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成中的现代世界：19世纪西方文明的瓦解与现代世界秩序的形成(套装2册 甲骨文系列 上帝与黄金+巨变)(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美）沃尔特·拉塞尔·米德（Walter Russell Mead）,（英）卡尔·波兰尼（Karl Polanyi）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格式: AZW3, DOCX, EPUB, MOBI, PDF, TXT

形成中的现代世界：19世纪西方文明的瓦解与现代世界秩序的形成(套装2册 甲骨文系列 上帝与黄金+巨变)试读：

前言

在殖民地时期的弗吉尼亚，一位富有且出身名门的种植园主之子曾咨询他的圣公会牧区主任牧师是否可能在英格兰国教会之外找到救恩。

牧师的良心受到了煎熬；他无法断言只有圣公会信徒才会进天堂，但他不想鼓励这位出身高贵的年轻教民与不信奉国教的微贱之众和巡游于这片土地的福音布道者往来。

思忖片刻后，他想到了答复这位青年的方法。“先生，”这位圣者道，“你询问之事有可能存在。但没有绅士会对此加以利用。”

在面对关于美国实力的讨论时，众多美国人的感受与这位牧师有几分相似。这个主题让我们感觉不自在，尽管我们知道它的存在和重要性。无论是绅士还是淑女都不愿意挑起这一话题。

本书讨论美国实力之于世界历史的意义，我为此深表歉意。大多数美国人可能确实相信他们的国家肩负着独特的世界使命、他们内外政策的成功对世界其他地方具有巨大影响力，但认真探讨这一概念的意义仍会被视为不可宽恕的必胜主义在作祟。

对祖国崛起成为世界强国，美国人对此既思量太多，又考虑不够。他们专注于可称为实力统计的方面，密切关注那些显示美国在军事实力、经济成果或各种高科技和科学企业方面的领先指数。他们为民主理念的全球传播而感到自豪，收集统计数据，以各个国家对民主文化要素的采纳程度为基础进行衡量和评判。他们为指标而欢呼，比如美国培养的诺贝尔奖得主的人数，这表明美国的高歌猛进；并且为一些数据担心，比如国债净额的上升或八年级学生数学测验成绩的下降，这显示了美国前景不利的一面。美国人称颂其军队的英勇，为他们的文化受到全世界追捧而欢庆。

然而，美国人虽然花费了很多时间去思考美国在当今世界的实力规模，却对实力的意义知之甚少。国际社会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美国则获得了前所未有的领导地位。美国是持续数世纪的盎格鲁-撒克逊政治的继承者，支持基于自由选择和私有财产理念的政治和社会哲学、源自基督新教价值观的宗教宽容、包括女性在内的个人享有不可剥夺的平等权利且国家必须对此进行保护的理念，尽管美国在支持这些原则的过程中存在前后不一致的情形。美国既是捍卫国际秩序现状、反对采取暴力手段改变既有秩序的保守大国，又是寻求用市场经济和民主理念更替老旧权力结构的革命强国。美国支持的政治革命涉及一些像中国这样的重要国家的激进变革，但是政治革命的成效却在经济革命面前相形见绌，美国希望后者能席卷世界。美国力图让世界变得更有活力，加速发展的科技和更灵活更有活力的私募市场力量引领世界更快“前进”，直到我们所不能预见的终点。

对历史上最强大的国家而言，这一雄心非同寻常。然而对美国社会设法引发的革命形式，或是这种伟大革命对人类未来造成的后果，不论美国人还是其他国家的人都没有非常明确的概念。

总而言之，我们并没有深入地思考过美国实力的源泉、基础、后果或持久性；作为一个社会整体，我们并没有对我们在世界上享有的特殊地位所需承担的首要职责、风险、限制、特权和代价有充足的认识。

我们可以选择不去考虑我们的实力及其对我们自己和他者的意义，但我们不能让实力消失，我们不能阻止美国的抉择如波涛般溢出国界并塑造其他人生活的世界和做出的选择。同样地，其他国家的人对我们实力的看法和反应也会塑造我们生活的世界、影响本土美国人的安全，对于这一点我们也无法阻止。强大与错误

我以两项观察作为分析美国实力的起点。首先，美国的国际体系和实力在许多方面源自英语国家的传统构造，历史可追溯到17世纪晚期。自1688年光荣革命奠定英国的议会和新教统治起，英美人在历次主要国际冲突中均为胜者。奥格斯堡同盟战争、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七年战争、美国革命（英国失败了，但美国胜利了）、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冷战：这些战争塑造了现代世界，或是英国，或是美国，或是两国共同赢得了每一场战争。三百年来在与各国的主要战争中赢得的胜利从未间断：这几乎成了一种模式。

然而，关于英美实力的第二项观察也同样惊人：随着实力的增长，英美人在思考自身的实力增长和军事胜利之于世界的意义上，越来越频繁地犯下严重的错误。

英国在击退拿破仑建立世界帝国的野心后，于19世纪末锻造了它期许能够持久的自由繁荣和自由贸易体系，英美人作者和意见领袖们一次又一次地看到，一个稳定且进步的世界就在前方。

作者们早在18世纪就捕捉到了这一意象。乔治·贝克莱（George Berkeley）主教在他的诗篇《美利坚种植艺术和学问的前景》中预言了基于北美的英语霸权的兴起，该作品出版于1752年：

帝国一路西进

最初的四幕已经结束，

第五场将在这一天落幕：

最后一场是时代最高贵的产物。

青年诗人丁尼生（Alfred Tennyson）在1842年出版的诗集《洛克斯利大厅》抓取了这一愿景。科技和商业的发展与民主自由的融合会带来世界和平。

我全身心冥想未来，

远至人类视域的极限，

看到世界的愿景，

及所有将出现的奇观；

看到苍穹充满着贸易，

穿梭往来的商船，

紫曛晚霞中的飞行员，

同昂贵的货品一起降落……

直到战鼓不再敲响，

战旗在人类的议会、

世界的联邦中

不再飘扬。

多数人的常识

敬畏地主宰着躁动不安的王国，

仁慈的地球啊，

在普世法则的拥揽中

进入安详的梦幻。

在1993年的《华尔街日报》上，阿瑟·施莱辛格（Arthur M.Schlesinger）引用这首诗呼吁读者支持克林顿总统对波黑战争的干涉。他争辩道，丁尼生的“光荣梦想”只有在美国准备好运用武力时才能实现，并且提醒读者，温斯顿·丘吉尔把这一段落称为“现代预[1]言的华彩巅峰”，哈里·杜鲁门将诗篇复印件放在钱夹中。

2006年，耶鲁教授保罗·肯尼迪（Paul Kennedy）的新书以丁尼生诗篇中的“人类的议会”命名，并从中汲取了大量精神养分。这部关于联合国历史的著作旨在说明联合国如何发展，以更接近于丁尼生[2]的希望。

到1851年，丁尼生的未来愿景看起来似乎已经实现。拿破仑战争结束后，时光已过去三十六年；大国之间的全面战争开始显得有些不可思议。坎特伯雷大主教在政要和民众群集的水晶宫前为万国工业博览会开幕祷告时说：“噢，主啊，是因为你，国家没有举剑彼此反目成仇，也没有再行战争；是因为你，我们的疆域内有了和平，我们的宫殿内富饶充沛。”和平的王国降临了；英国的实力、进步、丰饶和自由正在开创和平的普世法则。

在19世纪中期的英国，理查德·科布登（Richard Cobden）和约翰·布莱特（John Bright）描绘了一个愿景，这比丁尼生笔下商船队将带来千年和平的愿景更为详尽。他们认为，自由贸易是答案的一部分；答案的另一部分在于不同国家间公民社会不断增强的关系纽带。自由贸易将促进基于共同利益和日益繁荣的国家间和平。人民之间的联系得到了国际人权和宗教组织的促进，会消除导致战争的误解，同时建立友谊。在让·巴蒂斯特·赛伊（Jean Baptiste Say）写下《关于市场必然播撒和睦与和平的种子的理论》之后，科布登相信市场原则和自由贸易的传播会创建欧洲自由国家间的和平秩序。

丁尼生年岁渐长之后更为悲观，也许是更为明智；《洛克斯利大厅：六十年后》于他晚年时出版，语气显然不那么积极肯定。正如诺曼·安吉尔（Norman Angell）于1910年出版的《大幻觉》（The Great Illusion）中所描绘的，当我们“准备好给予战士在诗歌、传奇和罗曼史中应有的位置时”，我们现在开始想知道“是否还不到时间将他或他的部分良善温和地放在诗歌的搁架上”。据安吉尔所言，士兵的传统行动“从它们目前的形态看来在世界上并无存在空间”。和丁尼生一样，安吉尔看到了贸易“穿梭往来”和确立世界和平之间的关系。他认为，经济一体化和相互依赖意味着战争对参与其中的每一个人都具有破坏性。由于人类是理性的，战争会不断减少，并且可能已经消失了。安吉尔写道，战争“属于我们业已跨越的发展阶段”。军事力量“对社会和经济都没有用处”。《大幻觉》售出数百万册，可能是已出版的国际关系著作中最为畅销的图书；1914年8月后，销量下跌，但新版本于1933年和1938年问世。安吉尔受到诸多英国政治领袖支持；为推行其理念而成立加顿基金会，一系列研讨会、讲座和暑期研讨班获得资助，学者和思想家得以宣扬这些充满希望的概念。非盎格鲁-撒克逊世界显然并未被打动：他在法国和德国追随者寥寥。然而，安吉尔在美国极受欢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安吉尔迁至美国，据说他影响了伍德罗·威尔逊的见解，并且坚定地支持国际联盟，在希特勒得掌德国政权那年接受了诺贝尔和平奖。

一战这场巨大的灾难并未削弱这种乐观情绪；它反而肯定了这个理念。安德鲁·卡内基（Andrew Carnegie）、亨利·福特（Henry Ford）等美国大亨比以往都更为乐观。交战一年后，1915年11月卡内基宣称：“世界更为美好，我们很快可以重建圣洁的和平，并设立世界法[3]庭。”一个月后，亨利·福特包租了一艘“和平之舟”，并与一些和平主义者一起扬帆欧洲，“以碾碎军国主义，让男人离开战壕。我们[4]的目标是永久停战”。

战争的残酷结局丝毫没有影响美国的欢欣情绪。1918年12月23日《纽约时报》的社论写道，“心智正常且有良知的人会反对国际联盟的成立”是难以置信的。的确，过往战争的恐怖令永久和平的建立更有可能，而非相反：

五年前，有一些正义的追寻者、几类有深谋远见的人、挚爱同胞的人，他们梦想并预言，有以数百万计的人，准确地说是数亿人，他们对这次大战黑色的阴影、荒芜和悲恸深有体会并痛下决心：人类将不再经历这种重创。

这也是伍德罗·威尔逊的观点。协约国赢得战争令世界安全，因为民主捍卫着永久和平和民主世界之万象。对威尔逊而言，这并不是仅空许诺言的理想主义。这是可行的。这是必需的：

那些人们曾认为是理论和理想主义的东西如今却变成了实际的、必要的。我们站在新时代的开端，我确信新型治国之才会将我们引领至努力和成就的新高度。

之后的总统们将反复申明：国家的价值和利益已经融为一体，这令理想主义路线成为唯一的可行之道。杜鲁门政府规划了美国冷战战略的脊梁——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第68号文件（NSC-68），这份文件因其乞灵于美国理想而声名尤著，文中高调界定：“在一个因面临原子战争而逡巡畏缩的世界，仅寻求去检查克里姆林宫的设计并不是合适的目标，因为国家间秩序的缺失越来越不可容忍。这一事实赋予我们世界领袖的职责，这也符合我们的利益。这需要我们进行尝试并承担固有的风险，以符合自由民主原则的方式来生成秩序和实现正义。”这一主题再现于小布什总统的第二次总统就职演说：“美国切身利益和深切信念如今合而为一……推进这一理念是我们国家与生俱来的使命。先辈们的成就值得尊敬。如今这是我们国家安全的当务之急，是我们时代的呼召。”

历史必然性是推进新时代和平扬帆的风。威尔逊将以往的战争描述为压迫和自由两大体系间的竞争，之后他在巴黎告诉人们：

本次战争中自由的胜利意味着这样一种精神主导了世界。道德力量的强风穿行于世，人若逆风而行，必将蒙羞而堕。

威尔逊在一战后取得的胜利并不比诺曼·安吉尔和加顿基金会在战前获得的成就大；丁尼生笔下“人类的议会”固执地拒绝从天堂降临人间。取代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不是普遍的和平，而是战争、谋杀和种族清洗。当布尔什维克镇压反对者并宣告苏联成立，旧的俄罗斯帝国疆域内残酷血腥的内战令数百万人陷入饥饿与痛苦。德意志帝国、奥匈帝国、奥斯曼帝国横贯中欧和东欧大地，它们的瓦解引发多次战争和多波难民潮。土耳其人彼此残酷激战以在奥斯曼帝国的废墟上建立一个新的国度，希腊人期望与一些现属土耳其但希腊族人口占多数的地方合并，这导致大量难民流离失所，触发了凶残的战争。“志愿军团”由分崩离析的德意志帝国武装力量的残余组成，在混乱失序的昔日帝国东方领土上与共产主义者、社会主义者和非德意志少数民族战斗。共产主义者在德国、匈牙利和其他地方的起义引起流血杀戮，不论是掌权的共产主义者还是反共力量均大开杀戒。在意大利，墨索里尼的法西斯运动执掌了政治权力；东欧大部分国家本来充满希望的民主实验落入一个又一个独裁者的手中。美国联邦参议院拒绝美国加入国际联盟；法国忙于采取报复德国的卑鄙政治行动；德国新生的民主遭遇经济崩溃而摇摇欲坠。

然而仅仅数年之后，乐观主义就已复苏，“历史的终结”又一次仿佛近在咫尺。20世纪20年代，丁尼生的愿景再一次展翅翱翔。国联也许并不如人们预期的那样运作良好，可世界看起来更为光明。20世纪20年代是日本相对自由的年代。在苏联，战时共产主义的酷烈让位给了新经济政策下政治和经济的缓和。苏联正在经历一个“热月”？道威斯计划和杨格计划（Dawes and Young plans）再一次稳定了欧洲的金融市场，繁荣再次回到饱受战争蹂躏的欧洲的大部分土地。在魏玛共和国，对亲民主政党的支持上扬；希特勒越发像明日黄花。从一个局外人的视角来看，似乎拉丁美洲的投票权在扩大，中产[5]阶级也在壮大。

在这种氛围中，一群美国名人提了一项具有革命性的提议：全球国家一致宣布战争为非法。知识分子泰斗约翰·杜威（John Deway），以及约翰·海恩斯·霍姆斯（John Haynes Holmes）和《基督教世纪》主编查理斯·克莱顿·莫里森（Charles Clayton Morrison）等基督新教教会领袖支持美国战争非法化委员会的行动。这一切努力随着《非战公约》（《凯洛格-白里安和平条约》）的签订而达到高潮。包括印度在内的11个创始签约国中有8个是英语国家；因对签订条约胆怯畏缩而声名狼藉的美国联邦参议院以85∶1的票数对比通过了这一条约。

最终有超过62个国家庄严地签署了这一条约；条约如今仍处于有效状态。就技术层面而言，战争成为非法已近80年之久。当然这对所有相关方安慰极大。

尽管这一成就如此杰出，却仍然未能为《洛克斯利大厅》中描绘的愿景开辟道路。希特勒在德国上台；日本不再进行带有自由色彩的理念尝试，转而侵略中国；墨索里尼藐视国联，入侵埃塞俄比亚；苏联开展新经济项目的“热月”转为斯大林时代的大面积饥荒和恐怖清洗。更为悲伤也更为明智的诺曼·安吉尔这一次并未被愚弄。他向国联呼吁抵制法西斯侵略，却徒劳无功；在软弱的英国政府拒绝埃塞俄比亚流亡皇帝海尔·塞拉西（Haile Selassie）之时，他和一些政界要人则对其流亡英国表示欢迎。在战争阴霾日渐深重之际，诺曼·安吉尔与温斯顿·丘吉尔在张伯伦担任首相的岁月中并肩努力。战争已不再被视为陈旧过时或徒劳无功；它比以往的战争更为可怕，却也更无法避免。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历史终结论烟消云散，但随着盟军的胜利，向来常见的乐观主义重新出现。无疑，这次人类吸取了教训。无疑，我们现在已经认识到战争具有毁灭性、代价高昂，而且破坏起来毫无节制。无疑，丁尼生的“人类的议会”将着手建立，最终他的“世界联邦”也将得以落成。

这回人类议会的规划者前往旧金山，在那里签署了《联合国宪章》。美国的共和党和民主党称颂这一机制将引导世界进入期待已久的光明新时代。杜鲁门总统在旧金山会议开幕式上登台，并宣布：“世界经历了旧有信仰在正义的永恒道德力量中的复兴。”加利福尼亚州州长厄尔·沃伦（Earl Warren）欢迎会议代表，并向他们保证：“你们在此集会，这个国家的人民对鼓舞着你们聚集在一起的宏伟目标拥有坚定不移的信念。我们将你们的到来看作通向世界和平所必需的伟大步骤。理解的纽带在这里缔造，这将造福于人类的所有后世子孙，这就是我们的日常祈祷。”平信徒运动（The Layman’s Movement）在宪章完成后呼吁设立国家祈祷日。“人类心灵史上寻找上帝之助最大规模的迸发。”基督教倡议者华莱士·C.斯蒂尔斯（Wallace C.Steers）如是说。参与这次祈祷运动的有美国退伍军人协会、工业组织联合会、全国制造商协会和共同广播公司。

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得克萨斯州参议员汤姆·康纳利（Tom Connally）称宪章“在有史以来的此类文件中最为伟大”。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的资深共和党人索尔·布鲁姆（Sol Bloom）称宪章是“世界政治史上最富含希望、最为重要的文件”。他继续阐发道：宪章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最充满希望的公共事件”。他继续阐释，“命运的必然潮流”将世界引向“自由、正义、和平和社会福祉的黄金时代”。后来担任美国副总统的阿尔本·巴克利（Alben Barkley）将联合国宪章与《大宪章》、《独立宣言》、美国宪法、“葛底斯堡演讲”和林肯的第二次总统就职演说相提并论。

当世界进入笼罩在核毁灭阴影之下的冷战时期，而不是和平与繁荣的黄金时代之时，这些希望破灭了。但当冷战结束之后，人们再一次听到了重弹的老调。

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比大多数人更聪明，他对历史是否终结提出疑问，但小心地避免正面答复是否还存在一些讨厌的新花样。其他一些人则更迅速地拥护这一理念，即随着过去邪恶帝国的崩溃，黄金时代最终开始。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谈论“和平红利”，纳税人可以因美国能够削减在冷战期间建立的巨型国防体系而节省钞票。

还有更进一步的。由于社会主义在苏联、东欧已经失败，整个世界将会意识到，是自由市场带来了繁荣，是民主使自由市场实现了最佳运作。在老布什和克林顿任内，美国官员周游世界去鼓吹自由市场、自由贸易和自由社会的福音。秘密已被揭开：和平的共产主义敌人被击败了；所有我们现在需要做的只是吸取一些简单的教训，一切都会井然有序。

历史有种令人讨厌的幽默感。1990年9月11日，世界贸易中心遭袭整整十一年之前，乔治·布什总统在国会两院联席会议致辞。只要科威特从萨达姆·侯赛因（Saddam Hussein）手中获得解放，新世界就能开始。新时代将会如此：

世界各国，不论地处东西南北，都将和睦相处、繁荣昌盛。人类千百年来孜孜以求通向和平的荆棘之路，此间历经千百场战争的血腥杀戮。今天新世界在挣扎中将欲诞生，这个世界与我们已知的世界截然不同。这个世界用法治原则取代了丛林原则。在这个世界里，各国都意识到了自身对自由和正义所肩负的职责……

毫无疑问，如果最后一个狂热的中东恐怖分子抛下最后一枚炸弹，我们会再一次听到，战争已成为历史，人类的议会将建立并且开创世界联邦。

且将这一幸福时刻搁在一边，值得注意的是一百五十余年来和平王国似乎从未出现。我们胜利了，我们认为我们看到了历史的终结，我们错了。这又开始变得像一个模式。

由此本书讨论六个关于我们所生存的世界的关键问题。

英美人为世界政治带来了什么与众不同的政治和文化议程？

为何英美人在形塑世界秩序的军事、经济和政治对抗中获胜？

英美人如何能将经济和政治资源整合在一起，进而打败敌人并建立世界秩序？

为何英美人如此频繁地相信历史在终结，而他们的权力还在带来世界的和平？

为何他们每一次都错了？

最后，英美实力对世界意味着什么？它能持续多长时间？三百年来英美实力对世界历史的巨大扫荡意味着什么？海象和木匠

本书以探讨第一个问题开始，并审视了主导现代世界历史的文明冲突：自17世纪以来英国和美国这两个英语国家与不同敌对国家之间的冲突，这些敌对国家反抗英美塑造世界。如今针对英国历史和文化的研究在美国几乎消失，其结果是众多美国人没有意识到两国之间的相似之处到底有多大。外国人对此有更清楚的认识，而且经常将我们混在一起称为“盎格鲁-撒克逊国家”。这不关乎种族渊源；名词“盎格鲁-撒克逊”现在用于描绘一种继续影响英国和美国的文化传承。三百年来，先是英国人，接着是美国人，将他们反抗法国、德国、日本和俄国等国的战争看作良善与邪恶、自由与奴役之间的战斗。与此同时，盎格鲁-撒克逊国家的敌人认为盎格鲁-撒克逊国家冷酷、残忍、贪婪且伪善。盎格鲁-撒克逊国家在自由资本主义的旗帜下战斗；他们的敌人反对这一旗帜。本书的第一部分回顾了三百年来的文明冲突，探索了美国和英国共同的盎格鲁-撒克逊文化，审视了从路易十四到本·拉登，“反英语国家”的意识形态在不同的反英美势力中的兴起。他们全都恐惧又嫉妒

这样说显得粗俗而不可原谅，但在三百年的战争中，英语国家确实常胜不败。换一种说法，自17世纪末以来，英国或美国，或是两国联盟在它们参加的每次主要战争中均处于胜者阵营。这类胜利的历史塑造了我们生活的世界；本书的第二部分审视了一系列军事、外交和经济战略，这些战略先是引领英国，接着又引导美国成为世界强国。盎格鲁-撒克逊国家并不只是在战争中获胜。他们改变了世界的生活和思考方式，把自己尽量像过去那些伟大的文明那样组织起来，本书第二部分描述了白人-盎格鲁-撒克逊-新教徒世界的一些主要特征。盎格鲁-撒克逊态度

本书第三部分解释六大问题中的第三个问题：英美人如何能将经济和军事资源整合在一起，从而打败敌人并建立世界秩序？

我认为英语世界胜利的决定性因素是，英国人和美国人源于同一种文化，这种文化在发展和驾驭资本主义兴起于世界舞台后释放的巨大力量上，有着独一无二的妥善处理能力。这不仅意味着与欧洲和世界上的其他国家相比，英国人和美国人更愿意也更有能力忍受有自由市场形式特色的资本主义所带来的压力、不确定性和不平等性，尽管那是真实的；这还意味着英美人在创造能令资本主义迅速成长的良好机制和社会气氛方面一直表现上佳。因为英美社会对资本主义企业和技术的发展尤为有利，伟大的英语国家一直身处全球技术进步的前沿。它们有深入灵活的金融市场，以和平方式创造了更多繁荣，允许政府利用社会的财富以便在战争中更有效力；在冒险进入全球市场与那些在技术先进性、资金充裕性和管理娴熟性方面略逊一筹的其他国家的对手竞争时，在充满活力和据守前沿的经济中形成的商业巨头享有巨大优势。

本书通过这一思路探究英美对资本主义的这种自然倾向之根源，英国宗教改革开创了一种多元社会，它对新理念通常采取宽容和开放态度，同时又很虔诚。在世界大部分地方，宗教传统价值观强烈反对资本主义的功利目标。与几乎所有时代的主要行为体相反，英语世界达成了一种新形式的宗教均衡，相信资本主义和社会变迁是好事。在世界大部分地区，即使在今天，人们相信他们可以通过拒绝变化而保持宗教和文化的大部分本真。自17世纪以来，英语世界，或至少其中显著的部分，则相信拥护甚至推进和加速变化，如经济变化、社会变化、文化变化、政治变化，是在实现它们的宗教天命。上帝创造了何等奇迹？

基于这些理念，本书的第四部分审视英美人如何整合历史经验与宗教信仰，借以构建至今仍在塑造英语世界的主导理论范式的意识形态，形成人们对世界运行方式的根深蒂固的观念，比如艾萨克·牛顿爵士的物理学，亚当·斯密的政治经济学，托马斯·杰斐逊和詹姆斯·麦迪逊的宪政理论，以及查尔斯·达尔文的生物学理论。尽管这些思想家中的许多人并非特别或惯常具有宗教性，但他们相信秩序从自然力量的自由运转中自发生成，“仿佛被‘看不见的手’操纵”，这是一种重申英语世界中一些最强大的精神信念的方式。世界通过未加限制的自由运动创造有序且更高社会形式的方式构建（或由上帝指引），这一观念可见于盎格鲁-撒克逊世界的各个领域和所有层次。这使人们既个人主义又乐观向上，在很多人所称的“辉格叙事”（whig narrative）中达到顶峰，这一历史理论将自由社会中缓慢渐进的进步看作主导力量，不仅存在于英美人的历史，也同样存在于更广阔的世界。

本书第四部分探索了黄金模因（golden meme）对英美历史和政治的影响，说明“辉格叙事”如何使人产生进步预期和感觉历史的胜利终结就在眼前。历史教训

本书第五部分，也是最后一部分，重点提出最后两个问题：为何盎格鲁-撒克逊乐观主义往往是错的？持续达三个世纪之久的盎格鲁-撒克逊胜利对世界历史而言意味着什么？

这一部分首先聚焦于美国人思考他们体系的方式与这一体系在世界上实际运转方式之间的不同。也就是说，美国人认为自由资本主义民主是促进社会和平与稳定的方式。它的确起到了这样的作用，但它也催生了社会、经济和技术变迁的巨大且仍在持续的进步——这不仅对美国人而言是如此，对世界上每一个人来说都是这样。

人类技术的加速进步以及历史和社会变迁步伐的日益加快指向一个远比“辉格叙事”所预测的和平与繁荣的稳定更加生机勃勃的未来。一则英美人和其他处于发展前沿的社会产生的动力和变化迅速输出到其他并不欢迎——也许不能应对——变化的社会。二则美国权力的崛起——美国人趋向于认为，不言而喻，这不仅有利于美国人，也有利于世界上的每一个人——对那些利益和雄心受其羁绊的国家和人来说并不总是有益的。

这一部分着眼于英美历史的“长远眼光”对今日美国的政策制定者可能提供的经验。在可预见的未来，美国不太可能失去在全球政治体系中的独特地位，但也不太可能保有一些分析者所谓的“单极”权力。另外，这一部分也着眼于激进的中东恐怖主义者发起的挑战，并将其与过去两百年内的一些相似运动进行比较。

在回顾了英美三百年历史给予我们今天的一些教训之后，本书在结束之际提出世界可能的确正在驶向“历史的终结”——但这一我们正在靠近的终结看起来远比传统“辉格叙事”所预想的和平宁静的天堂要更加戏剧化。英美文明没有引领人类远离动荡与混乱。相反，在前行之路即超越之途这一信念的推动下，美国正在引领世界加速奔向一个截然不同的世界，它超越了我们的认知，也许还超越了我们的想象。结论《上帝与黄金》和我的著作《特殊天佑：美国外交政策及其如何影响了世界》一样，是一本有关历史的书，但不是一本历史书籍。这是一本反省历史并力图在事件波澜中寻找隽永模式的书，但本书并不就所涉历史事件进行权威完整的叙述。这是一本涉及诸多领域的书，但并不试图给这些主题下定论。与我一样意图书写涵盖诸多不同学科领域的作者每每因不得不冒犯他曾受惠的众人而感到痛苦。若无专家和学者在不同领域所做的开创性的深入的研究，本书将无从问世。然而，许多专家和学者会感到这样一本概介性书籍并没有将他们研究的微妙和复杂充分地展现出来。他们是正确的，我为此而道歉。我时时因《上帝与黄金》忽略了丰富而复杂的历史主题而深感内疚，我建议其他书籍更深入地处理这一主题，但事实上没有一本书能充分反映撰写本书所需要借鉴的所有领域的丰富浩瀚的学术文献。

然而当我为此书进行背景研究时，我感到有一点沮丧。相当多的优秀著作从不同方面论及英美的统治地位，但我没有找到任何于近期出版的严肃论及整个主题的书籍。我们有关于英帝国的著作，有关于美国外交政策的著作，但在世界事务中两个民族的共同历史这一主题并没有得到其应有的关注。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一领域最优秀的著作仍是温斯顿·丘吉尔的《英语民族史》（A History of the English Speaking Peoples），这本书出版于1956年，尽管优点甚多，但它太老了，太盎格鲁中心主义，受到作者政治目的的影响太多，难以迎合21世纪大众的需求。也许英语民族的下一部辉煌历史将由一个印度人或南非人写就；这是需要完成的工作。[1] Arthur M.Schlesinger，“Bye，Bye，Woodrow”，Wall Street Journal，October 27，1993.[2] Paul Kennedy，The Parliament of Man：The Past，the Present，and the Future of the United Nations（Toronto：Harper Collins，2006），xi.[3] David Patterson，“Andrew Carnegie’s Quest for World Peace，” Proceedings of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Society 114，no.5（October 20，1970），371-383.[4] Douglas Brinkley，Wheels of the World：Henry Ford，His Company，and a Century of Progress（New York：Penguin Books，2003），197.[5] Harry Kantor and Howard J.Wiarda，eds.，The Continuing Struggle for Democracy in Latin America（Boulder，Colo.：Westview Press，1980），41-43.第一部分海象与木匠第1章 上帝站在我们一边

1656年9月17日，护国公奥利弗·克伦威尔（Oliver Cromwell）在英国议会致辞，提出其外交政策，他以对最根本政治问题的发问开始演说：谁是我们的敌人，为什么他们憎恨我们？

他继而断言，在世界其他地方存在邪恶轴心。他说，英国人的敌[1]人“全是世界上邪恶的人，他们或在海外，或在英国国内”。

接下来他用17世纪的语言说，他们憎恨我们，因为他们憎恨上帝和世界上美好的一切，他们憎恨我们“充满敌意，反对能够服事上帝的荣耀和它子民的利益的一切；反对在他们看来与其他国家相比，在这个国度里最明显地受到庇护和承认的一切，我们这样说并非虚[2]夸”。

克伦威尔继续向圆颅党（Roundheads）这一在英国内战中已为人熟知的党派解释，邪恶轴心有一个领袖：一个驱使自己服事邪恶的强国。“的确，”克伦威尔说，“你们最大的敌人是西班牙……因为它从始至终对我们这些上帝的子民充满了敌意。”敌意来自天主教起源时对上帝的原初叛逆，潜藏在伊甸园的蛇身上，“我要叫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克伦威尔如此说道，引用了上帝对蛇的诅咒[3]与他在黑暗之子与光明之子之间布下的敌意。

克伦威尔处理世界政治的方法在三百余年后3000英里外产生了共鸣，那就是1983年3月8日在美国福音派联盟于佛罗里达州奥兰多市举行的年会上美国总统罗纳德·里根发表的致辞。苏联，里根说，[4]是“现代世界的邪恶核心”，美国参与了一场忠诚考验，与反对上帝的邪恶对手对抗。里根引用前共产党员告密者惠特克·钱伯斯（Whittaker Chambers）的言论，断言马列主义是“第二古老的宗教信仰”，由伊甸园中的蛇首次宣告，那时它引诱亚当和夏娃背弃上帝。[5]和克伦威尔一样，里根将历史看作精神力量之间的战斗。“我一直坚持，”总统告诉牧师们，“正在持续的争夺世界的战斗不会由炸弹[6]或火箭、军队或军事力量决定胜负。”

由于自由世界与邪恶帝国之间存有敌意，即光明之子与黑暗之子之间的战役，这种敌意也是永恒的，就像克伦威尔召唤对西班牙开展[7]不屈不挠的战争。没有人能和说谎之父立约。

克伦威尔警告议会，天主教教义支持教皇有权赦免所有的罪。如果信奉天主教的国君与英国订立和平条约，一旦他们愿意，教皇会宽恕他们的背誓之罪。克伦威尔如此总结道：“朴素的真理是，与任何服从罗马和教皇意志的天主教国家讲和，那么你们就会受到束缚，而他们则无拘无束……一旦教皇不再对它说‘阿门’，和平转瞬便会瓦[8]解。”

里根对共产主义者的感受也是这样：他们所持的哲学立场显然不可能保障他们的信誉。美国不能坦率诚实地对待共产主义者。里根说，因为“苏联领导人坦率公开地宣布，他们认可的唯一美德是推动他们[9]前进的目标”。他们的唯物哲学对正确的行动或真理没有绝对的价值观念，只要结果证明了方式的正当，他们的罪行便可以获得宽恕。

克伦威尔与里根论辩的相似性愈加深入。两位领袖都号召他们的国人对可以将整个国家团结起来的外交政策形成共识。极端的共和党人里根声称坚持民主党人哈里·杜鲁门的传统，这冒犯了一些民主党听众。与现代美国人相比，两党制对克伦威尔的听众而言是更为艰深的概念。冷战时期“两党联立的外交政策”是上一代美国政治的主题。在克伦威尔时代的英国，合法政党仍在为诞生而挣扎；异见者和不忠者还被视为同一类人。克伦威尔新近领导议会军在以处死国王为结局的内战中取得胜利，仍然希望证明所有真正的英国人，包括王党和共和派，对天主教威胁的邪恶性拥有一致意见。克伦威尔指出，伊丽莎白女王支持反对西班牙的政策，在必定让屋内的圆颅党人摇头的一句话里，他称赞了女王留下的“极好的回忆”，声称要坚守她的传统，就像里根声称要坚守杜鲁门的传统一样。

历史上的邪恶帝国总是践踏人权。冷战时期的美国总统们常规性地谴责苏联对异见者和宗教信徒的苛待。在这一点上他们又一次地跟从了护国公的脚步。克伦威尔在1656年的演讲中历数了西班牙的暴行：他谈到一位被西班牙人残酷谋杀的英国长期国会信使，并指出当英国大使“请求补偿可怜的人民在西印度群岛因蒙冤而流的鲜血，补偿在别处做的错事，当他们为在那边贸易的人民要求信仰自由——[10]这些事无一会得到补偿——时只得到了拒绝”。

我们所要求的一切，克伦威尔告诉议会，是自由。仅此而已。

在描述最近与西班牙国王腓力四世失败的谈判时，克伦威尔希望说明英国人所提的要求是多么合理和适度。“我们渴望这样的自由，他们（造访西班牙疆域的英国商人）可以将圣经放在口袋里，实践他[11]们的宗教自由而不受到限制。但那里没有信仰的自由。”[12]

堂·菲利普，拆掉这堵墙！

如果说在过去的数世纪中邪恶帝国颇有共同之处，那么仁善帝国的同盟亦有很多共同点。美国及其冷战同盟国就像克伦威尔时代英国的新教同盟一样，不只是为自身的私利而战斗，这打消了自私的念头。它们为所有地方的良善、正确和人权而战。“所有诚实的利益，”克伦威尔说，“是的，所有德国、丹麦、瑞士、瑞士自治领的新教徒的利益，所有基督教王国的利益，与你们的利益都是一致的。如果你们好好接续和行动，确信什么是上帝的利益[13]并加以贯彻，你们会发现你们是为上帝的无数子民而行动。”“美国，”里根告诉福音派信徒，“让自由的火炬一直明亮，但不[14]仅是为了我们自己，更是为了世上其他地方的亿万人民。”

克伦威尔和里根还面临其他相同的问题。比起英国和西班牙之间历时颇长却断断续续的对抗，冷战更具连续性，但两场对抗都难分胜负，拖延数十年，有时对抗发生在前线，有时发生在不引人注目的地方，伴随着缓和的间隔、同盟的逆转，以及诸多命运的变化。1588年无敌舰队失败后，西班牙便没有能力进攻英国本土。英国军队也没有强大到可对西班牙本土发动持久战。事实上，断断续续的冲突反而在迁延不决中转移到我们今天所说的第三世界，即两大国到处散落的殖民属地、贸易航线和世界的海洋。英国的鹰派——往往是新教徒和商人——向往进攻性的反西班牙政策，同意在开放市场的前提下接纳教皇；温和派（一般情况下乡绅对昂贵的国外冒险并无兴趣）则是促进缓和。

这里还存在另一个问题，一个国内问题。“并且确实它（西班牙）对你们的内脏感兴趣，”克伦威尔告诉他的听众，“它对此有兴趣。从我出生到现在，据报告英国奉守教皇制的天主教徒西班牙化了。”[15]罗纳德·里根恰好明白克伦威尔的意思，尽管随着暗喻潮流的变化他会谈及第五纵队，而不是共产党员“对我们的内脏有兴趣”。

在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里，英国努力应对如何对待天主教少数派这一问题，1570年庇护五世将伊丽莎白一世革出教门，并宣布她是不合法的女王，基督徒没有服从她的义务，此后反天主教的刑法大幅收紧。对伊丽莎白一世来说，问题是如何辨别那些对君主保有忠诚或至少愿意和平生活在君主治下的天主教徒，和那些积极参与密谋杀害女王、使国家陷入内战的天主教徒。16世纪80年代，西班牙入侵的威胁增大。天主教徒所受的压力增大；天主教神父进入英国变得非法，任何英国国民用任何方式为天主教神父提供住宿和帮助亦为非法。处罚是死刑。拒绝参加新教仪式者亦课以高额罚金。当无敌舰队从西班牙起航时，绳套再次收紧。地方官员受命将被视为安全威胁的天主教[16]徒收监。一旦入侵威胁消散，法律实施就得以放宽。

在伊丽莎白统治的余下时期，天主教徒的法律地位随着与西班牙[17]的战争危险多寡而恶化或改善。1605年前所未有的未遂恐怖行动使天主教徒们经历了在她的继任者治下更黑暗的新时期。

1605年11月5日，一个天主教极端团体将多桶炸药放在位于伦敦的议会大厦下，计划在上、下议院议员和国王都在此聚会时引爆炸弹。尽管只有少数天主教徒与这一事件有直接关联，尽管大多数英国天主教徒可能反对所谓的炸药阴谋，旧有的法律还是恢复了效力，新的法律也很快得到通过，反对如今看来比以往更危险的少数派。任何拒绝向詹姆斯一世行效忠誓言的人都会被剥夺地产、终身监禁，而这一誓言的措辞方式令虔敬的天主教徒难以接受，尽管也并非不可能。

到1642年内战爆发为止，天主教徒的境遇一直在不断改善；冷战中这样的时期会被称作解冻时期，由于不存在安全威胁，反对天主教的法律在实践中得以放宽。1632年，一位英国天主教徒能够出版向圣母玛利亚致敬的一组十四行诗；至少有一位法国耶稣会士的著作[18]被译成英语并在牛津出版。

当内战来临时，英国宗教的政治化发展不断滋生忧虑。内战中大部分天主教徒支持王党。当时的国王查理一世娶了信奉天主教的法国公主亨利埃塔·玛丽亚（Henrietta Maria），17世纪30年代对天主教不断增长的宽容来自王室的影响，而不是议会。胜利的清教徒很快便实施报复；天主教徒同时被认定是保王党和异教徒。至少1600人的房[19]屋和土地被没收充公。

1653年克伦威尔夺取政权时，他放宽了反天主教法律的实施。连年内乱后，英国需要和平与稳定。克伦威尔希望妥协与宽容能够巩固王国。然而，与西班牙的战争改变了局势，关注国家安全的保守新教徒要求对少数派采取强硬行动。

在克伦威尔发表邪恶帝国的演讲约一个月后，一个新议案被提出来。有天主教徒嫌疑的人会被传唤到法庭发弃绝誓。这一誓词比炸药阴谋后提出的誓词更强硬。没有一个忠诚的天主教徒可能这样起誓：

我，（名字），痛恨、厌恶和弃绝教皇的权柄，总体而言对教会也持这一态度，我自己尤其如此。我谴责和诅咒任何将报酬归于善功的教义。我坚定相信并公开承认不应崇敬圣母玛利亚或其他任何天堂中的圣徒；没有偶像崇拜，对他们不应祈求或崇拜。我主张对由人献祭的圣餐或献祭后面包和酒这类物品不应加以敬拜和崇敬。我相信炼狱并不存在，这是教皇治下天主教的虚构；授予赎罪券也是教皇的旨意。我也坚定地相信无论是教皇还是天主教神父都不能赦罪，那是信[20]奉教皇制的天主教徒的胡言乱语。

不肯如此起誓的人会立刻失去2/3的财产；第二次拒绝又会导致余下财产的2/3充公，以此类推。过去天主教徒可以通过将财产记在妻子名下来逃避惩罚。如今则情况不再：漏洞已被补上。

即使在那个年代，这项法律仍充满争议。在议会中代表肯特郡的律师兰伯特·戈弗雷（Lambert Godfrey）认为这一法律令人厌恶：“我认为这与宗教裁判所没有区别，只是一边是钱袋受到榨取和折磨，一[21]边是人。”兰伯特能言善辩，但法案还是通过了，异议票数只有53张。这一法案被证明在把爱尔兰天主教徒和他们的故乡隔绝开来方面很有成效。

对克伦威尔所面对的另一问题的呼应声也在冷战中响起。反抗天主教的浩大战役常常逼迫克伦威尔建立奇怪的联盟，甚至与信奉教皇制的天主教国家结为盟友；杜鲁门发现他自己在帮助南斯拉夫共产党领导人铁托元帅。尼克松（Nixon）和里根与共产党苏联的对抗，导致美国与共产党中国的关系改善；克伦威尔发现他自己试图解释为什么天主教法国是对抗天主教西班牙的有价值的盟友。

相似的问题又一次找到了相似的答案。正如杜鲁门和他的继任者注意到南斯拉夫共产党独立于莫斯科，克伦威尔声称法国实际上独立于教皇制，因此可以依据自身意愿缔结条约。克伦威尔也辩解说他与法国枢机主教马萨林的秘密联络会改善那个国家新教徒的待遇；感到不舒服的美国总统一贯抱有改善中国人权的期望，以此替冷战中的迂回曲折做辩护。让克伦威尔的处境更为困难的是，马萨林指出他改善法国新教徒待遇的能力取决于克伦威尔在让英国天主教徒生活在更宽容的环境方面获得的成功。

任何试图理解奥利弗·克伦威尔治下的英国政策的人与尝试理解美国冷战时期政策的历史学者会面对很多相似的问题。克伦威尔抨击爱尔兰的天主教徒和他们的西班牙同盟在1649年至1652年间杀害了约两万名爱尔兰新教徒，但他自己在爱尔兰犯下残酷罪行的军队却仍[22]然势力强大。冷战中亦有同样的争论，美国支持的那些独裁政权有时与它所反对的共产主义政权一样凶残。克伦威尔对西班牙天主教的反对“真诚”吗？抑或外交政策中的意识形态因素只是他为具有进攻性和扩张性的国家利益追求寻求公众支持所采取的不光明正大的策略？当克伦威尔决定帮助新教荷兰对抗西班牙人，他与天主教法国结盟并肩作战——在得到海峡港口敦刻尔克作为他施予援手的报酬之后，他是一个为上帝而战的宗教狂热者，还是一个推进英国利益的精明政客？

克伦威尔可能会说他政策中的两种元素，即为上帝而战和为英国国家利益而战，是扭结在一起的，并且这本身就是天佑的标志。通过做好事和与信奉教皇制的天主教徒作战，英国将进展顺利、获得财富。对上帝好的事就是对英联邦好的事，反之亦然。可以想见，这一令人舒适的综合体赢得了那个时代众多英国人不加批判的支持。

不论克伦威尔的私下观点如何，他的政策无疑吸引了那些不那么关心他宗教信念的人的支持。很多在爱尔兰的英国士兵也许对重新分配爱尔兰农田比对神学争论更有兴趣。难怪他们中的某些指挥官和支持者会有意识且冷笑着利用当时的意识形态氛围，通过一些往往是犯罪的手段来为自己谋利。船长和船员乐意掠夺西班牙的贸易甚于推进新教前途。另外，众多顽强的、为信仰而战的战士鄙视物质收益，对于克伦威尔在反抗天主教的神圣之战中做出妥协以获得一些暂时性好处，约翰·伯奇协会强硬派的类加尔文派式成员有时会摇头否定，就像伯奇派痛斥与任何类型的共产主义者的“通融”。

在克伦威尔治下的英国，“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交织在一起。只有上帝本人能分清贯穿那个历史时期的线索中的黑暗与光明，英国人的友邦可能将英国的政策归功于英国的高尚道德信念，英国的敌人则更可能归之于它的国家利益。两种解释都可以在与西班牙的长期战争期间克伦威尔的言论和英国的行动记录中找到支撑。

西班牙不是与英语世界对峙的最后一个邪恶帝国。撒旦幸运地在塞万提斯的土地上被征服，他在埃斯科里亚尔被驱逐没多久就在凡尔赛新建的大厅里找到了住处。1689年，在英国被称为“奥兰治的威廉”的威廉三世即位，取代了被推翻的天主教徒詹姆斯二世，英国发现自己被锁定在与法国的一系列战争中，和先前与西班牙的战争一样长久、一样危险。英国作家约瑟夫·艾迪生（Joseph Addison）于1707年出版的一篇文章以此为主题，在一个更为世俗化的时代更新了克伦威尔的论辩。“法国的确是英国最不可调和、最危险的敌人，”他写道，“他们的政府形式、他们的宗教、他们对英国实力的妒忌，还有他们的商业诉求、他们对实现世界帝国的追求使他们对我们充满仇恨与厌恶，令他们抓住所有机会来推翻我们的宪法、摧毁我们的宗教、破坏我们的[23]贸易，并降低我们在欧洲国家中发挥的作用。”

换句话说，他们是决心征服全球的邪恶帝国；他们不能受到信任；他们雇用了间谍来颠覆英国自身；他们制订了长远计划，危害英国的财产与声誉。

但英国的理由当然高于狭隘的利益。艾迪生附和了克伦威尔将自由视作英国全部追求的呐喊，将自由描述成一位女神：

你，女神，你，不列颠的岛屿在敬拜，

为什么她常常耗尽所有的积蓄，

多少次你在死亡之地求索，[24]

也不认为巨大的奖赏代价高昂！……

不仅如此，与克伦威尔一样，对艾迪生而言，许多英格兰的事业就是她疆界以外国家的事业。

英国关心守望欧洲的命运，

并维持每一个开展竞争的国家的平衡，

用战争威胁大胆放肆的国王，[25]

应答受折磨邻居的恳求。

与太阳王和他的邪恶盟友及继任者的战争，和与西班牙的战争一样，迁延数十年。有时候是热战，有时候是冷战；很多战斗发生在第三世界，包括美洲的殖民者与法国印第安同盟之间的战役。

为了保卫自由又一次必须，至少看起来必须，剥夺自由。隐秘的天主教徒查理二世和他公开的天主教徒兄弟詹姆斯二世取代克伦威尔后，天主教徒的处境逐渐得以改善，尽管偶有艰难时期。反天主教的法律依然存在，但国王们用他们的宽恕和豁免权令天主教徒更为自由地参与公共生活，其自由程度是伊丽莎白一世时期第一部刑法通过以来所未有的。

詹姆斯二世流亡法国后局势发生了变化。路易十四待他以王室之礼，许诺法国军队将帮助他恢复源自他父亲的王位。入侵舰队将詹姆斯载至爱尔兰，那里的大部分人是支持他的天主教徒。

爱尔兰的二世党人战争（支持詹姆斯的人被称为二世党人）很快便不光彩地结束了。“女士，你的同胞逃避战斗”，战败的詹姆斯向一位匆忙从败退的战场返回的爱尔兰支持者说道。“先生，”她回答，“你看上去跑赢了。”然而，来自法国的和兴起的二世党人的威胁都没有随着詹姆斯的失败而结束。

尽管意大利教皇国的统治者教皇是威廉三世反法战争中的军事同盟，尽管梵蒂冈庆祝詹姆斯在博因河的新近失败，但天主教徒几乎普遍被看作是忠诚于老国王的。他们又一次从公共生活里被驱赶出来，承受新的压力和罚金。1715年二世党人起义占领了苏格兰大部分地区，受惊的新教徒把这看作天主教十字军。老的刑法典抹去灰尘重新使用，誓言被拿出了图书馆，经过长期准备的紧急计划投入使用，天主教徒和被认为是天主教徒的人必须向现在的国王、信奉新教的乔治一世发效忠誓言，誓绝教皇的要求。拒绝的后果严重：首先，天主教徒的活动受到限制，他们的马匹和装备充公，任何有“背叛”嫌疑的[26]人会被预防性拘禁。

对国内的天主教徒少数派会站在国外的天主教敌人那边的恐惧导致了新的约束和迫害，与法国的战争在18世纪40年代再一次爆发。反天主教的暴徒在大街上横冲直撞，焚烧教皇和被称为“年轻的王位觊觎者”的詹姆斯二世孙子的肖像，有时也攻击有天主教徒嫌疑的人。又一次，地方官员手攥誓言巡视辖区寻找天主教徒和有天主教徒嫌疑的人。马匹和装备又一次被从拒绝宣誓的人身边夺走。其他惩罚也在迫近。

这一时代英帝国境内唯一可公开举行天主教弥撒的城市是公谊会的首府费城。刑法在其他地方已实施，以避免天主教第五纵队与法国勾连。

奉行绝对王权的邪恶帝国法国最终于1763年战败。撒旦换了外套，但没换房子，1791年，人们发现他掌控了法国大革命中得胜的军队。当发现天主教不再适合他的企图后，撒旦抛弃了它，转而拥抱革命时期法国的世俗哲学。邪恶帝国曾经是保守主义和天主教的，法国大革命期间邪恶帝国成为世俗和现代的。拿破仑统治时期又有短暂变化，从无神论转回天主教，但撒旦翻来覆去所做的这一切都不是好事情。英国的观察者看到了克伦威尔谴责过的同样的景象：一个邪恶帝国与完全正确的国家作战。

伟大的爱尔兰政治家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和小威廉·皮特（William Pitt，the Younger）非常明智地观察到，邪恶帝国罪行相似：违反人权，有计划地实现世界帝国，阴谋颠覆英国，以及不忠无信，令谈判变得危险、和平无法实现。

23岁的皮特成为英国历史上最年轻的首相，1793年2月1日，他向议会警告法国雅各宾派带来的危险：

他们利用军队的出击抓住每一次机会来摧毁每一个国家最神圣、最有价值的机制；以自由为名，他们决定通过雅各宾派的独裁把每一个国家实际上而非形式上变成他们的附属省……法国将所有的法律、人类和神践踏在脚下。它最后宣明了最贪得无厌的野心、对各国法律最大的轻蔑，而这些法律是迄今所有公开声明对宗教最为虔诚的国家所遵守的；并且除非它止步于这一事业，否则全欧洲必然很快就会从法国加农炮嘴里认识到正义理念——国际法——政府模式和自由原

[27]则。

1793年，路易十六被处死，英国震惊了、震惊了，英国人开始组织一个又一个反法同盟，漫长的战争开始了。100多年前，克伦威尔治下的英国是一个弑君的国度，其敌人是君主制合法性的支持者；幸运的是，那时上帝与魔鬼都随机应变，对原则进行了必要的调整。

在随之而来的敌对年代中，英国及其同盟与法国及其同盟在第三世界战斗；数十年的敌对状态，也因间歇的缓和局势不断被打断。

当然，对外战争中撒旦的意识形态对英国形成的挑战是不够的。英国内部有雅各宾派的利益：激进派、自由派、通信委员会和其他在英国中心地带抬头的危险思想的巢穴。皮特的政府受到了挑战。

在1792年和1793年，针对暴动的审判比过去87年还多；诗人和画家威廉·布雷克（William Blake）对一名擅自进入的士兵说，“国王该死，他的所有士兵都该死，他们都是国王的奴隶”，他由此而受审（后被无罪释放）。1792年末，法国大革命政府给予推翻他们国王和暴君的外国革命者“兄弟般的帮助”，暴乱由此遍及北英格兰和苏格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下载完整电子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