因素影响的结论，并结合上述分析提出相应的对策。
4．案例研究方法
本书将以资本主义国家20世纪七八十年代普遍出现的世界性通货膨胀作为案例，以检验本书的模型基础的有效性。同时将选取几个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如美国、日本、德国等，以及深受通货膨胀国家传导的东亚、拉美地区，研究通货膨胀传导的情况，并阐述其政府针对输入型通货膨胀的治理，以期对我国输入型通货膨胀的治理提供借鉴。1.6主要的创新与不足1.6.1 主要的创新
1．研究角度创新
本书将从国际传导的角度对通货膨胀进行研究。尽管之前很多经济学家就通货膨胀的国际传导机制进行了研究，并提出了通货膨胀国际传导的几种途径，国内的一些经济学家也就某个途径进行了中国样本的分析或检验；然而综合地考虑各种传导途径，将其与中国目前的现实数据相结合，并检验这些途径的传导效果的研究并不多见。
2．研究内容创新
本书将回顾历史，分析主要资本主义国家20世纪通货膨胀受国际传导因素的影响程度，并通过对个别国家通货膨胀及其治理的研究，检验其治理输入型通货膨胀政策的有效性。
同时，本书将紧扣现实，在金融危机深入的当下，各国都紧随美国放松了货币政策，目前世界各国都面临极大的通货膨胀压力，中国也不例外，而且随着我国的经济开放度的不断提高，这种影响将会越来越强。在此背景下，本书将剖析当前通货膨胀背后深层的国际输入原因，同时将从价格传导（主要分析国际基础能源、粮食价格的传导途径对国内物价上涨的影响）、货币供应量传导以及国际收支传导途径分析其对国内物价上涨的影响。
3．研究结果创新
本书将通过定量分析研究美国与其他主要国家之间通货膨胀的相关程度，进而对主要国家进行定性分组，分析在通货膨胀国际传导的机制中，哪些因素对通货膨胀的传导最敏感，最后结合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对通货膨胀的治理案例，从资源价格、外汇制度改革、汇率改革、资本流入流出的管理以及宏观政策的国际协调、人民币区域化等方面提出如何降低国际因素对我国通货膨胀产生影响的措施。1.6.2 研究的不足
本书尝试对通货膨胀的国际传导机制进行深入研究，受到作者水平和科研条件的限制，研究的深度不够，例如：研究具体国别与地区输入性通货膨胀，由于数据资料来源的有限性，仅仅针对了几个代表性国家，而没有进行充分的国际比较研究，许多方面都只是点到即止，甚为惭愧；虽然对通货膨胀的各条渠道进行了定量分析，但由于作者计量分析能力的不足，就各条渠道对通货膨胀国家传导的贡献程度并没有予以量化；另外，在对通货膨胀国际传导机制进行研究的基础上提出的我国通货膨胀治理、减轻国际输入因素影响的对策，其可行性还需商榷。上述问题，既有待于未来的研究，更切盼各位专家学者不吝批评指正。第2章通货膨胀的一般界定本章将主要分析通货膨胀的产生原因、度量方法及其与经济增长的关系。通货膨胀一直以来都是经济学界的研究热点，这可以从国内外纷繁浩渺的文献中得到支持。物价水平的持续上涨或者货币实际价值的贬值也一直都是各国的政策制定者关注的重点。2008年至今的金融危机导致各国都普遍陷入了通货紧缩和低经济增长的状态，因此扩张性的货币政策成为各国政府在应对经济衰退时的首选策略，直到今天，从主要国家的CPI数据来看，通货膨胀的苗头开始显现。对通货膨胀的探讨又重新成为经济学家的研究热点。2.1通货膨胀的概念界定
对于通货膨胀的概念，不同的学派给出了不同的定义。马克思科学的货币理论指出，通货膨胀的本质在于纸币发行超过了流通中所需要的货币金属而导致的纸币贬值和物价上升。在西方，经济理论界对通货膨胀的认识较为成熟，较早的贡献是由Bronfenbrenner和Holzman（1963）作出的。他们着重研究了通货膨胀产生的原因，认为通货膨胀就是“过量的货币追逐少量的商品”。他们还发现了货币在通货膨胀现象中的角色，于是便从货币的角度将通货膨胀定义为“货币存量或者是货币收入的增加导致的价格上涨”。后来，这一定义又被附加了另一个含义——认为通货膨胀也可以是以汇率表示的货币价值的下降。这就是著名的货币主义的汇率决定理论。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莱德勒（Lailder）和帕金（Parkin）从一般现象的角度把通货膨胀定义为“通货膨胀是价格持续上涨的一种过程，或者从等同的意义上说，是货币不断贬值的一种过程”。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现代货币数量论”的创始人米尔顿·弗里德曼认为，通货膨胀是一种货币现象，它源于货币数量的发行超过社会产出的增长率，也即流通中货币供应量超过了实际需求量。但该理论无法解释众多发展中国家通货膨胀的成因，而且难以科学和准确地测定货币需求量。“价格学派”如保罗·萨缪尔森等的观点则侧重通货膨胀造成的后果，即把一般物价水平出现持续性、普遍上涨的过程称之为通货膨胀。对于中国这样的市场经济转型国家，根据价格总水平变动的结果来界定是否发生通货膨胀可能更有利于准确地反映现实经济情况。赫尔穆特·弗里希则对各类通货膨胀的意义进行了总结和归纳，根据不同的标准对通货膨胀作了分类。
在国内，学术界对通货膨胀含义的理解也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张国光（1996）对我国学者在通货膨胀含义理解上所取得的成果进行了梳理，认为有代表性的观点主要有以下四种：第一种观点认为，通货膨胀就是社会上的纸币实际流通量超过需要量（丁鹄，1980）；第二种观点认为，通货膨胀是纸币发行量超过了流通中所需的金属货币量而引起的纸币贬值和物价上涨（李经， 1981）；第三种观点认为，通货膨胀是纸币发行量大大超过了社会商品流通实际所需要的货币数量，以至引起货币贬值，物价上涨（朱裕昆，1981）；第四种观点认为，货币供应过多，引起物价全面持续上涨才是通货膨胀（刘鸿儒， 1986）。张国光认为这些观点大多是从货币过多与物价上涨的因果关系来定义的，仍没有完全反映通货膨胀的本质。他认为“通货膨胀的本质是商品和货币量供求关系失调所引起的价值比例关系失调，物价上涨只是对这种失调关系的反映，并非其实质”。
总体而言，从通货膨胀的成因来看，我们可以将通货膨胀分成三大类：一是从总供给-总需求角度出发的，有成本推动型与需求拉动型通货膨胀。关于需求的拉动作用，一国对货物与服务需求的增加将对价格水平产生向上的压力，从而导致物价上涨（假定充分就业）。在成本推动的分析框架下，一国生产成本或工资率的上涨将导致物价上涨。二是从理性预期的角度出发的，因为经济活动中的个人都是“经济人”，具有充分的信息，能够形成理性预期，因此政府的政策被理性预期所抵消，甚至不能产生任何效应。在实际情况中，总供给曲线是一条垂直线，不再具有弹性，当实际总产出已经达到潜在水平时，总供给不发生变化，只有总需求可发生变化。而增加总需求只能引起价格上涨，这也是对滞涨的解释。Cogan（1974）为了强调预期对通货膨胀产生的作用，曾这样写道：“不管当下的供给条件如何，如果总价格水平一直攀升或者在未来有上升的预期，那么工资也有上涨的预期。其结果是，如果价格持续上涨，直到对通货膨胀的预期大行其道，工资将继续保持持续向上的趋势，这反过来又会推动价格的上涨，即使是在总需求有所下降的情况下。”Branson （1989）也认为，预期的作用，不管是可以预见的还是不可预见的，都是决定短期或长期菲利普斯曲线的重要因素。三是从结构主义的角度出发来分析通货膨胀的原因的，即受到欠发达国家通货膨胀的启示，许多经济学家对经济结构问题更多的关注，从而使一种新的通货膨胀成因理论产生。工业发达国家的宏观经济分析与发展中国家的相关度在一段时间以来已经成为经济学家辩论的主题，尤其是针对拉美国家，那些在朝党一方面复制发达国家的货币主义理论，另一方面复制“结构主义理论”（Peirre Richard and Peter J.Montiel,1996）。结构主义是当代盛行于西方特别是法国的一种哲学思潮，作为方法论，更被广泛应用于人文科学、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许多领域。先驱者是瑞士著名的语言学家索绪尔。结构主义这一方法论应用于经济问题分析，在解释通货膨胀的成因时，认为通货膨胀是发展中国家经济运转过程中结构瓶颈的产物。结构主义者将瓶颈定义为：“从某个方面减缓经济发展的经济体制与社会政治结构中的某种基本面”（Thorp,1971）。根据结构主义经济学家的观点，在一个国家的不同部门中供给失衡是由于这些瓶颈造成的，而正是这些瓶颈才导致这些国家通货膨胀的发生。Myrdal（1961）强调，欠发达国家的通货膨胀是由于不同部门的价格刚性与供给弹性，以及不同程度的可替代性与分配效应带来的部门瓶颈造成的。在劳动力市场欠发达的条件下，国民经济中不同部门的刚性会导致一个部门价格的上升向其他部门扩散。Barry（1980）指出：“根据结构主义的观点，要避免通货膨胀，必须牺牲经济增长率。只有当经济的发展速度与刚性存在条件相适应时，通货膨胀才可以被控制下来。”2.2通货膨胀的度量
基于前一节的讨论，可以基本将通货膨胀定义为“一个国家价格总水平的持续上涨”。那么，怎样具体地衡量一个国家的通货膨胀呢？对此，货币学派与价格学派有不同的方法。而货币学派近年来对通货膨胀的测算方法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他们以货币主义基础理论为前提建立了通货膨胀的测算公式。通常情况下，我们可以用各种价格指数来衡量一国的通货膨胀。
西方国家的价格指数主要有消费价格指数（CPI）、批发价格指数（WPI）和国内生产总值平减指数（IPD）。我国的价格指数主要有零售价格指数、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农产品收购价格指数、农村工业品零售价格指数、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和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所有这些价格指数中，以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和国内生产总值平减指数（IPD）最为常用。
CPI指标的思想基础是所谓生活费用理论，即给定一个代表性的消费者和他要达到的生活满意程度，他需要的最小生活费用支出会因为价格变化而发生变动，这种变动就是CPI所测量的通货膨胀。在实践中，CPI的测量存在许多技术上的困难，会形成一些系统性的偏差，不过这些技术问题对宏观经济决策来说一般都不是关键性的。在理论和实践中人们尝试了许多方法来改善通货膨胀的测量，其中最广为使用的是所谓核心消费物价指数概念，即剔除特定类商品价格（通常是石油和食品价格）后的CPI。核心通货膨胀作为术语最初由Eckstein（1981）提出，即“核心通货膨胀率用于刻画剔除外生冲击影响后的经济增长的长期路径，它反映了基于长期均衡的需求水平，反映了生产成本的长期变动趋势所引致的价格变动”。从现实情况看，大多数国家将核心通货膨胀定义为：从整体物价指数中，扣除税收、汇率、利率等政策变动以及季节性变动因素的冲击影响之后的净值。最常见的扣除项是食物和能源，因为这些项目在整个CPI篮子中是最易变的。例如：加拿大编制核心物价指数时，剔除食物、能源以及间接税对物价的影响；美国则只剔除食物和能源价格的影响；泰国剔除生鲜食品及能源价格的影响；英国和新西兰只剔除利息支出的影响。
国内生产总值平减指数（IPD）是一种衡量一国经济不同时期内（比如说各年份）生产的最终产品和劳务的价格总水平变化程度的经济指标。这是对价格总水平最宏观的测量。所谓平减，指通过价格指数将以货币表示的名义价值调整为实际价值，即将名义国内生产总值调整为实际国内生产总值。而用来进行这种调整的指数就是“平减指数”。其计算公式为
由于国内生产总值平减指数所包括的商品和劳务的范围最广泛，能够比较准确地反映出最终产品和劳务的一般物价水平。
鉴于本书是基于通货膨胀国际传导的分析，因此在数据的测算和收集上尽量要求统一口径，后面实证部分的通货膨胀率都是基于CPI指数的通货膨胀率，其原因一是出于目前主要工业国家依然是运用CPI的年度变化率百分比作为最通用的通货膨胀曲线报告，二是限于有限的数据收集渠道，所有能查到的数据来源都是基于CPI的测算。统一的口径有利于研究各国之间通货膨胀协同的程度。2.3通货膨胀与经济增长
针对通货膨胀与经济增长的关系，长久以来，不论是国外学者还是国内学者，研究的结果都分为两派，一派认为有相关性，即呈现正相关或负相关；一派认为没有相关性。
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经济增长理论强调通货膨胀对资本积累的积极影响，因为当货币的投资回报率降低时，投资组合将从货币身上转移，这就是著名的“托宾（Tobin）效应”。而“Keynes-Wicksell”模型与新古典经济学模型相比也没有太大的不同，都认为通货膨胀对资本积累甚至经济增长有积极影响，也即二者是正相关的关系。
Sidrauski（1967）根据其最优货币模型（optimizing monetary model）得出相反的观点，认为资本积累与通货膨胀无关，货币是超中立的，而托宾效应也是无效的。后来的研究还指出实际国际收支与资本项目之间的互补性并预测高通货膨胀率会减少资本积累，因此高通货膨胀率与低经济增长率相关，也即通货膨胀与经济增长是负相关的关系。Fisher（1983）最先使用实证的方法来验证通货膨胀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他运用了Sidrauski（1967）的最优货币理论模型，导入了53个国家1961—1973年与1973—1981年两个时间序列的通货膨胀数据。通过回归分析得出的结论与Sidrauski恰恰相反，即通货膨胀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并不是正相关的。其原因有二：一是通货膨胀率的增加会导致实际实物余额的减少，高通货膨胀率（不管是预期的还是非预期的）都会降低价格机制的效率，减少生产要素；二是如果政府的支出是靠增发货币来维持的，那么产出增长率的降低将减少对实物余额的需求，这就需要政府出面来增加货币增长率了。后来 Barro（1995）也在Fisher研究的基础上对1960—1990年100个国家的通货膨胀数据进行计量分析，得出了类似的结论，进而支持了Fisher的发现。持同样观点的还包括DeGregorio（1993）、Levine和Zervos（1993）以及Bruno和Easterly（1995）。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法国经济学家莫里斯·阿莱（Maurice Allais, 1965）在其论文《经济增长与通货膨胀》中，运用英国1700—1913年的资料，计量分析了长期的通货膨胀与长期的通货紧缩对实际经济增长的影响。为了证明价格波动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莫里斯·阿莱认为应该分析在没有长期价格变动的情况下，实际产出量的长期趋势。他利用逻辑函数拟合了英国1700—1913年间消费品工业生产趋势值、生产资料工业生产趋势值以及总体工业生产的趋势值，在此基础上计算出实际值与趋势值之间的相对偏差。长期价格的变动则通过生活费用指数和批发价格指数的17年移动平均数来衡量。他的研究表明，从长期来看，价格水平的变动与工业生产的变动之间不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政策发展和评论部的Atish Ghosh和Steven Philips在IMF工作报告（1998年5月）中发表的论文《通货膨胀、非通货膨胀与经济增长》，使用了一个覆盖了IMF所有成员国1960—1996年数据的庞大系统，构建了一个价格指数-经济增长关系的非线性处理方法，并向外延伸，检验了该方法的有效性。结论是：总体而言，价格总水平的下降往往和高增长相关联，价格水平的下降倾向于减缓经济增长。而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而言，适度的通货膨胀对经济增长有正面效应。2.4小结
本章从通货膨胀的概念界定、度量以及其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的大量分析资料出发，对通货膨胀的一般界定进行了讨论。对此不同学派有不同的观点和看法，但主要集中为两大学派：“货币主义学派”和“价格学派”。“货币主义学派”较难解释众多发展中国家通货膨胀的原因，而且难以科学和准确地测定货币需求量。中国作为市场经济转型国家，根据价格总水平的变动结果来界定是否发生通货膨胀更为有利。
本书在通货膨胀度量的指标选取上使用的是最常用的CPI（居民消费物价指数）。因此选取指标要考虑以下几个因素：一是既能够反映市场经济的现实活动，又符合国际一般惯例；二是有利于进行国际交流和比较；三是具有可操作性和时效性。综合来看，因为多年来我国一直采用商品零售价格指数作为观察市场价格变动和通货膨胀变动趋势的指标，该指标涵盖了居民日常消费的消费品和服务项目，可以较全面地反映多种市场因素变动对居民消费价格波动的影响以及其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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