杏苑心悟：全国名老中医陈意临床经验集(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夏永良,陈珺

出版社：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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杏苑心悟：全国名老中医陈意临床经验集试读：

我与陈意先生相识于20世纪80年代，一起在浙江中医药大学工作了30多年。陈意先生是我校著名的中医临床大家，也是我尊敬的兄长。他熟谙经典，中医功底扎实。有时同事聚在一起，切磋学术，他常常引经据典，并且会把《黄帝内经》中的条文一字不差地背诵出来，让我们钦佩不已。他医德高尚，专注临床治病。自谓：“一天不看病，若有所失；三天不看病，若有所病。”这既反映了他钟爱中医事业，又体现出他时刻心系病人的情结。每逢门诊之日，许多病人慕名远道而来，诊室内外熙熙攘攘，热闹非凡。他总是不厌其烦，加班加点，直到把最后一个病人看完。即使是下班后的休息时间，只要有病人请他诊治，他总是有求必应。无论患者职位多高，还是普通百姓；也无论天气是晴朗，还是刮风下雨；无论病人在本市，还是外地；也无论他自己是在年轻力壮之时，还是现在的古稀之年，真正做到了孙思邈《大医精诚》所讲的“一心赴救，无作功夫形迹之心”。

陈意先生风趣幽默，博学多才，与同事关系融洽，在浙江省中医界有口皆碑。更由于他勤于治学，精于医术，为人正直，成绩斐然，不仅在患者中广泛享有盛誉，而且在社会其他领域也有深远的影响。他先后担任浙江省名中医研究院副院长、浙江省第十届人大常委、中央与浙江省保健委员会医疗保健专家等，为医院、为学校、为浙江省的中医药事业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杏苑心悟》是陈意先生从医五十余年的学术经验总结，由从医经历、学术思想、行医心得、临证随笔、医案汇录、膏方抒见等六大部分构成，内容丰富，切合实际。“业医三言”“临诊三要”是陈意先生对中医临床诊治理论的高度提炼；调肝、调气、调和等方法既是中医临床的重要治法，也是陈意先生的临床特色所在；消渴治瘀、湿热兼用苦温疗法更是陈意先生独到的临床经验。凡此种种，不胜枚举，这些都充分反映出陈意先生临床经验之丰富、学术造诣之精深。相信该书的出版，对于中医界的朋友，尤其是中青年医生，拓宽临床思路、提高临床诊治疾病的能力大有裨益。

羊年正月，陈意先生邀我为《杏苑心悟》作序，余不敏，但盛情难却，于是匆匆写了上述，以志祝贺！范永升乙未正月十五于浙江中医药大学陈　序

人既于世，以哭迎之，遁入苦海，为之奈何?生老病死，终所必然，故平淡为真，平安是福，心平如水，海阔天空，古往今来，人皆知之也。

释教以四方天地谓小千世界。千之小千谓之中千，千之中千谓之大千。正名曰：“三千大千世界。”凡此界中，人与人、人与物、人与事，皆因缘也。有缘相识，无缘不遇。或以恩缘，或以冤缘，缘缘相报也。

道法自然，融而相合，吾与医道有缘也。陈者古也，医者意也。古老之医，乃以陈意姓名概之，岂非缘乎！仓公复姓淳于，名与我重。嘉言著《寓意草》，其寓我同。岂非缘中之缘乎！

明·李中梓《内经知要》曰：“知其要者，一言而终，不知其要，流散无穷。”此要言者，阴阳两字也。余谓之：阴阳平衡，人之常也；阴阳失衡，病之变也；阴阳复衡，医之功也，衡者医之要也。

清·叶桂琐于临诊，未暇于文，其传世之作皆以学生集撰而成。所著《未刻本叶氏医案》案语简率，非其所不能书，诚无暇也。

余执岐五十余载，诊逾七十余万，虽学识粗浅，每以叶氏自解，及文者鲜。幸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不嫌愚陋，为我设立全国名老中医药专家传承工作室，由所承学生自抒心得，集而成书，虽为肤浅之作，或可益于后学之一二。抛砖引玉，聊表慰藉。

承蒙李岚清首长题写书名，浙江中医药大学范永升校长作序，感谢倍至！岁次乙未春月陈意于如意斋前　言

论及医缘，老师笑侃：“陈者，古也；医者，意也。”此倾心于中医也。述及医瘾，老师笑谓：“一天不看病，若有所失；三天不看病，若有所病。”言笑之余，回念过往，老师与中医结缘一生。自小跟师学医，读书诵经，得益于师承之学；及长，入班学理，得益于学院之授；继之行医临证，转眼五十余载，得益于坚守中医之道。

师无他好，所好唯医矣；师无他嗜，所嗜亦医矣。一天不看病，若有所失；三天不看病，若有所病。在这日积月累的临床岁月里，他逐渐体悟了中医理念，逐步形成了诊治心得。承蒙国家对中医传承事业的重视，2008年8月，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授予其“第四批全国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指导老师”称号，2011年8月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批准又建立了“陈意全国名老中医药专家传承工作室”。

本书《杏苑心悟》即得益于此！学生虽早已有心，在从师临证中集结点滴文字，欲执笔著录传承师意，但临床、教学、学习、生活等诸多之杂，令人难以静心。工作室的建立，是契机，是动力，亦是一种压力，让学生非执笔不可，又可一了著录传承之心愿。

中医现状，令人担忧；中医的铁杆学子，又令人欣慰。老师忙于临证，无暇于作，所述所授，多由吾辈门生总结成文。如若临床上这些成熟或者不成熟的想法可以称得上是“经验”的话，吾辈愿集其所成而为是书。本书分为从医经历、行医心得、学术思想、临证随笔、医案汇录、膏方抒见六部分，皆是门生随诊研习所成，与杏林道友共享。若有不妥或失言之处，敬请斧正，以助益门生之学。其实，所谓“经验”，是中医理论应用于临床实践的有效表现，若今人来者能够参透中医不同于西医的格物之法，自然能够得到确切的疗效。

感谢李岚清首长为本书题词，感谢浙江中医药大学范永升校长为本书作序，感谢中国中医药出版社为中医学术传承做出的贡献！“陈意全国名老中医药专家传承工作室”成员2015年5月20日　杭州西子湖畔（中共中央政治局原常委、国务院原副总理李岚清为陈意教授题字）（浙江省原省委书记薛驹为陈意教授题字）（浙江省政协原主席刘枫为陈意教授题字）（浙江省原省长吕祖善为陈意教授题字）（贵州省原省长陈敏尔为陈意教授题字）（浙江省原副省长鲁松庭为陈意教授题字）

经历就是能力，磨难更是能力，经历是能力的培养剂，磨难是能力的催化剂。——陈意陈意教授墨宝陈意教授处方（一）陈意教授处方（二）陈意教授处方（三）陈意全国名老中医药专家传承工作室成员全家福（第一排左起陈珺、龙惠珍、陈意、黄琦、夏永良，第二排左起季聪华、陈俊杰、孙海燕、叶菁）本书作者拜师留念（左为陈珺，右为夏永良）从医经历

陈老从医五十余载，学验俱丰，腹有经纶，胸有定见，实乃大家。他禀大医精诚之念，怀悲天悯人之心，守辨证论治之法，重调气以平为期。他风趣幽默，乐观豁达，平近谦和，循循善诱。论及医缘，他笑侃：“陈者，古也；医者，意也。”此倾心于中医也。述及医瘾，他笑谓：“一天不看病，若有所失；三天不看病，若有所病。”此醉心于中医也。回首过往，陈老以亲验育今人、以卓见启后学。一、幼存岐志

5岁，正当天真顽皮爱捣蛋的年纪，陈老即开始步入学堂念书。放学后，他又是药铺的常客。家门附近有一药堂名“存仁堂”，既卖药，也看病，其中有位老中医王幼庭，诊室前门庭若市。其时西医尚不发达，来诊重病者甚多，陈老眼看着一个个用担架抬来的重患几经诊治后慢慢好转，恢复健康，登门道谢。在他年幼的心中，对王幼庭老中医充满了羡慕和敬仰，对中医的神奇疗效充满了惊叹和向往，并立志今后自己也要做一个像王幼庭一样的好医生。

药堂的大墙门，药铺的高柜台，清脆的铜锤声，碾药的铁船声，浓郁的中药味……中医以其特有之美吸引着一代代人。二、初入医门

16岁，正值国家要落实中医政策，作为长子的陈老因家境贫寒，便遵从母意弃学从医。已故外祖父的至交李钟（名“志铭”，字“鼎文”）老中医提出了要求：“若来学医，你儿子要住我家，随我出入。”母亲虽有不舍，也只好应允，陈老遂称呼李师为“先生”，成为国家批准认可的中医学徒。

自此，陈老便开始了起早贪黑的苦读侍诊生活。晨起练字，然后背书，可谓“三更灯火五更鸡”。《药性赋》《汤头歌诀》《脉诀》，以及其他中医典籍的主要条文，每天都有规定数量，背不出不能睡觉。陈老白天随师诊病，中午在药铺研究其他医生的处方，晚上整理背诵，以待师评。如此数年，打下了扎实的功底。

陈老喟叹，忆当年，吃不饱，睡不够，怎一个“苦”字了得。要记背的东西太多，难免忘词、串句，只有不断重复。他的秘诀是两个“小”——“小字条”“小本子”，反复学习。“小字条”上抄写了当日需要背诵的内容，边走边背；“小本子”上记满了已经记背的内容，作为今后反复强化的宝典。为此，陈老不知道多少次与电线杆亲密碰撞，不知道多少次饿着肚子挑灯夜修。而今，陈老提点初学者切忌读书过杂，要以经典为宗旨，在此基础上可以看些临证书籍，如《医宗必读》《医学心悟》等。三、得入医班

1962年春，卫生部门组织师带徒中医学生成立了“杭州市中医班”，系统教授中医课程。陈老应招入班，继续边读书、边临床的生活。

读书，辛勤依然。在中医班有诸多名师名医授课，如潘泽候、李汝鹏、汤士彦、高德明、盛循卿、余尚德、韩祖源等。陈老在这些中医大家的教导下，完成了中医理论课程的系统学习。

临床，如此坚持不懈五载。李师临证繁忙，教学严厉，诊余喜酒而不幸中风。陈老每日在照顾好卧床的先生后，转从年长其30岁的郭卫康大师兄随诊。郭师兄亦承师技，临证疗效显著，病患满堂，在民间已有很好的声望。他非但不以长者自恃，而且还勇担师职，带小师弟学习。陈老每忆于此，心中诸多感慨。

生活，自力更生。陈老作为家中长子，自谋生道，不欲给家中增添负担，连购买文具也成了一种奢侈。幸好，陈老偶然结识了杭州草药门诊部学徒王宝德先生，暇时与之上山采药，并将药品晒干卖给门诊部，换得一文半钱来购置笔墨。四、学以致用

1966年，陈老学满毕业，“文革”大潮席卷而来，被分配至基层医院的陈老则一心扑在病患上。他天天出门诊，诊余又步行至患者家中出诊，起沉疴，疗重疾，蠲病苦，深得患者喜欢，逐渐小有名气。

当时医疗条件甚缺，老百姓家中老人若有重病者并不送医院，多是请医生到家看看，以示“已尽人事”。陈老在业余时间出诊时治疗了很多危重患者，积累了诸多宝贵经验。

南星桥一老太太因心脏病病危，家中已备后事，儿辈请陈老看病，以尽孝道。陈老不顾劳倦，急随出诊。至其家中，望老人面色如尸，脉来沉细迟且有结代，诊为心肾阳衰之危象，嘱高丽参10g炖，频饮，另处芪附汤合瓜蒌薤白桂枝汤化裁两剂。1剂后患者即渐复苏，两剂后已可下床，继之治疗旬余，患者恢复如前，又可在自家院中散步。

陈老凭着精准的辨证和过人的胆魄，亲历了诸多中医临床诊治，在逆境中坚定自我信念，在困苦中坚持自己的步伐。五、厚积薄发

为了响应“医疗卫生工作中心面向农村”的号召，陈老面临着下乡的分配任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后来因患风湿性关节炎而暂缓，病休后被改派到工厂当厂医，继之到两家市级综合性医院进修西医，期间担任了病房中医的会诊工作。“文革”后，百业待兴，机遇正是为有准备的人而设。1978年，中共中央下达了关于在全国选拔中医药优秀人才的“78（56）”号文件。当时，陈老正在医院进修，忙于病房繁杂事宜。中医班韩祖源先生多次专程劝导陈老报名应考。陈老进修西医，本已忙碌，且无暇温课，意有两难。然韩先生甚是惜才，劝慰陈老，中医的差距不是凭借短期的温课就可弥补，扎实的基本功难以速成。在韩先生的多次劝导下，陈老答应报名，与七千多人共赴初试。经过初试、复试和最后的面试，陈老以优异的成绩脱颖而出，进入了浙江省中医院这片更加宽广的土地，自此勤勤恳恳，转眼数十载。六、不惑咏怀

孔夫子言，四十而不惑。陈老的不惑之年是在门诊、急诊、病房度过的，每天早上起来看病，午餐后又继续看病。当时医院病房讲究中治率，危重患者在密切观察的情况下进行中医治疗，以中医理论来书写病历，修改中药处方有根有据，陈老的中治率可达90%以上。1997年起，陈老担任浙江省干部保健任务，继之被评为“浙江省保健委员会干部医疗保健专家”，并于2011年荣获“浙江省干部医疗保健先进个人”称号。2010年8月又被中央保健委员会聘请为“中央保健委员会中央保健会诊专家”，多年为国家领导人进行保健和治疗，尽心尽责，颇受认可。

忙碌之余，陈老倍感充实，即兴赋诗《不惑咏怀》以寄其志：

灵霄被贬，森罗放逐。幸崔判重旧，暗渡迷津，私惠混沌，旋即已至不惑矣！

忆往昔，初涉人世，几经坎坷。千般疢难，万劫遁脱。仰灵墟太幻，尝太白吟歌，北斗对弈，而今昴日无光，天壤难告，岂不哀哉！

承抱朴子秘授虚玄，运天地之正气，握苍茫之五行，决死生于顷刻，起沉疴于一旦。立意于岐黄之间，得志于虚幻之外，飘飘然清风贯袖，悠悠然乐在其中。

然圆寂有时，太极无限，但观旧主重返，太斗迎庆，庄老叙旧，庶可穷吾之心意者也！

注释：师肖属鸡，昴日星君乃鸡君也，故师以昴日之口吻，叙不惑之咏怀。被贬于灵霄，放逐于森罗，幸遇判官崔珏，素重旧交，暗渡阴阳之迷津，私惠混沌之人间，转眼四十载矣！忆往昔，初涉人世，几经坎坷。千般疢难，万劫遁脱。仰观灵墟太幻，曾与太白星君吟诗、与北斗星君下棋。如今，因昴日星君下界而星座无光，天地之隔，难以相告，岂不哀哉！蒙众多师长秘授虚玄之学，运正气于天地之间，握五行于苍茫之中，决生死，起沉疴。立意于岐黄，得志于人间，诊病疗疾，乐在其中。然而人生有年，时空无尽，待昴日旧主重归星座，太白北斗迎接庆贺，庄周老聃相叙旧情，则心意尽也！昴日星君，心意可鉴！七、继往开来

陈老业医五十余载，他时常教诲学子要“活到老，学到老”。要成为一名好中医，首先要有高尚的医德医风，再而必备扎实的中医学基础，并在临床上不断充实自己，达到理论与实践的有机结合，方可实现“左右逢源、触类旁通”的境界。

面对中医现状，陈老呼唤当务之急是要理清思路、分析差异、重视传承、提倡创新，并提出中西医之间的六大差异以解今人之迷惘。其一，理论差异。中医学理论以原则为基础，西医学理论以现实为基础，两者不可混淆。其二，思维差异。中医是宏观调控思维，强调整体观念和辨证论治这两大特色；西医则是微观因果思维，重在找到病因、明确病位、确立诊断、对症治疗。其三，文化差异。中医随中华文化应运而生，由古人反复实践、总结、升华，逐渐完善，是医学和文化的结合体，她的产生与发展融于历史文化之中，其浓厚的底蕴是短短几百年历史的西医所无法相比的。其四，治则差异。中医辨证，以一法治一证；西医辨病，以一药治一病。其五，药物差异。中医以药性理论来驾驭中药，其基本内容包括四气五味、升降沉浮、归经、有毒无毒、配伍、禁忌等；西药则是单体，有分子式，可以化学合成，有药物作用靶点，药效则讲究浓度依赖性、时间依赖性。其六，疾病认知差异。中医认为健康的标准是平衡，而西医要求达到的则是去除病灶。中西医在理论上无法结合，但在治疗上可以互相合作，最终都是为了治愈疾病，即“中西合璧，优势互补”。

陈老始终认为，整体观念、辨证论治、四诊合参是中医之灵魂与精髓，失于斯则不能称之为真正的中医也。故在临证诊疾上，陈老以辨证为要，认为唯有辨证精准、立法相符，方能药达病所，一举获效。在遣药组方上，陈老以调气为先，自谓“调气派”，喜用清灵之品，疏其血气，令其条达，以致和平。在诊治过程中，陈老以情志为重，每在诊察之时，对患者因势疏导，参以幽默之语，使之精神调畅，笑意盈然，心境舒展。

陈老精于中医典籍，旁及诸子百家，博采众长，自成一格，他的诊治特色与临证经验积累于临床、升华于临床、渗透于临床。他不因循守旧，也不故步自封，更不保守己学，对学子谆谆教导、循循善诱。陈老言：“余以为‘业医三言’，其一曰：以八纲为总纲，脏腑辨证为基础，此辨证也；其二曰：虚则补之，实则泻之，虚实互杂则权衡之，此论治也；其三曰：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此治序也。此三言者，可谓要言不繁，临证治病，当时刻铭记，不可偏废！”（孙海燕整理）学术思想一、临证诊疾，辨证为要

陈老认为，辨证论治、整体观念、四诊合参是中医学的精髓和灵魂，失乎斯则不能称之为中医，故临证诊疾以辨证为先，唯有辨证精确，方能药达病所，一举获效。辨证之要，赖之于扎实的中医学基础和丰富的临证经验。陈老认为，临床辨证应有一个基本的规范，即要以八纲为总纲、脏腑辨证为基础，外感重寒热、内伤重虚实。否则，临证诊疾将惘然，论治立法亦无所适从。

陈老对临床上所见以虚为实、以实为虚而致虚虚实实错误辨证的现象甚为痛心，认为导致这一现象的原因有二：一是不把中医辨证作为论治依据；二是把传统的中医理论过于西化，牵强附会。故陈老临证并不拘于一病一方之囿，力求辨证精要准确，用药灵活得体。如消渴之证以阴虚燥热为本，当滋阴清热立法。若见舌红、苔白厚而腻、口渴多饮，乃为阳明胃火燔灼、太阴湿浊留恋，拟白虎加苍术汤，清其热而化其湿，乃可奏效。此治消渴之变法也。二、遣药组方，调气为先

陈老自谓“调气派”，故临证诊疾、遣药组方，对调理气机尤为重视。其因有三：其一，气机者，乃气之运动形式，升降出入是谓也。《内经》有云：“人以天地之气生”，“百病皆生于气”，“非出入则无以生长壮老已，非升降则无以生长化收藏”，气机的顺畅与否，关乎病之起、证之治、疾之愈也。临证诊疾，能不调其气机乎?其二，随着时代的发展，疾病变化亦大也。因饥寒交迫所致的气血大亏者随衣食渐丰而日渐减少，多之者乃经济大潮中人心浮躁、忧思郁闷。无论穷富，皆有烦忧，气机不畅者众也。喻之临床，以胃脘痛为例。现今社会，肝胃气滞者十有七八之多，中脘胀满，嗳气频作，灼痛泛酸，更衣不调，或兼夹失眠，或疾累肝胆，此等当投疏肝和胃、调畅气机之方，然舍疏理之药而不用，反以甘温益气滋腻之辈而投之，岂不缪乎?其三，《濒湖脉诀》云，“四时百病，胃气为本”，故调护胃气素为医家所重。调气之品在遣方用药上多以清灵为长，芳香悦脾，和胃启纳，脾健胃运，气血乃昌。

盖夫调气者，非止狭义之理气耳。“百病皆生于气”，调之以平为期。调气之法，自当非止一端，顺其病势，随证治之，或升或降，或固或泄，或出或入，皆调气之属。广而言之，中医治法之中皆寓以调气之意，如解表以透气、和中以调气、吐下以畅气、补益以生气、消导以散气等。三、精神调适，情志为重

中医学历来非常重视精神心理因素对疾病的影响，《素问·上古天真论》中有“精神内守，病从安来”之说，后世陈无择“三因学说”更以“七情内伤”为人体致病所至关，西医学也以“生物-心理-社会医学”为模式，强调精神对形体的影响。陈老常引嵇康《养生论》中所云来教导学生：“夫服药求汗，或有弗获，而愧情一集，则涣然流漓；终朝未餐，则嚣而思食，而曾子节哀，七日不饥；夜分而坐，则低迷思寝，而心怀深忧，则达旦不眠；劲刷理鬓，醇澧发颜，谨乃得之，壮士之怒，赫然殊观，植发冲冠。”以此观之，精神之于形体，犹君主之于国家也。

陈老重视精神因素在疾病治疗过程中的发挥运用，认为看病不当使患者拘谨，而当使其精神调畅、笑意盈然、心境舒展；遣方用药，重视疏肝解郁、调畅气机，可以事半功倍。四、八法增涩，以和统之

汗、吐、下、和、温、清、补、消乃中医治疗之八法也。自古而今，医者以为治病之规矩，然八法之中无有固涩之法，何以疗虚固脱，而治自汗盗汗、虚泄、滑脱、崩中漏下之疾?故于八法之外，增设固涩一法，庶可周全。《素问·至真要大论》云：“谨守病机，各司其属，有者求之，无者求之，盛者责之，虚者责之，必先五胜，疏其气血，令其条达，而致和平。”此和法立方之要义也。医理浩瀚，其治繁多，终其要者，无外阴阳两字。阴阳平衡，人之常也；阴阳失衡，病之变也；阴阳复衡，医之功也。《素问·生气通天论》云：“阴平阳秘，精神乃治。”故治病当以调和为大法，汗、吐、下、涩、温、清、补、消八法，皆以调和阴阳为根本，故陈老提出“以和法统摄八法，以八法分而治之”。五、湿之诸病，切忌滋腻

六淫之中，唯湿邪之性尤为黏腻重浊，缠绵难去，既或寒化，也可兼热，或可夹风，暑邪当令之时，湿邪每必兼之，久郁可以化火。正如叶天士《温热论》中所云：“吾吴湿邪害人最广。”江南地势低洼，湿邪素盛，罹病亦广，治之之法，当视所患之病位、夹邪之性质、湿病之表里、正气之盛衰，而有芳香化湿、淡渗利湿、苦温燥湿、清热化湿、温化寒湿、祛风胜湿等之别。然不论何法治湿，总以补益滋腻为忌，治湿当以轻清运化，使其邪有出路为则。湿本黏腻，化之利之可也，若再以滋腻补益之品投之，则病势缠绵难愈也。滋腻之品无非甘温甘寒之类，盖甘能腻湿、温可助火、寒能助阴，皆为不合之治，湿家进补非其治也。若湿热未尽，妄用甘温益气如参芪术草之类，无异于助长邪势，火上浇油，恐炉烟虽熄，灰中有火也。六、清热化湿，毋忘苦温

大凡湿邪为病，易伤阳气，其性黏腻重浊，或为寒湿，或为湿热。寒湿之证，当以苦温立法，乃苦能燥湿、温能散寒故也；湿热之证，当以苦寒立法，乃苦能燥湿、寒能清热也。然临证所见湿热者，投以苦寒，其效不彰，致使凉遏冰伏，阳气难展。当于苦寒之中和入苦温，若苍术、厚朴、半夏之属，乃可显效，因湿为阴邪，非温不化也。湿热相杂之证，迁延难愈，乃湿为阴邪，热为阳邪，两邪异性相吸，岂不久乎。究其病因，湿热相恋之证，当以湿邪为重，热易清而湿难去也，故无论寒湿、湿热，皆毋忘苦温之剂。寒湿以苦温立法，湿热当苦寒之中和入苦温之品，其效彰也。（夏永良整理）行医心得一、业医三言

陈老探本溯源，常曰：“余以为业医三言，其一曰，以八纲为总纲、脏腑辨证为基础，此辨证也；其二曰，虚则补之，实则泻之，虚实互杂则权衡之，此论治也；其三曰，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此治序也。此三言者，可谓要言不繁，临证治病，当时刻铭记，不可偏废。”“其一曰，以八纲为总纲、脏腑辨证为基础，此辨证也。

辨证论治源于几千年的历史沉淀及杏林先贤的不懈求索，其方法亦不胜枚举，具代表性的有八纲辨证、脏腑辨证、六经辨证、卫气营血辨证、三焦辨证、经络辨证、气血津液辨证等。然提纲挈领，可以从各种辨证方法中概括出共性，作为中医辨证论治总纲的则是八纲辨证。如程国彭所云：“病有总要，寒、热、虚、实、表、里、阴、阳，八字而已。病情既不外此，则辨证之法亦不出此。”即外感疾病寒热分，内伤杂病虚实辨，进而归纳为阴、阳两大类，从而为诊治疾病提供依据的一种辨证方法。所以，八纲是辨证的总纲，为各种辨证的核心，八纲辨证在各种辨证方法中具有提纲挈领的作用。但八纲辨证是抽象、笼统、不具体的，尚不能明确病在何脏何腑、虚实的具体程度等。辨证处方必须联系脏腑，以脏腑辨证为基础。整体审察，依据藏象学说——各脏腑的形态结构、生理功能、病理变化及其精气血津液神之间的相互关系，熟悉其病变规律，辨明具体的病位。陈老常言：“故《大要》曰‘谨守病机，各司其属，有者求之，无者求之，盛者责之，虚者责之，必先五胜，疏其血气，令其条达，而致和平’，此之谓也。”同脏腑病性有机结合，形成完整的证候诊断。陈老始终坚信辨证论治是中医学之精髓和灵魂。故临证诊疾，坚持以辨证为先，认为临床辨证应有一个基本规范，要以八纲为总纲，以脏腑辨证为基础，深入分析判断，定病性，明病位，正确认识疾病的本质，以指导对疾病的治疗，方能辨证精确，药达病所，一举获效。否则，临证诊疾，茫茫然也，论治立法将无所适从。“其二曰，虚则补之，实则泻之，虚实互杂则权衡之，此论治也。”

精气夺则虚，邪气盛则实。虚，指正气不足，是以正气虚损为矛盾主要方面的一种病理反应；实，指邪气盛，是以邪气亢盛为矛盾主要方面的一种病理状态。虚实是辨别邪正盛衰的纲领。《素问·调经论》有“百病之生，皆有虚实，而补泻行焉”之说。正确辨别证候的虚实，是决定用药宜补、宜泻的依据，即虚则补之、实则泻之的道理，这一论述奠定了中医治疗疾病的基本法则。虚证指人体阴阳、气血、津液、精髓等正气亏虚而邪气不著所表现的不足、松弛、衰退等一系列症状，如心悸气短、头晕乏力、面色无华、神疲体倦、语声低弱、畏寒肢冷等。陈老将虚证分为气虚、血虚、阴虚、阳虚、气血两虚、阴阳两虚、气阴两虚七大类。实证指人体感受外邪，或疾病过程中阴阳气血失调，体内病理产物蓄积，以邪气盛、正气不虚为基本病理所表现的有余、亢盛、阻滞等一系列症状。陈老将实证分为外感与内伤两大类：外感实证即六淫、疫疠、虫毒等邪气侵犯人体，正气奋起抗邪所表现的壮热口渴、烦躁不安、二便不通、脉实有力等；内伤实证即脏腑功能失调，气机阻滞，病理产物蓄积体内所表现的痰涎壅盛、食积不化、水湿泛滥、气滞血瘀等。然临证诊疾，正邪交争，有时也会出现虚实真假的情况。陈老强调在以八纲辨证确定病性、脏腑辨证确定病位的前提下，虚实互杂宜权衡之，要分清虚实的主次、轻重，以及其间的因果关系，通过虚实辨证，了解病情的邪正盛衰，为治疗提供依据。“其三曰，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此治序也。”

病有标本，治分缓急，标与本、急与缓是相对而言的，用来概括病变过程中矛盾的主次关系。所谓治标，就是针对疾病的现象而采取的治疗方法；所谓治本，就是针对疾病产生的原因而采取的治疗方法。“夫病痼疾，加以卒病，当先治其卒病，后乃治其痼疾也。”故标本之治，取决于病之缓急。因此，急慢性疾病都要询问病因，审证求因。治标的目的是尽快缓解症状之急，使病情趋于稳定；而治本之目的是消除疾病原因，使病情从根本上得以好转或痊愈。

陈老提出此“业医三言”，将“以八纲为总纲、脏腑辨证为基础”，“虚则补之、实则泻之”，“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有序结合，贯穿于疾病诊治的始终，形成便于掌握的“辨证论治三步曲”。（胡慧良整理）二、两个理念“其一曰，务虚求衡”——治疗的理念

用务虚之理论求得阴阳平衡，“务虚”为宏观之寓也，务虚为面，务实为点，衡者意之所求也。“虚”非虚无、虚假之意，而是与西医学之“微观”文化思维比较，中医学崇“天人合一”之整体观，理论及诊疗体系多由历代医家积累而成，与靠临床试验和数据框架支撑的西医学诊治有别，并非是中医学不严谨。而且，中医学历经千年的传承，几乎每味草药、每个经典方剂都被数万人使用过，其有效性毋庸置疑；“求衡”是指达到阴阳平衡、五脏平和的状态。此处的“衡”与“和”同义，所以也可说“务虚求和”。《列子》中提到：“物损于彼者，盈于此；成于此者，亏于彼。”疾病的产生多是一方偏亢或偏弱所致。衡指表里、寒热、气血、阴阳之平衡，求衡是以辨证为前提，寻失衡之因，损其有余，补其不足，令机体复衡。《素问·至真要大论》曰：“谨守病机，各司其属，有者求之，无者求之，盛者责之，虚者责之……而致和平。”求衡可从顺治，“急者缓之，散者收之”；亦可反治，“通因通用，塞因塞用”，视其病机而定。陈老常说：“法无定法，法随证行。”“其二曰，执中致和”——用药的理念《尚书·大禹谟》记载：“惟精惟一，允执厥中。”执中谓持中庸之道。不偏不倚谓之中，谓之合适；有矢中的谓之中，谓之有效；中病即止谓之中，谓之有度，此为用药之理念也。“致中和”出自《礼记·中庸》：“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诊病必求于本，所期无非“衡”“和”之境，过不可，不及亦不可，《素问·生气通天论》云：“阴平阳秘，精神乃治。”五脏六腑皆不可偏废。若脏腑、精气、阴阳、气血皆和合无胜辱，则病安从来?陈老认为，临诊处方究其根本是为了求“和”，因此，“和”当为中医诸治法之统称。中医之“和”文化悠久，概念源于先秦，渗透于修身、生活等各方面，《内经》《伤寒论》中多有关于“和”的论述，成为后世“和法”提出的直接理论基础。陈老认为和法是中医最具特色的治疗大法，并非指中医内科学中定义的仅有和解少阳、开达膜原作用的和法，凡通过调和表里、阴阳、升降、寒热等对立、相持的病机矛盾关系，纠正人体倚偏，通调机体表里，调其升降开阖，使周身气血、阴阳、脏腑等归于和谐之境的，都属于和法范畴。“有清而和者，有温而和者，有消而和者，有补而和者，有燥而和者，有润而和者，有兼表而和者，有兼攻而和者，和之义则一，而和之法变化无穷焉。”“和者，和其不和也”，且陈老发现，中医八法中无涩法，故提出“八法增涩，以和统之”的理论。

陈老尝至山东鲁桓公之庙，庙中有一欹器，昔孔子观后言：“吾闻宥坐之器，虚则欹，中则正，满则覆，明君以为至诫，故常置之于坐侧。”“虚则欹，中则正，满则覆”，孔子从处事待物的角度告诫学生们要谦逊自守，而陈老认为此言同样可用于告诫医者，辨证施治需“执中致和”，“务虚求衡”方为治病要务。（叶菁整理）三、临诊三要

1.药不执方，合宜而用“药不执方，合宜而用，此方之不必有也。方以立法，法以制宜，此方之不可无也。”景岳之语深刻揭示了药与方之间的关系。药不执方，但药必执法，就是说用药不能被方所限制，而用药如用兵，故用药应有原则，这个原则就是治法。围绕治法用药，药之所合便是在该法指导下组成的方剂，所以方亦不可无，其中维系药与方的关键就是治法。中医提倡一法治一证，此“一法”包括许多方，围绕“法”去选取最适合的方剂和药物。“一法”对该病的一种证型是有效的，对另一种证型是无效的，对其他证型也许是有害的，故有“失治”“误治”之异。拘泥死方，这是临床大忌！

陈老提倡重法而活用方药，认为《神农本草经》载药365种，分上品120种、中品120种、下品125种，由于当时药物贫乏、药味有限，不可与现在同日而语，故可取其效而不用其药。《伤寒杂病论》载方318首，经方神效，然若紫参、新绛等药有缺失者，或若黄土、猪胆汁等药有不便者，甚若猪膏发煎、鸡屎白散等方难以服用者，亦可取其法而不用其方。

方以药成，方从法出，所以药必执法。《金匮要略》治疗血痹用黄芪桂枝五物汤，针对阳气不足、阴血涩滞的病机，采用益气和营、通阳行痹的方法。方中黄芪甘温益气，桂枝温经通阳，芍药养血和营，姜、枣调和营卫。到唐代《备急千金要方》创制了独活寄生汤，可以说是效法黄芪桂枝五物汤并有所发展。方用八珍汤之意益气养血，加杜仲、牛膝、桑寄生补益肝肾，秦艽、独活、防风祛风蠲痹，细辛、桂心温经止痛。独活寄生汤祛风湿、止痹痛、补肝肾、益气血，虽未用黄芪桂枝五物汤之药，但组方依然体现了扶正达邪之意。可见，临床用药灵活，毋需固执死方，但是遣药仍当围绕治法，否则药物就成了一堆没有战斗力的散兵。

说到中医治学，陈老认为学习方剂之时，一是学习方，学习有用的方剂；二是学习法，学习有效的治法；三是学习药，学习药物的搭配。在治法的基础上，学习方剂、学习药对是一个捷径，因为经过时间和实践的考验，已经证明了它们的有效性和高效性。所以陈老临证在设定治法后，选取最适合的方剂，又在掌握方剂药物的基础上进行灵活加减，而这些都是围绕治法进行的。

2.法无定法，贵在得法“法无定法”，源自《金刚经》，其意本指佛法无边。用在中医学上，则形容中药处方灵活多变。这种多变性的原因之一在于病证的多变性。

方从法出，法随证立。在疾病的不同阶段，病证会发生转变，相应地则需要法随证转，也可以说是法随证变。就是说，随着病证的转变，治法也应当相应变化，因为治法始终是围绕病证设定的。治法转变，用药亦随之调整，这就是所谓的“有是证，用是药”。

例如，临床常见的风寒犯肺证，症见恶寒、发热、鼻塞、清涕、咳嗽、痰白等，当用辛温解表药。若未治或治疗不当，一两天后出现咽痛、黄涕、黄痰，转为风热，则不可再用辛温解表药。再如，哮喘缓解期出现肺肾两虚证，症见气急、胸闷、腰酸、耳鸣等，治当益肺补肾。但若突感外邪，引动宿疾，哮喘急发，气急胸闷加剧，此时不可盲守前法，当“急则治标，缓则治本”，待外感症状消除后，再从补益。另如，胸痹以“寒、气、痰、瘀、虚”来概括其病机，其中寒凝、气滞、痰浊、瘀血是邪实，在缓解期往往是正虚邪实，当标本同治。但若胸痹急发，以邪实为突出因素，应辨证审因地看是何邪为主，分别采用散寒、理气、祛痰或化瘀的方法，急则治标。

因此，病证的多变性决定了治法的多变性，进而决定了用药的多变性，所以中医之难，不但难在其“辨”，也难在其“变”。辨证精准是一难，病证转变，辨证亦随之转变，这更是一难。法无定法，但于“无定法”中仍有“法”可循，这法便是可贵的“得法”。治病之法无定法，治证之法贵得法。

3.症因脉治，丝丝入扣

症，是指疾病的具体临床表现，医者可以通过望、闻、问、切四诊来获得。因，包括病因病机，是指破坏人体相对动态平衡状态而引起疾病的原因和机理，根据疾病的“症”进行综合分析推求所得。脉，是脉动应指的情况，其实也是症的一种表现，可以提示病位、病性、病势等。治，是在把握症、因、脉之后，分析提炼得出治疗疾病所必须遵循的法则，具体体现在方和药上。

明代医家秦景明《症因脉治》之序中云：“以症为首，然后寻因之所起，脉之何象，治之何宜，则病无遁情，而药亦不至于误用也。”即主张先辨其症，次明其因，再切其脉，然后据症、因、脉以定治法。在具体方药上，认为“用药之法，须寻实据之症固已。然有症脉相应，根据脉用方，而为正治者；亦有症象分明，脉象模糊，难于根据脉立方，而必随症施治者”。他在治法中设立这两条，从症从脉，自有准绳，个中玄机则有赖于医者触类旁通，临证变通。

症因脉治环环相扣，陈老曾爰举《柳选四家医案》中评选王旭高之医案来论述：“病将一载，肝气横逆而不平，中气久虚而不振。唯肝逆故胸脘阻塞而攻冲，唯中虚故营卫不和而寒热。凡大便溏，饮食少，右脉细，左脉弦，是其证也；四君子合逍遥加左金，是其治也。党参、於术、茯苓、柴胡、白芍、川黄连（吴萸炒）、香附、陈皮、归身、神曲、谷芽、玫瑰花。”具体分析，患者症见“胸脘阻塞而攻冲，寒热往来，大便溏，饮食少”，因于“肝气横逆而不平，中气久虚而不振”，脉现右细左弦，综合症、因、脉，治拟“疏肝理气、健脾和胃”，选方“四君子合逍遥加左金”，用药即在此基础上化裁，合入理气助运之品。

症、因、脉、治、方、药，大多数情况下体现为一致性，它们之间联系紧密，可谓丝丝入扣。临证当把握四诊，也就是“知外揣内”的外在表现，进而推究在内的病因病机。但在个别情况下，也可出现脉症不符，当行取舍。看病的过程就是辨证论治的过程，最终体现在一张处方上。然而，决定这张处方的因素有很多，一名中医师的中医基础理论知识是否扎实、临床经验是否丰富、师承流派与传承应用是否得法，他如医者的用药习惯、文学水平，甚至个人性格等都会对其产生影响。所以，当好一名中医师是一种水平、一种层次、一种境界，就像练功一样，是一种功力。中医师的不断学习和进步关键在于自修，功力提高了，对于症、因、脉、治、方、药的把握能力也就提高了，看病自然就能十拿九稳。

临证思辨，症、因、脉、治、方、药皆当落实到位，对病局了然于心，方可运筹帷幄。“药不执方，合宜而用”，“法无定法，贵在得法”，“症因脉治，丝丝入扣”，此陈老临证思辨之精要，是把握症、因、脉、治、方、药关系的迅捷之法。中医临床病证复杂，思辨常在一念之间，全赖医者之功力。该功力要求医者体用得宜，既需满腹经典、熟谙方药，又要思辨灵活、运筹帷幄。言之虽易，行之尤难，医者当时刻铭记于心，身体力行，日久必有所悟、必有所成、必有效验。（孙海燕整理）临证随笔一、中西医六异解析

中西医之争论及思考由来已久，半个多世纪以来，学习中医的道路仍在不断探索之中。文献研究、理论研究、实验研究、临床研究、多学科研究等，究竟哪条道路能让我们真切地触及中医的内核，更好地去揭示中医、阐述中医、运用中医呢?“中西医结合”的探索已经进行了不少年，西医新实验、新理论、新药物、新技术等的不断出现给中医带来了不小的冲击，中西医到底是“结合”“接合”还是“配合”，中医和西医有何不同，中医究竟是一个怎样的体系……可以说，现在很多的中医师并不清楚。陈老提出，理清思路、分析差异、明确方向乃是当务之急。面对中医的未来，在号召“立足继承、支持发展、鼓励创新”的同时，认清中西医之间的六大差异是前提，让我们先来“把根留住”！

1.理论差异

任何一门学科的建立，都有其各自不同的理论基础。陈老认为，中医学的理论以原则为基础，西医学的理论以现实为基础，两者不可混淆。

原则是中华文化的共性和特点。《论语·卫灵公》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是道德伦理的原则。《南齐书·王敬则传》言：“檀公三十六策，走是上计。”同时，三十六计又各显神通，这是调兵遣将的原则。同样，《内经》里讲述的是养生保健治疗的原则，如《素问·阴阳应象大论》中“阳病治阴，阴病治阳”和“形不足者，温之以气，精不足者，补之以味”，以及《素问·至真要大论》中“寒者热之，热者寒之”和“诸寒之而热者取之阴，诸热之而寒者取之阳”等。原则永远都不会过时，关键在于如何辨证识机、遣方用药，而这些都需要自己去“悟”，根据中医理论、师者指点、临床积累，慢慢“体悟”出来。所以我们说，中医“三分师承，七分参悟”，原则总是走在前面，悟性很重要。传统中华文化的表述都以原则为基础，通过原则悟出真理，所以中医理论是超前的。

西医以现实为基础。以病毒性肝炎来说，从20世纪初报告病毒性肝炎，20世纪70年代后逐渐分为甲、乙、丙、丁、戊型肝炎，到后来又分出庚型肝炎，这种情况未必已画上句号。找到病毒这一致病因素后采用抗病毒治疗，但是耐药性的问题也随之而来。于是，病毒变异、新药研制，药物跟着病毒跑的战争估计还要长期打下去。西医“在不断改变自己的理论”，这是西医的“紧追不舍”。否则，好不容易研制出了药物，病毒又变了，岂不是白忙一场。

中医的理论是抽象的，西医的理论则是具象的。所以中医不说“器官”，而说“藏象”，侧重的是脏腑功能。东方甲乙木、西方庚辛金，所以才说“左肝右肺”。西医关心的是解剖学具体的实质，看到肝在右腹、肺在两胸，拿着手术刀的西医师听了“左肝右肺”的说法当然哈哈大笑。中医不说“脉搏”，强调的是“脉象”，不仅要观察快慢、节律，还有形态、强弱等，像如珠走盘的滑脉、累累如丝的细脉、如水润下的沉脉、如绳转索的紧脉等，中医这些感性的体悟，只知记录数据的西医师自然理解不了。

所以，中西医的理论差异，在一定程度上也造成了当下对中医质疑的态度，以“彼”学科的理论依据来衡量“此”学科，当然不通！

2.思维差异

不同的土壤决定了建筑物不同的形态和高度，中西医不同的理论基础也就决定了两者不同的思维方式。陈老认为，中医采用宏观调控思维，而西医则是微观因果思维。

中医是宏观调控思维，强调整体观念和辨证论治这两大特色。以整体观念为例，《素问·阴阳应象大论》说：“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也，治病必求于本。”其中的“治病必求于本”就是原则，而病之本在于“阴阳”，目的是在把握整体的基础上，通过辨证论治找出阴阳失衡之所在，并复其平衡。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与治国的思路颇为相像，治国理政应当纵观全局、宏观调控，在复杂的政治经济社会环境中以民生为本，围绕稳定、发展的宗旨，采用合适的方法和政策，才能保持和谐。相反，倘若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只着眼于表，不注重求本，就会拆了东墙补西墙，急于奔命，疲于补亡。如此，势必劳民伤财，重复建设，浪费资源，又何谈国家可持续发展之大计?所以，宏观调控思维有其存在的必要性和优越性。人身是一个小天地，人的一生是四季的一生，人不是实验室里控制实验条件下割裂的单体，而是实实在在生活于自然、社会中的群体成员。所以，整体观念强调人体自身的整体性及与外界环境的统一性，能够“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中医是见微知著、以象测藏的“暗箱”，是模糊数学。

西医是微观因果思维，重在找到病因和明确病位，然后设法消除这些导致机体病变的病理因素。比如发热是感染性还是非感染性，是外源性、内源性还是中枢性，要定位，有靶点。细菌，用抗菌药；病毒，用抗病毒药；结核，用抗结核药；肿瘤，能手术就手术切除，不能手术就化疗、放疗消除……从整个人体到部位、到系统、到器官、到组织、到细胞，甚至到分子、原子、夸克，一步步打开来，想要看得清清楚楚。可惜的是，在这些过程中难免重病而不重人，或多或少地忽视了机体本身。所以，“西医治人的病，中医治病的人”，这个说法有一定的道理。

宏观和微观、整体和局部、黑箱和白箱，中西医之思维不同。陈老讲了《庄子·应帝王》的故事：“南海之帝为倏，北海之帝为忽，中央之地为浑沌。倏与忽时相遇于浑沌之地，浑沌待之甚善，倏与忽谋报浑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窍，以视听食息，此独无有，尝试凿之。’日凿一窍，七日而浑沌死。”如果我们用西医的方法来解读中医，恐怕中医也就这样“死”了。

3.文化差异

中华文化上下五千年，中医早在几千年前就随中华文化应运而生，由古人反复实践、总结、升华而逐渐完善。中医是医学和文化的结合体，既是一种医学，又是一种文化，其产生与发展融入历史、社会、文化之中，并深深地扎根于中华民族的各个领域。悠悠千年，如此浓厚的底蕴是短短几百年历史的西医所无法相比的。

打开中国地图，就是一张生动直观的五行图：东方甲乙木——大海（青色），南方丙丁火——红土（赤色），中央戊己土——中原黄土（黄色），西方庚辛金——雪山（白色），北方壬癸水——黑土（黑色）。

再来看看我们的文字。《易经》之“易”横向一日一月，由表示阳爻的“日”和表示阴爻的“月”构成，已将天地之道、日月之机尽蕴于此字中，无怪乎读透《易经》可尽知世间玄机奥妙。又如“心”，开心、粗心、细心、小心，将“心”演绎得活灵活现，试问“心”怎么开?何为粗，何为细，又何来小?其实，这些所描摹的皆是形、神、态的意境。

中医理论中渗透着中国文化。陈老举例说：真武汤，此“真天玄武大帝”，是道教来也；普济消毒饮，此“普度众生，慈悲为怀”，是佛教所从；孔圣枕中丹，此“如圣聪慧，枕箱藏智”，是儒家所赐。但析此三方，就已集儒、释、道三教之大成。另如大、小青龙汤，二方均有发汗逐饮之功，所谓“青龙布雨”，以龙为水族，大则可兴云致雨、飞腾于宇宙之间，小则能治水祛邪、潜隐于波涛之内，正是体现了“大青龙升天而行云雨，小青龙鼓浪而奔沧海”的临床效用。

陈老认为中医有民众基础，深入民间，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例如，人们都有这样的常识，牙齿痛是胃火、眼睛痛是肝火、舌痛舌烂是心火、口疮口疱是虚火等。再如成语“望梅止渴”，梅是酸的，酸以生津，故可止渴；歇后语“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以中药黄连之苦形象作喻；小学生作文用词“比吃了蜜糖还甜”，以蜜之甘甜来形容，心中喜悦之情已跃然纸上。

今天，当我们重温国学，听于丹讲孔孟、听易中天品三国……在追求文化复苏的同时，中医在百姓中的形象恐怕也要重新上色，这既是文化传薪，亦是医学知识的普及，有助于大家更清楚地认识中医、患者更正确地择医就医。

中医之根与中华文化密不可分，而中医又可算是中华文化的核心。中西医的差异不仅是医学理论和技术的差异，其背后还有着更为深刻的思想文化的差异。

4.治法差异

陈老指出，中医辨证、西医辨病，医者知之多，能于临床真正灵活运用者少。比如一个常见的寒饮痰湿咳嗽，有几个人能遵“病痰饮者，当以温药和之”的原则来治疗痰饮，反而多用清热解毒药概治咳嗽，殊不知一方治一病正是中医开方之大忌。

西医用一药治一病，如用异烟肼等来治疗结核病，不需辨证而只是辨病。疾病诊断明确，并根据该病指南用药即可。相比之下，中医就复杂了。单是一个感冒就可以分为好几个不同的证型，如风寒感冒、风热感冒、气虚夹感、血虚夹感、阴虚夹感、阳虚夹感等，以一方治一证并不完善，而是由一法治一证，所以治疗强调的是原则。开方时抓住症、因、脉、治，根据患者的症状、舌脉，经过辨证论治得出某病某证，遣方用药以治则为导向，此谓“丝丝入扣”。正合张景岳所言：“药不执方，合宜而用，此方之不必有也。方以法立，法以制宜，此方之不可无也。”治则是中医治疗疾病的一大核心，也是其灵活之处。医门八法乃汗、和、下、消、吐、清、温、补，程国彭评述“此一法之中，八法备焉，八法之中，百法备焉”，可谓“法无定法”。《内经》时代药物少，故用药精炼，读经可师其意，取其法而不用其方。现在药物众多，同一病证，不同的中医师开方用药不同，精者十味左右，巨者甚至几十味，关键不是像西医那样看用了什么药，而是看辨了什么证，证治是否相符，方药是否合宜。所以，治则是中医的一大灵魂，需要用心揣摩。

5.药物差异

陈老认为，用药如用兵，中西医之药物截然不同。

西医之药是单体，有分子式，可以化学合成，有药物作用靶点，药效则讲究浓度依赖性或时间依赖性。而中药则是复合体，由若干种药物配伍在一起，经煎煮后起效。若要问其中发挥作用的是哪个分子式，恐怕在实验提取或分离的过程中，中医的本色也就消失殆尽了。因为中医所观察和注重的是中药作用的结果，而不是汤药在人体内的化学反应过程；关注的是机体寒热温凉的变化，而不是化学指标的升降。中药几千年来经过直接体验、反复实践、临床经验等多种形式不断积累总结并加以完善，形成了完全不同于西医药理的中药药性理论。而西药则先在实验室，再经临床多期认证以确保其安全性和有效性。所以中药规范化只有用中医理论来规范，而不能本末倒置。

陈老强调，在中医体系中，我们以药性理论来驾驭中药，其基本内容包括四气五味、升降浮沉、厚薄轻重、归经、有毒无毒、配伍、禁忌等。中药有共性，也有个性，正是这些不同的特性决定了其不同的功效。张元素有云：“夫药有寒、热、温、凉之性，有酸、苦、辛、咸、甘、淡之味，各有所能，不可不通也。”又说：“药有气味厚薄，升降沉浮补泻主治之法，各各不同。”比如苍白二术皆有燥湿健脾之功，苍术辛、苦、温，而白术甘、苦、温，因辛能发散，故苍术还具发汗解表之力，甘能补虚，故白术又有益气止汗之功。

说到开方的疗效，除了辨证这一关，也与药材质量、炮制技术、煎服方法等直接相关。中药真伪、质量优劣悬殊较大，所以自古就有“道地药材”的说法，如怀山药、怀牛膝、广陈皮等，把好中药质量关也大有文章可作。同时，中药的炮制也是一门大学问，传统的炮制方法可增显药效。比如，所谓的制半夏，是单以明矾从简而制，还是真正制以姜汁成为合格的姜半夏；另如，具有升阳止泻作用的煨葛根是否可用炒葛根迁就取代。无怪乎有些医家主张加大中药的用量来确保今时的药效。煎服是患者的功课，如感冒药要武火急煎以取其气、补药要文火久煎以取其味、安神药要睡前服、滋补药要空腹服等，这是医患合作。

中药与中华民族共生，她的历史更是西医所无法望其项背的。中药有药食同源，如桂圆是热的，雪梨是凉的，夏天喝绿豆汤可以清凉解暑，冬天吃羊肉、狗肉可以补虚祛寒，苦瓜可以降火，冬瓜可以利水……餐桌上的文化可成食疗、可入药膳。《素问·脏气法时论》早就有言：“毒药攻邪，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菜为充，气味合而服之，以补精益气。”中医中药的这些优势，是西医西药所没有的。

6.疾病认知差异“为什么去医院?什么时候去医院?”随着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人们的就医观也有所改变。经济薄弱，强忍病痛，忍无可忍才去医院，这是看不起病的患者；不懂医学，头痛脑热听之任之，从不看病，这是盲目无知的患者；疑难杂症，遍寻良医，锲而不舍，以求微效，这是无可奈何的患者；小毛小病，及时就医，防微杜渐，保持健康，这是明智合宜的患者；关注健康，定期体检，讲究调理，养生防病，这是新时代的患者……医学在面对这么多患者的时候，要起到什么作用、扮演什么角色、达到什么目的各有不同。

陈老认为，西医有西医的诊断标准和治疗目的，中医也有自己的诊断标准和治疗目的，不应跟在西医后面，被牵着鼻子走而丢失了自己的根基。中西医在理论上无法结合，但在治疗上可以互相合作，最终都是为了治愈疾病，即所谓“中西合璧，优势互补”。在这个过程中，首先要清楚地认识到中西医对疾病的定义不同。西医的疾病并不等于中医的疾病，最多只能说是“类似”。有些在中医看来是病，在西医看来却未必是病。比如“盗汗自汗”，中医师看了可能认为是气虚、阴虚或湿热等原因引起，而西医师未必当病，顶多当作机体疾病的某些信号，开些检查化验单以排除器质性疾病。《内经》有“二阳结谓之消”，这“消”穿插了西医“糖尿病”的概念，但也有更广阔的含义。所以中西医对疾病的不同概念应当“正本澄源”。其次，在疾病的治疗对象上，中医更加具体。看看《内经》的治疗层次：“善治者，治皮毛，其次治肌肤，其次治筋脉，其次治六腑，其次治五脏，治五脏者半死半生也。”再说“亚健康”，现代社会处于亚健康的人不在少数，经过一系列的检查，指标正常，问题不大，但是身体感觉却大不如前，这时中医的养生调理就可以发挥很大的作用，综合患者的机体及心理状态辨证论治以达到“阴平阳秘，精神乃治”。养生有道，未病先防，《内经》“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的“治未病观”，比西医所谓的“一级预防”“二级预防”早之又早。另外，在疾病的治疗结果上，中西医也有所不同。有些中医以为已经好转甚或痊愈的疾病在西医看来并未见效，有些西医认为已经好转甚或痊愈的疾病在中医看来也并未见效。问题的关键在于中医认为健康的标准是和谐，而西医则要求达到的目的是去除病灶。当然，现在西医的观念也有所改变，例如开始关注患者的生存质量及自我感受。相比之下，中医所希望的是生命存在，是没有痛苦，是我们所倡导的“和谐”社会。

陈老形容“中医”这棵大树，继承是树根，发展是树干，创新是树叶。中医的未来，需要“树根”的滋生有源、“发展”的茁壮成长、“创新”的枝繁叶茂，“立足继承、支持发展、鼓励创新”不是无本之木。仰观前人，金元四大家开启“医之门户”，但实皆根于几十年苦心研习先人基础之上；明清温病学的出现，吴鞠通《温病条辨》一条一辨并加自家小注，王孟英《温热经纬》以轩岐仲景之文为经、叶薛诸家之辨为纬，亦都是由继承而来。今天更需要像前人这样苦心求旨的学术境界与谦逊求真的学术氛围，切实继承“树根”的扎实之基，把根留住，才能使春生有源，才可成百年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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