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夏榆
出版社：上海三联书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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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异乡的窗口，守望试读：
将他们带进你的灵魂（代序）
1972年6月8日，摄影师大卫·伯内特和同在越南的美联社摄影记者黄功吾经过一个遭受美军战机轰炸的村庄。战机投下的凝固汽油弹燃起冲天大火，他们看到一群在路上惊慌奔跑的孩子，一个哭泣的女孩裸体跑在最前边，身上没有了衣服。大卫和黄功吾几乎同时把镜头对准那些奔跑的孩子并按下快门。大卫照相机里的胶卷已用到最后一张，他迅速换上新的胶卷再举相机的时候，那个哭泣的女孩已经跑到他们身后，大卫拍到那个女孩跑去的背影。黄功吾拍摄到了正面。这幅题为《火从天降》的照片刊登在美国《纽约时报》头版，次年获美国普利策奖，在荷兰世界新闻摄影比赛中又被评为年度最佳照片。
2004年2月17日下午，我在北京惠新街附近一家咖啡馆采访美国联系图片社总裁罗伯特·普雷基。这一年是我从事新闻工作的第四年，此时正激情满怀，被职业理想感召，追求卓越感，不辞劳苦奔走在新闻现场，寻找那些具有新闻价值和公共意义的人与事。普雷基曾为“荷赛”（世界新闻摄影比赛/WORLD PRESS PHOTO，简称“WPP”或“荷赛”）评委会主席，他讲述联系图片社旗下那些著名摄影师拍摄震撼世界的照片的故事，回忆起大卫·伯内特与黄功吾的往事。普雷基视他们为20世纪最伟大的摄影家之一。“越战的提前结束跟那些在越南的杰出战地记者的工作有关，他们拍摄的残酷的战争影像促使美国人民反思越战，正视战争的创伤。”普雷基说。
对这些故事我怀有热忱，此前我看到过这些照片。从事新闻工作之前，我在一家出版公司做事，编辑过大型图文书。当时正值世纪之交，告别与缅怀20世纪的情绪弥漫世界，在编辑部的档案室我看到20世纪震撼人心的影像，看到那些改变历史进程的瞬间。我看到过那幅题为《火从天降》的照片，在空袭的轰炸中哭泣着裸体奔跑的女孩潘金淑和她身后惊慌失措的孩子的照片令我难以忘怀。普雷基将新闻记者的职责和摄影师相比，他说：“新闻记者的责任是用自己独立的思想判断事物，认识现实。比如美伊战争中美国政府说伊拉克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那就有吧，但要让我们亲眼去看看；比如说克罗地亚，他们的总统说没有大规模的种族屠杀，那好吧，就算没有，但要让我们亲眼去看看，必须给我们机会让我们自己去寻找答案。”
当你起航前往伊萨卡
但愿你的旅途漫长，
充满冒险，充满发现。
此刻想起希腊诗人卡瓦菲斯于1911年写在诗歌《伊萨卡岛》的诗句。我的始于千禧年的新闻职业在2002年成为标志性转折，这一年加盟《南方周末》担任驻京文化记者，到2004年进入职业生涯的深水区，我频繁地介入国际时事的报道，各种突发事件、海湾战争、地区冲突、恐怖袭击……我选择切入这些重大事件的角度，从文化的背景观察时代风云的变幻。
从这个时刻开始，我工作的领域在扩展，抵达的场域更遥远，访问的对象更纷繁。政治人物、学界精英、作家、艺人，都是受访者。倾听这个世界杰出者内心的声音，储存丰饶的精神遗迹成为我的工作。这些受访者的声音变成文字聚集在纸上。现在我写作这篇文字的时候，电脑前就放置着存有受访者声音的微型磁带，它们垒起来像是一堵微型的墙。在录音带的时代，我保存下来上百盘的微型录音带；在数码的时代，我保存着更多的访问音频。用坏了若干录音机，也用坏了若干录音笔。四海的漫游，环球的奔走强健了身体，也坚固了精神。
2012年7月，在新闻工作做到十年的时候我决定辞别，开始职业写作。整理旧物时看到放在木盒里的微型录音磁带，重新将它们垒砌成墙。以前台湾著名媒体人高信疆先生说过：“这些磁带可以捐给新闻博物馆，它们有文物的价值。”让我深有感触的是，当年访问过的人有的已经辞别人世，他们珍贵的声音储存了下来；远在地球另一端的人，只要打开录音机，他们的声音就聚拢眼前。
不仅依靠记者的眼睛观察这些纷繁的人事，也要用作家的头脑注视世界的变迁。这是我对自己的要求。“所谓作家，就是注视世界的人。”苏珊·桑塔格这么定义作家的工作。
此刻，重忆往昔，是对奇崛时光的纪念。汇集在此的文字，是时间的刻痕，是心灵的回声，也是精神的遗存。当我默诵卡瓦菲斯的《伊萨卡岛》时，觉得那些写于百年前的诗句契合这些文字的精神气质，也传达我的体验。
除非你将他们带进你的灵魂，
除非你的灵魂将他们耸立在你面前，
但愿你的道路漫长，
但愿那里有很多夏天的早晨。夏榆2016年9月 第一部分 站在世界的维度阿尔·戈尔：全球性的紧急状态
我们需要一种道德力量和一种长远的视野，达尔富尔的问题仅仅是政治问题吗？我们的热带雨林正在以每秒钟失去一个足球场的面积消失。还有我们非洲的艾滋病问题，这些问题都仅仅是政治问题吗？面对这些危机，我们需要的是一种伦理的力量。——阿尔·戈尔
北欧的冬季之夜寒冷、深邃而漫长，夜色中的奥斯陆则瑰丽而奇异。
2007年12月10日夜，奥斯陆的民众手持点燃的火把穿过卡尔·约翰大街游行。
推着婴儿车的妇女、怀抱幼子的男人、纯真的少女、秀美的少年、慈祥的老人，他们手举自制的纸火把，从千米之外的广场出发，沿着卡尔·约翰大街行进。天空飘着细雨，而长街覆盖着尚未消融的积雪。两名骑着高头大马的骑警在前，两名骑摩托车的警察随后，由三名印度鼓手率领，游行队伍蜿蜒数千米，燃烧的火把如火龙般横贯长街。
奥斯陆市民手持火把游行，向诺贝尔和平奖得主致敬是挪威延续100年来的传统。
卡尔·约翰大街的“大旅馆”自1874年建起，在100多年里是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的下榻之处。
2007年度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美国前副总统阿尔·戈尔与IPCC（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主席巴乔里下榻在“大旅馆”二楼。游行队伍行至“大旅馆”前停下，鼓手击鼓舞蹈，游行的民众以欢呼之声等待在旅馆二楼临街包厢的戈尔和巴乔里出现。驻守在宾馆其他房间的摄影记者把重炮般的长镜头对准二楼的包厢，他们静候着阳台门的打开。
晚8点整，戈尔和巴乔里出现在阳台上，身边是他们的伴侣。他们微笑着向等候在长街的民众挥手致意，伫立长街的民众以激越的鼓声和热情的舞蹈，向他们致敬。难以忽视的真相
奥斯陆时间12月10日下午1时整，诺贝尔和平奖颁奖典礼在挪威市政厅举行。
进入市政厅要提前一小时，来自世界各国的政要和来自世界各地的新闻记者们候在青铜制作的大门外，分批而入。全副武装的警察三三两两守在入口处，进入门廊者先要把随身携带的物品和皮包放到一间内室，接受高大威猛的警犬的检验，通过检验者被放行，再过安检通道。
12时40分，市政大厅楼顶四吨重的大钟敲响，钟声响彻奥斯陆城市上空。
挪威首相、国王和王储以及来自社会各界的政要前来出席颁奖典礼。四名身穿传统皇家礼服的乐手肃然而立，他们站在市政大厅通向二楼的阶梯吹起礼宾曲，阿尔·戈尔、巴乔里和他们的夫人踏上红色地毯，在嘉宾的掌声中走进市政大厅。他们和挪威诺贝尔委员会主席奥勒·丹博尔特·姆乔斯及秘书长吉尔·伦德斯诺德面向观众坐在主席台侧。与他们相对一侧的是表演区，来自欧美及挪威本国的著名音乐人以他们精湛的节目为颁奖典礼助兴。
主席台上方的墙壁绘有抽象的壁画，淡蓝色调的主席台上是镶嵌着金色诺贝尔头像的讲坛。它们被鲜花环绕。二楼一侧的看台是媒体席，记者架设起密集的高倍摄影长镜头，专门搭建起木制的电视转播间，来自全球的四百家通讯社现场报道和平奖颁奖典礼。二楼的侧厅有大屏幕，媒体记者可在此观看和报道他们想要报道的新闻。
在观众席前端的四张座椅是国王和王后以及王子王妃的位置。与神情庄重的国王和王后不同，王子和王妃相握手掌而坐。他们年轻的面孔现出生动之气。“今天，我来这里，是带着一个使命的。我希望我能更有效更迅速地说服听众，以完成我的使命。”戈尔站在挪威市政大厅的主席台上发表获奖演说。他身后的窗外是暗下来的天色，远处是覆盖着积雪的山峦，海岸，泊在峡湾的远洋邮轮，邮轮上升起的桅杆。主席台上的戈尔身穿黑色西服，白衬衣，蓝色领带，他的声音浑厚而有磁性。戈尔身材挺拔魁梧，作为昔日的政治明星其个性魅力彰显。他的演讲感性而亲和。“有时候，全无征兆地，一个幽灵就从未来走到现在，给人们带来弥足珍贵却又让人痛心的预言。119年前，一个富有的发明家读到了他自己的讣告，而讣告却阴差阳错地在他生前发表了出来。误以为发明家已经去世，一家报纸回顾了他的一生，并对其意义做出了尖刻的评价，因为他的发明——炸药，而不公正地给他打上了‘死亡商人’的标签。这为时过早的谴责性墓志铭使发明家大为震惊，他因此做出了一个重大决定——投身于和平事业。七年以后，阿尔弗雷德·诺贝尔创立了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和平奖和其他奖项。”“七年以前，我写下我自己的政治讣告，做出了当时看来纵使不算不成熟，却也是痛苦而错误的决定。但法院的裁定同样带来了一份珍贵而苦涩的礼物，给了我一个机会，一个寻找新的道路来完成我的既定使命的机会。始料未及的是，那条道路把我带到了这里。即便到了现在，我仍然担心我的言辞赶不上变化，只求意思能够清楚，在这个备受尊敬的场合下，启迪那些听见的人，让他们能说出：‘我们必须行动了’。”
戈尔的演说不时被掌声所打断，在他结束演说回到座位时掌声依然不断，戈尔起立手抚胸口鞠躬致谢。
戈尔受到欢迎并不出人意料。挪威诺贝尔委员会主席奥勒·丹博尔特·姆乔斯在颁奖典礼开始时致辞说：“和平奖的路是爱的路。当IPCC为人们了解气候变化奠定了科学基础的时候，戈尔尽其努力，为人们采取政治措施来应对气候变化而奔走，由此进入挪威诺贝尔委员会的视野。戈尔是沟通大师，他把消息传遍了全世界。早在20世纪70年代，作为众议院的一名年轻议员，他就已召开过关于温室气体排放的听证会。在当时，气候变化问题是一个相对荒诞的话题，所以他的执着也备受非议，非议不仅来自美国，也来自其他国家。1992年，戈尔出版了《濒临失衡的地球》，该书提出了一个全球性马歇尔计划以保护生物圈，成为美国的畅销书。该书展现了作者的远见卓识。成书建立在广泛的科学基础上，行文却是政治家和实干派的风格。戈尔一直在迈进。”“作为副总统，戈尔签署了京都协定，但遭参议院的反对，在美国没有得到批准。自2000年总统大选失败以后，他开始了全新的事业——做世界环境问题的政治发言人。我们从他的书、他的电影里，就能知道他近几年的成就，他的得奖实至名归。政治上的失败焉知非福。”
2000年戈尔竞选总统失利丢掉工作，但他同时也获得新的机会——以非政治的立场，从保护环境的角度关注全球变暖给人类带来的巨大危害。戈尔通过他的电影和书籍不断提醒世人，只有十年时间挽救全球变暖危机。他援引了大量事实，他的视野从浩瀚星球到广袤极地，从辽阔海洋到荒漠冰川，从热浪袭击到陆地沉陷。《难以忽视的真相》被看成是戈尔对世界的警示。这部高居《纽约时报》、亚马逊图书排行榜的畅销书，使戈尔成为2006年美国“羽笔奖”图书大奖得主。同名影片获奥斯卡金像奖最佳纪录片和最佳音乐奖。因为《难以忽视的真相》，也因为长期以来的杰出贡献，戈尔与IPCC主席巴乔里共同分享2007年度诺贝尔和平奖。“能与著名的科学家们分享今天的这个奖项，是我此生的荣幸。他们已经给我们找到了一条路，此刻我耳边回响起了远古先知的声音：‘要么生存，要么死亡，要么祝福，要么诅咒。选择生存，那么你和你的子孙都能延续下去。’”
戈尔说：“现在大量的证据表明，除非我们大胆而迅速地来处理全球变暖的基本成因问题，否则我们的世界将遭受一系列可怕的灾难，在大西洋和太平洋将会有比‘卡特里娜’更猛烈的飓风。我们使得北极的冰川融化，事实上也让高山冰川融化，我们使格陵兰以及西南极洲岛屿上大面积的积雪处于不稳定的状态，全球海平面将有上升20英尺的危险。我们向地球环境中排放了过多的碳氧化物，以至于改变了地球和太阳之间的关系。海洋已经吸收了太多的二氧化碳，全球变暖。还有人类对森林以及其他重要栖息地的砍伐和烧毁，使得物种消失的速度和6500万年前恐龙灭绝的程度可以相比。而那次灾难据说是由巨大的小行星造成的。当今，并没有小行星撞击地球，带来浩劫的正是人类自己。”“那些旱灾、海啸、热浪不再是新闻，它们会一而再再而三地不断降临，而且愈演愈烈。”戈尔说，“这是一次全球性的紧急状态，我们如同坐在一枚定时炸弹上面，必须尽快行动，阻止浩劫。”总有人不相信真理
戈尔和巴乔里到达挪威的四天里在奥斯陆掀起狂飙。
卡尔约翰大街两侧的灯柱，沿街悬挂着印有金色诺贝尔肖像的白色丝绸布幔。诺贝尔和平奖新闻中心设在“大旅馆”七楼回廊的尽头，一个斜切下去的玻璃房子是新闻记者的工作间，从玻璃房可以俯瞰城市的街景。来自世界各地的新闻记者聚集在玻璃房里，第一时间把和平奖的消息发回本部。
戈尔和巴乔里应邀出席各种集会，成千上万的民众聚集在街上，争睹戈尔和巴乔里的风采。
奥斯陆时间12月11日19点30分，“诺贝尔和平之夜”音乐会在挪威国家大剧院举行。
舞台两侧巨大的屏幕是和平奖的标志——金色的诺贝尔头像，舞台背景和装置是流转的音符的造型及竖琴，乐队的乐手坐在纵形排列的乐池里。音乐会由美国著名影星乌玛·瑟曼和汤米·李·琼斯共同主持。汤米·李·琼斯与阿尔·戈尔在哈佛大学时是室友。现年37岁、曾主演过《低俗小说》《危险关系》和《杀死比尔》的乌玛·瑟曼在政治上也很活跃，她支持枪支管制并积极为贫困人群谋权益。音乐会的表演嘉宾包括艾丽西亚·凯斯和安妮·勒鲁什，还有戈尔的环境纪录片《难以忽视的真相》主题曲《我该醒来》的主唱玛丽莎·艾索瑞奇，她凭借这首歌获得了第79届奥斯卡最佳音乐奖。
19点25分，在音乐序曲中，戈尔和巴乔里穿过中部看台的通道出现在有金色诺贝尔头像标志的贵宾席，已经入场的观众全体起立，回头鼓掌欢迎戈尔和巴乔里，戈尔和巴乔里向全场观众挥手致意。
19点30分演出开始。来自世界各国的知名歌手和电影明星参加演出，音乐会在全球一百多个国家同时现场播出。艾索瑞奇和她的乐队一起出现在舞台上，激情演唱《我该醒来》。演唱到高潮部分的时候，全体观众起立，随着音乐节拍击掌舞动。
坐在剧场中部看台的戈尔和巴乔里也在击掌舞动，戈尔随着艾索瑞奇的音乐节奏摇摆，身边是他的妻子蒂帕。
在观众的欢呼声中，戈尔和巴乔里穿过观众席的过道，走上舞台。戈尔发表了他充满感性的演讲，他引用狄更斯《双城记》的开头说：“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坏的时代。我们的地球现在也是这样。”
在“和平之夜”的音乐会上，站在戈尔身边留着灰白胡子的印度人巴乔里，向观众发表他的感言。和戈尔的意气风发不同，巴乔里态度谦逊。他面色黧黑，须发灰白，身穿黑色上衣，白色长裤，黑色的西服口袋插着绿色的绸绢。
主持人汤米·李·琼斯采访巴乔里：“您假期的大采购结束了吗？”
巴乔里说：“我不喜欢大采购，我只买生活必需品。这个世界有足够的资源来满足每个人的需要，但却不能满足每个人的贪婪。”
汤米·李·琼斯说：“巴乔里先生，如您的报告所说，我们已经发现了真理。但也有一部分科学家持怀疑态度，我们应该如何说服他们呢？”
巴乔里说：“总有一些顽固派，硬着脖子不相信真理。”
巴乔里1940年8月20日生于印度的奈尼塔尔，他在美国北卡罗来纳州立大学完成学业，获得工业工程博士和经济学博士学位。他先后在美国和印度多所大学任教，包括在耶鲁大学教授林业学和环境学。他曾经是世界银行的专职科研人员。1994年到1999年之间，他是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能源和自然资源可持续管理行政顾问。为了表彰巴乔里在环境领域作出的杰出贡献，印度总理在2001年1月授予他“印度公民荣誉奖”，这是印度授予公民的最高荣誉之一。他还被法国政府授予2006年“法国荣誉军团勋章”。
由巴乔里担任主席的IPCC是一个独立的实体。它成立于1988年，由联合国环境计划（UNEP）和世界气象组织（WMO）创建。在IPCC的组织下，来自全世界的科学家共同参与到旨在评估气候变暖的进程中，从气候变暖的程度、原因、后果和应对措施等方面进行研究。目前有超过130个国家、450名作家、800名捐助者，还有2500名科学家参与了听证会。
气候变化研究已经是一个全球性项目，越来越多的科学家就气候变暖可能带来的严重后果达成一致。在20世纪80年代，气候变暖可以被视为有趣的假说，但到了90年代，有关气候变暖的证据越来越多。
巴乔里以他作为科学家的严谨表述着他对IPCC与戈尔共同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感谢之心。“和平可以被定义为人身安全和对取得生活必需资源的途径之保障。对获取生活必需资源途径的破坏对和平也是具有破坏性的。从这个角度来说，气候变化有了更多的内涵，当人口在以下几个方面受到了负面影响的时候：
——取得洁净水的途径；
——取得足够食物的途径；
——稳定的健康状况；
——生态系统资源；
——居住地的安全。
某些地区尤其易于受到气候变化的影响：
——北极，由于受自然系统和人类社区频繁投射热量的影响；
——非洲，因为该地适应能力低，并受已显现的气候变化的影响；
——小型岛屿，人口和基础性设施都暴露出已显现的气候变化对它们的影响；
——亚洲和非洲的大型三角洲，因其人口数量庞大和大量受海平面上升、风暴和洪水影响。”寻访世界危机之旅
戈尔引述一句非洲古谚表达自己对全球气候危机所持的态度和立场：“想走得快，自己动身；要走得远，团结而行。我们需要走得远，而且要快。”
戈尔表示，他的讲述全球变暖的经历就像一次旅行，它既是精神之旅，又是现实之旅。
儿子阿伯特幼年时遭遇的严重事故是改变戈尔人生道路的一个契机。
1989年4月，戈尔和夫人蒂帕带着儿子去观看在巴尔的摩举行的棒球开季赛。
离开运动场的时候，戈尔牵着6岁儿子阿伯特的手，往停车场走。同来的邻居在路边小憩，儿子的一个朋友和他爸爸就在路边。儿子突然蹦下人行道，拼命奔跑起来。他穿过面前繁复的单行线，甚至不顾车流从相隔仅半个街区的地方向他驶来。戈尔目睹了天下父母都难以承受的一幕：随着一声恐怖的巨响，儿子被撞到半空，接着落到30英尺以外的人行道上，他的身体擦着地面不断滑行，直至最终停下，一动不动。
等待救护车警报在耳边响起的六分钟成了戈尔生命中最受煎熬的时刻，戈尔和妻子都跪在阿伯特身旁，紧紧抱着他，和他说话，为他祈祷。戈尔忍受着前所未有的绝望和无助。六分钟以后，儿子被赶来的救护车送到约翰·霍普金斯医院，那里的医护人员努力挽回了儿子的生命。事故造成儿子脑震荡，锁骨和肋骨断裂，大腿骨复合性骨折，脾脏破裂，他在混凝土地面上的滑行造成了二级烧伤，以及对从脊髓到右臂大束神经的损伤，他的右臂因此而丧失功能几乎整整一年。
戈尔跟妻子在医院守护儿子一个月，最终万幸的是阿伯特全身打着石膏回到了家里。戈尔的三个女儿日夜不停地照顾他，几个月的疗养后，阿伯特康复了。
儿子的事故代表着戈尔生命的转折点，事故打乱了戈尔的生活节奏，在那段苦难的时光里，戈尔开始重新思考一切。
在儿子阿伯特康复期间，戈尔开始写自己的第一本书《濒临失衡的地球：生态与人类精神》，并开始准备第一版的幻灯片展示。
1992年，《濒临失衡的地球》出版，该书提出了一个全球性马歇尔计划以保护生物圈，成为美国的畅销书。戈尔同时竞选上了副总统一职，一干就是八年，作为克林顿—戈尔政府的成员，戈尔有机会得以采取一系列新政来应对气候危机。1997年，戈尔协助在日本京都举行的会谈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此次，全世界共同起草了一个奠基式的议定书来控制全球温室效应——《京都议定书》。但是当戈尔回到美国时，却为争取参议院对该议定书的支持而陷入一场不断升级的斗争。在呼唤世人勇于面对真相的道路上，这次失败的遭遇仅仅是一个开始。
然而失败并没能改变戈尔为自己确定的道路。
在探访世界危机之旅中，戈尔去了许多常人难以到达的地方，去了星球的边缘地带。
为了探索全球变暖涉及的热点地区，戈尔的旅途从格陵兰岛的冰丘到位于佛罗里达州沼泽地的国家公园；从咸海到死海；从阿拉斯加的北坡到新西兰的南岛；从非洲东部的塞伦盖蒂大草原到中亚西部的克孜勒库姆沙漠；从尼罗河到刚果；从纳米比亚的骷髅海岸到加拉帕戈斯岛（达尔文采集鸟类标本的地方）；从夏威夷的毛纳罗亚峰到湄公河三角洲；从美国南达科他州的恶土国家公园到非洲的好望角；从田纳西州的橡树岭国家实验室到乌克兰切尔诺贝利石棺；从亚马逊丛林到冰川国家公园；从最高的喀喀湖到最低的沙漠死亡峡谷……还去了北极和南极。全球变暖不仅在北极和南极体现得淋漓尽致，在赤道也发现了关于全球变暖的证据。
戈尔在他完成于2006年的著作《难以忽视的真相》中说：“不同于其他形式的污染，二氧化碳无色、无味、无嗅——这更加掩盖了气候危机的真相，人们眼不见，自然就不劳心了。气候变暖带来的全球性灾难的威胁是前所未有的，而我们通常会把‘前所未有’跟‘不太可能’搞混。更有甚者，我们发现，要开展在现在看来有必要的大规模行动是不容易的。当巨大而有震撼力的真相使人感到不安的时候，整个社会都会努力试图把它遗忘。但正如乔治·奥威尔所说：‘虚假的信仰迟早要与坚实的真相产生碰撞，而且通常是在战场上。’”“如何唤醒人们应对此刻危机的秘密，早已被世界上最伟大最优秀的领导者所发现。圣雄甘地凭借着‘真理的力量’铸就了‘非暴力’这一极大的民主的决心。真理的力量就是他所说的非暴力抵抗及不合作主义。在每一片土地上，真理一旦被发现，就拥有解放我们的力量。”
戈尔的演讲激起经久不息的掌声。万物有灵，令人敬畏
12月12日上午，是戈尔和巴乔里与挪威的少年儿童在一起的时候。
来自挪威各地学校的数千名中小学生聚集在诺贝尔和平中心前的广场上，他们在戈尔和巴乔里出现的时候发出欢叫。
诺贝尔委员会主席奥勒·丹博尔特·姆乔斯致辞说：“和平奖的路是爱的路。2007年的诺贝尔和平奖是跟我们每个人都相关的和平奖。以前我们有过政治家获奖，有过激进主义者和人权活动家获奖，他们都在努力争取一部分的理想。这一次的和平奖不同，它关注的是我们全部的世界、我们的星球和我们赖以生存的环境。它和我们每个人都息息相关。”
姆乔斯引述1984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图图大主教在2007年6月5日——世界环境日的讲话说：“置气候变暖的挑战于不顾，就是犯罪。这就是渎神。这是罪孽。这脆弱而美丽的星球就命悬我们之手。我们是神创造的万物的守护者。”
罗尼·汤普森是美国俄亥俄州大学的冰川研究学者。
2000年，他屹立于乞力马扎罗山之巅，指着身边矗立的一块残冰向世人预测：乞力马扎罗山的雪在10年之内将不复存在。
喜马拉雅冰川群，坐落于青藏高原，是受全球变暖影响最大的地区之一。它的含冰量是阿尔卑斯山脉的100倍。作为亚洲七大水系的发源地，该冰川群为世界上40%的人口提供了一半以上的饮用水。而半个世纪以内，世界上达40%的人口将可能面临非常严重的饮用水短缺危机。
挪威著名的女探险家丽维·阿尼申看见过南极洲冰架的破裂。
2007年12月9日清晨，戈尔和巴乔里到达奥斯陆的时候，丽维·阿尼申刚要离开奥斯陆去巴黎。
阿尼申为未能见到戈尔和巴乔里遗憾。其时她正开着越野车来到位于奥斯陆远郊的斯迪恩农庄接受我的访问。农庄有300年的历史，被积雪覆盖着，空旷而荒寂。身材高挑的阿尼申穿着红色滑雪服，蓝色运动裤，黑色运动鞋。她头上缠着蓝花的丝绸巾，双腿修长，走路的时候右腿有些吃力，她在极地探险中因冻伤而被截掉右脚拇趾。
2001年2月，50岁的丽维·阿尼申和48岁的美国女教师安·班克罗芙特结伴，徒步穿越南极大陆。她俩或是步行，或是滑雪，或是在冰上使用风帆，在97天的时间里，拖着250磅重、6英尺长的供给雪橇行进了1700英里。从毛德皇后地经极点再到罗斯冰缘边界，阿尼申和班克罗芙特第一次完成了由女性单独完成的壮举，成为女性横跨南极的穿越之旅的历史创造者。
2007年12月，世界探索组织宣布女性发现奖获奖名单，极地探险家安·班克罗芙特和丽维·阿尼申获得女性勇气奖。获奖原因是：她们是首位徒步跨越南极大陆的女性。
此前，丽维·阿尼申曾获《魅力》杂志2001年“年度女性”称号，被选入斯堪的纳维亚—美国名人堂的“先驱奖”（2001），获得挪威—美国商会的“成就奖”（2001），还获得过俄罗斯地理协会的“荣誉证书”（1999）。
17世纪，英国人将金丝雀放到矿井里检测矿井里空气的质量。如果金丝雀死了，表示矿井里的空气已达到可使人中毒的水平。地球上，有两个地方可以称为“煤矿里的金丝雀”：一个是北极，另一个则是南极洲——地球上迄今为止发现的最大的冰层。
可怕的变暖趋势正在影响南极洲。南极半岛两侧海岸冰架的崩塌将成为人类得到的预警之一。崩塌将从半岛的最北边开始，慢慢向南拓展，冰架将不断破裂。
戈尔在《难以忽视的真相》中说：“南极洲让我们有机会在地球上体验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世界。它是如此的与众不同——无论从任何角度看都是绵延不绝的白色，广袤且寒冷——比北极还要严寒。累累的冰雪掩盖了一个惊人的事实：南极洲其实是一片荒漠。之所以符合沙漠的标准，是因为南极洲每年的降水量还不足25.4毫米。数量可观的企鹅、海豹以及海鸟都栖息在南极洲大陆的边缘，在那里它们可以从海里获取食物。但是边缘以外的南极洲就没有生物的迹象——除了有时会有小队科学家的身影。因为取暖设备的关系，他们没法走太远或进行长时间考察探险。”
作为同道，阿尼申熟知戈尔描述过的极地境况。
在1700英里的行程中，阿尼申和班克罗芙特要冒严寒（一般都在华氏零下35度以下）、过冰隙，不屈不挠地往前走。其中有让她们难以忍受的事故伤痛，也有掉进冰隙里九死一生的经历。为什么会去那样一个冰天雪地、寒风呼啸的不毛之地？为什么要冒着被冻伤、摔伤甚至死亡的危险，仅凭滑雪板在冰原上穿越极地？这是很多人对她们的好奇。“在奥斯陆临近我的小木屋的森林中穿行，在穿过国土的峡湾中以独木舟划行，我感受到了壮丽和一种深层的与天地相贯的灵魂之静。我不是宗教信仰者，却感受得到与宗教信仰者所描述的一致的意境：万物有灵，令人敬畏。”阿尼申表达了她面对自然山川的感觉。
阿尼申第一次去北极是2005年，当时她是从俄罗斯进入极地，从西伯利亚往北走，滑雪行走已经20天了，行进中突然有一架俄罗斯的直升机过来，阿尼申和班克罗芙特以及另外一个探险队被扣住不允许继续走。那一次，阿尼申去北极探险的梦想被搁浅。
第二次前行是2007年3月份，这次是从加拿大出发。第一天，有直升机把她们送到一个岛上，从那里开始出发，第二天岛上又来了一个探险队，在直升机降落的时候，突然出现事故——她们距离直升机太近，飞机的螺旋桨转动激起的狂风把她们吹散，什么都看不见，连她们随身的衣物也被吹跑了。直升机最后在她们身边停下来。然而因为大风吹袭，阿尼申带在身上的鞋子丢了——这是她日后被冻伤的原因。她的鞋子穿坏了而没有替换，她的脚就那样被冻伤了。
当时的气温非常冷，零下60度，可惜的是，那样的温度因为地球的温室效应已经不再容易保持。
现在，阿尼申正在等待着她脚趾的伤病康复，以继续极地计划。在能够再去寒冷极地工作以前，阿尼申接受联合国难民署的工作，10月，她以善心大使的身份去过肯尼亚，在肯尼亚有一个难民营，在那里有17万难民需要慈善服务。
阿尼申新的梦想是，2011年再访南极，2011年正好是挪威另一位探险家罗尔德·阿蒙森征服南极100周年纪念，阿尼申想要组织一个女性科学家南极考察队，跟她们一起滑雪，重走罗尔德·阿蒙森走过的路。
然而，戈尔在《难以忽视的真相》呈现的南极冰川的现状令阿尼申忧虑：
正在融化的冰块给北极熊等生物带来了噩耗。一项新的科学研究表明，历史上第一次发生大量北极熊溺死事件，这样的死亡现象在过去很少见。但现在，这些北极熊发现它们要游很长的距离才能从一块浮冰到另一块浮冰上。在某些地方，冰块的边缘离岸边远达30至40英里。
站在世界的顶端看这一大片开阔的海洋，这曾经被冰块覆盖的大海意义何在？
答案是：我们应该深切地关注它，因为它将带来严重的全球温室效应。（本文写作得到朱力安的友情协助，在此致谢）伦德斯诺德：和平是暴力的缺席
挪威奥斯陆被冰雪覆盖着，街道和楼群看起来像一座晶莹的城堡。
德拉门大街19号。
来到这里的游客看到一幢黄色小楼前诺贝尔铜像的时候，也会看到挪威议会诺贝尔委员会的标志。
按照约定，诺贝尔和平奖委员会常务秘书、挪威诺贝尔研究院院长吉尔·伦德斯诺德在他的办公室里等候着我。
握手的时候，我只握到了伦德斯诺德的两根手指——他的右手只有两根手指。访问中，有时伦德斯诺德会站起身，举起两根手指其中一根，赞誉那些他热爱的和平奖得主，当然这样的时候并不是很多。
在伦德斯诺德的身后，有一扇朱红的大门，门后的房间里，昂山素季、戈尔巴乔夫、图图、特蕾莎修女……100年来和平奖得主的黑白肖像整齐地挂在四面墙上，“敬天爱人”是金大中于2000年在这里留下的墨迹。
伦德斯诺德推开另一扇门，指着里边的一个会议厅说：这个厅有超过100年的历史。1866年修建，1905年开始在这里颁发和平奖，只是在1991年才从这里移到奥斯陆市政厅。“理想地说，和平是一种暴力的缺席，它是一种伦理价值。”这是戈尔巴乔夫1991年在奥斯陆市政大厅的发言。
在戈尔巴乔夫之前，所有获诺贝尔和平奖的得主都会在诺贝尔研究院的会议中心或者议会大厦接受颁奖。戈尔巴乔夫发表获奖演说时，委员会把场地移至市政大厅。市政厅比诺贝尔委员会的会议厅高大、恢弘。“那不是对权力的敬畏，是对一个人的作为的尊敬。”吉尔·伦德斯诺德说。
因为那个时候，戈尔巴乔夫正在他的国家领导着一场“新思维”的革命。那时候，在他的身后是东西方冷战的结束，铁幕的撤除、德国的统一、苏美由对抗走向相互影响并朝向伙伴关系，军备得以控制。
诺贝尔委员会对戈尔巴乔夫的看重是因为他推动的和平进程，为超越意识形态、宗教信仰、历史和文化的分界去解决那些紧迫的世界问题开辟了新的可能性。
在戈尔巴乔夫之后，站在奥斯陆市政大厅接受诺贝尔和平奖以及发表演说的还有曼德拉、德克勒克、安南和金大中。漏选甘地是最大的错误
在和平奖的评选历史上，有时会出现空缺，为什么？
伦德斯诺德：这样的情况发生过几次。有的是因为战争，比如一战二战；另外的原因是没有发现合适的人选，也有可能是我们评委的意见不一致。和平奖有两年空缺，没有授奖，一次是1948年，一次是1972年。
1948年为什么空缺？1972年呢？
伦德斯诺德：1948年，和平奖差不多要授予甘地了，但不幸他被枪杀，因此1948年这一次没颁给任何人。但即使他去世了，这也不能成为我们原谅自己的借口。因为1961年的和平奖就授予了曾担任联合国秘书长的哈马舍尔德，他是瑞典人，而他也已经去世。所以，和平奖是可以授予甘地的，也完全应该在他去世后授予他。1961年，哈马舍尔德获奖后，诺贝尔奖改变了规则，去世的人不能再得和平奖了。
1972年那届是迄今为止最后一次没有颁出奖。我猜测原因可能是意见难以一致吧。一般情况是三四个评委同意一位，一两个评委同意另一位，这样就会有结果了。这种情况下即使少数评委反对，也不会将反对贯彻到底，大部分情况如此。有时，少数反对者到最后仍然不能接受多数评委的最后决定，那么这一两个人最后可能离开，然后公开批评我们。
据说甘地被提名六次，却始终没能获奖。对甘地的遗漏可以被看成是和平奖的缺失吗？
伦德斯诺德：我们并不宣称和平奖评委会拥有完美无缺的记录。我们有过失误，以我个人观点，甘地落选是我们百年历史上最大的一次错误。如果回顾和平奖的历史，令人吃惊的是，我们并非只犯某个错误，而且是犯了如此巨大的错误，我想甘地的例子就是，而有些人获奖或许是完全不应该的。但要避免犯错误是非常困难的，值得庆幸的是，近年来我们越来越少犯错误了。
你说的这种错误会影响评委会对自己选择的信心吗？
伦德斯诺德：我们知道自己不是完美的，难以作出世人觉得完美的决定，但我们会尽力。和平奖不像科学奖那样，即使有争议也只是少数人的观点，所有人都可以对和平持有自己的观点，因此争议比其他奖项大很多。
这样的争议多吗？
伦德斯诺德：发生过三次。一次是1935年卡尔·冯·奥西茨基的当选，一次是基辛格当选，还有就是阿拉法特。
评委意见最不一致的是哪一年？
伦德斯诺德：我是从1990年开始担任常务秘书的，如果让我选择，争议最大的获奖者，我认为是1935年的卡尔·冯·奥西茨基，他是争议最大的，同时他也是众望所归的一个。奥西茨基是德国的政治记者、反法西斯主义人士。那一年，评选结果出来后，引起的反响很强烈。当时有两位评委反对评选结果，宣布退出，其中一位时任挪威外交部长。这也促使和平奖在后来的评选中，在职的政治家不能担任评委。当时，希特勒对评选结果也非常生气，他作出决定，不准他控制下的获奖者来领奖。这一事件很重要，你从中可以看到诺贝尔和平奖评委会是独立的。选择的困难
选择一位和平奖得主很难吗？
伦德斯诺德：非常困难。和平奖是非常敏感而特殊的奖项。某种意义上讲，只有尽力做到最好，希望我们选择的得主能够被公认和接受，当然世界上最优秀的人选不是唯一的，但我们也只能这样。在作出决定前，我们要开五六次会议，倾听、发言、讨论，之后作出我们必须作出的选择和决定。
和平奖的评委是怎样产生的？任期是多久？
伦德斯诺德：每届评委会有五个成员，由挪威议会选举产生，他们分别代表不同的政治立场。现在的评委会是由五个政党选举出来的，任期是六年。评委可以连任，但现在连任的情况比较少。我是常务秘书，1990年开始担任到现在，现在的主席已经是第五个了。
评委会对议会负责还是对政府负责？
伦德斯诺德：评委是由议会选举产生的，但不向任何机构包括议会和政党负责，他们也不向任何人负责。五位委员和一位常务秘书作为一个小组共同为和平奖而工作。我们是独立的，不对原属政党负任何责任，也不受原属政党的任何制约和影响。不论是议员还是政府官员，这些只是他们过去的政治身份。评委们在政治上不存在任何前途问题，因此在政治上是独立的，我们可以没有任何政治顾虑地工作。
你们对和平的定义是什么？选择标准是什么？
伦德斯诺德：没有理论上关于和平的定义。怎样定义和平，要具体地看这一年是选择了谁获奖。理论上没有该选择某位或者不该选择某位。有很多道路通向和平奖，所以会有不同类型的和平奖得主。有些得主为国际组织工作，和联合国的关系较为紧密；另外一种往往是政治家，在地区冲突中起到和平作用；再有是一些伟大的坚持人道主义的个人或者组织；再有就是关于军备控制和核武器方面的，比如今年（2005）得主巴拉迪；还有些是为人权而工作的。
1979年和平奖得主是特蕾莎修女，1991年和平奖得主是昂山素季，这是完全不同的两位女性。和平奖对她们的选择标准是否一致？
伦德斯诺德：她们服务于不同的领域，并且看上去有很大不同。每一届评选时，我们不是把不同类型的人放在一起来比较，而是将类似的人选放在一起比较，比如要是有两个人进入最后评选，那么这两个人必须是在同一领域内工作。特蕾莎修女应该得到诺贝尔和平奖，因为她用最根本的方式，用她对人的尊严神圣性的确证来促进和平。昂山素季是因为她争取民主和人权的非暴力斗争而获奖，她的斗争是几十年来在亚洲所表现出的公众勇气最杰出的范例之一。她被软禁达15年之久，但始终致力于建设民主和人权，我们都十分敬仰她。
即使现在来看，在人道主义者当中，也不可能将她们忽视。
能否告诉我们，诺贝尔和平奖最直接的标准是什么？什么样的人能够得奖？
伦德斯诺德：从长期来看，我们希望将不同类型的人包括进来。我们选择的时候，先从给哪一类人开始判断，我们从来不会在开始评奖之前就指定给哪一类人或者某人。要解释这个标准会很长，简单来说就是根据常识，根据评委自己的判断力。
1973年，诺贝尔和平奖颁给美国的基辛格和越南的黎德寿，黎德寿后来发表声明拒绝，评委会怎么处理这样的事情？
伦德斯诺德：唯一拒绝领和平奖的就是黎德寿。事实上，他表示只要在越南实现了和平，他是可以到这里来领奖的。他通知诺贝尔委员会，只要美国不遵守停火协议的条款，他就不会接受这个奖。按照诺贝尔委员会的规则，他如果改变想法接受这个奖的话，必须在第二年10月之前，但最终他并没有改变想法。
基辛格也没有来领奖，是大使来的。那一年，有两个评委退出，或许这种情况的出现说明了争议和成功是并存的。关于基辛格和黎德寿，全世界都感谢他们，他们通过长期的谈判努力促成了越南战争停火协议的签定。和平奖不接受礼物
经常有获奖者不能出席授奖仪式，1991年昂山素季获奖时是她的丈夫和儿子代她领奖。你怎么看？
伦德斯诺德：这并不是第一次。由于自己国家的政治环境，和平奖获奖者不能亲自来领奖。1935年的卡尔·冯·奥西茨基是这样，他当时被关在希特勒的集中营里。安德烈·萨哈罗夫和瓦文萨都是这样。奥西茨基在希特勒政权倒台前死去，但萨哈罗夫和瓦文萨看到了他们斗争的胜利。我们必须面对一种可能性，在我们的世界里，和平与和解并不能一蹴而就。我们永远也不能降低我们的标准。与此相反，一个较好的世界需要我们更大的警觉、更大的勇气，需要像昂山素季那样，显示出人性和无畏，这样的结果会让我们生活在一个较好的世界中。
回顾和平奖百年历史，你觉得有哪些评选是重要的？
伦德斯诺德：从诺贝尔和平奖首次颁发到今天，已有100多年。1901年，我们授予了共同获奖者——瑞士人亨利·迪南和法国人弗雷德里克·帕西。迪南在伤者和俘虏这些战争受害者身上富有同情心的工作，导致了1864年国际红十字会的创建和维也纳公约的通过；帕西在国际冲突自愿仲裁方面的开创性工作，导致了1889年国际会议联盟的建立。这是里程碑式的工作。
2004年和平奖授给肯尼亚环保主义者旺加里·马塔伊争议巨大，因为在那一年世界局势动荡，冲突剧烈，有人质疑和平奖有避重就轻的倾向。
伦德斯诺德：我们的选择会有自己的道理。事实上我们作出决定的时候并不很在乎外界的争议。今年（2005）巴拉迪的获奖在挪威乃至世界也是争议很大，很多人反对国际原子能机构。关于这些有争议的事情，我们作决定时并不太考虑。所有的决议都受到过批评，比如特蕾莎修女，她的有些捐款被认为有问题。但所有人都不能称自己就是圣洁的，从宗教上说每个人都是有罪的，天主教会在某些问题上会有他们自己的看法。
和平奖有没有介入国际政治的意图？有一种说法，2003年伊朗人权活动家莎琳·艾巴迪的当选是挪威议会对伊朗政治的介入。
伦德斯诺德：我们评委会每年只进行一次政治活动，就是宣布获奖者的时候。在其他方面，我们不卷入任何政治活动。
在选择和平奖得主时，你们要承受的压力是什么？
伦德斯诺德：在各种压力中应对游说的压力是最大的。现在总有一些人到处搞签名活动，这些签名活动让我们很头疼。其中我收到的一次签名记录是2500人支持某个人，一次是75万个签名支持某个人，信送到这里来，而这两个人都无法获奖。每年都会有差不多10到15个代表团将提名送给评委会，但他们只能见到我，见不到其他五位评委。有时候他们甚至会送礼物给我们，这样做的结果是更加不可能。我们不会接受任何人和任何组织的礼物。和平奖不接受压力，也不会接受礼物。接受礼物不是挪威的做法，挪威更不接受任何人或组织的钱。
这样大规模的签名不会对评委施加影响吗？
伦德斯诺德：很难。像这样的签名我们可能会看，但不会有任何具体的意义和影响。（本文采访由瑞典皇家工程学院学者张钰翻译，谨致谢意）希拉克：当我从政治抽身时，还有艺术在那里
2003年的美伊战争使雅克·希拉克的反战立场变得醒目。
时任法国总统的希拉克和时任德国总理的施罗德结为坚定的反战同盟。这使他们赢得了广泛的支持，也获得不少美誉，在他们先后离开政坛之后成为他们的政治资产。
希拉克把艺术视为他的“秘密花园”。少年时代的他就热爱诗歌和绘画。在回忆这段时光时他说：“当时的我是个孤独的孩子，被最古老的文化所吸引，游离于时代之外，对政治或其他时事无动于衷——吉美博物馆对于我这样的孩子来说是绝无仅有的启蒙之地。”
1951年10月，希拉克进入巴黎政治学院学习。青年时代的希拉克深受圣雄甘地的影响，当年他从收音机里听到甘地被刺的消息，这让他深受震动。甘地的去世是希拉克青年时代所感受到的最大冲击之一。“作为我年轻时的偶像，圣雄甘地是对我政治观的形成影响最大的人之一。”
2010年11月5日，希拉克应邀到上海访问，同时为其回忆录在中国的出版与读者见面。“我觉得有必要让世人了解我的政治追求，以及在我四十年的从政生涯中引导我进行抉择的政治信念。我希望通过此书向那些我曾有幸接触的卓越人物表达敬意。”希拉克对他的中国读者说。
回忆录的出版始于2009年，当时译林出版社版权负责人参加法兰克福书展，获悉法国罗贝尔拉夫出版社即将推出希拉克的传记，于是就跟出版社的人接洽。
当时大概有三四家国内重要的出版社，得到消息都去竞价，想购买希拉克回忆录的版权。译林出版社出版过希拉里的《亲历历史》、克林顿的《我的生活》、奥巴马的《我父亲的梦想》，包括德国总理施罗德、巴基斯坦前总统穆沙拉夫的传记，在国际版权贸易中有过成功的经验。基于此，罗贝尔拉夫出版社把希拉克回忆录版权授予译林出版社。
洽谈的时间一个半月，译林出版社以25000欧元预付金获得版权。
拿到书稿是在2009年的10月，2010年的11月就出版。
对希拉克的专访是在他到访中国之前，我通过电子邮件访问这位远在巴黎的前总统。
希拉克很高兴回忆录能被中国读者所关注，他说：“法国需要向世界传达一种独特的声音。这种声音表现为对于权利的尊重和对人道主义与多边主义的奉行。国际社会对这种与众不同的声音充满了期待。”
对中国的认识是希拉克看重的人生经历。1975年5月邓小平正式访问法国，这是中法建交以来中国领导人第一次访法。希拉克回忆道：“毛泽东发起的灾难性的‘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长时间受到冷遇的邓小平当上了副总理。他似乎为中国带来了新气象。在其中山装的外表之下，我感觉到的是那古老中国的生命力和展现欲。中国文化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化之一，它今天依然滋润着一个不靠意识形态，而是凭借千百年的习俗传统而运作的国度。”政治、文化与人性
你18岁开始研究异域国家，包括俄罗斯和中国。你说你对亚洲的了解最先来自吉美博物馆，当时什么给了你启示？
希拉克：我确实是在吉美博物馆发现亚洲艺术的。小时候我上学时会路过吉美博物馆，我常常在那里停留很长时间，甚至耽误了上课。我被博物馆的氛围、展览和古老的艺术所深深吸引。我还喜欢在塞纳河畔徜徉，沉迷于阅读旧书商出售的二手杂志，特别是关于远东艺术品的。对我而言，那是一段梦想、逃避现实和渴望冒险的时光。
你小时候就可以流利地讲俄文，涉猎俄国历史和文学，阅读托尔斯泰的全部作品，翻译普希金的诗，俄罗斯的文化传统和精神世界对你有影响吗？
希拉克：在学生时代，我最初想学梵语。我在14区的一幢旧房子里找到了一位名叫贝拉诺维奇的先生，他教授梵文。上完几节课后，他对我说：“你没有天赋。你最好还是学习俄语吧。”我听从了他的建议。他到我家住了下来。18岁时，我可以说两种语言了……尽管因为不怎么用俄语，我已经忘得差不多了，但是我对俄罗斯、它的民族和文化都保有一种非常特殊的感情。
你很早就对亚洲艺术感兴趣，据说你更喜爱日本文化。你曾经44次访问日本。你为什么如此偏好日本文化？你认为中国文化与日本文化的主要差异是什么？
希拉克：日本文化来源于6世纪至7世纪的中国文化。在我看来，中国文化似乎经朝鲜半岛传入了日本。紧接着，日本按照自己的特色发展了一种原创的、引人入胜的独特文化。但是认为我更喜爱日本文化是不准确的。按照我的信念，所有的文化都具有相同的价值。每一种文化都有自己的特色。亚洲文化的多种多样其实是对人性的丰富多彩的一种深刻反映。
成年后对自己的个人爱好守口如瓶，以至于有人认为你对一切文化都无动于衷。为什么要守口如瓶？对政治家来说，政治和文化不能相容吗？
希拉克：我相信秘密花园的效用。其实，事情都不是用来被说或被知道的。在这座秘密花园中，我很早就开始耕耘，我希望当我从政治的风云变迁中抽身时，还有艺术在那里。我对艺术的激情，尤其是对亚洲艺术的热情，从我年轻时在巴黎吉美博物馆的参观中就确确实实地发生了。
我不知道这种感情是否在我遇到的政治选择中指引了我，但可以肯定的是，这种感情有助于我坚定自己的信念：所有的文化、文明都是平等的、等值的。
你对文化的这种情感影响你一生吗？后来执掌权力——包括巴黎市长、政府总理、共和国总统，你曾制定特别政策致力于文化保护吗？
希拉克：我一直对文化保有一种真正的热情，特别是亚洲文化，尤其对精致古老的中国文化特别敏感。中国文化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文化之一，它在千年的时间中，形成了一种卓越的亚洲表述。不论亚洲成果的起源是什么，只要它富有价值，我就会关注成果本身。我面对那些局限在单一思维体系中的人时，总会保持距离。对我而言，所有的文化都是平等的。所以，对一段特殊时期或世界某一特殊部分赋予优先权的想法总是深深地刺激了我——我们有一种不好的习惯，认为法国18世纪的历史更为重要。这就是为什么我通过中国的诗歌，被世界的多种文化，包括泰诺人和伊努伊特人的文化所吸引。确实，在我执政的过程中，我努力增进对文化的亲近，例如在巴黎创建乔治·蓬皮杜中心和凯布朗利博物馆。圣雄甘地、戴高乐、蓬皮杜
1951年10月，你进入巴黎政治学院，所认可的唯一信念是圣雄甘地的非暴力原则。圣雄甘地曾经在《青年印度》的书中列举“七桩社会罪行”：没有原则的政治；没有牺牲的崇拜；没有人性的科学；没有道德的商业；没有是非的知识；没有良知的快乐；没有劳动的富裕——这些社会罪行是你在后来执政中努力消除的吗？
希拉克：印度是当时通过全体人民的冷静、仁慈、宽容和顽强获得独立的世界上最大的国家之一。但是由于印度分裂所带来的灾难，暴力又掌握了政权，甘地成为了牺牲品。这条消息使我感到深深的痛苦。他一直到今天仍是我的模范和参照，以后也是。我认为他在《青年印度》中列举的“七桩社会罪行”应当能够启示很多的政治领袖。
法国历史上有很多令我们敬仰的伟人，他们传承着伟大的法兰西精神，比如戴高乐将军、乔治·蓬皮杜——后者被你视为精神之父，能谈谈这两位政治家的历史价值和他们对你的影响吗？
希拉克：我很幸运能够遇到两位伟大的国家领袖，他们塑造了法国的历史。我从他们的信任中获得了很大的支持。我对戴高乐将军怀有无限的敬仰。这和我跟蓬皮杜总统的私人关系不一样。乔治·蓬皮杜是一位卓越的、文化造诣极高的人，一位热爱土地的人。如果戴高乐将军不容置疑地心怀法国，那么我可以说乔治·蓬皮杜是心怀法国人。蓬皮杜延续了戴高乐将军的成就，在经济和社会层面，推进了法国的现代化进程。
你长期担任保卫共和联盟主席一职，被称为新戴高乐派的领袖。在你看来，戴高乐派、戴高乐主义的基本宗旨是什么？在法国现代历史中，它扮演的是什么角色？
希拉克：戴高乐主义是法国的特色。它不是一种教条，更不是一种意识形态。戴高乐主义是一种精神：不求最终得到或失去什么；理解努力、统一、团结能够改变一个民族的命运；拒绝丧气、因循守旧和顺从大流；争取开辟新途径。超越区分。超越政党。但始终坚持一个信念：法国有一条特殊的讯息要带给世界。这条讯息就是对权利、人道主义和多边主义的尊重。这就是塑造了戴高乐主义现代性的原则。
你说蓬皮杜预感到我们这个越来越个人化，越来越冷漠，技术至上的社会迟早会重寻对灵魂的认识，而这只有艺术和文化才能办到。一味地追求物质条件不能支撑起他的政治蓝图。这是否也是你本人的观念呢？
希拉克：当然。财富不是最终目的。政治行动的最终目的是提高公民的境遇。财富只是让我们的世界更美好的一种手段。其他的手段还有团结的机制，宽容和尊重的价值，及对文化的亲近。我确信应当摆脱个人主义，今天世界的挑战需要集体的和联合的回答。
在乔治·蓬皮杜的个性以及他作为政治家的优点当中，最使你感动的是他对世界的人道主义视角。他重视文化多样性，关注现代社会不同文化之间不可避免、日益加深而且积极有益的交叉和融合。现在以这样的准则看，世界的发展符合你的理想吗？
希拉克：即便我不再介入政治，我仍对法国乃至世界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局势保持关注。我在衡量经济和财政危机、文化危机、环境危机等种种危机带给我们的困难，为了面对这些前所未有的困难，我们有责任提供新的回答。我们可以利用财务新方案，例如对飞机票进行征税。我们应当使现代化更加人性和协调。我们应当创造新的团结机制。世界格局、邓小平、中法关系
1968年的五月风暴对法国很重要，也影响到世界别的国家，包括中国。那些发出质疑的年轻人所关心的与其说是政治革命，还不如说是道德解放。你说20世纪60年代是一个时代的结束，一个新时代的开始。为什么这样说？
希拉克：在个人层面上，1968年五月风暴在我的政治生涯中永远都是强有力的一段，因为当时作为就业事务国务秘书的我，需要进行艰苦的谈判，以促成格勒纳勒协议。五月风暴也标志着在新时期震荡的法国社会开始了不可避免的变化。
五月风暴首先是一次精神的革新。那些僵化法国的锁扣被消除了，这就保证了之后的重大进步。总之，虽然风暴波及的范围过广，但是我认为它对于法国仍是有益的。
1975年5月邓小平正式访问法国，这是两国建交以来第一次中国领导人访法。你当时负责总理府工作，这次会见留给你什么样的印象？这次访问对中法关系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希拉克：邓小平是我的朋友。他是一位卓越的人物，不仅因为他机智、灵活，而且因为他在不打乱中国的框架和政治机构的前提下，开放中国的决心。他年轻时，和周恩来等人一样在法国生活过，因此他和法国有一种特殊的关系。1975年他访问法国时，我就明白他已经完全把握住了世界的发展，他希望解放中国强劲的活力，使中国适应现代世界。
30年前，邓小平认为巴黎和北京之间的关系是中国摆脱两极格局和冷战阴影的一块基石。现在看是这样吗？你认为现在世界完全摆脱两极格局和冷战阴影了吗？
希拉克：柏林墙的倒塌震动了我们的世界。东德西德的对峙终于消解了，因为人们超越了意识形态间的危险对抗。但是今天我们的世界面临着新的不稳定：新的分裂可能产生……不仅产生在工业国家和新兴国家中，而且产生于这些国家和贫穷国家之间。今天的世界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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