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广州(民国趣读·老城记)(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老城记》编辑组

出版社：中国文史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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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广州(民国趣读·老城记)试读：

五仙五羊降临广州的神话故事，最早见于晋裴渊的《广州记》，说：“战国时广州属楚，高固为楚相，五羊含谷至其庭，以为瑞，因以五羊名其地。”其次是《南越志》（作者及时代不详，初见于《隋书·经籍志》著录），说：“任嚣、尉佗时，因楚时有五羊五色以为瑞，故图之于府厅。”更详细的记载是北宋乐史的《太平寰宇记》（成书于976—984年），说：“周时南海有五仙人，衣五色衣，骑五色羊，来集楚庭（广州最古的名字），各以谷穗一茎六出（即一棵有六支谷穗的禾秆）留与州人，且祝曰：‘愿此阛阓，永无饥荒。’言毕，腾空而去，羊化为石。”稍后，北宋张劢于政和四年（1114）立的《重修五仙祠记》碑，南宋方信孺的《南海百咏》等也有大致相同的说法。到了明末，屈大均在他的《广东新语》里，不但重复了前述的说法，而且更加具体、详细，神话故事发生的时间，也推前到了公元前八九百年的周夷王时。

汉代以前，广州地区不但稻谷栽培业已相当昌盛，羊也已成为常见的家畜，近几十年来广州汉墓出土了不少羊的模型（陪葬品），便是明证。从上述记载来看，五仙五羊降临广州的神话故事，最初不过是几头以青草、稻秆为食料的羊，含着带有谷穗的稻秆，走进了楚相高固的庭院（或办公室），事属平常。后来，经过历代人的辗转传述，逐渐增加了五仙人、五色衣、五色羊、六出谷穗、“愿此阛阓，永无饥荒”的祝词和五仙降临、飞升而去等一连串内容，构成了一个善颂善祷的神话故事。拨开这个神话故事的荒诞外衣，它实在是反映了两千年来广州的先民，在这里从事农牧业生产和创建城市的活动，并把羊视为帮助他们生产致富的吉祥物，用它来命名这个城市。这个神话故事也被广州居民视为广州历史开端的象征而永远传颂。《五仙观史话》冯国梁：老城变迁

广州古城从兴建到拆城，经历了二千多年。随着各朝代的变化和社会的发展，古城也出现多次的变化。而广州古城绝大部分都在越秀区。根据古文献记载：“其城（指广州城）则周赧王时越人公师隅为越王无疆所筑，为之南武城，秦置郡县，属南海郡番禺县，南海郡尉任嚣拓之，赵佗据以自立为南越王，复增筑之，后世因亦呼为佗城。”南武城的确实地点虽无法查考，但任嚣任南海郡尉时，曾修筑的番禺城，俗称任嚣城。关于任嚣城城址，据北宋初郑熊的《番禺杂志》说：“在今城东，二百步，小城也，始嚣所理，后呼东城，今为盐仓即番禺县也。”据后人考证，宋代的盐仓在今中山四路仓边路以西的旧仓巷。这座小城，东起仓边路，西至北京路；南到中山四路，北至越华路。秦汉之际，继任嚣统治南海郡的赵佗，曾把这座小城——任嚣城扩大到周长十里的大城，俗称“越城”或“赵佗城”。东起德政路，西至广仁路、广大路，南到北京路的圣贤里，北至正南路的锦荣街。这些地段都属于越秀区范围。自三国至唐代的广州城，只有古越城的西半部，比宋代的中城（又称子城）南边还略小。宋代在北宋庆历四年（1044）修筑子城之后，北宋熙宁三年（1070）和熙宁四年修筑东、西城，与中城连接。东到今农民讲习所以东，西到今人民路，北在百灵路、越华路、豪贤路一线，南抵大德路、文明路。元初曾大毁天下城垣，元至元十五年（1278）广州城被拆，至元三十年（1293）始修复。明代广州城垣又进入大发展时期，明洪武十年（1377）前后，将宋时的三城合一，并向北跨到越秀山之上，向东伸延越秀路。

嘉靖四十四年至四十五年（1565—1566），又在城南加筑外城，周长六里多。后人称明初所筑为“老城”或“旧城”，嘉靖时所筑为“新城”。老城南界为今大德路、大南路、文明路。新城南界为今一德路、泰康路和万福路。新老城东界为越秀路（越秀路与中山路相交处为老城大东门旧址）。新老城西界为人民中路（旧称丰宇路）和人民南路（旧称太平路）。人民中路和中山路相交处，为老城的西门旧址，所以现称之为“西门口”。清顺治四年（1647）又在新城之南，增筑东西两翼城，直至珠江边，各长二十余丈，此后再没有扩展了。民国七年（1918）广州设立市政公所后，开始拆城墙，至民国十一年（1922）除越秀山至五层楼附近一段城墙外，已全部拆完。

从宋、明、清城内所辖的地区来看，除了文明路以南，文德路和德政北路以东一小部分地区属东山区外，其余绝大部分地区属越秀区。明代老城的七座城门，除正东门（俗称大东门）和定海门（俗称小南门）在东山区外，其余正西门、正南门、归德门、正北门、小北门等五座城门都在越秀区辖内。

广州古城的变化，体现出城墙作用的扩大。唐代广州虽然是世界著名的商港，但城墙的作用大概仅是用来保护官衙，范围不大，商业区多在城外。宋代广州的经济比唐代有所发展，城墙也经过十多次扩建和修缮，主要商业区也列入城墙的保护范围。以后明、清两代城墙的作用更主要是保护商业区。《广州市越秀区的沿革》韩锋：羊城八景，一座美不胜收的城市

我记得旧时“羊城八景”是这样的：一、珠江夜月；二、石门返照；三、大通烟雨；四、金山古寺；五、波罗浴日；六、蒲涧濂泉；七、景泰僧归；八、白云晚望。珠江夜月确是好景，珠江一河两岸，而且烟波浩荡。泛舟中流，明月在天，人影在水，这是何等景致。石门水清如镜，斜阳返照，映在水面，但见霞光万道。这种景色，每天只有一个很短的时间可供赏玩。大通寺在花地，寺中有井名烟雨井。因为天将雨时，井中便云雾漫漫，屡验不爽。我小时曾经见过，还增加一种印象，就是井旁无数黄皮树，结实累累，作金黄色，用渔网网住。小儿嘴馋，望见真令垂涎欲滴。金山古寺在什么地方？连我也不知道。波罗庙所供奉的为一番僧，看样子是个印度人。当时来广州做生意不幸沉船，人民立庙祀之。四周皆是大海，了无遮障，在此看日出日入，那个日好似从海里洗浴出来一样，当然是一绝妙奇景。今日沧海变作桑田，又看不见日出日入，更谈不到那个“浴”字了。蒲涧在白云山脚，那道濂泉莫说比不上贵州的黄果树大瀑布，连罗浮山黄龙观前的瀑布也差得远，只可称作小水潺潺。有人建一濂泉寺在旁边，已为日敌拆卸。景泰寺在白云半山，一条小径，蜿蜒若蛇蟠，暝色四合时，远远望见僧人一个一个归来，亦属佳景之一，奈何亦为日敌拆去。在白云山顶晚眺，但见万家烟树，若隐若现，沉浸在暮霭中，这个景色，确实不可多得。“八景”看来，现在只存“珠江夜月”“石门返照”“白云晚望”三景。不过广州大好景物尚多，如华林寺的五百罗汉堂，光孝寺南汉王朝布施的铁塔，六榕寺的花塔，怀圣寺的光塔，海幢寺的鹰爪兰，大佛寺的星岸石佛座，长寿寺拆余的王士祯“红楼映海三更月，石径通江两度潮”石刻，中央公园的景岩石狮子、铜壶滴漏等等，皆是不可多得、不可多见的古物，不可不饱饱眼福。你若要知道羊城得名的由来，应该逛逛五仙观。你若不忘本，要知道祖先怎样才能读书识字，应该逛逛中山四路开越大夫（贾）祠。若要知道前刺史吴隐之怎样饮过的贪泉，并题“昔人云此水，一呷怀千金。试使夷齐饮，终当不易心”二十字在旁边，你就应去石门山下看一看。还有，漱珠岗的纯阳观，也是要去看看的。至若广州新的景物，很多很多，请你读读朱光市长的《广州好》，有词有画，既可以作导游，又可以作游览指南，恕我不再详细写出来了。《羊城八景叙谈》李云谷：白云山的来龙去脉白云山上远眺广州城

白云山为广州名山，位于市郊大北门外，方圆凡十公里，向为风景旅游区。山上多名胜，可溯至秦代之迹。有仙祠、佛寺、岩洞、溪谷，有流杯之池，壮水帘之观，千章古木，百尺飞涛，苏东坡曾加赞美，为四方游客所常至。以山之脉络形势言，据《番禺县志》：白云位处县城之北，高达三百余丈，盘踞百余里。据现时测定，最高点为383米，虽不若吾粤四大名山（罗浮、丹霞、西樵、鼎湖）之雄峻壮丽，亦自有其独擅之胜。据地理学家言：吾粤山脉，不出五岭，皆有所自，可见山有脉，水有源，可从地系书籍考究得之。据志书言：白云山脉远来自粤北连平县之九连山，该山位于连平县之东部，高达二千余丈，周回五六百里，东连龙川、河源；南连博罗、增城、龙门、从化；西连翁源、英德；北连龙南，环通九县，故有九连之称。末段则由从化以迄白云，余脉则结为越秀山，为山脉之终点，大部分地质为花岗岩及石灰岩所成。陈恭尹镇海楼诗有云：“五岭北来峰在地”，可证白云越秀山脉源自五岭。

另据屈翁山《广东新语》云：“白云者，南越主山，在广州北十五里，自大庾逶迤而来，既至三城，从之者有三十余峰，皆知名。每当秋霁，有白云葱郁而起，故名白云。”合上文观之，白云山脉来自粤北，九连和大庾，均属五岭，可见来龙去脉。《白云山文献掌故考》李纪麟：“四大丛林”，每个都有一千年

广州拥有著名古刹四所，又称“四大丛林”，其中包括：

光孝寺——原名“制旨寺”，后建“五苑就延寺”，到宋朝才定名“光孝禅寺”，始建于三国时代（220-265），距今约1700多年。东吴虞翻被贬南来，曾在这里讲学，并种上诃子树，故称“诃林”。

华林寺——原名“西来庵”，始建于南朝梁武帝大通元年（527），高僧达摩西来所建，距今约1400多年。

六榕寺——初名“宝庄严寺”，始建于南朝梁武帝大同三年（537），距今约1400多年，初唐王勃撰有《庄严寺碑记》，供奉南宋六祖师惠能，寺有古榕六株，宋苏东坡手书“六榕”两字，是为六榕寺得名的起源。

海幢寺——初名“千秋寺”，始建于五代南汉，距今约1000多年。明末僧人池月和光半募得长老郭龙岳的宅园葺而居之，颜曰“海幢”，今释（澹归和尚）有《兴建海幢寺碑记》。

据统计，这四间古寺，年代最久者为光孝寺，其次为华林寺，大约后十年左右为六榕寺，河南的海幢寺也超过千年了。《广州四大丛林之一的华林寺》广州华林寺五百罗汉堂旧照南海神庙仪门陈大伟、罗菁：波罗庙的传说

南海神庙别称“波罗庙”。据考证：“波罗”梵语即“彼岸”；“蜜”，指“到达”；“波罗蜜”，意思是“到达彼岸”。当时乡民不识梵语，便以为呼南海神庙为波罗庙了。另一说法是，庙前空旷草地，东西各有一株波罗树，高达三四丈，枝叶茂盛，果实累累，相传是婆罗门贡使携种来庙种植。萧梁时期，婆罗门即为波罗国（今南印度），故称“波罗庙”。可惜庙前的波罗树今已枯死。

波罗庙主要是供奉“南海广利洪圣王”的。但庙之左廊，祭祀着一位黧面白眼的神像，不像其他菩萨金身红面，一手加眉际作远眺状的神像，它就是波罗神。

关于波罗神的来历，众说纷纭，较为可信的说法，见宋代方信孺在《南海百咏》中的记载。唐朝时，古波罗国有来华朝贡使，回程时经广州到南海神庙谒神，并将随身带来的波罗种子植于庙前空地，后被庙中秀丽景色所迷恋，以致误了返程的海船，使者于是举左手至前额远眺，望江悲泣，日久立化为神。后人认为朝贡使是友好使者，即将其厚葬，并按他生前“盼归”形象塑像，置于庙之左廊，奉为神灵祭祀，又给他身加中国衣冠，封为达奚司空。宋高宗绍兴年间，达奚还被敕封“助利侯”。俗称“番鬼望波罗”，即指此事。《波罗庙·波罗神及其咏诗》刘文澜：羊城主干线

自从明代起，今天的解放路便是当年广州从北到南贯穿市中心的主干线。现在象岗南麓大北花圈附近有一座“大北门”，大北门外为“大北外直街”。从大北外直街向南直至“小市街”是用五行石板块铺约4公里的长街，可分为三段：北段是今天解放北路至“鸡林”（现中山五路口）附近，叫“大北直街”，其东边附近有越秀山上的镇海楼、三元宫、越王井、总统府（现中山纪念堂）等胜迹；西侧有清代平南王尚可喜的府第、八旗将军府第。中段是今解放中路，即从大北直街南端（鸡林）至“孚通街”附近的“归德门”（羊城南门之一，位于解放中路南端），这段路明代和清代叫“四牌楼”，即有惠爱、忠贤、孝友、贞烈四座牌坊，分别为表彰昔年南下的名宦、地方贤良名流以及孝子节妇而建的。南段即今天的解放南路，昔从归德门迄南至靖海路，叫“小市街”。“小市街”是明代中后期新建的市集，与“大市街”（现惠福西解放路口至米市路口一段）先后形成，故名。

1930年，市政当局将这条石板块铺砌的南北干线改建为马路，并改名为“中华（北、中、南）路”。

1949年10月14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急行军200余里，从北郊沿中华北路入城，分兵占领了国民党逃亡南来的据点——伪“总统府”“行政院”“国防部”、广东“绥镇公署”及伪“省、市政府”等，15日，广州天亮了，彻底解放了！

为了纪念人民解放军的功绩，党和政府根据广州市民的意愿，于1951年“八一”建军节那天，在解放北路天安大厦前开党政军民庆祝建军节暨解放路命名大会，叶剑英市长主持剪彩、朱光副市长作了命名的说明。自此，这条南北干线便称为解放路（也分北、中、南）。《广州解放路溯源》曹思彬、林维熊：越秀区的街道

越秀区街道的得名，来历是多方面的。我们就现有的文史资料来考察一番，街道的得名来自几个方面，说来也颇有趣。

第一是以原有的衙门、公署而命名的。现越华路正南路以东一段，旧称司后街，是因为位于布政司的后面而得名。将军前、将军东、将军西（在中山六路），在清代原是将军衙门。八旗二马路，因曾有八旗会馆而得名。大马站、小马站（在中山五路），是因清兵南下时，曾将这条巷作为官府的马房。

第二是因教育而得名。清乾隆二十五年，盐运司范时纪倡办越华书院，在广中路附近，今天的越华路因而得名。清同治八年，布政使王凯泰倡建应元书院，是为培养科举考试人才而设在三元宫一带，今天的应元路因而得名。广东公立法政大学原为法政学堂，创办于1906年。校址在湛甘泉别墅旧址（在法政路），今天的法政路因而得名。府学东街和府学西街，以“广州府学宫”（在今市一宫）得名。教育路因清末在此设“教育会”而得名。著名爱国诗人、教育家丘逢甲，曾担任过教育会会长。

第三是因名胜古迹而得名。光孝寺是广州市的古寺，原是西汉时南越王赵建德的王府，今天的光孝路因而得名。南朝梁大同三年，僧人昙裕建宝庄严寺舍利塔，即今天六榕寺和花塔的前身，六榕路因有六榕寺得名。唐代为纪念伊斯兰教创始人穆罕默德，建立了怀圣寺，寺内有设计奇特的光塔，保存到现在，今天的光塔路因而得名。九眼井，以南越王的名井而得名。七块石，以原南汉时代西湖的桥石而命名。南汉在广州建立王朝时，曾在城内（在今教育路附近），开凿西湖和仙湖，并种植红药，称为“药洲”；今天的西湖路、仙湖街，因此而得名。药洲亦称“九曜园”，内有九曜石，北京书法家米芾到广州时，曾在石上题“药洲”二字。现在教育路内，有一条巷九曜坊，因而得名。

第四是纪念历史人物而命名。聚贤坊又名聚仁坊，是纪念五贤人得名。明朝初期，有五位诗人王佐、孙、黄哲、李德、赵介，在今文德路附近建立“南园诗社”，经常聚会吟唱，“五贤”是指这五位诗人。诗书路原名诗书街，是纪念明代诗人张诩而得名。张诩著《南海杂咏》，被人推崇为“诗书”。高第衡是广州市著名街道，因明代巡按使周新曾定居这里而得名。周新为官清廉正直，因铁面无私得罪了锦衣卫指挥使，被明成祖误处死。周新临刑前大呼“生为直臣，死为直鬼！”据说，对面的仰忠街，也是后人为纪念周新而得名。

第五是以地形位置而得名。越秀北路、越秀中路、越秀南路，因紧接越秀山的不同方向而得名。海珠南路、海珠中路、海珠北路，因连接珠江不同位置而得名。

第六是以商业市集而得名。例如米市路、纸行路、麻行街、海味街、麦栏街等，都因过去集中经营某些商品而命名。

第七是因特殊情况及其他原因而得名。例如蒲宜巷，原名蒲夷巷，古时称阿拉伯人为“蒲夷”，因该巷聚居较多阿拉伯侨民，故名。后来因“夷”字不够尊重，故改为“宜”。又如惠福西路有甜水巷，相传过去这里有个水井的水是甜的，故名。

其余还有不少街道的得名，与历史、传说有关，待收集整理后，再来一个续篇。《越秀区街道得名考》秋蘩：陶街街名考

位于广州市解放中路西侧、东西走向的陶街，是因500多年前明代的陶成、陶鲁父子而得名。《明史》载：陶成，字孔思，广西玉林人。明代永乐间中举，历官交趾凤山典史、广东布政参议、浙江佥事进副使。值处州农民起义，陶成战死。朝廷追赠他为浙江左参政，录其子陶鲁为广东新会县丞。

陶鲁字自强。任新会县丞时适广西瑶民起义，攻陷高、廉、肇、惠等州。香山（现中山市）、顺德、新会等县农民也群聚响应。陶鲁召集新会绅士说：“贼气欲吞我城，不早备必陷。汝等能率子弟捍御乎？”士绅们说：“能！”于是筑堡寨、修甲兵、练技勇。故陶鲁被擢升广州同知，家人亦从玉林移居广州。明成化二年（1466）陶鲁又随粤总督韩雍征大藤峡农民军、立“战功”，再升官为广东按察副使，官领新会、阳江、阳春、新兴等“岭西道”。有“三藩岳伯、父子忠勋”及“陶三广”等“称誉”。

明嘉靖四十年（1561），广东（尤其是新会）士绅为其父子建“忠勋祠”于广州忠贤坊后街，清代建内街时称“陶街”，保留至今天。《陶街街名考》陈予欢：拆街闸、装电灯，市政建设的开端

清末民初之交的广州城，原有内城和外城之分，各城门外曾筑有瓮城、月城、翼城等；又有老城和新城之分，老城区由观音山（今越秀山）起，经今日之越秀北路、越秀南路，向右转经文明路、大南路、大德路，再向右转经丰宁路（即人民中路）及长庚路（即人民北路）、盘福路，仍回返越秀山。新城区的原址为今日之越秀南路起，经万福路、泰康路、一德路，右转至太平南路（即人民南路）的太平桥止。实际上，民国元年（1912）广州府治范围是：东至大东门（今中山四路与越秀北交界），东南至小南门（今文明路与越秀南交界处），南至大南门（今大南路旁之玉带濠前），西至西门（今中山六路与人民中路交界），西南至归德门（今解放南路与大德路交界处），北至大北门（今盘福路北与解放北之界）、小北门（今小北路与越秀北交界），镇海楼（即五层楼）地处广州老城正北，扼守城垣边关。

当时的广州城，原属南海县和番禺县的分治地。南海县署设在通衙街，即今盘福市场内；番禺县署设在惠爱八约，即今德政北路之禺东、西街。两县的知县官，则是广州府属的地方官。

当时的广州为旧式城垣，最初的大马路（砌石条）只有西濠口至东堤一段，其余全是石泥混铺路面的内街窄巷，每街交界（主要街巷）设有街闸（闸门），晚间定时锁闭，天明始开，街闸处悬点油灯。入夜后街巷昏暗，社会秩序紊乱，而街闸又成了警察维持治安的障碍。老同盟会员陈景华上任省警察厅长后，厉行警巡制度，下令拆除全市街道闸门，并促电灯公司在全城内外各街交接处安装电灯。因此，旧广州街闸之拆毁、街道之有电灯，实是民国时期广州市政建设之开端。《民初之广州市政建设》韩锋等：拆城筑路的风波

1918年10月，广州成立市政公所，设在育贤坊禺山关帝庙内（后迁到大佛寺）。当时市政公所的重要任务是负责拆卸城墙，将墙基改建为马路。当时的督军是莫荣新，省长是朱庆澜，由莫、朱任命财政厅长杨永泰充总办，警察厅长魏邦平充帮办。（后期加派孙科为会办）在他们看来，拆城筑路第一需要钱，就任命财政厅长兼总办；第二生怕群众反抗，就需要武力，便同时任命警察厅长兼帮办。总办和帮办都不是常驻所办公的，故在他们之下设一坐办，主理全盘事务，担任这职务的是杨永泰的老师曹粲三。还有总稽核、总务科、工程科、经界科、总测绘等职务，尽是杨或魏的人，形成杨、魏两派的分立。每做一件事情，彼此钩心斗角，争权争利，谁也管不得谁。20世纪20年代的长堤大马路，远处为海珠岛

拆城筑路最早的倡议人是温宗尧。1902年岑春煊督粤，温是岑的“洋务文案”（也称洋务总办），献议将城西长寿寺封闭拆平，改建自来水塔和一家乐善戏院，还开辟一条不长的马路，路旁建商店。此路在住宅稠密之中，四面仍是浅街窄巷，不能行走车辆的。此外，温还献策把城南沿珠江一带修筑沿江马路。这样，当时广州市唯一能行走车辆的就是由城东到城西直达沙面的这条沿江马路（即长堤路）。

朱庆澜提倡拆城筑路，有人反对，有人赞成。大体来说，城内的人是赞成的，城墙拆了，城内外畅通，交通方便得多。还有城外西关和长堤一带地价比城内高数倍至十数倍，一旦城墙拆下改建为马路，城已不存，原日的城内地皮也将随着商业地区的扩大而涨价。西关方面的财主们却十分不愿意，首先是怕开筑马路，西关的古老街道也将要拆宽改为马路；其次是怕城内的官风洋气冲刷西关的封建社会的堤防。后来，果然借故大闹大嚷一场。《旧广州拆城筑路风波》刘文澜：四牌楼“搬家”

四牌楼，是地名也是街名，即今天广州的解放中路。60多年前（20世纪20年代），那里称为归德直街，1929年拆旧城建马路时改称中华中路，1949年10月广州解放，1950年改名解放中路。

四牌楼是惠爱坊、忠贤坊、孝友坊、贞烈坊四座石牌坊的合称。若加上纪念海瑞的盛世直臣坊，共有五座。但人们叫惯了，只称四牌楼。广州四牌楼旧貌

四牌楼之所以著名，是因为这些牌坊虽然有封建意味，但都为纪念历史名人而设。惠爱坊是为纪念自中原来粤、有惠民德政的地方长官，如秦时首任南海尉任嚣、汉时南越王赵佗、东晋时广州刺史陶侃、唐时潮州剌史韩愈等67人而立；忠贤坊是纪念广东历代地方贤良名流如高固、邓宓、杨孚、陈献章、伦文叙等49人而建；孝友坊是为表彰孝亲爱友的人物如董正、罗威等54人而设；贞烈坊是为旌表贞节烈女如陈南妻戴氏、符凤妻玉英等55人而树。

广州史地志虽未明确记下各牌楼建立的年代，但东莞井简氏族谱中提到：“嘉靖十三年（1534）甲午广东御史戴公璟为坊于广州之通衢，额曰‘孝友’，是则四坊均同时立矣。”可见四座牌楼建于明代。

各牌楼从北到南分竖于闹市中，每座相距二三十米不等，建构大致相同，均以石柱、石梁、石幔、石匾、门前石圆辘座等制凿刻件叠架而成。上有盖，飞檐高翘；下为题刻横石匾；再下是石门，当中大门较宽高，可通过中型汽车，两旁为对称的较矮小侧门，只可过人力车。

广州城市的发展和汽车的出现，亟须拆城扩建马路，而四牌楼横跨通衢大道上，发生过撞坏汽车事故，影响交通，便于1947年相继拆迁，分别移竖至现越秀山南麓（2座）、儿童公园和中山大学内。《四牌楼风物琐记》秦启泰：平南王府话今昔

清初顺治七年（1650）一月，被清廷封为“平南王”的尚可喜，率领数万清兵围攻广州城，广州军民拼死抵抗，坚守孤城长达10个月之久。尚可喜命清兵大量砍伐城北景泰坑一带的树木，沿城构筑几十个比城墙还高的炮台，向城内发动猛烈的炮击。广州军民终因弹尽粮绝，于同年十一月被尚可喜攻陷。尚可喜因广州人顽强抵抗清兵而大怒，下令屠城，重演了清兵“扬州三日”的惨剧，广州街头到处是被杀军民的尸体，据史载，广州军民被杀戮10多万人。

尚可喜攻入广州后，占据庭院森森的明朝提督府作为自己的府第，并大兴土木加以扩建楼台，这就是赫赫有名的“平南王府”。尚可喜在这里用铁血政策统治广东人民长达十三年之久，广州平南王府就成为当时广东最高权力之地，几多横征暴敛、草菅人命的法令，就出自这座平南王府。

尚可喜还不满足于已攫取的权力，与云南的平西王吴三桂勾结发动叛乱，这就是有名的“三藩之乱”，战火烧遍半个中国。清康熙二十年（1681），派遣官兵几经大战才平定了三藩之乱，削去平南王封号，改为轮换的“将军制”，重新任命了“广东将军”。于是平南王府改为“广东将军署”，这是清廷驻广东的最高军事领导机关。在平南王府南侧新建一座将军楼（今广德路、将军东路、将军西路就是当年威严的将军楼遗址）。将军楼和今广东迎宾馆是连成一片的，广东将军署的大门向南，中山六路16号小红棉饭店（现已拆），就是将军署的大门，今广东迎宾馆是将军署的后院。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清咸丰十一年（1861），英国强迫清廷把将军署北侧，即今广东迎宾馆碧海楼、白云楼一带，划给英国做领事馆用。英国人占据此地长达67年之久，直至民国十七年（1928），广州国民政府与英国几经交涉，才收回此地。民国二十一年（1932），广州市政府决定将原平南王府改为净慧公园，以示纪念净慧寺（六榕寺前身）。在公园南侧兴建民众教育馆（后一度成为广东省教育厅）；在公园北侧兴建迎宾大楼（就是今天碧海楼前身）。但净慧公园的寿命很短，不久就改作“广州迎宾馆”。1949年初，国民党中央政府从南京迁至广州，代总统李宗仁就住在迎宾楼，这里事实上成了国民党的“总统府”。李宗仁与白崇禧等桂系首脑多次在此楼的西花厅聚会，研讨时局和对策。《尚府楼台几度新——广州平南王府今昔》梁俨然：荔湾变迁

荔湾地区原为古城广州之西郊，旧称“西园”“西关”。自秦代起先后隶属于番禺、南海县（郡）等管辖，反复更变。至宋太祖开宝五年（972），荔湾地段属南海县管辖，此后多朝代未变。清咸丰九年（1859），沙面被迫租借给英、法做租界。清末荔湾地区西关属南海县捕属（即县衙直辖区），西村、泮塘一带农村属南海县恩洲堡管辖。光绪三十年（1904），荔湾地段内设巡警北路正局于华林寺，设南路正局于陈塘南。光绪三十三年撤销南北路正局，分别于西山庙、西禅寺、浮丘寺、允贤坊、华林寺、长寿寺、第十一甫庾网巷、十三行、陈塘南、大笪地同德大街、永庆街、宝源北街设立12个西关巡警分局。宣统二年（1910），12个分局并为4个巡警区，为第三、四、五、六区，区所分别在西禅寺、长寿路、陈塘南、永庆街。民国时期的荔湾

辛亥革命后，民国十年（1921）广州市政厅成立，西关地段属广州市区范围。民国十七到十九年，原属南海县管辖的南岸、澳口、增埗、西场等地均划入广州市区范围。民国时期地区事务主要由警察局（署）管治。30年代荔湾地段的警局有长寿、宝华、陈塘、西禅、荷溪、逢源、黄沙等分局，另有西山、南岸、太平、鹅潭等分局管辖的部分地段属现荔湾区范围。民国三十四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政府重新把广州划为28个行政区，收回的租界沙面也新设成区。此时荔湾区域内设有长寿、西禅、逢源、黄沙、陈塘、沙面区、南岸、西山、太平区有部分地段属今荔湾范围。各区设区公所和警察局管辖。每小区管辖范围较小，仅相当于今天两条左右行政街。《荔湾区沿革》李云谷：荔湾潮涌，那个游河啖荔的夏天

荔湾风景的好处，就在湾里河涌多，曲曲折折，都架有桥梁通行，著名的柳波涌、柳波桥，文人总好写入诗句里。过去没有公共游泳场时，游人就在湾里游泳和划艇，人艇都多，很不方便，容易出事，发生危险。湾里有各种船艇，有紫洞菜艇（多在湾外）、大厅、鱼生粥艇、海鲜虾艇、烟酒果艇，蔬菜、甜品什食等都有供应。还有出租唱机、唱片和卖唱歌娘的小艇，每到夏季，尤其荔枝上市时，游客更多，游河啖荔，别有一番情趣。为了尝新，外地游客也不少。可是旧社会对于交通、卫生很不注重，河涌渠道没有经常疏浚，加上附近人家烟户稠密，垃圾污水不断流入湾里，拥塞不通，遇到潮退水浅时，发生臭气，使人感到不快，这是荔湾过去的现象。《荔枝湾杂谈》李穗梅：五层楼，万千劫后今尚在

五层楼是广州北城墙上的城楼，又有望海楼或镇海楼之称。楼高28米，阔31米，深16米，登楼可眺望整个广州城及珠江。五层楼是明洪武十三年（1380）永嘉侯朱亮祖所建，是兵家必争之地。600多年来，由于人为和自然的灾难，五层楼屡遭毁坏，数度重修，其中有5次，分别在明嘉靖二十四年（1545）、清康熙二十六年（1687）、1928年、1946年和1952年，进行了较大规模的修葺。1928年重修时，将楼内的木结构改为钢筋混凝土结构，但楼东西两面的山墙、后墙第一、二层的红砂岩和第三层以上的青砖墙基本上保存明代的旧物。这次大修后，在此建立广州博物院。新中国成立后，五层楼被公布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也是广州博物馆馆址，常年展出广州的历史文物。清末李棣华撰的著名楹联“万千劫，危楼尚存，问谁摘斗摩霄，目空今古；五百年，故侯安在，使我倚栏看剑，泪洒英雄”至今仍悬于顶楼上，吸引着每年几十万的中外游客。五层楼已成为广州著名的游览胜地。《五层楼上指挥平叛》何炳材：大钟楼，见证广州百年沧桑

粤海关的原始办公大楼位于西堤沙面附近，距离十三行原英商会馆不远，建于1859年（清咸丰九年）。楼高两层，占地面积4000多平方米，在当时可算是广州市最高大的洋楼之一，令人瞩目。大楼南向濒临珠江，前面岸边建有海关码头，海关码头东边有几个商船码头，货轮、客轮均可靠泊。辛亥革命后，粤海关大兴土木，将该办公大楼（已有55年老龄）重新拆建，建成现在模样的“大钟楼”。大钟楼于1914年3月28日奠基，奠基人为当时粤海关之监督宋寿征和税务司梅乐和（F.H.Maze，英籍），1916年建成，耗资达12余万两白银。楼高31米，地下室和一楼全部用花岗岩砌筑，仅作储物用的地下室高出地面4米，全楼按防洪防台风之高标准设计建筑，质量要求极高。顶层的钟塔本身高13米，大钟是由英国著名钟厂制造，钟面直径约3米，夜间有灯光照耀，四面可见，每15分钟以音乐报时一次，风静时可传播4公里之遥。大钟还有一条直径1.5厘米、长约15米的钢丝缆，吊着一个重约200公斤的钢锤，每月由两名工人用手摇起重机将钢锤绞上，作为时分针运行和报时音响的机械动力。粤海关的大钟楼是我国近现代史上有名的大钟楼之一，至今仍完好无损。广州镇海楼（五层楼）旧貌广州大钟楼《粤海关概述》陈华新：广州“巴黎圣母院”，教徒要发爱国心

矗立于广州一德路旧部前的天主教圣心堂，俗称石室，是我国最大的一座哥特式石结构建筑物。

1912年5月11日，孙中山来到石室，出席天主教欢迎会。是日上午11时，孙中山应邀在圣心堂演讲。原来孙中山于4月1日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务，由南京到上海，又由上海到武汉，再从武汉回上海，乘轮南下，于4月25日抵达广州。当时离清朝的被推翻仅有数月。孙中山在这次演说中，首先指出推翻清朝的远因。他说：“吾人排万难冒万死而行革命，今日幸得光复祖国。推其远因，皆由有外国之观感，渐染欧美文明，输入世界新理，以至风气日开，民智日辟，遂以推倒恶劣异族之政府，盖无不由此观感来也。”接着，孙中山肯定了来华传教士在传播西学中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并认为国政要改良，宗教也要改良，希望以宗教补政治之不足，并号召教徒同发爱国心，对于民国各负其应尽之责任。孙中山的简短演讲，受到与会者的热烈欢迎。清末民初的广州天主教圣心堂

由于石室仿法国巴黎圣母院建造，故有“广州的圣母院”之誉。值得一提的是这一著名建筑，乃出自揭西建筑工人蔡孝之手。1962年7月石室被列为广东省文物保护单位。石室现为省、市天主教爱国会所在地。昔日孙中山号召教徒要发扬爱国心，今天可以说是实现了。《石室谈宗教》韩锋：中央公园，曾经是个“大果盒”

中央公园的旧址，原为巡抚衙门，因东边地势有点弯曲，不甚齐整，遂将卫边街三多里的民房，全部征收，并入巡抚衙署。图式设计，全由市政公所技士杨锡宗一手完成。图为对称式，两边一样。入门后，当中一个水池，从前有个观音像，是梁常的作品。像高四尺，双手持着个钵盂，作向下倾倒姿势，池水不深。现观音像已拆去，多养金鱼。水藻纵横，游鱼可数。再进数武，两旁排列着一对巨大的星岩石狮子。原来将军署门前之物，一雄一雌，高逾寻丈。将军衙署旧为平南王府，尚可喜镇广州时所建。落成后，命高要县令杨雍建找肇庆七星岩白石，琢成石狮一对，以为门前装饰。这种白石，名叫蕉叶白，在坑石中非常难得。听说还有一对，比这对宏伟得多，可惜因重量太大，沉在肇庆峡附近。这对是杨雍建仓促找来充数的。民国时期中央公园外景

再进为音乐亭，初建时，每星期日，必有乐队在此演奏。亭子上有楹联一副，是王亦鹤手笔。王有两个侄女儿，一名静宜，一名淑宜，皆有声于时。当市政合署未动工兴建前，有一茶亭，卖粉面点心，夏天兼卖雪糕汽水。那时所植树木，高仅逾人。独亭前那株大叶榕，是抚署百年前旧物，高可数丈，广荫盈亩，憩息其下，凉风袭人。现时此树矗立市人委（即今之市政府）门前，仍觉青葱可爱。

公园初建时，临吉祥路的围墙过高，人讥为监狱。彭回长工务局后，改建一次。此园又名第一公园，在从前的广州，已算首屈一指。但入园之后，几乎一览无遗。没有一处地方，可以令人流连不去。因此有人讥为“大果盒”。现在这个“大果盒”已树木参天，非往昔时的吴下阿蒙了。《漫谈中央公园》刘成基：吕彦直的绝唱，中山纪念堂

自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先生在北京逝世，当时即已有人倡议在广州建立纪念堂。但其时华北军阀政府是不愿意纪念中山先生的。而当时国民党政府仅占广东一隅，正在忙于统一广东，进行东征，且当时中国政治局面混乱，内战频繁，外患交迫，是以建立纪念堂之议迄未实现。至两年之后，即1927年，其时蒋介石已在南京建立起他的反动统治，革命暂时处于低潮，国内暂时呈现相对稳定局面。蒋政府为了戴起“总理信徒”的假面具，企图欺骗人民，同时炫耀其“全国统一，进行建设”的虚假声势，于是继在南京建设中山陵之后，在广州正式设立“广州中山纪念堂筹建委员会”，由当时任广东省政府主席的李济深主持；陈铭枢、冯祝万、李福林等均为委员。建筑经费，最初计划白银一百万两，由广东省政府每月筹十万元，归国库支拨。

1927年4月，筹建委员会登报悬奖征求设计方案。当时应征者有中外建筑师多人。5月中旬评选揭晓，第一名吕彦直，第二名杨锡宜，第三名范文照。筹建委员会决定采用第一名方案，由吕彦直建筑师主持设计工作。

设计建筑师吕彦直（1894—1929），山东省东平县人，1913年毕业于北京清华学校，赴美国康奈尔大学（Cornell Univ.）研习建筑，毕业后曾协助美国建筑师摩非工作。1921年回国，在上海设立“彦记建筑事务所”。应征南京紫金山中山陵及广州纪念堂，均获首奖。吕氏的建筑设计，细致而富有中国风格。他虽在美留学，受西洋建筑影响不浅，且曾佐美国建筑师摩非工作多年，摩非自称对中国建筑有研究，曾设计北京燕京大学、南京金陵女大、广州岭南大学，惯于在西洋式建筑物上加上中国式大瓦顶，被中国人讥以“穿西装戴卜帽”。而吕彦直的创作一洗摩非的生搬硬套作风。他所作中山陵及中山纪念堂图案，均外形壮丽，纯粹中国民族风格，而又吸收西方建筑学长处，以现代化材料作为结构手段。中山纪念堂整个建筑面积为3700多平方米，高49米（相当于普通楼宇16层高），可容观众近5000人；而大厅内部完全没有柱子妨碍视线。原来在大厅周围用八条大柱支承着四个跨度约30米的钢桁架，再在这四个大钢桁架上支承八个较小桁架，在上部构成一个八角瓦顶，像一把张开的巨伞。由于钢桁架跨度很大，因此其下形成的空间也相当巨大。至目前为止，广州市的会堂剧院还未有出其右者。另外，基座和石阶选用香港花岗石，砌墙裙的大理石从辽宁运来，墙面镶乳黄色泰山面砖，足部用五色人造石饰面。紫红色巨柱上是宝蓝色琉璃瓦顶：整个建筑色彩鲜明。观众大厅共有11个出入口，5000人在几分钟内即可离场完毕。凡此种种，均被当时建筑界推为杰构。而设计师吕彦直却于1929年3月18日因患肠癌于上海去世，竟不及见中山纪念堂建成，年仅36岁，实为我国建筑界的重大损失。1931年落成后的中山纪念堂俯瞰越秀山中山纪念堂、中山纪念碑和镇海楼《广州中山纪念堂建筑史料》刘成基：中山纪念堂与纪念碑

中山纪念堂的建筑地点，选在越秀山南麓，南临德宣街，背倚越秀山，该处清末时为督练公所，辛亥革命后，曾被军阀龙济光据为“振武上将军府”。1921年孙中山先生回粤就任非常大总统时，曾以此为总统府。但按建设计划，除此地址外，还须拆除附近民房数百户，当时北面的九龙街，西面的粤秀街，东西的莲塘街，以及许多不知名的小巷，均遭拆平。当时虽有规定补偿房价，但在重重克扣之下，居民实际所得无几。此地聚居者绝大部分是劳动人民，有不少因此而流离失所者。旧社会的重重黑暗，由此亦可见一斑。

至于中山纪念碑的建筑地点，系在纪念堂背后，越秀山南面最高处，此地点原来系一观音庙（越秀山俗称观音山，即由此得名）。龙济光据粤时，曾在此架设大炮，该炮现仍存在五层楼前。此地拆毁观音庙建筑中山纪念碑，对劳动人民的生活无大影响。但因地势高峻，运输纪念碑建筑材料的工人，即大感困难，当时水塔还未建设，连建筑用水也要从山下运上来。《广州中山纪念堂史实》杨颙：沙面租界的由来

1857年12月，英法联军占领了广州，两广总督叶名琛被俘，广东巡抚柏贵、将军穆克德纳投降。英法在巡抚衙门内设置了权力很大的外人委员会，严密控制和操纵中国的官员，使广东当局成了地方傀儡政权。外人委员会由3人组成：英国的巴夏礼、哈罗威上校和法国的修莱海军大佐，而巴夏礼居中为主。这个外人委员会实际上负责具体管理广州的政务，监督其文告的发布。委员会之下设置有警备部队，最初为60名（其中英人40，法人20）；后增至130名（其中英人100，法人30），另外还有中国巡警队，市区700人，郊区600人，以维护日常治安。

英法联军深知，以弱小的兵力，长期驻扎在人民极富反抗精神的广州城内是不现实的，终有一天要撤出。于是他们开始寻找新的租地，以代替从前外国人居留的十三行地区，建立永久的据点。

1859年，英国人看中了西濠和白鹅潭边的“中流沙”（近海一面称沙面）两块地方。1859年5月，英法两国官员正式向广东巡抚毕承昭要求租借。毕以西濠人口稠密，难以迁徙为由而拒绝，但应允租借“中流沙”河滩地，并在租借前负责把该河滩地填筑成一座小岛。同年7月，两广总督黄宗汉也正式同意了毕承昭予英法租借沙面的允诺。

沙面之所以成为英法租地的选址，有三个原因：一是“有自然生成的停泊地，稍加建设即可停泊大小船只”；二是“接近中国富商大贾所住的西关，贸易交往方便”；而且宜于夏季纳凉、眺望。

英法两国官员责成广东当局负责沙面河滨地基填埋工程，经费从中英、中法《天津条约》中规定的600万两赎城费中扣除，由即将组建的粤海关支付。地基填埋工程完工后再租借给英法两国。20世纪30年代广州沙面航拍图

1859年下半年，沙面地基填埋工程开始。迁徙住在沙洲上的寮民及拆毁两座第一次鸦片战争时的广州城防炮台后，先从水底用花岗石把沙面周围垒成椭圆形，填上沙土，地基高出水面一丈余；再在北部开挖一条运河，使沙面成为四面环水的小岛，并与市区隔开。面积55英亩（合约330亩），工程耗资共32.5万墨西哥元，英国出资80%，法国出资20%。租借面积亦与此相应，英国占44英亩（合264亩），法国占11英亩（合66亩）。1861年9月3日，英法两国官员与广东当局有关官员劳崇光签订了租约，每亩年租制钱1500文，每年年末（第十二个月）向广东当局交纳，而“中国政府则须放弃对该地之一切权利”。沙面从此成为英法租界。《沙面租界概述》梁炳枢：沙面，殖民者的“独立王国”

沙面被划为“租界”以后，英、法帝国主义就瓜分地皮，以现在沙面一街为界，西面是“英租界”，占地约为沙面之五分之四，东面为“法租界”，占地约五分之一。他们占了地盘以后，更贪得无厌，用尽各种卑劣手段，搜刮我国资财进行建设。他们除从粤海关中刮去税银883000两，作为基本建设费外，除去建筑洋衙门、教堂的地皮外，剩下75段于1861年9月4日公开拍卖。离签订《沙面租借条约》仅一天，可见英、法帝国主义霸占沙面蓄谋已久，他们拍卖地皮，平均每段价款3200元，拍卖完后他们又净捞了24万元。随后，他们用了325400元墨西哥银圆大兴土木，强迫中国人民为他们建起一座座洋房，供他们作为洋衙门、教堂、银行、企业、酒吧、医院、住宅之用，把沙面作为帝国主义在广州的一个“独立王国”。

英法帝国主义者在沙面实行的是殖民主义制度，他们各自在自己的“租界”设有“工部局”，这实际上是“警察局”，沙面的治安、行政等权完全由他们控制，他们有武装的军官、警察、便衣侦探，有监狱，还有操兵射击场（在现在沙面街办事处和市供销社的地方），他们制订了很多侮辱、压迫中国人民的法规，如靠近白鹅潭沿江的大道，不让中国人行走；河边小小的花园也挂着“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极端侮辱的牌子；网球场、游泳池以及沿江的绿瓦亭码头，都是他们洋人专用的。他们的银行、洋行等大门只供洋人、买办出入，在那里工作的华工，只准由横门小门出入。他们在东桥和西桥出入口处都设有铁闸，有警察把守，（东桥属法租界，由法国警察把守；西桥属英租界，由英国警察把守）铁闸有大小二门，大门只准洋人买办出入，中国老百姓只能走小门。1924年发生了越南爱国志士范鸣刺杀居留在沙面的越南统治者，法籍总督梅林的案件后，英、法帝国主义者以此为借口，迁怒于中国人民，制定了限制中国人出入租界的条例——《新警律》，规定住在沙面的中国人民要领“工部局”的“通行证”，要受侮辱人格的搜身，还规定进入沙面后，晚上八九时前要离开沙面，逾时不走就要坐牢，这些侮辱中国人的无理规定，激起了沙面中国洋务工人的反对，于1924年7月25日至8月19日，全体在沙面工作的洋务工人举行罢工，使整个沙面陷于瘫痪，后来帝国主义迫于无奈，同意取消了这些规定，罢工取得了胜利。1926年广州市政府在沙面西桥桥头树立的沙基惨案纪念碑

沙面是帝国主义干涉中国内政，镇压中国人民革命的军事基地之一，帝国主义者在东桥、西桥以及沙基涌沿岸，修起了一座座碉堡，架设了小钢炮、机关枪。在沙面的白鹅潭河面上，停泊了一艘艘炮艇、军舰。1911年3月29日革命党人起义，沙面的帝国主义者竟帮助清廷镇压革命党人。1925年5月30日，上海日本人枪杀中国工人顾正红，爆发了闻名中外的“五卅惨案”，全国人民同仇敌忾，掀起了反帝高潮。广州和香港工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举行了省港大罢工。参加罢工的工人达20万人，沙面的洋务工人亦参加了这一罢工斗争行列。1925年6月23日，广州的几万工人、学生和各界人士举行反帝大游行示威，沿惠爱路（现中山路），财厅前转入永汉路（现北京路）、泰康路、一德路、太平南路（现人民南路）到长堤直趋沙基（现六二三路）。下午2时40分，当游行队伍前队已经过西桥附近转入内街，后队亦将到西桥的时候，帝国主义在西桥桥头的碉堡、水塔以及在屈臣氏汽水厂等高楼大厦架设机枪，立即向我示威游行队伍疯狂射击。停泊在白鹅潭河面的英、法、葡等国的炮舰也卸下炮衣，开炮向示威游行队伍轰击。当时如果不是沙面的洋务工人在这些刽子手身旁奋不顾身地勇敢夺枪，和他们展开了搏斗的话，惨案规模还要更大。但是，即使这样，沙基路面已成一片大血海，当场中弹被害死亡者52人，重伤170余人，这就是“沙基惨案”，又叫“六二三惨案”，为了千秋万代牢牢记住帝国主义这一暴行，后来把沙基马路改名为六二三路，并在西桥头立一“毋忘此日”的纪念碑，解放后，改在东桥头建有烈士纪念碑，教育后人，永志不忘。《沙面租界史》林克明：海珠桥，首座跨珠江的大桥

建造横跨珠江的海珠桥是20世纪30年代闻名全国的一项重大工程，该项工程是在陈济棠治粤初期的1929年12月破土动工的。

广州市因珠江一水之隔，形成南北市区。两岸往来交通，全靠舟楫，一遇风雨，易生危险。且因交通不便，河南市区商业不振，一切建设事业都不能与河北并驾齐驱。清朝以来，曾有人多次发起建桥的倡议，并想利用珠江礁石，安设横柱，横架桥梁贯通南北，可惜没有完整的设计方案，又缺乏足够的资金，建桥之议终未能实现。1929年初，在林云陔任广州市长期间，再有建造海珠桥的倡议；由城市建设委员会进行规划，并开始征求建桥的设计方案。

自公开征求建桥的设计方案以后，应征者共有三家：一为德国人，建筑费约需400余万元；一为中国人，建筑费约需300万元；一为美国人（即慎昌洋行），所需建筑费最廉，为103.2万两（大洋计）。几经研究，决定与慎昌洋行订约承建，由马克敦公司承包建筑。工程则由市工务局进行监理。这座广州市民想望已久的海珠铁桥终于1929年12月正式动工兴建。1933年海珠桥开通时景象

海珠桥建筑地点：自维新路口直达河南厂前街（即南华东路）。桥长600余米，宽60米。南面斜坡360米，北面引桥斜坡为476米，这项斜坡工程是由梁启寿工程师设计的。桥心高度约离平水线26米。全桥计分四桥趸。第二至第三桥趸之间，距离为160米，其上设有机关电掣，能将中段桥面向上开合，使较大轮船可从桥下通过。

海珠桥动工兴建以后，工程进展顺利，于1933年2月竣工。粤省府定于该月15日为海珠桥的落成举行盛大的通行典礼；规模盛大的广州市展会亦于同日开幕。陈济棠还派出专人到香港邀请港澳各界侨领组团回粤参观海珠桥及市展会。当时，以莫应溎为团长的华侨回国观光团在参观了海珠桥以后，对这座大桥的建成深表赞扬，认为它贯通了南北市区，交通方便。河南各业亦会逐渐获得平衡发展，对广州市经济的发展起到很大的促进作用。《广州市政建设几项重点工程忆述》谢次陶：东山，新贵聚集地

东山区域的发展，以北部为最重要。1907年（清光绪三十年）清外务部与中英公司订立合同，开筑广九铁路，以大沙头为总站。路线往东行约四里为东山，径东行为石牌第一站。当线路筑到东山时，所经过的地段多有岗峦，发生阻碍，必须将其开辟，中间铺设轨道，两旁砂石泥土亦须一一削平，火车方能行驶。1919年（民国八年）市政公所成立后，将东门之外的大东路伸展至百子路（今中山二路）。当马路扩展至此处时，两广公医院已由西关迁来，特以新型改建，颇为壮观。邝磐石医生亦购地于路旁，建立私人医院。更有华侨富商组合世光公司，掘平马棚岗开道建屋。时政府以该岗既平，遂进行筑路，其东西行的马路由百子路东向可直通到石牌进入旧中山大学。东西交通绝不阻碍。其南北向的横路有农林上下路与梅花村。东沙马路则于1906年（清光绪三十二年）早已开辟。这路在东门外自东较场以东经东明寺、牛王庙直达于沙河。须经过红花岗史坚如墓等，多为烈士坟墓，曾取名先烈路。其以伟丽的建筑著称者莫过于梅花村，不但结构簇新，且多仿效西洋式样。有所谓西班牙式、法兰西式，无不争奇斗巧，炫耀一时。这里都是新兴的达官贵人华厦与别墅。此地离市中心稍远，非自备有私家汽车出入才方便，其生活的豪侈可想而知。今再回顾西向，拭目以观农林上路及靠近东门的东臬，昔时冷落荒僻，自拆城后，多已建有高楼大厦，与梅花村互相辉映。这时东山北部的旧城与西关恰好成一对照。西关富贵之家虽极宏敞，但多为旧式；东山则层楼高耸纯是新型。西关虽有宽阔通道，但全路纵横连接颇形繁杂；东山则地方辽阔，常作疏疏落落的布置反觉得饶有风味。这是由于东山是新的展拓，比较富有朝气，可以代之而兴。尤有一与政治有关的所在地是名退思园，园位于东山之东南，能与百子路、农林路衔接。此园初为外国铁路工人的住所，到陈铭枢长粤时（约在1929年即民国十八年以后）始以退思园为名。这园常随时局的转变而出现于报纸。虽仅一座花园，实际上却是南方时局的会议厅，与北方要人的招待所。这便成为南方政治的集中点，比其他城关更为重要了。这便是东山区域北部初步发展的情形。此区域的山冈经削平，道路亦经开拓，反倒便宜了少数新兴的达官贵人占有而独享之，如梅花村其尤著。民国时期的广州东山公园1932年落成的广州市东山电话分所《东山开发的缘起和东山区域的发展》第二辑风气之先·走在时代前列的广东人陈序经：广东与中国

自中西海道沟通以后，西方文化继续不断地输入中国。中国文化，无论在经济上、政治上、宗教上、教育上……都受了重大的影响，逐渐地趋于新文化的途径。固有文化在这种情形之下，也逐渐地呈了崩裂的状态。所谓固有文化的残缺之尚留存者还能延长下去多久，我们不必在这里讨论，我们所要注意的，是自从西方文化传入以后，因为地理以及其他的原因，粤人为这种新文化的先锋队，广东成为新文化的策源地。

因为广东为中西交通的枢纽，故新式商业发达较早。比如先施、永安、大新等规模较大资本较厚的百货公司，固为粤人所创始，就是其他各种较小的新式商店，也多为广东人所首创。就工业方面来看，奏请开设较早的江南制造局的固是曾国藩，可是江南制造局的规模的计划，以至机器的订购与转运，是全赖容闳。丝业为我国出口之大宗，可是我国新式丝厂的成立，可以说是始于陈启源。陈氏在光绪初年，在安南经营商业，见法人在那里所设立的缫丝工厂里所用的新式缫丝机器，因而创造脚踏机，以人力代火力，其后又改用蒸汽原动力。又如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张裕酿酒公司，以至装饰品方面的广生行，糖果饼干方面的马玉山，都可以说是新式工业的先驱。

在矿业方面，开平矿务局是近代矿业的嚆矢，可是当李鸿章奏请设局开矿的时候，其资本220万两，差不多完全是广东唐廷枢所召集。

在交通方面，第一次由国人自己计划与建筑的京绥铁路是詹天佑。容闳在1867年已呈请政府当局设立轮船公司。这可以说是招商局的种子。此外广东华侨数百年来，在海外所经营各种企业与实业，不但在海外占了很重要的地位，即对于广东及整个国家的经济上，都有莫大的帮助。

清初屈大均在其《广东新语》里已说过：“吾广谬以富饶特闻，仕宦者以为货府，无论官之大小，一捧粤符，靡不欢欣过望，长安戚友，举手相庆，以为十郡膻境，可以属餍脂膏，于是争以母钱贷之，以五当十，而厚责其赢利。”

总之，广东因为商业发达较早，在经济上占了优越与特殊的地位，因而各种物质生活与经济组织之趋于现代化，也较他处为早。

在政治方面，太平天国之勃起，主要是借基督教以号召群众。所以曾国藩在其《讨粤匪檄》里说：“粤匪窃外夷之绪，崇天主之教……举中国数千年来之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此岂独我大清之变，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于九泉。”然而最奇特的是拥护孔孟的曾国藩终不得不窃外夷绪以平太平天国。而提倡“外夷之绪”的洪秀全，到了南京坐金銮殿之后，却去提倡科举之制，劝读孔、孟之书。我国首批赴美留学幼童

又如维新运动的康梁，都是粤人。维新运动虽然昙花一现，转瞬凋零，然在历史上的意义却很重要。它与甲午之败以至庚子之祸，都策源于广东，这是妇孺所共知，用不着详加叙述的。

在宗教方面天主教的利玛窦是1582年抵澳门，他后来在肇庆、韶州住了十余年，学习中国语言，考察中国风土，翻译西书，画绘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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