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蔡罕,黄朝钦
出版社：浙江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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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新闻传播史(1845-2008)试读：
绪论
一地处“长三角”南翼的美丽港城——宁波，历史悠久，人文荟萃。远在六七千年前，这里就有“河姆渡人”，从而揭开了宁波历史的序幕。唐宋以来，宁波（明州）既是浙东的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的中心之一，也是我国重要的对外贸易港口。在这块土地上，涌现出不少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史学家、艺术家和科学家等。近代鸦片战争以来，宁波是五口通商口岸之一，是“长三角”城市群迈向近代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近现代史上，宁波不仅是一个驰名的商业城市，有着善于经商的“宁波帮”，同时也是一个有着光荣革命传统的城市，它不屈侮辱，英勇抗击外来侵略势力。新中国成立后，宁波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宁波作为首批开放城市，在改革、创新的社会环境中，不断提升自身的发展水平，取得了辉煌的建设成就。
盛世修志。近年来，在宁波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和宁波市社会科学院的领导下，一部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宁波通史》已由宁波出版社正式出版问世。本书从新闻传播的角度，专门研究宁波新闻传播史，这对于深化宁波历史的研究无疑是有益的。同时，本书作为区域新闻史，也是中国新闻事业史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我们认为，本书的研究价值还在于宁波新闻传播史本身具有其他区域新闻传播事业所不具备的地域个性。
第一，宁波有着悠久的新闻传播史。
早在南宋，宁波就出现了由唱“朝报”（官方新闻）演化而来的民间“唱新闻”传播活动。近代以来，宁波是我国较早拥有近代出版和近代报刊的城市之一。1845年由美国长老会传教士柯理所办的近代印刷所由澳门迁至宁波，并定名为“华花圣经书房”。1854年由美国浸礼会传教士玛高温所创办的《中外新报》，不仅是浙江省的第一份近代中文报刊，也是继广州、香港、澳门之后创刊的我国第四份近代中文报刊，它比香港最早的中文报刊《遐迩贯珍》（1853—1856）仅晚九个月，比上海的第一份中文报刊《六合丛谈》（1857—1858）还早两年又七个月。论其出版持续的时间，则远比这两家著名的报刊为长。尽管如此，国内许多新闻史学者仍对《中外新报》知之不多，研之不精。同时，学者们一般都把上海、广州、香港等地作为中国近代报业研究的重点，殊不知，有着日益发达资本主义工商业经济和深受上海近代文化影响的宁波，同样也具有产生和发展近代企业化报纸的物质条件与文化基础，办报时间持续近三十年的《时事公报》就是一个最好的例证。因此，研究宁波近代新闻传播史可以从一个侧面了解我国东南沿海城市迈向近代化的最初历程。
第二，宁波新闻传播业的类型齐备，形式多样。
从新闻报业的办报主体来看，宁波有着商报、党报、行业报、企业报、民间组织报（如旅沪同乡会报刊）、同人报刊、学者报刊和寺院报刊等，可谓一应俱全。
近代以来，宁波民营的商业报纸不仅种数多，而且也有一定的影响。如《四明日报》、《时事公报》等，不仅办报时间长，而且其发行范围已经超出了浙东区域，发展成为具有全国影响的商业性大报。在报业经营上，它们摆脱了依靠政党或依赖财团投资的方式，靠自身精办报纸、吸引广告、扩大发行等手段，实现“以报养报”的企业化运营。这些可圈可点的民营商业性报刊，在我国近代新闻报业史上应占有其一席之地。
宁波也是中国近代政党报刊活动的一方重镇。辛亥革命时期，资产阶级革命派为了宣传民主革命的思想，进行了推翻清政府的舆论准备，甬籍同盟会会员陈训正等在上海曾创办了《天铎报》，在宁波本土，则创办了《宁波新报》、《朔望报》、《武风鼓歙》等报刊，为宁波城的光复产生了重要作用。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宁波成为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重要阵地，由此诞生了如《宁波评论》、《火曜》那样的革命刊物，这些报刊旗帜鲜明地宣传中国共产党的进步主张，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提倡科学与民主，反对迷信与专制，传播马克思主义，并结合实际，注意本地问题的讨论。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在中国共产党的协助与扶持下，国民党报刊也在宁波竞相创办，出现了《甬江潮》、《余姚评论》等报刊。同时也出现了其他党派宣传本党政治主张的报刊，譬如以李琯卿为首的国家主义派不仅一度窃据《四明日报》作为其舆论工具，而且还以爱国青年社的名义创办了《爱国青年》和《爱国》五日刊。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共产党领导的浙东抗战根据地和四明山游击根据地的报刊活动，起到了宣传党的政策，传播革命形势，鼓舞军民斗志，揭露敌人反动本质的作用。它是我党新闻事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当然，在国民政府统治时期，国民党所掌握的新闻舆论工具《宁波民国日报》、《宁波日报》等，也是宁波近代新闻事业史上重要的政党报。
近代宁波由于与上海联系密切，所以旅沪甬人在创建同乡组织“宁波旅沪同乡会”的同时，也积极创办旅沪同乡会报刊，其中有《宁波白话报》、《宁波旅沪同乡会月刊》、《宁波杂志》、《上海宁波七邑周刊》、《上海宁波日报》、《上海宁波公报》、《浙东日报》等十几种，这些报刊旨在沟通旅外同乡消息，了解家乡宁波的情况，主持公正舆论，抨击奸佞势力，鼓吹宁波地方自治等。在异地创办如此众多家乡报纸的现象，实为宁波近代新闻传播业发展的一个重要特色。
另外，近代宁波还于1919年11月创刊了反映“五四”时期民族资产阶级政治倾向的《宁波工厂周刊》，这是宁波报刊史上第一份企业报。1924年7月，中国文学研究会宁波分会为倡导新文化而创办的《我们》，是一份著名的同人报刊，其主编为朱自清。1935年春出版的《中南日报》也是一张同人报，它的创办者是清一色的思想比较倾向于进步的教师，有“朱孟荃、朱一靖、赵柏龄等，而且都是鄞县咸[1]祥一带人”。宁波很早就办有行业性的报刊，如《卫生杂志》、《余姚医药报》、《四明医铎》、《余姚医药卫生报》等，都是20世纪初宁波的医药行业报刊。宁波自古佛教盛行，寺院众多，《新佛学》半月刊就是由宁波白衣寺新佛教出版社于1911年3月出版的传布佛教信息的刊物。如此众多类型的报刊，反映着近代宁波报刊事业的发达。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社会和文化建设的飞速发展，宁波已构建起现代新闻传播事业比较完整的格局。从新闻传播的媒体组织来看，这里有报社、广播电台、电视台、通讯社、出版社、网络传播公司，并形成了宁波日报报业集团、宁波广电集团等大型媒体组织，形成了报纸、期刊、图书、广播、电视、网络、手机报等多种传播媒介所构筑的“全媒体”新闻传播渠道。集团化运作也使宁波新闻传播业的发展焕发出新的活力。总之，宁波新闻传播业的类型齐备，形式多样，这使得宁波新闻传播史的研究具有一种“解剖麻雀”的作用。
第三，宁波新闻传播史上有许多杰出的新闻出版人物。
在宁波近现代史上有许多新闻出版人才，他们有的从宁波走向全国各地，为我国的新闻传播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成为全国著名的新闻出版人物；也有的在宁波本土从事新闻工作，为宁波新闻事业的发展奉献出自己的毕生精力。在群星璀璨的宁波新闻传播人物中，有张让三、王东园、陈屺怀、洪佛矢、陈布雷、张静庐、庄禹梅、吴望伋、乌一蝶、金臻庠、王任叔、蔡竹屏、郭静唐、黄源、楼适夷、姚逸群、沈友梅、胡慕青等，这些人士经营新闻与宣传事业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都值得我们认真总结和深入研究。
譬如，陈布雷（1890—1948，名训恩），才华出众，21岁从浙江高等学校毕业后，就任职于上海《天铎报》，以“布雷”之笔名崭露头角，撰写了大量拥护辛亥革命，反对封建帝制，宣扬共和精神的时评。后任上海《商报》主编，以锐利的笔锋不遗余力地揭露北洋军阀的腐败统治，与当时天津《益世报》的主笔颜旨微，号称“北颜南陈”，在报界享有盛誉，成为近代新闻史上甬籍新闻报业人物的杰出代表。
另如，金臻庠（1896—1966），可称为宁波新闻史上之翘楚。“五四”运动时，他在宁波组织“救国十人团”，抵制日货，打击奸商。1920年，与同道自筹资金，创办了《时事公报》，并以“为民众作喉[2]舌，为文化充前驱”为办报之宗旨。从1920年7月中旬至12月底，《时事公报》开辟“日本的研究”专栏，共发表关于日本问题的文章约40篇，揭示日本侵华的深层原因和必然趋势，唤起民众对日本侵[3]华的警惕。1932年，为支援“一·二八”淞沪抗战，《时事公报》一面发表前线急需干粮“咸光饼”的消息，一面代为收转民众所捐之款物，支援前线。1937年，“八一三”淞沪抗战事起，金臻庠在上海特设短波电讯室，配特派记者及时报道前线战讯。为鼓吹救亡图存，又改副刊为《挺进》，力事抗日宣传。1941年4月宁波沦陷，《时事公报》停刊，伪鄞县乡镇联合会盗用《时事公报》之名刊行。当时金氏避乱上海，得悉此事，立即登报严正声明，拒绝与日伪政权同流合污，表现出一个报人的民族正义与凛然正气。抗战胜利后，金氏又多方筹划，复刊《时事公报》（时改名《宁波时事公报》），并坚持“为民喉舌，国民先导”的办报宗旨。1948年10月，因报道镇海县保警中队李丹部哗变一事，被当局勒令停刊。在宁波民国时期的新闻史上，金臻庠创办的《时事公报》历史最久、发行量最多、影响面最广，是非常值得研究的。
同时，在《时事公报》长达24年的办报史上，还有诸多才俊值得我们关注。如其主笔乌一蝶，对宁波新闻事业的发展有过不少贡献。1915年，他曾任宁波最早的戏报——《詹詹报》主编，还主编过文艺性半月刊《出路》，讽刺批评政府的“不抵抗主义”；又如《时事公报》的编辑庄禹梅是宁波著名的报人，终其一生，曾为《四明日报》、《时事公报》、《宁波大报》、《中南日报》、《镇铎日报》、《商情日报》、《宁波商报》等编辑或主编，为《民国日报》、《宁波人报》、《宁波时报》等社长。1947年至1948年，在他任《时事公报》副刊“四明山”的主编时，写出了不少针砭时弊、具有鲁迅风格的杂[4]文，被誉为“宁波鲁迅”。
另外，还有一些民国时期的宁波新闻出版人物因一个时期的意识形态之争而忽视了对他们的研究。譬如沈友梅（1904—1994），1947年6月创办《宁波大报》，并自任发行人。1948年1月，《宁波大报》与国民党宁波政府机关报《宁波日报》合并，沈氏就任社长，并对《宁波日报》的报业实行改革。他依照公司法组织股份有限公司，“分别向沪甬两地征求热心人士为股东”，用企业化方式经营报业；同时，充实人事阵容，调整版面，扩充内容，并利用党政力量，打压竞争对手。一年之后，使一度陷入困境的《宁波日报》的发行量“达一[5]万二千余份”。笔者以为，沈氏将企业公司的经营方式融入对政府机关报的改革，其成功的经验是值是借鉴和研究的。
第四，宁波新闻传播史是中国新闻事业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长三角”新闻事业发展史中一个极具代表性的缩影。
从历史的角度看，宁波新闻传播史与中国近现代政治史的发展同频共振。从宁波的新闻传播史中能把脉到中国近现代每一个重要的历史发展节点，如：五口通商、辛亥革命、“五四”运动、“五卅”运动与大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而在这每一个节点上，都形成了宁波新闻传播业发展的一个又一个高潮。同时，宁波也是“长三角”近代化过程中的一个重要城市，是改革开放以来“长三角”南翼的经济中心。近代开埠通商以来，宁波新闻传播业的发展基本上与“长三角”城市群商业经济和城市文化的发展相同步。改革开放以来，随着“长三角”经济迅速发展，以上海为龙头的“长三角”城市群的传媒业异军突起。宁波作为“长三角”南翼的副省级城市，其新闻传播业在宁波日报报业集团、宁波广播电视集团的领导下，实施与宁波“文化大市”建设相呼应的战略转型。可以说，除了“长三角”的龙头城市——上海，宁波的新闻传播史是“长三角”城市群新闻事业发展史中一个极具代表性的区域个案。它为我们了解中国新闻传播事业，开启了一扇不可多得的新窗口。
正因如此，系统、全面地研究宁波新闻传播业的发展，探索宁波新闻传播业产生、发展和演变的特点，可以开启中国新闻事业史研究的一个新领域，较好地解析中国近代以来“长三角”城市新闻传播业发展的脉络。我们认为，一个城市新闻传播业的发展与其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休戚相关，一个城市的新闻传播既是这座城市政治、经济、文化的全面反映，同时这座城市新闻传媒业的发展状况也是衡量其政治文明和经济发展水平的“晴雨表”。在当今社会，一个城市要形成自身影响力，必须以强大的文化产业和新闻传媒业作为支撑点。因此，对宁波新闻传播史的研究，能梳理出宁波新闻传播发生、发展的轨迹，总结出宁波新闻传播业的发展规律和历史经验，从而对当今宁波传媒产业的发展提供历史的借鉴，并有助于把握未来“长三角”城市群新闻传播业的发展趋势。二
根据我们目前所掌握的资料来看，对于宁波新闻传播史的有关专[6]题研究，首推1964年宁波老报人庄禹梅先生的《宁波报刊史略》。此文将宁波从有自办近代报刊以来至1949年宁波解放这段报刊史分为三个阶段：从1910年（清宣统二年）至1919年“五四”运动为第一阶段；从“五四”运动至1927年第一次国内革命为第二阶段；从1927年至1949年宁波解放为第三阶段。同时将各个阶段的主要报刊、人事活动和报业经营的情况进行了概要的介绍和分析。由于这篇文章是庄先生凭着自己的记忆写成的，所以也存在着若干的疏漏、出入和局限。譬如，作者在弄不清宁波人最早的自办报纸《甬报》创刊的确切年份时，凭着主观臆断：“虽不可知，但终不出1900—1904年之间。”实际上，由宁波本土人士张让三创办的《甬报》，肇始于1908年（清光绪三十四年）。另外，该文将1910年作为宁波报刊史第一阶段的起始之年也不恰当。由于时代的局限，作者将外国传教士在宁波创办的中文报刊排除在宁波报刊史之外。但是，由于庄禹梅先生是宁波《四明公报》和《时事公报》的老报人，所以出自他笔下的宁波报刊史，就有诸多鲜活的感性史料。比如，他对《四明日报》发起人王东园的描写就比较形象、生动：王东园（栋），鄞县下王人。他出身是书店的店员，所以看了不少新旧书籍，在当时可说是先进分子。清末，辞去书店店员之职，迁居镇海小港以训蒙糊口。当镇海开县教育会时，他登台演讲，洋洋万余言，听者莫不惊服，于是聘为县演讲员。继而宁属各县争相聘请，由于他演讲通俗，所以他的姓名，几乎妇孺皆知。当他奔走城乡各地时，深知各地学校、商店、自治团体等，都要求有一种地方报纸，知道时机已经成熟，于是就筹办报纸。《四明日报》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出现的。
又如，关于《四明日报》的取名，庄先生也向我们提供了一段鲜为人知的插曲：王东园主张用《浙东日报》，（大股东）李霞城以为在宁波地方应该定名为《宁波日报》。讨论了许多时候，才决定定名为《四明日报》。四明包括当时属绍兴府辖的余姚，定此名发行范围可以比《宁波日报》广一些。
以上文字对于我们了解王东园，及其创办《四明日报》的背景和细节，都提供了丰富而又珍贵的史料。总之，庄禹梅在当时历史条件和资料缺乏的情况下写出《宁波报刊史略》，实属难能可贵。此文是现当代学者最早研究宁波新闻传播史的专题论文，它对于我们今天研究宁波新闻传播史仍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20世纪80年代以来，宁波本地学者和有关人士，对宁波新闻传播史进行了史实钩沉和资料整理工作。尤其是俞福海主编的《宁波市志》（中华书局1995年版）和周时奋主编的《鄞县志》（中华书局1996年版），收集了大量有关宁波近代以来新闻出版事业的珍贵史料。
宁波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主编的《宁波文史资料》也陆续收录了有关宁波新闻史志方面的文章，尤其是《宁波文史资料》第14辑《宁波新闻出版谈往录》就集中收录了26篇有关宁波近代以来新闻出版史的文章。据其内容，这些文章大致可分为四类：第一类为研究和介绍宁波自近代开埠以来至宁波解放初期各个历史时期的一些重要报刊、电台。如：周律之《〈甬报〉琐谈》，戴士清《〈德商甬报〉简介》，徐跃年《辛亥革命在宁波的重要刊物——〈武风鼓歙〉》，乌一蝶《宁波四明日报始末》，卢国辅《浙东公报》，徐良骥《早期传播马列主义的周刊——〈火曜〉》，周康靖《三十年代的〈时事公报〉》，吕倩如《抗战胜利后复刊的〈宁波时事公报〉》，周康靖《〈宁波人报〉始末》，沈越宗《赵宁钟与宁钟广播电台》等。第二类是有关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浙东革命根据地新闻出版事业的文章。如：钟虹等《追忆浙东抗日根据地的新闻出版发行事业》，陈静之《浙东革命根据地的第一张报纸——〈时事简讯〉》，丁柯《回忆〈战斗报〉》，巴一熔《我在〈新浙东报〉当记者时的见闻》，乐子型、梅寒白《坚持时期浙东游击根据地的报刊工作》，徐炎《在四明山上办报》等。第三类是介绍与新闻出版发行有直接关系的几家通讯社和书店，有王兴藻《忆新潮通讯社》，胡滨《我办正风通讯社宁波分社的经过》，毕青《传播新文化的青春书店》等文章。第四类是有关宁属各县的报刊出版和发行事业的文章。如：胡慕青《我与〈宁海民报〉》，胡亚佩《一份毛泽东赞扬的通俗小报——〈战时大众〉》，姜枝先《余姚报刊杂忆》，张衡园《抗战前夕之慈溪报业》，毛元仁《〈战时镇海〉与〈镇海儿童〉》等。以上各类文章，大部分是历史当事人、见证人的口传笔录，不失为研究宁波新闻传播史的重要参考文献。
何守先主编的《宁波新闻纵横》（宁波出版社1997年版），回顾总结了一个半世纪宁波新闻发展的历史，内容包括宁波报刊史略、宁波广播电视、宁波新闻出版纪事、新闻出版人物和新闻史料文选，在体例上，它以时为序，重点阐述了宁波新闻史上的主要报刊、重要人物和重大变迁，涉及报刊、广播、电视、网络出版等媒介，是第一部比较全面、系统地反映宁波新闻传播事业史的著作。
刘光磊、周行芬合著的《宁波近代报刊史论》（当代中国出版社2001年版）是当代研究宁波新闻传播史的一部力作。它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地理环境等方面考究了宁波近代报刊发轫、发展的历程，从报刊的内容、特点、办报宗旨及经营方式等方面，对不同时期的宁波报刊进行了分类研究，其内容有宁波外籍报刊、政党报刊、商业报刊、旅沪同乡会报刊和小报等部分。此书注重史料的发掘、辨析，在立足新闻史实的基础上，对宁波近代报刊进行了分题论述，有史有论，史论结合，提出了诸多有创见性的观点。这对我们进一步研究宁波新闻传播史是有借鉴作用的。
2003年3月，由宁波市记者协会组织宁波新老新闻工作者编写的“宁波新闻丛书”也是研究宁波新闻传播史的重要资料。这套丛书共有3种，《记者往事》、《理论纵横》由宁波出版社正式出版，周律之《宁波报刊史》作为内部资料发行。《记者往事》收录的回忆文章共33篇，它反映了自1947年浙东四明山革命根据地的新闻工作至20世纪90年代宁波迅速发展的党的新闻事业，这些由当事人所写的回忆文章，具有研究宁波新闻传播史的重要参考价值。《理论纵横》是对宁波改革开放以来党的新闻事业的理论总结，这对于我们正确理解和把握改革开放以来宁波新闻事业的发展也是有作用的。
周律之主编的《宁波报刊史》分7个章节，以“编年史”的体例，记载了自近代“五口通商”以来直至现当代宁波报刊的发展历史。该书体例完备，内容翔实、史实可靠，为我们进一步研究宁波新闻传播史打下了良好的学术基础，正如宁波市记者协会主席任和君所说：[7]“《宁波报刊史》对于宁波报界的正本清源是有益的。”
此外，国内外学者对宁波新闻传播史中的一些重要报刊和人物，也进行了诸多的个案研究。如新加坡学者卓南生教授《宁波最早近代中文报刊〈中外新报〉原件之发掘与考究》一文（载《国际新闻界》2007年第9期），根据现存《中外新报》之原件、日本江户时期官方删定的《官板中外新报》及当时日本流传的手抄本等，对《中外新报》创刊、停刊的日期，内容等进行了细致的考究与梳理，澄清了长期以来因国内原件不存对《中外新报》所产生的扑朔迷离的分析和错误的判断，为我们研究宁波近代最早的报刊《中外新报》扫清了障碍。此类文章散见于各种学术期刊和资料，主要有：王欣荣《〈甬报〉初步研究》（《杭州大学学报》1984年第6期），刘光磊《论〈四明日报〉的立场、言论与新闻》（《宁波大学学报》1999年第12期），刘光磊《论〈时事公报〉的立场、新闻与言论》（《新闻大学》2000年第3期），刘光磊等《〈甬报〉与〈德商甬报〉》（《新闻大学》2001年第3期），龚缨晏等《关于宁波〈中外新报〉的几个问题》（《社会科学战线》2005年第3期），周军《民国初期宁波〈时事公报〉对日本问题的报道》（《国际新闻界》2008年第5期）、《〈朔望报〉、〈武风鼓吹〉的尚武传播与宁波光复》（《新闻世界》2011年第10期）等。也有专门研究宁波新闻报业人物的文章，如：庄启东《我的父亲庄禹梅》（《宁波文史资料》第二辑），觉人《几入囹圄文章报国——我所知道的庄禹梅先生》，何世鸿《伸张正义的爱国报人——记金臻庠先生》，谢振声等《记〈时事公报〉主编乌一蝶》（分别刊载在《宁波文史资料》第10、14辑），周军《论民国报人金臻庠的报纸理念与新闻实践》（《国际新闻界》2009年第3期）等。2010年，宁波市新四军历史研究会等单位合编了《金臻庠与时事公报》、《庄禹梅纪念文集》，这对于宁波新闻传播史的研究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
另外，台湾民主出版社曾于1978年出版“宁波丛书”，其第四集《宁波艺文什志》刊载有：老报人《宁波报业史话》、落伍记者《宁波报业史话补正》、陈延龄《宁波时事公报之创刊与三次文字狱》、沈友梅《浙海日报始末记》、周克仁《抗战胜利后的鄞县教育文化概况》等。以上文章由于站在国民党新闻报业史的角度来书写，因此其政治观点是反动的，但是从史料价值的角度分析，上述文献毕竟给我们提供了有助于宁波新闻事业深入研究的宝贵资料，尤其是陈延龄《宁波时事公报之创刊与三次文字狱》一文，对于研究《时事公报》是大有禆益的。三
我们认为，作为一部完整的区域新闻传播史，第一，在时间跨度上要有一定的完整性。因此，在研究宁波新闻传播史时，我们决定对宁波新闻传播史进行“通史性”的研究。从宁波新闻传播的源头看，我们可以追溯到南宋时期一直流传至今的宁波民间口头新闻传播活动——“唱新闻”。但是，由于史料的阙如，我们对之知之不详，只能暂时放弃对它的研究，因此本书研究的上限从1845年美国长老会传教士在宁波建立华花圣经书房开始，下限定于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的2008年。
第二，在空间的范围上，本书立足当代宁波市的行政区域，把历史上曾经归属绍兴府的余姚市纳入研究范围，对历史上归属宁波的舟山地区暂作放弃。由于近代以来，宁波与上海关系密切，所以本书根据内容的需要，在空间的跨度上也将近代宁波人在上海的报刊活动和上海近代新闻传播业纳入研究视域。其目的是为了能反映出沪甬两地的文化关系对宁波近代新闻传播业发展的影响。
第三，一部完整的宁波新闻传播史研究，除了要关注该地区的新闻传播的媒介（如报刊、图书、广播、电视、网络等）和媒体组织（如报社、电台、广播台、电视台、通讯社、出版社、报业集团、广电集团和网络传播公司等）外，还要研究与新闻传播密切相关的印刷、邮电、交通、书店等事业的发展情况。我们关注和研究的重点是近代以来宁波大众传播的历史，着重研究宁波近现代史上有着重要影响的媒介和新闻传播的事件和人物。我们不仅要关注近代以来宁波的大众媒介传播了什么，宣传了什么，而且更要研究这些媒介是如何传播、如何宣传的，为了保证新闻媒体的正常运作，它们又是如何经营的。
为了保证本书的研究质量，我们采取了以下几种研究方法：
一是文献分析法。由于本书属于历史研究的范畴，所以要对既往宁波新闻传播史作出准确的价值判断，必须建立在大量史料收集、考订基础上的文本解读上，因此，文献分析法是本书最为基本和基础的研究方法。为此，我们查阅了收藏在宁波、杭州、上海等地档案馆、图书馆的宁波各种报刊，广泛地搜集前人已有的研究成果，并将之编成“宁波新闻传播史纪事年表”，将相关史料以时间先后为顺序，分条目进行归类、解读。
二是实地调研与访谈。方汉奇先生说：“搞历史需要调查研究和搜集材料，不能为无米之炊。研究和编写新闻史也是这样，需要走访很多当事人，需要查阅大量和报纸历史有关的原始资料，特别是报刊[8]原件和有关的档案材料。”因此，对宁波新闻传播史的研究，我们同样也要进行实地调研与访谈，一方面通过实地的考察与调研，获取对宁波新闻传播研究的感性认识和实物资料；另一方面通过对健在的当事人的访谈，充实第一手研究资料和相关图片资料。
三是比较研究法。在“长三角”城市群的近代化过程中，宁波是其中的一个城市。正因如此，近代以来宁波新闻传播业的发展也不是孤立的，一方面，我们可以通过与上海、杭州等城市新闻传播业发展的具体数据和史实的对比，反映出宁波在“长三角”近代新闻传播史上的地位和所起的作用；另一方面，也可反映出宁波新闻传播业与上海等龙头城市相比所存在的差距，为今后的发展指明方向。[1]黄振世：《昙花一现的〈中南日报〉》，载《宁波新闻出版谈往录》（《宁波文史资料》第14辑），第46页。[2]见1920年6月1日《时事公报》创刊号。[3]参见周军：《民国初期宁波〈时事公报〉对日本问题的报道》，载《国际新闻界》2008年第5期，第87页。[4]觉人：《几入囹圄文章报国——我所知道的庄禹梅先生》，载《宁波文史资料》第10辑，第19页。[5]落伍记者：《宁波报业史话补正》，载《宁波艺文什志》，民主出版社1978年版，第40页。[6]按：此文刊载在宁波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主编的《宁波新闻出版谈往录》，第1—13页。[7]任和君：《宁波报刊史》序言，载周律之：《宁波报刊史》，第2页。[8]方汉奇：《花枝春满蝶舞蜂喧——记1978年以来的新闻史研究工作》，载《方汉奇文集》，汕头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53页。
第一章 宁波近代新闻传播事业的发端（1845—1910）
1845年华花圣经书房的建立和1854年《中外新报》的创办，标志着在“五口通商”的时代背景下宁波近代新闻传播业的出现。从总体上看，从1845年至1910年，宁波新闻传播业大体经历着两个不同的历史阶段：一是外国传教士在甬创办近代新闻出版业；二是宁波人自办报刊的发端与初步发展。
第一节 “五口通商”背景下宁波近代新闻出版业之发端
1840年（清道光二十年）鸦片战争后，宁波被辟为“五口通商”的口岸之一，1844年1月1日（道光二十三年十一月十二日）正式开埠。从此，英、法、美等殖民帝国在宁波取得了设立领事和副领事，租赁土地、房屋和永久居住的特权。当时，英、法、美、德、荷兰、瑞士、挪威等国的使者、商人和传教士纷至沓来。宁波的江北岸位于甬江北岸，此地商贸发达，水路直通东海，海上交通便利，又无城墙限制，有广阔的发展余地，因此就成为殖民势力和英、美等国传教士们的盘踞之地。他们在江北岸修建教堂，开办医院、慈善机构和学校，同时还刊印书报。虽说这些活动的本意旨在传教，但在客观上也带来了西方的文化与科学技术，进一步推动了明代以来“西学东渐”之风，触动着宁波开始迈上近代化之路。
一、华花圣经书房：美国长老会传教士在宁波的出版活动（一）华花圣经书房的始创与变迁
华花圣经书房的前身是美国长老会原设在澳门的印刷所。该印刷所于1844年2月23日始创于澳门，负责人为美国长老会在华传教士柯理（Richard Cole，又译“谷立”或“科尔”）。柯理是“美国印第安那州人，精通印刷业务。1843年奉派来华，次年2月抵香港，同年移[1]居澳门”。在澳门印刷所创办之前，那里的印刷条件十分简陋。虽然西洋活字印刷早在明朝万历年间就由天主教会传至澳门，但当时还是采用油印技术。19世纪初叶，赖格兰德在香港首先刻成汉字字模后，美国长老会订购了一套，用于在澳门的印刷所。宁波开埠后，美国于1845年5月在宁波建立了中国大陆“第一个基督新教教会”，这[2]也是“美国长老会在华传教的总堂”。由此，宁波就成了传教士从事各种活动的集中地区。基于上述情形，澳门已无法作为美国传教的前哨站。另外，柯理在工作中也感到：“长老会传教士剧增，为使书馆能继续工作，需要增添一些设备，而在宁波的费用可比澳门减少。”[3]于是，在柯理的提议下，美国长老会决定将设在澳门还不到一年半时间的印刷所迁往宁波发展。
1845年（道光二十五年）7月19日，柯理夫妇带着印刷机器从澳门到达宁波。经过一个多月的准备与安装，9月1日，印刷所在宁波江北岸槐树路卢氏宗祠建成，名为“华花圣经书房”（The Chinese and American Holy Classic Book Establishment，亦译“花华圣经书房”），由柯理任经理。这是外国人在中国大陆经营的最早一批印刷企业之一。
华花圣经书房落户宁波后，首次开印的著作是米怜的《乡村布道》，共印7000份。以后，其印刷、出版业务发展迅速。刚开办时，华花圣经书房雇用5名中国人为帮手，其中2名为印书工，3名为排字工。随着业务的扩大，华花圣经书房在甬还招收了不少工人。如在崇信义塾1850年第一届8名毕业生中，就有4名到华花圣经书房工作。该印刷所1854年雇用工人8名，1855年有9名。其印刷机器主要购自美国，购置费用由长老会拨款。据1845年9月出版委员会年度会议决议，拨款1000美元作为印刷部门1845年10月1日至1846年10月1日这一年中的经费，主要用于添置设备和购买原材料，部分用于支付员工[4]工资。
华花圣经书房在宁波存在了14年零4个月，于1860年（清咸丰十年）12月迁往上海。这次再迁的主要原因是当时上海已取代宁波，成为中国的经贸、文化中心。宁波虽然与上海同时开埠，而且宁波开埠前及开埠后的一段时间内，一直是外商心目中的“一个令人神往的获利源泉”（1844年宁波出口贸易占总额的37%），但由于上海借助其襟江带海、腹地辽阔的特殊优势，发展势头迅猛，地位节节攀升。19世纪中叶，上海已成为全国外贸的中心。在上海经济的强辐射圈内，宁波已逐渐退变为上海这个贸易中心的“卫星港”。到了1847年，宁波出口额只占总额的5%。这样外商离港的货船基本上放空，其兴趣就越来越集中在上海。同时宁波商人也纷纷转移发展重心，把其外贸业务和出口产品均转到了上海。在这种情形下，时任华花圣经书房出版委员会主任的姜别利（William Gamble）认为上海是教会的主要活动基地，且在购买印刷所需原材料和向各地寄发书籍等方面较宁波更为便利。美国长老会根据其提议，决定在1860年12月开始搬迁。
华花圣经书房迁沪后，易名“美华书馆”。到1895年，美华书馆[5]取代了墨海书馆的地位，迅速发展成为当时上海规模最大的现代化印刷厂，拥有滚筒印刷机4台和平台印刷机1台、大型手动印刷机4台、汽轮机1台，活字排版，并承印广学会的书刊，成为基督教在中国的最主要出版印刷机构。1927年至1928年，美华书馆宣告结束，设备[6]器材盘给了商务印书馆。（二）华花圣经书房的出版、印刷与编译
1.负责华花圣经书房出版业务的出版委员会
华花圣经书房的出版事务由出版委员会负责。第一届委员会由柯理、娄理华和克陛存3个美国传教士组成，柯理任主任（任期1845年7月至1847年8月）。出版委员会的主要职责有遴选书籍，管理书籍的发行、编辑和核对，以及对书房的发展提出规划和建议等。
第一届出版委员会工作到1847年8月，由于柯理因事辞职赴沪，委员会由露密士（Augustus Ward Loomis）负责（任期1847年8月至1850年）。露密士也是美国长老会传教士，1844年来华，8月到宁波。他在1847年接管出版委员会以后，主要负责印刷制版车间。由另一[7]位传教士麦嘉谛（Divie Bethune McCartee）协助他工作。1850年，露密士因健康原因返回美国（露密士后在加州华人中进行传教活动），委员会工作由歌德接管（任期1850年至1850年12月）。歌德（M oses Stanley Coulter）出生于美国弗吉尼亚州，1848年毕业于印第安那州的一所学院，次年被派赴宁波，管理华花圣经书房。1852年12月12日歌德在甬病逝。接替其管理印刷所的长老会传教士韦理哲（Richard Quarterman Way），出生于美国乔治亚州，1844年奉派来华，7月抵澳门，8月到宁波。自1853年至1858年9月，他负责管理印刷所，由其妻舅、美国传教士卦德明（John W.Quarterman）协助管理。自1858年10月至1860年，该印刷所由姜别利负责管理。姜别利是美国北长老会传教士，生于爱尔兰，移居美国，在费城专门学过印刷业务，对印刷技术颇为精通，1858—1869年为宁波华花圣经书房和上海美华书馆（American Presbyterian M ission Press）主任，[8]1871年回国。
2.华花圣经书房对中文活字版印刷技术的改进
华花圣经书房采用铅活字印刷技术，并对中文活字版印刷技术有了新的改进。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用电镀技术对字模制作工艺进行了改进。华花圣经书房所用的铅字字模来自两方面：一是英国传教士戴尔（Samuel Dyer）早年在新加坡印刷所所造的中文活版铅字，共1845副字模冲头。二为柯理在宁波自制。在1840年以前，活字铅印汉字已开始在南洋的印刷所中使用，在甬的传教士又对此加以改进，自浇铅字，制铜模。当时铸成的中文铅字大小与20世纪初的“4号字”相等，虽字划较为粗劣，但已逐渐能使印刷品朝质优、价廉、速度快的方向发展。尤其是印刷行家姜别利主持该所时，他们先以黄杨刻坯，间接镀铸，后改以铅字刻坯，直接电镀紫铜并镶以黄铜外壳，这样雕刻之工大为减少，字形更加完美，与钢冲头冲出的字模相比，笔锋更清晰，且蝇头小字亦能制得。姜别利始创的电镀中文字模，按点数制标准制作了大小汉字字模7种。1—7号铅字，分别冠以“显、明、中、行、解、汪、珍”字名称，且与西文字体大小对应，便于排印中英文合璧的印件。制成[9]的7种铅字曾销售海内外，被称为印刷史上的一次革命。
第二，对排字方法进行了改进。为了弄清常用字的数量，特别是基督教书籍中所用的字，姜别利统计了《圣经》等28种书籍的用字频率，按使用频率将汉字区分为常用、备用、罕用等种类，并将其置入“元宝式”字架（又称“三角架”、“升头架”）之中。字架用木料制成，正面置24盘，中8盘装常用铅字，上8盘及下8盘都装备用铅字，两旁64盘装罕用铅字。每类铅字均按《康熙字典》部首检索法分部[10]排列，排字工人立于当中，就架取字，非常方便。这大大提高了铅印书籍、报刊的生产效率。
3.华花圣经书房在宁波的编译、出版情况（1）华花圣经书房的出版业绩
华花圣经书房所刊印的书籍种类有三种不同的数据：
据伟烈亚力所著《基督教在华传教士回忆录》一书所记：“华花[11]圣经书房所印书刊共有135种。”
熊月之在《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一书中附有两表，“表10华花圣经书房印刷情况（1845—1859）”和“表11传教士在宁波出版中文书刊录（1844—1860）”。据此两表可知，华花圣经书房在1845年至1859年的14年间约印书1323000册，在1844年至1860年的18年间共出书刊106种（含华花书房的前身澳门印刷所的出版物）。张仲礼在《东南沿海城市与中国近代化》一书中亦说：“从1844年到1860年，传教士在宁波出版的西书确切可考的有106种（其中1种在华花圣经书房建立以前已出版），其中属于基督教义、教礼、教史、教诗的86种，占总数的81%，属于天文、历史、经济、风俗、道德、语言[12]等方面的，有20种，占总数19%。”
谢振声在《华花圣经书房对我国印刷业的贡献》一文中则统计，“自1845年至1860年，在宁波已出版的书籍确切可考的有103种，其中属于基督教义、教礼、教史、教诗的85种，占总数的82.5%；属于天文、地理、物理、历史、旅游、经济、风俗、道德、语言等方面的[13]有18种，占总数的17.5%”。
尽管上述的几种统计数据稍有出入，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在当时中国通商口岸中，宁波传教士的出版业绩仅次于上海，远远高于广州、[14]福州、厦门。可见，华花圣经书房使宁波成为当时外国教会印刷出版中文书刊的一个重要中心。（2）华花圣经书房的代表性出版物
华花圣经书房在宁波出版的大部分书籍为圣经小册子和宗教布道用书，小部分属于天文、地理、物理、历史、气象、语言、风俗等方面的书籍。如有关天文、地理、气象方面的书籍有《日食图说》、《航海金针》、《指南针》（专为海员而编的关于使用指南针的说明书）、《平安通书》、《地球图说》（后易名为《地球说略》重新出版）和《天文问答》；有关物理学的书籍有《博物通书》和《电气通标》等；历史书籍有《古今万国纲鉴》（详尽地介绍各国历史并配有大幅地图）和《万国纲鉴》；经济类书籍有《生意平聚益法》（最早向中国介绍了资本主义经济知识）；语言学书籍为《宁波土话初学》；旅游方面则有用宁波方言编写的《旅人入胜》。
上述书籍大多为美国传教士所编译，其中有代表性的编译作者和著作是玛高温的《日食图说》（1852年版）、《航海金针》（1853年版），麦嘉谛的《平安通书》（1850年至1853年版，共4册），韦理哲的《地球图说》（1848年版）和哈巴安德（Andrew Patton Happer，1818—1894）的《天文问答》（1849年版）等。
韦理哲的《地球图说》初版于1848年，再版于1856年，并易名为《地球说略》。《地球图说》原书未见，而《地球说略》收于《小方壶斋舆地丛钞》第12帙，再补编，第15册。这是一部通俗的世界地理读物，介绍了世界五大洲概况，主要收集了各国和地区的位置、人口、物产、文化、风俗、宗教等资料，其中对英、法、美等欧美诸国言之甚详。该书图文并茂，文字通畅，第一次向中国的读者介绍了美国总统制：“国无王，有众统领一职，任牧民之责，其任以四年为满。至国之律法、制度，有各省之智能者至京城会议之，无专主之事也。统领之职，不世及，亦不拘资格，惟择有德者为之。其择也，前统领任满，每省推数人至京城，以所推选者书姓名投于柜中，毕则启视，所推最多者为继焉。”这一介绍虽然简要，但对于长期处于闭塞状态的中国人来说不啻为海外奇谈。不过，在编译此书时，韦理哲从传教士宣教的职责出发，指责中国儒释道三教“皆立偶像，拜跪假神，[15]设轮回之谬言，诱惑愚民，罪莫大焉”。图1-1 1849年在宁波印刷的《天文问答》
哈巴安德《天文问答》于1849年出版，其内容包括大地之形，地球图，地圆的根据，日月形态，日蚀月蚀，虹之成因，雨、雷、风等自然现象，行星、彗星、恒星、太阳引力、地球引力、万有引力等一般的科学知识。虽然名为“天文问答”，但是也包括了一些近代地理和物理的内容。
麦嘉谛的《平安通书》是他在宁波传教、从医期间，于1850年至1853年编著的。该书每年出一册，一共编译了4册。其主要内容为天文、地理、气象常识等，具体的如地球知识、日月食、四时节气、西方历法、海洋潮汛等也作了较详细的介绍，并在书中附有大量图表。[16]
此外，传教士还据早期在南洋一带出版物旧籍在宁波重印了关于道德、风俗方面的书籍，如《赌博明论略讲》、《鸦片六戒》、《清明祭扫坟墓论》、《孝敬父母》、《论说谎》等。（3）用罗马字拼写宁波土话的书籍
华花圣经书房在宁波编印的书籍中，有相当大的部分存在着用罗马字母来拼写宁波土话的现象，即“宁波土话拼写书”现象。产生这种现象的直接原因与传教士重视用方言进行布道与文化交流有关。
早期新教传教士在中国东南沿海传教时，就发现各地的方言相差较大。因此，为了更有效地传播福音，传教士们在学习官话的同时也学习当地的方言，并用罗马字母来拼写各地的方言。最早被传教士拼写的方言是广东方言和闽南方言。宁波开埠后，宁波方言也受到了美国长老会传教士们的关注。其中，哥伯播义（Robert Henry Cobbold）、岳（Frederick Foster Gough）、丁韪良（William Alexander Parsons M artin）、禄赐悦理（William Armstrong Russell）及夫人等是较早用罗马字拼写宁波土话来编著和刊印自己作品的人物。其中，丁韪良特别值得一提。1850年6月，丁氏受美国长老会的派遣来甬，直到1860年1月回国休假，这10年间，他“学土音，习词句，解训诂，讲结构，不数年而音无不正，字无不酌，义无不搜，法[17]无不备”。据丁韪良自己回忆，他于1850年抵甬后，为了学习宁波方言，在无任何可资参考资料的情况下，“只好自己创建一套拼音系统”，并将它向哥伯播义、禄赐悦理和岳等人展示过。他又说：“就在1851年1月这个令人难忘的一天结束之前，我们组织了一个学社，其宗旨就是为了确定一个用以把‘宁波口语’写下来的拼音系统。”而“这种巧妙的简化方案是由哥伯播义和禄赐悦理这两位先生[18]提出来的”。不久，华花圣经书房就于1852年刊印了岳、禄赐悦理夫人和丁韪良等的“宁波土话拼写书”。其中，可考的有岳《Ih-pe Fsiu一杯酒》、禄赐悦理夫人《Se-lah teng Han-nah水拉汉纳》，这是有关宗教的两部书，另一部是丁韪良《地理书林万国古今事体纲鉴》。
这种拼音系统在实际使用了几年之后，蓝亨利等传教士又加以增补，于1857年由华花圣经书房刊出了《宁波土话初学》一书。根据伟烈亚力的记述，《宁波土话初学》共92页，“它以罗马字母的形式和功能为起始；接着是章节构成；然后是拼写和阅读课程，从词到句；关于地理、中国历史和圣经的阅读课；以一份亲族（Consanguinity）表为结尾。此书旨在教中国人读以罗马字印刷的、用宁波土话撰写的书籍”。笔者以为，此书的出版不仅可以使更多的中国人了解西方文化，而且也使更多的传教士融入宁波本土文化，用“宁波土话拼写书”来扩大基督新教和西学在宁波的影响。《宁波土话初学》的出版有力地促进了西学对宁波的影响。
在华花圣经书房出版“宁波土话拼写书”中，宗教方面的图书自然占了大头，其中丁韪良于1854年编写出版的《天道溯源》很有名声，此书系丁氏在宁波传道时主持布道的讲演稿汇集而成。此外，还有许多珍贵的非宗教图书，如丁韪良《地球图》、罗尔梯《赞神乐章》、应思理《圣山谐歌》等。现简介如下：《地球图》刊行于1853年，这是最早用宁波土话标识的世界地图集。本书最珍贵之处，是刊布了“浙江省邑全图”和“宁波府第和六县地图”，这在此前新教传教士编印的地图集中均不曾见。《赞神乐章》，罗尔梯（Edward Clemens Lord）编，1856年由华花圣经书房出版。此书编译了25首赞神诗曲，每首均刊有两种译文，中文和罗马拼音宁波土话，并附有五线曲谱。这是目前所能见的最早的中国实用五线谱印本，在中国音乐史上有着重要的文献价值。《圣山谐歌》，应思理（Elias B.Inslee）编著，1858年出版。此书共收入曲谱113首，亦将歌词译为中文和罗马字母拼音宁波土话，但与《赞神乐章》不同的是，它将词文插入曲谱行间。每一首曲谱，其标题和词文都有两种译文，总体上看，其格式已同后来含有词文的五线曲谱相同，全部用的是“四声合唱”之谱。在《圣山谐歌》中，应思理还编入“唱音缕晰”，对西法乐谱的基本知识作了较为详细的介绍。尽管它所教唱的是宗教赞美诗，但实际上是一册学习西洋五线谱的课本。它比英国新教耶稣圣会女传教士狄就烈在1872年编印于山[19]东登州会馆的《圣诗谱·附乐法启蒙》早了14年。（三）华花圣经书房对中国近代出版事业和西学东渐的贡献
虽然华花圣经书房是英、美等国侵略中国，在通商口岸扩张殖民势力的产物，但是它作为19世纪中叶来华美国传教士在华设立的第一个翻译出版机构和印刷企业，对中国近代印刷出版事业和西学东渐客观上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其一，华花圣经书房对中国近代印刷事业的创立与发展作出了诸多开创性的贡献。譬如，华花圣经书房发明的电镀中文字模，曾被称为中国印刷史上的一次革命；电镀中文字模和以24盘常（备）用字为中心的“元宝式”字架，成为中国近代印刷工艺的重要象征物。同时，华花圣经书房还培养了宁波第一代排版印刷工人。从澳门印刷所到宁波的华花圣经书房，再到上海的美华书馆和后来的商务印书馆，我们看到了中国近代印刷出版事业的发展之源和成长轨迹。
其二，华花圣经书房传播了西学，唤起了国人对西学的重视，又一次掀起了明末清初以来的西学东渐之风。在早期通商口岸中，宁波是美国传教士的教育和出版活动较集中的地区。第二次鸦片战争前，宁波教会影响最大的活动是花华圣经书房的出版活动。这里，与其说是华花圣经书房的出版活动影响最大，倒不如说它所编译的西学著述对当时中国知识界的影响深入人心，唤醒了近代国人睁眼看天下，热切渴求西学的社会风尚。比如，魏源在《海国图志》中大量引用了华花圣经书房出版的著作，其中主要有《地球图说》、《平安通书》和《天文问答》等。华花圣经书房的这几部代表性著作之所以会引起中国士大夫异乎寻常的关注，是因为它们在传播了先进的西学的同时，又以中西比较的眼光来针砭中国落后的社会文化。而美国传教士传播的这些西学新知识一旦被中国士大夫、学子所接受，就会使他们不再以天朝大国盲目的心态看待世界，而是以一种新的世界观念放眼世界各国。西学的传播，不仅只是增加了国人的西学知识，开阔了眼界，而更重要的在于让中国的知识分子承认在华夏文明之外还有其他文明形式的存在。而这种文化多元主义观念的萌芽，正是中国摆脱中世纪走向近代的一个重要标记。
其三，华花圣经书房对宁波报刊事业的发展亦有重要的贡献。宁波的第一份中文报刊《中外新报》就是由华花圣经书房印刷的，华花圣经书房先进的印刷工艺为宁波近代报业的发端提供了重要的技术条件。
二、《中外新报》：传教士在宁波创办的最早近代中文报刊《鄞县通志·政教志》有记：“甬之有报章，……其名曰《中外新报》。”作为宁波报章始祖的《中外新报》，是外国传教士在我国首批出版的中文报纸之一，也是浙江省新闻报刊之始。（一）《中外新报》的创办始末
1.玛高温与《中外新报》的创刊《中外新报》的创始人是美国浸礼会传教士玛高温（Daniel Jerome M acGowan，1814—1893）。
玛高温首次来甬的时间是1843年11月11日，这比宁波正式开埠还早了一个多月。根据《中国丛报》（Chinese Reposito-ry）的记[20]载，玛高温于1843年11月在宁波开办了医院。可见，玛高温来宁波后，一面传教一面行医。最初，他向宁波北门佑圣观的道士租借了一间厢房做门诊室兼西药房。当时，宁波及浙江许多地方疟疾流行，玛高温就用“奎宁”治病，由于疗效甚佳，于是人们越来越相信他。随着业务的发展和影响的扩大，他在北门姚江边建造了一所医院，名为浸礼医院。之后，又在西门中山西路买了块土地，办了个真神堂（即礼拜堂）。宁波有个张让三，在当地有一定的名气，曾患过病被玛高温治好，作为酬谢和报答，张把自己在北门外的一块土地送给了玛高温，造了所华美医院，即现在的宁波市第二人民医院前身。华美医院是利用当时拆除城墙的部分条石和砖瓦建造的，所以比较坚实牢固，至今仍巍然屹立。图1-2 《中外新报》第一号
除了行医布道，玛高温还创办了“以圣经之要旨为宗旨”的《中外新报》，作为“以文传教”的工具。由于年代久远，学者对《中外新报》的创办始末有着不同的解说。
关于《中外新报》的创办时间，学界主要有两种不同的观点。
一种观点认为《中外新报》创刊于1854年，即咸丰四年。此说始于伟烈亚力（Alexander Wylie，1815-1887），他曾写道，《中外新报》“1854年5月创刊，半月刊，每期4页，内容包括新闻，有关宗教、科学和文学的文章。第一卷（volume）共18期（number）。1855年[21]出版第二卷，该年共出版了20期”。
后来，戈公振在1927年出版的《中国报学史》中也说：《中外新报》（原名Chinese and Foreign Gazette），为半月刊，于咸丰四年（一八五四年）发刊于宁波；每期四页，所载为新闻、宗教、科学与文学。咸丰六年（一八五六年），改为月刊。始由玛高温（Daniel Jerome M acgow an）主持。后彼赴日本，乃归应思理[22]（E.B.Inslee）主持。至一八六〇年停刊。
对戈公振的记述，戈氏之侄戈宝权在《英京读书记补遗》中作了旁证，他说：“戈公振曾经在大英博物馆看到过这份杂志1855年出版的第二卷，及稍后几年出版的第三、四卷部分原件，证明这份杂志确实创刊于1854年。”
项士元在《浙江新闻史》中，对《中外新报》的创办亦持“1854年说”。项氏写道：“《中外新报》，设于宁波，美国传教士应思理创办（或作华人者误），发刊于1854年（即清咸丰四年），初为[23]半月刊，旋改月刊，后改为日报。”在“外属之报社”一节中，项氏又说：
浙省新闻纸以宁波《中外新报》为最早，已详前述，但其初为半月刊，每期仅四页，所载多宗教、科学、文学之属；出版后二年（即清咸丰六年西历1856年），又改为月刊。先后主持者为英人玛高温、[24]应思理，报权皆非操自国人。
另一种观点认为《中外新报》始刊于1858年，即咸丰八年。邵飘萍、周孝庵等浙江新闻界前辈即持这一观点。持“1858年说”者，大体上依据的是戈公振《中国报学史》所刊登的《中外新报》“创刊号”影印件，因为这上面清楚地印着其出版年月是“咸丰八年十一月十五日刊”（公历1858年12月19日）。
对于戈氏《中国报学史》中关于《中外新报》创办时间的表达出现图文不相吻合的现象，新加坡学者卓南生在其《宁波最早近代中文报刊〈中外新报〉原件之发掘与考究》一文提出了他的解释观点。他认为，造成《中外新报》创办时间认知混乱的一个因素是该刊曾由两名传教士，即玛高温和应思理先后主持，而“后者所编的《中外新报》未继承前者所编的序号，致使一部分只接触其中一名编者主持的《中外新报》的后来研究者对该刊的创始年月和内容等有所误解和混乱”，“特别是由于应思理主持的《中外新报》在日本幕府文久期间（1861-1863）曾被翻刻为《官板中外新报》（共十二号，其中第9号欠缺），其中第一号第一页的影印件曾刊载于1927年和1928年戈公振的《中国报学史》（上海商务版）上，一部分研究者即依此而误将日本版（根据应思理主持的《中外新报》而删定的翻刻版）的《中外新报》第一号出版日期（即咸丰八年十一月十五日，即1858年12月19日）视为该刊之创刊日，而更严重的则据此孤证而创立‘新说’，片面否定了更早时期玛高温于1854年创刊的《中外新报》的存在。除此之外，也有将宁波的《中外新报》和《香港中外新报》混为一谈[25]的”。据此，我们可以否定“1858年说”，肯定《中外新报》创刊于1854年。不过，我们还需进一步弄清《中外新报》创刊的确切日子。
根据以上伟烈亚力之述，我们可知《中外新报》“1854年5月创刊，半月刊”，“第一卷（volume）共18期（number）”等信息，按照每月初一、十五各刊印一期推算，《中外新报》应于咸丰四年五月初一（即1854年5月27日）创刊。
但是，玛高温在《中外新报》第三卷第一号写有一段“小序”：第一卷第十九号、第二卷二十号、今年第三卷只十二号，因逢月朔见售故也，诸君子如共见爱，可至本寓合买，其价另议。
这也就是说，《中外新报》第一卷共出了十九期（号）。依此推算，《中外新报》应为咸丰四年四月十五（即1854年5月11日）创刊。由于目前所能看到的最早的《中外新报》原件是大英图书馆所藏的第二卷第二号（咸丰五年正月十五日），在创刊号不见的情况下，我们可倾向于支持依据玛高温本人的“小序”所作出的推断，即《中外新报》创刊于1854年5月11日。
2.玛高温主持下的《中外新报》
从1854年至1858年，《中外新报》在玛高温的主持下共编辑出版了五卷，前两卷为半月刊。从1856年（咸丰六年）起，《中外新报》改为月刊。
为什么玛高温要将《中外新报》从半月刊改为月刊出版呢？其中原因，玛高温在第三卷第一号的“小序”上有所叙述。他写道：
吾每欲遍谢两江诸君子来卖吾报，虽吾所作之报，未必见悦于诸君子，然而行之已久矣。今已第三卷，余非挟此以试，甚愿诸君子乐观不怠，俾吾报可以久行，并可以广行。吾且欲广刻博物等事，又欲刻图明指。但现苦亏本，不能如愿耳！报内之故有一二从吾已意所出，吾虽不能道其详，亦可以知其略，一从外面借抄，吾虽知其迹而未能控其原，且报中屡有差误，因报限于时日，倘日已临近，报尚未刻，未免急遽。即刻报者亦只知依期，亦不得细心查究，望诸君子鉴原可
[26]也。
可见，“现苦亏本”是玛高温不能“如愿”继续出版半月刊的主要原因。此外，可能由于人手不足，出半月刊的周期，使编者觉着有“限于时日”的压力，因此会出现出报的时间已临近，而“报尚未刻，未免急遽”的情况，这就造成报刊中“屡有差误”，而刻报者“只知依期”而无法“细心查究”。
针对《中外新报》从半月刊改为月刊事宜，玛高温在《中外新报》第五卷第五号的一篇文章中就说得更清楚了。他写道：
予作新报非以谋利，盖欲利益于人。前本每月二次刊著，因买者少，故一月一次，然每月终耗费洋银数元，惟前月买报者较往时约多一半，窃望以后买报者日渐加多，则予或仍可每月刊著二次，或添增[27]数页，或可减价以售，庶不至于亏截。
很清楚，造成《中外新报》亏本的原因是“买报者少”，这使得报刊的经营一直出现赤字（“每月终耗费洋银数元”）。玛高温希望在“买报者日渐加多”，《中外新报》不亏损的情况下，该刊可以恢复半月刊，或者以增页和减价的方式回报读者。为此，他在同篇刊于首页，类似告读者书的文章中奉劝“未买者”购阅其报，“已买者”则“劝谕同人使雅俗得以共赏”。
他还列举同年代香港与上海等地“新报”由于赤字影响相继停刊一事，既有所感慨但又有所寄望地写道：
昔香港新报，名遐迩贯珍，上海新报，名六合丛谈，因买之者少，亏截浩繁，故皆截然中止，惟予所作新报浙宁人稍有买之，故每月虽有亏截，而巍然独存，尚日后能广行吾报，予虽回国不能刊著，而继[28]予作者必有人焉。
从这段文字中，可以看出当年玛高温等西方传教士在华办报之不易。不管是香港的《遐迩贯珍》，或者上海的《六合丛谈》，都因“买之者少，亏截浩繁”而被迫停刊。相对而言，玛高温主持下的《中外新报》虽然也处在惨淡经营、每每亏损的状况，但其生命力总算比前二者为强。对此，玛高温一面自我庆幸，另一面则希望这“稍有买之”的《中外新报》今后能够“广行”，从而鼓励后来者在他“回国不能刊著”时继承其事业，维持该报之出版。同时，从“予虽回国不能刊著，而继予作者必有人焉”一句，也透露出玛高温已作回国退出《中外新报》编辑的打算。
可见，《中外新报》在玛高温的主持下编辑出版了五卷，前两卷为半月刊，分别出了19期（号）、20期（号）。从1856年起，《中外新报》改为月刊，故第三、四卷，应各为12期（号）。第五卷至多不超过10期（号），因为在1858年的年底，通晓中文并已在宁波传教两年的美国传教士应思理接管了《中外新报》，并于“咸丰八年十一月十五日”（即1858年12月19日）出版了另起炉灶的应氏《中外新报》第一卷第一号。
一说在应思理的主持下，《中外新报》改为日报。但据日本文久年间（1861—1863）源自应思理时期编辑的《中外新报》而翻刻的《官板中外新报》来看，应氏编辑的《中外新报》不应为日报，很可能是不定期刊，因为从1858年12月至1861年2月，应思理编辑的《中外新报》只出了12期（号）。
3.《中外新报》的终结
关于《中外新报》的停刊时间也有两种说法。如戈公振在《中国报学史》中说《中外新报》止于咸丰十年，即“至一八六〇年停刊”；也有人认为是1861年停刊，如邵飘萍在《新闻学丛书》中，谓有《中外新报》汇刊本十三卷，系自“清咸丰八年十一月起，积四年所发行者而成”。从咸丰八年起积四年，应是咸丰十一年，即1861年。
对于《中外新报》的停刊时间，卓南生在《中国近代新闻成立史1815—1874》一书中有明确的考述，他说：“笔者看到的日本翻刻版《官板中外新报》收录着‘中外新报第十二号、一千八百六十一年咸丰十一年正月初一日刊’（即1861年2月）的内容，可见至少是在[29]1861年2月，《中外新报》尚未停刊。”
另外，卓氏又据伟烈亚力“M emorials of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to the Chinese”一文之记叙继续考证说：“应思理及其家人是在1861年4月27日离开宁波返回美国的，从时间段来看，正好是在《中外新报》第十二号发行之后不久。在这短短的两个月的期间，临别宁波而又忙碌的应思理，似乎不大可能再为这不定期的中文报刊《中外新报》付出心血。因此，在未有任何新资料佐证之前，我们可[30]以推断1861年2月号的《中外新报》就是该刊的停刊号。”《中外新报》停刊后不久，英国传教士福特莱尔于1870年（同治九年）创办《宁波日报》，每天出8开1张，用铅字排、竹纸印，印成书本式样。内容大都宣传基督教教义。不久停刊。从目前的文献资料看，这份《宁波日报》应是宁波近代日报之祖，它的创办意义重大。由于原件不复存在，知之不详，故附记于此。（二）《中外新报》的宗旨与内容《中外新报》自称“以圣经之要旨为宗旨”，“广见闻、寓劝戒”，并宣称“序事必求实际，持论务期公平”。内容包括新闻、宗教、科学、文学等方面。但从日本国会图书馆收藏的五册翻印本看，则似乎大部分是新闻。实际上是以报道国内外新闻为主的时事性期刊，所刊新闻多以新闻发生的地点为题，如宁波、上海、广东、安南、暹罗、日本、新加坡、天竺等。亚洲以外的国际新闻，则笼统地加以“外国新闻”为题，或以欧罗巴、亚美利加、亚非利加等为题。这些新闻大都是转载或转摘，其中也有不少新闻以“探得”两字打头，行文用第一人称，可见当时已有一些新闻访事者。从刊登的一些社会新闻来看，新闻的触角已深入市井闾巷。19世纪五六十年代，正是太平天国革命和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时期，国内新闻有相当一部分报道太平军和捻军动态，以及英法联军入侵的报道。如1860年9月1日该报第11号刊有英法联军进攻京津，遭到“满兵”强烈抵抗的通讯报道。这些新闻，有的就一个战役、一个事件的经过作综合报道，有事实有分析有评论，夹叙夹议，洋洋洒洒。从体例看，已经接近现代报刊上的新闻通讯。但是，要说“序事实际，持论公平”这就很难说了。
西方教会和传教士在中国的办报活动，始终和帝国主义的侵华活动紧密相配合。他们十分重视“文字播道”工作，用他们自己的话说，“我们还有一个办法，一个更迅速的办法，这就是出版书报的办法”（玛·布朗宜《没有更迅速的道路》）。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给英驻上海领事白利兰的信》中说：“别的方法可以使成千的人改变头脑，而文字宣传则可以使成百万的人改变头脑。”还说控制了中国出版的主要杂志，“我们就控制了这个国家的头和背脊骨”。他们的险恶用心，不打自招了。《中外新报》虽自称“以圣经之要旨为宗旨”，却并不那么热衷于“阐发基督教义”。从现存的5册翻印本看，没有一篇宗教文字，也许是被删略，也足见它不占什么重要地位。刊物上虽也刊载了一些科学知识，称之为“新学”或“西学”的文字，但这是他们诱使中国人民特别是广大知识分子入彀的一种手段。尽管如此，从新闻传播史的角度看，它毕竟开风气之先，为长期处在闭关自守之中的中国人民打开了一扇“窗户”，使人们从睡梦中惊醒过来，看到世界之大，西方文化之奇，新事物、新知识迭出，反顾自身的种种弊端，从而激发起救国自强的决心。[1]谢振声：《华花圣经书房对我国印刷业的贡献》，载《印刷杂志》2004年第4期，第87页。[2]王立新：《美国传教士与晚清中国现代化》，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306页。[3]谢振声：《华花圣经书房对我国印刷业的贡献》，载《印刷杂志》2004年第4期，第87页。[4]参见谢振声：《华花圣经书房对我国印刷业的贡献》，载《印刷杂志》2004年第4期，第87—88页。[5]按：墨海书馆是上海最早采用西式汉文铅印活字印刷的一个现代出版社，1843年由英国伦敦会传教士麦都思等创建。[6]参见“维基百科·美华书馆条”，http：//baike.baidu.comview940349.html。[7]按：麦嘉谛是美国长老会传教医师、医学博士，于1844年来华。[8]参见谢振声：《华花圣经书房对我国印刷业的贡献》，载《印刷杂志》2004年第4期，第87页。[9]参见谢振声：《华花圣经书房对我国印刷业的贡献》，载《印刷杂志》2004年第4期，第88页。[10]参见谢振声：《华花圣经书房对我国印刷业的贡献》，载《印刷杂志》2004年第4期，第88页。[11]转引自黄时鉴：《宁波华花书房刊本知见略述》，载林士民、沈建国：《万里丝路：宁波与海上丝绸之路》，宁波出版社2002年版，第356页。[12]张仲礼：《东南沿海城市与中国近代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767页。[13]谢振声：《华花圣经书房对我国印刷业的贡献》，载《印刷杂志》2004年第4期，第88页。[14]按：同期（1845—1860）广州出版中文书籍41种，福州42种，厦门13种，上海墨海书馆出版了165种。[15]转引自高黎平：《花华圣经书房与晚清西学翻译》，载《梧州学院学报》2007年第4期，第17页。[16]参见高黎平：《花华圣经书房与晚清西学翻译》，载《梧州学院学报》2007年第4期，第17页。[17]转引自黄时鉴：《宁波华花书房刊本知见略述》，载林士民、沈建国：《万里丝路：宁波与海上丝绸之路》，宁波出版社2002年版，第357页。[18]丁韪良：《花甲忆记——一位美国传教士眼中的晚清帝国》，沈弘等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7页。[19]参见黄时鉴：《宁波华花书房刊本知见略述》，载林士民、沈建国：《万里丝路：宁波与海上丝绸之路》，宁波出版社2002年版，第359—360页。[20]参见龚缨晏、杨靖：《关于宁波〈中外新报〉的几个问题》，载《社会科学战线》2005年第3期，第315页。[21]Wylie Alexander.Memorials of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to the Chinese.Shanghai, Re-printed in Taipei，1867：133。[22]戈公振：《中国报学史》，上海商务印书馆1927年版，第5页。[23]项士元：《浙江新闻史》，之江丛书本，第32页。[24]项士元：《浙江新闻史》，之江丛书本，第65页。[25]卓南生：《宁波最早近代中文报刊〈中外新报〉原件之发掘与考究》，载《国际新闻界》2007年第9期，第65页。[26]《中外新报》第三卷第一号，咸丰六年正月十五日（1856年2月20日），第1页。[27]《中外新报》第五卷第五号，咸丰八年五月十五日（1858年6月25日），第1页。[28]《中外新报》第五卷第五号，咸丰八年五月十五日（1858年6月25日），第1页。[29]卓南生：《中国近代新闻成立史1815—1874》，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6页。[30]卓南生：《宁波最早近代中文报刊〈中外新报〉原件之发掘与考究》，载《国际新闻界》2007年第9期，第66页。
三、阚氏《甬报》：英国牧师携手宁郡太守而办的新闻报刊
在宁波近代新闻报业史上，取名《甬报》者，前后有三种：第一种是1881年2月由英国牧师阚斐迪等创刊的；第二种是1898年10月由德国德丰洋行创办的；第三种是1908年甬人张让三创办的。这里所讲的《甬报》，就是第一种，为行文方便起见，称之“阚氏《甬报》”。这份报纸为戈公振《中国报学史》、项士元《浙江新闻史》、方汉奇《中国近代报刊史》所未见，张静庐《清季重要报刊目录》所未收。李提摩太在1895年所著的《中国各报馆始末》一文提及“宁波报两种”，从著文时间来看，这两种宁波报纸的其中一种当为“阚氏《甬报》”。（一）阚氏《甬报》的主人、主笔
阚氏《甬报》的主人、主笔是谁？《甬报》本身均无透露。但据1881年2月19日出刊的《万国公报》第六七二卷所载《新出甬报》消息可知，《甬报》于光绪七年辛巳正月（1881年2月）在宁波创刊出版，月刊。由英国牧师阚斐迪与宁波太守李小池等筹办，慈溪人徐漪园主笔政。
关于阚斐迪，在《甬报》第十二卷《纪宁郡新立劝除鸦片公会》中有这样的记述：宁郡北门外向在西国医局，凡沾患者均可到局拯治，并不收取药资……该局系白牧师保罗向西商集捐，共成义举。今年春白君回苏格兰，郡人攀留不得，如失慈父母焉。继其事者为美国之高牧师雪山。秋间，因筹款艰难，而经费甚大，不得已将局停止。于是，英国之阚牧师斐迪，燕牧师乐拔，相顾慨然曰：“吾力虽不足开局济世，而中土之沉迷鸦片日盛一日，其害伊于胡底，安忍袖手其旁作秦越人之视哉！当思扫除毒物与斯民共登仁寿，由甬而浙，而十八省，共相戒绝，庶不负东来一片心耳！”……
可见，阚斐迪是一个有着公益良知之心的慈善牧师，并且他认为造成“中土之沉迷鸦片日盛一日”之害源于西方国家对中国倾销鸦片，作为一名西方传教士，他不忍心袖手旁观，于是与另一牧师燕乐拔一道，决心“扫除毒物”，成立宁郡“劝除鸦片公会”，希望“由甬而浙，而十八省”，彻底戒除鸦片对中国的危害。
至于《甬报》的主笔——慈溪人徐漪园，他与阚斐迪之间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我们不得而知。徐氏之名也从未见诸《甬报》。《甬报》文章的作者、译者，或无署名，或署“杞忧子”、“湘波钓徒”、“惕世子”、“昌穆生”、“西国鄙人”、“函山老人”、“吴国男子”，等等，我们虽然不能肯定这些笔名就是徐氏本人，但是徐漪园作为《甬报》的主笔，著文不署真名却是事实。究其原因，可能是因报馆营生为当时文人之末流。另外，也有可能惧于严苛的大清律例，怕获“造妖书妖言”之罪。
宁波太守李小池在《甬报》中是何地位，也不得而知。所谓邀宁郡太守创办之说，或许是借宁郡太守李小池在地方上的威望，以利《甬报》在地方上的立足；或可理解为向地方政府作一登记或备案。总之，邀太守李小池之举，反映着《甬报》在宁波的创办，已得到地方政府的许可和支持。（二）阚氏《甬报》的式样、内容与发行
1.阚氏《甬报》的式样
阚氏《甬报》为赛连纸单面对折铅字印刷。有边框，中缝有“象鼻”、“鱼尾”，“象鼻”上印“甬报”二字。页高25.5厘米，宽13厘米；框高18厘米，宽12.5厘米。每卷8张16页。第一页为封面，正文占15页。月出一卷，因光绪七年辛巳闰七月，故全年十三卷。各卷装帙成册，即可成为像线装书一样的“册报”。
封面亦有铅条印的边框。居中印宋体“甬报”二字。右侧印“光[31]绪七年×月第×卷”，左下侧自第二卷起印“美华书馆摆印”字样。三部分由竖线分开。《甬报》正文字体，有大小两种，均为宋体，大字比现在的老四号稍大，小字相当于现在的老五号。大字既用于文字，亦用于题目。小字则用于文章的夹行（为使文章不超过篇幅，一行内夹排两行小字）、注释及告白。自第五卷起，告白亦取大二号宋体字作题目，如“寄卖书籍”、“新书出售”之类。正文每页满印字数（大字）为678[32]个，每卷约有一万来字。
2.阚氏《甬报》的内容
阚氏《甬报》的内容“首选京报”。《甬报》第一卷“本馆谨启”是这样写的：……今中国以声明文物之邦，举十八省之地，不过报馆数家，固由人未尽知其利益，风气难开。亦由开报者不能日新月盛，使人尽知其利益；使人尽知其利益，风气渐开。本馆有感于此，因在宁波特设一馆。报中首选京报者，懔尊王之大义；作论文者，寓讽世之微言；登近事、告白者，符新闻之体例；翻译外国书籍者，备局外刍荛。月出一报，小试其端也。《甬报》的内容之所以“首选京报”，是“懔尊王之大义”，这就是说，《甬报》将京报中选录的文字置于“头版头条”，实属不得已。近代国人办的官报或民报，均须选录京报，由谕旨带头，这是祖宗传下来的既定“体例”。阚斐迪既然在中国的土地上办报，又用中文出版，因此也得迁就一下，遵守当地的传统，表面上也得选用京报上谕旨、奏折、文牍等一些内容，并把它放在首页的位置。但是，《甬报》自第十卷起，“选录京报”一项因新闻和译文内容的增多而全部撤出，甬报主人在该卷的“本馆谨白”中说：本报原定首页选录京报，现因新闻加多，所译俄史逐次排印，或仅余一页或一页半，篇幅短促，致阅者不能无憾……故自本月起，以议论移为首页。
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一方面固然有“新闻加多”、“所译俄史”需要连载，使得《甬报》的版面紧张的客观因素；另一方面，这也与《甬报》是基督教会传教士所办的背景相关。如果没有基督会在中国的实力作支撑，《甬报》可能也不敢这样大胆而贸然地取消“选录京报”一项内容。但是，在这件事上，有一点很值得赞赏，这就是《甬报》是以站在读者的角度提出要求的，“篇幅短促，致阅者不能无憾……故自本月起，以议论移为首页”。从表面上，这样做是顺从读者之意愿，实质上是对中国传统办报之风的一次大胆改革。
言论是阚氏《甬报》的第二项内容，即《甬报》所谓的“论文”、“议论”。在1881年9月“选录京报”一项撤除后，“议论”就顶替了“选录京报”，成为“首页”的内容。据《甬报》第一卷“本馆谨启”所言，“作论文者，寓讽世之微言”，可见，《甬报》就时事发表评论，寓褒贬于微言，继承了中国史学微言大义之传统。《甬报》言论的特色由此可见一斑。
作为一张新闻纸，阚氏《甬报》的主要内容在于“近事”、“告白”。“近事”就是新近发生之事，“告白”类似当今之“广告”、“启事”。“登近事、告白者，符新闻之体例”，揭示了阚氏《甬报》采取的是西方近代报业新闻、广告并举的经营方式。
此外，《甬报》的内容还有类似于今日副刊之“杂俎”，如关于“戒除鸦片”的征文、诗词谜语、俄史翻译等。这些内容与《甬报》的新闻、言论一样都呈“一道汤”排列，没有开辟栏目。
可见，阚氏《甬报》的内容可分为“选录京报”、“中外近事”、议论、译文、告白、杂俎等项，具备了新闻报纸的“四大件”，即新闻、言论、副刊、广告。这在宁波新闻传播史上，是“得风气之先”的，它使宁波第一次拥有了完整意义上的新闻报刊。
另据现存的阚氏《甬报》13卷所载的具体内容分析，它对宁波本土和中外新闻的报道和评论取材广泛，归结起来，大致有以下几条主线：（1）记述了“洋务运动”在宁波的一个侧面。从创刊号开始，“中外近事”一栏，以头条位置连续报道了清政府派员来浙江加强海防、巡视镇海炮台、增援兵员、购置枪支，在宁波设立支应局、火药局、制造局，试制生产水雷子弹等军火消息。（2）透露了洋货倾销、鸦片输入的状况。报道西方各国推销军火、机器、洋药、呢布等消息，有关鸦片泛滥的信息、言论、征文、告白等文章更是连篇累牍。从中透露出鸦片之害已蔓延全国，遍及穷乡僻壤，令人触目惊心！据记载，1880年在宁波公开贩毒的鸦片行就有32家。（3）反映了当时我国边境面面受敌，危机四伏的局势。1881年，《甬报》连续发表有关中俄局势、“防日末议”、“中国宜固边圉说”等言论文章，可以看出帝国主义各国虎视眈眈、沙俄强占我国领土、日本侵占琉球半岛的紧张时局。（4）规劝时人戒除鸦片。阚氏《甬报》从第一卷至第十卷，连续发表十篇“劝戒鸦片说”。文章将鸦片之害归结两个原因：一是中国人天生羸弱多病，“鸦片入口能暂为解救，然病去瘾深”，不得自拔；二是鸦片“既不能使之不来，又不能戒众不食”，于是清政府加征税厘，反造成鸦片输入公开合法。另一方面阚氏《甬报》也为英美等国向中国倾销鸦片开脱罪责，说什么鸦片产自印度，“华人归咎于英美之贾”，使“我国蒙不洁之名”。（5）传播了西方一些科学技术知识，如电气行船、雷船新法、[33]人工致雨、奇墨印书、治疟妙药，等等。
总之，阚氏《甬报》已不像《中外新报》那样带有传教布道的色彩，对中外新闻时政消息的报道和言论已成为主要内容。
3.《甬报》的发行
阚氏《甬报》的发行量已不可考。据《甬报》“本馆告白”中称：“外埠如上海、镇江、南京、芜湖、九江、汉口、宜昌、重庆、牛庄、烟台、北京、天津、湖州、常州、温州、台湾、厦门、福州、汕头、广州、琼州、北海等处均有寄卖。此外，各埠有欲购阅者均函致江北岸钰记钱庄，《甬报》馆照寄。”可见，《甬报》的发行范围广远，它北至京城，南通琼州，东渡台湾，西抵重庆，其寄卖处遍及全国22个主要城市。除了寄卖，《甬报》馆也实行来函邮购的方式补充发行。一份地方报刊发行范围能如此之广，很可能与当时甬商足迹遍布全国，在全国重要的商业城市都聚集着甬商——“宁波帮”有关。
同时，从“均函致江北岸钰记钱庄”的记述中，我们可以推断，经营《甬报》的投资方很可能就是“钰记钱庄”，《甬报》的报馆也设在宁波的江北区。1882年2月，阚氏《甬报》因销路不佳而停刊。（三）阚氏《甬报》的新闻观
阚氏《甬报》第一卷刊有论文《新闻纸论》、《新闻纸后论》，第三卷又发表了《申报质疑》，这些文字是我们研究《甬报》主人新闻观的第一手资料。
第一，从新闻纸职能的角度，分析了中国报业不发达的原因。
甬报主人认为中国君国之权甚尊，臣民之分甚卑，平民百姓不能过问国家大事，而西方各国的士庶商贾则可以同君相共知国内外新闻。甬报主人从阐述新闻纸职能的角度，将它放到不同的国体中作对比，道出了中国新闻纸不发达的原因。泰西各国之有新闻纸也，上可以明国政之是非，下可以见民情之善恶。大可以表山川之险要，小可以载庶物之新奇。其事虽微，其益甚溥。泰西各国之君相知之，各国之士庶知之，各国之官吏商贾亦知之。因之流布日广，销售日多。独至中国虽知之而不能尽知之；中国虽行之，而不能广行之。何哉？盖中国自秦汉以来君国之权甚尊，臣民之分甚卑。处士清谈盛朝不取，庶人末议禁典所严。从未有如新闻纸之有事必书，无辞不达，足为世人口碑，而比史书之直笔。虽中外通商已久，新闻纸创于中国近十余年，而中国人视新闻纸非曰谏言谤书，即曰街谈巷议。流布不能广者，职此之故也。
当然，上述论调还没有提示出报刊与政治派别、与政权、与经济基础的关系，不过，在当时中国，这一议论也开一新生面，发前人所未曾发、未敢发。《甬报》主人在《新闻纸论》中还说：
泰西各国新闻纸之益，首在有军国大事俟新闻纸登之，不以为不便而以为可行，然后发号施令，无不允洽人心。中国自无些政体，要[34]之，新闻纸之有益于中国者，岂浅鲜哉！
语句中隐含有向西方学习，改良中国政体的要求。
第二，以“喻其利益”的方式阐发了新闻纸的职能和功用。《甬报》主人说：中国朝报例止登寻常谕旨、折奏，凡有中国交涉要事，概不抄发。致民间议论纷纷，莫衷一是，虽有各国电报，人难周知。有新闻纸随时随事一一录出，可以去薄海之猜疑。此利益者一。有司判断案件是否，官不能自知。民知之，而莫从申诉。有新闻纸笔直书，公是公非不难立分，可以解下民之冤抑。此利益者二。五大洲之地，国非一国，政事民风岂能一律，兴衰盛败，大抵无常。在缙绅士族，不难博访周谘，若中等以下之人，概无闻知，中外之见遂难融化。有新闻纸事事言之，使天下人一一知之，可以开中国之风气。此利益者三。举世之人，愚鲁者多，况在山州僻县，足不出乎里巷，经事既少，智慧莫开。有新闻纸之奇奇怪怪，是是非非，广闻见而资谈论，可以增编氓之见识。此利益者四。世风日下，作恶者众，有父师所不及匡，五法所不及治，礼义廉耻荡焉无存，虽事后偶有追悔，而事前苦无法戒。有新闻纸善则善之，恶则恶之，使事前有所鉴观，事后有所顾忌，防伪正淫，可以助国家之化导。此利益者五。中国自古尚文。读书已成者，自讲求典籍。惟农工商贾及闺中妇女，粗识字句，经史既无所用，日事小说盲词，因此人心败坏者，不知凡几。有新闻纸之雅俗共赏，价廉而家家可购，文浅而人人可观，耳濡目染，可以励男女之品行。此利益者六。至于人所不知者，藉新闻纸以传知，事所难明者，藉新闻纸以申明。有益利于人物，有利益于国家，有利益于一地一时，有利益于天下后世，非尤更仆难数也哉！《甬报》从以上六个方面阐述了新闻纸的“利益”，即可以“去薄海之猜疑”、“解下民之冤抑”、“开中国之风气”、“增编氓之见识”、“助国家之化导”、“励男女之品行”，全面论述了新闻报刊的职能及其对社会所起的进步作用。另外，《甬报》将“下民”、“中等以下之人”、“编氓”、“农工商贾及闺中妇女”等，视为新闻报刊的“受众”，表现出它的开明和进步。但是，《甬报》将社会民众称为“下民”、“编氓”，等等，也反映出《甬报》的立场还是站在当时中国封建统治者一边的。
第三，重视新闻报道，不涉宗教宣传。
阚氏《甬报》主人致力于将《甬报》办成“雅俗共赏”、“家家可购”的“能广行之”的读物，在论文中只字不涉宗教宣传。其“善者善之”、“恶则恶之”的说法因无具体内容，而成为宗教、殖民主义者、官府、士农工商都能接受的东西。传教士牵头办报而不言传教，反映了一种新的动向，这就是殖民主义者在中国可以用主人的腔调讲话，而不必借助于耶稣基督的语言顾左右而言他了。与官报的专横、冷漠截然不同，他们以“客观”、“公正”相标榜。在《新闻纸后论》中，《甬报》主人以作答客难的形式，先让客人提出问题：倘其好言国政，传说未必皆真；贪说军情胜败，只以意揣。朝三暮四，昨是今非，信口开河，久而生厌，有人误信，贻害匪轻。此其病一也。否则胪陈经典，考据一物或至千言，侈言性理，陈腐旧仓，自命五子；更或风云月露，小诗小词，赠妓送行，连篇累牍，徒费烟墨，无补事情。雅人或者偶观，市井不能卒读。此其病二也。至或于意参恩怨，见杂爱憎，凭一己之私，徇知交之情，毁芳为臭，指白为缁。大雅君子含垢而无言，阴贼小人伤心而思报，唇枪舌剑，恶札往来，众口沸腾，谓为秽史。此其病三也。又有甚者，自居有一笔挟制时人。大腹贾儿，讦其闺房之丑；贵官学道，诮其昏暮之求。即令果有萌芽，传者尚属疑团，笔下便成铁案。因之，纳贿求冤日增千金，藉公道以营苞苴，矜清议以充囊橐，下流无赖笑柄徒增。此其病四也。
四项弊病之中，至少有三项是专门讨论新闻的“客观”与“公正”问题。对此，《甬报》主人信誓旦旦地说：
以上四病，有公有私，居心不同，为过则一。故本馆诸友，同心合力，焚香誓天：如所云云四病，窃敢一言以决之曰：无！谓予不信，[35]试观吾报。
综观《甬报》的新闻，不乏客观记述当时社会变动的时事，对当时人们了解中外大事，启发民智，等等，无不产生进步的、积极的作用。
四、《德商甬报》：宁波的最早商报
19世纪末，宁波的工商业获得了较快发展，外国人在宁波设立洋行或公司，本地的民族工业已开始起步。商品经济的发展客观上需要信息快速沟通以了解商业行情。在这样的背景下，1898年11月28日（清光绪二十四年十月十五日），《德商甬报》在宁波出版。该报为日刊，由德商洋行主办，发行人、社长为德国人白鼐斯，总编辑署“慈溪王君”——王恭寿（又名王永年），馆址设宁波江北岸傅家衙头。《德商甬报》是宁波最早的商报。（一）《德商甬报》之缘起《德商甬报》的创办原因，白鼐斯在创刊号《甬报缘起》一文中作了详尽的说明。图1-3 《德商甬报》首页式样
该文开篇就论述了宁波创办商业报刊的重要性、紧迫性，认为宁波乃商业重镇，“鄞之商贾，聚于甬江，嘉道以来，云集辐辏”。白鼐斯游历中国许多地方后得出宁波为富庶之地的结论：“踪迹所至，凡号称都会之地，商贾辐辏，叩其乡井，则以宁波对者，盖十居三四焉。”抵甬后，感慨道：“综览其山川风土，而后知人物之繁庶。都邑之雄富，甲乎浙江。”工商业之发达，令人称绝。然而，宁波缺乏报刊，信息闭塞的状况已到了同商品经济发展极不相称的地步。白鼐斯写道：“独惜夫甬江据宁郡之冲，四方之所聚，百货之所交，商务繁盛为一都会，而报馆阒如。”“是则可为太息者也！”而与宁波比邻的上海，其发达的报刊事业对工商贸易的促进作用已在实践中得到实证：“报馆之益，行之沪上，已有明验。”而过去来甬之客商已有因“消息不灵，致遭蒙蔽”的教训。因此，白鼐斯提出：“若有甬报，则货物之多寡，市价之低昂，一寓目而即之，匪独无居奇之患，抑且无[36]抑勒之虞。”在宁波，创办一份商报以广消息，不仅有必要性，而且已迫在眉睫。
可见，创办《德商甬报》是白鼐斯等人在对宁波社会经济、报纸发行做了认真细致的调查后决定的。宁波报刊的缺乏给当时工商业经济和社会发展进程带来了阻碍，是促成《德商甬报》在宁波诞生的主要原因。（二）《德商甬报》的式样、编排与发行
1.《德商甬报》的式样《德商甬报》式样与先前宁波出版的几种报刊采用中国传统的线装书的版式已大不相同，其面目已像是一张正式的近代报纸。它用宽60厘米、长110厘米的全张竹纸（毛边纸），对折成30×110厘米的两页，单面印刷。每隔25厘米，用双竖代分栏，分为四栏，每栏一折，可以折叠，便于阅读。创刊号第一栏直行为“清光绪二十四年十月十五日，即西历1898年11月28日礼拜一、第一号”等字样。
2.《德商甬报》的内容编排
在内容的编排上，《德商甬报》主要有“上谕”、“论说”、“奏折”、“辕门钞”、“各署牌示”等栏目。“辕门钞”分“浙抚辕钞”和“浙藩辕钞”；“牌示”也分“浙抚牌示”和“浙藩牌示”。另有新闻文稿和市价情况等内容。
从总体上看，《德商甬报》的服务性信息，在版面上所占的比例较多。每期报纸，广告通常占一至两栏，市场行情占一栏以上，充分体现了商业报纸的特点。其新闻内容则占一栏半至两栏，每天约十条左右。
3.《德商甬报》的经营与发行
由于《德商甬报》是一份商报，所以在报业的经营上，它立足于向社会提供商品信息服务，并在招揽广告、扩大销售上下工夫。
首先，《德商甬报》采取“敬送”的办法，让社会认识本报。“敬送”即为免费赠阅，这是办报者最初推销自己，打开市场的一种常用方法。它可以使目标受众尽快地读到本报，反馈信息，为下一步订阅做准备。该报连续10期刊登免费赠阅广告，接下来在显著位置（右报眼）登出省内外的“各埠售报处”。其销售点分布全国各地，包括北京、天津、保定、芜湖、厦门、汕头、广州、九江、上海、杭州、苏州，以及宁属各县、台州、海门、定海等地。
其次，《德商甬报》在本报刊登“告白刊例”，宣传刊登广告方法，吸引客户。《德商甬报》的广告不仅数量大，而且种类多，有医药、鸦片、演出公告、船期公告、招商启事、个人声明，可谓五花八门，无所不包。
可见，《德商甬报》为提高发行量，增加广告，确实下了一番工夫。（三）《德商甬报》的内容分析
白鼐斯在《甬报缘起》一文中，把《德商甬报》的内容概括为“录上谕第一，论说第二，奏折第三，辕门钞第四，新闻第五，各署[37]牌示第六，文稿第七，市价第八”。
1.“上谕”、“奏折”
白鼐斯虽将“上谕”放在首位，但“上谕”、“奏折”的内容并不多，只是作为《德商甬报》的点缀和遮掩。毕竟《德商甬报》当时办在清朝的领地，洋人在面上也得遵循中国本土的办报传统，将皇帝的“最高指示”放在第一位。
2.“辕门钞”、“各署牌示”“辕门钞”分“浙抚辕钞”和“浙藩辕钞”；“各署牌示”也分“浙抚牌示”与“浙藩牌示”，主要报道浙江地方政府的举措和重要官员的活动，省试中榜名单等。其中也提到了“太后圣安”、“躬圣万安”的内容。
3.论说“论说”在《德商甬报》中几乎每天都有一篇，千字左右。如文章较长，则分上下篇或分节连载。创刊号的“论说”，即为白鼐斯的《甬报缘起》。以后各期的“论说”的内容大体涉及以下几方面：（1）有关宁波本土经济、地理和文化的。如《宁波宜讲求蚕桑以开利源论》、《宁波风俗利弊论》、《蛟门形势考》、《象山县境三门湾形势考》等。（2）有关国是的。如《东三省边防案》、《禁种罂粟议》、《中国宜习武备以御外侮策》、《整顿丝茶议》、《垦荒当求实效条议》、《论商》、《论商为四民之一汉与士农工并重》、《论中国创办农工商》等。从加强东北边防，习武以御外侮，禁种罂粟等内容来看，《德商甬报》的“论说”确是切中时弊。至于反复论“商”，反映着当时随着工商业的发展，社会上已形成一种重视商业的作用和提高商人的社会地位的思潮，这对中国“重农抑商”、“农本商末”的传统观念无疑是一种冲击。（3）评介西方政治、经济的。如《西国铁路始末考》、《意国说略》、《意大利近政说》、《西报论意索三门（湾）》、《德意志皇帝传》、《论英国对清策》、《日本政党领袖对清策》、《日人论借厦门以广商务》等。（4）介绍西方先进的科学理论。如《论进化》、《天演论》节录等。（5）说古论今的。如《读淮阴侯列传》、《汉孝惠皇后非废后[38]辩》、《魏绛和戎论》等。
此外，还有《农学源流考》、《论女子宜读史书》、《小儿科论》、《治病宜先识证论》等。其中，《西报最重告白说》就广告对报纸经营的作用发表“论说”，反复说明“重商则不能不重告白（广告），使之家喻户晓”，这一方面反映了当时开始重视广告对商业经济发展所起的促进作用，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当时报纸注意引进西方近代报刊的经营理念，重视广告对报业经营的作用。
总之，《德商甬报》“论说”的题材十分广泛。这些“论说”，有的署名，有的不署名，有的转载国内报纸或译载国外报纸，为读者提供不少新鲜内容，尤其是它重视商业、商人的言论，在当时社会起着一定的舆论导向作用。
4.新闻《德商甬报》的新闻内容多属社会新闻，其标题多为四个字，用4号黑体字。如“纱厂失事”、“改凿山形”、“覆舟遇救”、“药局炸裂”、“芜湖火警”、“厦岛琐闻”、“抢亲陋俗”等。从新闻来源看，既有本埠的，也有外地的，国际消息不常刊登。从总体上看，属于时政新闻的内容不多，这可能与《德商甬报》定位在商报有关。
5.告白《德商甬报》中的告白既刊登商业广告，也发个人启事。在医药广告中，既有供应“洋药膏土”（鸦片）的，也有发兑“戒烟丹”的。在“大成戏局演单”通栏标题下，京腔有大四喜、大喜隆、大喜台等3班；昆腔有老庆丰、新庆丰、老绪元、老景荣等20班。除在宁波外，还分别在奉化、澥浦、东钱湖、南乡、大嵩、镇海等农村集镇上演。可见当时宁波城乡人民喜爱京剧和昆曲，宁波的“甬剧”尚在民间演唱，未及挂牌登台献艺。
在告白中，上海徐家汇天文台的天气预报是每天必登的，内容有风向、气温、晴雨、湿度等，满足了商业航海，市民生产、生活等需要。
在《德商甬报》创刊号上，刊有署名“慈溪王恭寿”的《募捐山东两淮一文缘启》引人注目。当时山东两淮水灾连年，淹没数十州县，庐舍漂没，哀鸿遍地。文章劝募人人出钱一文，集腋成裘，哀鸿得庇。这则《缘启》在同一位置连登数月。1898年12月14日，刊出《英国诸教士同募山东徐淮海赈捐启》，发动各国来华教士、侨民募捐赈灾。次年5月8日，刊出《本馆谨启》，报纸代收捐款，已有银洋1000元汇解灾区。不久又刊登灾区收到赈款回电鸣谢的启事。这类募捐赈灾的启事，一直延续到1899年6月的报纸，前后达半年以上。这反映出该报重视发挥报纸宣传舆论作用和承担服务社会的义务，值得后人借鉴。
6.市价行情《德商甬报》的“市价行情”占报纸的一栏以上，详细罗列南北货行情，油、米、豆、木材等行情，还有申银（上海汇丰银行等汇兑）和宁波银元行情。尤其是以中药材行情为详尽，列举了140种中药材的批发价格，反映出宁波为中药材重要集散地之一。船期消息也天天刊登在“行情”栏内。从“市价行情”栏目中可以窥见，宁波开埠后商业继续发展，它是我国东南沿海最重要的物资集散中心和港口城市。
五、传教士、洋行的报业活动与宁波近代化的启蒙
从1854年到19世纪末，在甬外报主要有《中外新报》（1845—1861）、《宁波日报》（1870）、阚氏《甬报》（1881—1882）、《德商甬报》（1898）等几种。这些报刊除了传布基督教义，还旨在宣传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的殖民政策，为列强的军事侵略、政治讹诈摇旗鼓噪，为鸦片泛滥对中国所造成的危害开脱罪责，“使成百万的人改变头脑”甘受殖民文化的“洗礼”。在甬外报是在不平等的“五口通商”背景下，宁波门户洞开，备遭西方列强殖民文化侵略的产物，也是鸦片战争后宁波社会走向半殖民地、半封建化在新闻传播业上的一个直接反映。但是，近代报刊毕竟是西方工业革命的产物，外报在宁波的创办，也为宁波人带来了西方先进的传播媒介，它“开风气之先”，不仅传播了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文明制度和管理经验，而且也为封闭已久的宁波民众打开了一扇了解世界和开发民智的窗口。
另外，我们也看到，从《中外新报》到《德商甬报》的半个多世纪中，在甬外报在办报主体、传播的内容或经营的方式上都有变化和发展。《中外新报》的创办者玛高温、应思理等是清一色的美国传教士，尽管其所办报刊的内容涉及了新闻、宗教、科学和文学等诸多方面，但其外表总是披着一张宣扬基督教的外衣，提出要“以《圣经》之要旨为宗旨”。《中外新报》停刊后不久，由英国传教士福特莱尔创办的《宁波日报》，其内容大都也宣传基督教教义。可见，早期的在甬外报具有较明显的宗教色彩。
1881年2月由英国牧师阚斐迪创办的《甬报》，则发生了一些变化。在名义上该《甬报》是阚斐迪邀请当时宁波太守李小池携手创办的，并聘请了慈溪人徐漪园担任主笔。这反映出，到了19世纪80年代，随着西方殖民主义者在中国的统治形成，他们已无须披着“宗教”的外衣进行办报活动，也不再像玛高温、应思理那样亲自上阵，独立办报，而可以联合地方官员，躲在幕后，暗中操纵，指使文人墨客按照他们的“旨意”行事。我们可以看到，阚氏《甬报》的文章只字不涉宗教宣传，而是以“客观”、“公正”的新闻观相标榜，力图将阚氏《甬报》办成士农工商“雅俗共赏”、“家家可购”的“能广行之”的读物。它仿佛站在中国人的立场上，处处为中国人所想，以显示其客观公正，这也正是阚氏《甬报》比《中外新报》“高明”之处，反映出阚氏《甬报》已具有资产阶级报刊的特征。
1898年11月，由德国人白鼐斯创办的《德商甬报》，则在办报的理念、报纸的形式、报道的内容和经营的方式上均比阚氏《甬报》更为先进。从《甬报缘起》一文可以看出，白鼐斯创办《德商甬报》的目的则是为了德国洋行适应宁波作为商业大埠的信息传播需要；从报纸的形式上看，《德商甬报》则是一份正式报纸，先前的《中外新报》、阚氏《甬报》都是中国传统书籍的装帧，更像是一种期刊；就报纸的内容而言，《德商甬报》以报道社会新闻、市价行情为主，反复议论发展商业，繁荣经济的重要，主张提高商业在社会上的地位；在报刊的经营上，它也聘请“慈溪王君”——王恭寿为总编辑，并靠增加“告白”（商业性广告），搞好经营来维持报纸的正常出版与运营。从这个角度来看，《德商甬报》开创了宁波商业报刊的先河。
总之，从1854年的《中外新报》到1898年的《德商甬报》，在甬传教士和洋行商人把近代资本主义报刊及其经营模式带到了中国，它不仅使宁波人看到了报纸在迅速传递信息和制造舆论上的作用，而且对于长久以来封闭自守的宁波人的观念是个触动。不久，宁波人走上了自主办报的发展之路。由此可见，传教士、洋行在近代宁波的报业活动对于宁波走上近代化之路起着重要的启蒙作用。[31]按：第一卷则无此六字。[32]参见王欣荣：《〈甬报〉初步研究》，载《杭州大学学报》1984年第3期，第97页。[33]参见何守先：《宁波新闻纵横》，宁波出版社1997年版，第7—8页。[34]《新闻纸论》，载《甬报》1881年第1卷。[35]《新闻纸后论》，载《甬报》1881年第1卷。[36]白鼐斯：《甬报缘起》，载《德商甬报》第1号。转引自周律之：《宁波报刊史》，第131—132页。[37]白鼐斯：《甬报缘起》，载《德商甬报》第1号。转引自周律之：《宁波报刊史》，第132页。[38]参见何守先：《宁波新闻纵横》，宁波出版社1997年版，第11—12页。
第二节 宁波人自办报刊之崛起
一、从宁波到上海：甬商发迹及其对新闻传播业的需求
宁波与上海同为我国东南沿海港口城市，海路交通之便，使两地联系十分紧密。早在1797年（清嘉庆二年）宁波旅沪同乡筹款并购得上海县城外西北侧紧邻护城河处的30余亩土地，至1803年（嘉庆八年）正式建成宁波同乡会馆，取名“四明公所”，并成立宁波同乡会。当时会馆建筑面积约800平方米，其中建砖木结构的硬山顶房屋20间作寄柩用，余后作义冢之地。以后又建歇山顶正殿五楹及硬山顶廊庑多间，供奉关帝等用。而后随着在沪宁波人数激增，“四明公所”发展成为上海势力最强的同乡公馆。1874年（清同治十三年）和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法国殖民者先后两次动用武力侵占“四明公所”地产，但遭到旅沪甬人和上海民众的极力反对，双方冲突，伤及无辜无数。“四明公所事件”后，在沪甬人更加强了彼此的联系，发挥同乡会在共御欺侮时的作用。图1-4 四明公所之戏台（现位于上海市人民路）
上海开埠后，以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和活跃的工商业经济在较短的时间内成为五个通商口岸中最为引人注目的一个，吸引了大量国外殖民者在此驻足，迅速成为冒险家的乐园。上海也迅速成为当时中国乃至亚洲最大的工商业都市及中国的新闻中心。“无宁不成市”，宁波人素有经商之才，活跃在全国各大都市。上海崛起后，甬人“挈子携妻游申者更难悉数”，以至“上海居民中，[1]宁波人占相当大的比数，在清末估计已达四十万人”。他们在上海经商，兴办实业，成绩卓著。除了上海，北京、天津、汉口等地也是宁波籍商人活动的重要地域，这些活跃于全国各地的宁波商人后来成为享誉海内外的商帮——“宁波帮”。
甬商在上海发迹后，他们便在“四明公所”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强联系，共求发展。1910年，慈溪人洪宝斋创议组织“四明旅沪同乡会”，地址在汉口路。后改称“宁波旅沪同乡会”，设事务于福州路。宁波旅沪同乡会“以集合同乡力量，推进社会建设，发挥自治精神，并谋同乡之福利为宗旨”。成立后，做了不少有利家乡的事业，尤其是在社会救济和办学方面，成绩更为突出。他们还团结各工商业者，共谋发展，互通讯息，加强联系。
随着旅沪人数的逐渐增加，在沪甬人沟通信息，了解家乡情况，传递商情的要求日益迫切。于是创办报纸、传播信息的工作提上日程。在这种要求的驱动下，旅沪同乡会报刊——《宁波白话报》就在上海诞生了。
二、《宁波白话报》：宁波旅沪同乡会在上海的办报活动（一）《宁波白话报》之概《宁波白话报》创办于1903年，是由在上海的宁波同乡会主办的一个白话文刊物，这也是宁波人最早的自办报刊。社址位于上海四马路惠福里。《宁波白话报》由陈屺怀任主编，主要撰稿人有钟观光、虞和钦、洪佛矢、马裕藻（幼渔）、郑苌（戆公）等。该报以“开通宁波民智，联络同乡之感情”为主旨。每月出两册，自1903年11月起创刊至1904年6月，一共出过九册。根据上海图书馆所编近代期刊总目所收该刊的目录来看，这九册现只有第二、第五、第六册了。在这三册中设有“论说”、“评议”、“新闻”、“专件”、“指迷录”、“调查录”、“小说、歌谣”等栏目，如论说《奉劝宁波的同胞》，评议《宁海的渔业危险得很》，专件《中国白话报发刊词》，小说《理想的宁波》，歌谣《非洲黑人歌》等是这些栏目里的主要内容。办报者自己承认，这九册既不能按时出版，议论又不大出色，所以从1904年6月起，将其大加改良，增广门类（如历史、地理、教育、实业、格致等），改订洋装，每期40页左右，每月仍出两期。改良版由第一期出至第五期，于1904年8月停刊。
从总体上看，《宁波白话报》大致有这样几个主要特点：
第一，它是较早提倡白话文，并用白话文写作的刊物。自裘廷梁在1898年提出“白话为维新之本”的口号以后，白话文书刊越出越多，光就白话报而言，到1903年前后，也已有十几种。白话文成为一种运动在向前发展。
第二，它是具有明显的地方特色的刊物。《宁波白话报》的宣传对象，主要是在上海的宁波人和宁波本土的民众。它的总发行所是上海的启文社（在望平街内）、新学会社和宁波的文明学会、新学会社，代派处除长江中下游的一些大中城市外，有慈溪、镇海、奉化、象山等地。它的宣传内容也主要是有关宁波人或者有关宁波人的事，如该报改良后的第一期“论说”就是《宁波宜扩张航路权》，第二期“来稿”的标题就是《防！防！防！宁波将亡了》。从这些文章的题目就可以看出《宁波白话报》关注宁波的内容特点。
第三，政治立场温和。《宁波白话报》既不是鲜明地主张革命，也不是明确地主张保皇和立宪，而是通过历史和现实的事实来揭露帝国主义对华侵略以及政府和官僚的腐败与无能，激发民众的爱国心和自强心，鼓吹努力发展工农商等项实业。它认为只有发展实业才能抵抗外来的侵略，才能使自己的国家真正强盛起来。（二）《宁波白话报》的内容分析
1.鼓吹实业救国《宁波白话报》认为：“一个国全要靠实业兴旺，若实业不兴[2]旺，国就要跟着他衰败了。”它还认为，现在世界各国，虽是用枪炮来战争，但是枪炮不过是一时的争战，那平时看不出的争战就是工商的实业了，所以它十分重视发展实业。在第一、二、三期上连载的《论中国各省财源》的文章和第四期上《中国商业地理》的文章，比较系统地介绍了中国各省的人口、面积和主要物产以及发展对外贸易的客观条件。作者的目的是要说明中国本来是顶富足的，为什么现在这样穷迫呢？究其原因，除外国资本掠夺外，就是因为中国自己“制造不精，货物出口不见兴旺”。文章举例：如煤铁等矿，中国原比他国还多，但查近年进口货品，煤铁两项，足足有六百万两的银根。中国富藏煤铁，却不去开挖，反向外国购买，这个盘算岂非颠倒？棉布一项，越发觉得可笑。近年洋布进口额，几乎要上八千万两。中国棉花，也产得不少，为什么不去仿西法织布，偏把棉花卖给洋人，过洋人手，成了布匹再载到中国来卖。虽然说中国花丝短劣，不能织成上等布疋，何不想个方法，掺入外洋棉花，在内地仿造呢？为了发展实业，《宁波白话报》还登载了一些科学种田、种桑的文章，如《论田家壅肥料的方法》、《桑谱》、《论蚕桑的利益》等。文章说：“讲究些[3]养蚕、种桑的法子，也可替国家夺回些利权啊！”江海的航运业和捕渔业与宁波人的关系尤为密切，所以《宁波白话报》特别提倡发展宁波的航运和渔业。《论宁波商业家宜扩张航路权》一文指出：“我们宁波地方上的内河航路，已经走小轮船的地方若是生意好，总还要多加轮船。就是生意不好，也应该想法子，使得他耐久。其余不曾走小轮船的地方，格外应该推广，总要使得外国人插不下脚才好。”还指出，我们不仅要保牢自己宁波的航路权，而且还要在自己的国家里和到外国去扩张我们的航路权。这样“推广江海的轮船航路，不但可以[4]挽回吊船的生意，而且可以抵御太古、怡和的权利”。为了抵制德国渔业公司对中国渔业的掠夺，《宁波白话报》一方面号召宁波人民不要买德国人的鱼，另一方面呼吁宁波人应该“兴起一个公司来，备[5]几只火轮船，也用极新的法子去捕鱼”。为了发展实业，《宁波白话报》认为，应该重视实业的能力。它说，现在的各国，没有一国不是注意在实业上的，没有一国的人不是注意在实业能力上的。什么是实业的能力呢？那就是“合了许多人的能力，大家一齐讲那实业”。它说：“只知道一己的私利和那一时的小利，……哪里还论得到实业[6]的能力呢？没有能力那实业能发达吗？”它热切地希望宁波地方的[7]工商业者，“变自私自利为群策群力，合力竞争，渐图膨胀”。《宁波白话报》极力鼓吹实业救国，反映了当时我国处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民族资产阶级中上层在经济上迫切要求发展的愿望。他们一方面畏惧大规模的群众反帝反封建斗争；另一方面，又遭受外国资本的排挤和压迫，痛恨清朝政府的腐败无能，强烈要求保护和扩大民族资本主义经济，以求稳固和壮大自己的利益。这种主张当然不是根本救国的正确道路。但是，对于推动民族工商业的发展，壮大民族资产阶级的队伍，增加人民的爱国心和自强心，还是起了积极作用的，并且也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帝国主义势力和反动的封建势力。
2.提倡移风易俗《宁波白话报》的很大一部分篇幅是反对宁波地方上的坏风俗、坏习惯，提倡办一些文明进步的事业。宁波当时赛会成风、厚葬成风、赌博成风，《宁波白话报》发表了诸多文章批评这种现象。譬如《赛会是最不好的事情》一文说：“赛一遭会，这近方大大小小人家不晓得要花费多少钱。鄞县元宵会、关帝会；慈溪都神会、东岳会、洋山会；镇海柴桥会、青苖会；奉化稻花会。……单就一会算来，差不多[8]要论万的费用，若六县统统凑合拢去，足足要花费二三十万啊！”信风水，实行厚葬的风气更加可怕。一些宁波人幻想使子孙得到富贵，死了人，请人看风水，选择适当的坟地，有的甚至把已葬的尸骨另葬。一般人家殡坟占地一二分或四五分，大的达二三亩，甚至一二十亩，起坟丘，种树，荒废大片耕地。《宁波白话报》的编者愤怒地说，这样下去，几十年上百年之后，宁波地方岂不遍地坟山，人们还吃什么呢？为了使人们不去迷信鬼神，《宁波白话报》通过“格致”、“指迷录”两栏，讲一些科学道理，揭破一些装神弄鬼的假象，并且明确地指出：“鬼是断断没有的”，“凡事都靠人力，没人力，徒然倚仗鬼力[9]是万万没中用的啊！”它主张，不如把办赛会的经费提出来，一半开医院，一半办学堂。它认为：“我们在讲大风水，这些小风水是断断没用的。什么叫大风水？那就是那地方形势什么样，财力怎么样？那处可以架炮位，那处必须扎营寨，一一预告，资金积累起来。将来洋人闯进来的时候，可以抵敌他，使他们不能压制我们宁波的百姓，[10]这就是叫做大风水了。”《宁波白话报》还登载了《农人悔赌》、《叉麻雀的坏处》等文章和歌谣，劝诫人们克服好赌的恶习。
3.重视教育和妇女问题《宁波白话报》对教育也比较重视，尤其是小学教育。在“教育”一栏里，《小学教育问答》连载了三期，这是一个完整的小学教育方案，从学生入学的年龄到校长、教师的职责，从各年级课程的设置到学校的规章，都规定得清清楚楚。这个方案认为：“童子失教，其害有三：一害童子，二害父母，三害国家。”教师的职责“终不外尽心教导四个字”，“学问不佳，品行不端，素性不勤，心气不和，口语不清，精神不健，行动不活泼”有一件就不合教师的身份。课程可设四门主课（修身、算法、国文、体操）、三门兼课（图画、唱歌、手工），如修身这门课可以根据不同年级学完“家庭”、“交际”、“自立”、“人格”、“公德”、“国家”等内容，这比张之洞等人主张的小学修身课必须读“四书五经”要大大前进了一步。除小学教育之外，《宁波白话报》还提倡办徒弟学堂和实业补习学堂，实行半工半读，办夜校。它还设想，中国将来一定会办商科大学、工科大学。这些在当时都是很进步的教育思想。《宁波白话报》对妇女问题也是相当重视的。首先，它提倡妇女应当受教育。《论女人家应该读书的道理》一文指出“大凡国家的强盛，全凭在教育”，而对妇女的教育又特别重要。文章认为：妇女文化水平高，儿童的教育才能提高。外国六七岁的小孩就懂得中国十四五岁的孩子那么多事，这与外国重视女学分不开。妇女有了文化，有了国家思想，就能鼓励自己的丈夫、儿子去保卫国家，这样才可以使国家强盛。其二，它提倡妇女要从事生产劳动。认为妇女不从小参加生产劳动，依人度生，就不可能自立。不能自立的女子，尽管她生活[11]过得再好也“不过像洋货店里的皮孩一般，做个玩物罢了”。其三，坚决主张妇女放足，反对封建礼教对妇女的摧残。该刊登载了三篇较长的歌谣，来控诉妇女缠足痛苦。第一篇《缠足叹》（十送郎调）第一段歌词是：“金莲小，最苦恼，从小那苦起苦到老，未曾开步身先[12]袅。不作孽，不作恶，暗暗里一世上脚镣。”第二篇为《象山不缠足会吴歌》（仿十二月花名体）。第三篇《戒缠足也》（望江南）共分八段，最后一段歌词是：“休缠足，缠足岂争妍，闺阁本来天赋质，[13]女郎亦有自由权，何苦乞人怜。”另外，还登载了《劝人不缠足简说十则》和《慈溪戒缠足会章程》，章程共分十则：一、宗旨，二、义务，三、法律，四、会籍，五、开会，六、入会，七、经费，八、职员，九、报告，十、推广。第三则法律中规定，破坏本会章程者罚洋银十圆，入会这家有满岁而不缠足者，每年赠以本会定制鞋两双。
4.揭露帝国主义的侵略《宁波白话报》对帝国主义的掠夺本性认识得颇为清楚，它在《论德人渔业公司和我宁波的关系》一文中指出：“他们外国人所以这样富强，并不是他自己有许多富强的财源，他都是夺别国的财产，夺别国的土地，慢慢并吞来，所以有这个地步。”“他要夺人家的地方，必定是那商业做先锋的，或者先取了矿产，或者先取了铁路，或者先取了渔业，待他事业已经成功了，然后一五一十派出兵来，把这个地方占了去。他口里头还要说几句公正话，说我因为有资本放在这[14]地方，所以要保护这个地方。”它认为，中国之所以贫穷落后，原因之一就是因为长期遭受帝国主义的掠夺。它登载了松隼所作的一篇题为《洋人入华史》的长文，来揭露帝国主义侵华的历史。第一章《洋人入华之最初时代》主要叙述明朝后期和清代前期，西方殖民主义者葡萄牙人、荷兰人和英国人对我国东南沿海及台湾的侵扰。文章指出：“当时西洋人来求通商，我们中国终须想一个抵住的法子，徒然自尊自大是万万不中用的。西洋人可以来我们中国，难道我们中国人不能到西洋去吗？”第二章《江宁条约之始末》对第一次鸦片战争的前因后果作了比较详细的论述，指出，在鸦片战争之前，“中国的国权还是十足没有破绽”，江宁条约“是我中国和洋人交涉以来，坍场面的第一遭”，“自从江宁条约订成以后，中国的国权、主权都失去了本位，英人的势力就圈在扬子江一带，我中国好像喉咙内鲠着鱼骨，咽也咽不下，吐也吐不出。呀！呀！呀！死症！死症！”“从此以后，中国就像一个吸鸦片的人，逐日逐年，萎靡过去，没有振作精神的时候”，“昏昏沉沉过了六十年到今日依然是一个没场面的中国”。第三章《英法盟军入寇之始末》写的是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英法联军入侵广东、天津、北京的罪行。这一章开头便指出：“自从南京订了条约以后，泰西各国，多把中国做一块肉看。”英、法为了扩大侵略特权，故意借“阿罗号”事件发难，再次对中国发动大规模侵略战争，迫使清朝政府签订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通过这次战争“中国的内情都被洋人看得明白，交涉的事情越发难办了”。第四章《安南法乱之始末》指出，中法战争后，“法国无孔不钻，无隙不寻。我云南广西的地方，名虽是中国的大省份，其实已隐隐的落在法人手中”。《洋人入华史》可以说是第一部白话帝国主义侵华史，也可以看做是第一部白话近代史。这也是《宁波白话报》中所特别值得称道的地方。《宁波白话报》不仅比较系统地论述了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过程，而且还对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掠夺资源，强迫借款，把中国弄到穷迫不堪的地步，以及日俄争夺东北和外国教会势力在宁波地方横行无忌的种种罪行进行了较多的揭露和谴责。《防！防！防！宁波将亡了》一文就是唤醒宁波人民起来同外国教会侵略势力作斗争的。义和团失败以后，各地教会势力不仅得到外国侵略者的支持和保护，而且也得到清政府和地方官员的保护。无耻教民更加肆无忌惮，为害乡里。宁波地方也是一样，“阿拉教会”的刺耳之声到处可闻。《宁波白话报》认为，“阿拉宁波”竟然变成了“阿拉教会”，这不意味着我们宁波地方要成为外国侵略者的天下吗？于是，它向民众厉声疾呼：“醒！醒！醒！我们宁波人如有独立性，今日的宁波就可独立，如有排外心，今日的护盗狗为何不排？”“来！来！来！我们宁波人若要不做他人家的附属品，我请和你讲独立，我请从你唱排外。”它还鼓励宁波民众在外国侵略者面前要敢于“挺身往前直进”。但是，《宁波白话报》并不是号召民众用革命的手段去对付帝国主义，由于它本身的软弱性和妥协性，是不可能有同帝国主义作坚决斗争的勇气的。它说：“现在要忖个法子去抵挡他，也是很难的事情，要是用强硬手段去抵敌他，一则我们人心不齐，二则这个事情是[15]极危险的，做得不得法，往往闯出大祸来。”“列位，凡事都要量力自己，强了然后可以和强人抵敌。我做书人的本意就在这里，并非[16]耸动你们，叫你们昏天黑地去乱闹一跑子。”
5.抨击清政府的腐败和媚外《宁波白话报》也揭露了清政府的腐败和媚外。指出“现任抚台聂仲芳，最怕是洋人”，他为了保住自己头上的顶子不掉，洋人干的事即使对宁波民众危害再大，他也得保护。“现在做官的，一百里倒[17]有九十九是这样的。”在第五期里，由戆公作了一篇名为《偷头故事》的传记，说清朝的官员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在浙江打了败仗，但为了报功领赏，就收买了几个小偷去偷洋人的头。近日官员的无用，连偷头的伎俩也不敢使用了。全文以讲历史故事的形式，将清朝官员的庸碌活现出来。《洋人入华史》不仅历数了帝国主义侵华的罪行，同时，也是对清朝腐败的痛斥。在第二章中，作者指出：“秦桧是朝朝有的，就是这鸦片战争的案件，其中也不少像秦桧一般的人。”“他官场一百人中，倒有九十九个是要钱要命的。还有一种姓氏不见百家姓，名字多至三四字的人，本来没有什么才干，……放出京来，不是总督，就是钦差，……中国的场面，就坍在这几个混账的手里。”第四章中，作者指出“那惯喜讲和的李鸿章”信仗英国公使巴夏礼的调停，乘胜求和，出让主权，真是“服砒不知毒，还说味十足”。尤其是在第三章中，作者通过洋务运动失败的历史事实，呼吁人民，不能听任官场那样继续糊涂下去，大家要赶紧起来挽救国家的命运。他说，曾、左、李等人尽管办了这个局那个局，但因为他们“多不好变法，所以办的事件，都没有好结果”。“单看我国海军，办了好多年，仍不能和小小的日本一战”。他指出，我们做百姓的，“官场既然这样糊涂，岂可任他便了吗？列位，你们若有爱国心，大家起来吧”！《宁波白话报》对清政府的态度也同对帝国主义的态度一样，既痛恨它，但又没勇气号召国民起来推翻它。它号召宁波民众起来，是起来振兴工、农、商等项实业。正如它在《论中国各省财源》一文中说：“列位，中国是我们汉人的，旧天下朝廷虽糊涂不想挽回利权，难道我们也随他罢了，快！快！快！大家商量个理财的方法才是啊！”[18]
此外，《宁波白话报》改良第4期还发表了幼渔（马裕藻）《论戏曲宜改良》一文，指出戏曲是“开人智识的一件最快最要紧的东西”，应当使戏曲教“各人有国民的思想，晓得现在世界上的时势”。他认为改良的宗旨有三点：“一明国耻，二作民气，三是描摹社会上的现状。”这些主张在当时是有积极作用的。
总之，从上述的内容分析来看，《宁波白话报》的言论比较明显地反映了宁波的民族资产阶级中、上层的态度和要求。它的基本的政治思想倾向虽是爱国的、进步的，但不是革命的，而是改良的。它说：“倘然我们中国变起法来，上上下下做官的、做百姓的，都把从前极坏的习气改尽了，做工的像做工，做商的像做商，务农的像务农，当兵的像当兵，做官的像做官，各人咬一口肩膀，认认真真做起来，岂有洋人做得到，我们的中国人反倒做不到的事么？若果做到这地步，[19]中国有什么不强呢？”
三、从《宁波新报》到《四明日报》：宁波人在本土的早期自办报（一）《宁波新报》的创办
宁波人最早的自办报花落沪地。在宁波本土，由宁波人自己创办的最早的新闻纸又是哪一家呢？何守先主编的《宁波新闻纵横》说：“在宁波，甬人自办报刊，当以张让三创办《甬报》为最早。”张让三创办《甬报》时在1908年。笔者据宁波老报人庄禹梅《宁波报刊史略》一文所记，则推《宁波新报》为宁波人在本土最早的自办报。该报“创刊于1906年”，“主编人或说是洪佛矢，或说是袁荷龄，不能确知。但纸张已由油光纸而改用白报纸。内容亦已有专电一栏，不[20]过是从上海报纸剪下来的。日出对开一张”。但由于经济拮据，不一年即停刊。由于该报现已不存，故知之甚少，但从庄氏简要的记叙中，可知宁波人在本土的早期自办报受上海报纸的影响甚大。（二）张让三与《甬报》
张让三，即张美翊（1856—1924），字让三，晚号蹇叟，鄞县人。早年曾为宁绍台道薛福成幕僚，曾随薛出使英、法、意、比四国达五年之久，考察各国民情风俗，具有开放意识，在甬上颇有声望。20世纪初，张让三任南洋公学（交通大学前身）总理；辛亥革命后任宁波教育会会长，参与刻印《四明丛书》；晚年任宁波旅沪同乡会会长。
1908年，张让三创办《甬报》。该报已与前英国牧师阚斐迪所办《甬报》的书本形式大不相同，它采用有光纸，对开机铅字印刷，日出一大张，已具备新闻纸样式。内容与形式同早年的《申报》相似。首“论文”，次“宫门抄”及“上谕”之类，再次为“新闻”。张让三创办《甬报》时还向外国购来印刷机和铅字。出版仅四个月即停刊。
从总体上看，清末宁波出版的报纸，大都昙花一现，不能持久，究其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当时宁波人订阅报纸的，大多数为商店，而商店一向是订阅上海报的，尤其是1872年英国商人美查等在上海创办的《申报》对宁波的影响较大。当时正是戊戌政变、义和团起义、八国联军入京、日俄战争等，时局亟变，加以革命党四处暴动，商人们都十分注意国内外形势，急于要知道当时消息，而宁波报纸的电讯都剪自上海报，消息比上海迟一日，由此不重视宁波报纸。二是宁波新闻纸因当时没有外勤记者，仅靠各地访员自由投稿，既缺乏重要消息，又与商人们无切身关系，所以商店宁愿订阅上海报，而不再[21]另订宁波报了。由于销量稀少，开支浩大，自然难以持久。
但是，不管如何，宁波人于本土的早期自办报，开创了宁波人拥有自己的近代报刊的开始。这些新闻纸在宁波的出现，显示着宁波人在近代化的道路上已迈出坚实的一步。（三）王东园与《四明日报》的创办
1910年6月30日，在宁波的一些有地位的绅士和巨商的支持下，《四明日报》诞生了。《四明日报》的创办，鄞县人王栋出力最多。
王栋，字东园，浙江鄞东宝幢人（一说“鄞县下王人”）。幼时，家颇清寒。入私塾读书，未半年，即辍学就商，进印书坊当学徒（一说“书店的店员”）。他天资聪颖，发愤苦学。清末，他辞去学徒之职，“迁居镇海小港以训蒙糊口”。当时，浙路风潮在甬发动起来的时候，王东园以通俗演讲员的身份，常常出现在演说台上。他的演讲，“洋洋万余言，听者莫不惊服”，“所以他的姓名，几乎妇孺皆知”。[22]可见其辩才之出众。
当时，国内的革命形势高涨，清政府为了缓和民心，于1905年宣布实行“预备立宪”。次年，颁布九年预备立宪诏，1907年10月正式下令筹设咨议机关。此后，各省纷纷设立咨议局，各州县设立自治公所。这种时局使得商人们想要知道本省及家乡政治消息，渴望有一种地方报纸。同时，宁属各县兴办学校之风盛行。因此，王东园在奔走城乡各地时，深知各地学校、商店、自治团体等，都要求有一种地方报纸。这使他觉得有必要办一份宁波本土的新闻报纸。可见，相比于上述《宁波新报》和《甬报》，《四明日报》的办报时机已经成熟。
在这种情况下，王东园凭着他擅长交际的本领，开始筹集办报资金，得到了本地巨商李霞城、蔡琴荪、董翔遂等的支持。当时，镇海小港人、著名盐商李霞城为《四明日报》的大股东。他之所以慨然认购《四明日报》巨额股款，有两个主要原因：一是当时盐贩与盐商是对立的，不时与缉私营发生争斗。而社会舆论都袒护盐贩，认为盐税是一种恶税，盐商是剥削贫民的害虫。李为洗刷这个不良名声，宁愿出一点钱以博取社会舆论的好感。二是李氏当时已经办有一家钧和印刷所（印刷机从原《甬报》购买），办报纸可使其印刷所增加一大宗生意。图1-5 《四明日报》报头
报纸出版之前，取何报名又成为一个问题。当时，王东园主张用《浙东日报》，李霞城则以为应定名为《宁波日报》。讨论了许久，才定名为《四明日报》。四明包括当时属绍兴府辖的余姚，定此名发行范围可以比《宁波日报》广一些。《四明日报》出版后，王东园即自任经理，首任主编为王卓夫（荦）。历任主笔有吴铁花、张楚钰、叶伯允、陈布雷、李琯卿、陈辟邪等。报社设在“宁波江北岸洋船街口第一百十六号”。创办之初，用油纸印刷，后改用白报纸印，日出对开一张。那时没有什么外勤记者，只有一个主笔、一个编辑、一个校对。
报纸的内容主要分三个方面，“首社论，次专电（也剪自京沪各报），又次各省及四明地方新闻”。“其稍异于《甬报》者，是那时已[23]有五号字，所以地方新闻比较丰富。”但其本埠新闻的主要内容却是“水火盗贼以及赌博被捉，吃醋争风，再加上带有迷信色彩的，如[24]雷击蜈蚣、怪胎等等的所谓异闻怪事”。同时，由于《四明日报》的股东都是本地巨商和有地位的绅士，这就决定了这份报纸的性质是为他们服务的。“遇到绅商人家有什么情事，譬如说一个绅士死了，或者他们家里生了一个儿子举行汤饼会，也大事渲染，郑重其事地登[25]了出来。”
尽管如此，《四明日报》在宁波人于本土创办的早期自办报中是经营得最为成功的一份近代报刊。究其所以成功，是因为《四明日报》不单靠发行报纸的收入来维持报社的运作，而且还懂得靠广告的收入来经营报社。这是《四明日报》能办到1927年的主要原因。1927年，《四明日报》改组为《宁波民国日报》。不久由汪北平等募集资金重新复刊，后因汪离甬而停刊。
此外，在近代宁波日本土的自办报刊中，还值得一提的是《宁波小说七日报》，这是一份文艺性质的刊物。据庄禹梅《宁波报刊史略》记载，该报创刊于1908年（清光绪三十四年）。主编为倪轶池，经常为其撰稿的有倪豫立、郑杏生、庄禹梅等人。内容有论文、小品文、笔记、长短篇小说、诗歌等。每周出32开本一册，每册约30页，定价一角。其发行所设在上海新学会社，宁波各书局均有出售，并远销[26]至南洋群岛。辛亥革命时出至第13期而停刊。该刊之所以如此，笔者认为与其办刊宗旨与经营方式有密切的关系。它以“辅助教育，改良社会”为宗旨，除同人分任撰述外，仍广征海内名著。它把经营刊物的平台放在上海，并海纳宇内的名家在该刊发表文章。这反映出近代宁波的自办报刊既有改良社会的责任感，又有不囿地域的开放观念。
四、自办报刊是宁波自觉走向近代化的一个重要标志
就社会制度而言，近代化就是指资本主义化，它以政治上的民主化、法制化，经济上的商品化、市场化为主要标志；从生产方式来看，近代化就是现代化（或早期现代化），它以科技为动力，以工业化为中心，以机器生产取代手工劳动、机器工厂取代家庭作坊和手工工场为主要标志；相对于传统而言，近代化的过程就是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变迁过程，它是人类社会从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的必经阶段。在这变迁的过程中，它将引起社会生产力、经济制度、政治制度、思想文化乃至人们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等各个方面的变革。
在中国的近代史上，宁波作为首先被西方殖民列强用坚船利炮打开大门的五个通商口岸之一，其迈向近代化之路是建立在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基础之上的。这也就决定了这条近代化之路的复杂性、曲折性。从客观上看，它有来自西方殖民势力的阻力，但又有来自“西学东渐”和东西文化碰撞、交融所形成的推动力。所以，宁波近代化的进程从它一开始就有反对外族侵略、挽救民族危机的责任，同时又有向西方学习，引进西方先进科学技术和思想文化的任务。这两点都在清末宁波人的自办报刊活动中有所体现。
第一，宁波人自办报刊是建立在西方传教士办报和中西合办报刊的基础之上，所以它从一开始就汲取了西方创办近代报刊的经验，从内容、版式、新闻业务和报业经营上都仿效西方近代的办报模式。宁波人在本土所办的第一份自办报《宁波新报》之所以“新”，是为了区别于传统“京报”式报刊之“旧”。“旧报”主要是为了宣达皇命和传递政府、官员的活动信息，而“新报”则是为了发布社会新闻，建立起社会各界信息沟通的渠道和舆论环境。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办在上海的《宁波白话报》，还是办在宁波本土的《宁波新报》、《甬报》、《四明日报》等都是为了在各地宁波人之间、四明之地搭起一个社会信息和商业信息沟通与交流的平台。这既是宁波迈向近代化之后，社会各界对新闻信息的需求，也是宁波人迫切需要冲破在封建社会生产方式下因闭塞视听所形成的人的愚昧状态的要求。《宁波白话报》以“开通宁波民智，联络同乡之感情”为办报主旨就非常能说明这一问题。
另外，甬人早期的自办报刊《四明日报》也采用了西方近代报刊商业化的运作模式，将广告的收入作为经营报社运作的资金。这种报业经营方式，既是宁波城市商业经济发展的产物，也是宁波早期自办报刊与时俱进，学习西方近代先进报业经营方式的表现。
第二，宁波人的自办报刊是宁波人言论表达的阵地。从上述几种报刊来看，都很重视言论，设有“论说”、“评议”、“论文”、“社论”等专栏。这些栏目，对于引导社会进步，改变人们的传统守旧思想起着一定的舆论引导作用。尤其是《宁波白话报》，鼓吹实业救国，表现出进步的政治倾向和爱国主义思想。它还通过历史和现实的事例，揭露帝国主义对华侵略，痛斥清朝官吏的腐败无能，认为中国之所以贫穷落后，原因之一就是遭受外国人的侵略和掠夺，指出只有加快社会改良，发展工、农、商等实业，才能使国富民强，抵御外侮。从这一点上看，甬人早期自办报刊直面社会现实，自觉担负着近代化过程中引导国人实业救国、反帝爱国的神圣职责。
第三，宁波人早期的自办报刊还提倡科学，倡导移风易俗，如《宁波白话报》介绍了科学种田、种桑的文章，还用相当大的篇幅来反对宁波地方上的一些坏风俗、坏习惯，提倡兴办一些文明进步的事业，如在“指迷录”、“格致”栏目中，用科学道理揭露一些装神弄鬼的迷信活动。它提倡妇女应当受教育，谋求自立；它还控诉妇女缠足的痛苦，反对封建旧礼教对妇女的摧残。此外，《宁波白话报》还发表“戏曲改良”文章，提出戏曲改良的宗旨应是明国耻、鼓民气、摹现状等进步主张。这反映出宁波早期的自办报刊试图改变封建的旧风陋习，以通俗易懂的言论和道理“开通宁波民智”，引导甬人树立新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
第四，宁波早期的自办报刊活动，也反映出宁波近代化的过程深受上海影响的一面。我们不仅看到上海是近代宁波人自办报刊的第一站，而且也看到在宁波本土的早期自办报刊深受上海报刊的影响。譬如，《宁波新报》的专电一栏，其内容主要是从上海报纸上剪下来的；张让三创办的《甬报》，其形式与当时上海《申报》相类似，其报纸的电讯也大都剪自上海的报纸。所以，宁波与上海之间存在的天然地缘与血缘关系，使得宁波在近代化的进程中，浸透着上海的影响，而上海的近代化进程中，也无不打着宁波人的烙印。譬如，20世纪初在上海创建的中国第一个自办的科学仪器馆和创办的中国最早的科学杂志之一《科学世界》，是宁波人对上海，对中国向着近代化发展的推动。
总之，甬人于清末自办报刊的兴起既是宁波迈向近代化社会的一个必然结果，同时也是宁波自觉走向近代化的一个重要标志。[1]董启俊：《宁波旅沪同乡会》，载《宁波文史资料》第5辑，第8页。[2]《论政治和实业的能力》，载《宁波白话报》改良第2期，1904年6月28日。[3]戚农：《论蚕桑的利益》，载《宁波白话报》改良第3期，1904年7月13日。[4]《论宁波商业家宜扩张航路权》，载《宁波白话报》改良第1期，1904年6月14日。[5]《论德人渔业和我宁波的关系》，载《宁波白话报》改良第2期，1904年6月28日。[6]《论政治和实业的能力》，载《宁波白话报》改良第2期，1904年6月28日。[7]张謇：《商学会演说》，载《宁波白话报》改良第2期，1904年6月28日。[8]《赛会是最不好的事情》，载《宁波白话报》改良第1期，1904年6月14日。[9]松隼：《鬼是没有的》，载《宁波白话报》改良第3期，1904年7月13日。[10]《风水信不得》，载《宁波白话报》改良第2期，1904年6月28日。[11]《记女子手工传习所》，载《宁波白话报》改良第1期，1904年6月14日。[12]《十送郎调·缠足叹》，载《宁波白话报》改良第1期，1904年6月14日。[13]君木：《望江南·戒缠足也》，载《宁波白话报》改良第5期，1904年8月11日。[14]《论德人渔业公司和我宁波的关系》，载《宁波白话报》改良第2期，1904年6月28日。[15]《论德人渔业公司和我宁波的关系》，载《宁波白话报》改良第2期，1904年6月28日。[16]松隼：《洋人入华史》，载《宁波白话报》改良第1期，1904年6月14日。[17]厩山廛隐：《防！防！防！宁波将亡了》，载《宁波白话报》改良第2期，1904年6月28日。[18]《论中国各省财源》，载《宁波白话报》改良第3期，1904年7月13日。[19]松隼：《洋人入华史》，载《宁波白话报》改良第1期，1904年6月14日。[20]庄禹梅：《宁波报刊史略》，载《宁波新闻出版谈往录》，第2页。[21]参见庄禹梅：《宁波报刊史略》，载《宁波新闻出版谈往录》，第2页。[22]庄禹梅：《宁波报刊史略》，载《宁波新闻出版谈往录》，第3页。[23]庄禹梅：《宁波报刊史略》，载《宁波新闻出版谈往录》，第3页。[24]乌一蝶：《宁波〈四明日报〉始末》，载《宁波新闻出版谈往录》，第32页。[25]乌一蝶：《宁波〈四明日报〉始末》，载《宁波新闻出版谈往录》，第32页。[26]庄禹梅：《宁波报刊史略》，载《宁波新闻出版谈往录》，第11页。
第二章 辛亥光复与民国初期的宁波新闻传播业（1910—1918）
戊戌变法期间的宁波报界，与引领风潮的上海和表现不俗的省城杭州相比，可谓寂寥沉闷，无所作为。不仅没有出版一份以变法维新为宗旨和口号的报刊，而且在当时出版的报刊中，也很少提及那一场在中国近代政治和文化史上意义重大的运动。只有创办于1898年11月的《德商甬报》，也许由于时间贴近的关系，对变法维新有零星记载，其所刊论说文也表现出一定程度的改良倾向，如它一反中国社会重农抑商的传统，在多篇文章中提出发展工商业，重视商人地位的主张，这与中国新兴资产阶级的基本要求是一致的。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宁波报界在戊戌变法时期的冷清也许说明此地缺少变法维新的社会土壤和需求。但当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风暴到来后，宁波报界气象却为之一新。特别是当20世纪的大幕拉开后，宁波激进的青年志士在宁波和邻近的上海参与或主持的报刊活动便成为那个时代革命宣传的重要组成部分，有些甚至在全国都有一定的影响，在中国新闻传播史上也占据了一席之地。1911年11月5日，宁波宣布光复，暂时成立“宁波军政分府”，更是开启了宁波民主政治的历史之门，虽然其存在历时不足七个月，但毕竟揭开了宁波民主共和历史的新篇章。
第一节 宁波人的反清运动与鼓吹革命的报刊
在辛亥革命时期，宁波进步报人既在上海创办报刊，也未忽视本地的革命宣传。从1910年至“五四”运动前，宁波报人在上海和宁波先后创办了《天铎报》、《朔望报》、《武风鼓歙》、《浙东商报》等以革命及革命后的建设为主旨的报刊。
一、《天铎报》：宁波籍报人在上海的革命报刊活动
辛亥革命前夕，中国同盟会宁波籍会员在上海和宁波创办了诸多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政党报刊，如1910年汤寿潜、陈屺怀在上海创办《天铎报》，鼓吹国民革命。民国成立之日，孙中山就职临时大总统时公布的《告友邦人士书》，即由该报首先发表。
陈屺怀（1872—1943），名训正，字无邪，宁波慈溪人。1901年赴日本留学，其间他注重访求科学图书仪器，并把访求到的蚕桑良种带回家乡，从事研究和实验。次年在上海成立通社译书局，翻译东西科学名籍，一纸风行。他早年深受维新改良思想影响，经常接触维新报刊，如《时务报》、《新民丛报》等。之后追崇孙中山民主革命思想，成为坚定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斗士。辛亥革命前，陈屺怀在宁波组织反清运动，嗣后加入同盟会，是辛亥革命中光复宁波的主要领导人。图2-1 陈屺怀
1910年3月11日，《天铎报》创刊。陈屺怀任社长，应春申任经理。办报目的是企图以舆论作后盾，与清廷实行的铁路国有化计划相抗衡。报道内容侧重商情。创办一年后，同盟会会员李怀霜、戴天仇（季陶）、洪佛矢等先后参加该报工作，舆论逐渐倾向激烈。这是以甬人为主在上海创办的报刊，它与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相呼应，也是当时国内较有影响的资产阶级政党报纸。
陈布雷（1890—1948），宁波慈溪人，名训恩，字彦及，笔名布雷、畏垒，陈屺怀的堂弟。陈布雷年少时便以从事新事业为志愿，高中毕业投身新闻界后迅速以“敢言”而著称。陈布雷早年受《时务报》、《新民丛报》、《警钟日报》、《浙江潮》等进步报刊影响，与同学组织“覆满同志社”，相继宣誓“驱逐鞑虏，还我中华”。1910年10月，陈布雷去杭求学途经上海，寓居《天铎报》社，被丰富多彩的记者生活所吸引。1911年春，陈布雷再次经过上海并借寓《天铎报》10天，恰逢该报编辑戴季陶请假回家结婚，委托陈布雷代其撰写评论，陈便答应“每日撰短评二则，间亦代撰论说”。这段经历让陈布雷初试锋芒，也赢得了上海新闻界的认可。
武昌起义爆发后，《天铎报》立即响应。当时，上海的一些报纸称义军为逆军，《天铎报》则勇敢地与反帝反封建的民众站在一起。时年20岁的《天铎报》编辑陈布雷以高度的革命激情“连作《谈鄂》十篇，按日刊布之”，欢呼封建“专制政体终于一去不复返”，讴歌武汉将与美国波士顿、法国巴黎“同为世界上一至足纪念之胜[1]地”。南京政府成立前，《天铎报》连续发表评论推举“民国伟人”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的言论：“凡中国人民知有革命即无不知有孙文。”这些充满革命激情的言论使《天铎报》成为当时上海地区最受欢迎的报纸之一。图2-2 《天铎报》
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政府于南京成立，孙中山所撰的《告友邦人士书》原文（为英文）由陈布雷全文译出并刊登在1月6日的《天铎报》上，文章首段为：
溯自满洲入主，据无上之威权，施非理之抑勒，裁制民权，抗违公意，我中华民国之知识上、道德上、生计上种种之进步，从是迟缓不前。识者谓非实行革命不足以荡涤旧污，振作新机。今幸义旗轩举，大局垂
定，吾中华民国全体，用改以推倒满清专制政府，建设共和民国，布告于我诸友邦。易君主政体以求共和，此非吾人徒逞一朝之愤也。天赋自由，萦想忆夙，祈悠久之幸福，扫前途之障蔽，怀此微忱，久而莫达，今日之事，盖自然发生之结果，亦即吾国民公意所由正式发[2]表者也。
民国初期，《天铎报》改由张客公主持编务，主笔为李怀霜、邹亚云、陈畏垒（即陈布雷）、周桂笙、柳亚子等人。因李怀霜是中国社会党的主要负责人，《天铎报》一度成为中国社会党在上海的机关报。但该报始终坚持反对袁世凯卖国独裁立场，积极支持反袁武装起义。1913年5月29日上海起义军攻打制造局战事失败，《天铎报》被[3]袁世凯下令禁止发行，该报就此停刊。
二、《朔望报》：宁波第一份宣传尚武的革命报刊
1911年，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运动日趋高涨，同盟会及其所属组织的革命志士纷纷创办各类报刊，宣传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和资产阶级革命主张。为了把革命的火种引到家乡，加快宁波地区的革命进程，促使宁波早日光复，陈屺怀辞去《天铎报》社长职务，会同同盟会会员范贤方、章述洨、林端辅等人，联络宁波士绅及各界领袖，于5、6月间成立了宁波国民尚武分会。国民尚武会是上海同盟会所建的中国国民总会创办的尚武社团。中国国民总会提倡尚武，组建了模范体操团，暗地里为武装革命做准备。宁波国民尚武分会的[4]宗旨为：“提倡武风，挽救文弱。鼓吹革命，网络人才。”宁波分会成立后，即仿效上海同盟会的做法，聘请新军排长陈肇英为国民体操团的总教练，为光复宁波的革命活动培养武装力量。正是这样的背景下，宁波出现了第一份大张旗鼓地宣传尚武、倡导爱国御侮的革命报刊——《朔望报》。《朔望报》，1911年7月10日（宣统三年六月望日）创刊。社长为[5]“天恨”（应彦开），编辑主任为“沧浪、化尘”。该报为双月刊，洋装书本式，由宁波朔望报社发行。总发行所“朔望报社事务所”在宁波日升街。《朔望报》在第一期“本报章程”中，明确提出：“本报以唤起国民爱国思想，鼓励国民尚武精神，灌输学术，针砭社会为宗旨。”其发刊词写道：
……继思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乃组织是报，以唤起国民爱国思想，鼓吹国民尚武精神，挡扫迷烟，招苏国魂，震之、撼之、刺之、激之，大声疾呼，以醒之，缠绵忠爱以感之。并种种学说之有益于国民者介绍灌输之。一切事实有病于国民者，针砭之，药石之，使国民有勇武奋发、不屈不挠之气；聪明睿智、有学有说之才；各执干戈，以御外侮。……昔萎靡不振、奄奄待毙之病夫变为雄壮欲飞、蒸蒸日[6]上之国民。……故于是报之出现也。
尽管我们不清楚《朔望报》社长应彦开的身份及其与宁波尚武分会的关系，但是《朔望报》的发刊词却明显地与上述“国民尚武会宁波分会”的宗旨是同出一辙的。爱国、尚武、启蒙、变革、抗御外侮等宣传主张，反映着该报具有当时资产阶级革命报刊的色彩。《朔望报》的栏目主要有“社论”、“学艺”、“学说”、“短评”、“小说”、“史传”等。其中“社论”、“史传”、“学说”主要宣传尚武精神、传播西方思想、鼓动民众爱国以御外敌，文字中也暗含了反清色彩，譬如“史传”中的“中国者钱忠介公肃乐传”，钱肃乐是宁波家喻户晓的明末抗清英雄，报纸刊登这样人物的传记，反清的含义不言自喻。“学艺”倡导民众新的生活方式，特别强调体育精神和对体育项目的介绍。如刊登如何练习游泳的《游泳术》、介绍如何练拳强身的《练习拳术序》、倡导民众具有体育精神的《体育论》等。可以看出《朔望报》将倡导强健体格、鼓励竞争、勇于争斗作为尚武思潮传播的首要内容，使民众对尚武精神有了初步的了解和认识。
总之，《朔望报》的刊行，促进了尚武、反清、变革、抗击外侮等资产阶级革命舆论在宁波的悄然形成。
三、《武风鼓歙》：宁波国民尚武分会的机关报
在《朔望报》刊行后不久，宁波国民尚武分会的机关报《武风鼓歙》（又称《国民尚武分会旬刊》）于1911年9月22日（清宣统三年八月初一）创刊。《武风鼓歙》的主编是章訚，字叔言，为清末秀才，[7]杭州武备学堂肄业，后师从“慈溪四才子”之一的冯君木，青年壮志，热心革命，并写得一手好文章。该刊为旬刊，“每月出报三纸”，逢一出版，每期约20页。其出版机构设在宁波道侧府教育会（原崇实书院）。《武风鼓歙》提倡尚武，兴办团练，名义上以“阐明武德，激扬武风，使合邦人士皆有同仇敌忾之心，以合于军国民之资格”为宗旨，实则“鼓吹革命，网罗人才”，并为宁波光复做好舆论准备。其主要栏目有“论说”、“学术”、“载记”、“国内大事记”、“本郡纪事”、“时评”、“要件”、“稗乘”等，其内容均是围绕尚武、强身、崇军、爱国等主题，而这些主题又和抵御列强侵略密切相关。所以，该刊物的言论极力鼓吹尚武精神，激发民气，并具有强烈的民族革命倾向。这在《武风鼓歙》的发刊词就有清晰的显现。发刊词深刻地分析了当时中国时局的危难：“今者中国时局，益惊以岌矣。俄要求于北，英占据于南，瓜分之说，洋溢口耳。片马之案未结，而西藏又见告矣。群盗觊觎堂闼，方欲得主人而胁之。为家众者不思拔刃御侮，顾事事以禀承为恭顺，庸有当乎？……”在揭露和谴责帝国主义列强瓜分祖国大好河山罪行的同时，发刊词提醒宁波“父老弟子”莫要等闲视之，应该“勿忘国耻，追先民尚武之风，作壮士从军之气，……各奋其爪，各磨其牙，结合大群，毅然以发愤为天下雄”。并号召宁波人“投袂而起”，驱逐帝国主义，从而“大而卫国，小而卫乡，公则保土[8]地，私则保身家”。《武风鼓歙》十分重视激励宁波的青年人具有尚武精神，为即将到来的革命积聚有生力量。正如《武风鼓歙》第4期中“巨摩”（即“总撰述”章訚）《敬告宁波青年》一文对宁波青年的勉励：“前途荆棘，来日大难把剑摩挲，当闻鸡起舞矣！”又说：“凡我青年勉想先民之遗烈，歌咏向往急起疾追，克绍其志，行见龙旗飘扬于六州三岛之间。角声呜咽中有无数少年军出，以光大宁波者，用以光大我中[9]国。”
作为宁波国民尚武分会的机关报，《武风鼓歙》还非常突出对宁波尚武分会体操团的宣传。它将体操团的宗旨“提倡尚武精神，养成健全军国民”的口号刊登在刊物醒目之处，同时还将体操团训练的科目“普通操、兵式操、国技、军事学、生理学大要”以及团员规则公诸刊物。为了激励民气，昂扬士气，《武风鼓歙》还专门刊登了尚武分会的“兵操歌”、“运动会歌”、“体操会歌”。现将每一首一段列举如下：《兵操歌》：祖国万岁，扬耿光；国民之军，旌旗十丈，天云苍；鞭莺笞凤，日翱翔；抚髀叱咤，血偾张；百练筋骨，成精钢；跨越五洲凌八荒；全球看我，黄人黄！《运动会歌》：上上上，一跃三千丈，疾箭离弦，圆球脱网；踏地磨肩，量天拓掌，上上上上上，精神百倍王！……《体操会歌》：大风起，云飞扬；横览九州内，如此江山，半夕阳。豺狼狠，磨牙噬爪，伺我旁。操操操，戮力神州，休再蹉跎。[10]……
这些内容的刊登不仅对于当时的宁波民众了解宁波国民尚武分会与尚武体操团均起较好的宣传作用，而且对于激发宁波“诸君子之雄心”、激励宁波民众的爱国热情都有积极的促进作用。《武风鼓歙》的刊行得到了宁波社会各界的热烈欢迎，宁波地方报纸发来祝词，也有人写诗盛赞：句践古英雄，亡吴起甬东。萧条数千载，不见大王风。王风久不作，所望得人豪。扫荡浮云净，青天一月高。章子今人杰，胸中贮甲兵。武风凭鼓歙，天地得甬清。万念枯井寒，澄波不起澜。闻君今尚武，欲啖狂龙肝。《武风鼓歙》出至第3期，即10月11日（农历八月廿一），武昌首义已告成功。所以从第4期起，《武风鼓歙》加强了对革命的宣传，增设“革命军文件一斑”专栏，刊发了《中华国民军鄂军都督示》和《革命军入会愿书》，刊登了同盟会纲领“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为了促进宁波的光复，同盟会宁波分会以《武风鼓歙》为阵地，连续刊载湖北革命军胜利的消息，宣传民主革命的思想。11月5日宁波光复后，《武风鼓歙》的“革命消息”专栏，积极宣传武昌、江苏、上海等地的革命动态，并为宁波军政分府的各项工作服务。该刊第7期刊载了《宁波军政分府征募民国军之简章》一文和《青年军之先声》等消息，深受读者欢迎。据宁波国民尚武分会副会长林端辅回忆：“《武风鼓歙》出刊后，数量日增，宁波各界人士，青年莫不争购，先阅为快，社会风气为之一变，于革命事业有极[11]大的贡献。”
总之，《武风鼓歙》于宁波辛亥光复运动有极大贡献。该刊是辛亥革命时期浙江的一份重要刊物，也是宁波本土创办的第一份资产阶级政党报刊。
四、“有推进辛亥革命之功”的宁波政党报
鸦片战争后西风东渐，宁波地处东部沿海，又是第一批开埠通商的口岸城市，处在了中西文化交流的前沿，接触西方思潮机会较多，时间也比其他地区更早。开埠通商让更多宁波人走上留学海外的道路，这些学子回国后，带来了西方的科学技术、社会变革的信息以及民主共和思想。而办报，则是传播这些思想的最佳途径。但他们开始选择的办报地点不是故乡宁波，而是近邻上海。因为上海既是中国当时最大的工商业都市和报业中心，又与宁波有着天然的地理接近性，其宣传辐射力可以覆盖宁波。所以，一些宁波籍报人早期的办报活动始于上海，而将报刊的目标读者定位在宁波，这是宁波人早期办报的一个[12]显著特点。
最早在上海发起办报的宁波人是陈屺怀、钟期光、洪佛矢、虞和钦等，他们在1903年以“宁波旅沪同乡会”的名义创办了《宁波白话报》，这是一份带有资产阶级革命倾向的报纸，对宁波地区的社会政治给予了极大关注，既批判西方传教士把持宁波地方政权、侵犯中国主权、掠夺中国资源，又鞭挞清政府地方官吏的昏庸腐朽，实为宁波光复之舆论先导。《宁波白话报》虽较有影响，但还不能称为真正的革命报刊，只能算是有革命倾向的报刊。宁波人自办具有真正意义的资产阶级政党性质的报刊是从1910年10月11日《天铎报》的创办开始的。而后则是陈屺怀等人1911年回到宁波组织创办的《武风鼓歙》，其后还有二次革命期间，同盟会会员卢浩、钱衍等人1915年在宁波创办的《浙[13]东公报》等，都不同程度地为推动民主革命进程起过十分积极的作用。
宁波的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在辛亥革命前后所创办的一系列政党报刊，是宁波人自办报刊从发轫走向成熟过程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些报刊以言论见长，其文章以鼓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宣传革命动态、唤起民众的爱国激情、宣扬民权和针砭时弊为主要内容，这对宁波辛亥光复运动起着极大的促进作用，对光复后宁波军政分府的各项工作的开展起着有力的服务和支持作用，对宁波开展反袁复辟、拥戴民国的斗争起着重要的舆论导向和宣传作用。尤其是诞生在辛亥革命前夕的《武风鼓歙》对于宁波光复作用巨大。宁波光复之所以没有流血，基本上是“和平演变”，这一方面应归功于宁波同盟会严密之筹划，另一方面也离不开《武风鼓歙》先期对爱国、尚武、反满、抵御列强等言论的传播，以及武昌首义后，对革命胜利形势和资产阶级革命思想的宣传。应该说，宁波资产阶级革命党人所办的反清、讨袁的政党报刊，在宁波播撒下了革命的种子，这也为即将到来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和国共两党第一次合作的国民革命在宁波的开展打下了良好的政治基础与文化基础。[1]杨者圣：《国民党“军机大臣”陈布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5—46页。[2]转引自：刘光磊、周行芬著：《宁波近代报刊史论》，当代中国出版社2001年版，第86页。[3]参见：《上海新闻志》，“第一编报纸”，“第一章晚清时期报纸”。[4]转引自周军：《〈朔望报〉、〈武风鼓吹〉的尚武传播与宁波光复》，载《新闻世界》2011年第10期，第151页。[5]按：“沧浪、化尘”均为笔名，真名不详。[6]见《朔望报》第一期，2011年6月11日。[7]按：指清末民初的慈溪人冯君木、陈训正、应启墀、洪允祥四人，时人誉之为“慈溪四才子”。[8]《武风鼓歙》发刊词，载周律之：《宁波报刊史》，第146页。[9]转引自周军：《〈朔望报〉、〈武风鼓吹〉的尚武传播与宁波光复》，载《新闻世界》2011年第10期，第151页。[10]转引自周军：《〈朔望报〉、〈武风鼓吹〉的尚武传播与宁波光复》，载《新闻世界》2011年第10期，第152页。[11]林端辅口述，何雨馨整理：《宁波光复亲历记》，载《宁波文史资料》第11辑，第46页。[12]刘光磊、周行芬：《宁波近代报刊史论》，当代中国出版社2001年版，第81—82页。[13]刘光磊、周行芬所著《宁波近代报刊史论》考证其为《新浙东报》，疑有误。
第二节 民国初期宁波报刊业的发展
民国初期的宁波新闻界，也经历了一个与全国新闻界大体相似的乱象丛生局面，从二次革命到张勋复辟，从北洋政府到军阀混战，这一切在宁波的报刊上皆有所反映。但宁波毕竟不同于上海等通都大邑，其报刊受到的反动势力压制相对较小，在民国初期仍有所发展。此前的革命报刊退出历史舞台后，又产生了宁波公益促进会创办的《促进报》，以及《方闻报》、《兰江报》、《明州繁华报》、《浙东公报》等。到了20世纪20年代初，宁波籍报人又在上海创办了以商业报道和政治言论而闻名的《商报》。市民生活领域还出现了最早的戏剧报《詹詹报》。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宁波北仑人虞和钦还在上海参与创办了我国最早的科学综合杂志《科学世界》，并出版了近20年之久。
一、《浙东公报》：伸张民权的舆论武器
1915年袁世凯悍然称帝，引起国内进步人士的一致反对和声讨。反袁斗争迅速汇集成一股潮流。宁波的同盟会会员卢浩（鞠侯）、钱衍（楚怀）等在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的怒潮中组织同志，集资一万元，1915年在宁波江北岸桃渡路口对面创办了另一革命报刊《浙东公报》。响应者有李商山、唐沛然、曹心存等百余人，聘请袁丙熊（明山）为总经理，卢浩为经理，钱衍为协理，向龙（蛰庵）为主编。并委托钧和印刷公司代印，日出四开一张，售价每张铜元一枚。创刊词内容有“欲兴国强国，有赖会党，无会则无团体，无党则无主义，人群不立，其国必蹶，其民必散。盖团众人之力以为力则力厚，团众人之心以为心则心广，团众人之才以为才则才多。党树主义，其义必广，对竞争改进，国粹保存，皆与其国家兴亡盛衰有莫大之关系焉”[1]。
该报鼓吹民权，笔伐奸佞，敢于揭露和抨击袁世凯的复辟丑行与卖国阴谋，唤起广大革命党人和进步民众积极投身反袁斗争的行列之中。由于《浙东公报》文字浅显，意深义长，一度成为脍炙人口的报纸。
不久报馆内部人员相率离去，如总经理应聘掌教书院、经理去京读律、协理赴汉经商；而且，报纸内部人员身份及意见杂乱，对于民权观念的表现，渐渐失去了本来面目，论调也开始变化，不敢再刊发激进言论。到1917年终因无力重振而停刊。
二、《詹詹报》：宁波最早的戏剧评论报《詹詹报》是宁波创办最早的戏剧评论报。关于该刊创办和存世的时间，相关文献有不同的记载。
庄禹梅在《宁波报刊史略》中说：“《詹詹报》，创刊于1915年。主办人金臻庠，主编乌一蝶。铅印四开一张。专载剧评和戏剧界消息，其实是为捧京剧演员芙蓉草（赵同山）而出版的。约出十余期而停[2]刊。”
另有文献记载：“《詹詹报》在民国六年间，为乌一蝶所创办，日出四开一张。”又说：“时江北岸有戏院曰‘鼓舞台’自沪聘得名旦角芙蓉草者，工花衫，擅青衣，扮相美丽，台面玲珑，歌音绕梁，演技精湛，……乌君心嗜平剧，性好艺术，自芙伶登台后，几无脱场之日，……每晚剧终散场，归来撰文加评，……芙伶慕名，趋庭问礼，彼此相识，交往更密，人情交感，视同手足。嗣因芙伶与舞台合约期满，定期赋归，值期启行，乌送之于轮埠，及轮船鸣笛启椗，乌氏受一时情感冲动，竟跳甬江自杀，经人救起，已成一场大病，诚是[3]书生多情，迷惑若此，亦为少有，而《詹詹报》亦随之停刊。”据此记述，《詹詹报》的创刊时间为1917年，停刊于“芙伶与舞台合约期满”后不久。
另外，宁波市档案馆藏有1925年1月4日第85号至1926年10月10日第165号的部分《詹詹》报，其报名只有“詹詹”两字。这些报纸为周报，每期逢星期日刊出。据此推算，这批《詹詹》报的第1号应出于1923年5月27日。图2-3 《时事公事》附送之《詹詹》报
三种不同的创刊时间，何者为是？戴士清在《宁波的戏剧报——〈詹詹报〉》一文，已有所考证。上述名旦芙蓉草（1901—1966），真名为赵同山，后改赵桐珊，新中国成立后，致力于戏曲教学工作，有遗稿《芙蓉草自传》存世。《自传》称其在1915年那年南下杭州演出半年；初秋七月，到宁波“环球”（戏院）演出，后转到“鼓舞台”。在宁波约唱了四个月。又写道：“在杭州时认识金、吴两位报界朋友，他们是宁波人，他们在自己编辑的《詹詹报》上，常有[4]文章捧我，见面时指出我的一些缺点，使我得益不少。”这里的“金”即为金臻庠，“吴”可能是乌一蝶的“乌”字的音误。这些记载，[5]可以“证实《詹詹报》是1915年创刊的”。如果“芙蓉草”确于1915年“初秋七月”来宁波演出，并“在宁波约唱了四个月”，那么我们还可以推出《詹詹报》存在于1915年8月（8日为立秋）至12月之间。这个时期的《詹詹报》应是一份戏剧评论性的报纸，也是迄今所知宁波最早的戏剧评论报。至于宁波市档案馆所藏的《詹詹》报，应该是重新创刊之“詹詹报”，只是沿用了之前《詹詹报》之名。
现存《詹詹》报的每期第一版上都刊登一则启事：“《时事公报》附送本报，不取分文。”但也有零售，每份大洋2分。该报每期4开4版。第一、四版为广告，二、三版为文字。
复刊后的《詹詹》报继续保持戏剧评论的特色，但捧伶的文章相对较少，主要发表评剧随笔、观感与杂感之类的文章。如《观明太祖剧以后》显然是篇观感性质的文章，《明太祖创国走襄阳》是有关戏剧创演得失的评论，《略谈大舞台脚色》、《雇曲拉杂谈》则是对宁波捧角之风奇盛的评论。从实质上看，《詹詹》报则是一份以娱乐、消遣为主旨的小报。为了适应一部分读者追求猎奇与感官刺激的需求，该报也刊载有关男女私情、花界新闻、调笑娱乐，及其他奇谈怪论的文章。为了增加报纸的调笑成分，又专辟《捧腹集》栏目，专门刊登调笑打诨的短文。总的来看，这些文章的格调低俗，有的还充斥宣淫的味道。譬如，《琼华妹妹之末路，始于荡，终于娼》、《上海某某园之秘幕》、《凤姐趣话》、《观淫剧一箭双雕》、《徐筠翠艳史》等文章，从其标题的制作上就可以看出其宣淫诲邪的企图。
但是，《詹詹》报也有诸多关注社会时事的小品文、时评、杂评。每期第二版左上方都有乌一蝶署名“一蝶”的时评杂感，文笔近乎鲁迅的杂文风格，嬉笑怒骂皆成文章。其他的作者还有庄禹梅、张虬公等，但都极少用真名，而是用“病骸”、“醒公”、“牛马”、“痴呆”、“呆大”、“颜染蒋郎”、“丙亥”等笔名。这些笔名玩世不恭，愤世嫉俗，寓含作者对现实的愤懑与不满。所以，我们也看到《詹詹》报刊登的一些文章或借用寓言，或指桑骂槐，以隐晦曲折的笔调讽喻时事。譬如，乌一蝶的杂论《牛步化》，用鼠比喻贪得无厌的军阀，对其争权夺利，祸国殃民进行了极大的讽刺。《血与雪》则以士兵所流之血与冬天所下之雪相互凝结比喻军阀混战的残酷与罪恶。另一杂文《子丑年间之笑话》则借用古代寓言与黑暗现实相互对照，深刻地揭露、讽刺贪官污吏巧借名目聚敛钱财，压榨百姓的丑恶本质。也有一些文章，如《段政府之和平政绩》、《祭沪上诸烈》、《教会与爱国运动》、《英外相之奇谭》等，用辛辣之笔锋抨击了段祺瑞军阀政府，[6]强烈斥责了帝国主义之野蛮侵略。
另外，还值得一提的是，自1925年7月19日第113期起，《詹詹》报于第四版天头的中间加了“国货广告专栏”的大字通栏标题，左右两边分别为“卧薪尝胆”、“永矢不忘”两句口号。下边所有工商企业的广告中，都标明生产、供应的商品是全部国货。这充分表达了办[7]报人难能可贵的爱国精神。
总之，民国初期的十多年间，宁波出现戏剧小报与受上海的风气影响有较直接的关系，也与开埠后自身的商业经济发展有关。开埠后，宁波江北岸迅速形成地区工商业中心和沟通南北的重要商品集散地，这里商贾如织，店肆林立，歌妓舞馆、戏曲剧院也随处可见，这无疑给创办以消遣娱乐为内容的小报提供了社会基础。《詹詹》报就是这个时代宁波娱乐性文艺小报的代表。[1]卢国辅：《浙东公报》，载《宁波新闻出版谈往录》，第46页。[2]庄禹梅：《宁波报刊史略》，载《宁波新闻出版谈往录》，第11页。[3]落伍记者：《宁波报业史话补正》，载《宁波艺文什志》，民主出版社1978年版，第43—44页。[4]引自戴士清：《宁波的戏剧报——〈詹詹报〉》，载《宁波新闻出版谈往录》，第42页。[5]戴士清：《宁波的戏剧报——〈詹詹报〉》，载《宁波新闻出版谈往录》，第42页。[6]参见刘光磊、周行芬：《宁波近代报刊史论》，当代中国出版社2001年版，第206—212页。[7]参见戴士清：《宁波的戏剧报——〈詹詹报〉》，载《宁波新闻出版谈往录》，第43—44页。
第三节 宁波革命报刊的特色分析
在辛亥革命至民国初期这段风云变幻的历史时期，宁波的报刊事业虽然规模不大，影响力也无法与上海、杭州等大都市相比，但其报刊业的表现总体并不落后，甚至还有些出色表现。尽管在宁波本土创办的报刊影响力更多局限于当地，但也形成了自己的特点，特别是以陈屺怀、陈布雷为代表的宁波报人多次在上海成功地创办报刊，并造成了较大的影响，这种影响不仅只限革命年代，而且延续到了民国初期的全国新闻界。
一、辛亥到民初，宁波所办报刊存在时间较短
从辛亥革命时期到民国初期，不论是在上海还是在宁波本土创办，宁波报人所办的几份革命报刊存在时间都不长，如宁波本土的《朔望报》和《武风鼓歙》，至今仍难以考证终刊时间，这从一个侧面说明它们存在时间不会太长。《天铎报》只存在了3年零2个月（1910年3月—1913年5月），《浙东公报》也只存在了2年（1915—1917）。另一份宁波本土的文艺期刊《宁波小说七日报》也只存在了不到4个月。个中原因值得分析：
其一，在革命年代，政治特色鲜明的报纸存在时间短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为从辛亥革命到民国初期，尽管革命者奋斗的大方向是民主共和，但当中的曲折和反复很多。辛亥革命前，革命报刊本身就创办在革命对象的统治范围之内，其朝不保夕正是常态，这种情况在全国都是如此，不独宁波；辛亥革命后，国内政局动荡，不同政治势力之间纷争不断，报刊作为政治斗争的工具，自然也易成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所以也难持久。《朔望报》、《武风鼓歙》和《天铎报》都是鼓吹民族民主革命的报刊，其存在时间短的事实放在上述背景中理解便是正常情况了。至于《宁波小说七日报》仅存在三个多月，应该是当时的宁波尚无阅读文艺作品的社会需要，而且小说本身多是反映社会生活的文艺品种，也很难安然存活于政治视野之外。
其二，革命时代的报人办报，往往有较强的工具意识，办报是实现政治目的的手段，其目的大者可以是以救国救亡，小者甚至可以是党同伐异。所以，只要目的达到，报刊也就该寿终正寝了。除非另一些政治需要产生，才会有新一批报刊应运而生。这也可解释辛亥革命到民国初期我国报刊总量大但报刊大都存在时间短的历史事实。
至于消闲报《詹詹报》和科学杂志《科学世界》能存在较长时间，也恰恰是因为这类报刊以提供娱乐信息和科学知识为主，与社会生活和政治运动基本无涉，所以反而能避开政治的种种明枪暗箭。
二、宁波革命报人的路径选择：依托上海，辐射宁波
辛亥革命时期，宁波籍进步报人大多选择在上海办报，辐射宁波，或择机将革命火种引回家乡播撒，形成了革命思想传播的地域接力。
最早在上海发起办报的宁波人是陈屺怀、范贤方、洪佛矢、虞和钦等，他们在1903年以“宁波旅沪同乡会”的名义创办了《宁波白话报》，形成一定影响后又返回宁波创办了《武风鼓歙》及其他报刊。这一路径选择背后，可以分析的原因大体如下：
其一，辛亥革命时期，上海已成为国内新闻业的中心，也是革命宣传的重镇。特别是1900年以后，清王朝的控制力日渐衰微，上海作为各种社会思潮集散地的作用日益明显，也有办报所需的、更便利的物质条件和思想资源。其二，上海有着通商口岸和租界的特殊条件，可为革命报刊提供更大的生存空间和回旋余地。其三，清朝末年，尤[1]其是太平天国运动期间，宁波大量人口迁往上海，逐渐形成了宁波与上海之间较好的文化认同和亲缘关系。而且，宁波报人所办报刊的读者还是以宁波人为主，因此，宁波籍报人选择从上海着手，然后将影响辐射到宁波，应是较为明智的路径选择。
三、为宁波打造了优良的办报传统
辛亥革命不是凭空产生的社会运动，其影响也不可能随着几次军事运动而终结。以陈屺怀为首的宁波进步报人从《宁波白话报》开始，在上海和宁波创办或参与了一系列以政治宣传为主旨的报刊。如1910年10月在上海创办的《天铎报》，1911年在宁波组织创办的《武风鼓歙》。而且影响还不止于此，在民国建立之后仍在延续。如二次革命期间，宁波籍同盟会会员卢浩、钱衍等人1915年在宁波创办的[2]《浙东公报》，1921年陈屺怀、陈布雷兄弟等人在上海接手并发扬光大的《商报》。这些报纸在辛亥革命及其后历次的革命运动，如二次革命、护国战争、北伐战争期间，都为推动民主革命进程起过不同程度的积极作用。这一系列报刊活动形成了一个前后延续的办报传统，并且经久不衰，直到现代。如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宁波的报业发达程度（报纸种类、发行量和盈利能力）比国内一般二级城市更高，并不是新时期突然发生的孤立现象。
客观地讲，作为一个沿海省份的二级城市，宁波较早产生近代化报刊，并在一场全国性的革命运动中发出自己的声音，其后还形成了延续近一个世纪的办报传统，实属不易。这一方面得益于1840年后宁波后成为第一批开埠通商的口岸城市之一，引起了海外宗教传播势力的兴趣；另一方面也与宁波深厚的历史文化传统有密切关系。再者，世界史上，资本主义的萌芽与早期发展都发生在海洋文化圈内，说明海洋文化与资本主义具有天生的亲和性，只要外部条件适宜，海洋文化下的民众对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有着更为迫切的需求，在资产阶级政治革命和与之相伴随的报刊宣传上也有着更多的积极性与主动性。[1]曹树基、李玉尚：《太平天国战争对浙江人口的影响》，《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5期。[2]按：刘光磊、周行芬所著《宁波近代报刊史论》称其为《新浙东报》，疑有误。经考证应为《浙东公报》。
第四节 宁波早期的电话公司及书店
除了报刊直接有功于为市民传播及时快速的政治和社会信息，并有力地推动革命运动与社会建设外，电话公司的创办也为工商业信息的传播贡献了力量，推动了当地工商业的发展；书店和出版机构的出现也为教育事业的发展和文化的传承做了卓有成效的工作。宁波最早的电话公司和近代化的书店也出现于民国初年。
一、四明电话公司：跨入近代社会的市民传播媒介（一）宁波电话公司
四明电话公司的前身是宁波电话公司。在民国初期宁波电话公司创立以前，曾有和丰纱厂一家自办电话。该厂在战船街设立了一所小型发电厂，装设了一座10门电话交换机（属对讲电话性质），通达江东总厂，还供应市内一部分电灯，如浩河头官盐局等。这是宁波电话的史前情况。
宁波电话公司创办人是王匡伯和王仰之。王匡伯在清光绪末年任官督商办杭州电话公司总办。宣统年间，王匡伯调任官办北京电话局局长，宁波光复后南返，经与其堂弟王仰之商议，认为宁波这一地方电话可以发展，想在宁波办一个商办电话公司，又拉宁波商界一帮人士，共筹集资金数万元，组织了“宁波电话股份有限公司”。王仰之任董事长，蔡珪爵为筹备主任。1911年开始筹备，到1913年5月5日开始通话，宁波电话公司就此诞生。
经过两年时间，电话用户陆续增加到将近200户，宁波电话公司必须全部换装有复式闸孔的总交换机才能适应需要。公司通过向富商借款4万元解决了资金短缺难题，并购进原址基地房屋改建西式楼屋三间（原战船街53号），另购瑞典爱立信公司（L.M.Ericsson）制造的信号管磁石式交换总机400门。同时，在通江北、江东各放水底电缆50对。这是自公司成立以来的第一次扩展。原想从此基础稳固，可以大展宏图，不料事出意外，当时宁波商业凋敝，用户没有多大增加，导致公司连年亏损，负债累累。各股东无意继续经营，乃于[1]1921年经股东会议决议宣布解散，“宁波电话公司”就此结束。（二）四明电话公司“四明电话公司”是在倒闭的“宁波电话公司”基础上出现的，主要负责人是厉树雄。之前厉氏因为经营上海的洋行（经销瑞典爱立信公司的电信器材）而与“宁波电话公司”有购料订货及债权债务关系。对一个倒闭的企业，债权人将债权改为投资，又另投股款16万元，共为20万元，组织“四明电话股份有限公司”。
正当接收整理的时候，遭受一次特大台风。当时的路线都是明线，杆木高，挂线多，一经狂风暴雨的袭击，全市杆木吹倒，过江线损坏，断话达两月之久。所幸公司改组伊始，尚有余力，一面收拾残局，一面改装架空电缆，减少明线。此后又加放公司到灵桥地下电缆200对、江北过江水底电缆100对，将原有通江北的50对移作通江东的过江水线。总机设备，扩建开始将原向爱立信公司订购的1200门配装齐全，用户不断增加，又向“上海华洋德律风公司”（即“上海电话公司”）买进旧总机600门，共有1800门的总机容量。到1934年已有用户1800户，达到当时总机容量的饱和点。此时，资本已增到30万元。
不久，因电话业务迅速扩展的需要，公司另购战船街与和义路之间基地2.5亩，建造钢筋混凝土三层楼大厦一座。第一层为办公室，第二层为供电设备、配线架、测量台，第三层为交换室，有容纳8000门总机的面积，留有将来陆续扩充的余地。该建筑全部钢窗，打蜡地板，磨石子地面，电力、电话、电铃等设备都用暗线，自来水、卫生设备、消防设备齐全。这样的新建筑，当时在宁波房屋建筑史上确是首例。
新公司大厦落成，内外机线焕然一新，声音清晰，信号准确，接线迅速，障碍减少，与前迥然不同。不久，用户就达2000余户，交换总机实用坐席为21席。此后到1937年抗战开始这一阶段里，四明[2]电话公司的用户逐步增加，业务蒸蒸日上，成为宁波大企业之一。（三）现存最早的宁波电话号码簿图2-6 宁波最早的电话号码本
宁波市档案馆的馆藏资料里，收集了7本民国时期不同年度（1926—1948）的宁波电话号码簿，其中最早的一本便是民国15年（1926）版的《电话号簿》。这本泛黄的电话簿2009年11月曾在中央电视台《走遍中国》栏目露面，这是宁波老人郑挥珍藏的20世纪20年代的电话号码簿。据考证，这是迄今为止发现的宁波最早的电话号[3]码簿，这可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民国初期四明电话公司业务的繁盛。
二、宁波近代书店的出现
清末民初，宁波城内较具规模的书店，大多集中在长约百米的日新街。当时的宁波日新街便是一条文化街，相当于北京的琉璃厂和上海的福州路。
民国时期，日新街上有6家书店，即号称“五大书店”的汲绠斋书坊、新学会社、竞新书社、文明书局、明星书局及文星书局。
汲绠斋书坊创办于清道光年间，是一家有百年以上历史的老字号书坊。该店有一架石印机，自己刻书、印书，经营以古籍为主，后期与上海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建立了特约经销关系，《四部丛刊》、《四部备要》、《古今图书集成》等丛书一类的书籍在该店可以预约或代购。
新学会社由清末奉化籍留日学生孙振麒、江起鲲集资创建，旨在引进西学，传播新文化、新知识，推进新兴的教育事业。早期经营的书籍有严复翻译的赫胥黎《天演论》，林纾翻译的《黑奴吁天录》、《巴黎茶花女遗事》，以及格致（物理）、数学等方面的教材；以后渐渐侧重于桑园、农艺、畜牧方面的农技书籍，还出版过《二十世纪世界大地图》，风靡一时。该社在上海设有分社，但不久在上海的分社营业额超过了宁波的总社，因此就以上海为总社，在宁波的新学会社反而降格为分社了。
竞新书社和文明书局，分别由奉化人王荫亭和镇海人王蕉化创办，专门供应商务版教科书及笔墨纸砚、簿册抄本、钢笔墨水、仪器等各类文具。
明星书局创办于“五四”运动之后，经营各种新版书籍，其中包括《向导》、《新青年》、《中国青年》等进步期刊，也经销一些右翼刊物，如《醒狮》、《爱国青年》等。
至于文星书局则规模较小。此外，开设在中山东路西马弄口的振新书店，系原汲绠斋书坊业务主任钱君培筹设，也是当时宁波城内较具规模的书店之一。店内还附设了一个“国光集邮社”，这是宁波最早的一家集邮社。
以上这些书店在经营上有些共同的特点：一是经营的多样性；二是营业的淡旺具有明显的季节性；三是开架陈列，书刊任读者自由取阅，不论购买与否；四、以中小学课本为营业大宗，每届开学临近时竞争会非常激烈。
民国时期宁波开设的书店还有开明书店、大酉山房、文献书店、四明书局、林赓记书店、通雅书局、三余堂等，但影响较小，其中有[4]的开设时间不长，有的则坚持到新中国成立。[1]参见宁波市政协网站：《宁波电话事业的回顾》，http：//www.nbzx.gov.cn/art/12/18/art_9745_429581.html；又见《宁波文史资料》第5辑。[2]参见宁波市政协网站：《宁波电话事业的回顾》，http：//www.nbzx.gov.cn/art/12/18/art_9745_429581.html；又见《宁波文史资料》第5辑。[3]林爱：《现存最早的宁波电话号码簿》，见宁波档案网，http：//www.dangan.ningbo.gov.cn/dandtyczgjyxm/200911/t20091116_675287.html。[4]参见傅璇琮主编：《宁波通史（民国卷）》，宁波出版社2000年版，第474—476页。
第三章 “五四”运动至大革命时期的宁波新闻传播业（1919—1927）
从“五四”运动到大革命结束，是宁波新闻传播史上的兴盛时期。新的报刊不断涌现，党派团体纷纷利用报刊宣传各自的政治主张，甚至出现了专门的新闻传播机构——通讯社。在“五四”运动的推动下，宁波一些进步的学生报刊如雨后春笋，响应着全国的反帝爱国与新文化思潮运动，这期间诞生的民营《时事公报》，一直延续到临近新中国成立。1924年，宁波的《宁波评论》、《火曜》等革命刊物相继诞生，传播了马列主义、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思想及主张。大革命时期，国民党宁波市党部创办了《甬江潮》、《宁波民国日报》等机关报刊，促进了反帝反封建的国民革命的深入发展。1919年5月至[1]1927年4月，宁波先后出版报刊60余种，相当于1919年以前的3倍。
第一节 “五四”运动与宁波的报刊活动
宁波中等学生之有组织，开始于1918年5月北京政府私订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当时留日及京沪学生群起反对密约（防敌协定未正式宣布前，常称“中日密约”），宁波也有效实、四中等七八所学校学生组成的“学生团”，起而响应，进行爱国宣传。
一、大风起，云飞扬：“五四”运动在宁波
1919年5月4日，北京十几所学校的3000余名学生齐集天安门前举行示威，高呼“外争国权，内惩国贼”，抗议巴黎和会漠视中国主权，反对北洋军阀政府的卖国行径，从而掀起了一场全国性的爱国运动。随后，“五四”学生爱国运动迅速向各地扩展，上海、天津、济南、广州、武汉、南京、杭州等各地城市群众也先后集会声援北京爱国学生。
1919年5月7日，“五四”运动爆发的消息传到宁波，全城各中等学校的学生义愤填膺，奋起响应。一些学生开始相互联络，筹建组织团体。
5月9日，宁波私立效实中学、省立第四中学（现为宁波中学）等校学生举行集会，通电声援北京学生的爱国行动。会上，学生代表登台发表讲演，抗议北洋政府的投降卖国外交，要求收回山东主权，严惩卖国贼，释放被捕学生，拒绝在和约上签字。“废除二十一条”、“打倒卖国贼”、“还我青岛”、“同胞速醒”的口号此起彼伏。会后，举行游行示威。
5月10日，效实中学和四中的学生组织了“效实学生自助会”等团体，并发出声援北京学生的宣言和通电。
5月19日，由效实、四中两校学生发起，宁波10余所学校各派代表，在后乐园（今中山广场）召开学生聚会，正式成立了“宁波中等以上学生联合会”（后改称“宁波学生联合会”，简称宁波学联），决定通力从事“宣传讲演与抵制日货两事”，下设评议部与执行部。在执行部下，分设宣传、演讲、调查、出版、制造等股，分头组织和发动学生。公推效实中学袁敦襄为总代表，后由四中张传畴担任，并推效实中学张坤墉为副会长兼评议部主席。
5月31日起，学生在宁波学联的领导下，实行总罢课，在罢课宣言中庄重声明“国危矣！学生不忍土地人民之见奴于异族，竭力图救，死且不避”，充分表达了宁波爱国学生的赤子之心。
宁波学生联合会成立之后，又出现了有力的同盟军——“救国十人团”。最初是一些小的团体，这些团体成员包括各阶层，职工占绝大多数，其次是小学教师，分布在城镇和农村。接着发展很快，不到半个月就成立了126个团，有团员1260人。团体在宁波江北岸北隅小学召开了十人团联合大会，选出正副会长和秘书长。由金臻庠（钟灵小学教师，后任记者）担任会长，乌一蝶（《四明日报》记者）、陈荇荪（印刷业）、王冰生（商界）、赵宇椿（商界）、陈器伯（甘白小学教师）、金梦麟（小学教师）等为主要成员。团代表除参加团代表会议，选举十人团联合会会长外，还要负责本团事务，是团里的[2]领导。
学生联合会和救国十人团联合会相继成立后，便结成了同盟，发起了卓有成效的抵制日货运动。它们的任务是张贴标语、散发传单、露天演讲、化装宣传、提倡国货和抵制日货。各中等学校学生在“学联”与“十人团”等组织的领导下，每天到市内各货店、江北岸沪甬商轮及内河商轮检查日货，节假日均不间断。查出的日货，有一定的罚款与处理办法，奸商为此受到严厉打击。在提倡国货方面，因当时民族工商业还不发达，国产商品不多，日用品当中的“三角牌”毛巾、“蝴蝶牌”牙粉、“双十牌”牙刷等算是新产品，由宁波青年学生肩挑各种国货，不辞艰苦上街下乡，向城乡民众宣传销售，并宣传抵制日货。“五四”运动的风暴，唤醒了宁波的青年民众，使他们充分认识到，对于阻碍社会前进的帝国主义以及国内各种旧势力，必须与之开展不懈的斗争。为了唤醒民众对民族存亡的忧患意识，鼓动民众同帝国主义、封建军阀等进行斗争，宁波各党派、团体、青年学生和社会进步人士竞相创办报刊，以此传递信息，教育民众，宣传各自的政治主张。
二、爱国排日：“五四”运动时期宁波的学生报刊“五四”时期，反帝爱国风暴席卷甬城。宁波的许多青年学生、店员、工人走出学校、商铺、工厂，纷纷参加“救国十人团”等社团组织，投入声势浩大的揭露奸商、抵制日货的运动中去。在这些运动的推动下，宁波的学生刊物、爱国报刊应运而生。1919年下半年，仅仅半年的时间，宁波就先后出现《救国》、《良心》、《民意》、《火花》、《天鸣》、《救国要览》等报刊。这些报刊，一部分为“救国十人团”主办，一部分为社会爱国青年自发创办。它们宗旨明确，旗帜鲜明，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及时报道国内以及宁波的学生、工人爱国排日运动，激发和唤醒甬城民众，鼓动爱国热情，宣传爱国主义思想。当时，连被顽固和保守势力所把持的《四明日报》，也一度为爱国青年所占领，成为报道爱国运动的舆论阵地。“五四”运动期间，学生报刊如雨后春笋般纷纷涌现。宁波效实中学自助会编印的《效实学生自助会周刊》便是“五四”运动时期宁波第一份进步学生刊物，它也是五四时期宁波乃至浙江省最早出现的学生报刊。它于1919年5月创刊，初为油印，6月1日起正式铅字排印。由早年在宁波效实中学读书的浙江上虞人胡仲持主编，8开4版，设有“论说”、“常识”、“专件”、“每周新闻”等栏目，主要内容多为反帝反封建，宣传爱国排日，提倡科学民主，曾刊登《亡国恨》剧本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