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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0-05-29 15:39: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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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何小兰,上官人

出版社:东方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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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民国

封面民国试读:

前言

美国《时代》周刊以其独特的视角来铭记世界历史发展的片段和瞬间,也是对世界历史进程的鲜明写照。而中国作为《时代》周刊一直关注的对象,处于其政治、社会漩涡中的核心人物不免多次出现在《时代》周刊的封面上。

纵观中国的历史,她犹如奔腾不止的江河,有时浩浩汤汤、一泻千里;有时表面风平浪静实则暗流涌动;有时波涛汹涌,浊浪翻腾……

当历史的脚步走进民国的门槛,便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大波折、大动乱,也注定这个时代会出现一些不同寻常的人物和事件。

在这个社会动荡的时代,出现了许多对国家命运有着重要影响的实权人物,他们也引起了世界的关注。比如那些登上《时代》周刊封面的民国政要,他们的社会地位极为显赫,有的独霸一方,有的号令全国,有的操控中国的钱袋子……尽管他们的身份各异,但在世界影响力上各有千秋。可能有人会问:这些人当中,有的实力并不是当时最强的,为何也能登上《时代》周刊封面?他们靠什么得到《时代》周刊的关注?

本书以《时代》周刊封面所登载的民国封面人物为主角,以他们登上《时代》周刊封面的缘由为主线,来讲述一些能展现他们人物个性和影响当时社会进程的事件,其中包括当时的社会风情和政治内幕等。书中也叙述了这些民国政要为人处世的历史细节,并加上微型的生平简介,以便我们对这些民国政要和当时的政治风云有更真实的了解。

本书依据海峡两岸和香港的历史档案资料以及蒋介石、冯玉祥、汪精卫等民国政要的日记撰写而成,展现了这些民国政要的内心世界以及一些不为人知的历史细节。此书不是传统的学术著作,但所依据的史料有据可查,行文通俗,是一本适合床头闲侃的通俗读物。第一章吴佩孚“中国最强者”一、吴佩孚档案

尊称:中国的鲁登道夫。

别名:吴子玉。

生卒年:1874—1939。

籍贯:江苏省常州市(延陵郡)。

出生地:山东省蓬莱市北沟镇吴家村。

家世:吴佩孚出生在山东省蓬莱县的一个小商户家。其父吴可成依靠祖宗传下来的“安香”杂货店维持生计。吴佩孚6岁就被吴可成送到私塾读书,身处闹市中仍然用心读书,备受老师器重。随后,其父吴可成因病去世,吴佩孚只能与母亲张氏相依为命。家境日趋贫寒,遂到蓬莱水师营当兵,后参加科举中秀才,不幸中途被免,不久投奔天津陆军部队,其出色的谍战才能,使得他平步青云,继而成为乱世枭雄。

学历:保定陆军速成学堂。

职务:先后任北洋陆军曹锟部管带、第六旅少将旅长,直系军阀首领,国民革命军陆军一级上将。

研究领域:军事(谍战专家)、文学(懂八股文的秀才)。

主要著述:《春秋正义证释》《易箴》《大丈夫论》《日食参考说》《循分新书》等。

经典名言:并非仇寇外患,何须重兵防守?对外不能争主权,对内宁忍设防线。

特殊嗜好:会写诗、绘画并且字也写得好,擅长楷书与草书,绘画以墨竹、梅花为主。《时代》周刊封面上的解说词:吴将军——中国最强者。二、敢闯敢干:从笔杆子到枪杆子的功名路

吴佩孚长得一副当今文艺屌丝的模样:一溜儿红色的短胡须,丝瓜脸加高颧骨,挺直的鼻梁,再加上他科举出身的前清秀才身份,更显出他的文艺范儿。吴佩孚22岁考取了秀才,当时的他书生气很重,且有些血气方刚。在山东济南游学的吴佩孚看到山东邮政监督家里唱大戏,因为好奇心的促使而偷偷溜进府内,却被保安发现,保安斥责吴佩孚,并要把他赶出去,吴佩孚年轻气盛,对保安大打出手,在山东邮政监督家门口上演了一出武打戏。在那个动荡的年代,邮政监督可是一般人惹不起的,就连当地衙门官员也要敬邮政监督三分,因为邮政是法国人办的,就凭洋人这点势力,国民都避之犹恐不及。但年轻的吴佩孚哪里知道,自己和山东邮政监督的保安打起来确实是“鸡蛋碰石头”。山东济南县的衙官一看吴佩孚摸了老虎屁股,就把这个涉世未深的小年轻的功名给革了。吴佩孚面对地方衙门对自己不公正的处置,便破口大骂清政府的腐朽无能,发泄完自己的不满后,从此离开家乡,开始闯荡社会。正是山东邮政监督门外的一场武戏使吴佩孚的人生观产生了逆转,他的人生理想渐渐从“笔杆子里出功名”转变到“枪杆子里出大爷”。

吴佩孚被革去秀才功名后,还有段人生的小插曲。为了避祸外逃,还做过“北漂”一族,混迹在北京街头,靠给人算命和写对联维持生计。一看偌大的北京城,竟然没有他安身立命的地儿,吴佩孚觉得没必要继续呆下去。1898年的春天,身无分文的吴佩孚找到堂兄吴亮孚,向他借了一笔钱,急忙赶赴天津,应征当时清军精锐部队武卫左军聂士诚部,成了一名普通的勤务兵。

后来,吴佩孚随部队开拔到唐山外的小镇开平,他无意中得知,李鸿章在此地办了个武备学堂,正在招收第二期学生。于是,这个秀才出身的护兵思想开了小差,就留在开平报考军校,最后终于考进了这所由大清国军官与德国军官共同教习的军校,从此吴佩孚正式走上职业军人的道路。一年后,袁世凯由山东巡抚升任直隶总督,于是他将开平武备学堂迁往直隶省会保定,与原在保定的其他北洋军校合并为北洋武备学堂。吴佩孚听说,进入新校要复读一年级,他不愿意从头再来,就选择留在了兵营。但吴佩孚还是得到了军校比较好的安置,他被派往天津陆军警察队任班长,也算中国第一代警长。两年后,袁世凯又创办了学期一年的陆军速成学堂,段祺瑞任学堂校长。吴佩孚想获得一纸文凭,便去保定报考,考中后被分到测绘科。此时吴佩孚28岁,成了段祺瑞的学生。1924年《时代》周刊封面上的吴佩孚

吴佩孚从军校毕业后,当了北洋督练公所参谋处的小官佐,此后官阶逐年爬升。在对外问题上,吴佩孚很有民族气节,据说俄国人企图让蒙古独立,但是遭到了吴佩孚的反对。俄国人看到吴佩孚不愿意和他们合作,就千方百计地想抓到吴佩孚。不幸,吴佩孚于1903年被俄国人抓住。凶狠的俄国人想通过火车把吴佩孚从俄国羁押到东北哈尔滨,并准备让吴佩孚接受死刑。普通人听到要被执行死刑肯定毛骨悚然、胆战心惊,但是吴佩孚并没有被吓住。他一路上都在与押解他的两名俄国人斗智斗勇,想办法解救自己。吴佩孚看到他们很爱抽烟,便灵机一动,买了两盒香烟给他们抽。见这两名俄国人抽上瘾了,吴佩孚便趁他们抽烟的工夫说要去上厕所,两名俄国人都不想抽空儿去看着吴佩孚,都生怕同伙儿把自己的烟给抽了,便向吴佩孚挥了挥手,让他自己去解决,而他们则继续抽烟。吴佩孚意识到,逃命的机会来了,他顺着火车车厢,爬到火车最后一节车厢的车门处跳了下来,成功逃离了俄国人的死亡列车。吴佩孚临危不惧,用自己的聪明才智成功地解救了自己,这也是吴佩孚令人佩服的地方之一。

吴佩孚九死一生的人生阅历,让他敢闯敢干。俗话说,“光脚的不怕穿鞋的”,吴佩孚与死神都擦肩而过了,还怕什么。到1924年,吴佩孚作为中国的一代枭雄,其势力范围之广,是其他军阀都难以比拟的。吴佩孚的势力处于巅峰时,北从山海关,南至上海,全由当年这个小秀才掌控。如果没有惊人的军事才能,吴佩孚是不可能达到这样一个人生高度的。吴佩孚在中秀才之前,迫于生计,做过水师营学兵,当时的他就有了军旅生活的实践,而且对古代兵书和军事小说有着浓厚的兴趣,喜欢看抗倭英雄戚继光所著的《练兵实纪》《纪效新书》,同时也迷上了《三国演义》和《精忠说岳传》。胡适曾在日记里这样记载:“吴佩孚用兵确有天才,全是从《三国志》《列国志》《说岳》《水浒》等书得来,但变化应用全是他的天才。”

吴佩孚研习中国古代兵法,结合近代战争的实际特点,在数次重大战役中运用的战略战术,体现了一个近代军事家的智慧。在第一次直奉战争中,吴佩孚主要采用地雷来消灭敌人:他用树枝装扮成士兵,燃放鞭炮,诱使奉军放枪炮,消耗其弹药;以少数兵力,分散引诱敌人,待奉军中计前进,就会误踩地雷而被炸死。吴佩孚在战术上善于先用弱兵,后用强兵,这一战术在大会战中起了关键作用。在直皖战争中,吴佩孚采用“掏心战术”,亲率士兵为主攻,直杀皖军大本营,并令兵将分东、西两路配合主攻包抄。这种“擒贼擒王”的战术,稍有不慎就会被敌人各个击破,可是吴佩孚往往出敌不意,大获全胜。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吴佩孚用兵:诚有天才,临阵如无事,兼旬不暇而不疲,精力胆量,实少其比。吴佩孚派兵打仗,还非常注重舆论战,从精神上瓦解敌人。如直皖战争之前,他接连发出指责皖系之通电、檄文,列举段祺瑞、徐树铮罪状:“祸国殃民,卖国媚外”“把持政柄,破坏统一”。在第一次直奉战争中,吴佩孚采用了类似手法,也得到了满意的结果。

另外,吴佩孚治军也很有一套。在他看来,得一良将,等于得无数精兵。吴佩孚选将,标准严苛。他认为,凡为将之道,冬不披裘,夏不衣葛,暑不挥扇,寒不围炉,必与士卒同甘苦,共患难,方足以得士心。他不允许部将敛财私蓄,他要求将领,有钱就必须用在养兵练兵之上。因此,吴佩孚有倡廉的美名。吴佩孚要求手下的将领爱兵,注重官兵之间的感情交流,要求将领与士兵要“一力一心,生死相依”。在战斗中,将领要一马当先,冲杀在前。吴佩孚本人就是如此,他曾说,在战场上就是碰到了拿破仑,他也不会害怕,以此来鼓舞士气。吴佩孚为了驾驭部将,把将才分为“天将”“地将”“神将”“威将”“猛将”“勇将”“儒将”“大将”八种,每一种都规定了严格的标准和要求,以此来激励将领进取向上。吴佩孚用兵极注重部队的整体素质,他认为兵贵在精而不在多。一支精锐的部队,除了训练有素以外,还必须纪律严明。他还认为兵不可富,因为富则思家;兵亦不可穷,穷则生怨;兵不可闲,闲则生惰心;兵不可浪,浪则放心生。所以,训练部队要“教法善,操法勤,立法严,立赏宽,令出肃,成功巧,法之明”。他要求士兵实行“六戒”,即戒酒、戒色、戒财、戒气、戒烟、戒赌。在纪律方面,吴佩孚本人就是一个严肃的纪律执行者。在军事教育上,他要求自己的部队“既是民国人,即当立志恢复民国之真正共和,要想恢复民国共和,须先恢复中国一贯相传之忠孝”。三、助五四,救故宫:爷们儿也爱国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日本企图称霸亚洲,占领全世界,在中国山东与德国打架,抢了德国在山东的各种权利,不仅攻占了青岛,还抢占了胶济铁路全线。1918年,德国战败,战胜国在巴黎举行谈判。中国作为战胜国一员,也派代表团参加了这次世界会议。在会上,中国代表团提出要取消列强在中国的一切特权;取消卖国贼袁世凯和日本签订的“二十一条”不平等条约;要把日本从德国手中夺得的山东权利归还给中国。但是,战胜国其他成员在这次会议上没有给中国一丁点儿的面子。他们不但不同意中国代表团提出的一切合理要求,还无情地将德国在中国山东的各种权利转交给日本,这不仅让中国人蒙羞,更是对中华民族的极大侮辱。而可悲的是,北京政府居然准备在这所谓的“合约”上签字,国内群众特别是学生愤怒了,他们纷纷起来反抗,掀起了爱国救亡的五四运动。

1919年5月4日,北京各大高校的学生们云集在一起,冲破军警的阻挠,从天安门出发,一路游行,痛打章宗祥,火烧赵家楼,他们唯一的愿望就是要求政府拒签出卖青岛的巴黎和约。政府当局大肆镇压学生的爱国运动,当即逮捕了学生代表三十多人,后来陆陆续续有超过一百七十人被逮捕。其时,吴佩孚还在衡山,当他听到政府镇压手无寸铁的学生时,极其愤怒。他义愤填膺地给当时的大总统徐世昌发去通电:“中华的大好河山,如今任由他人宰割,稍微有点儿爱国之心的人,谁会不气愤呢?这些学生,出于满腔的爱国热情奔走呼号,前仆后继,以草击钟,以卵击石……其心可悯,其志可嘉,其情更可原宥。”随后,吴佩孚又致电南北将领,联合通电反对政府签订巴黎和约。在这份电文中,吴佩孚的大意是“现在已经到了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境地了,绝不许你们出卖中国的主权,绝不能把我山东老家作为鱼肉送给日寇,作为一名山东大汉,我愿意和日本决一死战!”吴佩孚在五四运动时的大义凛然,表现了他诚挚的爱国情怀。五四运动

五四运动期间,吴佩孚填了一首词《满江红·登蓬莱阁》,并将这首词作为自己军队的战歌。“北望满洲,渤海中,风涛大作。想当年,吉黑辽沈,人民安乐。长白山前设藩篱,黑龙江畔列城郭。到如今,倭寇任纵横,风云恶!甲午役,土地削;甲辰役,主权堕!叹江山如故,夷族错落。何日奉命提锐旅,一战恢复旧江河,却归来,永作蓬山游,念弥陀!”日本人听到吴佩孚作的这首词,便有意刁难。曾有一名日本记者,就想当面让吴佩孚难堪,他采访吴佩孚时,便带着嘲讽的口气问:“登蓬莱阁看不见长白山吧?”吴佩孚随即笑着回答说:“我心眼极其通灵,不但能看见长白山,就连你们日本的富士山我都能看得见!”日本记者哑口无言,只得灰溜溜离开。

故宫,明清两代24个皇帝都在此生活和处理政务,是老祖宗留给子孙后代的一笔宝贵的物质和文化财富。但是在辛亥革命后,一些官员企图将故宫拆掉,在旧址上重新盖一栋国会大厦。紫禁城三大殿将要面临灭顶之灾。此时,吴佩孚正在洛阳,他得知这个消息后,愤慨地拍案而起,大骂道:“你们这群蠢猪!”而后他马上发电报给大总统、总理和财政部长:“故宫那是老祖宗留给后代的瑰宝,数百年的中华文化都蕴含在故宫里,坚决反对你们拆毁故宫,建议会大厦!”此后,国内各种报纸先后刊登了吴佩孚的这封电报,支持吴佩孚保护故宫的做法。随后,国内各界也掀起了保护故宫、反对拆建的浪潮。在全国人民的声讨下,那些昏庸的官员们才不敢对故宫再动邪念,故宫三大殿得以幸存。四、不贪财、不好色、不纳妾、不嫖娼:男人中的正人君子

在当时的军阀中,吴佩孚是受教育程度最高的,他不仅写得一手好字,还经常在茶余饭后绘画和作诗。可见,吴佩孚不仅有军人范儿,更有文艺青年范儿。吴佩孚的《虬龙破雪》《竹石图四条屏》《梅花》等作品在今天仍然具有很高的艺术欣赏价值;吴佩孚的书法也浑然天成、大方得体、气势磅礴;吴佩孚的诗《黄州早春登城》:“两字功名百战哀,江山无改此登台。举杯独酌看周易,樊口江鱼下酒来。”在当时也广为传唱。就算今天看来,吴佩孚也绝对是一个才子。

吴佩孚虽然才情甚佳,又是直系军阀的老大,但是一辈子坚持不贪财、不好色、不纳妾、不嫖娼,是男人中的正人君子。

吴佩孚一生最崇拜的人物就是关羽和岳飞,这两位最突出的特点就是痛恨贪官污吏并且生活作风极其简朴清廉。吴佩孚崇拜关羽的斩将杀敌,岳飞的所向披靡。军阀混战的年代,各大军阀都腰缠万贯,唯独吴佩孚是直系军阀中最穷酸的一个,手里不仅没有田产,就连自己的小金库也没有,平时只靠军饷过日子,而且军饷全都交给家里的老太太管理。吴佩孚在军阀里的清廉作风是远近闻名的。吴佩孚虽然是直系军阀的首领,身居高位,但是生活十分简朴,这可能与他童年与母相依为命养成的良好习惯有关。在中国大地上,很多军阀头子热衷穷奢极欲的日子,金线军装和亮牛皮靴成了这些军阀身份的象征。但是吴佩孚与其他军阀不同,他朴素得不能再朴素了,一身旧灰布军衣和一双旧青布鞋并不妨碍他指挥千军万马。吴佩孚每日的餐食也十分节俭,通常是家常菜加米饭或者白面。虽然吴佩孚喜欢喝酒,但是吴佩孚每顿饭规定自己只许喝少许的山东黄酒和绍兴酒。1924年,从英国留学回来的钱昌照,曾记述他与吴佩孚初次见面的情景:“吴大帅喜欢穿布衣布鞋,白薯碎屑落了一身,他招呼我一起吃烤白薯,还大谈自己的做人哲学。”1927年5月的某天,吴佩孚率卫队经河南邓县构林关逃往四川,得到当地乡绅的热情款待。面对满桌子的酒肉,吴佩孚沉重地说:“免了吧!战火连绵,百姓不得温饱,我们还要这么多菜干什么?”说罢,只留四个小菜,其余全叫人撤下。吴佩孚画的梅花吴佩孚的书法

吴佩孚没有私蓄,也没置田产,他兵败后,先后寄居过当时四川的奉节、大足、达县等地,卫队、随员也逐渐作鸟兽散,他不得不依附当地军阀,过着寄人篱下的生活。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人多次威胁并利诱吴佩孚当汉奸,但他坚决不从。1932年,吴佩孚离开四川,定居北京,生活费用主要依靠老朋友张学良资助。1936年张学良因西安事变中被囚禁后,吴佩孚生活的主要来源被掐断,只得依靠自己的老部下齐元接济,吴佩孚在他那儿挂了个“顾问”的职位,每月杯水车薪、艰难度日。

吴佩孚的不好色在军阀中可以说是极具个性的。这还要从他参加科举考试说起,当年也不知道哪个考官出了这样一道题——《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题目一出,许多风流倜傥的富家子弟和官子弟都傻眼了,不知从何下笔,这题目明显与他们的纨绔生活不沾边。而吴佩孚则文笔一抖,洋洋洒洒写下几千字,这对于那些常常沉浸于夜夜笙箫生活中的纨绔子弟来说,绝对是个奇迹。吴佩孚在参加科举考试之前就著有《戒淫说》一文,文中的观点对吴佩孚这次考试答题具有极大的参考价值。吴佩孚在他的答卷中这样写道:“食色为天性,男女之大欲也。率性而节欲,可庶几于圣贤;纵欲而灭性,则近于禽兽……”吴佩孚对于女性的观念与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不谋而合,主考官看了这样的文章,自是拍手称快,吴佩孚也因为这篇出色的文章位居此届院试的第三名,藉此成了秀才。

吴佩孚当年迫于生计,不得不在14岁那年去当学兵,以图谋口饭吃。当时蓬莱的清军水师营招收年龄16岁至20岁的学子当学兵,要求每隔五天集训一天,每月发饷银二两四钱。吴佩孚虚报了两岁,才得以通过。小小年纪去当兵,兵营里各种兵痞拉帮结派,狂嫖滥赌成了兵痞们最大的乐趣。有一天,班长拉着吴佩孚去了妓院。班长一到妓院就消失在烟花柳绿之中,而年纪轻轻的吴佩孚不谙世事地站在墙角处。这时一帮妓女围了过来,对着吴佩孚就是一阵淫笑:“小小年纪,就想吃荤啊?”这帮妓女的嘲笑惹得吴佩孚火冒三丈,他咬牙切齿地对这帮妓女说了三个字:“臭婊子!”这帮妓女一听,这毛头小子竟敢骂起姐姐来,于是三五个人你推我抓地把吴佩孚当作发泄的工具。吴佩孚的手腕处被抓出了好几道印子,外衣也被这帮妓女撕破了。吴佩孚被这帮妓女欺负,心生痛悟,在小小的心灵里便留下了“最毒妇人心”的阴影。

从这次“召妓门”事件后,吴佩孚坚决抵制军营里的各种不正之风,不与兵痞们的一切恶习沾边。当其他士兵都沉浸在灯红酒绿之中时,吴佩孚却在发奋读书,并且还将写有激励自己话语的纸条放在床头:“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对于吴佩孚的发奋,兵营里的长官看在眼里,暗自夸赞吴佩孚以后肯定会有出息。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吴佩孚不贪财、不好色的品德以及卓越的军事才能,使他成为中国第一个上《时代》周刊的封面的人。

对军阀来讲,有个三妻四妾是再寻常不过的事儿了。袁世凯有一妻九妾,儿女多得超乎想象,他有17个儿子、15个女儿,17个儿子又为袁世凯生了22个孙子和25个孙女;曹锟、张作霖等权贵人物也都有三妻四妾。唯独吴佩孚只有一个合法的妻子张佩兰,并且他从不寻花问柳、拈花惹草。相传当年德国驻华公使的千金露娜小姐把丘比特之箭射向了吴佩孚,她对吴佩孚彻夜相思,并且大胆地向吴佩孚写信求婚。吴佩孚很迅速地躲过了这一箭,他将这位德国小姐的情书当成公文批示,以“老妻尚在”回复,断了这个金发美女的相思之路。

吴佩孚与妻子张佩兰相敬如宾,只可惜两人一直没有子嗣。张佩兰多次劝吴佩孚纳妾,不想让吴家香火就这么断了,但是吴佩孚坚决不答应。吴佩孚当时就有现代社会的“一夫一妻制”观念,这在当时军阀妻妾成群的年代是十分罕见的。

吴佩孚作为直系军阀的首领,具有极强的自制力,他时刻严格要求自己,曾经给自己写了一副对联,挂在客厅里,用来警示自己。这副对联的上联是“得意时清白乃心,不纳妾,不积金钱,饮酒赋诗,犹是书生本色”,下联是“失败后倔犟到底,不出洋,不走租界,灌园怡性,真个解甲归田”。不贪财、不好色、不纳妾、不嫖娼是吴佩孚一生的真实写照,他不愧是男人中的正人君子。五、知恩图报:利人才是最大的利己

吴佩孚从一个落魄的穷秀才到“势倾朝野”的军阀枭雄,拥有跌宕起伏的精彩人生。吴佩孚横空出世的人生经历与他知恩图报的为人处世之道有极大的关系。

吴佩孚年纪轻轻,挑灯夜战,发奋读书,好不容易考上了秀才,谁知命运不济,吴佩孚因为邮政监督家门外的一场武打戏就被扫地出门。无奈之下,他只得背井离乡,在京城找份吃饱肚子的活儿。后来,吴佩孚在别人的指点下投奔天津陆军部队,吃上了兵粮,当了个社会地位低下的小兵。

吴佩孚眉清目秀的样子在军营里并不受欢迎,还常常遭到歧视。在军营里,吴佩孚是被欺负的对象之一。士兵训练时,他因为动作不到位,经常受到军官的谩骂和其他士兵的嘲讽。后来,吴佩孚被选为“戈什哈”,这“戈什哈”就是勤务兵,给长官当佣人,听凭长官呼之即来挥之即去。可是,吴佩孚也是因为当了“戈什哈”,才被部队的一个老幕僚郭绪栋相中。

吴佩孚被郭绪栋这个伯乐相中,完全是出于偶然。吴佩孚帮忙给郭绪栋送一个文件,顺手翻了一下,却发现这份文件中用错了典故,于是自己就在那里嘟嘟囔囔,正好被郭绪栋听见了,郭绪栋不但没有斥责他,反而认为他嘟哝得有道理。郭绪栋认为他卓尔不凡,是难得的可塑之才,于是两个人桃园结义,他还时不时把吴佩孚请到家里吃饭。在郭绪栋的极力推荐下,吴佩孚很快当上了团部文书。军营里的文书是一份闲差事,就是抄抄公文,替大伙写写家书就行了,工资待遇倒很不错。可是吴佩孚素有大志,怎么会满足于这样的小吏生活呢?他经常利用空闲时间努力学习,准备报考军校。郭绪栋经常当着众人的面拍着吴佩孚的肩膀,夸奖他日后肯定前途无量。后来吴佩孚报考武备学堂,郭绪栋这位结拜大哥给予了力所能及的帮助。

吴佩孚对义兄郭绪栋的恩情从来没有忘记,时时记在心上。发迹后,他打听到郭绪栋在济南商埠局干得并不顺心,生活十分窘迫。所以,吴佩孚当上直鲁豫巡阅副使后,第一件事就是请郭绪栋过来做自己的秘书长。郭绪栋到洛阳后,吴佩孚并没有把他当作一个普通的下属看待,而是对他毕恭毕敬,以感恩的心来报答当年郭绪栋对自己的恩惠。在洛阳任职期间,吴佩孚是非常讨厌鸦片的,他严禁军营中的官兵接触鸦片。但郭绪栋却是个例外,由于他的体质较差,每每病痛发作的时候都需要用鸦片来止痛,于是吴佩孚就破例,允许郭绪栋在军营里使用鸦片。由于郭绪栋三天两头有病,所以吴佩孚每次都是让部下亲自将公文送到郭绪栋的府上,如果有急事需要商量,吴佩孚便亲自到郭绪栋的卧室,而不是命令他到自己的办公室来商议。

吴佩孚对郭绪栋的感恩令郭绪栋深深感动,所以郭绪栋对吴佩孚是绝对忠诚,不做半点儿对义弟不利的事情来,对他的命令也是坚决执行。1922年,第一次直奉战争中,郭绪栋为吴佩孚出谋划策、使得他能够连连得胜。上级也知道吴佩孚身边有个能人郭绪栋,准备提拔郭绪栋为济南道尹。可是郭绪栋舍不得吴佩孚,最终还是留在了吴佩孚的身边。

1924年,郭绪栋由于老母生病,加之自己的身体也不好,且心中一直坚持“父母在不远游”的观念,于是就向吴佩孚正式提出了辞职。但是,吴佩孚哪里肯让恩人就这样离开呢,不断地向郭绪栋发电报,恳求郭绪栋回来。郭绪栋最终还是被吴佩孚的诚意感动,又回到了吴佩孚的身边。六、乱世枭雄的民族情结:誓死不做日本走狗

虽然在教科书中吴佩孚因为一直被当作反面材料,但吴佩孚抗日的态度却是坚定的,“誓死都不做日本走狗”。

吴佩孚败北的时候,相当落魄。国内其他军阀如果败北,通常情况下会选择出洋考察、逃亡海外或者干脆依靠日本或者英美势力的扶植继续作威作福。而吴佩孚没有选择其中之一,而是在国内辗转流亡。当时,有人劝说吴佩孚逃到天津的日本租界寻求庇护,吴佩孚对他严厉斥责:“堂堂一个中国人,在中国的土地上让日本庇护,有伤国体,乌可为者!”吴佩孚坚决不投靠日本而是去了汉口。在汉口的日本特工找到了吴佩孚,表达了日本方面希望他去日本东游的愿望。醉翁之意不在酒,日本方面的本意在于拉拢利用吴佩孚。吴佩孚斩钉截铁地说:“老子连租界都不去,让我去日本,做梦吧!”日本特工只得灰溜溜地离开。此后,日本方面又向吴佩孚表示愿意给予资金上的支持,扶植他东山再起,但都被吴佩孚拒之门外了。吴佩孚不但对日本蔑视,而且对外国企图干涉中国内政的一切做法都坚决予以抵制。在吴佩孚流亡期间,英美对吴佩孚开出了无抵押借款的支票,俄国也向吴佩孚伸出了橄榄枝,吴佩孚却对这些不屑一顾,并对这些洋人说:“这是中国自己家的事儿,用不着你们插手!”面对洋人,吴佩孚的胆量和气概是其他军阀都无法相比的。

1931年,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日本迫切需要在华寻找一个代理人。日本人找到了末代皇帝溥仪,企图让他建立一个伪满洲国政权。吴佩孚对此事当即表态:坚决反对。1935年,日本人想出了一个馊主意,即所谓的“以华制华”策略,让汉奸搞华北自治,他们找到吴佩孚,并答应给他一定的好处,给他封个“华北王”的称号。吴佩孚理直气壮地拒绝了日本人,事后,他还为此作了一首诗:“国耻传来空有恨,百战愧无国际功。无泪落时人落泪,歌声高处哭声高。”吴佩孚以诗还击,不愧是“儒秀才”。吴佩孚的这首诗表达了他坚定抗日的决心。身着戎装的吴佩孚

日本人对吴佩孚的拉拢并没有被他的诗所阻止,他们对吴佩孚使出了第二波政策诱降。鉴于吴佩孚势力的强大,日本方面想让吴佩孚担任北平维持会的会长,吴佩孚坚决不答应。1938年,日本想把伪南京政府和伪华北政府整合为一个汉奸政权,不惜投老本让吴佩孚当“中国王”。土肥原贤二说:“恳请玉帅出山,担任原职,维持中日亲善友好。”吴佩孚摇头冷笑说道:“现在根本谈不上出山。如要出山,请贵国人等一概退出中国,可以吗?”土肥原贤二以为此事还有商量的余地,立即提出:“既然如此,就请您出面,开个中外记者招待会,如何?”吴佩孚听后欣然点头同意。没多久,沦陷区的报刊大量报道了吴佩孚要召开记者招待会的消息。土肥原贤二还派人为吴佩孚准备了记者招待会的“讲稿”,并命令翻译不论吴佩孚是否按照“讲稿”说,都要按“讲稿”逐句进行翻译。1939年3月30日,百余名中外记者拥向什锦花园。花园内戒备森严,进场的记者每位都发有一份中、英、日三种文字的“讲稿”。吴佩孚尚未开口,中外记者们已经读到了打印好的《吴氏对时局的意见》。一身中国绅士装束的吴佩孚在众人的簇拥下进入会场,他先是客气地向诸位记者鞠了一躬,然后瞥了一眼案前的“讲稿”,就开始作即席演讲。他说:“首先,和平问题的首要问题就是平,平就是日军必须撤出北平。除此之外,北平问题牵扯到华北问题,要解决华北问题,日军必须与中国在重庆谈判。”吴佩孚用一盆冷水把日军的贪欲浇灭。日本人自然恼火,可是依然对吴佩孚存有幻想。

汉奸汪精卫自打叛国后,小日子过得有滋有味。日本试图拉拢吴佩孚,让他和汪精卫一起干卖国的勾当。这样,日本在中国就有了两位“贤内助”,日本称霸亚洲的野心就更有机会得逞。汪精卫向来坚持以讨好日本为工作中心。他为了更好地迎合日本的企图,私下派最信任的手下陈中孚去游说吴佩孚,企图把他拉到自己这条卖国的战线中来。陈中孚连夜赶到吴佩孚那里,委婉含蓄地表达了顶头上司汪精卫的意思。没想到陈中孚的话还没说到一半,吴佩孚就起身而立,瞪着眼睛对陈中孚说:“谁要是跟汪精卫合作,那就是下贱的畜生!”并且向陈中孚扔下一首自己写的《正气歌》:“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这让陈中孚面红耳赤、仓皇而走。吴佩孚严格训练新兵

吴佩孚不买日本人的账,日本人将他视为了“眼中钉,肉中刺”,日本早就想置吴佩孚于死地,只是一直苦于没有机会。直到1939年的一天,吴佩孚吃羊肉饺子的时候,不慎被羊骨刺牙。吴佩孚的家人起初去请德国医生来,德国医生建议吴佩孚亲自到德国租界的高级医院治疗。但是吴佩孚有言在先,誓死不去外国租界,自然把德国医生的话当成耳旁风了。吴佩孚的夫人看见丈夫病势严重,劝说吴佩孚去德国租界地东交民巷去医治,却遭到吴佩孚这个倔老头儿的反对:“你我夫妻一场,我的心意你是最了解的,如果你趁我昏迷之际把我送往东交民巷,那我们夫妻的缘分就到此结束!”德国医生叹息而去,张氏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团团转。

日本特工川本芳太郎听说吴佩孚牙被刺了,主动介绍一个日本医生,吴佩孚家里为他看病。吴佩孚相信了日本特工的鬼话,让日本医生为其医治。日本医生田石在动刀时做了手脚,让吴佩孚莫名其妙地患上了败血症,而后这位被日本人恨得牙根痒痒的中国汉子便驾鹤西去了。吴佩孚出殡时,许多老百姓自发地为他送行。第二章蒋介石中国乱世中的历史谱写者一、蒋介石档案

尊称:蒋公。

本名:蒋中正。

生卒年:1887—1975。

籍贯:浙江省宁波府奉化县(今浙江省宁波市奉化县)。

出生地:浙江省奉化县。

家世:其父蒋肇聪非常聪明能干,经营有方,从经营柴米油盐酱醋茶起家,成为浙江溪口镇十甲富豪之一。其母王采玉,幼承父教,聪颖伶俐,精于女红,十分慈爱。蒋介石九岁丧父,母亲以一双灵巧的手,凭借做手工活抚养蒋介石,生活十分艰难。幼年孤苦的生活也造成了蒋介石孤僻的性格。

学历:东京振武学校。

职务:历任黄埔军校校长、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国民政府主席、行政院院长、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中国国民党总裁、三民主义青年团团长、第二次世界大战同盟国中国战区最高统帅、中华民国总统等职务。

研究领域:军事研究、军校政治、组织思想政治。

主要著述:《中国之命运》《苏俄在中国》等。

经典名言:谁搞“台独”,我要他脑袋。

特殊嗜好:爱看古装电影,喜欢咸鱼的味道。《时代》周刊封面上的解说词:将介石将军……在孙陨落之后升起,征服者。(1927年)中国领导人蒋介石将军。(1933年)挺了艰苦的五年,接下来会更艰苦,但曙光已经微观。(1942年)二、性格决定命运:蒋介石的性格不仅决定了自己的命运,也影响了国家和民族

蒋介石的童年与同时代大多数人的童年截然不同。蒋介石9岁丧父,14岁娶媳妇,23岁得子,35岁母亲去世。蒋介石的祖父、父亲都很早去世,使得他长期与母亲相依为命,不免缺少一些男孩子应有的阳刚之气,这就形成了蒋介石性格中女性化的性格特质:敏感、细致、多愁、多疑以及爱操劳家事。(一)蒋介石是个孝子

蒋介石从小就爱哭。虽然中国传统文化就有“男儿有泪不轻弹”的说法,但是蒋介石很敏感,只要碰上触发他泪点的情景,眼泪就像开闸泄洪一样“哗哗”地往下流。蒋介石孤苦伶仃的童年生活养成了他很强的恋母情结,并对母亲一向是尊敬的,这一点在蒋介石的日记中表达得很详实。在他13岁时,上学放假回来的蒋介石由于长时间与母亲分离,脚刚踏入家门,一见久别的母亲,还没有开口说一句话,他便哭得泣不成声。蒋介石的恋母情结比我们现在许多独生子女的恋母情结还要严重,而这些都与蒋介石童年时代的凄苦生活密切相关。少年蒋介石每每外出,与母亲的离别场面都非常令人伤感,每次出门前他必定都是泪眼汪汪的,非常伤心难过。有好几次分别,蒋介石都走出十几里地,还暗自哽咽。蒋介石对母亲的这种情怀,也是他孝敬尊重母亲的表现。

由于没有父亲严厉的管制,蒋介石小时候非常调皮,撒开了玩耍。五岁的时候,他冬天在大缸中捞冰,来了个猴子捞月,冰没捞上来,头却倒置在冰冷的大缸里,差点儿被冻死;六岁时,蒋介石在溪水中游泳,差点儿淹死;13岁时,蒋介石与马一起玩耍,戏弄马,结果惹恼了马,只见那马一声嘶鸣,将蒋介石踢倒在地,差点儿就踩死了他。顽劣的蒋介石到处惹事,母亲不忍心以家规惩罚他,于是就想出了一个好办法,让蒋介石娶同村比他大五岁的毛福梅为妻,让毛福梅像姐姐一样对调皮的蒋介石进行管教和约束。可是在娶亲的当天蒋介石,却哭着闹着不要这个上门的妻子,时年14岁的蒋介石只是个孩子,哪知什么夫妻之事,他只知道与老妈亲昵。在母亲的逼迫下,蒋介石才与毛福梅同床共枕。可是,没有感情基础的妻子不好当,毛福梅来到蒋家,婆媳关系不融洽,每逢婆媳争吵时,蒋介石必定站在母亲这边,为母亲撑腰。

蒋介石对母亲的“至孝”是他个人良好品德的表现。蒋介石在母亲去世后,曾经对自己规定:每年在母亲的忌日,绝不吃荤、不动气、不御色,并且要终身自惩自戒。不仅在母亲的忌日,蒋介石不吃荤,而且为了寄托自己对母亲的哀思,蒋介石在自己生日当天也绝不吃荤。后来,由于他终日操劳国事,身边的侍卫不忍蒋介石对自身如此残忍,在侍卫善意的劝导下,他改为自己的生辰只是早餐食素,但是在母亲忌日仍然终日食素。蒋介石不仅在母亲生前对她尊敬之至,在母亲死后也终日念念不忘。蒋介石在1931年12月14日的日记中写道:“明日就是母亲的诞辰日,今晚梦见慈母,遂对母痛哭两回,醒来后,孤立无援,国乱纷争,苦不堪言。”蒋介石在心中一直以自己的事业成功来回报母亲的养育之情。他在1933年11月2日的日记中这样写道:“今天是母亲七十岁的诞辰日,您生我养我,而现今我的事业也日益没落,经儿现在仍然在俄国,何时归来还不知。在您有生之年我没有尽孝,现在我人到中年了,悔恨不已。”蒋介石每每遇到挫折与不快时,第一个能够想到倾诉的人便是母亲,可见蒋介石对母亲情深似海。蒋介石的母亲王采玉(二)独裁统治是蒋介石多疑性格的必然结果

凄苦的童年、孤立无援的生活境遇使得蒋介石生性多疑。蒋介石曾经认为,在这个世界上,除了母亲之外,没有一个人是可以信赖的。蒋介石曾多次在他的日记中写道:在这个世界上,朋友、同事以及部属之间的友爱统统不可靠。一直到陈其美的出现,蒋介石才改变世界上只有老妈可信的观点。1906年,蒋介石东渡日本,入东京清华学校。在日本,他认识了陈其美,两人一见如故,成了拜把子的兄弟。1908年年初,在陈其美的介绍下,蒋介石加入了同盟会,积极参与会内各项工作。辛亥革命时,陈其美打电报召请蒋介石回国,邀请他一起投身革命。当时蒋介石正在日本高田陆军第十三师团野炮兵第十九联队服役。他接到电文,想找队长请假,只获准48小时的离队时间。队长警告他说,假如不能及时归队,将按逃兵论罪惩处。蒋介石只有脱去军装,违反军队纪律,来表达自己投身革命的决心,他的这番举动,让陈其美很是感动。此后在陈其美的关照和提拔下,蒋介石的仕途之路走得也算顺风顺水。蒋介石与陈其美建立的是一种“江湖侠胆”的哥们义气。蒋介石感到童年失去的父爱从陈其美那里得到了补偿。蒋介石很看重哥们义气,以致出于对陈其美的哥们义气,蒋介石帮助陈其美刺杀了他的竞争对手陶成章。后来陈其美在筹集革命活动经费时,不慎落入了袁世凯的陷阱,被敌人暗杀,时年40岁。陈其美殉难后,因为惧怕袁世凯的残暴手段,竟然没有一个革命党人敢前去认领尸体,只有蒋介石跑到暗杀现场,抱尸痛哭,随即冒险将陈其美的遗体送往家中入殓安葬,并撰写祭文:“悲乎哀哉,而今而后,教我勖我,抚我爱我,同安同危,同甘同苦。而同心同德者,殆无其人矣。”

陈其美去世后,蒋介石的直接上司变成了孙中山。蒋介石对孙中山的追随就没有像对陈其美一样死心塌地,而是若即若离,究其原因就是蒋介石的多疑,他始终认为孙中山没有充分信任他。蒋介石想在孙中山那里得到如陈其美那样的信任,同时也幻想着其他同事应该对他无限信任,但是,他的幻想无法实现。1918年3月,孙中山安排蒋介石就任陈炯明的粤军总司令部作战科主任,任期不到四个月,他便觉得前途渺茫,于是向陈炯明提出辞职。后来孙中山又任命蒋介石为粤军第二支队司令,驻守福建。因为受粤军将领排挤,他常常擅离职守,不定期地跑到上海,与张静江、陈果夫等人合伙做交易所的投机生意。以至于,在母亲去世后,蒋介石终日无所事事,就像一只漫无目标的小船飘荡在一望无际的海洋之中。这期间,蒋介石对周围的人心存戒备,不敢相信任何人。后来,因为陈炯明公开叛变后,蒋介石尽管与他私交甚好,但是还是坚定地站到孙中山这边,孙中山避难永丰舰,蒋介石去广州登舰护卫四十多天,取得了孙中山的信任和器重。蒋介石为了讨好孙中山,写了本《孙大总统广州蒙难记》,还请孙中山作序,孙中山在序言中写道:“介石赴难来粤入舰,日侍余侧,而筹策多中,乐与余及海军将士共生死。”孙中山被蒋介石的忠心感动,可是令他头痛的是蒋介石脾气暴躁,心高气傲,稍有不顺心的地方,他就想撂挑子不干,比如1922年,孙中山任命蒋介石为东路讨贼军第二军参谋长,可是不到两个月,他便以“军事无进展”为由离职回家,孙中山派廖仲恺持他的亲笔手谕都没能留住固执的蒋介石。还有1924年,孙中山委任蒋介石为黄埔军校筹备委员长,他嫌官小,内心早已觊觎军校校长的位子,于是以“经费无着落”为由硬是辞去筹备委员长之职。像这样动不动就撂挑子的事很多,在这短短的五年时间里,蒋介石创下了辞职13次的人生纪录。1927年《时代》周刊封面上的蒋介石

蒋介石不甘心接受别人的领导,对身边的人又多疑,不敢放权,这也是蒋介石实行独裁统治的根本原因所在。蒋介石当上国民政府主席之后,虽然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但是身边却少有人能够真正得到他的信任。(三)忍辱负重,不忘雪耻

蒋介石从小与母亲相依为命,备受村民的欺辱。在同村村民心中,蒋介石从小的形象就是一个“无赖”,这与蒋介石从小丧父的家境不无关系。加上他母亲不是父亲的原配,是续弦,地位自然低下。村民们都瞧不起这对孤儿寡母。童年的蒋介石看惯了各种贪官污吏、土豪劣绅的野蛮行径,深切感受到了当时社会的黑暗面带给他们母子俩的种种不快。年少的蒋介石是无奈的,也是可悲的。他只能默默地忍气吞声,等到长大后“雪耻”。

蒋介石的童年是灰色的,以至于他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不能走出贫困生活的阴影。蒋介石与母亲在农村相依为命的日子里,乡亲们给予这对母子的,不是关心帮助,而是冷漠鄙视。

蒋家村有一天下起了暴雨,雨水足以没过膝盖。蒋家的老屋年久失修,在暴雨面前没能经受住考验。雨水冲进蒋家老屋里,水漫蒋家足足有三尺深。此时留在蒋家的只有蒋介石和他的母亲这对孤儿寡母。暴雨下了整整一上午,远亲近邻居然没有一个人主动到蒋家帮忙解困。蒋介石的母亲在儿子面前感叹:“如果当年你父亲在,家里绝对不像今天这个样子,你父亲当时是这里的十甲富豪,但凡遇到今天这种情况,周围商铺的老板都会过来帮忙。你父亲也会搞定这一切,绝不会让我们娘儿俩像今天这样孤苦无援。”不仅暴雨当天无人来蒋家帮忙,而且暴雨后也无人问津。蒋介石对当时的场景终身难以忘却,直到晚年都一直耿耿于怀。蒋介石当时虽然心高气傲,但经济上极为拮据,政治抱负也无法施展。直到母亲去世,蒋介石仍然事业无成,他因此倍加觉得自己对不住母亲。因此,长期以来蒋介石心里就有一种未能以事业的成功回报母亲的遗憾。

不仅乡亲邻里对蒋家从骨子里看不起,就连蒋介石同父异母的哥哥蒋介卿也与蒋介石因分家产一事产生了极大的矛盾。蒋介卿是比蒋介石年长十岁的同父异母的亲兄弟,蒋父去世后,家产分得很明晰。本来不会掀起波澜,但在蒋介石的弟弟夭折后,兄弟间便产生了分歧。蒋介卿要求将蒋介石弟弟名下的遗产重新分配。蒋介石母亲当然不同意,蒋介卿便将蒋介石和他母亲一起告上法庭,把这件事情闹得沸沸扬扬。这种剪不断、理还乱的家庭内部纠纷在蒋介石的童年一直持续着,常常被蒋介卿拿到桌面上来说事,成为引爆家庭矛盾的导火索。蒋介石对亲兄弟的冷漠深恶痛绝,一种要雪耻的强烈愿望在他小小的心灵里生根发芽。1931年《时代》周刊封面上的蒋介石与夫人宋美龄

蒋介石盼星星盼月亮,终于盼到了雪耻的这一天。1930年,蒋介石带着爱妻宋美龄返乡。蒋家村中老的、小的都出来给蒋介石开衣锦还乡庆功会。这帮曾经当面鄙视过蒋介石的老少爷们,不仅白天开庆功会,晚上还开提灯会,并且还要义务为蒋、宋二人自演自唱。而蒋介石也会做人,他此时宽大为怀,对乡亲们曾经的种种不齿行为既往不咎,只是反复强调母亲的严加管教,才成就了他今天的事业。三、黄埔军校:蒋介石的第一桶金

蒋介石自从参加革命,就先后率领突击队杀入闽浙总督衙门,刺杀了光复会领袖陶成章,拿下了江南制造局,为国民革命作了不少贡献。无奈蒋介石出生江浙一带,一直没有机会加入以孙中山为核心的广东圈子。直到1922年陈炯明叛变,孙中山躲在永丰舰避难,蒋介石虽然与陈炯明的关系不错,却依然登舰护卫,在孙中山身边四十多天,从此获得孙中山的青睐。1923年,孙中山任命蒋介石为大元帅府大本营参谋长。同年8月,蒋介石被派去苏联考察军事。四个月后,蒋介石从苏联回国,而后孙中山任命他为陆军军官学校筹备委员会委员长,孙中山给蒋介石这个官职,有这么两层意思:一是历练蒋介石,看他有没有能耐把这摊子事接下来;二是让蒋介石做准一把手,回头还要看大伙儿的意见,再作定夺。

此时蒋介石虽然站稳了立场,还有护驾之功,可是孙中山仅把他当作自己的御前侍卫,并没有看重他的政治才干。1924年国民党召开一大时,蒋介石连候补中央委员都不是,更令他生气的是,连浙江省党代表的位置也不给他留一个,蒋介石仅以军事委员会委员的身份在国民党一大亮相。命令马儿跑又不给马儿吃草,蒋介石在国民党内地位如此低下,他心里能不憋屈吗?一气之下,他就撂挑子了。

蒋介石故意跑去上海找张静江,张静江得知蒋介石撂挑子了,便吃惊地问他:“介石啊,眼下陈洁如,我也帮你促成了,孙先生又器重你,于国于家,你都应该心满意足,你不尽心筹办军校,跑到上海来干嘛?”

张静江有恩于蒋介石,他只好如实告诉张静江说:“党中央决议由孙先生兼任军校校长,孙先生想在程潜和许崇智二人当中,选一个人出来担任校长,我与李济深为副校长,我不甘心给别人做垫脚石。窝火!”

张静江明白蒋介石的意图后,决定向孙中山保举他担任校长。蒋介石赌气走后,筹备军校的一摊子就全部压在廖仲恺身上。廖仲恺无奈之下,只得发电报与蒋介石说:“请问介石兄,何时回到广州?你要是再不回来,我只好另找他人了!”蒋介石自然知道军校不会因为他撂挑子就办不了,于是立马回电廖仲恺说:“来电已知悉,愚弟尽快赶回广州,勿念!”还在电报中特意对校务做了一些安排,好让领导们放心,而他自己还想拖些日子,要等个准信儿。结果还是孙中山等人沉不住气了,急忙派许崇智去上海把蒋介石给请回来履职。蒋介石得知许崇智无心校长一职,方才松了一口气。

1924年4月21日,蒋介石喜形于色地赶到广州,26日便在黄埔军校正式办公。孙中山在5月3日正式任命蒋介石为黄埔军校校长兼粤军作战参谋长,应允他在人事和财政两方面有更多的权力。孙中山在5月9日亲自兼任军校总理,廖仲恺正式担任黄埔军校党代表。此时的蒋介石在孙总理、廖党代表之后,排行老三,直到1925年孙中山和廖仲恺相继辞世后,蒋介石才坐上黄埔军校的第一把交椅。

蒋介石是个有心计的人,先前去过苏联考察,目睹苏联红军的军队状况,他也要建立一支听命于自己的军队。在黄埔军校第一届招生的名额问题上,蒋介石打破了地域观念的限制,宣传团结一致的国家精神。他进行了大胆的尝试,将招生名额划拨到各省市进行招生。这与我们现在的高考制度差不多。黄埔军校第一期学生总共招了654名,这些学生来自大江南北,有黑龙江的,有甘肃的,有云南的,有贵州的。蒋介石打破地域概念,也是基于当时中国四分五裂的军阀割据,只有在黄埔军校内部教育过程中,强调大中国的概念,才能凝聚国家精神,军校的教学和训练都着眼于全国进行布署。有时候,军校里的学生会私下里成立同乡会,蒋介石得知这一现象,当即对学生们说:“直系军阀就是以同乡会的名义建立起来的,现在你们建立同乡会无异于在黄埔军校里建立一支直系军阀。我们不能学他们,也绝不能像他们那样糟糕。”

蒋介石好不容易捞到黄埔军校校长的位置,这可是自己政治生涯的第一桶金啊!黄埔军校刚一开办,蒋介石跟玩了命似的,没日没夜地扑在军校建设上。他严于律己,不再吸烟喝酒,生活态度与他先前在日本和上海判若两人。蒋介石经常去军校食堂与教职员一起用餐,教职员对他也很敬重,总是等他拿动筷子后,方才拿起碗筷进餐。

在军校开学后的8个月内,蒋介石向军校学员发表讲话就达46次之多,对学生进行军事、政治基本思想的教育,讲话的主题包括军人的责任、义务,革命军人对三民主义的信仰,军人打仗的目的,军人的纪律和服从军队的集体生活等。为此,他编了一本名叫《新兵精神教育问答》的小册子,作为军校精神教化读本,主要内容有“我们为什么来当兵”“如何才能挽救国家危亡”等。

黄埔军校刚起步时,没有一枪一弹,是蒋介石前往石井兵工厂秘密运来五百支步枪,因为那儿的厂长是国民党党员。蒋介石就是拿这五百支步枪装备了黄埔一期的六百多名学生,这是他带兵的第一笔本钱。军校开创之初,时常无米下锅,都是蒋介石出面到处筹钱。黄埔军校就建在原清朝陆军小学和海军学校校舍的遗址,许崇智在这个岛上镇守长洲要塞,孙中山任命蒋介石同时兼任许崇智的参谋长。1924年7月7日,孙中山又任命蒋介石为长洲要塞司令,管辖若干艘海军舰艇。8月9日,一艘挂有挪威国旗的轮船“哈辅号”由香港开进广州,船上装载大批军火,企图挑起战争。孙中山得知情报,立即命令蒋介石出海追剿,蒋介石亲自指挥军舰,将挪威轮船截获,收缴九千多支枪械,后经查实,原来是国内商团私购军火。孙中山得了这批武器,怕事情闹大,到时候中外敌对势力互相勾结,国民政权就危在旦夕了。孙中山下令蒋介石放弃长洲岛,将缴获的枪支运往韶关,作为国民政权组成北伐军的武器装备,可是蒋介石却坚守长洲岛,倘若他奉命撤岛,那么黄埔军校在建校不到半年时间就要变成“韶关军校”了。

蒋介石在黄埔军校练兵就讲究一个字“严”。“严师出高徒”这话确实没错,很多有名的将官都出自于黄埔军校,这与蒋介石的严加管教大抵是分不开的。在黄埔军校里,他不仅对学生和教官要求严,对他自己要求更严。蒋介石对军校学生说过,如果他在军校对他们要求不严,而是像个和蔼的小老头,那么这种亲爱绝对是虚伪的,甚至带有一丝欺诈的嫌疑。蒋介石有一天清晨到操场给全校师生训话,看见一位教官姗姗来迟,一边扣着散开的军服,一边往队伍里钻,他登时火冒三丈,立即喝令这位教官出列,罚跪示众,以示惩戒。也许是事务繁忙,蒋介石训完话就径自走了,忘了那位被罚跪的教官。第二天出早操时,蒋介石又来到军校操场,抬头就看见一个人直挺上身,僵硬地跪在操场上,身上蒙了一层白霜。蒋介石感到纳闷,这个教官为何跪在那里,走过去一询问,才知道这个教官就是昨天被自己下令罚跪的。蒋介石得知真相,赶紧把他扶起来,内心很是感动,而后下令将该教官由中尉升为中校。这个一跪升三级的教官,就是后来位居中华民国陆军总司令、国防部参谋总长的顾祝同。蒋介石的严苛使得黄埔军校建起了一支真正强大的军队。

在蒋介石看来,黄埔军校主要要完成两大历史任务,分别是建立一支新型军队和积极推行三民主义。黄埔军校在组织建设上的成功之处就是成立了军队党组织以及党的代表制度。蒋介石曾经在黄埔军校大会上,特别强调在黄埔军校建立特别区党部,随后改名为特别党部。这个党部的任务就是在军校内部上下级之间建立良好的沟通和协调机制,便于军令及时地上传下达,从而让军队听从党的指挥。在黄埔军校的大厅里,放着一个意见箱,每个黄埔军校的人都可以将自己的意见甚至是牢骚放进这个意见箱,直接传达给蒋介石,蒋介石每个星期都要针对这个意见箱里的意见,召开一次专门的讨论大会,主要是为了落实并解决意见上的问题这个意见箱起到了很好的监督作用。

蒋介石很会笼络师生的个人感情。据黄埔一期学员徐向前回忆说:“黄埔军校开课后,蒋介石每个星期都到学校来,要找十个学生见面、谈上几句话,几乎所有的学生,都和蒋介石单独见过面、谈过话。”同为黄埔一期学员的郑洞国则回忆说:“蒋校长叫我去谈话,我非常紧张,他一口浙江官话,我生怕听不懂,加上紧张,几分钟的对答,出来时上身都湿透了。”

蒋介石懂得相人之术,他认为带兵就像遛狗,没有好的猎狗,怎能追上兔子。他去军校找学生谈话,起先是自己开口说几句,而后就很少说话,主要是听学生说,看学生做。蒋介石从他们的言行举止,遴选那些骨骼清奇、面相端正、目光有神和应对得体的学员,加以特别关照。蒋介石检阅黄埔军校学员

蒋介石是黄埔军校的校长,哪个学员不想与他结识?蒋介石也想从学生当中寻找自己的利器,所以他经常召见学员,笼络师生的个人感情,同时也考察学生的思想志趣以及能力上的长短板,作为将来任用他们的参考依据。凡是蒋介石青睐的学员,他都会一次性地给他一笔钱。这笔钱的数额根据学生的家庭条件而定,不管学员是出身贫寒之家,还是殷实之家,这笔钱都会让其感到受宠若惊。有些学员的家庭恐怕一辈子也挣不了这么多钱,这怎能不叫学员们感激涕零?蒋介石的目的在于通过这个方式,把军校里的优秀学员变成他自己的兵。四、蒋介石对美国的财经之道:美元,你到中国来

1928年,随着国民革命军北伐战争的节节胜利,蒋介石执掌了军事大权。蒋介石手下确实有精兵强将,时任国民政府财政部长的宋子文从哈佛大学毕业,说一口流利的美式英语。他作为蒋介石的小舅子,当仁不让地成为蒋介石的得力助手,蒋介石对宋子文也十分放心。在“济南惨案”后,蒋介石开始对国家的财政和外交问题进行思考,并且交代宋子文要认真对待北伐后的经济和外交问题,不可怠慢。同年7月,宋子文代表国民政府与美国驻华代表马克谟在北平进行关税自主权的谈判,这个谈判整整持续一个星期,搞得他精疲力竭,但最终还是谈成了。中美关税新约的谈判成功,标志着美国对国民政府地位的认可。

同年10月,蒋介石担任国民政府主席,他便由军事领导人变成国民政府核心领导人随后蒋介石开始了经济和政治上的改革:第一,整顿中央财政,当时的中央财政受到多年战争的影响满目疮痍;第二,关税自立,国家的关税不能再由洋人把持了,不能再由洋人说了算;第三,整顿军队,对陆海军进行改编;第四,修建国道,创办各类学校;第五,主张中华民族的统一和独立。1933年,蒋介石派宋子文去美国访问,主要目的是向美国筹措粮麦借款。经过一个月的谈判,宋子文的努力得到了回报,他终于从罗斯福那里筹措到了5000万美元的粮麦借款。宋子文不仅从美国那里得到了借款,此后还与罗斯福共同发表了远东局势的声明。宋子文结束美国之行后,就在蒋介石的要求下,马不停蹄地赶往欧洲参加世界经济会议,争取得到更多的外援。

蒋介石从美国那里借来的钱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前期的,如商业信用贷款,对于这类贷款,蒋介石多视为芝麻大的小事,由手下办妥便可;另一类是美国对华的财政援助贷款以及平准基金借款,对于这一部分贷款,蒋介石可是盯得死死的,他要求钱款必须及早到位,并且不能让美国干涉款项的分配问题。

在蒋介石主持国民政府期间,美国的对华援助是很多的。比如1937年,蒋介石派孔祥熙用中国白银6200万两抵押获得美国黄金3000万两,存在美联储,并以该项资产获得5000万美元,用于国内战争的军饷。除此之外,驻美大使王正廷也奉蒋介石之命在美国寻找各种资金。王正廷通过中间商从美国银团获得许多借款,大宗结款有一亿,小宗结款至少也有两千万。可是蒋介石对王正廷在美争取外援资金的行动并不满意,嫌他办事拖拉,而后命胡适就任国民政府驻美大使。1938年在孔祥熙、胡适和陈光甫与美方的多次斡旋下,中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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