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振玉评传(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罗琨,张永山

出版社：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格式: AZW3, DOCX, EPUB, MOBI, PDF, TXT

罗振玉评传试读：

总序

中华学术，源远流长。春秋战国时期，诸子并起，百家争鸣，呈现了学术思想的高度繁荣。两汉时代，经学成为正统；魏晋之世，玄学称盛；隋唐时代，儒释道三教并尊；到宋代而理学兴起；迨及清世，朴学蔚为主流。各个时代的学术各有特色。综观周秦以来至于近代，可以说有三次思想活跃的时期。第一次为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竞胜。第二次为北宋时代，张程关洛之学、荆公新学、苏氏蜀学，同时并兴，理论思维达到新的高度。第三次为近代时期，晚清以来，中国遭受列强的凌侵，出现了空前的民族危机，于是志士仁人、英才俊杰莫不殚精积思，探索救亡之道，各自立说，期于救国，形成中国学术思想史上的第三次众说竞胜的高潮。

试观中国近代的学风，有一显著的倾向，即融会中西。近代以来，西学东渐，对于中国学人影响渐深。深识之士，莫不资西学以立论。初期或止于浅尝，渐进乃达于深解。同时这些学者又具有深厚的旧学根柢，有较高的鉴别能力，故能在传统学术的基础之上汲取西方的智慧，从而达到较高的成就。

试以梁任公（启超）、章太炎（炳麟）、王静安（国维）、陈寅恪四家为例，说明中国近代学术融会中西的学风。梁任公先生尝评论自己的学术云：“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辈……欲以构成一种不中不西即中即西之新学派……盖固有之旧思想既根深蒂固，而外来之新思想又来源浅觳，汲而易竭，其支绌灭裂，固宜然矣。”（《清代学术概论》）所谓“不中不西即中即西”正表现了融合中西的倾向，不过梁氏对西学的了解不够深切而已。梁氏自称“适成为清代思想史之结束人物”，这未免过谦，事实上梁氏是近代中国的一个重要的启蒙思想家，诚如他自己所说“为《新民丛报》、《新小说》等诸杂志……二十年来学子之思想颇蒙其影响……其文条理明晰，笔锋常带感情，对于读者别有一种魔力焉”。梁氏虽未能提出自己的学说体系，但其影响是深巨的。他的许多学术史著作今日读之仍能受益。

章太炎先生在《菿汉微言》中自述思想迁变之迹说：“少时治经，谨守朴学……及囚系上海，三岁不觌，专修慈氏世亲之书……乃达大乘深趣……既出狱，东走日本，尽瘁光复之业，鞅掌余间，旁览彼土所译希腊德意志哲人之书……凡古近政俗之消息、社会都野之情状，华梵圣哲之义谛、东西学人之所说……操齐物以解纷，明天倪以为量，割制大理，莫不孙顺。”这是讲他兼明华梵以及西哲之说。有清一代，汉宋之学争论不休，章氏加以评论云：“世故有疏通知远、好为玄谈者，亦有言理密察、实事求是者，及夫主静主敬、皆足澄心……苟外能利物，内以遣忧，亦各从其志尔！汉宋争执，焉用调人？喻以四民各勤其业，瑕衅何为而不息乎？”这是表示，章氏之学已超越了汉学和宋学了。太炎更自赞云：“自揣平生学术，始则转俗成真，终乃回真向俗……秦汉以来，依违于彼是之间，局促于一曲之内，盖未尝睹是也。乃若昔人所谓专志精微，反致陆沉；穷研训诂，遂成无用者，余虽无腆，固足以雪斯耻。”太炎自负甚高，梁任公引此曾加评论云：“其所自述，殆非溢美。”章氏博通华梵及西哲之书，可谓超越前哲，但在哲学上建树亦不甚高，晚岁又回到朴学的道路上了。

王静安先生早年研习西方哲学美学，深造有得，用西方美学的观点考察中国文学，独辟蹊径，达到空前的成就。中年以后，专治经史，对于殷墟甲骨研究深细，发明了“二重证据法”，以出土文物与古代史传相互参证，达到了精确的论断，澄清了殷周史的许多问题。静安虽以遗老自居，但治学方法却完全是近代的科学方法，因而取得卓越的学术成就，受到学术界的广泛称赞。

陈寅恪先生博通多国的语言文字，以外文资料与中土旧籍相参证，多所创获。陈氏对于思想史更有深切的睿见，他在对于冯友兰《中国哲学史》的《审查报告》中论儒佛思想云：“佛教学说，能于吾国思想史上发生重大久远之影响者，皆经国人吸收改造之过程。其忠实输入不改本来面目者，若玄奘唯识之学，虽震动一时之人心，而卒归于消沉歇绝……在吾国思想史上……其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者，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这实在是精辟之论，发人深思。陈氏自称“平生为不古不今之学，思想囿于咸丰同治之世，议论近乎曾湘乡张南皮之间”，但是他的学术成就确实达到了时代的高度。

此外，如胡适之在文化问题上倾向于“全盘西化论”，而在整理国故方面作出了多方面的贡献。冯友兰先生既对于中国哲学史进行了系统的阐述，又于40年代所著《贞元六书》中提出了自己的融会中西的哲学体系，晚年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表现了热爱真理的哲人风度。

胡适之欣赏龚定庵的诗句：“但开风气不为师。”熊十力先生则以师道自居。熊氏戛戛独造，自成一家之言，赞扬辩证法，但不肯接受唯物论。冯友兰早年拟接续程朱之说，晚岁归依马克思主义唯物论。这些大师都表现了各自的特点。这正是学术繁荣，思想活跃的表现。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有鉴于中国近现代国学大师辈出，群星灿烂，构成中国思想史上第三次思想活跃的时代，决定编印《国学大师丛书》，以表现近代中西文明冲撞交融的繁盛景况，以表现一代人有一代人之学术的丰富内容，试图评述近现代著名学者的生平及其学术贡献，凡在文史哲任一领域开风气之先者皆可入选。规模宏大，意义深远。编辑部同志建议我写一篇总序，于是略述中国近现代学术的特点，供读者参考。1992年元月，序于北京大学

重写近代诸子春秋

当丛书组编伊始（1990年冬）便有不少朋友一再询问：为什么要组编这套丛书？该丛书的学术意义何在？按过去理解，“国学”是一个很窄的概念，你们对它有何新解？“国学大师”又如何划分？……作为组织编辑者，这些问题无疑是必须回答的。当然，回答可以是不完备的，但应该是明确的。现谨在此聊备一说，以就其事，兼谢诸友。一、一种阐述：诸子百家三代说

中华学术，博大精深；中华学子，向以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之精神著称于世。在源远流长的中国学术文化史上，出现过三个广开风气、大师群起的“诸子百家时代”。

第一个诸子百家时代，出现在先秦时期。那时，中华本土文化历经两千余年的演进，已渐趋成熟，老庄、孔孟、杨墨、孙韩……卓然颖出，共同为中华学术奠定了长足发展的基脉。此后的千余年间，汉儒乖僻、佛入中土、道教蘖生，中华学术于发展中渐显杂陈。宋明时期，程朱、陆王……排汉儒之乖、融佛道之粹、倡先秦之脉、兴义理心性之学，于是，诸子百家时代再现。降及近代，西学东渐，中华学术周遭冲击，文化基脉遇空前挑战。然于险象环生之际，又一批中华学子，本其良知、素养，关注文化、世运，而攘臂前行，以其生命践信。正所谓“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康有为、章太炎、严复、梁启超、王国维、胡适、鲁迅、黄侃、陈寅恪、钱穆、冯友兰……他们振民族之睿智，汲异域之精华，在文、史、哲领域筚路蓝缕，于会通和合中广立范式，重开新风而成绩斐然。第三个诸子百家时代遂傲然世出！《国学大师丛书》组编者基于此，意在整体地重现“第三个诸子百家时代”之盛况，为“第三代”中华学子作人传、立学案。丛书所选对象，皆为海内外公认的学术大师，他们对经、史、子、集博学宏通，但治学之法已有创新；他们的西学造诣令人仰止，但立术之本在我中华从而广开现代风气之先。他们各具鲜明的学术个性、独具魅力的人品文章，皆为不同学科的宗师（既为“经”师，又为人师），但无疑地，他们的思想认识和学术理论又具有其时代的共性。以往有过一些对他们进行个案或专题研究的书籍面世，但从没有对他们及其业绩进行过集中的、整体的研究和整理，尤其未把他们作为一代学术宗师的群体（作为一个“大师群”）进行研究和整理。这批学术大师多已作古，其学术时代也成过去，但他们的成就惠及当今而远未过时。甚至，他们的一些学术思想，我们至今仍未达其深度，某些理论我们竟会觉得陌生。正如第一代、第二代“诸子百家”一样，他们已是中华学术文化传统的一部分，研究他们，也就是研究中国文化本身。

对于“第三代诸子百家”及其学术成就的研究整理，我们恐怕还不能说已经充分展开。《国学大师丛书》的组织编辑，是一种尝试。二、一种观念：一代人有一代人之学术

纵观历史，悉察中外，大凡学术的进步不能离开本土文化基脉。但每一代后起学子所面临的问题殊异，他们势必要或假古人以立言、或赋新思于旧事，以便建构出无愧于自己时代的学术。这正是“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之精神在每一代学子身上的最好体现。以上“三代”百家诸子，莫不如是。《国学大师丛书》所沿用之“国学”概念，亦当“赋新思于旧事”而涵注现时代之新义。

明末清初，王（夫之）、顾（炎武）、黄（宗羲）、颜（元）四杰继起，矫道统，斥宋儒，首倡“回到汉代”，以表其“实学实行实用之天下”的朴实学风，有清一代，学界遂始认“汉学”为地道之国学。以今言之，此仅限“国学”于方法论，即将“国学”一词限于文字释义（以训诂、考据释古文献之义）之范畴。《国学大师丛书》的组编者以为，所谓国学就其内容而言，系指近代中学与西学接触后之中国学术，此其一；其次，既是中国学术便只限于中国学子所为；再次，既是中国学子所为之中国学术，其方式方法就不仅仅限于文字（考据）释义，义理（哲学）释义便也是题中应有之义。综合起来，今之所谓国学，起码应拓宽为：近代中国学子用考据和义理之法研究中国古代文献之学术。这些文献，按清代《四库全书总目》的划分，为经、史、子、集四部。经部为经学（即“六经”，实只五经）及文字训诂学；史部为史志及地理志；子部为诸子及兵、医、农、历算、技艺、小说以及佛、道典籍；集部为诗、文。由此视之，所谓“国学家”当是通才。而经史子集会通和合、造诣精深者，则可称为大师，即“国学大师”。

但是，以上所述仍嫌遗漏太多，而且与近现代学术文化史实不相吻合。国学，既是“与西学接触后的中国学术”，那么，这国学在内涵上就不可能，也不必限于纯之又纯的中国本土文化范围。尤其在学术思想、学术理论的建构方式上，第三代百家诸子中那些学贯中西的大师们，事实上都借用了西学，特别是逻辑分析和推理，以及与考据学有异曲同工之妙的实证方法，还有实验方法、历史方法，乃至考古手段……而这些学术巨子和合中西之目的，又多半是“赋新思于旧事”，旨在建构新的学术思想体系，创立新的学术范式。正是他们，完成了中国学术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我们今天使用语言的方式、思考问题的方式……乃得之于斯！如果在我们的“国学观念”中，将他们及其学术业绩排除在外，那将是不可理喻的。

至此，《国学大师丛书》之“国学”概念，实指：近代以降中国学术的总称。“国学大师”乃“近现代中国有学问的大宗师”之意。因之，以训诂考据为特征的“汉学”，固为国学，以探究义理心性为特征的“宋学”及兼擅汉宋者，亦为国学（前者如康有为、章太炎、刘师培、黄侃，后者如陈寅恪、马一浮、柳诒徵）；而以中学（包括经史子集）为依傍、以西学为镜鉴，旨在会通和合建构新的学术思想体系者（如梁启超、王国维、胡适、熊十力、冯友兰、钱穆等），当为更具时代特色之国学。我们生活在90年代，当取“一代人有一代人之学术”（国学）的观念。《国学大师丛书》由是得之，故其“作人传、立学案”之对象的选择标准便相对宽泛。凡所学宏通中西而立术之本在我中华，并在文、史、哲任一领域开现代风气之先以及首创新型范式者皆在入选之列。所幸，此举已得到越来越多的当今学界老前辈的同情和支持。三、一个命题：历史不会跨过我们这一代

中西文明大潮的冲撞与交融，在今天仍是巨大的历史课题。如今，我们这一代学人业已开始自己的学术历程，经过80年代的改革开放和规模空前的学术文化积累（其表征为：各式样的丛书大量问世，以及纷至沓来名目繁多的学术热点的出现），应当说，我们这代学人无论就学术视野，抑或就学术环境而言，都是前辈学子所无法企及的。但平心而论，我们的学术功底尚远不足以承担时代所赋予的重任。我们仍往往陷于眼花缭乱的被动选择和迫不及待的学术功利之中难以自拔，而对自己真正的学术道路则缺乏明确的认识和了悟。我们至今尚未创建出无愧于时代的学术成就。基于此，《国学大师丛书》的组编者以为，我们有必要先“回到近现代”—回到首先亲历中西文化急剧冲撞而又作出了创造性反应的第三代百家诸子那里去！

经过一段时间的困惑与浮躁，我们也该着实潜下心来，去重新了解和领悟这一代宗师的学术生涯、为学风范和人生及心灵历程（大师们以其独特的理智灵感对自身际遇作出反应的阅历），全面评价和把握他们的学术成就及其传承脉络。唯其贯通近代诸子，我们这代学人方能于曙色熹微之中，认清中华学术的发展道路，了悟世界文化的大趋势，从而真正找到自己的学术位置。我们应当深信，历史是不会跨过我们这一代的，90年代的学人必定会有自己的学术建树。

我们将在温情与敬意中汲取，从和合与扬弃中把握，于沉潜与深思中奋起，去创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文化。这便是组织编辑《国学大师丛书》的出版宗旨。当我们这代学人站在前辈学术巨子们肩上的时候，便可望伸开双臂去拥抱那即将到来的中华学术新时代！钱宏（执笔）1991年春初稿1992年春修定

序言

21世纪，距离我们只有短短几年了。处在新的历史时期的中国学术界，普遍感到有回顾过去、瞻望将来的必要，于是学术史的研究受到愈来愈多的注意。尤其是20世纪的学术史，看来已成为大家讨论的热点。从上一个世纪之交的清末开始，中国的学术进入了根本变革的时代。由旧学向新学过渡，中学的改造，西学的传播，逐步掀起二三十年代的巨大浪潮。中国现代学术的各个学科，大部分都是在这一时期拓建的，出现了许多作为学科奠基人的著名学者。其中影响重大，至今成果卓著的学科之一，是考古学。

谈到考古学，不少人认为中国古已有之。我们确实有着深厚的金石学传统，到北宋时已趋鼎盛，但这只是现代考古学建立的凭借。现代考古学有自己的理论和方法，应该视为一种新的学科，不能与传统的金石学同日而语。新的考古学的传入，在中国建立和发展，是有一段艰辛曲折过程的，而在这一过程中起重要作用的先驱人物，应首推罗振玉和王国维。

罗王之时，中国文物大量发现。1925年，王国维到清华国学研究院任教，应学生会邀请作公开讲演，题为《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国发现之学问》（《清华周刊》第350期，后收入《静安文集续编》）。他指出“中国纸上之学问赖于地下之学问”，“自汉以来，中国学问上最大发现有三，一为孔子壁中书，二为汲冢书，三则今之殷墟甲骨文字、敦煌塞上及西域各处之汉晋木简、敦煌千佛洞之六朝及唐人写本书卷、内阁大库之元明以来书籍档册。此四者之一，已足当孔壁汲冢所出，而各地零星发见之金石、书籍，于学术有大关系者尚不与焉，故今日之时代可谓之发见时代，自来未有能比者也”。随之他在清华的讲义《古史新证》中，进一步将这种观点发挥为著名的“二重证据法”。王国维所说的当时四大发现，无一不与罗振玉的学术活动密切相关。在这部评传里，大家可以看到罗振玉怎样建议刘鹗编成第一部甲骨著录《铁云藏龟》；怎样通过实地考察，弄清甲骨的出土地点，并考定其为商都遗址；怎样从法国学者沙畹处得到斯坦因汉晋木简的材料，与王国维合撰《流沙坠简》；又怎样索取伯希和手中敦煌卷子照片，编印《石室秘宝》等一系列专书。至于罗振玉收购内阁大库档案之事，更是世所周知的。由于当时历史的原因，王国维所说的“发见时代”实际是文物流散的时代，而整理著录这些文物的工作，竟为罗氏所负荷。

1929年，郭沫若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自序中写道：“罗振玉的功劳即在为我们提供出了无数的真实的史料。他的殷代甲骨的蒐集、保藏、流传、考释，实是中国近三十年来文化史上所应该大书特书的一项事件”，并对“他关于金石器物、古籍佚书之搜罗颁布，其内容之丰富，甄别之谨严，成绩之浩瀚，方法之崭新”也作了肯定。这无疑是公允的评价。

罗振玉1919年自日本归国，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曾请他讲授考古学，未能实现。那时，中国人还没有自己组织过科学发掘，现代的考古学尚未在中国确立，但罗振玉的一些研究已与传统的金石学有所不同。上面谈到的考察殷墟，便是显著的例子。他编著的古器物著录，不像许多金石书籍一样独重文字，如《古明器图录》等，别开风气之先。称他为中国考古学的先驱，绝非过当。

考古学在中国的奠立和发展，为研究中国历史文化开辟了全新的途径。中国考古学多年具有的特点，就是与历史研究密切结合。这种特点，在其先驱人物如罗振玉、王国维的作品中，已经明显地表现出来了。读这部评传，可以让我们看到中国考古学的这种特点是怎样从传统中得来的。借鉴先驱者的得失，也有助我们认识今后前进的方向。

这部评传的作者张永山、罗琨伉俪多年研究中国古代历史和考古。罗琨副研究员是罗振玉的孙女，自幼从学于其父罗福颐先生。家学渊源，他们来撰写这部评传，自然是最恰当的人选。书中对罗氏生平作了详细如实的叙述，恰如其分的评点，把重点集中在其学术生活和成就方面。评传的出版，对学术史研究很有裨益，相信读者会欢迎这部好书。1995年7月31日于北京紫竹院

PRéCIS （英文提要）

Luo Zhenyu,a noted epgrapher and archaeologist.His ancestral home is Shangyu of Zhejiang Province.But he was born at Huai’an,Jiangsu,in 1866（on the twelfth date of the sixth month）.He was dead at Lushun（Port arthur）in 1940.

He had not left his native place—Huai’an until thirty years old.Devoting his life to study,he completed the Thirteen Classics in fifteen years of age,and then began to study theHuangqing Jingjie（Annotations to the classics by the Qing Scholars）in seventeen,laying a foundation for his further research work.By collating the notable book ofJ inshi Cuibian（Collection of Inscriptions on Ancient Bronzes and Stone Tablets）,in nineteen he finished his works Dubei xiaojian（Notes on Reading Tablets）and Cunzhuo—zhai Zhaji（Note of Cunzhuo Study）,winning high opinion from Yuyue—the great master of the study of the Confucian Classics as he could expound and prove the classical and historical literature by various inscriptions.While he was a private school master from twentyfive to thirty,he read hard many books of Confucian Classics,histories and explanations of their words,especially the Ri Zhi Lu（Notes on Knowledge Accumulated from Day to Day）of Gu Yanwu,and many other works of the military strategists and those of flood prevention work done on the Yellow River for the purpose of laying solid foundation for advanced studies.In the meanwhile,he extended his studies of palaeography,textual criticism,family surnames,etc.,completing some papers per year.Though his efforts were only complimentary and compiling,being confined within the limits of textual criticism during the Qing Dynasty.

In 1896,in coporation with his friend Jiang Bofu he went to Shanghai to run an agricultural journalism and its association,translating the European and Japanese modern agricultural papers and works,studying agriculture and publishing Agricultural Journal in order to spread the knowledge concerning agriculture.For more than ten years hereafter,he dedicated himself to agriculture and its teaching,going twice to Japan to make related investigation.Moreover,he published a magazine Jiaoyu Shijie（Educational World） with its related articles,regulations and information.He became editor of Nongxue Congshu（Series of Agriculture）andJiaoyu Congshu（Series of Education）,successively setting up or participating in setting up Dongfang Xueshe（Oriental Society）,the Jiangsu Normal School,and being appointed as diretor of Hubei Agricultural School and of the department of the Jingshi Daxuetang（predecessor of the Peking University）.Giving impetus to experimental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he was one of the founders of the Chinese modern agriculture.He gave advice to how to run the modern school system after abolishment of the imperial exams,proposing systematically concerned motions.He had many times made inspections on domestic education,offering some contributions to its modernization in its starting point.

Since he served in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in 1906 and settled down in the Capital,his horizon was broadened,he painfully saw with his own eyes the loss and destruction of the ancient books because of the forthcoming fall of the imperial power,he began to make his efforts to save our national cultural legacy：sorting out,publishing and spreading the ancient texts.When he lived abroad in Japan in 1917—1919,he exerted all his strength to this salvage,with his uncessing efforts till his later years.

After his struggle for forty years,his academic achievements are as follows：（l）For saving the archives of the Imperial vault of the Cabinet,he rushed to transport the archives of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to the Imperial college,which would be burnt according to the memorial of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And then he got into debt on his own behalf to buy back the rest of the Imperial archives form the paper store which were sold by the Historical Museum.Besides large quantities of the first-hand historical materials,including the memorials of Ming and Qing,the“huang ce”（Yellow Books）,the Imperial archives also contains rare books,which are either in Song and Yuan editions or are nowhere found outside the palace（.2）While he collected,preserved and spread the oracle bones at the Yin ruins,he wrote two monographs of“Yin-shang Zhen-bu Wen-zi Kao（An investigation of oracle Inscriptions of the Yin-shang）and Yin-xu Shu-qi Kao-shi（Interpretations to scripts at the Yin Ruins）,examining Xiaotun of Ahyang as the site of Yin’s capital,explaining a group of oracle inscriptions,identifying them as things left by the Yin Dynasty.Hence there is no doubt that the Shang Dynasty entered the civilized stage of history,and thus the study of the oracle bones appeared.And he became head of the four“Tangs”.Again,much attention paid by him to collect the historical relics and published Yin-xuGu-qi-wuTu-lu（Pictures of the Ancient Relics of the Yin Sites）,he made it common practice to combine the study of oracle bones with the historical relics.（3） He took the initiative to publish and study the Buddhist scrolls discovered from Dunhuang.In 1909 when he was in the Capital he learned about that a large quantity of the Buddhist scrolls of the Sui and Tang Dynasties were discovered at Mogao Caves of Dunhuang,the quintessence of which was stolen by Mark Aurel Stein and Paul Pelliot and been separately transported to London and Paris；the remaining 8000 scrolls were still left at Dunhuang.In order to protect these remaining scrolls after robbery,he called on the nation’s attention to take practical measures,asking Liu Shunan,the assistantsecretary of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for help to telegraph the governor of Shanxi—Gansu Mao Qingfan to buy them on behalf of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But on their arrival at the Capital they were robbed by the“literal thieves”at first,and then monopolized by feudal bureaucrats so that they could not be put on display,Luo Zhenyu could not but use the bibliography left by Pelliot and consulted him to choose some important scrolls in Paris,editing or photolithograph them into the books as Dunhuang Shishi Yishu（Some Lost Books from the Dunhuang Caves）, Minsha Shishi Yishu（Some Lost Books of the Desert-Caves）, Mingsha Guji Congcan（Remnant-series of the Ancient Texts from the Desert）,etc,which were attached to his own postscripts or theses.These studies assured the contemporary historians that they are rarely new materials for the study of history geography of the northwestern region in Sui and Tang.His studies might be authoritative,as the European Dunhuang learning had not yet sprung up.（4）He began to record and study the wooden tablets of the Han and Jin Dynasties.When Stein cheated the guard out of the Dunhuang documents in 1908,he also robbed the wooden tablets in large amount from the sites both of the ancient Great Wall at Dunhuang and of an ancient city north to the Loplor of Xinjiang.As Luo Zhenyu was anxious to make them public,he asked for help of a French Sinologist Edourd Chavannes to express his desire；consequently he accepted a checked volum of his own.According to the contents of these wooden tablets（including paper fragments）,he classified them into three groups with cooperation with Wang Guowei for re-examination of them,and then published them by the name of Liu-sha Zhui-jian（Tablets Unearthed from the Desert）.It immediately drew attention of the scholars,being seen as a Sinologist work in reality as well as in name,pioneering the professional study of the wooden tablets（.5）He initiated the study of the funeral objects：as he lived in the Capital,he accidantally discovered and bought two ancient figures,which were then treated by him as archaeological objects.Many other scholars followed his example so that the ancient figures were out of stock.Luo Zhenyu classified his exquisite objects,compiled them into a book Guming-qiTu-lu（Recorded Illustrations of the Ancient Funeral Objects）,a pioneering work to reproduce the economical conditions,chariot-andclothe system and ideology and culture in ancient China.It thus became a component part of the modern archaeology.

Moreover,Luo Zhenyu collected,sorted out and published a large amount of his predecessors’ manuscripts and rare ancient texts.From 1901 to 1936,since several hundred books were checked and published by him,he was regarded as “an honorable and successful collector and disseminator of historical materials.”

The formation of “the Luo Zhenyu—Wang Guowei’s learning” has made asignificant academic breakthrough in modern China.They made further advances on the methodology from books to books,the methology of textual criticism since the Qianlong—Jiaqing times,combining the newly discovered underground materials with written literature,and gradually put it into practice.This new methodology was generalized by Wang Guowei as “dual evidence methodology”；it thus pushed forward the academic development in modern China.

第1章 家世

罗振玉，字叔蕴、叔言，号雪堂，又称永丰乡人、仇亭老民，晚年号贞松老人。清同治五年（1866年）六月二十八日生于江苏淮安，原籍浙江上虞。

1.1 上虞罗氏分支

上虞罗氏是一个大族，据说其先世居河南阌乡，即今灵宝故县。北宋末南迁至今浙江慈溪，南宋时再迁上虞永丰乡，即今小越镇。世代务农。其上虞本支在科举时代，仅八世出一贡生，十一世出一举人，做官最高不过七品知县。

罗振玉的曾祖名敦贤，号希斋，是迁上虞后的第十九代。兄弟五人，生齿繁衍，其本人又是庶出，在祖产难以维持大家庭生计的情况下，出外谋生。先至扬州投靠亲戚芜湖缪镕，经缪氏介绍先后做过盐司、河督的幕客。晚年定居江苏淮安清河县（今淮阴县），用做数十年“绍兴师爷”的俸入，经营商业获得成功，过世时留下了六十万金的家产。

罗振玉祖父名鹤翔，号翼云，排行第三。青少年时随父寄食缪家，缪镕很欣赏其才干，先留佐家政，后又代捐江苏候补布政司理问。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英军进犯长江，以防海有劳，保知州衔。冬，任淮安军捕通判。次年，以催漕获盗有功，保知州。以后历任泰兴、赣榆、高淳、江宁知县及高邮州知州。据《上虞罗氏枝分谱》所记，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做泰兴知县时，由于庄稼欠收，四乡妇女不得不入城为佣，因而出现一批弃婴，他尽力收养署中，雇乳母哺育，邑人很受感动，后来集资办了育婴堂。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做高淳知县时，遇水灾，他积极组织捐廉赈贷，安排百姓生活，邻县多有逃荒者，独高淳无人迁徙境外。咸丰三年（1853年）做高邮知州，当地城乡妇女喜欢盛妆观赛、入庙烧香，每每生出事端，他认为影响治安的是民风侈糜，因此严令禁止妇女出门游观，使绅耆劝导，仍不听者治罪，据说后来积习有所改变。他做官以干练著称，四十三岁卒于任上。继室方氏年轻居孀，带着幼子回清江奉养翁姑。次年，大家族瓦解。族人与孤儿寡妇争产，方氏夫人慨然放弃，携子女迁居山阳县（今江苏淮安）。

罗振玉父亲名树勋，号尧钦，是长子，继承了淮安家产。先经营典当业，由于经营不善，负债累累不敢家居，借早年捐过候补县丞，得以委任之机一直在外。任过江宁县丞、海州州判、徐州经历、清河县丞。叔父树棠则在同治六年（1867年）任过浙江遂昌教谕（掌出纳文牍的小吏）等职。

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一书里，曾以知情人的身份说罗氏出身累代书商之家。通过对第一手资料的考察，可以清楚地看到，这种说法毫无根据。其实是从罗振玉这一代其家中才开始有书的，他在回忆录《集蓼编》中说道，青年时代：予家无藏书，淮安亦无书肆，每学使案试，则江南书坊多列肆试院前，予力不能购，时时就肆中阅之。平日则就人借书，阅后还之，日必挟册出入。

记所借者有姊夫何益三、友人丹徒刘谓清（刘鹗之兄）、周至路山夫、清河王寿、山阳邱于蕃、吴县蒋伯斧等。若果为书商世家，青年时代读书就不会如此艰难了。所以罗振玉是出身在一个重视读书的耕读之家，而且祖母和母亲都来自书香门第。人们常说，一个民族女性的素质与教养，对整个民族的前途至关重要，当我们回顾罗振玉生平时，再次感受到了这一点。

1.2 祖母和母亲

罗振玉在晚年所作的《上虞罗氏枝分谱》中记述了“迁淮以来先人所践履与彝训”共十段文字，其中记述先祖、祖父、父亲、诸兄弟、诸姐妹各一段，祖母三段，母亲二段。可见在所有的亲属中，这两位女性对他的影响极大。尤其是祖母，罗氏出生时是祖母主家政，十六岁协助母亲主家政时，六十二岁的祖母还常提出卓有见识的告诫，可以说是祖母给他打开了人生第一本教科书。

罗振玉的祖父鹤翔初娶于陈，不足一年而亡；继娶于缪，也遗一女而去；再娶于方。方氏祖母籍安徽桐城，桐城方氏是个大家，明清两朝出了不少名人，方氏的父亲虽不过是县丞，但她在家庭中自幼受到很好的教养，素有贤淑之名。婚后不仅把家政安排得井井有条，抚养前女有如亲生，而且对丈夫的事业也有很大帮助。鹤翔任淮安通判时，一次催粮外出，下属乘机营私舞弊，她查明事实密函以告，鹤翔回来加以惩处引起震动，从此再没有发生类似的事。高淳水灾，她撤簪珥助赈济，给丈夫很大支持。鹤翔逝世后，方氏带三个子女回到夫家，以十余年所积俸余一万五千金进于堂上，翁姑不受，令作两孤读书之用，后却成了族人夺产的口实。

咸丰四年（1854年），罗振玉的曾祖父敦贤过世，大家族瓦解。面对六十万金祖产的剖分，族人说兄弟无异产，唯三房有私蓄，无权继承族产，并告到官府。方氏得知，说万五千金俸余乃堂上所赐不敢辞，公产则可让，告诫二子说：“汝曹异日能自立者，何必籍祖产？使不能自立，则祖产适长汝曹罪恶，终不能保也。”她在清河县立案放弃公产，并按照族人要求，让两个儿子也立了字据：“推产虽禀庭训，然异日即贫无立锥，亦无悔。”

从此，方氏携三个子女，告别老宅至淮安，买宅于河下的罗家桥，认领二十顷招垦的滩地，为十岁、十二岁的两个幼子延师读书。1860年又迁居郡城内——淮安南门更楼东寓所，同治五年（1866年）六月，罗振玉就在那里出生。

孤儿寡母的生活是不轻松的，这段家史不仅给亲历过的子女留下了难忘的记忆，也给在祖母教养下长大、从父辈记叙中读到过详情的罗振玉深深的震动。1916年，在淮安的庶母、庶弟因家产发生纠葛，他十分痛心，次年派长子福成从日本京都侨居的寓所回乡将历年账目送诸父核阅，并公议如何接管。在为处理淮安家务给福成的手书中说“平生极恶人分家析产”，“此次办理仍是公共维持，并非析户”。家务的解决办法是留出祭田，准备改建老屋为祠堂，其余田产“岁入租石，公平摊付汝诸父，除我应得租数仍充公外，汝所应得（即指承嗣长房的一份）由汝自己酌量”。“然我先太淑人让产事，汝得知悉；我平生以让为得，亦汝所悉；汝倘有人心者，当能自知推让，无待我命。”还说“子孙之对先人，权利、义务当双方交尽，食遗产，权利也；守家风、勉祭扫、保产业，义务也。权利以推让为美，义务以交尽为上”，但遗产推让了，“应尽的义务仍义不容辞，我老矣，对家门负责三十余年，今日弛肩，此责任即归汝诸弟承任之，汝承长房宗祧，责任尤重，应如何兢兢业业勉力图维，汝勉之，勉之！至汝弟等，除家门义务外，有以权利为言者，非我子孙”。这是一封家书，1945年前后才收入《贞松老人外集》（卷三），从对遗产处理意见的字里行间可以清楚看到祖母对他思想品质的影响。

当然，影响还不仅于此。据《上虞罗氏枝分谱》和《集蓼编》载，祖母治家极严，“一门之内，肃若朝廷，礼防至严”，“孙辈五岁，即送师受学，暮始归寝。孙女等课以针黹”。“予辈幼时目未尝见恶色，耳未尝闻恶声，孩提之童口未尝出鄙俗之言，以为人家莫不如是，偶闻亲贯中有争诟非礼事，辄以为异”，祖母告诫他这是一种世俗的陋习，不要为之沾染，“汝曹长大永守我家法度，不必问外人事也”。家中“禁蓄婢”、“禁赌博”、“禁杀生”、“禁妇女出门庆吊”、“禁妇女读小说”、“平日自奉极俭而待人至厚”，与之争产的族人，有的贫困下来，上门求助，她一概不计前嫌给予帮助。当时，山阳旧有施药局，因缺乏资金无法维持，她捐资数百金，施药局置田收租，解决了基本经费。同治五年（1866年）大灾，冬天不少人死于饥荒，她出资掩埋并施田为义冢。而个人生活之简朴“六十之年，食仅蔬粝，冬夏不具裘葛”。祖母的言教、身教混含着封建的伦理道德和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在罗振玉一生的很多言行中，都可以找到它正面与负面的影响痕迹，而最突出的则如《集蓼编》中所述：由于祖母“治家严肃，予幼时生长春风化雨中，故性至驯，不为嬉戏”。也如他同时代人所见那样，直至晚年“始终手不释卷，笔不停书”，家中“清静规矩恍如寺院”。

罗振玉的母亲范氏，是山阳副榜范咏春（以煦）之长女，出身淮安城内的书香门第。出嫁后，生育了十个子女，主持着一个家道中落、负债累累的家庭，终日操劳，仍常以他人为重。光绪二十年（1894年）疟病又转为时症，病势愈加沉重，却总催促日夜侍候在身边的儿子归馆，尽为童子师的责任，以免误人学业。《集蓼编》中还有一段记述，说在甲午战后：我国兵事新挫，海内人心沸腾，予欲稍知外事，乃从友人借江南制造局译本书读之。先妣曰：“汝曹读圣贤书岂不足，何必是？且我幼年闻长老言五口通商事，至今愤痛，我实不愿汝曹观此等书也。”予窃意西人学术未始不可资中学之助，时窃读焉。而今观之，今日之伦纪荡尽，邪说横行，民生况瘁，未始不由崇拜欧美学说变本加厉所致，乃知吾母真具过人之识也。

罗振玉于1931年六十六岁时写下的这段回忆录，集中地反映了母亲的思想教育对他一生潜移默化的影响。这个如何正确接受历史教训的问题，至今仍值得深味。它从一个侧面展示了那个时代一些知识分子思想形成和变化的轨迹。

第2章 植基古学的青少年时代

罗振玉在1896年31岁去上海办《农学报》以前，一直生活在故乡淮安。16岁时父亲外出避债，罗振玉始协助母亲管家，这段艰难的日子对他的才干是一个很好的锻炼。17岁读《皇清经解》，奠定了他治学的基础。19岁开始著述，25岁始为童子师。家庭经济略有好转，授徒之余专心研究学问，经史以外，渐及文字及目录、校勘、姓氏之学，每年必成书数种，虽都是补订、辑佚，不出清人考据之学的路数，却为后来种种开风气之先的学术贡献，奠下了深厚的根基。

2.1 启蒙读书

罗振玉在同母兄弟五人中，排行第三，上还有长姊。他生而体弱，三岁始免乳，四岁始从长姊学字，次年入家塾前已识字千余。塾师山阳李泯江（导源）是一位老拔贡，也是他父亲的业师。

罗振玉自幼多病，从七岁起，更常发项间腺肿，甚至水浆不得下咽，所以虽然五岁开始读《诗经》，六岁开始读四子书，但到十三岁才读毕《诗经》、《易经》和《尚书》，十五岁始读《礼记》、《春秋》。其间还读了唐宋诗词，并学作诗文短论。十五岁，在读书的同时开始自学篆刻，没有老师，用百枚制钱从旧货商手中买下一方汉铜私印，反复摹刻，已显露出对古文物的兴趣。

虽然由于罗振玉多病，塾师授读进度较慢，但当时祖母家教很严，非病卧床褥，就得入塾随诸兄读书，所以他对诸兄的功课倒往往能默记、理解，而且能勤于思考、提出疑问。如塾师讲《诗经·小雅·四月》“四月维夏，六月徂暑。先祖匪人，胡宁忍予？”的第二句，说诗句反映古人的质朴，如果现在直斥先祖不是人，是不可以的。他提出质疑，以为和《鄘风·柏舟》的“母也天只，不谅人只”相近，是说先祖也是人，人莫慈于祖父，怎么会忍见子孙苦厄呢？老师大惊，认为这个七岁孩子的理解，确实比自己照字面的解释更为贴切。还有一次塾师解释“具曰予圣，谁知乌之雌雄？”说人都认为自己圣明，而实际究竟如何，就像乌之雌雄一样难辨。他问为什么单举乌鸦作比喻。老师反问他的看法，他说：鸟兽雌雄往往可以从毛色得知，如鸡凫，雄性较为鲜艳；乌鸦雌雄毛色无异，遽然不能下断语，就像人之圣明与否不能一见而判定一样。老师很赏识他的回答。八岁，端午节随塾师与叔父入市，由于祖母轻易不让出门，第一次看见工人锻铁，不知做什么用，老师告诉了他。叔父接着出“铁打铁”三个字命他应对，他答道“柯伐柯”；叔父怀疑不是他自己想出的，命再对，他答“人治人”。由于聪颖过人，他的见解每每使长辈惊异。祖母分外看重他，父亲更对他抱以很大的期望，希望他能通过科举走上仕途。老师说他的前途必然远大，只是体质太弱，督课不能太严，所以把课程进度放慢，让他多自学。这种自学习惯的养成，对他一生治学也是不无益处的。

2.2 应童子试

光绪七年（1881年），罗振玉十六岁，开始学作八股文。三月，长兄、次兄返上虞县应童子试，这时他的八股文仅能成半篇，也随着去观场。到了杭州喉病大发，近两旬水浆不进，恰值孝贞皇后丧，试期延至五月，才得以参加。榜发，入县学第七名，长兄为第二十四名。

这次县考本意是观场，并未想到科名，不意学使太和张霁亭（沄卿）很赏识他的经诂卷，欲置第一，又怀疑不似童子手笔，拆弥封见年仅十六，愈加怀疑，正场提堂面试，取经诂卷命当面讲解，才解除怀疑。学使勉励说：“予历试诸郡，未见才秀如子者，然子年尚幼，归家多读书，以期远到，不必亟科名。”次年与兄同赴乡试不中。光绪十四年（1888年），遵父命从山阳杜宾谷（秉寅）学作八股文，由于一篇得意之作，文字之佳深得老师赞许，却不合八股文规范，从而对科举丧失信心。这一年勉强应试，又不中。此后，再不曾下场了。十年后，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戊戌变法，湖南巡抚义宁陈右铭（宝箴）积极招揽人才推行新政，曾举荐罗振玉应经济特科，但不久变法失败，经济特科事中止。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经济特科复开，鄂督张之洞、邮传部尚书长沙张文达、法部侍郎归安沈子敦（家本）、漕运总督贵阳陈筱石（夔龙）均保送他为经济特科人员，沈子培写信告诉他“沈侍郎保特科七人，以大名冠首”，“侍郎慕向之意，在今时亦难得也”。但是第二年年初，由于为母亲守丧，终未去应试。

十六岁，童子试的顺利通过，并没有打开他通向仕途之门，但那年杭州之行却大大开阔了他的眼界，远比考中第七名秀才更为重大的收获是为日后的学术活动奠定了第一块基石。

在杭州，他与仁和王同伯（同）参观了郡庠，看到宋高宗写的《孝经》刻石，堂壁上还刻着清代经学和金石学家阮元摹勒的《石鼓文》。这些都深深吸引了他，他还手拓了一份《石鼓文》。游西湖，看到山上更多的唐宋题刻，摩挲流连不忍离去，访求墨本却不可得。第二年，他开始赁碑校读，也许这一想法正萌发于西湖诸山间。杭州之行还使他得识前辈学者，在郡醉经堂书肆，得遇乌程汪谢城（曰桢），这是一位饱学知名的老者，能诗而且精通历算，当时为会稽教谕。两人在书肆谈了几句就很投契，老者对少年罗振玉大加勉励推重，还把自己辑刻的《荔墙丛刻》送给了他。在旅舍，又遇当时以收藏古砖而著名的桐城吴康甫（延康），求其著作，被告知还没整理成书，但获赠了四幅古琴拓本。

在杭州北归的路上，父亲的挚友萧山单棣华（恩溥）与他们同行。一日，谈到读杜甫、陆游诗，被问到最喜欢的是哪些诗句。罗振玉答杜甫的“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陆游的“外物不移方是学”和“百家屏尽独穷经”。单棣华赞扬说：“此子异日未可以儒生限之。”他乘机请将陆诗写作楹帖。这诗句几乎成了罗氏的座右铭，很多年以后，曾写成篆书联，送给他的弟子柯昌泗，遗墨今发表于台湾版《罗雪堂先生全集》第一编，题给“燕聆仁弟”。

2.3 承乏家事

1917年，罗振玉在《处理淮安家务谕福成》中谈到，自己自十六岁承乏佐母理家，备尝艰苦的往事。纵观其一生，后来学术成就的取得，与这一段生活经历是有密切关系的。罗氏在《集蓼编》和《上虞罗氏枝分谱》中都记述童年时代是生活在春风化雨中，祖母主家政，“御下及训子孙以礼，未尝有急言遽色，而上下莫不严惮”，祖母不允许家中有争诟非礼事，也不让家人随意外出，尽力创造一个与外界隔离的、和煦宁静的环境。但随着子孙的长大，人口日多，薄产日难维持生活。他的父亲于光绪初年与同乡集资在清河县经营典当之业，由于委托的经办人不善经营，两年亏损两万金。这时叔父适选浙江遂昌教谕，于是析产赴任。典当闭歇，债务日重。光绪七年（1881年），即在县试结束返淮安后，他的父亲接到署江宁县丞通知，前往就职避债，命罗振玉协助母亲主家政。从此岁，他承担起接待债家、奔走衣食的责任，生活在春风化雨中的童年成了遥远的记忆。

父亲就职前将债单交给他，还让他与司田租者接洽。这时的田产，只能偿还债务的一半，而母亲则因为田产是祖母辛苦手置，无论如何不肯出售。但每年的田租收入还不够欠债利息的一半，以至债主日日来催，有的携家坐索，累月不去。这一切不能不使这平日足不逾书塾的少年常常“汗出如浆”。

不仅如此，当父亲避债外出时，子女们已渐次长大成人，到了婚嫁年龄。先是长兄、次兄均幼聘清河王氏女。光绪八年（1882年），即罗振玉协助母亲主家政的第二年，媒人来催娶，不能不答应。冬天，典当筹款办定喜事，生活费都用尽了。除夕之晨，母亲来告诉他，岁暮祭祖还无从筹办，罗振玉急出奔走借贷，傍晚，借得四千钱（制钱四吊），才算过了年。次年，长姊出嫁。以后，嫁娶之事，一两年就有一次，使家庭经济愈呈拮据。而且每当有婚嫁，债家索债更急，在他迎亲的那天，债主中有一芮姓老妪，竟当门诅咒。母亲以礼请入，待为宾客，诅咒方止。

除了婚嫁还有丧葬。光绪十二年（1886年），二十四岁的长兄病殁，由于经济窘迫，难以入殓，罗振玉的妻子范氏拿出陪嫁的金饰，易六万钱，才算办了丧事。家人赞叹范氏明大义，却引起富家出身的长嫂王氏不满，认为是“市恩沽誉”，大家庭中的矛盾日益暴露。光绪十六年（1890年），祖母方氏卒；光绪十八年（1892年），妻子范氏也因为产后蓐劳而卒。一连串的不幸不仅使经济生活雪上加霜，而且大家庭的裂痕、亲属的去世，尤其是贤俪由于疑谤横生、多愁屡病而亡，给他心灵带来深深的伤痛。他在《悼亡》（六首）诗中写道：填膺幽懑向谁伸，往事寻思总怆神。从此蘧风庐雨夜，牛衣对泣更何人。卿从黄壤归真去，我亦长征拟远游。最是双珠难位置，彷徨终夜与谁谋。

表达了“腹悲何日已，凄绝只心知”（《内子亡后百日赋》）的心情。

正由于这一切，罗氏在《集蓼编》回忆说：自佐母主家政“毕生忧患自此始矣”。然而，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忧患、艰辛也是一种历练，它能锤炼坚韧的品质，培养才干，开启智能。例如在淮安时，罗氏为补助家用曾为人刻印，订有“陆庵仿秦汉篆刻润例”其后人继之，渐成一派。罗氏在《答人问刻印书》中主张“刻印以摹古印为第一，犹唐人学书从油素双勾及响拓殆正相同，但汉人印多铸成，凿者惟私印及官印之急就者耳，故学朱文印以秦玺为佳”。他对诸家印谱加以评论，首推吴氏《双虞壶斋印谱》代表了古文字学者兼篆刻家的一派。又如罗氏于1896年“出门谋食，一肩行李，他无长物”。开始是与蒋伯斧创建农报馆和东文学社，后来举私债“一身兼报、社两事，财力之穷，一如予之理家，同辈赞予果毅，且为予危，其实此境予所惯经也”。以后，经济情况好转，却有搜集古物的癖好，每每节衣缩食购置古器物和书画、碑帖，遇到印书、抢救大库史料等大宗急用，往往要举债或出卖藏品。罗氏一生不仅著作等身，而且辑印了大量古籍，正如王国维所说：“国家与群力所不能为者，竟以一人之力成之。”有人猜测这是因为他有莫大的财力，而当时朝夕共处的知情人王国维却写道：在“流寓海外，鬻长物以自给”之时，“旅食八年，印书之费以钜万计。家无旬月之蓄，而先生安之。自编次、校写、选工、监役，下至装潢之款式、纸墨之料量，诸零杂烦辱之事，为古学人所不屑为者，而先生亲为之。”这道出了罗氏学术成就取得的重要原因，而其形成则植根于艰辛的少年时代。

2.4 劬学与交游

家政的重担不能窒息对学业的追求，十六七岁的罗振玉，白天要应付债主，奔走衣食，只有在夜晚读书。每天准备好满满两盏灯的油，总要用尽才睡。由于每日睡眠太少，一年后，患了严重的失眠症。后来迎娶了比他大一岁的范氏入门，生活比较有规律了，失眠症才渐愈，但在贤淑妻子的支持下仍经常夜读。《集蓼编》中写：当时小仅方丈的书斋，别置小榻，每夕夜读，妻子总要先帮他整理书案，自己持衣在旁缝纫，“儿啼则往抚之，予丙夜就寝，淑人必为予整书卷、理衾枕，始伴儿眠，往往匝月不通一语，恐妨予读也”。

在淮安的那些年，读的书大多是借来的，而引他入门的一部书，却是父亲以三十千钱给他买的《皇清经解》。光绪八年（1882年），他与兄长同赴乡试，归途绕道江宁省视父亲，于书肆见到《皇清经解》，引起很大兴趣。书中汇集清代学者经解，共一百八十八种，千余卷，是摹勒《石鼓文》的阮元辑刻的。当时自己无钱购买，父亲知道后，满足了他的愿望。书到手，他如获至宝，归后，按计划每天读三册，一年间一字一句地将书读了三遍。他在《集蓼编》中回忆说：“闻先辈言，读书当一字不遗”，所以“虽观象授时、畴人诸书读之不能解，亦强解之。予今日得稍知读书门径，盖植于是时也”。

在读经史的同时，他深感古碑刻对经史考订的意义很大，因而很重视这些物质文化资料。十七岁乡试之行的另一项重要收获，就是在扬州买到仪征张氏榕园藏石拓本十余纸，这是他一生收藏墓志拓本的开始，对碑刻资料的收集、整理，并将其用于经史考订之学，就是从这里起步的。

首先校勘《金石萃编》，这是清代重要金石著作，王昶著，共一百六十卷，收录秦至宋、辽、金碑刻达千五百种，还有一些铜器和其他铭刻。内容包括：铭文、考释或前人题跋、按语。内容丰富，但有一些讹文、误字、漏字。当时家无碑刻拓本，又无力购买，就赁碑校读。当时山东碑帖商人刘金科常带山东、河南、陕西碑刻拓本到淮安贩卖，租赁每份二十钱。从光绪九年到十一年（1883—1885年）共赁碑八百余通，与长兄振鋆共同研读。罗氏后来回忆说：当时兄弟二人各居东西二舍，每夜在青油灯下疾读，煤染于手，十指尽黑，摩挲倦眼，面目亦黝然而墨，二人相顾不禁哑然失笑，就这样涤荡了平日的抑郁忧愁。在长兄去世的第五个周年，他曾请人画《赁碑图》，自己写了《赁碑图记》，编入《面城精舍杂文》甲集，追忆这一段生活经历，寄托对长兄的怀念，“且以志寒士为学之非易也”。

在这几年中，长兄完成了《碑别字》五卷。长兄去世后，随着所见碑志的增多，又一再进行了校补，罗振玉曾让三子福苌随时将所见新字补于书眉，后成《碑别字补》五卷。1928年将正续两编十卷合刊为《增订碑别字》五卷时，距离长兄著作《碑别字》已四十三年了。而他自己，通过赁碑校读完成了《金石萃编校字记》，对照碑文将《金石萃编》失录的字补上，讹文误字予以补正。还有《寰宇访碑录》是清代大经学家孙星衍和邢澍合撰的历代石刻目录，收录周秦到元代碑刻八千余种，注明书体、立石年月等，是很有用的目录书。后来赵之谦又作《补寰宇访碑录》。罗氏通过赁碑校读，作《寰宇访碑录刊谬》一卷，二十八岁再作《补寰宇访碑录刊谬》一卷和《再续寰宇访碑录》二卷，以后还有学者不断续补、校勘，使《寰宇访碑录》逐步得到丰富和完善。

赁碑校读过程中罗振玉还作了《读碑小笺》、《存拙斋札疏》，均成于十九岁（1884年）。《读碑小笺》主要是以碑刻证经史，收笔记九十九条，除了订正《金石萃编》十九条外，订正涉及的书有段氏《说文解字注》、《集古录》、《金石录》、《中州金石记》、《字汇》、《正字通》、《宝刻类编》、《授堂金石跋》、《关中金石记》、《曲阜志》等二十余种，反映当时他已读了很多书，而且能融会贯通。《集蓼编》写在淮安时“平日就人借书”、“日必挟册出入”决非夸大之辞。《存拙斋札疏》是集小小考订，如证《论语》“温故而知新”的“温”即“蕴”字，《礼记·中庸》“素隐行怪”《汉书》引作“索隐”，乃“素”“索”古字通用。清代经学大师俞樾曾将其中的一些考证摘入《茶香室笔记》。就像童子应试时学使张霁亭怀疑试卷并非出于一少年之手一样，《存拙斋札疏》再次被误认为出于名宿。后来，有人把该书送给著名学者汪梅村看，汪梅村为之作《跋》，称“其书不盈一卷，而考证极多精核”，“君贫笃行，敏于著述，年才弱冠，斐然有成，后来之彦，非君莫属”。这两本小书是罗氏著书之始，由妻子范氏脱簪珥刻行。

从十九岁开始著书到二十九岁，十年间著作近二十种，有的在他此后的一生中还不断增补、完善。熟悉他这一时期著作的学者，如张舜徽教授曾评说，这些著作“内容极为广泛，而他的治学严谨、考证精审，是承乾嘉学者们的学术风气一脉而来的”，“在很年轻的岁月里，就已成为清末学术界的知名人物了”。

罗氏早年在故乡淮安期间的学术活动，还得到一些志同道合的友人支持。

光绪九年（1883年）冬天，罗振玉结识了周至路山夫（岯）。路山夫出身翰苑世家，以荫子得官做到知县，由于不肯逢迎上司，被劾罢官，流寓淮安，筑屋于郡城东北隅，因在边高士（寿民）苇间书屋之西，就称“苇西草堂”。他有学问又有收藏，生于道光十九年（1839年），比罗振玉年长近三十岁，但二人谈起金石考订之学却很投契，从而订忘年之交。“遂晨夕过从，无闻寒暑”，稍后，常会于草堂的还有丹徒刘梦熊、刘铁云兄弟，山阳邱崧生，吴县蒋伯斧等。在草堂或“各出金石书画相娱乐，或剧谈痛饮抽毫赋诗”。

罗氏与山阳邱于蕃（崧生）订交是在光绪十四年（1888年）二十三岁时。邱氏出身诗礼世家，家境也不错，有先世的遗产足以自赡，但因不善治家，随着子女婚嫁，家道日益衰落。在淮安时，他们不仅一起谈学，邱氏对罗氏经济困境的解脱，也给予过帮助。

罗氏自长兄病逝，家计愈加艰难。祖母说，死守祖产不忍割舍，志虽可嘉却未免太愚，应割产一半还去急债，得脱身出门谋生才能打破僵局，使家庭有复兴的希望。但当时米价极贱，田更难卖，想通过父亲在外谋职，也未找到门路。后来，还是邱于蕃推荐，应山阳刘氏馆为童子师，每年酬修两万钱（约合白银二十两）。三年后，移馆邱于蕃家，再一年又移馆刘家，教授刘梦熊、刘铁云兄弟之子，岁收增至八万钱。由于当时的物价贱，这笔收入对一个债务重压下的家庭是不小的帮助。罗氏家庭困境的缓解，第一步是在邱氏帮助下迈出的，这是事实。然而有一种说法流传颇广，如溥仪在《我的前半生》就说罗氏在邱家教书时，将其百数十件唐人写经及五百多件唐、宋、元、明字画席卷而去，因此发了家，却是无稽之谈。罗继祖在《永丰乡人行年录》中进行了剖析，特别指出：唐人写经是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在甘肃敦煌始被发现，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年以后，大量流出国外，才逐渐被国人所知；罗振玉于邱家为童子师是在光绪十九年（1893年），初见敦煌卷轴是在宣统元年（1909年）赴日本考察农学归国返京，与伯希和相见时，伯氏告知石室尚有卷轴约八千件，以写经为多，由此罗氏奔走于学部和京师大学堂，致力于将“唐人写经”等购至京师；而邱于蕃卒于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完全不可能家藏“唐人写经”。可见这种说法缺乏基本的历史常识。而且从《永丰乡人行年录》中可以看到，罗、邱的关系决不仅仅是西席与东家，而有终其一生的友谊和交往。如：

1888年，订交，罗氏得山阳阮吾山（葵生）《风雅蒙求》稿本，“以示路山夫与于蕃，路、邱各作序、跋，醵金刻行之”。

1889年夏，“以所藏明仿宋庆元晁氏宝文堂本《具茨集》赠邱于蕃”。

1890年正月，馆于山阳刘氏，“邱于蕃所推荐也”。

1891年，“有李氏者藏五代杨吴李涛妻志石，扬州浚漕渠所得”，后“移石至邱于蕃家，乡人与吴县蒋伯斧亲施毡墨”拓之。该年还常在一起作诗联句。

1892年，妻子病逝，愁苦中邱于蕃等友人时邀为文酒之会，曾留下步韵和遣怀之作，有《闷坐书怀呈邱君蔷庵》等。

1893年，馆于山阳邱氏。次年移馆刘氏，仍有交游。

1895年，存诗有《有感事步邱蔷庵韵》（七律）二首。

1898年，在沪创东文学社，举邱于蕃任校务。

1905年，邱于蕃卒，年四十八岁，罗氏为其作墓志铭，叙其平生抱负。还提到“及今年夏，君以益贫且病，将归淮安，邂逅于沪渎”，“乃不数月而遽死矣”。

由此可见罗氏非但不可能从邱家“席卷唐人写经”，也不可能“席卷”其他财物字画，这是没有疑义的。

蒋伯斧，家境小康，中乡试后父丧，定居淮安读书养亲。他和罗氏同庚，关系更为密切，交谊“垂二十年，出入与共，方在淮安寓居，过从无虚日”。后来一起在上海办农学社，一起到广东参议学务，到苏州办师范学堂，同在学部授二等谘议官。因而是“在上海居比舍，日数见，当世贤达以人才询予者，必举君以应，故予客粤中、客吴下皆与君偕，出则连轸，居则接席。及君来京师，住予家者半岁……”蒋氏卒于1913年，罗氏为之撰写了墓志铭。

在刘氏兄弟中，罗氏较早熟识的是刘渭清（梦熊），他懂法文，醉心西学，不愿为官而闲居淮安。1895年邑中拟开西学书院，曾聘他教授外文、算学。罗氏同刘铁云的交谊始于光绪十七年（1891年），当时山东河患频繁，山东巡抚的幕僚中，多援引贾让不与河争地说，主张放宽河身。上海筹赈绅士施少卿，更拟用海内赈灾之款收购河边民地。罗振玉以为不可，作《治河论》五千余言，拟投报社以警当世。刘渭清得见文稿，寄给在山东的刘铁云，铁云读后大喜，将自己所作《治河七说》送给罗氏，附信说：“君之说与予合者十八九，群盲方竞，不意当世尚有明目如公者也。”1894年，刘铁云回乡守丧，两人才相见。当时正值甲午战前，友朋相聚常论及时事。1915年罗振玉在《五十日梦痕录》中回忆道：时诸军皆扼守山海关，以拱京师，予谓东人知我国事至熟，恐阳趋关门而阴持旅大，以覆我海军，则我全局败矣。侪辈闻知皆相非难，君之兄且引法越之役法将语，谓旅大难拔以为证。独君意与予合，忧旅大且旦夕陷也。乃未久竟验，于是同侪皆举予与君齿，谓二人者智相等，狂亦相将也。

尽管罗、刘二人性格不同，但不少见解一致，特别是都有“好古癖”。刘铁云对古文物有相当高的鉴赏力，收藏范围广、数量多，罗振玉在同一篇回忆中，曾念念不忘地说“予之知有殷虚文字，实因丹徒刘君铁云”。也许正因为这些共同语言，使他们有较深的交谊，并成为儿女亲家。

淮安时代的交游在罗振玉一生中是难忘的，后来他在《题小像》一诗中深情地回顾道：少年意气正纵横，何事呼朋共耦耕。种树书成谁乞稿，海滨回首不胜情。

第3章 开拓现代农学

为童子师勉以维持生计，债务却无法清偿，为家庭考虑，他念念不忘祖母的教诲：宜弃产业的一半以还急债，得以脱身外出谋生，“负米四方，门祚之兴，乃可望也”。从自身考虑，那正是“少年意气正纵横”的时代，罗振玉在《集蓼编》中回忆说，当时“年少气盛，视天下事无不可为，耻以经生自牖”，“好读杜氏《通典》及顾氏《日知录》”。怀抱着见用于世的志向，也不安于长久在家乡为童子师。尤其1894年甲午一战的失败，全国人心沸腾，在“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思想感召下，为国、为家，也为了个人，罗氏决心到风气早开的上海做一番事业。1895年出售薄田百亩，得钱千余缗，更将腴田百亩抵押给蒋伯斧，贷款两千缗，偿还了急债，又继娶丁氏，将寄养外家的女儿接回抚养。安排好家事，终于在次年（1896年）三十一岁时来到上海，与蒋伯斧一道创办学农社，办农报馆。此后十余年间，究心于农业问题，译述欧、美、日本的农学著作，出版《农学丛书》，投身农业教育，成为我国现代农学的早期开拓者之一。

3.1 创办学农社与《农学报》

光绪二十二年丙申（1896年）春，罗振玉与蒋伯斧共同筹资，到上海创办了学农社，组织人编译日本和西方的农学书籍，并成立农报馆，出版《农学报》传播国内外农业方面的知识和信息。

当时的上海，维新变法的思想非常活跃，学社报馆林立，不过农社还是首创。当时汪康年创办的《时务报》影响很大，罗氏在《集蓼编》中曾回忆汪氏在谈到办报宗旨时说“今柄者，苟且因循，呼之不闻，撼之不动”，积重难返，必须大声疾呼伸民权、开民智。他聘梁启超任撰述，纵论时政，激励人心。当时罗氏也曾为之激动，在家书中说“穰卿（即汪康年）与儿旧交，所著《时务报》切中时弊，留心时事者不可不读”。但是对于解决时弊的办法，罗氏与当时《时务报》的观点有所不同，他认为首先要了解西学，学习外国的先进经验为我所用。如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五月十九日的家书曾对守旧派“谈及西学，辄斥为用夷变夏”的思想表示极大的反感，而为朝廷开始颁发一些新政欢欣鼓舞。同年五月的家书中说：近人谈及洋人，恨之至骨，绝不知西人法制之美，学业之精，安于固陋，人才日衰，皆由于不立学堂之故。刻处处有兴学之议，津汉铁路准办，又奏准民间开矿，此等事皆时实有转机之象，杞人之忧为之顿解。迩日淮人之来从儿西学者渐多，亦风气略开之征也。

可见在变法前夕罗氏也是比较活跃的，以至变法失败在家乡淮安曾出现康梁变法罗氏参与其事的传言，引起了家属的惊慌。实际上罗氏对于康梁维新派思想是有疑虑的，康有为讲托古改制，他撰述的《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是为他政治观点服务的，从学术观点上，必为学风严谨、不尚空谈的考据学派继承者所不能接受。而以章炳麟为代表的革命派，以排满复汉为旗号，更与罗氏的思想格格不入。罗氏所受到的全部教育使他认为，清王朝“以三百年天下共主”就是国家的象征，“我高曾祖弥以来，赖国家之庇荫，得守田园，长子孙”，不能不顾国家的存亡。他还认为“中土立国之道，在礼让教化，务安民而已”，“且古者治法、治人并重，今弊在人耳，非法也，至以民权辅助政府之不足，异日或有冠履倒置之害”。将清王朝与国家混为一谈；只讲民生，不要民权；只讲保持社会秩序的稳定，而害怕革命，反对打破旧制度。这些是他思想的误区，也正是这种思想决定了他一生的政治态度。

正因为这种思想分歧，罗氏认为当时的志士多数浮华少实，和蒋伯斧议定与他们要保持一定距离。所以未参加他们的政治活动，而潜心研究农学，考究其新论、新法。罗氏在上海曾将数年研究农学的成果集成《农事私议》，序中他谈到学农的宗旨，说：理国之经，先富后教，治生之道，不仕则农……尔来外侮频仍，海内虚耗，利用厚生，尤为要图，爰就斯业，专虑探讨……一得之愚，差得献曝，世有达者，举而行之，空言之诮，庶几免夫。

可见罗氏认为要富国就要发展农业，他研究农学的目的，就是给当政者提供切实可行的富国谋略，并希望这些成果能够得到实施。他是这样想的，也是这样做的。例如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即戊戌变法的前一年，罗氏得到无名氏撰《黔蜀种鸦片法》一卷，作跋付印，对当时广种鸦片以挽利权的社会思潮进行了批判，并提出了解决办法。文中说鸦片之害众所周知，只因种烟利厚，“今倡禁烟者日少，谓宜广种者日多”。有人说广种鸦片可阻止外货输入，白银外流，这实是一种“欲杜利之外溢，不顾自贼自毙”的办法，就像一座美好的园林，为阻止邻家无赖折其护栏当作柴薪，主人自己尽毁房舍作为柴用。所以广种鸦片以挽权利之说是毫无道理的。不过强令百姓不种鸦片，改种各种谷物也是行不通的，因为鸦片之利数倍于谷，必须找一种获利高的作物取代鸦片。文中提出最好用种桑取代种烟。一亩之地可种桑百八十株，三四年后售叶之获可数倍于烟。若自己养蚕“每亩之获将十万以视”，而种烟每亩所获不过万余钱。文中还分析种桑较种烟有三利，如植桑用劳力较少，逢歉岁少；种烟用劳力多，且或败决于割浆之时，虽平日长势良好，割浆时遇雨，则“无纤毫之获”。特别是种烟之家吸烟者过半，自种自吸已去其利十之二三，而植桑则有利无弊。不过种烟利在当年，植桑利在三四年之后，所以烟田改桑田要一步步进行，“有田三亩者，令二亩植烟一亩树桑，三年以后桑树既成亟兴蚕利”。百姓尝到种桑的甜头，“植烟之二亩将不令而自改，但必须官绅协力，将烟田编籍，行三亩改一之法”，然后“立茧厂、学织造，其利可胜计哉！”在这篇跋中，罗氏还提出两点，一是希望当政者能“起而行之”；二是指出“闻近来印度植烟之处，政府令其改植桑、茶、木棉”，印度是最早种鸦片的国家，已翻然改图，中国不能再“瞑然不知变计，而日竭脂膏于一呼一吸之间”了。说明罗氏此论是为了解决时弊而发，而且是在吸收了国外好的经验，做了一番调查研究后提出的具体可行的办法。他不仅有纸上的议论，而且积极推行科学实践，从罗氏起草与蒋氏联名的致张謇书，可知他当时还积极参加了推广蚕业的活动，为浙江蚕业局访求教习，寻找当年派出留学的归国人员。还散发学农社章程，征求意见，呼唤同道，当时有人愿捐沙地若干加入学农社，则又准备开荒试种，寻找当行切实之人作为总理。

当然，学农社最主要的工作还是译书。在《集蓼编》中罗氏回忆道，当时认为实现用世之志，需要立一业，中国是“农为邦本”，因而立志学农，先读了中国古代农书《齐民要术》、《农政全书》、《授时通考》等，又读欧洲的农书译本，后者讲到用科学方法进行农耕可增收获，却缺乏详细的资料，因此办学农社的目的就是“购欧美日本农书，移译以资考究”。书籍的印刷出版是需要一定周期的，为把新知、新论迅速传播开来，就要办报，所以又创办了农报馆，出版《农学报》，由蒋伯斧总庶务，罗振玉任编辑。该报创刊于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四月，初为半月刊，每期约二十面，载农事奏折、条陈、农事译文。次年改为旬刊，增加了禀牍、事状栏目。1900年篇幅减半，内容分文篇、译篇两部分。1902年刊头始加江南总农会印字样。罗氏关于农学的著述，多先在该报上发表。

正因为这样，百日维新时，湖南巡抚陈宝箴曾举罗氏应经济特科；端方以三品卿管京师农工商总局，锐意兴农，致书罗氏询问措施，罗氏答书千余言，提出兴修京畿水利，这是他们订交的开端，端方接受意见拟先垦张家湾荒地。而且光绪皇帝还有上谕：“务农为国之本，亟宜振兴……上海近日创设农学会，颇开风气，着刘坤一查明该学会章程，咨送总理衙门查核颁行，其外洋农学诸书并着各省学堂广为编译，以资肆行。”看到自己提倡的事业得到响应，罗氏非常高兴，他在家书中写道：“中国农业转机将在于是，不仅草野小臣，私衷欣慰也。”此外，家乡浙江上虞地方官也与罗氏联系，拟办上虞农工学堂。但不久变法失败，振兴农业的种种措施也随之流产。当时朝旨禁学会、封报馆，虽未封农报馆，但蒋伯斧主张农报馆也自行关闭，却由于尚欠印书费无法关闭，罗氏致书两江总督刘坤一，请将报馆交农工商局改为官办。刘坤一答“农报不干政治，有益民生，不在封闭之列，至于农社，虽有乱党（到会签）名，然既为学会，来者自不能拒，亦不必解散，至归并农工商局未免掠美，有所不可”。并批示上海道拨款二千元维持。当时蒋伯斧以此款偿还印费欠款后，回乡侍奉老母，罗氏独自一人担起农社与报馆的职责。不久学农社虽经刘坤一改名为江南总农会，但和报馆一样，仍由罗氏举私债维持，直到1907年罗氏进入学部供职，携眷入都，才将学农社和报馆结束。

3.2 编辑出版《农学丛书》

学农社自1896年初创办，到1900年已移译了不少农书，罗氏编为《农学丛书》，始拟措资出版。最初计划印行百部可售得五千元，以半数偿付印费，余款可维持农报馆。后湖广总督张之洞邀罗氏至湖北主持农务局和农校，提出丛书可印二百部，由他出面要各州县购买，以扩大发行。由于这部书适应了当时社会的需要，后并未借助张氏之力，亦十分畅销，第二年售书所得除偿还本金及维持报馆学社开销外，尚余数千元，罗氏得以清偿了家庭旧债，仅剩下抵押给蒋伯斧的田产尚未赎回。因产生了一定的社会效益，1904年从湖北调任江苏巡按的端方，在聘罗氏为江苏教育顾问时，将《农学丛书》五集进呈光绪皇帝。端方在《进贡农学书籍折》中谈了学农社成立经过及宗旨，说经调查了解罗氏“家本寒畯”，学农社“虽经改为江南总农会，公家并未助给经费，而所译农书裒然成帙，皆系该员独立支持，未尝中缀。较之妄出报章有害人心希图渔利者，用心相去不谛霄壤”，“观其考核之勤，采取之博，自应将原书进呈御览”。

北京农业大学农史研究室杨直民撰文《中国传统农学与实验农学的重要交汇》，详细介绍了这部《农学丛书》。文中说该丛书署江南总农会编，共七集，包括二百三十三（一说二百三十五）种译著，光绪末年石印出版。它的内容既有传统农学中的要籍《陈旉农书》，又有大量欧美日本农学著作；既有主要农作物的生产经验技术，又对各地种兰、植茶、艺花、养金鱼等需要特殊技术并容易获利的生产项目给以更多注意；既有完整的农学著述，又有重要技术专题的摘编，如《人工孵卵法》系从杨双山《豳风广义》中摘录的。此外还有专题的调查，如《南海县西樵塘鱼调查问答》就是据罗氏提出的问题，由南海陈敬彭回答而撰的。内容相当丰富，所以研究者指出它“汇集了我国古代农业科学技术的不少要籍，增添了不少民间农业生产调查内容，反映了当时中国传统农学及其发展方向。它又通过译述欧美日本农书，较全面地引进实验农学的丰富资料”。这部丛书在近数十年来的学术界尚未引起足够的重视，但从农史研究的角度看，它至少是将两种不同发展阶段的农学，即“建立在经验基础上的传统农学”与“以科学实验武装的现在农学”，“开始结合在一起，初具现代农学的雏形”，“中国农学史的研究，无法绕开它行走”。

研究者认为，我国移译介绍国外农书，可以追溯到19世纪中叶，李善兰译英人林德列《植物学基础》。此后，梁启超编《西学书目》，蔡元培编《东西学书目》，都有若干动植物学、昆虫学、林学、农政等方面的著述。但是《农学丛书》中，不仅有移译，还有罗氏结合中国农业发展情况所作的点评，体现了传统农学与实验农学交汇的特点。例如：

第一，《农学丛书》突出了农事以辨土性为第一的思想。翻译了代表这种观点的农学著作，如英人黑球·华来思的《农业初阶》，不仅论及“农学之法，先须辨其土性之所宜”，而且具体介绍如何用物理、化学分析的鉴定方法。在《耕土试验成绩跋》中罗氏写道：“右耕土试验成绩，从日本农事成绩中摘译出，考农事以辨土性为第一，能辨土性，方知土中所缺者何元素，所饶者何元素，然后施肥乃有把握。中国农民，概施固定之肥料，泥守往制，卤莽因循，不知变通，故译此卷资借鉴焉。”

第二，提倡使用化学肥料。在《人造肥料品目效用及用法》一书的编者记中罗氏写道：“肥田之物，在化学未发达之前，概用天然肥料，如人畜便溺、草木根芥之类，及化学进步，而人造肥料兴焉。人造肥料有数益：切效宏，一也；体积减、便运输，二也；可按物之特性而施所嗜之要素，三也。”在《啤噜（即秘鲁）鸟粪论跋》中说：“考今日东西各国多用化学肥料，而中国则至今尚无用之者，此卷文笔拙劣，故刻存之，以资参考。”

第三，主张引进良种和科学育种。罗氏在《农事私议》中提出，各地应设“售种所”，用科学方法检验种子，从国外引进良种，如欧美的小麦，美国的棉花、玉米，瑞士的羊，意大利的蜂，荷兰的牛，阿拉伯的马等。还介绍并提倡用杂交方法改良作物品种。

第四，提倡种牧草以兴牧业，种豆科植物及使用植物枝叶沤肥等。

第五，倡议创立虫学研究所。罗氏因浙江绍兴塘决以后，发生较严重的虫害，因而提此建议，其中包括：购害虫、益虫标本以资考究；购置有关仪器设备，如显微镜等；购杀虫药品，以资试验；种植除虫植物，如除虫菊等；备饲育室，研究观察害虫习性状态；购益虫、益鸟广为传殖，利用天敌杀灭害虫。

第六，发展农业中商品生产。《农学丛书》中收录了《戊戌年中国农产物贸易表》，是辑译于西方报纸并参以海关税册编成的，罗氏于次年十月刊出时作跋，说：“表中所载农货出入了如列眉，其执论谓中国农事之不修，由于士夫不讲农学及无工商辅农，故不能起其业，此语精确。”并指出曾有西方人评论中、日商业之盛衰，说日本将胜于中国，因为日本输入机器，输出加工品，而中国输出原料，经外国加工成成品又输入中国。罗氏说“此论精赅，与此表所言，殆足针吾之膏肓，识之以告秉钧者，幸留意焉”。

从以上简单的介绍可以看出，《农学丛书》不仅仅是辑录传统农学要籍、有益的实践经验以及国外实验农学的主要内容，而且集中了罗氏“学农”的主要收获，即农学研究的主要成果，包括在农学新法新论启示下对传统农业及农业经济的反思。积极推动传统农学向现代农学发展，是《农学丛书》一大宗旨。所以说它是实验农学在中国发端的标志是有道理的。

值得提出的是1902年漕运总督陈夔龙在《保送经济特科人员折》中，对罗氏“考究农学及教育各事，皆可坐言起行”的评语是毫不夸张的，罗氏不仅组织翻译国外农学书籍，编辑出版了《农学丛书》，对于在中国开展农学研究提出了很有见地的看法，而且身体力行，重视实验农业的开拓。如前所述，1897年即学农社成立的第二年，就将办实验场列入议事日程，积极筹划开垦如皋沙地，然后准备“相厥土宜，再定试种物品”。此后，1900年罗氏任湖北农校监督，在整顿教学的同时，向张之洞提出请拨地为试验场，以资实验。1901年冬赴日本考察教育与财政，却仍把农业科学实验作为重点考察项目之一，在次年春返程中曾夜抵长崎，“登岸观长崎农事试验场。时试种大小麦，分畦列表，部署井井，并观柑桔室及暖房、分析室等”。可见罗氏是十分重视农业科学实验的，可惜当时正处社会动荡之时，以上计划均未能实现。

不过通过十年的努力，罗氏对于农学已有了较高的造诣。后来他在《集蓼编》中回忆了为详细了解西方农业增产的新法而组织学农社，“先后十年译农书百余种，始知其精奥处，我古籍固已先言之，且欧美人多肉食乳食，习惯不同，惟日本与我相类，其可补我不足者，惟选种、除虫及显微镜验病菌，不过数事而已，至是益恍然于一切学术，求之古人记述已足，固无待旁求也”。在这看来是明显的过头话中，反映了他晚年思想变化趋于保守，也带有解嘲的意味。但是从中国传统农学作历史的考察，这种说法也不是毫无道理的。

首先中国的生活习惯和饮食习惯确与欧美不同，尤其是近百年前的20世纪初差距更大，研究中国农学不能脱离中国国情。同时，中华大地是世界农业起源中心之一，历史极为悠久，我国古代农业技术曾居于领先地位，只是在长期封建统治下逐渐没落了。正如1898年浙江《海宁绅士请创树艺会禀》所说“乡民务农，而不知农之有学，其于辨土性、兴水利、除虫害、制肥料等事，懵然不知，古法相传，日就湮没”。就文献记载看，在周秦之际留下的有关生态地植物学的论著《管子·地员篇》，是通过对各种土地地势高下、土质优劣、水泉深浅及其所生植物种类的实地调查，来判断土地的好坏对农业生产的利弊。战国时期留下的《吕氏春秋》中保存了四篇古代农学论文：《上农》、《任地》、《辩土》、《审时》，第一篇讲农政，后三篇讲农业技术。对于充分使用土地、改良土质、控制土地肥力、耕地、整地、播种、田间管理，都有极精辟的议论。如在黄河下游多盐碱的土地上农作，利用垄沟排水洗土的办法，就是对土地处理的重要措施；《审时》更详细地记述了各种作物得时和失时的各种情况，是对古代农业实践的总结，反映了战国时期对农业技术的重视。《周礼》也有不少涉及先秦农业的记载，诸如农田耕作、水利、林木、养马、渔猎、防治虫害等，反映了当时农业科学已取得的光辉成就。如用动物骨汁处理种子；将田中杂草烧灰或沤腐作为肥料；农田设置排灌系统；重视马的牧养、训练和选育种马；合理安排仲夏、仲冬伐木；用火烤或水沤之法防治木材害虫等。在时代更早一些的《诗经》里也有涉及先秦农学发展的记载。如西周留下的赞颂其先祖后稷的长篇叙事诗《大雅·生民》有“诞后稷之穑，有相之道，茀厥丰草，种之黄茂，实方实苞”。是说后稷善于耕种，掌握考察土地办法，会选择益于耕种的土地，除去杂草，选用光亮美好而且肥大饱满的种子。可见传统农业中的辨土性和选种有极其悠久的历史。同一篇诗中提到的作物中有黍的两个品种：秬和秠。稷的两个品种：穈和芑。春秋时留下的《鲁颂·宫》中更提到了黍、稷、菽、麦有早熟、晚熟，生长期长、生长期短等情况。另外，《生民》还反映出至少在西周时，农业上已实行条播，而且不同作物有不同的疏密等等。此外，更为古老的与农业有关系的古籍还有《夏小正》，其记载反映了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很早已开始注意到了农田的害虫、鼠害，对某些作物已有先育种后分栽的措施。

总之，且不论《齐民要术》、《农政全书》、《授时通考》等较晚的农书，仅就以上先秦古朴的农学著作和有关记载看，我国农学和中华文化一样，有着自己悠久的传统和深厚的根基。我们当然不能妄自尊大、故步自封，而要吸取人类一切进步的文明成果发展自己，应该看到在世界范围内向现代实验农学发展过程中中国农学的落后，但也不能因此迷失方向，割断历史。所以罗氏之说也并非完全没有道理，而且正因为他对传统文化有着很深的修养，对传统农学进行了钻研，又考究了西方及日本的现代农学，所以能一下子抓住传统农学止步不前的症结所在，从而积极推进实验农学在中国的起步。在传统农学与实验农学的汇合点上，罗氏做出了有价值的贡献。

3.3 从总理农务学堂到京师大学堂农科监督

1900年秋，正当罗振玉准备辑印《农学丛书》时，湖广总督张之洞邀他去武昌总理湖北农务局，兼任农务学堂监督，而且两日连发三电促行。罗氏只好将农馆托付给沈肱，往武昌面见张之洞。张之洞表示可为《农学丛书》扩大发行出力，但不许推辞鄂省农政之事。

原来湖北农务局已成立三年，主要设一农务学堂，有农、桑两科，学生七十余人，延请日籍教习四人，译员四人。张之洞任命一观察（道员）做农务局总办，总办又委派一候补县丞为学堂监督（即校长），又设一收支员，此外还有一位是张之洞的同乡，仅挂名支俸。当时总办及监督向张之洞报告，学生都是败类，不堪造就；教习不尽心讲课，一味索求供给，学堂只能停办。张之洞是久经封畿的精干大员，又是著名的洋务派，不完全相信这一报告，又考虑国家经费与学子光阴不应白白浪费，因而急找正在潜心农学又有办东文学社经验的罗氏接办。考虑到罗氏当时没有官衔，公事文移不便，准备代为报捐候选知府，罗氏说明自己曾捐过候选光禄寺署正，不必再捐知府了。但张之洞仍因其职衔低微而保留了原总办，任罗氏为农务局总理并兼任农校监督，又改原监督为幕僚。

罗氏就任后，曾任三年监督的那位幕僚立即找上门来，重申农务学堂必须立即解散。罗氏认为学堂办不下去，首先是监督有不能推卸的责任，所以没有只听一面之词。而是一一接见了教习、译员、收支员等了解情况，还上堂督课，分班接见了所有学生。发现问题的症结在于管理者的官僚主义，不深入了解师生情况，致使收支员托名冒领，却说教习殊求供给。另外译员多是使馆学生，所译讲义文理不通，因而影响了学生成绩。罗氏在上海办东文学社，各科授课都用日语直接讲授，学生日语水平提高很快，所以询问农务学堂的日籍教习，为什么学生入学三年，仍不能直接听讲。回答说原监督嫌第一年课表中东语（日语）太多，认为既有译员不必再重东语，至于教习倒希望以后再招新生可不用翻译。

经过深入了解症结所在，罗氏首先训诫学生要珍惜自己的光阴和国家的经费，敦行力学，一洗过去学风素劣之耻。以后有偶犯过者免究，再犯记过，三犯开除。而自己每天上堂督课，事必躬亲。学生见新监督如此认真，都颇有戒心。半个月后学生中有故态复萌被记过的，一个月后有个别被记过的学生举止异常，与一些译员关系密切，暗中鼓动风潮，后按约法三章将三犯者开除，于是校风日正。罗氏向张之洞报告了整顿的经过，并提出：一、请裁不称职的译员，暂觅人代替，以后不用译员，令学生直接听讲；二、请拨地建试验场，以便进行科学实验。张之洞都高兴地同意了，答应拨抚标马场地为试验场。但曾任监督的那位幕僚很不高兴，因为罗氏不但没有接受他解散学堂的意见，反而把学堂整顿得日见起色，还要裁掉一向对他阿谀奉承的译员，因而遣人密告将裁员之事，怂恿译员以全体辞职来要挟。但罗氏由于办过东文学社，培养了一批高材生，所以立即接受了他们的辞呈，并电邀王国维、樊少泉前来代替，他们都是熟手，很轻松地胜任译员的职责，日籍教习也很满意，教学日益走上正轨。此后，罗振玉在鄂常有闲暇与章泰康、杨守敬等友人谈金石目录之学，章是一位诚笃的学者，杨更是著名的历史地理学家，郦学研究中地理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罗氏很推崇他的“水地之学，为本朝之冠”，在《五十日梦痕录》中，还记述了和这位老友的最后一次会面。1914年罗氏将返海东，他赶来送行，并请罗氏为他的《水经注疏》作序，后来还曾写信给罗氏，解释他接受邀请到北京任职是出于“谋刻所著书，非以求仕”的苦衷。但不及一年，书未刻成而去世，罗氏“与静安追谈往事，为之黯然，然异日必当为一传，以章所学，慰此老于九泉”。

罗氏整顿农校取得了成效，却因此得罪了那位幕僚，为请拨地办试验场事，几次上谒张之洞均未能得见。张之洞提倡“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罗氏认为应以西人学术资中学之助，由于思想的一致，他们是彼此看重的。但罗氏作为学者，对于当时官场很难适应，后来他在《集蓼编》中回忆说：不仅办试验场事受阻，“予又见凡在鄂任事之人，见文襄（张之洞）皆极其趋承，而阴肆讥谤无所不至，意甚薄之不欲为伍，乃于次年暑假返沪，遂再三辞职”。这时农务学堂已走上正轨，管理也不困难了，不少人在谋求校长的职位，张之洞遂另派人接办，另委托罗氏襄办江楚编译局。

通过整顿农务学堂，张之洞对罗氏的才干有了进一步了解，1902年经济特科复开时，他带头举荐罗氏。1907年升入枢府兼管学部后，又在京师大学堂设经、法、文、理、农、工、商七科，任命罗氏为农科监督。此时，罗氏已入京供职，在学部历任考试留学生的考官，主要负责农科，以及阅各科的语文卷。这表明他在当时农业学术上是有成就有地位的，对于培养农学人才也做出了贡献。

1909年罗氏被任命为京师大学堂农科监督后，当年即奉命赴日本考察。据罗继祖《庭闻忆略》和《永丰乡人行年录》所载，这次考察自五月中旬至七月中旬，历时两个月，写有《扶桑再游记》一卷。主要考察了日本的农科大学教育及财政，会见了京都大学校长前文相菊池大麓，还有藤田虎次郎、桑田骘藏、狩野直喜、富冈谦藏等知名学者，更见到了已归国任教的藤田剑峰。此次行程是自东京先至札幌参观农科大学。在农科大学访校长了解设备投资情况及经费来源，又仔细参观了校室、实验室、藏书室、标本室、养蚕昆虫教室、水产教室、农场等设置情况，还会晤华侨了解日本的农租、税务及开拓北海道开荒费和纳税规定。至六月再返东京参观驹场大学。也是先询问建校的投资和经费来源，再参观农、林二教室，林产物试验室，养蚕室，农具场，农艺化学和兽医等专业讲堂、图书阅览室。考察归国后，罗氏马上积极筹办京师大学堂农科。当时的经、法、文、理、农、士、商七科均在北京马神庙某驸马旧府，就职后罗氏第一件事就是申请“拨西直门外钓鱼台地，建新校设试验场，溽暑严寒往返监视”施工，至辛亥（1911年）秋始落成。这就是现在北京农业大学的前身。

罗氏在一生的学术活动中，从事农学的时间并不长，从三十一岁创学农社，到三十五岁将历年论农文字集为《农事私议》一卷，为研究国外农学新法、新论作一小结；三十六岁主持湖北农务学堂，力图推进中国农学向实验农学发展，却受挫而离开农校；同年及1909年四十四岁时两次赴日本考察农科教育，对建立在科学实验基础上的现代农学及农科教育，有了更多的感性认识。但自1911年辛亥革命始，罗氏东渡日本，从此再未进行有关农学的活动。然而农史研究者指出，在20世纪初，我国现代农业艰苦开拓的早期阶段，康有为、梁启超、张謇等都在改进农业方面提出过积极的主张，“他们所开拓的工作方面各具特色”。“而像罗振玉这样三十岁立志学农，在当时农业科学、教育、报刊、译书、撰述，下过十多年工夫，同时在农业学术上达到较高造诣的，尚属不多”，“在近世中国农技史有关问题的探讨中，罗振玉在农学方面的活动是不能不略与提及的”。董作宾说罗氏在学术上有五大贡献：一是内阁大库明清史料的保存；二是甲骨文字的考订与传播；三是敦煌文卷的整理；四是汉晋木简的研究；五是古明器研究的倡导。而实际上，“罗振玉在兴办学农社、主编《农学报》著述编辑农书、兴建农科大学堂，在中国参与开拓现代农学，其业绩与上述五项是不相上下的”。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下载完整电子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