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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欧梵

出版社：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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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水年华试读：

似水年华

康桥踏寻徐志摩的踪径

轻轻的我走了，

正如我轻轻的来；

我轻轻的招手，

作别西天的云彩。——徐志摩《再别康桥》

他到达康桥（Cambridge）时正是他来到英国后最炎热的一天；走出火车站，已是下午五点多钟了，仍然是骄阳炎炎。他跳上公共汽车，进得城来，一位好心的荷兰女郎指引他到“耶稣道”（Jesus Lane），靠着旅行指南，他找到了一家小旅馆，是英国人叫做B&B（Bed&Breakfast，供应住宿和早餐）的那类，就这么住下来了。

也许一般“红尘”中人不会相信，他到康桥来的唯一目的是为了徐志摩。他在中学的时候曾经熟读过《再别康桥》，他也记得徐志摩在《我所知道的康桥》一文中所描写的“这朝来水溶溶的大道，只远处牛奶车的铃声……”在“迷你裙”充斥的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伦敦住了两周之后，他天真地要寻觅二十年代的康桥情趣。

吃完晚餐，已经九点多钟了，暮色迷蒙之中，他信步闲逛。离餐馆不远就是大名鼎鼎的“三一学院”（Trinity College），想当年徐志摩来英的目的就是为了进“三一学院”，做罗素的学生，结果他进了“王家学院”（King's College），做特别生，因为罗素已被“三一学院”开除了。

在“三一学院”的院子里逛了半个钟头。那儿，似乎有一个师生宴会正在举行，不少西服笔挺的教授和学生在院子里散步谈天。在一弯新月的微光中，他把旅行指南拿出来，依稀还看见书中对“三一学院”的介绍：在此毕业的名人包括拜伦、牛顿、培根、怀特海和维特根斯坦。“王家学院”距离“三一学院”并不远，规模更大。他进门时，迎面便是一座大教堂，教堂顶上的钟刚敲过10点，夜终于降临了。偌大的草地上静悄悄的，只有远处偶尔传来几阵摇滚乐声，仿佛有一家人正在开舞会。院子的尽头就是“康河”（River Cam），静极了，在整整一个小时中，只有一只船经过。小桥畔偶尔有一两对情侣在漫步，桥头附近有几头牛卧着，似乎也在酣睡。

这是他离开家乡六年来第一次真正沉醉在大自然的美中。在美国时，他曾去过许多公园，大多是和中国朋友一起去的，开着几辆旧车，浩浩荡荡，抵达目的地后，照例是喝冷饮、打排球，太太们带着儿女在美国政府划定的游乐地区的草地上乱跑。接着是野餐，也是在预先订好的区域内进行。然后，喝着可口可乐，闲谈；单身的男女勉强地找寻话题，借机认识；结了婚的先生太太们哄孩子们午睡……最后是拔营而归，开车回到喧嚣的都市和各人的工作岗位上。一个华人学生很难离群而独来独往，否则你就要被称为怪人；如果你与美国人尤其是异性的美国人常有来往，你就是“走国际路线”的，颇有点“媚外”“和番”的意味。

现在他突然置身于另一个异邦，不认识任何人，也不必扮演任何角色，半夜“失落”在“王家学院”的草地上，找寻“二十年代”的灵感，这一切都令他有点难以置信。他何其幸运！

他拿了美国大学的奖学金到英国来闲逛，“找寻灵感”，重踏徐志摩的踪迹。他来英国唯一的正面理由是他的论文。他在海外学中国近现代史，其目的是研究他的上一代——他父母那一代的智识之士，他对这一代中国人的种种经历及其在历史上的地位深有感触，于是想做点记录。他不会写作，不能像他在大学时的几位同班同学那么有创造力——写诗、写小说，他只能写他的学究派的论文，但他尽可能地“体验”一点历史。在为上一代几个文人写传记的时候，他也不得不写他的“自传”，否则这一切旅行、体验和经历都会毫无意义，他大可和其他的美国同学一样待在图书馆里找档案，写洋务运动，写传教士，写中美外交关系。当初他的老板（博士论文导师）也许认为他的这一套“亲身体验论”与众不同，或者更因为他是华人，所以才支持他申请旅行奖学金。对于他的老板，这仅是一种学术投资；对于他自己，这是一种奢侈的“自我教育”和“自我发现”。

作论文当然要找资料，抄在卡片上，或借助复印机一字不漏印下来。他至今也收集了两盒子卡片和一箱影印纸了，但是仍然有一大堆东西留在他的心里，感觉得到，但是写不出来，一旦写出来，恐怕也像二流小说，不是一流论文。在一般历史学家竞相应用社会学、经济学，提倡科学方法的美国学坛，他的这一套有点背道而驰。他所标榜的内心体验方法是基于他是华人这一个事实的。似乎有某些感觉只有华人才能了解，外国人在档案中是找不到的。但是，他有足够的资格做一个现代的华人吗？

在大学时代他学的是外文，和大多数年轻人一样，他认为英文是致富的快捷方式，是到天堂的垫脚石。他天天背单词，啃文法，为的是将来到美国留学。至于抵美后学什么，他从来没有仔细地思索过。于是他迷迷糊糊地到了美国，初学国际关系，不久就觉得与他的性情不合，念不下去，遂转而念中国史，其实也只是为了容易拿到奖学金。虽然奖学金是拿到了，但是他越念越感到内心的恐慌。他从来没有认真地念过古文，儿时的家庭教育所灌输给他的是希腊神话、西洋音乐和文学，而不是四书五经，或《左传》《史记》。他在课余念过大仲马的《三剑客》《基督山恩仇记》，小仲马的《茶花女》，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和歌德的《少年维特的烦恼》，却从来没有仔细背过《唐诗三百首》，或熟读过《红楼梦》。他喜欢听柴可夫斯基、莫扎特、马勒，喜欢看美国和欧洲电影，对汉乐、平剧、围棋毫无兴趣。在外表和内心里，他似乎是“全盘西化”了！

直到在海外念了几年中国史后，他才感到“事态严重”。他势必要与外国人接触，但他感觉到他并不是外国人，他的教授和同学也认为他是华人，一位澳洲朋友甚至因为他是华人而为他骄傲，其他的美国同学争相向他“请教”古文，但是，天知道他自己能懂得多少！在一知半解之中，他逐渐对过去的文化产生一种好奇心，像哥伦布又发现了一次新大陆，这片新大陆，却原来就是他自己的家乡，他自己的文化。他念了几年中国史，对学术界毫无贡献，却逐渐地发现了他自己。

在他重新发现自己的过程中，一个中心问题一直在萦绕着他：他的思绪和感情状态源于何处？这不仅是一个个人的问题，也是一个历史的问题，因为他毕竟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华人留学生之一——或者勉可称为“智识之士”——他的许多看法和感觉是他的同辈人所共有的。

由于他的双亲是学艺术的，而且他在大学时念的又是文学，他遂钻进了这一个世纪的中国作家群中。于是他发现了徐志摩、郁达夫和其他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所谓“文人”，他忆起当年他看的许多西洋小说都是这些文人首先译述介绍到中国来的。

在这些文人中，他选择了徐志摩和郁达夫作为他论文的主角，因为这两个人不仅在思想上首创一种浪漫主义，在行为、情绪甚至衣着上，他们也首开一种“风气”。他还依稀记得他父母年轻时念过的徐志摩式的诗；旧照片中也有许多人学徐和郁，穿长袍，内着西装裤；他记得做中学生时念《茶花女》和《少年维特的烦恼》至深夜，却获得父亲的特准；他知道无以计数的中学生现在还读《志摩日记》、郁达夫的《日记九种》，当然也背过《再别康桥》。他想整理一下上一代文人留给下一代青年学生的一点“遗产”。

就这样他到了康桥，半夜里在“王家学院”的草地上散步。仰望着一弯新月，随着步伐，静寂地移向“王家学院”半哥特式建筑的尖塔旁。河水也是静寂的，摇滚乐声不知在什么时候停止了，也没有夏虫乱鸣，唯一可听到的是远处公路上汽车穿梭而过的声音。他走累了，坐在教堂与康河接界的一个椅子上，突然觉得自己有点做作，似乎拼命在寻觅“伤感”。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徐志摩赤坦坦地歌颂他与陆小曼的爱情，在日记中甚而记叙他每一分钟的感觉，这种“主观直觉”的坦陈，对爱情的倾泻有如大自然的狂风暴雨，在中国文学史上可能还是第一次。传统的诗词中不乏对爱情的描写，但其意象的效果是旖旎、哀艳、婉转，甚而雕琢的，没有二十年代人写的爱情那么急骤、主观、直接、坦诚。但徐志摩之后，年轻人竞相模仿，三分感情夸张成十分，遂把这种清新强烈之感觉玷污了，庸俗化了。直至五六十年代，大、中学生写情书，或爱情小说所用的词汇，还是二十年代的，感情还是“少年维特”式的。然而由于社会的变迁，这个二十年代的“感情架构”在“现代化”的中国台湾省有点像“象牙之塔”，到了海外社会，更是格格不入。年轻时把爱情偶像化，把异性对象爱情化，一切都是美的、纯真的（“真善美”也是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流行语），到了美国之后，受到物质环境的冲击和压迫、美钞和汽车的引诱，许多华人留学生——尤其是女学生——起先是吃惊，继则受到挫折，遂一改以前二十年代“纯情主义”，而只顾物质上的“安全感”。婚姻不再是爱情的高潮，也不能算是爱情的坟墓，事实上，“爱情”——尤其是徐志摩式的爱情——在美国的华人圈子里根本无法存在。结婚，对于男士们是学业告一段落后想成家定居的必须步骤，对于女孩子们是找寻“饭碗”和“安全感”的最终途径。于是博土学位、银行存折、永久居留权成了“理想丈夫”的必备条件。男女双方在约会之前，在心里已经各自有数，出游数次之后，双方条件符合，于是就发请帖，行基督教或天主教式的婚礼，然后是茶点招待、拍照，宾客们在送了五元或十元礼后，也就在招待会上吃吃喝喝，勉强凑几句笑话或恭喜话，于是又一件“人生大事”就此完成，哪里还有当年徐志摩、陆小曼结婚时的宾客满堂恭聆梁任公训骂的趣剧，或赵元任和杨步伟结婚时只收乐曲和作品的雅事。

固然有许多华人留学生对这种新习俗不满，要反抗，但他（她）们已经失去了年轻人的热狂，他（她）们只能硬撑下去，不与现实妥协，在自己的小公寓里独自舔吮着与现实搏斗后的创痕。于是一种新的“伤感主义”因之而起，它主要的成分是自哀自怜、自暴自弃，而以前的纯情浪漫主义者也因此变成了老小姐、怪人、愤世嫉俗者。

浪漫主义的英雄时代早已逝去了。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社会，不仅外在的现实不允许浪漫英雄的产生——婚姻早已自由，恋爱已成滥调，个人的行为不再能掀起社会上的狂风巨浪——而最主要的是，在这一代的心理架构上，现实世故、小心早已筑就许多感情的堤防，窒息了年轻的浪漫热情。

这些新的障碍使他对自己的感情顾忌多端，再也不能像徐志摩那么直率，那么毫无遮拦。

然而他仍自认是属于反抗型的人物之一，与朋友交谈时也戏称自己是一个“新浪漫主义”的信徒。但他的“新浪漫主义”既不师从十九世纪末欧洲新浪漫主义的“世纪末”式的颓废，也不是重揭中国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文人的热情与理想，他只是基于过去几年来对环境变迁的认识，了解到大口号、大目标、大理想在二十世纪的社会中的不着边际，想在自己生活的过程中充实自己，也许将来可以写点东西，充实他这一代华人留美学生的“空寂”。在感情上他早已失去大学时代的天真，不过是不愿意“随俗”，仍在绝望地追求他所谓的爱情。

他回到旅馆时已经深夜十二点多了，走得太累，他倒头就睡，一觉到天亮。第二天一早起来，吃完房东太太准备的典型英国式早餐——蛋、腊肉、面包吐司和茶，他把箱子打开，找出徐志摩的文章《我所知道的康桥》，看到上面有一段谈“单独”：“单独”是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你要发见你的朋友的“真”，你得有与他单独的机会，你要发见你自己的真，你得给你自己一个单独的机会。你要发见一个地方（地方一样有灵性），你也得有单独玩的机会……我们都是太匆忙，太没有单独的机会。

一夜之间，他似乎已体会到一点徐志摩式的“单独”。在这个阳光普照的初夏清晨，他一面散步进入市区，一面拿出地图来，循着徐志摩四十年前写的旅行指南，他想到康桥的精华区去寻幽探胜一番：

但康桥的精华是在它的中区，著名的Backs……从上面下来是Pembroke, St.Katharine's, King's, Clare, Trinity, St.John's。最令人流连的一节是克莱亚与王家学院的毗连处，克莱亚的秀丽紧邻着王家教堂（King's Chapel）的宏伟。

他按图索骥，进了“王家学院”大门，走到王家教堂与克莱亚学院的毗连处，眼前是一座三环桥和几张木椅子，这岂不正是他昨天深夜驻足沉思的地方！

到了康桥不到二十四小时，竟会于无意中重踏四十年前徐志摩的足迹，这种巧事发生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实在有点传奇性。于是他走进一家屋顶咖啡店，要了一杯加糖的黑咖啡，装模作样地拿出稿纸，想把这件事记录下来。如果他文笔好一点的话，大可添油加醋，写出一篇小说来，不让徐志摩专美于前。

然而他毕竟没有徐志摩那样的文采，他只能写出这篇并不戏剧性的，但是真实的“随感录”。他庆幸自己在康桥的第一天，在内心的生活上并没有留下一片空白。他像徐志摩一样爱上了这个小城。他不久将到苏格兰游览，然后在搭机直飞欧陆之前，还会回到康桥待一两天，专程向徐志摩的灵魂告别：

轻轻的我走了，

正如我轻轻的来；

我轻轻的招手，

作别西天的云彩。

重游康桥小记

轻轻的我走了，

正如我轻轻的来；

我轻轻的招手，

作别西天的云彩。

这当然是徐志摩的诗《再别康桥》中的名句，今年五月中旬我到了阔别二十多年的康桥讲学（距离徐志摩那个年代至少也有四分之三个世纪了），当然不自觉地也有点怀旧起来。手边特别带了一本二十多年前的旧作——《康桥踏寻徐志摩的踪径》——准备按文索隐，自我追索一番。

人过中年以后，心情当然已今非昔比，又适逢康桥春寒料峭，从伦敦抵达火车站后，第一个感觉是康桥这个徐娘虽风姿依旧，而我自己倒觉得“红颜已老”了。记得二十年前进城时是“跳上公共汽车”的，如今已无此冲劲，于是就毫不犹豫地叫了一辆计程车，和友人直奔圣约翰学院。主人已为我安排好住在该院的招待所，拖着笨重的行李爬上两层楼梯已经气喘如牛了。近月来患了“五十肩”（英文俗称“冻肩”）的毛病，两臂伸张不得，隐隐作痛，进得屋来，已经疲惫不堪。幸亏这间套房（英国学院的“资深教授”招待室）中没有镜子，否则岂不更要在镜前自哀自怜一番？好在主人为我的日程安排得当，抵达不久就要吃中饭了，来不及更衣就又走下楼来，到圣约翰学院的教授餐厅进餐。

当然我的心态和行为与二十年前不大相同，至少吃饭就较前讲究得多。当年为了省钱可以饿肚子，如今则三餐缺一不可，做学生的时代可以借饼（汉堡牛肉饼）胡乱充饥了事，而如今却要和几位好心的圣约翰学院教授正襟危坐，细嚼慢咽，煞有介事。所谓“正襟”，乃是指该院教授必须全身披带，罩上一套黑袍，以示隆重，而被邀的客人则不必正襟，但仍须“危坐”——小心地边吃边谈，讲起话来也应该不愠不火，恰到好处，而且交谈时还要左邻右舍面面俱到，不能顾此失彼。

我最近因为门牙开始动摇，所以英文发音偶会口齿不清，所以此次特别注意“说话的艺术”，以免贻笑大方。一个钟头的午餐，竟然也令我消耗不少精力，饭后回房，竟觉需要因袭大陆老人习惯，午睡一番。不料倒头就梦周公，却忘了准备下午四时许的学术演讲。一觉醒来，大呼不妙，只好匆匆叫了计程车赶到演讲场所，勉强打起精神走进屋来，先和各位教授同学饮下午茶，介绍寒暄如仪之后，就是下楼梯到一个小礼堂，竟然也坐满了人。

于是我只好鼓起如簧之舌（老友阿城称之为“卖嘴”），讲了一个多小时，渐觉口干舌枯，语无伦次，赶快就此打住，已经汗流不已，心中不禁暗暗恐慌：明天必须全天候加紧准备下一场（后天）的演讲，谈台湾文学时绝不能再大意了（因为这个讲座是一位台湾省来的先生捐赠的，并且指定两讲之中必须有一讲谈与台湾省相关的题目），否则在康桥重演《魂断蓝桥》（又译《滑铁卢桥》），岂不真的要无颜见江东父老？（欲知后事如何，不必听下一回分解；第二讲依然杂乱无章，但没有重演“滑铁卢桥”。）二

记得二十年前在康桥那一个夜晚，“仰望着一弯新月，随着步伐，静寂地移向皇家学院半歌德式建筑的尖塔旁。河水也是静寂的，摇滚乐声不知在什么时候停止了，也没有夏虫乱鸣。……他走累了，坐在教堂与康河接连的一张椅子上，突然觉得他自己有点造作，似乎拼命在寻觅伤感。”第二天，“他按图索骥，进了皇家学院大门，走到皇家教堂与克莱亚学院的毗邻处，眼前是一座三环桥和几张木椅子，这里不正是他昨天深夜驻足沉思的地方！”

也记得那一天清晨在康桥：“他走进一家屋顶咖啡店，要了一杯加糖的黑咖啡，装模作样地拿出稿纸……咖啡喝完了，稿纸也涂满了三四张……他好奇地抬起头来，看见一位二十岁左右的金发小姐，正在向他微笑……他心中想着真有这类巧事吗？难道这是徐志摩在天之灵的作合？他自己写不出小说，却不知不觉地制造了一篇浪漫小说的开端……如果徐志摩再世，他一定会写出一篇《康桥鳞爪》之类的好文章，背景是风光明媚的康桥；中古式的建筑，静静的河水，绿油油的草地，一对情侣手拉着手，不停地娓娓细语，女郎的金发在初夏新月的抚摸下，淡淡地发光——一段浪漫韵事，由此展开。”

二十多年后重读自己“少年不知愁滋味”的浪漫文章，竟然感到有点荒唐。两次学术演讲，似乎也忘了提当年研究的对象——徐志摩。在康桥的最后一天，经过几度盛宴，宾主尽欢之后，我带着感激的心情向主人告别，坚持不要他送我到车站。于是我终于找到两三个小时的孤独。“你要发见你自己的真！你得给你自己一个单独的机会。你要发见一个地方（地方一样有灵性），你也得有单独玩的机会。”——徐志摩如是说。于是我终于想起此次重游康桥的另一个目的：踏寻自己年轻时的踪迹。于是，终于勉强打起精神，在细雨纷飞之中撑着一把破伞，在雨巷人丛中找寻当年“奇遇”的那家屋顶咖啡店，记得底下是一家小剧场，就在皇家学院不远的地方。

然而我按图索骥，在附近大街小巷转了几圈之后，仍然没有找到，几经碰壁之后，终于看到一个破垣断瓦的建筑，门口贴了一张告示：“本剧院整修门面一年，谨定于明年秋天重新开张。”

我怅然若失。于是信步走到皇家学院的大门口，就要登门而入的时候，一位身穿该院制服的金发女郎微笑着却来挡驾：“对不起，先生，今天本院学生大考，禁止游客游览！”我游兴尽失，心灰意冷之余，也无心再去追寻当年住过的那一条街——耶稣道。（“那一晚他们对坐到深夜”？！在耶稣道的那一家供应床和早餐的小旅馆？！）那么，这篇不相像的“非小说”的续篇如何终结？且让我试试当年的笔法：

在归途中，他的心情终于在些许激动之后归于平静。二十年前在康桥的心路历程，无论如何短暂，它是真切的。虽然他自称“六十年代的现实已经使他顾忌多端，再也不能像徐志摩那么直率，那么口无遮拦”，其实他当年的那种自作多情还不仍是徐志摩的余绪？如今时过境迁之后，即使在午夜梦回之时，他再也无法于心中涌起无名的波涛。此次临走之前才偷偷地想重拾旧梦，还不是怕他的朋友们知道了会嘲笑他的痴愚。“也许她已经做了祖母了！”一位老友曾经如此调侃地说：“还记得那一晚你们谈的是什么吗？”他自己也不自觉地笑出声来，引起路旁的一队法国学童的侧目。

于是他匆匆回房，行李早已收拾完毕。同行的友人（也是他在芝加哥的学生，现在已经应聘到剑桥教书）早已在圣约翰学院门口等他。于是两人同坐一辆计程车直奔火车站。途中司机转弯抹角，好像走的是另一条路。他偶然在雨中凝视窗外一排低屋闪过，一刹那间，他似乎看到屋畔围墙上的小路牌——“耶稣道”！他讶然失笑，喃喃自语：也许当年供应床和早餐的小旅馆早已改装成公寓了！

在火车即将离站的时候，他终于又记起徐志摩的那几句诗，于是向友人朗诵起来：

轻轻的我走了，

正如我轻轻的来；

我轻轻的招手，

作别西天的云彩。

布拉格一日——欧游心影

布拉格——这个“娇艳的古城，教堂和城堡都是金顶的，建筑融汇了哥特、巴洛克和洛可可三种形式”；布拉格——这个莫扎特非常喜欢的城市，他的歌剧《唐乔万尼》在这里首演，他的第三十八号交响乐以此城为名；布拉格——这个诗人和作家的圣地，卡夫卡出生在它的犹太区，聂鲁达（Jan Neruda）曾在桥畔的酒店流连忘返，如今，垂老的塞弗尔特（Seifert），在病榻上听到诺贝尔奖的消息，据说仍然住在城西的郊区；布拉格——昆德拉当年任教于这里的电影学院，米洛斯·福尔曼（Milos Forman）也在此地发迹，拍他的《金发女郎之恋》；布拉格——这个当年东欧学术的重镇，“布拉格语言小组”（Prague Linguistics Circle）的根据地，欧洲华文文学研究的中心，普实克教授（J.Prúek）三十年前在这里创设“东方研究学院”；布拉格——这个音乐之都，每年五月举行“布拉格之春”的音乐节，捷克爱乐交响乐团演奏他们的拿手好戏：德沃夏克（Dvorak）、斯美塔那（Smetana）、亚纳切克（Janacek）、马尔蒂努（Martinu）；布拉格——一九六八年爆发了政治上的“布拉格之春”，全国上下一心，想在旦夕之间恢复社会主义人的面貌，然而一阵狂热之后却引进了苏联的坦克车……

布拉格——在苏联进军十七年以后，在知识分子精英逃亡殆尽或销声灭迹以后，当全世界的注意力转向波兰，几乎将它遗忘的时候——我终于来了。晚钟

Staroměstsk广场空无一人，冷清清的。只有几个游客——三三两两的，漫无目的地在散步。

难道礼拜天布拉格的人都走光了，都下乡避暑——或是被迫下放了？

时间还不算太晚——夜里九点多钟，阳光似乎刚刚消失。突然间，一群游客聚集在一个古老的钟楼前面，我看不清那是否是金顶的，大钟旁有几个雕塑得颇为精致的小人。大家聚精会神地等了几分钟，小人开始旋转了，钟敲十点，一声一声地，有气无力，好像一个年岁已久的老艺人，数十年如一日，每天两次，时间到了必须耍一个把戏，直到退休或死亡。

我再仔细眯着眼看去：原来敲钟的并不是老人，而是一个骷髅——一个死人在敲钟！也许是死神吧，从中古开始，他就一声一声地为世世代代、成千成万的人送葬，敲丧钟！

我不禁想到海明威一本小说的题名——好像是引自John Donne的诗——《钟为谁响？》（For Whom The Bell Tolls）。

我不禁又想到塞弗尔特的几行诗：

从希望的时辰

到否定的时辰

而只不过再走一步

就从绝望的时刻

到死亡的压脉器

我们的一生

像手指在沙纸上

几天，几周、几年、几个世纪。

而有时候我们哭泣过

整个季节

而在这个游客的盛季，我只听到笑声和粗糙的赞美声：“How Beautiful！”——又是美国游客，一堆一堆地，坐着巨型的游览车冲进这个恬静的古城，和苏联的坦克车又有什么不同？“Hello！Do you want change？”一句生硬的英文，非常刺耳，原来是朝着我说的。一个年轻的捷克人（从他的口音我猜不可能是游客），偷偷摸摸地请求换美金——这就是东欧国家有名的“黑市”，比官价高两三倍。

原来做美国游客还是比苏联军队受欢迎！

从广场随着同一个游览车的游客朋友逛到城里的一条大街——Vaclavsk Namesti，两旁的商店都关门了，橱窗里仍然有灯照着，街头最亮的一个橱窗令我不得不止步：一行捷克文的标语，下面是几帧放大照片——有农场、工厂，不少女工笑嘻嘻的面孔，原来是“伟大社会主义的祖国”苏联的宣传照！

身后一阵冷笑，几个美国游客也在指手画脚地揶揄着俄国，为捷克人抱不平。我发现自己的反苏情绪更高涨了，愤愤地走向另一个橱窗：捷克的国家唱片公司商店，挂着好几张人像，我认出一张是Vaclav Neumann，捷克爱乐交响乐团的现任指挥。（这个东欧首屈一指的乐团，历史悠久，录制了不少唱片。许多年前我由聆听唱片而开始仰慕该团的一位前任指挥Karel Ancerl，七十年代初期，他突然“绝响”了，后来才听说他在一九六八年“布拉格之春”后流亡到加拿大，立即礼聘为多伦多市交响乐团的指挥，不久撞车去世！）除了这位指挥外，其他的照片似乎都是女的，也许是歌剧院的女歌星吧，有一张面孔特别动人，名字是Petra Janu，我明天一定来买她的唱片！

街的尽头，有一座大雕像；一个中古的国王或将军，骑在马上，耀武扬威，我记不清他是谁了。我们自雕像踅回，从大街的另一面走回旅馆。仍然是冷清清的，除了两三群游客外，似乎本地的居民都绝迹了，时近午夜，有的街灯开始黯下来，我感到一阵无名的恐怖，幸亏还有几个美国游客，否则一个人形单影只，万一有个三长两短怎么办？（也许是那个敲丧钟的骷髅在我脑海中作怪吧）我倒开始感激这两对美国老年夫妇了。

路旁隐隐地传出一阵摇滚乐声，接着有几个青年男女跑出来，在空旷的行人道上大叫了几声，又跑了回去，我跟在他们身后走到街角的一扇小门，门后好像有一段台阶，音乐从地下传来。我正想走下去探险一番，又怕一个人“失落”了，终于随着游客朋友回到旅馆，到房间里突然感到疲倦，于是倒头便睡，一夜无梦。

次日清晨吃早餐的时候，碰到另一批美国游客——三个单身汉，他们开玩笑地对我说：“昨夜有艳遇吗？我们吃晚饭的时候不是有一个捷克女郎向你微笑吗？”我不知所云，置之不理。他们终于暴露真相：原来昨晚在旅馆里的酒吧有两三个捷克女郎也向他们卖笑——在这个文化古都的第一流大旅馆，世界上最古老的行业仍然方兴未艾。“今晚你可要小心喽，房间里装有秘密摄影机，第二天公安部的同志就会打电话来——喂，李教授吗？根据我们活生生的资料证明，你是一个007特派间谍？”

美国的单身汉喜欢开玩笑，我是早有经历了，于是也不得不反击一句：“我看你们三个人才是中央情报局的特派员，昨晚到哪里去了？雨衣带了没有？还有手电筒？装得也该像个间谍样子。”

我这一句玩笑却真的引出一段惊闻：昨晚他们三人也是结伴逛街，没有在大街上走，十一点多钟时，在几道小巷里迷了路，据他们三人说：街灯突然灭了三次，还有两辆汽车突然亮着从他们身后急急驶来，紧急煞车后又扬长而去！我听了半信半疑，但这三个人言之凿凿，深信昨夜受到被跟踪的“礼遇”。游客倒真的被疑为间谍了。

我在惊魂甫定以后，决心乖乖地做游客，不再独自乱闯了。在美国时一位捷克的同事听说我要去东欧旅行，还好心地为我发了一封介绍信给仍住在布拉格的他的一位学者朋友，不过这位老学者不会说英文，我如想见他，必须通过德文翻译，这位学者也认识塞弗尔特，说不定凑巧的话我还可以被引见。我不免有点心动，于是先死背了几句德文，准备必要时找不到翻译也可以单枪匹马试一下，而且，据我的同事说，他的太太是懂英文的。

这三个美国游客的经历使我有点胆怯：万一给这位学者找了麻烦怎么办？还是不打电话算了，不过又有点不甘心，终于鼓足勇气走进街角的电话亭（我的同事再三告诫我，最好不要在旅馆的房间打电话，他们照例是录音的），我的心跳得很厉害，好像自己在演戏，又好像在故作惊人之举，打一个问候的电话又有什么了不起？我的目的只是想和一个捷克知识分子见见面，甚至不谈文学只谈生活或天气都可以。于是，我把早已背熟的“台词”拿出来——我的同事用德文写的两句话——再复诵一遍：“Mein Name ist Professor Lee（一定要称自己为教授，因为在欧洲教授身份还是受人尊重的，至少对方不会马上切断电话），Ich bin——s Freund von der Chicago Universitat, und habe Seifert's Gendichte in chinesisch ubersetzt……（我的名字是李教授，我是某某人在芝加哥大学的朋友，也曾把塞弗尔特的诗译成中文……）”

电话铃一声一声地响着，比我的心跳慢得多，又使我莫名其妙地想起昨晚听到的丧钟，我等不到十下，就把电话挂断了。找不到他也好，省得增加麻烦，说不定他的太太不在家，我如何应付得了？说不定他在周末避暑去了，也说不定……瘟疫之碑

我终于还是乖乖地做了游客，和一群美国老头老太登上游览车。

原来安排有一位捷克政府旅游部指定的向导，在入境处和我们见面，但是等了整整两个钟头还不见露面（“说不定趁机溜到加拿大去了！”好开玩笑的美国游客说），今早接待我们的是另一个中年妇人，面色憔悴，因为她一夜未眠，从意大利赶回来接班，也许向导并不是她的专业，只是偶尔帮帮旅游社的忙而已。

游览车开过伏尔塔瓦河的一座桥，在Hvadcˇanské古堡附近停下来，我们下车步行，原来已经到了一个小山头，俯瞰眺望，河对岸的布拉格全城尽入眼帘，果然有不少金顶的建筑物，但是金顶下羼杂了更多的黑色，这些古物都是年代已久，即使再加以整修也不可能焕然一新（慕尼黑城中心的古式建筑都是二次大战后重建的新房子，仍然保持古色古香的样子，似乎比布拉格雄伟多了），但仍有其特殊的风格，像一个迟暮的中欧贵妇，虽然徐娘已老，还是风韵犹存，毕竟是受过文化教养的贵妇，即使衣服已经破旧不堪，还是风度翩翩。“这个城真美，真伟大，我真想住下来！”同车的美国人觉得我在说梦话，这种破房子，怎么比得上纽约的高楼大厦？甚至也比不上慕尼黑。

我显然对布拉格入了迷，不能以一个游客的眼光流览了，一个上午的走马观花又能得到多少？“这里是××大帝在公元××××年建造的，原来的墙壁上刻着……”“这座巴洛克式宫殿原属于××大公，两百多年前风华绝世，从这里一眼望去，这座宫墙占了整条街，目前属于国家某机关。”“这座娇小玲珑的建筑原来是……现在是波兰大使馆。”“这座古堡现在是匈牙利大使馆。”“美国大使馆在后面，房顶上还挂着美国国旗。至于苏联的大使馆呢？……”为什么这些价值连城的宫殿全变成了别国的东西？难道殖民主义的租界已变相地在布拉格复活？好的房子都租给别国，那么自己的艺术家、文学家又住在哪里？自己的传统文化如何保存？“请问贵国的宝物、文化遗产现在保存在哪里？”“啊！当然在博物馆喽，不过，今天是星期一，我们的博物馆每逢周一关门，对不起！”导游女士的面色有点难堪，似乎她觉察到我有点愤怒了。事实上，我这个问题的后面还有个小秘密：我在芝大的同事曾在我行前对我说，如果我找不到他的朋友，不妨自己到国家博物馆去看看，主管近代历史文物的也是他的一个朋友，以前也写过几本小说；至于古代的部分呢？原来当年负责筹备展出的不是别人就是我的同事！“不过，现在他们当然把我的名字也除掉了。”

博物馆关门，音乐季节已过，演奏厅和戏院也休假了。我百无聊赖之余，心中又是一股怒火上升，不禁又冲口问了一句：“你们贵国目前有什么名作家和作品值得我们瞻仰和译介？我对贵国的文学颇有兴趣，也译过一两首……”说了一半我不禁住了口，因为我知道塞弗尔特的名字虽然在捷克家喻户晓，在官方他仍是不受欢迎的，诺贝尔奖似乎影响不了当权者的态度。“你说的是塞弗尔特的诗吗？我们当然都知道，他现在还住在这里，不过身体很不好。至于其他作家，第一流的现在都在国外，国内的没有什么值得介绍。”

天呀！这位向导竟然会说出这样大胆的话！我不禁对她肃然起敬，她的眼神有点伤感，声音有点颤抖，我突然又感到万分的歉意，本来决心不找麻烦的，只做游客，不过，既然她有这种勇气，她就是我的知心，不管了，全盘托出吧！对她我应该诚实：“我很敬仰塞弗尔特，也翻译过他的几首诗。”

向导女士似乎没有听清楚，或者故意顾左右而言他，她指着另一幢房子（门前站着一个全副武装的警卫）说：“在这幢房子里，‘好兵帅克’也曾被关过，人家以为他发疯了。这是一个很著名的故事，捷克人都知道，这也是我们的名作家Jaroslav Hasek的作品。”“中国也有一个鲁迅，写过一篇《狂人日记》，他还创造了一个人物，叫阿Q，似乎与好兵帅克略有相似之处。”我又是冲口而出。“噢！”她不置可否，这次她是真不懂了。突然间她指着一幢古迹说，“这就是瘟疫之碑！中古时期闹过鼠疫，很多人死亡，后来他们在这个教堂建筑了这个碑，以资纪念，碑的四周有四个圣徒：马太、马可、路加、约翰……”

导游女士侃侃而谈，而我脑海中追忆的却是塞弗尔特的名诗——《瘟疫之碑》：

我是在瘟疫教堂受洗的

圣罗契教堂在奥沙尼路边。

我站在奥沙尼的酒店路边

在夜晚——我常倾听

掘墓和抬尸首的人

唱着他们玩世不恭的饮酒歌。

那是很久以前，歌声早已消失；

到了最后，掘墓的人

终于埋葬了自己。

我译这首诗的时候，没有想到真有这个疫碑，而且自己竟然真的看到了！我又感到一阵冲动——也带点自傲。我举起了照相机，把“瘟疫之碑”匆匆收入镜头。“我们刚走过的这条街，”导游女士又说，“名叫聂鲁达街，你们听说过聂鲁达吗？他是我们捷克的名诗人，你们瞧瞧，那边那家小酒店，是他常来的，历史颇悠久，许多捷克文人——包括卡夫卡在内——都曾在这里喝过酒！”

啊，聂鲁达——南美诗人Pablo Neruda不就是为了景仰这位捷克诗人而故意把他的名字用作自己的笔名吗？想不到现在的名气比他的捷克偶像更大。我们对于捷克的文学了解实在太少，要不是近年来昆德拉在法国和美国的名气和塞弗尔特的诺贝尔奖，也许捷克文学就会像布拉格城一样——被世人淡淡地遗忘了。

一九六八年还是轰轰烈烈的时代，如今只不过十几年，竟然如此凋零！好像昆德拉说过一句这样的话：俄国集权势力的统治方法，就是使你遗忘过去；改写历史，何尝不也是一种遗忘过去的方式？

对抗遗忘的办法是记忆——当捷克本国人被迫遗忘一切，只注重现实生活的享受的时候，流亡在世界各地的捷克作家，却用不同的文学方式来记忆，甚至回忆自己年轻时代的理想、热情和荒唐，昆德拉的作品对我的感召就在于此。

我必须读聂鲁达，也必须重读卡夫卡。在我个人的文学回忆中，前者是陌生的，后者却真的难忘。卡夫卡“你想看卡夫卡的书房吗？在河对岸的犹太区。你们愿意的话，今天下午我可以带你们去看，现在布拉格还保存了犹太人的墓地，当年的犹太教堂现在成了博物馆，只有它今天还开门，你们有谁要去？”

一车游客只有四五个人举手，其他的人都急着想去买捷克著名的玻璃和瓷器。谁还会想到卡夫卡？

对我而言，卡夫卡的意义当然高于一切，因为早在大学二年级就听到他的名字——老同学王文兴毕竟比我成熟得多，《现代文学》第一期出“卡夫卡专号”，大半是他的主意。大学毕业后我抵美改了行，也很少接触卡夫卡的东西，直到这几年，因为自己的文学兴趣转向东欧，所以又不禁想起卡夫卡来，读了他几篇寓言式的短篇，感到一股莫名的震撼，也许是人到中年了吧，平铺直叙的或浪漫自白式的故事毫无兴味，比较喜欢读有点内心煎熬但又不长篇大论的作品（我的“陀斯妥耶夫斯基时代”恐怕也过去了吧），重读卡夫卡，是一种新的启发。

卡夫卡的短篇故事中有一个极短篇，题目叫做“梦”，故事内容大致如下：

约瑟夫·K做了一个梦。

有一天天气晴朗，他想出去散步，可是还没有走几步就发现自己到了墓地。他看到一座刚刚挖好的坟，这座坟对他有一股特殊的吸引力。于是他匆匆往前跑，地上泥土很松，他脚下不稳，不禁跌倒在墓前。有两个人站在墓后，合力举着一个墓碑，K一到墓前他们就把墓碑栽在坟上，从树荫里又走出第三个人，K一看就知道是一个艺术家，他手里拿着一支普通的铅笔，正在空中乱画。

这个艺术家于是用他的铅笔在墓碑上写字了——而且是纯金的字，每一个字母清清楚楚：“此墓乃是——”K急于看墓碑，当他的眼光终于碰到艺术家的时候，艺术家却停了笔，而且甚为尴尬，而K也同时觉得不安，两个人无助地对望了几眼，墓地教堂的钟开始响了，艺术家手一挥，钟声停了，但不久又开始响，而且声音悄悄地，一会儿又停了，好像在作某种试探。K顿时感到痛苦不堪，因为他体会到艺术家的困境，于是掩面哭泣起来。艺术家等待K哭完以后，觉得既然没有其他办法还是继续写他的墓碑吧，可是他的字体却有点不工整了，而且金色也褪了许多，这有气无力的一笔写出来的字母却是一个很大的“J”，艺术家踩着脚下的土，显得十分生气的样子。K终于明白了，他没有时间道歉，遂两手拼命地挖土，一切似乎早已安排好，土层下露出一个大坑，于是K的身体就向大坑中沉了下去。当他进入穿不透的深坑的时候，他仍然扭着颈，头往上看，看到墓碑上自己的眉飞色舞的名字。

正迷惑于这一景的时候，他醒了。

这个小故事，是典型的卡夫卡：寓言的内涵是很深沉的（自己的死亡？自掘坟墓？艺术家是自己的双重人格？艺术带来的终究是死亡？而死亡本身——竟然是深不可攀——又是一个谜？一个梦？），但表面上的文字似乎又很浅显，卡夫卡大多用德文写作，我看的当然是英译本，只能约略揣测其中的一点味道。我也知道一般写实主义作家对卡夫卡颇有偏见：基本上认为他的作品消沉、颓废、虚无、抽象而难懂。我自己当年念在《现代文学》上的卡夫卡的中文译文，也觉得似懂非懂，甚至也同意他的文字太过抽象。

布拉格之游，使我对卡夫卡作品的看法大为改观。他那个梦中的墓地是真实的！我们参观的墓地旁边就有一个小教堂，而且，微弱的钟声，似断似续，不也恰像昨夜钟楼上那个骷髅敲着的钟声吗？也许，他的这一个梦是写实的——至少在客观的景物上是写实的。西方文学中死亡是一个极重要的主题（而中国现代文学却大多言“生”，譬如为人生而艺术），托马斯·曼和卡夫卡更是两位描写死亡的大师。

面对死亡需要勇气——特别是当死亡正包围在你生活周围的现实世界的时候。

我站在墓地里，烈日当空，墓碑上刻着一个个犹太人的名字，有不少名人，就是找不到卡夫卡，更找不到约瑟夫·K！一座座墓碑挤成一堆，也许，埋藏在地下的人更多吧。卡夫卡在哪里？我查过他的生卒年月表：生于布拉格，一八八三年七月三日；死于一九二四年六月三日，六月十一日葬在布拉格犹太墓地。也许是另一块墓地吧，其实，他那《梦》中的墓地不是更真实吗？

找不到他的墓，我一定要找到他的书房——我毕竟还是一个书呆子——于是，在近乎向向导哀求的情况下，我和另一对美国犹太夫妇终于被带到墓地外的一个街角，看到一幢普通的房子，墙上有一块金牌，上面的金字全是捷克文，我只认出卡夫卡的名字，金牌几乎被几块木板遮住了——原来这个街角的建筑都在整修中，我们当然又不得其门而入。“这就是卡夫卡的书房，”向导女士说，“现在，在布拉格他的作品也很少看到了！祝你们旅途愉快！”她突然扬长而去。

我们三个人站在街头，不知所措——两个芝加哥来的美国犹太人，一个流落在芝加哥的华人！怎么办？于是，我们又乖乖地举起了照相机。午夜的电话

晚餐的食品很丰盛，而且还有一个三人乐队演奏民歌助兴，但是我没有胃口，好像有一股说不出来的抑郁闷在心里，消化不了，只好拼命地喝酒。但又恐酒入愁肠后自己的言谈举止有失体统，所以还勉强地与同桌的游客闲谈。“年轻人，我看你有点不大高兴的样子，怎么回事？”同座的老夫妇倒是颇为敏感。“一言难尽，以后再告诉你们吧！现在我们应该为布拉格之游干杯！”于是，我们几个人就把一瓶红酒喝得精光。（普实克也喜欢喝红酒，餐前餐后闲谈时，他常以此代替烈酒。）捷克制的红酒，不见得高明，但酒杯倒是十分精致的，同车的游客几乎每一个人都买了几个玻璃杯或茶具，只有我双手空空如也。

这一趟欧洲之游，我买的礼物极少，每到一个城市，我就打听音乐节目，所以花在歌剧和音乐会上的钱倒颇可观。有时候，听完了意犹未尽，或当天恰好没有音乐会，就闯进唱片行选购几卷卡式录音带，以便在车中以耳机聆听，聊慰旅途上的寂寞。最丰富的一次经验是在布达佩斯看巴托克（Bartok）的《蓝胡子的城堡》（Bluebeard's Castle），第二天就在国营的唱片行买到一张该曲的新版录音带。相形之下，布拉格的唱片行逊色多了，我下午跑遍了那条城中心的大街，至少有三四家唱片行，但古典音乐的唱片极少，使我大失所望。那么，捷克爱乐交响乐团岂不成了绝响？有人说：捷克的古典唱片，专为外销的居多，国内反而买不到。布拉格这几家唱片行的顾客也不少，大多数是年轻人，他们选的都是些流行歌曲，我昨晚看到的那几张放大的歌星照片，原来都是本地的流行歌明星！我跟着人群在柜台前排队，轮到我的时候就“点”了一个Petra Janu，因为她的脸蛋很甜，但是唱片拿出来后又使我大失所望：“Petra Janu演唱好莱坞十大流行歌曲！”我犹豫了半天，终究没有买，还是保留一点俏好的意象吧——我宁愿把她当作哑巴。

回到旅馆已近午夜，天下着小雨，布拉格街头更显得凄凉，我早已毫无游兴了，正预备登上电梯回房，电梯门旁突然又闪出一个俏好的面孔，而且正对着我微笑——一个像Petra Janu的面孔，欲语还休，甚至有点娇羞之态！不过她的身材却不是青春少女型的，而且还稍露出一点徐娘的风尘。

我于是匆匆逃回房间，锁上了门，倒在床上太累了，布拉格的这一天已经使我筋疲力竭。打开房间里的电视机，一部彩色电影正在进行，银幕上出现几个穿着十九世纪古装的人，他们说的话听不清楚，但却有一个幕后的声音作英语翻译，这也是布拉格的特色：电视机上明明有四五个电台的频道——包括俄文的电台——但是旅馆房间内只能收看一个英文频道，从早到晚都是电影，这种“思想控制”的方式，在世界各国都是罕见的。

我实在疲惫不堪了，关上电视机，倒头便睡。正在朦胧之间，电话响了，是一个女人的声音！我本能地回了一句：“对不起，我没有兴趣。”对于楼下的女郎，除了同情和好奇之外，实在没有其他的欲望。“你是李教授吗？我是——太太，我们认得你在芝加哥的同事，我们找你找了一天了。”“真对不起，我认错人了，我还以为是楼下的那个……”“你住在哪家旅馆？信上说你不是住在帕拿马大旅舍吗？”“临时改了，这家比较近一点，在城中心，买东西方便……真对不起，我今天也曾设法打电话给你们，没有人接。”“哈哈！我们一定出门找你去了，真是好像捉迷藏。”听了这句话，我突然又有点担心，旅馆的电话是否有人录音？是否会影响这对夫妇的安全？何况我们又素未谋面。不过，他们久居布拉格，应该比我更了解这里的情况，既然打电话到旅馆来，也许没有什么问题吧，但是我还是小心一点为妙。下面的这一段对话，就是在这种微妙的心情下进行的，我说话时吞吞吐吐，他们夫妇一个讲英文一个只能讲德文和捷克文，也不大顺口，所以我只能在事后把大意记下来。问话的是我，答话的是这对夫妇：

问：“我很想知道你们的那位伟大的诗人塞弗尔特的现况……”

答：“他还好，他的女儿倒忙得很，据她说曾经收到你的中文译诗。”

问：“也可能是我的一个朋友译的，他把这几首译诗——登在台湾的一个文学杂志上——寄到多伦多，你们认得现住在多伦多的捷克作家——吗？”

答：“当然认得，他是一个很风趣的人……”

问：“对不起，我们这样的谈话方便吗？”

……

问：“我今天去了东方研究院，好像研究工作也大不如前了。你们的工作还顺利吗？”

答：“教书还不算一件难事，问题是学术以外——或附属在学术之中的种种活动就比较困难了，譬如出国开会。”

问：“我们上一次想请一位波兰的学者到美国来，就没有成功，你们到过美国吗？”

答：“那是好多年以前了，我们和某某（我在芝大的同事）一起，他现在如何？在芝加哥还好吧！”

问：“这次我来，他帮了我很大的忙。不过，我还是失去了一个很好的机会，明年暑假我想再来。”

答：“请代我们问候他，下次你来的时候，一定要早点通知，我们非常欢迎，这里的人七八月间常常出去度假——虽然出不了国，不过到乡下避暑还是可以的，有时候还可以到匈牙利去。”

问：“我刚从匈牙利来，那边的情况似乎还不错。”

答：“他们的经济比捷克好得多。你知道捷克的问题是……我该怎么说呢？我们已经没有什么‘问题’可问了，一九六八年以后，知识界的精英都跑光了，剩下我们这批人，还不是一念之差？当时我们在乡下有一幢房子，刚买下来，舍不得……想不到我们就在这幢房子的窗外看到俄国的坦克车队开进来，简直难以相信，超现实……现在生活好多了，俄国人在这方面也不笨，只要物质生活水准提高，人总会随遇而安的。”

问：“目前文学界的情况怎么样？”

答：“历史题材可以写，娱乐性的、消遣性的东西很多，甚至性的描写上都很大胆，尺度也宽多了，不过，真正的创作，像昆德拉写的那种东西，恐怕就很难了。”

问：“请问贵国还有像昆德拉和塞弗尔特这样的作家吗？还活着吗？”

答：“当然有，只是目前写不出东西罢了，我们是在沉默着，但是捷克人的这种心态——你知道的，昆德拉写的就是这种心态——是死不了的，我们不再哭泣了，不过我们的笑话可多得很，讽刺的、自嘲的、调侃的，甚至愤怒的……多得无以计数，我们现在是靠着笑话生存下去，靠笑话来保持我们的历史，来反映我们的现实，我们在笑中并没有忘却……”（我想到昆德拉的《笑忘录》，我最喜欢的一本书。）

问：“有什么话要我转告你们在芝加哥的朋友吗？”

答：“就说我们还很好，欢迎他也回来看看，去年他的太太回来住了一个多月呢！你也许可以对他说：捷克文化的香火在芝加哥、在多伦多、在巴黎……他当然知道这些的。我们很好，我们生活在博物馆里，对你们游客来说，布拉格不就是一座博物馆吗？布拉格仍然存在于历史的金顶里，不过我们的建筑太老了，金顶有点经久失修了……”清晨的车队

清晨起身匆匆出发，今天要赶一天的路——穿过捷克和民主德国，回到西柏林去。

昨夜的电话，几乎像是梦境，然而却又那么清晰，但愿旅馆里的“检查官”没有把这段对话转呈给上级，因为我还是顾虑这对夫妇的现况，而自己毕竟希望明年重访布拉格时可以入境。

游览车突然慢了下来，恍惚中我向窗外眺望一眼，这一景却是真实的，绝非梦境：一长队运兵卡车隆隆驶过，车篷盖得很紧，我看不出这十几辆车内有多少士兵——是捷克兵或是俄国兵？车开得很慢，有两个军官，配备齐全，帽上的红星和胸前的金章在晨曦中耀然可见，他们懒洋洋地伸着手，正在指挥交通。

重游布拉格札记

我终于又回到布拉格。七年前（一九八五）一个夏天，我随着美国旅行团在布拉格待了一天一夜，百感交集，归后竟然写出一万多字的长文。

这一次的访问，不完全算是旅游，而略带学术性：因为我曾师事捷克的汉学家普实克教授，而他在一九六八年“布拉格之春”失败后郁郁不得志，终于在一九八年四月离世。我觉得应该为他再尽一点心意，所以决定重访他生前的汉学中心——欧洲现代中国文学研究的发源地——布拉格，作一点学术交流的工作，并庆贺他的大弟子克劳（Oldrich Kral）教授荣升查理大学汉学教授的职位。承蒙普实克的另一位女弟子，现在加拿大多伦多大学任教的蜜莲娜·E杜勒哲洛娃（Milena Dolezelova Velingerova）教授的安排，我这次遂成了查理大学东亚语文系（克劳教授是系主任）的贵宾，他们为我订了一间学校附近的小旅馆，并安排一次演讲。

机场过关时出奇地方便，不需要签证。飞机上坐满了生意人（德国人更多），似乎都是常客。捷克人不再用“东欧”这个地理词，认为是美苏冷战时期的遗产，而改用“中欧”。

这个世界真是变得太快了。

在机场接我的正是这两位名教授。蜜莲娜这几年来每年都回到她的故乡讲学，而克劳教授还是第一次见面，这位研究《儒林外史》，翻译《红楼梦》和庄子的名学者，已是满头白发，年近六十，衣着随便，言谈举止毫无欧洲教授的“架子”和庄重礼仪（当年普实克在哈佛讲学的时候，见到系里的女秘书都要吻手为礼），我和他可谓一见如故。而蜜莲娜当然早已是学术界的老朋友了（十几年前她曾把我视为“敌人”之一，虽然研究方法不同，近年来我们一直相处甚佳，所以我用美国的习惯直呼直名）。有这两个人做向导，我真是得天独厚，几年前为我算命的人说得对，我人到中年之后真是走运，每到紧要关头，都有“佳人”来相助。“哪里的话，”我好像听到普实克教授的声音，“其实是我故意安排的，让这两个大弟子来迎接你！”“我仍要尽可能把你的幻想变成现实！”蜜莲娜在信上说。她所指的幻想却和汉学无关，而是指我多年来对于捷克文化的仰慕和憧憬：从昆德拉到哈维尔的文学、从德沃夏克到亚纳切克的音乐，当然还有战后捷克新浪潮的电影和战前的卡夫卡——对我而言，二十世纪捷克的文化非仅光辉灿烂，而且把乡土和现代、民族性和世界性融为一流，就像捷克国内的那两条河一样。我最近又从一篇昆德拉的长文中发现，中古以来的布拉格，更是神秘多端，现实和“超现实”并存，甚至于有一个国王——鲁道夫——时常把江湖炼丹之士聚在一堂，还有一个犹太教主（Rabbi Loew）竟然可以造出一个泥人来，听他使唤，而目前英文常用的“机器人”（Robot）这个词，也是从一篇捷克短篇小说中得来的……

二十年来我一直觉得“东欧”比西欧神秘；而我似乎又命中注定和欧洲文化纠缠不清（否则为什么我姓名中就有一个“欧”字？），而这个欧洲文化神秘面的代表就是捷克。五月二十六日（星期二）

昨晚时差还没有克服就一个人进了“布拉格之春”音乐节的演奏厅。

原来蜜莲娜和克劳教授早知道我是一个音乐迷，我一下飞机，就送给我一份见面礼——捷克爱乐交响乐团当晚音乐会的一张票。“赶快在旅馆睡个午觉，晚上才有精神！”

朦胧中被闹钟叫醒，正是傍晚六时。不久，克劳教授派来的一个学生——马丁·哈拉（Martin Hala）就来接我，带我到附近的市政府演奏厅（又名“斯美塔那”，当然又是捷克的名作曲家，每年五月的“布拉格之春”的音乐节都以他的交响音诗《我的祖国》（Ma Vlasts）开幕）。我们踏着旅馆门前的石头小街，转了几个弯，音乐厅赫然在望，距开场还有一个小时。我请哈拉在附近的咖啡店小坐，眼前走过一群群的年轻人，熙熙攘攘，不少女孩子（怎么金发的特别多？）还穿着在欧洲又时髦起来的迷你裙。这条大街真是热闹，我感到一种说不出来的春天的喜气，突然想到“解冻”这个名词的意义：其实，解冻的不全是政治，而更是人的心情。

这和七年前我初到布拉格——也是黄昏时刻——所感受到的那般凄凉和情景真是天壤之别，当时街上除了几堆游客之外，竟然看不到本地人。也许是我主观心情作祟吧，也许上次来正是八月的一个星期天，可能布拉格的人都到乡下度假去了。

然而，今晚却见不到什么游客。“不要急”，马丁笑着说，“明天我带你去玩就会见到游客了，多得很！”

黄昏的震撼竟使我在音乐会中精神不能集中。舞台上挂着浅蓝色的旗帜，还有“布拉格之春”两个（捷克文）大字。中场休息时，我随着一窝蜂的人群涌到楼下进口处，原来在围着买CD（激光小唱片），而价钱又出奇的便宜，我挤不进去。禁不住想起七年前逛进的那家政府经营的唱片行，顾客零落，壁上挂着几个指挥的照片，一张就是捷克爱乐交响乐团的Vaclav Neumann。今晚指挥的不是他，今年的音乐节他将指挥最后一场音乐会，节目还是贝多芬的这首交响曲，可惜我当天清晨要离开，赶不上了。

音乐会完后，随着人潮出来，突然饥饿难熬，迷糊中走进一家餐厅，原来正在那个咖啡馆的楼上。布置颇堂皇，但除了我一个人外，只剩一对情侣，角落里还有一个中年的琴师奏乐助兴，都是五十年代美国流行的老歌。我叫了一盘炸鸡和一碗俄国罗宋汤，突然忆起马丁调侃的话：“楼上的这家餐厅叫作莫斯科，当年烜赫一时，如今早已过时了，也算是俄国大哥留下的一个历史纪念吧！”五月二十七日（星期三）

昨天和今天，主人为我安排的节目是游览，真是盛情难却。其实，我这次来的心情并不像游客，而且上一次来似乎已经游遍了布拉格的名胜古迹。

其实，我简直是大错特错。

上次来走马观花，旅游公司安排的一天节目并不周全，山顶上最著名的尼古拉斯教堂竟然没有看，国家博物馆也关门了，这一次真是看个饱，而且导游的又是两位汉学家，昨天是马丁，今天是蜜莲娜，看得我眼花缭乱。据蜜莲娜说，哈维尔总统上任的第一件事就是把布拉格的重要古迹整修一新，使捷克的古典文化重放光明，山顶上的几个教堂——建筑风格各不相同——都经过整修全部开放，吸引了大量的游客，挤得透不过气来。哈维尔这个戏剧家似乎把总统府也看作一个剧场，甚至把卫队的制服也改了，全新设计的深蓝色，欢迎游客照相，又是气象一新。不过，山顶上原来的总统官邸却依然陈旧不堪，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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