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瓜花：士兵的故事(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以]马蒂·弗里德曼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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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瓜花：士兵的故事试读：

中文版序

这本书讲述的是一个地处中东的小国家，以色列。其800万的人口大概抵得上中国一个普通的城市。书中的故事描写了20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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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从部队退伍后，我以为那段经历只对我个人才重要。但后来我开始认为，这些经历实际上对每一个以色列人都很重要。从某种程度而言，那是因为这场战争很快就被人们所遗忘。而同样被遗忘的，还有它带给我们的诸多教训。其中最主要的教训是：糟糕的决定会让我们付出代价；军事力量有其局限性。除此之外，还有一个教训：我们不可太过乐观，期望能与阿拉伯众邻邦在未来更为和平地相处。我自觉这些教训值得反思。同时，我以为那些在战争中逝去的生命并非无关紧要，他们值得被我们铭记于心。相较于小说文体，这一故事似乎更适合以非虚构写作的形式来讲述。我在创作的过程中不断摸索，希望能找到一种方法，不仅可以传递那个时代的情感，表达我们这些经历过当年战事的人心中的感受，而且能实事求是地描述发生的事情，保留真实的人物与地点，就我们所见证的那些事件而言，还要将其真实的政治背景涵盖于书中。

然而2001年以后，当我眼看美国的战争相继在伊拉克与阿富汗展开，我意识到自己在黎巴嫩的经历也许不仅对以色列人或者关心以色列的人们才有意义，它可能也会引起一般西方读者的关注。如今不难看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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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得知这本书将有中文版本面世的时候我喜不自禁，因为我想这意味着书中的故事有其世界性的一面。即使读者来自一个遥远的国家，即使我们身处的文化环境截然不同，这本书也许依然能打动你。年轻的人们应征而战，离开以后，等到再回来时，有的人已经不再是从前的自己，而有的人却再也没有回来——令人遗憾的是，这是人类最基本的经验之一，甚至早在古希腊诗人荷马的诗篇诞生之前，它就已经出现了。《南瓜花》的故事发生在一个具体的时间和地点：20世纪90年代以色列与黎巴嫩的边境。但归根结底，这本书写的是年轻人。倘若中国读者能在书页间发现自己与这些士兵共有的人性，同时在我们的故事中有所获益，那么这本书的成就已远远超出我的预期了。马蒂·弗里德曼201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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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版序

山丘上的夜晚总是出奇的漫长。夜幕下，暗影在巨石间掠过；灌木丛中显出人的形状；朦胧的迷雾悄无声息地蔓延，愈渐浓厚，直至挡住所有哨兵的视线。有时轮到你守卫其中一个哨岗，你觉得过去了一个小时，看看手表，却发现只过了五分钟。

狡猾地隐藏路边炸弹，急促地进行火力压制，发射火箭弹穿透哨岗墙上的狭缝，所有这些敌人都无不精通。而我们的专长，是等待。倘若诚实地记录这段历史，写满那几千页的，将是出于疲惫和无聊而生发的白日梦，以及飘忽不定的千思万绪。只不过每隔几百页，一场猝不及防的悲剧会将其打断。接着，是更多的等待。

夜晚时分，四个哨岗处，四名哨兵分别待命（这些哨岗从来不会缺乏守卫）；坦克里，四名乘员等待着，搜索接近堡垒的途径；户外的矮树丛中，伏击队员一边用耳语交流，一边相互传递饼干，等待着敌方的游击队；在放置电台设备的房间里，两名士兵拿塑料杯喝着咖啡，等待信息传送过来。

每天黎明初露之前，总会有人挨个唤起所有还未醒来的人。睡眼惺忪的小伙子们从三层床铺上爬下，费力地穿上衣服并佩戴装备，然后在下巴下扣上头盔的松紧带。现在，所有人都应该准备好了。起初，黎巴嫩还是一片漆黑。但很快，透过军事伪装网上的窟窿，你会看到天空开始明亮起来。有时，透过第一缕晨光，你会发现山谷间的云铺天盖地，而南瓜山则像藏于一片雾海中的岛上城堡——像是这世间独一无二的地方，又好似全然超脱世俗之境。那个时刻蕴含着一种使命感，一种存在于我们战友之间的紧密联结，还有一种无法听清的声音。现在我明白，那种声音就是死亡的可能。那是个令人兴奋的时刻，我部分的意识怀念着那种兴奋，但剩余的意识则明白，这是不明智的。

这个仪式是每日的序曲。原本，我们可以剔除任何不必要的音节，称它为“清晨警戒”，或者其他让人记不住的军事术语。我们也可以将它简化为首字母的缩写，就像部队的许多用语一样。但不知为何，它的名字一直都是“伴着黎明就绪”，从未变过。这是个奇怪的短语，而它最初的希伯来语表达方式也同样奇怪。在我们身处的残酷无情的环境中，它似乎在提醒我们，事物除了实用之外，还可以有其他色彩。这个用语代表了一种哪怕是在部队中有心人也能体会到的诗意。“伴着黎明就绪”的时刻，意在唤醒我们已然松懈的感官。在一天开始之际，用这种方法来刺激守卫部队散漫的注意力。据说，游击队喜欢在这个时间突袭前哨。但我在那儿的时候，他们并没有这么做过。我记得在周围晨幕拉开之时，我站在战壕里，努力提醒自己别忘了敌人就藏在某个看不见的地方，然而却发现自己的思绪游离到了景致之中。那一刻，越过盘绕的电线，一切开始分明起来：悬崖绝壁和长满青草的斜坡；群山周围均匀分布的村庄；从我们山下淌过并涌向地中海的河流。万物是如此沉静，以至于我感觉能听到山丘在对我说话。山丘在说什么，当时我并不清楚。但现在，我相信它说的是：“你在这里做什么？”，还有“你为什么不回家？”

多年以后，那座山丘依然在对我说话。令我惊讶的是，随着时间的流逝，它的声音并没有渐行渐远，反而变得愈加响亮，愈加清晰可辨。

这本书写的是一群年轻人的命运。他们高中毕业之后就参与了战争——一个被遗忘的角落里的一场被遗忘的战争。尽管如此，它在21世纪初春的一个夜晚结束之后，依然以其沉静的力量回响在我们的生命中，回响在我们国家乃至整个世界的生命中。倘若有人想要探寻中东今日局面的起源，深入检视这些事件会让他颇有所获。

本书

第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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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营建在废弃公路附近的沙地上。院子里，小伙子们列队站齐，差不多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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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拿着一份名单宣读起来。名字被念到的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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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维也站在队列里。他比大多数人矮，也比大多数人壮。阿维黑色的眼眸闪现着好斗的光芒，可以看出他比大多数人更为叛逆。他怎么会出现在这群年轻人中间？他讨厌权威，而这种讨厌也是相互的。这种紧张关系可以追溯到十年前发生的一件事。当时，以色列总统造访了他们学校，学生要向总统鞠躬致意。但阿维拒绝了。于是老师请来家长，可阿维说他不愿意鞠躬。或许因为在书本上花了太多心思，阿维的故事听上去可能受到了《圣经·以斯帖记》中末底改这个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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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之后的许多年里，这样的事情一再上演。征兵日之前的几个月，他本来应该好好学习。但有一天，父母发现他没有去上学，而是在学校外面坐着，一边抽烟，一边读《禅与摩托车维修艺术》。他从很小的时候就开始独来独往。应征服三年兵役的时候，阿维18岁。然而早在之前的许多年，他就已经养成了站在一旁观察所有人的习惯。他观察的对象，还包括他自己。许多年之后，阿维的朋友们才能够借着时间的距离去理解部队中发生的事情，他们才能够看清自己在这些混乱的事件当中所处的位置。但是在当时，他们是无法看清的。阿维却可以，而这并没有让他的日子变得更轻松。

当时我还不认识阿维。即便认识可能我也不会喜欢他。但现在我很庆幸发现了他，不只是因为他经历的许多事情现在都与我们息息相关，也不只是因为他代表了被战争改变和碾压的人，还因为如今在遇见了太多的人之后，我知道像他这样的人并不多见。

阿维对部队这样的体制心存怀疑，而他所经历的事情，证明了他的怀疑并非没有道理。他已经下定决心，要做一个等级制度与意识形态的藐视者。阿维曾经向大家宣布，有一天他会移民到爱尔兰，谁也不清楚这是否只是一个玩笑。但他并不逃避自己的职责。因此那一天，他穿着陌生的衣服，与其他陌生的面孔一起，站在军营的院子里，听别人念起自己的名字。

[1]《圣经·以斯帖记》中有这样的经文：“在朝门的一切臣仆，都跪拜哈曼，因为王如此吩咐；唯独末底改不跪不拜。”——编者注2

如今20多年过去了，回头想想你会发现，阿维和其他新兵并非平庸之辈。他们审视着成年后的日子，思索其中的意义。就像现在一样，那些活下来的人，思索着自己人到中年的生活。然而，他们的特别之处不止于此。正如后面我们会看到的，他们的交流从不依赖电子设备，而是以书信沟通，这让他们的世界看起来那么安静。军队却仍然一如既往，对战争抱持着陈旧的态度。可是，阿维要参与的这场战争，却有所不同。而且这种不同，预示着将来更多的战争和改变。也就是说，那天在沙漠的基地里，世界被一分为二。对阿维和那些一起被选中的小伙子而言，以及对其他许多人而言，就在那一天，过去和现在被划清界限，年少的时光和之后所发生的一切被分割开来。而分割二者的，就是黎巴嫩的那座山丘。我们叫它“南瓜山”。

从最初的一刻开始，一切都在将这些新兵从以色列南部的那片沙漠带往以色列领土的最北端，再到和黎巴嫩的交界处，直至穿越边境。此时，沙漠所发挥的唯一作用，不过是重复扮演着它在这个国家历史中的角色：它是一片中间地带，自古用作备战区。3

以前的阿维喜欢穿牛仔裤，手拿一本书，脚上趿拉一双凉鞋，身上套一件T恤。T恤的衣领已经被剪掉，这是那些年以色列流行的款式。然而，军队生活让他改头换面。那身行头被新的装备取而代之：一把步枪；红色的硬皮靴；尺寸混乱的军服——军需官实在无暇多顾；以及成箱的金色小玩意，它们尖锐耀眼，好似海盗掠夺的古西班牙金币一样堆积如山，但实际却是直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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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沙漠的基地里，指挥官要教会这些小伙子服从命令、开枪射击。指挥官还要教他们背着沉重的装备长途跋涉；接着，在他们濒临虚脱之时，再逼着他们奔跑。他们需要用身体的本能取代头脑的反抗，还要用实际行动证明：所谓的“生理极限”，不过是一个意志问题。如果小伙子们达不到要求，就要接受惩罚。他们必须以百米冲刺的速度，在奇短的时间内，跑完一段不成比例的长距离。假如仍然做不到，就要继续一遍又一遍地全力奔跑下去。这不是为了让他们的冲刺速度最终达到标准，因为那是不可能的。这是要让那几个自大的家伙服软，让那些性格柔弱一点的哭鼻子。训练中，军医要学会绑止血带，还要给伤员的手臂静脉打针，这些都要在摸黑的情况下操作；机枪手则要学习清理堵塞的武器；而通信兵必须掌握新的语言，这会在以色列军方的无线电通信中用到。例如：用“糖果”表示子弹；用“辣爽”暗指食物；用“火柴”代表士兵。新兵们要在训练中日益蜕变，他们清澈的眼神在打磨中变得凌厉；他们的脸褪去了少年的稚嫩，经过日晒雨淋、汗水和责任感的洗礼，展现出了成年人分明的棱角。

阿维他们属于一个步兵旅，这个旅继承了一个可爱的名字：“青年先锋战队”。只是，这支队伍并非在战场上有多么骁勇善战。它名声在外，主要还是因为，在20世纪60年代，他们有一个一流的文娱演出班。那个时候，军队在歌舞和小品表演方面还有所投入。等到阿维加入青年先锋战队时，文娱演出班已经是过去式了。不过，他们当年流行的表演依旧令人难忘。也正是因为这个经久不衰的名字，这个旅给别人留下的印象没有军队一贯的一本正经。

青年先锋战队里大多是年轻人。他们知道扛枪御敌是必需的，但他们绝对算不上“先锋”，而且也没有谁向他们灌输作战思想。在这个旅中，看不到任何好战的口号和标志。对于一个步兵旅而言，这种人道精神不同寻常。他们并不主张“士可杀，不可辱”或者“绝不投降”，也没有任何类似的观念；相反，他们希望的是：“让我们熬过这场战争吧！”

阿维已经习惯睡在行军床上，在狭小的空间里和其他士兵抵足而眠。他把步枪枕在头下，脸贴着单薄的绿褥子，挡住枪支的冰凉。新兵们精疲力竭，不一会儿，他们就忘记了环境的艰苦，在沉睡中一夜无梦。4“刚到训练基地的阿维，年轻、健康、单纯。”阿维写道，他用第三人称描述着自己。

如果中士要求新兵按时完成任务，他会做到；如果指挥官命令所有人做50个俯卧撑，阿维也是第一个领头的。

然而，单纯有其风险，它容易被外界的愚蠢和残酷所打击。没过多久，阿维就开始觉得，也许他不应该做那个唯一守时的人，他也不应该做那个唯一在乎中士褒奖的人。排里有人说：因为接受惩罚，他们经常要来回奔跑。但实际上，这些惩罚并不是因为他们做错了什么，而是中士们的阴谋——也就是体制的阴谋——是专门为了利用他们的！听到这些，阿维也开始思考这件事，直到后来，在晚上短短的休息时间里，他再也无法入眠。千思万虑过后，他自己也开始在清晨拖拖拉拉地行动，在接受惩罚时慢慢吞吞地跑步。阿维全部的心思都放在这个问题上，对其他事情毫无察觉。很快，阿维就成了士兵里动作最慢、最不听使唤的一个。偶尔，会有一位指挥官跟他说些什么，打断他的思绪。这让阿维恍然大悟——他们就是想阻止他思考。他明白，他们才是他真正的敌人！他们反对思想和创造力。他们想要征服他，把他变成一个愚昧无知、言听计从的玩偶！

这个想法让阿维感到恐惧，恐惧到他开始竭尽所能地反抗。他开始我行我素。如果给他分配一个任务，比如准备食堂里的饭桌，他就把餐具反着放！或者在射击训练时故意脱靶！！如今，他成了反叛者！！！就是这样，阿维和体制作着斗争。而且据我们所知，在某时某处，现在的他依旧这样在军队里我行我素……

阿维是一名难对付的新兵。然而，他也是一位作家——虽然还算不上优秀，但指日可待。5

沙漠里的日子，已经过去了几个月。

离基地数千米的地方，阿维和他的战友们在一群小帐篷里扎营。这个时候，他们已经各自被分配了任务，装备也已分发。阿维的步枪底部连接着一个黑色的炮管，用来发射拳头大小的枪榴弹，它们有着耀眼的黄色和绿色。这杆步枪对他来说太长了，它的重量也让人讨厌。士兵们的脸庞被烈日灼伤，指关节处，皮肤也已摩擦脱落。在内盖夫沙漠的训练场上，无情的小石头深深嵌入他们的膝盖。污黑的枪油沾染了他们的军服，还有蒸干的汗渍留下的白色圆圈。从扎营处步行一分钟，就到了他们的临时公厕，到处都是散落的厕纸和晒干的大便。

新兵们现在已经对艰难困苦习以为常。在部队以外的真实世界里，老百姓看到的士兵，通常是他们最光鲜的一面，但这容易令人误解。因为在不为外界所知的世界中，他们的生存状况十分恶劣。你常常吃不饱，穿不暖，也睡不好。你总是满身污垢，精疲力竭。你的生命不属于你自己。而且有时候，你会被逼到十分极端的地步，悲观而绝望。你会发现身边的同伴并不如你想象中那样，在行军时昂首挺胸，他们甚至不能在冲刺的时候全力以赴。相反，借用威尔弗雷德·欧文的诗句，他们“身躯佝偻，像背扛麻布袋的老乞丐”。作为一名步兵，就是要体验贫乏与困窘。这正是这段经历之所以有意义的原因之一。只是在当时，我们还无法体会。

青年先锋战队下属的连队都非常专业，吸引了一批杰出的人才加入，他们比普通应征入伍的步兵更有头脑。但即便按照这样的标准，这个排的士兵仍然与众不同。以阿维的新朋友马坦为例。马坦来自一个集体农场，那里很少有能使他激发思想的事物，而且他表示，自从看过《普卢托在哪儿？》以后，他再没读过一本自己中意的书。《普卢托在哪儿？》是一本图画书，讲的是一只散步时掉进池塘的狗。不过现在他发现，他的战友是一群有思想、爱看书的人。而且在入伍训练这种难以忍受的条件下，他们依然想方设法保持着这些习惯。有一次，和他同住一个帐篷的阿莫斯带来了一本有关哲学思想的书，书名为《追随思想的脚步》。他和马坦居然读完了，而且就这本书一连谈论了好几个星期。那段日子，在数天的努力训练后，他们常常腰酸背痛地躺在地上，呼吸着各种混杂的气味——他们还未洗澡的体味、泥土的味道，以及落满灰尘的帆布的味道。这是他们对自由思想的坚持。最初，马坦以为他们会受到嘲笑。可尽管有时其他人会让他们闭嘴睡觉，但从来没有人笑过他们。如今，马坦是一名物理学家，阿莫斯是一名生活在巴黎的精神病医生。

阿维打定主意要做一个心直口快的人，说话常常不顾他人的感受。有几名士兵就领教过他尖刻的言辞。伊利亚就是其中之一。伊利亚记得，阿维一开始就清楚地表明，他认为伊利亚是个笨蛋。要不是后来知道伊利亚读过《百年孤独》，他还不会改变自己的看法。排里从来没有谁把阿维当作领头人，但他的存在不容忽视，而且常常不受欢迎，至少在最开始的时候是这样。从这个时期的照片中你可以看到，阿维的表情像个涉世未深的孩子，不确定他会不会喜欢这个世界，也不确定这世界会不会喜欢他。

入伍训练就像婚姻：在亲密无间的相处中，你的真面目藏不了多久。很快阿维就温和了起来。原来他一直在背包里带着几本书，当他发现看书的不止他一人时，便开始把书借给别人看。

在阿维儿时的一张照片里，可以看到他熟睡在自己的床上，周围堆满了书本和报纸。几年后的另一张照片中，他在自己的生日宴会上坐在房间的一角看书。高中时期，图书管理员会在一天结束的时候巡视一番。她常常发现阿维坐在窗边的脚凳上，一动不动地沉浸于一本书中。书是从书架上取下的：《故园风雨后》、《东方快车谋杀案》、内维尔·舒特的《花衣魔笛手》等等。阿维扎根在这个他出生的小国家，听着摇篮曲长大，比如俄国人伊曼纽尔在20世纪20年代写下的名曲：

你会在此发芽，你会在此生长

在以色列的土地上

为了幸福，为了劳动

你会像父辈一样，成为耕耘者

你会辛勤地播种

喜悦地收获[1]

不过现在，请听着伊玛的歌声

安然入睡吧

从阿维的阅读清单可以看出，高中时期，他开始对外面的世界感到好奇。等到应征入伍时，在为他打开世界之窗的文学向导中，他最喜爱的是罗曼·加里。这位作家从一个外来移民变成了“自由法国空军”的英雄；他是法国驻好莱坞的总领事；他是女演员琼·塞贝格的丈夫，还有过无数情人，倘若他的叙述可靠，那么他初尝情事是在13岁的时候，和一名女仆；他是马洛卡岛上的享乐主义者；他两次以不同的名字获得龚古尔文学奖（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而且两个名字都不是他的本名；他是出生于欧洲犹太世界的孩子，同样诞生于战火纷乱的欧洲犹太世界的，还有艾萨克·巴什维斯·辛格、瓦西里·格罗斯曼、莱昂纳德·科恩、阿维的祖父母，以及以色列这个国家本身。

阿维做了一个调查。有谁读过加里的杰作《风筝》？它讲述了一个发生在纳粹统治下的诺曼底的爱情故事，女主角是一位波兰伯爵的女儿，男主角是一位古怪的风筝制作者的乡下外甥。没有人看过吗？这本平装书有时被塞在弹袋里，有时挤在背包的脏袜子里。阿维把它借了出去。可以想象，从条件艰苦的维尔纽斯到阳光明媚的尼斯，辗转各地、变化莫测的加里，就这样加入了他们中间。在容纳两人的小帐篷里，又住进了第三位隐形人，他嘴里抽着高卢烟，脸上露出会心的笑容。

[1]“伊玛”（Ima）是希伯来语中的“妈妈”的意思。——编者注6

在训练的最后几周里，阿维所属排的成员们找到了彼此间的共同语言，同时也在他们微小的社交世界里找到了各自的位置。如果足够幸运，这种情况有时会在小的圈子中发生。排成员之间的友情是在极大的压力中建立起来的，而且很难向那些没有亲身经历的人解释。这是军队刻意为之。他们明白，正是这种纽带的力量会让士兵们团结一致，在毫无规则可言的战争炼狱中履行职责。而且必要时，这种纽带会让他们做出超乎常情的举动——不在敌人的炮火中撤离，而是冒着枪林弹雨前进。

情况似乎开始让人觉得，这个排的成员被选进来的原因，并不是他们优秀的身体素质或军人的潜能，而是他们的才智和性情。具体而言，是他们对于部队本身的讥讽态度。这似乎有些难以置信，但并非全无可能。那份名单在训练基地起草之前，他们每个人都接受过面试。不论是谁负责为这个旅的工程兵连队挑选士兵，他的选择可能纯粹出于个人偏爱。对于阿维所在排的成员而言，那位军官可能是他们人生中影响最大的人，其无形的烙印落在了自此以后他们经历的所有事情上。现在他们已年近四十，这么多年过去了，依然保持着彼此间的自在随和。只是，当我们最近在阿维父母家的客厅里坐下聊天时，没有人对这位军官有任何印象。

排成员之间形成了一种无声的默契：他们在这里是为了彼此，不是为了军队。中士、军官和文员都是他们蔑视和反抗的对象。部队对于新兵的生活有着不计其数的规定，其中一条是禁止在营地大门站岗时吃东西。不过早在入伍训练的初期，阿维就会在站岗时四下观望，确定没人注意自己后，便拿出一袋巧克力糕点，那是他用来和体制作斗争的弹药。在如今已是精神病学家的阿莫斯看来，排成员彼此间的凝聚力源自“我们对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那种嘲讽般的置身事外”。为了激发我们的能动性，部队里的人常会反问：“情况艰苦一点你就放弃吗？”当你再也动弹不了的时候，羞辱就是用来刺激你继续前进的方法。阿维所属排的队员在这句话的标点上略微动了动手脚，然后宣布这就是他们的信条：情况艰苦一点你就放弃吧。

在这些表面的语言反抗之下，常常隐藏着未说出的事实——他们不必来到这里。如果你不想当一名作战士兵，你可以脱身于此。而且没有人必须要主动参加更严酷的训练，也不必在危险的工程兵排中服役。他们的存在表明，不论他们对部队这个无情的体制有着何种成见，他们明白，国家面临着真实的威胁，而且加身于他们的这一要求也是无可非议的。总有需要你挺身而出的时候。他们自己不会这么说，因为社交的规则令你必须保持自嘲的态度，不能表达任何轻信的理想。所以，需要由别人代表他们说出来：他们相信自己做着正确的事。

他们听斯普林斯廷的歌，尤其是那首《河流》，也听小红莓乐队。他们还给彼此起了绰号。生性安静的贾勒是阿维最亲近的朋友之一，因为乐于助人而被大家称作“天使”。阿维就不一样了，他被取名“臭鼬”。虽然现在不清楚这个名字的确切来由，但倘若你曾是个18岁的毛头小子，混在一群同样18岁的毛头小子中间，也就不难想象了。“天使”和“臭鼬”是奇怪的一对——一个高大而温和，另一个矮小却好斗易怒。

阿维和队友们有着哲学家的做派，同时和体制唱着反调。训练中，中士让他们跑到山上，朝着用硬纸板做成的敌军射击，然后反复如此。中士们指导着靶场上的训练：立姿五发子弹，跪姿五发子弹，卧姿五发子弹。新兵们对步枪的后坐力和刺鼻的火药味已经习以为常。阿维跑过越野障碍训练场，也就是在全副武装的情况下攀爬绳索，匍匐前进，然后翻越齐肩高的混凝土墙。这堵墙是许多新兵的拦路虎，它单调的灰色充满敌意，简直是他们的噩梦。在中士的训练下，他们18个小时马不停蹄，6个小时用来睡觉。接着在天还未亮时，再次起床，奔向山顶。

阿维所属的排花费了大量时间进行训练，其目的不在于眼下等待着他们的游击战，而在于清理布雷区，让步兵和坦克的大规模部队通过，还在于攻取沙漠中的山头——为的是打那场军队眼里的“真正的战争”。熟悉军事思维的人应该不会为此惊讶。相比于黎巴嫩灌木丛中无关大局的小规模交锋，一场能起到决定性作用的大战才是他们真正的着眼之处。那是1994年，但军队的时间依旧设置在赎罪日战[1]争发生的1973年。阿维钟爱的罗曼·加里一定不会惊讶于此。加里在空军学员时期发现，自己坐在时速110千米的波泰–25双发战斗机里，却仍在用手势从敞开的驾驶员座舱中和其他战斗机的飞行员交流——在1938年，“用法国陆军的方法，为备战1914年的战争，而积极展开训练”。

20世纪90年代，许多以色列人以为和平即将到来，本书中讲述的事情也发生在这一时期。如果你参阅旧报，会发现许多关于和平谈判的新闻。那时，人们谈论着一个“新中东”，黎巴嫩的战争则鲜有人问津。于是，以色列的老百姓惦念着新中东，而军队惦念着真正的战争。但后来人们发现，发生在黎巴嫩的事件，既没有完全促成新中东，也没有完全形成新的真正的战争，而是变成了两者的结合。当所有人都在看向别处时，另一件重要的事正在酝酿，这个边缘事件后来却成了最举足轻重的。世事往往如此。

就在这段时期，阿维开始听说有一项任务等待着他们，训练一旦结束就要执行。谁也没有太多消息，只知道地点是黎巴嫩的一座山丘。

1994年10月末，就在他们原定随护卫队向那座山丘行进的前几周，“南瓜山事件”发生了。当前的守卫部队需要提早离开。于是阿维和他的朋友们收到命令，他们要打包行囊，向北进发。

[1] 赎罪日战争，又称第四次中东战争，指1973年10月以色列与叙利亚、埃及两国之间的战争。——译者注7

那个时候，以色列的作战部队被分成两类。一类去过黎巴嫩战场，一类还未去过。对那些到过战场的人而言，重要的是，你的战斗有多深入，面临过何种危险。作为新兵，倘若你在行军训练中掉队，中士会说：到了黎巴嫩谁还能推你一把？假如你趴在地上难以操作背上的无线通信设备，他们会朝你的头盔上扔石子，然后问：到了黎巴嫩谁还能帮你？答案是：谁也不能。这里的重点在于，你不能失败。一旦失败，你就会像每隔几周出现在报纸上的士兵一样，读者会看到你英年早逝的消息。

我并不想在此纠缠于史料的说明。如果可以，我宁愿为那些对历史背景感兴趣的读者推荐一本书，让他们自己去了解20世纪90年代黎巴嫩“安全区”的综合历史，然后继续不间断地讲述阿维的故事。然而遗憾的是，这样的历史记载无处可寻。这些事件在发生的当年是很重要的，而且给参与其中的人们留下了激烈而深刻的回忆，但它们却几乎被大众遗忘。只有少数引人注目的事件留下了模糊的印记，它们之间的关联也不再那么清晰。这段时期甚至连一个名称都没有。尽管它尚未远离，却已经被我们远远地抛诸脑后。过不了多久，真相便再也无法还原。所以，记录叛逆的阿维即将经历的一系列事件，是很有必要的。

20世纪90年代的黎巴嫩南部让人联想到20世纪30年代的西班牙：代表着不同武装力量与意识形态的地方武装之间频频发生暴力摩擦，酝酿着更大规模的冲突。我们的敌人拥有伊朗的指挥员和俄罗斯的火箭弹，他们崇拜殉教者，对伊斯兰教怀有复兴的愿景；我方则秉持资产阶级的抱负，我们的步枪上印着“美国康涅狄格州哈特福德”的字样。敌人的手段不可胜数：自杀式汽车爆炸、路边炸弹、在巨石间设置饵雷、袭击时录制影带、将各前哨孤立、打一枪换一个地方。在敌方的领地里，我们的现代部队打着一场漫长而无望的战争。敌军的力量比我们弱，但他们却拥有更为坚定的决心。这场战争的目标含糊不清，而且根本无法达到——早在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之前，一场拖延不休的战事就已经在黎巴嫩拉开了。倘若不去了解这些事件，人们几乎无法理解当前的局势。然而，它们却被忽略了。阿维那一代和我这一代成千上万名以色列士兵，我们的世界观开始形成于枪炮与玫瑰乐队1987年的专辑《毁灭的欲望》和涅槃乐队1991年的专辑《无所谓》之间的这些年。我们的一个共同感受是：我们当时所处的年代、地域以及参与的战争，极大地塑造了我们的性格特质，而这一切对其他人而言无关紧要，战争的发生在官方亦没有正式的记载。

熟悉以色列几千年文学作品的人知道，山顶被认为是人类和神灵的交汇之地，那里可能发生或非凡或恐怖之事。比如在西奈山上，上帝为摩西传法。死海沿岸的沙漠里，在马萨达平顶山上，犹太教的狂热信徒，因为不愿投降而在罗马军队突破城池之前集体自杀。还有摩利亚山，据说在那里，亚伯拉罕为了祭献上帝几乎牺牲他的儿子以撒。根据现代希伯来诗句所言，亚伯拉罕和以撒的传承，注定了他们所有的后代“出生时心上插着一把匕首”。这座山传说是上帝精神的安住之处，所以所罗门王和希律王都在那里建造了庙宇，但后来被罗马人[1]为供奉朱庇特所筑的神殿取而代之。穆罕默德的信徒则认为，此地是他们的阿拉伯先知在一个神秘的夜晚升入天堂之处。1300年前，他们筑造了一座精致优美的金顶圣殿，伫立至今。关于这座山有很多故事，但我们要说的故事和它无关。

向北驶入加利利，会经过基利波山，这里是扫罗拔剑自刎之地。接着是加利利海北边的一座山，有位传教士曾在此为一个新兴的宗教向众人初传教音，信徒们称之为“八福山”。位于沿海西部的是迦密山。曾经，先知以利亚在此向450位异教教士发起挑战——双方各建一座圣坛，看谁的神明能让火从天降，将其点燃。如今这里，起重机在港口忙碌着，工场的烟囱冒着烟，海法市的居民区在此遍地开花。继续向北，在一条山脉和海洋的交汇处，有一片密集的白垩岩洞。再接着，你就离开了现代以色列，进入了崇山峻岭的黎巴嫩南部。

距离以色列最北端五千米的黎巴嫩境内，有800年前十字军在一片陡峭的岩壁上建立的一座城堡。十字军称其为“波弗特堡”，这个名字沿用至今。我们的故事和这座山也没有关系，不过很快就要进入正题了。

20世纪60年代末，巴勒斯坦的游击队从黎巴嫩领土向以色列发动多次边境突袭，使以色列下定决心，开始了漫长的黎巴嫩战争——并不是同黎巴嫩的战争，而是与利用软弱的黎巴嫩政府为自己谋取利益的武装集团作战。多年来，这一冲突的性质已经改变，而且部分参战方也有所变化。更多时候，它是外界关注的边缘事件，很少成为核心。但明智的人总会对它密切留意。它会偶尔中止，却从未结束。而且我军在边境定期的来去，也会时不时将其中断。20世纪70年代中末期，战事有所升级。阿维和书中的大部分人物都出生于这一时期。自此以后，这场战争便开始与我们的人生并行。

1982年6月，以色列护卫军进入黎巴嫩，对黎巴嫩的一个基督教派系进行了干预，这是一次误入歧途的干预。战士们从巴勒斯坦士兵手中夺取了波弗特堡，并把它变成了永久的军事阵地。以色列派遣了数个师向北进入贝鲁特，却在那年的夏秋时节遭遇困境。这一点已有记载。我的兴趣所在，是后来发生但未被记录的事件。所以我们将跳过早期的细节：以色列入侵黎巴嫩前，巴勒斯坦军队在以色列境内袭击平民汽车和学校；1982年夏天，军方在贝鲁特发动大规模轰炸，成功驱逐了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以色列的行事手段并不足以让黎巴嫩建立友好政府，这一目标化为泡影；军方目睹了他们的基督教同盟对两处巴勒斯坦难民营进行屠杀，而且卷入了黎巴嫩内战。以色列人称其为“陷入了黎巴嫩的烂泥中”。

1985年，在国内的反对声和军队内部出现分歧的情况下，部队撤到了黎巴嫩边境的一片狭小地带。这一带被称为“安全区”。战事至此，几乎没有值得再书之处。只是，以色列部队在那里，又留守了15年。

入侵黎巴嫩后，以色列发现自己面对的敌人并非之前所想。这些并不是巴勒斯坦人，而是当地的什叶派教徒。他们自称“真主党”，由伊朗的阿亚图拉政权资助并训练。这些好战者不仅展现出新的能量，他们还拥有策略。人体炸弹成为现代中东标志性的发明，也是这个地区对我们的时代最臭名昭著的贡献，精确地诠释了它给自身带来的后果。在伊朗主顾的作战技能、意识形态和现金的推动下，这些真主党成员的经验和实力日增月益。以色列部队在黎巴嫩的进驻，喂养着这群好战分子的仇恨。而且他们驾驭着宗教战争的浪潮。那些年，在世界的这片区域，这股浪潮已经达到顶峰。如今，这浪潮毫无疑问已将这一地区蹂躏。到了20世纪90年代初期，其他武装集团已逐渐退出，真主党开始孤军作战。安全区的战争轮廓已经确定，也为我们的故事创造了条件。

1994年阿维应征入伍时，以色列士兵在遍布黎巴嫩南部的阵地战壕中坚守：那是一片危险的天地，士兵们在各自的山丘上用双筒望远镜遥遥相望，无线通信信息越过峡谷来回穿梭，仿佛犹太智者笔下的人们从耶路撒冷借由山峰上的篝火传达新月升起的消息，“从橄榄山到萨尔塔巴山，从萨尔塔巴山到格罗非那山，从格罗非那山到霍沃伦山，从霍沃伦山到拜特巴尔廷山”，最后直至巴比伦。

这就是那片安全区——由一群稚气未脱的小伙子筑起的盾牌，从东边的赫蒙山到西边的地中海。安全区是为了让游击队远离边境，保护以色列北部的居民：在边疆饲养火鸡的农场主；城市工厂里的玉米豌豆罐头制造商；说希伯来语的阿拉伯水管工；生于1958年前后的列宁格勒犹太美人，不久前她们跟随苏联移民的浪潮抵达以色列，如今躺在黎巴嫩边界附近，在陌生而炙热的烈日下，暴晒着她们苍白的身体。

部队为各前哨取了好听的名字，比如“罗勒”“番红花”“柏树”和“红辣椒”。这表现了部队对植物的偏爱，在取名时通常避免“地域炼火”或武装直升机“阿帕奇”之类的字眼，而选择“朝鲜蓟”或“金凤花”这样的美名。“朝鲜蓟”代指坦克炮手的夜视装备，“金凤花”则是迫击炮弹来袭前的警报系统。在部队通信兵使用的术语中，“花”代表受伤的士兵，阵亡的士兵则被称为“夹竹桃”。这些并不是暗号，因为它们的含义已经众所周知。相反，这些名字仿佛意在为丑陋之事赋予美好。同时，让士兵们能够不必直面他们需要描述的情景。倘若细听驻守黎巴嫩的部队所用的语言，你也许会以为他们占领了一座花园。

南瓜哨建在波弗特堡以北五千米的一座山丘上。在这里记述的事情发生之前，这座山丘没有发生过任何重要的事情，之后也没有。军方档案对前哨的建造亦毫无记录，至少没有任何我能找到的资料。

在希伯来语中，这座前哨名为“南瓜”——只有“南瓜”一词，并没有英语中定冠词的修饰——“‘那座’南瓜山”。但我一直认为，这是一个值得为其加上定冠词的地方。作为南瓜山的第一位历史记录者（不出意料也是最后一位），我授予自己特权，按照自己的意愿为其译名。如今，这名字似乎暗示了一种魔法：这座山丘从一座荒山，变为激烈情绪和戏剧性事件的发生地，接着突然之间，又再次变回了完全无足轻重的角色。

[1]罗马神话中的神。——译者注8

越过边境，阿维看到了青山绿谷。随着海拔升高，他第一次感受到了寒意袭来。初到此地的新兵们，思考着置身他国的含义，也思考着被敌人的领地包围究竟意味着什么。然后，他们接到了投入工作的命令。

他们也许想象过来此之后的各种英勇壮举。但就像所有新来的士兵一样，他们发现，南瓜哨的生活不过是一堆折磨人的繁杂琐碎之事，为的是把几十名士兵留在一座与世隔绝的山上：洗碗、切菜、给机枪清洁上油，以及装沙袋等等没完没了的杂务安排，其间偶尔被轮班站岗打断。晚上有几个小时可以休息，只不过也可能被轮岗中断。接着是“伴着黎明就绪”的时刻，然后周而复始的一天又开始了。

南瓜哨是个什么地方？它是一座山丘上土质的矩形筑堤，有篮球场那么大。以色列士兵从东面的一条路进入这里，那条路上常常埋有地雷。敌方则从西面的河床穿过，向前哨靠近，河床从敌人的城镇一直隐藏到山脊处。

前哨遭受着敌方游击队的威胁，他们常常出没于附近长有笃耨香树和松树的杂树林。这片杂树林被称为“那片森林”——这是一个会让士兵们倍感威胁的名字。不过，那里的植被和一座真正的森林比起来，就好像被称作加利利“海”的平静水潭之于真正浩瀚的大海，或者约旦“河”的涓涓细流之于宽广的密西西比河一样。

南瓜哨以北，阿里塔希尔山脉的山峰穿过红辣椒哨，直到终止于呈三角形的山顶上的柏树哨。在南面的视野中，可以看见波弗特堡，柑橘哨则位于它和南瓜哨之间。这些前哨便是所谓的“红线”阵地，是以色列控制区域中的最远端。

在安全区外的黎巴嫩境内，南瓜哨的正西面铺展着一片高原，为奈拜提耶省的什叶派城镇所占有。11年前的1983年，有一天，以色列的一支部队在什叶派教徒最重要的宗教节日盲目闯入了这个地方。士兵们被愤怒的人群包围起来。他们朝人群开枪，射杀了两人，从此和什叶派结下了仇怨，同时也助长了什叶派的新兴军事力量——真主党。奈拜提耶是游击队的根据地，也是前哨的死对头。

越过一座山脊向南面眺望，在危险地带十千米的范围以外，就是家乡所在的地方。那是以色列最北端的梅图拉镇，遍布着白色的房屋。

山丘上的氛围，并非常常是恐惧。但如果现在有人的回忆是如此，也没有谁会责怪他。你不能总那么战战兢兢。相反，弥漫于南瓜哨的，是疲惫和乡愁。虽然说士兵们也会想念他们的城市和朋友，但这些并不是最主要的——他们思念的是他们真正的家，父母的家，那个所有人还在生活的地方。入伍参军是少年时光的终结。但回到家后，父亲会拥抱你，母亲会为你做饭，洗衣机也在搅动着你绿色的军服。而你，可以在童年的房间，安然入睡。

前哨的几十位小伙子与世隔绝的程度在现代世界是罕有的。和士兵们一样，信件也是由护卫队送来的，途中的炸弹威胁无法预料。前哨没有女人，也没有任何女性化的东西。一切不必要的事物都不存在，为的是让你在需要杀敌时不会犹豫不决，为的是让你避免死于敌手，也为了让你不在此情此景中丧失理智。这里没有任何柔软的东西，也没有任何甜美的味道。

阿维在1994年秋天抵达南瓜山。那个时候，前哨有一个地堡，能保护士兵们免遭炮火袭击。院子里还有几个翻新的货运集装箱，但无法保证士兵的安全。集装箱里有一些金属床和脏得要命的绿褥子。

山上有几名来自贝多因游牧民族的侦察兵，以及几位士官。他们常常需要外出执行任务，检查路边是否埋有炸弹。没有任务的时候，他们便待在自己的小房间里，看真主党的电视节目和阿拉伯电影。还有一两位厨师，他们有时会用玉米片拌融化的巧克力，这种美食是安全区为数不多让人愉快的事物。我们总共有几十位士兵，包括几个步兵班和两队战车组员，以及少数几位战地情报观察员。士兵的平均年龄不到20岁，前哨的指挥官也只比大家年长几岁而已。

回顾过往，我们总会为这些事件排序，把它们变成我们能理解的故事。这是很自然的，而且我现在就在这么做。回忆起事件发生的当时我们有哪些感受，可不是件容易的事，能做到的人并不多。最近，阿维所属排的战友们举行了一次聚会。其间，伊利亚（读《百年孤独》的那位）准确地形容了我们当年经历的所有感受。他的话值得在这里完整地引述出来。不过遗憾的是，他说话时平铺直叙的语调，还有他夹杂着斯拉夫语口音的希伯来语，只能任由读者去想象了。“我们就像被领进屠宰场的羔羊。”他说道，朋友们笑了起来。他们似乎以前听他这么说过，很可能还不止一次。

你尽干些毫无意义的事，你都不知道自己在干吗——“去那里，去这里，明天再去那里。”我不知道自己在干吗。我就知道洗过碗。[笑声]他们让我听那些毫无意义的话，这些话他们以前在那儿常常说。关于这个，关于那个，关于所有乱七八糟的假大空的废话。我不明白他们到底想要我怎么样。有时我们会去设埋伏，就躺在雪地里，我记得那个冷啊！就是这些，仅此而已。现在这些回忆都模糊了。说到谁开枪射中了什么这一茬，他开过枪，那个家伙也开过枪，我不记得谁射中了谁。反正整个是叫一个乱。我只记得我们得死命擦食堂里的那些绿色的大桌子。[笑声]我就记得这些。9“南瓜山事件”也称“军旗事件”。因为这一事件，南瓜山一时声名狼藉。而阿维也因此被提前派遣到山上。他到的时候，事件所引起的骚动正值高峰。

那是1994年10月的一天，19岁的埃兰是其中一位士兵。他在另一个步兵旅的工程兵连服役。这个连的士兵和青年先锋战队的工程兵连队轮流守卫这座山冈——在山上守卫4个月，然后去沙漠训练4个月，接着再回到山上。

当时的埃兰尽心竭力想要做一名优秀的士兵。他和阿维是截然不同的两类人。如今的他，说话时轻言细语，而且容易热泪盈眶，但他并不为此难为情。他没有对山上发生的事情耿耿于怀。当我们坐在他位于特拉维夫郊区的公寓大楼楼顶谈论这些时，他说这是他多年来第一次提到南瓜山。他现在有五个孩子，是一名理疗师。他的专长是处理心理创伤。

那天清晨，“伴着黎明就绪”的时刻波澜不惊地结束了。谁也没有料想会有事情发生。游击队已经很多年没有尝试突袭以色列的前哨。他们认识到，士兵们在堡垒之外、在巡逻中或者在路上行动的时候，更容易受到攻击。那个时期，南瓜哨的防御工事并不完备，而且山上的规定也很松懈。你依然可以不戴头盔不穿防弹衣在外四处走动。没有人看到游击队在黑暗中沿着山脊偷偷靠近。早上刚过8点30分，密集的炮火就开始袭来，谁也没有惊慌，因为这种情况很常见。但这一次的炮轰似乎比以往更为猛烈。而且，在迫击炮的爆炸声中，还夹杂着一种新的声响——自动步枪快速射击的咔嗒声。这意味着敌人已经靠近，南瓜山遭到了袭击。

南瓜哨的西侧面对着敌人的城镇，所以那是最危险的一侧，也是瞭望哨所在的地方。那里只有一个开着一扇窗户的货运集装箱，看上去就像停在建筑工地的食品车。两位来自战地情报单位的观察员，就是坐在这里用双筒望远镜观察黎巴嫩居民的房屋和街道状况。前哨有一种烟幕弹，士兵们可以将它触发以保护自己不受导弹的袭击。至少理论上是这样。可现在有人把它激活后，风却将烟雾吹入了哨所，挡住了守卫者的视线，而且令他们难以呼吸。埃兰和其他所有人都不清楚攻击者所处的位置。

西面原本有四名士兵——那两位观察员，以及两名来自步兵连队的哨兵。然而，当敌人的轰炸变得猛烈时，两名观察员逃走了。有人看到其中一位跑向了下面的地堡，尽管他的身体毫发未伤，但他再也没有从这次事件中恢复过来。如此一来，就只剩下那两名步兵。其中一位正好是一名军医，当他听到有人受伤，便决定离开岗位去治疗伤员。另外一名哨兵也消失了。这就是为什么，当游击队到达入口时，没有任何人守卫在那里。跟在游击队后面的，还有他们的摄影师。

真主党播出了那些晃动的镜头——游击队手持步枪，肩扛火箭筒，嘴里用阿拉伯语大声呼喊着，整个画面还有军乐奏响。这种事情在当今世界早已司空见惯，所以很难想象，这样的影像在当时的影响力究竟有多大。真主党明白，攻击的画面可能比攻击本身更为重要——现在看来这一点显而易见，但在当时并非如此。彼时，暴力影像和媒体战争才刚刚开始。这一战争的目的，不在于对领土的争夺，而在于对“意识”的控制。

录像一开始，真主党的摄影师和几名战斗员蹲伏在干草中，他的镜头对准了干燥的奶蓟草尖尖的穗顶。可以看到前哨大约在300米以外，炮弹在筑堤上爆炸腾起。镜头外一个声音用阿拉伯语喊道：“瞧着吧！马上就好！”接着，一股烟流在南瓜哨升起，有人高呼：“很好！棒！”下一个镜头中，战斗员更靠近了，他们躲在一块岩石后面探头观察。你可以看到南瓜哨的筑堤就在100米以外。有人起身以跪姿发射了一枚火箭弹。过去，军队找到真主党成员的尸体时，会发现他们身上穿的都是牛仔裤和平民的衣服。然而，今非昔比。现在这些战斗人员穿着军服、背着包，而且戴着头盔。他们显得很专业。

四名游击队员脱离掩护，开始向筑堤靠近。他们沿着斜坡向上跑，直至累到开始步行。摄影师紧随其后。就在快到山顶时，他们突然跪倒。有人大叫了一声，提醒同伴注意安全。在他们左边发生了一次剧烈的爆炸。接着他们再次起身。有人将一枚手榴弹越过筑堤扔进了南瓜哨。另外一人双手高举真主党的军旗，然后以胜利的姿态把它插在了南瓜哨：那画面就像美军打赢了硫磺岛之战，就像人类登陆月球一般。录像到这里便结束了，如此一来，你就看不到他们转身逃跑的情景。

负责看守南瓜哨的，是一位22岁的中士。他向一些士兵交代了任务，把他们领到筑堤上的战壕里，筑堤围绕着整个前哨。另一位初级军官在战壕中走动时，一枚炮弹落在了他身后。接着，一名士兵看到这位军官双膝跪地。他脸上的表情，就像孩童被划伤之后要开始号哭一般。军官的背部满是鲜血。不过，等他意识到自己还活着，而且手脚还能动时，他让自己平静了下来。那名士兵协助他下到了地堡中。在那里，他们发现军医正在治疗一名失去手指的伤员。

等到埃兰跑上战壕时，真主党的军旗已经插在了筑堤上。士兵们没能做出有效的作战反应。随后，他们就会因为自己的表现而遭到媒体和军事法庭的责难。只是，在那一刻的混乱中，没有人知道该怎么做，这一点是可以理解的。

敌军的炮火开始减弱，最糟糕的部分似乎已经过去。在正南方的山丘上，“那片森林”里还有人朝前哨射击。埃兰穿过战壕，直到他面向那片杂树林。现在他能看到“那片森林”，“那片森林”里的人也能看到他。几枚炮弹从他脑袋边上飞过，他伏下身来。另一名士兵——来自以色列南部一个农业社区的小伙子，健壮结实——也在这时出现了，他在埃兰旁边蹲下。紧接着，一股爆炸冲击波将埃兰震退，战壕内激起一阵浓烟。

等到埃兰再次睁开双眼，那名士兵已经仰面倒地，他的头置于一片血泊之中。就在此时，另一名士兵冲了上来。看到眼前的情景，他不禁跪倒在地，开始将头撞向战壕的混凝土墙壁。牺牲的士兵是他的朋友。没过多久，炮轰停止，南瓜山再次恢复了平静。

根据真主党的一份官方报道，游击队占领了南瓜哨，“铲除了犹太复国主义者”，消灭了五名士兵，并“将他们的尸体践踏于脚下”。但这些都是一派胡言。前哨失去了一名士兵，但它仍然伫立在那儿。守卫部队依旧完整，而且运作正常。这些情况并未立刻真相大白。其实，电视中播放的画面才是真正的武器，真主党的战斗者和以色列的士兵已经变成了演员，在摄影机下一场精心筹划的袭击中粉墨登场——只是一时之间，人们还无法理解这些。

真主党播放的袭击镜头传遍了中东，以色列的电视台也播出了。接下来的日子里，那名真主党士兵走进了千家万户，挥舞着双臂，一次又一次地插下了他手中的军旗。阿拉伯人为此兴高采烈，而以色列人则为此惊惶失措。我们不再足够强大——这是我们国家集体意识中的主要恐惧之一。这种恐惧也解释了外界在“军旗事件”之后近乎歇斯底里的反应。人们认为这一事件并不是一次小的失败，它不是因每日例行公事而感觉迟钝的守卫部队经历的一次无足轻重之事。相反，它是军队腐败的迹象，也表明了以色列年轻人薄弱的意志。这次事件后来被称为“南瓜山事件”，也是所有以色列人第一次听到这个前哨的名字。

关于以色列，还有重要的一点需要了解——我们对待事情的看法倾向于非黑即白，如非完胜，则为完败。所以，这是一场彻底的失败。相当于一场重大的军事挫败。报刊撰稿人开始将它称作“耻辱”。部队开除了埃兰所属分队的几名士兵。并宣称，负责南瓜哨的那名年轻军官不能胜任指挥官一职。

当时的以色列社会和其军队正在发生变化。集体意识开始退回幕后，个人主义开始走向台前。那面军旗成了人们不安的焦点。有些评论者认为，这一事件的部分责任，在于父母对子女从军越来越多的干涉：那个时候，母亲给儿子的指挥官打电话抱怨的现象变得屡见不鲜。部队是这个国家最重要的制度之一，而家庭是这个国家所有制度中的重中之重，两者间的冲突就此产生。又或许，如某些人所言，这件事与大众对士兵们在部队葬礼上的哭泣越来越容忍的态度有关——当时人们就这一举动是否恰当有所争论。“当恐惧和哭泣变成众所钦敬的话题，并且被讨论和鼓励时，那么你很难对一个孤立哨所中的士兵生气。”一位新闻记者如是写道。

回到以色列后，埃兰的两名战友有一回在十字路口搭便车。一个男人把车开了过来。这个男人认出了他们军服上的徽章，于是说道：“你们不就是那群懦夫吗？”其中一位士兵探进车窗里，冲他脸上给了一拳。10“南瓜山事件”发生的同一周，报纸报道了我们的总理在卡萨布兰卡成功访问摩洛哥国王的新闻。一篇头版文章的标题是《谈经济，不谈战争》。翻阅1994年10月底和11月的报刊标题，就像阅读一个孩子的日记条目，你几乎认不出这个孩子就是你自己；也像翻阅人们放在床边记录他们梦境的笔记本，给你一种陌生的感觉。“和平”一词的使用丝毫不带讽刺。和平！如今它给人的感觉仿佛“电报”或“婚姻”这些词，已经成了过去式。正如之前所言，这是人们最沉浸在新中东美好愿景里的一段时期。

有些人断定，“南瓜山事件”与人们对和平即将到来的期待有关。有人对弃守山冈的那几名士兵如是分析道：“他们的斗志已经瓦解，因为没有人愿意做战争最后的牺牲品。而且许多人以为，这百年的战争就要结束了。”对于这段话，我们究竟是该嘲笑，还是应该为此哭泣？

彼时，一个新中东的确正在孕育，但它并非如人们所想。它的诞生之地，在士兵们穿梭的巨石之间，在黎巴嫩南部一座山丘的混凝土防御工事之间。只有少数稚气未脱的小伙子，在那里见证了它的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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