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英） 理查德·埃文斯
出版社：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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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与记忆中的第三帝国试读：
前言
从20世纪末开始，在过去15年左右的时间里，我们对于纳粹德国的理解，在各个方面都发生了转变。本书收录的是以往发表过的文章，这些文章既对这种转变进行了描述，也对其做出了评述。已知的一些重要转变为研究和写作带来了新的内容。第一个转变就是历史研究中的“全球性转变”，这是随着20世纪末以来在社会、文化和经济领域出现的全球化进程而发生的。俾斯麦在19世纪统一德国，人们往往从现代德国这一漫长的历史背景中去审视第三帝国；现在，人们越来越多地从更广阔的国际化甚至全球化的大背景下来看待第三帝国，将它作为帝国主义时代的一部分，而第三帝国想要统治世界的欲望则是建立在德国人追逐帝国梦想这一更加深远的传统之上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忽视了食物供给和粮食短缺的影响，对此我们也只能从全球性层面去理解。纳粹在东欧的政策主要是基于希特勒对美洲大平原殖民地的想象而制定的。诸如克虏伯和大众汽车这样的公司不仅仅是德国企业，它们也在全世界范围内运作。书中的一些文章谈及了新视角所带来的益处，同时也指出了它的局限性。
这和历史研究中视角的转变是联系在一起的，即越来越多地把单一民族的独立国家放在一个更加广泛、跨越国界的背景之下，不仅要考虑它如何与其他单一民族的独立国家相互联系，也要考虑它如何受到更大范围地区的发展形势的影响。比如，最近的研究认为，纳粹主义意识形态借鉴了从俄国到法国、从意大利到土耳其等许多国家的传统，而不是像过去认为的那样，它完全是德国智识传统发展的结果。渐渐地，历史学家们不再把纳粹灭绝犹太人的行为看作是一个独特的历史事件，而是认为这与发生在其他国家和其他时期的种族灭绝行为有相似之处。这时，视角的改变再次带来了益处，但是它也越来越多地涉及本书中某些文章试图指出的阐释问题。
近来兴起的第三个研究领域——对纳粹社会展开的研究——更是如此。在过去的15年里，越来越多的历史学家提出，纳粹德国似乎是一个依赖广大民众的支持和赞许，而非警察的恐怖和胁迫而存在的政治体系。书中不少文章对这种看法进行了评估，并指出，尽管它增加了人们对纳粹德国的了解，可是人们不应忘记，纳粹德国实质上是独裁政权，它压制民权和自由，对反对它的人毫不留情。纳粹政府不仅压制社会上的局外人，还压制许多地区的劳动阶级及其在政治上的代表。魏玛共和国时期的著名犹太人，特别是瓦尔特·拉特瑙（Walther Rathenau），并没有受到蔑视和边缘化，反而深受广大民众支持和爱戴。瓦尔特·拉特瑙逝世之后，德国举国悲恸，这足以反映当时犹太人的社会地位。要知道，直到20世纪20年代末，纳粹主义都还只是一个不起眼的边缘性运动。纳粹政权于1933年上台执政后，不得不努力赢得民众的支持，暴力与宣传都在此过程中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希特勒本人，以及向德国人民所宣传的希特勒形象，对于赢得民心至关重要。而最近的研究使人们对这个形象后面的希特勒有了更深的了解，这也是了解第三帝国的一个重要部分。
然而，自从20世纪末以来，在有关纳粹德国的历史研究中，最引人注目的变化或许就是，历史与记忆越来越多地纠缠在一起了。“二战”之后，人们对第三帝国的记忆往往是复杂而奇特的。现在，如果不考虑这一点的话，几乎就无法书写1933年至1945年期间第三帝国的历史了。那些参与了（有时候甚至是深入参与了）纳粹罪行的重要工业公司和商人，在战后试图掩盖他们参与战争罪行的记忆。本书中的文章探讨了这些公司和商人为了达到此目的所采取的方式。通常，记忆的转变会以奇怪的形式体现出来，就像大众的甲壳虫汽车在墨西哥的情况一样。甲壳虫汽车最初其实是纳粹的“从快乐得到力量”的汽车，进入墨西哥以后，竟然在20世纪末变成了墨西哥的标志。然而，当人们越来越需要面对纳粹的恶行、揭露那些参与其中的人所犯下的罪行时，有时候会出现粗鲁和一概而论的谴责，在这种情况下，历史学家们应当仔细加以区分。一位富商试图隐瞒他在第三帝国时的所作所为，结果被发现了，于是便有人夸大事实，说他参与了纳粹政权最恐怖的罪行；在小心翼翼地掩盖了几十年之后，职业外交家在制定纳粹外交政策中所起的作用被披露出来，引发了对这些人的未经证实的指控，说他们实际上鼓励了纳粹对犹太人的种族灭绝，而不仅仅是提供一些便利（他们的所作所为的确可恶，但和鼓励种族灭绝并不是一回事，将二者混为一谈只会使真正有罪的人逃脱罪责）。
纳粹德国在“二战”期间进入鼎盛时期，也走向了最终的灭亡，在这一点上，自从20世纪末以来，也发生了一些视角上的变化。现在人们已经认识到“二战”的全球性和相互关联性，发生在东方战场和西方战场上大大小小的战争无不彼此影响。正如本书所示，军事历史本身很有启发性，但也需要将其放在宏观的经济和文化背景下研究。无论我们研究的是纳粹高层的决策还是普通军官的进取，宏观的背景因素都是极为重要的。
最后，近些年的研究越来越聚焦于战后的德国，战后德国与纳粹时期之间的隐秘联系正逐步显露。对几百万不受欢迎公民的“种族清洗”并没有随着纳粹的失败而结束，而是一直持续到第三帝国灭亡后的许多年。不同的是，这次德国人不再是“种族清洗”者，而成为被“清洗”的对象。城市规划者们设计的乌托邦与纳粹“去城市化”的想法不谋而合，也符合他们对世界其他地方城市的看法。归还纳粹劫掠艺术品（其中很多都是从犹太人那里偷窃来的）的运动愈演愈烈，该运动要解决的问题并非从第三帝国开始，也没有随着第三帝国的灭亡而消失。长远的视角再次帮助我们理解当前的问题，这也是一个全球范围内的问题。将历史研究的范围扩展至战后时期，进一步强调了历史和记忆之间的紧密联系。本书所收录的文章告诉人们，如果记忆要可靠，就需要经受历史的严格检验，至于历史在塑造当下纳粹的集体文化记忆方面的作用，则需要进行既充满热情又十分准确的详细解释。
以下的章节都是在最近15年写出来的，它们反映了对纳粹德国认识上的重要变化，因此，我把它们汇编成一本书，希望本书能够成为一个整体。这些文章大都是详细书评，以对第三帝国某方面的新研究为起点，进行更大范围的思考。而正因如此，书中不可避免地会出现一些重叠和交叉的部分——我已经尽力在避免，但有些时候还是无法避免。只有在我自己的原创研究部分，比如第六章和第七章，以及最初发表在学术刊物上的文章，比如第十七章里，我才会在尾注中列出参考文献。在本书的第十四、十七和二十四章这三个章节里，我附上了简短的后记，作为对该章第一次出版时评论家们所做评论的回应，或者是为读者指明文中所讨论问题的进一步资料。非常感谢最初刊登这些文章的刊物和杂志的编辑们，感谢他们允许我重新使用这些文章，详细情况将在致谢中提到。我尤其要感谢维多利亚·哈里斯（Victoria Harris）将这些零散的文章汇总起来，我还要感谢以专业眼光审读了本书样稿的克里斯蒂娜·L. 科滕（Christine L. Corton）。理查德·J.埃文斯剑桥大学2014年3月第一部分共和国与帝国第一章种族灭绝蓝图？
现在，仍然有一些散布在世界各地的遗迹遗风会使人们想起，在19世纪80年代和“一战”期间，德国也像其他欧洲大国一样，拥有一个海外殖民帝国。在纳米比亚（Namibia）的温得和克（Windhoek），依旧可以随处买到《汇报》（Allgemeine Zeitung），这份报纸的读者就是留在这个城镇的说德语的居民。如果你愿意去纳米比亚的海滩走一走，可以去海滨城市吕德里茨（Lüderitz），你会经过一些废弃的火车站，用哥特式字母书写的站名还赫然在目。你还可以去阿盖特海滩（Agate Beach）享受冲浪的乐趣，不过得小心企鹅。在坦桑尼亚（Tanzania），你可以在湖边小镇维德黑芬（Wiedhafen）待一下。如果你是个商人，想在喀麦隆（Cameroon）大量购买棕榈油的话，你该去的地方仍然是沃尔曼种植园。在加纳（Ghana）东部，那些曾经属于多哥（Togo）殖民地的德国式建筑，现在已经被宣传成了旅游景点。
同样，在太平洋上，你可以环绕俾斯麦群岛（Bismarck Archipelago）航行，并造访里特岛（尽管岛上已经没有什么可看的了——1888年的一次火山爆发几乎毁掉了全岛）。继续向东，如果你走进萨摩亚群岛（Samoa）的书店，你会看到当地著名诗人摩摩尔·冯·赖歇（Momoe von Reiche）的作品。在世界上几乎任何地方的中餐馆里，你都可以要一瓶德国风味的青岛啤酒（1903年，德国人在位于青岛的德国啤酒厂里酿造出了青岛啤酒）。而在青岛市区，你会看到宏伟壮观的圣弥厄尔教堂，它是一座复古的罗马式建筑，看起来应该属于大约一个世纪之前的德国北部的某个城市，从某种意义上说也的确如此。
但总的来说，与范围更大、存在时间更长的欧洲其他海外帝国所遗留下来的大量物质、文化和政治遗迹相比，这些就不算什么了。那些海外帝国在某些时期几乎占据了整个地球。德意志殖民帝国只持续了30多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的时候便土崩瓦解，它分布在世界各地的帝国领土被英国、法国、比利时、澳大利亚和南非等国瓜分一空。与大英帝国相比，覆灭前的德意志殖民帝国版图狭小，持续时间短暂，但是，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当殖民主义宣传者四处游说，想重新恢复帝国的辉煌时，它仍然吸引了人们的注意。不过，纳粹分子不以为意，因为他们更希望去征服欧洲，或者至少是先征服欧洲。
许多年来，有关这个话题的历史著作——以英裔德国经济历史学家威廉·奥托·亨德森（William Otto Henderson）的著作为杰出典范——往往注重驳斥对德意志帝国的暴力和残忍的指控，据说，帝国的暴力和残忍导致其在1919年的巴黎和会上被摧毁和瓜分。到20世纪60年代，这些争论已经不再有什么意义了。然而，赫尔穆特·布莱（Helmut Bley）的著作使情况发生了改变。他在1968年出版的《1894—1914年德国统治下的西南非洲》（South-West Africa under German Rule 1894–1914）一书中，再现了德国人在1904年至1907年之间对纳米比亚赫雷罗人（Herero）和纳马人部落发动的骇人听闻的战争。
布莱所讲述的故事并不复杂。20世纪初，殖民政府侵占土地的步伐不断加快，德国农场主因此遭到袭击，大约150名德国移居者被杀害。于是，帝国从柏林派遣了一支由1.4万人组成的军队，由洛塔尔·冯·特罗塔（Lothar von Trotha）将军指挥。此人是一名殖民经验丰富、作风强硬的普鲁士军官。他说：“我知道只有暴力才能让非洲部落屈服，用粗暴、令人毛骨悚然的恐怖手段进行暴力活动就是我的政策。”他在瓦特贝格（Waterberg）击败了一支赫雷罗人的队伍，之后便宣布，“在德国人的边境内发现的任何赫雷罗人，不管是武装人员，还是平民百姓”，一律处死。在战斗中被抓住的赫雷罗牧人被当场射杀，妇女和儿童则被赶进沙漠之中活活饿死。柏林的德国总参谋部参谋长阿尔弗雷德·冯·施利芬（Alfred von Schlieffen）像所有的普鲁士军官一样，深受据称是克劳塞维茨（Clausewitzian）学说的影响，认为战争的目的必须是全歼敌人的武装力量。他赞扬特罗塔的行动“无与伦比”，对其利用沙漠完成被总参谋部官方出版物《奋斗》所称道的“使赫雷罗人灭绝”的行动尤为赞赏。
不过该行动也遇到了批评的声音，德意志帝国总理伯恩哈德·冯·比洛（Bernhard von Bülow）不赞成此次行动，称其不符合基督教教义。他还警告说，这会毁坏德国在海外的声誉。社会民主党和天主教中央党的政客们也直言不讳地对此进行了谴责。由于对赫雷罗人采取妥协政策而受到军队排挤的殖民地总督西奥多·鲁特维恩（Theodor Leutwein）向比洛提出了针对此次行动的抗议，并称种族灭绝行为是“严重的错误”。鲁特维恩因此被解除了职务，不过他认为赫雷罗人应当被征为劳工，这一观点赢得了不少支持者。于是赫雷罗人部落剩下的人（大部分为妇女和儿童）和纳马部落的人一起，被投进了“集中营”（这是德国人第一次正式使用“集中营”这个术语）。
然而，那些被投入集中营的人命运也好不了多少。在位于纳米比亚海岸对面的沙克岛上，殖民政府在岩石地带建起了条件极为恶劣的集中营，囚犯们被迫参加劳动，他们的食物配给极其有限，还得衣不蔽体地站在凛冽的寒风中干活，如果干活不够卖力，就会遭到皮鞭的毒打。每天都有尸体被抬到海滩上，海浪将尸体冲入有大批鲨鱼出没的海水中。甚至南非的报纸也对集中营里的“恐怖和残忍”提出了抗议。这些集中营也成为科学研究的场所。后来当上第三帝国首席“种族卫生学家”的人类学家欧根·菲舍尔（Eugen Fischer）来到雷霍博特镇（Rehoboth），对镇上居民的混血状况进行了研究（他称这些居民为“雷霍博特的杂种们”）。他和同事们获取了不同种族人的头颅以进行头颅测量研究，最终有300个头颅被运回了德国。
菲舍尔总结道，混血的后代（非洲黑人与布尔人或德国移民的后代）劣于布尔人或德国人，但优于非洲黑人，并认为他们适合在警察里的军士阶层、邮政部门和一些其他的分支机构工作。这些相对劣等但仍然有用的种族应当受到保护，对待方式应不同于赫雷罗人和纳马人。然而法律采纳了特罗塔的看法，即非洲人是下等人种，他几乎陷于一种病态的恐惧，认为混血会传播疾病。1905年，法律开始禁止异族通婚，两年之后，所有既成事实的德国人和非洲人之间的婚姻都被宣告无效。这些措施将“种族耻辱”（Rassenschande）或“种族亵渎”这个词纳入了德国的法律术语；30年后，该术语又重新出现在了《纽伦堡法案》中。德国移民享有的法定地位高于其他移民，德国移民可以征用赫雷罗人，强制他们劳动，并强迫他们佩戴身份标牌（这是后来被纳粹采用的另一个措施）。
据统计，战前赫雷罗人的人口总数为8万，到战争结束时锐减至1.5万，而人口总数为2万的纳马人，有1万人遭到杀害。监禁在集中营里的大约1.7万名非洲人中，只有一半人活了下来。鉴于特罗塔的种族信念，毫无疑问，这就是后来人们所称的种族灭绝。而布莱将此揭露出来，便提出了一个迫切的问题，即德国皇帝的德国和希特勒的德国之间的延续性问题。其他的殖民政权也很残暴，尤其是比利时在刚果的统治。这些殖民政权会毫不犹豫地实施大规模屠杀，以此来镇压起义，或确立自己的统治地位。从19世纪70年代在阿尔及利亚的法国人，到20世纪30年代在埃塞俄比亚的意大利人，情况都是如此。种族歧视、侵占财产和强征劳动力绝对不是德国人的专利。
但是，只有德国人采用了集中营这种形式并创造了这一称谓，还刻意营造了极为严酷的环境，其目的是既要强制在押人员劳动，又要将他们毁灭。（那个令人毛骨悚然的表达“通过劳动来毁灭”是纳粹后来创造出来的，但效果是相同的。）只有德国人以种族为依据，公然企图灭绝被其殖民的整个民族。只有德国人在法律上禁止殖民地的异族通婚，他们不仅在西南非洲，还在东非（1906年）和萨摩亚群岛（1912年）都执行了上述政策。只有德国人随后又在全球范围内发起了种族灭绝行动，他们不仅要灭绝欧洲的犹太人，可能也要灭绝世界上其他地方的犹太人。这两者之间有什么关联呢？
或许让人惊奇的是，在布莱的著作出版后的几十年间，这个问题一直没有得到解决。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那些转而研究德意志帝国和第三帝国之间延续性的批判历史学家，都专注于纳粹主义在德国国内的根源、希特勒在德国的统治以及“二战”期间纳粹对犹太人的迫害。在越南战争或许还有布莱著作的影响之下，左翼分子掀起了反对帝国主义的浪潮，但是随着美国从越南撤军，以及欧洲剩余的殖民地相继获得独立，这股浪潮也就消退了。在联邦德国，遗留在日常生活中的殖民主义痕迹也随着不断发展的现代化经济开始消失。那些出售殖民地商品（Kolonialwaren）——咖啡、茶、香料、稻米和诸如此类来自海外的干货——的杂货店在20世纪70年代初的德国城镇中还随处可见，而现在大都重新起了名字或加上了掩饰。比如，今天在艾德卡（Edeka）商店里购买咖啡的人中，很少有人会意识到，这个商店的名字是“殖民地商品经销商的消费者合作商店”（Einkaufsgenossenschaft der Kolonialwarenhändler）的缩写。20世纪70年代之后，德国的前殖民地似乎已经与德国毫不相干，大都被人们遗忘了。
到了20世纪90年代，随着后殖民研究的出现，人们的兴趣又复苏了。现在，历史学家们把种族主义和种族意识形态，而不是极权主义和阶级剥削，作为他们对“国家社会主义”解释的重心，所以德国的殖民历史又显得极为紧要了。人们兴趣复苏的标志是布莱的著作成了经典，被译成英文，经修订后，以《德国统治下的纳米比亚》（Namibia under German Rule）为书名，于1996年出版。各种专著和文章开始出现，内容涵盖了德国殖民主义话语、种族科学的殖民地起源，以及文学作品对被殖民者的表现等。对文化记忆的兴趣在不断增长，德国出现了对后殖民记忆和纪念活动的研究。塞巴斯蒂安·康拉德（Sebastian Conrad）所著的《德国殖民主义简史》（German Colonialism: A Short History, 2012）对这批新著述做了总结，并将其置于全球化的背景之下，重新引发了人们对德意志帝国的兴趣。书中精彩的插图和地图、带注解的参考文献，加之作者对史学趋势敏锐的把握，使该书成了同类作品中的典范，为研究这一问题提供了重要指导，并为进一步的研究指明了方向。
正如康拉德所言，德国殖民主义部分起源于德国的历史。殖民的梦想和幻象就如同一块空白的银幕，德国民族主义者可以在德国最终取得统一之前，将德国统一的影像投射在银幕上。作曲家理查德·瓦格纳（Richard Wagner）曾在1848年说：“我们将乘船穿越大海，在各处建立新的德国……我们要超越西班牙人，对于他们而言，新世界就是一个充斥着神职人员的屠宰场。我们也不同于英国人，对英国人而言，新世界只是座堆满金银财宝的宝库。我们将以德国特有的非凡方式来建立新世界。”然而，更重要的是德国资本主义的总体背景，当时是以一些像汉堡这样的独立州为中心的。据说，在19世纪70年代，汉堡的大商人们造访过“密西西比河沿岸的每一座城镇”，并“在伦敦停留过20次”，却一次也没去过柏林。凭借迅速发展的德国工业和强大的经济实力，汉堡的商人们在非洲许多沿海地区和世界其他非殖民地区进行贸易活动，在全球各地的城市中一共设立了279个领事馆。德国科学家、探险家和传教士因为伟大的功绩，在国内赢得了众多的追随者，比如格哈德·罗尔夫斯（Gerhard Rohlfs），他是第一个从北向南（常常身着穆斯林服装）穿越非洲的欧洲人。
俾斯麦相对缺乏热情（“只要我还是宰相，”他在1881年说，“我们就不参与殖民活动”），但是，在1884年，他却发动了“瓜分非洲”的行动，把涉及德国经济利益的许多地区宣布为保护领地，同时也支持法国的类似行动，以转移法国人的注意力，以免他们因为在普法战争中丧失了阿尔萨斯—洛林地区（Alsace-Lorraine）而对德国进行报复。也许他还想安抚强大的国家自由党所代表的商业利益集团，因为在即将到来的国家大选中，他需要后者的支持。1881年至1882年间，英国和法国在北非的争斗进入白热化状态，在此之后，对领土的争夺几乎已经不可避免了。无论如何，瓜分行动从非洲一直扩展到了全世界。德意志帝国逐步建立并扩张，最终成为继英国、法国和荷兰之后的第四大帝国。
德国人在世界各地的殖民地中，包括了今天的纳米比亚，那里人口稀少，土地贫瘠，德国的大牧场主们很快在那里立住了脚，而自1907年起，铜和钻石的开采则给私人企业带来了一定的利润。喀麦隆疟疾流行的海岸地区被来自汉堡的沃尔曼家族的商业利益集团所控制（橡胶和棕榈油由德国人在内陆经营的种植园所生产）。在多哥，棕榈油贸易由海岸上的当地非洲裔巴西精英阶层控制。在人口密集的东非殖民地［包括除桑给巴尔（Zanzibar）以外的坦桑尼亚，还包括卢旺达（Rwanda）和布隆迪（Burundi）］，德国殖民者建起了棉花和剑麻种植园。在新几内亚（New Guinea）、萨摩亚群岛和周边的太平洋岛屿，德国殖民者虽然人数不多，但是商业利益集团的影响力很大。还有通过《胶澳租界条约》从中国得到的胶州湾——中国从1898年起将胶州湾租借给德国，租期99年，由德国海军部管理。他们采取积极有力的政策促进青岛的现代化进程和发展，为青岛市安装了路灯，还建立了一所大学，中国学生可以在那里学习德国的科学技术和学问。
俾斯麦还幻想像老东印度公司在南亚次大陆的管辖区域那样建立保护领地，国家并不参与管理，而是交由私人企业负责，但是这样的幻想并没有维持多久。在反抗德国商人和殖民者日渐严重的剥削的过程中，非洲各团体与德国人发生了激烈的暴力冲突，于是德国官僚在军队的支持下，很快便开始对这些地方实施正式统治。这样只会让局面变得更糟，因为国家开始使用暴力来保护与当地农场主和商人发生冲突的种植园主和殖民者，从而引发了更大规模的抵抗。西南非洲的种族战争最引人注目。暴力是德国人统治的一贯特征。在东非，不断发生的军事冲突迫使柏林的帝国政府于1891年接过了殖民地的管理权，这些冲突大多是由肆无忌惮的殖民冒险家卡尔·彼得斯（Carl Peters）挑起的。但是帝国政府接管殖民地后，武装冲突还在继续发生，在接下来的6年里，德国发起了61次“惩罚远征”行动。1905年，因为争夺土地、提高税收和要求强制劳动而引发的冲突，最终演变成了马及马及起义（Maji-Maji uprising），大约8万名非洲起义者死于军队镇压。与西南非洲的情况形成对照的是，德国人并没有将其看作种族战争，可其实许多伤亡是由穿着德国制服的非洲人造成的。死亡人数非常大。叛乱者的土地和村庄遭到摧毁，20多万名非洲人在饥荒中丧生。
暴力，包括对非洲人的公开毒打，在德国殖民地是司空见惯的事情。在喀麦隆，官方记录的毒打事件从1900年的315次上升到了1913年的4800次（当然是低估了）。喀麦隆的非洲酋长们向帝国议会起诉，但是被总督驳回了。总督这样做，倒不是因为他残忍，而是因为商人和传教士们反对他在土地上做出较大的让步。到德国殖民统治末期，一位前任大酋长因反对在喀麦隆的主要城市杜阿拉（Douala）实行种族隔离而被处死，双方矛盾激化。德国一向脆弱的统治在此显露无遗。和非洲人相比，德国人的数量很少——喀麦隆的德国移民和官员加起来还不到2000人。因此德国人只能寄希望于在他们的殖民地上建立“权力之岛”。无论在哪里，非洲人都没有完全接受德国人的统治。他们被有效地排斥在殖民地的政治和公共领域之外，这注定会让他们觉得与德国人的统治格格不入。
实际上，非洲人常常联合起来进行反抗。在马及马及起义之后，东非的总督承认，开始只是局限在当地的一小撮“半野蛮部落”的叛乱，最终演变成了“某种全国性的反对殖民统治的斗争”。有时候，德国人的政策可以创造出新的身份，就如同在卢旺达那样——卢旺达的殖民官员们手里有人种指南，他们把胡图族和图西族之间不明显的社会差别变成了固定的种族身份，随后又使之成为法律区分种族的基础。历史学家所指的“种族构成”由此产生，它为1994年发生的卢旺达种族大屠杀埋下了祸根。
在殖民地还能进行一些在德国无法进行的科学实验。诺贝尔奖得主、细菌学家罗伯特·科赫（Robert Koch）为了找到昏睡病的治疗方法，可以每天给1000名东非患者注射高剂量的砷而不会感到不安。此做法危险性很大，随时可能造成实验对象死亡。实际上，像欧根·菲舍尔这样的科学家在人种改良方面进行的研究大力宣扬了种族差别和“种族劣等”思想，这一思想后来被用于纳粹的种族灭绝行动。1896年，德国举办了柏林殖民地博览会，同时，汉堡的哈根贝克动物园（Hagenbeck’s Tierpark）展出了一个非洲村庄，这样的展览为在德国人心中建立一种深得人心的种族优越感发挥了很大作用。
有些人把殖民地看作新事物的实验室：在那里，可以建立新的城镇，而不必考虑现有土地所有者的权利；在那里，可以运用种族科学来建立新的社会秩序，而不用过时的欧洲等级地位制度；在那里，可以按照父权的传统原则建立模范社区，而这种传统原则正被德国国内愈演愈烈的女权运动削弱。在德国，肩负着“上帝使命”的新教徒开始把那些穷人和“懒人”从大城市贫民窟里穷困和无知的“黑色大陆”上解救出来，他们用的是殖民地传教工作的语言，目标也很像传教。1913年，依据在殖民地反复推敲出的种族主义信条，德国制定出了一项新法律，以种族血统而不是以居住资格（欧洲其他地方通常以居住资格进行界定）为基础来界定德国的公民身份。德国的民族主义者开始把波兰人和斯拉夫人看作劣等种族，并放弃了关于德国在东欧“文明使命”的讨论，因为他们不再认为波兰人可以被改造成有用的德国人，而是深信波兰人的种族特征和非洲人一样，已经不可救药。
难道这一切都意味着殖民帝国和大屠杀有直接的联系吗？德国对赫雷罗人和纳马人的种族灭绝行动和30多年后对欧洲犹太人的种族灭绝有非常明显的相似之处，但是也存在着很大差异。尽管在西南非洲确实有集中营，但是它们不同于特雷布林卡（Treblinka）死亡集中营，因为特雷布林卡集中营只屠杀犹太人。在纳粹的眼中，犹太人是一个全球性的威胁，而非洲人像斯拉夫人一样，只是当地的障碍，需要征服和排除他们，以便给德国移民腾出空间。德国的殖民经验煽动了国家社会主义思想，尤其是在种族领域，但是在个人层面上，这样的延续性就不多见了，尽管也存在以下例子：赫尔曼·戈林（Hermann Göring）的父亲是西南非洲的第一任总督；弗朗茨·里特·冯·艾普（Franz Ritter von Epp）曾在对赫雷罗人的战争期间在特罗塔的军中服役，后来当上了巴伐利亚（Bavaria）的纳粹总督；还有喀麦隆的副总督维克托·贝彻（Viktor Boettcher），纳粹占领波兰之后，他在波兰政府里担任高级官员。
特罗塔的种族灭绝战争在德国的殖民历史上是一个例外，它更多起因于发起人的军事和种族信条，而不是德国殖民主义的特征所致。德国人自称肩负着现代文明开化的使命，并将其融入殖民统治最后阶段所实施的教育、经济和宗教政策之中，而在1939年至1945年间的东欧，则没有出现类似的情况。“一战”把人变得像野兽一般（“一战”本身也是殖民主义对欧洲的一种冲击），在此影响之下，政治暴力成为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德国生活的普遍特征，并将贝彻这样的人变成了纳粹分子。与其他的欧洲国家相比，德国的殖民主义似乎在概念上具有更系统的种族主义特征，在行动上更加野蛮残暴，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它导致了后来的大屠杀。
尽管如此，针对赫雷罗人的战争远远超过了殖民主义的任何其他方面，早已作为种族大屠杀一个重要的类比和预兆，进入了当今德国公众的记忆。人们由此展开了慷慨激昂的辩论，讨论怎样才能以最好的方式纪念它。不来梅（Bremen）贸易港口是辩论最为激烈的地方。在主火车站后面的一个小公园里，有一个10米高、由砖块砌成的大象纪念碑，每天都有来来往往的上班族和游客经过这里。这座风格化的纪念碑建于魏玛共和国末期，人们将其视为对德国殖民主义历史的纪念和提醒。纪念碑底座上贴着赤陶瓦片，每片瓦上都刻着一个德国前殖民地的名字。1932年7月6日，在公园举行了雕塑落成典礼，有人发表了演说。演说颂扬了殖民主义取得的成就，要求夺回他们失去的殖民地。
不可思议的是，这尊大象纪念碑在“二战”中幸存了下来，只是底座周围的各种碑文在1945年之后很快被剔除了。到1982年大象纪念碑落成50周年的时候，它已经成了令德国人难堪的雕塑，尤其是因为纳米比亚当时仍处在南非种族隔离政府的统治之下。1988年，金属工会的当地青年组织在底座旁边竖起了一块牌子，上面写着“拥护人权，反对种族隔离”。两年之后，大象被正式宣布为“反殖民主义纪念碑”，大象纪念碑最初的目的被掩盖了起来。纳米比亚获得独立的时候，不来梅市长在大象的周围举行了一个正式的庆祝仪式；1996年，纳米比亚总统萨姆·努乔马（Sam Nujoma）在一次对德国的国事访问中，为一块新的纪念匾揭幕，匾上刻着“纪念1884年至1914年间德国殖民统治下的纳米比亚受害者”。现在，大象纪念碑由一个被官方认可的致力于宽容、创新和多元文化主义的社团照管。公园里的一块铜匾提醒着来访者们这座纪念碑的过去；在附近，又建起了一座小型的纪念赫雷罗人和纳马人的纪念碑，算是一种“对立纪念碑”（anti-monument）。第二章想象帝国
几十年前，搜寻纳粹主义理论和实践的深远根源的历史学家们研究了德国历史上的断层和不连贯的地方：1848年的德国革命未能成功；1871年德国统一后，民主政治受到了阻碍；贵族精英阶层长期凌驾于在社会和政治上处于消极状态的中产阶级之上；一贯独裁、好战的普鲁士军事阶层手握权力已成传统。简言之，他们认为，因为“一战”爆发而出现的一切，将德国和其他主要的欧洲大国区别开来，并让德国踏上了一条通往现代化的“特殊道路”：德国的现代化进程并没有为德国带来民主政治体系，整个社会也没有出现工业经济，最终出现的是第三帝国的崛起和胜利。
20世纪90年代，这样的论点受到了质疑。很显然，德意志帝国的中产阶级绝对不是苟安的阶级，他们有积极而投入的政治文化，贵族精英到“一战”爆发之时已经失去了大部分权力。事实上，1848年德国革命已经改变了国家的政治文化，旧的政体并没有恢复。通过与其他国家比较，我们发现英国在社会流动性和开放性方面存在同样的缺陷，法国有独裁统治的倾向，奥地利实行的则是军事统治，等等。但是，从德意志国家统一到第三帝国的兴起，如果没有国内的“特殊道路”，历史学家们应该去哪里寻找纳粹主义的根源呢？
在过去的几年里，人们越来越清楚地看到，我们必须拓宽视野，不能仅仅在德国国内的背景之下，甚至仅在欧洲的背景之下去审视德国的历史，而是得在全球背景下，尤其是要在维多利亚时代及之后的全球殖民地发展的背景之下去审视，只有这样才能找到答案。只有当我们强烈地意识到全球化是一种现当代的现象之后，我们才有可能以这样的方式看待德国历史。这种历史观已经产生了许多极其重要的新解释，启发了越来越多的重要研究，这些研究将19世纪德国和世界的关系与纳粹征服世界的企图联系在了一起。现在，这项研究已经被汇集到2010年出版的《纳粹帝国》（Nazi Empire）一书中，该书为谢莉·巴拉诺夫斯基（Shelley Baranowski）所著，是一本很有影响力和说服力的综合性著作。她之前以非常专门性的研究而闻名，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她曾写过一本很不错的书，讲述的是“从快乐得到力量”这个纳粹的休闲组织。
巴拉诺夫斯基的故事从19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讲起，当时俾斯麦为了在帝国议会里赢得国家自由党和自由保守党的支持，很不情愿地同意建立殖民性质的保护领地。对于全面殖民化所涉及的在资金和政治上所需承担的义务，俾斯麦十分谨慎，但是，他很快就被狂热的帝国主义分子、商人和冒险家压下去了。到了1890年俾斯麦被迫下台的时候，德国已经成为一个羽翼丰满的海外殖民帝国。必须承认，这其实也没什么值得兴奋的。大片领地都被英国人和法国人抢占了，“瓜分非洲”运动给德意志帝国留下的只不过是些残汤剩水：纳米比亚、喀麦隆、坦噶尼喀（Tanganyika）、多哥、新几内亚，还有诸如瑙鲁（Nauru）和俾斯麦群岛之类的太平洋岛屿。俾斯麦在新创建的殖民帝国问题上谨小慎微，年轻一代的民族主义者不以为然，他们抱怨说，这个帝国只不过相当于（19世纪末）西班牙和葡萄牙帝国的水平，对于一个欧洲大国而言几乎不值一提。
况且，事实已经不止一次地证明，德国所拥有的殖民地都特别难以治理。于是，殖民政权便采取了极其严酷的政策。普鲁士军队的信条是，彻底摧毁敌人的武装力量是战争的首要目的。但是，在殖民地，这一目的与种族主义以及对游击队袭击的恐惧纠缠在一起，便产生了一种种族灭绝的心态，用毁灭一切的政策来应对动乱和起义。他们使用的方法包括毁坏庄稼和村庄，蓄意饿死当地的村民。在马及马及起义期间，德国的殖民地坦噶尼喀有20多万人死亡。更加臭名昭著的是，在纳米比亚，殖民者把赫雷罗人和纳马人赶进沙漠，切断他们的食物供给，在水里下毒，没收其牲畜，导致这些人因疾病和营养不良而死去。德国人在取得胜利之后，建立了种族隔离政权，用法律和规则来禁止种族融合，把非洲人的地位降为廉价劳工。
然而，德国的政策已经开始向抢夺殖民地方向发展了，而新殖民地从何而来呢？德皇威廉二世（Kaiser Wilhelm II）获得主要决策权之后，德国便于1898年开始打造一支庞大的作战舰队。德国海军缔造者、海军上将冯·提尔皮茨（Admiral von Tirpitz）采取了一种高风险战略，致力于建造重型战列舰，而不是轻便、行动快捷的巡洋舰，意欲（至少是威胁着要这样做）在北海与英国人进行一场特拉法尔加（Trafalgar）式的战斗，要打败或者重创英国人，并迫使他们同意德国在海外扩张自己的帝国，因为英国人在海上的霸权被视为德国人赢得帝国荣耀的主要障碍。德国现在采取的是一种侵略性的“世界政策”，旨在提高其帝国的地位，并获得可与其他欧洲列强海外殖民地相媲美的“阳光下的地盘”。很快，不可控制的帝国主义热情便从压力集团的政治活动中爆发出来。
他们的热情不仅倾注在海外，也倾注在欧洲。波兰的一大块领土在18世纪被吞并，归属了德国，于是政府开始鼓励德意志人去那些说波兰语的人所控制的地区定居。但是，尽管在帝国时期有13万人移居到那里，但这还是远远比不上在1886年至1905年间为寻求更好的生活而向西迁徙的94万名德意志人。极端民族主义分子对这种状况极为不满，于是开始要求在德国的东方发动一场战争来征服斯拉夫人，把居住在东欧、已经陷入危险的几百万说德语的人从“俄罗斯化”或“马札尔化”中解救出来，把他们纳入一个疆域面积已经得到极大扩展的帝国中来。颇具影响力的泛德意志同盟则更加嚣张，他们敦促政府筹划兼并荷兰、佛兰德、瑞士、卢森堡、罗马尼亚和哈布斯堡帝国（Habsburg Empire），他们把这些国家和地区都看成是“德意志”领土，同时，他们还要剥夺德国国内为数不多的犹太人的公民权。一旦德国控制了欧洲，那么其海外殖民地的扩张便会水到渠成。
在帝国主义热情的影响之下，社会达尔文主义在政界越来越流行，它将国际关系视为种族间——德意志族、斯拉夫族和拉丁族（说拉丁语的人）——为了生存和最终主宰世界而进行的斗争。一个幅员辽阔的殖民帝国显然是德国应得的。然而，殖民主义思想仍然受到两个最大政党的反对：具有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社会民主党，以及天主教中央党。它们对1905年至1906年间德国殖民主义分子的暴行进行了强烈谴责。1913年，这些党派和左翼自由主义者一起，以婚姻的神圣性（对于天主教徒）和人权的普遍性（对于社会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为理由，设法阻止了反对异族通婚措施的实施。即便如此，德国还是通过了《公民法》（Citizenship Law），该法案在欧洲国家是独一无二的，它不是以居住地来定义公民资格，而是以“血缘共同体”来定义。
1914年，当德国面临战争威胁的时候，来自泛德意志同盟的压力（至少）使政府更有理由参战，一些主要领导者又信奉社会达尔文主义，因此德国不太愿意寻找和平解决危机的办法。战争爆发以后，德国政府便制订了一项旨在抢占大片领土的秘密计划，要在经济和军事上征服欧洲的大部分地区，并且夺取法国人和葡萄牙人在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区的殖民地。这些目标已经超出了英国人和法国人的目标。西面的军事对峙陷入僵局，协约国方面控制了海洋，加之德国国内的食物紧缺日益严重，于是，领导层中的强硬派提出了更多领土兼并的要求。
同时，随着军队对于德国本土控制的加强，德国在其欧洲占领区的统治也变得越来越严酷。1917年，俄国爆发了布尔什维克革命，1918年3月，苏俄与德国签署了《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和约》（Treaties Brest-Litovsk，简称《布列斯特和约》），苏俄实际上屈从了德国，把250多万平方千米的土地和5000万人民，加上苏俄大部分的煤矿、铁矿、石油储备以及一半的工业，拱手交给了德国及其盟友土耳其。100万人的德国军队在其占领区——从北方的爱沙尼亚（Estonia）延绵至白俄罗斯（Belarus）和乌克兰（Ukraine）的大片区域，再到南方黑海东北部的内陆地区——强制实行了残酷的军事独裁统治。在经济剥削和残酷镇压民族主义运动的同时，德国人还强行实施了一种新的种族制度，明确地将当地的居民视为二等公民，这就是25年后纳粹政权强制政策的前兆。
1918年，德国战败，随后签订的和平协议让德国丧失了所有的海外殖民地，还有其欧洲领土的13%（阿尔萨斯—洛林地区归还了法国，东部的工业区还给了重新获得独立的国家波兰），以及几乎所有的军事装备。德国的武装部队被限制在10万人以内，政府还不得不同意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为战争所造成的经济损失支付巨额的战争赔偿。这些条款引起了公众的质疑和愤怒，毕竟，战争结束的时候，德国军队仍然在外国的国土上，根本不能算是彻底的军事失败。而且还有一个常常被历史学家们忽略的事实：在20世纪2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英国和法国军队一直占据着莱茵兰（Rhineland），这也在不断地提醒人们，德国被外国列强征服了。1923年，由于德国拖欠了战争赔款，法国便派出一支远征军进入德国的鲁尔（Ruhr）工业区，控制了那里的主要资源，这一举动更是惹怒了德国民众。
巴拉诺夫斯基说这是协约国对德国的“殖民”，真是这样吗？德国抨击法国占领鲁尔区的宣传，主要集中在种族亵渎的问题上，因为法国人使用了来自非洲殖民地的军队。战争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革命和反革命的武装力量时常手持机关枪，开着坦克，在德国主要城市的街道上发生激烈冲突。但是，到了20世纪20年代中期，这些冲突也渐渐平息了，经济也逐渐稳定下来。长期担任德国外交部部长的古斯塔夫·施特雷泽曼（Gustav Stresemann）凭借高超的谈判技巧，使德国重新回到国际社会，对战争赔偿问题进行了重新协商，并让占领军撤出了德国。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在德国人中间普遍存在德国被“殖民”的想法。只有极端反犹分子坚信，魏玛共和国被一个国际犹太阴谋集团所控制，但即便是这些人也很少说殖民之类的话。必须记住的是，纳粹党在1928年的大选中表现极差，只赢得了不到3%的选票，因而纳粹党在后来的大选中降低了强烈反犹主义的调子。在战后的几年里，反犹骚乱并不像巴拉诺夫斯基所认为的那样普遍，也并不代表公众的意见。
20世纪30年代初期，大萧条导致银行和公司破产，1/3以上的劳动人口失业，在这个时候，纳粹党才赢得了广泛的支持。一直到纳粹党作为保守党精英阶层的联盟伙伴上台执政的时候（精英阶层当时正为实施摧毁魏玛民主政权的计划寻求公众的认可），纳粹党员才又一次展露内心中反犹主义的真面目，他们在一系列的法令法律中贯彻反犹主义思想，还有纳粹冲锋队用暴力对付反对者——尤其是左翼党派——以支持他们的反犹思想。此时，主导德意志帝国构想的已经不再是海外殖民——那只是一小撮无能为力的压力集团在魏玛共和国期间的想法——而是对欧洲帝国的幻想，这一幻想构建在“一战”的经历之上，但又远远超越了过去。
然而，德国海外殖民帝国的记忆还在，纳粹甚至还让它复活了。那么在希特勒的统治之下，殖民经历对灭绝政策有多大的影响呢？巴拉诺夫斯基以一种微妙而平衡的方式处理这个中心问题，不像持极端连续性史观者那么激进，即便如此，她还是保留了这些人的一部分主要观点。在1933年上半年，纳粹建起了成百上千座集中营，把10多万名政敌监禁在里面，强制他们劳动，并以极其残暴的方式对待他们，致使几百人死在里面。但是，这些和在纳米比亚的赫雷罗人被饿死在集中营没有多少相似之处，而且无论如何，把平民关进集中营的构想绝对不是德国人的独创——它至少可以追溯到19世纪30年代美国的反美洲原住民的运动。
纳粹的确把他们的集中营看成一种对付叛乱的工具，但是，他们的主要目的是对纳粹政权的敌人进行恐吓和“再教育”，这些政敌受到残酷对待，直到他们应允不再进行任何反抗为止。1934年时，集中营里几乎所有的犯人都被释放了，镇压叛乱的任务已经交给了普通警察、法庭和国家监狱系统。如巴拉诺夫斯基所言，即便这种做法参考了殖民地的先例，其性质也已经完全改变了，并且更多的是受到了布尔什维克革命之后的欧洲政治两极化的影响。此外，大概在同一时期，一些没有殖民经历的国家里也出现了类似的机构。
不过，其他国家却没有纳粹那样的种族政策。那么纳粹实施“种族卫生”政策，反对犹太人与非犹太人之间通婚和发生性关系，强迫多达40万名“劣等遗传”的德国人做绝育手术，这一切在多大程度上是受到了德国殖民经历的影响呢？巴拉诺夫斯基的论点很有说服力，她认为1914年之前在纳米比亚通过的反混种生育子女的法律，种族隔离主义分子对殖民地叛乱所做出的反应，1913年关于《公民法》的辩论，以及泛德意志同盟所主张的更加极端的政策，都是十分突出的先例。她说，帝国主义把资产阶级对社会主义和种族融合的两种恐惧症联系在一起，工人则被想象成了“土著”。德国在1919年实施的“去殖民化”做法，消除了之前殖民地法律和国内法律的差别，也加深了人们对“异族”的恐惧，于是，人们害怕犹太人和吉卜赛人在国内污染德意志民族。观念是相同的，只是做法更加激进了。
在从事医学、人种改良学和种族人类学等领域的一些个人身上，我们可以看到殖民经验延续下来的影响，比如人类学家欧根·菲舍尔在第三帝国期间，利用他“一战”之前在德国的西南非洲殖民地对混血人群所做的研究，为反对种族融合提供了论据。而曾经在他的研究机构中接受培训的医学科学家，比如奥斯威辛集中营（Auschwitz）的医生约瑟夫·门格勒（Josef Mengele），也在人种改良政策的实施中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然而，这些连续性与巴拉诺夫斯基所列举的不连续性相比，就不那么重要了。与最近的历史学观点倾向不同，她始终认为，纳粹的占领与权力运作都是以恐怖和暴力为中心的，这是其与魏玛共和国政府的治安保障之间根本的不同之处。镇压工人运动，抓捕和流放犹太人、开明的公共卫生与福利官员，也许她还会加上摧毁自由出版和新闻媒介，这就消除了国家实施人种改良主义政策道路上的障碍。在海因里希·希姆莱（Heinrich Himmler）的领导下，极端种族主义的党卫军快速发展，进一步推动了重要政策的实施，比如对于那些据说患有精神疾病和有生理缺陷的人，大批地做绝育手术，其规模之大，任何其他国家都无法匹敌。这项政策还以种族为理由，把犹太人排斥在经济和社会生活之外，为在东部进行帝国主义扩张战争铺平道路，而就在这场战争期间，该政策演变成一场大屠杀运动，20万名患有精神与生理疾病的德国人遭到纳粹医生杀害。
从1939年开始，种族政策和战争的共生关系变得越发清楚。巴拉诺夫斯基以最近的学术研究成果为基础，向人们详细地说明了入侵波兰计划如何从一开始就意欲摧毁波兰民族，包括成千上万地杀害波兰人和犹太人，迫使他们离开家园，没收他们的财产，用船将波兰人运到德国强制劳动。德国人几乎无视作战人员和平民的差别，根本不遵守战争相关的法规和公约——而在西部，他们总是遵守这些法规和公约，只有偶尔例外。党卫军和其他军队都把波兰人视为野蛮人，把犹太人视为低等生物。所有这一切在德国1941年入侵苏联之后以更大的规模重演了，这不仅反映了他们对斯拉夫人和“东方犹太人”的偏见（这种偏见在1914年之前甚至普遍存在于工人阶级中间），还反映出了他们的惯常做法（自从16世纪西班牙人入侵美洲以来，这种做法在殖民地的欧洲征服者中间就已经十分常见）。
然而，正如巴拉诺夫斯基所指出的，在19世纪的殖民背景中出现的“大规模驱逐和屠杀，往往是欧洲殖民者与本土居民为了争夺土地和资源而发生的边界冲突引起的”。宗主国的政府往往试图遏制殖民者对土地和劳动力的贪婪，但最终还是容忍并认同了他们的贪婪。在纳米比亚战争中进行种族灭绝这一决定，是一个当地的军事指挥官不顾殖民地总督和柏林上司的异议而做出的，而且殖民地的暴行常常在国内引起强烈的批评。相比之下，纳粹在没有受到任何挑衅，只受到一小部分保守军官质疑的情况下，在东部发起了种族征服和灭绝的战争。而且在整个战争期间，他们对军事行动的协调和指挥都来自权力中心，都是依据希特勒本人的指令行事。这并不是要否认纳粹集团上层内部对实施种族清洗和灭绝政策的争议。但是，政策的基本目标是清晰的，就是在东部实现他们的总体计划，用饥饿和疾病灭绝至少3000万甚至4500万名斯拉夫人，让德国殖民者重新在大部分东欧国家定居。实际上，这里就是巴拉诺夫斯基所说的“纳粹在阳光下的地盘”。
20世纪30年代，希特勒又一次提起夺回以前殖民地的要求，这时德国对非洲的计划又复苏了，但是计划中并没有种族灭绝这样的政策。而且，这些计划从本质上说与传统欧洲的殖民地发展模式没有什么差别。当然，“土著”是被欧洲的移民社会隔离在外的，但是德国的行政官员们为非洲原住民提供教育和食物，改善他们的健康状况，并且发展殖民地经济，为宗主国输送原材料和粮食。这一方面是因为纳粹并没有把非洲国家看成德国人的主要移居地，另一方面也是因为非洲居民对他们并不构成威胁，他们所想象的威胁来自斯拉夫人和犹太人，特别是犹太人。因此，对斯拉夫人和犹太人的毁灭是与纳粹净化德意志种族的政策联系在一起的，而殖民地的情况并非如此。实际上，党卫队甚至在东欧四处游走，寻找“种族上很有价值的”金发碧眼的孩子，他们绑架了成千上万这样的孩子，把他们交给德国的父母收养，并给他们新的身份——在非洲殖民地实施这种政策是不可思议的。最后，纳粹在东欧实施这样的政策，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是由于德国需要更多的食物供给，因为国内农业是绝对没法养活帝国及其军队的。所以，纳粹把早期帝国主义的惯常做法变得更激进了，或者说是在许多重要的方面背离了惯常做法，而不仅仅是将其延续下去。
怎么可以把纳粹对犹太人的灭绝塞进殖民地的范式呢？当然，战前的极端民族主义分子将反犹思想吸收进了他们的国际关系幻象之中，使之变成为争取生存和种族的最高地位而进行的达尔文主义的斗争。纳粹对德国和欧洲的犹太人实施的隔离、驱逐和财产剥夺等政策在殖民地都是有先例的。但是，搜遍整个欧洲大陆，甚至如讨论实施有关“欧洲犹太人问题的最终解决方案”的万湖（Wannsee）会议纪要所暗示的那样，搜遍整个世界，将犹太人投到毒气室或杀人坑的灭绝流水线上，这可是史无前例的。
巴拉诺夫斯基对一些历史学家的论点提出了合理的质疑，这些历史学家认为，1914年之前的德国殖民地行政官员和军队指挥官们所犯下的大规模屠杀罪行，不仅和后来纳粹所犯下的种族灭绝罪行相类似，甚至还造就了种族灭绝的心态，直接导致了“最终解决方案”的出现。正如她所指出的，其他欧洲列强也采取了类似的政策，所有这些，包括德国的政策，最重要的目的都是破坏被征服地区人民的经济独立，把他们变成驯服的劳动力，或者在被认为合适的地区，将他们驱逐出去，为宗主国的移民腾出地方。纳粹在东欧的计划基本上就是这样的，虽然在实施过程中的有些阶段，纳粹行政官员出于战时经济的考虑，使用过犹太劳工，但是从长远看，用他们的话来说，这只是“通过劳动来毁灭”的一种缓慢形式而已。尽管东欧的总体计划毫无疑问包括了对好几千万斯拉夫人实施种族灭绝的设想，但它背后的意识形态规则和“最终解决方案”是完全不一样的。“最终解决方案”把犹太人认定为“世界敌人”，野蛮人只是对某个地区形成了障碍，犹太人则是一个“世界性的阴谋”，这个阴谋是由狡诈而又无情的敌人策划的，旨在毁灭整个德意志民族。
这些争论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还会持续下去。巴拉诺夫斯基本来只打算写一本教科书，结果却写出了更加重要的作品——一部写作技巧娴熟、表达细致入微的综合性著作，概括了近几年有关纳粹起源和纳粹极端主义的讨论中最富有成果的思想。这些思想反映了目前人们的关切点，其重点并不在于纳粹如何或者为什么能够当政，而是他们当政之后，特别是在战争期间，都做了些什么。从这个角度出发，这些思想所涉及的是一系列不同于旧的“特殊道路”论点的问题。巴拉诺夫斯基的著作让这些思想的重要性清晰地凸显了出来，并从正反两面细致而又深刻地展开了讨论。任何对20世纪德国历史所走的灾难性的、最终毁灭的道路感兴趣的人，都应该读一读这本书。第三章1918年战败
1918年11月，在战壕里待了4年多的阿道夫·希特勒离开前线住进了医院，他的眼睛因受到毒气的攻击而暂时失明了。他在康复期间听说了德国投降以及德国皇帝退位的消息。“又一次，”他后来写道，“我眼前一黑。”他继续写道：一切都是徒劳。一切的牺牲和困苦都是徒劳无益的；数
月的饥饿和干渴也是徒劳无益，根本没有尽头；当死亡的恐
惧袭上心头的时刻，我们仍然恪尽职守，这也是徒劳无益的；
200万人的死亡也是徒劳无益的……那些17岁的孩子就为此
而将自己埋葬在佛兰德的泥土之下吗？这就是德国的母亲们
为祖国所做牺牲的意义吗？她们怀着伤痛的心让心爱的儿子
们走向战场，却再也见不到他们回来了。
希特勒也像很多其他德国人一样，为德国的突然崩溃努力寻求解释。怎么可能一切都如此快速地走向失败呢？
这失败来得很让人费解，因为仅仅几个月之前的1918年春天，德国皇帝似乎胜券在握。僵局持续几年之后，战争突然朝着有利于德国的方向发展。1917年初，德国人决定发起无限制潜艇战，也袭击非军用船只。德国潜艇平均每个月击沉向英国运送给养的船只总吨位达50多万吨。结果，美国人也加入了战争，但是他们花了很长时间调动兵力和资源。协约国军队厌倦了战争，法国军队到处都在发生兵变，有4万人参与，这足以说明他们的士气多么低落。1917年10月，由于德军的增援，奥匈帝国的军队在卡波雷托（Caporetto）赢得了一场重大胜利。26.5万名意大利人投降，40万人在混乱中逃跑，奥德联军乘胜追击，仅仅两天就向前推进了80千米。
最重要的是，十月革命和沙皇军队的瓦解使俄国退出了战争。德国得以重新部署大批军队——到1918年4月，德军在西线的兵力从325万增加到了400多万。古板的保罗·冯·兴登堡（Paul von Hindenburg）将军本来已经退休，但是战争爆发后，他被再次起用，实际上取代了作为德国主战派傀儡的皇帝，并在初期的东线战场上赢得了辉煌的胜利，军需总监埃里希·鲁登道夫（Erich Ludendorff）则是这些胜利背后的真正驱动力。他们二人决定利用德国强大的优势，对西线的协约国军队发起势不可当的最后进攻。
在“米迦勒行动”（Operation Michael）中，德国人采用了新型高效的炮兵战术——他们将敌人的火炮阵地和指挥所设为目标，使用“徐进弹幕”掩护步兵前进，迫使防御的敌方士兵趴在掩体里，直到德国人冲到他们面前。德国人以兵力和武器比敌军多一倍的优势，于3月21日发起了进攻，第一天就发射了300多万发子弹和炮弹。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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