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顾文豪
出版社：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格式: AZW3, DOCX, EPUB, MOBI, PDF, TXT
在传统与现实之间：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视域下的古代文论研究试读：
内容提要
本书从全面和深入的角度，对中国古代文论研究借鉴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得失成败做了一定程度的梳理和评价，并给出对中国古代文论的衍变生成的一种解释，不仅是对中国古代文论在马克思主义领域的探寻，更为日后的研究提供一个更完整的观照视野。导论：立足现实，扎根传统一
晚清著名文学刊物《小说林》创办人之一，编辑家、翻译家、小说家徐念慈，以笔名“东海觉我”撰写了一部科幻小说《新法螺先生谭》。是书主人公法螺先生擅吹法螺，尤具科学精神，致力于打破陈规陋矩，不欲局限于诸家之说，而为一“学界之奴”。为此他殚精竭虑，苦思冥想，终致“脑筋紊乱，忘其所以”。灵智闷塞之时，忽一日他得神秘力量之助，竟能飞升上空，直攀三十六万尺之高山。而在狂飙突进的天宇驰骋之际，法螺先生亦灵、肉两分，各自飘荡——肉身坠落至地心，灵魂却莫名幻化为“不可思议之发光原动力”，其光亮较之太阳亦要强万倍。
熠熠生辉的法螺先生御风而行，经天纬地，雄壮瑰奇，不可一世。当其途经欧美，光耀立刻引起科学界的震惊，众人纷纷嗟叹问询。而当法螺先生归返本邦，期待华夏子民同样有所震动时，等待他的却是国人的昏昧不醒——时值正午，全中国的人民正南窗高卧，鼾声阵阵呢！光亮抵过烈阳万倍的法螺先生绝对想不到自己的刺眼光芒，竟然根本掀不开国人昏沉惺忪的睡眼，而少数醒着的也不过是另一种“昏睡”——耽溺于阿芙蓉的袅袅烟云之中。
灵魂的光射不进中国人的心，那肉身之旅又是何等光景呢？
原来法螺先生的肉身驱壳跌落地心，最终掉在一老者的睡炕之上。老者并非凡夫俗子，实乃九千余岁的黄中祖。在他的带领下，法螺先生有幸进行了另一番诡异的地底之旅。在“外观室”的地球穹形天幕前，法螺先生只见天幕上的中国乌烟瘴气，随处可见吸食鸦片的国人，体质羸弱，萧索不堪。“内观镜室”更是奇景连连，室内陈列着各色瓶子，以此窥见各国人的“气质”。而中国人的“气质”中堪称优良者，百不得一，充斥烟毒吗啡者，则近七成，至于愚蠢、贪婪、迷信者，更是每不乏见。由此，黄中祖喟然叹曰：“余与君现皆未睡，不知我子孙此时宵梦方酣也。余老矣，发音不亮，惜无人代余唤醒之耳。”
徐念慈笔下的法螺先生对于科学的念兹在兹，诚然在在透出晚清知识分子对于西方器物之学的暧昧之感，既充满好奇惊叹，又不乏畏惧惶惑，但我以为此篇小说更其具体地呈现了自晚清开始的大变动时代下的文化语境，以及知识分子对于时代嬗变的复杂心绪。
显然，法螺先生的闭门苦思，或可理解为中国传统儒家格物致知的思考方式的体现，但究其愁苦的根由，则不妨说是对于时代变动中固有的知识资源乃至文化传统的有效性与合法性的暗自怀疑。而当其灵肉分离，各自展开一段荒怪之旅时，更其吊诡分裂的内在景观也随之出现。灵魂因获致伟力而射放光芒，周游世界甚至星际奇航，观看到了大千世界最新奇有趣的科技剧情，但肉身却须洞见国人的诸般猥琐颓唐，换言之，灵魂或可凭借超自然的力量遨游太虚，肉身却不能须臾逃离现实的宰制。不妨再进一解，西方物质科学的昌明发达已使知识分子之“魂”莫名触动，甚至获致了某种超越体验，但他们的“身”不得已仍旧陷在本土势力的泥潭之中。以声、光、热、力为象征的现代化进程确乎叩响了中国的大门，少数以黄中祖、法螺先生为象征的知识分子亦猛然惊觉，但国门内的大多数人一如鲁迅的“铁屋子”之喻，兀自昏睡不已。徐念慈凭借离奇的科幻故事书写出知识分子面对中国现代性开启阶段的最初的剧情与心情——时代的变动已然到来，西方的现代化力量在在可见，时势因应更是刻不容缓，可是仅凭“光之源”，而欠缺“声之原”，并不足以唤醒国民，唤醒中国。
是的，唤醒国民，唤醒中国，因为时移世易，更因为兵临城下，不容人不改弦更张，亟思良策。自晚清以降，尤其是1894年的甲午战败，中国传统的文化观念与价值典范在西方船坚炮利的进击入侵下，轰然崩塌，不敷应对事变与世变。在中西文明的巨大差距面前，所谓“超稳定结构”的固有价值系统暴露出种种缺陷，传统的权威性与合法性遭到前所未有的质疑与诘问。而随着辛亥革命的爆发，绵延数千年之久的传统帝制一朝终结，同体依附的价值体系至此亦寿终正寝，全盘解体。政治秩序的瓦解，往往牵连到文化秩序的断裂，最终从政治制度、思想观念乃至日常生活等各方面造成深刻的价值典范的转移，“天不变道亦不变”的传统观念宣告破产，取而代之的则是对于“变者天道也”的公理信奉，求新求变成为彼时知识分子的共同价值取向，而中国固有的知识、思想与文化信仰确乎已经无法提供给人们完足的价值资源，也无力进行有效的自我更新。
外部世界的山雨欲来，势必催生变革更易的时代需求。事实上，我们不必细说从头，晚清以降的求变之声仍旧言犹在耳。龚自珍疾言“法无不改，势无不积，事例无不变迁，风气无不移易”，隐然成为那个时代的叛逆之音；冯桂芬甘冒天下之大不韪，认为“法苟不善，虽古先吾斥之；法苟善，虽蛮貊吾师之”，一改唯我独尊的中国式自大，开始正视西方的优越先进；康有为更明确表示“能变则全，不变则亡；全变则强，小变则亡”，将变革程度与国家存亡径相等价；而一生善变的梁启超在二十世纪开始的头一年即指出，这是一个充满变数的“过渡时代”，此前的数千年中国都处于“停顿时代”。在这变动不居的“过渡时代”里，不独政治上要造成“新政体”，学问上要酿成“新学界”，社会理想风俗上也要形成“新道德”。急切更新传统的殷殷求变之声，显然已成为自晚清开始的中国知识分子的共同诉求。而当这一价值诉求日渐流播滋蔓，最终成为中国社会的群体意识，那么中国固有的思想、制度和知识谱系也就随之发生根本性的转变。
大抵来说，这种转变在思想学术领域内有如下几大表现：
首先是价值取向与文化认同上的转变。当中国开始从“天下”走向“世界”，发现自己并非世界的中心，尤其是面对西方物质文明的强大时，最先感受到的是文化自尊心的失落。在对西方爱恨交织的复杂情意结中，一方面中国人对于西方的入侵凛然含怒，另一方面也对以西方国家为代表的现代世界饱含向往，由此形成对于西方文化价值观念的暧昧之情。但不论是视而不见的一味排拒还是改换门庭的渐趋迎合，一个本质性的变化在于，传统的以儒家为代表的社会文化价值取向受到了巨大冲击，几至解体。当然我们不能说中国传统文化观念的影响力消失殆尽，但较之此前，则确实面临着纲常解纽、王道不再的尴尬局面。在这样的思想转型的时代背景下，以儒家为主要核心的传统学术文化经典也就很难具有不证自明的合法性。尤其是随着科举制度的废除，现代学术建制的日益完善，传统的经学霸权被消解，儒学传统及其所彰表的价值观亦一并脱弃冠冕，逐步转型成中性的学术形态。与此形成鲜明对比，西方的文化价值观念日益渗透进来，虽然知识分子们尚未全盘西化，并且试图将西方学说置于中国传统思想脉络中加以把握，但至少自此开始，西方文化价值观念被逐步移植到中国知识分子的思维中，成为他们用以推动中国社会在政治、学术、文化以及生活方式等各方面现代性进程的重要的价值典范。
其次是知识阶层的现代转型。如果说1894年之后的中国遭逢了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那这变局中的变局或是1905年的废除科举，此举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知识分子的身份构成，促成了现代知识阶层的形成。陈独秀一针见血地指出：“旧文学、旧政治、旧伦理本是一家眷属，固不得去此而取彼。”夏曾佑则更其深透地点出废科举对于中国社会造成的深刻影响：“社会行科举之法千有余年，其他之事，无不与科举相连。今一举而废之，则社会必有大不便之缘。”大体言之，废除科举彻底破坏了中国传统的政治选拔模式，并且瓦解了中国传统社会结构，使得此前一心学而优则仕的读书人无法循此作升阶之谋，与政治权力中心渐趋疏远。仕途中断的读书人因此开始与初步兴起的报章媒介、现代学校或是社会组织相联系，转而通过这些社会媒介继续发挥政治文化影响力，以此传播现代思想，推进社会变革。政治上的日益边缘，社会身份上的游离无根，与借助现代传媒获得的巨大影响力，使得传统士人从庙堂转型为奔走在江湖之间的现代知识分子，由此造成其思想往往在文化守成主义与激进反传统主义之间徘徊折返，而这也为日后中国思想进程中各种二元对立模式埋下伏笔。
其三则是传统知识制度的改变。学术思想的生产是不同时代下不同知识制度的产物。当整体社会文化的价值取向与知识阶层的身份认同方式都发生本质改变，那么作为学术政治在知识领域的结果，关系到知识生产与传播方式的知识制度自然也须随时而变。约略言之，中国传统的知识制度与科举制关联紧密，知识生产很大程度上是为谋位曳名，缺乏足够的学术自由和独立的价值标准，每与权力系统遥相呼应。晚清维新运动之后，现代传播媒介日益发达，报章杂志激增，现代出版事业亦蓬勃兴起，言论公共领域开始出现，加以借鉴西方学术体制的新式学校多有创建，终于造成了传统知识制度的现代转型，由此也拓展了新知识与新思想的传播渠道，为现代知识制度的确立奠定了基础。
由是观之，无论是基于西方物质文明的大举入侵，还是中国本土社会政治文化系统的信用破产，无论是西方文化思想价值观念的主动移植，还是知识分子为因应时局而被动的弃绝传统，无论是西来刺激下的现代政治文化论域的出现，还是中国内部政治文化系统的自我调整，要之求变思进已然成为时代进程的价值主线，甚至时至今日，我们仍旧不能免却这一时代主题，仍旧在谋求通过诸种变革不断应和／迎合现代性进程。因此，唯有充分认识到晚清之后的时代变局，以及求新求变、寻求富强的时代意识对于社会各个方面造成的深远影响，才有可能使我们透过历史的烟云去拨见更多历史的全相与初颜。二
如果说西潮冲击下的中国社会在各个领域发生的剧烈而频繁的变动，是知识分子所必须正面应对的“现实”问题，那么对于中国文化传统以及基于其上的知识资源的解构与重构，则不妨视为是对晚清以降的严峻的中国现实与现实中国的一系列“回应”。正如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对现代性进程中的社会变化所作出的精确而充分的描述：“一切固定的僵化的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素被尊崇的观念和见解都被消除了，一切新形成的关系等不到固定下来就陈旧了。一切等级的和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人们终于不得不用冷静的眼光来看他们的生活地位、他们的相互关系。”自兹而后，中国文化传统中那些“素被尊崇的观念和见解”也濒临被消除的境地，突破了伦理中心主义的知识分子们迫切希望“一切等级的和固定的东西”烟消云散，原先那些看似“神圣的东西”都将被以现代和进步之名进行“亵渎”。
但“打破”和“亵渎”并不能成为中国现代性进程的万宝全书。诚如林毓生正确指出的，中国新知识分子企图“藉思想文化以解决社会根本问题”的思想方式使得他们认为传统不过是一件可以全然抛弃的过时衣衫，但人总要穿衣蔽体，于是他们越是对传统这件“破衣烂衫”诟病詈骂，也就愈加渴望能用符合时代现实要求的意识形态来织就一件全新的外套。就如1919年12月陈独秀在《新青年》的《本志宣言》中宣称的那样：“我们想求社会进化，不得不打破‘天经地义’、‘自古如斯’的成见；决计一面抛弃此等旧观念，一面综合前代贤哲、当代贤哲和我们自己所想的，创造政治上、道德上、经济上的新观念，树立新时代的精神，适应新社会的环境。”旧秩序一夕崩塌，知识分子不仅决心要抛弃旧观念，打倒旧偶像，他们所面临的更迫切的任务是主动因应世变，从政治、学术、文化与社会风俗等各方面造成新典范。换言之，回应现实的一大途径即不仅在打破传统，更在于透过与现实语境的若合符节来再造传统，因为“新思潮的优点就恰恰在于我们不想教条式地预料未来，而只是希望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
作为整体的中国文化传统的解构与重构是一个大哉问，非本书所能详加讨论。但如果我们认同文学曾经是并且依然是文化传统中的一大核心部分，“继承了沉重的伦理、意识形态乃至政治的任务”，那么我们就有理由在某种意义上将文学以及文学的历史发展进程的重塑视为是对于整体的文化传统的重构的一种具体表现。换言之，作为一项现代发明，文学始终被刻写在特定的历史传统与文化制度之中，因此我们有可能透过文学传统的演变与建构一窥整体社会政治文化制度以及价值观念的变迁。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强调文学与所在时代意识形态的紧密关系，并非意在否认文学本身的自律性。众所周知，文学始终存有一个二律背反，亦即它或与社会同声相应，也可能大唱反调，或追随时代变动，也有可能凝定不动，抑或成其先导。但这种相对主义并不妨碍我们从时代演变的视域中去发见文学传统的解构与重构，甚至恰恰因为这种不可名状的纷繁多变，才有可能让我们真正憬悟时代的善变与嬗变，文学的发生与发展亦非按部就班。
本书的议题是基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化视域下对古代文论研究加以考察，虽然古代文论这一学术领域看似与现代并无太大关系，但事实上，作为古代“诗文评”传统的现代学术身份，其学科合法性仍然是因为“现代性”问题深刻地介入其中。质言之，古代文论研究所讨论观照的对象乃中国数千年积累而成的关于文学创作与文学认知的一系列精思卓见，就其客观的发生时间而言，确乎年湮代远，但古代文论研究真正区别于“诗文评”的一大特质，即是因着现代性的介入，其对古人的文学思考每能以新眼观旧书，时刻以现代知识公义去复核、检视、开显甚或规训古人的文学批评。
因此，与其他那些在中国现代性进程中创设出来的现代学科一样，古代文论研究同样不可能避免与中国的现代化历史以及现代性经验发生关系。正如刘禾将“五四”以来所形成的“现代文学”定义为一种“民族国家文学”，认为这一文学的发展正“与中国进入现代民族国家的过程刚好同步”，是“民族国家的产物”，也是“民族国家生产主导意识形态的重要基地”。如果我们以刘禾的观点来观察古代文论研究学科的发生发展过程，那么将发现古代文论研究同样或可说是“民族国家的产物”，与自晚清开始的一连串中国现代社会的政治、文化、思想的变动进程遥相呼应。强调此点，并非意在贬低古代诗文评传统的落伍过时——事实上，对于古典文学认知的具体抉发，我们很可能反倒逊于古人——而是希望提请诸位注意古代文论研究学科的现代转型同样在现代中国的历史经验中不曾缺席，它同样需要对自晚清以来的历史语境中迭相而来的诸般“现实”问题作出自己的“回应”。而这一学科从教育制度的变化、知识谱系的建构乃至价值典范的确立等一系列转型步骤，毋宁也是现代中国国族建构与文化建构的花开一枝。遑论按照福柯的说法，学科本身就是权力“规训”的产物，学科合法性的确立以及自身体制的营构，在在都须依凭国家权威与制度性实践。
因此，如果我们认同古代文论研究学科与现代中国的现代性进程关涉密切，也就能理解这一学科的现代转型不可避免地会与整体时代的现实问题彼此勾连，而其趋向现代的过程某种程度上也可视为是对古代文论传统的一次重构。如此我们就能设法追问如下问题：晚清以来的中国现代性进程是否同样影响到了人们对于中国数千年古典文学传统的具体认知？求新求变、寻求富强的时代呼声是否只是局限于中国的政经领域，它们之于古代文论研究是否也有不可忽视的影响？现代西方的文学观念究竟是怎样介入到中国文学的研究与创作中去的，它与中国固有的文学观念发生了怎样的博弈互动？具备现代学术品格的古代文论研究是如何观照中国文学批评的具体问题的，又是怎样确立自身文学典范的？往者已矣的古代作家与作品，为何有些人随事迁，沉埋故纸，有些却金身不坏，名垂青史，这方生方死的文学现象背后复杂的合法性过程的真相究竟如何？相较古人，今人的古代文论研究在方法论上有着怎样的变化与进步，不同的方法是否又会导致文学事相的不同认知？如果说文学是想象的一种方式，那么对于古代文学的想象又将在怎样的意义与层面开启人们对于古代中国的不同遐想？更重要的是，看似古今断裂的古代，是果真能与现代／现实秋毫不犯，各安其命，还是其实不安分的“现实”总能出其不意地更动乃至形塑我们对于传统的认知？
论者心知，这些问题并不容易一一作答。但至少经由对于上述问题的思考，我们才不会忽略晚清之后的中国的现实语境对于文学研究所产生的巨大影响。因为这种影响并不仅仅总是作为时代背景而存在，事实上，现实的挤压与诘问已然成为现代文学研究展开的文化土壤，甚至幻化为悬诸其上的无形标准。而通过对这些问题的省思，我们才有可能回到历史的原初语境，不致遗忘了簇拥在文学研究周边的各种文化力量，抑或将古代文论研究的现代转型简单粗糙地视为文化现代性进程中的自然／必然环节。但这也不意味着古代文论研究的现代转型只是中国现实剧情的亦步亦趋，抑或说对于传统的解构与重构只是现实欲望的直接投射，而是希望透过古代文论研究这一学科在中国的确立与转型过程的“历史化”，尤其是对其转型过程中的知识生产与话语建立的分析，最终揭示出现实与传统这两股力量究竟如何互为博弈，同时试图发见古代文论与现实中国的内在联系，发见古代文论研究究竟在“制度化”过程中自我更新了什么，又自我规训了什么。三
鲁迅曾形象地描绘过现代中国因着古今中外的交融互摄而导致的光怪陆离：“中国社会上的状态，简直是将几十世纪缩在一时：自油松片以至电灯，自独轮车以至飞机，自镖枪以至机关炮，自不许‘妄谈法理’以至护法，自‘食肉寝皮’的吃人思想以至人道主义，自迎尸拜蛇以至美育代宗教，都摩肩挨背的存在。四面八方几乎都是二三重以至多重的事物，每重又各各自相矛盾，一切人便都在这矛盾中间，互相抱怨着过活。”鲁迅的议论辛辣嘲讽，但其真确地点出了现代中国的纷繁多歧，不能划一，我们固然可以嘲笑彼时的洋不洋腔不腔，但更重要的是鲁迅在这种中西古今的杂陈中看到了现代中国的复杂性与包容性。
一切人是否都在“互相抱怨着过活”，我不确知。但现代中国社会的矛盾特质确乎由此可见，而这也就提醒我们对于现代中国社会的观察的困难与审慎。至于中国现代性问题与文学研究的关涉，事实上也是头绪繁多。举凡制度的创设、观念的改易、语言的变革乃至文体的转换，凡此种种也未尝不是“都摩肩挨背的存在”着。因此，我们虽然深知晚近中国的现实语境对于古代文论研究的现代转型有着深刻的影响，我们也明乎古代文论学科从确立到发展的过程某种程度上不啻是一番传统的再造，但如何寻找到两者之间的有效中介来加以考察，就成为本书的突破口和立足点。而在论者看来，通过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作为研究视域，或许可以成为考察古代文论研究的现代性问题的一个角度。
毫无疑问，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是随着马克思主义思想在我国的传播而输入进来的。作为中国革命成功开展的思想纲领与理论武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也紧密地同中国社会的现实革命进程相联系。换言之，长久以来中国的文艺理论从众生喧哗到多元归一的历史进程，正是在马克思主义文论思想的指导下发展以趋成熟的。因此，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既是现代西方文化思想观念的外来成果，同时经过多年来的理论涵育与现实实践，最终也演变为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本土学说和文论资源。也就是说，不论置诸历史实际还是理论思考，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中国化完全符合现代中国的历史现实，并且准确揭示出现代中国的政治社会变革与文化思想之间丰富复杂的互动关系。
必须指出的是，作为深深植根于中国文化传统的古代文论，在其现代转型的过程中，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同样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事实上，正是凭借着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巨大理论能量，激活了古代文论的自身活力，促进其转变为具有现代文化品格的新文论。因此，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充分说明了西方文论与中国古代文论之间完全可以求取互动互融的共生关系，在保有古代文论的古典文化品性的前提下，经由借鉴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理论视域、思想观念以及思维方式，使得古代文论研究真正摆脱古人掌故闲谈，以资赏鉴的经验式言论形态，最终建构起符合现实语境，呼应现实要求的现代性文论体系。而这也就使我们有理由认为以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视域来对古代文论研究的现代转型加以考察，是一种有效且可能的尝试。
需要说明的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历史进程每多歧变，与中国社会现实的交合程度大抵超乎一般的想象。本书不论从体量还是深度都势必无法完全涵容和厘析就中的种种衍变，这既无可能，也不必要。然而选择的有限性并不意味着选择的随机性。本书在对这一历史过程加以考察时，既希望能切实直观地展现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之于古代文论研究的影响，同时也希望能扩大视域，不照本宣科，而是尽量裸呈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中国的历史演变轨迹，最终强调马克思主义思想在用以解决国家层面的政治／文化危机的同时，亦确实对“文学”以及文学研究产生了不可忽视乃至决定性的影响，相应的，“文学”以及文学研究在面对这种影响时也确乎发生了根本性的自我更新，形成了更其丰富和独特的文化特质。
基于如上考虑，本书试图从以下六个方面来加以探讨：
首先是关于现代文学批评观念的确立与衍化。诚如黄人所言：“夫世运无不变，则文学也不能不随之而变。”传统“文学”观念因着时局的改变，西学的输入和现代学科制度的逐渐创设而发生了巨大改变。现代“文学”观念以及现代“文学批评”观念在中国的形成与建构，最终导致了“文学”义界的重新确立，由此为研究者厘析出一条中国文学的新路线图进行了铺垫，也使得古代文论研究从传统集部中叨陪末座的“诗文评”演变为符合现代知识公义的文学批评。而这一全新的现代学术身份的获致过程并非自然行为，而是牵涉各种文化政治力量的互相角力，同时也顺应了晚清开始的知识谱系重构的时代进程。
其次则着重讨论作为影响中国现代化进程最重要的时代思潮之一的进化论对于古代文论研究产生的影响。虽然中国传统的思想观念以复古论、循环论为尚，但本书强调与此同时中国文化仍然有对历史新变的关注。而从龚自珍、魏源以迄严复、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进化论不仅成了他们念兹在兹的思想理论，也是他们试图援用于现实的一套危机解决方案，更为马克思主义思想在中国的流播导夫前路。通过现代知识分子的合力营构，进化论在特定的历史时刻对中国产生了巨大影响。而当进化论应用在古典文学与文论研究，则关于中国文学的历史衍变的阐述思维一转为以进化为进步，以复古为衰败的直线论述，从此文学史上的各种力量开始出现了优劣之别、先进与衰朽之别。但我们不能将进化论文学史观仅仅视为是中国对于西方思潮的被动回应，事实上，它同时也是中国的现代性建构中的传统“合法化”过程，是一次彻底的文学典范的价值转移。
与进化论的张扬桴鼓相应的则是“赛先生”的风头大盛。中国知识分子有感于传统学术研究观念并方法的落后与缺憾，希望通过对西方科学观念和研究方法的引入来纠正中国传统学术研究的弊端。在古代文论研究领域，郑振铎、朱自清、罗根泽等人试图通过新方法的运用，以开显传统文论的内蕴特质，本质上是一次汇融新观念的学术实践。作为二十世纪中国意识形态的重要方面，以及马克思主义思想传入的一大观念基础，科学主义使得中国学者的研究观念和方法发生深刻改变，而经由古代文论研究科学化进路的理论演练与学术实践，也最终使得古代文论研究由“科学”以至“学科”，实现了方法论上的现代转型。
而不论是文学观念的转型、文学典范的转移，还是研究方法的更新，要之都在学术研究共同体内部进行变革。而当马克思主义传入并以其自身的理论魅力成为当时最受欢迎的理论范式，历史唯物主义以对于历史现象的解释以及历史变革动力的相互关系的探索，极大冲击了千百年来儒家传统所形成的中国知识分子的思维模式。马克思主义对于历史复杂性的揭示及其对于制约和塑造政治以及思想现象的社会空间的极度关注，使得原有的古代文论的阐释从泛道德化逐渐趋于对历史进程的革命性理解。而它的现实性、实践性及其对于现实生活采取干预态度的理论主张也与自来的中国传统文学观念颇为契合。因此，时人的古代文论研究对于历史唯物主义的大量借鉴，最终形成了马克思主义文论传统在中国的确立与张大。
而随着毛泽东文艺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地位的最终确立，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深远地影响了当代中国的文艺思想和学术批评的建设与发展。而中国知识分子也从各自角度和领域出发，与其进行不同维度的思想对话，最终形成以毛泽东文艺思想为主导和主体的，同时由众多的创作者和批评者共同参与的一场革命和文艺的互动与对话。第五章试图以郭沫若与废名为例，就他们与毛泽东文艺思想所做的或主动或被动的对话，以及对于“时代意识”、“人民本位”的努力呼应，来讨论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进程中的特质与问题。
毫无疑问，建国后持续不断的各种政治运动，一定程度上扰乱了学术发展的自身规律，尤其是1963年之后的文艺批评活动几乎完全脱离了学术研究的常道与正道，成为彻底的政治斗争，文学政治化的趋势日益强烈。直到“新时期”开始，政治趋于理性清明，整个国家开始进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的历史时期。尤其是三中全会以后，思想文化界开始出现一场影响深远的思想解放运动，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精神指导下，试图冲破此前“左”的束缚和禁区，文学创作与研究也开始重新谋求自身定位，文学的去政治化趋势进一步得到加强。就古代文论研究领域而言，研究者们一方面对庸俗社会学和泛政治学的研究观念进行了痛定思痛的反思，力倡回归原典，回归传统，另一方面也不满足于简单地以古释古，力求以现代学术眼光，衡酌古今中外，在多方比较的视域下，为古代文论研究别开生面。由此分别从观念的反拨、研究方法的翻新、古代文论研究的现代转型等方面进行了具体探讨与革新，延拓了更多元的价值取向，开阔了更宽广的学术视野，取得了更丰硕的成果。
本书通过对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视域下的古代文论研究转型加以考察，不仅意在裸裎出古代文论研究现代转型的现实语境与思想背景，更意在提请诸位在注意文学研究独立的审美特质的同时，亦须关注其与中国现代历史经验的深密关系，在一个更其宽阔整全的研究视野中把握中国文学的现代性与文学性的内在关联，以及晚近中国文学与整个现代思想、文化和社会历史的多重互动与丰富联系。第一章从“诗文评”到“文学批评”——现代文学批评观念的确立与衍化
朱自清在为罗根泽《中国文学批评史》与朱东润《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两书所写的评论《诗文评的发展》一文中指出：“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出现，却得等到五四运动以后，人们确求种种新意念新评价的时候。这时候人们对文学采取了严肃的态度，因而对文学批评也取了郑重的态度，这就提高了在中国的文学批评——诗文评——的地位。这也许因为我们正在开始一个新的批评时代，一个从新估定一切价值的时代。要从新估定一切价值，就得认识传统里的种种价值，以及种种评价的标准；于是乎研究中国文学的人有些就将兴趣和精力放在文学批评史上。”
在辞简意丰的评析中，朱先生告诉我们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出现之所以是在“五四”之后，因为那是一个“人们确求种种新意念新评价的时候”。新时代鼓励人们发现“新意念”，作出“新评价”，而“新意念”与“新评价”的纷然出现也反过来凸显和定义了时代的新。“从新估定一切价值”不仅成为一个创想，更成为一种可能，意欲对所在时代加以重新审视的企图配合着整个民族求新求变的迫切愿望，最终获致了一种极其巨大的解释能量，赋予人们全新的眼光去认知和裁断“传统里的种种价值，以及种种评价的标准”。准此，提高中国文学批评的地位自是不言自明的了。第一节 集部的“尾巴”
然则，中国文学批评的固有地位是怎样的呢？用朱自清文章里的另一句话说即是：“老名字代表一个附庸的地位和一个轻蔑的声音——‘诗文评’在目录学里只是集部的尾巴！”
大抵来说，中国目录学之成立，在西汉成帝之时。其时因典籍多有散亡，故在河平三年（公元前26年）“使谒者陈农求遗书于天下”。如是几番搜觅，竟致“书积如丘山”。成帝诏命刘向校经传、诸子、诗赋，步兵校尉任宏校兵书，太史令尹咸校数术，侍医李柱国校方技，历时十九年而终成我国第一部综合性提要目录《别录》。然向校书未竟而卒，遂由其子歆赓续之，“集六艺群书，种别为《七略》”。《七略》系我国第一部综合性图书分类目录，共分辑略、六艺略、诸子略、诗赋略、兵书略、数术略、方技略共七部分，著录书籍六百零三家，一万三千二百十九卷。后班固又据此作《汉书·艺文志》，类此群书为六大门，其中文学作品归属为诗赋略。晋时荀勖作《中经新簿》，改七略之法为四部之门，诗赋与图赞、汲冢书一道列于丁部。南朝宋齐间著名的政治人物和学者王俭，则依《七略》之例，别撰《七志》。虽当时四部分类渐已流播，他却仍采七分之法，并鉴于《七略》名为七分而实为六分，遂特增图谱一类，以求名实一致，其各类分为经典志、诸子志、文翰志、军书志、阴阳志、术艺志并图谱志。文学作品当属其中文翰志一门。与此相似者，为南朝梁目录学家阮孝绪，以一己之力，讨论群书，总集众家，撰成《七录》十二卷。其七分之法为经典录、纪传录、子兵录、文集录、术技录、佛法录并仙道录，则文学作品自属文集录一门。
此后自刘宋至隋，除《七志》、《七录》之外，文献编辑之法，大抵皆依四部之法统属条贯之。唐贞观十五年（公元642年），唐太宗诏修周、齐、梁、陈、隋五代史志。就中《隋书·经籍志》则据《隋大业正御书目录》并参考阮孝绪《七录》之分类体系编撰而成，编者有魏征、李延寿等人。是书删汰繁复，重加排比，依经、史、子、集四部四十类，著录存书三千余部，成为中国目录学发展史上首部取用经史子集而非甲乙丙丁作类名的典籍目录，并成后世典籍分类之楷式。
中国传统典籍目录之分类衍变大体如上所述。此可就“集”之一部再作申论。
盖“集”字，《说文》本作“雧”，释为“群鸟在木上也”。因名思义，则集部自有兼收并蓄、丛杂猥集之特性。就其细目而言，自《七录》始有“文集录”一门，其下又可分为楚辞、别集、总集、杂文等四部，然后世“诗文评”一类则彼时尚未有。至唐开元年间编定《崇文目开元四库书目》，分甲、乙、丙、丁四部四十五类，其中“集部三类，删楚辞，创文史一类”遂开后世目录学阑入“诗文评”著作之先导。
延及宋代，文学批评意识较之前朝大为发达，诗话、文话、词话等传统文学批评著作勃兴滋蔓，于文章楷式、文字工拙、文辞敷演、声韵谐律等诸多文学创作的技术程式问题别有措意。《新唐书·艺文志》“文史”类即阑入李充《翰林论》、刘勰《文心雕龙》、颜竣《诗例录》、钟嵘《诗评》四部著作。而王尧臣等编撰的《崇文总目》则在集部中删除了楚辞类，转将“文史类”提升至与“总集类”、“别集类”鼎足而三的地位。晁公武《郡斋读书志》“文说类”下则录《文心雕龙》、《修文要诀》、《金针诗格》、《续金针诗格》、《李公诗苑类格》、《杜诗刊误》、《韩文辨证》、《韩柳文章谱》、《天厨禁脔》等著作，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文史类”亦列有除《文心雕龙》之外的诸如欧阳修《六一诗话》、陈师道《后山诗话》、叶梦得《石林诗话》、范温《潜溪诗眼》等多部诗话类著作。
而随着社会经济的日益发展并博雅好古的知识追求，有明一代不仅私人藏书空前发达，文章评点之风亦大盛。尤须注意的是，前此诗文评著作渐自“文史”类移置至“诗文评”类。焦竑《国史经籍志》即首设“诗文评类”，其云：“昔人有言，文之辩讷，升降系焉；鉴之颇正，好恶异焉。作之固难，解亦不易。故长编巨轴半就湮没，而其仅存者，又未尽雅驯可观，盖亦有幸有不幸焉。今次其时代，总为此篇。”所谓“文之辩讷”、“鉴之颇正”，显然指称对于文章流别乃至结体修辞工拙的评断赏鉴，具有鲜明的文学批评史意识，较之宋人文史杂糅的观念自有进境。故此，“诗文评”这一概念的提出，正与整个时代文学批评意识的渐趋成熟若合符节。
至于最能彰显古人整体的文学批评史意识、最能代表古人对古代文论研究的具体思考的，允推清乾隆四十七年编竟的《四库全书》。《四库全书》集部“诗文评”类著录著作六十四部，凡七百三十卷，存目著作八十五部，凡五百二十四卷，历朝古代文论之重要研究专著大体已囊括其中。就学术意义而言，《四库全书总目》对于古代文论资料多有汇集、整理、辑佚、考辨的基础性工作，并从整体上和理论上勾画了中国古代文论研究学术史的发展脉络，精当概括了诗文评的体例、程式和地位。其“诗文评”部分的提要云：
文章莫盛於两汉。浑浑灝灝，文成法立，无格律之可拘。建安、黄初，体裁渐备。故论文之说出焉，《典论》其首也。其勒为一书传於今者，则断自刘勰、钟嵘。勰究文体之源流，而评其工拙；嵘第作者之甲乙，而溯厥师承。为例各殊。至皎然《诗式》，备陈法律，孟棨《本事诗》，旁采故实。刘攽《中山诗话》、欧阳修《六一诗话》，又体兼说部。后所论著，不出此五例中矣。宋、明两代，均好为议论，所撰尤繁。虽宋人务求深解，多穿凿之词；明人喜作高谈，多虚憍之论。然汰除糟粕，采撷菁英，每足以考证旧闻，触发新意。《隋志》附总集之内，《唐书》以下则并於集部之末，别立此门。岂非以其讨论瑕瑜，别裁真伪，博参广考，亦有裨于文章欤？
这段总论首先点出中国古代文论著作的几大基本话语形态及其代表作，即探究文体源流迁变，并评定文学创作之工拙的《文心雕龙》；品第作者高下并追溯师承源流的《诗品》；完备陈述诗歌创作律则法式的《诗式》；间采旁搜与文学创作相关之典掌轶事的《本事诗》；体兼说部、或资闲谈的《中山诗话》、《六一诗话》等。此五种体类，基本牢笼了后世古代文论著作的创作样态。同时亦可见出《总目》作者试图通过历史化的叙述而将历代诗文评著作“作为一个对象进行整体观照的努力”。
其次，《提要》揭示出整个中国文学批评观念的衍变历程是自开初“浑浑灏灏”的初无成法，逐步臻至体裁渐备、师承有序、楷式昭明、旁采故实的成熟形态，而这一渐趋整全的过程，恰是由历代文论著作递相承继而成。易言之，文学批评意识的明晰成熟与文学批评著作的滋育勃兴实为相辅相成之关系。同时，《提要》亦揭出“诗文评”一体之写作，至宋代前期已基本成型，此后所作虽代不绝有，要之皆不出前此范囿。且宋明两代之诗文评，皆有失当处，前者失于“穿凿”，后者失于“虚憍”。三者，《提要》亦揭出“诗文评”在整个中国文学中的地位。馆臣虽肯认“诗文评”著作不乏“考证旧闻”、“触发新意”的功能，甚或因“讨论瑕瑜”、“别裁真伪”、“博参广考”而“有裨于文章”，但最终的地位无非是自“总集之内”晋升为“集部之末”，所谓“别立此门”。而“岂非”一词，在在透出馆臣已然视此种待遇为“诗文评”一门可能获致的优渥奖赏了。
是以虽然《总目》诗文评类提要乃传统诗文评研究中极其重要的历史文献，可恰如朱自清所言，“诗文评”在整个中国文学的殿堂中，终究还只是“集部里的一条尾巴”。而若要不甘做这条“尾巴”，则须如朱氏所言：“若没有‘文学批评’这个新意念、新名字输入，若不是一般人已经能够郑重的接受这个新意念，目下是还谈不到任何中国文学批评史的。”
因此，古代文论研究要从“辨句法，备古今，纪盛德，录异事，正讹误”的传统学术形态转变为现代意义上的“文学批评”，端赖“文学批评”这个“新意念、新名字”的输入，并且连“一般人已经能够郑重的接受这个新意念”，古代文论研究才谈得上从集部的附庸走向学科的独立。第二节 何谓“文学”
古代文论学科摆脱集部的附庸走向学科的独立，与其说是一种地位的提高，毋宁说更是一番义界的改变。而这一改变的开端处与基本点，即是现代意义的“文学”观念的“创设”，它使得传统中国文艺思想被置于一个全新的学术视野来加以整体考察，由此令中国传统的“文学”观念得以从新估定和把握，而建基于上的古代文论研究也才从根本上有机会真正求得“地位的提高”，进入“一个新的批评时代”。
就中国传统学术观念来说，“文学”本只称为“文”，且亦非专指文辞。因“文”之本义乃纹采之纹，后引申至人文社会领域，用以指称涵括文字、礼乐、典制等一整套富含人文意义的社会建构。此后复因文辞之社会功能与思想意义愈加特出，故“文”渐自概称整体人文建构衍变为特指语言文字本身。而“文学”一词，则始见于《论语·先进》中的“文学：子游、子夏”。皇侃《疏》引范宁说：“文学，谓善先王典文。”邢昺亦云：“文学，谓之文章博学。”且儒分为八，儒学经籍多为子夏一门所传，即所谓传经之儒，故此处之“文学”非如后世“文学”概念下的烂漫抒情之章，而实为知识性的文献学术之义。
两汉时期，“文学”一词亦是册籍之学之义，故《史记·儒林传》云：“夫齐鲁之间于文学，自古以来，其天性也。”及至刘宋设“文学”一科，始与近世“文学”、“文章”之义相近。但古人所谓“文章”包举万有，举凡章、表、书、奏、碑、箴、铭、诔、诏、册、令、启、弹事、奏记、符命尽皆阑入，文体各各不同，功用在在有异，在传统的“文章者，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的观念笼摄下，这些应用性文字从未被摒弃在“文学”之外，此与近世文学观亦颇不相同者。
逮及近世，这一概念变动不居，品类繁杂不一的基于“杂文学”生发出来的传统“文学”观念到了需要重加审视和定义的境况。
首先，就时代背景而言，中国屡遭外侮，尤其甲午一役，以天朝大国见败于素所轻蔑之日本，撼怖朝野，中国传统知识分子“惴惴然虑其学之无所可用”，亟亟认识到必须调整对于整个外部世界的认知，在新的世界格局中寻到自己的适当位置。而基于中国传统政教合一的思路，“群起而求所以然之故，乃恍然于前此教育之无当”，遂集矢于八股策论，诏天下遍设学堂。这就注定关于中国文学史的认知以及现代“文学”观念的引入，始终伴随着国族存续下的“惴惴之心”，对于“文学”义界的重新诠解与中国文学传统的重新确立不再是一番对于历史的单纯回溯，更是一次借由重整历史经验来因应现实语境的实际功利行为。
再者，群起集矢于八股策论，诏天下遍设学堂，遂使施行上千年之久的科举制度在1905年被废除。作为中国社会的“循环系统”，科举制，使得政经资本与文化资源在社会的不同阶层得以有效循环流动，在中国社会结构中起着重要的联系和中介作用。当此一废，其对于相关的整体政治文化制度所产生的巨大影响自不必言，最关键处是由此延展开去的知识生产方式并文化运作机制也一并发生了本质改变。
1902年8月15日，张百熙主持颁布《钦定京师大学堂章程》，设政治、文学、格致、农业、工艺、商务、医术七科，文学科则分为经学、史学、理学、诸子学、掌故学、词章学、外国语言文字学七目，文学之义仍为文献典籍之义。1904年1月13日颁布了由张之洞主导的《奏定大学堂章程（附同儒院章程）》，经学与理学则从文学科中划出。文学科下共有中国史学、万国史学、中外地理学、中国文学、英国文学、法国文学、俄国文学、德国文学、日本书学九目。“中国文学门”一目涉及文字音韵、训诂、历代文章流别、古人论文要言、周秦至今文章名家、周秦诸子乃至世界史、西国文学史、中国古今历代法制考、外国语文、外国科学史。而原本以溯源文体流别、析解作文章法为要的传统文学讲授方式显然不足以承当这样的教学需求。《大学堂章程》且特别提及“博学而知文章源流者，必能工诗赋，听学者自为之，学堂勿庸课习”，从以写作技能与赏鉴趣味为核心一转为以知识传授与新学吸纳为主要目的，教学之重心与着眼点之不同于焉可见，为此林传甲于是年编写了中国最早的《中国文学史》教材。
林书仿日人笹川种郎《支那文学史》一书而成。共七万字，分十六篇，从文字、音韵、训话、古今文体衍变、文章作法一路至讲解经、史、子之文、汉魏至“今”文体之析解、骈散两文体之评骘，以近乎纪事本末体的论述方式贯通之，内容驳杂不一。然则作为中国文学史的开山之作，恰是其驳杂处，分明见出“文学”一词至此亦难为界范。一方面是对于传统的中国学术思维处在排拒和依恋的暧昧态度之中，既心知传统的文学观念不足以因应时变，理应弃之，但舶来的西方观念尚难落地生根，为本土文化思维完全融摄；另一方面则是对于文学学科的功用和达成功用的手段无法求取最终的共识，及至文学史的写作体例亦乏成例可资参考，加之此类撰作本“非专家书而教科书”，第一角色先是为津逮后进的教材之作，而非集毕生精力而成的专门著述，可说是徘徊彷徨于中学西说与古法今体之间。
与徘徊彷徨相应的则是对于“文学”义界的重新把握亦可谓曲折，虽欲图新作，要亦不免依循传统。如桐城派代表人物之一的姚永朴，1914年编著了京师大学堂“文学概论”课程《文学研究法》。是书虽首揭以“文学概论”的专门研究，实亦不脱传统文章学的理论框架。是书上下两卷，安章宅篇则系起原、根本、范围、纲领、门类、功效、运会、派别、性情、状态、神理、气味、格律、声色、雅俗、繁简等廿四目，终章作结。姚氏门人张玮在此书序言中写道：“其发凡起例，仿之《文心雕龙》。自上古有书契以来，论文要旨，略备于是。……今或谓西文艺学可质言之，无取于文，一切品藻义法之谈，有相与厌弃而不屑道者，吾不知其于西文果有心得否耶？言之无文，行之不远。”
西风欧雨，渐次袭来，姚氏一门未必不知，所论虽效仿《文心雕龙》，然就具体论述而言，并非一意泥古，甚或姚氏心心念念者是在谋求桐城派“义法”与现代文学观念相融相合。有论者指出是书较之传统中国文章学著作，能“摒弃一切偏狭之见”，“论文不分宗派”，主张文学应具有“明道”、“经世”、“论学”、“匡时”、“纪事”、“达情”、“观人”、“博物”等诸多功用，并视文学为文教之要则，提倡“文教者，保国之精神”，彰显了深切的“经世致用的思想”。然而，置身激烈转型的时代，这一更多沿袭中国传统论文之法的著作，仍旧不可避免的沦为落伍之作，桐城义法之类的“一切品藻义法之谈”，在西方文学观念大举侵入的情境下，时人竟已“相与厌弃而不屑道”了。因此，三年之后的1917年，姚永朴亦从北大去职，其“文学概论”之讲席此后亦再无人接续。
姚氏欲藉新旧杂糅的《文学研究法》来为中国传统文学观获致现代合法性，显然收效甚微。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将目光投注于“文学”本身的封域界范。不过义界的确立并非一蹴而就，在思考与讨论的初期，时人多偏好从广义的角度来定义“文学”。
就中最具代表性的或为章太炎所言：“文学者，以其有文字著于竹帛，故谓之文；论其法式，谓之文学，凡文理文字文辞皆称文。”章氏此说是为反对刘师培而发。刘氏早年在《文章源始》中推阐阮元《文韵说》“凡为文者，在声为宫商，在色为翰藻”的观点，主张“骈文一体，实为文体之正宗”，并认为：“明代以降，士学空疏，以六朝之前为骈体，以昌黎诸辈为古文，文之体例莫复辨，而文之制作不复睹矣。近代文学之士，谓天下文章，莫大乎桐城，于方、姚之文，奉为文章之正轨。由斯而上，则以经为文，以子史为文；由斯以降，则枵腹蔑古之徒，亦得以文章自耀，而文章之真源失矣。”对此，章太炎颇不认同，认为“今欲改文章为彣彰者，恶乎冲淡之辞，而好华叶之语，违书契记事之本矣”，当“以文字为准，不以彣彰为准”。章刘之争透出各自对于文学特质的不同认识。刘氏以“沉思翰藻”为文学之特征，推举音韵铿锵词采烂然，章氏以乾嘉朴学治学之法，认为“凡彣者皆成文，凡成文者不皆彣”，不可一概而论，溯源追根，主张凡见之于竹帛的文字，皆可阑入文学范畴，而刘氏之观点，是“以文／笔之争、骈／散之分、文／言对待等一系列历史和文化问题，搅乱了对文的逻辑界定”。
章氏于刘师培主张背后之问题，可谓辨析微茫，其个人之文学观，于今看来，或过于宽泛。刘师培推举“沉思翰藻”为吾国文学之特质，未可断然言非。沉思者，精心结撰也，翰藻者，词采可观也，非如此不足以言能文。其可究诘处，在于若但求声韵文采，舍质从文，则易轻忽文学之所以能撄人心者，非徒在此，而在内里缘情而发的冲动。章氏之说与乾嘉以降的中国主流学术思潮相谐，加之章门弟子坛坫广大，从者颇众。其时任教北京大学的陈中凡对于章氏弟子朱希祖任教的北大文学史课程评价道：“看他的讲义，分经、史、辞赋、古今体诗等篇，近于文学概论。读其内容，实则是学术概论，非文学所能包括也。”“非文学所能包括”与其说指的是朱氏文学史课程内容含涉太杂，体性不专，不如说宽泛的“文学”封域透露出人们认为文学的研习或仍应沿袭章氏所代表的乾嘉朴学一路，广涉博采，单单研讨词章之学而弃经、史、子诸学于不顾，是不重根本之计。
然则即便过程辗转曲折，“文学”作为一门学科终于逐渐在中国确立下来。即如1913年1月12日教育部颁布的一项章程中明确宣布的那样，今后大学文科将分哲学、文学、史学、地理学四门，文学继与经学分隔之后，亦最终与史学分离，成为一门完全独立的学科。讲授内容亦以语言和文学为主要内容，与今日大学中文系课程庶几近之。准此，关于“文学”的观念确立亦进一步丰富明晰，注意到“文学”之定义广义之外，尚有狭义。
1918年出版的谢无量著《中国大文学史》即以“中国古来文学之定义”和“外国学者论文学之定义”的双重叙述策略试图解决这个问题。黄侃《文心雕龙札记·原道篇》着力调停前述章、刘之争，认为“书以文字，著之竹帛者”，皆谓之“文”，在强调文之界域宽广的同时，亦指出“揆其本原，则文实有专美”，文章必要“韵语”、“偶词”、“文采”兼重，文贵“修饰润色”。故就“书契记事”的初阶而言，章氏之说言之成理，文化演进之后，“文”之范围亦势必日趋“缩小”，雕饰日甚，刘氏之说良有不可废者。是以文辞封略，本可张弛，既可拓其疆域，无所不包，复可专求本原，端有确指。值得注意的是，黄侃的调停之说，也是广、狭二义的叙述策略，而与谢说相较，可见出其对文学特质的把握有思理折进处。且细究其言，中道之说的背后显然更倾向于刘师培的观点，他对章太炎的“当以文字为准”说的认同更多是建立在“文化”意义上的认同，转及“文学”，则终以纂组锦绣为尚。
黄人则总结道：“能以言语表出思想感情者，皆为文学。然注重在动读者之感情，必当使寻常皆可会解，是名纯文学。”这条尚难称明晰准确的定义最要紧处在其注意到了言语与感情之关系，重点强调“动读者之感情”，方为“纯”文学。与谢无量的双重论述不同，黄说之重点不在谢说所强调的中西不同，而在文学之纯与杂的性质不同；与黄侃的观点不同的是，黄人虽亦体认到文学与言语之关系，但首要仍在“动情”，且黄侃推重文采斐然，不论普通读者是否可读可感，而黄人却强调“必当使寻常皆可会解”，才谈得上是“纯”文学。这种将情感和语言牵连并举的文学观，不仅进一步缩窄了文学的封域，更成为五四运动之后愈加被认可与接受的主流观念。
1908年周作人发表《论文章之意义暨其使命因及中国近时论文之失》，该文同样比对了中西文学观念之不同，并借鉴英国论家亨特的见解，认为文学必具“思想”、“意象”、“感情”、“风味”四端，循此方可“铸裁高义”、“阐释人情”、“发扬神思”并“普及凡众”。1919年罗家伦发表《什么是文学——文学的界说》，将文学定义为“人生的表现和批评，从最好的思想里写下来的，有想象，有情感，有体裁，有合于艺术的组织”。1920年，胡适在《什么是文学》一文中指出文学须具备三个条件：“第一要明白清楚，第二要有力能动人，第三要美”，因为“文学的基本作用（职务）还是达意表情”。朱希祖亦不再如前述那般抱持广义之文学观，转而指出“盖文学者，以能感动人之情操，使之向上为责任者也。……文学以情为主，以美为归。”1922年凌独见在《国语文学史纲》一书开篇即批评“文学者，以其有文字着于竹帛，谓之文”的说法是错误的，认为“文学就是人们情感、想象、思想、人格的表现”。1924年鲁迅翻译日本作者厨川白村的《苦闷的象征》，解释此书“于我有翻译的必要”，是因著者所言“生命力受压抑而生的苦闷懊恼乃是文艺的根底”颇获其心。1932年出版的胡云翼《新著中国文学史》对广义和狭义的文学定义态度更为明确，他批驳前者只是古人于学术文化分类不清的结果，并不适用于时代，而后者“专指诉之于情绪而能起美感的作品”，才是“现代的进化的正确的文学观念”。如果说此前的广义、狭义之分尚是一种言说策略，实际并无太过明显的价值判断，那胡云翼的这条界说则显然取向分明。
至此，此前随世迁转至难厘定的“文学”之义，在西方文艺思潮大举涌入之际渐趋清晰起来。作为某种程度上绾合着传统文化中对于个人与社会文化修养的概念，“文”不可避免地承载着多重知识假设。而随着西方现代文学观念的介入，传统文学观日益式微，实用功能之外的美学特质日益受到重视。而知识分子通过对于“文”之定义的重新修正，力图去除附其上的传统的话语权威。此后几乎所有撰作关于中国文学史或文学理论、文艺思潮的作者都近乎自觉地认同了新的纯文学观念。以崭新的眼光审视传统的古典诗文，并极力抬高向被轻忽的戏曲、小说的文学地位，即如刘大白在其未竟之作《中国文学史》里头斩截宣称：“文学具体的分类，就是诗篇、小说、戏剧三种”。第三节 何谓“文学批评”
恰如前述关于“文学”义界的重新确立，古代文论研究的学科成立同样需要对于“文学批评”有全新的审视和把握。
今日之文学批评史皆许陈中凡先生作于1927年之《中国文学批评史》为“中国人自己撰写的第一本《中国文学批评史》”。诚然陈著之撰著，可视为中国古代文论研究学科的成立标志。然则初版于1922年（长沙湘鄂印刷公司），并于1924年由太平洋印刷公司重印，1934年复由上海商务印书馆新版，并收入王云五主编的“百科小丛书”之一种的刘永济《文学论》一书，实有特为拣出研讨之必要。
刘永济，字弘度，别号诵帚，晚号知秋翁，湖南新宁人。自上世纪二十年代始，先后任教于长沙明德学校、东北大学、武汉大学，并长期担任武汉大学文学院长职，“文革”时期含冤自杀。《文学论》即刘永济年轻时在明德学校讲授“文学概论”一课的讲义。环视彼时文学理论著作，或译介西作，如宋桂煌译介英人Hudson的An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Literature（《文学研究法》，1913年）、景昌极、钱堃新译介英人Winchester的Some Principles of Literary Criticism（《文学批评之原理》，1924年）、章锡琛译介日人本间久雄《新文学概论》（1925年）、傅东华译介英人Hunt的Literature: its principles and problems（《文学概论》，1936年）；或执守传统，如前述章太炎《国故论衡》、姚永朴《文学研究法》等，要之多不能融通中西而出以一家之言。故此，初版于1922年的《文学论》，就显得尤为特出而重要了。此后马宗霍《文学概论》（1925年）、潘梓年《文学概论》（1925年）、孙俍工《文学概论》（1933年）相继出版，但就整体论述与历史识见而言，未能掩蔽刘著。
刘著之最大特色，乃在融通。其自序云“参稽外籍，比附旧说”，旨在循此构筑“时地虽囿，心理玄同”的具备普遍性的历史论述。而其又有感于“今代学制，仿自泰西，文学一科，辄立专史，大都杂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