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代诗歌(下)(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邢春如,李穆南,竭宝峰,刘心莲

出版社：辽海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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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代诗歌(下)试读：

编写说明

中华民族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民族，中华文明是世界上最悠久的文明之一。中国有文字记载的历史近5000年之久，从公元前841年开始，有文献可考的编年史从未间断，至今已近3000年，这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是绝无仅有的。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中，只有中国的历史始终传承有序，从未中断。

中国人的文化是崇尚和平的文化，奉行中庸的理想人格。在多种文化相汇时，善于融合，不偏颇、不怨尤，尚调和、主平衡，使中华民族不断发展壮大。中国文化如百川之海，浩淼无垠。《中国文化知识大观园》叙述中国从史前到现在的国土开辟、民族形成、社会进化、经济文化发展、政治演变的不平凡的历程。

为了全面展现这一波澜壮阔的历史，本书用了近1200万字、4卷136分册的洋洋篇幅来记述。

一、政治历史卷：分为历代帝王、王朝更替、历代名臣、权臣末路、宫廷政治、后宫政治、政治事件、千古奇案、历史典籍、中外关系、历代律令、历代官制、历代宦官、历代状元、历史掌故、历史之谜等32分册来阐述政治斗争的复杂性并揭示古代历史长河角落中最为隐秘的部分。

二、文学艺术卷：分为神话传说、历代诗歌、历代词赋、历代小说、历代散文、文学名著、文学名家、民间文学、书法与篆刻艺术、绘画艺术、建筑艺术、雕塑艺术、音乐艺术、舞蹈艺术、戏曲艺术、民间艺术、工艺美术、艺坛典故等36分册来展现中国文学形式的丰富多彩与辉煌成就，描绘古代绚烂多彩的艺术殿堂。

三、科技军事卷：分为古代生物与医学、古代数学与物理学、古代天文历法、古代地理与农学、古代化学、古代发明与发现、历代科技、科学名家、军事统帅、兵书通览、著名战役、军事思想、军事制度、军事谋略、军事工程、军事间谍等32分册来展示古代科学技术的进步与巨大成就，演绎古代军事文化的发展和军事斗争的残酷。

四、社会民俗卷：分为商业贸易、社会经济、农业制度、古代教育、古代民族史、思想文化、千秋教化、典章制度、传统节日、婚育习俗、服饰文化、饮食文化、信仰文化、诞辰与丧葬习俗、民居民俗、游艺文化、中华武术、风水与巫术等36分册来解读古代社会生活的形成、演变与发展过程，表现古代人民社会生活的丰富多彩。

为了摒弃传统历史教科书条条框框式的说教，增加直观性、可读性、趣味性，本丛书分门别类采用辞条的形式，并辅之以大量丰富、精美的插图，以立体的方式再现中国文化的宏伟历史画卷。

由于丛书篇幅宏大、编写时间又较为仓促，书中难免存在各种疏虞之处，恳请广大读者悉心指正。本书编委会

三、诗坛翘楚

屈原

诗人的诞生和家世

公元前339年（楚威王元年）旧历正月十四日，我国文学史上第一位伟大的爱国主义、浪漫主义诗人屈原诞生在楚国一个破落了的旧贵族家里。屈原的父亲号叫作伯庸，是一位对天文历法很有研究的人，他推算这个新生婴儿的生日正是寅年（太岁逢寅，旧星历学上称摄提格）、寅月（正月）、寅日（庚寅日），而这种现象正符合于中国历法中“人生于寅”的老话，所以他对这个孩子格外看重，给他取名“正则”，意即平正的法则，其中包含“平”鹏思；取字“灵均”，意即美而平均，其中包含“原”的意思。屈原本人在他著名的代表作《离骚》的开篇，就回顾了自己的生辰和名字的由来：“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摄提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皇览揆余初度兮，肇锡余以嘉名；名余曰正则兮，字余曰灵均。”司马迁的《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中也说：“屈原者，名平。”这也说明，屈原的本名叫屈平，字原。后来，人们用惯了他的字，而他的本名“平”反而不常被后人知道了。

屈原的家乡在今天湖北省的秭归县，那里是楚国最早建国的地方。屈原的家族是楚国的贵族，他的祖先与楚王同姓，他与楚王是同一始祖的子孙，这个始祖就是古代传说中的高阳颛顼（专续）氏。屈原与楚王同姓，则也应姓芊或熊，到春秋初年，屈原的祖先、楚武王熊通的儿子瑕受封于屈地为卿，才把“屈”作为氏的称号，后来，随着社会的发展，姓氏逐渐不分屈原祖先的氏号“屈”便被作为他家的本姓而流传下来。

因为屈原家族是楚国的王族，所以他的许多先人都曾担任过楚国的重要官职，发挥过重要作用，如屈重、屈完、屈建等。据史书记载，他们或是善于辞令的外交家，或是统领千军万马的将军，曾给屈氏家族带来过极大的荣誉。但到战国时期，屈氏家族开始衰落下来，屈原辞作中“勿忘身之贱贫”的话就说明了这种情况。那时，屈家政治上虽仍能够保持贵族身份，但经济上已经十分贫寒了。

战乱中成长的青年诗人

屈原诞生的时代，正值我国历史上的战国社会末期。伴随着屈原童年、少年、青年时期的，是席卷整个中国大地的一次前所未有的大战乱。当时，由于农业、手工业、商业的发展，社会生产力大大提高，从而推动和促进了生产关系的变革，新兴的地主阶级开始登上政治舞台，日益要求参与变革和掌握国家政权。而腐朽的奴隶主贵族势力仍顽固地维护反动落后的政治统治。这种实质性的斗争具体表现为：七个强大的诸侯国家——齐、楚、燕、赵、韩、魏、秦，都积极任用革新派人物，在本国实行变法，富国强兵。同时互相进行激烈的拼杀征战，企图以自己为主统一中国。

七国之中位于西方的秦国，经济、文化都很落后，但由于在秦孝公时重用了卫国人公孙鞅（因仕秦有功，封于商地，号商鞅）实行变法，并取得了较为彻底的胜利，所以到战国中期竟后来居上，一跃而成为七国中最强大的国家。秦强大之后，立即对其他六国展开强大的攻伐，给山东六国造成了极大的威胁。

当时的山东六国中，最有可能与秦抗衡的便是屈原的祖国——楚国。楚国是战国七雄中地域最大的国家，它的国界北至中原，与韩、魏、齐等国为邻；西至黔中（湖南沅陵）、巫郡（四川巫山），与巴蜀和秦为邻；南到苍梧（湖南九嶷山），东达海滨。楚国的建国和开发虽不及北方黄河流域历史久远，但由于南方江汉流域富庶的自然条件和广大人民的辛勤劳动，经济、文化发展很快，到春秋中期，楚国政治、军事上都已达到鼎盛时期，当时的国君楚庄王继齐恒公、晋文公之后成为中原又一霸主，史称的“春秋五霸”之一。战国时期，楚国国力更加强大，生产力发展水平已经达到相当的高度。

战国中后期，楚国的政治、军事状况和实力日益腐朽和衰落。这是由于楚国的奴隶主贵族腐朽势力十分顽固和强大，他们在楚王周围形成一个盘根错节的集团，千方百计阻止和破坏一切具有积极进步意义的改革措施。战国初期，楚悼王曾任用卫国人吴起为丞相，制定了一整套抑制奴隶主贵族势力，富国强兵的变法措施。一度使楚“南平百越，北并陈蔡，却三晋，西伐秦；诸侯患楚之强。”但是，由于楚旧贵族势力的处处对抗，吴起的政治主张难以彻底贯彻实行。支持变法的楚悼王在世时，楚的贵族旧势力就企图杀害吴起，等楚悼王一死，甚至尸骨未寒，吴起便立即被杀，他制定的新法也随之废除。这种倒行逆拖的结果，使得楚国实力逐渐衰落，到楚怀王即位时，楚国表面上虽然还很强大，但实际上军事实力和政治声望都已远远落后于秦国。楚怀王也清楚地看到了这种局势，哀叹：“寡人自料以楚当秦，不见胜也；内与群臣谋，不足恃也。寡人卧不安席，食不甘味，心摇摇然如悬旌而无所终薄。”

面对当时这种力量对比十分悬殊的局势，楚国和山东六国中的其他五国都十分迫切地感到秦的威胁，同时也产生了联合抗秦的要求。从公元前334年（周显王三十五年）开始，山东六国相继接受了洛阳策士苏秦关于联合抗秦的主张，委他挂六国相印，由南到北组成一条纵线抗击秦国，这就是历史上的“合纵”政策。在“合纵”过程中，楚国曾发挥过重要作用，一度居“长”的地位。与此同时，秦国也在公元前328年（周显王四十一年）用魏国人张仪为丞相，采取分化瓦解、远交近攻的策略对六国进行各个击破，史称“连横”。“合纵”与“连横”两种势力斗争的结果，也就决定着秦和山东六国生死存亡的最终命运。

屈原就是在这种战乱而复杂的年代中成长起来的。由于受先人所创立的光辉功业的激励，也由于成长在一个虽然家道中落但仍具有较高文化知识水平的家庭环境中，所以诗人从年青时代起就胸怀远大的志向，刻苦学习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遗产，潜心研究当时国内外的政治形势，立下了为祖国的振兴富强而献身的决心。这些都充分反映在他青年时代写下的优秀辞作《桔颂》中。“桔颂”，就是对桔树的颂扬和赞美。青年诗人屈原通过对生长在自己故乡，楚国江汉流域的桔树的由衷歌颂和赞美，表达了自己对纯洁高尚品德的赞美和追求，体现了他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和严以律己的精神。

屈原在《桔颂》中，还借桔树果实的“精色内白”、“纷温宜修”的特点，赞美了人世中崇高圣洁，无偏无私的美德，表达了自己誓死不与丑恶的东西同流合污的决心。屈原在他后来的政治生涯中，始终坚持自己的正确主张，不向腐朽落后的势力妥协，更不与之合流的精神，也正是来源于他青年时就立下的志向。《桔颂》是屈原青年时代的代表作品，通过这篇作品，我们可以较清楚地看出诗人青年时期就具有的美好而坚定的理想和情操。

从为官到第一次被放逐

青年时代的屈原，由于自己的刻苦学习和努力，已经成为一位在文学上有着较高造诣，在政治上有真知灼见的不可多得的人才。不知从哪一年开始，他做了楚王的文学侍臣，与当时著名的文人一起，在楚兰台宫联藻赋辞，也曾跟随楚王游猎于云梦洞庭，赋辞作歌。

大约在公元前318年（楚怀王十一年），屈原22岁时又被升任为左徒（徒的地位仅次于丞相），担负起协助楚王治理国家的重任。

从这时起，屈原就全力以赴地将自己振兴祖国的理想付诸实践。他主要做了二方面的工作：一是整顿内政，加强法制，以求富国强兵；二是在对外关系中坚持“合纵”方针，联合齐国，抗击秦国。《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说他：“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说明屈原当时受到怀王的信任，手中掌握着很大权力，既直接参与怀王商议国家大政方针，制定法律政令，又肩负着对外斡旋交涉、协调各国关系的重任。这一时期，应该是屈原一生政治生涯中的鼎盛时期。

但是，正如任何革新和进步都无一例外地会遭到保守势力的阻挠和反对一样，屈原的政治措施也很快成为楚王周围盘根错节的奴隶主贵族势力诋毁和攻击的目标。

首先向屈原发难的是上官大夫靳尚。他和子兰都是楚怀王的亲信近臣，他们互相勾结利用，形成怀王身边的一个腐朽反动集团，看到怀王一时重用屈原，他们一伙当然心怀不满。一次，屈原接受怀王的命令，草拟了一份新的政策法令，稿子还没有写定，心怀叵测的靳尚就要强行抢来按自己的意思改动。屈原为保守国家的机密，坚持自己的正确主张，坚决不把稿子交出去。这样就惹怒了靳尚，他便到怀王面前去告屈原的状，煞有介事地挑拨说：“大王让屈平制定法令，朝中上上下下没有不知道的。他制定的每条法令一公布，总是自我吹嘘说‘除了我之外，别人是订不出来的。’”怀王听信了靳尚的谗言，十分恼火，不但疏远了屈原，而且免去了他左徒的官职。

后来，屈原在他的辞作《九章·惜往日》一篇中，悲愤地追述了自己的这段遭遇：“惜往日之曾信兮，受命诏以昭时。奉先功以照下兮，明法度之嫌疑。国富强而法立兮，属贞臣而日娭。秘密事之载心兮，虽过失犹弗治。心纯妵而不泄兮，遭谗人而嫉之。君含怒以待臣兮，不清澈其然否。”

屈原在内政方面的革新措施受到了挫折，但仍怀着对祖国和怀王的一片忠心在外交方面为国效力。他坚持“联齐抗秦”的战略主张，始终把秦作为打击和孤立的目标，全力维系楚与其他山东五国、特别是齐国的友好结盟关系。但是，由于怀王的昏庸和旧贵族奴隶主集团的干扰反对，屈原的这种正确的外交策略也常常不能实施。

当日的七国形势，秦虽然已十分强大，但也一直害怕山东六国的联合抗击，特别担心地域最大的楚国和财力最雄厚的齐国的联合。为了破坏这种联合，公元前313年（楚怀王十六年）时，秦派“连横”说的代表人物张仪到楚国游说。张仪用重金买通了楚怀王左右如靳尚等一伙官僚，并诱骗怀王说：“秦国最憎恨的是齐国。楚国如果能断绝与齐国的联合，秦国愿把商于地方的六百里土地作礼物送给贵国。贵国如同意这样做，则既削弱了齐国，又和好了秦国，同时还使自己增加了士地。这样一举三得的好事，大王何乐而不为呢？”贪图小利的怀王果然听信了他的这番话，答应了断绝与齐联合的要求，还马上拜张仪为相国，连着几天摆起庆贺的酒宴，还乐不可支地宣布说：“我们又要收回商于地方了。”

对于怀王这种利令智昏的错误作法，屈原和朝中较为清醒的老臣陈轸都站出来反对，但未能阻止怀王的一意孤行。他断绝了与齐国的结好联盟，并派人到秦国去接受六百里封地。

楚国受地的使者来到秦国，张仪却谎称酒后摔伤，不能见客，闭门三个月不露面。楚使没有办法，只好回去报告了怀王。怀王不但不醒悟，反而猜想，一定是秦认为我们与齐的关系断绝的不坚决。便又派人跑到齐国，当着齐王的面将齐辱骂一通。齐王又气又恼，竟转而与秦国结好。这时，张仪感到破坏楚齐联盟的目的已经达到，才出来见楚国使者说：“你怎么还不前去接受封地呀！从某地到某地，我们送你们六里见方的土地呢！”

使者将张仪的这番话回报怀王，怀王这才发觉自己上了秦的当。大怒之下，他立即发兵讨伐秦国。公元前312（怀王十七年）春，楚与秦在丹阳交战，结果是楚军大败，将士死伤八万人，大将军屈珖等七十多位将领被俘，还被秦吞并了汉中郡一带的六百里土地。怀王损兵折将，更加恼羞成怒，倾全国兵力第二次伐秦，两军在蓝田（今陕西蓝田）大战，楚又遭到惨重的失败。这时，韩、魏也乘机出兵袭击楚的后方，在腹背受敌的情况下，怀王只得忍气退兵。

受了秦的愚弄诈骗，又接连吃了两次败仗，楚怀王稍微清醒了一些，他后悔不该对齐那样背信弃义，孤立了自己，便又派一直主张联齐的屈原到齐国去寻求谅解，以图再次联合。

正当屈原前往齐国作再度联齐的说服工作时，西方的秦国又在窥测时机，玩弄新的权术了。他们看到楚还不能一口吃掉，担心楚与齐恢复联合，便再次伸出橄榄枝，派人到楚国求和，还发誓愿将刚夺到手的原楚汉中郡六百里土地分一半还给楚。怀王旧恨未消，气冲冲地说：“我只要张仪的脑袋，不要什么土地。”胸有成竹、对楚内部情况已经了如指掌的张仪也果真自愿赴楚。靠着用重金买通的上官大夫靳尚和楚王宠姬郑袖的帮助，他不但毫毛未损，反而又与楚达成了“叛纵约而与秦合亲、约婚姻”的协议，然后凯旋而归。

张仪刚走，屈原风尘仆仆地从齐国回来了，他听到了张仪来楚的经过，又气又急，力劝怀王说：“为什么不杀掉这个祸害呢？”但是，当怀王再一次后悔，派人去追赶时，张仪早已跑掉了。就这样，楚国再次失信于齐国而投入秦国的怀抱，屈原联齐的成果轻易被葬送了。

不久，重用张仪的秦惠王死了，张仪逃到魏国，很快也死在那里。这之后，齐又曾写信给楚，争取怀王联合抗秦，而楚也一度与齐、韩联合。但是，当公元前305（怀王二十四年）秦昭王即位后，又开始拉拢楚国，而刚愎自用、反复无常的楚怀王也就再度听从秦的摆布，于公元前304年与秦在黄棘（今河南新野）正式联盟，甚至心甘情愿地作了秦国的女婿。

屈原目睹这一切丑恶的行径，再也无法忍受，他愤怒抨击当权旧贵族的祸国秧民罪行，随之遭到了残酷的迫害和打击。怀王二十四年左右，屈原被贬出宫廷，放逐到汉水北部（今湖北郧、襄一带），也正是在这前后，他写下了不朽的代表作《离骚》。

屈原作《离骚》时，年纪约三十五、六岁。这时，他已经经历了由怀王的文学侍臣到左徒、由被怀王信任重用到被打击排挤、逐出朝廷的坎坷政治道路，眼看着自己为之奋斗的内政、外交的光明前途已化为乌有，祖国面临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诗人心中充满无限的忧伤和悲愤，在这种感情下完成的《离骚》，回顾了诗人由一个英姿勃发、准备全力报效祖国的热血青年到终于在混浊龌龊的政治漩涡中被排挤而失望的经过，通篇贯穿了诗人与旧贵族奴隶主势力不妥协的斗争精神，表现了诗人强烈的爱国主义感情和积极进取的政治态度，同时也预示了他决不与旧势力妥协，宁折不弯，为坚持崇高纯洁的品德而导致的悲剧性结局。《天问》的创作，反映了屈原对大自然奥妙和人间不平的原因的探索和追求，同时也记录了我国古代的大量历史传说和神话故事，是研究屈原思想和研究我国古代历史、神话的生动材料。

屈原在汉北大约呆了四、五年，这期间楚国又遭到了几次不幸的事件：怀王二十六年，齐、韩、魏三国发兵伐楚；怀王二十八年，秦又与齐、韩、魏联合攻楚，杀楚将唐昧；怀王三十年，秦军再次伐楚，夺取了楚的八座城池。这一次次的灾祸，使得远在汉北的屈原心情更加沉痛，他无时不在怀念郢都，怀念那曾经有过作为、重用过他的怀王，担忧着祖国的命运。这种深切的怀念之情充分表现在他的《九章·抽思》篇中。

从第二次被放逐到自沉汨罗

在屈原第一次被放逐期间，秦曾几次发兵伐楚，使楚遭到了很大的损失。吃了这一连串的苦头，怀王又感到了秦的凶狠，有心与齐重修旧好。于是，他派太子横作人质住到齐国，并下令召回了被逐于汉北的屈原，准备通过屈原的游说调解恢复楚齐联盟。

但是，秦的军威和谋略更是变化无常、势不可当。怀王三十年，秦在攻陷了楚的八座城池、军事上占了对楚的绝对优势之后，派人送书信给怀王，要求与怀王在武关会面结盟。怀王面对这封吉凶莫测的来信，感到左右为难。前往武关吧，怕再吃亏上当；不去吧，又担心惹恼了秦国。这时，屈原极力劝阻怀王说：“秦是虎狼一样凶狠的国家，实在不能轻信，大王还是不去为好。”大臣昭睢也主张：“（如果怕秦发怒）我们可以整顿部队，加强守备。秦的虎狼之心，就是准备吞并各国，大王千万不能相信他们的鬼话。”可是，屈原等人的这一正确主张又一次遭到朝中旧势力的反对，他们被秦的强大吓破了胆，极力怂恿怀王前往。结果，怀王又一次被一伙奸邪小人所左右，同意前往武关会谈。不出屈原所料，怀王刚入关就被秦软禁。秦以割取楚巫、黔等郡的条件相要挟，怀王当然坚持不肯，结果便被秦长期扣留。为了稳定国内局势，楚只得从齐迎回太子横，立为顷襄王。顷襄王二年，怀王曾企图逃跑，可惜没有成功，第二年终于死在秦国。

楚怀王死后，秦把他的灵柩送回楚国，楚国的百姓都十分悲痛。屈原更是哀伤万分，他特别作了一篇《招魂》，表达对怀王的无限怀念。

楚怀王的死，是屈原政治生命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怀王在世时，屈原就同旧贵族集团进行了长期的斗争。在这个斗争中，双方都是以争取怀王的支持为主要手段。而怀王在早年的确还有一点改革楚国政治、富国强兵的念头，所以屈原虽屡次被疏远，但他在内政外交方面的一些主张还能够被怀王接受，他本人还不时受到信用。等到顷襄王即位后，形势就完全不同了，顷襄王不但没有一点振兴国家的劲头，相反，他即位之初就彻底跪倒在秦的脚下，忍辱投降，对内更加荒淫腐朽。这样，屈原也就越发不能被他所容。据司马迁的记载，顷襄王即位后，任命他的弟弟子兰做令尹。楚国人要求追究子兰劝怀王入秦的责任，屈原也为此责备子兰。子兰便指使上官大夫到顷襄王那里说屈原的坏话，使顷襄王最终将屈原逐出郢都，流放到南方更荒僻的地方。这一年是顷襄王二年，屈原43岁。

在一个仲春的早晨，屈原极其沉痛地告别了他生活和从事政治活动多年的郢都，从夏首沿汉水顺流东下，过洞庭、夏浦（今汉口），后到陵阳（现不可考。有人认为是安徽省青阳县南六十里处的陵阳，但屈原的足迹似未必会到那么远的地方），并在那里住了九年。顷襄王十二年春，屈原离开陵阳溯江而上，再过鄂渚（今武昌），入洞庭，溯沅水，至辰阳。转而又向前入溆浦（辰阳、溆浦都在今湖南沅陵一带），不久又复下沅入湖，渡湘水而到汨罗。

屈原在第二次被放逐的将近20年间，写下了大量优秀的辞作。首先，他最终修定完成了自己长期以来收集并整理的楚国民间乐歌——《九歌》。《九歌》原来是楚国民间流传的祭神时用的乐歌经屈原加工再创作的《九歌》，是一组想象力十分丰富、文辞极为优美的抒情诗歌，带有浓厚的楚国民间文学的色彩，反映了当地巫风盛行的情况。

屈原在第二次放逐期间所写的其他作品，大多数收在《九章》中。如《哀郢》、《涉江》、《怀沙》、《惜往日》等。在《哀郢》中，诗人再一次抒发了贯穿于他全部辞作中的对故乡的怀恋之情，发出“鸟飞反故乡兮，狐死必首丘。信非吾罪而弃逐兮，何日夜而忘之！”的呼喊。《怀沙》、《悲回风》、《惜往日》几篇，都是屈原一生中最后的作品。在这些作品中，诗人一再流露出大限将近，准备以死殉国的决心。特别《惜往日》一篇，更是屈原的绝笔，写作时间约在公元前277年（顷襄王二十二年）初。在这之前一年，即顷襄王二十一年春，秦大将白起率领大军进攻楚国，打下了郢都，迫使顷襄王将都城东迁。到顷襄王二十二年末，秦军又攻占了楚国的巫郡和江南，设置了黔中郡（黔中就是辰阳、溆浦一带地方）。屈原和当地的人民，已面临着作亡国臣民的境地，这对于他无疑是难以忍受的奇耻大辱，促使他下定了速死的决心。

公元前277年（顷襄王二十二年）旧历五月的一天，我国历史上第一位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屈原在汨罗江投江自杀，终年62岁。

屈原为了祖国而奋斗的一生和最后以死殉国的壮举，激起了楚国人民深切同情和怀念。为了纪念他，楚国人民中首先形成了旧历五月五日端午节吃粽子（角黍）的习惯。人民还以端午节“竞渡”（赛龙舟）的风俗来纪念他。

这种端午节吃粽子和竞赛龙舟的风俗，后来又扩大到中原乃至整个中华民族的广大地域，并历经二千多年而一直保留到今天。可见任何同情人民的苦难，热爱自己祖国的人，都是永远不会被人民忘记的。

屈原及其作品的评价

屈原是我国文学史上以个人的诗作而得到大文学家称号的第一人。他的诗作开始了由集体歌唱的《诗》三百篇以来个人创作的新时期，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屈原以他对祖国、对人民的无限热爱和同情，以自己坚贞高洁的情操，特别是以他那支如椽巨笔所写下的光辉诗篇，对后世中国人民的精神面貌，对中国文学的优秀传统，特别是浪漫主义风格的形成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以《离骚》为代表的屈原辞与《诗经·国风》交相辉映，共同形成了中国诗歌创作中的“风骚”传统，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关于屈原的作品，《汉书·艺文志》所记录的共有25篇，但没有具体篇目。在目前比较通用的王逸《楚辞章句》中，明确标出为屈原所作的有：《离骚》、《九歌》（十一篇）、《天问》、《九章》（九篇）、《远游》、《卜居》、《渔父》、《大招》，共26篇。这里，除《渔父》和《大招》还有一些疑问外，其余24篇都应是屈原所作。我们评价屈原和他的作品，主要也正是从这些作品所表现的思想感情和创作手法出发。

屈原和他的诗作所以受到历代人民的景仰、崇敬和喜爱，首先来源于他本人和他诗作中表现的强烈而深刻的爱国主义思想和感情。

屈原作为一个中国人，他所热爱的自然是哺育他生存、成长的中国。但屈原所处的时代是我国历史上一个特定的战乱的时代，他的爱国主义思想便带有那个时代的鲜明特点。由于当时七个诸侯国并峙争雄，而胜败存亡又直接关系到各国人民的前途和命运，所以，每一位爱国主义者都理所当然地希望和要求自己的国家首先富强起来，成为统一中华民族的决定力量。屈原的祖国楚国地域广大，经济文化发达，实力很雄厚，本是具备这种统一中国的条件的，“横成则秦帝，纵合则楚王”，当时人和后代人都不止一次提到这种结局。屈原更是清醒地看到了这一点，他作为楚国的宗室，更作为一位强烈的爱国主义者，必然力图促进和推动自己的祖国振兴富强，再进而完成统一中国的大业。这种带着鲜明的时代特点和符合历史发展趋势的爱国主义思想贯穿于屈原一生的全部政治活动中，并在他的光辉辞作中得到最充分、最完美的体现。

但是，在当时楚国国内政治力量对比中，反动、腐朽的政治力量大大超过以屈原为代表的进步力量，所以，屈原一贯坚持的对内实行法制、选贤任能；对外联齐抗秦的正确主张终于被摒弃，而屈原本人也被疏远、放逐，到自杀殉国。历史已经证明，屈原所代表的坚持革新进步的政治主张，在当时我国由奴隶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的大变革中是具有极深刻的进步意义的，而屈原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正是建筑在这一积极、进步的政治主张之上的。当他看清这种主张理想不能实现的时候，也决不改变自己的信念，决不向反动的旧势力妥协投降。屈原的爱国主义思想和他悲剧的一生，具有强烈的震撼人心的力量，成为千古以来进步文人志士歌颂的对象和效法的榜样。屈原及其辞作在中国爱国主义历史中起着巨大的教育作用。

屈原的辞作除了充满深刻而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外，在其创作形式和方法上也以自己独特而鲜明的风格，对后代文学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第一，屈原的辞作中大量采用了比兴手法，这是屈原作品的一大特色。所谓比兴，比，是以彼物比此物；兴，是以彼物引起所想象之物。这种“寄情于物”、“托物以讽”的形象思维的表现手法，是早在西周至春秋时期的《诗经》中就已大量应用过的。屈原在自己的辞作中更发展了《诗经》的比兴手法，将《诗经》中使用过的比兴材料，如草木、昆虫、鸟兽风雨、雷电等都赋予了活的生命，使它们具有与人相同的感情、信念、意志，从而用以寄托抒发诗人的思想感情。正如太史公在《史记·屈原列传》中称赞的：“其文约，其辞微，其志洁，其行廉。其称文小而指极大，举类迩而见义远。”屈原比兴手法的运用，使其具有重大而深刻的政治内容，通过美与丑、香草与茅艾等形象反映在辞作中，给人以形象的教育和感染。

第二，屈原的辞作以火热炽烈的感情，新奇大胆的幻想，灿烂漪丽的神话传说，成为我国文学史上以浪漫主义表现手法为主要创作特征的第一位大文学家。他的代表作《离骚》更集中而突出地表现了这种浪漫主义色彩。

屈原在他辞作中所表现出的丰富的想象力、壮丽的色彩，极度夸张的艺术手法，对我国文学史上积极浪漫主义诗歌创作传统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十分深刻的影响。我国先秦时期由《诗经》和屈原楚辞所开创的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创作风格，已成为二千多年来我国文学创作的基本和主要风格，为历代优秀的文学家继承和发扬；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屈原也永远活在中国人民的心中。

陶渊明

出身没落地主，生逢乱离之世

陶渊明，字元亮（一说名潜，字渊明），是我国文学史上著名的大诗人。

陶渊明于公元365年（晋哀帝兴宁三年）出生在浔阳柴桑（今江西九江西南）一个没落的官僚地主家庭。他的曾祖父陶侃是东晋王朝的开国元勋，官至大司马（武臣中官位最高者），封长沙郡公。这是陶家的鼎盛时期。陶侃死后，他的子孙们，有的因罪被诛，有的因兄弟之间互相残杀而亡，家境日渐衰落。陶渊明的祖父陶茂做过武昌太守，父亲陶逸做过安城太守。但由于他们不是陶侃的嫡嗣子孙，不曾继承公爵，因此他们的政治、经济地位也渐衰落。在陶渊明8岁的时候，他的父亲就去世了。从此他家在政治上已无势力，经济收入当然也随着减少。陶渊明婚后不久，妻子就死了，后来又续了弦，两个妻子共生了五个孩子，家口越来越多，负担日益加重。因此，他的日子过得一天不如一天。

陶渊明生活在这样一个没落的官僚地主家庭，他自幼博览群书，受到各种思想的熏陶。他学过《老子》。《庄子》，受到道家思想的影响；对儒家的“经书”（如《诗》、《书》、《易》、《礼记》、《乐记》、《春秋》等）也下过功夫。

陶渊明生活的时代是极其黑暗、混乱的时代。东晋小王朝偏安江左，始终处于内忧外患，风雨飘摇之中。当时北方的广大土地和人民，都是在匈奴、羯、氏、羌、鲜卑等少数民族的统治之下。这些少数民族的统治者得陇望蜀，虎视眈眈，总想伺机把东晋王朝吃掉。然而东晋统治者却过着花天酒地纸醉金迷的生活。统治阶级内部，皇室与大世族之间，世族与世族之间，你争我夺，连年征战。他们既不顾北方人民的死活，又对南方人民横征暴敛，弄得民不聊生。陶渊明生活的六十余年间，更是国无宁日，民无宁日。他亲身经历了“淝水之战”、孙恩起义、桓玄篡晋、刘裕建宋等重大历史事件，饱尝了战乱之苦。

公元4世纪的下半期，北方氐族统治者建立的前秦国逐渐强大起来，统一了黄河流域。383年（晋太元八年），陶渊明19岁，那年，秦王苻坚亲自率领97万大军，从长安出发，大举南侵，妄图一举而把东晋灭掉。双方军队在淝水（今安徽境内）交战，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淝水之战”。这次战争，因东晋统治集团内部矛盾暂时缓和，特别是广大人民群众全力支持抗击前秦军队，结果东晋以八万之众打败了前秦的百万大军，取得了巨大的陶渊明画像胜利。宰相谢安乘秦军崩溃之机，派谢玄等诸将领乘胜北伐，收复了北方许多失地。但是，外患稍缓，内乱继起。

在淝水之战中，谢安立了大功，遭到统治集团中的一些人的嫉妒。昏庸无能的晋孝武帝（司马曜），特别重用他的同母弟会稽王司马道子。司马道子笼络一批奸诈小人，竭力排斥谢安。385年谢安死后，朝中大权完全落在司马道子及其儿子司马元显手中，他们贪污奢侈，政治败坏到无以复加的地步。当时和皇室对抗的割剧势力，占据京城建康以西的各州郡，不听朝廷指挥，国家沉重的负担都落在东方八郡（浙江的会稽、临海、永嘉、东阳、新安、吴兴以及江苏的吴、义兴）人民的身上，人民被逼得走投无路。这时五斗米道（道教的一派。东汉末年，张道陵创立，学道的要交五斗米）道徒孙恩乘民心骚动，于399年，率众百余人从海岛起义。起义队伍攻破会稽后，队伍增到数万人。这时东方的临海、永嘉、东阳、新安、吴、吴兴、义兴等其余七郡也同时起事，攻杀晋朝官吏，有力地打击了东晋统治者。后来在东晋将领谢琰、刘牢之率兵镇压下，起义队伍暂时失败了。402年，孙恩再次攻打临海郡，被晋兵击败，之后便投海自杀。他的余部就推他的妹夫卢循为首领，继续与晋室对抗。411年卢循被杀，一场持续12年之久的农民大起义终于失败了。

在孙恩起义的前一年（398），京口（今江苏镇江）镇将王恭联络荆州刺史殷仲堪、广州刺史恒玄，起兵反对晋室。王恭被杀后，各镇推桓玄为盟主，形成大族推翻帝室的中心力量。正当东晋王朝全力以赴对付孙恩起义无暇西顾的时候，桓玄乘机吞并了长江上游各州郡，占据了东晋三分之二的土地。在起义军逼近建康的同时，桓玄在江陵聚众商议，准备夺取建康。402年，桓玄从江陵顺流而下，攻入建康，杀死了司马道子、司马元显父子，这时朝中大权已完全落入桓玄手中。404年，桓玄废除了晋安帝（司马德宗），自立为国相，改国号为楚。

在镇压孙恩起义的过程中，刘裕的势力逐渐强大起来。刘裕出身于破落的低级世族，幼年家贫，曾以耕地为业，兼做樵夫、渔夫及卖履小贩，对下层人民的苦难有较深的了解，刘牢之镇压孙恩起义的时候，他在刘牢之部下当一名小官。由于他勇猛善战，军纪严明，屡立战功，很快成为著名的将领。京口是从北方各地流亡来的世族和民众聚居的地方，民俗强悍，勇于从军。所以，当桓玄刚刚登上帝位，他便在京口纠集力量，率众一千七百人攻入建康。桓玄抵抗不住，只得又逃回江陵，这时东晋的大权又落在刘裕的手中。之后，他又进行北伐，歼灭南方的割剧势力，进一步扩充实力，树立威望，等条件成熟后，便在420年废除了晋恭帝（司马德文），建立了刘宋王朝。

这就是陶渊明生活时代的基本情况。正如鲁迅先生所说的那样，他是“乱也看惯了，篡也看惯了”。（见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这样残酷的社会现实，对陶渊明的思想发展，生活道路以及文学创作都有极大的影响。

投耒去学仕，辞禄归园田

陶渊明早想建功立业，“大济苍生”。可是直到29岁，才第一次出去做官。这在当时看来，做官已经是很晚了。他这次是到江州（今江西九江）做州祭酒（掌管教化的官）。据他自己讲，出去做官的主要原因是生活贫穷，单靠耕种收入，还不能维持。他在《饮酒》诗中说：“畴昔苦长饥，投耒去学仕。将养不得节，冻馁固缠己。是时向立年（指三十岁），意志多所耻。”意思是说，当初由于饥寒交迫，没办法养活老小，于是就在近30岁的时候，忍受着耻辱，放下农具，出去做官。萧统在《陶渊明传》中也说：“亲老家贫，起为江州祭酒。”同样说明，陶渊明出去做官是为生活所迫。但是从陶渊明早期的思想状况来看，儒家的用世思想占主导地位，做官的目的，恐怕主要是施展其政治报负，并非仅仅是为了谋生。这次他在江州任职时间很短，就辞职回家了。原因是“不堪吏职”，即承受不了“祭酒”这个职务。他好不容易才出去做官，为什么很快又辞掉了呢？这恐怕和当时政治的腐败以及陶渊明的性格都有关系。东晋王朝是一个门阀世族统治、等级制度非常森严的时代，当时陶家已经破落，政治上已无势力，他出去做官是不可能被重用的；再加上陶渊明“少有高趣”、“颖脱不群”，不肯谄媚奉迎，对官场那种尔虞我诈，胡作非为的现象看不惯，这就决定他在官场是待不下去的，所以“少日自解归”。宋绍熙三年曾集刻本

辞去祭酒后，他在家居住了六七年，靠园田的收入，生活仍不能自给。这时他看到许多名流人物都纷纷归附恒玄，于是他在35岁（399）的时候，又到桓玄的部下去当佐吏。

陶渊明到桓玄部下任职的时候，正是桓玄野心勃勃、大肆扩充势力的时候，桓玄一方面树立心腹，招兵买马，为篡夺帝位做准备；另一方面，又借口孙恩之乱，屡次向皇帝上表，要求出兵勤王，妄图借此机会窥探虚实，以便寻找机会实现其篡位野心。陶渊明到桓玄的据点江陵之后，对其野心有较多的了解，不愿与桓玄同流合污，于是辞官归田的思想又强烈起来。401年冬天，他的母亲孟氏去世，于是他便以此为借口，辞去了官职，实现了他归田的愿望。

403年春天，当桓玄攻入建康，诛杀司马道子父子，自居为国相，声势煊赫，朝野震动的时候，陶渊明已经远离官场，躬耕于田园了。他为自己能及时退出官场，深感庆幸。桓玄在京城耀武扬威，他却在家乡歌颂自己的田园生活。

陶渊明是一个有抱负有事业心的人，他虽然离开了桓玄，但是他对事业前途并没有绝望，并不甘心老死蓬蒿，归田的目的，只是为了等待施展抱负的时机。

当刘裕从京口出发讨伐桓玄的时候，不甘心四十无闻的陶渊明，又对刘裕这样一个新崛起的人物产生了幻想，认为施展抱负的时机又到来了。于是，他便到京口做了刘裕的参军。陶渊明这次出去做官，本来是满怀信心的，但是，他一到刘裕部下，又失望了，原来刘裕也不是他理想的人物。当时刘裕虽然刚刚崛起，但是他残暴专横的本性已经暴露出来。在这一年中，他为了消灭异己势力，先后杀害了讨伐桓玄有功的刁逵全家和无罪的王渝父子。并且凭着私情，把大家切齿痛恨的桓玄的心腹人物王谧任用了录尚书事领扬州刺史这样极为重要的官职。陶渊明看到这些现象，辞官归隐的思想又占了上风。

陶渊明离开刘裕之后，并没有马上回家。405年，他又到江州刺史刘敬宣那里当了参军。这可能是他退隐的过渡，因为刘敬宣的驻军就在他的家乡浔阳，离柴桑很近。他在刘敬宣部下任职期间，心情依然不好，不久就又辞职了。

经过这四次折腾，陶渊明已经心灰意冷，再也无心做官了。但是，在他长期归隐之前，却又去做了八十天的彭泽（今江西彭泽）县令。他这次出仕的目的，萧统在《陶渊明传》中讲得很明白，那就是筹备“三径之资”，即筹备退隐后的生活费用。这一点，他自己在《归去来兮辞序》中也有交代：余家贫，耕植不足以自给。幼稚盈室，巿无储粟。生生所资，未见其术。亲故多劝余为长吏，脱然有怀，求之靡途。会有四方之事，诸侯以惠爱为德。家叔以余贫苦，遂见用为小邑。于时风波未静，心惮远役。彭泽去家百里，公田之利，足以为酒，故便求之。

可见他这次出去做官，已经没有什么“大济苍生”的打算，主要是从他的生活需要去考虑的：家境贫苦，孩子多，又不善于营生，作彭泽县令的俸禄可以解决这些问题。基于上述原因，他于405年8月又去赴任了。就在当年的冬天，郡里派督邮到彭泽检查工作，县吏告诉他：“应束带见之。”陶渊明一听，感叹道：“我不能为五斗米折腰，拳拳事乡里小人邪！”不久，他就解下官印，辞去了官职。

陶渊明从29岁出任江州祭酒，到41岁辞去彭泽县令归里，前后共13年。在这期间，他“一心处两端”，游移于进退仕隐之间，心情常常是矛盾苦恼的。经过反反复复的思想斗争，最后还是选择了终生归隐的道路。

躬耕田园，固穷守节

陶渊明一离开官场，就像出笼的鸟一样，感到轻松自由。

这时尽管他已经早出晚归地开荒、锄草，从事辛勤的农业劳动，但他的心情是非常高兴的。这一方面是由于他刚脱离官场这个“樊笼”，感到轻松自由；另一方面是当时他的家庭条件还比较好，能够维持正常的生活。所以他把农村写得安闲、优美，令人神往。在他看来，农村和黑暗的官场相比，简直是另外一个世界。

然而，他的生活并不是一帆风顺的，灾难很快就降临到他的头上。归田后的第三年（408），他那“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的住宅，被夏天的一场大火烧了个净光。一家人只好寄居在门前的船上，直到初秋还没有定居下来。这场火灾使诗人的生活很快走了下坡路。在这沉重的打击下，他的心情已经不像前二年那样兴奋了，在他笔下出现的不再是那些优美富有生气的农村景物，而是“靡靡秋已夕，凄凄风露交。蔓草不复荣，园木空自凋”（《己酉岁九月九日》）这样凄凉衰败的景象了。这时，他对农业劳动也有了体会，以至发出了“田家岂不苦，弗获辞此难”（《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的感叹。可贵的是诗人并没有被灾难劳累所吓倒，“但愿长如此，躬耕非所叹”就是他的决心。

陶渊明47岁的时候，由园田居移居南村。南村在浔阳城外不远的地方，他早就想到这里居住，“怀此颇有年，今日从兹役”（《移居二首》其一），原因是这里有一些好邻居。这些邻居中，既有农民，也有“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的读书人。

在南村居住期间，和他交往较多的有参军、主簿、县令一类的小官，也有一些是隐居在浔阳的文人。对这些人，他曾分别写诗赠给他们。赠诗的对象不同，内容各异，但在这些诗中，他一再表示要长期隐居，躬耕自资，决不再出去做官。

陶渊明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当他的朋友们有的去做官，有的到官府去讲学，有的隐居山林的时候，他却依然从事辛勤的农业劳动，毫不动摇。不过辛勤的劳动并没有换来他生活的好转，反而每况愈下。

从51岁到57岁这几年，诗人的日子过得更加艰难。51岁这一年，他的疟疾病一度加剧，几乎死去。我们知道陶渊明是一个嗜酒成癖的人，然而在这几年中，他经常没有酒水，在诗中不断提到这件事。他想饮酒而不可得，有时只好靠亲友招饮。据说在王弘任江州刺史期间，有一年九月九日重阳节，陶渊明家中无酒，闷闷不乐，一个人呆呆地坐在宅边的菊花丛中，暗自伤神，正在这时，王弘送酒来，他喜出望外，见酒就饮，当场喝得酩酊大醉，才回家中。从这个故事也可以看出，他缺酒缺到什么程度。缺酒只是诗人生活贫困的一种表现，其他方面的情况更惨。

57岁以后，诗人的生活愈来愈贫困，当风调雨顺，农田收成较好的时候，还可以勉强度日，但在遇到天灾歉收的时候，有时就落到断炊讨饭的境地。他在《乞食》诗中道：“饥来驱我去，不知竟何之！行行至斯里，叩门拙言辞。主人解余意，遗赠岂虚来。谈谐终日夕，觞至辄倾怀。”他虽然是偶尔讨饭，并且主人是热情款待，以酒招饮，但毕竟说明他的生活已经非常穷困。在生活极端困难的情况下，有时他也接受朋友的帮助。他和刘宋（刘裕所建的宋朝）著名的文学家颜延之交情较好，颜延之做始安郡（今广西桂林市）太守，经过浔阳，每天都到他家饮酒。临走时，给他留下两万钱，陶渊明把这钱全部送存酒家，以供陆续取酒之用。

陶渊明接受周济是有原则的，他决不肯为受周济而丧失气节。426年（宋文帝元嘉三年），擅道济作江州刺史，亲自到他家访问。这时他已经很久吃不饱饭，起床也很困难了。檀道济劝他说：“贤者处世，天下无道则隐，有道则至；今子幸生文明之世，奈何自苦如此？”陶渊明听了非常气愤，他说：“潜也何敢望贤！志不及也。”檀道济赠以粱肉，被陶渊明挥而去之。

由于贫困和疾病的长期折磨，诗人的身体越来越羸弱了，427年（宋文帝元嘉四年）冬与世长辞，卒年63岁。

陶渊明从41岁辞去彭泽县令归隐，到63岁去世，这20余年间，他再也没有离开过他的田园。其间尽管他的生活道路坎坷不平，历尽艰辛，但他始终保持高尚的节操，成为当时文坛上出类拔萃的诗人。

卓越的成就，深远的影响

陶渊明的作品，现存的有诗歌120多首，文12篇（辞赋3篇，记传赞述5篇，疏祭文4篇）。其中诗歌创作成就最大。

他的诗歌，大都是抒情诗。从题材、内容来看，大致可分为咏怀、田园和哲理三类。

他的咏怀诗，集中表现了从他出仕到归田以后的种种生活体验，是抒写情志，讥讽时事的诗篇。如写向往功名事业，欲有为而不能的深刻苦闷；写安贫守节的清高志向，锄暴复仇的强烈愿望，隐晦曲折地揭露社会现实的污浊和黑暗等。这部分诗歌其主导方面是积极的，但其中也流露出逃避矛盾，人生如梦，及时行乐等消极思想。

他的田园诗，着重描写了田园景色和田园生活，集中表现了他在田园生活中的所见所闻。有对农村美好景物的赞颂，残败景象的哀叹，以及与农民共同劳动、亲切交往的描述，有对饥寒交迫生活的真实写照，也有对美好理想的展示与追求。陶渊明的田园诗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占很重要的地位。

关于他的哲理诗，数量虽然不多，但价值是很高的。它表现了陶渊明朴素的唯物主义世界观。他认为宇宙间的一切变化，天地山川的长存，四时的运转，寒暑的交替，草木的荣枯，人的生死等客观现象都是顺着自然造化的力量而运转不息，任何力量也不能阻挡它，如果谁要违背自然发展变化的规律，谁就要失败。从这一基本的哲学思想出发，陶渊明对佛教的“三世轮回”、因果报应，神不灭等一套神学说教，进行了尖锐的批判，对传统的天道观、神鬼说予以否定。陶渊明的哲理诗不仅有较高的文学价值，而且也是研究我国思想发展史的重要资料。

陶渊明的诗歌，除内容题材丰富、思想性较强外，还具有以下几方面的特点：

首先，它表现了丰富多样的生活图景，抒发了诗人脱离官场的喜悦，对劳动的热爱，对农村凋敝的悲叹，以及对反抗强暴精神的歌颂等。他在《归园田居五首》中，描述了淳朴恬静的田园生活和悲凉凋敝的农村图景；在《咏荆轲》中，写了反抗强暴、慷慨悲壮的情景；在《怨诗楚调示庞主簿邓治中》中，写了灾难重重，饥寒交迫的生活图景，等等。这些丰富多彩的诗篇，从不同的侧面反映了社会的现实，表现了作者的思想倾向，那就是揭露社会的黑暗，和对理想的追求。

其次，使所写景物与生活情感有机的统一。陶渊明是田园生活的参加者，而不是田园景物单纯的欣赏者，因而他对田园景物的描写常常与他的劳动生活及其在劳动中的深切感受密切地结合在一起。如《归园田居》第三首：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

在这首诗中，田园景物成为诗人劳动生活的有机组成部分，而这景物，又成为诗人抒发情感的凭借，三者是难以分得开的。这种高超的艺术技巧在他的许多诗中都有表现。如前引《杂诗》第二首中写的“白日沦西阿，素月出东岭”等诗句，使环境的描写与心理的刻画达到了高度统一。清幽寂静的环境与“不能静”的心情构成了矛盾，在这样寂静的环境中沉思，引起情感上极大的不平静，这正是生活中的辩证关系，这就十分真实地表现了诗人的生活、思想，收到了极好的艺术效果。

第三，语言朴素、精练、含蓄、形象。陶诗的语言素以朴素、精练著称，明朝人王圻〔其〕在《騵史》中说：“陶诗淡，不是无绳削。但绳削到自然处，故见其淡之妙，不见其削之迹。”意思是说陶渊明诗歌的语言看起起很平淡，但并不是没有锤炼加工，因为他加工得恰到好处，所以只觉得平淡得优美，而觉察不出它锤炼的痕迹。这个评语是非常确切的。这确是陶诗语言的突出特点。如“夏日长抱饥，寒夜无被眠。造夕思鸡鸣，及晨愿乌迁”，“人生归有道，衣食固其端。孰事都不营，而以求自安。开春理常业，岁功聊可观。晨出肆微勤，日入负耒还”，”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这些诗句都非常朴素自然，读起来琅琅上口，丝毫没有雕琢之感，好像脱口而出，毫不费力。然而仔细体会，它又包含着极其深刻的思想内容，决非信手拈来。诗人如果没有高超的驾驭语言的能力，是很难做到这一点的。陶诗的语言不仅朴素、精练，而且含蓄、形象。如《癸卯岁十二月中作与从弟敬远》一诗中写雪景，仅用“倾耳无希声，在目皓已洁”十个字，就把雪的轻虚洁白的形象写得十分传神，为历来的评论家所推崇。陶诗中有许多写景的名篇都具有这个特点。他对被描写的事物，常常是抓住其最突出的特征，只用淡淡的几笔，就把它的神态突出地显示出来。这正是诗人的天才和工力所在。另外，陶诗绝少冗长的描写，空泛的议论，往往使人感到“言有尽而意无穷”。如《归园田居》中的“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咏贫士》中的“知音苟不存，已矣何所悲”，“何以慰吾怀，赖古多此贤”等，都有很多言外之意，读后令人产生联想，从而更了解诗人的内心世界。梁代的锺嵘在《诗品》中评论陶诗，为“殆无长语”，正是针对这种情形而言的，这也是他同时代的许多诗人所不可企及的。

第四，陶诗和同时代的诗人相比，尤其显得浑厚和完整。陶渊明继承了汉魏诗歌”气象混沌，难以句摘”（宋严羽《沧浪诗话》）的作风，讲究通篇的浑厚，不去斤斤追求一两句名句。其实他的诗中并不是没有名句，而是整篇都好，所以就显不出哪几句特别突出了。例如《饮酒》第五首中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比起同时代人诗中的名句来说更为出色，只是因为全篇都好，所以人们比较注意全篇而不着重个别诗句了。这种诗篇给人的印象就更加和谐优美。

除了诗歌以外，陶渊明也擅长散文与辞赋，他的辞赋和散文，是他整个创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明末文学家张溥在《汉魏六朝百三家集题辞》中说陶渊明的“《感士》类子长之倜傥，《闲情》等宋玉之《好色》，告子似康成之诫书，《自祭》若右军之《誓墓》，孝赞补经，传记近史”，并说：“陶文雅兼众体，岂独以诗绝哉。”意思是说，陶渊明的《感士不遇赋》像司马迁的《悲士不遇赋》一样，不同寻常；他的《闲情赋》，可以同宋玉的《登徒子好色赋》媲美；他的《与子俨等疏》，像郑玄的《戒子书》；他的《自祭文》，像王羲之的《誓墓》；他的《五孝传》及其赞语，是《孝经》的具体阐述；他的《晋故征西大将军长史孟府君传》、《五柳先生传》和《桃花源记》又接近历史的真实。张溥这样热情地称颂陶渊明的文章，真是独具慧眼。从这个评语中可以看出，陶文是博采各家之长而独树一帜的。《桃花源记》是陶渊明散文中的代表作。作者以现实生活为基础，用寓言的手法，虚构了一个人人劳动，自耕自食，没有剥削，没有压迫，没有战乱，“虽有父子无君臣”（王安石语）的理想社会。这是当时现实生活的折光反映，是广大人民的愿望。陶渊明之所以把桃花源写得那样美好，令人神往，是要用桃花源这面镜子照出当时社会的黑暗丑恶，是要用理想的社会来否定现实的社会。这篇散文不仅思想性强，而且艺术性很高，线索清楚，结构完整，语言朴素生动，富于形象性。明代罗其鼎在《渊明祠序》中说：“渊明文章风节，复绝一时。自其记若诗（《桃花源诗并记》——引者注），传诵后珜里（同祀），遂使桃花源名胜千古。”《五柳先生传》是陶渊明寄托个人理想和志趣的抒情散文，作者以绘声绘色的彩笔，生动形象地表现出五柳先生不慕功名利禄、立志攻读著文的生活理想和洁身自好、安贫乐道的高尚情操。《自祭文》历来被认为是他的绝笔。在生死面前，他认识到这是自然的规律，显得乐观、放达，绝无感伤、颓唐的情调。

陶渊明的辞赋，以《归去来兮辞》最著名。北宋文学家欧阳修说：“晋无文章，惟陶渊明《归去来兮辞》一篇而已。”（见元李公焕《刜注陶渊明集》卷五引）这篇辞的艺术成就也很高。宋代的陈知柔在《休斋诗话》中指出：“陶渊明罢彭泽令，赋《归去来》，自命曰辞。迨今人歌之，顿挫抑扬，自协声律。盖其词高甚，晋、宋而下，欲追蹑之不能。……《归去来》则自出机杼，所谓无首无尾，无终无始，前非歌而后非辞，欲断而复续，将作而遽止，谓洞庭钧天而不淡，谓霓裳羽衣而不绮，此其所以超然乎先秦之世，而与之同轨者也。”的确这篇辞无论叙事、抒情，还是结构、语言，都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具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感士不遇赋》是陶渊明公开与上层统治集团决裂的宣言书。他在这篇赋中对上层统治集团的腐败，官场的黑暗，进行了深刻的揭露和无情的鞭挞，并明确表示不与其合作的决心。这是一篇有浓厚抒情气氛的言志赋，诗人以慷慨激昂的情调，淋漓尽致地抒发了他的不满与志趣。《闲情赋》是陶集中仅有的一篇描写男女爱情的作品。鲁迅先生在《“题未定”草六》中说：“被论客赞赏着‘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陶潜先生，在后人的心目中，实在飘逸得太久了，但在全集里，他却有时很摩登，‘愿在丝而为履，附素足以周旋，悲行止之有节，空委弃于床前’，竟想摇身一变，化为‘阿呀呀，我的爱人呀’的鞋子，虽然后来自说因为‘止于礼义’，未能进攻到底，但那胡思乱想的自白，究竟是大胆的。”又在《致增田涉》的信中，谈及日本友人介绍中国作品时指出：“迄今为日本所介绍的中国文章，大抵是较轻松易懂的东西，坚实而有趣的作品，如陶潜的《闲情赋》之类，一点也没有译。”鲁迅不仅肯定《闲情赋》有坚实的内容，有较高的思想性，是大胆的反对封建礼教的表现，而且肯定它在艺术表现上是“有趣”的。的确这篇赋在陶集中是别具一格的，读了使入耳目为之一新。

总之，陶渊明的诗文都取得了卓越的成就，在我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特别是与他同时代的作家相比，更为突出。然而他的作品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并不被人重视。例如他的朋友颜延之就不理解他作品的价值，在他作的《陶徵士诔》中，只称赞陶渊明清高的人格，根本不提他的文学活动。他死后六十年，梁代的文坛领袖沈约在写《宋书》的时候，把他的传记归入《隐逸传》，他的文学成就同样不被重视。稍后于沈约的鍾嵘和萧统开始注意到陶渊明的创作。但鍾嵘在《诗品》中把他的诗作列为中品，称他为“隐逸诗人之宗”，对他的作品评价并不高。萧统给他的作品编集、作序，给予高度重视。然而，在他编选的《文选》中，也只选录陶诗八首，远不及谢灵运等人多。

陶渊明的作品在当时为什么不被人重视呢？原因之一是他家境贫寒、地位低下。在那个重视门阀地位的社会里，诗文只是达官贵人的专有品，像他这样一个下层官吏的作品是不会被人重视的。当时的高门大族的生活和对诗文的要求，都和陶渊明作品单纯自然的风格不合拍。在他们看来，陶渊明作品中不时流露出对官场的厌恶，对黑暗现实的不满，对理想的追求，这种思想情调，是难于欣赏的，也是不足取的。

但陶渊明的作品对后世的影响却是非常大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其成就日益被人重视。唐代大诗人杜甫在他的诗中说：“宽心应是酒，遣兴莫过诗，此意陶潜解，吾生后汝期”；

李白

宋以后的诗人，在反对雕琢提倡朴素的诗风时，常常举出陶渊明来作为榜样。例如，宋诗人梅圣俞论诗的时候，为了反对生硬怪僻的诗风，就有“宁从陶令野，不作孟郊新”（见《宛陵集》）的话。金代的元好问在反对形式主义诗风时，于《继愚轩和党承旨雪诗四首》中也说：“君看陶集中，饮酒与归田。此翁岂作诗，直写胸中天。天然对雕饰，真膺殊相悬。乃知时世妆，纷绿徒争怜。枯淡自足乐，勿为虚名牵。”一直到清末，黄遵宪还把他的诗集叫做《人境庐诗草》，他在诗歌创作方面主张“我手写我口”，显然也是从陶诗的朴素风格得到了启发。

陶渊明的作品对后世影响是深远的。从思想内容来说，其影响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他那蔑视富贵，不愿与黑暗势力同流合污的气节，给后世一些有进步理想的作家作出了榜样。他们在不满当时黑暗现实时，往往从陶渊明的作品中汲取精神上的支持。另一方面，他的乐天知命、安分守己的消极思想，也曾对一些诗人的逃避现实的出世思想起了一定的影响。在艺术上陶渊明的作品对后世的影响基本上是积极的，它对后代文学创作所起的作用也是良好的。李白

少年时代

李白（701~763），字太白，是我国唐代的伟大诗人。他的诗歌广泛流传，受到我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热爱。李白于武则天长安元年（701）出生于西域的碎叶（今苏联哈萨克共和国托克马克城附近），五岁时随着家庭回到广汉（今四川成都北），定居于昌隆（今四川江油县）的青莲乡。

李白的父亲大约因为是外来客户，乡人呼之为李客。据范传正《李公新墓碑》，说他“高卧云林，不求禄仕”，应当是一位很有文化教养的人。

李白这位震烁千古的天才，很早就被父亲注意到了，对他进行了严格的教育，李白的童年是在刻苦攻读中度过的。他自己说“五岁诵六甲，十岁观百家”，“十五观奇书，作赋凌相如”，他的颖异的天赋和不倦的努力，使得他还在少年时代，便以诗文之名受到人们的赞扬。从李白的经历看来，他固然具有非凡的天才，但他后来所取得的成就，应该说和幼年时家庭的严格教育以及自己的刻苦努力是分不开的。

从幼年时代起，李白就是一个有理想的人。他并不把眼光仅仅局限在诗赋文章的写作上，他的兴趣很广泛，除了博览群书之外，还喜欢击剑弹琴。昌隆所在的绵州地区，自汉末以来，便是道教活跃的地方，李白在诗中曾说：“家本紫云山，道风未沦落”所以他从少年时起，便受到习染，常去戴天山寻找那里道观的道士谈论道经。有次去访道士，适逢道士外出不在，李白题诗抒发自己不遇的怅惘之情，写了《访戴天山道士不遇》：“犬吠水声中，桃花带露浓。树深时见鹿，溪午不闻钟。野竹分青霭，飞泉挂碧峰。无人知所去，愁倚两三松。”后又与一位号东岩子的隐者，巢居于岷山，潜心学习，经年不踏进城市。他们在自己居住的山林中，饲养了上千只的奇禽异鸟，这些美丽而驯良的鸟儿，因为饲养惯了，定时飞来求食，好像听懂人的语言似的，一声呼唤，便从四处飞落阶前，甚至可以在人的手里啄食谷粒，毫不惊恐。这件事传得远近以为奇闻，最后竟引来了绵州刺史，亲到山中观看鸟儿们的就食情况。这位刺史感到他们两个竟能指挥鸟类的行动，必是有道术的人，愿意推荐李白和东岩子去应有道科的考试，二人都不愿去。当时，李白还和有名的纵横家赵蕤是好友。赵蕤是梓州人，距昌隆不远。赵蕤在开元四年（716）就著成了《长短经》十卷。这时李白才16岁。他对赵蕤这部博考六经异同、分析天下形势、讲求兴亡治乱之道的纵横家的著作很感兴趣。我们可以肯定地说，李白受了这部书的很深影响，他以后毕生努力要建功立业，喜谈王霸之道，这种志趣就是从少年时代所形成的。这时唐朝正走向她的全盛时期，一百多年的休养生息和统一安定的局面，生产力有了恢复和发展，国富民强，呈现出一派繁荣景象。唐玄宗自剪除了韦后和太平公主，锐意图治，又比较能采纳大臣的意见，实行了一些有李白像益于民生的政策，招贤纳士，政治上表现了开明民主的倾向。这就是历史上所称颂的“开元之治”。这个时期的士大夫因为朝廷屡次下诏，征求人才，大都雄心勃勃，抱着“达则兼善天下”的想法，希图一试身手。李白更是抱着“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的远大理想，希望能“申管晏之谈，谋帝王之术”。

开元八年（720）李白20岁时，江淮间伪造开元通宝（唐代钱币）的风气很盛，宰相宋璟、苏楛都主张严禁，并派人往江淮一带搜查禁止。因为吏役追查得太紧，被人告发，说是骚扰了人民，宋璟、苏楛同时都被罢官，苏楛放到益州（今四川成都平原），任大都督府长史（大州的军政长官）。苏楛从长安往成都时，李白于中途以诗文谒见，苏楛接见了他，苏楛对李白敏捷的才思和他所写的华丽而富于幻想的诗文都十分赞赏。

李白自幼长在广汉，那里的雄伟秀丽的山川哺育了这位伟大诗人。四川是李白真正的故乡，他对故乡的名山胜地，都给以热情的礼赞。20岁以后，他曾往游成都和峨眉，都有诗纪游。

在成都，他登上了锦城散花楼，这座散花楼原是隋文帝的第四个儿子蜀王秀在益州时所建。蜀王秀性奢侈，车马被服违反制度，拟于天子，后被崇尚俭朴的隋文帝幽囚了起来。蜀王秀所营建的这座散花楼，看来像高入云霄，雕栏绣柱，十分伟丽。直到李白开元年间来游玩时，还完整如新。李白攀登上去，了望下界，恍如登上九天，给他的感觉是十分新奇的。

峨眉的瑰奇的自然景色，更使李白感叹不止。他简直被那里彩错如画的云蒸雾绕的岚影山光所迷住了，真是一座仙山！往时与戴天山道士所谈论的幻想中的仙境，仿佛就在眼前，他忽而于云雾间吟弄着自己的琼箫，忽而于松间石上弹奏宝瑟，清音泠泠，回响于山峦之间，自己也好像就要离尘而去。他所写的《登峨眉山》便很有游仙诗的意味。

开元十三年（725）李白25岁的那年，玄宗把宫内的“集仙殿”改为“集贤殿”，表明求贤心切，更爱人才。又命大臣积极准备冬天的封禅，还诏令四夷酋长从封。这无疑将是一次大典，向全国及四邻显示国家力量。这些消息无不使年青的李白感到振奋，他觉得自己也已苦学多年，“上探玄古，中视人世，下察交道”，可以说满腹经纶，制作盈笥；又兼满身才艺，能诗能文，能骑能射，能剑能舞，能琴能书，长史、县令莫不称为奇才，怎能老是守着家园或藏在深山？于是他告别了亲人，和旅伴一道，踏上了征途。

因为这次出游的目的是为了进一步增长见识，广事交游，所以一路走，一路游览，也为了到名山求仙访道，结识豪俊，倾谈古今，在有的地方便住下来停留一段时间。

李白离开家乡，到成都乘船经嘉州峨眉山到犍为的清溪驿时，已是初秋。半轮明月正当头照耀，奔流的江水激荡着水中的月影。水中、天上，水色、月光，一个清澈的世界，离情也随之而生。回顾家乡，又想到家乡的亲友，今后将是愈行愈远了。面对着眼前的峨眉山月，不胜依依之感。于是他写下了那首咏叹自己离情的千古绝唱《峨眉山月歌》：峨眉山月半轮秋，影入平羌江水流。夜发清溪向三峡，思君不见下渝州。

仗剑远游

开元十四年（726）的春末夏初，李白乘舟沿江出峡，渐行渐远，故乡的山峦逐渐隐没不可辨认了，只有从故乡流来的水，仍然带着锦江清澈的颜色，深情地跟随着他。这是从明月峡流来的水，推送着他的行舟，要把他送到一个陌生而遥远的世界中去。

船近江陵时，已是近夜时分，渚宫的灯火遥遥可见，这是梁元帝萧绎在江陵即位的地方。李白没有想到就在这座江城中会有一次不平凡的会见，年青的李白竟然见到了受三代皇帝崇敬的道士司马子微。

天台道士司马承祯（子微），不仅因为从潘师正那里学了符戉、导引、服饵等一整套的道家法术，而且写得很好的篆字，诗也飘逸有神仙之气。开元十二年（724）玄宗曾把司马召至内殿，受上清经法。又在王屋山为他建造了阳台观，往来于天台、王屋之间。玄宗派了他的胞妹玉真公主去司马住处向他学道，司马转回天台时，玄宗亲自写诗送别，真可谓备受荣宠。李白这次能会见司马，自然是很高兴的。他会见这位受人崇拜的道士时，可能还送上了自己的诗文。

司马一见李白姿质不凡，器宇轩昂，已是十分欣赏，及至读了他的诗文，更是惊叹不绝，他称赞李白“有仙风道骨，可与神游八极之表”。因为他看到李白不只有飘逸的仪表气度，而且有超人的才情文章，又不汲汲于当世的仕宦荣禄，这是他几十年来在朝在野都没有遇见过的人才，于是他用道家最高的褒奖的话赞美他。这无异说他有“仙根”（得自先天成仙的因素），和后来贺知章赞美他是“谪仙人”的意思差不多，都是把他看作远非一般人所可比拟。这是李白的风度和诗文的风格给予人的总的印象。

从江陵起，他开始了他的鹏程万里的飞翔。

初夏，李白自江陵南下，途经岳阳，再向南去，便到了长沙。长沙离零陵不远，这也是此行的目的地之一。可是在回程中正当泛舟洞庭时，一件不幸的事情发生了，他的自蜀同来的旅伴吴指南忽然暴病死去。李白十分伤恸，其实正是炎夏，他伏在朋友的身边，号咷大哭，“泣尽继之以血”。由于他哭得过于伤悲，路人听到都为之伤心落泪。旅途之上遇到这样的不幸，真是无可奈何，李白只得把吴指南暂时殡于洞庭湖边，自己继续东游，决心在旅游东南以后再来搬运朋友的骨殖。

游庐山时，李白写了有名的《望庐山瀑布》诗，这首千古绝唱，很快就流传开了。

李白到了金陵，金陵是六代故都，江山形胜，虎踞龙盘，十分雄伟，六朝宫阙依然历历在目，这引起李白许多感慨，也引起了他对时代的自豪感。他觉得往日帝王州，已呈一片衰飒之气，没有什么可以观赏的了，那及我们当今皇帝垂拱而治，天下一片太平景象呢。

金陵的霸气虽然随着六朝的消亡而消亡，金陵的儿女却满含情感地接待李白。那正是柳花飘香的季节，李白又将告别金陵而去，吴姬压酒，金陵子弟殷勤相送，频频举杯劝饮，惜别之情如东流的江水悠悠而又脉脉，流过了人们的心头，使人难于相忘。

告别金陵之后，李白浮江前往扬州。其时正当初夏，在暮色中行舟，看见山边野花丛开，十分烂漫，如同给山峦绣了一道花边。船只在江上慢慢地移动着，船上的灯光远看像萤火一样，在江上忽明忽灭地闪动着。

扬州位于长江、运河的交会点上，是当时水路交通的枢纽。江淮盐、茶、漕米等先汇集于此，然后经运河转运关中（函谷关以西长安一带地方）北方各地。加之外商云集，扬州成为一个国际都市，诗人写此处的繁华景象有“十里长街市井连”之句，国家在此设有市舶使。李白从来没有看到过这样热闹的都市，与同游诸人盘桓了一些时日，又结识了一些人士，便已到了盛夏。官道旁的绿柳成荫，垂杨及地，往来不断的是行商旅客，因为外商多，酒店也多。李白和一些年青的朋友“系马垂杨下，衔杯大道边。天边看绿水，海上见青山”。颇有一阵快意的游乐。

这时他从家中带出来的钱，已经花了许多。自然不都是自己花的，也周济过一些落魄公子。谁知到了秋天时，李白竟在淮南（治所在扬州）病倒了。卧病他乡，思绪很多，感念自己像一片浮云似的，所企望的建功立业却仍很渺茫。眼前琴藏匣内，宝剑空悬，自己则卧病在床，不禁害起了深深的思乡病，忽然梦见了相如台，又忽而梦见了子云宅，然而乡路遥隔，仿佛如在天外。只有清风白露，飒飒寒气，一切都显得那么冷淡无情，只有远地友人的书信，才能稍慰离情。

在淮南病好以后，就到了姑苏。这是古代吴王夫差与美女西施曾经日夜酣歌醉舞的地方，李白怀古有感，写了一首咏史诗《乌栖曲》：姑苏台上乌栖时，吴王宫里醉西施。吴歌楚舞欢未毕，青山欲衔半边日。银箭金壶漏水多，起看秋月堕江波，东方渐高奈乐何！

这首诗借日落、月没，时间的周转消失，写吴王作通宵达旦的歌舞，首句又以乌栖起兴，非常自然地引到吴宫的淫佚生活，比之梁简文帝萧纲和梁元帝萧绎及徐陵等人的同题诗，只有李白是怀古之作，不像两萧等只在于写儿女艳情，寄托自然要深刻得多。无怪贺知章在长安一见这首诗就极口赞赏，称曰“可以泣鬼神矣！”后来杜甫也用贺监的话，在《寄李十二白》中赞美李白“诗成泣鬼神”。王夫之在《姜斋诗话》中以为这首诗“寓意高远，尤为雅奏”，也是比较前人之作而言。所以李白的乐府诗虽有时袭用旧题，却多别出新意，这是只要认真研究就可以看出来的。

姑苏的历史遗迹固然引起了李白的怀古之情，美丽纯洁的吴姬、越女更引起李白的赞美。特别在萝蠔山下，那是西施作为一个普通村姑曾经浣纱的地方，现在浣纱石上的越女依然是那么美丽动人，李白以自己生花的妙笔为她们留下了一幅幅优美的速写。

开元十五年（727）夏，李白从会稽（今浙江绍兴）、剡溪（今浙江嵊县）到了天台，此处是司马子微隐居处，也是李白此游最后一站。他瞻仰了这座早已向往的名山和山中被人视若天人的道士和佛教徒。越中山水的峻峭奇拔和越女的活泼美丽，都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也为她们写下了不朽的诗歌。直到盛夏，他才离开越中，路经扬州，过了相当时日，又回到了荆楚旧游之地。

酒隐安陆

李白由越西归，回到了荆门（今湖北省荆门）。

在荆门住了一个时期，便已到了秋天，离开家乡已经为时不短，怀念家乡的心情自然是很急切的。但是功业没有一点成就，自觉难于回转家园。

郢门已临近巴蜀，而他竟在那里滞留三月之久不回家。虽然巴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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