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宁
出版社：复旦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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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文学：理论思考与文学阐释试读：
“当代中国比较文学研究文库”总序
当代中国比较文学作为有建制的学科，复兴至今已历三十余年。三十年间，既有已故前辈大师筚路蓝缕在前，又有老中青几代学人薪火相续、孜孜矻矻在后，为当代中国文学学术创获了可喜的成就。为了系统回顾当代中国比较文学发展的三十年历程，呈现三十年间一批学科中坚的代表性成果，总结中国比较文学在学科理论的推进、学术领域的拓展、研究方法的探索以及经典个案的阐释等方面所取得的经验与有待改进的问题，以期为当代中国比较文学的发展留下历史见证，为推进学科研究的进一步发展，为比较文学专业人才的培养提供有益的参考，在复旦大学出版社的大力支持下，特编辑出版这套“当代中国比较文学文库”丛书，以飨相关文史专业的科研教育工作者、高校学生及广大普通读者。
博纳外来文化，又立足东方本土，独立思考，这是百年来中国现代学术的根本精神，也是中国比较文学的积极传统，是这一年轻学科得以迅速发展的根本原因。自20世纪初叶对欧洲比较文学理论的早期迻译和开拓性研究开始，尤其是70年代末以来，中国比较文学界相继接纳了法国学派的影响研究、美国学派的平行研究与跨学科研究的理论与方法，更突破了两者的西方中心论的狭隘性视野，致力于沟通东西古今的文学与学术文化，为共同构建世界比较文学学术做出了可贵的努力。
中国具有悠久的文明历史，深厚的文化积淀，为异质文化之间的文学研究提供了不尽的源泉；自古以来，中国外有与印度、日本、波斯等国的深远的文化交往，内有多民族文化长期融合并存、协同发展的历史，从而培育生长出一种四海一家、和而不同的包容性文化价值观念；近代以后的屈辱历史，激发了百年来对外国文化、语言和文学的勤奋学习，在阵痛中促成了中国文化与学术的现代转型。而中国比较文学学科的萌芽、产生，正与中国社会、中国文学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密切相关，它从一开始就在中西两种异质文化之间展开，跨越了人类文化的区域界限，在古今中外的坐标上进行深入的文学研究，具有更广阔的世界文学视野。在这个意义上，不论是悠久的历史文化，还是屈辱的近代经验，都是包括比较文学在内的中国人文学术的丰富资源。而作为现代化的后发国家，中国的比较文学研究更有理由和责任坚定地促进多元文化的对话、发展，推动世界文学在平等对话和交流中互识、互补、互动，和而不同，融而不一，为把各种文化与文学的特点发展到各自的极致，为丰富全球多元文化和世界文学做出中国学人应有的贡献。
三十而立，意味着既有所成，亦有所立。中国比较文学三十年来的成就，在学科理论、国际文学关系、比较诗学、华人流散文学、译介学、文学形象学、文学人类学、文学与宗教的跨学科研究等领域都取得了一批重要成果。而比较文学的活力，始终来自于与其他相关学科的相互交流，相互启发，它们包括传统的文艺学、中外国别文学、翻译学、海外中国学（国际汉学）、文化研究、影视研究以及中华多民族文学的比较研究等领域。收入本丛书的诸位学人，有中国本土学者，也有的长期在海外知名大学任教工作，他们都以中国文化与文学作为根基，放眼世界文学的广阔时空，从不尽相同的学科背景出发，以各自的理论方法切入，探讨东西方比较文学的诸多问题，从不同的角度参与并推进中国比较文学的学术发展。他们不仅为学科复兴与体系建设做出了卓有成效的贡献，也在价值立场、问题意识、理论阐释、方法探索和范式建构等方面为比较文学的未来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
三十而立，同时应立有所向，开启新的学术发展可能。丛书在回顾与总结的同时，有意关注并接纳中国比较文学未来三十年发展与提升的原创性成果，在这个意义上，丛书又具有开放性的特点。本丛书首批先行推出十四位学人在学科各发展时期具有代表性和影响力的论文结集，但也将关注具有完整结构性的论著：系统性论述同样是一个时代学术发展的表征，可以更加充分地对相关论题进行深入探讨。
英国著名比较文学学者和翻译理论家苏珊·巴斯奈特曾说过：虽然比较文学在它的发源地似乎已经衰落，但在其他地方却是一派欣欣向荣。我们期待有更多更好的比较文学论著加盟“当代中国比较文学丛书”，一起见证并进一步推动这种欣欣向荣的局面，为未来三十年或者更长时间的学科发展，为世界比较文学繁荣做出中国学人的贡献。谢天振 陈思和 宋炳辉2011年4月8日
序：我与比较文学
在匆匆将这本专题研究文集编完后，按照丛书主编的要求，每一位作者还要撰写一篇以描述自己所走过的比较文学学术道路为主题的序。这倒是使我犯难了：因为在本丛书出版文集的大多数作者都是年长我多年的学者，有的还是我的老师辈，他们的比较文学学术生涯确实是伴随着这门学科在改革开放初始的全面复兴而开始的，而对于我这个比较文学界的后来者，我的比较文学学术生涯远远没有三十年。但是若从我正式成为比较文学研究者队伍中的一员开始的1985年算起，也超过了二十年。现在反过来回顾这段历史，确实使我感慨万千：许多事情仿佛就发生在昨天，这种记忆着实令我挥之不去。确实，我和比较文学这门学科的渊源实在是太深了，我所走过的学术道路也实在是充满了荆棘坎坷，令我难以忘怀。由于我在开始的阶段主要是多向前辈学者学习，自己一边积累知识，一边写一些以作家作品研究为主的论文，但总觉得那时发表的论文实在是比较幼稚，因此在编辑本文集时不打算将其收录。若从本文集的写作时间来考虑，收录本文集最早的一篇论文写于1988年，发表于同年的《北京大学学报》，最晚的一篇论文写于2008年，发表于2009年的《文艺研究》。时间的跨度正好是二十年，应该说，这二十年的时间反映了我的比较文学学术生涯。
正如我在其他专题研究文集的序中所交代的，我和国内绝大多数从事比较文学研究的学者所走过的学术道路不尽相同：他们大多来自中国语言文学系，因为就比较文学这门学科而言，它也确实是属于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之下的一门二级学科；而我则是来自外国语言文学系的。所以若描述我和比较文学这门学科的关系，我可以用这样的字眼来描绘：若即若离，分分合合，但总也无法分离。也即，我开始是比较文学学科的门外汉，直到拿到博士学位时，也还是属于外国语言文学学科，好在我从事博士后研究的单位是荷兰乌德勒支大学的比较文学系，这就使我第一次正式进入比较文学学科的大门。回国后我仍在北大英语系任教，后来承蒙乐黛云教授不弃，聘请我在她主持的比较文学研究所担任兼职教授，总算我有了一个双重身份。1997年我离开北大到北京语言大学工作，使我正式地跨入了比较文学学科的大门，我在那里一切从头开始，当年着手创建了比较文学研究所，1998年又领衔成功地申请到了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硕士学位授予权，2000年再度领衔成功地申请到了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博士学位授予权。可以说，那时我是比较文学学科内的正式成员。但就在2000年底，我调入清华大学外语系，又恢复了我的老本行：英语语言文学教学和研究，只是我又在清华大学创建了一个虚体性、跨院系的比较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心。尽管经历了分分合合，最终我还是和我的中国语言文学界同行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走到一起来了，共同为繁荣中国的比较文学事业，为向国际学术界推介中国文学的优秀成果而努力奋斗。就我本人的学术生涯而言，我为什么会从英语语言文学专业走上比较文学研究之路的呢？对此我过去虽有所袒露，但并不全面，在此我不妨多做些交代。
我也和不少比较文学界的同行一样，是“文革”十年的受害者，但是我所幸运的是，我在1973年高中毕业后才下乡插队，而且时间只有两年，就赶上了1975年邓小平主持工作时对高校教学质量的强调，我有幸被当地的贫下中农推荐作为工农兵大学生的候选人，后来由于我在中学读书时曾担任过班里外语课的课代表，在英语方面还有些基础，便通过面试进入南京师范大学外语系英语专业学习。当时实际上我们在大学里读书的时间并不多，短短三年的学习期间，光是学工、学农和学军就占去了大约一年的时间。但是我每到一处，甚至在开会之前，总是习惯带上一个英语单词本，抓紧每一刻时间背诵单词，或阅读一些英语课外读物，或和同班同学用英语交谈，所以在三年的时间内，我基本上自学完了“文革”前大学英语专业四年的课程，并且记下了大量的笔记，也写了不少作文。从今天的角度来看，我当时虽然没有学到多少东西，但却记住了不少英语单词和法语单词，因而在毕业留校后，我很快就进入了直接阅读英文原版文学作品的阶段。可说这些都对我今天的学术研究和在国外大学的演讲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我也和今天的不少外国语言文学界的同行一样，最初进入文学研究的领域是英美文学，或者更具体地说是美国文学，主要集中于20世纪的美国文学研究，也可以说，我是从国别文学研究逐步进入到比较文学研究的。但在此之前，有两件事对我后来进入比较文学领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80年代初，江苏省成立了美学学会，我的好友孙津在学会中担任副秘书长，他邀请我出席了几次这样的研讨会，使我在繁忙的英语教学和英文阅读中接触到另一个充满理论思辨的领域：美学和文学理论，应该说这对于我后来专攻西方文论奠定了一定的基础。另一件事则更是偶然，江苏省广播电视大学需要一位外国文学教师担任学员的课外辅导，我被一位老师推荐担当了这一任务。当时电大学员的学习条件很差，他们一般周三和周六下午集中在一个大教室里听主讲教师的讲课录音，然后再由辅导教师进行辅导和答疑。尽管学员分散接受不同教师的辅导，但最后的考试却是全国统一的。这对于我这个辅导教师来说，确实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我不仅要把教材吃透，而且要能经得起学员的提问，此外还要经受全国统考的检验。这对我这个仅懂得英美文学的青年教师来说无疑增加了许多工作量，但也正是在这样的时刻，我贪婪地阅读了英语国家以外的主要欧洲文学名著和许多文学史书籍，最终使得我所辅导的学员大部分都通过了考试。后来，我又接受了辅导学员文学概论课的任务，这便使我有机会阅读了大量的文学理论方面的著作。可以说这些均对我进入比较文学研究领域打下了比较坚实的文本和理论基础。
今天回顾起那些往事，我发现自己进入比较文学界在很大程度上也纯属偶然。1985年6月，我应邀出席了在武汉举行的一次全国性的美学研讨会，在会上结识了北京大学中文系的胡经之教授，他当时和乐黛云教授一起被借调到深圳大学主持中文系和比较文学研究所的工作。在和他的交谈中，我得知，中国比较文学学会将于1985年10月在深圳举行成立大会暨首届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此之前，还将举办全国比较文学讲习班，由国内外著名学者主讲。他建议我参加这两个活动，并在会议开始的一个多月前就给我发来了邀请信。但是尽管有前辈学人的提携，事情也并非总是一帆风顺。由于我当时在外语系教授的是公共外语，与文学研究根本沾不上边，更不用说比较文学了，因此当我向系领导提出外出开会和参加讲习班的申请时，便理所当然地遭到了拒绝，理由是教学任务重，我外出期间没人替我代课，另外经费也紧张，系里无法支付我的差旅费和会务费。我自然不甘心，便把申请报告递到校长那里，并声明愿意自付一切费用。最后在校长的干预下，我才如愿以偿地前往深圳出席了那次比较文学的盛会，却失去了参加全国比较文学讲习班的机会。
1985年的深圳会议上，确实是群星璀璨，大师云集，恐怕在中国比较文学的发展史上都是空前绝后的。我除了向大会提交自己的论文外，还结识了许多比较文学界的同行，他们中的不少人后来都成了我的至交或同事。此外，我还有幸认识了对我后来的学术生涯发生关键性影响的三位学术大师：杨周翰教授后来成了我在北京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的导师，他在我完成学位论文答辩后才匆匆离去；佛克马教授后来成了我在荷兰乌德勒支大学从事博士后研究的合作导师，并引领我进入了国际比较文学界和后现代主义研究领域；詹姆逊教授后来一直是在我从事比较文学、文化研究以及全球化问题研究过程中对我产生最大影响的一位思想家和理论家。我也正是在深圳会议之后的1986年，毅然决定报考北京大学杨周翰教授的博士生，从此在北京一干就是二十多年。
回顾这二十多年来走过的道路，我确实一直未离开过比较文学。除了在外语系讲授英美文学、翻译研究和文化研究方面的课程外，我还争取用英文为本系和外系的本科生和研究生讲授比较文学导论课或作专题讲座。我除了在清华大学指导英语语言文学专业的博士研究生外，还先后在山东大学、北京语言大学和首都师范大学指导过20多名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的博士研究生，现在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已经成为高校的教学和科研骨干，有的甚至自己也成了教授和博士生导师。想到这些，我不禁有一种感觉，即使自己再忙再累，但眼看着一代新人正在茁壮成长，不禁有一种成就感。
由于我本人的学术背景，我写作的比较文学著述自然也反映了我本人的知识状况。近几年来，尽管我已在多家报刊的访谈中讲述了自己的学术著述风格，但专门讲自己的比较文学研究著述的并不多。这里谨借此机会略述一二。熟悉我的著述的读者大概都知道，我从未单独写过一部比较文学导论或概论，也没有领衔主编过一部比较文学教材，这恐怕是受我的两位中外导师的影响。但我深深地知道，我从事比较文学研究的一个独特之处就在于站在学科的前沿，关注理论热点和焦点话题，跨越学科的界限，将中西比较文学研究放在一个广阔的多学科和跨学科的语境下来考察。具体落实到中国文学，我选取的切入点便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因为我在这方面确实花过一些工夫，也阅读了一些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和理论著作，所以研究起来比较得心应手。和我的同行所不同的是，我必须尽力发挥自己的英语写作和演讲特长，不重复别人已经做过的工作，尽可能地利用一些国际场合来推介中国文学，同时尽可能地在国际学术刊物上发表比较视野下的中国文学研究论文。所以说，简单地概括我的比较文学著述风格，就是这样几个字：理论性、前沿性、跨学科性和全球本土性。也即一方面，我努力将西方最新的学术研究成果和理论思潮及时地介绍给国内同行，并将其用于中国文学和文化现象的分析和阐释；另一方面，努力在国际学术界著述，力求发出中国学者的声音。应该说，这两点我基本上都做到了。但我深深地知道，要想在一个西方中心主义思想根深蒂固的精英学科内发出中国学者的声音并非一日之举，也绝非我本人能力所及，因此我还需要在今后的岁月里努力做好教学工作，培养更多更好的比较文学研究人才，使他们能够活跃在国际学术论坛，不断地发出中国学者的声音。如果能做到这一点，我作为一位比较文学教学和研究工作者，就应该感到聊以自慰了。第一编理论的反思与建构比较文学：走向超学科研究比较文学的“死亡”与“再生”中国比较文学的“全球本土化”历程及方向“后理论时代”的西方理论与思潮走向全球化进程中中国文学理论的国际化比较文学：走向超学科研究
如果说，比较文学作为一门相对独立的学科于19世纪后半期诞生并有长足发展的话，那么，它迄今已步履维艰地走过了一百多年的历程。有人说，它已成了一门日趋成熟的独立学科，其标志是它已深入到大学的教学课堂和文学研究诸领域，各种类型的论文、专著汗牛充栋；也有人则根本否定比较文学作为一门学科而应有的存在价值，其理由是它至今也没有明确的、公认的定义及研究对象，因此距离一门独立的学科所应具备的条件还相差甚远。本文无意对这种无休止的争论发表意见，只想根据目前中国和西方比较文学研究的现状，提出一种新的研究方法或模式，以打破长久以来中国比较文学界的“两根支柱”支撑的局面。至于这种方法能否有效地在实践中得到应用和发展，我此时还不敢妄加推测，但至少我本人对这种方法的研究前景是抱乐观态度的。
在1987年的中国比较文学学会第二届年会（西安）上，当时的国际比较文学协会主席杜威·佛克马作了一个精彩的发言，其中有一段话的意思是说：现在在国际比较文学界，再也没有什么“法国学派”和“美国学派”之说，学者们所主要关心的是理论的探讨和问题的研究。也就是说，比较文学应当积极介入当前的理论探讨和研究，总是纠缠于无端的学派之争只能导致新的危机。因此，本文可以说正是朝着这个努力方向迈出的第一步。何谓“超学科比较文学研究”？
当代文学观念的更新，加速了人们思维空间的拓展，研究方法日趋多元化，语言的、民族/国别的、传统的、人为的界限早已打破。比较文学的影响研究和平行研究已不再能满足宏观综合研究的需要，因而超越时空观念、超越学科界限，并且超越文学自身界限的综合比较研究，已经为当代的比较文学研究开辟了一个新的更为广阔的研究领域。1975年，在一次国际性的比较文学讨论会上，法国学者让-皮埃尔·巴利塞里（Jearn-Pierre Baricelli）第一次提出，研究比较文学不应受制于学科界限，可以从“多学科”（polydisci-plinary）和“跨学科”（interdisiplinary）的角度，加强文学与其他学科之间的联系和交流。他所谓的“多学科”和“跨学科”研究实际上只是探讨文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以及彼此间的相互影响和相互渗透，因而从本质上说，这种方法只不过是一种打破了学科界限的影响研究和平行研究，并没有突破这一既定的模式，达到文学自身的超越。在他提出这种研究方法之后，比较文学研究越来越受到新理论、新方法的挑战和冲击。这方面的研究专著和论文在西方也确实日渐增多，特别是它有助于研究者摆脱新批评和结构主义的孤立研究文学本身之束缚，把文学置于一个更为广阔的历史、跨文化和多学科背景下来俯视、来考察。应该承认，这种方法的提出，不仅使日益陷入危机的比较文学摆脱了窘境，而且对一般的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视野的开拓，也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近几年来在中国出现的“文化热”和“理论热”无疑证明了这一点。
那么，本文提出的超学科研究究竟在哪些方面超越了巴利塞里的模式呢？它的内涵和外延是如何规定的呢？它具体又体现在哪几个方面呢？首先，我认为，所谓超学科比较研究除了运用比较文学研究的一般方法外，还必须具有一个相辅相成的两极效应。一极是“以文学为中心”（韦勒克语），立足于文学这个“本”，由此渗透到各个层次去探讨文学与其他学科之间的相互渗透和相互影响关系，然后再从各个层次回归到“本体”，求得外延了的本体。另一极则是平等对待文学与其他相关学科及其他艺术门类的关系，揭示文学与它们在起源、发展、成熟等各阶段的内在联系及相互作用。最后，要在两极效应的总合中求取“总体文学”的研究视野。也就是说，它的起点是文学，经过了一个循环之后又回归到文学本体来，但这种回归并非简单的本体复归，而是一种螺旋式的本体超越，得出的结论大大超越了原来的出发点，而是进入了一个更高的层次。实际上超学科比较文学研究熔影响研究、平行研究、类比研究等各种方法于一炉，达到了多学科、跨语言、跨文化的综合比较之层次。在具体实践中，这种方法又不同于一般的文学研究，它不屑于对文学思潮流派、文学现象、文学范畴、审美符号、创作规律、创作活动、创作心理、读者阅读-接受心理、批评鉴赏等问题泛泛而谈，而是通过多方面的比较，立足于文学本身的角度，去探讨文学与其他学科的内在关系和相互影响；同时，也通过对各门艺术的鉴赏和比较，发现文学与其他各门艺术在审美形态、审美特征、审美效果以及表现媒介方面的共同点和相异之处，揭示文学与这些艺术门类的内在联系，最终站在总体文学的高度，总结出文学之所以不同于其他艺术的独特规律，进而丰富和完善文学研究本身的学科理论建设。因此，本文所提出的“超学科比较文学研究”，既是传统的比较文学研究的发展、超越和深化，同时又不同于韦勒克所谓的“文学的外部研究”那样的平行比较模式。文学与文化
什么是文化？对于这样的问题可有多种回答，这不仅是因为各人回答的角度不同或人们对文化本身的界定不甚明确，更重要的是，文化本身的内容十分复杂，其内涵和外延也不明确，因此，目前要对文化作出一个令所有人都接受的定义实在是难以办到的。但这并不妨碍我们从文化的角度来研究文学，探讨这两者之间的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一般认为，文化包括人类历史上创造出来的所有精神财富的总和，同时，文化又涉及具体的习俗、制度及各种观念形态，因此文化是一个大的开放的系统，而文学则只是这个大文化系统中的一个分支。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文学自然也是一个开放的体系。一种文学观点、一场文学运动或一个文学流派的生成、发展乃至衰亡，总有着与之相适应的气候和土壤，这就是所谓的文化背景。处于不同文化背景之下的不同民族的文学，自然有着各种差异。中国和西方的文化背景的差异自然是不言自明，即使是同属于一个文化背景的欧洲文学也并非铁板一块，它也表现出不同时期、不同国别或不同民族间的差异。例如风靡全欧洲的19世纪初的浪漫主义文学就显示出了在全欧发展的不平衡性：在英国达到了全盛阶段，在法国则姗姗来迟，而在德国，占主导地位的仍是歌德和席勒的“古典主义”文学。用几句话来概括这一时期浪漫主义文学的特征，正是：德国出思想，法国出宣言，英国出作品。这也许是德国人重玄学、法国人重观念、英国人重想象的传统所致吧。这也说明，一种文化或文学思潮在异域的传播，除了具有政治的、经济的和社会的因素外，很大程度上也取决于文化因素。19世纪末、20世纪初崛起的现代主义文艺思潮，“指明了20世纪各门类艺术的总的倾向”，波及几乎整个欧美国家，同时也波及中国和日本这样的东方国家，但其程度却不尽相同：“在有些国家，现代主义似乎对于文学和艺术传统的演变有着重要意义；而在另一些国家，现代主义似乎仅光顾了一下就扬长而去了。”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出现于西方世界的“后现代主义”思潮，则更是一个“包容性的”泛文化现象，从比较文学的角度来考察这一现象，必然涉及文学与文化的关系。
对这样的现象作出分析，自然也不能脱离文化的因素。因此，把文学放在一个更大的文化背景下来比较，可以开阔我们的视野，使之不受某种固定模式的局限。
既然我们已经注意到，文学与文化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那么如何做到从文化的角度来研究文学呢？首先，我们要看到，“文学作品中有三个主要因素：审美因素、心理因素和文化因素。简而言之，审美因素是那些受到审美需要，以及作为形式结构或‘虚构’工作或无目的‘制作’的支配性决定的特征。心理因素是那些显然受到写特定作品的具体个人的创作所决定的特征。文化因素则主要是由某个时期特定社会中写出某一部作品的状况所决定的特征。当然，前两个因素在某种程度上是取决于文化条件的，而且彼此间也密切相关”。因此，从文化的角度来探讨文学可分为这样三个步骤：（1）文学的文化阅读，即把文学作品当作一种文化中的意义载体，通过阅读发掘出隐含在语言符号中的文化意义。（2）文学的文化批评，即把文学当作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来考察，突破文学的文本因素，把批评的层次上升到文化的高度，把批评的背景扩展到大文化系统的各个方面，给人以一种宏观的、开阔的视野。（3）文学的文化学研究，它包括历时的文化史与文学史的平行研究，也包括共时的文学的文化关联性和文化参照系，即不仅考虑到文学内部的文化因子，而且还要探讨文化的各个方面对文学生产、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的影响和制约的作用。总之，“文学-文化分析的特殊贡献，就在于它用任何其他方式作出解释之前，强调了一个文化的表达因素，强调了表达性‘阅读’的重要性”。毫无疑问，在20世纪形形色色的形式主义批评理论受到挫折后，弘扬文学的文化学研究，势必有着深远的意义，它可以弥补传统的社会-历史批评方法之不足，同时又是对形式主义的有力反拨和超越。文学与哲学社会科学
如果说，文学创作属于广义的艺术创作范围，且更带有感性和情感色彩的话，那么研究创作思想、创作规律、创作流派，进而对文学创作进行理性的、思辨的和科学的分析研究的文学学就理所应当地从属于哲学社会科学的范畴，因此研究超学科比较文学，注意力还应放在探讨文学或文学研究与哲学社会科学各分支学科的关系上。
哲学作为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所有一般规律的总结，作为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同样对文学创作、文学批评和文学研究起着某种指导和制约作用。哲学和文学在阐述一种思想时分别依循不同的方法：哲学是思辨的、逻辑的、推理的，因而具有抽象的理论色彩；而文学则是艺术的、审美的，因而是具体的和形象化的。当然，文学创作有时也可以是非理性的或无意识的。谈到哲学的理性时，我们也应该考虑到叔本华、尼采、柏格森、萨特等非理性主义哲学家对传统的理性主义哲学的发难。但一般说来，哲学思维重理性，文学思维则重感性；哲学意在揭示出一般规律，而文学则注重张扬个人的创造性才能。那么，怎样才能将这二者糅合在一起考察呢？我认为，文学可以为哲学研究提供活生生的典型材料，文学理论的一些观点经过哲学家的提炼，可以上升为具有普遍意义的理论和批评方法论；而哲学对文学和文学研究的影响则是多方面的：（1）它常常被作家图解于自己的作品中。例如，当我们翻开20世纪初一些西方作家的作品，我们就时常会发现一个金发碧眼的人物——尼采式的“超人”——驰骋在文学的空间；同样，在“五四”时期的中国新文学中，尼采之所以被接受则是因为他那“重新估定一切价值”的思想为反帝反封建的中国作家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武器。我们如果再看一看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西方作品，又会感到这样的超人曾几何时已不见了踪影，出现了另一些倍感失落、异化、疏离，并且与社会格格不入的人物——萨特的存在主义哲学在这里被图解了！（2）在思想史上，一种新的哲学思想往往率先对固有的文学观念和传统给予冲击，以致促进以那种哲学思想为基础的某个文学运动或文学流派的形成。例如，孔德的实证主义哲学就一度是西欧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哲学基础之一，基督教存在主义和萨特的存在主义也分别充当了现代主义文学和存在主义文学的重要哲学基础，关于“后现代”问题的哲学论争也促进了后现代主义文论的成形。（3）在前面所举的尼采的例子中，我们还可以看到，哲学家本人的文艺观点也可以对文学的内容以及人物的形象发生影响。如果说，叔本华、尼采等非理性主义哲学家只是在外部影响文学，那么萨特的创作则既从外部，又从内部对文学产生了直接的作用，他颇为精当地运用了文学这一“意义的载体”，阐发甚至形象地图解了自己的存在主义哲学。（4）哲学对文学的影响还体现在文学理论批评的发展演变上。纵观20世纪西方文学理论批评的现状及走向，其中就有着一种哲学-阐释学的取向：沿着这条线索而来的有现象学、阐释学和接受美学，在美国批评界的实践则发展为读者反应批评。此外，以德里达为首的后结构主义的发难，也是首先从哲学入手，试图动摇结构主义的基础，摧毁结构主义的各种“中心”，他的解构主义理论近二十年来在美国批评界的一度风行就证明了这种哲学的文学批评可能性。
对文学内容发生影响或与文学思想有着密切关系的学科还有历史学、社会学、美学、宗教学等等。在文学中反映历史事件已有着漫长的历史，古希腊文论家对文学与历史的差别也早有论述，所谓“历史小说”、“历史剧”等文学体裁的出现就说明了历史之于文学的重要性。在西方文学理论批评界，不仅马克思主义批评家呼吁文学批评要有历史感，最近还风行所谓“新历史主义”（New Historicism），这说明，西方文学理论批评在经历了形式主义传统的挑战之后又出现了“回归历史”的趋向，但这种回归仍是经历了一系列“批评的循环”之后外延了的回归。此外，“……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历史学家也常常运用文学的方法，但并不把它称为文学方法，而文学家也用同样未定名的方式来运用历史方法”。当然，文学和历史的暗合之处还在于“叙述”上：按照当今的流行看法，历史仅指曾经发生过的历史事件，并不包括对这些事件的描述，历史的叙述才是我们通常从书本上读到的历史事件的文字记载。因此，要求历史小说、纪实文学达到绝对的真实是不可能的，因为对历史事件的叙述本身就是因人而异的。社会学虽然还处在不成熟的发展阶段，但是文学与社会本身却有着由来已久的关系，因此探讨这两者之间的关系，不仅包括对这两个学科的综合平行考察，还应当考察文学与社会本身的关系。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认为，“从一般意义上说，文学明显是一种社会活动，而且其价值似乎正在于作者获得了某种活力，这种活力显现出来而且可以直接用文学方式进行讨论……但是一般都认为，这种活力有着一种大于文学范畴的起源，并且存在于作家与现实关系的全部复杂性当中”。因此，对文学与社会之关系的考察还包括文学产生的社会背景，作家的社会地位，作品的社会内容、社会功用及社会影响，文学思潮对社会变革的巨大推动作用，以及某种社会思潮通过文学作品的媒介而对读者产生的潜移默化的作用。同时，社会学和文学批评也有不可分割的历史渊源，作为20世纪以前文学批评的主要模式之一，文学的社会学批评有着很大的声势。进入20世纪以来，面临着各种形式主义文论的挑战，社会学批评依然方兴未艾，它具体地体现于马克思主义批评、萨特的“干预文学”批评等学派中。此外，女权主义批评也带有强烈的政治-社会色彩。当然，过分注重文学与社会的关系容易导致文学批评中的“大而空”和“庸俗社会学”倾向，但不分青红皂白地将文学的社会学研究归为“外部研究”也是不妥的。美学和宗教学之于文学的重要性在于：美学研究的对象之一就是文学艺术，美学的理论层次应高于一般的文学理论，具有更为普遍规律性的艺术哲学高度，它能对人生及各门艺术实践起到普遍的概括和指导作用，美学观念也常常对文学风尚及艺术风格产生影响，而文学则可为美学提供具体可感的研究材料，文学理论批评的成果亦可丰富美学的理论宝库。近二十年来种种新的批评理论在西方的崛起表明，文学批评越来越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达到了“文学美学”和“文学哲学”的层次，这与文学的超学科研究显然不无关系。宗教与文学的关系就更为悠久，有的学者认为，全部西方文学的历史实际上就是一部宗教文明史，这样的说法虽过于偏激，但如果考察文艺复兴以前——特别是中世纪——那段时期的文学，我们就会看到，宗教对文学的渗透和影响是十分巨大的，几乎难以见到不带宗教色彩的作品。而近代西方文学所受的宗教影响则多是间接的，它常常以“符号”（sign）、“仪式”（rite）、“象征”（symbol）、“讽刺”（irony or satire）等形式出现，但从另一个方面表明，宗教不仅对文学本身，而且对文学的探讨研究方法也有着影响，例如原型批评中常见的宗教仪式象征和暗指，就可看出这种影响的端倪。但总的说来，经过尼采那振聋发聩的口号“上帝已死”的冲击，再经过无神论存在主义的批判，宗教对文学的影响已日渐衰落了。
在文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方面，文学与语言学恐怕有着最为密不可分的内在联系，而且“语言学与文学之间的关系是现代文学理论中讨论得最广泛的问题之一。确实，在对现代文学理论的发展作出贡献的许多学科中，语言学几乎可以肯定是最重要的。这是文学实践与语言研究都取得重大发展的结果”。传统的文学批评之所以受到挑战，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在于忽视了文学的语言因素。在20世纪文学理论批评诸潮流中，“走向科学”的形式主义传统占了主导地位。从俄国形式主义英美新批评、捷克和法国结构主义到各种符号学理论，虽然侧重点有所不同，但都强调文本的客观性，它们试图从形式（语言）入手，进而达到批评的客观性和科学性。因此，语言学与现代文学批评和文学研究的发展是并行不悖的。确实，作为语言的艺术，文学作品的存在方式正是凭借了语言这一外壳；而语言学则以语言的声音、语义、句法、形态等具体材料为研究对象，因此称文学的语言学研究为“内部研究”是不无道理的。文学作品之所以得以存在、得以流传，与语言的媒介作用是分不开的；而文学本身的发展则丰富了广义的文学语言，为语言学研究提供了鲜活的材料。此外，卓越的文学巨匠必定是一位语言大师，他对实用语言学的贡献往往是划时代的。在英语语言史家那里，莎士比亚的诞生及其作品的问世，往往被视为现代英语的开端之标志；同样，鲁迅的文学创作对完成汉语言从文言文到白话文的转变也作出了贡献。美国当代犹太作家辛格之所以荣获诺贝尔文学奖，也是因为他几十年来一直坚持用意第绪语从事创作，因而作为意第绪语的最后一位作家，他的创作拯救了一种濒临绝种的古老语言。文学与语言学的关系还表现在文学理论批评上，如前所述，特别是20世纪以来的形式主义诸流派，更是主张从语言形式入手，注重文学作品的文本分析，通过语言这一符号系统本身内含的象征和隐喻，使文学作品产生审美愉悦功能。最后，语言对文学的影响还体现在翻译的转达上。有些在本民族语言中不甚流行的作品经过翻译的形变，就会成为另一种语言中畅销不衰的不朽之作。即使是诺贝尔文学奖的评选，在很大程度上也取决于语言形式和翻译的转达上。试想，泰戈尔若不把自己的佳作译成流畅优美的英语，他能摘取诺贝尔文学奖的桂冠吗？同样，中国作家至今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除去其他方面的因素外，翻译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此外，研究文学翻译也是传统的比较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因此，在对西方文学理论批评的新观念、新方法做了大量介绍工作后，我们的批评家已越来越认识到了语言学对当今文学批评的重要性。文学与自然科学
随着当代科学文化事业的发展，后工业社会带来的一系列后果强有力地渗透到文化和文学领域。其实，现代化进程的加速早就打破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人为界限，一向被视为“软科学”或“准科学”的社会科学也被接纳为科学的一部分。同样，自然科学的一些新成果也日益被应用到当代文学和文学研究中，这种相反相成的作用无疑更加密切了文学与自然科学的关系。
文学虽然不属于自然科学，而且文学文体与科学文体也有着极大的差别，但它与自然科学各分支学科的关系却有着悠久的历史，因而，它们实际上也是密不可分的。自亚里士多德时代以来，自然科学的一些理论和方法就不断渗透到文学创作和理论批评中。亚里士多德、培根、达·芬奇等文学艺术天才本人又是杰出的科学家，他们富有启迪意义的哲学思想曾经在自然科学的某个领域里产生过划时代的作用；而这些思想对文学艺术研究的意义和影响，则一直延续到现在。自然科学对文学及文学研究的影响可以通过两条途径：直接的和间接的。近一百多年来，通过这两种途径而来的影响已愈益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19世纪末的自然主义作家左拉直接从自然科学中吸取现成的成果，冲击了当时的文学观念。他不屑于沿用传统的批判现实主义手法，倡导所谓“实验小说”，运用遗传学和临床病理学等理论来表现人的生物本能，但在创作实践中，左拉又不自觉地突破了自然主义的框框，达到了批判现实主义的深度。而自然科学的大部分成果则是通过间接途径影响文学及文学研究的。例如，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之所以能影响一大批欧美以及中国作家的创作，在很大程度上得助于哲学家斯宾塞的“改造”和创造性阐述。他把达尔文的理论广泛应用于人类社会，提出了“适者生存”、“捷足先登”说，进而打出了“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旗号，极大地影响了作家的创作思想和人物形象的塑造。在20世纪的美国文学中，图解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作品简直不少于图解尼采哲学的作品；同样，进化论在“五四”时期也分别通过直接和间接两条途径进入中国，极大地影响了以鲁迅为首的新文学作家的创作思想。对此，西方文学批评界和中国文学批评界都有不少学者作过探究。近几十年来，“老三论”、“新三论”、“模糊数学”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一些新理论之渗入文学理论批评领域，很大一部分因素也在于哲学家的“中介”作用。文学和自然科学之间的鸿沟正日益缩小，在这方面，科幻小说、现代电影和电视技术的发展也起了很大的中介作用。这些“亚文学”的崛起对纯文学形成了强有力的冲击和挑战，在当今西方的“后现代”社会，这种情形日益令从事纯文学创作的作家担忧。但毕竟文学与自然科学有着本质的差别：前者重想象、感性、审美性，后者则重实证、推理、科学性。自然科学的方法可以拓宽文学批评的视野，丰富文学研究的方法，但它却永远不能代替文学批评和文学研究的特有功能和方法。文学与边缘学科
自然科学和哲学社会科学的相互渗透和相互影响必然导致诸多边缘学科的诞生。在某种意义上说来，比较文学就是一个边缘学科。有些边缘学科虽然距离成熟还相差甚远，但有些学科的发展却突飞猛进，日新月异，在对当今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有着重大影响的边缘学科中，尤以人类学和心理学为最。我之所以把这两个学科划归边缘学科，其原因在于，这二者都有着某种临界的（marginal）意义：前者可分为体质人类学和文化人类学：后者则可分为实验心理学和人本心理学。人类学（主要是文化人类学）对文学的渗透和影响在创作上表现为：作家从远古时代的神话中汲取创作素材，加以改造、糅合，从而赋予它们以新的象征意义，进而体现出当代的时代精神。乔伊斯从古希腊神话中获取了创作灵感，写出了与之相平行的当代史诗——《尤利西斯》，但当年荷马时代的叱咤风云的英雄人物到了现代却成了庸庸碌碌的“反英雄”，托马斯·曼和福克纳则从《圣经》中汲取题材，写成了当代世界的神话。而文化人类学之运用于文学批评，则是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主义、荣格等人的神话原型批评以及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的尝试。“在当代文学批评中，文化人类学的作用具有特殊的意义，这不仅是因为它通过种种途径影响了批评的标准，而且还因为人类学为人们提供了一个索引，从中可以找到当今伟大的创造性思想家们正在思索的许多问题……人们只需要浏览一下我们的主要批评杂志中的任何一本，便可发现，人类学概念和技巧是怎样高视阔步地闯入文学批评领域的。”确实，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批评家可以将文学当作一个整体结构放在宏观背景下来考察，其所研究的并非是单一的作品，而是作品与作品之间的内在联系，从远古时代的神话和宗教仪式中找到当今文学的原型。如果我们试图对艾略特的《荒原》、乔伊斯的《尤利西斯》以及福克纳的一些小说作深入的研究，文化人类学的理论或许会显示出极大的优势。通过人类学的研究方法，研究者还可以对原始文学艺术进行发掘考证。
心理学与文学也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二者都研究人，或者说在很大程度上都探索人的心灵，尤其是20世纪的文学更是注重人物的心理描写和心理分析。但是二者探索的角度、目的和方式都有所不同：文学偏重艺术想象、隐喻和象征，心理学则偏重实证和分析。因此，“文学可被看作是心灵及其行为的语词和隐喻对应物来加以观照和分析。文学的心理学有更大的隐喻自由”，因为，“就心理学家而言，尽管对研究艺术家的无意识已做出了很大的努力（或至少是思索），但是对于诗人或画家在工作时，他的头脑实际上的思考方式，还没有通过作品的可靠结论来得出多少成果”。因此，文艺心理学研究还有着十分广阔的前景。文学和心理学的相互渗透和相互影响是20世纪的一大成果，在这方面，弗洛伊德和荣格的贡献是不可忽视的。弗洛伊德通过对古今文学名著的广泛涉猎和鉴赏，对文学创作和批评提出了一系列精辟的见解，对20世纪的东西方文学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这些影响具体体现在作家创作的思想动因，作品的创作过程和人物的刻画，以及文学的主题和批评的方法上。由弗洛伊德创立、其弟子和阐释者加以发展的精神分析学文学批评异军突起，成为20世纪影响最大的批评流派之一。近一二十年来，由于拉康的重新阐述，这一批评模式又有了新的活力。荣格则以“集体无意识”和“原始意象”等理论渗入到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中。但是他们的理论本身并非以文学为出发点，最后的归宿也不是文学，只是通过一大批文学批评家和研究者的实践，这些理论观点才成为文学研究的一种方法论。心理学对文学的影响还促成了“文学心理学”、“创作心理学”、“读者心理学”等分支学科的建立。同时，越来越多的文学“虚构人物”也不断进入心理学的分析研究领域。文学与其他艺术
文学既然是一门艺术，就必然与其他艺术有着水乳交融的关系，超学科比较文学研究的一个任务就是探讨文学与其他艺术门类的内在联系、审美表现方面的共性与个性，以及相互之间的影响渗透关系。诚然，一般的文艺理论也研究文学与其他艺术的关系，但角度和目的却不同。超学科比较文学研究的逻辑起点仍是文学，以文学为本，即讨论的中心，以其他艺术为参照系，通过比较，探寻文学与音乐、美术、戏剧、电影、电视、舞蹈等艺术门类的相同或相异的艺术特征、审美功能和表现手段，从而总结出文学之不同于其他艺术的独特规律。也就是说，通过从本体向外延扩展，最后的结论又落实在本体上，但这种回归本体实际上已经过了一次外延了的超越。此外，通过比较，在其他艺术中寻觅出文学发展进化的踪迹，同时也在文学中寻觅出其他艺术的表现方法之影响。文学与其他艺术的相互关系主要表现在：（1）起源（诗画合一，诗词歌舞三位一体）。（2）形变（文学名著改编成歌剧，搬上银幕）。（3）渗透（音乐中的文学内容以及诗歌的音乐节奏，舞蹈造型的象征意味）。（4）影响和共鸣（文学风尚、思潮、流派在其他艺术中产生共鸣以及文学本身所受其他艺术风尚的影响）。例如，巴洛克艺术渗入到文学风格中，浪漫主义文学对美术和音乐的波及，表现主义戏剧手法在文学中的应用，后现代主义在各艺术门类（包括文学）的波及，等等，都体现了这种现象。（5）传播媒介。调动其他艺术手段（诸如电影和电视），可以扩大和加速文学作品的传播，但是这种传播媒介的作用有时却会导致某种艺术形式的消亡。因此，比较文学与其他艺术的关系，还必须考察，为什么文学作为一种艺术得以延续流传？未来文学的发展前景如何？何以保证文学本身不受其他艺术的冲击和侵吞？这些都是超学科比较文学研究所要探讨的问题。
由此可见，超学科比较文学研究的空间是广阔的，研究的界限是开放的。它既包括打破国界、打破语言界限的影响研究，同时也不排除对事实上不存在联系的二者作平行研究，但它必须是超越学科界限、超越文学自身的综合比较，其最终目的是要达到总体文学和比较文化的理论高度。如果说，传统的法国学派为比较文学划分了一个人为的界限（民族文学、比较文学和总体文学），并且束缚了比较学者的视野的话，那么，以韦勒克为首的美国学派则初步打破了这一界限，为比较学者指出了“平行研究”的新视角。可以肯定，超学科比较文学研究的勃兴，将在实际上不仅打破学科的界限，同时也要进一步打破民族/国别文学、比较文学和总体文学这一界限。它将在今后的比较文学研究中，和影响研究、平行研究一道，共同承担起“三足鼎立”的历史重任。比较文学的“死亡”与“再生”
在西方语境下谈论比较文学的“危机”问题早已不是什么新鲜话题了。我们只要追溯一下比较文学史上的几次重大的“危机”事件就可见出端倪：1958年，在美国北卡罗来纳州的教堂山举行的国际比较文学协会第二届年会上，著名的文学理论家、英美新批评派的代表人物雷内·韦勒克（RenéWellek）作了一个题为“比较文学的危机”的专题报告，这一报告在国际比较文学界产生了强烈的反响，被认为是标志着比较文学美国学派的崛起和法国学派的式微。从此，国际比较文学界就出现了美国学派和法国学派平分秋色的新格局，一向以注重事实考证和资料追踪分析的比较文学影响研究，逐步在英语世界转向注重对跨越国界或民族界限的文学现象的平行比较和对文学文本的美学分析。之后，由美国学派的代言人亨利·雷马克（Henry Remak）于1961年对比较文学作出的著名定义更是使得比较文学研究的范围大大地扩展了。也就在此后不久，在雷马克的故乡德国，接受美学的崛起使得传统的比较文学影响研究得到极大的刷新：研究者一反以往那种以追踪两种文学事实上的联系来说明一国文学对另一国文学的影响，而是更加注重另一国文学对这种影响的能动接受和创造性转化。结果，影响研究演变成了接受-影响研究。这无疑对文学史的重新书写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因此，就这个意义上说来，谈论比较文学的危机问题并非是一件坏事，它在另一个方面倒是促进了这门学科的自我更新和朝新的方向发展。在这篇文章中，我将通过两个案例来讨论比较文学所受到的挑战和发生的转折，进而说明，这种“危机”并不一定非导致这门学科走向“死亡”，它也许在另一个方面说来是一次难得的“转机”。比较文学的危机与翻译研究的崛起
尽管前几次对比较文学“危机”的预告并没有从根本上削弱这门学科的力量和价值，但是也没有阻止人们对这门学科之正统性和合法性地位的消解。这方面的一个代表性事件就是20世纪90年代英国比较文学和翻译研究学者苏珊·巴斯奈特（Susan Bassnett）从大力弘扬翻译研究的角度对比较文学学科的冲击和解构。巴斯奈特是当代英国比较文学和文化研究的一位颇有代表性的人物，她同时在比较文学和（文化）翻译研究两个领域内著述甚丰，并有着较大的影响。她在英国率先把比较文学扩大到比较文化研究的广阔语境，并与翻译研究相结合。但是也许正是这种对学科领域的拓展和其他学科领域的结合使她得以看出比较文学学科内部隐含的一些问题和危机。
进入90年代以后，巴斯奈特也和一些后现代和后殖民理论家一样，介入了对比较文学学科的批判性研究。她出版于1993年的专著《比较文学：批判性导论》就从翻译研究的角度对比较文学作了一个批判性的介绍，曾在学界产生过一定的影响。她的那本专著的一大特色就在于厚此薄彼（比）：借翻译研究的兴盛来贬抑比较文学。在那本书中，巴斯奈特在大谈翻译研究的合法性学科地位之后，直截了当地宣布，“今天，比较文学在某种意义上说来已经死亡了。二元差别的狭隘性、非历史方法的无助性以及作为普世文明力量的文学（Literature-as-universal-civilizing-force）这一看法的沾沾自喜的短视性，都为这一死亡推波助澜。”但是就在她宣布比较文学“死亡”的同时，人们却不可忽视另一个具有悖论意义的现象，也即比较文学学者在当今的全球化时代仍十分活跃，他们出没于各个领域的学术会议，著书立说，各大学里的比较文学系所也不断地举行各种学术活动，甚至对整个人文学科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对于这种状况又作何解释呢？巴斯奈特显然也注意到了这一现象，因此她接着指出，“但是它是在另一些旗号下存活的：当前在世界许多地方进行的对西方文化模式的激进的重估，通过性别研究或文化研究提供的新的方法论洞见超越了学科的界限，以及对发生在翻译研究内部的跨文化传播过程的审视。”所有这些现象均说明，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比较文学研究确实陷入了一个悖论式的危机：作为一门学科，它的领地变得越来越狭窄，许多原有的领地不是被文化研究占领就是被（文化）批评理论侵吞；但另一方面，比较文学学者广博的多学科知识和对前沿理论的敏锐感觉，再加之训练有素的写作能力又使得他们很容易“越界”进入一些跨学科的新领域并发出独特的声音。这正好与这门学科本身的衰落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当然，这带来的一个必然结果就是，相当一大批比较文学学者今天并不在研究文学，而是在从比较的视角研究其他学科的论题，比如性别研究、翻译研究以及影视传媒研究，甚至还涉及消费文化研究，等等。但另一方面，他们又不得不在体制上依附于比较文学学科，例如已故翻译研究学者安德烈·勒弗菲尔（André Lefevere）和仍十分活跃的爱德温·根茨勒（Edwin Gentzler）等人就一直在比较文学专业内指导研究生。对于这一现象，巴斯奈特也十分清楚，所以她一直在寻找各种机缘为翻译研究的学科地位的确立而努力。因此，在平行讨论了比较文学和翻译研究之间的关系之后，巴斯奈特在该书最后一章“从比较文学到翻译研究”中大胆并直白地指出，有鉴于比较文学的衰落，“然而，形成对照的是，翻译研究却赢得了地盘，并且自1970年代以来凭借其本身的实力而逐步被看做是一门学科，它有一些专业学术团体、期刊和出版书目以及大量的博士论文”。因此，“我们从现在起应当把翻译研究看作一门主干学科，而把比较文学当作一个有价值但却是辅助性的研究领域”。可以说，巴斯奈特的这本书至少在理论上完成了对比较文学学科的解构和对翻译研究学科的建构。今天，在全球化的语境下，文学的疆界已经大大地扩展了，许多被过去的形式主义文论家认为不属于文学的东西今天已经堂而皇之地进入了文学的殿堂，当然，这样所导致的一个后果便是，不仅比较文学的面目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文化研究也在朝着新的方向发展。人们也许会关心，巴斯奈特是否仍坚持翻译研究应有的学科地位呢？她是否还会像当年那样为翻译学的合法性大声疾呼呢？但是出人意料的恰恰是，她于2006年在《比较批评研究》（ComparativeCritical Studies）丛刊第三卷第1—2期上发表了一篇令人震惊的文章：《21世纪比较文学反思》（Reflection on Comparative Literature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在这篇文章中，她改变了过去的厚此薄彼（比）的激进立场，而是更为激进地宣称，她当年写作《比较文学：批判性导论》一书的主要动机，“一是要宣布比较文学的死亡，一是要提升翻译研究的形象。今天，反观那个主张，看来基本上是错误的：翻译研究在过去三十年里发展并不快，对比依然是翻译研究学术的核心。要是我今天来写这本书，我会说比较文学和翻译研究都不应该看做是学科：它们都是研究文学的方法，是相互受益的阅读文学的方法。比较文学的危机，源自于过分规定性与明显具有文化特殊性的方法论的结合，它们实际上并不具有普遍适用性，也互不相关。”这样，关于比较文学危机的话题就再次被提了出来，而且也隐含着翻译研究的内在危机。她在此实际上同时将两个学科的合法性都予以彻底的消解，应该说，巴斯奈特对问题的敏感性和洞察性确实是具有前瞻意义的，但是研究者们将如何从理论上来回应这一现象带来的新的挑战？因此就这一点来说，巴斯奈特并没有给出令人满意的答案，倒是为她本人以及别人更为激进的观点的产生埋下了伏笔。比较文学学科的“死亡”？
由于英国比较文学研究在国际学术界并无显赫的地位和影响，同时也由于巴斯奈特本人主要被认为是一位翻译研究者，因而她对比较文学学科的冲击所产生的影响仍然有限，并没有从根本上动摇比较文学这门学科所赖以生存的根基。2003年，美国的印度裔后殖民理论家佳亚特里·斯皮瓦克将自己于2000年在加州大学厄湾分校所作的雷内·韦勒克系列讲座的讲稿改写出版，取名为《学科的死亡》（Death of a Discipline）。这既有着反讽的意义，同时也有着内在的必然联系。众所周知，虽然韦勒克是公认的比较文学大师，同时也是美国学派的奠基人，但当年也正是他宣布了“比较文学的危机”，从而结束了法国学派的影响研究在国际比较文学界一统天下的格局，为美国学派的平行研究的崛起铺平了道路。所以比较文学的危机实际上演化成了新的转机。因此由斯皮瓦克担任以韦勒克冠名的系列讲座，讨论比较文学自然更有意义。只是斯皮瓦克比当年的韦勒克走得更远，她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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