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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0-05-29 15:5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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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玉梅

出版社:汕头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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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植:作物栽培耕种

种植:作物栽培耕种试读:

前言

中华文化也叫华夏文化、华夏文明,是中国各民族文化的总称,是中华文明在发展过程中汇集而成的一种反映民族特质和风貌的民族文化,是中华民族历史上各种物态文化、精神文化、行为文化等方面的总体表现。

中华文化是居住在中国地域内的中华民族及其祖先所创造的、为中华民族世世代代所继承发展的、具有鲜明民族特色而内涵博大精深的传统优良文化,历史十分悠久,流传非常广泛,在世界上拥有巨大的影响。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最直接的源头是黄河文化与长江文化,这两大文化浪涛经过千百年冲刷洗礼和不断交流、融合以及沉淀,最终形成了求同存异、兼收并蓄的中华文化。千百年来,中华文化薪火相传,一脉相承,是世界上唯一五千年绵延不绝从没中断的古老文化,并始终充满了生机与活力,这充分展现了中华文化顽强的生命力。

中华文化的顽强生命力,已经深深熔铸到我们的创造力和凝聚力中,是我们民族的基因。中华民族的精神,也已深深植根于绵延数千年的优秀文化传统之中,是我们的精神家园。总之,中国文化博大精深,是中华各族人民五千年来创造、传承下来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总和,其内容包罗万象,浩若星汉,具有很强文化纵深,蕴含丰富宝藏。

中华文化主要包括文明悠久的历史形态、持续发展的古代经济、特色鲜明的书法绘画、美轮美奂的古典工艺、异彩纷呈的文学艺术、欢乐祥和的歌舞娱乐、独具特色的语言文字、匠心独运的国宝器物、辉煌灿烂的科技发明、得天独厚的壮丽河山,等等,充分显示了中华民族厚重的文化底蕴和强大的民族凝聚力,风华独具,自成一体,规模宏大,底蕴悠远,具有永恒的生命力和传世价值。

在新的世纪,我们要实现中华民族的复兴,首先就要继承和发展五千年来优秀的、光明的、先进的、科学的、文明的和令人自豪的文化遗产,融合古今中外一切文化精华,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民族文化,向世界和未来展示中华民族的文化力量、文化价值、文化形态与文化风采,实现我们伟大的“中国梦”。

习近平总书记说:“中华文化源远流长,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提供了丰厚滋养。中华传统美德是中华文化精髓,蕴含着丰富的思想道德资源。不忘本来才能开辟未来,善于继承才能更好创新。对历史文化特别是先人传承下来的价值理念和道德规范,要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有鉴别地加以对待,有扬弃地予以继承,努力用中华民族创造的一切精神财富来以文化人、以文育人。”

为此,在有关部门和专家指导下,我们收集整理了大量古今资料和最新研究成果,特别编撰了本套《中国文化百科》。本套书包括了中国文化的各个方面,充分显示了中华民族厚重文化底蕴和强大民族凝聚力,具有极强的系统性、广博性和规模性。

本套作品根据中华文化形态的结构模式,共分为10套,每套冠以具有丰富内涵的套书名。再以归类细分的形式或约定俗成的说法,每套分为10册,每册冠以别具深意的主标题书名和明确直观的副标题书名。每套自成体系,每册相互补充,横向开拓,纵向深入,全景式反映了整个中华文化的博大规模,凝聚性体现了整个中华文化的厚重精深,可以说是全面展现中华文化的大博览。因此,非常适合广大读者阅读和珍藏,也非常适合各级图书馆装备和陈列。

古代栽培

我国农作物栽培起源于新石器时期,当时人们靠狩猎和采集野生植物维生。有些采集到的种子散落在住所附近,不经意间发芽、开花、结果、繁殖。人们通过观察植物生长过程,逐渐学会了人工栽培作物,于是产生了最初的农业生产活动。

从新石器中晚期开始,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在水田技术、旱田技术,以及经济作物栽培方面,逐渐总结出了植物栽培技术,并由中原地区向外缘扩散。在这个传播过程中,促进了风俗习惯交流与民族融合,丰富了我国农耕文化。

稻作历史及栽培技术

我国是世界上最早栽培水稻的国家之一,野生稻驯化和栽培技术的进步,都有十分悠久的历史。我国栽培的水稻属亚洲栽培稻,其祖先种为多年生的普通野生稻。宋代水稻栽培种植有了提高,从越南传入的占城稻逐渐得到推广。明清时期,南方已经可以种植双季稻、三季稻。在长期栽培中,培育出了许多优良品种,并形成独具特色的我国古代稻作技术。

我国水稻栽培历史悠久。根据考古发掘报告,我国数十处新石器时代遗址有炭化稻谷或茎叶的遗存。浙江省余姚河姆渡新石器时期遗址和桐乡罗家角新石器时期遗址,出土的炭化稻谷遗存,已有7000年左右的历史。

古人栽培水稻的历史遗迹,以太湖地区的江苏南部、浙江北部最为集中,长江中游的湖北省次之,其余散处江西、福建、安徽、广东、云南、台湾等省。

新石器晚期遗存在黄河流域的河南、山东也有发现。出土的炭化稻谷已有籼稻和粳稻的区别,表明籼、粳两个亚种的分化早在原始农业时期已经出现。

战国时期,由于铁制农具和犁的应用,开始走向精耕细作。同时为发展水稻兴修了大型水利工程,如河北漳水渠、四川都江堰、陕西郑国渠等。

我国水稻原产南方,大米一直是长江流域及其以南地区人民的主粮。魏晋南北朝以后经济重心南移,北方人口大量南迁,更促进了南方水稻生产的迅速发展。唐宋以后,南方一些稻区进一步发展成为全国稻米的供应基地。

关于水稻的品种,在文字记录较早的《管子·地员》篇中,记录了10个水稻品种的名称和它们适宜种植的土壤条件。以后历代农书以至一些诗文著作中,也常有水稻品种的记述。

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在水稻栽培过程中,在稻田种类、耕作时间、播种和育秧、灌溉、施肥、病虫害防治、收获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元代农学家王祯的《农书》中将田地分为9类:井田、区田、圃田、围田、柜田、架田、梯田、涂田和沙田。同水稻种植有关的是围田、柜田、架田、梯田、涂田和沙田这6类。

太湖地区的围田,约起源于春秋,战国至秦渐有发展,至汉时进一步拓展。早期的围垦,因水面大,下游泄水通畅,粮食增产显著。

为了解决洪涝问题,古人将围田与开挖塘浦同时并举,从而逐渐形成了横塘纵浦之闾,围圩棋布的塘浦圩田系统。

架田又名葑田,是在沼泽中用木桩作架,挑选菰根等水草与泥土掺和,摊铺在架上,种植稻谷。这样种植的作物漂浮在水面,随水高下,不致淹没。宋元时,江南、淮东和两广就有这种架田。

古人为了扩大耕地,向山区要田就是梯田,向水面要田就是围田。如四川湖南等省的“塝田”,粤北和赣东的“排田”。还有古书所称的“口田”、“雷鸣田”、“山田”、“岩田”等。

关于水稻的耕作制度,水稻原产一般一年只能种植一季。自从有了早稻品种,种植范围就渐向夏季日照较长的黄河流域推进,而在南方当地,就可一年种植两季以至三季。比如明代出现的三季稻就是。

从宋代至清代,双季间作稻一直是福建、浙江沿海一带的主要耕作制度;双季连作稻的比重很小。太湖流域从唐宋开始在晚稻田种冬麦,持续至今。历史上逐步形成的上述耕作制度,是我国稻区复种指数增加、粮食持续增产,而土壤肥力始终不衰的原因。原始稻作分化出旱稻和水稻以后,水稻最初是直播。南北都一样。至于育秧技术的发明和应用,则原因不同。北方的育秧移栽,出于减轻草害,南方的育秧移栽虽然同样有减轻草害的作用,却与复种制的发展有密切关系,特别是多熟制发展后,移栽是解决季节矛盾的有效措施。

水稻的灌溉用水最初是利用天然的河流,通过开挖大小沟渠、坡塘蓄水、用堤防止外水侵入等措施,开辟成可种稻的稻田,已经是相当完善的农田水利工程。比如典型的是都江堰,已经使用了两千多年,是四川粮仓的基本保证。

水稻生产的重点在南方,秦汉时期南方未充分开发,所以水利兴修多以北方为主,到唐宋以后,全国经济重心移至长江流域,人口增加,稻田开辟,水利条件的保证也随之很快发展。此外,古人在田高水低的地方用翻车、筒轮、戽斗、桔槔等灌溉工具。

关于稻田的灌溉技术,早在西汉《氾胜之书》中即有精辟的叙述:稻苗在春季天气尚冷时,水温保持暖一些,让田水留在田间,多晒阳光,所以进水口和出水口要在同一直线上。夏天为了防止水温上升太快,让进水口与出水口交错,使田水流动,有利于降温。

关于水田施肥的论述首见于南宋农学家陈旉的《陈旉农书》。其中认为地力可以常新壮、用粪如用药以及要根据土壤条件施肥等论点,至今仍有指导意义。

在水稻施用基肥和追肥的关系上,历代农书都重基肥,因为追肥最难掌握。但长时期的实践经验使古代农民逐渐创造了看苗色追肥的技术,这在明末《沈氏农书》中有详细记述。

古代人民对水稻病害有一定认识,从实践中也摸索积累了各种有效的防治措施。一般从栽培措施、药剂防治和生物防治3方面着手。

在栽培措施方面,一是实行轮作,这是最简单有效的减少病虫的办法。早在《齐民要术》种水稻篇中即指出:种稻没有什么诀窍,只要年年轮换田块就好了。

二是烤田防虫,烤田就是在水稻分蘖末期,为控制无效分蘖期并改善稻田土壤通气和温度条件,排干田面水层进行晒田的过程。这样土壤水分减少,促使植物根向土壤深处生长,有利于植物生长发育。

从防虫角度讲,烤田使水分供应减少,地上部的生长受到抑制,改变了稻株光合作用产物运转的方向,即向茎和叶鞘内集中,增加半纤维素的含量,不利于害虫的繁殖。

三是选用抗性品种。比如种植多芒的品种防止鸟兽为害。明末江苏《太仓州方志》中载有一个绿芒品种,名“哽杀蟛蜞”,虽无文字说明,从取名上可知是一个适于涂田种植不怕虫鸟啮食的抗避品种。

药物防治一是烟茎治螟。烟草在明代传入我国南方,以后很快传遍各地。农民在种植烟草中,发现烟茎及叶有杀虫的作用,因而试用于稻螟,效果很好,于是不胫而走,推广得很快。

二是菜油治虫。用菜油治虫始见于宋代。1180年8月,苏州闹虫灾,虫聚于禾穗上,当地农民以菜油洒之,一夕大雨,尽除之。到清末民初,农民遂用石油代菜油治虫,直至现代农药出现为止。

三是石灰治虫。以石灰作为治虫的药物也始见于宋代。南宋陈旉《农书》提到在播种前“搬石灰于渥泥之中,以去虫螟之害”。是石灰治虫的最早记载。

生物防治在我国有久远历史。水稻害虫的天敌,古人加以利用的有数种。

一是青蛙。稻田养蛙以消除虫害,是被古人运用了很久的办法。

二是养鸭治虫。利用放鸭到稻田治虫始见于明代广东、福建两省。据说以鸭捕蝗与人力捕蝗比较“一鸭较胜一夫”,“四十只鸭,可治四万之蝗”。

三是保护益鸟。历史上蝗灾频繁,古人早已观察到有一些鸟类扑食蝗虫的现象,于是对益鸟进行保护。历朝历代不乏政府提倡保护益鸟的例子。

古人对于水稻的收获、脱粒也总结出一整套科学的办法。明代文献中说,割下的稻株,其茎秆中有相当营养的物质,还能继续往稻谷中输送,可以提高果实的饱满度。

历来打谷所用的工具因农家财力、规模大小而异。小规模的脱粒都用稻簟,这是用竹篾编制的长方形竹席。另一种普遍使用的打谷工具是连耞,古代单称柫。最早记载见诸《国语·齐语》:“权节其用,耒耜枷芟。”

以上所述为水田育秧栽培的一季稻,是最普遍的稻作。此外,还有旱稻、再生稻、间作稻、连作稻、混播稻、浮水稻等特殊栽培方式。古人在这方面也有丰富的经验,体现了先民的智慧。拓展阅读陶渊明做彭泽县令时,官俸不高。他一不会搜刮,二不懂贪污,生活过得并不富裕。好在当时官府还拨给官员三顷“公田”以充作俸禄,陶渊明就想把300亩职田全都种上酿酒的秫子,好让自己每一天都有酒喝。可妻子竭力反对,不得已只得使每顷田中的50亩种稻,50亩种秫子。其实,陶渊明有他自己的想法。他认为教会儿子们种田比为他们积蓄多少粮食都管用。他愿所有的人都能友好相处,共同分享生活的乐趣,只有与大家喝酒才有意义。

小麦种植的推广

小麦是现今世界上最重要的粮食作物,在我国,其重要性也仅次于水稻。小麦起源于西亚,大约距今5000年左右进入我国。经过漫长的旅程,小麦逐渐适应了我国的土壤环境,成为外来作物最成功的一个。在我国农耕文明进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小麦自出现在我国后,经历了一个由西向东,由北而南的推广过程,直至唐宋以后才基本上完成了在我国的定位。小麦的推广改变了我国粮食作物种植结构,也改变了国人的食物习惯。

小麦在我国古代的推广始自西北,它经历了一个自西向东、由北向南的历程。有关考古遗址中有24处属于新疆,其中新石器时期至先秦时期的12处中,新疆就有6处。说明新疆在我国麦作发展初期的中心地位。

新疆近邻中亚,小麦最先就是由西亚通过中亚,进入到我国西部的新疆地区。时间当在距今5000年左右,后又进入甘肃、青海等地,甘肃省民乐县东灰山遗址中出土了距今约4000多年的包括小麦在内的5种作物种子。

古文献中也有有关西部少数民族种麦、食麦的记载。如成书于战国时代的《穆天子传》记述周穆王西游时,新疆、青海一带部落馈赠的食品中就有麦。《史记·大宛列传》等记载,中亚的大宛、安息等地很早就有麦的种植。《汉书·赵充国传》和《后汉书·西羌传》也都谈到羌族种麦的事实。

商周时期,小麦已入中土。春秋时期,麦已是中原地区司空见惯的作物,一个人如果不能辨识菽麦,当时成为了没有智慧的标志。此时,麦已然成为当时各个诸侯争霸战中最重要的物资。产麦区也成为战略要地。

据《左传》的记载,当时的小麦产地主要有现在河南温县西南的温,现在河南东部和安徽北部一带的陈,现在山东北部、东部和河北的东南部的齐,现在山东南部的鲁,还有地跨黄河两岸的晋。但据遗址发现的碳化小麦,实际的产地要超出史书的记载。

当时的小麦种植主要集中于各地城市的近郊区。这种情况到汉代仍然没有改变,东汉经学家伏湛在给皇帝的疏谏中提到“种麦之家,多在城郭”。

小麦虽然自西而来,但汉代以前主产区却在东方。《春秋》是春秋时期鲁国的一部史书,书中所反映的麦作情况,与其说是春秋时期的情况,不如更确切地说是当时鲁国的情况。

和鲁国相邻的是齐国,境内有济水。《淮南子》中说,济水宜于种麦,反映了当时齐鲁一带种麦的情况。事实上,春秋时期黄河下游的齐鲁地区是小麦的主产区,也就是范蠡所著《范子计然》中所谓“东方多麦”。

这种状况至少保留到了汉代,江苏东海县尹湾村西汉墓出土简牍上有关于宿麦种植面积的记载,反映了西汉晚期当地冬小麦的播种面积情况。

春秋时期,小麦自身经历了一个重大的转变。当初小麦由西北进入中原之时,其最初的栽培季节和栽培方法可能和原有的粟、黍等作物是一样的,即春种而秋收。

在长期的实践中人们发现,小麦的抗寒能力强于粟而耐旱却不如。如在幼苗期间,小麦在温度低至零下5摄氏度时尚可生存。在播种期间,如果雨水稀少,土中水分缺乏,易受风害和寒害,故需要灌溉才能下种。我国的北方地区,冬季气候寒冷,春节干旱多风。春播不利于小麦的发芽和生长,秋季是北方降水相对集中的季节,土壤的墑情较好。适应这样的自然环境,同时也为了解决粟等作物由于春种秋收所引起的夏季青黄不接,于是有了头年秋季播种,次年夏季收获的冬麦的出现。冬麦在商代即已出现。据文献反映,春秋战国以前,以春麦栽培为主。到春秋初期,冬麦在生产中才露了头角。冬麦的出现是麦作适应我国自然条件所发生的最大的改变,也是小麦在我国推广最具有革命意义的一步。

冬麦出现的意义还不止于此。由于我国传统的粮食作物多是春种、秋收,每年的夏季往往会出现青黄不接,引发粮食危机,而冬麦正好在夏季收成,可以起到缓解粮食紧张的作用,因此,受到广泛的重视。

自战国开始,主产区开始由黄河下游向中游扩展,汉代又进一步向西、向南大面积扩展。至晋代,小麦的收成直接影响国计民生。

小麦的推广伴随着种植技术的进步。冬小麦的出现,可以避免北方春季的干旱,但对于总体上趋于干旱的北方来说,秋季的土壤墑情虽然好于春季,但旱情还是存在的,更为严重的是,入冬以后的低温也可能对出苗不久的幼苗产生危害。

为了防止秋播时的少雨和随后冬季暴寒,以及春季的干旱,古人除了兴修水利强化灌溉和沿用北方旱作所采用的“区种法”等抗旱技术以外,也采取了一些特殊的栽培措施。如以物覆盖麦田,掩其风雪,令麦耐寒耐旱而又籽粒饱满。

这在西汉末年成书的《氾胜之书》中都有总结。在此基础上,北魏贾思勰在《齐民要术》一书中又对包括小麦在内的北方旱地农业技术进行了全面的总结,标志着我国传统的旱地耕作技术体系的形成,为小麦种植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技术基础。

唐代以前,北方地区的小麦和粟相比,仍然处在次要的地位。在《齐民要术》中,大麦、小麦被排在了谷、黍、穄、粱、秫、大豆、小豆、大麻等之后,位置仅先于北土不太适宜的水稻。

唐初实行的赋税政策中规定,国家税收的主要征收对象是粟,小麦则属于杂粮之列。到了唐中后期,小麦的地位才上升到与粟同等重要的地位。

780年所实行的“两税法”,已明确将小麦作为征收对象。唐末五代农书《四时纂要》中所记载的大田作物种类与《齐民要术》相当,但有关麦类农事活动出现的次数却是最多。

唐以后,北方麦作技术还在发展。至明末,燕、秦、晋、豫、齐、鲁诸道,农作物中小麦的种植面积已经占有一半。至此,小麦在我国北方的地位已经确立。

小麦在南方的推广较之北方要晚许多,并且是在北方的影响下发展起来的。汉以前江南无麦作,三国时吴国孙权曾经尝食蜀国使者费祎带来的食饼。这是目前所知江南有面食最早的记载。江南麦作的开始时间在吴末西晋时期,这和我国历史上第一次北方人口的南迁高潮是同步的。“永嘉之乱”后,大批北人南下,将麦作带到了江南。例如,在无数的南迁者中,有一名叫郭文的隐士,就曾隐居吴兴余杭大辟山中穷谷无人之地,区种菽麦,采竹叶木实,进行盐的贸易以自供。六朝时期麦作发展速度相对较快,种植面积较大的地区在建康周围和京口、晋陵之间以及会稽、永嘉一带,也与北方人口的聚集有关。东晋初年,晋元帝诏令徐、扬二州种植小麦﹑大麦﹑元麦这三麦。这是江南麦作之最早记载。

尽管麦食不受南方人的欢迎,但麦子已成为一部分南方人的粮食。南朝时的沈崇傃、张昭等人以久食麦屑或日食一升麦屑粥的方式向已故的亲人行孝。

南朝的梁军在与北朝齐军交战时,在稻米食尽之后,皆以麦屑为饭,用荷叶包裹,分而食之。这样的例子在史书中所在多有。

唐宋时期,随着国家的统一,人口流动频繁,特别是唐“安史之乱”和宋“靖康之乱”以后,第二次和第三次北方人口南迁高潮的相继出现,将麦作推向了全国。

唐代诗文中有不少南方种麦的记载,经前人的整理,南方种麦的区域主要有:岳州、苏州、越州、润州、江州、台州、宣州、荆州、池州、饶州、容州、楚州、鄂州、湘州、夔州、峡州、云南等地。

入宋以后,南方麦作发展得更为迅速。唐时被认为不宜于麦作的岭南地区在北宋时也已有了麦的种植。宋室南迁后,小麦在南方的种植更是达到了高潮。

当时麦类作物中不仅有小麦和大麦,而且还有不同的品种。长江中游的湖南,岭南的连州、桂林等地当时都有麦类种植。

南方原本以稻作为主,随着麦作的发展,出现了稻麦复种的二熟制。另据史书记载,二熟麦收割后再有用麦田种晚稻的。淮南地区也出现了麦地种稻,稻田种麦的记载。

随着麦作的发展,麦类在以水稻为主粮的南方地区的粮食供应中也开始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其重要性仅次于水稻。

而二熟制已成稻农之家数月之食,二麦的丰收也因此称作“小丰年”。面粉成为人们的日常生活的必需品,曾经和牛、米、薪一道成为民间日用品,在交易中可以免税。

技术的进步也在麦作向我国南方的推广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南方种麦所遇到的困难和北方不同,其主要的障碍便是南方地势低湿。因此,南方的小麦种植最先可能是在一些坡地上种植,因为这些地方排水较好。

此外,当稻麦复种出现之后,人们先是采用“耕治晒暴”的方法来排干早稻田中的水分,再种上小麦,实现稻麦复种。到了元代以后,又出现了开沟整地技术,以后一直沿用,并逐渐深化,对于小麦在南方的推广起到至关重要。

小麦在我国的推广经历了一个漫长曲折的过程,它的影响却深远而伟大。这种影响不仅表现在时间上的延续以及空间上的扩展,更反映在对我国原有作物种植及在粮食供应中的影响。

小麦在我国的推广,使得我国本土原有的一些粮食作物在粮食供应中的地位下降,甚至是退出了粮食作物的范畴。这从我国主要粮食作物及其演变中便可以看出。

我国是农作物的起源中心之一。农业发明之初,当时种植的作物可能很多,故有“百谷”之称。然而,最初的“百谷”之中,可能并不包括麦。而当“百谷”为“九谷”、“八谷”、“六谷”、“五谷”、“四谷”所代替时,其中必有麦。

起初,麦在粮食供应中的地位并不靠前,当它的地位节节攀升的时候,与之一道并称为“九谷”、“八谷”、“六谷”、“五谷”的一些谷物,却纷纷退出粮食作物行列。

比如,麻在我国栽培已有近5000年的历史,比小麦还早,其茎部的韧皮是古代重要的纺织原料,它的籽实,古代称为苴,一度是重要的粮食之一,也因此称为“谷”。

然而,这样一种重要的粮食作物在后来却慢慢地退出了主食的行列,到五谷或四谷时已不见其踪影,特别到了宋代以后,人们只知有做蔬菜食用的茭白,成了被遗忘的谷物。

还有一些作物虽然还是粮食作物,并且是主要的粮食作物,但在粮食供应中的地位却下降了。粟、黍在很长的时间里都是我国北方首屈一指的粮食作物,然而入唐以后,粟、黍的地位开始发生动摇。

这在农书中得到反映,《齐民要术》所载的各种粮食作物的位置中,粟列于首位,而大麦、小麦和水、旱稻却摆得稍后。《四时纂要》中则看不到这种差别,有关小麦的农事活动出现次数反而最多。

由此可见,麦已取代了粟的地位,成为仅次于稻的第二大粮食作物。这种地位形成之后,就是在玉米、甘薯、马铃薯等传入我国之后也没有被撼动。

小麦是外来作物中最成功的一种,受到了最广泛的重视。这是它成功的原因,也是它成功的标志。我国历史上种植的作物不少,而像麦一样受到重视的不多。

从宋代到清代,政府对于能够稳定南方小麦种植是非常重要的。上行下效,一些地方官也致力于小麦推广,发布文告,劝民种麦。经过长期共同努力,小麦在我国各地的推广取得了成功。小麦的推广不仅改变了我国人的粮食结构,也影响了我国人的饮食习惯。拓展阅读如果把宋代看作小麦经济和水稻经济的分水岭,我们会发现,水稻接掌我国农业后,我国统一王朝的更迭周期比过去延长了。从秦始皇建立中央集权的统一王朝开始算起,到北宋建立之前,我国一共经历了10个朝代更迭,历时1180余年。而从北宋到清代灭亡,一共5个王朝,历时950余年。北宋以前朝代更迭频繁,与黄河流域的小麦农业不无关系;北宋以后以长江流域的水稻生产作为帝国生存的基础。显然大大改善了帝国的健康状态。

玉米的传入和推广

玉米原产于南美洲,7000年前美洲的印第安人就已经开始种植玉米。此后,玉米成为世界上分布最广泛的粮食作物之一,种植面积仅次于小麦和水稻而居第三位。大约在16世纪中期,我国开始引进玉米,到了明朝末年,玉米的种植已达十余省,如河北张家口的“玉米之乡”,还有吉林、浙江、福建、云南、广东、广西、贵州、四川、陕西、甘肃、山东、河南、安徽等地。

玉米原来叫玉蜀黍,原产于美洲。1492年,当意大利探险家哥伦布踏上美洲的一个岛屿时,就“发现了一种名叫麦兹的奇异谷物。它甘美可口,焙干,可以做粉”。

哥伦布的这篇日记,曾被认为是世界上关于玉米的最早文字记载;学术界也曾经认为自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后,玉米才在世界上传播开来。

事实上,我国引种玉米的时间,早于哥伦布发现新大陆的时间。明代名士兰茂所著的《滇南本草》中,就有关于玉米的记载:“玉麦须,味甜,性微温,入阳明胃经,通肠下气,治妇人乳结红肿或小儿吹着,或睡卧压着,乳汁不通。”

兰茂生于1397年,卒于1476年。即使不计算此前我国对玉米的认识和使用的过程,这一记载也早于哥伦布的日记。因此,我国玉米的引进当在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之前。

据学者研究认为,玉米传入的路线有3条:一是从西班牙传到麦加,再经中亚引种到我国西北地区;二是从欧洲传到印度、缅甸,再传入我国西南云贵地区;三是从欧洲传到菲律宾,再由葡萄牙人或中国商人经海路传到我国福建、浙江、广东等沿海地区。

玉米传入我国后,就由华南、西南、西北向国内各地传播。因为是新引入的作物,每在一地推广,当地便给它取名字,因而玉米的异称甚多。除称“番麦”、“西天麦”、“玉蜀黍”外,还有“包谷”、“六谷”、“腰芦”等名称。

玉米在明代传入之初,尚未列入谷物而被人们视为珍稀之物。如明末学者田艺衡在他的《留青日札》中记载了玉米,书中说:

御麦出于西番,旧名番麦,以其曾经进御,故曰御麦。《留青日札》还对玉米的形状进行了描述:

干叶类稷,花类稻穗,其苞如拳而长,其须如红绒,其粒如芡实,大而莹白,花开于顶,实结于节,真异谷也。

田艺衡是钱塘人,当时钱塘一带也有种植,他说“吾乡传得此种,多有种之者。”

我国各省府县志中保存着丰富的有关玉米的记载。玉米传入后,首先是从山区开始种植的,到明代末年的1643年为止,玉米已经传播到河北、山东、河南、陕西、甘肃、广西、云南等10省。还有浙江、福建两省,虽则明代方志中没有记载,但有其他文献证明在明代已经栽培玉米。

玉米在我国的传播可以分为两个时期,由明代中期到明代后期是开始发展时期,明代后期这种农作物已传播到全国近半数省区。到了清代前期,全国各省县份多已种植。

清代玉米集中产区是中部的陕鄂川湘桂山区、西南的黔滇山区、东南的皖浙赣部分山区,华北和东北的玉米集中区主要在清后期至民国年间形成。

清初50多年,至1700年为止,方志中记载玉米的比明代多了辽宁、山西、江西、湖南、湖北、四川6省。1701年以后,记载玉米的方志更多,至1718年为止,又增加了台湾、贵州两省。单就有记载的来说,从1531年至1718年的不到200年的时期内,玉米在我国已经传遍20省。根据我国各省最早的文献记载,其年代的先后并不能代表玉米实际引种的先后,因为方志和其他文献记载,常有漏载和晚载的。

比如广西记载的玉米种植早于甘肃或云南30年左右,早于陕西60多年,早于四川一个半世纪以上,早于贵州差不多两个世纪。

江苏记载的玉米种植也早于甘肃和云南,浙江、福建、广东都早于陕西,四川、贵州20来年以至一个世纪以上。

玉米传入我国后成为我国重要的粮食作物。这种新作物的引种和推广,主要依靠广大农民群众的试种和扩大生产。勤劳而敏慧的农民大众,一旦看到玉米是一种适合于旱田和山地的高产作物,就很快地吸收利用。例如安徽1776年的《霍山县志》记载:四十年前,人们只在菜圃里偶然种一二株,给儿童吃,现在已经延山蔓谷,西南二百里内都靠它做全年的粮食了。

又如河北1886年的《遵化县志》记载,清代嘉庆年间,有人从山西带了几粒玉米种子来到遵化,开始也只是种在菜园里,可到了光绪年间就成为全县普遍栽培的大田作物了。可见发展的迅速。

我国本来有精耕细作的优良传统,农业技术已有相当高的水平,所以引种以后能够结合作物特性和当地条件,很快地掌握并提高栽培技术,并且培育出适合于当地的许多品种,创造出多种多样的食用方法。

玉米刚引进栽培时,除山区外一般都用作副食品。由于玉米的适应性较强,易于栽培管理,且春玉米的成熟期早于其他春播作物,未全成熟前又可煮食,有利于解决粮食青黄不接的问题,因而很快成为山区农民的主粮。18世纪中期以后,我国人口大量增加,入山垦种的人日益增多,玉米在山区栽培随着有很大发展。由于商品经济发展,经济作物栽培面积不断扩大,加以全国人口大幅度增殖,北方地区又限于水源,粮食生产渐难满足需要,玉米栽培发展到平原地区。后来的玉米栽培总面积更多,在粮食作物中产量仅次于稻、麦、粟,居于第四位,再后位次又有提前。在栽培技术方面,清代的知识分子张宗法所撰写的综合性农学巨著《三农纪》中说玉米“宜植山土”,并介绍了点播、除草、间苗等珍贵经验。《洵阳县志》中说山区种玉米,仅靠雨水维持玉米的生长,反映了当时栽培玉米不施肥料和粗放的管理措施。

随着玉米栽培面积的继续扩大,栽种技术才逐渐向精耕细作的方向发展。

在清代《救荒简易书》中,已讲到分别不同的土,应该施用不同粪肥和不同作物,以及玉米的宜忌和茬口等。

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各地农民还分别选育了不少适应各地区栽植的玉米品种。仅据陕西《紫阳县志》所记,该县常种的玉米就有“象牙白”、“野鸡啄”等多种。在东南各省丘陵、山区,玉米逐渐分化为春播、夏播和秋播3种类型。

此外,在田间管理、防治虫害等各方面,也逐步取得了越来越成熟的经验。到20世纪,随着现代农业科学技术的应用,玉米栽培又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

总之,玉米的引进,解决了当时的一些社会问题,满足了日益增长的人口对粮食的需求,扩大了土地播种面积,促进了农村畜牧业的发展。同时,玉米栽培技术也在实践中逐步提高,为后来玉米在我国的增产增收打下了基础。拓展阅读玉米是世界上分布最广的粮食作物之一,种植面积仅次于小麦和水稻。种植范围从北纬58度至南纬40度。世界上每一年的每个月都有玉米成熟。我国从明代引进玉米后,经过数百年发展,目前种植地区主要集中在东北、华北和西南地区,大致形成一个从东北到西南的斜长形玉米栽培带。其中黑龙江、吉林、辽宁、河北、山东、山西、河南、陕西、四川、云南等是主要省区。东北是我国玉米的主要产区,其中吉林是我国玉米生产第一大省,年产量近2000万吨。

古代高粱种植技术

高粱也叫蜀黍,现在北方俗称秫秫,在古农书里也有写作“蜀秫”或“秫黍”的。其实这些不过是一个名词的不同写法。高粱是我国重要的旱粮作物。古人在高粱种植栽培上,注重与豆类等间作套种;遵循“种之以时,择地得宜,用粪得理”原则,提倡早种早收,注重田间管理,倡导及时收获。

高粱在我国种植很早。在山西万荣县荆村新石器时期遗址、辽宁省辽阳三道壕子西村、河南大河村新石器遗址、陕西长武县碾子坡遗址先周文化层、甘肃民乐东灰山新石器时期遗址、辽宁省大连市大嘴子村落遗址等处,均发现了炭化的高粱。

根据考古发现,辽宁、河北、陕西、江苏出土的炭化高粱子粒和茎秆推断,证明西周至西汉期间,高粱已在我国许多地方种植并有相当产量。

北魏贾思勰《齐民要术》将高粱列于“五谷、果蓏、菜茹非中国物产者”中,这里的“中国”指我国北方地区,即北魏的疆域,主要指汉水、淮河以北,不包括江淮以南。

以后的有些农书更进一步认为,高粱始种于蜀地。因此,高粱原产中原地区的可能性不大,原产我国东北地区、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可能性较大。

在高粱被驯化栽培后,并没有如粟、麦等大宗作物那样得到大规模地栽培种植,只在局部地区如辽宁、河北、陕西、江苏、四川等地种植。

高粱在古代种植面积小、种植区域分散,使得高粱的命名带有明显地域性,增加了名称的复杂性。而又因其形类稷、粱等,在古代高粱就被冠以纷繁复杂的名称。

高粱的古名多达20余种,对于古代高粱的名称,农史学界、考古学界长期以来见仁见智,众说纷纭,尚无定论。造成名称复杂多样主要原因是古代高粱种植面积小、种植区域分散。

高粱名称多,也从另一个角度说明,它在古代的种植范围是比较广泛的。在高粱种植过程中,古代劳动人民取得了丰富的经验。

在高粱轮作茬口的搭配上,清代祁寯藻《马首农言》说,高粱多在去年豆田种之。清代农工商部编的《棉业图说》指出,在种棉之地先种高粱及蚕豆,次年再行种棉,棉花与高粱轮作,不仅能使棉花佳美丰收,又能以收获的高粱供农夫牲畜之需用。《棉业图说》还对棉花与高粱轮作作了规划:凡种棉者,宜将田地划分甲乙两区,第一年以甲种棉,以乙种高粱、蚕豆。次年则以乙种棉,以甲种高粱、蚕豆。逐年轮流。可见高粱的最好前茬是豆类,而高粱是禾本植物,其须根仅吸地面之肥,因此是棉的理想前茬作物。古代高粱在北方种的比较多,在南方为备荒也种植高粱,不过高粱一般不能在桑间种植。《农桑辑要》认为,桑间种植高粱,两者梢叶丛杂,就会导致都长不好。

高粱对土壤适应能力较强,有较强的抗逆性,抗旱、抗涝、耐盐碱、耐瘠薄、耐高温和寒冷等,无论在松散的沙壤土上还是在黏重的土壤上均可栽培。不过栽种高粱的土壤不宜过湿。

清代张宗法的《三农纪》和清代王汲的《事物会原》等许多农书,都认为高粱不宜种在地势低洼的地方。清代何刚德《抚郡农产考略》说:“宜肥地,坚地,平原,旷野俱可种。”

总之在土壤选择上,以种在肥沃疏松、排水良好的壤土或沙壤土最为适宜。并应根据不同种类高粱的特性,选用相宜的田土,遵循“择地得宜”原则。

在耕种时间上,高粱的种植要因地制宜,不同高粱品种有不同的播种时令。清代郭云升所撰《救荒简易书》对此作了详细记载:“黑子高粱二月种”,“白子高粱三月种”,“快高粱三月种”,“冻高粱十月种”。

此外,清代农书还记载了当时比较普遍的高粱播种方式,如“耧种”、“点种”、“穴种”等。强调在播种过程中稀疏得当,适当密植。这些记载,说明到了清代,我国高粱播种技术已经日臻成熟,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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