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图说天下·探索发现系列》编委会
出版社：吉林出版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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盗墓传奇试读：
前言
当考古者小心翼翼地推开尘封的古墓之门时，赫然发现墓主人依然恬淡地躺在棺木中，而曾经属于他的一切却已不见踪影。在漫长的岁月中，这里究竟发生过什么？一切线索均指向盗墓者。
中国古人独特的灵魂观念、“事死如事生”的丧葬习俗造就了无数规模宏大、随葬品丰富的大型墓葬，也催生了一个特殊的职业——盗墓，其从业者是隐藏在黑暗中的一个规模庞大的群体，他们如鬼魅般缠绕着希冀安宁却难享安息的墓中人。
千年以来，为何盗墓者摒弃道德，克制内心的恐惧铤而走险，在阴暗的荒野中开启千年古墓？究竟是什么驱使他们走上这条充满危险的盗墓之途？难道仅仅是金钱的诱惑，还是政治的打击，抑或诡异的需求？
作为存在数千年的行当，盗墓的经验与技术被传得神乎其神，一系列盗墓小说对这一神秘职业的描述更是为其笼罩了一团迷雾。五花八门的盗墓门派，代代相传的独门秘技，真伪难辨的盗墓传奇，究竟是演义的渲染，还是确有依据？面对盗墓者步步紧逼的威胁，造墓者又是如何防御的？积沙积石、伏弩、暗器、机关、秘葬、迷宫、墓毒、障眼法、镇墓兽……然而，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无论面对何种坚如磐石的墓葬，盗墓者仍能延续不朽的偷盗传奇。千疮百孔的汉武帝茂陵、几乎被盗殆尽的唐代关中十八陵、尸体未朽尽墓葬却被盗掘一空的清代诸陵……王侯权贵死后葬身的一抔黄土终难逃盗墓者的暗夜斧锄，纵然生前叱咤风云，执掌乾坤，身后的命运却要交付他人。而盗墓贼也不仅仅只是鸡鸣狗盗的宵小之徒，其中不乏纵横驰骋的英雄豪杰，风流一时的文人雅士，甚至功勋卓著的帝王，盗墓的目的也不仅仅是为一己小利。
然而，真实的盗墓行为究竟如何？是否如小说中描绘的那般玄妙？深层探究盗墓者的行为动机，定位盗墓的历史，复原神奇的盗墓技术，解析盗墓与反盗墓的千年争斗，立足史实，重现从古至今的盗墓传奇故事。本书将为您拨开历史的疑云，呈现盗墓的庐山真面目。
第一章 Part.01 盗亦有道
坟包突起人世间——中国古代墓葬文化
这里是芸芸众生的埋身之所，他们中有富商巨贾，也有帝王将相。这里镌刻着人们或丰功伟绩或默默无闻的一生。这里寄托着生者对死者的哀思，埋藏着人间最贵重的金玉珠宝、奇珍古玩。这里是死者的长眠之所，也是盗墓者的舞台。这里埋藏了无数人生前的故事，也讲述了无数盗墓者的传奇。这，就是古代人类文明重要的载体——墓葬。葬者，藏也
墓葬是人类灵魂观念的反映和物化表现，所谓“葬者，藏也”，说明墓葬这一文化现象的产生是人类对灵魂鬼神的敬畏和不忍同伴暴尸于野的心情的折射。在中国，墓葬的源头可以上溯到距今1.8万年前的山顶洞人时代。这一时期，还处于人类历史的早期阶段——旧石器时代，但那时的人们便将死去的同伴埋藏在洞中，并在尸体的周围洒上赤铁矿粉，以表达对死者的哀思。这便是中国最早的墓葬，而那殷红的赤铁矿粉，则是人类最早、最朴素的随葬品。
随着文明的发展，在新石器时代晚期，人类进入阶级社会阶段，剩余劳动产品的产生、贫富差距的出现，使得墓葬面貌产生多样的变化。距今约6000年的大汶口文化晚期，出现了随葬品丰富且精美的大墓，这是社会财富累积的表现，也寄托了古代先人们希望死者在另一个世界也能过上富庶生活的美好愿望。
夏商周三代的墓葬多为土坑墓，随葬品也是死者生前使用的礼器、玩物。中国人传统的思想中，“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的观念根深蒂固，因此，一些等级较高的贵族墓葬中常常会随葬青铜礼器、玉器等随葬品。除了精美的随葬品外，大型墓葬中往往还有殉人和殉牲，有的墓中殉人多达百余人。当文明的曙光照耀人类大地，物质文化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迅速发展着。这个时期的墓葬，也表现出了文明的凝重与悠远。在春秋战国时期，墓葬的“封树”制度逐渐形成并完善。所谓“封”，便是以土堆积成封丘，这便是人们通常所说的坟包。封树的形成无疑为墓葬增添了许多庄重，它明确地指明了墓葬的位置、等级，甚至还有其中随葬品的多少和价值，当然，这无形中便给盗墓者传递了信息。老鼠山遗址这是一处位于浙江温州老鼠山的新石器时代晚期至夏商时期的大型岗丘型聚落遗址，考古人员在这里清理出了35座墓葬。
到了秦汉时期，除了土坑墓外，石室墓和砖室墓逐渐流行起来，墓葬的形制也趋于多样化。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多元发展的时代，墓葬的随葬品却日渐统一，形成一种固定的随葬模式。秦汉时期是随葬俑的完善时期，闻名于世的秦始皇兵马俑便是其中的杰出代表。到了汉代，随葬俑中增添了很多日常生活元素，这些陶器俑类形成固定的组合，如仓、灶、井等，这些特殊的俑被称为模型明器。俑一般为陶质，虽然其精美程度堪比艺术品，但俑本身并不具备多少经济价值。不过，这并不代表秦汉墓葬一扫前代丧葬的奢侈之风，通过考古发现，我们可以看到秦汉墓葬中那些珍贵的玉衣、精致的饰品仍然映射着中国人“事死如事生”的传统思想。
汉代之后，墓葬的形制逐渐统一，规模较高的墓葬一般都有长长的斜坡，斜坡的两侧以及墓室的内壁都绘有色彩缤纷的壁画，如磁县湾漳墓、高润墓、太原娄睿墓等，都是当时著名的壁画墓。壁画的出现，是墓葬中模仿人间生活的进一步的简化。但是，墓葬中的随葬品却未因墓葬形制的简化而有所减少。魏晋时期的大型墓中除了贵重的金属器，还有代表当时手工业巅峰之作的瓷器。
隋唐时期是中国古代文明发展的高峰时期，无论政治、经济还是文化，中国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尤其是唐代，繁荣鼎盛、歌舞升平成为这个时代的代名词，这种为盛世所缔造的奢华同样影响了墓葬。一方面，隋唐时期墓葬的形制进一步简化，一般只有一个墓室，只有高等级的贵族墓葬才有两到三个墓室；而另一方面，这些形制简化的墓葬中的随葬品的数量和贵重程度却都很惊人。隋代李静训墓的墓主人只是一个年仅九岁的女童，随葬品中却有大量奇珍异宝，其中不乏价值连城者。这种厚葬之风到了唐代愈演愈烈，极尽穷奢极欲之能事。
舞破巅峰始下来，经过奢华至极的唐代，中国墓葬开始了简化的进程，宋元明清各代的墓葬已然不再像当年珍宝满藏，渐渐地，墓葬成了铜钱和日常用具的世界。
中国墓葬文化源远流长，不同时期的墓葬反映了不同的时代特征和人们的灵魂观。那些丰富的随葬品则传递着丰富的物质文化信息。巍峨雄浑的帝王陵墓
墓葬中等级最高、规模最大、随葬品最丰富的当然首推帝王陵墓。秦始皇陵、汉代帝王陵、唐代关中十八陵、明十三陵、清东西陵……这些陵墓不仅仅是古代帝王的埋骨之所，更是中国古代先人们智慧的结晶和中华文明的杰出代表。
秦始皇陵占地200余万平方米，号称千古第一陵，历经2000余年风雨，至今封土犹存；汉武帝茂陵封丘耸立，松柏葱郁，一代雄主汉武帝用天下税赋的三分之一修建陵寝并收罗天下奇珍异宝，缔造了茂陵这座盛世丰碑；盛唐帝陵乾陵连绵数千米，两旁石刻林立，封土宛然山峦，绝立梁山；明定陵耗资百万，其内珍宝堆积，令人叹为观止……
古代帝王们，他们或以文治武功泽被后世，或碌碌无为沦为历史长河中的一粒尘埃，或残忍暴戾恶名千古，其中许多人在生前便开始修建宏伟壮丽的陵寝以显示帝王的威仪。这些帝陵如同镜子一般映射着古代高度发达的物质文明，而那些无数或玄虚或美丽的传说，又为这些帝陵涂抹上了神秘的色彩。秦始皇陵是否真的毁于秦末战火？一代枭雄曹操是否真的留下疑冢七十二座？王羲之《兰亭序》墨宝何在？乾陵为何安固如山未遭盗掘？一代天骄成吉思汗究竟秘葬何处？
自古以来，帝王陵墓就以它们独特的魅力吸引着世人的关注，当然，也难免盗墓者的觊觎。墓葬选址的风水依据
这些装载着死者尸体和当时物质文化精品的墓葬究竟埋藏何处呢？众所周知，中国古代文化讲究风水和堪舆，寻常百姓无论购置房产、装修房屋，都要依风水而定，墓葬是人死后永恒的归宿，因此人们对墓葬址的选择更加谨慎，务求符合阴阳五行学说。
阴阳学说最早起源于战国晚期，经历代发展，逐渐成为一门具有完整理论体系的学说，并在中国古代广泛流传。“葬山之法，若呼谷中”，中国传统风水学说认为，山势起伏中的平地最适合建造墓葬，因此，一般等级较高的墓葬都选择背山面水的风水宝地。如著名的满城汉墓、龟山汉墓、大葆台汉墓、雷台汉墓，以及唐代的关中十八陵等，都是依山造陵。
帝陵陵址的选择更是关乎国运，所依的山势、流水的方向都能决定一个王朝的兴衰和子孙后代的命运，因此，帝陵的选择往往要经大臣们的讨论和堪舆学家的理论证明才能正式确定。如西汉11座帝王的陵墓都将陵址选在渭河北岸地势平坦的咸阳原上，这与汉代的火德相呼应；唐代关中十八陵则都是依山建造，则是对应了堪舆学说中土深水厚、贵若千乘的说法。
在历代王陵中，宋代帝陵陵址的选择是个特例。按照堪舆学说，宋代皇帝姓赵，五音归角，只有将陵墓建在高山高水之处才能荫蔽子孙，因此宋陵与历代帝陵截然相反，是背水面山而建。一黄土终难幸免战国中期大型墓葬发掘现场位于长江三峡边的四川奉节。这座战国墓墓室面积达120平方米，室内经过精美装修，装修材料是一根根直径约10厘米的翠竹，并出土青铜器、陶制随葬品1000余件，另有人、马殉葬。惊人的是，该墓葬并用四个大青铜鼎陪葬，这不仅在三峡地区属首次发现，历史上也极罕见。
也许就是从随葬品进入墓葬的那一天开始，被盗的厄运便伴随着墓葬的始终，一般稍为富庶人家的墓葬都会遭到盗墓者不止一次的盗掘，更遑论掩埋着稀世珍宝的帝王陵墓。唐代关中十八陵除乾陵外，其余无一幸免，在唐代刚刚亡国的五代时期，便被盗一空；曾轰动一时的老山汉墓，墓门开启后仅余墓主人和盗墓者两具骸骨，讲述着这座墓葬女主人当年的绝代风华和盗墓者最终难逃一死的悲惨命运。
随着考古学的逐渐成熟和发展，学者们开始对古代墓葬进行科学发掘。但是考古发掘往往慢于盗墓进程，考古工作者似乎总是跟随着盗墓者的步伐，望其项背，却又总是落后一步，如震惊考古界的战国时代虢国国君墓的发现竟是由一件惊天盗墓案引发。
千年历史风云尘埃落定，正是先人们创造的发达的物质文明和“事死如事生”的丰厚随葬品为这些古代陵墓渲染了神秘色彩，吸引了千百年来无数盗墓者铤而走险，趋之若鹜。
都是厚葬惹的祸——盗墓狂潮的到来
是什么让他们甘冒法律制裁的危险，忍受道德舆论的谴责，抵制内心深处的恐惧，在寂静的夜晚，将盗窃的斧凿伸向阴森的古墓？为什么人类灵魂永恒的栖息之所会吸引后世千百年无数盗墓者竞相盗掘？让我们重现古墓真貌，揭开古墓被盗之谜。吸引盗墓者的“封树”
正如现实社会中人们占有财富的差异，在死后的世界——墓葬中也有着明显的等级贫富分化。规模宏大的帝王陵墓往往绵延数千米，封土耸立如同山峦。在遥远的夏商周时期，墓葬多为土坑墓，墓室周围有长的斜坡形墓道，墓道的数量便是墓葬等级的象征。等级最高的墓葬有四条墓道，即墓葬每侧各有一条墓道，次一等级的墓葬有两条墓道，再次的则有一条墓道。这种有墓道的墓葬的主人一般都是贵族，墓葬规模都很大。
春秋晚期，墓葬的顶部开始出现封树。顾名思义，“封树”就是在墓葬顶堆积封土和种植树木。但是，并不是所有墓葬都可以封树，只有那些等级高、规模大的墓葬才有封树。唐代孔颖达在为《礼记》作疏时提到“庶人既卑小，不须显异，不积土为封，不标墓以树”，由此可见，凡是封树的墓葬都是贵族墓葬。那些远远望去巍峨恢弘的封土，昭示着墓主人生前的显赫，也昭示着这座墓葬中有珍稀宝物。
秦汉时期的墓葬与前代相比，显然更加奢华。从战国时开始，诸侯陵墓的周围都要修建陵园。汉高祖刘邦与其妻吕后的陵园南北长1000米，东西宽900米，四面夯筑围墙，陪葬冢70余个，陪葬坑11个，功臣旧部陪侍于地下，宛如一个冥界的大汉王朝。汉武帝茂陵是汉代诸陵中规模最大的，仅仅是陵墓的坟丘便如一座小山，它的底部东西长229米，南北宽414米，至今存高46.5米。虽然我们现在还未精确探知茂陵陵邑的确切范围，但就其周边数百米仍有陪葬墓的情况来看，茂陵的规模应大于高祖长陵。这样气势恢弘的陵墓自然令人望而生畏，可这也无疑是“露富于人”。不仅仅是帝王陵墓，汉代其他高规格墓葬也都构造复杂，墓葬中不仅有放置棺椁的墓室，还有模仿人间的耳室、附属建筑，甚至厕所等等，这便是古代人“事死如事生”观念的体现。
魏晋南北朝时期，墓葬的形制趋于同化，高等级墓葬摒弃了前代复杂的结构，即便是帝陵也只有一条长斜坡墓道连接着墓室和地面世界。但是在地表，墓葬的上方仍旧耸立着高大的封土堆，还有封土两旁栩栩如生、体现中国古代雕刻艺术的石像生。
唐代之后的墓葬形制进一步简化。根据考古学家的推测，只有唐代的帝陵为三个墓室，多数为单室墓，少数高等级墓葬为双室墓。墓葬形制的简化并不代表墓葬规格的降低，恰恰相反，随着儒家礼法的逐步发展和神化，丧葬制度和丧葬礼仪也逐渐完善，愈发繁缛。通过墓葬，我们也仅仅窥探了丧葬文化的冰山一角，但仅仅如此，也足以令我们感叹盛世墓葬的奢华。
走过宋元，至今我们仍能目睹明清两代帝陵的风采，暮雨夕阳之后，徜徉在明清两代帝王陵园，每个人都会不禁感慨它们的凝重与威仪。稀世奇珍百宝箱：棺椁
棺椁是中国古代丧葬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所谓棺，就是盛殓墓主人的贴身葬具，椁是套在棺外的可以放置随葬品的葬具。一般来说，每座单人墓，棺只能有一具，椁却可以有很多重。从材质方面来看，早期棺椁多数为木质，稍晚时石质的葬具也很流行。
作为丧葬制度的重要环节，棺椁的数量与礼制紧密相连，中国古代对棺椁的使用有严格的规定，不按规定下葬棺椁，就是僭越。汉长陵刘邦墓封土堆汉长陵位于今陕西咸阳东约20千米处，是西汉开国皇帝刘邦与皇后吕雉的陵寝。刘邦墓封土为覆斗形，夯土迭筑而成，底部周长约600米，高约32米。西汉皇陵帝后同陵不同穴，吕雉墓位于刘邦墓东边。
春秋时期，孔子最得意的弟子颜回去世，颜回家贫，无钱制作木椁，因此颜回的父亲请求用孔子的车板来为颜回做木椁，遭到孔子断然拒绝。因为以颜回的身份，不应该用木椁盛殓。大葆台西汉墓“黄肠题凑”葬式这座墓的“黄肠题凑”葬式保存完好，由1.5万余根长约90厘米、宽高均10厘米的黄心柏木构成。这万余根黄心柏木在黑暗的地下度过了两千多年，至今仍散发着木质的芳香。
到了汉代，一种独特的葬具产生并发展起来，这就是“黄肠题凑”。“黄肠题凑”在汉代是只有皇帝才能使用的葬具，苏林为《汉书》作注解释“黄肠题凑”称：“以柏木黄心致累棺外，故曰黄肠；木头皆内向，故曰题凑。”20世纪70年代发掘的北京大葆台汉墓惊现文献中记载的“黄肠题凑”——墓葬后室外侧的两圈回廊之间，发现一道由长约90厘米，截面宽、高都为10厘米的木枋紧密堆垒而成的木墙。经测定，木枋由黄心柏木做成，恰恰符合文献中关于“黄肠题凑”的记载。
汉代之后的魏晋隋唐，乃至后来的宋元明时代，一种仿实物的石质葬具逐渐流行起来。这种石质葬具可以是容身的棺，也可以是棺外的椁。石质棺椁上雕刻着线条流畅的图案。一些等级较高的墓葬甚至将石椁雕成宫殿的形状，以寓意死者死后仍能居住在宫殿之中。
这些或代表礼仪制度，或反映现实生活的葬具中曾经装满了珍贵的随葬品，它们就像百宝箱一样装载着墓主人生前和死后的财富。特殊的随葬品
早在新石器时代，中国便有了残忍的殉葬制度。殉葬所用的牺牲，有的是死者生前喜爱的犬马，有的甚至是人。
商周是殉葬制度发展的高峰时期，墓葬中有无殉人、殉牲是墓主人身份的象征之一。西周时期的墓葬，一般一墓殉人一个到四个，个别的墓有较多殉人，而著名的河南安阳侯家庄M1001则有殉人164人之多！这那么，礼制规定的棺椁制度是怎样的呢？据《礼记·檀弓上》记载“天子之棺四重”，汉代郑玄在《注》中认为“诸公三重，诸侯再重，大夫一重，士不重”。这样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孔子反对弟子颜回下葬使用椁了，作为士，颜回的确不该使用椁。
些殉人有的有自己的棺椁和随葬品，有的则被砍掉头颅合放在一起，这说明同一座墓中的殉人身份亦有不同，他们有的生前拥有一定地位，有的则是身份卑微的工匠甚至奴隶。
殉葬的另一种形式是以动物陪葬。商周时期殉牲的常见形式便是车马坑，大型墓葬周围都有与之相应的车马等，这些车马坑少者一车二马，多者可达十多辆车和数十匹马。另外，还有以珍禽异兽随葬的，例如考古者在秦始皇陵中发现了17个珍禽异兽陪葬坑，经鉴定，坑中出土的兽骨为狗、鹿科动物和飞禽等，这些都应该是秦始皇生前所喜爱的动物，在秦始皇死后与之同埋地下。
殉葬这种残忍的制度，在走过商周的辉煌鼎盛之后，便逐渐销声匿迹。至汉代，殉葬制度彻底绝迹。盗墓者的终极目标
中国自古以来便有厚葬的习俗，似乎只有价值丰厚的随葬品才能寄托生者对死者的哀悼，显示死者生前身后的尊荣，很多人劬劳一世，为的只是死后的风光一葬。
古代大墓多数被盗，如著名的殷墟大墓中只有妇好墓完好无损。妇好墓规模并不算大，墓口面积不过20平方米，而且远离王陵区，便是这样一座看似不起眼的墓，竟然出土了铜器190件，包括玉器、绿松石、孔雀石、绿晶雕琢的艺术品和玛瑙珠、海贝等在内的装饰品420件，另有玉戈、玉人等精美随葬品，成就了殷墟考古史上一项足以彪炳史册的重大发现。
先秦时代的高等级墓葬都要随葬青铜礼器，这不仅仅是财富的标志，更是等级礼法的规定和身份地位的象征。文献记载“天子九鼎，诸侯七，大夫五，元士三”，这种限定列鼎数目的制度便是为了“辨等列、明尊卑”。在古代，青铜器是社会最重要的财富，先秦的人们将这最重要的财富毫不吝惜地留给了长眠地下的人。金缕玉衣这件金缕玉衣为中山靖王刘胜妻窦绾的殓服。西汉时，皇帝、诸侯王等为了追求死后的不朽和永生，将能够完全包裹尸体的玉衣作为殓服。
汉代以后，随葬品的种类逐渐增多，并日渐世俗化，那些日常生活中常见的必需品和贵重物品成了随葬品中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著名的河北满城汉墓中出土了大量做工精巧、质地贵重的随葬品，如错金博山炉、朱雀衔环杯等，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墓主人夫妇随身而葬的金缕玉衣。其中墓主人刘胜的玉衣全长1.88米，共使用玉片2498片，而联结玉片所使用的金丝共重1100克左右，刘胜妻窦绾的玉衣全长1.72米，使用了2160片玉片以及重约700克的黄金，其珍贵程度不言而喻。
盛唐的繁荣景象，后人们仅凭想象便已心驰神往。唐代墓葬的随葬品中不仅有精美的陶瓷器和做工精巧的丝织锦绣，甚至还有价值昂贵的金银器，尽显盛世气象。
明定陵是万历皇帝和他两位皇后的陵寝，也是唯一一座经科学发掘的帝陵。开启陵墓之门，无数令人叹为观止的宝物尽收眼底：琳琅满目的珠宝、巧夺天工的手工制品，还有那件价值连城、重逾800克的翼善金冠，洋洋大观，尽显帝王豪奢。秦公一号大墓开挖后留下的巨型探方秦公一号大墓是迄今为止已发掘的先秦时代最大的土圹木椁墓，是天子等级的墓葬，墓主人为秦景公（前577～前537）。
随葬丰厚的物品，不仅仅是中原王朝的传统，其他少数民族也有厚葬之风。如北方的契丹民族，在其规模不大的墓葬中，往往会出现数以百计的贵重金属饰品和造型精美、工艺精湛的瓷器。因为，作为马背民族的契丹人，他们生活的游动性很强，因此最宝贵的财富不是凝重厚实的礼器，也不是精巧易碎的瓷器，而是随身佩戴的装饰品。因此，契丹人将最贵重的金、银打造成美轮美奂的装饰品，当装饰品的主人死去后，这些装饰品自然也陪同他们长眠地下。厚葬之风的根源
厚葬是一种风俗、一种传统，它所传达的信息是生者对死者的哀悼。似乎只有倾尽所有的隆重厚葬才能显示死者的哀荣。早在遥远的商代，人们便已有了灵魂不灭的观念，魂来自天，魄来自地，人死后，魂魄重新归于天地，庇护后人，因此活着的人对魂魄有一种崇拜意识，人们用祭祀和厚葬的方式表达这种崇拜。而对于死去的人来说，他们生前都相信人死后灵魂会进入另一个世界，因此希望将生前的财富一并带入地下，进而永远享用。于是，厚葬产生了。
随着时代的发展，礼制逐步建立并为人们所广泛接受，儒家思想的普及，更是将“怪力乱神”的说法斥为谬说。但是与此同时，另一种特定的社会规制主导了丧葬文化，这就是礼制。《中庸》中提到“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孝之至也”，也就是说，对待死者要像他活着时一样，这才是真正的孝道。所以人们才用丰厚的财富陪葬死去的亲人。在礼制社会，丧葬的等级也是有严格规定的，比如随葬棺椁的重数、随葬礼器的数量等，僭越不得，却也马虎不得，因此，那些奢华的大型墓葬是礼制之下不得不奢侈的产物。
当然，后世的人们往往利用这种礼仪制度来显示自己的地位和尊严，久而久之就产生了攀比现象，这也是厚葬得以持续千年的重要原因之一。厚葬的恶果
高大的封土、广阔的陵邑、丰富的随葬品，这些无不吸引着盗墓者。自古以来，盗墓者最主要的盗墓动机就是攫取随葬品。在巨大利益的驱使下，无数盗墓者甘冒法律制裁的危险，铤而走险，发掘古墓。
先秦文献《吕氏春秋》中记载了六国亡国后，大墓无不被掘，这说明盗墓行为在先秦时期便已十分普遍。著名的陕西凤翔秦公一号大墓是目前发现的规模最大的先秦墓，从1976年开始，陕西的考古工作者便对这座宏大的诸侯墓葬进行发掘，历时整整10年，才完成整个墓葬的发掘工作。然而，当考古工作者抹去墓中最后一丝尘埃时，却发现这座大墓几乎被盗一空！
自古以来，凡是大型墓葬，皆难逃被盗的厄运。虽然有些墓葬被掘，墓主人尸体暴野是因为政治报复或是人们掘墓取材，但最主要原因还是墓中价值不菲的随葬品吸引了那些为利益所诱惑的盗墓者，使得他们泯灭良知，甘冒大不韪地走上了见不得人的盗窃之路。盗·洞·最·多·的·墓
目前考古发现的盗洞最多的墓是位于陕西省凤翔县的秦公一号大墓。秦公陵园位于雍水之畔，距战国时期秦国都城雍城遗址6000米。秦公一号大墓是秦公陵园中发掘的规模最大的墓葬，平面呈“中”字形，全长300米，其中墓室长60米，宽40米。深24.5米，总面积达5334平方米。规模之大，竟然超过殷墟的商代王陵。墓中殉人人骨有184具，使用了最高规格的葬具——“黄肠题凑”，考古学家发掘这座大墓竟然用了整整10年时间。这座大墓曾多次被盗，盗洞之多竟有200多个，从战国时期开始便有盗墓者陆陆续续“光顾”这座大型墓葬。墓中珍贵随葬品尽皆被盗，使这座可用壮观来形容的墓葬几近一空。望着墓中残破的棺椁、零散的骸骨以及那些零落泥中的绢麻衣料，就连考古工作者也不禁感叹盗墓者的猖獗和可怕。即便如此，考古学家还是从墓中清理出3000多件盗墓者没能偷走的随葬品。
盗墓中的异样见闻——奇特的葬法与葬式
当盗墓者打开沉睡千年的古墓，走近那具被他惊扰的骸骨时，他所看到的是什么呢？一具安详的尸体，抑或扭曲的枯骨？是不是所有人死后都会躺在棺椁中被静静地埋葬？墓葬只有葬之于地下一种方式么？让我们直击盗墓者的见闻，重现那些奇特的葬法与葬式。千奇百怪的葬法
所谓葬法，就是人死后下葬的方法。最常见的葬法自然是土葬，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见的坟墓。除了土葬外，古代还有许多其他千奇百怪的葬法，如火葬、水葬、树葬、悬棺葬、瓮棺葬等。
据佛经记载，佛祖释迦牟尼死后，其弟子将他的尸体火化，然后将骨灰分成若干份，分藏于各地，称之为“舍利”，收藏舍利之处往往要修建佛塔，也就是舍利塔。的确，火葬是佛教兴起后在世界各地流行起来的一种葬法。但是，中国古代火葬的产生却并非源于佛教。
早在商代，一些中原以外的少数民族便已有了火葬的习俗，而火葬真正发展流行是在北方的契丹、女真等民族。契丹流行火葬，人死后三年而焚烧骸骨。之后发展强大的女真族继承了契丹火葬的习俗，佛教传入北方后，女真族中火葬的现象进一步普遍。随着契丹、女真民族相继建立政权，统治中国北方地区，北方的汉人也开始了火葬，并且这种习俗很快传播到了南方地区，云南、四川、福建等省都发现了宋代火葬墓。到了清代，作为满清旧习的火葬得到进一步发展，不仅仅是普通百姓，就连官宦贵胄死后也都采取火葬的葬法。火葬这项古老的习俗随着满清的入关在全国各地风行一时。
然而，火葬这种葬法毕竟与儒家礼法相悖，因此历朝历代的统治者都曾明令禁止火葬，认为这是一种伤风败俗的行为。然而，作为一种葬法，火葬流程简单，不必奢侈浪费，因此一直流行，屡禁不止。
说起水葬，我们不得不再一次想到佛教的发源地——印度。恒河两岸总是躺满了虔诚的佛教徒，他们在这里洗净生前的一切污秽，让洁净的身躯步入生死的轮回。
所谓水葬，就是将死者的尸体放置在特殊的葬具中，将之投入江河湖海，让灵魂的载体漂泊在生命之源中。在世界范围内，水葬是一种古老的葬法，有些地区的习俗是将尸体放置在船上，任其在江海上漂流，所至之处便是死者永恒的归宿；而有些地区则是将尸体盛放在特制的棺中，再将棺沉入水底。在中国，水葬只流行于西藏地区。人死后由亲友将之背到河边，将尸体投入湍急的河水中。陈国公主金面具（左）与驸马金面具（右）陈国公主墓为契丹陈国公主与驸马的合葬墓。两位墓主人所戴的金面具边缘有26个孔，以银丝与墓主人头部的银丝网络相连。墓主人身上亦套有银丝网络，公主所穿的网络保存较好，但驸马的残损严重。
树葬，顾名思义，就是人死之后将尸体或悬挂在树上，或埋在树下的一种葬法。
采用树葬的都是边境地区的少数民族，其中最有名并见于文献记载的是契丹族的树葬。《北史·契丹传》记载：“父母死而悲哭者以为不壮，但以其尸置于山树之上，经三年后，乃收其骨而焚之。”其具体做法是用丝、麻或金属丝等物缠绕尸体，然后将之悬挂在树杈上。后来，这种葬法演变为契丹贵族富有特色的一种葬具——金丝网络，蒙古敖汉旗发现的辽代陈国公主墓中，墓主人的尸体上罩着金丝网络，证实了树葬这种不可能在考古学上留下痕迹的葬法确实存在。
彝族树葬是将死者的尸体用帛缎缠裹起来，装在桶中，再放置在树洞中，这种桶有个贴切的名称叫做“鬼桶”。此外，东北地区的鄂温克族、鄂伦春族和赫哲族等也都采用树葬，其葬法与契丹族相似，即将放置尸体的木棺放在树上，任风吹日晒，两三年后，尸体自然腐烂，然后家属再收取骸骨，装到皮制葬具中，埋于地下。
悬棺葬是中国古代南方地区少数民族的葬法，属于崖葬的一种。在陡峭的悬崖上钉入木桩，再将盛放尸体的棺木放在木桩上；也可以将棺木的一头直接放在悬崖上的崖穴中，另一头悬在崖穴之外，从下边仰望，仿佛悬在空中一般，故曰“悬棺葬”。这种葬法遍及川、黔、滇、湘、桂、粤、浙、赣、闽、皖等省，尤以福建武夷山地区和川滇交界处为多。目前所发现的悬棺葬的年代多为春秋到秦汉之间，一直到元明时期悬棺葬仍然存在。完成悬棺的安置是一项艰险的工程，究竟如何将上百千克的棺木吊放到高达数十米的悬崖绝壁上？即使使用现代科技也很难做到，数千年前的古人是如何完成这项匪夷所思的工程的呢？学者们提出了绞车、滑轮等不同的猜想，但学术界至今仍未能达成共识，我们知道的只是悬棺葬耗资巨大，其墓主人一定都是这些少数民族中的贵族。
瓮棺葬是古代比较常见的一种葬法。在中国，使用瓮棺安葬的多是夭折的儿童。具体葬法大致有两种，一是将儿童尸体放在完整的大瓮中，再把瓮埋在地下；一是将陶瓮打破，用瓮的碎片覆盖在儿童尸体上，再将之掩埋。瓮棺葬主要流行在新石器时代的中国广大地区，不仅仅是边远的少数民族，中原地区也将这种葬法延续到秦汉时代。这种仅仅属于儿童的瓮棺葬一般没有随葬品，但是在今天的朝鲜半岛有一种特殊的瓮棺葬，其豪华程度丝毫不逊色于中原的贵族大墓。瓮棺葬所用的葬具瓮高达数米，装着丰富的随葬品。
在这些千奇百怪的葬法中，土葬是最常见、沿用时间最久的一种。当然，也是成就了无数盗墓者的一种葬法。匪夷所思的葬式
葬式是指人死后埋葬时的姿势，通常所指的葬式都是针对土葬墓而言。中国古代常见的葬式有仰身直肢葬、侧身葬、屈肢葬等。
仰身直肢葬是最常见的葬式，就是将死者头脸向上，双腿伸直，两臂放在身体两侧，放置在棺内或直接放在墓坑中。这种葬式从新石器时代一直沿用到近代，无论中原地区还是边疆的少数民族，大凡土葬，多用仰身直肢葬式。新疆伊犁昭苏的草原石人，它们是古突厥人墓前的标志。
侧身葬，便是墓主人的尸体侧身放置在葬具内安葬的葬式。目前，采用侧身葬安葬的墓发现的并不多，应当是个别地区特有的葬俗。
屈肢葬是指将墓主人的下肢弯曲后进行下葬。与侧身葬相比，屈肢葬较为常见，在目前考古发现中，先秦时代很多地区都使用这种葬式，其中最著名的是关中地区的秦文化。春秋战国时代，使用屈肢葬是秦文化的显著特征之一。关中地区发现的1000余座中小型秦墓皆是使用屈肢葬，而且死者下肢卷曲严重，股骨与胫骨之间暗道夹角小于40°，很显然，下葬时墓主人的股骨和胫骨是完全贴合的。
在今天人们的眼中，这些葬式匪夷所思，但它们却代表了一种文化，是一个民族不间断的传承和永恒的象征。二次葬和割体葬
墓葬文化中还有两种特别的现象——二次葬和割体葬。
二次葬是指由于某种原因，人死后经过第一次安葬后将尸体取出，再进行第二次安葬。二次葬的原因主要有两个——迁葬和特殊的葬俗。前文中介绍的契丹族的树葬便是二次葬中的一种，将尸体悬挂在树上，三年后收而葬之。
由于掘坟殓骨，一般情况下二次葬的尸体不像一次葬那样保持着人生前的形态，而是骨骼杂乱地堆放在一起。人骨尚且如此，则更遑论随葬品，因此，在二次葬的墓葬中很难发现珍贵的随葬品，而那些富有“经验”的盗墓者也不会去“光顾”二次葬的墓葬。苗族洞葬洞葬是一种古老的葬俗。相传苗族的祖先居于黄河流域，由于战争的原因迁徙到南方。从此，一代代人梦想重返故土，于是有了洞葬，以便扶柩还乡。
割体葬是一种在今天看来残忍且难以令人接受的葬俗。在史前墓葬中，经常发现一些人骨部分缺失的现象。而在另外一些地方，如墓葬填土、随葬陶罐中常常能发现人的手指、脚趾，甚至肢骨。这种特殊的葬仪被称作“割体葬”。
关于割体葬产生的原因，学术界看法不一，有些学者认为割体葬的墓主人应该是祭祀的牺牲，其身体被割掉的部分即为祭祀之用。民族学家们通过对民族学材料的对比研究，认为割体葬中发现的部分身体骨骼并不属于墓主人，而是来自墓主人的亲人。在下葬死者时，其亲人为表示哀悼，将身体的一部分如手指割下来随葬，以此表达自己的哀思之情。
古代先人们拥有难以想象的智慧，创造了难以想象的文明，也有着难以想象的葬俗。当考古工作者开启尘封千年的墓葬时，我们惊诧于这些奇异的葬俗。不知盗墓者在深夜目睹这奇怪的一幕幕时，又会是怎样一种感受。
墓葬风水指南——中华术数之大奇书《葬经》
它是中国古代风水学说的发轫之作，启后世堪舆之说，发千年术数之学；它是中国从古至今通过风水选择宅第、墓地的滥觞之笔，阐明冲盈会和，八方会式；它是中国古代第一部论述墓址风水的奇书，对后世影响深远。它就是中国风水著作中的翘楚之作——《葬经》。同时，这部奇书也成了盗墓者寻找墓葬的指南。《葬经》其书
中国是一个讲究风水吉凶的国度。所谓“风水术”，又称“堪舆术”，是一种依照风水、地势、气象择吉避凶的术数。相信风水的人，盖房子、选择墓地、婚丧嫁娶、出行买卖，甚至打灶、挖井，都要请风水先生算吉日，测吉凶，选择吉利的时间和地点。历代中国人对此深信不疑，风水学说经久不衰。
对中国影响深远的“风水”一词，最早出现在一部名为《葬经》的著作中：“气乘风则散，界水则止，古人聚之使不散，行之使有止，故谓之风水。”说得可谓玄之又玄，但这毕竟是“风水”一词的第一次提出，它为中国的迷信指引了一条学术化、体系化之路。
关于《葬经》的作者，相传为晋代郭璞所作，郭璞是东晋著名文学家、训诂学家，又是道学术数大师和游仙诗的祖师。此外，还有一种说法，认为《葬经》的作者是汉代的青乌先生。青乌先生，望之便知道是托名。《葬经》的作者究竟是谁，今天的我们已无处可考，但从《葬经》流传下来的部分看，它是一部关于墓地选择的专著，对各种地相做了详细的介绍，并且列举判断吉凶的具体方法，是中国风水学说之宗，开启了中国的风水文化。墓葬风水指南
古书《葬经》中提出的很多思想指导了后世墓址的选择，影响极其深远。比如在提到“坐向”问题时，认为坐向直接影响墓葬的吉凶，坐向决定阴阳，阴阳有失则会谬之千里。《葬经》中最重要的思想是“选择”，即如何选择吉凶贵贱。后世很多墓葬都是按照《葬经》中提出的吉凶为依据进行墓葬选址的。《葬经》中云“地贵平夷”，就是说墓地最好选择在平坦之处。在中国，一般的中小型墓葬都会在平地选址，这当然是因为平地容易修建墓葬的缘故。但《葬经》一经问世，平地起墓似乎便成为一种约定俗成的做法，除了帝王陵和一些贵族的高等级墓葬外，平民的墓葬都修建在平地。“山者势险而有也，法葬其所会……藏于涸燥者宜浅，藏于坦夷者宜深。”这说的是山中墓葬的埋藏深浅问题。如果墓葬选址在干涸的地方，那么可以埋藏得浅一些；如果选址在山中平坦的地方，则要埋藏得深一些。唐代末年，爵封秦王的军阀李茂贞的墓葬位于今陕西宝鸡市北坡公园，距市区2.5千米，其周围为低矮的小山。李茂贞墓所在之处为山顶的平坦之处，正是《葬经》中所说的“坦夷”之地。在这种地方安葬，需要深挖墓，李茂贞墓墓室距地表竟然深达20余米，做到了深浅得宜，也只有这样才能“风水自成”。《葬经》书影《葬经》被历代堪舆者奉为必研之作，书中的思想内容为后来的风水书所承袭和发挥。
由于许多大型墓葬位于山间，因此《葬经》中对山中如何选择墓址有极为详细的论述。书中明确提到了“葬山之法”。山有巅和谷，那么，墓葬究竟是要建在山巅还是山谷呢？“若呼谷中。丘垄之骨。冈阜之支。气之所随，支欲伏于地中，垄欲峙于地上。支垄之止，平夷如掌。故支葬其巅。垄葬其麓。”这就是说，如果在山脉上选址，则要建在山脊上，如果是在山谷中选址，不能建在山谷最低处，而要建在山腰处。辽代陈国公主墓的选址恰恰印证了这一墓葬选址原则。陈国公主墓位于今内蒙古自治区东部通辽市奈曼旗龙山镇的山谷中，那里山势蜿蜒，陈国公主墓便坐落在龙山的山谷中。1985年，考古工作者在龙山山谷的山麓处发现辽代墓葬特有的青砖，经过勘察，确认为一处辽代贵族墓葬。其墓葬所在之处便是“垄葬其麓”的典型代表。郭璞像郭璞（276～324）是东晋河东闻喜县（今山西闻喜）人，著名学者，曾为《周易》、《山海经》、《楚辞》等古籍作注。此外，他还是两晋时期最著名的方士，传说擅长诸多奇异的方术。
那么，什么样的山更适合修建陵墓呢？《葬经》中言“若乃断而复续，去而复留，奇而异相，千金难求”，意思是说山脉断了之后又起伏延续，延伸远去，却又蜿蜒而回，这种奇特的山势视为风水宝地，千金难求。又说“草木郁茂，吉气相随，内外表里，或然或为”，意为草木繁茂的地方有吉气。当然，仅仅有奇特的山势还远远不够，山中最好有溪流经过。“山来水回，贵寿而财”，也就是说，山中有流水经过，才能给子孙增寿添财。因此，历代帝王陵墓都选在背山面水之处。开创贞观之治的一代明君唐太宗李世民的昭陵位于关中九山，其山纵横起伏，巍峨壮美，松柏丛生，更有山溪环绕，正是《葬经》中所描绘的绝佳安葬之所。唐太宗李世民第一次来到九山，便被这里的山势地形吸引，当即下旨，选九山为自己百年之后的长眠之地。辽太祖耶律阿保机的祖陵所在地，据史料记载，也是在一个有山有谷、有泉有溪的风水宝地，经考古调查最后确定，辽祖陵位于今内蒙古巴林左旗哈达英格乡石房子村西北的山中，那些地表遗留的石像生、石墙等遗迹正在群山环抱间。
当然，墓葬作为人死后灵魂永恒的安息之所，需要慎重选择的不仅仅是地点，还有下葬的时间等。这些风水堪舆之说并非先人杜撰，这是中华民族千年文化积淀所生，绵延万世。墓葬风水轶事
古代中国人，尤其是那些身份高贵的贵族，对墓葬选址十分慎重，严格按照风水堪舆学说进行，如果是风水宝地，帝王将相们自然会竞相择墓于此。那么，在古代中国，何处才是最受青睐的风水宝地？
中国有这样一句古话：生在苏杭，葬于北邙。意思是说，人活着就要在苏杭，死后要葬在北邙。北邙，就是今天河南省洛阳市北郊的邙山。洛阳素有帝王之气，号称十三朝古都，有夏以来，东汉、曹魏、西晋、北魏、隋、唐、后唐、后梁、后晋、后汉、后周、北宋、金等朝代均以洛阳为都。洛阳作为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长达数千年之久，期间豪杰辈出，死后也皆葬于洛阳郊外的邙山。
邙山为秦岭崤山余脉，其北为奔流不息的黄河，南为地势平坦的伊洛盆地，山势起伏，极目远眺，江河山川尽收眼底，当真紫气东来，有日月星辰之姿。东汉、西晋、北魏等王朝都将皇家陵园设在这里。
新中国成立以来，洛阳地区通过多次考古调查及发掘，在邙山发现九处大型墓地：西郊三山村东周陵区、东周王城陵区、东郊金村东周陵区、邙山东汉陵区、邙山北魏陵区、偃师万安山东汉陵区、偃师首阳山西晋陵区、偃师曹魏陵区、偃师景山唐代陵区。正如唐人诗中所描述的“北邙山头少闲土，尽是洛阳人旧墓”，邙山之中处处皆有王陵，此地堪称中国墓葬第一风水宝地。
中国人认为，墓地风水的好坏直接关系到子孙后代的福祉，如果是帝王陵选址，则又牵扯到国运兴衰、百姓苍生。
相传，唐高宗李治早年命大臣长孙无忌为自己百年之后选择安身之地。长孙无忌经过一番考察，选中了主峰高耸、两川环绕的梁山。但这一提议遭到当时著名星相学家袁天罡的反对。袁天罡认为梁山与唐太宗昭陵所在的九山中有一水相隔，阻断了皇室龙脉的传承，因此李唐王朝三代之后恐有亡国之厄。而梁山本身北峰为高，整个山形看似仿佛少妇平躺，如果选择此地安葬帝王，恐怕李唐王朝会被女人所控制。然而，唐高宗并未听从袁天罡意见，终于还是将陵寝建在了梁山之上。后来，武则天代唐，建立武周政权，也恰恰印证了袁天罡当初的预言。
这个传说虽是后人为武则天称帝之事穿凿附会，但却从反面说明古人相信帝王陵寝的风水关乎国运乃至历史的发展。
正是因为古代中国人对墓葬的重视，才会产生墓葬风水之说，《葬经》也是在这种背景下应运而生。然而，人们通过风水选择墓地，盗墓者们也同样通过风水寻找古墓，愈是修在风水宝地的墓葬，便愈容易被盗墓者发现。千百年后，当那些曾经显赫一时的人物坟墓被盗殆尽，甚至暴尸荒野时，如果他们地下有知，不知是否还会如此择墓。郭璞井此井位于杭州余杭塘栖古镇，相传是郭璞出资所造。当时天下大旱，塘栖一带的河流都断流了。为解决饮水问题，百姓们四处打井，却没有一口井出水。正好郭璞路过此地，这位精通阴阳八卦的高手一番踏勘后，最后选定运河南岸东庑三郎祠庙前的一块空地，并出资请人打井。就是靠着这口井，塘栖的百姓度过了大旱之年。
直击盗墓者的内心世界——盗墓动机
中国古代将发墓行为列为“大恶”，多数朝代政权制定的法律都将盗墓罪定为死罪，最轻微的处罚也要流配边疆。即使是当代法律，也规定了盗掘古墓者要被处以严厉的刑事处罚。然而，法律的严格抵制并未阻止盗墓者的盗掘行为，自古以来盗墓行为屡禁不止。究竟是什么让盗墓者甘冒天下之大不韪？让我们走进盗墓者的内心世界，探寻其发墓的动机。单纯的利益驱使：盗取财富
司马迁曾言：“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盗墓者们也不例外，也许自社会等级分化，大型墓葬产生的那天开始，盗墓者便如影随形地蹑踪着古墓。魏晋著名文学家、医学家皇甫谧曾说过：“丰财厚葬以启奸心，或剖破棺椁，或牵曳形骸，或剥臂捋金环，或扪肠求珠玉。”“自古及今，未有不死之人，又无不发之墓。”正是墓葬中丰厚的随葬品，刺激了盗墓者敛取财富的欲望，使得他们无视法律的严厉制裁、传统道德的无情唾弃，走上了发掘古墓之路。
盗掘古墓获利之大简直超乎人们想象，个人的盗掘行为固然能令人一夜暴富，军事集团发掘古墓所敛财物甚至可以支撑一个政权的开支、维持一场战争。三国时曹操设立摸金校尉、发丘中郎将等职位，专门负责发掘墓葬，搜寻财富，有了经济基础，曹操军事集团才得以迅速崛起。五代时著名盗墓贼温韬几乎掘遍唐关中十八陵，由此维持了他作为节度使的巨大军事开销。盗墓之利由此可窥一斑。银制胡人像这尊战国时期的胡人像高8.8厘米，河南洛阳金村韩君墓出土，今藏于日本东京博物馆。
仿佛是为了支持“泰山不让土壤，河海不择细流”的说法，盗墓者们也未因墓葬规模小、所藏随葬品不多便轻易放弃。在盗墓疯狂盛行的年代，大墓被盗一空，小型平民墓葬也难逃一劫，即使只有随身衣物，也被盗墓者席卷而去。东汉王充《论衡》中提到“掘丘墓取衣物者以千万数”，说明挖平民墓葬盗取衣物的事情在当时司空见惯。东汉末年，军阀李堪进入长安，军士缺少衣衫，李堪便纵兵发掘平民坟墓，将死人身上未腐烂的衣服剥下。
看来古人所说的“古今未有不发之墓”的说法绝非空穴来风，在巨大利益的驱使下，盗墓者们摒弃了一切道义与恐惧，铤而走险，唯利是图。鞭尸挫骨以泄愤恨：报复
墓葬是人们死后灵魂与肉体的永恒归宿，中国人自古以来就很看重丧葬，对一个人最大的不敬，莫过于发其坟墓，对一个人最大的侮辱，也莫过于鞭尸挫骨。因此，在古代，发掘仇人坟墓，对其尸体进行侮辱，是一种极端而又常见的复仇泄愤手段。
东汉末年，军阀董卓生性残暴，汉献帝初平元年（196），董卓进入长安，自封丞相，大权独揽，对以往故人睚眦必报。大将军何进的弟弟何苗曾与董卓有仇，此时何苗已经被人杀死，董卓仍没放过他，史书记载董卓“发何苗棺，出其尸，枝解节弃于道边”，以泄当年之仇怨。广西合浦县境内一座被盗过的汉代古墓
十六国时期，北方的前燕与赵国临近，常年征战不休。一次，前燕国主慕容梦到赵国国主石季龙咬啮他的尸骨，一怒之下下令将早已死去的石季龙坟墓挖开，将之鞭尸并弃尸于漳水。威加海内降罪死者：政治打击
开棺戮尸不仅是对死者的极大侮辱，对被戮尸者的亲人也有很大的打击。开棺戮尸常常作为一种政治打击手段，运用在斗得你死我活的政敌之间。
十六国时期，前燕第一位王慕容于咸康九年（341）攻打高句丽。当时，高句丽位于今朝鲜半岛，都城设在丸都（今平壤）。前燕与高句丽连年征战，高句丽屡败于前燕。是役，前燕出兵4万，大将慕容翰与高句丽王钊大战，结果前燕大胜，乘胜追击，直捣黄龙，高句丽王钊单骑出逃。慕容没能俘虏高句丽王钊，为了彻底挫败敌方锐气，他发掘了前代高句丽王利的坟墓，将其枯骨带回燕国。高句丽无奈，只得向前燕称臣纳贡，才在第二年换回了王利的尸体。此举极大地打击了高句丽，从此高句丽一蹶不振，再也不能与前燕国抗衡。2009年6月2日，人们在江西德兴泗洲镇窑家坞的山上发现了一座被盗的南北朝时期墓葬。盗洞外堆有墓砖，每块墓砖厚约7.5厘米，墓砖上朝外的一面有12个半圆形花纹图案。
开棺戮尸不仅可以打击军事上的敌人，在某些时候也能打击政治对手。唐代睿宗李旦第二次即位成为皇帝的时候，是在朝廷铲除韦氏，平定外戚之乱之后。为了彻底肃清朝堂上的外戚势力，并以此为鉴杜绝今后外戚的发展，唐睿宗对有罪的外戚进行了夷墓、斩棺、戮尸等严厉的惩罚。武三思是武则天时代之后继续干权乱政的武氏家族成员，中宗景龙元年（707），当时的太子李重俊诛杀了武三思父子。据《旧唐书》记载：“及睿宗李旦继位，下令掘武三思父子之墓，开棺暴尸，夷平坟墓。”武三思的族弟武攸暨虽然一生远离政治权力中心，但其妻太平公主因作乱被赐死，其时已死的武攸暨也受到牵连，被平毁坟墓。唐中宗时期势力最大的外戚当属皇后韦氏一族，韦氏被诛杀后，她的族人也自然不能幸免。睿宗下令将韦氏的父亲韦玄贞、堂兄韦洵的坟墓夷平。唐睿宗通过这些看似残忍有失大度的方式，惩罚了唐中宗时期专权乱政的外戚，并彻底杜绝了之前唐代数十年外戚乱政的现象。
从某种意义上讲，掘坟毁墓虽然有失道义，但却能在政治上给予敌人有力的打击，所以自古以来很多帝王权臣都会将这种方法作为政治手腕加以运用。丧葬中的拿来主义：取墓材、占墓圹
发掘他人坟墓，还有一个重要动机，就是将他人坟墓的材料拿来作为自己修建坟墓或其他建筑的材料。墓葬的材质多为土坑墓、砖石墓、石室墓等，许多墓葬上还有祠庙等建筑，一般为木材建成，于是发墓取材也就成为盗墓的一个重要原因。
文献记载，三国时吴国人曾用西汉长沙王吴芮墓的材料为孙权的祖父孙坚修建祠庙。北宋哲宗年间，黄河泛滥，河堤崩毁，河间县令韩宗武为了修筑河堤，不仅伐光河间树木，还派人发掘周遭坟墓，将墓葬中棺椁木材取之一空，一时之间，百姓无不痛心。
每有大型工事，寻常百姓的墓葬自然毁之殆尽，有些显贵之人的墓葬也在劫难逃。明代正德年间，南京有个叫做石岩的太监修墓，但苦于没有大砖。有人出主意说这附近有一座大的古墓，可以将之拆了取墓砖作为建材，石岩接受了那人的建议。当他掘开古墓，取出墓砖时，才看到藏于墓中的记述了墓主人姓名生平的墓志。原来这座古墓的主人竟然是北宋大名鼎鼎的政治家、文学家王安石。
今天，当我们走在乡间小路上时，路边的长石青砖很可能就是古代墓葬的材料而被今人所用。
丧葬中“拿来主义”的另一种方式是直接占用原有墓葬的墓地甚至墓圹，修建新的墓葬。六朝时的达官显贵死后多葬于金陵梅岭，南朝时的陈国有个叫做陈叔陵的人，他母亲去世前希望死后能安葬在梅岭，但梅岭作为六朝时的风水宝地，好一点的地方早已有坟墓。陈叔陵便掘开东晋著名宰相谢安的墓，将其灵柩取出，用原来的墓圹，把自己的母亲安葬进去。匪夷所思的其他盗墓动机
古代人盗掘墓葬还有许多千奇百怪、匪夷所思的原因，如用干尸入药、巫术祈雨等。
由于埋藏条件的特殊，有些墓葬中的尸体会形成干尸，而相传，干尸入药可以治疗骨折等疾病，这种入药的干尸被称作“闷香”。这种特殊的药材引来了很多盗墓者。
至于发墓祈雨，则是一种纯粹的迷信活动。据文献记载，山东地区有一种奇怪的习俗，认为天气干旱是由于某些死人的尸体造成的，因此要将这些尸体从坟墓中挖掘出来，用以祈雨。这种利用墓中尸体祈雨的巫术叫做“打旱骨桩”。
盗掘墓葬的动机各有不同，原因也是千奇百怪，正是由于人们或贪婪、或憎恶、或愚昧的心理，才导致了“古今未有不发之墓”的现象。打旱骨桩
打旱骨桩是民间的一种不同于盗窃的掘墓行为。《明史》中记载：“先是，济南设抚民官，专抚流民。后反为民扰，骥奏罢之。俗遇旱，辄伐新葬冢墓，残其肢体，以为旱所由致，名曰‘打旱骨桩’，以骥言禁绝。”所谓的打旱骨桩，就是对付旱魃的一种方法。民间认为，天气干旱是旱魃在作祟，为了破除这种鬼怪的危害，人们将新建的墓冢挖开，打开棺椁，挖出墓主人尸体，将其肢体砍断。这种行为虽然残忍，但古人却认为可以驱除鬼怪。这种残断死人尸体的行为被称为打旱骨桩。直到明代，大臣张冀上奏这种行为的不合情理，朝廷才开始禁止民间打旱骨桩。
“官盗”与“私盗——两大盗墓集团
固若磐石的大墓，如何一夜而空？绵延数里的墓地，因何无骸不露？月黑风高之夜，三五成群的盗墓者真的能完成如此浩大之事？盗墓活动究竟是个人行为，还是团伙作案？为何古代屡有大规模盗墓，政府却不令行禁止？原来盗墓者并非只有传统认为的个人或几个人的团伙盗窃行为，按照集团形制，盗墓者可分为“官盗”与“私盗”。合法的大规模集团盗墓：官盗
官盗”，顾名思义，就是统治者或官员组织进行的盗墓活动。这种盗墓行为被披上了合法的外衣，不必担心违反律法而惶惶不可终日。
众所周知，历朝历代都有明文规定，偷坟掘墓是重罪。由此可见，统治者们是极其厌恶并坚决抵制盗墓行为的。那么，究竟是什么促使这些本该打击盗墓的统治者走向盗墓之路的呢？
细数中国古代著名官盗，如东汉末年的董卓、三国时的曹操、五代时的温韬，乃至近代的孙殿英，他们都处于风云乱世、军阀割据的时代，他们本身就是赫赫有名的大军阀。军阀混战不仅破坏当时的社会生产，打破百姓和平安宁的生活，还为人们带来巨大的经济负担。当赋税无法维持军队的开支时，军阀们往往会采取各种非正当手段获取财物，盗掘古墓就是其中最简捷也最暴利的一种。“官盗”中最著名的，当属三国时的曹操。曹操素以枭雄著称于世，他早年起兵之时，在家乡涿郡招募人马，讨伐董卓。当时的曹操默默无闻，所持财富并不能维持庞大的军费开支，于是曹操开始通过各种方式开源，其中便包括盗掘古墓。为了大规模、有组织、高效率地盗掘古墓，曹操设置专门负责寻找、发掘古墓的官吏，还给他们取了形象的名字——发丘中郎将和摸金校尉。三国时的官制沿袭汉代，校尉是仅次于将军的军职，职责是掌管特殊的军队，而中郎将则俸禄高达两千石。曹操设置如此高官厚禄，只为发墓寻宝，可见盗墓所得的财富对曹操的军队是何等重要。曹操通过设置专门的盗墓官吏负责发掘古墓，获得了大量财富，当时人提到曹操盗墓，忿然评价为“所过隳突，无骸不露”。据史料记载，曹操曾亲自率兵盗掘了今河南商丘永城芒砀山西汉梁孝王刘武之墓，并毁坏棺木，搜罗金银珠宝竟有数万斤之多。最终，曹操通过这种遭人唾弃的方式获取了支撑军队开支的财物，最终统一了北方地区。
五代时的温韬是另一位“官盗”传奇人物，他以个人之力开创了盗墓史上的一大“奇迹”——盗尽乾陵之外的唐代关中十八陵，而这一“壮举”竟然是在短短七年之内完成。
有着“盗墓将军”诨号的孙殿英则是近代“官盗”的代表人物。1928年，孙殿英组织了震惊中外的清东陵盗陵案，乾隆、慈禧墓葬被席卷一空。月黑风高夜的窃贼：私盗
私盗”又称“民盗”，指的是个人或团伙的盗墓行为，多数是出于对随葬品利益的追求。他们盗取随葬品后找机会出售来谋求暴利。与“官盗”最大的区别在于“官盗”不受法律的制约，而“私盗”却是违法行为，法律的制裁如影随形伴随着他们。“私盗”不像“官盗”那样明目张胆，他们一般只在夜深人静时行动。“私盗”一般集中在古墓密集的地区，如陕西、河南、山西等文物大省。最常见的小型私盗团伙一般由两个人组成，一个人挖洞，向外传递随葬品，另一个清土、望风。多数两人盗墓团体都有亲属关系。曹操像据《三国志》引《魏氏春秋》称，曹操（155～220）曾率部下盗掘西汉梁孝王墓，将所得宝贝全部充为军饷，养活了全军将士三年。
此外，大型私盗团伙在陕西、河南等省也屡见不鲜。
多数的“私盗”都是单个人的行动，这种盗墓行为的破坏力比“官盗”和团伙“私盗”要小。一般说来，盗墓是世代相传的“家族营生”，即使今天，河南等地仍有许多“盗墓世家”。
无论“官盗”还是“私盗”，究其本质都是盗窃行为。这一行为不仅非法获取了他人财物，打扰了死者的长眠安息，也造成了大量文物流失。他们都将成为千古罪人，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北派”与“南派”——两大盗墓派别
中国幅员辽阔，地形资源丰富，山地、丘陵、平原、盆地应有尽有。地域的不同、气候的差异，造成各地地貌土壤的巨大差异。不同的地形、不同的土壤、不同的水利条件造成墓葬埋藏条件的不同，进而导致不同地区间墓葬结构、材质的差别。针对不同的墓葬，盗墓者采用不同的方法对症下药，经年累月，形成了两大派别——“北派”与“南派”。南北墓葬的差异
南北方地理环境和历史传承的差异，造成了北方和南方墓葬的不同。千百年来，南北方保持着各自的特点，传承着两种不同的文化。
新石器时代的墓葬多为土坑墓。北方的中原地区以黄土为主，土质较黏，因此墓葬形制除土坑墓之外，还有洞穴一样的土洞墓。南方地区由于土地沙质，土质比较松散，难以挖凿洞穴，所以墓葬多为土坑墓。
先秦时期，礼制逐渐形成，等级规范化的同时，南北方墓葬文化特征的差异日渐明显。两周时期，北方除周王朝统辖区域外，主要诸侯国有三晋、秦国等，南方的诸侯国主要有楚国、吴越。三晋墓葬多为土坑竖穴墓，秦墓的最大特点是在地面向下挖一个竖穴，再在竖穴底部横向挖墓洞来放置木棺。总的说来，北方的墓葬多是土坑、土洞墓，墓圹的周围常常会开凿小的龛室放置随葬品，这是因为北方黄土质地黏稠，容易凝固，具有较强的“可塑性”。此外，北方大型墓葬内经常有大量的砾石存放在木椁和墓圹之间，这是一种对墓葬的保护措施。南方地区的楚国墓葬对周边文化影响深远，长江中下游流域地区的墓葬都或多或少吸收了楚国的文化因素。楚墓最大的特点是木椁分做好几个椁室，如君主墓葬的椁室为九个，大夫墓葬的椁室为七个，这些椁室根据位置的不同，存放不同的随葬品。南方地区墓葬也有相对应的保护措施。由于南方地区水系发达，土壤中水分较多，木椁和墓主人尸体容易腐烂，所以大型墓葬中一般都会放置木炭，墓圹壁上也会涂抹一层青膏泥，其目的无外乎防腐。
两汉时期，南北方墓葬仍持续着前代的差异，北方地区出现多墓室的墓葬，墓室之多有时可达十余个。南方地区则继续流行多个椁室的土坑墓，著名的长沙马王堆西汉墓便是多椁室土坑墓的典型代表。
进入南北朝，直至隋唐时代，墓葬形制变化的速度逐渐减慢。北方墓葬以土坑墓或土洞墓为主，形制多样，但总的来说都是长方形墓室前有一条墓道。南方墓葬则多为砖室墓。北方土墓、南方砖室墓的格局便是在这一时期逐渐形成并传承千年的。
宋代之后，南方继续流行砖室墓，北方则由于长期为少数民族统治，在墓葬形制方面显现了文化借鉴与交流，如契丹族、女真族的圆形砖室墓，蒙古族的秘葬等。
南北方墓葬文化的差异致使南北方盗墓者盗墓方法各有不同，经年累月，经验和技术不断成熟、固定、传承，最终形成南北方两大盗墓派别——“南派”与“北派”。安徽淮北市郊的一座东汉中晚期墓葬汉代时，北方墓葬有洞室墓、砖室墓等，墓室数量增多。到东汉时，中原地区形成了有前、中、后三室的大型墓、双室的中型墓和单室墓这几种墓葬形制。此墓呈东西走向，墓门朝东，前有墓道，由前室、四个侧室和后室组成，券顶、铺地砖和两个耳室的券顶完好无损，两个侧室的券顶已经倒塌。这座古墓遭人盗挖，现已毁坏严重，清理时发现随葬物品大部分已经被掠盗、破坏。粗放型的北派
北派”盗墓者最显著的特点是他们所使用的工具。盗墓首先要做的是确定墓葬所在的具体位置。北方地区土质较黏，所以墓葬多为土墓，只有等级较高的大型墓葬为砖室墓或凿山为陵。针对北方土墓的特点，一种方便而又能快速、准确定位墓葬具体位置的工具应运而生，这就是洛阳铲。
洛阳铲是洛阳地区盗墓者惯用的一种寻找墓葬的工具。洛阳铲的端部用金属锻铸而成，截面呈月牙形状。使用时利用惯性将洛阳铲插入土中，再向上提起，铲头就能带出土来，根据洛阳铲带出的土，有经验的盗墓者就能判断此处是否有墓葬。一般说来，有墓葬的地方，洛阳铲带出的土为五花土，没有墓葬之处的土为生土。盗墓者提着洛阳铲在墓地中四处勘探，最终确定墓地的精准位置。由于洛阳铲携带方便、用法简单，又能准确探测出墓葬所在，因此在中原、北方地区十分流行。可以说，洛阳铲是“北派”盗墓的象征。
利斧也是“北派”常用的工具之一，作开凿墓葬时用。尤其是对于汉代有“黄肠题凑”的大墓，利斧是不可或缺的工具。
除此之外，考古者在发掘墓葬时，经常能在先前被盗过的墓葬中发现凿、耜、镐、锹、镰刀等，这些都是“北派”盗墓者偷坟掘墓得心应手的工具。北方墓葬的盗洞一般开在墓顶正中，盗洞直径大概在0.4米至0.7米，因此锋利的工具对于“北派”盗墓者来说必不可少。
无论是寻找墓葬还是发掘墓葬，“北派”没有太多技术含量，只是单纯依靠工具锋锐，所以我们将“北派”盗墓称为“粗放型”。精于技术的南派
与北派盗墓者相比，南派的绝活是寻找墓葬。在寻找古墓的过程中，南派盗墓者运用各种技术与先人传承下来的经验，可谓是精耕细作的“集约型”。“南派”以今天的长沙地区为中心。由于南方地形复杂，墓葬埋藏的地理环境多样化，致使墓葬所处环境各有不同，寻找起来相对困难，而南方墓葬多以坚硬的青砖作为建造材料，也使得北派中的洛阳铲没有用武之地。因此南派盗墓的重点和难点便在于如何寻找深藏地下的砖室古墓。有人形象地用中医诊疗的步骤形容南派盗墓技术过程，即望、闻、问、切。
望就是看风水。墓葬选址都是依风水而定，一般所谓的风水宝地、荫庇子孙之所，如依山面水之处，必然也是墓葬聚集之地，而且根据风水，还可以判断墓地的大小。除了风水，墓葬周围的草木，甚至泥土，对于南派盗墓者来说，也可传达重要信息。
闻，为闻气味，依气味的不同来分辨墓葬的有无。这听起来似乎玄之又玄的方法，却有一定的事实依据。历代墓葬的填土、墓葬填充物不同，因此墓葬可以散发不同的味道，如秦汉时期墓葬中常常灌注水银、随葬朱砂防腐，而唐宋之后墓葬外侧习惯涂抹青膏泥。这些特殊物质所散发出的气味也许一般人难以察觉，可那些世代以盗墓为生的盗墓者却能敏锐地辨别这些气味，从而进一步精确定位墓葬所在地。
问，即与当地老乡攀谈，历史、传说、地名、古迹等无一不透露着遗迹的信息。即使在今天的考古调查发掘之中，古地名、古传说仍然是有价值的。比如说，有的村庄以“窑”命名，那么就要注意方圆百里是否有过烧窑遗址的存留。而地名中有“王坟”二字的，其地多半有大型墓葬。
切，为根据土层来判断墓葬的年代和大小，一般的做法是用工具在地表打几个洞，通过洞来判断墓葬具体方向、大小，然后顺着洞在墓中棺材里摸死者身上的物品。用手摸出土物品，以判断物品的价值大小。
清人徐珂在其汇编的清代各种掌故、笔记、传闻的《清稗类钞》中记载了一个名叫焦四的广州盗墓贼神乎其神的判断墓地的技巧。焦四聚集了数十个同伙，四处盗掘古墓，他们盗墓之所以百发百中，是因为焦四有一手绝活，他能靠听雨、听风、听雷、观草色、观泥痕等方式判断墓葬所在。一天，焦四和其他盗墓贼到郊外寻找墓葬。当时是正午，天空却电闪雷鸣。焦四赶紧让手下人分散开来，到不同的方位观察雷雨闪电，并记住特征，回来向他汇报。焦四则站在高处观望，过了一会，雨停了，有一个人回来报告说，打雷的时候，他觉得脚下有浮动，而且地下还有回声。焦四兴奋地说：“那里就有古墓。”盗墓贼们赶过去挖掘，果然下边有一座大墓。很显然，这个故事中焦四一伙运用了南派盗墓中的“望”和“切”。
南派盗墓者们多是依靠技术寻找墓葬所在，这些技术往往都有科学依据，并非无稽之谈。
环境的差异、历史的发展、朝代的更迭，促使南北方文化发展呈现出各自不同的面貌，而千百年来屡禁不止的盗墓行为也在这漫长的发展道路上走向分化。无论“北派”还是“南派”，都因地制宜地将盗墓技术推向各自的高峰，同时也为文明传承带来一波波厄运。马王堆一号墓木椁马王堆一号墓墓顶至椁室深达20米，椁室由外、中、内三椁，外、中、内三棺和垫木组成。棺椁四周及其上填充1万余斤木炭，木炭外再以白膏泥填塞封固。这样浩大的工程为这座墓葬隔绝了潮气与空气，再加上南方土壤PH值偏酸，才使得墓中一具女尸历经2000多年仍保存完好。
神奇的盗墓利器——洛阳铲
在今天的考古勘探与发掘中，必不可少的工具便是洛阳铲。利用洛阳铲，不但可以精确判断遗迹所在的具体位置，还能探测遗迹深度，它是考古工作者最得心应手的工具。然而，就是这样一种对今天考古工作科学发掘、研究功不可没的工具，竟然是由盗墓者发明、使用、推广。始作俑者
盗墓的第一步自然是如何找到墓葬。古代大型墓葬上方一般都有封树，可是随着时间的流转，岁月的侵蚀，封土渐渐被削平，而封土上的树木更是不复当初。大墓尚且如此，寻常小墓更加难寻踪影。在这种情况下，一种探测墓葬位置、距地表深度的简单方便的工具应运而生，这就是盗墓奇兵洛阳铲。洛阳铲洛阳铲的一端为半圆柱形，一端有柄，可接长的白蜡杆，杆后又可接绳。使用时垂直戳击地面，可深逾20米。利用半圆柱形的铲可将地下的泥土带出，并逐渐挖出一个直径约几厘米的深井。
今天的洛阳铲不仅成为北方中原地区盗墓贼的盗墓工具，也被广大考古工作者普遍使用，可这种工具自产生至今只有短短的一个世纪。
洛阳故老相传，民国时期，洛阳邙山马坡村有个盗墓贼叫李鸭子。一次，李鸭子去孟津县赶集时看到路边的人用一种头部为筒状的短柄铁铲挖洞。铁铲插入土中，一下便可深入近尺，拔出来时，铲头中带上不少泥土。这个普通的场景给李鸭子以极大触动，作为一个盗墓者，墓葬难寻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他，而这把简单的铁铲却将这个难题迎刃而解：只要将类似的铁铲插入土中，再拔出来就可以带出地下的土，通过观察土质土色，就能判断该处是否有墓葬。于是，李鸭子也打造了一把筒状铁铲，应用在盗墓中得心应手，盗墓成功率大增。洛阳地区其他盗墓者也如法炮制，洛阳地区盗墓的活动也更加猖獗。
由于这种铁铲最早由洛阳地区的盗墓贼发明并广泛使用，因此这种新兴的盗墓利器被称作“洛阳铲”。使用洛阳铲考古现场神庐山真面目
洛阳铲又称探铲，长约30厘米，直径约6厘米，形状为半筒状，截面呈月牙形，头端打磨尖锐，尾端有一个銎，用来插一个长约2米的木杆，而木杆的另一端装置一个铁环，铁环的用处是用来系绳子，加深洛阳铲的探测深度。使用时，一人双脚分立，提着木杆用力将洛阳铲垂直插入土中，提上来的时候，半筒状的铲头上便携带了土，将土倒出后，再将洛阳铲顺着先前的洞再次插入，如此反复，提上来的土便是打探这一点的垂直土样。盗墓者就是通过对土样的观察确定墓葬的。
没有墓葬地方的土叫做生土，一般为黄色，土色纯正，没有杂色，土质相对细腻。有墓葬地方的土颜色一般比较混杂，如黄色中夹杂红色、黑色等，这种土叫做五花土。因为修建墓葬时，首先在地上挖一个墓圹，下葬之后便将先前挖的土回填到墓中。不同深度的土颜色、质地各有不同，挖墓过程中便混杂了不同层次的土，因此五花土颜色、质地都不如生土纯正。五花土特殊的成因和特点，使其成为判断墓葬的依据，有经验的盗墓者只要探到五花土，就能确定此地一定有古墓。另外，一些大型古墓下葬后填土时，会将土夯实，以使墓葬更加牢固，因此夯土的质地都很坚硬。用洛阳铲打探碰到夯土，如果不是古代建筑遗址，便一定是墓葬。
洛阳铲打探简单、准确，常常一铲下去，便会打到随葬品甚至是人骨，不仅盗墓者对它十分钟爱，就连专业考古工作者也将洛阳铲视为不可或缺的探测工具。在考古调查过程中，洛阳铲不仅能探测出墓葬所在，还能确定其他类型遗迹，如建筑址、聚落址等，并通过密集打探，大致确定遗迹的分布范围和深度。秦始皇陵园范围就是利用洛阳铲探测出来的。由于洛阳铲木杆拴绳后可以延长，在秦始皇陵园勘探中，有的地方遗迹埋藏较深，洛阳铲打探深度整整有20余米！
盗墓者、鬼魂与灯的约定——“鬼吹灯”之谜
随着网络小说《鬼吹灯》的风行，这一特有的名词成为盗墓文化和网络时尚的通行标志。漆黑幽静的夜晚，沉睡千年的古墓，惊悚诡异的鬼吹灯……那么，“鬼吹灯”究竟是小说家的杜撰，还是真实盗墓中的一种现象呢？它是来自盗墓者内心的恐惧，还是另有蹊跷？解密“鬼吹灯”现象
鬼吹灯”这一说法最早来自盗墓者中流传的一句谚语——人点烛，鬼吹灯。民间传说，每个人生来身上便有三盏凡人看不到的灯，一盏在头顶上，两盏在肩膀上，这三盏灯点明的是人身上的阳火。人在夜深人静的荒郊野外时，如果有人叫他的名字，那么千万不能应声，也不要东张西望。叫名字的并不是人，而是漂泊无归的野鬼，来招路人的魂魄，人身上亮着三盏有阳气的灯，能够震慑野鬼，可一旦身上的三盏灯熄灭了，野鬼便没有了忌惮，然后毫不犹豫地将路人的魂魄勾走。
盗墓者与所盗墓葬的鬼之间也有一个关于灯的约定。盗墓者掘开墓葬，进入墓室时，要在墓葬的东南角放上一盏灯，如果这盏灯长明不灭，则说明这墓中的鬼魂默认了盗墓者的偷盗行为，不会加以干涉，那么盗墓者就可以放心大胆地将墓内随葬品席卷一空。可一旦东南角的灯灭了，那么盗墓者就要立即离开，从此再不能觊觎这座墓葬，否则性命堪虞。因为那盏灯是墓中的鬼吹灭的，鬼吹灯的目的是为了警告盗墓者，这座墓葬不允许他染指。
当然，这仅仅是传说中的无稽之谈，相信很少会有人信以为真。但盗墓本身是一种背离道德的偷窃行为，盗墓者内心难免自责和恐慌，更何况盗墓是一种与死人打交道的营生，在素来信奉神鬼的中国，盗墓者进入墓葬，直面死者时的内心恐惧可想而知。所以，也许是一种心理暗示，大多数盗墓者都愿意相信“鬼吹灯”，而“鬼吹灯”事件在盗墓过程中也屡有发生，这便给这一奇特的盗墓现象渲染了神秘的色彩。
那么，“鬼吹灯”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这个世界上根本没有鬼魂存在，何以会出现“鬼吹灯”现象？“鬼吹灯”究竟是盗墓者的恐惧心理作祟，还有另有隐情？
其实，“鬼吹灯”只是一个简单的物理现象。在古代，灯一般以松油为原料，近代的盗墓者一般会用蜡烛照明，无论是油灯还是蜡烛，都是利用火来起到照明作用。众所周知，物体燃烧的必备条件就是可燃物、达到燃点的温度以及氧气。古墓深埋地下数百甚至上千年，严丝合缝，密不透风，空气自然无法流通，而一般的小型墓葬都要埋藏在地下一两米左右，大型贵族墓葬往往深入地表可达十几米甚至二十米。在这样一个深度，不能通风的地方，显然缺少氧气。盗墓者开启尘封的古墓，只是在墓顶开凿一个仅容身体穿过的小洞，短时间内进入墓葬的空气有限。因此，墓葬中缺氧是普遍的现象。所以，当盗墓者将灯放入墓葬的某一角落，灯很快就因墓室内氧气不足而熄灭，这便是被后人传得诡谲无比的“鬼吹灯”现象。
一旦出现“鬼吹灯”，盗墓者必须尽快离开墓葬，这并非是鬼魂阻挠，而是墓中缺氧，人长时间停留在缺氧环境中，很容易发生危险。这便是那些无视“鬼吹灯”继续盗墓的盗墓者们命丧黄泉的原因。盗墓者的照明工具
灯可以警报墓内缺氧，另外，偷坟掘墓这种见不得人的勾当都是发生在夜间，灯也会起到照明作用。因此，对于盗墓者而言，一盏灯是必不可少的。
明代小说家冯梦龙所著《喻世明言》中的《闹樊楼多情周胜仙》一篇中，讲述了一个盗墓世家子弟朱真盗墓的故事。在朱家世代相传的盗墓工具中，有一件叫做“皮灯盏”的油灯，其作用便是在盗墓时照明。朱真在盗掘周胜仙墓的时候，点亮了这盏皮灯盏。由于周胜仙墓是一座新坟，墓葬被盗时墓内空气流通尚好，皮灯盏未灭，朱真便顺利地盗空周胜仙墓。不仅如此，先前假死的周胜仙还因此复活，这说明墓葬中有充足的氧气。“鬼吹灯”并非神鬼作怪，而是一种常见的物理现象，只是因盗墓的神秘诡异而被人们传说得玄乎其玄。人物龙凤图出自战国墓，是当时用以“引魂升天”的铭旌，祈求飞腾的龙凤引导墓主人的灵魂早日登天升仙。
死者的奢华——隆重而严密的皇家下葬仪式
中华民族是一个注重丧葬礼仪的民族，丧葬活动承载了生者对死者无尽的哀思，也彰显着古老中国的礼仪制度。平民百姓的丧葬尚且繁缛，号称万乘至尊的皇室下葬仪式又会是何等光景？当夕阳的余晖尽洒巍峨的帝王陵寝，那些传世的记载、古老的传说仿佛蹑踪着一个个王朝的背影，展示着隆重而严密的皇家下葬仪式。
盗/墓/传/奇耗资巨大的皇家陵园
中国古代礼制中，丧葬礼仪是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古人以繁琐的礼仪、庄重的仪式表达了死者的哀荣、生者的哀思，还有中华礼仪之邦的古老文明和传统。
丧葬文化由三个部分组成，即丧、葬、祭，也就是丧礼、下葬和祭祀活动。其中最基础，也是最重要的就是下葬仪式。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皇家的下葬仪式是怎样的呢？
皇家下葬的庄严、神圣与奢华，首先体现在陵园的修建上。皇家陵园规模庞大，气势恢弘，历代帝王无不以陵园的气势来显示皇家的威仪。因此，一般皇帝甫一登基，便着手修建陵园，工程浩大，绵延十几年甚至数十年，直到皇帝去世。唐代虞世南曾上书唐太宗李世民“汉天子继位即营山陵，远者五十余年”。一座陵园修建50余年，其耗费不言而喻，晋代索这样描述汉代帝王修建陵园的费用：“汉天子即位一年而为陵，天下供赋三分之一供宗庙，一供宾客，一充山陵。”汉代的皇帝在即位后的第二年便开始修建陵寝，其耗资巨大，竟然高达整个国家税赋的三分之一。据记载，汉武帝刘彻从建元二年（前139）开始修建茂陵，一直到驾崩，整整修建了53年！期间多少百姓为之劳役供赋，多少人家为之倾家荡产。这种情况不只出现在汉代，自秦始皇以降，历代皇帝无不大兴土木，修建陵园。公元前246年秦始皇登基，同年开始修建空前宏大的陵墓，直到秦二世二年（前208）停工，期间历时38年，一次征发徭役72万人，远远超过埃及著名的胡夫金字塔修建时所用的劳动力，堪称古今中外帝陵建筑之最。后代皇帝亦是如此，提倡节俭薄葬的唐太宗李世民的昭陵从贞观十年（636）开始营建，至贞观二十三年（649）竣工，历经13年之久。唐代唯一安固如磐的乾陵修建用时30年，每次用工都多达20万。就连出身平民，曾饱受疾苦的明代开国皇帝朱元璋的孝陵，其修建过程也长达15年（1383～1398），据记载，孝陵仅陵园外围墙的修筑就征用军士10万之多。
历代帝王用一生时间、竭全国之力修建的陵墓，也只是丧葬礼仪中“葬”的一部分，只是繁琐博大的丧葬文化的冰山一角。
盗/墓/传/奇隆重庄严的丧礼
丧葬礼仪中最能体现中国传统礼仪制度的是丧礼部分，皇家丧礼格外庄严肃穆，规模宏大，举国哀悼，程序之多、礼仪之繁、涉及之广令今人难以想象。《周礼》中将丧葬礼仪称为凶礼，早在先秦时代，丧礼便形成了严密的程序，人们必须严格地按部就班地执行。
以汉代为例，皇帝之死称作大丧，在皇帝病重之时，整个丧礼便已悄然启动。公卿问起居，大臣告宗庙、五岳、祈福等。皇帝死时，由皇后下诏，命令相关官员置办丧事，百官皆穿白衣。闭城门、宫门。皇后、皇太子及其他皇子行哭礼。然后给皇帝沐浴，穿戴好下葬的衣冠。皇帝死后着黄绵、缇缯、金缕玉柙，含珠玉。之后朝堂上百官行哭礼。专门负责皇家礼仪用具的部门——东园匠开始置办丧葬所用的礼器。而平时负责守卫皇宫的侍卫则皆持兵刃排列在大殿上。皇帝去世的当天晚上，百官群臣进入大殿，礼仪官员大鸿胪安排官员们站在殿下，谒者带领诸侯王站立在殿下，宗室站在诸侯王的后面，丞相、太尉等高官站在诸侯王、宗室的对面，其他文武百官按照官阶的大小站在丞相的后边。所有人就位后，由礼仪负责人带领大家哀哭。明十三陵总神道明十三陵位于北京西北郊天寿山上，建于年至1644年，是世界上规模最大、埋葬皇帝最多的一处皇陵建筑群。
殿堂上的哭礼过后，负责制作明器的官员将明器放入墓室中。不同朝代的明器和礼器皆不相同，但大致都是盛放黍、稻、麦等粮食的器皿、酒器及其他日用品。一切置办妥当后，皇后、皇太子、其他皇子、大臣着丧服，再到皇帝灵前哭拜。灵前哭礼仍有负责礼仪的官员引导，请哭止哭等。最后便是将去世的皇帝安葬在陵园中。这同样是一个复杂的程序。装载灵柩的车驶向墓所，皇室成员和官员在羡道两旁哭，装载灵柩、明器、酒食、祭品的车依次驶过。灵柩进入墓中，祭奠用品依次摆放在祭堂上。掌管礼仪的官员宣读祝词，皇室、百官在墓的两侧依次哭拜，最后便是封闭墓门。至此，繁琐的下葬仪式完毕。
之后，掌管礼仪的官员授予皇位继承人象征皇帝身份的礼仪用具。身着帝王服饰的新皇帝对大行皇帝再拜，行哭礼。这样，新皇帝就算正式继位了。
中国古代皇室对丧葬礼仪十分重视，每一道程序都有典故出处，每一个环节都有专门的礼仪官员职司。
盗/墓/传/奇规格严密的服丧制度
丧葬礼仪的最后一道环节是服丧之制。古代中国人提倡孝道，丧葬礼仪中最能体现孝道的便是亲人对死者的服丧，即“五服之制”。商周时期的奴隶殉葬场面
所谓“五服之制”，是指亲人为表现自己的痛惜之情而穿着丧服的一种制度。根据亲疏的不同，亲人们所穿的丧服各不相同。表示关系最亲密、心情最悲痛的是“斩衰”，“斩衰”是子女为父亲、嫡孙为祖父、父亲为长子、妻子为丈夫、官员为皇帝服丧。先秦时代“斩衰”指的是服丧者穿着粗麻制成且不经针线缝制的衣服，以表示死者之死为生者带来的极大悲痛。次一等级的丧服是“齐衰”。服“齐衰”的情况是父亲尚在而母亲去世，子女要为母亲服“齐衰”，孙辈为祖父服，祖父先死，孙辈为祖母也要服“齐衰”。
一般民间服丧期间禁止宴乐、婚娶、出仕。但若是国丧，出仕一条可免，因为礼法规定服丧期间不能做官，可皇帝去世，所有大臣将为之服丧，如此一来，等于长期罢朝，自然行之不通。因此，国丧期间，大臣们只是穿着丧服，其他事宜仍旧如故。马王堆汉墓墓葬场面复原图长沙马王堆汉墓为西汉侯世家的墓地。家族不仅在生前享受着精致奢华的贵族生活，也将这种奢华带入了死后的长眠之所。出殡时，在长长的送葬队伍最前列，一名侍者高举引导墓主人魂魄升天的“非衣”。人们还将大量人俑、日常漆器、食具、精细食物等放入墓穴中，供死者继续享用。
修建陵园、下葬、服丧，是皇家丧礼的三个组成阶段，其他等级人的丧礼也是如是三个步骤，只是规模从简而已。
盗/墓/传/奇下葬仪式中轻葬重丧的趋势
丧葬文化，顾名思义，由丧和葬两部分组成，丧是下葬时的祭奠活动和下葬后的服丧，葬则是指墓葬。与后世相比较，先秦和秦汉时期更加重视葬，认为墓葬是人去世后的长眠之所，因此一定要将墓葬修建得仿佛人间的殿堂，先秦时期甚至一度流行人殉，鼎彝宝器、珍玩珠宝更是不在话下。然而，厚葬的弊病众所周知，秦汉以降，所有大墓被盗一空，唐代关中十八陵，除了乾陵，无一逃脱被盗厄运。为了避免墓葬被盗，宋代之后墓葬的规模有所缩小，随葬品也不及前朝丰厚。但是，丧葬是对死者的尊敬，更是古代中国文化的体现，是精简不得的。因此，古人在简化“葬”这一环节的同时，加强了对“丧”的重视，如增加丧礼中的礼仪程序，加长国丧时间等，虽然地下的墓葬有薄葬倾向，但整个下葬礼仪丝毫没有简化，反而更加风光无限。
皇家下葬礼仪隆重而严密，它所体现的不仅是皇家的庄重与威严，更折射出中华民族的孝悌精神和礼仪之邦的严格礼法制度。
第二章 Part.02 荒冢入锄声
生居苏杭，死葬北邙——邙山古墓群被盗
俗话说，上有天堂，下有苏杭。与之相对，寸土寸金的还有洛阳的邙山，只不过苏杭是生居之处，而邙山是死葬之所。在古代中国，能够在北邙求得一块墓地是权势和地位的象征，千百年来，无数富商巨贾、文人雅士无不以能安葬北邙为荣。于是，岁月积累中，邙山成为中国最大的古墓群，也无可避免地成为被盗数量最多、文物流失最多的古墓群。邙山土掩却千古风流
邙山位于河南洛阳市北，是秦岭崤山余脉，北为奔流不息的黄河，南为地势平坦的伊洛盆地，海拔最高处为300米。如今人们提到北邙，指的只有洛阳北部绵延30千米的地势平缓的山丘。这里山势起伏，郁郁葱葱，极目远眺，江河山川尽收眼底，这里就是中国规模最大的古墓群。唐代诗人王建曾在诗中写道：“北邙山头少闲土，尽是洛阳人旧墓。旧墓人家归葬多，堆着黄金无买处。”可见此处墓葬之多。数以万计的墓葬星罗棋布地排列在邙山之上，邙山上几乎每一寸土地都被用作墓地，以致出现新坟占用旧坟，“新冢累累旧冢平”的现象。
邙山古墓群墓葬数量之多堪称中国之最，所葬的人也都是或叱咤风云建功立业的英雄豪杰，或名扬一时流芳百世的风流人物。
东周、东汉、曹魏、北魏等朝代帝王在此处修建陵寝。东周建都洛阳，其二十五代天子皆葬于洛阳，东周王陵分为周山、金村、王城三个陵区，分布在邙山。东汉开国皇帝光武帝刘秀建都洛阳，死后也葬于邙山，其陵对望黄河，南倚北邙，虎踞龙盘，气势恢弘。光武帝之后，汉章帝刘和汉和帝刘肇的陵墓也修在邙山之上。汉墓规模之庞大、气势之雄浑众所周知，东汉帝王陵即便在坟茔林立的邙山之上也颇引人注目，正如晋代诗人张载诗中所写：“北邙何累累，高陵有四五。借问谁家坟，皆云汉世主。”力主薄葬的曹魏皇帝也安葬在这里，曹魏文帝曹丕、明帝曹睿的陵寝位于偃师市西南。曹魏之后的西晋继承前代，以洛阳为都，晋宣帝司马懿、景帝司马师、文帝司马昭、武帝司马炎、惠帝司马衷的陵园位于偃师市南蔡庄附近。北魏时期，孝文帝迁都洛阳后，有四位皇帝的陵园建在邙山，分别是孝文帝长陵、宣武帝景陵、孝明帝定陵、孝庄帝静陵。葬身邙山的帝王不胜枚举，其中有两位大名鼎鼎的帝王，身为异乡之客，却未以帝王之礼安葬，他们就是乐不思蜀的蜀汉后主刘禅和开一代词风的南唐后主李煜。他们投降之后迁居北方，死后便归葬邙山。邙山古墓群模型邙山上有着中国乃至世界上最密集的古墓群，据估算，在这处面积约750平方千米的范围内，有东汉、曹魏、西晋、北魏四代帝陵及其他古代墓冢约330座，还有自东周至清的其他类型墓葬数十万之多。
邙山古墓群还埋葬了许多诗人墨客、名臣雅士。曾以一己之力促成合纵，使秦国15年不敢染指东方，佩六国相印的苏秦葬在洛阳老城东20千米处；从商人攀登政治巅峰的秦国名相吕不韦之墓位于偃师市蔡庄大冢头村；忧国忧民的“诗圣”杜甫安葬在洛阳杜楼村北的邙山南麓；曾只身一人远涉西域17年的唐代高僧玄奘之墓位于缑氏镇；唐代名相狄仁杰之墓位于洛阳市东白马寺附近；北宋名臣范仲淹葬在伊川县……历史与时光淘尽多少风流人物，这些匆匆过客如流星般划过青史，洛阳北邙却永远留住了他们。邙土贵如金
究竟是什么使得邙山一抔黄土贵如金，惹得无数名垂青史的人物竞相葬在这里？历代帝王之所以选择将陵寝建在洛阳地区，因为洛阳本就是中国著名古都，皇家陵寝自然是修建在都城郊外。洛阳地区是中国古代文明的摇篮，洛阳偃师发现了中国历史最早的朝代——夏的都城，自夏以降，商、西周、东周、东汉、曹魏、西晋、北魏、隋、唐等13个朝代在此建都，这里不仅是中国古代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也是帝王将相的安居之所，安葬之处。因此北邙汇集了多个朝代的帝王陵园，王侯将相们也纷纷葬于此。
此外，邙山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也符合中国人数千年来笃信的风水堪舆之说。这里南望伊洛，北靠黄河，地势高昂，极目远眺，紫气东来，帝王陵墓选在此处，必能泽被后世，国运昌盛。
同样安葬在邙山的唐代著名诗人白居易曾写下这样的诗句：“何事不随东洛水，谁家又葬北邙山？”“生居苏杭，死葬北邙”的说法就此流传开来。邙山厚土剖面中的汉墓砖由于年代久远、风雨侵蚀，再加上人为破坏，邙山古墓损毁严重。解放前，地面上尚有明确地面标识的墓茔约600座，如今数量已不足400座。敲开沉睡墓葬的夜冢荒锄
所谓匹夫无罪，怀璧其罪，邙山这样一处汇集了帝王将相、富商巨贾的大型墓地，注定成为盗墓贼觊觎的目标，当那些显赫一时的人们费尽心机地将墓地选在北邙时，便注定了他们死后不得安宁。正是洛阳地区得天独厚的人文条件，造就了洛阳盗墓贼在中国盗墓北派中的翘楚地位。邙山古墓群的被盗从未停止过，但规模都不大，对于这个有着几千年历史的庞大古墓群来说，这些小规模盗墓还不足以伤及元气。
第一次严重被盗发生在清末民初时期。1905年，清政府修筑洛汴铁路及洛潼铁路，修建到邙山时，施工工人几乎每一锹挖下去都能挖到墓葬，墓中随葬品也陆续被发掘出来。这个消息不胫而走，立刻引起国外考古学家和收藏家的关注，并最终引得这些人纷纷踏足这片古老的墓葬群。因修路而暴露地表的陶器等随葬品被前来“考察”的国外学者、商人运往欧美，并大受欢迎，被抢购一空。于是，一些西方商人重金求购邙山古墓群中出土的随葬品。在金钱的诱惑下，洛阳当地人开始盗掘邙山古墓群。可以说，这个传承数千年的古墓群是西方人进入中国后最大的受害者。
最初的盗墓只是少数村民的试探性行为，可这些盗掘而出的古董一旦进入市场，便成了商人和收藏家竞相争购的宠儿，最初盗掘古墓的村民也因此一夜暴富。这些村民的“成功”极大地刺激了附近其他村民，在利益的驱使下，大家纷纷扛起锹锄，走入邙山。一时之间，邙山古墓群中盗贼四起，沉睡千年的墓葬被惊醒，无数埋藏地下的瑰宝惨遭盗掘。北京的琉璃厂成为邙山古墓群被盗古董的集散地，洛阳盗墓贼将盗墓所得辗转卖到琉璃厂，在那里，无数中外古董爱好者竞出天价，收买墓中随葬品。不仅如此，外国商人和收藏家还将买到的随葬品运回欧美，一时间，大量珍贵文物流失海外。盗墓者的狂欢
邙山古墓群被盗的高峰时期是20世纪20年代，随着收藏风的兴起和海外文物市场的需求，邙山古墓群出土的文物身价倍增。在洛阳当地，盗墓成为一种营生，如同种地卖菜般普遍，盗墓贼公然将盗得的文物拿到市场上卖，一切包藏贪欲的人无不到此分一杯羹。
在短短几十年里，洛阳地区的盗墓贼从对盗掘一无所知，发展为盗墓技术娴熟，盗掘专业化、批量化。针对洛阳地区的特点，盗墓者们总结了一系列挖墓经验，还发明了专门用来探测墓葬的工具洛阳铲。洛阳铲的问世加快了墓葬探测速度，也助长了盗墓者的气焰。
在新中国成立之前的20余年间，邙山古墓群遭到几近毁灭的破坏。据不完全统计，被盗墓葬数量多达5万余座，流失的文物不可计数。今天的英、美、日等国博物馆中陈列的中国历代珍贵文物，其中许多就来自邙山古墓群。无知的盗墓者还顺手涂鸦，将大墓中的壁画涂抹得面目全非。邙山古墓损失的不仅仅是随葬文物，墓中传递的其他文化信息也被破坏殆尽。邙山汉墓盗洞此盗洞位于河南洛阳孟津县平乐镇金村。长期以来，邙山古墓一直遭到疯狂盗掘，以致这里的墓葬出现了“十墓九空”的局面。
随着洛阳的解放，邙山古墓群终于结束了这场长
达半个世纪的被盗噩梦，人民政府成立后明令禁止一切盗墓和文物走私活动，洛阳地区的盗墓之风终于得到有效遏制。今天，邙山古墓群作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受到严密保护。但由于先前的破坏，地面能够辨识的古墓不过数百座，邙山早已不复风水宝地模样。北·京·琉·璃·厂
北京琉璃厂是北京规模最大的书画古玩交易市场，起源于清代，当时这里汇集了北京城各处的达官显贵和收藏专家，琉璃厂中交易的古玩，其中不乏国宝级珍品。与此同时，琉璃厂也是盗墓者销赃的主要场所，很多盗墓者都或直接或间接地将盗墓所得随葬品拿到琉璃厂出售。自然，这里也是邙山古墓群被盗文物的集散地。解放前，很多知识分子都会到这里购买古玩。鲁迅先生就曾经在琉璃厂购买过古董，根据他的描述，所购之物应该是出土于邙山古墓群的器物。《鲁迅日记》中有这样一段描写：“往琉璃厂，购得北邙所出冥器五具，银六元……又独角人面兽身物一，有翼，不知何名。”同时也可见当时邙山古墓群出土遗物流向市场已经是司空见惯的事情。但令人痛心疾首的是，通过琉璃厂，很多珍贵文物流失海外，至今难以追回。
耸人听闻的盗尸案——伍子胥鞭尸雪耻
古代天子诸侯死后厚葬成风，价值连城的随葬品吸引着后世盗墓者甘冒风险，竞相盗掘。但有这样一个故事，掘墓者励志十余载，兴兵灭敌国，掘开敌国已死国君的陵墓只为报仇雪恨。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伍子胥鞭尸楚平王的故事。历经劫难，立志复仇
伍子胥，春秋时期楚国人，为人刚勇有胆识。伍子胥的父亲伍奢是楚平王太子建的太傅，受太子少傅费无忌诬陷而被捕入狱。
费无忌知道伍奢有两个才能出众的儿子，长子伍尚，次子伍子胥。他担心杀害伍奢后，这两兄弟会找他报仇，便建议楚平王以伍奢为人质，诓伍尚和伍子胥来国都，将伍氏一门铲除。听到这个消息，仁厚的伍尚立刻就要前往。伍子胥却说：“平王召见我们，并不是为了免除父亲之死，而是害怕我们兄弟将来报仇。我们去了，就是和父亲一起死，还不如活着将来给父亲报仇。”伍尚明知是圈套，可还是义无反顾地去了。伍子胥则凭借勇武逃离了追杀。听到伍子胥出逃的消息，伍奢叹息说：“从此，楚国将遭受兵戎之难了。”然而，他没能等到预言应验的那一天，便与长子伍尚一同被杀。
出逃的伍子胥发誓灭楚复仇。他历经艰险，辗转宋、郑等国，落拓时乞讨过活，危急时一夜白头。几次危难，几次得脱。贫穷、疾病与死亡始终伴随着他。最终，伍子胥来到吴国。满腔怨怼，鞭尸三百
为了得到重用，兴兵伐楚，伍子胥帮助公子光铲除当时的吴王僚，并为之消除后顾之忧。又向吴王阖闾，也就是公子光推荐了中国历史上最优秀的军事家孙武为帅。最终，吴国在阖闾四年（前511）正式发兵，以伍子胥为将攻打楚国。这时，距离伍奢父子被害，已然整整13年！
其实，早在这次伐楚之前，伍子胥的仇人楚平王就已经去世了。闻得死讯，伍子胥放声大哭。当时还未成为吴王的公子光很是奇怪，问：“楚王无道，害你父兄，你为何为他伤心？”伍子胥说：“我是伤心平王死，我无法为父兄报仇！”伍子胥对楚平王仇恨之深、复仇的决心之大由此可见一斑。
吴王阖闾在位的第四年，伍子胥率领吴兵攻克楚国国都郢（今湖北江陵）。大军破城之后，伍子胥做的第一件事，便是寻找楚平王的墓葬所在。
最终，伍子胥在郢都东门外找到楚平王的墓葬。杀害父兄的仇恨，郁积十余年的怨毒，隐忍砥砺历经磨难的苦楚，最终使得伍子胥做出一件不容于中国古代情理的事情。他将楚平王的坟墓掘开，打开棺椁，拖出尸体，鞭尸三百下。更有甚者，如东汉人赵晔在《吴越春秋》中记载，伍子胥不仅开棺鞭尸，还用左足踩着楚平王尸体的腹部，右手挖着平王的眼睛，辱骂质问：“谁让你听信谗言，杀害我父兄？我父兄死得不是很冤枉？”
伍子胥隐忍十余年，最终率领他国的军队攻入自己国家的都城，这便注定了他逃脱不掉千古非难。可是伍子胥立志报仇、历尽劫波的传奇经历和最终的悲惨人生，将这原本违背道德人情的鞭尸事件渲染得苍凉而悲壮。“弃小义，雪大耻”最终造就了伍子胥的千古美名，而他日后为吴国鞠躬尽瘁最终以死报国的悲壮，终于为他鞭尸楚平王这段不光彩的经历饰以正义。
不管怎样，伍子胥鞭尸楚平王的故事在中国家喻户晓，妇孺皆知，在历朝历代，这个故事被人们以不同的方式改编、流传，将这段原本的历史染上更加传奇的色彩。鞭尸行为本身的残忍与决绝逐渐为人们所淡忘，春秋历史上，留下的只有郢都外伍子胥忿然鞭尸的悲怆身影。伍子胥石像伍子胥（？～前484）本为春秋时期楚国人，后因仇恨弃楚投吴，助吴王西破强楚，北威齐晋，南服越人，使吴国国力达到了鼎盛之势。
暴君的变态报复——齐懿公开墓剁仇人脚
齐懿公，名商人，春秋五霸之首齐桓公之子，齐国第五任国君。按照周代的嫡长子继承制度，商人本是没有资格继承君位的，那么，这位公子是如何登上齐国国君宝座的呢？他到底是史书中记载的结交贤士、爱护百姓的仁慈之主，还是开棺辱尸、霸占臣妻的暴虐之君？这还要从齐桓公晚年的诸子夺嫡说起。齐懿公其人
齐桓公身为一代霸主，九合诸侯，一匡天下，建立了盖世的文治武功。然而齐桓公晚年却因宠爱别子，而引起数子夺嫡，最后落得死后六十七天不得收葬，尸体上爬满尸虫的悲惨结局。齐桓公生有十几个儿子，其中相继继位君主的有公子无诡、孝公、昭公、懿公、惠公。这几任国君都是通过非正常方式继承君主之位的，他们有的弑君夺位，有的依附他国。在这场争夺权力的斗争中，齐国姜氏一门亲情泯灭，伦常沦陷，齐懿公就是在这种腥风血雨的争夺中成为齐国君主的。
齐懿公是齐桓公的第几个儿子，史书中并没有记载，今天我们知道的只有这个野心勃勃的商人早在齐桓公去世前便参与了夺嫡之争，最后以失败告终。但商人并不甘心这个结果，而是韬光养晦，积蓄力量，私下里偷偷结交一些有才能的人士，以备将来篡权之用。
齐桓公死后，其宠臣易牙和竖刀通过政变屠杀大批臣子，逼走太子昭，拥立公子无诡为国君。太子昭逃亡宋国，借助宋国的兵力返回齐国，造成齐国上下恐慌，混乱中杀死无诡，此时距无诡继任只有短短的三个月。然而，靠宋国而返回齐国的太子昭并未能顺利登上国君之位，其余几个包藏野心的兄弟联合反抗他，造成齐国内部大乱，太子昭再次依靠宋国打败诸公子，巩固地位，最终登上他梦寐以求的国君之位，这就是齐孝公。齐国的萧墙之祸并未结束，齐孝公死后，他的儿子没能顺理成章继位，齐桓公的另一个儿子公子潘杀掉孝公的儿子自立为国君，这就是齐昭公。
齐昭公死后，他的儿子舍成为齐国国君。舍在齐国势单力薄，此时，蛰伏已久的商人异军突起，杀舍自立，四代之后终于如愿以偿成为齐国国君。
商人一朝得逞，便收起了先前爱护百姓的伪善，日渐骄奢，而他又做了许多恶事，最终落得天怒人怨、被弑身亡的可悲下场。开墓辱尸
齐懿公商人究竟做了什么可恶可耻的事情，导致他不容于国人，最终死于非命？
在他的众多恶行中，有一件事分外令人发指，那就是他开墓剁人脚以泄怨怼。事情还要从齐懿公做国君之前说起。齐桓公时期，齐国有个大夫叫做邴，他与当时的齐懿公，也就是商人为争夺一处田产竟然闹到相国管仲那里，结果管仲将这处田产判给了邴。对此商人怀恨在心，不仅记恨着管仲，还迁怒大夫邴。但齐懿公却没将这种憎恨表露出来，直到数年后登上齐君之位，才开始报复行动。当时管仲和邴都已过世，可齐懿公还是没有放过他们，对于管仲，他收回了当年齐桓公时的封邑。而对于大夫邴，齐懿公采取了一种极端残酷的报复行动，不仅收回邴的田产，还打开邴的坟墓，对之施以刖刑。刖刑是先秦时代肉刑的一种，就是将犯人的脚剁掉，不仅令受刑之人饱受痛苦，还对其人格产生极大的侮辱。齐懿公的这种做法无疑是辱尸。
齐懿公的这种行为深深刺激了邴的儿子丙戎。丙戎与另一个也受过齐懿公侮辱的大臣合谋，在齐懿公出游时谋杀了他。
开棺辱尸是一种极端的报复和政治打击行为，被古代中国人认为是违反人伦道德的，无论基于怎样的原因，这种行为都不容于世，这种令人惊悚的报复心理终究遭人唾弃。二王冢位于山东省临淄市鼎足山上，相传是春秋时期齐国国君齐桓公和齐景公之墓。两冢封土高大，高基圆顶。据《括地志》记载，此二冢在西晋永嘉年间曾遭盗掘。
中国第一古尸被盗案——遭遇盗墓贼的郭家岗战国女湿尸
中国古代盗墓行为猖獗，尤其遭逢乱世时。虽然历朝历代都有明文法令禁止盗墓，可在巨大利益的驱使下，盗墓者还是铤而走险。新中国成立后，相关部门严厉打击盗墓和文物走私，盗墓事件有所遏制，但仍有人以身试法。震惊一时的郭家岗一号墓被盗案便是近年发生的盗墓事件，墓中一具2400年前的古湿尸惨遭盗墓者毒手。考古界的惊人发现
有一个尴尬而令人痛心疾首的事实是考古工作者不得不面对的，考古工作者的步伐往往慢盗墓贼一步。无论是帝王将相的封山大冢，还是平民百姓的小墓，在考古工作者以科学的方法清理发掘之前，常常已经被盗墓者光顾数次，墓中仅剩余在盗墓者眼中不值钱的陶器。
著名的湖北荆门郭家岗一号墓也是如此。1994年4月，荆门博物馆文物工作者在接到有关部门通知后赶赴郭家岗，对一座刚遭到盗墓贼洗劫的古墓进行抢救性清理。这是一座规模较大的战国时期楚墓，椁室由头厢、边厢、主棺构成。墓葬已遭到严重破坏，头厢、边厢均被撬开，主棺上有个直径约1米的盗洞。墓中随葬品所剩无几，凌乱散放在墓室中。
一般墓葬被盗，遗失的都是贵重随葬品，普通陶器和墓主人遗体即便被破坏，也还留在墓室中。可郭家岗一号墓不仅随葬品所剩无几，奇怪的是连墓主人遗体也不知去向。最后，考古工作者在公安机关的协助下，在距郭家岗一号墓30米开外的另一个被盗墓葬中找到了墓主人遗体。令考古工作者意想不到的是，这具被盗墓贼破坏、转移并藏匿月余的尸体，竟然成为震惊考古界的重大发现！
当考古工作者发现尸体的时候，这具尸体的颈部有勒痕，显然是盗墓贼移动尸体时将绳子套在墓主人脖子上拖动而勒出的。古尸的头部、臂部、腿部、右手等处的皮肤大面积破损，头发全都没了，皮肤呈现黑色。说到这里，必须要介绍这具古尸的珍贵之处——这是一具保存完好的湿尸！确切地说，在盗墓者将之拖出墓室之前保存完好。经专家鉴定，这具尸体为女性，距今已有2400年，发现时尸体不但没有腐烂，而且肌肤尚有弹性，四肢也能弯曲。
墓葬中的尸体经过千百年的岁月，发掘出土后一般只剩下骸骨，只有在特殊的埋藏环境中，诸如地下水的浸泡、与土壤中氧气的隔离等一系列难以达到的环境指标的实现，才能产生湿尸。因此，每有湿尸出现，都是考古界的重大发现。闻名遐迩的马王堆一号墓的西汉女尸就是一具保存完好的湿尸，而郭家岗一号墓湿尸的年代，竟比马王堆一号墓女尸还早300多年。虽然经历了被盗、移尸的磨难，但这具女尸的保存状况仍然是最好的。如果她未被盗墓贼拖出墓室，如果她没有破损，如果与她共出的墓葬材料完好，那这具女尸无疑就是中国第一湿尸。夜幕中荒冢被盗
追述郭家岗一号墓被盗经过，还要回到一个多月以前。1994年2月，湖北省荆门市郭店村的村民在当地任大冢子和郭大冢子间的菜地里发现一座古代大墓，当晚便有村民前来盗掘。荆湘地区古墓云集，这里的盗墓活动和文物走私也格外猖獗，对于当地村民而言，盗墓并不是什么骇人听闻的大事。可是这伙人刚刚开始挖掘，便被郭店村当地一个叫郭孝平的村民发现，郭孝平和另外几个村民将前来盗墓的人赶走了。
但是，郭孝平并不是保护国家财产的卫士，而是一个盗墓惯犯。几天后的一个夜晚，郭孝平和李华等八名村民偷偷潜入菜地，开始挖掘。这时，另一个叫李立新的村民也带人前来挖墓，双方为了盗墓，竟然公然在墓地争吵，最后不欢而散。
次日夜晚，李立新和其他九个村民再次来到郭家岗一号墓，挖开墓上填土，撬开棺椁的头厢部分，盗走头厢中的青铜器、漆器、镇墓明器等珍贵文物200余件。马王堆汉墓女湿尸这具古尸于1972年在长沙马王堆一号墓出土，是西汉长沙王利苍的妻子辛追。出土时身长154厘米，重34.3千克，头、颈、四肢、躯干均保存完好，全身润泽，皮肤覆盖完整，毛发尚在，肌肤有弹性。
2月24日，不甘心放弃的郭孝平伙同同村四个村民再次盗掘这座古墓。这次，他们打开的是棺椁的边厢部分，从中盗出木俑1个、青铜鸟1个、铜权1个、铜戈1件、皮鼓1个，并由郭孝平联系，迅速转卖。
时隔三天，该村村民郭永昌等六人第三次盗掘这座墓葬。经过前两次盗掘，头厢和边厢中的珍贵随葬品几乎被盗一空。这伙盗墓贼本着贼不走空的原则，将内棺撬开，偷出墓主人头上的簪子。
连续盗掘三次，还是不能满足盗墓贼的贪念，先前为利益争吵不休险些大打出手的两伙盗墓贼为了利益而联合起来，3月7日夜，郭孝平、李立新、李华等人第四次盗掘郭家岗一号墓。这一次，他们将目标锁定在墓主人遗体上，希望在墓主人身上找到宝贝。然而令他们大失所望的是，墓主人身上并没有珠宝等贵重物品。气急败坏的盗墓贼只得将墓主人身上颜色尚且鲜艳的丝绸衣物剥下。剥去衣物时，盗墓贼们发现这具尸体不同于他们先前盗墓所见的尸体，这具尸体肌肤保存完好，竟然没有任何溃烂迹象，而且四肢关节可以活动，还能弯曲，肌肉居然也有弹性。这一发现令盗墓贼们大吃一惊，他们知道保存得这么好的古尸实属罕见，如今盗掘这样的墓葬，一旦被公安机关发现，说不定会判死罪。惊慌失措中，郭孝平和其他盗墓贼约定谁也不许透露这件事情。为了毁尸灭迹，他们将墓主人尸体拖到30米开外的另一个被盗墓葬中，并将之填死。做完这一切，这伙盗墓贼长出一口气，以为已经是天衣无缝，却不知天网恢恢，疏而不漏。马王堆女尸辛追的复原塑像人们利用现代技术，为这位贵妇人复原了生前的相貌，并制作了这尊塑像，使2100多年前的辛追奇迹般“复活”了。直击侦破现场
郭店村的一座特大古墓被盗了，荆门市四方乡派出所派出民警调查这起盗墓事件。在调查过程中，民警得到一个惊人的消息，墓中的尸体是一具完整的湿尸。民警立即向上级公安机关报告，荆门市公安机关迅速立案侦查。
当地村民积极配合公安机关调查，很快，案件便有了眉目。据知情人举报，参与盗掘古墓的人数众多，其中重要作案者有村民郭孝平、李立新、李华等人。1994年3月10日，专案组开始实行抓捕行动。目标首先锁定在郭孝平身上。公安干警赶到郭孝平家中，郭孝平见状不妙慌忙逃窜，公安干警随后追赶。当干警们要逮捕郭孝平时，郭的家人竟然手执铁锹等利器前来阻挠，无奈之下，公安干警只得鸣枪示警。即便如此，郭的家人还是负隅顽抗。经过一场搏斗，干警们终于制服郭的家人，将郭孝平缉捕归案。然而又由于抓捕过程中出现搏斗、鸣枪等突发事件，打草惊蛇，其他盗墓贼惊慌逃窜，跑得无影无踪。
审讯郭孝平的过程并不顺利。起初郭孝平毫不配合，竟然撒泼胡闹，拒不承认盗墓罪行，最后终于对盗墓事件供认不讳，交代了同案案犯和销赃情况，但对藏匿郭家岗一号墓墓主人尸体的事情仍然隐瞒不说。
在审讯郭孝平的过程中，十名盗墓贼相继投案自首，并交代了藏匿古尸的情况。荆门博物馆立刻派考古人员前往抢救清理，震惊考古界的战国女尸终于重见天日。
根据郭孝平的交代，公安干警迅速抓捕了收购赃物的文物贩子文昌海，追回虎座鸟架鼓、青铜鸟、铜镜、铜戈、锦被、锦袄、铜铣、青铜虎形器座等珍贵文物。自此，震动一时的郭家岗一号墓被盗案宣告侦破，主要案犯郭孝平、李立新、李华等人被依法判处死刑。
郭家岗一号墓出土的战国女尸是中国目前发现年代最早、保存最好的湿尸。但是盗墓贼野蛮的移尸，使许多具有科学价值的宝贵信息流失，这些信息的珍贵程度绝不亚于那些被盗的随葬品。盗墓贼无知的破坏使得许多学术问题无法解决，难怪当时清理古墓的考古工作者看到尸体后痛心疾首，因为这一损失将永远无法弥补。积满不明黑液的荆州谢家桥一号汉墓内棺春秋战国时期，20代楚王定都荆州，长达411年，使得这片土地下掩藏了数量可观的古墓葬。谢家桥一号墓于2007年发掘，棺椁被打开时，棺内充满黑色棺液，墓主人尸体早已腐朽不存。僵·尸
僵尸指那些尸体不腐烂，四肢僵硬，眼珠不能动，头不低，眼不斜，腿不分的尸体。民间传说尸体在养尸地吸取了精华，部分身体机能恢复，从而形成僵尸。西方文化中的僵尸指的是能活动的以活人血肉为食的死尸，或是中了僵尸咒语从而能够站起来行走的死人。所谓的僵尸其实就是尸变，当尸体埋在酸碱度极不平衡的土壤中时，由于酸碱不平衡，不适合有机物存活，因此不会滋生虫蚁，甚至细菌也不易生长，所以尸体过了上百年，都不会腐烂。这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僵尸。民间传说，五行属相为金水的镜子以及桃木剑、枣核、糯米等物与僵尸相克，可以用来收服僵尸。当然，民间认为对付僵尸最有效的方法还是贴道符。
盗墓贼盗出的大历史——惊世奇书“汲冢书”
无论是牟取钱财，还是辱尸泄愤，自古以来，盗墓者贪图利益的行为给历史和民族文化造成了不可弥补的损失，注定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可是，有这样一个盗墓贼，他却因盗墓为史学研究开辟了一条康庄大道，造就了学术史上一个不可思议的奇迹。盗墓惊现上古奇书
这个因使著名文献“汲冢书”重见天日而闻名于史学界的盗墓贼是一个叫做不的西晋人。同大多数盗墓贼一样，不盗掘古墓是为了偷取墓中珍贵的随葬品，获取不义之财。可他万万没想到，他打开一座古墓的同时，也打开了史学研究的新纪元。
不盗掘的古墓位于汲地（今河南汲县西南），因此后人将这座古墓称为“汲冢”。晋武帝咸宁五年（279）的一天夜里，不趁夜深人静，悄悄打开汲冢。进入墓室后，他大失所望，这座规模宏大的墓葬中竟然没有什么值钱的随葬品，只有堆积如山的简牍散落在地，简牍上的文字弯弯曲曲，迥异于晋代的文字。不并不甘心，他顺手捡起简牍片，用火点燃，当做照明的火把，继续寻找财宝。盗墓贼不并不知道，当他打开这座墓葬的大门时，为中国数千年历史做出了怎样不可磨灭的贡献；他也不知道，当他不经意间点燃简牍片时，又给历史带来怎样难以弥补的损失。不并没有找到珍贵的随葬品，最后只得挑了些还能卖得上价钱的随葬品悻悻离开。
后来，汲地本地人在墓葬附近发现了零散的简牍片，便报告了当地官府。官府派人前往搜集，将墓葬中随葬的和墓葬外散落的简牍片收了起来，数量之多，竟然装了满满几大车。这件事情在当时引起了不小的震动，并被记载入《晋书》之中。“汲冢书”与《竹书纪年》
古代的简牍是一种将文字写在竹木片上的文献，竹片间用皮条穿缀。由于墓葬中随葬的简牍埋藏日久，皮条腐烂，竹简散落凌乱。为了挽救这批珍贵的古籍，西晋政府委派专人整理，将竹简上所用的战国文字释读为隶书。当时负责整理工作的是西晋著名学者荀勖、傅瓒。
这部盗墓所得的古书因出土于汲冢，因此被称为“汲冢书”。经过学者们的整理考订，确定“汲冢书”为战国时代魏国的史书，记录了上自夏建国，下至魏襄王时期的历史。“汲冢书”中包括很多晋代或流行或散佚的古代文献，经整理确定的文献有《易经》2篇、《易繇阴阳卦》2篇、《卦下易经》1篇、《公孙段》2篇、《国语》3篇、《□名》3篇、《师春》1篇、《巢语》11篇、《梁丘藏》1篇、《缴书》2篇、《生封》1篇、《大历》2篇、《图诗》1篇、《杂书》19篇、《穆天子传》5篇等。其收录的古籍大多散佚不全，只有《穆天子传》保存完好。清版《竹书纪年统笺》书影此书为南北朝时梁人沈约作注，清人徐文靖笺。
晋惠帝时期，学者卫恒、束皙等人对“汲冢书”进行进一步整理，将之编为编年体史书，即《竹书纪年》。所用纪年依次为夏、商、西周、晋，三家分晋后用魏国纪年。遗憾的是，《竹书纪年》原简（不盗墓时找到的简牍）在西晋永嘉之乱时便已散失，后来流行的都是晋人的手抄本。《竹书纪年》一直流传到唐代，学术界称之为“古本竹书纪年”，宋代时“古本竹书纪年”亡佚，今天留存的《竹书纪年》是南宋时期的刻本，因此，学术界将之称为“今本竹书纪年”。史学研究的一座灯塔
秦始皇三十四年（前213），中国爆发了古代最大的文化浩劫——焚书坑儒。秦始皇坑杀儒生400余人，并采纳李斯的建议，下令焚烧除秦朝历史典籍、农、医以外的书籍，禁止私自藏书，禁止谈论《诗》、《书》。这是中国文化史的顿挫，它给整个中华民族带来了无法估量的损失，造成了古史文化延续上的断裂和历史的残缺。
西汉初年，一些战国遗老凭记忆默写了儒家经典，就是后世所说的今文经。汉武帝时期在孔子旧宅墙壁中发现了用战国文字书写的儒家经典，被称为古文经。一时之间，今古文之争成为学术界争论的焦点问题。今古文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秦始皇焚书留给中国文化史的遗憾，但其补充的也只有儒家经典，战国时各国历史的散佚却是永远无法复原的。“汲冢书”的出现，无疑是中国历史的一件幸事，它填补了战国时期列国历史的空白，许多史料都可以与《春秋》等史书对照。《史记》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司马迁在撰写《史记》时，参考了大量文献，可还是有许多史实梳理不清。《竹书纪年》的出现，订正了《史记》中的错误，使《史记》中某些含混的记载串联起来，为史学研究提供了很多珍贵资料。《竹书纪年》在学术界最大的影响在于它推动了史学的独立。在汉代，统治学术界的是经学，史料也被归纳在经典范围内，汉晋两代知名学者无不擅长经学，《竹书纪年》的出现，极大地丰富了历史资料，推动了史料整理和编年的进步，史学研究的价值逐渐被学者们发现，终于，史学作为一门专门的学科从经学中独立出来。发墓所得的古代文献
盗墓者将黑手伸向古代墓葬，却歪打正着发现古代文献，除“汲冢书”外，著名的《笔势》、《孝经》等著名文献资料散佚之作都是以这种方式被发现的。“汲冢书”发现地此地位于今河南卫辉。近2000年的岁月更迭中，晋时发现“汲冢书”的大冢早已经被回填得不剩痕迹。如今，只留有一块后人立的书有“魏安嫠王之墓”的石碑明确指出这里就是发现“汲冢书”的魏王墓。《笔势》是东汉著名学者、书法家蔡邕所作的关于书法理论的著作，相传蔡邕去世后，这本书辗转到了曹魏书法家韦诞手中。曹魏时期另一位著名书法家钟繇仰慕蔡邕，对《笔势》一书觊觎良久，索借不得。为了得到《笔势》，钟繇竟然采取了一种极端的手段——韦诞去世后，钟繇掘开了韦诞的墓葬，偷走了梦寐以求的《笔势》。这个故事流传甚广，钟繇也成了盗墓贼中雅士的代表。但是，这个故事却经不起推敲，最明显的漏洞是时间问题，韦诞死于253年，而钟繇死于230年，早去世20多年的钟繇当然不能盗掘韦诞之墓。但这个故事却恰恰说明，大型墓葬或文人学者墓中往往会随葬典籍，一旦墓葬被盗，这些典籍便会重见天日。《孝经》是儒家伦理学著作，为十三经之一。早在秦始皇焚书时，儒家经典毁坏殆尽，汉武帝时期在孔子旧宅中发现了战国时期的儒家经典，学术界称之为古文经。但是十三经中关于《孝经》古文经，却有其他来历。北宋学者曾这样记载：“又有自项羽妾墓中所得《古文孝经》。”这句话明确说明《古文孝经》来自项羽妾之墓。而在此之前，隋代的傅奕记在《老子解序》一书中记载项羽妾之墓在北齐时期被人盗掘，墓中出土了文献，但是文献中却未提到《古文孝经》。综合两条史料，我们可以推断，北齐时项羽妾的墓葬被盗，而这座墓中出土了《古文孝经》。这无疑为《孝经》的古文经增添了许多传奇色彩。更传奇的是，人们由此推测出土《古文孝经》墓葬的墓主人就是那位演绎了荡气回肠的霸王别姬的项羽爱妾虞姬。虽然没有任何史料能够证明这座墓的墓主人就是虞姬，但我们仍能从中体会经典、文化与盗墓之间神奇的串联。《合阴阳》木简长沙马王堆汉墓中出土，其内容是对房中养生术具体技巧的描述，属于医简。马王堆汉墓中出土了大量帛书木牍，除《老子》、《周易》、《战国纵横家书》有传世本外，其他均为佚书，即早已失传的书籍。
因盗墓失而复得的不仅仅是文献典籍，许多名人字画也有同样的传奇经历，其中最著名的就是王羲之的书法作品。王羲之是西晋著名书法家，素有“书圣”之美誉。王羲之的作品在晋代便是洛阳纸贵、千金难求，因而喜好书法的权贵得到王羲之作品后不但生前珍爱，死后也要带进墓葬。与王羲之同时期的书法家郗昙收藏王羲之及其他书法名家真迹，死后将之随葬，南朝时有个叫做于丹徒的军人盗掘了郗昙墓，得到了王羲之等书法家的手书。后来于丹徒盗墓东窗事发，王羲之的珍贵墨迹也被没入官府。同样的事情还发生在唐朝，唐太宗李世民酷爱书法，生前收集了很多前代书法名家的真迹，死后便将这些珍贵的书法作品带入陵寝。五代时堪称中国古代盗墓第一人的军阀温韬盗掘了唐太宗的昭陵，钟繇、王羲之等书法家的墨宝才再次流传人间。
盗墓贼为了利益盗掘墓葬，却无心插柳柳成荫，使许多湮没的典籍重现人间，虽然这不能称之为盗墓贼的功劳，但今人却该庆幸，正是这种偶然的机遇，才使我们今天还能领略那些历史典籍、名家真迹的神韵。
古今第一盗墓疑案——项羽纵兵盗秦始皇陵
崛起于蛮荒之地的秦人策马中原，浴血饮剑，孕育出赫赫大秦帝国。大秦统治者自称始皇帝，他役使天下之民，于巍巍骊山之下修筑陵墓，企图为自己营造一个与真实江山一样的冥界江山。然而，天下苦秦久矣，始皇逝去不久，秦帝国就在疾风骤雨般的农民起义打击下迅速灭亡了。据史料记载，秦陵也在这场动乱之中被项羽盗掘。2000多年前，“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的项羽是否真的做过盗墓贼？历史风雨中的帝陵
秦始皇嬴政，13岁登上秦王宝座，50岁病逝出巡途中，在位37年，一统天下，缔造了亘古无双的统一的多民族大帝国。他所在的时期正是中华民族的多事之秋，在那个波澜壮阔的时代，秦始皇结束了一个时代，又开启了一个时代，谱写了他瑰丽壮美的人生篇章。
秦始皇陵号称千古第一陵，自秦始皇登基的第二年，这项堪称中国古代最庞大的工程正式启动，其间用工数十万，耗时30余年，高大的封土耸入云间，连绵的城墙此起彼伏，雄伟壮观的楼阁殿宇，奢侈豪华的陪葬品，不可胜数的陪葬坑和陪葬墓……这里不仅仅是秦始皇灵魂的归宿，更是中国古代文明的缩影。
然而，就是这样一座空前绝后的皇家陵园，却被人劫掠一空、烧成灰烬。这究竟是历史真相，还是演义传说？什么人能够盗掘这千古第一陵？这个人就是有拔山盖世之雄的西楚霸王项羽。
项羽，名籍，字羽，下相（今江苏宿迁）人，楚国名将项燕之后。秦朝末年，时局如风云变幻，秦始皇暴虐的苛政、严酷的统治，逼迫人们揭竿而起。公元前209年，中国历史上有记载的第一次农民起义——陈胜吴广起义爆发了，从而拉开了秦末史诗般壮丽的争霸帷幕。项羽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跟随叔父项梁加入反秦阵营的。在对秦的战斗中，项梁为秦将章邯所杀，在此之前，项羽的祖父项燕死于秦国名将王翦之手，秦国之于项羽有国仇家恨，不共戴天。怀着这种仇恨，项羽作战英勇，指挥得当，很快便成为反秦力量的领袖。当时民间流传着“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的说法，项羽以他骄人的战绩印证了这句话。公元前207年，项羽军队进入秦国国都咸阳。带着满腔仇恨，项羽杀掉了投降的秦王子婴，纵火焚烧秦王朝金碧辉煌的宫室，大火熊熊，三月不绝。秦国珍宝也被楚军洗劫一空。纵然如此，也难解项羽郁积多年的国仇家恨，于是又下令发掘秦始皇陵，一则一解怨仇，二则聚敛墓葬中的奇珍异宝。《史记·高祖本纪》记载，汉高祖刘邦为了在政治上打击项羽，罗列了项羽的十大罪状，其中有一条便是“怀王约入秦无暴掠，项羽烧秦宫室，掘始皇帝冢，私收其财物”。根据这条史料记载，项羽便是古往今来第一盗墓者，因为他发掘了千古第一帝陵——秦始皇陵。
然而，对于此事，大多数学者均持保守态度。关于项羽发掘秦始皇陵的事件最早见于刘邦对项羽的控诉之词，也就是政治上的打击、陷害，其可信度值得商榷，而且《史记》中并未明确记载项羽盗掘秦始皇陵之事。与之相对应的，《汉书》中则有关于秦始皇陵园被盗的切实记载：“骊山之作未成，而周章百万大师至其下矣。项籍焚其宫室营宇，往者咸见发掘。其后牧儿亡羊，羊入其凿，牧者持火照求羊，失火烧其臧椁。”这条史料说明项羽焚烧的只是秦始皇陵的地上建筑部分，而秦始皇陵地宫则是毁于一个误入其中寻找丢失的羊的牧童手中。这是一个可怕的玩笑，毕三十余年之功、竭七十万人之力、代表中国古文明巅峰的皇陵竟然在一个小小牧童手中化为灰烬。
另外，北魏地理学家郦道元在《水经注》中的相关记载也与《汉书》大致相同：“项羽入关发之（秦始皇陵），以三十万人三十日运作物不能窜，关东盗贼销椁取铜，牧羊人寻羊烧之，火延九十日不灭。”发掘秦始皇陵的人是项羽，关中的盗墓贼也在项羽之后分得这场盗窃盛宴的一杯羹，最后真正焚毁秦始皇陵的则是一个牧羊人。
谁是发掘秦始皇陵的始作俑者？项羽究竟有没有盗掘秦始皇陵？这座映射了秦帝国辉煌的皇家陵园究竟毁于何人之手？秦始皇陵如同它的主人一样，留给后人无数谜团，留下了千古第一盗墓疑案。秦始皇像复原千古第一帝陵
汉代以来，学者们对秦始皇陵的研究从未中断过，最早对其进行实地踏查的是明代学者都穆。他将考察结果写成一本书，名曰《骊山记》，记录了秦始皇陵陵园内外城、门址的尺寸。新中国成立以前，多位国外学者相继对秦始皇陵进行实地考察。新中国成立后，文物考古部门先后对秦始皇陵进行了多次调查和发掘，结合文献记载，基本廓清秦始皇陵外部布局。
历史文献中对秦始皇陵的记载模糊而零散。《史记·秦始皇本纪》中记载：“始皇初即位，穿治郦山，及并天下，天下徒送诣七十余万人，穿三泉，下铜而致椁，宫观百官奇器珍怪徙臧满之。令匠作机弩矢，有所穿近者辄射之。以水银为百川江河大海，机相灌输，上具天文，下具地理。以人鱼膏为烛，度不灭者久之。”
成书于东汉的《汉书》中关于秦始皇陵的记载则比较详细：“秦始皇帝葬于骊山之阿，下锢三泉，上崇山坟，其高五十余丈，周回五里有余；石椁为游棺，人膏为灯烛，水银为江海，黄金为凫雁。珍宝之臧，机械之变，棺椁之丽，宫馆之盛，不可胜原。”“（秦始皇）死葬乎骊山，吏徒数十万人，旷日十年。下砌三泉合采金石，冶铜锢其内，漆涂其外，被以珠玉，饰以翡翠，中成观游，上成山林。”秦始皇陵封土堆据《汉书》记载，秦始皇陵封土原高“五十丈”，底部周长超过“五里”，换算一下，竟是一个底部周长2000米，高达115米的土山。历经风雨侵蚀和人为破坏，封土现存高度约87米，底面积约12万平方米。《汉旧仪》中对秦始皇陵建造过程和规模也有所记载：“（秦始皇）使丞相斯将天下刑人徒隶七十二万人作陵，凿以章程。三十七岁，锢水泉绝之，塞以文石，致其丹漆，深极不可入。奏之曰，丞相斯昧死言，臣所将隶徒七十二万，治骊山者已深已极，凿之不入，烧之不燃。叩之空空，如下天状。制曰，凿之不入，烧之不燃，其旁行三百丈乃止。”
通过这些零散文献的记载，我们只能知道秦始皇陵规模宏大，用工72万人，耗时37年尚未完工。陵园周长5里有余，封土高达50余丈。考古工作者通过多年的调查、勘探，基本确定了秦始皇陵园的范围。远远望去，这座位于陕西省临潼县骊山北麓的秦始皇陵巍峨高耸、郁郁葱葱，然而这只是整个陵园的一小部分，也是陵园的核心所在——封土，封土下便是盛殓秦始皇棺椁的地宫。
秦始皇陵占地面积218万平方米，呈南北长东西宽的长方形，陵园内有两重城垣，四面各有一门，封土位于内城南部，其余附属建筑分布也已基本廓清。但是那传说中早已化为灰烬的地宫却仍被迷雾笼罩，学者们竭千年之思，亦未能解开。
关于地宫的结构，我们只能依靠文献进行推测。地宫中最奇异的景观便是文献记载中的“穿三泉”。何谓“穿三泉”？有学者认为秦始皇陵地宫之深可以穿过三层地下水层，“泉”指的就是地下水；还有些学者认为，“穿三泉”是指在地宫中有流动的水源，或者地宫整体潜于地下水。这种说法虽然有些神乎其神，但也不失为一家之言。关于“下铜而致椁”的记载，学者们或认为地宫中用铜铸造巨大的椁室乃至整个宫殿，或认为仅仅是用铜制作或装饰椁室。本着中国古代丧葬文化中“事死如事生”的观念，地宫内模仿了人间的自然景致，用水银灌注成江海，其景象可谓蔚为壮观。至于地宫内的奇珍异宝，其价值连城，自然不在话下。仅凭秦始皇陵内多达数十个的陪葬坑，我们就可以断定，秦始皇陵地宫是一座巨大的地下宝藏，它不仅埋藏着不可胜数的财富和珍宝，也深深蕴藏着中国古代物质文明的精髓。项羽像据民间传说，项羽灭秦后，派军10万开挖秦始皇陵。这些士兵在陵墓南面和西北挖了半个多月，都没能找到墓道。最后，项羽亲自赶到现场，督促开挖，在地面上挖出了两道深沟，仍没有结果，最终只得放弃。这两条沟被后人称为“霸王沟”。陵园地宫的防盗措施
2000多年来，人们对秦始皇陵被盗一事深信不疑，历代帝王将相、文人骚客无不嗟叹这位横扫六合的秦始皇身死之后终不免化为焦土的厄运。然而到了近代，秦始皇陵被盗真相被人重新提起，历史真相亟须揭示。
20世纪80年代初，考古工作者对秦始皇陵进行了含汞量的测试，在封土中心的1.2万平方米的范围内有一个强汞异常区，汞含量平均值为205ppb，而陵园周遭地区的汞含量平均值只有30ppb，对照文献中记载的“以水银为百川江河大海”，可见文献记载属实。而这一现象传达的另一个信息则是秦始皇陵地宫从未被开启过。汞是一种挥发性极强的物质，一旦地宫泄露，汞就会迅速挥发。如果地宫真的被盗，2000年后的今天，封土范围内绝不会出现强汞区。这一发现为秦始皇陵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
如今，秦始皇陵地宫并未被盗这一观点已为学术界普遍接受，而地宫究竟布局如何，是什么使这座千古第一陵园能在盗墓风行的时代免遭厄运，这一切还是未解之谜。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秦始皇陵地宫的防盗措施堪称一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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