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英】 查尔斯·麦基 著,程浩 译
出版社：电子工业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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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癫狂：非同寻常的大众幻想与群众性癫狂试读：
译者序
模仿与从众——人性中的疯狂基因当深藏在人们内心深处的狂热被唤醒时，他们会为一切事物而疯狂。
世间的很多事情都会让人疯狂，而这种疯狂源于内心深处的贪欲。本书中描写了许多这样的例子，现在看来，故事中有些人的行为甚至有些可笑，或者让人觉得难以理解，但当时人确实因为一些微不足道、虚无缥缈的东西疯狂了，甚至丢掉了性命。
欲望与生俱来，上天从来不会不公平地拒绝给予任何人。在今天，我们身边同样面临着许多的诱惑，一旦内心的欲望被激发出来，也许会如同书中的古人一样失去理智。
本书的作者查尔斯·麦基是一位苏格兰诗人、记者和词作家。早年曾旅居法国，1834年来到伦敦，之后一直从事新闻工作。他多才多艺，不但文笔幽默，还通晓音乐，他作词的歌曲《欢呼吧，孩子》曾风行一时。而本书作为其代表作，则被称为描写人类社会群体迷失现象的经典之作。
书中讲述的许多故事都对生活在当下的人们有着启示意义。在密西西比泡沫、南海幻梦这两大历史上的股票投机事件中，贵族、王室、牧师、官员、平民百姓全部陷入一场巨大无比的股票投机骗局之中，最后的结局惨不忍睹。
人们疯狂地执著于郁金香这种植物，以至于它的价格猛涨，达到了令人不可思议的天价。
宗教圣物的崇拜又是一件十分狂热的事。人们对所有的圣物都情有独钟，无论多么丑陋、肮脏，最后就连人的骨灰也被当做圣物，引发了众人的哄抢。
在关于预言家的故事中，你很难清楚地分辨人们是真的痴迷于那些有权威预言家的预言，还是根本就不在意预言是谁做出的，他们唯一关注的可能就是这是一个预言。
强盗也博得了人们的欢心，诗人、剧作家都给了他们极高的评价，这段故事就是关于历史上的侠盗的。
谁会想到头发和胡须会和政治扯上关系，但事实就这样发生了。在法国、俄国，专制皇权与宗教神权为了它们进行了旷日持久的斗争。
决斗被人们当做解决问题的一种方式。欧洲各国的人们都有着决斗的倾向，使得它成为干扰社会秩序的一个重要原因，各国国王都想尽办法去制止类似事件的发生。
很难想象一句没有准确的出处和深刻含义的话，会受人追捧。人们把它用到各种各样的场合，但这样的流行语“其兴也忽哉，其亡也忽哉。”不过，人们马上又会找到新的流行语。
十字军东征，这个延续了几代人的历史事件，夺走了无数人的生命。欧洲各国的人民疯狂地涌向圣城，前仆后继。而支撑他们的宗教狂热也在欧洲代代相传，直到这种狂热慢慢消失，欧洲才逃脱了这种噩运。
书中描写的种种冲动、欲望、狂热，不仅限于那个时代的人们，它更揭示了人性中存在的让人疯狂的基因。在当今这个物欲横流的社会中，没有人不处在被欲望支配的边缘。在这样的社会中，人更应当多一点内心的宁静。如果你仍想做一个非常冷静和克制的人，不至于陷入欲望的旋涡，那么你应当静下来，看看这本书。第一章密西西比泡沫始作俑者约翰·劳
一心投机钻营赚大钱，
一些人私下里自组公司，
不惜发行新股吹大牛，
好用虚名引诱世人，
先建立新的信用，再让股票贬值，
让无中生有的股份变成了资本，
为了金钱啊，人们聚在一起争吵无休。——丹尼尔·笛福（Daniel Defoe）
说起密西西比大阴谋，就不得不提到约翰·劳这个人，他的品行、经历与发生在1719—1720年的那场大骗局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他可以说是整个阴谋的始作俑者。
在历史学家们看来，约翰·劳这个人是个十足的大骗子，他是个居心叵测的阴谋家、小人，甚至有人说他是疯子……如此种种，不一而足。之所以如此，有其深刻的现实背景。因为他的一个计划，害得无数人为此赔上身家性命，那些令人痛心的不幸后果被深深地烙印在人们的心中，久久不能忘怀。但是随着事态的逐步明朗，人们如此对待他是不公正的。约翰·劳既不是骗子，也不是疯子。与其说他设计骗人，不如说他本身也是受骗者；与其说他是罪犯，不如说他只是无辜的替罪羊。
客观地来看，约翰·劳本人其实是个非常优秀的金融专家。他对信用的理论和原则可谓了如指掌，他比同时代的任何人都要熟悉金融问题，而且他所建立的金融系统会如此快速地坍塌，主要原因并不在于他。那些推波助澜、渴望快速攫取金钱财富的人们，协助他建立这个金融货币体系的人们，才是问题的根源所在。
约翰·劳自己也没有料到整个国家竟会陷入如此巨大的贪婪狂潮中。他更没料到，人们的信心，就像怀疑一样，可以无限制地增长、膨胀；而希望也可以像恐惧一样四处蔓延，最终吞噬一切。他又怎么能够预见到，法国人会像寓言中所描绘的那样，在金钱的疯狂驱使下，在发疯般的渴望中，杀掉那只曾给他们下了无数金蛋的鹅呢？他的命运就像第一个冒险划船从伊利湖向安大略湖漂流的人一样。他出发的时候，河面上还是风平浪静、水流轻缓，仿佛一块明镜。他的航程是既迅捷又惬意。这时候，有谁能阻碍这一航行的轻舟呢？转眼工夫，平静的波浪尽头竟然出现了一个大瀑布！但是水手兀自沉浸在美妙的航行中，对前方的危险一无所知。当他意识到自己的处境时，为时已晚！以前载着他畅游的湖水如今竟成了他的葬身之地。他试图折回原路返航，可是水流实在太湍急，他显得如此渺小。以他微弱的力量根本不足以对抗。随着时间一点点地流逝，这一人一船距离那雷霆震怒一般的瀑布越来越近。终于，一个浪头拍下，水手连人带船跌进万丈深渊——他的身体、他的小船旋即被嶙峋的岩石撞成碎片。奔流的河水裹挟这可怜的碎片坠入谷底，翻起滚滚的水花，但是很快就消失不见，又如往常一样继续向前流去。约翰·劳和法国人就是如此，约翰如同那个可怜的水手，而法国民众就像那看似无害却满布旋涡暗流的滔滔湖水。
约翰·劳1671年出生于苏格兰首府爱丁堡的一户富裕人家，是家中的长子。他父亲既是金匠又是银行家。能在自己的名字前加上一个领地的称号，这是他那个时代所有人的梦想，他的父亲也不例外。他用做买卖积攒的大笔财富买下了劳里斯顿和兰德尔斯顿两处地产，因此被当地人称为“劳里斯顿的劳”。约翰刚满14岁就被带到父亲的会计事务所中做了学徒。在那里他艰苦劳动了3年，勤奋地学习商业知识，也一步步地熟悉了苏格兰银行业的操作规则。约翰在很小的时候就在数字方面显露出了非比寻常的天赋，这一点让他在这一行里如鱼得水。
17岁时的时候，约翰已经长得又高又壮了，他的身材健美，脸上因出天花而有些瘢痕，但这并不影响他英俊的容貌。他的表情总是朝气蓬勃，看起来充满了智慧，因此十分讨人欢喜。不过，很快他也开始不务正业，喜好打扮自己，派头十足又极度自信。在女人堆中约翰也备受青睐，可谓无往而不利，女人们都管叫他“俊俏的劳”。而男士们则对这个外表浮夸的小伙子十分鄙夷，也送了他一个外号叫“浪荡子约翰”。1688年约翰的父亲去世后，他彻底抛开了会计事务所的繁冗琐事，带着继承的遗产来到伦敦，打算在这个花花世界闯荡一番。
因为他的狂妄和缺少自制，以及喜好排场和奢侈的生活习惯，很快他就变成了伦敦各家赌场中的常客。但是他表面上虽然喜好挥霍，放肆张扬，却并不是个严格意义上的“花花公子”。他从不随便出手，靠着他对输赢概率的精心计算，他一直不断地赢钱。为此，他甚至成了所有赌徒的崇拜对象，人们相信跟随他就能在赌桌上翻盘赢大钱！
这个出手阔绰又潇洒风趣的苏格兰男子，同在他的家乡一样，受到了伦敦上流社会社交界，尤其是那些名媛们的欢迎。与在赌场中相似，在情场上，约翰也是个常胜将军，纵横花丛中进退自如。然而，这些也只是铺平了他通向不幸的道路，这个年轻、富裕、聪明又赋有魄力的小伙子也有走背运的时候。在伦敦度过了整整9年放荡、奢靡的生活之后，他逐渐沉溺于赌博，开始滑向失控的边缘，变成了一个无可救药的“赌棍”。他不再满足于小打小闹，赌注越押越大，但是他装满数字概率的脑袋却越来越迟钝。终于在一个不幸的日子，他输了一大笔钱，被迫抵押地产以支付一大堆令人头痛的债务。他眼睁睁地看着这一切发生而无能为力。
福无双至，祸不单行，就在他被债务危机而弄得焦头烂额之际，一件“桃色事件”又把他拖向另一个深渊。他与一位名叫维莉尔丝（Weiliersi）的女子之间的桃色新闻又招致一位名叫威尔逊先生（Mr Wilson）的敌意，为了把事情做个干净的了断，两人约定了一场决斗。结果在决斗中约翰当场杀死了威尔逊。男女间的争风吃醋一下子转变为刑事案件，当天他就被逮捕归案，威尔逊先生的亲属以谋杀罪的名义起诉了他。法庭判他有罪，应处以死刑。但考虑到事情的缘由，于是约翰落了个过失杀人罪，判决也被减为罚款。这样的处理引起了死者兄弟的极度不满，重新提出了上诉。可是，就在被押到最高法院受审后，约翰却神奇地逃之夭夭了。至于他是怎么得手的，至今是个谜，约翰也从未向人提过。法官们因此受到了斥责，他们在报纸上通缉并悬赏捉拿约翰。在通缉文告中，约翰是这样的一个人物：“约翰·劳上尉，26岁，苏格兰人。身材消瘦，身高约6尺以上，皮肤黝黑，相貌端正，脸上有麻点，大鼻子，声音洪亮……”这种漫画式的描绘使他的逃亡之路没有遇到多少障碍，他成功地抵达了欧洲。在这块古老的大陆上，他整整游历了3年，并把自己大部分的精力投入研究各国货币和金融事务上去。在阿姆斯特丹的几个月里，他甚至做了几笔金融投机买卖。但是他积习难改，白天虽然都在研究金融和贸易规律，到了夜晚，他照旧是各大赌场的常客。大约1700年，他返回了爱丁堡，并发表了一本名为《组建一个贸易委员会的建议和理由》的小册子。但是并没能引起人们的关注。
没多久，他阐述了一个建立所谓的“土地开发银行”（Land Bank）的新主张。该主张认为，银行所发行的货币绝对不能超过这个国家的所有土地的价值。在正常的利率下，或者与土地价值相当。拥有这些货币的人，在特定的时间有权被认为拥有土地。这次，他的提议在苏格兰议会中激起了轩然大波，并持续了相当长一段时间。其中的一个中立党派甚至还专门提出议案要求政府建立这样一家银行。约翰对此很是兴奋。但是，议会最终通过决议认为：强迫发行任何形式的纸质货币以促进流通，对整个国家来说是很不明智的，那将可能使整个国家陷入巨大的风险之中。
计划失败了，同时他企图得到司法赦免的努力也落空了。他不得不离开苏格兰重返欧洲大陆，继续操持着赌博旧业。他陆续在荷兰、德国、匈牙利、意大利、法国等国游荡了近14年之久。丰富的经历使他的眼界大为开阔，约翰几乎对每个国家的货币和贸易政策都了如指掌。并且他坚定地认为如果没有纸币，任何一个国家的经济想走向繁荣都是空谈！这14年中，他最成功的事情依然是赌博，他被认为是一个技术精湛的资深赌徒，约翰在欧洲各大赌场里都是声名显赫。当时的人们普遍认为他是全欧最擅长算计、最会利用错综复杂的概率创造机会的精明人。在官员们的心目中他对年轻人来说是很危险的，根据《世界传记》记载，他先是被当局驱逐出威尼斯，接着又被赶离热那亚。在巴黎滞留期间，约翰同样引起了法国警察总长德·阿金森（De Atkinson）的侧目，警察总长大人命令约翰尽快离开首都。但是好运降临了，这个命令并没有付诸实施。法国宫廷中几位位高权重的大人物，例如旺多姆公爵、孔蒂王子和奥尔良公爵等，都是约翰在沙龙里结识的新朋友，特别是奥尔良公爵，他对约翰的翩翩风采及冒险精神十分赞赏，坚持做约翰的保护者，后来对约翰的命运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而约翰也被这位公爵大人的远见卓识所吸引，两人之间颇有点“英雄惜英雄”的味道。他们经常见面，约翰尽可能地抓住每次见面的机会向公爵灌输自己的金融主张，因为他知道奥尔良公爵与皇帝十分亲近，并且以后也会对整个政府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1)
路易十四去世前不久，约翰曾经向审计长德斯马莱（Desmond Mallett）提出了一个财政计划。因为路易十四知道该计划的制订者不是一个天主教徒，所以拒绝实施该计划。随后失意的约翰来到意大利。但是他一直念念不忘这一财政计划，于是前往拜谒优伊公爵维克多·阿马德斯，说服他在自己的领地内建立土地银行。公爵认为自己地盘狭小，无法实施这一计划，建议他到法国去试试看。在他看来，法国人对新颖的东西赞赏有加，所以很可能会赞同这一计划。
1715年路易十四去世，年仅7岁的继承人登上王位，奥尔良公爵则被指定为摄政王，负责辅佐小皇帝主持朝政。好运一下子降临到了约翰的头上，如洪水般猛烈，约翰梦寐以求的财富和地位似乎近在咫尺。摄政王既是他的朋友，又对他的货币理论和设想十分熟悉，更关键的是，他愿意无条件地帮助约翰重新树立法国伤痕累累的信誉。众所周知，在路易十四漫长的统治期间，法国的金融信用已经被皇室贵族们的奢靡无度弄得岌岌可危了。
因此，路易十四刚刚去世，公众压抑已久的愤怒就像火山一样爆发了。生前他所得到的阿谀奉承不计其数，简直无人能及，死后却被骂成“暴君”、“死硬派”甚至是无恶不作的“盗贼”。人们将他的雕像砸得稀巴烂，在不停的诅咒声中撕毁他的画像，他的名字也成了“自私”、“压迫”、“骄横暴虐”的代名词。昔日的辉煌早已远去，留下的只有他的倒行逆施、奢侈和残暴。
整个国家的财政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上梁不正下梁歪，国王的腐败堕落引起各级官员的竞相模仿，从上到下无人不贪，无人不恶。整个社会的经济秩序混乱不堪。国家债台高筑，外债总额竟高达30(2)亿里弗，而国家每年的财政收入总共只有1.45亿里弗，仅政府开支就要花费1.4亿里弗。也就是说，每年只剩300万里弗来支付这30亿外债的利息。摄政王受命于危难之际，他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想办法扭转乾坤，改变当时的危机局面。
为此，他召集各位大臣一起商讨解决的办法。与会人士纷纷出谋献策。圣西蒙公爵认为，只有宣布法兰西政府破产这一方法才能避免整个国家陷入革命的危机，即使这是一个大胆而又危险的方法。诺阿勒公爵是一个和事佬，处事非常圆滑，他坚决反对圣西蒙的建议。他认为这种做法十分不明智，很可能会给国家带来毁灭性的打击。摄政王采取诺阿勒的意见，却未曾想到这令本已奄奄一息的国家财政更加雪上加霜！国家下令重铸货币，这样一来货币立即贬值了五分之一。人们拿1000个金币或银币到造币厂取回等额的货币，但是货币中金属的重量只有原来的五分之四。借助这种损人利己的行为，国库一下增加了7200万里弗的收入，但是整个商业运作却变得一团糟。法皇不得不下令稍微削减赋税，这才暂时平息了民众的怒火——为了眼前的一点蝇头小利，人们选择对将要落在自己头上的巨大灾祸视而不见。
根据计划，政府组成了一个裁决委员会来审查那些贷款承包商和包税人的不法行为。尽管任何国家的人民对税收人员都颇有微词，但在当时的法国，人们对税收人员却是恨之入骨。因此，当被称做征收苛捐杂税的人——赋税承包巨头以及手下的各级承包人被法庭传唤交代他们罪行的时候，法国被前所未有的欢欣喜悦所笼罩。
裁决委员会由国会主席、各委员会领袖及司法机关的大法官组成，主席是财政大臣。该委员会被赋予了极大的权力，获得了社会各阶层的广泛支持。他们鼓励人们积极提供线索以揭发各种犯罪行为，并许诺以罚款和没收赃款的五分之一对检举人进行奖励。而被检举人所有隐匿款项的十分之一也将被作为检举者的报酬。
这样诱人的法令刚一颁布，那些从事不法行为的人们立即惶恐不安起来，因为他们非法盗用的税款数额非常巨大，以至于没有人会同情可怜他们。接下来一项项的起诉逐一印证了他们的恐惧，巴士底监狱很快就人满为患了。与此同时，全国各地的大小监狱也都处于饱和状态，里头关满了罪犯或嫌疑人。法庭同时下令，任何一家旅店的老板或驿站站长都禁止向试图逃脱的人提供马匹；任何帮助罪犯或者带他们逃跑的人都将受到严惩。如果违反这些规定，要么被罚披枷示众，要么被罚做苦役，罪行较轻的则被处以罚款和监禁。
在整个过程中只有一个外省的银行家兼包税人塞缪尔·伯纳德（Samuel Bernard）被判死刑。他被当地人称为本地区的暴君兼独裁者，这个家伙居然胆大包天地提出愿意掏出600万里弗作为获得自由的赎金。结果他的如意算盘落空了，等待他的是阴森的绞架。相比之下，另外一些罪行可能更严重的人因为把财产都藏匿起来了，所以要幸运得多。于是，政府的强硬态度逐渐缓和下来，在税收的名义下，所有犯法的人统统被判处罚款，但是这一招并没有令国库增加多少收入。法国的各个部门早已是腐败到骨子里了，这些巨额罚款中的绝大部分都流入了形形色色的大臣以及他们的妻子、情人的荷包里。为了避免掏罚款，一些不法分子们纷纷开始对这些大臣背后的女人们大献殷勤。据说有一个承包商人，根据财富的多少以及罪行的轻重被处以1200万里弗的罚款，但是一位在政府中举足轻重的伯爵主动告诉他如果给自己10万里弗，他的罚款就可以被免除了。谁知这位承包人竟说：“朋友，你说得太晚了，我已经和你的妻子讨价还价过了，她只要5万。”
就这样，政府费尽心思征收到的1.8亿里弗罚款中，只有8000万被用来还外债，剩下的1亿则全部成了大臣们分食的盘中餐。人们愤怒地看到如此严厉的措施竟然只是为了掠夺一群骗子的财产去中饱另一群恶棍的私囊。为了获得诱人的巨额报偿，一些人甚至在那些正直清白的商人身上动脑筋。法国社会顿时冤案四起，人民开始怨声载道。一年之后，政府不得不解散了法庭，那些无辜遭到指控的人得到了赦免。劳氏银行的建立
正当法国财政一片混乱之际，约翰·劳隆重登场了。没有人会比摄政王更加深刻体会国家的悲惨状况，也没有人比他有能力力挽狂澜。但是他却讨厌商业贸易，经常不假思索就签发官方文件，并喜欢让别人代劳他自己分内的事情。身处高位所应承担的责任对他来说是一种负担。虽然他知道必须采取相应的措施来遏制当前的情况，但是他不愿意也不能花费太多的精力。为了不牺牲自己的安逸和舒适，他希望找个代理人来帮忙处理那么多令他头疼的事务。于是，约翰·劳，这个为他所赏识的既有才华又灵活聪明的“探险家”，就成了他所倚重的得力干将。约翰此前一直在酝酿却始终得不到施展的伟大计划，终于有了用武之地！
踌躇满志的约翰一出现就受到了大臣们的热烈欢迎。他向摄政王提交了两份备忘录，指出由于流通中的货币量不足以支撑经济的正常运行并且屡屡贬值，金融危机已经笼罩了法兰西。他认为缺少纸币的辅助，金属货币远远不能满足一个商业国家的要求。为此，他还专门引述了英国和荷兰的例子来说明纸币的好处和优越性。因为当时的法国经济在欧洲诸国中显得十分不景气，他提出了许多关于货币信用的实际论据来重建法国的货币信用。他还建议建立一家专门负责管理国家税收的银行，并以这些税收和不动产为基础发行纸币。他进一步提出，这家银行应该以国王的名义进行管理，但实际上必须由议会指定组成的委员会来操控。
这些备忘录还没有通过审议，约翰又把自己撰写的有关金融和贸易的论文译成法文进行发表，以此向法国人显示自己是一个娴熟的财政学家。很快，他就成了法国妇孺皆知的人物，与此同时，摄政王的其他心腹也在四处宣扬他的才华。所有的人都翘首期盼这个金融专家能够重整山河，带领法国走出泥潭。
1716年5月5日，皇室发布命令，授权约翰·劳与他的兄弟一起，成立一家名为“劳氏公司”（Law and Company）的银行，它发行的纸币可以用来缴税。银行的资本金为600万里弗，每股500里弗，共1.2万股。其中四分之一可以用金属货币购买，剩余的四分之三以公债的形式供人们购买。
法国政府还批准了约翰·劳在备忘录中请求的其他特权，一开始人们认为这只是个权宜之计，但后来的事实则证明，这些特权并没有被滥用，反而还带来了不少好处。
约翰·劳（1671—1729）画像。
从此，约翰·劳平步青云，踏上了一条康庄大道。三十年来累积的丰富的金融知识使他在处理金融业务时显得从容不迫、游刃有余。劳氏公司的银行所发行的纸币可以随意购买或者兑换，而且发行后其价值保持不变。这一点可说是惊人之举，也是其政策的主要成就。人们开始信任纸质货币，最终使纸币的价值超过了黄金、白银等金属货币。而后者通常会因为政府不明智的干预而导致贬值。有时候，1000个银币在第一天还与它的名义价值相等，第二天就可能缩水35%。而劳氏公司发行的纸币却始终保持着它原来的价值。约翰·劳还宣称，如果一个银行家在发行纸币时，没有足够的资金来满足所有公众的需求，那么，他就只有死路一条。所有这一切促使他所发行的纸币日益受到大众的欢迎，价值也水涨船高，甚至比等值的金属货币还高百分之一。
很快，法国商贸业就从这项新货币政策中获得了巨大的利益，日渐萎缩的商业慢慢开始复苏。人们开始正常纳税，纳税时也不再那么抱怨连天，纸币的信用也慢慢稳固。如果这种信任继续保持下去，国家的整个经济状况将会更加稳固，经济也会日渐繁荣。就这样，一年内，约翰·劳发行的纸币价格居然超过了面值的15%。而政府发行的用来偿还奢侈的路易十四所造成的欠债的国库券，价值则下滑到面值的21.5%。这种强烈的对比对约翰·劳非常有利，以至于他成了整个国家的焦点，信誉也蒸蒸日上。几乎同一时间，在里昂、罗谢尔、图尔、亚眠和奥尔良等地，劳氏银行的分行纷纷建立。
摄政王对于约翰·劳所获得的惊人成功显得极为诧异，于是，一种错误的观点在他的头脑中慢慢形成：纸币既然拥有如此强大的力量来支持金属货币，当然也可以完全取代它。可他却没想到，事情并非这么简单，在这种荒谬观念的驱使下，他做出了许多蠢事。
与此同时，约翰·劳开始着手策划令他“永垂青史”的惊人计划。他向言听计从的摄政王提议建立一家公司，这个公司应该拥有与密西西比河广阔流域以及河西岸路易斯安那州做生意的专有特权。据说，新大陆上的这两个地方到处都是黄金。劳氏银行和法国政府如能独占这个极具吸引力的大市场，无疑将获得空前的暴利，同时成为唯一的赋税承包人和钱币铸造者。密西西比泡沫初现端倪
1717年，贸易授权书发下来以后公司顺利成立。公司总资本被划分为20万股，每股500里弗，这些股票可以用国库券以面值购买。尽管面值500里弗的国库券市场价格仅相当于160里弗，但是投机的狂潮已经席卷了整个法兰西，为了快速发财致富没有人在乎这些。劳氏银行所创造的辉煌业绩连约翰自己都忘乎所以，他甚至认为自己向大众许下的任何承诺人们都会坚信不疑。摄政王每天都在赋予这位“幸运儿”以新的特权。劳氏银行最终垄断了法国的烟草销售市场，独揽了改铸金、银币的大权。最后，银行彻底改头换面，竟成了法兰西皇家银行（the Royal Bank of France）！面对如潮赞誉，约翰·劳和摄政王开始肆意妄为，他们都忘记了约翰本人也曾为此大声疾呼过的准则：如果一个银行家没有足够的资金储备去支持所发行的货币，那他就只有死路一条。
当劳氏银行刚刚从私营转为国营的皇家银行，摄政王就命令它发行了面值10亿里弗的新币。这是他们偏离稳健原则的第一步，约翰对此不需要负太多的责任。毕竟，当他掌控银行业务时，银行发行的纸币从未超过6000万里弗。但是约翰·劳对摄政王主导的这个计划是否有疑义，后人却不得而知。但有一点却是可以肯定的：在这家私人银行摇身一变成为皇家管理之后，只能让摄政王本人来承受各种各样的指责和骂名。
约翰·劳明白自己生活在一个专制政府的高压之下，却没有弄明白这样的政府会对像银行信用这样一种复杂微妙的系统产生多么恶劣的干扰。尽管后来他明白了这个道理，但已经太晚了，他已身不由己地卷入了致命的旋涡之中。在摄政王的逼迫下，他一步步丢弃了原有的理性。在他的全力运营下，整个法兰西王国被钞票汇成的洪流所吞噬。由于缺乏稳固的支持，纸币迟早会如同泡沫一样，一个个破裂，最后化为乌有。然而，滚滚而来的财富迷住了他的眼睛，完全没有意识到即将到来的灭顶之灾。不久，危险的前景开始出现端倪。
法兰西议会从开始就对一个外国人插手本国事务极度仇视，同时也对约翰提出的那些大胆计划的安全性心存疑虑。随着约翰在法国国民心中的影响力越来越大，议员们对他的敌视心理也越发强烈。一些议员甚至公开反对约翰利用银行大量发行纸币，斥责这一行为造成国内金银货币的持续贬值。法官德·阿格索就因为反对这一计划而被撤职。此举无疑是火上浇油。尤其是当摄政王的亲信之一德·让松（De Jeanson）被任命为法官以接替德·阿格索的原有职务，并同时兼任财政大臣时，议会的敌意更加剧烈了。新官上任三把火，新财政大臣上任后放的“第一把火”就是使金银货币进一步贬值。为了尽快清偿国库券，他下令凡是送4000里弗硬币和1000里弗国库券到造币厂的人都可以得到5000里弗的硬币。德·让松对这一举措沾沾自喜，整日忙于将4000个旧的足值硬币改铸成5000个新的、掺了水分的小硬币。由于对贸易和信用的原则一窍不通，他根本不明白自己所做的一切对贸易和信用造成了多么大的伤害。
议会马上察觉了他的失策以及这种做法的危险性，并再三向摄政王陈情，但是摄政王却充耳不闻。无奈之下，议会被迫采取了一个大胆而异常的举措，宣布民众只能用旧币作为支付手段。摄政王闻讯立即召集御前会议，宣告议会通过的这项法令非法。议会坚持自己的意见，随即又发布了一项法令。摄政王再一次运用特权废除了该法令。然而，议会仍不妥协。1718年8月12日议会再次通过一项法案，其中明确指出严禁劳氏银行以任何直接或间接的方式参与征税，同时禁止所有外国人以自己或他人的名义干预国家财政政策，违者将严惩不贷。议会甚至指出约翰·劳才是最大的祸根，提议将他送交法庭接受审判，一旦定罪，就立即处死。
得到消息的约翰·劳惊惧万分，仓皇逃到皇宫中请求摄政王的庇护。为了解决问题，他乞求摄政王采取措施来逼迫议会就范。碰巧，先皇的两个儿子曼因公爵和索洛斯伯爵为储位问题闹纠纷，摄政王自己完全没了主见。随后，他下令将议会的议长和两名议员收监并发配到远方，议会这才被制服。
危机就这样解除了，死里逃生的约翰集中全部精力去实施著名的密西西比计划。纵然议会依旧强烈反对，公司股价却依然迅速飙升。1719年年初，政府又发布文告，授予密西西比公司全权在东印度群岛、中国、南太平洋诸岛以及法国东印度公司所属各地进行贸易，这里连科伯特一手建立起来的法国东印度公司（the French East India Company）也被并入了约翰负责的密西西比公司。由于业务发展迅猛，规模不断扩大，密西西比公司被世人称为“印度群岛公司”，同时增发了5万股新股。约翰·劳为众多股民描画出一幅辉煌的远景，他承诺，每份500里弗的股票每年派发的红利可以有200里弗。由于股票可以用国库券来购买，所以一支票面价值500里弗的股票仅仅花100里弗就可以买到，所以每股的投资回报率高达120%。任何人都无法拒绝这么大的诱惑，因此大众的购买热情高涨。至少有30万人急切地要求申购这5万份新股。急于申请新股的人们不断地涌向约翰·劳位于甘康普瓦大街的宅邸，这里从早到晚都被挤得水泄不通。巨大的需求注定了很多人的要求得不到满足，因此新股票持有人名单只能推迟到几周后再确定。在这段日子里，民众的焦急心情几乎已濒于疯狂的边缘。就连那些平日里装模作样故作清高的公爵、侯爵、伯爵以及他们的夫人也都放下了矜持，为那金光闪闪的“钱”途而疯狂了。每天，这些贵族们纷纷聚在约翰家门口的大街上，为早点知道结果等几个小时都心甘情愿。最后，等待的人已经成千上万，充斥了整个大街。为防止互相推挤，他们甚至在邻街租房暂住，以便能经常从“财神爷”的圣殿得到第一手的财富信息。旧股的价格也因此被拉高，节节攀升。整个国家陷入疯狂的黄金梦魇中无法自拔，新的申购人如热浪般一波接着一波。
为了满足高涨的需求，最后，公司认为可以再发行30万新股，每股发行价500里弗。这样一来，摄政王就能够清偿所有的国债。以前，为了这个目的财政必须要想方设法筹集到15亿里弗的资金。现在，全国上下一片狂热，只要政府认可，即使三倍于此的数额人们也情愿付出。金钱也疯狂
约翰·劳达到了人生的巅峰，法国人的疯狂也达到了顶点。无论是豪门显贵，还是山野村夫，每个人都在幻想着拥有无尽的财富，成为超级富豪！在上流社会的贵族中，除圣西蒙公爵和威拉斯元帅之外，其他人不论男女老少，不论贵贱贤愚，人人都想从密西西比债券涨跌造成的差价中分得一杯羹。甘康普瓦大街一时间变成了股票经纪人聚集之地。因为该街又窄又不方便，再加上人口聚集，所以事故频发。与此同时，这条大街两边的房子的租金也飞涨，由原来每年1000里弗涨到了1.2万—1.6万里弗。一个在街边摆摊的补鞋匠把自己的摊位租了出去，同时向经纪人及其客户提供纸笔，这种方法令他每天净赚200里弗。更夸张的是，一个驼子利用自己的驼背给那些忙碌的投机商当书桌，居然也狠赚了一笔。大量的人聚在一起做生意又吸引了更多的旁观者。这也给巴黎的小偷和无赖提供可乘之机，这里不断发生暴力骚乱，以至于每到夜晚，就会有一队士兵被派来清理街道。
约翰·劳也被这种情况困扰，觉得住在此地太不方便了，于是决定全家搬到了旺多姆广场。但是，那些消息灵通的投机商们也很快追到了那里。宽阔的广场顿时变得同甘康普瓦街一样拥挤。从早到晚，整个广场就如同人山人海的菜市场。广场上临时搭建了各种各样的帐篷和货摊，以供人们买卖股票兼贩卖饮料餐点。赌徒们甚至把轮盘的赌桌也搬到了广场中央，从熙来攘往的人群手里赚得大量钱财。到林荫道上或花园里散步消闲的人逐渐变少了，大家更喜欢到旺多姆广场消遣。这里除了是做生意人的聚集地之外，也成了闲逛者时髦的休息之地。广场上到处充斥着人们高谈阔论的声音，那闹哄哄的场面连官员们都抱怨连连，广场边上法庭里的一位法官曾向摄政王和市政府抱怨说，他在判案时甚至连律师的辩护词都听不到。
约翰·劳知道后表示愿意帮忙解决这个麻烦。为此，他开始与加里格南亲王协商，打算租下亲王的苏瓦松官邸，因为这座官邸的后面带有一个面积数英亩的大花园。经过几番讨价还价，约翰·劳以近乎天文数字的价格买下了官邸，而亲王自己则留下了那个宽阔豪华的后花园好获取更丰厚的利润。后花园里有几座精美的塑像和喷泉，设计极有格调。搬进新居以后，约翰·劳就派人发布公告，所有人必须在苏瓦松官邸的后花园中进行股票交易。为给交易者提供合适的场地，亲王专门命人在花园中的树木之间搭起了约500个小帐篷以及摊位。五颜六色的帐篷之间飘扬着色彩明亮的彩带和旗帜，无休止的喧哗声夹杂着音乐声，以及人们脸上流露出的喜怒哀乐掺杂在一起的表情……这一切都使巴黎显得如此新鲜奇幻又富有魔力。精明的加里格南亲王在这个花园上赚到了丰厚的利润。每顶帐篷的租金是一月500里弗。花园中至少有500顶帐蓬，亲王每月的纯收入仅帐篷一项就高达25万里弗，也就是超过1万英镑！
但也有人对这种全民性疯狂保持理智，陆军元帅威拉斯就是其中之一。看到同胞们正做着愚蠢的事且不能自拔，这位老兵感到非常窝火。有一次，当他乘坐马车路过旺多姆广场时，看到人们依然痴迷于买卖股票，他性格中暴躁的一面展露无疑，突然命令车夫停车，自己把头探出车窗，向人群大声疾呼，要求他们停止这种“令人鄙视的贪婪行为”。他足足讲了半个钟头，真称得上用心良苦。可是，人们对此嗤之以鼻，回应他的是人们的嘘声和嘲笑声。甚至有人用杂物去回应他，差点打着他的脑袋。这时，他无奈地驾车远遁，此后，类似的事情再也没有发生过。另外有两个更加清醒、安静并富于思辨性的学者——拉·莫特先生与提·哈松神父，前一天刚刚彼此祝贺对方没有卷入这场奇怪的狂热行动，隔天德高望重的神父转身就上苏瓦松官邸买股票去了。当他买完出来时，恰好撞见也来买股票的老朋友拉·莫特。“哈，那是你吗！”神父问道。“是的。”拉·莫特回答。说完就快速地从朋友身边走过。当两人再次相见时，只对哲学、科学和宗教发表高论，两人也没勇气再对密西西比计划指手画脚了。最终，两人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个问题，最后得到一致的结论：一个人永远也不要发誓坚决不干某件事情，还有世界上也不存在什么即使聪明人也不能享受的奢华。
在这个疯狂的年代，劳俨然成了法国最重要的新财富主宰者。贵族、法官、主教都来到了苏瓦松官邸，军队的将军、养尊处优和衣着时尚的贵妇以及拥有世袭爵位或较高官职并有希望近水楼台先得月的人挤满了劳的办公室，为的是得到劳的眷顾，好卖给他们印度公司的股票，而摄政王的办事厅内却几乎没有一位朝臣，异常冷清。由于劳的工作繁忙，只有不到十分之一的申请者可以见到他，所以这些贵族和高官不得不费尽心机，用尽方法争得与他见面。往常，这些人即使在摄政王的办事厅内等上半个小时都会异常愤怒，但此刻，为了见劳一面，他们却心甘情愿地等六个小时。劳的仆人也大受其益，来到苏瓦松官邸的人都往仆人们的手里塞了大量小费请求他们在安排接见时首先叫到自己而非他人。女士们也忘记了平日里的教养，不时地暗送秋波和甜美的笑容，即使这样，许多人还是在以超常的毅力坚持了两周之后才见到劳的面。在任何的聚会中，劳总是被众多女人围绕着，她们争相将名字告诉他，以便在购买新股票时得到照顾。这种窘境使他不再顾及自己以往在女人中风流潇洒的气度，而是落荒而逃。还有人为了见到约翰·劳而做出令人啼笑皆非的举动。有一位女士，一连几天都到劳的家里拜访，每一次都无功而返，这样的结果令她放弃了这种方式。但她告诉车夫要打起精神，当她外出时，如果劳先生恰巧在马车旁就让马车撞向灯柱，把她摔下来。马车夫郑重地接受了她的任务。在接下来的三天，这位女士一直乘着马车在城中穿行，并在心中祈求上帝赐给她与劳先生见面的机会。在第三天将近结束时，她看到了劳先生走向她的马车。她瞬间抓住马缰，对车夫大喊：“让马车翻掉！看在神的面上，让马车立刻翻掉！”车夫随即赶着马车撞向柱子，这位女士则借机尖叫，最终车子翻了。这场事故就发生在劳的眼前，一向对女士十分殷勤的劳没有错过这个机会，马上跑到马车翻倒的地方进行救助。这位机灵的女士被带到了苏瓦松官邸，当她觉得“惊恐”的精神应当恢复过来时，她向劳先生说出了事实的真相并道歉。劳面带微笑地请这位女士说出名字，并允诺她可以买一些股票。还有一个故事是关于布莎夫人的。当她得到劳在某个餐馆吃饭的消息后，就马上赶到那里，一进门便惊呼失火。餐馆内用餐的人立即四散逃命，当所有人奔向外面时，劳发现一位女士匆忙地走向他，他意识到其中可能有问题，便向另外的方向逃走了。
当时，还有许多趣闻轶事流传，虽然会觉得有些夸张，但却是当时人们精神状况的一种反映。一次，摄政王与达让松、杜布瓦神父等人谈起自己正在为让哪位高贵的公爵夫人可以代他到摩德纳照顾他的女儿而忧愁。他说：“不知在哪儿能找到合适的人？”其中一个人略带吃惊地说：“您难道不知道？您只要到劳先生家，就可以在他的会客厅中见到法国所有的公爵夫人。”
希拉克先生的医术远近闻名，他曾购买过一些股票，但令人遗憾的是这些股票不停地下跌，因此他急于卖掉它们。而令他恐慌的是，股票又接连下跌了两周。他再也无法控制自己，心里装满了股票的事情。这时，有一位女士请他到家中出诊。他来到这位女士的家，上楼来到那位女士的病榻旁进行诊断。病人用急切的眼神望着他，想知道自己的病情，这时，他陷入了沉思并说：“神啊！它跌了，跌了，一直在下跌！”“噢，希拉克先生，”这位女士边说边起身拉动响铃让仆人来侍候，“我要完了！完了！它一直在落！”希拉克先生不解地问，“您说什么落了？”“脉搏！我的脉搏啊！”这位女士说道。希拉克先生说：“放松一点，尊敬的夫人，我刚刚在说我的股票。我损失了很多钱，所以一直放不下这件事，我几乎不知道自己刚才说了什么。”
有时，经过几个小时，股票的价格就上涨了一二十个百分点，许多人在早上出门时还一贫如洗、地位卑贱，可晚上回家时已是百万甚至千万富翁了。有一位拥有大量股票的投资人，在生病时他命令他的仆人去苏瓦松官邸花园卖出250股。这位仆人到达后发现股票价格已从每股8000里弗上涨到1万里弗。这位聪明的仆人卖掉了那250股的股票，并从中赚取了每股2000里弗、共50万里弗（约2万英镑）的利润。他从容地将这笔意外之财投入了自己的钱袋，然后用剩余的钱向主人交差，当天晚上就逃离了法国。
劳的车夫在不长的时间里就挣了很多钱，他也拥有了一辆马车，然后向劳提出了离开的请求。劳很尊敬他，就请他离开前帮忙找一个与他一般好的车夫来继任他的职位。车夫应允了，在当天傍晚，他带着两个过去的同行请劳先生先挑一个，余下的将作为他的车夫。
贩夫走卒也会在一夜之间成为暴发户。由于他们并不懂得贵族的举止礼仪，因此当他们为自己如此轻松地获得巨额财富而自鸣得意时，做了许多令人发笑的错事。这些成为智者的笑料，也惹来了清醒人的鄙视，也使大多数人开怀大笑。但上流社会所表现出的愚蠢和卑鄙更加令人生厌，用一个例子就可以说明这一点。在圣西蒙公爵的记载中，品行恶劣并且缺少教养的安德烈，仅依靠在密西西比债券中的投机行为，就在短时间内积累了数目惊人的财富，圣西蒙公爵用“他为自己堆起了金山”来形容他的暴富。但富有的安德烈一直对自己的出身感到不满，时常做着与贵族联姻的美梦。为了使他的美梦变成现实，在他的女儿还是个3岁娃娃时，他就和拥有贵族血统而又贪得无厌的杜瓦斯家族谈判。他承诺如果他的女儿能嫁入这个贵族家庭中，他会双手奉上诱人的回报。杜瓦斯侯爵答应在这个女孩子长到12岁(3)时娶她为妻，但同时也无耻地敲诈安德烈，要他一次付给10万克朗，并且在女孩长到12岁以前每年都要给他2万里弗。当时侯爵已经33岁了，但双方仍在这个肮脏的协议上郑重其事地签字并加盖印章。这位大发横财的股票投机商还答应陪送女儿价值几百万里弗的嫁妆。作为族长，布朗卡公爵参与了整个谈判过程，并得到了不少好处。圣西蒙公爵认为他们的行事轻率成为众人的笑柄。“对于这件事的谴责从来都没有停止过，在劳垮台后不久安德烈先生的财产也在一夜之间化为乌有，而这个计划也在几个月后终止。”但值得注意的一点是，这个贵族家庭并没有在协议终止后将那10万克朗还给安德烈先生，其贪婪狡诈的本性暴露无遗。
上述这些荒唐可笑的事情虽然令人感到羞耻，但却不会危害社会。而另外一些性质的事却大不相同。一些恶徒瞄上了携带大量纸币的行人，抢劫案每天都会发生，暗杀也接二连三出现。其中有个案子震惊了整个法国，这不仅是因为罪犯令人发指的恶行，更是因为罪犯拥有很高的社会地位。血腥的贵族凶案
道赫纳亲王的弟弟道赫纳伯爵，与地位极高的达杭伯格家族、德里格纳和豪莫杭西家族之间有着亲戚关系。与其他的纨绔子弟一样，(4)他总是无法无天。他的两个朋友，一个是意大利皮埃蒙特的一名上尉叫米勒，另一个是佛兰明人名叫莱斯堂，都和他一样浮躁。有一次，他决定抢劫一个经纪人，这个经纪人非常富有，经常随身携带数量可观的金钱或股票。经过与他的两个朋友商讨，决定由伯爵以购买一定数量的印度群岛公司股票为借口，邀请那个经纪人在旺多姆广场周边的一个酒馆内会面。
那位经纪人对此没有丝毫怀疑，按照约定时间准时到达，道赫纳伯爵也和他的两个同伙到了那里，他向这位经纪人介绍说这两个人都是他的好友。交谈进行了几分钟后，道赫纳伯爵猛然跳起抓住这位经纪人，并用短剑连刺他的胸口三下，那人随即倒地而亡。伯爵立即取出了受害人皮包里全部价值10万克朗的密西西比公司和印度公司债券，但米勒又连刺了这位倒霉的经纪人数下，直到感觉对方确已死去。在被害之前，这位经纪人大声呼救，引来了酒馆内的其他顾客。在楼梯口望风的莱斯堂见势不妙跳窗逃走了，但米勒和道赫纳伯爵却被当场拘捕。
这件青天白日下发生在酒馆这种人群密集之处的凶案，使整个巴黎被前所未有的恐怖氛围所笼罩。第二天法庭就审理了这起在证据方面毫无疑问的凶案，他们二人被判决有罪并处以车裂之刑。消息刚刚传出，道赫纳伯爵的贵族亲友们就一齐来到了摄政王的办事厅，他们以精神有些问题作为理由，希望摄政王能从轻发落这位身陷迷途的年轻人。摄政王已决心依据法律对这件残忍的凶案做出公正的判决，因而一直避而不见这些贵族，但那些势力颇大的求情者并不肯轻易放弃。最终他们见到了摄政王，并请求他不要公开处决道赫纳伯爵，因为这会殃及整个家族的名誉。他们还提醒摄政王，道赫纳亲王与高贵的奥尔良家族联姻，如果与摄政王存在亲戚关系的道赫纳伯爵被一个低贱的刽子手当众砍头，那摄政王也会颜面扫地。(5)
摄政王严词拒绝了他们的请求，并引用了高乃伊的“罪恶已成耻辱，上断头台又有何用”的名言来反驳贵族们的暗示。他还说，他愿与其他亲戚一同承受因惩罚罪犯而给亲属们带来的巨大羞辱。虽然那些说情人不肯罢休，但得到的答案却是相同的。最后，他们想出了拉拢摄政王最尊敬的圣西蒙公爵的主意。拥有纯粹贵族血统的公爵一听说有个贵族杀人犯即将被用处决卑贱人的方法处死后大为震惊，他立即请求摄政王的召见，并向后者陈述这样会得罪一个人数众多、富有且权势煊赫的家族并由此引发诸多害处。他补充说，达杭伯格家族在德国的产业很大，但德国法律规定，如果有亲属被车裂处死，那么在他的同辈人全部离世之前，家族中的任何人都不得担任任何公职或受雇于任何部门。因此，他认为对道赫纳伯爵的刑罚最好改为砍头，因为在整个欧洲罪犯亲属都不会因为这种刑罚方式而感到多么羞耻。
就在摄政王已被这番话打动，正要同意圣西蒙公爵的提议时，极为关注被害人命运的劳出现了，在他的帮助下摄政王重拾决心：依据法律做出公正的判决。
就这样，道赫纳的亲戚们再也无法改变什么了。在几乎绝望的情况下，赫贝克·蒙莫杭西亲王决定想做最后的努力来减轻家族的耻辱。他设法给关押在地牢的道赫纳送去了一杯毒药，请求他自己结束生命以保全家族声誉，可道赫纳伯爵却拒绝了。蒙莫杭西强迫他喝下毒药，也遭到了再一次的拒绝。最后，失去了耐心的蒙莫杭西，转过身去大声喊道，“去死吧！你这贱骨头！按你愿意的方式去死吧！像你这样只配死在绞架上！”然后带着愤怒离开。
后来，道赫纳本人也请求摄政王判处斩首，但劳的思想影响了摄政王。他认为摄政王应当坚持公理正义而不能屈服于道赫纳家族自私的意见，而这与摄政王刚开始时的看法相同。这样，在宣判后的第六天，道赫纳与米勒在格莱弗广场上被处以车裂之刑，而另外一个杀人犯莱斯堂则始终没有归案。
巴黎市民为这个严厉而迅速的判决而拍手称快，而劳也因为曾劝说摄政王不要屈服于贵族而得到了他们的嘉许，被他们称为甘康普瓦先生。但抢劫杀人案的发生却没有因此而减少，人们并不同情被抢劫的富有经纪人。虽说以前也可以明显地看出公共道德的败坏，但并没有泛滥到整个社会。而现在，在以前处于公开作恶的上层阶级与隐蔽犯罪的下层阶级之间，又新增加了暴富之后的中产阶级，相对比较纯洁的他们也被物欲所改变了。赌博像瘟疫般在社会上传播，几乎所有的人都染上了这种“疫病”。最后一颗财富流星
在那个疯狂的年代，由于人们对未来充满自信，贸易也逐渐繁荣起来，做什么生意都会赢利。在巴黎，这种情况尤其突出，大量的外地人从不同方向涌进首都，他们不但挣钱，也在这里消费。摄政王之母奥尔良公爵夫人经过粗略计算得知这一时期巴黎新增加的人口约有30.5万。阁楼上、厨房里甚至马厩中，到处都支上了床，主妇们通过这种方式满足日益增长的借宿需求。城里的街道上挤满了各种式样的马车和其他交通工具，以至于人们在主干道上也要缓慢前行以避免事故。全国各地的织布机日夜不停地转动生产出美丽的缎带、丝绸、宽幅细布和天鹅绒，由于纸币发行量过大，这些物品的价格已经是原来的四倍。食品价格也飞速上涨，面包、鲜肉和蔬菜的价格超出了所有人的想象。工资也有了相应比例的增长，以前每天工资15苏的工匠现在达到了60苏。全国各地都在大兴土木，虚假的繁荣遮蔽了全国人民的视线，没有一个人注意到地平线上的乌云和它所预示的即将到来的强烈风暴。
像魔术师一样，劳挥动魔棒创造了令世人惊叹的变化，他也在其中获益良多。法国最尊贵的贵族努力接近他的妻子、女儿，王公贵族们争相表达着希望与他联姻的愿望。而他则买下了两处不同地方的豪宅，又与苏利公爵谈判购买其在罗奈的领地。这时劳的宗教信仰成了他加官晋爵的最大障碍，于是摄政王承诺，如果劳愿意公开宣称皈依天主教，他将委任劳为全国财政的总审计官。像其他信教的赌徒一样，劳其实并不信仰任何神灵，因此他立即表示皈依天主教。后来，汤仙(6)神父在默伦教堂里当着围观者的面为他施了坚信礼。在施行坚信礼的第二天，劳就当选了圣罗奇教区名誉教会执事，并捐赠了50万里弗的善款给教会。事实上，劳一直存有一颗善良的爱心，慷慨的捐赠数量也无人能及。而且，平时只要有人因为自己无法克服的苦难向他求助，他总会尽力帮忙。
这时，劳的影响已经遍及全国。奥尔良公爵很欣赏他那高远的见识，并坚信他的计划定能成功，所以无论遇到大小事都会请他提些意见。尽管他在法国权势煊赫，但还保持留着他在生活困顿时所形成的朴素、和蔼和善解人意的优良品质。他的一举一动，都体现出他超越常人的骑士风度，善良、优雅而让人肃然起敬，无论在何时都会消弭人们的怒气。也许有人说他在某些时候待人有些傲慢，但那是因为他面对的是善于谄媚奉承、卑躬屈膝的令人恶心的贵族。他经常带着调侃的眼光观察那些贵族为了获得他的帮助能殷勤侍候多久。对于那些偶然路过巴黎、想见他一面的同乡，他的态度则截然相反，他招待他们周到而有礼。伊斯莱的阿奇博尔德·康贝尔伯爵，曾到旺多姆广场探望劳，他就是后来的阿盖乐公爵。他在劳的几个会客厅里看到了争先恐后地想与这位伟大财政学家会面的各界名流，他们都希望自己的名字出现在预约购买股票人名单中最显眼的位置。当伯爵来到书房时，发现劳竟然正静静地坐在书桌前写一封给劳里斯顿的园丁的信，内容是要他种点白菜。伯爵和他的老乡玩了会儿纸牌，并在那儿待了很长时间，劳的平易近人和极好的教养让他十分钦敬。
这段时间里许多贵族赚了大钱，使得即将败亡的家业再度回春。波旁公爵、吉尚公爵、拉福尔斯公爵、绍讷公爵和汀丹公爵、埃斯特雷元帅、罗昂亲王、普瓦亲王和莱昂亲王都是这样的例子。路易十四和蒙苔丝邦夫人之子波旁公爵在密西西比股票的投机买卖中行了大运，他不仅重新建起了位于尚蒂伊的富丽堂皇的行宫，还建起了多个欧洲闻名的马厩（波旁公爵热衷于赛马），买进了150匹英格兰优种赛马，购买赛马主要是为了改良法国赛马的品种。他还购买了皮卡第(7)的大片土地，成为瓦兹省和索姆省之间几乎全部良田的主人。
看到波旁公爵在投机中所攫取的巨额财产，就会理解为什么劳几乎成了拜金者虔诚跪拜的偶像。当时所有的小诗人和文学家都绞尽脑汁地赞美劳，恐怕即使是皇帝也没有得到过如此多的称赞。在他们的描述中，劳俨然是法国的救世主、保护神。他的语言都体现着机敏，他的表情都代表着美德，他的行为都充满了智慧。每次他出门，都会有人成群结队地跟在马车后面，于是，摄政王派了一队骑兵在出行时为他开道，并做他的永久护卫队。
有人说，以前的巴黎从来没有过这么多豪华、精巧的物件。从国外进口的雕像、油画、挂毯成了畅销货。家具、装饰品之类法国人擅长做的漂亮玩意儿也不再是王公贵族的专属品，在普通的商人和中产阶级家里都会看到这些东西。世上最光彩夺目的珠宝也被运到了这个最为有利可图的商业中心巴黎，其中最有名的是那颗由摄政王购买并以他的名字命名的、用来装饰法国王冠的钻石。购买这颗钻石花掉了3200万里弗，从购买过程来看，摄政王在投机风潮中赚到的钱远没有他的一些臣民多。第一次见到这颗钻石时，摄政王就一心想拥有它，但理智告诉他应当放弃这个念头，因为他不能为了一件小小的珠宝花掉如此巨额的公款而不顾他对整个国家的责任。这个堂而皇之的理由让皇宫里所有的女人都非常惊讶，接下来的几天里，她们不停地谈论这件事。这颗异常稀有的宝石很快将被从法国带走，因为没有人能出得起钱将它买下，这种情况令法国人深感遗憾。为了这颗钻石摄政王也竭尽所能地想了不少办法，但都失败了。最后，还是善于社交、口才出众的圣西蒙公爵挑起了这个重担。他说服了劳，并请求善良的摄政王指派劳发挥自己的才能找一个能付得起钱的办法。一番讨价还价之后，宝石的主人答应成交，条件是他将在商定年限内获得200万里弗，同时还能得到这个数目5%的利息以及在加工宝石时产生的碎块。在圣西蒙公爵的《回忆录》中，他对自己在这件事中所起的作用进行了颇为得意的评述。他这样描述：宝石如一颗青梅般大小，洁白(8)无瑕，重量约500多格令。在文章结尾处他写道，“劝服摄政王购买这件价值连城的宝石，让他深感光荣。”也就是说，他把说服摄政王丢掉自己的责任，用公款买下这件价格接近天文数字的华而不实的小玩意作为一种骄傲。
1720年，社会日趋繁荣。议会多次发出“纸币的过量发行早晚会导致整个国家经济崩溃”的警告，但人们无视这些警告。而根本不了解财政运行原理的摄政王则认为，既然发行纸币能给经济发展带来好处，那为什么要对它进行限制呢？如果5亿里弗的纸币就带来了令人兴奋的利益，再发行5亿就会有更大的好处，而此时劳没有指出摄政王这个巨大的逻辑错误。人们贪得无厌的本性支撑着这个海市蜃楼，使自己迷失在幻境中。印度群岛和密西西比两个公司的股价持续走高，(9)银行也同步发行更多的纸币。这如同波将金元帅为了博得女皇惊喜而用一个个巨大冰块建造宏伟豪华的宫殿，宫殿顶上安装着的涡卷形饰品、爱奥尼亚式的冰柱，这些都凸显了工匠炉火纯青的技艺。冰柱还围成了一个透着高雅气息的门廊，冰质的圆顶在阳光中闪耀着光辉，像是披上了一层金色的外衣，又仿佛整座宫殿是用水晶和钻石做成的，这时的阳光并没有使它融化。但南方温暖的轻风一吹来，这座宏伟的建筑物就再也抵不住了，并且无法挽回。劳和他创造的纸币系统与此相似。公众的不信任之风一旦吹向它，它就会在瞬间瓦解，任谁也无法让它重整旗鼓。
1720年年初，第一个小小的警告发生了。由于劳拒绝了孔蒂亲王以他自己制定的价格购买新上市的印度股票的要求，这位孔蒂亲王让人带着满满的三马车纸币到劳的银行，要求将所有纸币兑换成硬币。劳有些怨恨亲王，就向摄政王指出，如果孔蒂亲王的举动被许多人效仿的话会给国家造成很大的危害。摄政王对此也心知肚明，于是他派人找来了孔蒂亲王，并用带着愤怒的语气命令亲王将兑换来的硬币的三分之二再次存入银行。亲王被迫执行了这个专制的命令。令劳心慰的是，人们并不赞成孔蒂的做法，每个人都指责他吝啬且贪婪，给予了劳不公正的对待。但更令人好奇的是，虎口脱险后的劳与摄政王并没有醒悟应该紧缩银根应对危机。出于信任方面的顾虑，不久又有许多人仿效了孔蒂的做法。稍稍有点头脑的股票投机者都会知道股票价格不可能只升不降。银行投资家布尔东和拉·理查迭赫秘密地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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