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派文化地图：古华贤情(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李晓栋,等

出版社：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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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派文化地图：古华贤情试读：

内容提要

“海派文化地图”丛书编委会

《古华贤情》

序一 重绘海派文化的地理版图

海派文化的地理版图究竟能画多大？

有人说，海派文化的兴起，源自上海170余年前的开埠……而从有关史料来看，四千年前即有一支河南东部移民迁徙上海，进而促使中原文化导入江南地区的这类文化融合的现象，或早已经为这个六千年前成陆的地域的文化，种下了“海派”的基因。而今天的海派文化，除了其发源地——上海以外，正在以Shanghai-style的文化姿态，影响着江苏、浙江、安徽乃至全国和海外……

上海，地处长江入海口，她背靠的是历史悠久的长江文明，前方则是浩瀚无垠的海洋文明，加上其是中国海岸线的南北中心点，地理优势可谓得天独厚。五方杂处，东西交融，既植根于中华传统文化，融汇着中国其他地域文化的精华，又凭借了开埠百余年的历史进程，吸纳了多国文化质素的上海，久而久之造就了“海纳百川、追求卓越、开明睿智、大气谦和”的城市精神与特有的文化性格。

上海境内的每个区或多或少都保留了能体现海派文化特色的原汁原味的历史遗存，同时，仍在不断积累、沉淀着和兴起海派文化的新思潮、新创造、新成就，同时海派文化亦正在向世界吞吐着印有上海印记的品牌、文学、影视、科技、医疗、教育……这些真实而鲜活的文化现象，为在新的历史时期开展关于海派文化的整体研究，整理海派文化的历史渊源，重绘海派文化的地理版图，描摹海派文化的未来走向，奠定了充满活力、赋予意义的源泉基础。

习近平同志在上海工作期间指出：虹口是海派文化的重要发祥地。“弘扬海派文化品格……加快建设上海国际文化大都市”是中共上海市委《关于制定上海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中表述。该“建议”对海派文化没有就事论事，而是以“海派文化+”的方式，以弘扬“品格”为基调，揭开了五年“加快建设上海国际文化大都市”的序幕。在中共上海市第十一次代表大会报告中，中共上海市委主要领导则进一步描绘了上海作为“人文之城”的未来愿景——“中外文化交相辉映，现代和传统文明兼收并蓄，建筑是可阅读的，街区是适合漫步的，公园是最宜休憩的，市民是尊法诚信文明的，城市始终是有温度的”。在此不久前，市领导指出：“必须下更大决心、花更大力气保留、保护更多历史建筑，保留、保护更多成片历史建筑风貌区”“精心保护历史文脉、用心留存文化记忆”以及“以城市更新全新理念推进旧改”从“拆、改、留并举，以拆为主”，转换到“留、改、拆并举，以保留、保护为主”，同时“努力改善旧区居民的居住条件”。这似乎是对“建筑可阅读、街区可漫步、城市有温度”等的一种实践指南。“文化”必须具备传承性、渗透性、共识性、延续性，“四性”缺一不可。海派文化以“开放包容、中西合璧、多元交融，精耕细作”的文化特征与品格，影响了世世代代的上海人，也向全国和世界展示上海独特的文化品格。“上海要在2040年成为卓越的全球城市，必须把文化发展放在城市功能和核心竞争力提升的重要位置。未来城市不会仅凭科技、制造业或金融等单一的优势立市，而是主要表现为线上与线下、技术与实业、传统与创新、过去和未来的融合、功能综合，市民精气神展示等特征，背后则是文化在起推动作用乃至决定性作用。文化大都市建设任重道远，上海作为我国改革开放排头兵、创新发展先行者，对外开放桥头堡，在文化建设上一直走在全国前列，在未来五年以及未来很长时间内，上海文化建设始终要体现国际水准、中国特色、上海精神，以此推动上海成为一座有底蕴、有质感、有脉搏的，传承过去、面向未来的人文之城。”

我们“弘扬海派文化品格”，要的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与世界优秀文化深度融合与创新的作用与作为，要的是海派文化如何潜移默化地影响和渗透上海的未来发展；要的是市民如何具备海派文化品格，提升文化素养，展现城市精神的点点滴滴，要的是在中国文化日趋开放的环境下如何展现中国“远东第一大都市”的魅力，让来到上海的移民与游客喜欢上海、融入海派文化……

我们感到，源远流长的海派文化内涵丰富，作用领域广泛，对于推动建设上海国际文化大都市意义重大。弘扬海派文化，必须绘制好海派文化的地理版图，只有让人们更多地了解身边的上海，才能更加爱上海这座城市。而要真正做到这点，必须充分发挥上海各区的资源优势和基础作用，发挥民间对于海派文化发展的积极作用，并鼓励社会力量以各种形式参与共同推动海派文化的传承发展。同时，进一步完善政府在培育、发展海派文化方面的政策扶持与工作举措。

此番编辑出版的“海派文化地图”丛书，由市政协领导和相关专委会共同牵头，并得到了各区政协的大力支持。丛书共分为17卷，其中16卷分别介绍16个区的海派文化资源特色和与海派文化有关的知名人物等，每一卷，将结合各区地域特色，阐述海派文化在区境内的发源、流布、传承、发展、复兴的历史轨迹和地理分布，说明海派文化的作用领域和对今世的意义。1卷则为上海海派文化地图丛书的精选集。

希望这套丛书，能让市民与游客更多地发现和体验身边的海派文化，在品读书卷和行走城市之间，领略上海的都市风情和日新月异的变化，发现上海和海派文化的魅力。2017年7月18日（国家行政学院兼职教授、上海开放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首席教授）

序二 说海派文化特质

依山多仁，傍水常智，乡处者多厚重，城居者常机灵，环境移人塑人，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近代上海由于国际国内多种因素错综复杂的作用，由一个普通沿海县城，迅速成长为中国特大都市。其政治架构一市三治，公共租界、法租界、华界各行其政，各司其法，互不统属，为寰宇之内绝无仅有。其经济体量异常巨大，工业、外贸、金融常占全国一半以上，人口众多且结构独特，五方杂处，中外混处，且流动频繁，既不同于荒僻的乡村山寨，不同于西安、北京等内地城市，也不同于广州、福州等沿海城市。与此相一致，其文化亦戛戛独造，出类拔萃，居民行事风格、价值观念、审美情趣，每每卓尔不群，与众不同，惹来路过者、访问者、风闻者、研究者一阵又一阵评论，或赞叹，或羡慕，或讥刺，或诅咒，或兼而有之，关键词都是：海派！海派！

海指上海，海派即上海流派。以地名作为地域文化流派之名，使其名实一体，与他处相区分，本是人们讨论、研究地域文化之惯例，古人即有南派、北派之区分，明清以来又有岭南、燕北、浙东、湘西等说法，其内涵多无褒无贬。惟海派之名诞生于近代，所涉城市为内涵极其复杂、褒贬不一的上海，故“海派”之名自始即颇多歧义。海派书画、海派京剧、海派服饰、海派文人，其抑扬意味在各领域并不一致。但是，寻根溯源，综核名实，异彩纷呈之海派表象背后，确乎有其统一的海派内核。任伯年等人的写实通俗画，吴友如等人的社会风情画，郑曼陀、杭稚英等人的月份牌广告，刘海粟的使用人体模特儿，周信芳等人的改良京剧、连台本戏、机关布景，刘雪庵等人所作风靡一时的《何日君再来》《夜来香》等歌曲，《礼拜六》等报纸期刊连载的言情小说、黑幕小说，凸显女性曲线的旗袍，适应复杂人群口味的改良菜肴，既吸收江南民居内涵、又适应集约型利用土地要求的石库门建筑，表现形式各有不同，或为绘画、戏曲，或为音乐、文学，或为服饰、饮食、建筑，但都有以下四个共同点，即趋利性或商业性、世俗性或大众性、灵活性或多变性、开放性或世界性。最根本的一点是趋利性，其他大众性、灵活性与开放性的基础仍是趋利。因为趋利，所以绘画要迎合普通买主的胃口，画通俗、写实等喜闻乐见的内容，画时装美女、麒麟送子、八仙过海。因为趋利，所以要改良各地移到上海的菜肴，改造各地传入上海的戏曲，以适应来自五湖四海移民的需要。因为趋利，所以要写普通民众喜闻乐见的小说、歌曲，要演有趣好看、吊人胃口的连台本戏，写跌宕起伏、引人入胜的连载小说。因为趋利，所以房屋既要让居住者舒适，又要提高得房率，使大房东、二房东更多获利，联排式便广受欢迎。因为趋利，所以要不断花样翻新，不断追逐世界潮流，不断制造时尚。于是，美术、音乐、戏曲、小说等文学艺术不再单纯是传统意义上文以载道的工具，房屋也不能如乡村那么宏阔气派，而要适应市场、迎合市场、创造市场、扩大市场。

通过趋利性、世俗性、灵活性与开放性所反映出来的海派文化，其本质是在全球化背景下、人口高度集聚、以市场为资源配置根本途径、以满足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需要为旨趣的城市文化。

海派文化不限于上海，但以上海为早、为多、为甚，其影响也以上海为圆心，一圈一圈向外扩散开去。海派文化之形成，原因有许多方面，其中特别需要强调的有两点，一是江南文化，二是移民人口。

江南自唐代以后，就是中国经济、文化最为发达的地区，其经济结构、文化风格，有不同于北方的鲜明特点：其一，重商，商品经济相当发达，商人地位大为提高。宋代以后，棉、丝、盐、茶在江南经济中已占有相当高比例。明代江南，已经形成一个多样化、商品化和专业化、有着充分市场机会的经济结构。宋代以后，江南地区传统的士-农-工-商的顺序，实质上已经变成士-商-农-工，亦儒亦商、商儒合一家族在江南所在多有。元代以后，江南与国际市场已有广泛而密切的联系。其二，市民文化有了很大发展。反映追求声色货利的小说、传奇、歌谣、戏曲长盛不衰，《三言》《二拍》等公开言情言性的小说多为江南文人所作，所表现的思想、格调与官方倡导的意识形态大异其趣。其三，行为偏离正统。不守传统规矩，逾分越矩，讲究吃穿，讲究排场，奢侈成风，追求新奇，在江南已是普遍现象，上海地区尤为突出。最具标志性意义的是明代上海陆家嘴人陆楫，竟然专作奢侈有益论，系统论述传统的崇俭恶奢观念并不正确，认为禁奢崇俭并不能使民富裕，而适度奢侈倒能促进经济繁荣，对于社会发展有积极意义。这是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史上一朵瑰丽的奇葩。上海本为江南一部分，近代上海人虽说来自全国各地，但绝大部分来自江南。所以，上海文化底色就是江南文化。

近代上海城市人口80%以上来自全国各地，还有一部分来自外国。本地人口少，移民人口多，便使得本地文化对由移民带来的外地文化排斥力、同化力不强，这为外来移民在上海立足、发展提供了难得的土壤。这一移民社会呈现高度的异质性、匿名性、流动性与密集性。在这里，传统熟人社会士绅对人们的道德约束机制荡然无存，个人能力的释放获得空前的自由与巨大的空间。晚清竹枝词中有一句话：“一入夷场官不禁”，其实，不光“官不禁”，民也不禁。于是，个人安身立命的资本便主要是能力而不是家世，维系人际关系的便主要是契约而不是人情。于是，重利、竞争、好学、崇洋、灵活、多变、守法、包容等，便成为突出的社会现象，成为海派文化的重要符号。

还在民国时期，已有学者将海派文化作为上海城市文化的综合指称，高度肯定海派文化的丰富内涵与正面价值，认为上海在引进新思想、引导新潮流、引领现代化方面，担当了领导中国前进的“头脑”角色：“一切新兴的东西，物质的，精神的，都由上海发动，然后推到全国去。虽然所谓新文化运动的五四运动发源于北京，一九二六年国民革命军发难于广东，可是上海仍是中国工、商、经济、文化、出版界的中心。从物质文化方面看，从非物质文化方面看，上海都是中[1]国的头脑。”还有学者认为，“在文化上，上海和西洋文明接触密切，所以洋化气味较重，同时由于历次政治革命的激动，文化革新运动也随之勃发，所以海派的文化作风是好谈西洋文物，崇尚创新立

[2]异”，认为“做上海人是值得骄傲的，因为上海一切开风气之先，今后中国需要新的建设和新的作风，而在上海首先创导这种新建设和[3]新作风”。人们还对海派文化如何扬长避短、创新发展进行了讨论，[4]提出“培养我们的海派新风气，发挥我们海派的新力量”。

江南文化本是魏晋以后由南方吴越文化吸收、融合了北方中原文化的某些成分而形成的，而海派文化则是由江南文化吸收、融合了西方文化的某些成分而形成的。在传统与现代、中国与世界、乡村与城市等相互联系的背景下看海派文化，可以清晰地看出，海派文化是中国的南北文化结晶品与近代西方文化的化合物，是城市化过程中的中国文化。在这个意义上，说海派文化代表了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一点都不过分。

任何文化都兼具地域性与时代性。海派文化在不同时期，虽有一以贯之的内涵，也在不断地新陈代谢，有因袭，有创获，有损有益。不断地损益、代谢、嬗变，正是海派文化保持青春活力的根本特性。2015年，中共上海市委关于“十三五”规划建议中指出，上海要“传承中华文化精髓、吸收世界文化精华、弘扬海派文化品格”，将上海建成国际文化大都市。这是一个立意高远的愿景，也是一个涉及很广、难度很高的宏大课题。海派文化既涉及观念形态，也涉及物质层面，涉及文化创造、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审美情趣等诸多方面。弘扬的前提是调查、梳理、研究。“海派文化地图”丛书，定位于可供新老上海人和国内外游人自助行走的海派文化体验全书，为上海传承传播海派文化发挥积极作用。按区域分卷，述其特点，明其流变；既有基于历史文献的理性分析，也有得自当下调查的新鲜知识。执笔者均为长期生活于上海、沉潜于上海文化研究、学养丰厚的作家，所作内容丰富，风格清新，文笔生动，加以图片精美，令人一旦展阅，便不忍释手。

可以相信，这套丛书的出版，对于新老上海人了解上海、熟悉上海，一定会起到导航指路的作用；在海派文化研究史上，也一定会留下浓墨重彩的一页。

是为序。2017年7月21日（上海历史学会会长、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复旦大学特聘教授）[1]高植：《在上海》，《大上海》半月刊，1934年第1期。[2]姜豪：《海派新作风的培养》，《上海十日》，1946年第2期。[3]姜豪：《海派新作风的培养》，《上海十日》，1946年第2期。[4]姜豪：《海派新作风的培养》，《上海十日》，1946年第2期。

绵绵不息的古华贤情

上海奉贤区奉城镇塘外村的村委会会定期举行“乡贤参事会”来解决村民的各种疑难问题。这些参与村委会治理工作的“乡贤”，有司法所的老所长、区政协委员、镇法庭江庭长、律师等能人、专家，也包括村内德高望重的老党员、老干部等。“作为国家最基层的行政治理机构，一个村就是一个社会，我就是从我们奉贤古来‘敬奉贤人’‘见贤思齐’‘以贤治国’的传统中受到启发，搞了这个土法的‘乡贤参事’制度，通过邀请村内的党员干部和村外的能人、贤人一起来建设美好和谐乡村，为群众排忧解难、群策群力、答疑解惑、化解矛盾。”塘外村村支书陈凌冲说。在村委会“议事厅”的宣传栏中，奉贤的“贤”字显得特别耀眼。“贤”字，在许慎的《说文解字》中做如下解释：“贤”，多才也。特指有才德的人。“奉”，承也。手部曰承、奉也。特指用两手奉长者之手，以示恭敬。可见，“奉贤”两字在文字学层面，其原义是“尊奉才德之人”。

清雍正二年（1724年），当时的两江总督查弼纳上书清帝，以苏州、松江、常州三府地域太大，赋税诉讼等事务繁杂不易治理，奏请分县，其中，分华亭县东南白沙乡和云间乡为奉贤县。雍正四年（1726年），委任康熙甲午举人河南嵩县人张荫圻为首任知县。据上海著名方志专家、1987版《奉贤县志》主编姚金祥先生介绍，当时设置县名的用意为“奉贤”，一种原因是清政府用“敬奉贤人”“见贤思齐”的招贤纳士的亲民政治，吸引江南的文人、贤人来参与国家治理，推崇仁政，施行教化。奉贤县旧城图

而奉贤这种推崇了294年的“敬奉贤人”“见贤思齐”文化，最典型的文化载体或许就是百年来流传在奉贤的关于孔子弟子言偃来奉贤讲学的传说。

言偃（前506—前443），字子游，春秋吴地常熟人，是孔子弟子中唯一的南方人，又称“南方夫子”。关于他的言论，在《论语·为政篇》中有他与孔子关于“问孝”的精彩对答。孔子的政治理想：“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就是言偃问出来的（《礼记·礼运篇》），可见言偃是孔子比较亲密的弟子。孔子去世后，言偃继续孔子的传道重任，南下讲学授徒，据言子后代在《言氏家谱》中的记载：“贤祖载道以俱南，吴中弟子从之游者以千计。”另有《同治奉贤县志》记载：“相传言子尝至斯地，为奉言子之贤也。”言偃像

当时，言子从鲁国南下传道，古华亭的吴人是处于怎么一种落后野蛮的状态，我们可以从《史记·吴泰伯世家》中窥见一斑：“太伯、仲雍二人乃奔荆蛮，文身断发”，就是说从中原来的文明人泰伯，为了符合吴地人民的风俗，也要剪短头发，纹身刺面。在《战国策》中形容吴地海边人民是：“信鬼神、好淫祀、断发纹身”，且野蛮好斗，“吴好剑客而士多创瘫”“轻死易发”（《正德松江府志》）。随着类似言子这种将中原先进文化带入吴地之人的努力，“尚圣贤，学礼仪，好读书”的风气在吴地播种。历经先秦两汉到隋唐，特别在北宋政权南迁后，中原的先进文化随大量移民“衣冠南渡”。古华大地成为北方士族迁居的重要地区，他们秉承书香门风，攻读诗书，出资建学，广授门徒，彻底改变了上海地区的人文环境和面貌。宋代以后，上海作为农业经济比较发达的富庶地区，良好的物质条件促进了文化和教育的发达，农家儿们得以摆脱“面朝滩涂背朝天”的种地生活，熟读“圣贤之道”，积极参加科举考试以求改变人生。“耕读传家久，读书济世长”，对教育和人才的重视就成为上海人的传统，为上海人文的兴起创造了有利条件。仅明清两代，上海地区出现了七位状元，从元至治元年（1321年）至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584年间上海共出现280位进士。而在奉贤地区，至明末清初，奉贤人“凡有子弟者，无不令其读书”，已成“海滨文墨之区”。明清两代，奉贤多出文武进士和举人。有的官拜御史、刑部侍郎，有的历任知县、知府，有的官至总兵、镇南大将军，还有的进国子监任博士、授翰林院编修、侍讲学士等。明末清初的“云间七才子”，奉贤人就占了三席。到了20世纪的1984年，奉贤有大学生2556人，其中留学生62人，在外工作的奉贤籍科技、研究人员约有千人，其中高级科技、研究人员百余人，先后有百余人被评为省、直辖市级以上的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奉贤的人才储备、输出、引进量在当时的上海各郊县中遥遥领先。

另据史料记载，为了纪念南来教化上海人的言子和贤人，在现在的奉城镇，抗战前曾有一条奉贤街和一座言子祠。旧时奉城老街呈十字形，有东街、南街、西街、北街之分。大街之北有一东西绵亘的街道，叫奉贤街，后称“古游里”。在这条奉贤街上，就有修建于清道光十五年（1835年）的言子祠，同治八年（1869年）重修，民国后改为国民小学。1937年11月，日本侵略军炮轰奉城，奉贤街上的言子祠与古镇上的奉贤县署、文庙、学署、书院及部分城垣等古建筑全部毁于一旦。奉贤街与言子祠虽然没了，但古华大地上的奉贤人，喝水不忘挖井人，对带来先进文化和技术的贤人们，秉承“敬奉贤人”“见贤思齐”的传统与态度，“尚圣贤，学礼仪，好读书”的风范代代传承，并出现了无数新时代的贤人和贤事。古华园鸟瞰相关“贤人”：“日行一善”的“奉贤好人”陈火培陈火培，1932年出生于奉贤，现居奉贤南桥镇金港村，党员。陈火培老人出身贫苦，14岁时就跟做泥瓦工的父亲学技术，为乡邻盖房子，砌土灶，画灶画。1949年奉贤解放，同年10月，陈火培加入了共青团，后被分配在奉贤县建筑队做泥瓦工。1956年由于工作突出，被评为“上海市青年突击手”，1959年光荣入党。从那时起他把“为人民服务”牢记心头，并一生实践。1963年，毛泽东主席提出“向雷锋同志学习”，陈火培把雷锋日记和事迹看了一遍又一遍，牢记于心。1965年，陈火培作为上海市学习毛选积极分子被推荐去北京参加全国群英会，受到了周恩来、朱德等老一辈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党给他荣誉，让陈火培暗下决心要做一个高尚的人，有利于人民群众的人，一个不图回报勇于奉献的人。从此，他每天坚持做一件好事，做完好事不留名。虽然，陈火培一直在农村基层从事建筑工程的技术和管理工作，曾经在十八年中，没有向单位请过一天假，忘我地工作在为人民服务的第一线。但是陈火培也没有间断过坚持做好人好事的习惯和信念。看到路面坑坑洼洼，他就在晚上人烟稀少时，发挥泥瓦工的专长，从家里拿来黄沙、水泥把路面补好。看到地上有木板，就把木板上的钉子拔掉，以免伤人。看到村里的桥坏了，就去修补。外地来沪打工青年找不到工作，没路费回家，陈火培就用自己的工资资助他回家。直到退休后，陈火培依然坚持每天做好事，为村里排忧解难，书写宣传标语。他的爱人说：“老头子，你为人民服务做好事，建设美好乡村，我支持你！”虽然，陈火培已经86岁了，但是他说：“生命不息，奋斗不止，党员干部就是要干到生命最后，坚持要为人民做好事，每天做一到两件。虽然自己做的都是鸡毛蒜皮的小事，但我感到别人幸福了，社会和谐了，自己也很快乐。”2014年，做了六十年好事的陈火培受邀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六十五周年国庆庆典”嘉宾，被授予“共和国建设者”的荣誉称号。采访奉贤好人老党员陈火培（李晓栋）

奉贤的古桥与古镇：千年一脉的美好乡村

古代奉贤是个什么样子？由于摄影技术是近100年才有的事情，所以我们对一千年前古华大地的样子已经很难知晓了，只有通过古人的诗作窥见一斑。

宋代抗金名臣李纲，在南宋初年回到他的出生地松江华亭县时（奉贤原属旧松江府华亭县，清雍正二年，两江总督查弼纳奏请清政府，分出古华亭县南境白沙乡和云间乡建奉贤县），写下《吴江五首》：“重过松江忆旧游，依然风景照行舟。危桥跨水虹垂影，高阁凭虚蜃吐楼。渺渺冲烟归钓艇，轻轻点浪舞沙鸥。暮天横笛江村起，激烈能令逐客愁。”

读这首诗，犹如一幅白描书画，勾勒了古代华亭地区曼妙清新的景色。河上有桥，水中有舟，水边有鸟，岸上是炊烟袅袅的村落，而河边还有一位读书人在吟诗。

谈到这诗中的宋代古桥，在今奉贤柘林镇新寺社区还保存着奉贤最古老的桥——建造于南宋嘉定九年的“通津桥”，其存在的时间比奉贤建县还要早500多年。近年来，这座古桥通过奉贤有关部门的全力修复，一座八百多岁的宋代危桥又恢复了原先半圆拱形石阶桥的风貌。而奉贤最出名的古桥，就是原先位于南桥老镇东街上，建于清乾[1]隆元年（1736年）的“南塘第一桥”，此桥拱桥为7.6米，桥长25.8米，桥宽3米，高2.7米，单孔，两边石阶各14级。1983年修建南桥镇古华公园时，“南塘第一桥”被完好移建于园内，至今风采依然。而建于清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的南虹桥，至今也依然矗立在青村古镇上。旧南桥古镇青村古桥柘林古桥青村古镇

从城乡规划的视角看，这种以桥为枢纽的舟桥相连的江南水乡格局，其功能以服务农业生产和贸易为主。根据苏南沿海地区河网密集、低洼潮湿的地理特征，奉贤先民们“靠水吃水”，将水资源充分用于农业生产。在生产上，他们用海塘、圩堤、水闸将河水控制，用于水稻种植。在人居上，他们将村社的建造与布置，就近于河道，以解决居民的生活用水问题。经过人工疏通和连贯起来的大小河网，成为运送人和农作物的交通脉络，易于农作物的商贸交易。在河网交汇的枢纽形成的商贸市镇，进行农产品和各种服务于农业生产的物资交易。沿河造屋、以河为路，河网枢纽形成市镇。市镇村社被包围在耕地中，耕地中又有苏南沿海地区的水乡格局，人居、交通、耕种、生产、自然等元素并行不悖，和谐融合。这种格局在奉贤保存较好的庄行、青村等古镇的建筑布局中还能清楚地看出。

据奉贤区史志办老文史工作者蒋祖兴老师研究考证，庄行古镇早在宋初即成村落，元代成为集镇，明清时期鼎盛发展，由于地处奉贤、金山、松江三县交界处，商贸繁荣，各业兴旺，遂成奉贤西部之重镇。庄行地属鱼米之乡，盛产稻米、棉花，是天然的粮棉之仓，也是奉贤西部最大的稻棉集散之地，尤以花米行最盛，四邻将收获的稻谷、棉花运到镇上交易，商家将收购来的谷、棉，通过水路经黄浦江运往江浙苏杭。在20世纪30年代，庄行有花行24家，米行11家，每到新谷、新棉上市时节，每月进出大米数千石，棉花数百担，连带出现土布纺织业，以印花土布最为兴盛。在1949年以前，庄行、青村、南桥等大集镇上，形成花行、米庄、布庄、槽坊、油坊、烟杂、百货、南货、茶食、锡箔、竹木、地货、砖灰、茶馆、菜馆、理发等商铺。南桥成为奉贤的商业中心，时有商号240多家，文献记载“舟楫往来如织，百货聚焉”。有民间乡土歌谣称赞这些商铺的土特产：“亭林馒头张泽饺，叶榭软糕实在好，闻得庄行粽子大，一剥剥出三里路。”青村老街庄行老街青村老街古建筑

在今天庄行、青村还能看到这些保存完好和已修复的晚清和民国时期的集镇建筑。这些水乡街市建筑多为白墙黑瓦、砖木结构、山墙加贴，木楼板构筑，沿街对峙布局，中间形成街市，街道以大块青石或鹅卵石铺筑。其中，不乏建筑考究的富商大贾的住宅，在现在的青村镇和庄行镇保存和修复的几处晚清民国的民居中，门前立有影壁，正门框上雕有鹤、鹿、蝙蝠等吉祥图案。内侧用砖砌成，镶嵌方砖雕[2]刻花纹。两旁有对联，上有楣，有方砖刻横幅并题字，顶用砖瓦砌成，三面有浮雕、壁画、花纹、泥塑，称为檐门。天井用青石铺设，有街沿石二三级。脊梁中间装蜂窝，梁柱两边接连处有镂刻花纹板，山墙用木板浮雕花纹代替，称纱帽头或斗，步梁下有枋，前枋正反两面均是浮雕，镂刻人物花卉，后枋正面浮雕，镂刻福、禄、寿之类吉祥如意人物，十分精美。庄行晚清民居古建筑

为了保证老街古镇的完好和现代化新镇建设的和谐，庄行镇和青村镇花费不少财力、物力来保存这些水乡古建，与此同时还要改善老街居民居住条件。据庄行镇和青村镇政府文保工作人员沈伋元和张积阳介绍，在过去几年，老街的古建筑由于居民自行整修，使得古建房屋的原有外观和结构发生严重改变，这几年镇政府统一对老街的古建进行了维修，尽量在材料和结构上恢复这些老镇古建的原貌，做好抢救性保护措施，实现蓝天、绿水搭配古镇风貌的目标，实现古建、人居、自然、经济有序、和谐的发展目标。

除此之外，庄行镇在非物质遗产保护的抢救和挖掘上也花费不少力量，庄行镇已先后申报了几个古镇特色非遗项目——《庄行土布印染技艺》《庄行羊肉烧酒饮食民俗》《庄行青团制作传统技艺》等，并从组织上成立镇“非遗”保护领导小组，寻找和挖掘了一批传统工艺的传承人。相关链接：

庄行老街与杨瑞记鞋铺庄行老街东街的毓秀桥是此地的一座古石桥，拐弯处是杨瑞记鞋铺。鞋铺的老鞋匠是杨慎喜，其制作的布鞋从鞋底到鞋面纯手工。杨慎喜的制鞋手艺已经申请了庄行非物质文化遗产。老人做了一辈子鞋，原来与他一起做鞋的老师傅已经全都消失了，据他自己说，现在自己年纪大了，眼睛花了，腿脚胳膊也不利索了，再继续做鞋，身体也吃不消，儿子和亲戚也没有传承这做鞋的技术。他希望有人能去学习和传承这门制鞋的手艺。庄行杨瑞记鞋铺（李晓栋）[1]姚金祥，《奉贤县志·卷十七·第三章·第一节·人行桥梁》，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9月。[2]姚金祥，《奉贤县志·卷十七·第四章·第四节·住房结构》，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9月。编者注：此为当地一种在传统方砖上制作汉字和花纹的传统建筑艺术

上古人类传奇：典龙造币与偒傣话

今天，我们如果有什么需要，只要有足够的经济实力，大到房子、汽车，小到打火机、铅笔，都能够很方便地用钱购买。但是，在几千年以前，在“钱”这个概念出现以前，人们如果想要得到自己没有的物品，往往只能通过很原始的方式去同别人交换，可以说是非常的不方便。

当社会物质基础积累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作为公共信用的载体和普世认同的等价交换物，能够促进物质流通的“钱”，就有了其必然出现的需要和条件。在德国国家古钱货币博物馆，对世界上最早起源的人类货币有一个排序，其中排第一名的是——贝币，中国。而在中国，最早作为“钱”而存在的贝币又诞生于哪里呢？结果让人意外，却又在情理之中。4000多年前，它诞生于远离当时政治文化中心的东海之畔，在今天被称为奉贤的地方，可能开启了中国乃至世界货币发展的历程。

奉贤在远古时期，上古先民就在古华大地上生活繁衍。20世纪70年代，在奉贤柘林镇冯桥村小学旁的新开河两岸，沪南公路约300米处发掘出一个距今5300～4500年的史前人类遗迹（良渚文化时期），称“柘林古文化遗址”，遗址东西长100米，南北宽70米。在遗址中出土了黑衣陶残器、夹沙陶丁字形鼎足、长方形穿孔石斧、有段石、柳叶形石镞等史前文物，1977年被列为市级保护地点。而在其后的奉贤古海岸线“古冈身”遗址中，又发现了厚达一米的贝壳层。这些奉贤的史前文明遗迹成为上海古文明的源头之一，为古上海的古海岸和成陆年代研究提供了有力的依据。其中，奉贤古贝壳的发现在研究我国乃至世界的货币和金融发展史上开启了一个崭新的时代。我们可以从奉贤流传的典龙造币的传说中发现这些中国古金融与货币发展的端倪。柘林古文化遗址

传说4000多年前，在尧的统治下，中原地区的物质基础已经较为深厚，黄帝时代流传下来的，以“大羊”（即公羊）为价值标准进行交易的做法，已经越来越无法满足人们的交易需求。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未来的天子当时还是普通农民的舜流浪到了东海之滨，也就是今天的奉贤一带的上海古海岸，结识了打鱼为生的“龙”，两人志趣相投，结为兄弟，相互一商量，决定携手北上中原谋求发展。奉贤海岸线

舜出生于稻米部落，熟悉水稻种植。在龙的辅助和支持下，舜在中原推广水稻种植，使得中原粮食产量得到了很大提升，得到了帝尧的关注。经过一番观察和考验后，尧发现舜不仅精通水稻种植，而且还具有非常高尚的品格，便欢欢喜喜地把自己的女儿许配给了他。

公主大婚，作为驸马的舜收到了许多中原贵族的礼物。回礼是必须的，而且为了表达心意，礼物还必须既珍贵，又独特。该送什么呢？一时间，这个问题把一向足智多谋的舜都给难住了。作为舜的好兄弟，龙也为此着急不已。一天，他突然想起了家乡海里五彩斑斓的贝壳，在远离大海的中原，那可是稀罕物，作为回赠中原贵族的礼物非常合适。与舜商议一番后，龙亲自返回家乡，采集了一批漂亮的贝壳运往中原，作为舜的回礼送到了中原贵族们的手上。而这些在中原极为罕见的漂亮物什，很快便获得了贵族们的青睐，成为象征身份的装饰品。尧、舜、禹的传说

历史按部就班前进，尧年老后将帝位禅让给了能力和品行俱佳的舜。舜给自己的好兄弟龙赐姓“典”，成为贵族中的一员，并委以纳言官的职务，负责发布命令和收集意见。由于舜的大力推广，水稻大量种植，中原地区粮食产量大幅增加，国力强盛，人们在生活物资有了更多盈余后，对交易的需求日益旺盛。这时候，物物交换的方式，不但不利于民众日常生活，也不利于国家财富的积累。交易方式的改变，亟需一种既能被大众接受，又具有一定价值，还方便携带和使用的物品来作为公共信用的承载体。自然而然，当时被作为舜婚礼回礼的贝壳，出现在了舜和典龙的对话中。

贝壳在中原贵族间已经有了一定的市场，作为一种珍贵的饰品容易被接受；贝壳轻便而又坚硬，方便流通使用；贝壳产地远离中原，便于管理。在当时的社会经济环境下，贝壳可以说是最佳的货币原材料。典龙再一次因为家乡的海贝而还乡，这次他肩上责任更加重大，关系着国家的经济。

作为货币使用的贝壳与作为装饰用的必然是不一样的。典龙回乡后，经过广泛而又慎重的挑选，综合贝壳的外观、大小、硬度、采集难度等多种因素，千挑万选出了最适合的“货贝”。然后便是大规模的采集和运输，从遥远东海采集的贝壳来到中原后，最终变成了人们争相获取的财富。并且，考虑到人们使用过程中的便利性，典龙发明了“朋”的计量单位，将贝币用绳串起，5枚为一串，2串为一朋。从以贝为饰，到用贝为币，再到串贝为用，典龙成功地开创了世界上最早的货币体系。

今天，人们在奉贤发现了大量采贝遗址，并且在奉贤南桥出土了许多具有3000～4000年历史的古瓮（用于货贝运输的容器）。彭信威先生的《中国货币史》认为：“贝壳是古代的装饰品，也可以说是一种奢侈品，而且常见于记载，大概发展成统治阶级之间的货币。”所以，我们从典龙造币这个优美故事中可以看出，在传说的尧舜禹时期，上古的原始中国人可能将海边的贝壳作为一种贸易交易的计量货币来使用。因此，奉贤史前人类遗迹中的大量贝壳，或许就是人类早期金融和货币使用的一种例证，为中国和上海金融史的研究增添了新的研究空间和领域。古代贝币

除了类似“典龙造币”这些浮沉于历史长河中的蛛丝马迹外，还有一个证据至今仍然“存活”着，跨越千年，述说着奉贤曾经采贝为币的惊世之举。传说4000年前，当典龙从奉贤海岸上精心挑选出的贝壳作为正式货币广泛使用后，中原政权对于这种货贝的需求量越来越大。所以，在奉贤就形成了一个以采贝、运贝为生的庞大群体——偒傣人。由于货贝的重要性和保密需要，在采贝、运贝过程中，这个群体会以自己独特的方式进行交流，渐渐地形成了一种独特的难学难懂的语言——偒傣话。直到今天，在奉贤金汇镇仍然有人在使用这一语言进行交流。

作为偒傣话专家，复旦大学现代人类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教授李辉告诉我们，偒傣话是独一无二的，是目前世界上现存的7000多种语言中拥有元音最多的一种语言。世界上使用人数最多的汉语普通话只有6个单元音，世界上使用范围最广的英语有12个单元音，而偒傣话却拥有20个元音。

元音是不同经络中元气鼓荡发出的声音，人体有20条经络，对[1]应20个元音。元气的鼓荡是需要由对应场景和动机来激发的，而一个元音的巩固在一个语言体中是需要这个人群长期约定坚持的。由于贝币开采的保密需要、长期的远途运输和群体的相对封闭性，拥有20个元音，难学难懂的偒傣话有了其形成和流传的必然性。目前，这种独特语言——偒傣话，在人民政府的支持下，正在积极地被保护、传承。（李晓栋 潘顺凎）[1]施云江、范娜，《奉贤与货币起源》，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1月，第67-68页。

奉城城墙与上海抗倭“青村保卫战”

喜欢旅游的朋友，一定对北京雄伟的明长城和南京高大的明城墙记忆深刻。在世界古代军事史上，以城墙为主体的中国古代军事城防系统是可与英法城堡媲美的军事堡垒。这些由垛口、箭楼、城门、城墙、角楼、马道、瓮城、雉堞组成的复杂的城防系统，曾经遍布中国各地，大到京师，小到县城。在现今奉贤奉城镇的万佛阁内，还留有一段修复后宽10余米，高近4米的明代奉城城防系统——“拱辰门”的月城城墙遗址。而在Google卫星地图上，还能看出奉城老城四四方方的明代城郭形状。然而，在历史上，小小的奉城镇，真的是座名副其实的军事堡垒。《抗倭图》中的明军古城墙

奉城旧称“青村堡”，曾是四百多年前，明代东南抗倭战争中的军事重镇。明朝奉贤军民和日本倭寇，在此发生了惨烈的拉锯战，其中不乏胡宗宪、赵文华、俞大猷等著名历史人物，以及在后世名声大噪的少林武僧。奉城城墙①奉城城墙②

从明初的中国地图上看，今日的奉城正处在当时的海岸边上，天然的地理位置加之当时明代的近海防御危机，使得奉城成为军事前线。明洪武十九年（1386年），为防御倭寇海盗，明太祖朱元璋派信国公汤和巡视山东、江苏、浙江海防。据汤和在视察后的建议“倭从海上来，当从海上御之。请量地远近置卫所，陆聚兵，水具战舰，错守其间，俾不得入，入亦不得敷岸”，明政府决定在山东至浙江沿海驻军防御海盗，设置53个堡垒，形成沿海防线，类似现代战争中的“马奇诺防线”“大西洋壁垒”。奉城就是这道防线中的一个堡垒，称为“青村堡”，置“守御青村千户所”，驻军3039名，归“金山卫都指挥使”指挥。奉城城墙③

这座在海边筑起的堡垒，规模宏大。据史料记载，青村堡城墙“周围六里，高二丈五尺”，城墙外的护城河“池广二十有四丈，深七尺余”“城门四，上各有楼，外各有月城楼四，敌台十有一，箭楼二十八”。城墙有“雉堞一千七百六十六”“旱门四：东曰朝阳，西曰阜城，南曰镇海，北曰拱辰，其上各有丽谯，外有月城四座，窝铺一百三十座”。这座铁桶式的城防系统，可瞭望、屯兵、走马、架炮、射箭，坚不可摧。

造城的原因是抵御倭寇，“倭”字，人字旁从一个“委”，汉字象形会意上也就是“矮人”的意思。东汉开始，中国指称古代日本人为“倭”，“寇”就是土匪强盗。“倭寇”，特指公元14世纪到16世纪，袭扰中国东南沿海的日本海盗。明朝中叶，由于当时的日本处于南北朝的战国时代，各地军阀地主割据混战，民不聊生。战败的武士、浪人，失地的逃亡农民等在日本西南部藩主的支持下成为武装海盗，伙同中国沿海的盗匪汉奸，前往中国沿海各省抢劫，寇乱北起辽东、山东，南至江浙闽粤。由于日本国内的极度贫困，这些倭寇到了中国后杀人放火，掠夺财物，无恶不作。倭寇之乱在明代嘉靖年间达到顶峰，而武备废弛的明朝军队，起初对于倭寇，由于轻敌疏忽而束手无策，屡战屡败。

据明人采九德的《倭变事略》记载，在浙江海盐的明军与倭寇的第一次交锋中，明军就遭遇了惨败。“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癸丑，夏四月二日，一海船长八九丈余，泊盐邑演武场北新塘觜，约贼六十余，皆髡头鸟音，有枪刀弓矢而无火器。”“陆路指挥王彦忠率兵百余，至船询所以来，而译言莫通。”“时承平久，邑人相携往观，嘻然莫为虞。日甫西，彦忠率众逼船，倭尽起立，以燕尾利镞射数军，皆立死。”“诸观者始知惧，奔入城，遂塞门为拒守计矣。”可见，数百明朝正规军，不敌六十余狡猾凶悍的倭寇，驱赶不成，大败而归。

登陆的倭寇，迅速占领一些江浙沪沿海村镇建立匪巢据点，向腹地袭扰。嘉靖三十三年（1554年）三月，倭寇在汉奸海贼陈东、徐海的引导下占领今奉贤柘林为巢穴，与被占领的浦东新场、周浦互为犄角，四出掳掠，为害乡民。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八月倭寇又占据了奉贤陶宅，奉贤沿海两大据点陶宅、柘林全部沦陷，只剩下被倭寇视为莫大威胁的青村堡没有攻下。于是，明代上海抗倭战争中的“淞沪会战”——“青村堡拉锯战”打响了。

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三月，小股倭寇偷袭青村堡城椒墩，青村堡驻军百户王和率所部一百余人仓促应战，因准备不足，部队被歼，王和及队长陈九等明军官兵不幸遇难。倭寇包围青村堡，继而流窜至浦东沿海，到处放火抢劫。六月二十七日，青村堡都司韩玺主动出击，率领明军及自中原而来的少林寺僧兵于四墩歼灭倭寇八十余人，击溃了围困青村堡的倭寇。明代《抗倭图》

嘉靖三十三年（1554年）九月十七日，盘踞柘林的倭寇倾巢而出围攻青村堡。倭寇先恐吓城内乡民交出金银布匹，驱赶附近乡民“异云梯，杂包担，遒通护塘间”，分散青村堡守军注意力，再派出两股倭寇偷袭攻城，进攻青村堡的四个城门。大群倭寇在海螺声中，左手持盾，右手舞刀，蹑梯而上。面对匪徒，青村堡守军吸取了第一次青村堡保卫战的经验，做好了充足准备。“城上矢石雨下，军民以胡叉推梯，情绪激愤，甚至裸坐城头发炮。”千户陈元恩与其弟陈元思亲自操作火炮和火绳枪射击，倭寇抵挡不住，被迫撤退。

正面进攻吃了亏，狡猾的倭寇想出了诡计。十月初五，倭寇24人伪装攻城随即又伪装失败，引诱青村堡明军指挥徐承宗、千户叶绪率兵出城追击，落入埋伏圈，徐承宗、叶绪遭到围歼，全军覆没，仅以身免。十二月初五，倭寇又乘大雪纷飞的深夜偷袭青村堡，用棉被蒙头，穿上明朝老百姓的衣服作为伪装，潜到城下，忽然登梯而上，攻破南门，焚烧城门。城内居民四处奔逃，被倭寇杀害无数，尸堆如小山。到了嘉靖三十四（1555年）年二月二十八日和五月十一日，柘林倭寇再次侵犯青村堡，先后被把总金汉、千户陈元恩、监生盛际时等率队击退。来袭倭寇只能焚烧其舟，大肆抢掠而去。

为挽回明军的脸面，解决江浙的倭寇问题，内阁首辅严嵩派出其义子、工部右侍郎赵文华压阵江浙剿匪。重压之下，浙江总督胡宗宪调拨浙江总兵名将俞大猷率浙江兵会同曹邦辅的直隶兵，号称20万，围剿倭寇在奉贤的巢穴柘林和陶宅。嘉靖三十四（1555年）年九月，赵文华、曹邦辅、胡宗宪三路人马对陶宅发起总攻，倭寇集中主力，猛攻胡宗宪所率浙兵，明军死伤千余人。曹邦辅所率的直隶兵也中倭寇埋伏，死亡二百多人。紧接着兵备副使刘焘的五千军队兵分三路继续围攻，倭寇以200人迎击，明军再次溃败。

到了第二年的嘉靖三十五年（1556年）三月，倭寇又率四十余艘贼船来袭青村堡，被把总王应麟击退。六月，又来偷袭青村堡，被守军击退。同时，总督胡宗宪再次率领浙江、直隶兵，会剿陶宅倭寇，这次剿匪终于大获全胜，倭寇弃守陶宅、柘林，残匪在九团洋被王应麟部队击溃。之后，在失去陶宅、柘林的据点后，青村堡之围解除，奉贤倭寇被荡平。汉奸匪首徐海被擒，倭寇失去内应和向导，浙江倭患平息。

而奉城规模宏大的城墙盛极一时，直到咸丰十一年（1861年）太平军攻克奉城，城楼遭毁。同治六年（1867年）修复，民国十九年（1930年）开始拆除城墙，城墙砖用以修筑监狱，以后城墙逐年被毁，目前只剩下万佛阁一段及另在西北角高土墩下，埋有约40米长的城墙遗址。但是，这城墙背后，明代东南抗倭战争奉贤军民浴血奋战的历史，却流传了下来。相关“贤人”：

明代奉贤抗倭战争中的少林僧兵少林僧兵，因武艺高强，可以一敌十，所持的少林棍法在当时所向披靡，类似现在的特种部队。由于从嘉靖三十年（1551年）起，日本倭寇不断袭扰上海地区，明朝守军兵员和战斗力都不足以应付。为此，明朝政府只好征召地方武装补充，河南登封少林寺的少林武僧，毅然前来抗击上海倭寇。少林棍僧据河南少林寺内刻于明代万历九年（1581年）的《登封县帖》载：“先年，上司调遣寺僧随征……倭寇等，阵亡数僧。”明末清初顾炎武的《日知录》说：“嘉靖中，少林僧月空受都督万表檄，御倭于松江，其徒三十余人，自为部伍，持铁棒击杀倭甚众。”清代秦荣光的《上海县竹枝词》亦云：“山东应募少林僧，叶榭江湾敌队乘。七尺棍长卅斤重，战场陷阵勇先登。”在争夺奉城的“青村堡拉锯战”中，少林僧兵屡见文献。如地方志记载，1553年农历六月二十七日，青村堡都司率僧兵于四墩毙倭80余。1555年10月，浙江总督胡宗宪率浙江诸路兵进剿陶宅倭寇，少林僧兵为前队，直至倭寇门前，抡棍破敌，遇者即倒。而来沪助战的少林僧兵中以“月空”和尚最为知名。明代李绍文的《云间杂识》载：“僧兵百余人，其首号月空，次号自然，傍贼结营。一贼舞双刀而来，月空坐不动，将至，身忽跃起，从贼顶过，以铁棒击碎敌首，于是贼气沮。”明代张鼐的《吴淞甲乙倭变志》说：“贼队有巨人穿红衣舞刀而来，领兵僧月空和尚遍视诸僧，皆失色。独一僧名智囊，神色不动，即遣拒之。兵始交，智囊僧提铁棍一筑跃过红衣倭左，随一棍落，其一刀贼复滚转。又跃过红衣倭右，又落其一刀，倭应手毙矣。”这些史料，生动刻画了明代上海奉贤抗倭少林武僧武艺高强，灵活机动，有勇有谋的形象。（李晓栋）

张弼与青村海秀坊：清廉爱民的吴中草圣

奉贤以“敬奉先贤”为名，在这种文化熏陶下，本身也是贤者辈出。在500多年前的明朝中叶，在松江府华亭县陶宅村出生长大（今奉贤区青村镇陶宅村）的张弼，因在书法艺术上的成就，被世人尊称为“吴中草圣”，其不畏权贵、教化一方、清廉律己的事迹更是为后世所景仰。

张弼，字汝弼，因为家近东海，所以号东海，晚年自称东海翁，明代“云间书派”的代表书法家，擅长楷、行、隶、草等多种书体，草书尤佳。明宪宗成化二年（1466年）进士，任兵部员外郎，成化十四年（1478年）因为讽刺权臣，被贬为南安（今江西大余）知府，三年后告老还乡。成化二十三年（1487年）在苏州儿子家病逝，终年63岁，葬于苏州凤凰山阳。

张弼自小喜爱书法，起先学王羲之，后学习张旭、怀素的草书，年纪轻轻就能“词皆冲口而得，字亦纵笔所书，矩度弛张，姿态逸发，虽晋唐名家，未易比数”。其作品风格一改明初“台阁体”工整平稳、圆润婉媚、细劲流畅的规范，用笔奇崛，线条流畅，牵丝带笔处挥洒自如，使转生动活泼，气势贯通，变化丰富。他认为，草书纵情恣意，最能抒发个人的情性，能将胸中所得倾泻无遗，将个人的主体意识发挥得淋漓尽致。

张弼在书法艺术上的境界极高。在他主政南安知府时，曾有深谙书法的学者慕名向他讨教：“什么算是好的书法？”他回答：“好到极处，俗至极处。”又问：“如何则可？”答曰：“写到好处，变到拙处。”大俗即大雅，大拙即大巧，已经达到了返璞归真的境界。《明史·文苑传》称其：“工草书，怪伟跌宕，震撼一世”。王鏊《震泽集》评价其：“酒酣兴发，顷刻数十纸，疾如风雨，矫如龙蛇，欹如坠石，瘦如枯藤，狂书醉墨，流落人间，世以为癫张（张旭）复出也”。

当时的人们，对张弼的书法作品非常追捧，据张鼐《先进旧闻》载：“东海张先生守南安时，各郡收兵议赏，武夫悍卒乃惟愿得侯墨妙，而过客往往以是罢诛求焉，岁以笔札佐郡费类此。”不仅如此，张弼的影响力甚至覆盖到了海外。李东阳在《张东海文集序》写道：“碑版券软流布尔，远至于外国，东海之名遂遮天下。”张弼书法

从史料看，张弼颇不惜墨，然而他的作品存世并不很多，不失为一大憾事。传世的有《草书千字文》《唐诗七律卷》《草书登辽阳城诗》《七绝诗轴》等书作真迹及《铁汉楼法帖》原雕版，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上海博物馆、松江区博物馆等处。

在诗文一道上，张弼也自成一家，他曾经说自己“书不如诗，诗不如文”。对此，李东阳虽戏称其“英雄欺人每如此，不足信也”，却也不得不承认，张弼的诗文“清炼脱俗，力追古作”。王鏊则认为张弼“为文自立一家，言诗多警句，往往为人传诵”。

张弼性情恣意洒脱、无所顾忌，这也许也是他钟情于草书的原因之一。他在任兵部员外郎期间，明宪宗笃信江西籍术士，扰乱朝纲，大搞科举舞弊。张弼看不过去，作了一首《假髻篇》讽刺他们，因此得罪了这帮皇帝宠臣，被贬为江西南安太守。

南安就是今天的江西省大余县，地处赣粤两省要冲，山高路险，治安不好。有“奸人聚山谷为恶”，并且常与邻省百姓因山林与商路运输利益而起纷争，死伤狼藉。张弼上任后，对奸人“悉捕灭之”，对于两地百姓的纷争则多方调解，均利于民。

当时，南安大庾岭为客商货物往来的主要通道，许多百姓都依靠在商路上进行水陆运输生活。但这条商道还是唐时张九龄所修，天长日久，早已坑坑洼洼，崎岖不平，非常影响通行效率。“要想富，先修路”，这是亘古不变的道理。为此，张弼请准赣粤藩司，将所得商税用于雇工拓宽路基，架桥铺路。长达三十里，宽一丈的新路，大大便利了商旅往来和货物运输，更多的商贾选择从这里通行，依靠运输为生的当地百姓收入得到了很大提高。到了荒年，张弼则开仓平粜，救济民众；时疫流行，则延请名医，为民治病。当地民风好讼，张弼就创立“射圃”，亲自教习武术，用来防备盗贼，并建立社学、创办书院，祭祀先贤，修编郡志，教化士民，民风逐渐转好。

后世学者评价南安太守张弼，“律己爱物，大得民和”。事实上，严于律己，不贪不义之财的品质，是他一生的坚守。张弼六岁时，一次在离家不远的水塘边嬉戏，见到一个醉汉在水塘洗完脚后，将一个提兜遗落在石阶上。他上前捡起来打开一看，里面装有十几两银子。他心想，这么多钱，那醉汉酒醒后一定回来寻找，便在石阶上坐着等候。果然，不一会儿，那醉汉哭着找来，张弼将提兜还给他。醉汉大喜过望，非常感激，从提兜中摸出一锭银子递给张弼，想要借此表达谢意。张弼摆手说：“那么多银子我都不要，要这一锭干吗？”说完就蹦蹦跳跳回家去了。此事传开后，一时在乡里被传为美谈。

张弼在主政一方时，作为南安的一把手，手握地方司法、行政、监察、人事、财政大权，只要他愿意，完全可以“财源滚滚来”。但事实上，他不仅没有主动敛过财，甚至一再拒绝了以“祈求墨宝”为名送上门来的银钱。走马上任时“一挑行李两船书”，三年后告老还乡时，除了两船书变三船书外，从南安带走的，唯有一块他带领百姓修路时在溪中发现的石条。石条修长，似有凌云冲霄之志，故名凌霄石。

张弼带着石条回到家乡时，沉重的行李箱引来了满街百姓的围观，以为又是一位衣锦还乡、满载而归的大官。直到行李运到家门，打开一看，只是一块硕大的石条。大家顿时啧啧称奇，明白了张弼的清廉。关于张弼带石还乡的佳话逐渐传开，人们把这块跨越千山万水而来的凌霄石也称作“廉石”。这块廉石一直被张弼后人视为传家之宝，直到民国二十年（1931年）将它捐赠给了上海松江醉白池公园，至今仍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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