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吴敬琏
出版社：中央编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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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命运：反腐攻坚战(套装两册)试读：
前言
PREFACE第一篇 未来改革与发展
中国向何处去
中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
中国经济升级版到底升什么
理解新一轮改革的四条基本线索
本轮改革的核心是政府改革
中国经济要发展需深挖改革红利
新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国家战略分析——中国的历史机遇、潜在挑战与应对策略
第二篇 转型期经济走向分析
中国经济的双重转型
中国经济必须迈过转型“坎”“十三五”GDP年增速可望不低于7%
三方向将成中国经济的新增长点
改革转型期的中国经济走向分析
中国经济增长变轨与经济政策指向
第三篇 国有企业与混合所有制
经济体制改革潮下企业的机遇和挑战
国企的出路是民营化
国企改革必须依靠产权改革这把总钥匙
维护垄断，国企会烂得更快
非公企业参与国企改革仍需清障
第四篇 土地所有制与房地产趋势
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重点与路径
中国土地制度改革何处去？
中国房价还有相当下跌空间
推进房产税可避免房价“蹦极”
第五篇 户籍制度改革与城镇化
我国户藉制度改革还可拓展思路
以转型改革破题新型城镇化
推进我国新型城镇化
只有城市化能够救中国
第六篇 财税体制与金融改革方向
新预算法将引领国家治理现代化
深化金融体制改革的方向和重点
将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纳入全面深化改革大局
地方税改革关乎国家治理
投资仍是稳增长的主要动力
金融改革大方向：回归实体返回总目录前言PREFACE
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未来经济增长前景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令世界70亿人、200多个国家关注。
在经历了过去30年年均9.8%的GDP增长后，中国的经济增长已连续三年多放缓了——这是自1979年改革开放政策出台以来的首次长时间经济减速。有不少人认为中国经济有可能硬着陆，甚至有人断言中国经济将从此风光不再。
放眼全球，美国奥巴马政府“我能”的誓言在艰难中渐渐降低了音量；欧盟一体化进程正经受主权债务危机的考验；经历了长时间经济低迷的日本，仍在苦苦找寻良性改革的方向。
中国作为世界第一大出口国和异军突起的对外直接投资大国，对开放经济的态度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全球开放经济的成色。美国《全球邮报》判断，中国经济未来发展方向，对地球上的每一个人都有潜在影响。
正因如此，明确以“全面深化改革”为主要议程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和“以依法治国”为主题的十八届四中全会，让中国再次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这两次“关键性会议”，前者提出了综合改革方案，并就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总体部署。后者提出了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在中国改革挺进深水区和攻坚期的当下，十八届三中全会被全球媒体冠以中国“改革的拐点”、“经济的分水岭”，为未来5～10年的中国经济改革指明了方向。
那么，作为新一轮全面改革的起点，十八大以来的一系列方针政策为我们勾勒了怎样的改革路线图？诸多新提法、新亮点、新举措背后，释放出哪些重要改革信号？城镇化改革如何展开？市民化改革如何取得新进展？金融改革着力点在哪？公众关于经济改革的期待是否都得到了满足？怎样妥善应对经济发展“新常态”下出现的困难和挑战？中国经济的高增长能否持续？这是上至国家精英下至普通民众都在热议的话题。
本书着眼于对中国未来经济发展走向的关注与探讨，从转型期经济走势、经济发展动力、新型城镇化、企业发展、金融业、房地产等方面，对中国未来经济转型与改革发展走向进行预测和展望。
本书作者吴敬琏、厉以宁、林毅夫等32位学者都是经济学界的知名专家，是研究中国未来经济发展形势极有影响力的人物。相信本书对党政干部，经济领域与社会各界人士了解和洞悉我国未来经济转型与改革发展会有极为重要的参考价值。编者2015年1月—— 第一篇 ——未来改革与发展中国向何处去吴敬琏吴敬琏
现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兼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信息化专家咨询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副主任；《改革》《比较》《洪范评论》杂志主编；1984—1992年，连续五次获得中国“孙冶方经济科学奖”。2003年获得国际管理学会（IAM）“杰出成就奖”；2005年荣获首届“中国经济学奖杰出贡献奖”。十八大的历史意义
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改革的新进程，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
十八大的历史意义是什么？最重要的意义就在于它回答了近十年来讨论的一个问题：中国向何处去？它对此做出了一个明确的回答。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已经多次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上，多次遇到了往哪走、向何处去的问题。比如，粉碎“四人帮”后，当时整个社会、整个国民经济都处在一个濒临崩溃的边缘，这时就遇到一个问题：往哪里去，是遵循“两个凡是”，继续沿着原来的道路往前走，还是要改革？
上世纪70年代末期给出的回答是：要改革。一开始，如何改革搞不清楚，只能摸着石头过河。摸着石头过河采取了一系列的变通性政策，改变了原来政策的某些方面，使得国民经济很快得以恢复。
80年代中期，又面临一个问题，是做一些变通性的政策调整，还是要建立一个新的经济体系？因为当时只在大的政策框架没有变的情况下做了一些调整，就出现了一些问题，叫双重体制并存。原来的计划体制仍占优势，同时又放开了一点市场，允许个体经济存在。
但是这样的体制能长期持续吗？问题演化到80年代后期，因为双重体制(双轨制)，出现了很严重的腐败现象。拿到行政批文就可以低价进高价出，这就是“官倒”，群众对此意见很大。当时，计划钢材的价格是800元/吨，但市场上的钢材价格已经到了1500元左右。
又一个十字路口出现了。是继续维持双轨，还是进一步推进改革，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的商品经济，也就是所谓的市场经济？因为这个问题没有处理好，就迎来了一个大的变革。
由“官倒”腐败引发的社会动荡，引起了1988年的严重通货膨胀和1989年的政治风波。1988年的经济风波和1989年的政治风波以后，就出现了从商品经济倒退到计划经济为主的状况。虽然邓小平同志坚决抵制，说不能恢复计划经济，但是变相的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相结合，又导致了1989年、1990年和1991年连续三年的停顿。此后，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在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之后才被拨正了船头。
1992年，党的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确定，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模式。1993年，十四届三中全会的50条决定，就是关于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问题的决定，是一个总体设计。1994年，开始全面改革。这个改革奠定了我国在20世纪经济开始腾飞的基础。1997年，党的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确定了对所有经济结构进行调整，核心问题就是对国有经济的布局进行有进有退的调整和对所有企业的公司化(或者叫股份制)改革。
1994年开始的经济改革，包括外汇体制改革、财政体制改革、银行体制改革等，到1997年国有经济的布局调整和国有企业的公司化改革，使得我国在上世纪末期建立起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初步框架。但是党的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和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推进的改革，并没有完全推进这个策略。因此，十六届三中全会做出了《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若干问题的决定》。《决定》指出，我们在经济发展上还存在许多体制性障碍，体制不完善，经济体制发展存在许多问题，许多重要领域必须继续进行改革，以确保在20世纪末期初步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得到进一步完善。
回过头看，十六届三中全会虽然做了这个决定，但并没有实质性的执行。一方面，是因为从上世纪末到本世纪初，改革改善了社会经济状况，在经济形势很好的情况下，人们推进改革的动力减弱了。中国的改革，往往只有碰到问题需要解决，人们才有动力和迫切需求，但对于进一步改革没有信心。另一方面，改革需要革自己的命，人们会有犹豫，缺乏动力，思想上也产生了阻碍。
改革就是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到2003年、2004年，改革开始出现停顿，甚至出现了部分领域的倒退现象。所有企业的公司化或者股份制改革，看起来好像都要上市，但是上市的国有企业是二级公司，一级公司是集团公司，仍然是国有，甚至有些大的国企，改了一半，过了五年又回到了当初。还有些部门，比如电力部门，原本是要把所有的非垄断行业都放开，涉及网厂分开、定价分开、售电分开等。2002年国务院批准的5号文件，讲的就是电力部门改革。事实上，2002年中央就将网厂分开了，但后面的事情就停顿下来了。如今，又在做进一步的改革，也还是如何完成5号文件推进的改革。
停顿下来是倒退。在多种矛盾造就的尖锐问题面前，到底应该往哪里走？是继续倒退，还是沿着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及十六届三中全会确定的路线往前走，在当时引发了非常大的议论。
党的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对于中国到底应该往何处去，做出了一个明确的回答，而这正是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最重要的意义所在。那么，在本世纪的最初几年里，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是怎么重新提出的，十八大又是如何作答的呢？转型道路之争
20世纪末期初步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还保留着旧体制的许多遗产，不是一个完全的市场经济，计划经济的遗风还存在。它是一个半市场半统制的经济，半统制是半计划经济的表现，是行政命令的经济。
这种经济按过去的说法是一个过渡性的经济。它既有过去体制因素，又有未来体制因素，两种因素此消彼长，但不确定哪种因素在发展，哪种因素在消退。所以就存在两种可能性：一是新的因素逐渐消除旧的因素，二是旧的因素不断强大，把新的因素排除掉。新的因素是市场因素，旧的因素是过去计划经济的因素。
目前，我们的市场经济还不是完全由市场决定的，往往是行政调整的，在这个经济中讨论经济的因素，问题就是在资源配置里到底是市场起决定作用，还是政府起决定作用。所谓倒退就是政府越来越起决定作用，而市场的决定作用慢慢消退了。
2003年到2006年以来，旧的因素没有得到消除，以至于在资源配置中政府起主导作用。十八大以前出现的问题，就是政府的主导作用变得越来越强。
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城市化加速推进。在大多数国家，城市化是市场的产物，但在前些年，我们的城市化是政府占主导，因此城市化也出现了很多问题。
停滞和倒退，使得我们面临一系列严峻的挑战，特别是在经济增长方式层面。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一直采用的是前苏联式的、粗放的经济增长模式。经济增长的动力，一是靠投资，二是靠效率。粗放的经济增长模式的特点就是，经济增长主要依靠投资为主。经济资源是有限的，依靠投资和资源来维持经济增长，也是不可持续的，而且因为资源的大量消耗，环境受到了严重破坏。
在1995年制订第九个五年计划的时候，国家计委就提出，多年来导致许多经济问题的主要原因就是粗放的经济增长模式。所以，在第九个五年计划里，就明确要实现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增长到集约增长的转变，也就是要依靠效率提高来支撑经济增长。就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而言，“九五”计划期间取得了一些成果，但问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
2001年到2005年，是第十个五年计划期。在现行体制下，伴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政府手里又掌握了一种非常重要而且规模巨大的土地资源。在政府为导向的城市化下，一个重要的目标就是创造政绩，而政府恰恰有这个能力。
农村土地在合作化以后，归集体所有，出让还是不出让掌握在农村干部手里。根据1982年的宪法规定，城市土地是国有的。所以，把农民的土地变成城市建设用地就有一个转手过程，征用农民土地时，是按照农产品产出作价的，而城市土地的价格则是按照城市的作价，差价巨大。一亩地的价格从几千元涨到后来的几万元，以至几十万元、上百万元。
政府因为握有大量的土地资源，所以就用大量的投资来拉动经济增长。21世纪初期，许多地方都在用大量的巨额投资去发展资本密集型产业，去搞形象工程和政绩工程。所以，“十五”计划期间，经济增长的方式不是在转型，而是变得更加粗放。
制定“十一五”规划时，又发生了一场大争论。是按照“十五”计划期间的路子，用大量的投资发展资本密集型的重化工业和形象工程来拉动经济增长，还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重新回到“九五”计划制定的经济发展转型道路上去？寻租是腐败的根源
经济增长方式之所以难以实现转型，是因为体制性障碍。政府有太大的配置资源的权力，而且把GDP增长看作是政绩的主要表现。各级政府要动用手头配置资源的能力来创造GDP的高速增长，最好的办法就是投资，投资资本密集型的制造业，搞城市建设。
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型被作为一条红线，贯穿在“十一五”规划里。但后来的事实证明，“十一五”规划执行的情况仍然不好。2010年，时任国家主席的胡锦涛提出“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刻不容缓”，并开了一个省部级的研讨班，专门讨论转型经济发展方式。在当年中央党校开学典礼的讲话上，他更是提到了50次“加快”，转型的确已经刻不容缓。
转型难带来的严重问题，一个直接的表现是资源短缺越来越严重，一些主要能源、原材料的依存度变得越来越大。此外，环境的破坏也已经威胁到了人们基本的生存。
人类生存离不开三个基本条件：一是土地，目前华中地区重金属污染非常严重，已经渗透到了食物链中；二是水，整个华北也面临着严重的水危机；三是空气，青岛的空气污染情况比北京要好，但今天(8月16日)的污染指数也达到了102，按照世界卫生组织制定的标准，这已经威胁到了人的生命。
从宏观意义上讲，问题就是因为过量的投入。用过量的投入去支持增长，不仅不能持续，还会造成货币超发，最集中的表现就是负债率太高，也就是国家资产负债表或者叫国民资产负债表。有负债是因为投入得太多了，只能靠借钱来维持资产平衡，经济学上叫杠杆负债率，负债率太高就可能出现债务危机。
具体而言，资产负债表分为三部分：个人的、企业的和各级政府的。西方国家金融危机的主要问题就是资产负债的杠杆率过高，主要表现在个人和政府层面，而我国则主要表现在企业和各级政府层面。资产负债表有一种经验指标，大概是一年GDP的200%，我国资产负债表的杠杆率达到了250%，已经超过了危险数。
超出之后，一方面导致有的企业因为还不起债务出现偿债危机，进而减值，引发其他资产贬值，以及其他企业资产负债表出现问题。另一方面就是导致腐败蔓延。
腐败问题的出现是在改革以后的上世纪80年代后期。从1987年到1989年风波，其核心问题就是官场腐败，而且已经变得非常严重。关于腐败从何而来，当时有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是因为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改革开放以后，由于搞市场，货币的作用提高了，人们的贪欲也随之扩大了，造成了腐败；另一种意见认为，腐败是生锈了的计划经济这个机器的润滑剂。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人们没有贪欲，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整个经济没有活力，办企业也非常困难。腐败虽然不好，但这个润滑剂却让整个经济动了起来，也是为了发展经济不得不付出的代价。第二种意见并不为大多数人所认同，但第一种意见也是危险的，因为它的结论是改革造成了腐败，那就意味着改革的方向错了。
事实上，这两种意见都是不对的。在20世纪后半期，政治经济学出现了一个词，叫寻租。寻租是说，行政权力对集体活动的干预造成一种可能性，使得有的人能够利用权力去得到利益，所以腐败活动的本质是权力寻租。这种意见被大多数人所认同。所以，解决寻租问题，根本上就是要阻止行政权力对经济活动的干预。凡是行政权力对经济活动进行干预，就造成一种寻租的环境，能够接近权力的人，就能够利用这种制度用权力去“致富”。所以，寻租活动才是腐败的根源。
进入21世纪，政府握有的资本越来越多。一种理论认为，为了遏制腐败，应该增强政府对市场的干预，加强政府配置资源的权力。适得其反的是，这恰恰扩大了寻租活动的体制基础，助长了腐败。
因为有好处和利益，人们又有了一种造租活动，或者叫涉租活动。十八大以前，有的地区，企业登记注册要盖100多个章。多一个章就多一层利益，腐败因此变得越来越猖獗。权力有价之后，就出现了买官卖官，以至于腐败活动已经侵入了党政军组织的内部。建立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
在此时，关于“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被重新提出。一种观念是坚持市场化制度，让市场决定；另一种观念是强化政府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十八大给出的明确回答是：必须以更大的政治勇气进行改革；经济改革要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核心问题是解决好政府的问题，更大程度发挥市场经济的作用；进一步加快民主制度化，实现国家各项工作的法制化。
根据过去进行系统性改革的经验，通常分三步：第一步制定目标，第二步做总体规划，第三步执行。党的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制定了目标，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则是一个路线图，也就是总体规划。
十八届三中全会做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主旨，要求在2020年前建立起《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所要求的体制。《决定》约2万字，涵盖15个领域60项具体任务。其中15个方面的改革任务中，6个关乎经济，1个是与经济密切相关的生态文明体制，占了所有改革任务的近一半。
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上对《决定》草案做说明时，特别指出“进一步处理好政府和市场关系，实际上就是处理好在资源配置中，是市场起决定性作用还是政府起决定性作用”。
经济体制改革要达到的目标，就是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党的十四大明确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要使市场在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虽然往前走了一步，但后来又停顿了，甚至倒退了，实际是政府在起重要作用。十八大以前，政府的手伸得太长了。所以，李克强总理说，要“壮士断臂”。
如何让市场在经济中起决定性作用？除了依靠思想教育，还要有一定的体制。十四大以后，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但体制没有变，甚至出现了倒退，政府越来越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这是十八大前的一种状态。十八届三中全会最重要的一句话就是，要建立一个什么样的体制才能保证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
还有一句话的内容非常丰富，不能一放而过，那就是“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是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基础”。它是一个体制基础，只有建立起了这个体制基础，市场才能起决定性作用。
要什么样的体制？就是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其包含了统一、开放、竞争、有序、市场体系等五个内容。
20世纪末期，我们把市场经济的体制初步建立起来了，但因为仍然保留着旧体制下各级政府行政权力在资源配置中的重要作用，因此这个市场还存在着很多很严重的弊病，使得市场机制不能有效地发挥作用。这不是一个统一的市场，而是一个分割的、被切割得非常碎的市场。
行政权力体系不外乎是由条状和块状两种方式组织起来的。条状是部门，条与条之间是切割开的；块状是分地区，块与块之间也把经济活动切割开来。条块分割的结果，使得统一的市场变成了割据的、碎片式的、不统一的市场。
亚当·斯密曾讲过，市场规模越大，市场效率越高。欧洲人现在也认识到，变成一个共同市场，效率会更高。我国自1994年改革以来，有所进步，但地方保护、部门保护等仍然妨碍着市场的统一，而我们要建设的是一个统一的、一体化的市场，中间没有行政的割裂和阻碍，经济活动畅行无阻。美国是个联邦制国家，每个州都有立法权，但宪法里有一个条款叫商业条款，规定凡是妨碍市场统一性的，有地方保护色彩的，任何州立法都是违宪，而违反宪法是无效的。
在开放层面，过去讲“国有企业入正册、集体企业入副册、非公有制企业入另册”，当时的所有制不是对所有的市场整体开放。虽然十五大之后有所进步，但这种玻璃门、玻璃天花板直到今天仍然存在。民营企业，特别是没有权力背景的民营企业融资困难，融资成本差别巨大。所以，我们要建立一个对所有的市场都平等开放的市场。
竞争是市场制度的灵魂。市场配置资源是通过平等竞争形成的价格引导资源的流向，但在我国，因为行政权力的干预太大，除了部门保护、地方保护之外，还有一些行政授权的阻碍，所以，市场不是一个竞争性的市场。比如电力部门的改革，提出要消除垄断，鼓励竞争，但改革在进行了两三年之后就停顿了。电网是唯一的买家，也是批准的唯一卖家，不是一个竞争的市场，而是一个垄断的市场。所以，我们要强化市场的竞争性，保证所有的市场主体都能得到平等的待遇，能平等地参与竞争，建立一个竞争性的市场。
现代市场活动要建立在规则的基础上，如果没有良好的秩序、法制和执法环境，市场是无法运转的。我们在改革初期形成的市场，虽然没有很强的法制和司法，但仍能够运转，是因为早期的市场是“熟人市场”，经济学上叫“人格化的市场”，市场的范围很小，在里面活动的都是熟人，彼此之间很自然地形成一个网络。在这个市场里进行商业活动，人们不敢骗人，不敢失信，因为一旦失信，所有市场的参与者都会知道。而现代发展起来的市场叫“陌生人的市场”，或者叫“非人格化的市场”，人们之前不认识，之后可能也不会往来。一个人如果骗了10个人或者100个人，仍然有几亿，甚至几十亿的人不知道他是骗子，他可以继续行骗，也没有一种力量可以威慑他，使他遵守规则。这个时候，就只能靠法制，靠第三方执法。如果没有法制，整个经济活动就无法有序进行，所以强调法制和有序，就是要使其在一个运转很好的规则基础上进行。
关于市场体系层面，市场性的体系通常分为两类：商品市场和生产要素市场。生产要素市场里还包括土地市场、矿藏市场、滩涂市场等自然物市场，以及劳动力市场和资本市场。对于资源配置来说，生产要素市场比商品市场更重要。我们的商品市场还不是很成熟，生产要素市场更是特别落后。
建立一个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是要把所有的市场，特别是最落后的生产要素市场、资本市场建立起来，这样市场才能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完成了这个改革，才会形成一个新的经济体制，十八届三中全会对此的描述是“企业自主经营、公平竞争，消费者自由选择、自主消费，商品和要素自由流动、平等交换的现代市场体系”。336项改革里，一半左右是围绕这个目标进行的。但要推进具体项目的改革，仍然不要忘了最终的目标和方向，否则就会产生误导。当下的任务是执行和攻坚克难
在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这个总体方案制定出来以后，当下的任务就是执行。执行必然会碰到很多阻力和障碍，所以要攻坚克难，不断克服，尤其要注意三个方面的问题。
一是意识形态的障碍。改革30多年来，我们提倡干部和群众学习邓小平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但仍不能低估反映旧体制意识形态的影响。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引进的是前苏联的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它给我们造成了很深的影响。
以自身为例，1948年我考入大学，但真正的学习并不完整。1952年调整后，新换的是从全国抽调来的一批骨干教师，但他们先要到中国人民大学接受苏联专家的直接培训，两年后再来教我们，教材也换成了苏联的。比我们年轻的一代、两代，甚至是现在这一代人，也许会比我们好一些，但也好不到哪里去。因为大家都没有认真地学习，学的还是苏联的那一套。
邓小平讲什么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针对的是什么？他讲了很多次。以前根本不知道，前苏联那一套让我们吃了很大亏。比较清楚的是1984年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改革的目标是建立商品经济，或者叫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后来才开始叫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虽然改革已经进行了30多年，但现在仍有人提起社会主义，还是前苏联那一套。
二是既得利益。我国绝大多数人都从改革中得到了既得利益，但通常这部分人只要认真学习，加强教育，不会成为改革的阻力。之所以成为了阻力，是因为我们体制中还存在一些旧体制的遗产，存在用权力寻租的制度基础。这些靠体制毛病得到利益的人，通常被叫作“特殊既得利益的人”，他们依靠权力“发财致富”。他们不只是受利益影响，还包括了自身的觉悟和意识层面。十八大之后，一大批贪官被揪了出来，这些人是不太可能同我们一起进行改革的。
三是各种矛盾。过去体制上的缺陷和经济发展方式上存在的缺点，导致了许许多多矛盾和困难的出现。一句话，就是“要用更大的勇气和智慧去攻坚克难”。所谓政治勇气，就是要毫不动摇地捍卫改革开放这个伟大事业，要有政治觉悟和魄力去排除这些障碍。当下我们面临的问题，已经不像改革开放初期那么简单。经过30多年改革开放的发展，经济体系也变成了一个复杂的经济体系。就规模而言，是世界第二，但就复杂程度而言，是30多年无法比拟的。系统性风险是可控的
改革过程中，需要面对许多经济困难，比如资源短缺、环境恶化、产能过剩、货币太多、企业经营困难、GDP增速下降、投资拉动效果不佳，等等。宏观上的集中表现就是，国民资产负债表上的杠杆率有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可能性。
困难面前，意见不一，可以简化为两种。一种观点认为，应该采取强刺激的政策。市场上对此的呼声很高，但很多经济学界的人士都不赞成这种办法。它的好处是能够在短期内提升增长率，但坏处是还得继续走老路子，继续用粗放的方法，用宏观经济政策增加货币投放和投资需求，而不是提高效率。企业因为政策上的刺激，也不会努力改进提高技术，结构得不到优化，该淘汰的淘汰不了，经济转型无法完成，只会更加粗放。目前，货币流动量已经是GDP的一倍，继续采用强刺激的政策会导致货币超发更加严重，负债率更高，也就更加大了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可能性。
另一种观点认为，应该在控制系统性风险的前提下，把主要力量放在促进改革上。根据历史经验和理论分析，只有促进改革才能提高效率，提高效率也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个困难。
有没有可能控制系统性风险？是有可能的。为此，需要采取一些措施。
一是要停止无效回报的投资。要把有限的资金投到最需要的地方，而且要讲求回报，否则在资金链断裂、杠杆率高的情况下，就会有风险。二是要停止对“僵尸企业”——就是那些不能起死回生的企业——投资。三是不能动用国有资本去偿还政府的或有负债。资产负债表从表面看不出是欠账了，但实际上欠账了。比如说社会保障资金的缺口，因为后来将其改成了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老工人没有账户也没有钱，就成了空账户。政府一方面靠补贴，另一方面把现有职工交的钱先拿出一部分来填补。等到现有职工将来也要养老的时候，就又形成了空账户，所以从中长期看，社会保障资金的缺口会很大。四是对资不抵债和负债率很高的企业，要实施资产重组。对于破产的资产管理公司，应该取消刚性兑付，否则小震累积起来，就会变成大震。五是应该盘活由于粗放增长方式造成的死资产。很多地方搞开发区、征地，然后或闲置，或建了大量的楼盘，但楼盘卖不出去，就应该想办法将其盘活，这都会降低资产负债的杠杆率，防止出现系统性风险。六是要辅之以宏观经济政策，主要是货币政策。
目前，我国货币发行量的增长率在13%左右，比之前的16%到22%的确紧缩了，但态势仍是扩张。2014年上半年，我国GDP的增长是7.4%，可以容忍的通货膨胀率约在3%以下，所以正常的货币供应量增加应在10%左右。货币增长率比过去紧缩了，但与GDP的增长和预期的通胀率相比，还是超过了两者的总和，仍是超发。货币是短期调节，很灵活，但不应采取扩张的政策，此外要防止出现系统性危机，防止出现崩盘。改革需要加快
改革在某些层面推进得不错，但在有些领域，推进得仍然不够，需要加快。对于经济增长率的下降，人们既关心又忧心。稳增长的目的不是增长本身，而是为了保就业、保民生。
最近几年，经济增长率在不断下降，去年降到7.7%，但就业情况良好。2013年预计目标是实现950万人就业，最终完成了1300万。2014年上半年GDP增速继续下降，降至7.4%，就业的情况却比去年还好。所以，对于增长有所下降，不要只看数字，而应关注是否能保就业、保民生。
通常人们会误以为，增长率和就业是正相关的，但事实证明并非如此。我认为，核心问题在于增长结构，有的部门的增长对吸收就业的能力是很弱的，有的吸收能力很强。如果结构的优化使得吸收就业能力强的部门增长快，吸收能力差的部门增长慢，那么就业在增长率下降的情况下，可能有所好转。
变化来自于我国第三产业的增长率超过了第二产业的增长率。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要提高效率。通常，提高效率可以采取四个方面的措施：一是劳动的智能化。二是增加制造业的服务成分，向微笑曲线两端延伸。现代制造业的特点就是服务化。微笑曲线的前端是研发、设计，后端是渠道管理、售后服务、金融服务等。在过去，这两端是第三产业，而不是制造业。三是发展服务业。四是用现代信息技术改造整个国民经济。
2012年，我国第三产业的增长速度与第二产业齐平；2013年，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第一次超过了第二产业。“十一五”“号召”了五年没有发生重大变化，但从2012年开始变了，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两项改革。
一是从上海开始的营改增，后来推行到全国，现在要进一步推广到整个第三产业。营业税最大的问题是重复收税，因为它是根据全部营业额来征税的。而增值税是以商品(含应税劳务)在流转过程中产生的增值额作为计税依据而征收的一种流转税，有增值才征税，没增值不征税。所以，营改增之后，鼓励增值，特别是服务业，也因此带动了服务业的发展。比如网购，一个阿里巴巴和淘宝就带动了很多行业，包括快递、结算、网店等，分工集中化了，服务业的发展也就快了。
二是从广东、深圳开始，新一届政府推行的行政便利化。就去年的数据来说，各地的工商登记有了百分之几百的增长，这同样推动了服务业的快速发展。
两项改革，其实都是“小试牛刀”，但却起了大作用。所以，十八届三中全会全面深化改革方案的向前推进，对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从源头上遏制腐败，都将会起到极大的促进作用。当下，我们的任务就是贯彻执行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它增强了我们的信心，使我们相信改革能够解决问题。中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林毅夫林毅夫
原世界银行副行长，曾任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七、八、九、十届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副主席，并于2005年获选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1993年起享受国务院有特殊贡献专家津贴。中国经济增速持续下降的原因
自1979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创造了无数奇迹，GDP年均增速高达9.8%，2010年中国成为了全球最大的出口国，2013年成为最大贸易国。根据世行数据，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很有可能在今年年底成为世界最大经济体。但是，最近中国增长的可持续性成为热门话题，原因在于从2010年第一季度开始，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逐季下降，持续已达17个季度，为改革开放以来所不曾有过。国外许多经济学家和媒体评论者认为中国经济增速的持续下降是由于内部难以解决的结构性问题所致，中国经济的崩溃难以避免。
处于转型期的中国经济必然存在许多结构性问题，但是，近年来中国经济增速的下降并不在于内部的结构性原因，而在外部的周期性因素。2010年至2013年，中国GDP的增速分别是10.4%、9.3%、7.8%、7.7%。同期，其他新兴市场经济体，比如印度的GDP增速分别为10.1%、7.0%、5.3%、4.9%，巴西则分别为7.5%、2.7%、0.9%、2.2%，都和中国同样下滑而且比中国严重，总不能说是由于中国经济内部的结构性原因使得中国经济的增速持续下滑，而且，也使得印度和巴西的经济不仅同样下滑而且下滑的幅度还更严重。不仅新兴市场在同一时期是这样，一些高收入、高表现国家也出现了同样的情形：比如韩国，2010年的经济增速是6.3%，2011年是3.7%，2012年是2%，2013年稍微上升到2.8%；新加坡，2010年为14.8%，2011年下降到5.0%，2012年则是1.3%，2013年则上升到3.7%。这些高收入、高表现国家不存在和中国一样的结构性问题，但是他们也出现了与中国2010年以来一样的增速下滑。从这些比较不难看出导致这些国家在同一时期经济增速持续放缓必然是共同的外部原因。如何稳增长？
对于任何一个国家来说，经济增长有三驾马车：一是出口，二是投资，三是消费。就出口来说，发达经济体，如美国、欧洲和日本，没有完全从2008年的金融危机中复苏，经济和居民收入尚未恢复正常增长，从而导致对其出口增速下降。1979—2010年，中国每年出口增长17%，现在则还不到10%，今年出口增长的目标是7.5%，很有可能达不到。就投资来说，2008年的全球危机爆发后，每个国家都采取了反周期的积极财政政策支持投资，从2008年到现在大部分项目已经建成，若没有新的项目，投资的增速必然下降。至于消费，中国消费的增速和其他国家相比还比较正常，所以，中国经济还能保持中高速的增长。从上述比较和分析可以看出，那些认为自2010年以来的增速放缓是中国经济内部的结构性问题导致，中国经济必然会崩溃的说法是讲不通的。
自2008年全球危机爆发以来，发达国家虽然已经有所复苏，但是，欧洲、美国、日本都尚未进行必要的结构性改革以恢复经济正常增长的活力，所以，很可能陷入长达10年或更长时间的低增长、高失业、高赤字的新常态。对发达国家的出口增长不容乐观，我国确实需要调整增长模式，从出口拉动的增长转为由内需拉动的增长。不过，我不同意中国应该从投资拉动型的增长转向消费拉动型的增长的观点。消费固然重要，但是以消费来推动增长，就意味着每一年都必须要增加消费。唯一能够保证每年增加消费的只有增加收入，也就是说每年都要提高劳动生产率。怎样提高劳动生产率？技术创新，产业升级发展高附加值产业，改善基础设施，降低交易成本，这些措施都需要投资。如果劳动生产率和收入不提高，只刺激消费，刚开始人们可能会用自己的储蓄来增加消费，但是等到几年之后储蓄用完就需要举债，债务积累多到要还债时就会爆发危机。所以，提高投资效率是必要的，但是认为中国应该放弃投资推动的增长模式改为消费推动的增长模式则是不正确的。
经过35年的高速增长之后，中国仍然存在很多经济和社会回报高的投资机会。第一是产业升级，中国很多行业都存在过剩产能，但作为一个中等收入国家，仍有机会进行产业升级，这种升级需要投资。第二是基础设施。中国已经在这方面进行了很大的投资，但在过去主要投资都放在城市之间的交通，比如高速公路、高铁、机场等，而城市内部基础设施仍较落后，像地铁、地下管网等。第三是环保。第四是城市化。这些投资都会给经济和社会带来高回报。存在许多经济和社会回报高的投资机会是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最大差异之一。在需要进行周期的刺激时，发达国家很难找到好的投资机会，而发展中国家这种机会却很多。
要依赖投资拉动经济，除了要拥有良好的投资机会外，还需要有投资资源。第一，中国政府积累的债务只占GDP的40%，与其他国家相比属于较低水平，中国政府还有相当大的财政空间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第二，中国的储蓄率将近50%，政府的投资可以撬动私营领域的投资。第三，投资需要进口技术、设备及原材料，中国的外汇储备有4万亿美元，居世界首位。中国投资的资源多是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不同之处——其他发展中国家也拥有很好的投资机遇，但是却没有这么多资源来进行投资，一些国家的政府负债率很高、储蓄率低、外汇储备不足，限制了他们进行投资的能力，但中国不存在这些问题。中国未来经济增长的潜力
综上所述，中国应该可以实现2014年年初所定的7.5%左右增长速度的目标，不仅如此，中国在未来10年或更长的时间里有潜力把增速维持在7%～8%之间。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维持增长速度需要持续地提高生产率，这就需要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存在的区别是，后者进行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需要自己发明，可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则具有后发优势，可以在前进过程中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现在中国和发达国家的产业技术差距与1950年代的日本、1960年代的新加坡，及1970年代的韩国非常相近。他们在同样的差距水平上保持了20年的8%～9%的增长速度，这也就说明了中国还有20年8%的增长的潜力。当然，要把这种潜力挖掘出来，中国需要深化改革，消除双轨制改革遗留下来的造成收入分配和腐败问题、影响社会稳定的各种扭曲，发挥有效的市场和有为的政府的作用。中国经济升级版到底升什么李义平李义平
北京大学第一个经济学博士后，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中组部延安干部学院特聘教授，全国工商联参政议政委员会委员，北京大学民营经济研究院社会责任研究所所长，中国西部研究与发展促进会首席经济学家，中国民私营经济研究会常务理事，西安交通大学、西南财经大学EMBA教育中心主讲教授。被誉为经济学界的“进京三杰”，是著名的实力派经济学家。
经济体制升级的基本原则是要上升到健全和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健全和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原则，是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由美国次贷引发的国际经济形势的变迁，以及人民群众对生活质量和公平分享改革成果的强烈诉求，要求中国经济必须升级。那么，中国经济升级版到底升什么呢？一、认识层面的升级
认识层面的升级，就是必须明确或者必须重申，经济增长的目的是为了满足广大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而不是单纯追求GDP。选择经济增长的衡量标准，实现经济增长的举措，必须围绕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目的。
从最原始的经济学层面看，GDP只是一个营业额，是指在一定时期内，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生产的按全部价格计算的一切产品和劳务的价格总和。它掩盖了许多东西，包括一些不好的东西。例如：（1）它忽略了生活中交易活动之外的活动所创造的财富，特别是自给自足的部分。于是，农民进城虽然有了货币收入，但生活水平可能还降低了，因为缺少了当初自给自足的不计入GDP的部分。（2）人们很多无奈的行为也增加了GDP，比如为防止噪音买双层玻璃，买玻璃会增加GDP，却是不情愿的。（3）资源浪费、环境污染、重复建设对GDP都是正效应，把大楼建了炸、炸了再建也可以增加GDP。（4）用廉价的资源、环境以及劳动力促成的出口，虽然提高了GDP，但不等于提高了人民生活水平。（5）GDP的增加不乏寅吃卯粮，拼子孙后代的资源环境。（6）自然资源的价格被大大低估了。（7）色情文学、毒品交易等也可以增加GDP。（8）单纯追求GDP还可能造成社会不公，人们只看到买汽车的人，没有注意到买不起汽车的人。
世界上先期发展的国家早就开始反思单纯的增长主义带来的弊端，并由此提出了围绕提高人们生活质量和幸福的更为科学的指标。英国学者理查德·杜恩韦特在《增长的困惑》中介绍，这些指标包括：（1）生产和消费的商品及服务的质量。（2）人们享有的环境质量。（3）人们用于休闲时间的比例。（4）收入分配是否公正。（5）工作条件的好坏。（6）获得工作的难易程度。（7）未来的安全性。（8）人们的健康水平如何。（9）文化活动水平、教育水平以及享用权。（10）社会提供的住宅的质量。（11）形成令人满意的信仰或精神生活的几率。（12）家庭及其幸福。这些标准相当多的如同社会主义生产目的，我们应当回到社会主义生产目的上来。二、由大到强的升级
中国经济到现在仅仅是做大了，还没有做强。我们可以从各方面对这一判断作出论证。首先，可以从纯粹经济学的角度把一国经济发展分为三个阶段：即模仿——创新——世界知名品牌。我国很多产业还处于第一阶段，自主创新不够，世界性的知名品牌不多。其次，还可以从一个产业发展的逻辑顺序将其分作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研发，第二阶段是制造，第三阶段是品牌经营。我们相当多的产业承接的是制造阶段，附加值不高、研发不够，有突破性的知识产权的产品不多。最后，设想一下，假如GDP可以用秤称，我们的单位美元GDP肯定比发达国家“重”。源于GDP的构成中知识产权产品不多，第三产业特别是生产性现代服务业占比较低，大量的是制造业，相当多的还处于附加值不高的低端。而发达国家GDP构成中知识产权占比较高，还包括文化产品、现代服务业以及精细制造业等。如果说到GDP的“颜色”，发达国家“绿”的程度较高，而我们则不够“绿”。
现阶段中国经济面临的任务必须由大到强，只有这样才能拓宽发展空间，才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必须通过制度安排充分调动和塑造全社会的创新能力，而不是停留在口头上。三、生态文明必须升级
快速的经济增长造成了环境的严重污染，一些地方政府血拼GDP，不惜牺牲环境。个别不负责任的学者关于经济发展难以避免环境污染的言论，对污染更是推波助澜。环境污染表现在各个方面：一是土壤和食品及饮用水的污染；二是空气的污染，今年冬天，持续的雾霾几乎覆盖了大半个中国，在严寒的冬天人们还盼望冷空气的到来，以吹散雾霾；三是土地的污染。土地污染来自化肥的不适当使用和企业排污，特别是深层排污；最后是各种电磁和噪音的污染。
污染的原因首先在于认识，认为GDP、税收比环境重要，认为可以先污染、后治理。污染还在于体制，且不说个别环境部门监管不力，从体制上，当把环境部门置于同一级政府的领导之下时，只要政府主要领导把GDP增长放在环保之上，环保部门就很难有所作为。环保关系到人民群众的健康和生命，命比GDP更重要。我们是后发展国家，完全可以发挥后发优势，吸取先期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的经验教训，再也不能走先污染、后治理的发展之路。中国经济升级，环境必须升级，生态文明必须升级。环境升级和生态文明升级是经济升级的重要标志。四、体制的升级
既有的靠政府特别是地方政府推动的体制，在拼速度方面具有比较优势，中国经济要升级，经济体制必须升级。经济体制升级的基本原则是要上升到健全和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健全和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原则，是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1.政府要发挥好功能，就必须按照市场经济千万次证明了的要求，在其具有比较优势、提供公共产品的领域充分发挥作用。只要政府创造了好的环境，提供了好的制度安排，企业自然会作出卓越的贡献。因为说到底，经济发展更多的是一个微观层面的问题，政府千万不能直接扮演市场主体的角色，包括过度的招商引资。
2.经济升级，需要更多的创新。这是市场经济下的创新。这就要求我们的体制和文化能够吸引人，能够激发人民群众的创造性，能够有利于创业，能够容忍“异想天开”，能够包容失败。政府还要通过必要的制度安排，让各种经济成分公平进入。只有公平进入才有平等竞争。政府千万不能自己破坏公平竞争，一些审批，包括补贴，一定意义上在不知不觉中破坏了公平竞争的环境。在什么方向上、什么程度上进行创新，以及产业选择，都是市场的事，都是企业家的事。亚当·斯密曾经指出，千万不能把投资的权力交给大言不惭的国会议员，讲的正是这个道理。
3.切实改变对地方政府和干部的考核和衡量标准，在干部选拔上让人民群众有更多的发言权。对于干部和政府的考量标准，应当从社会主义制度的要求，从社会主义生产目的出发，更多地着重于社会公共目标的考核，例如教育、医疗、环境、社会公正等，努力使政府与经济发展保持适当的距离。对环境问题的考核，可以考虑实行一票否决。在干部选拔上应当让人民群众有更多的发言权。现在，有的干部明明在胡作非为，例如疯狂圈地，包庇污染企业等，人民群众却往往无能为力。这种状况必须改观。
4.经济发展说到底是一个微观层面的事，企业家一定要认识到，精细化是工业文明的基因，过度的商业化、过度的急躁不利于精细化。要认识到仅仅有资金，没有核心技术和市场需求，是支持不了一个企业发展的。现在看来，几乎什么产业都可以赢利，关键是比别人做得好。伴随着经济的发展，企业家也必须升级。理解新一轮改革的四条基本线索孙立平孙立平
清华大学社会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领域为中国社会结构变迁、转型社会学。代表作有《社会现代化》《“过程——事件分析”与当代中国国家——农民关系的实践形态》《断裂》《失衡》等。
究竟怎么看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这场改革，大家和我一样，还是有很多的困惑。而且，现在是改革开放30年来最让人们困惑的时期。以前困惑在“改还是不改”，现在是要改了，国家发改委发了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但困惑却比原来更多——改革就是改这些？将来改的结果可能会怎样？改革面临的旧体制和新弊端
从前年夏天开始我就讲，现在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是一个新30年的开端。简单回顾一下过去30年是怎么走过来的。我们把它叫作一个改革开放的时期，深圳是和这30年相伴随的。现在回头看，改革开放之初我们对一些事情想得有些简单，有一些很重要的事情没想到。
按照当时的逻辑，我们只能想到两种结果——成功和失败。如果最后走到了那个预想的终点，我们说改革就成功了；要是回到原来的起点，我们说这改革就失败了。其实还有第三种可能，这是当时没想到的——就是走到中间不走了，停在那，没走到终点但也没回到起点，过去叫“过渡”状态，而且固化成相对稳定的体制。这个体制最突出的特征是什么？就是权力和市场结合在一起。
中国最重要的一些改革，包括后来的一些改革思路，可以说是在改革开放前十几年形成的。但在过去30年改革的后半段，大家都感觉到实质性改革措施越来越少，不但实质性改革措施越来越少，把中间状态固化成权力和市场结合在一起的体制，形成了相对稳定的利益格局，以及强有力的既得利益集团。
从这个时候开始，我们觉得这个社会和原来有点不一样了。像上世纪80年代那样生机勃勃的局面很难再看到，整个社会越来越沉闷，各种社会问题、社会矛盾不断增加，甚至一些本来的好事到最后都办成坏事。
三中全会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召开的？就是中间这个地方，那边是过去的30年，这边是将来的30年。对中国则意味着在这样一个重要时刻做了一个决定，要打破过去十几年形成的僵局，继续推进社会变革。
上一轮改革，改的是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一直到“文革”走到的极端旧体制，其最突出的特征就是权力压倒一切，国家控制所有资源，经济上就是计划经济体制。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后的第二轮改革不一样，它得改两个东西。
一个是在第一轮改革中没有真正解决的旧体制的问题，虽然计划经济已经被打破，但权力压倒一切这个最核心的问题没改。另一个是过去30年改革形成的新弊端，用简单的词概括就是权贵，权力和市场结合在一起。原来的权力行使机制只是权力本身，现在这个权力的行使有了两种机制——权力机制、市场机制，并在这个基础上形成相当稳定的利益格局，甚至是强有力的权贵既得利益集团。这个权贵既得利益集团是一个非常强大的力量，占有了大量资源，同时拥有权力资源和经济资源，而且盘根错节。它的核心影响就是对法治的破坏，对民众权利的打压，对公平正义的损害，对社会秩序的侵蚀。而且，造成了五大危害：活力下降，整个社会的活力在下降；两极分化，整个社会贫富悬殊越来越严重了；法治倒退；社会的溃败；甚至是生态的灾难。
简单说，第二轮改革面临的就是旧体制和新弊端。
我认为这轮改革和第一轮改革明显不一样，但又密切联系。
这些年大家都明显感觉到权力的力量太大，是改革往前走的最大弊端。现在的改革，反腐败就是开始动这堵墙。思考社会过去十几年为什么动不了，实际上是因为形成了整个的一套安排，就像一筐螃蟹互相牵制着，出不了事，也干不了事。如果不打破这个僵局，什么都谈不上。过去这一年多的改革就是破局的过程，现在已经站到了这一步，由不能动变成可以动了。但问题是如何真正像三中全会讲的那样全面深化改革？我最主要想谈四点。激发经济与社会活力
第一条基本思路和线索是激发经济与社会活力。权贵既得利益格局造成的五大危害之一就是社会活力不断下降。深圳是因改革开放而诞生的城市，过去几十年发展这样快的基本动力就是改革开放，但如今在深圳很明显地感觉到，这个活力可能跟原来不一样。我经常到深圳，一些朋友讲这个城市过去的那种活力、氛围在不断消失。这是深圳本身的问题，实际上也是中国的一个缩影。
看这一年多陆陆续续打出的老虎就能感觉到，社会最重要的资源有相当一部分已经掌握到权贵手里。说得更准确一点，现在中国最重要的资源在两个地方，一个是国企，一个是权贵。这样的情况下，别的人想得到一点机会很难。
一个社会有没有活力、有没有动力非常重要，为什么这些年社会活力在下降？很重要的就是权贵垄断，所以大家都知道三中全会关于这轮改革的基调就是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我觉得就是重新激发经济和社会的活力。
如果不了解这个背景，或者换一个学者，可能讲的是转变政府职能，减少政府对市场的干预。但我认为这是第二位的，要真正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第一位的是破除权贵垄断格局。因为这些年市场活力下降和权贵垄断有很大关系，不破除垄断别人想得到机会都不可能，机会资源都在他的小圈子里，哪来的市场决定性作用？然后才是转变政府职能，减少政府对市场的干预。
怎么才能减少政府对市场的干预？有人马上讲要减少政府审批项目。有没有道理？当然有，但我的看法不是这么简单。查一下资料就可以发现，过去十几年在中央和省市自治区这一层，审批项目已经减少了三分之二。但你可以问问民营企业家，是否觉得这些年政府的市场干预少了呢？我问了很多人，绝大多数说没有，甚至有人说比原来还厉害。这说明不是简单的减少审批的问题，问题的关键是权力的本质，它的特点是无所不在，渗透一切。促进社会的公平正义
这轮改革的第二条基本思路和线索就是促进社会的公平正义，这和刚才说的旧体制、新弊端又有着密切关系。
看待社会公平正义最低的标准，就是老百姓遇到事情能找个说理的地方。上一轮改革要解决的是吃饭问题，但不能解决了几十年到现在还是吃饭问题。对三中全会之后改革思路的理解，我认为公平正义占有极为重要的位置，因为公平正义是我们这个社会最基本的症结。经济活力、社会活力弱化最根本的问题在哪？我觉得其实也是公平正义的问题。
最近，格力空调的老总董明珠说：“我们现在企业需要的不是政府扶持，我们需要公平正义。”格力空调在市场上算是比较强势的，但它感同身受最关键的是公平竞争问题。这些年为什么经济活力下降？很重要的原因是竞争环境不断恶化，尤其是和上世纪80年代、90年代初期、90年代中期相比，可以说公平竞争大不如从前。
对这个事情特别要看到一点，随着时间的推移，尤其今天在座的有很多年轻朋友认为，公平正义会成为一个越来越突出的问题。为什么？80后、90后、00后，这几个年龄段的人也就10年、8年的时间将成为社会的主体，他们对社会的要求和我们完全不一样，我们觉得重要的他们觉得不重要，我们觉得能忍的他们不能忍，我们觉得虚无缥缈的他们觉得重要。
今年年初，娃哈哈的老板把企业交给他女儿，他女儿今年年初说的一段话引起了很多议论，“政府一定要明白我们这代人和老爸这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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