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深远的军事思想（上）(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林之满,萧枫

出版社：辽海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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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深远的军事思想（上）试读：

《话说中国》丛书编委会

主　　编：林之满　萧　枫

副 主 编：魏茂峰　李亚辉　竭宝峰

编 委 会：（排名不分先后）

　　　　何　莎　刘连旺　常志强　刘　俊　王　蓓

　　　　刘海生　王艳芳　周艳云　李丽丽　刘　洋

　　　　陈时雨　吴良克　刘一石　刘　永　宋春正

　　　　崔文君　邵　军　石　怡　贺小刚　樊景良

　　　　赵明明　于　洋　姚　志　严　鹏　王　军

　　　　陈　凤　李　忠　陈　莹　付中天　杨坦然

　　　　单而辉　孙德民　于　武　赵　明　童恩中

　　　　杨迪穆　郝　纯　胡　凯　邓俊华　夏正言

　　　　鲁正华　罗致平　王洪源　于　斌　曹成章

　　　　黄　铸　白红艳　钟　涛　韩　磊　罗晓宇

编写说明

中国是一个拥有五千年灿烂文明史、又充满着生机与活力的泱泱大国。中华民族早就屹立于世界的东方，前仆后继，绵延百代。著名科学史家贝尔纳曾说：“中国在许多世纪以来，一直是人类文明和科学的巨大中心之一。”在中华民族的历史长河中，曾创造了无数的文明奇迹。

中国的历史是一部生动的、博大精深的启迪心智的教科书。中国历史是独树一帜的东方文明史。承载中华文明的中国历史，在她形成发展的曲折而漫长的过程中，从未中断过。她虽然历经坎坷，备尝艰辛，却始终以昂首挺立的不屈姿态，耸立在亚洲的东方。即使从19世纪上半叶开始的对中华文明一个多世纪的强烈冲击和重重劫难，也没有使曾创造过辉煌的中华文明沉沦，反而更勃发了新的生机。《话说中国》丛书将中华民族的辉煌与挫折、统一与分裂、前进与倒退、战争与和平、正义与邪恶，放在对立统一的辩证过程中，逐一展现。《话说中国》丛书是一幅历史长卷，共分50卷100分册，具体内容如下：

第1卷　文明开放的天朝大国（上、下册）；

第2卷　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上、下册）；

第3卷　分分合合的朝代更替（上、下册）；

第4卷　改变时局的历史事件（上、下册）；

第5卷　独掌乾坤的历代帝王（上、下册）；

第6卷　宠辱一身的历代皇后（上、下册）；

第7卷　治国安邦的历代名臣（上、下册）；

第8卷　一尘不染的历代廉吏（上、下册）；

第9卷　尔虞我诈的宫廷政治（上、下册）；

第10卷　源远流长的远古文明（上、下册）；

第11卷　稳步发展的社会经济（上、下册）；

第12卷　日趋活跃的商业贸易（上、下册）；

第13卷　刀耕火种的古代农业（上、下册）；

第14卷　穿越时空的天文历法（上、下册）；

第15卷　独领风骚的古代医学（上、下册）；

第16卷　独具一格的古代数学（上、下册）；

第17卷　日新月异的古代物理（上、下册）；

第18卷　领先世界的古代化学（上、下册）；

第19卷　独树一帜的中国地理（上、下册）；

第20卷　震惊世界的科技发明（上、下册）；

第21卷　光耀世界的科技名家（上、下册）；

第22卷　惊心动魄的经典战役（上、下册）；

第23卷　智虑谋深的军事名家（上、下册）；

第24卷　影响深远的军事思想（上、下册）；

第25卷　精华荟萃的中国兵书（上、下册）；

第26卷　严密精深的军事制度（上、下册）；

第27卷　灿烂辉煌的中国文学（上、下册）；

第28卷　享誉世界的文学名著（上、下册）；

第29卷　天马行空的神话传说（上、下册）；

第30卷　绝唱天宇的中国诗歌（上、下册）；

第31卷　脍炙人口的中国词赋（上、下册）；

第32卷　千古流传的民间文学（上、下册）；

第33卷　龙飞凤舞的中国书法（上、下册）；

第34卷　绚丽多彩的中国绘画（上、下册）；

第35卷　凝固不朽的中国雕塑（上、下册）；

第36卷　蜚声中外的中国建筑（上、下册）；

第37卷　低徊狂放的中国音乐（上、下册）；

第38卷　摇曳多姿的中国舞蹈（上、下册）；

第39卷　异彩纷呈的民间艺术（上、下册）；

第40卷　美轮美奂的中国戏剧（上、下册）；

第41卷　妙趣横生的艺坛典故（上、下册）；

第42卷　彪炳史册的古代典籍（上、下册）；

第43卷　震聋发聩的思想文化（上、下册）；

第44卷　浑厚深沉的中国哲学（上、下册）；

第45卷　定格历史的史学名著（上、下册）；

第46卷　百花齐放的古代教育（上、下册）；

第47卷　风格迥异的古代民族（上、下册）；

第48卷　遐迩闻名的巨商名贾（上、下册）；

第49卷　传诵千古的历史掌故（上、下册）；

第50卷　扑朔迷离的千古奇案（上、下册）。

英国哲学家培根说过：“历史使人明智。”历史的经验是前人付出巨大的代价才总结出来的。历史经验包蕴着发人深思的哲理。要深刻地了解现实，理智地面对将来，就应当自觉地回顾历史。现代人只有了解历史，才能感受历史启迪现实的无穷魅力。惟有从历史经验这里感知杂乱纷纭的现实，才能体会历史智慧的美感与简洁感。

这种由历史引发的智慧、魅力与美感，对丰富一个人的生命内涵，提升一个人的素质，是非常重要的。人的素质的基本内涵应该是人文素质。一个人的人文素质是由他所属的民族几千年文化创造的基因，积淀在他的血液和灵魂中形成的。人文教育以文史哲为主体，对人的素质提高具有特别的价值，而中国历史恰恰正是文史哲三位一体的糅合和载体。只有了解了中国的历史，才能树立民族自信心，确立正确的人生观与价值观，才能以他们的不断传承和新的创造，继续为人类文明的发展作出新的贡献。在共同的血脉上发展起来的13亿中国人和5000万在世界各地的华人，都应有这样的共识，都应当承担这样的责任。《话说中国》丛书把传统的教育和未来的展望有机和谐地结合在一起，引导当代中国人顺应悠久古老的中华文明融注世界发展的现代潮流。

由于丛书篇幅宏大，编写时间又较为仓促，书中难免存在各种疏虞之处，敬请广大读者朋友们批评指正。《话说中国》丛书编委会2008年2月

一、军事思想史（上）

卜辞反映的军事思想

卜辞是把商时期人们在甲骨上所刻的有关占卜结果的文字记录，其中有较多的关于军事活动的记载，反映了殷商时期人们对军事活动的朴素认识，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注重战前兵员的征集

如：贞：引妇好先共人于庞。贞：芴乎妇好先于庞共人。

这里的“先”有先导之意；“共”与“登”同义。“登人”，王襄解释为：“登人疑即《周礼·大司马》比军众之事。将有征伐，必先聚众。”卜辞的意思是说，是否命令妇好为先导部队，在某地征兵聚众。又记载：辛己卜，争，贞：今载王登人，乎妇好伐土方，受（授）

有又（佑）。五月。

今载，即今年，卜辞的意思是说，今年商王征集了兵员，准备命令妇好率军队去征伐土方，能受到上帝的助佑吗？

关于步伐

卜辞记载：贞乞令我史步伐舌方。贞禽乞步伐舌方受有又（佑）。贞今载王其步伐夷。

这里表明，殷人在征伐战争中主要是以步卒作战。

关于逆伐

卜辞记载：贞王勿逆伐呈方，上下弗若，不我其受〔佑〕。贞呈方其来，王勿逆伐。

所谓“逆伐”，就是正面迎击。

关于徝伐

卜辞记载：贞今载王徝伐土方。贞多……不其徝伐呈方。“徝伐”之“徝”意为“正”，所以它是正伐、挞伐的意思，也就是以兵威抚徝之。

伏击思想的萌芽

卜辞中虽无“伏击”两字的记载，但已有这一思想萌芽的反映。有两条卜辞这样记载：辛未卜，争，贞妇好其从址戛伐巴方，王自东骚伐，戎阱于妇好立。贞妇好其〔从〕沚戛伐巴方，〔勿〕自东骚伐戎阱于妇好立。“立”本义是站立，这里用作“位”字讲，“戎阱于妇好立”，意思是敌人陷入妇好的阵地。这两条卜辞从正反两个方面卜问：妇好协同扯戛征伐巴方，武丁亲自率领部队由东边作骚扰性进攻，敌方会陷入妇好的埋伏圈吗。商王不从东边作骚扰性进攻，敌方会陷入妇好的埋伏圈吗。这也可以说是中国古代伏击战思想的萌芽。

西周的军事思想

主张用和平方式解决国与国之间的争端，反对恃强凌弱。《易经》这一思想充分地体现在《兑》卦之中。“初九”爻辞说：“和兑，吉”。意思是说，国与国之间需和谐共悦，才能吉利。“九二”爻辞：“孚兑，吉。悔亡。”这是说，国与国之间以诚信相待，就会吉利，如有反悔，就会灭亡。“六三”爻辞：“来兑，凶。”说的是某一国家依靠强大的武力去威胁别国，强迫其服从自己意志，便是凶。

主张师出有名和进行自卫性的防御作战。《易经》虽然主张用和平方式解决国家之间的争端，反对恃强凌弱，但并不绝对地反对战争。它认为进行战争首先要做到师出有名。《谦·上六》爻辞说：“鸣谦，利用行师，征邑国。”如不得已进行战争，在战前则必须取得道义上的主动。《易经》主张自卫性的防御作战。《蒙·上九》爻辞说：“击蒙，不利为寇，利御寇。”意谓攻打愚昧、昏乱之国容易取胜，主动去侵略别国不利，进行自卫性的防御作战则有利。

对民众在战争中作用的初步认识。《晋·六三》爻辞说：“众允，悔亡。”如果能得到众人的信任，取得战争的胜利便没有困难了。《观·六三》爻辞说：“观我生，进，退。”观察了解我“生民”的意愿，以此来决定战争中的进和退。这些可谓是最初的关于民众在战争中重要性的认识，这种认识虽是简单的，但对后世的中国古代军事思想的发展曾产生过一定的影响。

主张保持戒备状态。《易经》认为做任何事情都应该小心谨慎，提高警惕。对战争来说，更应做好戒备，否则，就会遭到失败。《泰·六四》爻辞：“不戒以孚”，即是这层含义。

对军队纪律的重要性的认识。《师·初六》爻辞说：“师出以律，否藏，凶。”其意是说，军队出征打仗要执行严格的纪律，不然就会打败仗。这是中国古代关于军队纪律重要性的最初认识。

对战争与地形关系的认识《易经》主张军队在驻营时要注意选择有利的地形。《需·初九》爻辞说：“需于郊，利用恒，无咎。一九三”爻辞说：“需于泥，致寇至。”指出军队驻扎在郊野，利于久驻，而无灾患；如驻扎在泥泞之地，敌寇便会乘机而来。

作战指导思想。《易经》已经初步提出了一些值得注意的作战指导原则。第一，进攻要大胆果断。《易经》认为在进攻时如果畏首缩尾，必然导致失败。《晋·九四》爻辞说：“晋（进）如鼠，贞厉。”在攻城方面，《易经》主张抓住时机实施不断的进攻，以争取成功。《同人·九四》爻辞说：“乘其墉，弗克，攻，吉。”攻城者登上城墉，而守城之敌未退，攻者如不抓住时机继续攻打，则城不易被攻下，只有不断攻打，才能取胜。第二，抢占有利的制高点。《同人·九三》爻辞说：“伏戎于莽，升高其陵，三岁不兴。”其意思是说，军队埋伏在莽草丛中，并抢占了高陵——有利的制高点，往往能战胜敌人，并使敌人大伤元气，多年得不到恢复。《军志》、《军政》《军志》、《军政》大约产生于西周末期，这或许是史籍所记载的中国古代最早的专门化军事著作——兵书。两书早已散佚，但其中的一些字句则常为先秦的史籍和兵书以及后来的史籍所引用。《桩传》有三处引用了《军志》的文字：《军志》曰：“允当则归。”又曰：“知难而退。”又曰：“有德不可敌。”《军志》曰：“先入有夺人之志。”厨人濮曰：“《军志》有之，先入有夺人之心，后入有待其衰。”

唐初军事家李靖引用《军志》的文字：《军志》曰：“失地之利，士卒迷惑，三军困败。饥饱劳逸，地利为宝。”

宋本《十一家注孙子》引用《军志》两段文字：《志》曰：“止则为营，行则为陈。”《军志》曰：“阵间容阵，足曳白刃；队间容队，可与敌对。前御其前，后当其后；左防其左，右防其右。行必鱼贯，立为雁行，长以参短，短以参长。回军转阵，以前为后，以后为前。进无奔进，退无速走，四头八尾，触处为首，敌冲其中，两头俱救。”

关于《军政》的内容，目前仅见宋本《十一家注孙子》中保留了两句话：《军政》曰：“言不相闻，故为金鼓；视不相见，故为旌旗。”《军政》曰：“见可而进，知难而退。”又曰：“强而避之。”

上述引文有的很可能已经过后人的加工，但就其内容看，它们反映的基本为西周时期的军事思想。从这些内容可见，《军志》、《军政》是属于早期条令式的兵书，其军事思想已趋于比较成熟。第一，它们强调“有德不可胜”，主张加强“德治”，做到内部团结，将政治与军事作通盘的考虑，以政治清明为前提，来保证军事活动立于不败之地。第二，主张“见可而进”、“知难而退”，指出在作战中，要量力而行，可战则战，不可战则退，遇到有利的战机，迅速出击，不可贻误战机。第三，主张“强而避之”，指出在作战时，要善于避敌之长，攻其之短。第四，主张“先入有夺人之心”，认为先发制人，主动进攻，可以收到摧毁敌人精神、心理的积极效果。第五，肯定正确认识和善于用地形的重要性，“地利为宝”，“失地之利，士卒迷惑，三军困败。”第六，强调军队要有严格的纪律，平时做到“行止有序”，战时做到“止则为营，行则为陈”。这些思想基本上反映了西周期战争的实际，是这一时期战争实践经验的理论总结。

春秋军事思想

中国古代军事学术在春秋时期得到巨大的发展，取得辉煌成就。这既表现为在史书和其他思想家的著作中，对军事问题的高度重视和广泛论述；更体现为《孙子》这部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兵书的出现。它们为中国古代军事思想的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左传》军事思想《左传》是中国最早的一部编年体史学巨著，相传是春秋时期鲁国人左丘明所著。后人认为《左传》的作者“于军事特别感兴趣，似长于兵家之学。”因此，把它看成是同《孙子》一样的将帅必读之书，可见其在中国军事史上的地位。《左传》中的军事思想主要有以下观点：

反对“去兵”。《左传》认为战争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是不可避免的，因此，对当时社会上“去兵”议论进行了反驳。如子罕指出：“谁能去兵？兵之设久矣，所以威不轫而昭文德也。圣人以兴，乱人以废，废兴存亡昏明之术，皆兵之由也。而子求去之，不亦诬乎？”这里，子罕肯定了战争是历史上长期存在的客观现象，它是威慑不轨行为、伸张正义的工具，国家的“废兴存亡”，君主的“昏明之术”都是由战争决定的，这又怎么能“去兵”呢？子罕论证了战争在当时社会中存在的不可避免性。反映出当时各国统治阶级都竭力保持自己的军事实力，以赢得诸侯兼并和大国争霸战争胜利的心理状态。

对战争性质的朴素认识。《左传》提出区分战争“义”与“不义”的范畴。据成公元年记载，公元前590年，晋国调解了戎和周王室之间的矛盾，使双方达成了和平协定。但周刘康公企图趁戎因媾和疏于防备之际而突然发起进攻，叔服就指出：“背盟而欺大国，此必败。背盟，不祥；欺大国，不义。”昭公元年记载，楚灵公在篡位前为令尹，服饰、警卫有如国君，他的野心谁都可看出来，当时晋国大夫赵孟、叔向对他作了分析，认为他可以取得一时成功，但不会有好结果：“强以克弱而安之，强不义也。不义而强，其毙必速”，“夫以强取，不义而克，必以为道。道以淫虐，弗可久已矣。”《左传》还以“直”和“曲”两个范畴来说明战争的正义性和非正义性，提出“师直为壮，曲为老”的思想。

重视民众在战争中的作用。《左传》吸收了春秋时期的“民本”思想，提出了“无民，孰战”的基本观点。当时不少人从众多胜败兴亡的战争实践中认识到战争的胜败与民众有密切的关系，并善于从是否得到民众支持这一点去探寻战争胜败的原因。晋、楚城濮之战后，有人分析楚国在此战中的失败原因：“非神败令尹，令尹其不勤民，实自败也”。而晋国之所以在城濮之战中取胜，尽管原因很多，但关键的一点，是得到了民众的支持，使“民听不惑，而后用之。”最后得出结论：“无众必败”。

提出了一些新的作战指导原则。其一，主张及时掌握战机。齐鲁长勺之战，鲁军实力不如对手，但结果是鲁军一举获胜，鲁庄公尚在莫名其妙，曹刿便向他解释了其中的奥秘：“夫战，勇气也。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这里，曹刿提出了掌握战机的一个重要原则，就是应当选择“彼竭我盈”之时，对敌发起进攻。其二，正确选择攻击方向。《左传》认为攻击的方向应选在敌人的虚弱之处。孺葛之战中，由于郑国正确选择了攻击方向，故取得了战争的胜利。楚、随速杞之战中，随军违背了这一作战指导原则，结果失败。其三，骄兵必败。《左传》以大量的战例说明了在作战指导上，如果麻痹轻敌，疏于戒备，轻则丧师，重则丧国。桓公四年记载，“秦师侵芮，败焉，小之也”。秦作为一个大国，竟败于小小芮国之手，原因就在于“小之也”，即自大轻敌。

此外，《左传》中还叙述了不少具有新的战术思想的战例，如伏击战、包围战、迂回战、侧击战、袭击战，等等。

但是，《左传》毕竟是一部历史巨著，它虽记录了大量的战例，但还没有将其抽象上升到理论。清代李之春说：“孙，吴所言空言也，左氏所言验之于事者也。”局促于经验罗列，表明《左传》军事思想的不够成熟性。

孔子军事思想

孔子名丘，字仲尼，是儒家的创始人。他虽不是一位军事家，一生也从未参加或指挥过战争，但作为一位著名的思想家，他对当时的军事活动不能不加以注意。这决定了他的军事思想应是其思想体系中一个组成部分。

主张慎战。孔子在中国历史上最早提出慎战的观点。《论语》说：“子之所慎，斋、战、疾”。可见孔子早时对斋戒、战争和疾病是持慎重态度的。孔子这一看法虽很简单，但却对中国古代军事思想史的发展产生过相当大的影响。

强调教而后战。孔子是一位教育家，不仅重视“文教”，也强调“武教”。他认为要让人民去替统治者作战，首先需让人民接受军事教育。他说：“以不教民战，是谓弃之。”还说：“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在军事教育的内容方面，孔子主张教之六艺中的两项，即射、御。从孔子弟子的作战成绩中，可以看出孔子军事教育的积极效果。如在公元前483年的齐鲁之战中，孔子弟子冉有任季氏将帅，与齐作战获胜，战后季康子曾问冉有：“子之于军旅，学之乎？性之乎？”冉有回答说：“学之于孔子。”这一事例也表明孔子先教后战的军事思想，不仅在理论上是正确的，而且在实践中也是行之有效的。在某种意义上促进了中国古代军事教育的开展与深入。

要求将领必须足智足勇足谋。孔子认为作为一个军事将领首先应具有“好谋”善思的素质。《论语·述而》记载：子路曰：“子行三军，则谁与？”子曰：“暴虎冯河，死而无悔者，吾不与也。必也临事而惧，好谋而成者也。”在这里，孔子赞成的是“临事而惧”，“好谋而成者”，反对那种空手打虎枉送性命的有勇无谋者。同时孔子认为作为一个军事将领也必须具有“勇”的品质。在《论语·阳货》篇中，孔子提出一个人应有六种品德，其中就有“勇”。但他提倡的勇是“义勇”，他说君子以义为上，君子有勇而无义为乱，小人有勇而无义为盗。“即主张”义“和”勇“联系起来，以”义“规范”勇“，这同单纯提倡”勇“有所不同。孔子还强调军事将领必须”足智“。认为”智者不惑。

主张“足兵”。孔子重视军备，他把“足食”、“足兵”、“足信”列为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三项基本措施。《论语·颜渊》记载：“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之，于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之，于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这段问答表明：其一，孔子认为国家如能做到粮食、军备充足，老百姓对国家就有信心了。显然，孔子是把“足食”、“足兵”作为“民信之”的必要前提条件来看待的。其二是关于信、食、兵三者的关系，孔子把“民信”置于立国之首，把“足食”、“足兵”看成是第二位的。其三，孔子强调“民无信不立”，片面地认为只要百姓对政府有信心，国家便会安定，这是主观片面的。其四，尽管孔子提出在“必不得已”的情况下，应该“去兵”的思想，但孔子把“足兵”作为立国的三项条件之一，这仍是他的思想境界高明于当时其他人的地方。

孔子的军事思想虽远未形成体系，但他的某些基本观点，在中国古代军事思想史上还是产生过影响的。《老子》军事思想《老子》又称《道德经》，相传为老聃所著。老聃，字伯阳，春秋末期楚国人，约与孔子同时，是道家学派的创始人。对《老子》一书的成书年代、学术界的意见有很大分歧，我们认为，《老子》书中的个别文字虽然带有战国色彩，但就书的总体思想来看，应该承认它所反映的主要是春秋晚期的社会思想。

在中国历史上，《老子》曾被人称为兵书，唐王真说：《老子》“五千之言……未尝有一章不属意于兵也。”宋苏辙也说：“……此几于用智也，与管仲、孙武何异？”应该说，《老子》本身不是兵书，而是哲学著作，但《老子》是对历史和现实生活中的“成败、存亡、祸福”现象的理论总结，这就必须涉及到对军事活动的认识，因此，其中含有较丰富的军事思想是自然的。

认为“兵者不祥之器”，“不得已而用”。在中国古代军事史上，《老子》较早地探讨了战争起因的问题。它认为社会上之所以会出现战争不休的现象，完全是由统治者的贪得无厌的欲望引起的。“罪莫大于可欲，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为此，《老子》向当时的统治者发出警告说，“故知足之足，恒足矣。”

老子看到了战争的严重后果，指出战争一是给农业生产带来了严重的破坏：“师之所处，荆棘生焉；大军之后，必有凶年。”二是造成很多人的伤亡：“杀人之众”。因此，老子认为战争是不吉利的事物，“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故有道者不处”。表明老子对战争持基本反对和否定的态度。

但老子也承认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可以进行战争，即“不得已而用之”。但是，就是在“不得已而用”的情况下，老子认为也不应该对战争进行赞扬，更不能以兵逞强，而应“恬淡为上”。他说：“善者果而已矣，不敢以取强：果而勿矜，果而勿骄，果而不得已，是谓果而勿强。”所谓“果”是指胜利。如果因为战争中取胜而得意，这实际是以杀人为乐事，“胜而不美，而美之者是乐杀人。夫乐杀人者，则不可以得志于天下矣。”总的来说，老子对战争的基本态度是主张“以道佐人主”，反对“以兵强天下”。“善胜敌者不与”。从“坏以兵强于天下”的基本观点出发，老子提出在作战指导上所应追求的最高理想境界为“善胜敌者不与。”他说：“善为士者不武，善战者不怒，善胜敌者不与。”所谓“不与”，即不和敌人作正面的交战。这一思想和孙武的“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的思想有一致之处。但老子同时又强调“不争”、“无为”、“不争而善胜”，“无为故无败”，甚至说：“以无事取天下”，这就走向了片面。“不敢为天下先”的后发制人的思想。在作战指导上，老子提出后发制人，以退为进的原则。他说：“将欲歙之，必固张之；将欲弱之，必固强之；将欲废之，必固兴之；将欲夺之，必固与之。”这些原理应用到军事领域，其含义就是：要战胜敌方，首先要进行退却防御，然后再寻找时机进攻。所以，他说：“进道若退”，如果只顾进攻，便会陷入死路，“舍其后，且先，则必死矣。”不过，另一方面老子又过分拘泥于后发制人的观点、主张，“吾不敢为主而为客，不敢进寸而退尺，是谓行无行，攘无臂，执无兵，扔无敌”。只注重防御，而不敢实行有利的进攻，这就把后发制人的作战原则凝固消极化了。“祸莫大于轻敌”。老子强调在战争中要防止出现“轻敌”的思想。指出：“祸莫大于轻敌，轻敌几丧吾宝。故抗兵相加，则哀者胜矣。”敌我兵力相等，哀兵一方之所以取胜，就是因为它能有意甘心于居处不利的位置，从而引起警戒，激起斗志。全力以赴，战胜敌方。“以正治国，以奇用兵”。“奇”、“正”是中国古代军事思想史上一对极为重要的范畴，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这一对范畴的内容都有所变化和发展。在老子这里，还没有把“正”范畴运用到“用兵”方面，而是作为“治国”，即政治范畴看待的。运用“奇”、“正”的范畴，把“用兵”和“治国”在方法上的不同作了区别，体现了他对军事活动和政治活动不同特点的认识。同时，老子看到了“奇”、“正”之间的相互转化关系，提出了“正复为奇”的命题。尽管老子对“奇”、“正”范畴的基本内容，以及如何“以奇用兵”还没有作出具体的解释，但他提出“奇”、“正”范畴和“正复为奇”的命题，这对于中国古代军事思想的充实与发展是具有深远影响的。

范蠡军事思想

范蠡，字少伯，春秋末年楚国人，越国的上将军。《汉书·艺文志》著录《范蠡》二篇，属“兵权谋家”，注云：“越王勾践臣也。”这说明，范蠡的著作是作为兵书流传于世的。此书自汉以后失传。我们今天只能从《国语》、《吴越春秋》等史籍中，寻找到某些有关内容。

范蠡提出“随时以行”。所谓“时”，作为军事科学的范畴，是指时机或曰战机。“随时”，就是依据时机是否有利来决定作战行动，这也叫“守时”，“随时以行，是谓守时”。范蠡的“随时”，“守时”，实质上包含有两层基本意思：其一是指“时不至，不可强生；事不究，不可强成。当有利的时机还没有出现，条件还不具备时，不能勉强出兵作战，这时，应”自若以处，以度天下，待其来者而正之，因时之所宜而定之，按师整兵，待其坏败，随而袭之。“如果时机不成熟而盲目出兵作战，那就会”逆于天而不和于人“，这就叫做”强孛“，”强孛者不祥“。其二是指”得时无怠，时不再来。这是说，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一旦遇到有利的时机，就不能犹豫不决，而应以最快的速度去进攻敌人。他说：“从时者，犹救火，追亡人也，蹶而趋之，惟恐弗及”。因为错过了有利的时机，就会给自己带来不利，“得时不成”，反之为灾。

范蠡还提出“因”这一范畴。他说：“因而成之，是故战胜而不报，取地而不反，兵胜于外，福生于内，用力甚少而名声章明。所谓”因，就是指根据战争的客观实际情况的变化来决定作战行动。他说：古之善用兵者，因天地之常，与之俱行，后用则阴，先胜则阳，近则用柔，远则用刚。善于带兵打仗的人，在作战指导上，先发制人和后发制人原则的不同应用，都是根据战争的实际情况来决定的。实行后发制人的原则时，要取法于阴象，即沉着应付，不动声色；而在先发制人时，就要取法于阳象，即迅猛进攻。他还说：彼来从我，固守勿与；若将与之，必因天地之灾，又观其民之饥饱劳逸以参之，尽其阳节盈吾阴节而夺之。这是说，如果敌向我进攻，我在不利的情况下，应先固守，待有利时机出现，再作反攻，在对敌人反攻时，必须全面考察敌方是否遭到了自然灾害，以及老百姓的饥饱劳逸等情况，以避开敌人的有利条件，然后再实施打击。从这里可以看出，范蠡和老子在军事思想方面是有所不同的。老子在讲进退、刚柔、先后时，无条件地强调退、柔、后的一面，而否认进、刚、先这一面。范蠡则主张应根据战争条件的不同，或进或退，或先或后，这一认识，比较老子而言，是要全面正确得多了。《孙子兵法》《孙子》是春秋末年孙武的军事著作。孙武字长卿，齐国人，后因内乱奔吴，以兵法见吴王阖庐，任将军。《孙子》全书共十三篇，六千字左右，它的出现标志着中国古代较系统的军事思想体系的基本形成。“兵者国之大事”的慎战思想。《孙子》开始就写道：“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在这里，孙武把战争同国家的存亡，人民的生死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体现了他对战争问题的高度重视。

孙武将战争同“利”的观念联系起来，明确提出：非利不动，非得不用，非危不战“。由此出发，孙武把”合于利“还是”不合于利“作为国家是否进行战争的客观标准。孙武所谓的”利“，即物质利益，具体地说就是”掠乡分众，廓地分利。

孙武重视战争，但并不主张好战，他对战争采取了慎重的态度，他认为：“亡国不可以复存，死者不可以复生”，因此，任何人都不能凭自己的主观愿望，好恶情感而轻率地发动战争。“主不可以怒而兴师，将不可以愠而致战。”一语，即是孙了慎战原则的扼要概括。

对战争胜负诸因素的认识。战争既是“国之大事”，那么对它就不能不进行认真的考察。然而，又以哪些方面来考察决定战争胜负的因素呢？孙武认为：“经之以五，较之以计，而索其情，……吾以此知胜负矣。”即通过对五个方面的基本因素的分析，从中把握战争发展的真实情况，以判断战争的胜负。

孙子所认为的决定战争胜负的五个基本因素的是：“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将，五曰法。”即后人所称的“五事”。对于“五事”，孙武解释说：“道者，令民与上同意也，故柯与之死。可与之生，弗不诡也；天者，阴阳、寒暑、时制也；地者，高下、远近、险易、广狭、死生也；将者，智、信、仁勇、严也；法者，曲制、官道、主用也。”由此可见，所谓“五事”，实际包含了政治、军事、自然条件等因素。孙武同时还认为战争胜负受经济因素的制约。这一点他是通过分析“用兵之害”的角度加以深刻的阐述的。他指出：“用兵之害”最主要体现为对社会物质财富的大量耗费，他以十万部队出征为例，“日费千金，然后十万之师举矣。”因此，孙子强调如无一定的经济力量作为战争的物质基础，战争是很难打赢的。“是故军无辎重则亡，无粮食则亡，无委积则亡。”“文”、“武”结合的治军思想。孙武说：“合之以文，齐之以武，是谓必取。”所谓“文”，即指运用政治教化等手段管理军队；“武”即指用军纪、军法军令等来约束军队。认为只有两者相结合，才能治理好军队。在“文”的方面，孙武主张“爱卒”，“善俘”。在“武”的方面，孙武提倡“信赏”，“赏其先得者”；“明罚”等等。认为“卒未亲附而罚之，则不服，不服则难用；卒已亲附而罚不得，则不可用也。”孙武还认为平时应注意加强对士兵的教育训练，“令素行以教其民，则民服；令不素行以教其民，则民不服。令素行者，与众相得也。”

将才思想也是《孙子》治军思想的一个主要内容。孙武首先对将帅的作用给予了高度的注意。他说：“夫将者，国之辅也；辅周则国必强，辅隙则国必弱。”又说：“知兵之将，生民之司命，国家安危之主也。”其次，对将帅所应具备的基本素质提出了要求。他说：“将得，智、信、仁、勇、严也。”这里所谓“智”是指知识、智慧、机智能力等，属于能的范畴；“仁”，指对士兵的爱护；“勇”即勇敢，属德的范畴；“信”指赏罚有信；“严”指严于治军，这既属于德的范畴，实现它又须凭将帅个人才能的运用。可见，孙武对将领素质的五项要求，概括起来即是才能和品质两方面。这也就是说，在孙武看来，只有德才兼备才是称职的将帅。

作战指导思想。《孙子》在作战指导上追求的最高理想是“不战而屈人之兵”。孙武所谓的“不战”，就是要做到“兵不顿而利可全”，为此，他推崇“伐谋一伐交”的“全胜”战略。

但“不战而屈人之兵”毕竟是不易实现的理想境界，孙子更为注重的还是在现实的作战之中如何进行指导的问题。为此，他提出了不少值得重视的作战指导原则：一是“知彼知己者，百战不殆”。二是“致人而不致于人”。主张在作战中力争主动，避免被动。至于实现“致人而不致于人”的途径，孙武指出有以下几条：首先，注重重于战略谋划，即“庙算”。其次，做到“先处战地”，即先敌完成作战部署，以逸待劳。再次，“示形”，即以假象迷惑敌人，造成敌人的错误。三是“因敌变化而取胜”，即根据战争情况的变化，灵活机动地改变作战方法。孙武说：“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胜敌者，谓之神。”四是“兵贵胜，不贵久，即速战速决”。

攻防理论。《孙子》对攻防理论的论述是比较深刻的。它认为防守是造成自己不为敌人所胜的最好作战形式，进攻则是战胜敌人，夺取胜利的最好形式：“不可胜者，守也；可胜者，攻也。”理论依据是，首先，防守的主动权在自己手中，这就能“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不可胜在己，可胜在敌。”其次，“守则有余，攻则不足”，同样的兵力，用于防守则兵力显得有余，而用于进攻则会感到不足。关于防守，孙武提出的基本原则是：“第一，防守要坚固、隐蔽，如”藏于九地之下“；第二，防中有攻，做到既”藏于九地之下“，又”动于九天之上“。关于进攻，孙武提出的主要原则有：其一，”避实而击虚“，即进攻的方向应选择敌人兵力薄弱环节；其二，”攻其无备，出其不意“，即进攻要有突然性；其三，”众击寡“，即集中兵力；其四，”携手若使一人，即动作协调一致，等等。《孙子》的产生标志着中国古代军事思想的形成和成熟，它不仅在中国，而且在世界军事史上都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对后世军事思想的发展产生过极其深远的影响，《孙子兵法》是中华文明史上的一大瑰宝，它的许多基本理论原则直到今天仍闪烁着真理的光芒，值得我们给予批判地继承。

战国军事思想

兵书概况与兵家流派

战国时代，随着奴隶制的瓦解，封建制的确立，反映在社会文化领域上，便彻底改变了只有奴隶主贵族才有受教育权利的学在官府的制度，一大批原属奴隶主贵族最低层的“士”登上了思想战线舞台。他们凭借自己所掌握的六艺知识，适应新兴地主阶级的政治要求，聚徒讲学，议论政治，阐述哲理，游说诸侯，从而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局面。诸子百家中，兵家是独树一帜的。战国时期是中国古代军事学术大放异彩的时代，它和春秋后期形成中国古代军事思想发展的高峰。

战国时期，随着军事活动的频繁和军事改革的深入，兵家这一学派更趋成熟，涌现出大量的军事著作，最著名的有《孙膑兵法》、《吴子》、《尉缭子》、《司马法》、《六韬》、《公孙鞅》、《庞睪》、《倪良》、《魏公子》，等等。汉初张良、韩信整理兵书，共得182家，其中战国时期的兵书占大多数。除兵家的兵书专著以外，战国时期诸子著作中也有不少论兵之作。如《墨子》现存52篇，其中有13篇是军事著作；《管子》、《商君书》、《荀子》等书中都有专门议论军事问题的篇章。战国诸子著作中这些专门论兵的篇章，在西汉初期，有的也是被作为兵书看待的，如刘歆在编《七略》时就曾把《墨子》、《管子》、《荀子》等十家直接列入了兵书类。《汉书·艺文志》兵家类根据西汉以前兵书的基本内容和主要特征，把先秦兵家划分为兵权谋家、兵形势家、兵阴阳家、兵技巧家四个学派。兵权谋家共13家，著作259篇，现仅存《孙子兵法》、《孙膑兵法》和《吴子》，这是兵家学派中最主要的一派。《艺文志》在讲到这一学派的基本特点时说：“权谋者，以正守国，以奇用兵，先计而后战，兼形势，包阴阳，用技巧者也。”可见这一派是一个兼容各派之长的综合性学派，有人认为这一学派主要是讲战略的。兵形势家共11家，著作92篇，现仅存《尉缭子》。这一学派基本特点是：“雷动风举，后发而先至，离（分散）、合（集中）、背（后退）、乡（向前），变化无常，以轻疾制敌者也。”主要探讨军事行动的运动性和战术运用的灵活性与变化性，有人认为这一学派主要是讲战术的。兵阴阳家共16家，著作249篇，其中有许多是托名黄帝君臣的作品，现都已散佚。这一学派的基本特点是：“顺时而发，推刑法，随斗击，因五胜，假鬼神而为助者也。”这表明它注重“时”，注意天候、地理与战争关系的研究。可能与范蠡以及黄老学派有很大的关系，兵技巧家共13家，著作199篇，都已散佚。其基本特点是：“习手足，便器械，积机关，以立攻守之胜者也。”这就是说，这一学派注重的是军械和作战技术，它包括设计、制造攻守器械和学习使用器械的技术方法、军事训练等等。

如果说《孙子兵法》在春秋末期的出现，是标志着中国古代军事学理论已经建立，那么，在战国时期，经过长期的战争实践，中国古代军事学理论已有了相当大的发展、用文学语言描绘，就是“大放异彩”！

主要兵书

1.《吴子》《吴子》相传是战国前期吴起的军事著作。吴起，卫国人，曾任鲁国将军，在魏国做过将军和郡守，在楚国做过宛守和令尹。《吴子》今存两卷，六篇。《吴子》把战争的起因归结为五种：一是争夺名位，二是掠取利益，三是仇恨的积累，四是内乱，五是饥荒。根据这一基本判断《吴子》对战争进行了具体的分类，它将战争分为五类，即义兵、强兵、刚兵、暴兵、逆兵。主张行“义兵”，反对“强兵”、“刚兵”、“暴兵”、“逆兵”。“若行不合道，举不合义，而处大居贵，患必及之。是以圣人绥之以道，理之以义，动之以礼，抚之以仁。”

通过对治军实践的总结，《吴子》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治军思想。其主要内容有：

兵“不在众寡”，“以治为胜”。《吴子》极为重视军队的治理，当魏武侯问吴起：“兵何以为胜”时，吴起回答说：“以治为胜”。魏武侯接着又问：“不在众寡？”吴起详细解答说：“若法令不明，赏罚不信，金之不止，鼓之不进，虽有百万，何益于国。”《吴子》提出治军的标准是“父子之兵”，这实际上就是要建设一支内部团结一致、能战能守的军队。这样的军队吴起认为可以“投之所往，天下莫当”。“简募良材”。《吴子》提倡组建特种精锐部队，以防备突然事变的发生。即“简募良材，以备不虞”。鉴于这一认识，吴起建议魏武侯“聚卒”、“练锐”，即把民众中勇敢强壮者编为一队；把乐意拼死向前者编为一队；把善于越高超走、轻捷善走者编为一队。认为有了这样的轻兵劲卒，便可攻无不克。《吴子》还主张根据军队成员的身体高矮，体魄强弱，秉性勇怯，智力差别进行适合各自特长的分工，具体做法就是：“短者持矛戟，长者持弓弩，强者持旌旗，勇者持金鼓，弱者给厮养，智者为谋主。”“教戒为先”。《吴子》重视军队的思想教育，这就是“教之以礼，励之以义”，认为只要士卒有了羞耻之心，军队攻守均得其宜，“夫人有耻，在大足以战，在小足以守。”《吴子》也重视军队的军事训练，它指出将领或士兵在作战中战死往往是由于其军事技能不熟练，作战失败的原因也往往是由于战术不灵活。指出：“夫人常死其所不能，败其所不便。故用兵之法，教戒为先。”为此，它提出了一套比较完整的训练方法，内容包括单兵技艺训练、阵法训练、编队教战，以及教练军队联络信号和训练战马等等。“严刑明赏”。《吴子》主张从严治军，强调用严格的军纪法令来约束将士，使其一切行动“任其上令”，做到“令行禁止，严不可犯”。在军事奖惩上做到“进有重赏，退有重刑”，在实行“重赏”、“重刑”时必须“行之以信”。“总文武者，军之将”。《吴子》的将才思想集中体现在《论将》篇中。它十分重视将领在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认为“良将”“得之国强，去之国亡”，《吴子》心目中“良将”的标准，是指为将者的威严、品德、胆识，足以统率部队，安抚士卒，威震敌军。它认为真正的“良将”也就是文武双全的人，“夫总文武者，军之将也。”

在作战指导思想方面，《吴子》提出了“用兵必审敌虚实而趋其危”的原则。主张先弄清敌人的虚实，选择有利时机发动进攻，以夺取胜利。《吴子》在“料敌”篇中列举了13种可击的时机，还列举了6种应该暂时退避的情况，这实际上是对孙武的“避实击虚”思想的具体化。在作战指导上，吴子还提出了“因形用权”的主张，即根据战争情况的变化来决定自己的作战方法。《吴子》重视对敌方情况的了解，即“料敌”。在“料敌”的基础上，《吴子》强调要根据不同的敌情采取不同的谋略和作战方法。这一思想是对孙武的“知彼知己，百战不殆”思想的发展。

2.《司马法》《司马法》约成书于战国中期，作者已不可详考。全书现存五篇，其军事思想是很有特色的。“以战止战”的战争观。《司马法》认为进行战争的目的是为了“讨不义”，“诛有罪”。因此，对于那些能“安人”、“爱其民”和制止侵略的战争，《司马法》持肯定和支持的态度。从这一基本立场出发，它提出了“以战止战”的思想。《司马法·仁本》中说：“杀人安人，杀之可也；攻其国，爱其民，攻之可也；以战止战，虽战可也。”显而易见，《司马法》并不简单地否定一切战争，它赞成“杀人安人”，“攻其国，爱其民”这一类正义战争，并主张用它去制止那些出于“争利”狭隘目的的侵略战争。“天下虽安，忘战必危”。《司马法》从当时的战争实践中认识到，平时如果忘记了战争的存在，放松战争准备工作，国家就有被灭亡的危险。对于怎样搞好战备工作，《司马法》也提出具体的措施：首先，要“阜财”，即广集资财，做到“众有有，因生美”，使民众富足，国力充实。从而为战争准备好物质基础；其次，要“大军以固，多力以烦”，即建立一支强大的军队，这支部队兵员充实而且战法熟练。其三，“求厥技”，即收罗有专门军事技能的人才。“以仁为本，以义治之”。《司马法》十分重视军事教育的作用。认为：“士不先教，不可用也。”在教育内容上，《司马法》强调简明扼要，“教极省”，并提出以新兴地主阶级的“六德”，即礼、仁、信、义、勇、智来教育和培养军队，“六德以时合教”。《司马法》还充分认识到制造精良的武器装备在军队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认为军队“以甲固，以兵（器）胜”，如果武器装备精良，往往可以使己方实力由弱转强：“凡车马坚，甲兵利，轻乃重”。它特别强调当发现敌人使用新式兵器时，应该尽快仿效制造，以保证自己与敌在兵器方面保持平衡：“见物与侔，是谓两之”。“相为轻重”的作战指导。“轻”和“重”是《司马法》军事思想中的两个重要范畴，在不同之处有着不同的含义。在作战指导方面，主要是指如何正确使用兵力的问题。《司马法》认为战争就是敌对双方互相使用不同兵力的较量：“故战相为轻重”。关于兵力具体使用问题。《司马法》提出了“以重行轻则战”的原则，认为：“凡战，以轻行轻则危，以重行重则无功，以轻行重则败，以重行轻则战，故战相为轻重。”意谓，用小部队对付敌人的小部队可能有危险，用大部队对付敌人的大部队不可能成功，用小部队对付敌人的大部队要失败，用大部队对付敌人的小部队要迅速决战。这实际上就是主张集中兵力，以强击弱。《司马法》进一步认为即使在用大部队对付敌人的小部队的情况下，也不能一次性把全部兵力投入到战斗中，而应留有预备队，以便应付各种突然变故的发生。否则就难免有危险：“重进勿尽，凡尽危。”

3.《孙膑兵法》《孙膑兵法》战国中期孙膑的军事著作。其书《汉书·艺文志》有著录，称《齐孙子》，后佚。今本《孙膑兵法》系1972年山东临沂银雀山西汉墓出土竹简的整理本。孙膑，齐国人，孙武的后世子孙。他通过认真总结战国中期以前的战争实践经验，继承和发展了《孙子》的军事思想。“战胜而强立”和“乐兵者亡”。《孙膑兵法》继承了《孙子》“兵者，国之大事”的思想，认为战争的胜负直接关系到国家的存亡，对它必须加以认真的对待：“战胜，则所以存亡国而继绝世也；战不胜，则所以削地而危社稷也，是故兵者不可不察也。”《孙膑兵法》并明确指出当时的战争是实现封建统一，达到“天下服”的重要手段之一：“战胜而强立”，“举兵绳之”。从而驳斥了战争观上那些“欲积仁义，式礼乐，垂衣裳，以禁争夺”的陈腐论调。《孙膑兵法》虽肯定封建战争的合理性质，但是坚决反对“乐兵”好战。它指出“乐兵者亡，而利胜者辱。兵非所乐也，而胜非所利也。”并且把这一思想贯彻到治军方面，认为不好战是军事上的最高境界：“恶战者，兵之王器也。”在对待“利”这一问题上，《孙膑兵法》同《孙子》是有所不同的。《孙子》虽也强调“慎战”，但认为战争可以得利。而孙膑对“利胜”却表示反对，认为通过战争以获取物质利益是可耻的，“胜非所利也”。《孙膑兵法》所谓的战争主要是封建统一战争，它认为这一战争是正义的。因此，它十分强调“义”的观念。他说：“卒寡而兵故曰，弓弩势也。”可见，《孙膑兵法》所谓的“势”，是指正确使用兵力和战术而形成的有利态势。

在强调创造有利态势的前提下，《孙膑兵法》提出了这样一些作战指导原则：一是“必攻不守”。所谓“必攻”是指坚决地进攻，“不守”，是指敌人没有防守，或无法防守。合起来完整的意思就是，在作战指导上，要看准敌方无可摆脱的薄弱环节，施以最致命的打击。这实际上是对《孙子》“攻而必取者，攻其所不守也”思想的发展。二是“料敌计险”。“料敌”，即是对敌方的情况进行全面的了解，这一思想同《吴子》一致。“计险”，就是对地形要有详细的了解，以便合理利用。三是以寡击众和以众击寡等作战原则。孙膑认为在敌众我寡，敌强我弱的情况下，正确的战法应该是“让威”，即避开敌人的锐气，做到“攻其无备，出其不意”。在我强敌弱，我众敌寡的情况下，应采取“赞师”的战法，即不要依仗自己的优势，迫不及待地逼敌决战，而应“毁卒乱行，以顺其志”，想尽方法，诱敌出战，伺机歼之。在势均力敌的情况下，则要“营而离之，我并卒而击之”，也就是要分散敌人兵力，然后集中我方兵力，将敌军各个击破。

4.《尉缭子》《尉缭子》战国时期尉缭的军事著作，今存二十四篇，《汉书·艺文志》列入“兵形势家”。《尉缭子》对战争持较为慎重的态度，认为应有必胜的把握，方可进行战争，而决不能凭一时的意气，轻易发动战争：“兵起非可以忿也，见胜则兴，不见胜则止。”它提倡的所谓“义”战：“凡挟义而战者，贵从我起。”将那种一味追求“杀人之父兄，利人之货财”的人称为强盗，主张“不攻无过之城，不杀无罪之人”。

作为“兵形势家”的尉缭，在作战指导方面，提出了不少新的思想。“兵胜于朝廷”，“欲战先安内”。尉缭认为要取得战争胜利，首先必须要有良好的国家政治制度和措施，才能“战胜于外”，“威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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