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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0-05-30 00: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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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日] 西川润

出版社:江西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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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经济入门(帮助普通读者厘清世界经济格局的国民读物,著名经济学家穷数十年学术探究之功!)

世界经济入门(帮助普通读者厘清世界经济格局的国民读物,著名经济学家穷数十年学术探究之功!)试读:

前言

本书原名《世界经济入门》,第一版出版于 1988 年,1991 年和 2004 年又分别出版了第二版和第三版。本书得到了广大读者的厚爱,并被一些高中和大学列为国际经济学或政治经济学的首选读物。笔者曾在第一版的前言中提出,探索对国民而言的真正富足,需要从全球性视野思考,并在区域性层面行动。本书多次重印和再版,说明这个观点得到了广大读者的认同,并且直到今天仍然有助于我们思考日本在世界所处的地位。

第三版对第二版中未能涉及的全球化发展及市民社会的兴起做了详细论述。首先对于全球化的问题,本书并未仅从经济的角度来介绍,而是在第一版和第二版的基础之上,采用新的视角,指出人权和环境等价值观的全球化与经济全球化同步发展,二者时而对立、时而相关,共同塑造了今日世界的新秩序。

其次是关于市民社会的兴起。过去的国际经济教科书一般只将国家和企业看作世界经济的参与者(能动因素),但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国际社会越来越关注以独立个人为基础的市民社会的作用,市民社会成为纠正全球化导致的“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的重要参与者。第三版关注和分析了市民社会作为第三种经济参与者对于纠正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各种不均衡所起到的作用。

如今,第三版出版以后又过了十几年,世界经济秩序进入 21 世纪以后出现了以下两点最主要的变化。第一,2006—2009 年期间,世界经济发生了一次严重危机,这是 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新自由主义盛行导致跨国公司和货币经济泛滥造成的。危机由美国金融机构的次贷危机开始,雷曼兄弟公司等大型金融投资机构相继破产,为企图依靠过剩流动性寻求增长的世界经济泼了一盆冷水。危机之后,一些国家为了重振市场经济所采取的财政金融政策导致政府债务激增,又使主权债务危机浮出水面。这种情况给各南欧国家人们的生活带来了直接影响。2013 年秋,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大本营美国也出现了债务危机,事态发展甚至导致政府机构一度关门。也就是说,进入 21 世纪之后的十几年内,之前就存在的“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被进一步放大。

第二个变化体现在南北问题方面。石油危机之后,世界工业中心向南方转移,金砖国家(BRICS,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和南非)等新兴经济体在全球经济中所占的比例有了飞跃性提高。南北之间的力量对比发生了变化,从美苏两极到 G7,再到 G20,这一点也体现为世界经济治理模式的变化。

20 世纪后半叶也是南北问题的时代。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之后,一直为发达国家提供廉价资源的南方国家开始觉醒,它们首先实现了政治上的独立,接下来便着手否定南北之间的旧国际分工体系。南北问题的根源在于一直受发达国家压制、被边缘化的人们开始质疑其所受到的统治。这半个世纪里,南方国家在全球化进程中获得工业化发展,南北关系发生了变化,同时北方富裕国家的内部也出现了贫富分化现象,即一小部分拥有特权的富裕阶层与大多数平民阶层的对立。这种对立表现为“1% 与 99%”的问题(序章),也表现为日本福岛核电站泄漏事故和冲绳县普天间美国军事基地搬迁等问题所体现的,国内中心地区与周边地区的贫富差距、利害冲突、前者对后者的怀柔和同化以及后者在这种情况下仍然追求独立和自尊的顽强意志和相关运动。表面上看,南北问题在全球各类问题中已经变得不那么明显,但实际上它却正在变为随时都会在世界任何地方发生的问题。

作为一本全新的世界经济入门书籍,本书将上述两个变化纳入视野,在此基础上探讨如何看待 21 世纪前 10 年的世界经济,以及如何思考今后十几年将会出现的变化。

本书继续沿用第三版的基本结构。包括:第 I 部分 全球化背景下的世界经济,从贸易、投资、货币等方面探讨全球化如何推动了世界经济的发展;第 II 部分 世界经济的基础,详细分析了人口、粮食、能源、环境等各基本要素的变化;第 III 部分世界经济的十字路口,考察在前面各要素基础上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各种动态因素。在章节安排方面,本书增加序章,总结了 21 世纪前 10 年里发生的重要变化,并将前三版最后一章“日本的选择”的内容归入结语当中。本书的写作初衷仍然是分析世界经济,阐明日本所处地位,相关数据在这一版中均更新为 21 世纪前 10 年的最新数据。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最近十几年间,日本和世界都出现了不同的发展路线,本书将这些路线之间的对立也纳入视野,探讨日本在后经济增长时期与世界同步前进所必需的条件。正如 2001 年“9·11”恐怖袭击给美国人的世界观带来了巨大冲击,2011 年“3·11”日本大地震导致的福岛核电站泄漏事故也加速了世界的变化,使持续了几十年的自上而下式发展体系受到重挫。日本面临着互相对立的两条路线:一条是既得利益的受益者们所极力推崇的,幻想日本可以通过改变和重建原有的政官财体制①重现经济增长;另一条路线认为日本可以通过市民合作,实现后经济增长时期的软着陆,保持可持续稳定发展,使经济社会向更加重视生活质量的方向发展。

作为今后的道路,日本必须从改变生活方式开始,放弃过去那种超出本国资源承受能力的生活。此外,为了纠正货币经济大潮中的“市场失灵”,日本必须改变自上而下的国家监管体制,开拓出一条自下而上的社会监管之路,沿着这个方向推进结构改革。这种改革只有通过市民社会的参与和公共空间的扩大(第 10 章)才能实现。人们往往容易出于对全球化的恐惧而走向民族主义的道路,很多国家在这一点上并无二致。但是这条道路的前方笼罩着军事经济扩张和核战争的阴影。世界上还存在另一种趋势,即追求对话、合作及和平。为了走上这后一条道路,日本首先必须反思自己,改变物质至上的价值观,以人为本,作为“地球公民” 在全球主义的大潮中生活下去。对进入后经济增长时代的日本来说,这才是最现实的选择。同时,这也是日本迎接世界新秩序,为这个人口持续减少的国家注入新活力的唯一出路。

笔者认为,世界经济的全球化发展与日本经济本身的变化密不可分,要在全球化时代生存下去必须做出正确的选择,这也是本书的最大特点。在当今的全球化时代,我们首先需要从改变身边的生活开始,迈出改变世界的第一步,这也将帮助我们实现真正适合自己的富足生活。希望本书能为即将踏出这一步的读者提供有益的帮助。

岩波书店新书编辑部的坂本纯子女士在本书编辑过程中提出了很多宝贵建议,在此表示感谢。西川润

①指日本的政府机构、官僚体系和财界勾结在一起形成的利益集团。——编者注序章世界经济的双重危机——金融危机和主权债务危机

这两大危机并不是 21 世纪突然发生的,而是在从 20 世纪下半叶持续至今的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中,资本积蓄及经济高速增长的方式出现了危机。全球化发展与金融危机

进入 21 世纪以后,世界经济呈现出动荡状态。

这一时期发生了两个重大变化,一个是始于美国的金融危机,另一个是其后发生的主权债务危机。前者与资本主义经济的 “市场失灵”有关,后者则与推动近代发展的民族国家体系的“政府失灵”相关。二者都宣告着近现代世界在西欧霸权形成之后进入了转型期。当然,这两大危机并不是 21 世纪突然发生的,而是在从 20 世纪下半叶持续至今的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中,资本积蓄及经济高速增长的方式出现了危机。关键词 市场失灵(market failures)

根据促进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发展的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个体在市场经济中追求各自的利益,其结果将会实现最佳的价格均衡和资源配置。但作为前提条件的完全竞争市场(多个卖方和买方按照同等条件参与市场,由其相互之间的供需关系决定价格)只是一种假设,实际上会发生一些市场原理所无法解释的现象,例如利用垄断或者信息不对称(信息的提供方和接收方由于立场不同,可能通过操纵信息影响对方行为)单方面制定或者抬高价格、环境污染、缺乏无法依据利润原理提供的公共资本等,这就是“市场失灵”。某些企业或基金为了投机而操纵或非法运用巨额资本,其结果就是引发金融危机,使一些国家的货币价值或实体经济蒙受损失。关键词 政府失灵(governmental failures)

应对市场失灵需要政府的干预。政府通过税收将企业和公民上缴的税金用于社会福利、国防、教育、科研、无法按照市场(利润)原理供给的公共资本、环境保护及消费者保护等领域。这样可以防止国民内部产生贫富差距和分裂,增强国民与国家的一体感。然而,政府也有可能与特定势力相互勾结,或者成为既得利益阶层的代言人,损害大多数国民的利益。此外,大权在握的统治者也有可能会采取独断专行的政策,或者为了维持其权力而极力迎合大众,使国家面临更严峻的困境。当前,很多发达“民主”国家陷入债务危机,也是由于政府忘记了自我监管和社会责任而大肆增加财政支出造成的。这是“道德风险”(moral hazard)的一个体现。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在战后生育高峰、旺盛的消费需求、重化工业和电子工业领域的技术革新等因素的共同作用下,20 世纪 50 至 60 年代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的黄金时代。这个时代的特征包括经济高速增长、中产阶级的大量诞生①以及家庭耐用消费品的普及。

但在 20 世纪 70 年代,电子信息领域的技术革新开始不久,以第二次世界大战为契机在政治上实现了民族独立的南方国家又迈出了新的一步,开始争取在经济上确立自己的资源主权。这样,长期以来发达国家所依赖的国际分工体系(北方发达国家负责发展工业,南方的发展中国家负责提供原油、煤炭及天然气等)开始崩溃。在南方国家利用本国资源积极发展工业的同时,发达国家的经济则逐渐开始向服务业等第三产业转型。

发达国家的大型企业引领本国实现了高速增长之后,首先于 20 世纪 60 至 70 年代从美国走向欧洲,随后欧美及日本的企业又从 20 世纪 70 至 80 年代开始将工厂迁到亚洲。企业在全球范围内开展的跨国活动越来越多,被称为“全球化”的现象由此开始。

全球化不仅指企业向海外转移,同时也是美国的大型企业(大多数于 20 世纪 70 至 80 年代与欧洲大型企业进行了资本融合)在欧洲、日本,乃至亚洲、南方国家的追赶下,利用美国政府提供的大量美元,将业务扩展到海外的过程。也就是说,除了欧美大型企业在世界范围内进行业务扩张之外,全球化还伴随着经济金融化和货币经济化的过程,即在海外使用美国通过企业融资、战争及对外援助等形式向全世界分发的美元。

20 世纪 80 年代后半期以后,发达国家经济发展趋于成熟,在日本及亚洲国家的追赶之下,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减缓已成定局。在这一时期,除了通过金融和财政政策手段人为推动以外,发达国家已经很难实现 5%~6% 的中速增长。然而,这种人为促进增长的政策不可避免地会导致经济产生泡沫(在没有实际需求的情况下,增加流动性资金的供给,导致购买土地或股票等投机行为泛滥,最后疯狂上涨的地价或股价在某一天突然暴跌)。

日本泡沫经济在 1991 年崩溃。20 世纪 90 年代,美国经济呈现出持续繁荣的景象,被称为“高原景气”②。受其鼓舞,甚至有学者将这一时期叫作“历史的终结”,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呈周期性增长和衰退的历史将会就此终结。然而,“高原景气”并没有持续太久。

不久,进入 21 世纪之后,发达国家的经济开始了一段充满困难和艰辛的历史。IT 泡沫破灭之后

2001 年,在 IT(Information Technology, 信息技术)泡沫基础上出现的“高原景气”宣告终结。这一时期,伴随着被称为“IT 革命”的互联网高速发展,对信息通信企业的投资达到了狂热的高潮,众多被称为“.com 公司”的 IT 创业企业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在美国西海岸地区。这些公司的股价在 1999 年之后以惊人速度不断上涨,泡沫最终在 2001 年破灭,导致大量互联网公司破产。

IT 泡沫的破灭有以下几个原因。

第一,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FRB, 美国央行)为应对经济过热采取了金融紧缩、提高利率的政策,导致 IT 创业公司在融资方面遇到困难。

第二,由于担心 IT 领域投资过剩,投资者转而抛售股票,泡沫必定会产生回跌。

第三,同一时期,2001—2002 年,安然公司(Enron Corporation,营业额高居全美国第七位的能源及 IT 企业)、世界通信公司(WorldCom,电信业务巨头)相继破产。这些大型公司被爆出丑闻,他们通过虚假记账伪造公司业绩优良的假象,以此推动股价上升,公司高层在赢得巨额收益之后又将股票抛出。日本在 2006 年也发生了活力门公司(Livedoor)因财务欺诈被媒体曝光的事件,该公司被取消上市资格。

安然公司和世界通讯公司等大型相关企业因 IT 泡沫破灭而破产,揭示了美国资本主义所陷入的困境。也就是说,大多数人接受资本主义经济的最根本原因是因为它能够积累资本、增加生产,使人们的消费生活更加丰富。然而现在货币资本主义却得以横行,它不为经济体系的主流贡献力量,而是为了尽可能多地吸收闲散资金,通过会计欺诈和财务造假恶意提高股价,一小部分股东和经营者从中获得巨大收益,而众多股民却因为之后的股价暴跌而蒙受惨重损失。虽然也可以说是一些大股东钻了法律空子,利用“利润吸引投资、投资产生利润”的资本主义经济循环为自己谋取私利,但实际上 IT 泡沫的破灭也预告了其后将要到来的大范围金融危机和主权债务危机。

21 世纪的前 10 年里,发生了两次从美国影响到世界经济的金融和债务危机。

第一次是 2006—2007 年发生的次贷危机。次级贷款与优级贷款相对,指发放给那些还贷能力和信用指数较低的贷款者的贷款。2004—2006 年期间,美国金融机构发放的住房贷款中的不良债权越积越多,多家金融机构因此倒闭。这是因为,在 IT 泡沫破灭后的经济低迷时期,美国政府和 FRB 采取的宽松货币政策导致大量资金闲置(流动性过剩),商业银行竞相开发与房屋相关的融资产品,向可能并不具备还贷能力的购房者大量提供贷款。

资金闲置→竞相放贷→房地产泡沫→多重债务→泡沫破灭→资产价格暴跌

这个过程能够看出金融机构将会遭受打击,美国五大投资证券公司在此之后相继受到重挫,2008 年著名证券公司雷曼兄弟(Lehman Brothers)破产,其后贝尔斯登(Bear Stearns)和美林(Merrill Lynch)两大证券公司被收购,高盛(Goldman Sachs)和摩根士丹利(Morgan Stanley)转为银行控股公司(为了更便于接受 FRB 监管而获得救助)。

证券投资银行的破产给持有其金融产品(次级贷款等)的银行体系带来了巨大影响, 2009—2011 年期间,美国平均每年有多达 130 家银行倒闭。③金融机构的破产和随之而来的市场贷款供给收缩也给实体经济带来影响。2009 年 4 月到 6 月期间,汽车行业巨头克莱斯勒公司(Chrysler)和通用汽车公司(General Motors)依据《联邦破产法》申请破产保护,标志着金融领域的恐慌给经济带来了危机。美国的金融恐慌立即扩散到了欧盟(EU)、亚洲等地区与其经济联系密切的国家。全世界同时迎来了股价暴跌、美元贬值(日元升值)、出口受挫等萧条景象。2008—2009 年期间,美国、欧盟、日本等多个国家和地区出现了负增长。政府干预与主权债务危机

第二次危机是由于各国政府为了应对金融危机所采取的金融和财政政策导致财政赤字大幅增加引发的。

2008 年 10 月,美国国会通过了《经济稳定紧急法案》(Emergency Economic Stabilization Act, 该法案规定可以使用公共资金收购金融机构的不良债权)。于 11 月当选,翌年 1 月开始执政的奥巴马政权为了缓解经济危机,依据该法案实施了总额累计近 1 万亿美元的史无前例的金融缓和政策。美国 2009 年度(指 2008 年 10 月至 2009 年 9 月,下同)财政赤字达到有史以来最高水平的 1.4 万亿美元(与 2005—2008 年期间的年度平均 3 540 亿美元相比,骤升至原有水平的 4 倍),2009—2012 年的年度平均财政赤字更是高达 1.6 万亿美元。在欧洲和日本,各国政府也同样投入公共资金救助民间金融机构。日本在这次萧条时期的财政赤字从 2007 年的 10.7 万亿日元增至 2008 年的 20.6 万亿日元、2009 年的 49 万亿日元,三年期间膨胀到了原来的 5 倍(2010—2013 年的年度平均财政赤字为 45 万亿~48 万亿日元左右)。

美联储在 2008—2011 年期间为刺激经济恢复采取了两次大规模货币供给措施,即第首轮量化宽松(QE1)和第二轮量化宽松(QE2)。美联储通过增加购买美国国债,第一次向市场增加了 1.6 万亿美元、第二次增加了 6 000 亿美元的货币供给。接下来又在 2012 年 8 月以后实施了第三轮量化宽松政策(QE3),大量收购金融机构发行的抵押贷款支持证券(每月 400 亿美元),向市场注入资金,期望实现经济复苏。

但是,这些量化宽松政策却动摇了市场对美国国债的信任,导致美元相比于欧元和日元不断贬值。特别是 2011 年 7 月,美元对日元汇率跌破 1 美元兑换 80 日元大关,降至 1 美元兑换 77 日元的“超级日元升值”水平,阻碍了“3·11 大地震”后日本经济复兴的进程。于是,在这种情况之下,安倍经济学(Abenomics)推出了一系列财政及金融政策来挽回日元升值的局面。

在此期间,奥巴马政府在议会通过了相关法案,提高联邦债务上限,力争重振经济,并确保现金流量。但是赤字财政的扩大引发了担忧国债违约的恐慌,2014 年以后随着耶伦(Janet L. Yellen)接替伯南克(Ben S. Bernanke)出任美联储主席,美国开始探索宽松政策的退出策略(exit strategy)。

2009 年以后,欧元经济圈的经济危机开始受到关注。

此次危机源于在希腊政府 2009 年政权交替之际,发现其之前公布为 3.7% 的财政赤字占 GDP(国内生产总值)比例实为 13.6%,导致人们对希腊国债信用的担忧升级。2010 年 4 月,希腊政府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欧盟申请资金援助。同年 5 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欧盟制定了向希腊提供约 1 100 亿欧元(相当于希腊 GDP 的一半以上)的援助计划。但是,爱尔兰、葡萄牙、西班牙和意大利等国的财务状况都日益堪忧。关键词 国家会破产吗?

通常人们认为国家不会破产,大肆举债等道德风险也因此而大行其道。但实际上,国家其实会破产,会导致政权交替,有时国家也会消亡。根据吉田一郎的《消失的国家》一书,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消亡的国家多达 183 个。④导致国家消亡的原因很多,其中也有像苏联解体一样,由于人们意识到了国内经济面临的困难和封闭体制的无路可走,从而导致联邦国家崩溃的情况。

国家破产会引发怎样的事态,2010—2011 年的希腊债务危机为人们显示了明确的回答。为了缓解财政危机,希腊政府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欧盟申请了 155 万亿日元的巨额资金援助,为此不得不接受紧缩财政(降低公务员工资和养老金等政府支出、大批裁减政府雇员以及提高消费税率等)的附加条件。这直接导致了希腊在 2010—2013 年期间经济增长率为负 13% 的急剧收缩,出现了工资水平下降、拖欠工资、失业率增加(2012 年底为 27%,年轻人失业率为 50%)、物价上涨、中小企业破产、抑郁症患者及自杀率增加等问题。人们不得不忍受日趋困窘的生活,由于燃料价格上涨,越来越多的市民使用木炭火炉取暖,各地公园的树木遭到非法砍伐,导致首都雅典的空气污染更加严重。此外,这一时期游行示威也接连不断。据英国《经济学人》杂志的报道,希腊国内无家可归者的数量增多,犯罪和腐败(诈骗、强占、行贿)事件频发,投资环境也日趋恶化。⑤2012 年 5 月至 6 月,希腊选举出了新的联合政权,但政治局势并未恢复稳定。赤字财政就是支出超过了自己的收入水平,希腊的事例(西班牙也属于类似情况)向世人展示了生活水平持续超出自己承受能力时将会产生的后果。《新闻周刊》杂志驻希腊特派员担心,如果希腊的联合政权不得不接受这个国民不愿承受的紧缩财政政策,恐怕选民最终可能只有选择极左或者极右的道路。⑥对日本来说,希腊的情况并非与自己全无关系。

南欧各国的政府财政赤字占 GDP 的比例分别为意大利 4%,葡萄牙、希腊、西班牙 6%~8%(IMF2011 年预测值),均超出了欧盟规定的 3%。此外,南欧各国政府债务占 GDP 的比例分别为西班牙 67%,意大利 121%,葡萄牙 106%,希腊 166%。政府债务的增加导致国债信用下滑、实际利率增高(6% 左右)、政府财政危机的进一步恶化、财政支出收缩、失业率增加及社会恐慌的恶性循环。

南欧各国发生财政危机,并不只是因为这些国家财政管理不善,还因为存在着导致管理不善的以下因素:

第一,欧元区内经济差距愈发明显,德国获得数额庞大的盈余,而这些国家的赤字却不断增加。

第二,全世界闲置出来的庞大国际流动资金或者被用于欧洲各国的政府债券投资,或者被借贷给该区域内的银行,助长了主权债务危机的发生。

第三,随着这一时期一些中东欧国家加入欧盟,资本出现了转移倾向,从原本劳动力低廉、具有成本优势的南欧国家流向了中东欧国家。

第四,南欧国家在欧洲统一市场的竞争框架之内,原本就面临着结构改革的课题,却迟迟没有采取相应的对策。

以上四点可以用来解释为何源于美国的货币经济和金融危机会在欧洲泛滥,并对经济结构脆弱(过度依赖跨国资本)的南欧国家带来沉痛打击。

正因为这些原因,2011—2012 年欧盟各国签署了财政协定,确保成员国之间的财政秩序,并设立了最多可提供 1 万亿欧元援助的欧洲金融稳定机制。也有一些国家导入金融交易税,加强对金融借贷业务的监督,试图从共享银行及财政制度、统一财政的方向探索摆脱经济危机的出路。这一时期,欧元汇率大幅下跌,从 2008 年 6 月 1 欧元兑换 168 日元降至 2012 年 6 月 1 欧元兑换 100 日元左右,跌幅达四成(受日本宽松金融政策的影响,欧元汇率在 2013 年 8 月回升至 1 欧元兑换 128 日元,2014 年 3 月上旬为 1 欧元兑换 141 日元)。

在欧洲经济危机和欧元贬值的背后,除了欧盟各成员国面对统一的步调不够一致的影响之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在当今全球超过 200 万亿美元的金融资产(股票、公司债券、国家债券以及银行存款的总和。2010 年的全球 GDP 总量仅为 70 万亿美元左右)当中,有很多是为了投机而流动,即“过剩流动性”(excess liquidity)。美元和欧元的贬值带来了日元升值的局面,但日元也面临着庞大的财政赤字(2011—2013 年度平均财政赤字占 GDP 比例为 9%,政府债务余额占 GDP 比例为 220%,在 OECD 成员中最为严重),安倍内阁所采取的金融缓和和财政干预政策随时可能让日本也陷入主权债务危机。日元与欧元汇率的剧烈波动已经与世界的实体经济严重脱节,体现了金融经济难以驾驭的一面。

综上所述,21 世纪出现的美国经济困境是“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 必然会导致的资本主义的危机现象,已经波及了欧洲和全世界。亚洲的各新兴经济体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通过积极吸引跨国公司的投资转变成了“世界工厂”。然而这些国家也在 1997—1999 年期间受到对冲基金(第 3 章)的货币经济冲击,被迫面临金融危机,由于出口产业下滑和经济秩序混乱,甚至出现了大城市的务工人员被迫返回农村的现象。之后,虽然亚洲经济通过区域合作呈现出一些恢复的征兆,但在 2013—2014 年期间,个别国家出现了泡沫现象,并面临着跨国公司撤资的威胁。这是因为美国的金融政策由宽松转为收缩,导致利率上涨,流到其他国家的资金出现了回流的倾向。

新兴经济体的发展也并非一帆风顺。“1% 与 99%”的差距

除了经济问题之外,全球化大潮之下,还有一些重要问题是南北国家共同面临的,即社会问题和环境问题。

社会问题主要表现为“1% 与 99%”的社会差距和富差距进一步扩大。

2011 年 9 月以及以后的几个月里,以年轻人为主的数千群众聚集在纽约市的金融中心华尔街,举行静坐、抗议以及示威游行,即“占领华尔街”运动。这场声称“我们就是那 99%”的抗议活动迅速扩展到了美国各地。此次抗议反映了严峻的现实状况,比如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导致曾经处于社会核心的中产阶级逐渐没落(抗议游行的绝大部分参加者是白人),金融危机以后失业率持续上升(从 5% 升至 10%),特别是有四成高中或大学毕业生找不到工作。年轻人的就业难问题也是欧洲和日本的共同现象。

另一方面,根据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的 2012 年经济报告,美国最富有的 1% 人口在总收入中所占比例增加了两倍,从 1973 年的 8% 上升为 2010 年的 24%,可见贫富差距显著扩大。贫富差距增大是全球普遍现象,也是中南美洲急剧变动、阿拉伯之春及日本政权更替(2009)等政治变动的重要背景。2013 年,埃及、土耳其、巴西等中等收入国家都发生了年轻人及失业者阶层的大规模抗议,埃及在军方的介入下发生了政权更迭。

面对贫富差距的扩大,美国奥巴马政权实施了一些新的政策,例如向富裕阶层征税,用来创造就业岗位。然而存在同样问题的日本却是安倍经济学大行其道,试图通过让富裕阶层和大型公司获得更多财富来带动整个经济增长(涓滴效应, trickle down effect)。“我们就是那 99%”现象已经超越了南北的界限,在世界各国成为问题。这给市场万能的风潮敲响了警钟,提醒人们反思建立在新自由主义思想基础上的全球化,促进政府转变政策,重视社会公平和就业问题,实施关注家庭和区域社会的政策,实行欧盟计划征收的金融交易税(第 3 章)等限制投机的制度。日益严重的环境问题

进入 21 世纪以来,环境问题也变得更为严峻。

全球气候变暖现象持续恶化,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发布的第五次评估报告(2013 年 9 月)指出,按照目前的状况发展下去,地球的平均气温到 21 世纪末将会上升 1.4~5.8℃。北极圈的冰川也在不断融化,2012 年全球总冰量与 20 世纪后半叶的平均水平相比已经减少了大约 40%。

全球气候变暖不仅与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的排放量增加有关,人类滥砍滥伐导致森林面积减少也是不容忽视的原因(第 8 章)。面对这种情况,联合国通过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成立了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并缔结了《京都议定书》及《后京都议定书》等协议。《京都议定书》制定的目标是在 2008—2012 年期间,实现发达国家温室气体排放量在 1990 年的基础上减少 5%,但是由于美国和新兴经济体都没有参与而受到质疑。《后京都议定书》得到了美国和中国、印度等主要新兴经济体的参与,由各国主动提出减排目标再进行调整。

有专家指出全球气候变暖与近几年发生的异常气候现象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比如南半球各国的干旱、北美各国的飓风和龙卷风、2013 年 8 月袭击日本各地的暴雨(气象厅形容这次暴雨为“史无前例”)、同年 9 月份发生在菲律宾的台风、巨浪和发生在中国及其他亚洲地区的洪水灾害等。

发展中国家面临着公害、污染、食品安全、酸雨以及生物多样性的丧失等一系列日益严峻的环境问题。特别是近些年来在中国北方肆虐的沙尘暴、雾霾等造成的空气污染已经成为困扰中国政府的难题。根据中国环保部门基于 2012 年下半年数据公布的官方报道,造成各大城市空气污染的 PM2.5(直径小于等于 2.5 微米的颗粒物)在每立方米空气中的年平均含量为 76 毫克,是世界卫生组织标准 7 倍以上,属于重度污染水平。北京大学等的调查显示,空气重度污染会引发呼吸系统疾病、心脏病以及眼睛的炎症等,直接危害人们的生命健康。中国过去曾在 1 月至 5 月的空气污染高发期连日发布大气污染预警,要求人们做好相关防护,大城市居民已经习惯在出行时佩戴口罩,如今政府在一年之内都会经常发布大气污染警报。

日本环境省也采取了相关措施,比如增加 PM2.5 跨境污染的观测点、制作专门网站供市民查询 PM2.5 浓度等。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报告,随着发展中国家城市化进程的发展,因空气污染而死亡的人数持续增加,目前已经达到每年 130 万人。⑦

2011 年 3 月发生的日本大地震引发了福岛核电站核泄漏事故,放射性污染导致大片地区不再适合人类及生物居住,家庭和社区被破坏得面目全非。核泄漏污染物目前还没有有效的处理方法。只要不停止核电开发(第 8 章),人类将继续生活在对核污染的恐惧和担忧之中,这也是福岛核泄漏事故给我们留下的教训。同时,此次事故也揭示了核电领域政府、官僚、财阀、学界及媒体的利益综合体的存在,他们一手操纵了核电事业的发展,构成全球资本积累机制的一个组成部分。

在东南亚地区,印度尼西亚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为了栽培油棕树等经济作物,每年都会焚烧大片森林,由此产生的雾霾在 2013 年 6 月对新加坡、马来半岛等地造成严重污染。

以上为世界范围内的全球化给社会及环境带来的深刻影响,目前世界经济具有以下四个显著倾向:(1)发达国家的过剩流动性(闲置资本)找不到用途,导致巨额资金在全球范围内流动。(2)因此,美国发生了“次贷危机”, 经济危机表现为雷曼冲击等形式的“市场失灵”。(3)政府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来救助金融机构及市场,但目前发达国家的状态是仅能依靠政府增加国家债务勉强维持经济的低速增长。(4)同时,全球环境持续恶化,贫富差距扩大等社会分裂问题愈加严重。

接下来,笔者将结合日本的情况,从面向未来的视角出发,介绍和分析 21 世纪世界经济的特征和各要素。

①随着战后民主化发展,受惠于生产力提高,劳动者阶层工资和奖金均普遍得到提高。

②日本将经济维持高水平的持续繁荣称为“高原景气”,指经济增长趋势不会放缓,也不会突然加速的状态。——译者注

③储蓄保险机构“米国における金融機関破綻件数の推移”2013 年 9 月。

④吉田一郎《消滅した国々》,社会评论社,2014 年。

⑤Economist, January 14, 2012.

⑥Digital Newsweek, May 8, 2012.

⑦“Air Quality and Health”, Fact Sheet, No.313, Sept. 2011.第 I 部分全球化背景下的世界经济第 1 章全球化与区域化的是是非非

全球化促进了财富的增加,但它并非只有积极的方面。伴随着生产力的提高,全球范围内的南北差距、繁荣地区与落后地区的差距以及 1% 的富人与 99% 的平民之间的差距都呈现出扩大的趋势。全球化带来了什么?

全球化是指 20 世纪 90 年代初冷战结束以后,通过市场经济迅速发展起来的世界经济一体化。

民族国家体制(nation state system)是近现代世界最重要的特征,而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动向最早从跨境(或者无国境)经济活动开始,在全球范围内改变了国际关系(international relations),这一现象被称为全球化(globalization)。

需要注意的是,全球化包括经济全球化和意识全球化两个层面。

就经济层面而言,随着世界范围内生产力的提高,市场经济的发展已经超越了国境。这既意味着贸易的扩大,也体现在资本方面,而跨国投资的增加又会继续扩大贸易的范围。因此,经济全球化表现为贸易(商品或服务)数额的急剧增加和资本流动的大潮。

在 1960 年只有 1 300 亿美元左右的世界贸易(出口)总额在 1990 年增至 3.5 万亿美元, 2000 年变为大约 6 万亿美元,到了 2012 年则达到 18 万亿美元。在最近四分之一个世纪的时间里,世界贸易总额膨胀至 5 倍以上,特别是仅在进入 21 世纪以来的 10 年期间就加速增长为原来的 3 倍。此外,境外直接投资(存量,累计金额)也同样直线上升,从 1970 年的约 109 亿美元,增长为 2000 年的 8 万亿美元、2012 年的 24 万亿美元,近些年来新兴经济体的对外直接投资也出现了大幅增加。

在投资逐年增加的同时,投资以外的资金流动(年度流量)也急速增加。当前世界上约有 8 万多家跨国公司,其生产总值约为 12 万亿美元,占全世界 GDP 总量 70 万亿美元(2010 年)的大约 17%,相当于日本 GDP 总量 6 万亿美元的 2 倍,接近美国 GDP 总量 14 万亿美元。

跨国公司从发展中国家廉价获取资源和产品,将赚来的外汇转移到本国,为发达国家积累财富和提高生活水平做出了积极贡献。同时,对于一直生活在发展中国家传统社会里的人们来说,跨国公司也为他们开启了一扇展望世界(比如新的生活消费方式、IT 技术等)的新窗口。

在跨国公司跨过国境开展业务的同时,世界范围的现金流动也大幅增加。这种跨国公司在本国境外使用的资金叫作欧洲货币(Euromoney)。每天有数万亿美元的欧洲货币在全球范围内流动,其中一部分被用来投机,都有可能对任何国家的汇率造成重大影响。20 世纪 90 年代末的亚洲金融危机和最近的欧元危机都证明了这一点。事实上,跨国公司和相关金融机构(例如第 3 章的对冲基金等)都是“钱生钱”的赌场经济(第 4 章)的动因,也是导致近些年来南北差距、南南差距以及世界范围内贫富差距急速扩大的因素。

与经济全球化程度呈正比增长的还有全球人口及劳动力的移动。国际移民组织(IOM)的报告显示,2010 年的国际移民数量约为 2 亿人,国内移民数量为 7.4 亿人,世界人口中平均每 7 人中就有 1 人,总计约有 10 亿人生活在自己出生地以外的地方。目前,世界有数亿人口越过国境来往于各地,全球航空客运载客数量从 1997—1998 年度的 15 亿人次增加至 2012—2013 年度的 29 亿人次。

同时,到海外旅行的日本人也由 1990 年的 1 000 万人次,增加为 2000 年的 1 500 万人次,并于 2012—2013 年度达到 1 800 万人次左右(以上均为出境人数)。进入日本的外国人数量也由 1990 年的 360 万人次增至 2013 年的 1 125 万人次。

根据国际劳工组织(ILO)的统计,21 世纪初期在欧美各国工作的外籍或者在外国出生的人口约占总劳动人口的 5%~15%,人数超过 3 000 万人。在日本拥有居留资格的外国人数量也从 1986 年的大约 87 万人增加为 2000 年的约 160 万人,2010 年达到 214 万人,增至近 3 倍。特别是其中非永久居留的短期居住者数量在同一时期从 21 万人增加到 117 万人,增加为原有人数的约 5.6 倍。与欧美国家相比,在日本工作的外国人仅占总工作人口的 1% 多一点,日本现在面临着严重的劳动力不足问题,因此劳动力市场今后还会进一步开放,在工作场合遇到外国人士的情况将更加司空见惯。

战乱及灾害所产生的难民数量也显著增加,2012 年 1 月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UNHCR)认定的难民和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UNRWA)认定的巴勒斯坦难民人数合计达到 1 540 万人。此外,UNHCR 的 2013 年度报告还指出,各国境内难民的人数多达 2 880 万人,由于政治迫害、冲突、暴力以及人权侵犯等原因被迫在世界各地避难的人数为 4 520 万人。他们当中有 80% 得到了 UNHCR 的援助,比 20 世纪 90 年代初期的 1 600 万人增加了一倍以上。

综上所述,经济的全球化是指市场经济在贸易、投资、劳动力等各方面均在世界范围内不断发展的结果。它与全球自由化、体制开放化、放宽管制及民营化等趋势一同,大幅改写了国际关系的风景,即改变了民族国家之间迄今为止的相互关系。也就是说,民族国家的疆界变得越来越低,资本、商品及劳动力的流动更加频繁,民族国家的控制力量减弱,跨国公司的标准作为“全球标准”变得更加畅通无阻。

生产要素(资本、管理、资源、劳动力)在世界范围内的自由流动与各种技术和经验的碰撞产生了技术创新,从而显著提高了全世界的生产力水平。全球 GDP 在 1990 年约为 20 万亿美元,到 2010 年变为 70 万亿美元,短短 20 年间增加了 2.5 倍。

全球化促进了财富的增加,但它并非只有积极的方面。伴随着生产力的提高,全球范围内的南北差距、繁荣地区与落后地区的差距以及 1% 的富人与 99% 的平民之间的差距都呈现出扩大的趋势。以新兴经济体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经济实力显著增长,充满活力,但贫困和失业也变得更为引人注目。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贫困问题都变得越来越普遍。随着“全球标准”大行其道,很多地区所固有的标准(文化传统)却逐渐消失。

另外,随着全球范围内的工业化发展,公害、环境污染以及生态系统的恶化也愈加严重,人们开始为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而担忧。这些都是全球化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本书接下来还会详细阐述。

AIDS/HIV、SARS(严重急性呼吸系统综合征)、BSE(牛脑海绵状病)等新型传染病的增加也应该得到人们的关注。关键词 华盛顿共识(Washington Consensus)

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位于美国首都华盛顿的布雷顿森林机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在向国际收支出现赤字、外汇周转困难的发展中国家提供贷款时,会提出一些经济政策方面的条件(conditionality),引导贷款接受国放宽政府管制、推行经济自由化。这些政策以华盛顿共识为基础,作为一种手段,其目的是在发展中国家发展市场经济,实现“小政府”,将发展中国家市场纳入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但目前发达国家经济也面临困境,有条件贷款并未产生明显效果,民间资本大量流向发展中国家,削弱了官方资本的发言权,这些原因使华盛顿共识的影响力趋于衰退。关键词 全球化与难民和新型传染病

全球化与难民的增加和新型传染性疾病的流行是否有着必然联系?

经济全球化是指市场经济跨越国界不断发展的现象。在全球化进程中,原有的民族国家解体,促使各民族的身份认同感增强,自治独立运动日益高涨。在自然资源富饶的地区,围绕资源支配权的利益分配问题也不断变得尖锐。属于前者的情况有苏联和南斯拉夫解体、厄立特里亚从埃塞俄比亚独立、卢旺达和布隆迪的图西族与胡图族对立等;后者的情况包括刚果民主共和国(旧称为扎伊尔)、利比里亚、塞拉利昂等国的内战。

近三十年来,艾滋病、埃博拉出血热等新型传染病迅速扩散,有时还会在动物之间传播。关于新型传染病流行的原因,针对每种疾病都有人提出不同观点,未必存在定论,但有一种观点认为,因为过度开发和市场经济的发展,森林遭到滥伐,导致人们接触到了一些原本属于未知领域的病毒,并且由携带病毒的人通过交通、贸易的发展而迅速扩散到世界各地。另外,动物传染病的流行也与市场经济化和高效化饲养有关,家畜饲养向工业化(统一笼圈饲养及大量投放生产饲料)发展,疫情变得更容易经由市场传播,这些都可能是新型传染病扩散的原因。

从这一点来看,也可以说难民数量增加和新型传染病流行的背后,都笼罩着将一切视为商品、并且削弱国家体制的全球化的阴影。人权及环境意识的全球化

与经济的全球化同时快速发展的还有人们意识的全球化,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关于人权和环境的意识。

人权概念伴随西欧资本主义革命和工人运动的兴起,由最初的自由权发展成为社会权,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随着旧殖民地的独立,又相继产生了被称为第三代人权的新的人权概念。例如男女同权、自治权、发展权、环境权、通信权、性与生殖权等等都属于新的人权,即第三代人权。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世界人权宣言》(1948 年)归纳和整理了作为人类共同财产发展而成的人权概念,明确指出人权、人的尊严、民族之间以及两性之间的平等是和平的基础。在《世界人权宣言》原则的基础上,1976 年联合国大会《国际人权公约》(包括规定了自由权利及公民权利的 B 公约和规定了社会、经济、文化权利的 A 公约)正式生效,作为法律规范确立了现今阶段的人权概念。《国际人权公约》在很大程度上涵盖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新兴独立国家和各发展中国家提出的新的人权,标志着如今的人权概念已经不再由西欧国家所独享。例如,这一点体现在,无论是 A 公约还是 B 公约都在第一条规定了民族自治权和自由处置天然财富和资源的权利,另外 A 公约还规定了免除饥饿的权力。

截至 20 世纪上半叶,人权都是被写进各国宪法,受国家保护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国际人权的概念登上舞台,成为国际社会、国际组织必须尊重的普遍性概念,表现为国际条约的形式。

在这些国际条约的成文化过程中,各相关国家和国际非政府组织(NGO)通过各种方式参与审议,广泛吸收民众意见,为国际人权的发展做出了贡献。此外,当今国际人权还有一个重要特征是,与全球性问题相关的国际条约成立之后,还会制定行动计划,强化具体方法,使其在世界各国、在每个国家的各个层面都能够得以实施。例如,根据联合国世界妇女大会通过的宣言和行动计划,各国政府会各自制定行动计划,各地方政府或自治体也要通过相关的行动计划,保证从全球层面到地方层面都能实现男女平等。其实施并非仅限于在各国、各地方层面由行政机构来组织,还会有非政府组织、非营利组织(NPO)以及民间社会的广泛参与,可见人权意识已经彻底渗透到了草根阶层。这就意味着人权的全球化。

此外,环境问题也迅速实现了全球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经济增长热潮中,各地频繁发生公害问题。随着生产力的提高,不仅一个国家的公害会以酸雨或者大气污染、水污染、海洋污染等形式扩散到其他国家,大气中二氧化碳的增多还会导致全球气候变暖、滥伐森林会导致沙漠化和气候异常,以及化学物质泛滥也会给人体健康带来危害,这些情况还会破坏未来的生活环境,甚至威胁到人类的生存。核试验等军备竞赛所导致的环境破坏也成为不容忽视的问题。

经过 1972 年在斯德哥尔摩召开的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1992 年在里约热内卢召开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会议(地球会议)以及《21 世纪议程》的通过,“只有一个地球”的全球意识迅速在全世界得到了普及。距今大约三十年以前,还有一些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会议上堂而皇之地声称“要烟囱、不要环境”,而如今即使在发展中国家,也出现了很多积极开展环境保护事业的非政府组织、非营利组织等民间团体。

以保护环境为主题的全球性国际公约主要包括以下内容:1985—1987 年旨在防止臭氧层破坏的《维也纳公约》《蒙特利尔议定书》,1992 年的《生物多样性公约》,同年在联合国会议上通过的防止全球气候变暖的《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规定各国二氧化碳排放量的《京都议定书》,2010 年在名古屋召开的第 10 次缔约方会议通过的《爱知目标》等。本书第 8 章还将详细介绍环境方面的全球治理的意义和方法,这些都体现了环境意识的全球化。

接下来考察经济与意识全球化之间的关系。信息化的利与弊

毋庸赘言,经济和市场的发展必然会带来信息、交流方式及技术、交通及运输手段等的飞跃性发展。光纤实现的大数据量信息传输、互联网和电子邮件及传真等带来的瞬时无国界交流、Skype 等远程视频电话、IT 技术革命等都与经济和金融的全球化密不可分。表 1-1 世界各地的互联网使用人口及普及率 (2000,2012 年)(单位:100 万人)

2012 年世界互联网使用人口达到 24 亿人(表 1-1)。他们可以通过计算机、手机等通信终端、电视机或者游戏机等与互联网连接,从全世界获取丰富的信息资源,不再依赖政府或媒体,水平式、社会性交流得到显著发展。特别是近些年来,随着手机上网技术的发展,一些发展中国家也迅速普及了互联网,其普及率在不久的将来还将继续提高。

从 2001 年到 2012 年期间,亚洲的互联网使用人口从 1.1 亿人增至 11 亿人,达到 10 倍。其中 5 亿人在中国,日本有 1 亿人,占了一成。预计到 2020 年,中国和印度等国的互联网人口将会继续增多。日本 2012 年的互联网普及率为 80%,基本达到饱和状态。表 1-2 亚洲各国的手机普及情况数据来源:International Telecommunication Union (ITU), World Telecommunication / ICTIndicators Database, June 2013.

表 1-2 为亚洲各国 2012 年的手机普及情况。东南亚国家的普及率基本上已经达到 100% 或者更多。按照联合国和世界银行的定义,柬埔寨和老挝属于最不发达国家(Least Developed Countries, LDC。第 9 章),但其手机普及率也已经分别达到了 128% 和 65%。只有缅甸的手机普及率为 10%,不过这一数据也必将通过其改革开放得到迅速提高。印度在 2007 年只有 2 亿多人口持有手机,普及率为 20%,而 2012 年则增加至 8.6 亿人,手机普及率达到 70%。

在信息通信技术的迅猛发展之下,国民及其乡党意识都逐渐朝着全球化的方向前进,信息封锁成为落后于时代的做法,这无疑推动了民主化的发展。2011 年秋季以后,在军人政权统治之下长期采取封闭体制的缅甸也开始大力推行改革开放,其原因除了国内的民主化运动之外,也有东南亚地区信息化大潮的作用。导致“柏林墙”倒塌,从而结束了东西冷战格局的契机,也是因为西边开放体制的信息传达到了东边的封闭世界。从这个意义来看,可以说经济全球化与意识全球化之间是呈正相关的。

但是,两者并不只是正相关,同时也相互制约或者彼此矛盾。这与市场及政府的失灵具有密切关系。如前文所论述的,经济全球化以市场经济为基础,带来了市场经济在全球范围内的发展。但与此同时,贫富差距及地区差距、南北问题、垄断和投机、环境破坏及公害、失业等“市场失灵”现象也在全球范围内扩大。特别是在 20 世纪 90 年代,欧洲货币危机以及之后的亚洲货币及金融危机都体现了这些问题。

信息化也具有“市场失灵”的一面。也就是说,随着信息化在全球范围内的发展,信息差距和信息不对称的问题也日益突出,即出现了信息鸿沟(digital divide)。这既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也存在于单个国家的内部。

当信息不对称时,信息的发送方可以轻易将信息单方面地发给接收方,从而操纵后者的行为。现在,南方国家已经开始通过手机、互联网的普及来扭转这种信息不对称的局面。总部位于卡塔尔的 24 小时卫星电视“半岛电视台”的创立,正是阿拉伯国家为了改变长期以来美国单方面宣扬的“危险的阿拉伯人”形象,要将阿拉伯民族的想法传达给全世界。人权意识与市民运动

为了抵制包括上述信息领域在内的市场失灵,人们的人权意识不断提升,并针对全球化形成了批判力量。

此外,发达国家在冷战体制下进行军备竞赛,导致紧张升级,为了抗议其引发大战的危险以及军备导致的环境破坏等,促进裁军、倡导和平以及主张人权的市民运动得到了发展。发展中国家当中,有些国家为了追赶发达国家建立了发展独裁政体,他们践踏人权,破坏环境,为了对此进行反抗,力图争取人权和民主的市民运动逐步发展起来。“阿拉伯之春”等民主化浪潮由信息通信技术的普及而产生,也可以说是抵制“国家失灵”,追求人权与和平的运动。

在发展中国家,经济全球化、跨国公司的发展往往会带来大量贪污腐败现象,这也是亚洲发生货币危机,金融体系瘫痪的一个原因。意识的全球化还能发挥检验经济全球化状态的作用。亚洲金融危机之后,在亚洲各地取得瞩目发展的民主化运动浪潮证明了这一点。

不过,也有可能意识全球化并不只是伴随经济全球化而产生,而是拥有其独自的发展动力。正如联合国宪章和《世界人权宣言》是在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惨痛教训之后才得以制定的,意识全球化的发展也与人权、人的尊严以及自由选择的增加等人类社会的发展密切相关。国际人权公约 B 公约议定书规定个人与国家处于对等的地位,为追诉践踏人权的国家提供了可能性,体现了以人为本的世界性思潮。人权意识在世界范围内的发展推动了意识全球化的进步,使其成为批判由巨型企业主导的经济全球化的主要力量。本书将其称为“地球公民意识”。

当今世界,在经济全球化和意识全球化的相互关联和相互对抗当中,全球治理模式发生了双重的重大变化。第一,世界政治经济的治理模式逐渐从发达国家主导型变为多元文化型,具体表现为包括发展中国家在内的二十国集团(G20)的作用日益增强,超越了迄今为止一手掌控世界政治的八国集团(G8)。

第二,在世界经济当中,过去的东西方冷战时期是共产世界与自由世界对立的一元论世界观占据统治地位,而如今则出现了对全球化加以检验的多层次动向。多层次动向指由市民社会、恐怖主义、区域主义等不同参与者同时推动世界实现多元化发展。

接下来介绍这部分内容。从 G8 到 G20,再到 G2 战略

冷战结束以后,世界经济与政治的主要议题一直都是由八国集团首脑会议(G8 Summit)的主要国家协商决定的。发达国家首脑会议的前身是为了协商如何应对石油危机之后风云变幻的世界形势,由法国于 1976 年发起,由美国、英国、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法国、日本、意大利、加拿大组成的发达国家七国会议(Group of Seven, G7)。后来俄罗斯也加入其中,成为 G8。但是,近几年来,随着新兴经济体的崛起,2008 年以后开始召开的二十国集团(Group of Twenty,G20)首脑级峰会已经在协商解决世界经济所面临的课题方面发挥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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