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密尔顿传(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美）罗恩·彻诺,张向铃,高翔,何皓瑜（译）

出版社：浙江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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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密尔顿传试读：

在19世纪50年代早期的日子里，当人们走过白宫附近H大街的那一片房子的时候，几乎没有人会想到那位坐在窗边收拾花草的老寡妇，是最后一位尚健在的与美国早年建国的光辉岁月有所瓜葛的人。就是在五十年前，在新泽西州威霍肯镇的一块可以俯瞰哈得孙河的隐蔽的岩壁上，当时的美利坚合众国副总统小亚伦·伯尔（Aaron Burr Jr.）向她的丈夫，亚历山大·汉密尔顿（Alexander Hamilton）射出了致命的一枪，用卑鄙的手段除掉了这个在他看来是自己前程最大障碍的人。当时汉密尔顿才49岁。这位妻子从此被迫独自一人含辛茹苦地抚养七个儿女，比她的丈夫整整多活了半个世纪，几乎挨到了南北战争的前夜。对这个中年丧夫的寡妇来说，真不知道命运对她到底是仁慈还是残酷。

伊丽莎白·斯凯勒·汉密尔顿（Elizabeth Schuyler Hamilton，又被称为艾丽萨·汉密尔顿）虽已眼盲耳聋，但直到去世时依然保持着高贵与典雅的气度。这个坚忍的女人从未自怨自艾过。她那温和的性格、乐观的精神、虔诚的宗教信仰以及荷兰人特有的坚韧，支撑着她独自面对异乎寻常的不幸命运。甚至在她90岁的时候，这个坚强的女人在做祷告的时候依旧十分虔诚地双膝跪地。她身上裹着披肩，头戴一顶反映着那个时代美国人俭朴生活的镶着白色花边的帽子，衣领浆得硬硬的，穿一件黑色的斜纹布外套，这种外套是寡妇们在社交场合的典型装束。她那曾经让乔治·华盛顿将军（George Washington）属下一位年轻军官一往情深的双眸，在一副金边眼镜后面闪烁着睿智的光芒，表现出了不屈不挠的精神，讲述着一段拒绝向过去屈服的记忆。

在这栋艾丽萨·汉密尔顿夫人和她的女儿合住的房子的前厅里，充满着对她来说已经远去的婚姻生活的回忆。当有客人来访的时候，这位身材矮小却腰杆笔直的白发老人就会拄着拐杖，艰难地从那镶着由她亲自设计的花边的黑色沙发上站起来，带着客人回顾这段历史。首先映入客人眼帘的是一幅出自吉尔伯特·斯图亚特（Gilbert Stuart）之手的华盛顿画像。接着，艾丽萨会自豪地带着客人欣赏一个被精心放置在客厅中央桌子下的银制葡萄酒冰桶。这个葡萄酒冰桶是乔治·华盛顿送给艾丽萨的礼物。对于艾丽萨来说，这件珍贵的礼物有着特殊的含义。在她的丈夫被人陷害，卷进美国历史上第一起性丑闻的时候，华盛顿用这件礼物暗示了他的立场。接下来，艾丽萨会让客人欣赏一尊古典主义风格的大理石半身像。这座雕像是意大利雕塑家朱塞佩·塞拉其（Giuseppe Ceracchi）在汉密尔顿政治生涯的顶点——担任美国首任财政部长时雕刻完成的。汉密尔顿被雕塑家描绘成了一位肩披宽袍的高贵的古罗马参议员。雕像中的他神采奕奕，眉宇间闪烁着睿智的光芒，淡淡的微笑照亮了整个脸庞。这正是艾丽萨心中的那个汉密尔顿的形象：热情洋溢、充满希望、永远年轻。“我永远也不会忘记那尊半身像。”一位年轻的访客回忆道，“因为那位老夫人在带着我们参观她的房子时，总是会在那半身像前停下脚步，拄着她的拐杖，凝视着，凝视着，就好像她永远也看不够一样。”

艾丽萨会让少数的客人看那些对她来说异常珍贵的、她丈夫留下的手稿：汉密尔顿早年所写的赞美诗，汉密尔顿在圣·克罗伊岛度过的那段穷困潦倒的少年时代时所写的一些信件……在她提到汉密尔顿的时候，她就经常会变得很忧郁，流露出马上想和“她的汉密尔顿”重新团聚的神态。一位访客回忆道：“我记得有一天晚上，她显得很忧伤，看起来一副心不在焉的样子，当客人们在客厅等她的时候，她却一个人坐在壁炉边玩西洋双陆棋。一盘棋下罢，她便闭上眼睛靠在椅背上，就好像睡着了一样，许久之后，屋里的寂静被她的呢喃自语[1]打破‘我真的很累，日子太久了，我好想他’。”

艾丽萨·汉密尔顿把自己的一生都投入到了一项对她而言无比神圣的事业中：拯救她丈夫那被无数谣言谤语所玷污的声誉。因为，在汉密尔顿死后的很多年里，托马斯·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约翰·亚当斯（John Adams）和汉密尔顿的其他政敌对这位已经永远不可能再为自己申辩的人的中伤，从来就没有停止过。为了保存她亡夫的遗物，艾丽萨雇用了将近30名助手来整理汉密尔顿生前留下来的堆积如山的文件材料。然而，由于艾丽萨实在过于内敛和谦逊，她所做的工作完全是基于对亡夫的敬爱，以至于在她保留了汉密尔顿留下的每一篇文字的时候，却没有保存下她自己的信件。这无疑是一大憾事，然而，艾丽萨的工作仍然是不朽的。她投入自己的一生来做这件事的精神支柱，就是希望有一天能够有一本百科全书般的权威传记问世，以捍卫她亲爱的汉密尔顿在共和国先贤祠中的地位。对这本书的长久等待足以让人发狂，在一个又一个的传记作家半途而废或者皓首穷经却依然无所作为之后，自然而然地，这巨大的责任就落到了艾丽萨的四子——约翰·丘奇·汉密尔顿（John Church Hamilton）的肩上。最终，他将他父亲的事迹整理出了一部7卷本的“浩大的”传记。可惜的是，在这件原本应是送给艾丽萨的最好的礼物最终完成之前，她却先走了一步。在1854年11月9日，艾丽萨·汉密尔顿离开了人世，享年97岁。

在看到母亲为了那本能够让父亲不朽的传记而苦苦等了半辈子却最终一无所获的时候，愤怒的艾丽萨·汉密尔顿·霍利（Eliza Hamilton Holly）毫不客气地责备她那位没能及时完成任务的兄弟，“这几天，每当我悲伤的时候，脑海中就会浮现出那些深深地影响着妈妈的事情。我不知道还有谁能够像亲爱的妈妈那样对我们的父亲一往情深。一想起妈妈的音容笑貌，一想到妈妈为了这本传记能够问世而孜孜不倦、殚精竭虑的时候，我便有了同样的使命感，‘一定要为我的汉密[2]尔顿讨回公道’！”正如艾丽萨·汉密尔顿·霍利在这封信中所强调的那样，汉密尔顿夫人留给她的孩子们的遗言和任务便是：一定要为“我的汉密尔顿”讨回公道。

那么，他们真的为汉密尔顿讨回公道了吗？这个问题很难回答。在美国的历史上，没有哪个政治人物能够像亚历山大·汉密尔顿那样饱受争议，支持他的人热情地讴歌他，反对他的人恶毒地咒骂他。直到今天，他仿佛仍被“杰斐逊的民主政治”与“汉密尔顿的贵族政治”的争论所困扰。对托马斯·杰斐逊和他的支持者——憧憬温馨的乌托邦生活的人们来说，汉密尔顿是美国的梅菲斯特，是诸如银行、工厂、股票交易所这样的“邪恶事务”的鼓吹者。汉密尔顿被他们妖魔化成了一个英国人的爪牙，隐藏的保王党人，秉承马基雅维利主义的阴谋家，一个可能在将来篡夺共和国的权力的恺撒。诺亚·韦伯斯特（Noah Webster）强调，汉密尔顿的“野心、傲慢与飞扬跋扈”，[3]注定让他成为“这个国家的邪恶天才”。汉密尔顿所强调的美利坚民族主义、州权服从于中央政府、积极行政等政治观念，无法不让人担心这种如英国王室当年的统治方式会在美国复辟。汉密尔顿那表面上对财富的热衷使得批评家们将他描绘成一个蔑视人民大众的财阀的走狗。对于另外一些批评者来说，汉密尔顿始终坚持美国应当拥有一支专业化军队的主张更是表明了他是一个潜在的暴君。“从他所写的[4]每一个字里都能读出拿破仑似的冒险主义。”历史学家亨利·亚当斯（Henry Adams）断言道。即便是汉密尔顿的一些崇拜者对这位有着西印度群岛移民背景的伟人的态度也很暧昧。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勉强地称赞汉密尔顿是“一个伟大的人，但不是[5]一个伟大的美国人”。

然而，仍然有许多著名的评论家与艾丽萨·汉密尔顿持有相同的看法，他们认为人们对汉密尔顿的批评有失公允。汉密尔顿不像其他的开国元勋那样，被人们用堆积如山的传记去歌功颂德。英国政治家布莱斯勋爵（Lord James Bryce）指出，在美国的缔造者中，唯有汉密尔顿没有得到应有的后世评价。在他的《美利坚联邦》（The American Commonwealth）这本书中，布莱斯勋爵总结道：“对于欧洲人来说最有意思的事，是谈及这个伟大人物时，他的同胞——无[6]论是他的生前还是身后——似乎都从未承认过他的非凡天赋。”在以民族主义和积极政府为特征的改革派共和主义大行其道的时代，西奥多·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赞扬“汉密尔顿是美国历史上最[7]优秀的政治家，是那个时代最杰出的智者”。他的白宫接班人，威廉·霍华德·塔夫脱（William Howard Taft），同样称赞汉密尔顿是“我[8]们这个国家最伟大的政治家”。可以说，从未担任过总统的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应该是美国历史上最有影响力的政治人物，他对美国历史的影响，恐怕远比某些当过总统的人物要深远得多。

作为一个思想家、实践者，高谈阔论的理论家与手腕干练的执行者，汉密尔顿对于许多美国的开国元勋来说可以算得上是双重的威胁。他和詹姆斯·麦迪逊（James Madison）是召集美国制宪会议的主要推动者，他们的作品《联邦党人文集》（The Federalist）更是一部浓缩了美国立宪精神的文本。作为美国历史上的第一任财政部长和年轻的联邦政府架构的主要设计师，汉密尔顿将宪法原则带进了日常生活，将抽象的宪政理论融入了现实的制度。他那务实的态度影响了很多方面。他设计了可以平稳运转的联邦与州权分治架构及其预算体系、国债制度、税收体系、中央银行、海关和海岸警卫队，并且做了大量的工作来证明这些制度的合理性。他的这些成就为行政权限界定了一个极高的标准，以至于无人能够望其项背。如果说杰斐逊用他的才华让政治演说充满了诗意，那么汉密尔顿可以说是“美国政体”这篇大散文的最佳作者。再没有哪个美国开国元勋能够像他那样对美国未来的政治、军事和经济有着如此清晰的洞察力，也没有哪个开国元勋能够像他那样，将这些机制整合在一起，使这片土地真正凝聚成了一个国家。

汉密尔顿担任财政部长那繁忙的几年并没有为其短暂而富有戏剧性的一生增加更多的故事。从他作为一个私生子在尼维斯岛出生到他在威霍肯德血腥决斗中丢掉性命，汉密尔顿的一生充满了太多的喧嚣，以至于这样的经历只有在最富有想象力的小说家的笔下，才会同一时间出现在同一个人身上。

一个灰头土脸的西印度群岛移民在美国改头换面，虽然没有正当的出身和良好的教育，却依然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汉密尔顿从圣·克罗伊岛一个郁闷的小职员，变成乔治·华盛顿内阁里手握大权的要员的经历，既是一篇有关个人成长的传奇，更勾勒出了美利坚合众国这个年轻的共和国从她出生到蹒跚学步的一幅全景图。除了乔治·华盛顿之外，没有哪个人能够像汉密尔顿一样，从1776年到1800年，一直处于美国政治的中心地位；也没有哪个人能够像他那样，跟那个时代所有的重大历史事件都有所瓜葛。这个无所不在的汉密尔顿给美国这个咿呀学语的新生儿带来了荣耀、激情和丑闻；这个无所不在的汉密尔顿几乎出现在所有的冲突中，无论是阶级冲突、地缘矛盾、种族隔阂、宗教纠纷还是意识形态间的争斗，他总是处于风口浪尖，为千夫所指。与他同时代的那些政治人物也因为汉密尔顿的存在，而似乎注定都要扮演一个还击者的角色，需要费尽心机地去抵挡汉密尔顿抛来的一个个投枪与匕首。

汉密尔顿是一个能够用魔鬼般的速度制造大量文字的天才。他一定是人类历史上能够在49年时间里写出最多文字的人。然而，对于他的私生活，他却是出了名的守口如瓶，尤其是对他那段不堪回首的在加勒比度过的少年时代，其他的开国元勋没有一个像汉密尔顿那样和耻辱与不幸纠缠不清。与同时代的政治家们相比，汉密尔顿的青年时代也因此多了几分神秘感。在不削弱对他那多姿多彩的精神生活描写的同时，我尽力地搜集了有关汉密尔顿的种种轶事，以塑造出一个较丰满的人物形象。这个睿智的男人既迷人又冲动，既浪漫又诙谐，既活泼又顽固，没有哪个传记作家能够抵挡住诱惑，不去剖析汉密尔顿的精神世界。汉密尔顿尽管天赋异秉，但他长期被自己的暴躁与自负所困扰，他总是满腹牢骚又无比好斗。他从来没有摆脱过人们对他人品的责难，他的机智更是经常被激动的情绪打败，使自己丧失最基本的判断力，以至于他最热情的追随者们都常常为此而目瞪口呆。一方面，他确实是个能够广交朋友的人，但是另一方面，他却与杰斐逊、麦迪逊、亚当斯、门罗和伯尔这一干人等结下了不共戴天之仇。

汉密尔顿担任财政部长期间所展现出的巨大才华，使他一生中的其他角色黯然失色：小职员、大学生、青年诗人、随笔作家、炮兵上尉、华盛顿的战时副官、战场上的英雄、国会议员、废奴主义者、纽约银行的创始人、州议员、制宪会议成员、纽约州宪法批准大会会员、演说家、律师、雄辩者、教育家、《纽约晚报》的庇护者、外交政策理论家、陆军少将……毫无疑问，是他直接促成了美国历史上第一个政治党派——联邦党（Federalists）的诞生，并且充当了该党的重要智囊。在华盛顿和亚当斯执政时期的连续4届总统选举中，他都发挥了关键作用。在这16年中，美国的政治架构经他之手确立，当时的所有重大事件，背后也都有他的影子。

早几代的传记作家所能依赖的主要是汉密尔顿留下来的汗牛充栋的著作。在1961年到1987年，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的哈罗德·C.希莱特（Harold C. Syrett）和他带领的了不起的编辑队伍整理出版了一部多达27卷的汉密尔顿个人与政治论文集。小朱利乌斯·戈贝尔（Julius Goebel, Jr.）和他的团队又在这已经不堪重负的书架上增加了5卷汉密尔顿所著的有关法律和商业的文集，让整套文集加起来超过了2.2万页。这些全面细致的汉密尔顿文集已经不仅仅是汉密尔顿生前作品的毫无遗漏的汇编了，它是学者的大餐，除了汉密尔顿个人的作品，还添加了丰富的专家评论和汉密尔顿时代的报纸摘要、信件和日记。还没有哪个传记作家能够完全消化如此的饕餮盛宴。我在准备这本书的时候，除了阅读以上的文献外，还大量阅读了已经公开的档案文件，以及将近50篇尚未公之于众的珍贵的汉密尔顿的作品。为了将汉密尔顿的青年时代整理出一个清晰的脉络，我还阅读了苏格兰、英格兰、丹麦和加勒比海上八个群岛的有关记录，更不用说大量的国内文献了。我希望，经过我的手描绘出的汉密尔顿一生的画像，将是栩栩如生的，即便对那些已经熟读汉密尔顿时代文献的人来说，亦能让他们惊羡不已。

这是一个回顾汉密尔顿——这个美国资产阶级革命先知的一生的好机会。如果说杰斐逊极大地丰富了政治民主的观念的话，汉密尔顿则对经济机会有更敏感的嗅觉。汉密尔顿是未来——我们现在所生活的这个时代——的信使。我们已经抛弃了那混合着温情脉脉的关于平均地权的动听宣传与冷冰冰真实存在的蓄奴制的杰斐逊式民主，生活在一个贸易、工业、股票市场和银行业高度繁荣的汉密尔顿所设想的世界（坚定的废奴主义也是他的经济观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对未来联邦政府的形态和权力的设想上，汉密尔顿也是无可置疑的预言家。在杰斐逊和麦迪逊鼓吹“立法权”是民意最完美的表达的时候，汉密尔顿却赞成建立一个有活力的执行机构、独立的司法体系以及专业化的武装力量——中央银行和完善的金融体系。现在的我们毋庸置疑的是汉密尔顿所设想的那个美国的继承人，对他的这一遗产的批判，在许多方面，就是对现代社会的批判。 第一章 漂泊的人

亚历山大·汉密尔顿曾声称，英属西印度群岛的尼维斯岛是他的出生地，不过，实际上没有任何记录可以证明他的这种说法。

用现在的眼光来看，尼维斯岛这个美丽的小岛只不过是加勒比海上的一个彩色的斑点，一个充满异国情调的旅游胜地。100万年前，现在的尼维斯峰从海底冒出水面，形成了这个岛屿。这座死火山海拔约一千米，可以截断大洋上吹来的信风，它那如锯齿般的火山口经常会被云雾缠绕，若隐若现。对英国人来说，这座被丛林覆盖、遍布悬崖峭壁与丘陵的山峰是绝佳的天然要塞。这座小岛既有鬼斧神工般的自然奇观，又有大自然雷霆震怒后留下的遗迹——1690年，尼维斯岛最初的首府詹姆斯镇在一场地震及其引发的海啸中被大海完全吞没了。

在现代人的眼中，在汉密尔顿跑到圣·克罗伊岛和北美碰运气之前，尼维斯岛不过是一潭容不下他这样的大鱼的微不足道的小池塘。然而，如果站在18世纪人的立场来看，我们会发现，尼维斯岛，这个西印度群岛上的殖民地，并非一个处于边缘地带的蛮荒之地，相反，这个小小的火山岛在欧洲列强们为了控制利润丰厚的蔗糖贸易而进行的无休止的海上争霸中扮演着重要的地位。谁能想到，欧洲消费者口味的变化让加勒比海地区富甲一方，人们在这里大量种植甘蔗，然后榨取蔗糖销往那些时髦的欧洲都市，那里嗜饮咖啡、茶、可可等饮品的人们需要大量的蔗糖来调味。于是，这些散布在加勒比海上的小岛给不列颠带来的财富要比北美那些殖民地加起来还要多。“西印度群[1]岛的那些家伙们要比我们北美人有钱多了。”本杰明·富兰克林（Benjamin Franklin）在18世纪60年代如此抱怨。法国—印第安人战争结束后，英国人甚至考虑过用整个加拿大来换取安的列斯群岛上的法属瓜德罗普岛，结果，法国人用狡诈老练的外交手段保住了这个盛产蔗糖的岛屿。

蔗糖在市场上突然大受欢迎使得它获得了“白色黄金”的美称，这也导致人们开始通过蔗糖来追逐一夜暴富的机会，于是迫使奴隶长时间劳动就变得不可或缺。由于当地的加勒比人和欧洲人并不能适应在闷热的甘蔗园里的繁重工作，于是，成千上万的非洲黑人被从西非的那些奴隶贸易据点整船整船地运到加勒比来开发尼维斯岛和邻近岛屿的种植园。

英国殖民当局将伦敦街头的流浪汉、罪犯和社会渣滓们运到尼维斯岛来充作契约佣工和工头。在1727年，西印度群岛的一位虔诚的圣公会牧师因此慨叹道，虽然黑奴们变得越来越“好吃懒做，冥顽不化，阴险狡诈，事事抱怨，谎话连篇，不但经常喝得酩酊大醉，甚至小偷小摸也时有发生”，但是相比那些白人移民，黑奴的这些毛病都就不算什么。这个道德家对西印度群岛的这些粗鲁的白人移民们深恶痛绝，“这就是一群由扒手、娼妓、无赖、游民、窃贼、鸡奸犯和一[2]切流氓浑蛋们组成的乌合之众”。这位神父对自己身陷于这个美丽但却道德败坏的地方感到绝望，他抱怨道，英国政府运到西印度群岛的这些移民“虽然还没有坏到要被送上绞架，但是相较于英国本土的那些老实巴交的农民来说，这帮渣滓简直是坏透了，根本没有办法与[3]之相处”。当其他的美国开国元勋们或是在干净虔诚的新英格兰农村被父母拉扯大，或者是在弗吉尼亚州的豪宅里含着蜜糖降临人世的时候，汉密尔顿却是在这么一个充斥着终日沉迷于酒色的白人渣滓与郁闷的黑人奴隶的潮湿闷热的“鬼地方”长大成人了，一切都靠他自己的天分。

汉密尔顿的父亲和母亲大体上都算是西印度群岛社会的不稳定的中间阶层，地位处在种植园贵族和街头的那些流浪汉与奴隶之间。终其一生，汉密尔顿都经常因为其出身而备受奚落，因此，他总是对自己的童年经历讳莫如深。汉密尔顿曾经痛苦地承认，“我的出身从来都是别人恶毒攻击的靶子”，他也因此非常忌讳和别人提及自己早年[4]的家庭生活，而总是用一些含混不清的词语将这些事情草草带过。他宣称自己的外祖父，内科大夫简·福塞特四世（Jean Faucette IV）是一个“因为法国国王撕毁了《南特敕令》，而不得不逃到西印度群岛安家立业并在尼维斯岛赚了一笔小钱的胡格诺教徒（法国国王路易十四在 1685年撕毁了给予法国新教徒宗教信仰自由的《南特敕令》），那些认识我外公的人向我保证，福塞特大夫是一个满腹经纶[5]的绅士”。汉密尔顿在福塞特大夫去世十年后才出生，或许他对自己外祖父的生平有意地回避了一些东西。在以奴隶劳动为基础的西印度群岛经济中，医生在其中所做的事情通常是参加奴隶拍卖会，检查奴隶的牙口好坏，让奴隶们跑跑跳跳来测试这些奴隶在经过了毫无人道的长途运输后究竟还剩下多少力气。毕竟在那个时代，在这些盛产蔗糖的群岛上生活的白人，还没有谁能够问心无愧地声称自己与奴隶制没有什么瓜葛。依据尼维斯岛富饶的金杰区圣乔治教区的档案记录，约翰·福塞特大夫是在1718年8月21日和一位叫玛丽·阿平顿（Mary Uppington）的英国女人结婚的。事实上在结婚之前，他们就已经有了一对儿女，姐姐叫安·福塞特（Ann Faucette），弟弟叫约翰·福塞特（John Faucette），而弟弟是在他们登记结婚前两个月出生的。种种迹象表明，在他们的同居关系已经形成了普通法上的事实婚姻的情况下（汉密尔顿自己的父母也采用了这样的权宜之计），福塞特一家根据当地的风俗，打算在他们的第二个孩子降生后正式确定自己的关系。福塞特夫妇一生共养育了七个孩子，汉密尔顿的母亲蕾切尔·福塞特（Rachel Faucette），是他们的第六个孩子，大约在1729年出生。

长期以来，在加勒比人中间一直有传言，说蕾切尔其实有一半黑人血统，按照这种说法，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就有可能是拥有四分之一或八分之一黑人血统的混血儿。不过，在当地的税务登记表上，蕾切尔一直是以白人的身份来登记纳税的，要知道，在那个时代种族的界限异常森严，因此，并没有什么确凿的证据能够证明蕾切尔真的是一个黑白混血儿。当地民间传说声称汉密尔顿是黑白混血儿恐怕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在当时，不可否认的，当地许多私生子都有着复杂的血统。在蕾切尔出生的时候，尼维斯岛上共有四千名黑奴，数量是当地白人的四倍，这使得岛上的奴隶主和他们的黑人奴隶之间强迫的性关系成为家常便饭。

福塞特一家在尼维斯峰山脚下有一座房子，他们还拥有一个小甘蔗种植园和至少七个奴隶，这在当时属于典型的小资产阶级。现在的尼维斯岛有一个黑人小村子就叫福塞特，这表明福塞特一家当年确实曾经拥有奴隶，而且这些奴隶的后代已经将福塞特当作了自己的姓氏。蔗糖群岛经常会有流行病光顾，《圣经》上曾经记载过的那些可怕的瘟疫都在这些小岛上爆发过，其中作孽最多的是疟疾、痢疾还有黄热病。福塞特家有5个孩子先后因为这些传染病而早早地夭亡了，最终幸免于难长大成人的只有蕾切尔和她的大姐安。即便有奴隶可供驱使，小种植园主们还是发现，在蔗糖群岛谋生依旧很艰难。怪石嶙峋的尼维斯山到处是悬崖峭壁，即便是少数的几处平缓的地方，也很难被用来种植甘蔗。1737年发生的一场神秘的农作物疾病和随后的大旱给尼维斯的种植园经济带来了毁灭性的打击，这个小岛迅速地衰落了下去。人们开始大批地逃离尼维斯岛，这其中就有安·福塞特，那时她已经是一个名叫詹姆斯·莱顿（James Lytton）的种植园主的妻子了。他们举家迁到了丹麦人控制的圣·克罗伊岛（St. Croix），汉密尔顿的父母后来就是沿着他们的路线，迁到了那里。

有证据表明，福塞特大夫的婚姻长期以来被无休止的争吵所困扰，1736年先后两个孩子的夭折和接踵而来的毁灭性的自然灾害很可能使得这种状况愈发严重。玛丽·福塞特是一个美丽但却野心勃勃的女人，她可能并不甘心在这个衰败的小岛上了却余生，于是，她毅然决然地开始寻求用自己天才的驾驭男人的能力和高明的手腕来离开自己的丈夫。她向尼维斯岛所在的背风群岛的行政长官提出与丈夫合法分居的请求。在1740年的一份文件中，福塞特夫妇同意“余下的日子里永久分居”，玛丽还放弃了对丈夫财产的一切主张，以获得一[6]份由福塞特大夫支付的每年53英镑的，并不怎么够花的年金。很可能，玛丽带着蕾切尔一起渡过了只有3公里宽的海峡搬到了圣基茨岛（St. Kitts），而就在这里，她们第一次遇到了一位苏格兰贵族——詹姆斯·汉密尔顿（James Hamilton）。

由于母亲放弃了对父亲名下财产的全部主张，在1745年福塞特大夫去世的时候，年仅16岁的蕾切尔·福塞特便继承了父亲的全部遗产，虽然数目并不大。由于蕾切尔是一个聪明而坚强的美丽女人（我们将在未来发生的一桩桩事件中逐渐地发现她的这些优点），在加勒比这个常年缺少富裕而有教养的欧洲女人的地方，她曾经一定是无数当地男人的梦中情人。

蕾切尔和母亲决定在圣·克罗伊岛重新开始她们的生活。蕾切尔的姐姐安和她的丈夫詹姆斯·莱顿在这里的事业颇为兴旺，他们一家在圣·克罗伊岛的首府克里斯蒂安斯特德城（Christiansted）外拥有一大片农庄。莱顿夫妇很可能将玛丽与蕾切尔母女引荐给了另外一位名叫约翰·迈克尔·拉维恩（Johann Michael Lavien）的丹麦人，和玛丽母女一样，他也是刚刚才从尼维斯岛搬到这里来的。这个丹麦人曾经做过贩卖家庭日用品的生意，现在却渴望成为一名种植园主。拉维恩（Lavien）这个姓氏，很可能是拉维尼（Levine）这个希伯来语姓氏在西班牙系犹太人中的一个衍生词汇，如果是这样，那么拉维恩显然成功地隐藏了自己的犹太人身份。如果拉维恩真的是犹太人，并且公开了他的犹太身份的话，那么势利的玛丽·福塞特会毫不犹豫地拒绝他和自己的女儿继续交往，毕竟，在他们所处的时代，跨宗教的婚姻和不同种族之间男女的结合一样，都是为社会所不容的。

正如一些资料所显示的那样，拉维恩梦想在新大陆发一笔横财，然而，同很多人一样，拉维恩显然没有交上好运。在认识蕾切尔前的一年，他把自己的一点点积蓄都浪费在了圣·克罗伊岛的一个小甘蔗种植园里。在这个到处都是大地主的岛上，只有开办那种拥有50到100名奴隶的大种植园才有利可图。这显然是没有多少资本的拉维恩想都不敢想的。于是，拉维恩便退而求其次，收购了一个小棉花种植园一半的股份，不再奢望做甘蔗种植园主了。然而最终，运气不好的拉维恩还是亏了本，他的全部财产都被抵押给了丹麦西印度及几内亚公司（Danish West India and Guinea Company）。于是，蕾切尔·福塞特的出现对于拉维恩便有了特殊的意义，一方面美丽的蕾切尔显然对拉维恩来说有难以抗拒的肉体的诱惑，另一方面，蕾切尔又可以向拉维恩提供他急需的现金。

对于亚历山大·汉密尔顿来说，约翰·迈克尔·拉维恩无疑在他的家庭传奇中扮演着魔鬼的角色。汉密尔顿写道：“这个丹麦人，这个叫拉维恩的吃软饭的男人，穿着一身俗不可耐的行头，跑到尼维斯岛，用满嘴的甜言蜜语来追求我的母亲，一个颇有些闲钱的美丽女人。”在18世纪，所谓的“有些闲钱”意味着一个人的手头相当的宽裕，可以维持较为体面的生活了。拉维恩喜欢穿黑丝袍和镶着金色纽扣的蓝色背心，他总是喜欢用这种粗俗却华丽的装束来隐藏自己瘪瘪的钱包，并以此让玛丽·福塞特相信，她眼前的这个衣着光鲜的名叫拉维恩的家伙是自己女儿的一个富裕的追求者。汉密尔顿对自己的外祖母被拉维恩浮华的外表所打动，自以为钓到了金龟婿，把女儿拍卖出了一个“好价钱”而耿耿于怀。“在违背了自己意愿的情况下”，年仅16岁的蕾切尔“屈从于她母亲的意志”，被迫同意嫁给比她大至少12岁[7]的拉维恩。在汉密尔顿看来，这是一桩“可憎的婚姻”，一个破裂[8]家庭的女儿眼睁睁地就要重蹈父母的覆辙了。

1745年，蕾切尔和拉维恩的婚礼在蕾切尔姐姐家的庄园如期举行。这对新人在自己的小种植园盖了一栋房子，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栋房子被命名为“两情相悦”。第二年，本身还是个孩子的蕾切尔生了一个男孩，给他取名叫彼得，这是她生的唯一一个合法子女。不过，也有人怀疑蕾切尔是不是真的和拉维恩有过夫妻生活。即便拉维恩不是像汉密尔顿的孙子所形容的那样是一个“猥琐而令人厌恶”的角色，但是对于蕾切尔来说，她的丈夫显然也是“粗鲁而让人难以忍[9]受的”。在1748年，拉维恩买下了另外一个小蔗糖种植园一半的股份，为此，他进一步债台高筑，而蕾切尔所继承的那一直在急剧缩水的遗产也因此被他糟蹋得差不多了。最终，大约是在1750年前后，这桩毫无希望的婚姻在任性的蕾切尔冒失地离家出走之后走到了尽头。作为报复，拉维恩在其后签发的一份措辞严厉的离婚声明中咆哮[10]道，蕾切尔在和他生活的日子里“并不守妇道”，按照拉维恩的[11]说法，他的妻子完全是一个“毫无廉耻、粗鲁而邪恶的”荡妇。

暴跳如雷的拉维恩显然认为蕾切尔的行为让他颜面扫地，于是他觉得要狠狠地羞辱一下这个不听话的妻子。按照当时丹麦法律的规定，如果妻子在外面通奸超过两次，并且不和丈夫同居的话，那么丈夫有权将妻子投入监狱。于是，拉维恩便以蕾切尔通奸为理由，将她关进了克里斯蒂安斯特德城里的克里斯蒂安斯伐恩要塞[12]（Christiansvaern），这个要塞在当地同时也是关押犯人的监狱。蕾切尔被一些人称为“妓女”，因此汉密尔顿的一个政敌就辱骂他是[13]一个“婊子养的贱种”—— 这样的指控是毫无道理的。不过，从另一方面讲，从拉维恩四处宣扬蕾切尔不守妇道却无人反驳这一事实来看，蕾切尔很可能确实在别的男人身上寻求过安慰，做了一些伤风败俗的事情。

克里斯蒂安斯伐恩要塞位于克鲁兹湾旁，它装备有加农炮，可以用来对付经过这附近珊瑚礁地带的海岛的敌人舰队，还装备了一些能够很方便调转炮头指向圣·克罗伊岛内陆的榴弹炮，一旦发生了奴隶起义，这些榴弹炮就可以派上用场。在这个可怕的要塞里，有无数骇人听闻的酷刑被用来镇压那些造反的黑奴。那些殴打白人、纵火焚烧甘蔗园或者逃奔自由的黑奴被抓住后，都将受到严惩，等待他们的将是鞭打、在身上烙印、阉割、戴上沉重的手铐脚镣或者干脆被遗忘在阴暗肮脏的地牢中。要塞的其他一些囚室则被用来关押醉鬼、小偷和诸如此类的白人社会的无赖恶棍们。

在圣·克罗伊岛上，除了蕾切尔外，还没有哪个女人会因为通奸被丈夫关到这个鬼地方来。关押蕾切尔的囚室阴暗潮湿，相当的狭窄，她在这里被关了好几个月，可以想见，在这段日子里，她一定会感到极度的恐惧与孤独。透过一扇小窗户，蕾切尔可以看到环绕要塞外墙一周的铁篱笆和那在热带烈日下闪闪发光的碧蓝的海面。她或许还能瞥见要塞旁边繁忙的码头，那里堆满了一桶桶等待出港的蔗糖。她的儿子，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在将来会作为一名贸易公司的小伙计而经常出没于此。在蹲班房的这几个月里，这个倒霉的女人自始至终都只能吃到一些令人作呕的腌鲜鱼、蟾鱼和燕麦糊糊。

作为一个“业余心理学家”，拉维恩幻想着在几个月后蕾切尔被释放出来时，这个女人将会温顺地服从他的统治——就像他在后来的那份离婚声明中所说的那样，“一切都会好起来，她将成为一个真正的妻子，不再有那令人憎恶的臭脾气，她将本本分分地和我一起过[14]日子”。然而，拉维恩显然打错了如意算盘，蕾切尔在她独自一人蹲班房的时间里，下定了决心要永远地离开拉维恩。这正应了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在另外的语境下所说的，“只有当我们站在自己的立场上去想的时候，我们才能理解，一个民族为什么和一个普通人一样，会[15]那样厌恶外人在自己头上发号施令”。从要塞被释放出来之后，蕾切尔先在自己的母亲那里待了一个星期，此时，玛丽·福塞特和一个叫伯特伦·彼得·德·努里（Bertram Pieter de Nully）的当地驻军指挥官住在一起，靠做裁缝和出租她的三个奴隶所获的租金维持生计。蕾切尔做了一生中最勇敢但同时也是非常莽撞的一个决定，她选择了丢下自己的丈夫和儿子彼得逃离了这个岛。蕾切尔放弃了与丈夫合法分居所能得到的种种权益，让自己变成了一个身份可疑的贱民，在不经意间，也让此时尚未出生的汉密尔顿在将来背着“私生子”的名分来到这个世界上。这个年轻的母亲在这一系列不幸的际遇中表现得坚强果敢，热衷于法庭辩论，从她身上，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未来的那个任性而充满激情的汉密尔顿的样子。

蕾切尔应当是和她母亲一起，在1750年搬到了圣基茨岛。玛丽·福塞特在搬走之前，还专门在报纸上刊登了消息，通知她的债权人来结清她的欠款。蕾切尔在走的时候，肯定在想，她永远都不要再看一眼这该死的圣·克罗伊岛，而那个丧心病狂的拉维恩也一定会再一次喋喋不休地用各种恶毒的语言来咒骂她。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很可能是在想到母亲那桩不幸的婚姻时，写下了这样的话：“如果命运安排两个人能够兴趣相投，灵魂相依，互相都能感觉到对方的友谊与体贴，那将是一件非常美妙的事情，但是如果碰巧是两个格格不入的人走到[16]一起，那就真是太糟糕了。”所以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在选择自己伴侣的那一刻来临之际，会格外谨慎小心。

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的父亲，和他母亲一样不走运的詹姆斯·汉密尔顿此时也正陷于不幸之中。这个时运不济的家伙大约出生于1718年，在11个兄弟姐妹中（9个兄弟，2个姐妹）排行第四。这个大家庭的主人名叫老亚历山大·汉密尔顿（Alexander Hamilton Sr.），他是苏格兰格拉斯哥艾尔郡的史蒂文斯顿教区的领主（Laird of Grange in Stevenston Parish in Ayrshire, Scotland）。在1711年，这位艾尔郡的汉密尔顿，也就是所谓的卡姆布斯凯斯·汉密尔顿家族（Cambuskeith of Hamiltons）的第十四代领主，取了一位名叫伊丽莎白·波洛克（Elizabeth Pollock）的姑娘，她是一位二等男爵的女儿。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小的时候肯定天天听自己的父母念叨着有关自己家族的这些陈芝麻烂谷子的事情：“咱们卡姆布斯凯斯·汉密尔顿家可是苏格兰的名门望族，有着贵族们才配拥有的家族徽章，几个世纪以来在基马诺克（Kilmarnock）附近拥有一座城堡……”不过，汉密尔顿家的族谱确实可以完整无误地追溯到14世纪，这也就是为什么后来汉密尔顿常常会炫耀说自己是苏格兰贵族的后代。“事实就是，要论家庭出身，我比这个国家绝大多数拿自己祖先说事的家伙要高贵得[17]多”。

1685年，汉密尔顿爵爷一家拥有了一座名叫科热劳的城堡（Kerelaw Castle），这座被藤蔓包裹着的城堡就建在半山腰上，可以俯瞰史蒂文斯顿这个宁静的海滨小镇。今天的科热劳城堡只剩下了一片残垣断壁，不过，即便是从遗迹也可以想象它当年富丽堂皇的样子，宏大的规模，宽敞的大厅，优美的哥特式窗户……这一切都和它的主人非常般配。一家报纸曾经这样形容它：“这座城堡矗立在一条小溪[18]那灌木丛生的岸边，静悄悄地守护着它身旁美丽的峡谷。”在雾天的时候，城堡窗外的克莱德河口上的阿伦岛便若隐若现，缥缈在云雾中，对于城堡的主人来说，欣赏这样的美景一定是一种很惬意的享受。

和如今一样，那个时候的艾尔郡的乡下是大片大片起伏不平的草地，大大小小的池塘和潺潺的溪流点缀其间。在山坡上，成群的牛羊在懒洋洋地啃着地上的青草。在老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出生的时候，当地教区一半的耕地都是汉密尔顿家的产业。那时候，除了一些棉纺织工和制作单簧口琴的工匠，当地的绝大多数人都是汉密尔顿家的佃农，勉强挣扎在温饱线上。尽管詹姆斯·汉密尔顿出身高贵，在一个童话般的环境中长大成人，但是他依然对自己的前程感到迷茫。作为第四个儿子，詹姆斯·汉密尔顿几乎没有任何继承家族遗产和爵位的机会，和其他处在相同境地的贵族子弟们一样，詹姆斯也只能自食其力。就像他儿子亚历山大·汉密尔顿所讲的那样，他的父亲，作为一个大家庭里的小儿子，“生下来就是要被轰出去的”。

从现在可以搜集到的材料来看，詹姆斯·汉密尔顿在他的兄弟姐妹中可以说是一个异类，他是一个典型的游手好闲之徒。詹姆斯·汉密尔顿有四个兄弟都曾在格拉斯哥大学念书，而他自己却从来没有接受过任何值得一提的正规教育。他的几个兄弟姐妹们都过着体面的生活：约翰在制造业和保险业都有投资，艾利山德尔是一个外科大夫，沃尔特是一名医生兼药剂师，威廉则是一个生意兴隆的烟草商人，詹姆斯的姐妹伊丽莎白则嫁给了格拉斯哥港的海关检查员，唯有詹姆斯一事无成。这个自由散漫的纨绔子弟与勤劳而守纪律的格拉斯哥文化格格不入，他身上完全没有他儿子所拥有的那些可贵品质。

詹姆斯·汉密尔顿的大哥，第15代庄园领主约翰·汉密尔顿（John Hamilton）并不是一个只晓得跑马打猎的老派绅士，这个活跃且极富商业头脑的贵族热情地投资于让格拉斯哥发生了翻天覆地变化的银行业、海运业和纺织业。格拉斯哥，这个丹尼尔·笛福（Daniel Defoe）曾经热情讴歌过的“不列颠最美丽的小镇”，已经从一座宁静而安详的大学城变成了生机勃勃的工商业重镇。弥漫在这个城市空气中的资[19]本主义精神，正是亚历山大·汉密尔顿所欣赏和追求的。在1707年苏格兰与英格兰组成联合王国之后，随着苏格兰与北美和西印度群岛的贸易额急剧增加，当地的商业巨子们纷纷通过蔗糖、烟草和棉花的交易积累了巨额财富。1737年11月，约翰·汉密尔顿把当时已经19岁的弟弟詹姆斯·汉密尔顿送到了一位名叫理查德·阿兰（Richard Allan）的格拉斯哥大商人那里去做学徒。这个以富有创新精神而闻名的商人曾经策划了一次勇敢的窃取荷兰人工业秘密的行动，让他的哈莱姆亚麻印染厂在苏格兰亚麻工业中处于领先的地位（很多年后，亚历山大·汉密尔顿也曾想以同样的方式将制造业带到新泽西州的帕特森）。

1741年，约翰·汉密尔顿以及另外三个格拉斯哥贵族——阿奇博尔德·英格拉姆（Archibald Ingram）、约翰·格拉斯福德（John Glassford）、詹姆斯·戴克曼（James Dechman）与阿兰合伙在格拉斯哥开办了一家生产可用来制作蕾丝花边的亚麻织带的工厂。汉密尔顿的这几个合伙人都是格拉斯哥商界的名流，他们终日乘坐奢华的马车招摇过市，苏格兰的城市与乡间遍布他们的房产，克莱德河上挤满了属于他们的远洋货船。在那个阶段，每当詹姆斯·汉密尔顿陷入经济困境的时候，总是这些富商巨贾一次又一次地将他解救出来。

根据詹姆斯·汉密尔顿在1737年与理查德·阿兰签订的契约，在此后的四年学徒期中，从法律上讲，詹姆斯“既是理查德的学徒，又是[20]他的仆人”。为了能够签订这个合同，约翰·汉密尔顿向理查德支付了45英镑，这样，詹姆斯·汉密尔顿就可以被引荐进入纺织业了。根据这个合同，詹姆斯·汉密尔顿可以获得由理查德免费提供的食宿和服装，但是却因此丧失了固定的假期和周末的休息时间。约翰·汉密尔顿一定以为，他这么做可以帮助自己这个未经世事的弟弟从事一份有前途的职业。亚麻工业在那个时代确实是一个利润丰厚的行业，然而，在其起步阶段，它却是一桩令人绝望的烧钱买卖。所以，当他的学徒契约到期之后，詹姆斯·汉密尔顿决定到西印度群岛去碰碰运气。

在那个时代，有许多欧洲的贵族青年聚集在西印度群岛，他们都幻想着能够通过开办甘蔗种植园或者做商人而一夜暴富，然后他们就可以满载而归，荣归故里，买房置地，在大肆挥霍中度过余生。在格拉斯哥的乡下，就遍布着许多在这场赌博中交好运的家伙的豪宅。整船整船的西印度群岛蔗糖被运到格拉斯哥的蒸馏厂用作酿造白兰地的原料。除了参与蔗糖贸易，勤劳的苏格兰人还开设了许多商店，为西印度群岛的那些种植园提供必要的物资，同时也替这些种植园推销他们的产品。一位历史学家赞叹道：“在这些商店的货架上摆满了欧洲和美洲的各种商品，五金器具、布料、服装、鞋帽以及其他诸如此类[21]的商品。”在加勒比海诸岛中，同格拉斯哥联系最紧密的，莫过于圣基茨岛。这个岛上有超过一半的原始土地的所有权证被发放给了来自苏格兰的移民。

作为一个苏格兰领主的儿子，詹姆斯·汉密尔顿初到圣基茨岛的时候一定因为其家庭背景而引人注目，不过，他并没有因为自己在商业上的成功而让自己的声名更进一步。在西印度群岛，一个没有多少资金的人想通过从事蔗糖贸易或者为当地种植园提供日常用品的买卖而发财简直是天方夜谭。种植园主们通常要求贸易商人先付钱买下他们生产的蔗糖，而不会考虑这些蔗糖能否被安全运到欧洲或是能否被如数卖出去这样的问题。这种模式意味着贸易经销商需要承担巨大的商业风险，并且还要支付相应的关税。一个极小的计算上的疏忽或者一笔延迟交付的货款都会导致经销商面临灭顶之灾。詹姆斯·汉密尔顿显然就遇到了这样的问题，他很快就在蔗糖贸易上赔了本，不得不一次次地依靠他哥哥和哥哥在格拉斯哥的那些朋友来摆脱困境。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在后来颇为圆滑地为自己的父亲开脱道：“在他刚来圣基茨岛的时候，他是具备了一个商人应有的能力的，只是他过于慷慨[22]和宽容，以至于最终陷入了穷困境地。”显然，在谈到自己这位一事无成的父亲时，汉密尔顿更多的是原谅与同情，而非轻蔑的嘲讽，“他确实过于自大与懒惰，但是他的人品无可挑剔，自始至终，他都[23]是一个绅士”。汉密尔顿从他的父亲身上继承了自大与傲慢（当然没有继承他父亲的懒惰），而他后来所体现出的天才般的工作能力，实际上也是他对自己父亲的无声评价。

詹姆斯·汉密尔顿并没有意识到，他的大哥约翰其实悄悄地扮演着自己担保人的角色，因为约翰总是劝告詹姆斯的债主隐藏自己的这一身份。在1749年约翰·汉密尔顿写的一封信中，他提醒弟弟的债权[24]人说：“我的弟弟并不知道我在为他担保。”从约翰·汉密尔顿写给别人的信中，人们发现詹姆斯·汉密尔顿和自己家族的关系并不密切，甚至可以说很疏远。约翰在一封写给自己生意上的伙伴的信中写道：“母亲最后一次收到詹姆斯的信已经是很久之前的事了，在那封信里，[25]詹姆斯提到他欠了一些债务，不过那些债务还没有到期……”或许是为自己总是把事情搞糟而感到难为情，詹姆斯看起来并没有向自己的家人讲太多自己生意上遇到的麻烦。

一份1748年7月15日圣基茨岛议会的会议记录表明，詹姆斯·汉密尔顿的生意在蕾切尔·福塞特·拉维恩进入他的生活之前，便已经彻底完蛋了。在那次会议上，詹姆斯·汉密尔顿宣誓担任圣基茨岛首府巴斯特尔港的巡夜人或者司磅员（由于原始档案已经被虫蛀，我们无法[26]确知詹姆斯究竟是巡夜人还是司磅员）。如果说詹姆斯·汉密尔顿此前在西印度群岛的困境还只不过是暂时遇到的挫折的话，那么在他接受这一任命后，算是彻底陷进了这个热带群岛。许多来西印度群岛淘金的欧洲青年都没有打算在此地久留，这些人通常都会找个黑人或是黑白混血的情妇排遣寂寞，而等到安全地回到祖国后，才会考虑娶个正经的老婆。詹姆斯·汉密尔顿生意上的彻底失败，使他荣归故里的梦想成了泡影，而这场失败却在冥冥中导致他在这里与一位失意的欧洲女人发生了一段浪漫的感情，从而让他再也不会回到苏格兰了。

当蕾切尔和詹姆斯·汉密尔顿在18世纪50年代早期于圣基茨岛相遇的时候，他们两个人的生活轨迹倒颇有些相似。他们都因为早些年所遭遇到的挫折而备受创伤；他们都经历了个人社会地位的急剧下降；他们都深陷财务泥潭，苦苦挣扎；他们都被排斥于英属西印度群岛等级森严的上层社会之外，因此都有着强烈的动机在当地为数不多的白人劳工阶层中找一个伴侣。蕾切尔和詹姆斯二人的通奸不可避免地让他们的儿子对于阶级和社会地位异常敏感，他会痛苦地发现，等级制度统治着这个世界。

离婚在18世纪的时候还是一桩新鲜事。想要在英国属地成功完成离婚手续是一件耗费甚巨、旷日持久的麻烦事。这使得詹姆斯和蕾切尔无法让他们的关系合法化。对于这种尴尬局面，亚历山大·汉密尔顿有时候干脆就假装他的父母是合法夫妻。在提到蕾切尔从圣·克罗伊岛逃走这件往事的时候，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就说：“在那之后，我母亲搬到了圣基茨岛，在那里她和我父亲相遇，而他们的婚姻，使[27]他们在未来的许多年里一直住在一起并且生了几个孩子。”蕾切尔和詹姆斯之间的关系大概持续了将近15年，在不知情的人看来，这确实像是一段婚姻。因此，在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看来，他的私生子地位仅仅是一个技术问题所导致的法律后果，而不是一对放纵的男女一时疏忽所结出的苦果。而他的父母，尽管仅仅只是同居关系，也如那些合法夫妻般，共享汉密尔顿这个姓了。汉密尔顿家有两个儿子，老大叫小詹姆斯·汉密尔顿（James Hamilton Jr.），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在他出生两年后也来到了这个世界。如果按照亚历山大·汉密尔顿所说的，他的父母生了“几个”孩子，那么或许他还有一些兄弟姐妹曾经出生，只是在孩提时代就夭折了。

詹姆斯和蕾切尔·汉密尔顿的人品和能力在他们的后人笔下有了一些夸张。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的儿子约翰将蕾切尔描绘成一个“有[28]着过人的才智，高尚的情操，美丽的容貌和迷人的气质的女人”。而他本人的天赋都来自于他那完美的祖母。在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的孙子阿兰·麦克雷恩·汉密尔顿（Allan McLane Hamilton）的描述中，他的曾祖父是一个爱空想的人，“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的父亲确实在商海中一事无成，但是在很多方面，他是一个伟大的梦想家和好学生，对他来说，人生最大的幸福和成功就是与自己美丽而聪慧的妻子生活[29]在一起，而她在各个方面都比詹姆斯要强很多”。

汉密尔顿家的后代所描述的这样一幅幅其乐融融的画面是基于可靠的口述历史呢，还是仅仅是一种家庭“公共关系”的策略？可惜，没有档案能够给出答案。在我们脑海中所留下的印象是，汉密尔顿过人的智慧和坚定的信念是来自于他的母亲而不是那个散漫、懒惰的父亲。然而另一方面，父亲的苏格兰贵族血统让他梦想着自己并不是一个生下来就注定永远低贱的西印度群岛私生子，而是一个隐姓埋名的贵族，正等待着可以公开自己的真实身份，在一个大舞台上崭露头角的机会。

没有哪个问题能够像“汉密尔顿究竟在哪一年出生”一样困扰传记作家们了。长期以来，历史学家认为他出生于1757年，这也是汉密尔顿和他的家人自己的说法。然而，汉密尔顿在西印度群岛生活的时代所留下的记录却是证明他实际出生于1755年的强有力的证据。于是，不少当代历史学家选择用1755年作为这个问题的答案。1766年，汉密尔顿在一份法律文件上以证人的身份签名，一个9岁的男孩是不大可能有这样的资格的。1768年，圣·克罗伊斯的一个遗嘱法庭的记录显示他当时13岁——这是一个非常有说服力的证据，因为它并非依赖于汉密尔顿本人在法庭的证词，而是来自他的叔叔。当汉密尔顿在1771年于一份圣·克罗伊斯报纸上发表了一首诗歌的时候，这位踌躇满志的游吟诗人写信告诉编辑“先生，我是一个将满17岁的小伙子”（这是一种未成年人的表达方式，以说明他实际上是16岁），这也将汉密尔顿的出生年份指向了1755年。不过在汉密尔顿来到北美后，大量的证据确实声称他出生于1757年，然而为了和当代更有说服力的证据保持一致，我们将汉密尔顿的生日定在 1755年1月11日。

蕾切尔从她的父亲那里继承了一座位于尼维斯首都查尔斯顿主街边的临水房产。有传说汉密尔顿就是在那里出生并度过了孩提岁月。如果这种说法属实，那么他从小就一定能够看到房子左手边那繁忙的码头和宽广的海面上那来来往往的货船，他也一定看到过房子右手边那崎岖的丘陵和岛上暗棕色的山脉。对一个生活在乔治二世统治时代的英属群岛上的人来说，生来便是英国臣民的汉密尔顿有充足而正当的理由去做一个铁杆保皇派。他瘦削矮小，生得一张典型的苏格兰面孔，长着一头浓密的红棕色头发和一双闪闪发光的蓝紫色眼睛。一位西印度群岛教师回忆说，汉密尔顿小时候是一个好学但却“敏感、脆弱”的少年，根本没法预料到他的能量会全部在北美释放了出来，成[30]就了一番作为。和西印度群岛的其他人一样，汉密尔顿小时候和黑人有着大量的接触。在这个以肤色和身份来划分阶层的等级森严的社会中，即便是贫穷的白人也拥有可供出租赚取一些额外收入的奴隶。就在汉密尔顿出生一年后的1756年，此时已居住在荷属圣尤斯特歇斯岛的玛丽·福塞特写下了自己的最后一份遗嘱，将自己的三个[31]奴隶“丽贝卡、弗洛拉和以斯帖”留给了自己的女儿蕾切尔。

汉密尔顿可能没有在尼维斯岛接受过正规的学校教育，他的私生子身份显然妨碍了他进入英国国家教育系统的学校。然而，他或许接受过私人的辅导。他的儿子回忆道：“当父亲提到自己早年的经历时，他微笑地提到他曾在一个犹太女教师开的学校里接受过教育，能用希伯来语背诵十诫。那时他长得十分瘦小以至于被安置在教师身边的一[32]个桌子上站着听课。”这段插曲反映了当时社会的两个现象：在加勒比诸海岛，老年妇女经常担负着教育儿童的工作；尼维斯岛的西班牙犹太人群体颇为兴盛。后者大多是为了逃避巴西的迫害和蔗糖贸易而搬到这里的。到了18世纪20年代，四分之一的查尔斯顿白人人口是犹太人，他们在那里修建了一座犹太教堂、一所学校和一座至今仍然完好保存的公墓。汉密尔顿的那位身为法国胡格诺教徒的母亲或许也是他的启蒙教师，因为他能说一口流利的法语。和富兰克林、亚当斯、杰斐逊以及其他美国外交家相比，汉密尔顿不需要像他们那样为了掌握巴黎人的口音而绞尽脑汁。

或许是因为在童年时代与犹太人的接触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汉密尔顿终其一生都对犹太人保持着尊敬。后来，他曾在一页纸上写下这样的话：“犹太人的发展历程……从一开始至今，都一直同人类的主流历史没有关系。我们能不能得出这样的结论：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也是非常特别的一个原因呢？换句话说，这是某种伟大而幸运的计划[33]的结果吗？”在这之后又过了些年，在一场当时引起轰动的法律诉讼中，汉密尔顿发表了一段慷慨激昂的演说来驳斥对方律师的论调：“为什么要拒绝采信一个犹太人的证言？蔑视他们的证词，你便是在摧毁耶稣基督的宗教……不正是犹太人见证了耶稣基督那纯洁而神圣、快乐而天选的信仰吗？不正是这些犹太人皈依了那伟大的信仰[34]吗？”

对于一个像汉密尔顿这样有着丰富想象力的男孩，尼维斯岛的短暂经历一定给了他丰富的素材。在这个地方他目睹了西班牙人、法国人和英国人这些欧洲列强在海上无休止的冲突，也遭遇了蜂拥而来的贪得无厌的海盗和武装私掠船。海事法庭就坐落在尼维斯岛。那些曾经不可一世的海盗们戴着手铐脚镣，被拖到这里接受审判，然后被遣到克鲁兹湾送上绞刑架。在那个时代，尽管确有一些海盗是没有什么背景的普通匪徒，但是大多数的海盗背后都有那些互相交战的欧洲列强们的支持。这或许让汉密尔顿懂得，外国强权才是一个国家主权最大的威胁。

每隔一段时间，岛上都会有一些亡命之徒登陆决斗，他们或者用手枪互射，或者干脆直接拔刀互斩，这对任何一个男孩来说都是相当恐怖的场面。家族械斗在西印度群岛可以说是家常便饭，在这个种植园社会中，凌驾于个人荣耀与尊严之上的封建秩序依然处于统治地位。因此，决斗便在那些幻想自己是贵族的白人青年中流行了起来。就像在美国南方一样，下意识地，奴隶主把这种过度浪漫的荣誉感当作了一种显示他们个人荣誉感的途径，对他们来说，这种浪漫主义情怀既可以用来派遣压抑于内心的负罪感又是可以掩盖他们所从事的野蛮行当的遮羞布。

从某种程度上说，决斗文化后来让汉密尔顿中了魔，他对决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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