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文学：苏曼殊小传之离乱中的传奇(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逸舟红尘 第二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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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典文学：苏曼殊小传之离乱中的传奇试读：

换一种方式战斗

写下这一章的题目，脑海里无端地想起古大侠的经典之作《七种武器》。早些年，看书看得最多的是武侠，而在读过的众多武侠小说里，这部《七种武器》是我最中意的。世间事，但凡看得多了，想得多了，便能总结出一些自己的道理来。而我看武侠小说最大的收获便是，人在江湖，总要有一技之长才能安身立命。就是什么招式都不会，至少也该像段公子一样学会“凌波微步”，那样打不过别人时，逃跑的胜算还是蛮大的。

当然，武侠小说里的江湖是作家构想出来的，与我们现实的生活大不相同。但是求生法则，我觉得大概是殊途同归。人，活在世界上，总要有一技之长，以谋生或者在某一个领域内有所建树，如此方不辜负自己在人间走这一遭。

而我最佩服曼殊大师的是他的多才多艺，一般人要在一个领域里有所建树已属不易，他却能花开四处，处处留香。他的才艺与品行总让我想起“孔雀翎”这三个字。如果当时动荡的社会是一个鸦雀骄躁的乱世，苏曼殊就如一根骄傲而华丽的孔雀翎，破空而出，惊艳绝伦。

在那样离乱的时代里，鲜有人能真正看清眼前的局势，看清国家的未来，他们只能尽自己的绵薄之力，用自己以为最正确的方式，向各方恶势力讨伐。所以，像鲁迅先生那样选择从文拯救国民灵魂的知识分子不在少数。这也是当时各种报刊杂志井喷出现的原因之一。

因为当时进步刊物很多，所以很多新思想源源不断地输入国内，这让每个革命者都有了自己的战斗阵营。当我们手无寸铁的时候，手中的笔，笔下的文字就是最厉害的武器，它可以直指社会黑暗的症结所在。

当代著名文学评论家邓晓芒先生指出，真正的文学是超时代的，应该能够真正反映一个国家乃至一个时代的基本病因。在这一点上，俄国著名作家列夫•托尔斯泰做到了极致。他的小说被称为“俄国十月革命的镜子”。而同样的观点巴尔扎克也提出过，小说是一个民族的秘史。通读苏曼殊的小说，你会发现他所写的几乎就是那个黑暗时代的真实写照。

如果说文字也是一种战斗的武器，那么苏曼殊的小说就是一把犀利尖锐的手术刀，直抵那个年代的病灶与根结。尽管他也没有找到解救那个时代的良方，但他深刻的揭露与批判，足已惊醒世人。

我之所以有上述判断，是因为这些小说都属于自叙性质。在苏曼殊短暂的一生中，一共写了《断鸿零雁记》《天涯红泪记》《绛纱记》《焚剑记》《碎簪记》《非梦记》六部小说。这些作品或多或少都有自传性质。尤其《断鸿零雁记》和《绛纱记》。前者写于1912年，是苏曼殊的成名作和代表作，发表后影响很大。当时有人评说：“知大师者固爱读之，不知大师者并爱读之。盖缘其人可钦，其文可赏，其事实之新奇可喜，其情节之哀艳可感也。然大师撰此稿时，不过自叙其历史，自悲其身世耳。”（注：魏秉恩：《断鸿零雁记序》，柳亚子编《苏曼殊全集》第四册。）

小说写三郎在日本生下没几个月就生父见背，母亲抱幼儿来中国，三年后母返日，养母虐待三郎。雪梅父亲原将她许与三郎，见三郎家运式微便爽前约。三郎只得至广州常秀寺作“驱乌沙弥”。化缘中巧遇乳母，从作花佣，作东渡省亲准备。雪梅见状赠金了其心愿。在日本寻见母亲，姨母有女静子，与他情投意合并生恋情。母，姨亦极力促成。无奈三郎早证法身，遂舍母姨，并将静子所赠凤文罗简沉于海中，只身返回中国，挂单杭州灵隐寺。一日忽知雪梅已死，与僧友法忍行脚同归，然就村间丛冢遍寻雪梅墓而不得……

这个小说其实就是苏曼殊早年的真实经历，比如生母为日本人，后母虐待他，早岁出家，东渡省亲，与静子的恋爱，在海云寺受戒，甚至作“驱乌沙弥”时偷食鸽子肉而被逐出寺门等情节都是真实的。苏曼殊在小说第一章结尾即写道“此章为吾书发凡，均纪实也”。其友柳亚子则以这本小说为其作传，后来很多为苏曼殊作传的作家也多以此小说为主要蓝本进行文学创作。《绛纱记》自叙色彩更浓。柳亚子在《苏曼殊〈绛纱记〉之考证》中认为书中两个主人公“昙鸾和梦殊，都是曼殊一个人的化身”。而书中所述如“余流转乞食，两阅月，至苏州城。一日行经乌鹊桥，细雨濛濛，沾余衣袂。余立酒楼下，闻酒贩言，有广东人流落可叹者，依郑氏处馆度日，其人类有疯病，能食酥糖三十包，亦奇事也”，就是苏曼殊自己在苏州的一段故事。柳亚子还考证了书中其它人物和地点，认为阳文爱即杨仁山，程散原即陈散原，庄湘老博士即苏曼殊英文教师庄湘。祗洹精舍即祗垣精舍，而“印度、暹罗、耶波提，都是苏曼殊巡锡的地方”。（注：柳亚子：《苏曼殊研究》。）

这些作品都以第一人称自叙身世，真实感人。半个多世纪后，姚雪垠在给茅盾的信中仍深情地说：“我读他的《断鸿零雁记》至今近半个世纪，仍然印象很深……他的《断鸿零雁记》是带有自传性质的作品，写法上突破了唐宋以来文人传奇小说的传统，而吸收了外国近代小说的表现手法。”（注：姚雪垠：《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另一种编写方法》，《社会科学战线》，1980年，第二期。）我们知道，中国自古有抒情散文、诗歌，但恪于礼法，少有涉及作者隐私、 抒写个人身世的叙事文学。苏曼殊在近代能率先以第一人称的叙述方法把自己的身世引入小说，并不惜“暴露”自己的哀情隐衷，确实难能可贵。故有人评价说苏曼殊的《断鸿零雁记》是中国第一人称小说由古代发展至现代的桥梁，或说它“开现代文学自叙体小说的先河”。（注：郭延礼：《中国近代文学发展史》第三卷。）《绛纱记》是“曼殊用个人生活经历为基础，边哭边写的一篇著名短篇小说”。（注：李蔚：《苏曼殊评传》，第396页。）如前文所述，书中两个主人公，昙鸾和梦殊同为苏曼殊的化身。二人的遭遇反映了苏曼殊的痛苦与感伤。昙鸾本与麦五姑结为秦晋之好，后因舅父破产，女方父亲马上逼昙鸾写退婚书：“我实告君，令舅生意不佳，糖厂倒闭矣。纵君今日不悦以君请，试问君何处得资娶妇？”而梦殊本为秋云所爱，却披剃出家，云游四方，秋云与友“余”四处寻找，当找至一小寺时，发现梦殊已坐化。这些故事都有苏曼殊类似的经历在其中，所以每次他写完都久久不出房门，衣衫尽湿，陷入深深的悲痛之中。

写到此处，我也深有感触。我也是酷爱写作之人，写文数载，虽无建树，但写文过程中的苦与乐，却也是心结千千，冷暖自知。

从一个写手的角度来看，作者写成的每一部作品中都无一例外地打上了其自身的影子，或者总是不自觉地让小说中的某个角色成为自己思想的代言人。即便是有的作品不冠以自传的名号，但作者的一些真实感受与经历，也会隐藏在字里行间。

文字是存在的家，更是作者表达主观意识与思想见解的方式与途径。即便是现在非常火的穿越小说、玄幻小说，看似是架空历史的想象之作，其实如果你仔细分析，就会发现里面很多人的思想认识与价值观念完全是现代人思维的翻版。尤其是穿越小说，这种特点更加明显。

历来写文的人对文字最基本的要求就是，先感动自己，如果连自己都不能感动，又怎能引读者共鸣？苏曼殊之所以在写小说时会衣衫浸湿，就是因为写到情动之时，无法克制胸中的情感。这种经历，对于每一个写文的人来说，大概都司空见惯了。

我记得，自己在写作另一部言情小说《爱情有毒》的时候，每当写到主要人物伤心流泪时，往往是行文未至，自己已经泪雨滂沱。我甚至认为，这或许就是每一个写作的人都愿意在夜深人静时开始写作的原因吧。

喜欢写文的人，多半是多愁善感的。情绪波动比一般人频率快，起伏也大，极易喜极而泣，癫狂则是常态。电影《霸王别姬》中有句经典台词叫“不成魔，不成活！”如果你投入全部精力去做一件事的话，你的很多行为会不自觉地超越常态。你会不自觉地回避生活里任何与这件事无关的其他琐事，排除一切外在干扰，完全沉浸在自己的精神世界当中。

众人都知苏曼殊作诗速度极快，在他的诗作中更有直接注明是“口占”，就是即兴发挥之作。能出口成章者，除往日积累不可小窥外，诗人的诗性也是非常重要的。诗歌就是诗人情绪高度亢奋时的产物。

没有真实汹涌的情感做后盾，文字就是一潭死水。苏曼殊的小说之所以打动人心，就在于其文字背后那深重沉痛的情感，动人肝肠，难以磨灭。

苏曼殊其他的五篇小说也都是写社会的黑暗、人生的艰难、恋爱的痛苦。虽然他的小说都以恋爱为主要题材，但是也深刻地揭露了衰世惨象，而且刻画得相当详细逼真。尤其是在小说《焚剑记》里，此种揭露更为深刻。比如，小说曾写过阿兰和眉娘在途中漂泊：初时，她二人向军将乞食，却见军将以人腿视之。这一处写的是军中以人肉为粮的惨象。后来二人行至一山村，看见一老者以五香人心为食。再后来，他们到一旅店求宿，夜半阿兰听见磨刀霍霍的声音，原来老板和女主人要以她们二人为食。二人惊吓之余火速从后门奔离。再看周家村一夜之间被血洗，尸横遍地，处处都是血腥，惨不忍睹，淋漓尽致地展现了苏曼殊对于这样的世道的无限担忧以及渴望创造清平世界的决心。

苏曼殊将《焚剑记》置于这样的环境中，以悲剧性的手法刻画故事中的主人公，是希望在那样的时期，能够借助悲剧引起人们的怜悯和恐惧之情，从而使人们的灵魂得到净化和陶冶，希望人们的情感能够实现由消极到积极的转化。希望能够唤起人们灵魂深处对于这个荒颓世界的依恋之情和希冀，希望人们不再麻木，不再被动，而是能够携手打造一个没有战乱、没有黑暗的清平世界。

因为苏曼殊小说多为悲剧，所以每次看到情动之处，笔者也不免黯然，为那颗孤苦无依的灵魂，也为生活在那个乱世的天下苍生。由此真正体会到能够生活在太平盛世的当代是何等幸运！

不由得想起了《红楼梦》第二章回里贾雨村陈述的“人才观”，贾雨村言，“天地生人，除大仁大恶两种，余者皆无大异。若大仁者，则应运而生，大恶者，则应劫而生。运生世治，劫生世危。尧，舜，禹，汤，文，武，周，召，孔，孟，董，韩，周，程，张，朱，皆应运而生者。蚩尤，共工，桀，纣，始皇，王莽，曹操，桓温，安禄山，秦桧等，皆应劫而生者。大仁者，修治天下，大恶者，挠乱天下。清明灵秀，天地之正气，仁者之所秉也，残忍乖僻，天地之邪气，恶者之所秉也。今当运隆祚永之朝，太平无为之世，清明灵秀之气所秉者，上至朝廷，下及草野，比比皆是。所余之秀气，漫无所归，遂为甘露，为和风，洽然溉及四海。彼残忍乖僻之邪气，不能荡溢于光天化日之中，遂凝结充塞于深沟大壑之内，偶因风荡，或被云催，略有摇动感发之意，一丝半缕误而泄出者，偶值灵秀之气适过，正不容邪，邪复妒正，两不相下，亦如风水雷电，地中既遇，既不能消，又不能让，必至搏击掀发后始尽。故其气亦必赋人，发泄一尽始散。使男女偶秉此气而生者，在上则不能成仁人君子，下亦不能为大凶大恶。置之于万万人中，其聪俊灵秀之气，则在万万人之上，其乖僻邪谬不近人情之态，又在万万人之下。若生于公侯富贵之家，则为情痴情种，若生于诗书清贫之族，则为逸士高人，纵再偶生于薄祚寒门，断不能为走卒健仆，甘遭庸人驱制驾驭，必为奇优名倡。如前代之许由，陶潜，阮籍，嵇康，刘伶，王谢二族，顾虎头，陈后主，唐明皇，宋徽宗，刘庭芝，温飞卿，米南宫，石曼卿，柳耆卿，秦少游，近日之倪云林，唐伯虎，祝枝山，再如李龟年，黄幡绰，敬新磨，卓文君，红拂，薛涛，崔莺，朝云之流，此皆易地则同之人也。”

纵观贾雨村之论述，那么“天降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等等言论就未免太过单薄了。

所以，世人不要只羡慕别人的荣光，殊不知这荣光的背后往往是超出常人数倍的苦难与血泪。看过苏曼殊大师悲惨的一生，你也许会发现，能够平凡地生活也是一种幸福。

其实上苍对每个人的机遇是非常公平的。你承受了别人难以承受的痛苦，生活就会给你别人难以企及的高度，你放弃了对欲望的追逐，也许你会很平庸，但平庸会使你远离一些灾难。平庸与非凡，实在难说孰幸孰不幸，毕竟人生的路是自己选择的。辩证地看待自己的人生，也许你就会选择平凡，甘于平淡，以一颗平常心怡然终老。

且看寒梅未落花

1911年10月10日，一声惊雷惊醒即将入夜的武昌城，拉开了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序幕。这一天以浓重的一笔载入中国史册，称“辛亥革命”。辛亥革命的到来，标志着中国将走向共和，先前的封建帝制将会被废除。

武昌起义胜利后的短短两个月内，湖南、湖北、广东、贵州等十三个省纷纷脱离清政府，宣告独立。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成立，孙中山被推举为临时大总统。1912年2月12日，清帝溥仪退位，清朝灭亡。

中国历史翻开崭新的一页，此刻正在爪哇漫游的曼殊听到革命胜利的消息，兴奋异常。他从爪哇给柳亚子和马君武写信说：“迩者振大汉之天声，想两公都在剑影光中，抵掌而谈。不慧远适异国，惟有神驰左右耳。”然后，他开始筹备路费，准备回国一探究竟，国内革命胜利，他想着一定有机会报效祖国了。实际上，他是可以为革命大展身手的，他是那么的不在意身份、地位，他很愿意为国家的复兴尽自己的一份力。

当曼殊再次踏上中国国土时，几乎热泪盈眶，关于革命胜利的消息，如同狂风席卷的春潮，铺天盖地地袭来，遍布神州大地。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了，孙中山被推举为临时大总统；末代皇帝溥仪宣布退位，封建制度中最后一个王朝覆灭，即将开始的是一个崭新的中国……

这些激动人心的消息让曼殊热血沸腾，心潮澎湃，久久不能平静。这时，柳亚子邀请他去上海北伐军机关的《太平洋报》任主笔，他没有犹豫，立即应允，兴高采烈地奔赴上海任职。

因为在上海没有住处，曼殊就住在柳亚子的家里。柳亚子与曼殊素来友情深厚，曼殊也喜欢把自己的一些心事告诉给柳亚子，所以，柳亚子掌握着很多曼殊的生平事迹以及作品文字，这为他后来成为“曼殊研究”的发起人和主要宣传者提供了重要前提。

曼殊的很多作品、事迹能得以传播，柳氏父子功不可没。直到现在，柳亚子编纂的《曼殊全集》仍是我们研究曼殊大师最重要、最宝贵的文献资料。有时候，真的很佩服这些名人文集的编纂者，虽说他们做的都是为人做嫁裳的工作，但是没有他们的付出与贡献，很多珍贵资料可能就此失传了，他们是文化传承链条上至关重要的一环。

很多名人去世后，后人喜欢给他们写传记，传记不像虚构的小说，它全部是以事实说话，也就是把人物的生平事迹重新讲述一遍。说到传记，我想说几句题外话。近几年，因为社会风气日益浮躁，越来越多的人都在探索走向成功的捷径，所以就使各种各样的人物传记像雨后春笋一般，层出不穷，这些名人志士的辉煌历程经常会成为激励人们的心灵鸡汤。

对于这个工作，我以为最有名气的应是孔夫子孔老先生，他编纂了我们历史上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可以说是为古代诗歌的研究、保存、整理与流传都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近代好多作家的作品，大多是自己的亲人整理的，比如许广平整理鲁迅先生的，陆小曼整理徐志摩的，杨绛整理钱钟书的，曼殊和尚是孤身一人，虽有亲人，但一向不亲近，能有柳亚子这样的朋友为他批阅作品几十载，曼殊地下有知，也该瞑目了。

话说苏曼殊在上海待了没多久，就听到一个坏消息：陶成章被暗害了。

这个消息无疑像一颗炸弹，把曼殊的心炸个粉碎。一起战斗过的同志，一起经历过腥风血雨的朋友，怎么可以转眼间自相残杀？特别是当幕后主谋都指向他一向尊敬爱戴的孙中山先生时，他更是难以承受。

陶成章与孙中山的关系，在革命队伍中路人皆知。陶成章性情有点偏狭，有一次，为了向南洋华侨募捐，请孙中山写封介绍信，孙中山没写。正好这时，日本政府暗中送给孙中山贿赂款的事情暴露，陶成章逮着了机会，呼应章太炎，公开对孙中山发难，起草《七省同盟会意见书》，列举孙中山的所谓十九条罪状，要求同盟会罢免孙中山的总理职务。虽然后来在黄兴等人的抵制下，他和章太炎没有成功，但是1910年2月，这几个人又公开宣布脱离同盟会，在日本重建光复会，章太炎任会长，陶成章任副会长，会员都是同盟会中对孙中山不满的人……

陶成章与孙中山几乎势同水火，人们怀疑陶成章被害是孙中山指使的也在情理之中。后来的调查的确验证了当时人们的推测，陶成章的遇害虽然不是孙中山指使的，但却是他的亲信陈英士派人干的。

起因是：民国临时政府成立后，身为浙江军政府总参议、参与江浙联军攻克南京之役的陶成章，仍然经常在公开或私下场合批评孙中山，孙中山对他极为忌恨却也无可奈何。陈英士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决定替领袖除掉这个心腹大患，于是密令蒋中正去刺杀陶成章，陶成章获知消息后躲到上海广慈医院里装病，结果还是被蒋发现并杀掉，陈蒋做了一件孙中山所不能做、更不能言的大事。陶成章这个“暗杀专家”，最后死于革命同志的暗杀，时年35岁。由于陈英士的极力掩饰，这桩刺杀案最终不了了之，虽然大家都知道肯定是孙中山一派的人做的，却拿不出任何有力的证据。更没有人想到，凶手会是蒋中正。

曼殊很少纠结革命内部的派系斗争，他只是看到革命队伍中出现了同室操戈、互相残杀的事情，痛心疾首。然后，他又亲眼目睹新成立的国民政府不但没有进一步的革命行动，而且开始在城内歌舞升平，邀功跑官的人如过江之鲫，完全没有意识到国家的大半江山还处于水深火热之中，这样下去，难免不会再出现太平天国的悲剧。

可怜曼殊，一腔的爱国热情，满心的忧虑。他再次陷入迷茫、困惑。解不开自己的烦闷，他便又开始流转于烟花柳巷。一颗清醒的心再次麻木冰冷，现实无奈，他更是无奈。

离乱的年代，人如浮萍，谁能把握谁的命运？曼殊忽然觉得活着真的了无生趣。生来体质羸弱的他，更加自虐起来。他大量地吃糖果，吸雪茄，而暴饮暴食的后果，就是让他的肠胃病急速恶化。他病了，心里的病加上肉体的病，他一天比一天憔悴。

众人不知他身体状况，想要索画的人，还是以美食引诱他。据说叶楚伧为了得到曼殊的画作，就用美食把曼殊骗进书房，对他说，不拿出画作来，休想脱身。他用这种胡搅蛮缠的方式得到了曼殊的珍品画作《汾堤吊梦图》。

这幅画后来刊登在《太平洋报》上，同期发表的还有李叔同的《莎士比亚墓志》，并称时代“双绝”。《汾堤吊梦图》被叶楚伧视为珍宝，直到曼殊死后十年，他再次翻阅该作时，仍感叹：池上人寻午梦，画中月罨孤坟，难得和尚谢客，坐残一个黄昏……

后来，笔者也在曼殊的画集中，浏览过该图，只见画作上的垂柳、残月，加上荒凉的城垣、远方的宝塔或庙宇、茅舍、断桥，落笔轻灵，视觉独特、卓越，观赏起来比任何言语能够形容的都要好。我很认可大家对曼殊画作的评价：他的画超越了自然和生活的真实，进而达到一种罕见的空灵的美。图中冷月孤舟、寒水笼沙渲染出的沉郁、幽寂的情境，的确能拨动观者追思遐想的心弦，让人感慨感叹。

当曼殊还失意于革命内部的矛盾时，一件更为痛心的事情发生了，袁世凯窃取了革命果实！他依伏兵权，蒙骗胁迫孙中山辞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职务，由他继任。袁世凯一上台，就撕下了面皮，他一边拉拢革命内部的反孙派，一边打击、排挤拥孙派，把整个国家弄得乌烟瘴气。

曼殊一时看不清局势，心里被巨大的绝望感吞噬着。此时此刻，他明白了什么叫生不如死。

当个人命运被投掷于渺茫的宇宙空间，精神的失重，让人难以喘息。曼殊开始怀念已经故去的战友们，邹容、陈天华，赵伯先……

想起赵伯先，曼殊心里更是无比沉痛，因为自己还欠他一幅画。想当年，两人初相识，都是意气风发的青年，立志为革命鞠躬尽瘁。一起游秦淮河时，赵伯先曾向曼殊求画，曼殊慷慨地一口答应下来，自己漂泊到南京的诋垣精舍任职，因为教务繁忙，也总觉得以后有的是时间，一直没有提笔。

也没有想到，赵伯先在在第二年的广州起义失败后，咳血不止，最终病故。出师未捷身先死，赵伯先的英年早逝，让曼殊扼腕，再看看眼前的追名逐利之徒的丑态，曼殊更是嗤之以鼻。他觉得这些革命的败类，让人汗颜。

怀着对友人的深深怀念与愧疚，以及对现实的极大悲愤与不满，曼殊挥毫泼墨，创作了《荒城饮马图》。画完后，曼殊将其焚在故友墓前，从此不再作画，这张画成为曼殊的绝笔之作。

曼殊为友而不再作画的事情，让我想起伯牙绝弦的故事。伯牙绝弦，讲述的也是知音之间的情意。

俞伯牙与钟子期是一对千古传诵的至交典范。俞伯牙擅长弹琴，钟子期擅长倾听。俞伯牙弹琴的时候，心里想到高山，钟子期听了赞叹道：“好啊！这琴声就像巍峨的泰山屹立在我的眼前！”俞伯牙心里想到流水，钟子期说：“弹得真好啊，这琴声宛如奔腾不息的江河在我耳边流淌！”俞伯牙心里想到什么，钟子期都能准确地说出。两人遂成“知音”。钟子期去世后，俞伯牙觉得世界上再也没有比钟子期更了解自己的知音了。于是，他把自己心爱的琴弦挑断，把琴摔碎，终生不再弹奏。

也许，在曼殊与赵伯先的交往中，赵伯先未必能体味曼殊每一件作品的深意，但曼殊为了表达怀念之情而封笔也让人十分感动。曼殊也不愧为有情有义的画僧了。

曼殊对赵伯先如此情重，多半是喜欢赵伯先的气节，而对于那些曾经背叛过革命的朋友，他的态度就完全不是这样了。

比如，对章太炎，两人也曾是不错的朋友。曼殊与章太炎相识，是在1906年他再次回到日本时，当时，曼殊与来日本参加同盟会的章太炎租住在一间房子里。那时的章太炎在同盟会里算是名人，曼殊对他十分钦仰，他知道章太炎不仅是革命者而且还是国学大家时，就很想拜他为师，学习中国诗词。

因为苏曼殊一度在日本生活，国学功力不足。他总想效法古人绘画时题上诗词，相得益彰地增加书画的意境；也想像某些革命者，以诗词抒发慷慨激昂的感情，可是屡试屡败，为此他十分苦恼。如今有机会与章太炎相识，遂主动提出拜师。章太炎知道他的汉学功力不足，就告诉他学诗要从读诗起。于是就选了几本诗集给苏曼殊，让他熟读和领会诗的要旨。此后，苏曼殊足足有两个月，除了吃喝拉撒外没有出屋，将自己关在屋里埋头苦读。

章太炎得知他如此苦读，专心致志，就去看望他。苏曼殊将自己的一摞诗歌习作拿给他看。章太炎读着这些诗，不住地点头称赞。最后他说：“曼殊，按你的天分、禀赋和性情，与诗最接近。你的诗写得相当不错，你成功了！”因此，从这件事上说，章太炎还应该是曼殊学诗的启蒙老师。

就在1907年的秋天，苏曼殊还曾与章太炎商量，一起结伴到印度朝圣，深造佛学。但是因为资金不足，只好作罢。还有一件事，也能够说明章太炎与曼殊相知甚深，那是1909年的夏天，苏曼殊在杭州时，收到一封匿名信，警告他不要再与叛徒刘师培夫妇沆瀣一气，否则将得到可悲的下场。刘师培也是苏曼殊在日本时结识的朋友，是同盟会的盟员。1908年他提议改组同盟会被拒，随后变节。革命党人发现苏曼殊与刘师培关系密切，才对他发出警告。此事惊动了章太炎，他立即为苏曼殊辩诬。他在解释书中称，苏曼殊是“独行之士，从不流俗……凡委琐功利之事，视之蔑如也”，“元瑛可诬，乾坤或几乎息矣”。章太炎的辩诬为苏曼殊化解了革命党人的怀疑，免除了一个祸端。

从章太炎对曼殊的辩解里，可以看出他对曼殊的性情相知甚深，但是后来，曼殊渐渐疏远了章太炎，因为章改变了立场，跑到对面阵营去了，甚至与黎元洪及立宪官僚广通声气，鼓吹“革命军起，革命党消”，要求解散同盟会，并且为了对抗以孙中山为首的民国临时政府，于1月3日，同程德全、陶成章等人发起组织“中华民国联合会”，自任会长，这些反革命的立场与观点，让曼殊逐渐疏远了章太炎。由此可见曼殊是个恩怨分明、立场坚定的人，他有着自己严格的交友原则和爱憎观念。曼殊亦深知，君子之交淡如水，世间根本没有一成不变的友谊。

同样让曼殊疏远的朋友还有上面提到的刘师培。曼殊与刘师培交情原本也不错，刘师培的妻子何震还曾向曼殊学画，为曼殊出画册的事出过力。就是柳亚子与刘师培也曾经关系密切。柳亚子早年和刘师培夫妇关系甚佳。例如柳写于1908年的诗《海上题南社雅集写真》中，曾有“别有怀人千里外，罗兰、玛利海东头”之句，下有小注云“谓申叔、志剑夫妇”，这几乎就是表彰刘、何夫妇为当时“英雄”。英雄的表率，这个评价可不低——关于“罗兰、玛利”之为谁以及何以在晚清有如此风头，诸君不妨参阅夏晓虹教授的《晚清女性与近代中国》一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其中专辟一章《接受过程中的演绎——罗兰夫人在中国》。而在20年后，写于1928年的一篇关于苏曼殊的文章中，柳亚子却完全转换了腔调，不惜贬低何震为“女戏子”：

苏曼殊也曾在文中借骂留学生之名骂刘师培的妻子何震不如学毛儿戏的女戏子。据说，曼殊知道刘师培夫妻背叛革命后，还半夜里赤身跑到他们房内大骂……

可见，朋友是否有气节是曼殊尊重朋友的一个重要前提。

在当时，作为学者、革命家的刘师培背叛革命是一桩重要的事件。刘的背叛，不仅改变了他一生的命运，在革命党史上亦影响甚巨。作为连命都敢豁出去的号称“激烈派第一人”的刘师培，为什么突然间背叛了呢？后来研究说，这发端于其对孙中山的不满。

1907年2月13日，刚好大年初一，刘师培带着母亲李氏、夫人何震和诗人苏曼殊一起，起程东渡日本。同行者还有刘的姻弟汪公权。此人在历史文献中形象恶劣，对刘师培的背叛起了很坏的作用。

刘师培此次东渡，是其一生命运的重大转折。日本是以孙中山为领袖的革命党人的大本营，同盟会总部即设立于此。据当时日本政府统计，这里仅注册的中国留学生就有17860人。他们很多是革命党，或者是同情革命的进步青年，只是鱼龙混杂，良莠不齐。刘师培到日本来，原本抱着满腔的革命激情和美好向往。但是，他对革命的曲折以及革命队伍的复杂性缺乏足够的心理准备。加之他的性格原本就偏激，所以一旦遭遇和自己理想相去甚远的残酷现实，那么满腔光明灿烂的向往很容易像肥皂泡一样破灭。像他这样性格的人，往往不容易被外部势力打倒，却会被革命阵营内部的复杂性以及内心的痛苦击垮。不幸的是，当时的革命形势、革命队伍的状况，恰恰触动了他性格中极不稳定的那一面。

刚到东京，刘师培就赶上了日本政府劝逐孙中山事件，很多人都卷入了革命阵营的内讧，对孙中山大举围攻。此事点燃了刘师培对孙中山的失望情绪，成为他脱离革命的起点。再加上他的老婆推波助澜，他便滑向了革命的对立面。

与他犯了同样错误的还有章太炎。只是章太炎个人品行比刘师培要正直些，没像他那样错得离谱。

其实仔细分析，这些往往都源于革命自身的局限性，这种局限，没有为追随它的革命者指明前进的道路、奋斗的方向，所以，面对杂乱的世相、迷离的革命形势，很多人无所适从。这种整体性的迷茫与困惑，让那个时代的文人陷入悲观厌世的情绪，难以解脱。

所以，曼殊避走于烟花柳巷，柳亚子蛰伏于上海，李叔同在曼殊辞世后不久也遁入空门……后来柳亚子也说，就是曼殊活着，也不会比他更高明。一个人的认知能力总是难以超脱时代的局限。曼殊是僧，不是佛；是人，不是仙，即使他是佛，是仙，也不可能超越时代存在，这是苏曼殊的悲剧，也是时代的悲剧！

一个人的明月夜

杭州西湖，总与曼殊有着别样的缘分。它静谧而美好的风光水色，是抚平他灵魂伤口的一剂天然良药，所以在他漂泊不定的旅程中，它成为他驻足最多的驿站。

1916年的冬天，他又来了。带着满身的风尘与病痛。而宁静的西湖也再一次张开它温情的怀抱，把他拥入怀中细心呵护。仿佛它早已预知，这或许是他最后一次羁留与依靠。

苏曼殊一生“素慕圣湖之美”，在他著名的小说《断鸿零雁记》里，他就曾提到，西湖可以让他“盈眸寂乐，迥绝尘寰”。在短暂的一生中，他曾九次到达杭州，寄居南屏山麓的白云庵和凤林寺旁的陶社。西湖的确迎合了他遨游冥想的天性，兴之所至，他还信笔涂鸦，画了许多关于西湖的画。

在写作本书的过程中，我曾到市区各大图书馆搜集过关于曼殊大师的一切资料，有幸在几本画册中，翻阅过大师的几幅作品，因为自己对画作的鉴赏水平有限，无法给出一个准确的评价，但从我凡俗的眼光看去，他的作品还是颇为出尘的，虽然整个画作着墨不多，人物孤立，景色甚至凄怆，但是恬淡的画境还是能够让人感受到萧瑟冷逸的脱俗意味。

作为一代诗僧，苏曼殊也曾为西湖写下诸多诗句，只是他许多咏景的诗句里总融合了一种自伤身世的无奈与感叹，诗风幽怨凄恻，读来让人唏嘘。例如：“白云深处拥雷峰，几树寒梅带雪红，斋罢垂垂浑入定，庵前潭影落疏钟”，这首诗，感怆融会之中，又浑化无迹。

苏曼殊一生衣袂飘然，所到之处，所恋之人，离开之后俱无牵绊，唯一让他放不下、剪不断的就是对杭州风物的无限眷恋，一句“春雨楼头尺八箫，何时归看浙江潮”，很形象地表达了曼殊对西湖的情有独钟，他在生前也曾无数次地向同仁好友表达过心迹：终隐浮屠，夙恋此湖，藏骨于此，可无渐于林逋。

在曼殊的眼里，西湖的美是原始天然的，无处不美的。那么我们也就可以想象，曼殊在西湖度过的最后一个明月夜，他的心情是何其复杂，何其眷恋。

是的，我想那最好是一个明月夜，明月是怀旧的药引，更是诗人的宠儿。古往今来很多孤寂的诗人，都把明月当做自己的情人，知己，酒友，或者旅伴。世上再没有一种风物能像明月那样，赢得那么多诗人的追捧，眷恋。关于明月的诗句，美不胜收，亦不胜枚举。

我最爱的是李白的《静夜思》与《月下独酌》，我想曼殊也是这样爱着的吧，一个是游子的思念，一个是孤客的寂寞。都应该很符合曼殊当时的心境。

西湖的明月是柔美静谧的，一如西湖的涟漪柔波。站在西湖边，瞻仰明月的脸，总让人心生一份恬淡的情怀。当时，曼殊就静静地坐在断桥边，任凄凉的月色，将自己深深拥围。

他的思绪，如天边漂浮的那抹微云，他忧郁的目光投向了自己漂泊的一生：

那时，他首先想到的是不幸的童年吧，是的，那段伤痛的记忆，成为他骨子里的蛀虫，无时不刻不在咀嚼着他的痛感神经，让他心寒，让他的人生从此有了忧郁的底色，让他一生都没有走出孤寂的包围。

走出冰窟似的家庭，他许身佛门，开明高慧的禅学教他学会隐忍，学会达观，学会如何透过纷乱的表象，参透这人世的苍凉。所以，他明白了一切表象都是虚幻，心生则百法生，心灭则百法灭，心是自己行动的向导，自己是心的主人，所以他从不委屈自己，他自由地追随着自己的那颗心，在红尘里漂泊纵横。尽管这份自由，让他摒弃了太多，丢失了太多。

人生最宝贵的不就是灵魂的自由吗？现实是禁锢灵魂的镣铐。很多人顾忌尘世的规则，顾忌别人的舆论，都做了世俗的奴隶。只有这个骄傲的曼殊，任性的曼殊，循着自己的心灵呼唤，走过这人间三十五个春秋，虽似落叶衰蝉，但是坦诚率真。

慧龙寺出家时，他以为寺院会是自己一生的归宿，师父赞初长老的疼爱，让他感受到被人怜爱是一种多么刻骨的温暖。可是偷吃鸽肉的顽劣行为，却再次将他推向漂泊。漫无目的的漂泊，让他万念俱灰。此时，远方母亲的呼唤，成为支撑他生命的信念。

他去了，他寻了，他也如愿以偿地找到了。在母亲的怀里，他做回天真的少年。其实，终其一生，他都是一个没有长大的孩子。只有天真的孩童，才会活得那么清白，那么直率。

恬静的月光，飘落在他的肩头，就像一阵馥郁的花香，唤醒了他嗅觉的记忆，回望来路，他在过去的时光里，捡拾自己的影子。自己这一生，究竟所为何来？

他终于问到了一个很久以来，自己一直在问但是一直不敢深问的问题：

自己从何而来？又将去向哪里？

在我们飘若浮尘，绚如烟花的一生中，总有这么一个瞬间，让你在措不及防的时候，产生一个疑问：我来自哪里？又会去向何方？当我们开始追问自己的来处时，我们作为“人”的生命意识才真正苏醒。当你第一次这样认真地对待自己的这个疑问时，心里又是怎样的感触？心情是不是也像曼殊一样迷惑，纠结？

以前，他太乐衷于行走与漂泊，总是在不同的地方颠簸，从来不敢安静地坐下来思考，思考这种漂泊到底是为了什么。为了游历，为了名声，为了革命，为了朋友，还是漂泊只是为了漂泊？

这样的迷茫与困惑，让他想起自己第一次游西湖的情景。那一年，他刚从日本回来，心里依旧燃烧着革命的火焰。如果不是表兄断了每月10元的资助，他想自己在日本的革命活动会发展得如火如荼。

回国也好，何况那时自己很多的好友也已回国。他想，既然要走革命这条路，回国是最好的出路，毕竟国内才是革命真正的战场，为革命活动提供了更大的空间。

他是抱着为革命献身的决心登上回国的渡轮的，所以，留遗书给表兄，断了亲缘的牵挂与羁绊。而回国后，面对国家的满目疮痍，他又是那样无所适从。

革命到底如何进行？怎么把这么破碎的山河融合得固若金汤？到处都是恐慌的脚步，到处都是离乱的身影。封建官员，只管搜刮民脂民膏，并不管民众的死活；财主恶霸，压榨民众无所不用其所极，还有外国侵略者划定的租界、势力范围，残酷地蹂躏着国民的精神与意识。

华夏中国，泱泱大国，到处是血泪，到处是哀嚎！

怎么办？怎么办？出路在哪里？办法在哪里？希望又在哪里？

那一刻，他站在西湖岸边良久，看着夕阳涣散地笼罩着雷峰塔，就像他此刻的心情一样，说不出的迷茫与困惑。那时同行的吴绾章说，去教书吧，把革命的火种种在年青一代的身上，也是培养革命的后备军。孩子是祖国的花朵，也是未来社会的栋梁。他欣然应允，通过教师这一职业继续革命的进程。

那时，他也觉得教育这个行业是宣传革命的最佳场所。但当他真正身体力行地做这些工作时，他却觉得自己似乎已经力不从心。他觉得自己适合战斗在革命的第一线，最好能投身行伍，进行一场真正的战争。

他一直觉得自己与拜伦血脉相通，他的热情与激情，不允许他太过安逸。于是，他开始辗转漂泊，为革命，也为自己的孤独，他再次将自己的一生交给漂泊。

然而，旧民主革命的不彻底，决定了它的斗争方式必定是艰难的。曼殊像一只失去方向的麋鹿，在迷茫的征程里前行，始终找不到一个光明的出口。

史上太多的才子都是怀才不遇，从杜牧到柳永再到秦观，走的无一不是“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的避世之法，于是，在革命低迷之时，他一次次往返于中国与日本，流连于烟花柳巷。世人都笑他是花和尚、酒肉和尚，他疯癫的举止让人鄙夷。但是世上有几人懂他呢？很少有人懂他放浪不羁背后的真纯，癫狂背后的矜持。那么，天上的那轮明月，它懂吗？风景如画之后又会是怎样的落寞？风云突变，王朝更迭中的他又会在身在哪里？

明月有心，该是懂他的，就如他生命里那一个个多情女子。

曼殊一生邂逅无数女子，也与她们演绎了一场场的对手戏，但每次总是在她们缴械投降准备以身相许之时，他溜之大吉。

每个故事，都是不同的开始，然后是一样的剧情、走向。

对不起，我是出家人……

袈裟，成为他最好的理由与借口。然而，他又总是那么幸运，每个女子似乎都不曾责怪他。女子的心，总是柔软的。对于他的孤苦，她们不愿意苦苦相逼。在她们看来，一生能与他相遇，就已是福分，所以，不再强求结局。只要和他泛舟西湖，煮酒论诗，就已经格外尽兴。

是的，帷幕拉下之后，没人看到他转身的泪水早已湿透衣襟。他会用一生的怀念，去偿还她们的深情厚爱，即使她们有的早已阴阳相隔。

世人只看到他的放荡不羁，看不见他曲终人散的悲凉。

我心里的曼殊，就是那个仰头站在樱花树下，以一眸深情吹开万树花朵，又默然等待花瓣簌簌落下的青衫客。他爱惜枝头绽放的蓓蕾，也哀婉落花人亡两不知的境遇。

对于“情爱”二字，他比俗世的常人来，一直都是不完全不彻底的。他浪迹于烟花柳巷，很多人认为他纵欲，你却不知他与女子同床共枕，却能守身如玉。这亦如清茶淡饭难逢友，这里的友当然是指红颜知己。人若无情，又何必相逢，欢聚过后，总是分外冷清。

他渴望真爱，但又逃避激情。他生生割断了灵与肉最热切的呼应，使之各为其主，终于导致二者反戈相击。他曾对情人花雪南说过这样一番话：“爱情者，灵魂之空气也。灵魂得爱情而永在，无异躯体恃空气而生存。吾人竟日纭纭，实皆游泳于情海之中。或谓情海即祸水，稍涉即溺，是误认孽海为情海之言耳。惟物极则反，世态皆然。譬如登山，及峰为极，越峰则降矣。性欲，爱情之极也。吾等互爱而不及乱，庶能永守此情，虽远隔关山，其情不渝。乱则热情锐退，即使晤对一室，亦难保无终凶已。我不欲图肉体之快乐，而伤精神之爱也。故如是，愿卿与我共守之。”

他认定欲望的实现便是爱情的失败，这个观念在他的头脑中太执著太顽固了。所以，他可以“偷尝天女唇中露”，却又能够守住最后一道防线。

也有人说，曼殊一生追求的是自由，他不愿意被婚姻家庭所累，这话也并非没有道理，裴多菲不是说过吗？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为了灵魂的自由，曼殊的确做到了破釜沉舟，他以自己年轻的生命，以一段段荡气回肠的爱情，换得流水孤鸿般的人生。

人在江湖飘，哪有不挨刀。人生多少事，无可预料，无可掌控，他后悔了么？在他每次想起雪梅，想起静子，想起百助，还有那些个与他欢爱过的诸多美丽的女子的时候，他心里也不会没有满是遗憾的悲情吧？对她们，他心里是满满的感激，因为在他最孤独的时候，她们都曾用自己的柔情给他最深切的关切与温暖。

他动情时，柔情如许，他决定离去的时候，也决绝而果断。然后在文字里倾尽滴血的思念与痴缠，让人无来由的原谅他当初的离弃与无情。

他不是不爱呵，只是他知道自己的宿命，自己的任性，自己只愿意自由纵横天地间，世上没有什么可以拴住那颗漂泊的心，而他也无法把每一处驿站当做一生的港湾。

佛说：今世所拥有的一切，都是前世带来的。曼殊每次在佛前静坐，也一定问过：自己的前世到底是什么？是否是佛祖跟前的一盏青灯，所以今生才有了璀璨的才华，却又明明灭灭于红尘的柔情缱绻。

苏曼殊在一席月色里，慢慢梳理自己的人生。只有在这一刻，他彻底卸下红尘中的所有面具，真实地面对自己的心。不再掩饰自己过去的错误，不再为往日的糊涂编排任何借口。当漫天月华慢慢沉入湖底，他的思想也渐渐入眠，在飘渺的幻境里，他开始了另一种人生。

这一夜之后，他开始写作他的另一部小说《人鬼记》。

曼殊的一个朋友记录过他在杭州时的一些生活片段，他说，曼殊在杭州的生活越发肆意怪诞，似乎很像日散百金的豪客。他还讲了一个曼殊的小故事，说有一天，曼殊请住在孤山放鹤亭边的一户人家的女主人替自己缝制一件布衣，看到那位妇人神态很像自己的母亲，便拿出十金，给那女主人：“这些钱够吗？”女主人大吃一惊，连说“太多了！太多了”，想把多余的钱还给苏曼殊，却发现苏曼殊早已扬长而去。

曼殊曾经登门拜访过马一孚居士。这件事情，在他给刘半农的信中有比较详细的讲述。起先，他在信中说：“此间有马处士一孚，其人无书不读，不慧曾两次相见，谈论娓娓，令人忘机也。如学会果成，不慧当请处士有所赞助，宁非盛事？”然后又说，“雪茄当足一月之用，故仍无过沪之期”，随后请刘半农到杭州来玩。

其间，他不断写信给刘半农，报告自己在杭州的生活：“比来湖上欲雪，气候教沪上倍寒，舍闭门吸吕宋烟之外，无他情趣之事。”他向刘半农讲述自己在杭州的见闻：“‘犹是阿房三月雪，化作未央千片瓦’，这是杭州某人的诗句，这两句诗，做得甚奇！”他还在信中打听包天笑的情况，问自己的小说《非梦记》包天笑在其主编的《小说大观》上发表了没有。

在离开杭州前，苏曼殊完成了小说《人鬼记》的创作。

年关将近时，苏曼殊才从杭州返回上海过年。这一去，他就再也没能回来。

再次归来时，他已魂归青莲。曼殊圆寂之后，尸身在上海羁留很久。归葬西湖，是死后多年的事。

这段故事，涂国文先生在小说《苏曼殊情传》中有详细的记述：

六年后的民国十三年（1924年），曼殊生前好友陈去病写了六首绝句寄结广东革命政府孙中山，建议为曼殊营葬。其中一首：“奚啻从亡似介推，晋文应得有余哀。愿将骏骨千金意，换取绵山寸土来。”

孙中山与苏曼殊在日本时曾有交往，又有同乡之谊，见诗后非常感动，决定由革命政府出面安葬曼殊。这年，南社同人将寄存在广肇山庄的苏曼殊灵柩扶运回杭，落葬在孤山北麓临湖处。

墓由柳亚子牵头集资修建，墓区轴线依次有墓丘，纪念塔，供桌等，纪念塔石质四方形柱式，自下而上为塔基，须弥座，覆莲托，塔身，仰莲和葫芦顶，通高约2.5米。塔身正面镌刻楷书“曼殊大师之塔”六字，诸贞壮书塔铭，塔身侧面是陈巢南《为曼殊建塔院疏》：

西湖之阳，孤山之阴，林和靖假梅鹤以为栖迟，白石翁籍歌词以发清响者，固吾师当日所尝低回凝想，心摹口写而去者也。既葬遗蜕，同社诸子游杭，必吊其墓而香花供奉也。

墓塔间植有花木。与苏曼殊相距不远的是六朝名妓苏小小墓，情僧名妓，隔桥结伴长眠。诗人刘大白凭吊孤魂，触景生情感慨道：“残阳影里吊诗魂，塔表摩挲有阙文，谁遣名僧伴名妓，西泠桥畔两苏坟。”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苏曼殊墓塔与其它坟墓均被清除，以后逐渐淡出人们的视线。直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有关部门才在孤山一处树荫下竖起了一块碑石。而对照民国十八年（1929）印制的《西湖博览会会场全图》，我们会发现所指旧址位置与原位置明显偏离，墓塔原来是在临水处。

苏曼殊墓塔遗影版本不多，浙江摄影出版社1998年版的《西湖旧景》和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再版的《西湖旧踪》收录的是同一构图的远景，另外还有塔墓坍废的旧影流传。这些珍贵的老照片留住了记忆。

苏曼殊的纪念塔被矮化了，但它毕竟还原了真实：孤山曾有幸邂逅一位“鬓发禅塌寻常死，凄绝南朝第一僧”（柳亚子先生《哭曼殊》）的文化名人。对于苏曼殊塔的重建，有识之士通过各种渠道呼吁过，但似乎声音不大，最后渺无结果。笔者认为：修墓不必，塔则应还其旧观。

此正是：白水青山未尽思，人间天上两霏微。轻风细雨红泥寺，不见僧归见燕归。

我佛，许我在你怀里安眠

苏曼殊的最后一个冬天，过得十分艰难。纠缠他多年的痼疾终于不再压抑自己的狂虐，开始在他体内肆意冲撞。他开始持续失眠，夜晚变得和白天一样刺目、光鲜。

戴季陶来约他去拜访孙中山的时候，他正好病症发作，剧烈的疼痛让他在床上不断地呻吟。戴季陶惊恐地扶着他，一脸的担心。他劝曼殊去医院就医，曼殊却固执地摇了摇头，因为他已身无分文，根本没钱就医。

戴季陶把曼殊的情况告诉孙中山后，孙中山派专人把曼殊接到自己家里疗养。感动于孙中山的热诚，病中的曼殊答应了孙中山出任他的私人助理一职，并为孙中山草拟了很多文件。年初，苏曼殊的身体状况越来越差，于是去了上海海宁医院。

得知曼殊住院的消息，他的很多好友纷纷前来探望安慰。曼殊在朋友们面前谈笑风生，快活得像个孩子，就像平日大家聚在一起吃花酒般逍遥自在。但朋友们离开后，他的情绪立刻跌入低谷。那种曲终人散的悲凉时刻萦绕在心头，挥之不去。

第二天，再有朋友来访时，他又开心起来，甚至看着朋友买来的营养品打趣道：如果是雪茄或是糖块就好了。医院的护士见他这样，便严厉地说，你不能再胡乱吃东西了，再乱吃，神仙也救不了你的。面对一脸严肃的小护士，曼殊一脸委屈。

朋友见状也好言劝慰，希望曼殊以身体健康为重，他点头应允。但没过几日，他又开始偷着吃冰糖吸雪茄了。他这样做的结果是直接影响了他的恢复，病症更加严重了。

为了让曼殊得到更好的治疗，朋友们把他转入上海广慈医院，继续医治。病症的反复发作，让曼殊慢慢嗅到了死亡的气息。郑桐荪探望他时，他拉着郑桐荪的手，感叹道：我觉得自己去日不多了。

郑桐荪听曼殊这么说，心里很难过，他忍住悲伤，对曼殊笑道，你年纪轻轻，怎么说这丧气话，好好养病吧，快些好起来，孙先生还有许多事情需要你做呢。

曼殊的精神稍稍振作了些，感慨地说，“对啊，我还有两个心愿没有完成呢！”“哪两个心愿？”郑桐荪问道。

苏曼殊回答道：“我的第一个心愿就是，等欧洲大乱平定之后，到欧洲拜伦的故乡去一趟，凭吊一下拜伦之墓！”“哦，那第二个心愿呢？”郑桐荪追问道。“第二个心愿就是希望陈仲甫和蔡孑民能拨给我一些费用，让我去意大利的佛罗伦萨学一学西洋绘画！我已经拜托程演生给他们带信去了！”苏曼殊笑嘻嘻地答道。“这两个愿望实现起来都不太难！你就快点好起来吧！”郑桐荪鼓励他说。

苏曼殊也点了点头……

也许是因为有了这样的精神支持，曼殊开始积极地配合医生的治疗，不再任性地胡乱吃喝。但是长期的治疗，使得原本拮据的他更加窘迫，他不得不写信向朋友求援。

在曼殊的书信记录中，先后出现两封向柳亚子求援的信：“亚子足下……病卧半载，未克修候，歉疚何似？至今仍不能起立，日泻六、七次，医者谓今夏可望痊可，此疾盖受寒过重耳。闻足下见赐医费三十金，寄交楚伧，但至今日，仍未见交来，不知何故？……古历二月初三日，元瑛伏枕拜白。”

二月下旬，他又给柳亚子写信：“亚子足下……续手示，敬悉一切，台端春间不克来沪，为之怅然。尊款托友往催，前日始交友人带来，感激无量。贱恙仍日卧呻吟，不能起立，日泻五、六次，医者谓须待夏日方能愈，亦只好托之天命。”

从这两封信中，我们看到曼殊在最后的日子里，承受着巨大的痛苦，每日腹泻五六次，整日卧床呻吟，想想就让人怜惜。并且生活的拮据也让他灰心丧气，无精打采，他时时暗自垂泪，萌生去意，对生命空前绝望。

苏曼殊本就是一个任性的人，即使笛声幽咽，也不愿有人知悉。于是，在最后的日子里，他不再给任何人写信倾诉，也不再对前来探望的朋友陈述病痛，他觉得自己不该再给任何亲朋好友带来麻烦，所有的病痛、挣扎，他都希望自己默默地承担、消化。

人们常说：“家有三宝，丑妻、薄田、破棉袄。”可是快走到生命尽头的苏曼殊，在环视自己最后的行囊时，却发现自己一无所有。他一生结识红颜无数，但却没有一个陪他走完全程，薄田更不用说，他漂泊流离，视金钱如粪土，有钱时，很快就挥霍掉，无钱时，举债度日，一生过得穷困潦倒。破棉袄倒是有两件，不过是些出家之人的袈裟罢了。

在苏曼殊辞世后，朋友们整理他的遗物：数枚糖果，一只破旧的箱子，几盒胭脂和香囊。仅此而已。

当我看到这段记录时，心里充满了感伤。像苏曼殊这么有才华的人，只要稍加留意，不能说攒下万两金，至少死后不会这么寒酸吧。

司马迁说：“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于是，我时常会想，对于一个普通人来说，怎么死才是最有价值、最有意义的。如果我们做不到圣贤那样的重于泰山，能像苏曼殊一样，死得其所，死得安静详和，便也是一种境界了吧。

苏曼殊在辞世的前一天，有点郁郁寡欢，来看他的朋友们就动员同在广慈医院就医的居觉生去安慰他。那时，居觉生的病不很严重，他便时时去曼殊的病房陪他。那一日，居觉生见曼殊神情萧索，便趁机劝道，昨日，我梦见佛祖了，他说你不日就会痊愈出院的。不用担心。

真的吗？曼殊神色稍振，十分欣喜地看着居觉生，脸上因为兴奋涌动着灿烂的笑容。

是真的。居觉生再次握了握他的手，心里却十分酸楚。其实，医生已经表示过，曼殊的病治愈的概率很低。

然而曼殊却像看到胜利的曙光一样，晚饭吃得很好，也按医生的嘱咐，按时吃药。他甚至开始憧憬，自己一旦痊愈，一定要重新投入到革命中去，“讨袁运动”依旧在继续，自己还要为革命投入精力与热情呢。

这样想着，苏曼殊气力大增，他甚至下床在病房里转了两圈。看着窗外青翠的柳枝，他的嘴角慢慢流露出欣喜的笑意。外面春意正浓，花儿正香，一切都是那么美好，苏曼殊对生活忽然心生无限的眷恋之情。

不知是不是居觉生的话发挥了效用，还是别的原因，这一晚，曼殊睡得极好，还做了一个梦。在梦里，他真的梦见了佛祖，不过佛祖对他说的是，众生皆苦，愿汝早日脱离苦海，回归我佛门。

醒来后，望着窗外闪烁的曙光，苏曼殊的心情变得异样平静。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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