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高宗乾隆传(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华斌

出版社：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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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高宗乾隆传试读：

前言

浩浩五千年的中华历史长河，涌现出了许多帝王，他们曾经煊赫一时，有的是历史长河中的顺风船，有的是中流石，有的似春汛，有的如冬凌，有的是与水俱下的泥沙，有的是顺流而漂的朽木……总之，浩浩历史千百载，滚滚红尘万古名，史海钩沉，各领风骚，薪火相传，承继着悠久的中华历史。

在我国，帝王是皇帝和君王统称，是封建王朝最高的统治者，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在周朝之前，“帝”与“王”字义相近。而在秦朝以前，帝王是至尊君主，等同“天子”。自秦嬴政称“皇帝”后，“王”与“皇”有了区别，“王”成为地位仅次天子而掌控一方之诸侯的称呼了。

在我国历史上，“皇帝”这个名称是由秦嬴政最先确定的，也是他最先使用的。“皇帝”取“德兼三皇、功盖五帝”之意。秦始皇创建了皇帝制度，并自称第一个皇帝，称为“始皇帝”。皇帝拥有法律制定权、行政决策权和军事指挥权。自此，我国开始了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皇帝制度。

我国从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称帝起，到1911年宣统帝退位止，在2131年的时间里，共产生了230位皇帝。第一个皇帝是秦始皇，最末皇帝是清朝宣统帝。其中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是清朝康熙帝，在位61年；在位时间最短的皇帝是明朝明光宗，在位仅1个月。当然，关于皇帝数量还存在多种说法。

这么多帝王，我们细细思量他们在历史上的价值和分量，还是有轻有重的。他们有的文韬武略兼备，建有盖世奇功，开创了辉煌历史，书写了宏伟的英雄史诗，成为了民族的自豪，十分值得千古赞颂；有的奸猾狡诈，就是混世枭雄，糟蹋了乾坤历史，留下了千古骂名永远被人们口诛笔伐；有的资质平平，没有任何建树，在历史上暗淡无光，如过眼云烟，不值一提……

但是，无论怎样，帝王是我国古代中央政权的突出代表，是最高的当权者，是政府和社会的核心，享有最高的权力和荣誉。作为历史的重要角色之一，帝王是当时左右和影响国家、民族命运的关键人物。因此，有人忠从，有人利用，有人艳羡，有人嫉妒，有人觊觎，有人怒斥。他们充满了谜一般的神奇诱惑力，我们能够从他们身上，集中感受到历史的丰富内涵与时代的沧桑变化。特别是历朝皇帝的贤愚仁暴、国运的兴衰更迭、政治的清浊荣枯、民生的安乐艰辛，都能给后世以镜鉴。至于帝王本人的成长修养、家庭的维系安顿、处世的进退取予、行事的韬略谋断等，我们都可以从中受到震撼，获得巨大的启示。

为此，我们根据最新研究资料，在有关专家指导下，特别推出了本套书系，主要精选了我国历史上十大著名帝王——他们都有运筹帷幄的雄才伟略，曾经叱咤风云，纵横天地，创造着世界，书写着历史，不断开创中华民族的辉煌篇章，不断推动我国历史的飞速发展，为我们留下了许多宝贵的精神财富和物质财富。

当然，这些帝王作为历史杰出人物也难免具有历史局限性，在他们身上也有许多封建、腐朽、落后、残酷等糟粕，这些都需要广大读者扬弃。而我们在讲述他们的人生事迹时，综合参考了大量史料，尽量挖掘他们优秀、积极、阳光、励志的正能量。因此，我们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这样难免会出现挂一漏万等现象，也请广大读者理解。

总之，我们主要以这些帝王的人生轨迹为线索，并以真实历史事件贯穿，尽量避免冗长的对日常琐事的叙述和演绎戏说，而是采用富于启发性的历史故事来传达他们的人生与时代，尤其着重描写他们所处时代的生活特征和他们建功立业的艰难过程，以便广大读者产生共鸣并有所启迪。

钦定皇储

自幼深受康熙宠爱

公元1644年，清太祖努尔哈赤第十四子、摄政王多尔衮在大明王朝叛将、总兵吴三桂的帮助下，率领清军浩浩荡荡地从山海关杀入中原，从此，满族在中华大地上建立起了大清帝国。清朝历经顺治、康熙两朝的励精图治，国势逐渐强盛，经济快速发展，人民休养生息，世局逐渐稳定了下来。

但是，清朝皇室内部却并不太平。自康熙继位以来，众皇子之间争权不断。为了夺得皇位，二十多位皇子之间纠集同党、勾心斗角，手足相残，其中尤以大皇子、二皇子、三皇子、四皇子、八皇子、九皇子、十皇子、十三皇子、十四皇子的“九王夺嫡”最为突出。

皇位的争夺甚至代替了正常人伦，权力的交替一直伴随着血雨腥风。就在康熙为此而满心焦虑的时候，他的眼前蓦然跳出一颗明珠，那就是皇四子胤禛的儿子弘历。

1711年9月25日，康熙五十年，爱新觉罗·弘历出生，他是胤禛的第四个孩子。胤禛在子息上甚是艰难，四个儿子有一个还夭折了，所以从小对儿子们十分疼爱，但同时要求也非常严格。

弘历自幼聪颖过人，勇敢而且又有智谋。当康熙第一次见到弘历时，祖孙二人就颇为投缘。康熙第一次见到弘历时，弘历刚刚十二岁，当时四皇子胤禛请康熙到圆明园与自己一家人吃饭，康熙见孙子弘历品貌端正、天资聪颖，立刻就有了好感。

弘历的聪明灵慧使为皇位继承而苦心焦虑的康熙立时感到了后继有人，于是康熙当时就对儿子说：“胤禛，就让弘历搬到皇宫中，跟我一块住吧。”

一直暗暗盯着皇位的胤禛感觉当真是天降之喜，马上叩头谢父皇垂眷之恩。弘历搬到皇宫后，住进了皇子们住的毓庆宫。康熙非常宠爱这个聪明的小皇孙，他亲自指导弘历读诗书，闲暇散步时也带着弘历说说笑笑。

有时候到围场打猎和批阅奏章，康熙都要将弘历带在身边。康熙利用一切时机对弘历进行言传身教。一次康熙谈到宋代学者周敦颐的《爱莲说》，弘历倒背如流，康熙非常高兴。

同时，康熙又让弘历向贝勒允禧学射箭，向庄亲王允禄学放火箭。聪明的弘历一学就会。康熙看在眼中，对弘历更加欣赏。康熙六十一年的秋天，康熙带着弘历去热河避暑，特意将避暑山庄内自己居住宫殿的侧堂万壑松风殿赐给弘历居住、读书。

有一天，康熙乘坐的御舟停泊在白殿下的晴碧亭畔，康熙站上船头，远远地向万壑松风殿呼唤：“弘历！……”

正在殿北山坡上玩耍的弘历听到康熙呼唤，急忙从山坡上连蹦带跳地直冲下来，边跑口中边喊：“皇爷爷，我来了！”

康熙看弘历跑得太快，怕他发生危险，急忙摆手大声劝阻说：“弘历，慢点，别摔着了！哎呀，你慢点！”

不一会儿，弘历便身手敏捷地跳上船来，小脸涨得通红，喘着粗气，跪在地下喊着：“孙儿给皇爷爷请安。”

康熙一把将弘历搂进怀里：“起来，快起来，你这孩子，怎么这么不知道轻重啊，刚才那么急地跑下来，多危险啊！”“弘历怕皇爷爷等急了，再说，孙儿这不也是急着想到皇爷爷身边来嘛！”

康熙慈爱地捏着弘历的鼻子：“你这孩子！”

弘历笑嘻嘻地说道：“孙儿下次再也不敢了。”

康熙说：“来，弘历，随爷爷到那边的亭子中小憩一下。”

弘历搀扶着皇爷爷走到了亭子中。大太监李德全端上一盘茶果点心，摆在桌子上：“万岁爷，这是今年进贡的最新鲜的点心，您尝尝。”

康熙信手抓了一把糖莲子，心想：“朕何不以‘莲子’为题考考弘历的才学呢？”

想到这儿，康熙便捧着莲子问弘历：“你知道‘莲’字是平声还是仄声吗？”

弘历立刻反应过来，知道是皇爷爷有意在考验他，便谨慎地回答着：“是下平声。”

康熙追问道：“在哪一韵？”

弘历答道：“一先。”

康熙暗暗点头。这年秋天八月初八日，弘历随康熙入木兰围场秋猎，木兰围场的自然景观如仙境一般，众峰峭立的悬崖，九曲碧绿的河水，沟壑纵横的山岳，惊驰的獐狍野鹿，天空翱翔的雄鹰，游翔浅底的细鳞鱼。

这美丽的大自然，令少年弘历心旷神怡。他右挂雕翎，左挂弯弓，身骑银饰的白龙马，行进在康熙帝身边。一靠近猎场，御前侍卫马武提醒道：“皇上当心，这丛林中经常有熊出没。”

康熙有些激动地说：“如果能遇见熊那就太好了。朕这辈子，猎的熊少说也有百余头了，不过这几年却不曾猎到了。”

马武又提醒道：“皇上，这熊的皮毛十分厚，臣担心，一箭恐怕不能将其毙命。”

康熙从腰间掏出了火枪，对马武说：“你说的这些朕都知道，不过你忘了，朕有这个。有时候，这西洋人的玩意儿还是蛮管用的，听人说，这玩意无论打什么都是一枪毙命。”

马武还是担心地说：“总而言之，皇上小心便是了。”

一直跟着的弘历此时并没有说什么，他在仔细地观察着四周，寻找着熊出没的地方。突然，他策马挥鞭看着一旁对康熙说：“皇爷爷，您快看，熊。”

康熙顺着弘历马鞭所指的方向骑去，一边大叫：“好啊，朕来杀它！”

弘历和众人在后面紧紧跟随着。康熙看到了大熊，快速靠近，突然瞄准大熊，一枪向它射去，“砰！”大熊顿时跌伏于地。

康熙见大熊倒了下去，有心试试弘历的胆量，便对弘历说：“弘历，皇爷爷已经将大熊射伤了，过去看看它死了没有？”

弘历答应一声，跳下马来向熊走去。但还未等走到熊跟前，不料，倒地的黑熊突然跃起，向弘历扑来。随驾的众武将都被这一幕吓得胆战心惊。

谁知，在这危急时刻，十二岁的弘历却面不改色，拔出剑来和熊搏斗。那熊本来就中了枪，再加之弘历的武艺高超，几个回合便被弘历刺得鲜血直流。最后，弘历灵活地躲开了黑熊的一击，撤身几步拉开距离，并立即搭箭向熊连珠猛射几箭，大熊倒地而死。

康熙看见弘历面对如此险情竟然面不改色、镇定自若，忙来夸赞道：“好好好，大敌当前面不改色，真不愧为朕的好孙儿，颇有朕年轻时候的风范啊！”

众人也都附和着：“小皇子真是英勇神武啊！”“是啊，是啊。”“小小年纪不简单啊！”

康熙召唤着弘历：“来，弘历，快过来，到皇爷爷身边来。”

弘历答应一声：“是。”策马来到康熙身旁。

康熙问弘历：“你刚才难道一点儿都不害怕吗？”

弘历拍拍胸脯：“不怕！有皇爷爷这真龙天子在孙儿身边护着，孙儿什么都不怕了。”

康熙故意加重了语气：“那可是一只凶狠的大熊啊！”

弘历倒吸了一口气：“皇爷爷，大熊攻击孙儿只是因为孙儿要伤它性命，它只是为了保全自己而已，所以这并不可怕！”

康熙大加赞赏：“我的孙儿真是勇敢啊！”然后转过头来对着众人，“这把火枪，朕决定赐给弘历了，你们没有意见吧？”

众人齐声表示：“皇上英明。”

通过这件事，康熙见弘历临危不惧，心中更加坚定了：“不选皇子选皇孙。有一位好皇孙，即可保大清再续百年基业！”

回帐之后，康熙激动地对和妃说：“我看弘历是贵重命，他将来的福恐怕比我还要大呢。”

后来，康熙还特地传见弘历的生母钮钴禄氏，满意地说：“嗯，你能为我生下弘历这样的孙儿，你也是有福之人啊。”

康熙对弘历毫不掩饰的偏爱和赞美，其意义，不仅仅是祖孙之情的表露，还隐含着康熙期待将来由弘历来接承帝统的愿望。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康熙病危。

临终前，康熙对大学士马齐说：“第四子雍亲王胤禛最贤，禀性刚毅，我死后立为嗣皇，必能继承大统，整顿朝纲。皇孙弘历有英雄气象，则必封为太子。”

多年得到名师教诲

康熙六十一年，康熙皇帝驾崩，四皇子胤禛继位，也就是雍正皇帝。康熙临终时的遗命为弘历将来继位打下了基础。弘历的少年，是在康熙、雍正两朝帝王的教诲和宠爱中度过的。

弘历十三岁就被祖父密定为皇储，无需为此耗费精神；雍正鉴于康熙晚年的时候诸皇子卷入政治的前车之鉴，也尽量避免让弘历过早地与外界社会接触。

所以，对于弘历来说，皇子时代是他活得最得意、最洒脱的一段宝贵时光。他既不像顺治和康熙那样幼龄即位而没有天真烂漫的童年和少年，也不同于雍正从青年时代便机关算尽以谋取皇位，直到四十五岁，韶华已逝，才坐上了皇帝的宝座。

弘历幼年时期最为有利的条件是父亲雍正帝对他的态度，因为雍正在处心积虑地维护弘历王储地位的同时，还贯注精力于他的教育，期望他在登基之前，具备成为一个帝王的素养。

在弘历启蒙时期，翰林福敏成为他的第一任老师。不久，弘历便把这个翰林所有的本事都挖尽了。在弘历的反复要求下，雍正命徐元梦、朱轼、张廷玉等品行端方、学问渊博的名臣作为弘历的老师。不久，徐元梦因为有罪而离开了弘历。

张廷玉作为重臣，忙于应付公务，很少在上书房露面。只有朱轼经常到书斋为弘历兄弟等人讲授。对弘历来说，松劲殿拜师虽有四位，但让他终生念念不忘的只有朱先生一人而已。朱轼，字若瞻，号可亭，所以弘历一直称之为“可亭先生”。

朱轼是江西高安人，康熙三十三年中进士。朱轼为官清廉，学问很好，经学造诣尤其深厚。朱轼对弘历一生影响深远。福敏使弘历饱读经史诸子，而朱轼则帮助弘历将其慢慢地咀嚼、消化，把几千年积累下来的中国传统文化精华，特别是儒家的政治思想、道德规范变成了与弘历的血肉之躯不可分离的部分。

朱轼历任知县、刑部主事、刑部郎中，康熙四十八年时出任陕西学政。他极力推行宋代哲学家张载的学说，他教导学生知礼成性、变化气质。后来，朱轼因为政绩突出，屡次受到提拔升迁至左都御史，担任《圣祖实录》总裁之职。

雍正年间，朱轼入职上书房，被提升为吏部尚书、太子太傅、文华殿大学士。朱轼很有才干，为此，他两度遇到家人病丧，被两朝皇帝特准在职服丧。

朱轼是著名的理学家，研究礼记，又精明能干，躬亲治事，政务虽然繁重，但仍然好学不厌，生活上则很俭朴。朱轼除了比较推崇张载的学说外，对汉代的贾谊、董仲舒和宋代的周敦颐、程颢、程颐等也较为看重。

朱轼接任弘历等几位皇孙的老师时，弘历十二岁，虽然课业已经有良好的基础，但由于年龄正处在少年阶段，性格、气质、兴趣爱好还未定型，所以，朱轼对弘历的性格、爱好、志向、能力等的形成起了重要的作用。

弘历的另一位师傅是蔡世远。尽管弘历并未对蔡世远行拜师之礼，但弘历却从蔡世远的言传身教中逐渐领悟到了谋划权力的乐趣。蔡世远，字闻之，福建漳浦人，康熙四十八年进士。蔡世远特别擅长写古文，所以专门教弘历兄弟习古文。他还曾协助李光地编纂《性理精义》，这也是弘历曾经学习的课本。

雍正年间，蔡世远入职上书房，后又升至侍讲、侍讲学士、少詹事、内阁学士、礼部侍郎，但主要工作是教弘历等皇子读书。蔡世远教书非常认真，在内廷担任老师十年，早出晚归，没有一天缺席。

蔡世远也是一位十分崇拜宋儒的理学家，他说：“宋朝正是理学繁荣昌盛的时候，周程张朱，一个一个地成为大家，德行学问的能力，世上无人可以与之匹敌。”

因此，蔡世远在教导诸位皇子时，也极力把这些宋理精义讲给他们，把自己对于理学的理解与时政结合，深入浅出地将程朱理学的精神灌输到弘历的头脑中去，这对于弘历日后治理国家有着较大的影响。

弘历跟着蔡世远学习了八年，其间，蔡世远不但教会弘历写作古文，而且还教会弘历从古人的文章中体会皇子如何在夺取皇位中稳操胜券的技巧，这些都为日后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弘历知道父皇雍正非常赏识读书勤奋的皇子，为了博得父亲的喜欢，他尤其用功，在上书房学完功课，回到家中，仍在自己的小书房不停地诵读，沉浸在读书的乐趣中。

由于弘历天分很高，用功又勤，所以得到老师和一块学习的其他皇子交口赞誉。老师朱轼赞誉弘历：“皇四子精研周易、春秋、戴氏礼、宋儒性理诸书，另外还学习各种通鉴纲目，史记、汉书、唐宋八大家的文章，无不深深地探究其中的真义和奥妙。”

与他一起读书的同窗也对他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弟弟弘昼说：“我哥哥在向父皇请安和吃饭的空余时间，每当心有体会，就写成诗词。每天都写一篇，就算放学回到家里，也不敢松懈，手不释卷，力求达到古代作者的水平。”

福彭说：“皇四子在向皇上问安吃饭之余，看的听的想的都是学习，考证古今的道理，讨论其中的异同，就算对某个字词也很认真，每当写文章，一下笔就停不下来，一会儿就写成千字的文章，才思敏捷。”

弘历通过师傅的教导、同窗的切磋，以及自己的理解，初步构建起以儒家价值取向为标准的伦理道德系统。他尊奉孔子，推崇宋儒，在诗文中经常阐发“内圣外王”的观点。

弘历坚信儒家“仁政”“德治”的正确，认为“治天下者，以德不以力”，在处理君臣关系方面，则主张虚己纳谏。他对孔子“宽则得众”的格言尤为欣赏，并在《宽则得众论》一文中说：

自古帝王受命保邦，非仁无以得其心，而非宽无以安其身，二者名虽为二而理则一也。故至察无徒，以义责人则难为人；推宽，然后能并育兼容，众皆有所托命，诚能宽以待物，包荒纳垢，有人细故，成己大德，则人亦感其恩而心悦诚服矣。苟为不然，以损急为念，以刻薄为务，则虽勤于为治如始皇之程石观书，隋文之躬亲吏职，亦何益哉！

除诗文书画之外，弘历还有各方面的广泛兴趣。他喜欢打猎和比试射箭，喜欢在春天和秋天去郊游，读书闲暇的时候，还下围棋、坐冰床、玩投壶、养鸽子、烹茶品茗、鉴赏古玩，甚至对斗蟋蟀也饶有兴味。弘历也喜欢摆弄西洋“奇物”自鸣钟、望远镜。

历代帝王中，弘历最崇拜的偶像是唐太宗李世民。弘历在论唐太宗的史论中赞美说：

三代以下特出之贤君，虚心待物，损上益下，才能达到天下之盛。即位之后，励精图治，损己益人，爱民从谏，躬行仁义，用房玄龄、魏征之谏，君臣相得，不敢怠慢，才能达到贞观之盛。

自编《乐善堂文钞》

雍正八年秋，年仅二十岁的弘历对自己十四岁以后写的诗文进行挑选整理，编辑成册，取名为《乐善堂文钞》。弘历读书很用心，过目成诵，并经常撰写诗文，所以几年下来积累了大量的作品。“乐善堂”是弘历的书斋，弘历以“乐善”为他的书斋命名，是因为他对“乐”与“善”两个字有深刻的理解。弘历在《乐善堂记》一文中写道：

余有书屋数间，清爽幽静，山水之趣，琴鹤之玩，时呈于前。菜圃数畦，桃花满林，堪以寓目。颜之曰乐善堂者，盖取大舜乐于人以为善之意也。

现在，弘历又以“乐善”作为他的诗集名。弘历刊刻《乐善堂文钞》，是为了用自己的言论来检查自己的行为，达到言行一致的目的。他自己在《乐善堂文钞》序言中写道：

余生九年始读书，十有四岁学属文。今年二十矣。其间朝夕从事者，四书五经、性理纲目、大学衍义、古文渊鉴等书，讲论至再至三。

顾质鲁识昧，日取先圣贤所言者以内治其身心，又以身心所得者措之于文，均之有未逮也。日课论一篇，间以诗歌杂文，虽不敢为奇辞诡论，以自外于经传儒先之宗旨，然古人所云文以载道者。

内返窃深惭恧，每自念受皇父深恩，时聆训诲，至谆且详，又为之择贤师傅以受业解惑，切磋琢磨，从容于藏修息游之中，得以厌饫诗书之味，而穷理之未至，克己之未力，性情涵养之未醇，中夜以思，惕然而惧。

用是择取庚戌九月以前七年所作者十之三四，略次其先后，序、论、书、记、杂文、诗赋，分为十有四卷，置在案头，便于改正。且孔子不云乎“言顾行，行顾言”。《书》曰“非知之艰，行之维艰”。常取余所言者，以自检所行。行徜有不能自省克，以至于言行不相顾，能知而不能行，余愧不滋甚乎哉。《乐善堂文钞》刊行后，弘历又进行多次重订，直到将雍正十三年前的作品逐渐补入其中，最终成为《乐善堂全集》。弘历不仅自己为《乐善堂文钞》写了序言，还另外请了十四个人阅读并作序，其中有弟弟弘昼、同窗福彭，还有老师鄂尔泰、张廷玉、蒋廷锡、福敏、顾成天、朱轼、蔡世远、邵基、胡煦以及和硕庄亲王允禄、和硕果亲王允礼和慎郡王允禧等。

从这些人的序言中，可以看出他们对弘历诗文的充分肯定，并高度赞扬了年轻的弘历怀有治理天下的道德和才能。

张廷玉说：

皇四子饱览群书，精通经史诗，自经史百家以及性理之，诸赋之源流，靡不情览。皇子以天授之才，博古通今之学，确实是因为得到了康熙皇帝的真传。

邵基说：《乐善堂文钞》真可以称为稀世之作，其气象之祟宏，就像巍巍的大山一样，其心胸之开阔，就像春风吹动山泉一样，其词采之高华，就像天上的彩霞一样；其音韵之调谐，就像金钟脆玉的声音。

朱轼说：

圣祖仁皇帝康熙德合乾坤，功参化育。当今皇上钦明缉熙，圣以继圣，四皇子天禀纯粹，志气清明，与康熙、雍正皇帝朝夕相处，受到了很深的熏陶，就像太阳和月亮的光华，也未必比得上他的文采。

由于政治环境的改变，弘历不必像父辈那样为夺权而明争暗斗。他要做的事情是在皇族和朝臣之中树立起未来明君的形象。编辑《乐善堂文钞》，就是弘历为了宣传自己而采取的一项聪明举措。

有了张廷玉、朱轼等人的一致称许，弘历果然得以在众皇子中脱颖而出，就连最有力的竞争者弘昼也不得不表示佩服：

在我看来，我虽然和哥哥每天都住在一起，但我与他理解有浅深，气力有大小，文采有工拙，不敢与他相提并论。哥哥跟着皇父在藩邸时，朝夕共寝食相同。

后来又得到皇爷爷宠爱，养育宫中，性情更加恪慎温恭。皇父见了，心里越来越喜欢他。哥哥乐善无穷而文思因以无尽。凡古圣贤之微言大义，修身体道之要，经世治国之方，无不发挥到最佳的境界。

弘历刊刻《乐善堂文钞》，其实是有明确的政治意图。他一直将康熙对自己的钟爱做为最有力的资本，因此在《乐善堂文钞》中多次提及祖父，大造舆论，说皇祖康熙曾赐他“长幅一条，横幅一面，扇子一把”“恩宠大异于他人”“得皇祖的恩泽最深”。

弘历自幼颇得康熙皇帝的垂青与厚爱。其父雍正即位后，弘历自然成为王储之一，在这种情况下，只要他能克勤克俭，树立起宽厚仁德的形象，王位可唾手而得。

相反，如果弘历急于登基，表现得锋芒毕露，给皇祖康熙及父皇雍正一个刻薄寡恩的印象，那么他就会被最高统治者所排挤，被权势的洪流所淹没。

鉴于此，弘历表现得相当克制，做到了“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他巧妙地利用其他人来为自己鼓吹，大肆宣扬自己的长处，并把他们拉入到自己的阵营中来，实现了“不争为争”“一箭双雕”的目的。《乐善堂文钞》反映了涉世未深的年轻皇子弘历的政治理想、生活情趣，以及闲适恬淡的心境，书中无处不浸透着正统的儒家思想。弘历通过编撰《乐善堂文钞》，不但向皇族展示了自己的才华，而且传递了自己的为人处世的理念。

经过十多年的皇子学习生涯，弘历成了一个文武双全、胸怀天下的帝位继承人，为靖国安邦、治理天下打下了牢固的基石。

被定为皇位继承人

雍正元年八月十七日，紫禁城乾清宫西暖阁。雍正召见诸王、总理事务大臣及其他满汉文武要员，讲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那就是宣布确立皇位继承人的原因与办法。

雍正说：“建立皇储这是一件大事，应该早点决定。去年十一月圣祖选择继位人，仓促之间，只凭一句话而定，全凭他神圣睿哲，但是我自己承认神圣不及圣祖。”

雍正言外之意是说，他也像先父康熙那样在仓促之间选择继位人，就难以这么英明了。因此，受圣祖重托，对于立储之事他不能不及早考虑，于是雍正就提出了“秘立皇储”的方法。

雍正帝征询诸王大臣意见。吏部尚书、步军统领、一等公、舅舅隆科多带头表态：“皇上考虑得周详，为国家大计才说出这种想法，臣下但知天经地义者，怎么能对您的决定有异议呢！只应该谨遵圣旨。”

既然卫戍京师、身居要职的隆科多已如此表态，诸王大臣对这个耳目一新的确立继位人办法也都没有异议，一个个都摘下顶戴，连连叩头，表示赞同。雍正帝对他们的表态很满意。

接着，雍正帝令总理事务大臣留下，其余大臣全部退下，将一个内装传位诏书的密封锦匣藏在高悬于乾清宫正中的“正大光明”匾后面。于是，中国历史上崭新的确立继位人制度，那就是秘密建储办法诞生了。

雍正帝在阐述创立这项新继位人制度原因时，说了几层意思：第一层讲了重视继位人问题的必要性；第二层看似对先皇进行粉饰，但能看出这是巧妙的批评，实际上从接受先皇在最高权力移交问题上的教训的角度，讲了应当秘密确立皇太子的重要性；第三层意思则是假托之辞。

皇子年龄固然不太大，但是，论他们的年纪，比祖父、太祖父登上皇位时要大得多。当年，世祖福临不满六周岁当了皇帝，圣祖玄烨当皇帝时不满8周岁。因此，皇子年龄太小，不是雍正帝革新继位人制度的关键出发点。

这位被秘密确定为继位人的皇子到底是谁，继位人本人不知道，诸王大臣不知道，只有雍正帝一个人知道。为保万无一失，雍正帝另写了一份相同内容的传位诏书，秘密藏于经常驻跸的圆明园。这份诏书藏得更玄，除皇帝本人外，没有任何人知晓。

雍正帝能够创立如此独特的建储制度，能够如此缜密、如此绝妙，除前面所述的缘由之外，他于雍正四年正月讲的一句话可以被视为深层注释。他说：“我当年在藩邸，阅历四十余年，人情世态无不周知。”

为了不泄露天机，雍正帝对待各位皇子不分亲疏，基本做到一碗水端平。当然，弘时是个例外，健在的皇子中，弘时年龄最大。但他放纵不法，祖父康熙帝不喜欢他，雍正帝也不太喜欢他。雍正五年，他因不改放纵的性情，遭到雍正帝的严惩，不久就死了。

对待其他皇子，尤其是年龄较长的弘历、弘昼兄弟，雍正帝基本上给予了相同的待遇。他俩于雍正十一年二月初七同一天封王，一起参与苗疆事务，都获得过代父祭天、祭祖等重大政治活动的锻炼。不过，从一些细微的地方，还是能看出一些不同之处。

雍正元年正月，胤禛当皇帝后首次从天坛祭天回来，把弘历叫到养心殿，给他一块祭过天的供肉吃，却没有给弘昼吃。弘历日后思忖，可能父皇祭天时，已将定自己为皇位继承人的心愿默告于上天，所以回来给他这块肉吃。如此非同寻常的肉，弘昼是不能分享的。

雍正帝将弘历封为和硕宝亲王，有的大臣认为这个封号蕴含特定含义，有“锡封鉴宝命之荷”的意思，“宝”就是“大宝”，也就是“玉玺”“践位”，预示将授皇印给弘历。

但是，这并没有引起弘历格外注意，也没有引起其他皇子和文武大臣格外注意。天长日久，雍正帝坚持与各位皇子保持相同关系，可谓用心良苦，实在很不容易。

雍正帝对自己的身体健康状况十分自信。他在颁布建储诏书的时候说：“此诏或许将要收藏数十年，亦未可定。”

这正表明了雍正对自己寿数的乐观态度。按他当时的眼光来看，先皇康熙帝活了六十八周岁，他当时才四十四周岁，即便寿数与先皇差不多，还可再活二十余年。正是倚仗健康的身体，雍正帝不怕繁累，从早到晚，日理万机。他一般白天召见廷臣和官员，夜晚批阅本章，常常点完几根蜡烛直到子夜才休息。勤于政务，费神劳心，严重地影响了雍正帝的身体健康。

雍正七年冬，皇帝身体状况开始走下坡路。冬天，雍正帝得了一场大病，此病持续了一年多，几乎摧垮了雍正自己曾沾沾自喜的身体健康。这时雍正似乎意识到了病情的严重性，觉得应当对继位人问题作出交代。

雍正八年六月，雍正紧急召见庄亲王允禄、果亲王允礼，皇子弘历、弘昼，以及大学士、内大臣数人，面谕遗诏大意。这年九月，雍正帝对自己的健康信心产生动摇，于是将存放于圆明园的亲笔传位密诏一事悄然告诉心腹大臣大学士张廷玉。由此可见，病中的雍正帝对圆明园中的这份密诏非常重视。

圆明园是康熙帝当年赐给雍正的，雍正帝非常喜欢住在那里，从雍正三年起，他时而住皇宫，时而住圆明园，两处都成了施政之所。雍正八年，他还下谕规定，春末至秋初、秋末至春初两个时令为官员到圆明园理政的时间，说明他到圆明园起居和处理政务已形成制度。

身患重病的雍正帝担心一旦自己倒下，别人若不知道圆明园中那份密诏所藏之处，不得不去取放在乾清宫“正大光明”匾后面的传位密诏，如此不仅太慢，而且两份密诏对合、用以防伪的高明设想定也难以实现。然而，令雍正帝欣喜的是，这场大病终于过去了。他从死神手中挣脱出来，转危为安。不过，雍正帝遭遇这场大病之后，身体健康已经明显不如从前，他从此比以往更注意保养，身体状况渐渐好转。

雍正十一年六月，年近五十周岁的雍正帝又得了一个儿子，取名弘曕，这是他的第十个儿子。从雍正元年五月年贵妃为他生下儿子福沛，到此时谦妃刘氏为他生下弘曕，其间未生子女，时隔十年又添贵子，说明身体恢复得还不错。

雍正帝对自己身体能恢复到这种程度非常满意，喜不自禁之下，多次将有关喜讯告诉心腹大臣。雍正帝的婚配都在藩邸时完成，登上皇位后再没有纳妃嫔。

雍正共有后妃八人，生有十个儿子，依出生先后分别是：弘晖、弘盼、弘昀、弘时、弘历、弘昼、福宜、福惠、福沛、弘曕。其中除六人早逝外，弘时因“性情放纵、行事不谨”，于雍正五年，也就是他二十三岁那年，遭父皇严惩，被削除宗籍，不久死去。

当时活着的皇子有弘历、弘昼、弘曕三人。依出生前后排行，弘晖为皇长子，弘昀为皇二子，弘时为皇三子，弘历为皇四子，弘昼为皇五子，弘曕为皇六子，后面的就没有再排列进去。

雍正帝还生过四个女儿，其中三个早就夭折了，唯一长大成人的二女儿于康熙五十一年下嫁那拉氏星德。现在，弘历是健在的三位皇子中最年长的，二十四周岁；弘昼比弘历小三个月，二十三周岁；弘曕还未长大成人，年仅两周岁零两个月，继承皇位的可能性较小。

弘历、弘昼平时都为皇上所喜爱，似乎都有继承皇位的可能。但只有雍正本人心里清楚，他依照父亲康熙临终前让马齐传达给自己的遗命，密立弘历为皇位继承人。

太和殿奉诏登基

雍正十三年八月二十日，雍正皇帝在圆明园处理政务时，突然感到身体不适，但他当时并未在意。八月二十二日，雍正病情突然加剧，太医匆匆进进出出，但已经回天乏力。二十三日，这位统治中国十三年的皇帝就溘然去世了，为后世留下了许多关于他猝然离世的未解之谜。

在全国一片平静的气氛下，皇四子弘历即皇帝位，顺利完成了国家最高权力的交接。雍正四十五岁即位，身体状况一直非常好，但常年“昼则延接廷臣，引见官弁，傍晚观览本章，灯下批阅奏折，每至二鼓三鼓”，终至积劳成疾。

据雍正自述，自雍正七年冬“身子就不大爽快，似疟非疟”，到第二年“三月以来，或彻夜不成寐，或一二日不思食，寒热往来，阴阳相驳”，但仍然坚持接见廷臣，办理事件，批谕折奏，接见官员，到四月底五月初曾一度出现病危迹象。

这是雍正即位后初次大病，而且持续时间相当之长，雍正曾向心腹鄂尔泰透露：“朕今岁违和，实遇大怪诞事而得者。”至于遇到了什么“大怪诞事”，雍正在鄂尔泰的折子上朱批：“卿或明年或后岁来陛见时当面细详再谕。”

这年夏秋间，得河南道士贾士芳调治，雍正病情有所好转，但很快又将贾士芳逮治处斩。经过此次变故，雍正对口诵经咒的调治失去了信心，尔后服食过医生钟元辅所制药饵及据说有“奇验”的“乾坤正气丹”，看来身体状况有所好转。

十月初五日，雍正特命鄂尔泰赍折家人进宫瞻仰金颜，这个叫保玉的家奴返回云南昆明时对鄂尔泰讲：“亲见万岁佛爷脸面十分丰满。”

总而言之，雍正七年冬至八年秋间雍正得了一场大病，从此元气大伤。在他病剧之际，曾将传位大事当面交代给大学士、军机大臣张廷玉，说为防不虞，随身还带有亲书传位密旨一件。

雍正九年，鄂尔泰由云贵总督任上内召主持军机处事务。翌年，雍正又把他与张廷玉找来讲了大事既出的应对之策，并说：“此事除你们二人之外，其他无一人知晓。”

雍正十三年八月二十日，皇帝开始感觉身体不适，但仍在圆明园召见军机大臣口述旨意，大学士、军机大臣张廷玉跪聆谕旨时并未感到有什么异常迹象。

不料二十二日深夜张廷玉刚刚入睡，就有太监、侍卫前来传旨，宣召甚急，于是起身整衣赶到圆明园。三四拨太监早已提着灯笼等在园子的西南门，待趋至皇帝寝殿，只见皇四子宝亲王、皇五子和亲王侍于御榻之旁，泪水涟涟。

先已赶到的原任大学士鄂尔泰、领侍卫内大臣丰盛额及御前大臣、军机大臣讷亲等肃立一旁，神色凝重。雍正已深度昏迷，太医进药全从嘴角流出，所以没有任何遗嘱交代。

至二十三日凌晨一时许，雍正皇帝崩逝，宝亲王、和亲王在一旁捶胸顿足哭嚎且不表，这里鄂尔泰、张廷玉等皇上生前最亲信的大臣则立即在灯下聚首，密议迫在眉睫的传位大事。

鄂尔泰、张廷玉徐缓沉重地对各位重臣讲：“大行皇帝虑事周密，非人所及，除大内乾清宫‘正大光明’匾后缄藏有正式传位谕旨之外，另亲书传位密旨一道，常以随身。这件大事曾谕示我二人，此外无有知之者。这件旨谕看来藏在圆明园寝宫，应急请出，以正大统。”

重臣向宝亲王、和亲王请示后，立即传圆明园总管太监询问。总管回称：“万岁爷在日从未谕及此事，我辈真的不知密旨放在何处。”

张廷玉指示说：“这样吧，大行皇帝当日密封之件，想来不会多，各处仔细翻检，外用黄纸封固，背后写一‘封’字者，就是此旨。”

不一会儿，总管捧出黄封一函，当众打开一看，上面赫然写着“皇四子宝亲王弘历为皇太子即皇帝位”十六个遒劲的朱字。就在这一瞬间，君臣名分已定，和亲王及各位重臣随即匍匐在地。

宝亲王弘历尚沉浸在父皇去世这撕心裂肺的痛楚之中，只觉眼前一片空白，竟没说出一句话。待他稍稍镇定下来，脑海中最先浮出了祖父康熙皇帝慈祥的面容，不禁悲从中来，号啕大哭，任鄂尔泰、张廷玉怎样劝慰也抽泣不止。

对于宝亲王弘历来说，眼前迟早要发生这一幕的，不能讲一点预感也没有，但是，作为一个二十五岁的年轻人，当父祖两代人真的把大清帝国的重担放在他的肩上时，又觉得太突然、太沉重了！“回宫吧！”皇太子温和但又不失威严地说。

皇太子弘历连夜奉大行皇帝黄舆自圆明园返回大内，紫禁城的警备交果亲王允礼先行全面布置。进宫后，内侍将雍正元年缄藏于乾清宫“正大光明”匾后的封函取下，捧至皇太子前。

皇太子命将封函恭呈黄案之上，等庄亲王允禄、果亲王允礼、大学士张廷玉、原任大学士鄂尔泰等王公大臣都到齐了，才让打开封函。大家跪阅一遍，与大行皇帝随身所带传位密旨核对无误，然后，由十六叔庄亲王允禄恭宣大行皇帝遗命诏旨曰：

宝亲王皇四子弘历秉性仁慈，居心孝友，圣祖仁皇帝于诸孙之中，最为钟爱，抚养宫中，恩逾常格。雍正元年八月间，朕于乾清官召诸王满汉大臣入见，面谕以建储一事，亲书谕旨，加以密封，藏于乾清宫最高处，即立弘历为皇太子之旨也。其仍封亲王者，盖令备位藩封，谙习政事，以增广识见。今既遭大事，著继朕登基，即皇帝位。

八月二十三日当天，即将登上皇位的太子宣布，遵皇考遗命，命庄亲王、果亲王、大学士鄂尔泰、张廷玉辅政，总理一切事务。第二道旨意是召在浙江海塘工程上的大学士，也是自己最尊敬的老师朱轼回京办事，准备大用。待朱轼到京，命在总理事务王大臣处协同办事。

二十四日，弘历宣布遵照父皇生前谕旨，命张廷玉、鄂尔泰日后配享太庙。这是雍正八年六月雍正留下的谕旨。张廷玉身被此不世之荣的原因是“纂修《圣祖仁皇帝实录》宣力独多，每年遵旨缮写上谕悉能详达朕意，训示臣民，其功甚钜”。

鄂尔泰则是“志秉忠贞，才优经济，安民察吏，绥靖边疆，洵为不世出之名臣”。皇太子命将此旨缮人大行皇帝《遗诏》，以昭郑重。大事既已安排妥帖，下一步是择吉举行登基大典。

雍正十三年九月初三日，弘历在大内太和殿举行登基大典。这天黎明，百官齐集于朝，皇太子弘历派遣大臣分别祭告田、地、宗庙、社稷后，身着素服缓步走到乾清宫大行皇帝梓宫前，行九拜礼，恭敬默告父皇即将受命即皇帝位，随后更换礼服赴太和殿，升座，即皇帝位。

王公以下文武各官、朝鲜等国使臣，进表行庆赞礼。因在国丧期间，不宣表，不作乐。在向天下臣民颁布的《登基诏》中，新皇帝仍念念不忘皇祖父皇如天之恩：“朕自冲龄即蒙皇祖抚育宫中，深恩钟爱，眷顾逾常，皇考圣慈笃挚，训迪有加。”《登基诏》宣告，以明年为乾隆元年。这时，大清帝国的万斤重担，就落在了年轻的弘历身上。弘历得以顺利地继承皇位，得力于雍正的传位方法。在雍正传位以前，满族皇帝没有传位的定制，所以在太祖努尔哈赤和圣祖康熙帝死后，引起两次皇位之争。

雍正帝胤禛汲取这一教训，认为明立太子容易使其陷于骄矜而失德，同时又难免诸王子之间为了争夺储位而明争暗斗，引起祸端。所以雍正亲自选择皇太子，生前将诏书写好，封藏于锦匣，放置于乾清宫正殿堂前悬挂着的顺治皇帝手写的“正大光明”匾额后面，并密令大臣，等自己去世后，再取出来当众宣布。

秘密立储是雍正帝的创举。雍正帝除在乾清宫“正大光明”匾之后放一份传位密诏外，还亲自在圆明园藏了一份密诏，病重时将密诏大意及时告诉一些大臣，后来，雍正还先后将此密诏给一位汉大臣和一位满大臣阅览，以防种种不测。

雍正帝所采用的秘密立储方法避免了清朝的皇子互相争斗的局面，解决了皇位继承人的问题。从此以后，清朝最高权力交接都采用雍正帝发明的秘密建储办法，形成了稳定的确立皇位继承人的制度。

由于雍正暴病，皇宫内并无准备，文武大臣处于慌乱之中。据说，雍正遗体连夜运回宫中，半夜仓促间只找到几匹劣马，跑得都几乎把马累死了。可以看出，当时人们行色匆忙，情景相当狼狈。

雍正猝亡，权力交替。当众大臣处于忙乱和不知所措的时候，弘历却处变不惊，有条不紊地做好权力的平稳过渡。弘历在关键时刻表现出了一代君主号令群臣的能力。

承嗣帝位后，弘历立即布告天下，详述大行皇帝患病及死因，安抚天下。八月二十四日，弘历颁布数道谕旨，晓谕内外大臣。谕旨内容有三条：

一、我受先皇父托付，凡是先皇没有办理完的事，我从今日都应当敬谨继述。

二、诸王大臣都是深受重恩的人，都应该殚心竭力，辅助我这个新皇帝。

三、外省文武大臣，若因先帝去世，将已上奏的本章中途赶回，另行反改，或到京城后撤回不进的，一经查出，一定从重治罪。

通过这三条谕令，弘历很快地稳住了宫内、宫外的大局。弘历刚登上皇位，就表现出勤政、干练的处事风格，对先皇的丧事料理得有条有理。

弘历白天带丧办事，夜晚照常见人处置政务，还要三次到雍正的灵柩前哭丧守灵，之后退回上书房批阅奏章到三更，五更时分便又起身到上书房。

如此周旋，不但张廷玉、鄂尔泰苦不堪言，就是弘昼诸兄弟也觉难以支撑。弘历后来又及时变通，七天之后，便命兄弟们三日一轮入宫守灵，叔王辈每日哭灵后在各自府中守孝。

只有鄂尔泰、张廷玉两位，既偷不得懒，又住不得大内，乾隆便下令为他们在隆宗门内专设庐棚，上书房、军机处近在咫尺，虽然累些，却也免了往返之苦。

九月三日，年仅二十五岁的宝亲王弘历在众臣拥戴下荣登大宝，即位于太和殿，祇告天地、宗庙、社稷，布告天下，并改年号乾隆，寓意“天道昌隆”，以第二年为乾隆元年。

弘历在这期间连下诏谕，尊母妃钮钴禄氏为皇太后，册立富察氏为孝贤皇后；颁恩诏于乾隆元年开科考试，并大赦天下。一直忙到九月十五，过了雍正三七之后，乾隆命将雍正梓宫安奉雍和宫，待三年孝满再入泰陵殓葬。到雍和宫辞柩之后，轰轰烈烈的丧事暂告结束，紫禁城内外撤去白幡，一色换上黄纱宫灯。

登基亲政

登基开始独揽大权

乾隆深知，新皇继位，首要任务是掌权。他为了实现皇权的至高无上，采取了几项加强皇权的措施：在行政上，他采用了秘密奏折制度，恢复了军机处；在舆论上，他把自己神化为罗汉；在人事上，他严厉地处理前朝中不服新政的官吏。

乾隆一向尊崇“朝纲独揽”，但久居深宫，如何才能通晓庶务、明察官吏呢？他采取了“广布耳目，收取信息”这一策略。一是实行密折制度，使信息充分流通，将臣僚完全置于自己的监督与控制之下；二是恢复军机处，促成皇帝对国家政权的高度独裁。

乾隆为了加强奏折的保密程度，还采用了一些保密措施：一是坚持满族官员奏事用满文，而不用汉文；二是严禁将奏折中皇上的批语泄露出去；三是把奏折放在匣子里，匣子只有送折人和皇帝才能开启，这就防止了奏折在呈送途中泄密。

乾隆对密折的批阅非常仔细，只要属于绝密的奏折，他总是亲自拆封。有的奏折是绝密，乾隆就把奏折内容默记在心，马上烧毁原折。乾隆十三年以后，乾隆废止了奏本文书，密折的作用就更加突出了。

如果官员们有了机密的事情要汇报，往往先以密折形式报告皇帝，在明白皇帝明确的意图后，再以题本的形式向专职部门请奏。这时候，请奏就仅是走走形式而已了，最重要的还是奏给皇帝的密折，这完全保证了乾隆能把大权独揽于怀中。除了秘密奏折制度，乾隆另一个独揽朝纲的措施是恢复军机处。

在刚即位时，乾隆是把军机处当作前朝政治之弊来撤销的，但头脑敏锐、颇有远见的乾隆很快就意识到：真正的弊端并不是军机处的设立，而是由亲王和重臣把持政务要职。

于是，为了充分削弱他们的权力，在乾隆二年，乾隆裁撤了雍正丧期内设置的总理处，恢复了军机处，并制定相关制度，使皇权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中。

乾隆是一个勤于政务的皇帝，可是天下庶事繁多，每天都有大量的奏折和问题需要皇帝阅览处理，仅靠一个人又怎能应付得了？然而这时的军机处，说白了，其实还只是皇帝个人的一个秘书而已，里面的大臣所做的事情也不过是些能够贯彻皇帝意旨、通晓文字工作、工作效率比一般臣子高的高级秘书工作而已。

在军机处的人选上，乾隆完全把皇族拒之门外，但为了保证满族人在清政权中占重要地位，却规定首席军机大臣必须为满人。因为乾隆往往只是一人说了算，便担心军机大臣们有二心，为了彻底收买他们为自己卖命，又规定凡为军机大臣者可不以资历高低为标准提拔自己的亲信。

乾隆把重要的用人权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中，他曾说过：“我登基以来，用人之权从不旁落。”即使是乾隆晚期，极其宠信放纵的权臣和珅也未曾左右过乾隆的用人决策。

所以，军机处与历史上的丞相在权力上根本无法相提并论。如果有什么重大决策，完全是由乾隆一个人拿主意出决策，而军机大臣只需要把乾隆每天说的话从口头上移录到纸上，保证无误、翔实即可。他们本身的种种建议仅供皇帝参考，根本就不能左右局势。

在乾隆时期的清朝官制中，军机大臣还都是兼职的，不是正式的职务。到了乾隆十年，为了能更牢固地牵制军机大臣的权力，乾隆出人意料地把他年仅二十五岁的内弟傅恒提拔为首席军机大臣，傅恒也就因此成为了中国历史上最年轻的“宰相”。

虽然乾隆称傅恒“筹画精详，思虑周到，识见高远”，但傅恒当时毕竟只是一个二十几岁的毛头小伙，虽有远见卓识，但还欠成熟。得到乾隆如此抬举，傅恒自然拼命为皇帝分些劳苦，并且对乾隆言听计从，没有任何异议，做个最忠实的传达人。

在傅恒之前，乾隆在军机处提拔的还有讷亲，讷亲当时也是一个年纪轻轻的满人。为了更牢固地独握大权，乾隆一改雍正时军机大臣不超过三人的惯例，而让六名军机大臣分割军机处的事务和权限，使他们互相监督、互相牵制，不敢越雷池一步。

乾隆用人的确是费尽心机。他还规定军机大臣不能同时觐见皇帝。当时傅恒不认识汉字，乾隆特许他可以和其他大臣一起觐见。对于象征军机处权力的大印，乾隆管理极严，印文钥匙分别由值事太监和军机章京保管，为了保密起见，还规定只能由十五岁以下不识字的少年充任军机处听差，还派御史往来检查，不许任何人在外窥探。

在建立、健全军机处及其管理工作制度后，乾隆通过各种方式大肆削弱中央和地方其他机构的权力，把权力集中于军机处，由皇帝亲自领导。实质上，军机处权力的扩大，就是皇帝权力的扩大，它不仅将传统的议政王大臣会议的权力剥夺，使之名存实亡，而且也使内阁形同虚设。

过去的公文处理要经过众多的环节，有了军机处之后，皇帝的谕旨可以直接从军机处发出，下面的奏折也可以直接从军机处递入，这样就大大提高了办事的效率。

乾隆时的军机处职责主要是：帮皇帝撰写上谕，处理奏折，审查内阁和翰林院所拟的诏旨；讨论施政方针；为皇帝准备政事参考资料；参与科举考试的工作；奉旨出京查办事件；陪皇帝出巡；记录和积累有关档案事务性工作；对从中央到地力各级官员的使用、任免提出参考意见等等。

其实，军机处已成为辅佐乾隆行使强权的常设中枢机构，成了全国的政务中心。乾隆实行的密折制度和军机处，为自己独揽朝纲、统领国家政务起到了极大的作用。在乾隆的督促下，密折制度和军机处制度得到了空前的完善，而乾隆的皇权也得到了空前的集中和巩固。

同时，为了在舆论上增强自己的地位，使自己在普通百姓中的威望更高，像汉代时的皇帝把自己比为“天子”一样，乾隆把自己神化为罗汉。乾隆宣传自己是金身罗汉转世，是佛祖派到凡间来管理人民的，直接接受佛祖的意志，从而使自己的命令成为佛祖的命令。通过这种神化，乾隆的统治更加牢固了。

佛教在中国的历史源远流长，清朝也不乏对佛教表示兴趣的君主。清世祖曾先后召憨璞性聪、玉林通琇、木陈道忞禅师入内廷说法，并分别赐号。康熙帝六下江南，凡到名山大寺，往往书赐匾额；他又将明末隐迹山林的高僧逐一引入京师，以便控制和吸引明代的士人。雍正帝对禅颇有研究，自号“圆明居士”。

佛教认为，人修行后可达到不同的果位，有一、二、三、四果之分。其中四果成就最高，取名为罗汉，达到涅槃的最高境界，可以消除一切烦恼，不再生死轮回。

佛教最初传入中国时，只有四大罗汉。由于中国地域太大了，东南西北中，就是一个罗汉管一个地方恐怕也忙不过来，还需要加强力量，于是又出现“十六罗汉”之说。直至唐朝玄奘法师时，中国才知道这些罗汉的名字，从此十六罗汉在中国才有了“正式户口”。

后来，有的画家在画完十六罗汉画像之后，竟然把斯里兰卡高僧庆友和我国玄奘法师也给画上了，变成“十八罗汉”。但到了乾隆年间，乾隆和章嘉活佛均对此表示反对。

乾隆和章嘉活佛颇有渊源。乾隆在上书房读书时就与三世章嘉活佛若必多吉是同窗。章嘉活佛若必多吉于康熙五十六年生于甘肃凉州，雍正元年，清廷派兵前往青海平定罗卜藏丹津叛乱，确认若必多吉为二世章嘉活佛阿旺罗桑却丹的转世灵童，将其护送到京师。

雍正曾以阿旺罗桑却丹系为恩师，因此他的转世灵童若必多吉到京后，备受雍正爱护，多次赐给金银绸缎珠宝，让他仔细诵读大藏经《甘珠尔》。

乾隆看到自己父亲对活佛的态度后，主动请求父亲让自己与章嘉活佛一起学经，与这位活佛结下了法缘。乾隆即位后，也给予了这位活佛较高的地位，他让章嘉活佛管理京师寺庙喇嘛，又授予他“振兴黄教大慈大国师”之印。

乾隆一生信奉佛教，他认为自己的修行已达到了罗汉的程度，“圣心与佛心无二无别”。他虽不敢与观音、普贤、文殊、地藏等菩萨相比，但认为自己的修行有了一定的成就，不为世间一切所惑。乾隆十年时，乾隆在《寄题独乐寺诗》中说：

丈六金身应好在，春风过后偶相思。

乾隆认为，罗汉金刚可以长久存在，把自己塑成金身罗汉，可以永远受人们的供养，令后世思念。于是在乾隆十三年兴建罗汉堂时，他下令把自己列入罗汉中。

于是便有了碧云寺罗汉堂第四百四十四尊罗汉，名为“破邪见尊者”，其像脚不高架，双手置于腿上，胸前护心镜上有两条飞腾的龙。乾隆有意神化自己，让全国臣民对自己顶礼膜拜，从而稳固自己的权力。

乾隆初期，在官制上基本沿用原任官员。有的官员习惯了雍正时期的严苛政策，无法适应乾隆的宽仁政治。为了推行新政，乾隆严厉地处理了这些反对新政的官员。

在雍正、乾隆政权交替时，甘肃巡抚许容是以刻薄而闻名的封疆大吏。当乾隆下令赈恤灾民、树立自己仁君形象的时候，许容却按雍正时的旧规，仅借给贫民三月口粮，大家庭每天三斗，小家庭每天两斗。

乾隆对此十分不满，下谕说：“宽政首先就是要爱民，甘肃用兵以来，百姓为国家事业踊跃捐粮，现在遇到歉收，应当加恩赈恤。你做事太实在，而理财过于刻薄。国家救济贫民，不要什么时候都斤斤计较。”

但是，许容仍迟迟不予照办。乾隆对许容无视自己的谕旨大为恼火，他不能容忍这样的人继续担任封疆大吏，便找了一个借口将其解任，并给以严厉谴责。

不久，乾隆觉得不能就这样便宜了一个处处与自己作对的大臣，如果不严办他，以后还会有其他的大臣违抗自己的旨意。因此，乾隆暗示大学士查郎阿弹劾许容有隐匿灾情、祸害灾民、结党营私的过错，马上下令将许容押解来京，交刑部治罪，刑部审定后给予了杖责的惩罚。

后来，乾隆考虑到自己的一口恶气已经出过了，况且许容多年来还有一些功劳，同时也为了让其感激自己的恩德，便下旨同意免除他的皮肉之苦。

此后，许容虽再次复出为官，但名声已经扫地，最后郁闷而死。在对其他较为严苛的官吏中，乾隆反复阐明宽仁的方针，让他们以休养百姓为己任。

广东布政使萨哈谅上奏办理征税情形，乾隆下谕说：“征税骚扰百姓的弊端，我已经非常了解了，看你们办理的情形，仍然沿袭原来刻薄的陋习，但是我特意降旨宽大百姓，想让百姓实实在在地感受到朝廷的恩惠，如果你们稽查不得力，只知道中饱私囊，而百姓不能从我的特旨中得到好处，那么你们这些地方大员的罪过是不可饶恕的。”

除了此谕外，乾隆还分别给四川总督黄廷桂、广东巡抚杨文斌、福建布政使张廷枚等下谕，要他们减轻百姓负担，不要做那些急功近利、苛刻百姓的事。他说：“对那些以苛求当成严明、以轻视作为德行、以重罚作为权威，这种违背人性、不通人情者，要严加查办。”

在清除严苛的官僚时，除王士俊、许容外，因“严苛”被处置的官员还有很多。山东文登知县王维干用杖刑打死两个人，是个残忍刻薄、肆无忌惮、草菅民命的酷吏。

乾隆听说后，严厉斥责山东巡抚岳浚说：“像这样酷劣的地方官，你作为巡抚，为什么不进行查参？这次根据我的旨意严审王维干，审定后写出详细的上奏条文，不得回护他以前的罪行，如果有丝毫的包庇和隐瞒，一定对你从重处理。”

对一批推崇严苛政治的官僚加以惩处，表明了乾隆通过法纪来维护自己政治革新的决心。他决心杀一儆百，让其他对新政不满或存有疑虑的大臣官僚们明白不守新规、不行新政的人下场会和王士俊等人一样。

乾隆曾反复强调过：“安良必先除暴，容恶却不养奸，这才是治理官吏的办法。”

也正是在这种谋略之下，他对“奸”者毫不留情，对“恶”惩除务尽，从而促进了臣民的向心力、凝聚力的生成。乾隆通过一系列的严厉惩处，使得前朝大多数官僚对他敬畏有加，为他进一步实施新政准备了条件。

勇敢改革抑制宗室

乾隆名正言顺地登上了皇位宝座，他的继承权应该无可指摘。然而，围绕在皇帝宝座周围的阴谋与怨恨，就像那到了节气就会来临的风和雨，发生在皇宫大殿的内外，困扰着初登宝座的乾隆。那些与乾隆身上流淌着皇族血液的爱新觉罗的子孙们，上演着一幕幕皇室家族惯有的争权闹剧。

乾隆四年十月十六日，乾隆针对宗室子弟之间的结党，对宗室势力进行了严厉的打击。由于庄亲王允禄与弘皙、弘升、弘昌、弘晈等人结党，给乾隆的皇权带来威胁，乾隆先下手为强，对一拨人等削职免爵。

这一次议案涉及的人员全是宗室子弟。庄亲王允禄是康熙的第十六个儿子、乾隆的叔父，他是这群获罪宗室中唯一的长辈，也是他们当中爵位最高的一个。

其余几人，弘皙，是大名鼎鼎的康熙帝废太子允礽的嫡子；弘升是康熙帝第五子允祺的长子；弘昌是康熙帝第十三子怡亲王允祥的长子，弘晈是允祥的四子；弘普是允禄的长子；宁和是依附允禄的闲散宗室，并承袭了允禄的公爵。

其实，乾隆初登皇位的时候，这些人大多曾受到过乾隆的恩惠。弘升之父允祺在康熙年间被封为恒亲王后，他以长子被封为世子。但他生性好事，康熙末年卷入了父辈们的皇位争夺，于雍正初年获罪囚禁，从而丢掉了世子的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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