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读书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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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之秘试读：
简介
中国历史界总有一些道学先生，动不动就叫嚷泱泱中华、天朝上国，要胸襟坦荡、大气容人，切不可斤斤计较、睚眦必抱，切不可小家子气，以免遭四夷耻笑。
第一章 中国的历史变迁
五胡乱华时代，中国人的千年恶梦
中国历史界总有一些道学先生，动不动就叫嚷泱泱中华、天朝上国，要胸襟坦荡、大气容人，切不可斤斤计较、睚眦必抱，切不可小家子气，以免遭四夷耻笑。
还有一种观点：汉族人口众多，无论如何也是天然的强势，尤其是在今天。我们历来胸怀宽大，让他们一点也无妨。
这些人就是典型的鲁迅先生所说的“费厄泼赖”分子。
他们才是真正的民族主义分子，总爱以中华大国自居，一厢情愿的做着天朝上国的迷梦，岂不知四夷之所以降伏是因为中华的强大，每当我中华疲弱、衰落之时，它们就会像饿狼一样蜂拥而上，恨不得把我中华生吞活剥，吃个精光。
让我们揭开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一幕——五胡乱华时代，中国人的千年恶梦。
公元316年，司马氏篡夺曹魏建立的西晋王朝在经历八王之乱后，国力损失惨重，虚弱不堪，最终被匈奴人灭国，北方和西域各胡族势力趁天下大乱之机入侵中原，大肆的屠虐汉民，视汉人不如犬狗，史书上记载“北地沧凉，衣冠南迁，胡狄遍地，汉家子弟几欲被数屠殆尽。”
入塞胡族中，羯、白匈奴、丁零、铁弗、卢水胡、鲜卑、九大石胡等部落主体都是金发碧眼的白种人，这些来自蛮荒之域的野蛮胡族还保留着原始的食人兽性，其中以羯族，白种匈奴，鲜卑族三族最为凶恶。
公元304年，慕容鲜卑大掠中原，抢劫了无数财富，还掳掠了数万名汉族少女。回师途中一路上大肆奸淫，同时把这些汉族少女充作军粮，宰杀烹食。走到河北易水时，吃得只剩下八千名少女了，慕容鲜卑一时吃不掉，又不想放掉，于是将八千名少女全部淹死，易水为之断流。
至于羯族就简直可以称之为“食人恶魔”了。
史书记载羯族军队行军作战从不携带粮草，专门掳掠汉族女子作为军粮，羯族称之为“双脚羊”，意思是用两只脚走路像绵羊一样驱赶的性奴隶和牲畜，夜间供士兵奸淫，白天则宰杀烹食。
在羯族建立的羯赵政权统治下，曾经建立了雄秦盛汉的汉民族已经到了灭族的边缘。
到冉闵灭羯赵的时候，中原汉人大概只剩下400万（西晋人口2000万），冉闵解放邺都后一次解救被掳掠的汉族女子就达二十万。
这些汉族女子是被羯族人当作“双脚羊”来饲养的家畜，随时随地被奸淫，也可能随时随地被宰杀烹食。有五万多少女这时虽被解放，但也无家可归，被冉闵收留。后来冉闵被慕容鲜卑击败，邺城被占。这五万名少女又全部落入食人恶魔慕容鲜卑的手中。慕容鲜卑奸淫污辱，又把这五万名刚刚脱离羯族魔爪的可怜少女充作军粮。一个冬天就吃了个干净。邺城城外这五万名少女的碎骨残骸堆成了小山……
这在今天听来就如同《指环王》里所描述的魔兽世界。
五胡乱华时代的中原是汉族的人间地狱，胡族的兽欲天堂。
历史前进到了这里，我们必须要详细了解一个在今天几乎不为人知的雄奇人物：五胡乱华时代的战神天王—冉闵皇帝—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民族英雄。
在五胡乱华，胡族大肆屠杀汉人的纷乱年代，老百姓为了活命，迁徙的流民潮几乎席卷了整个中国。冉闵的父亲冉瞻就出身于当时名震天下的乞活义军。乞活义军是西晋末至东普活跃于黄河南北的流民武装集团的一支，抗击胡族，为生存而战。冉瞻在一次作战时为羯赵俘虏，因伤势过重没几天就去世了，羯赵国主石勒欣赏勇冠三军的冉谵，见当时十一二岁的冉闵聪明伶俐，石勒就将小冉闵认作干孙子，为他改名叫石闵，并一手将他带大。仇人的强大使冉闵只有将仇恨深埋心底，强忍内心悲痛讨石勒欢心。成年后的冉闵骁勇善战，在羯赵与鲜卑的战斗中屡立战功，逐渐成为羯赵帝国的高级将领。
公元349年，羯赵皇帝石虎死后其子十余人互相残杀。公元350年正月，石闵宣布复姓冉闵，杀死羯赵皇帝石鉴，同时杀死石虎的38个孙子，尽灭石氏，一举灭掉了残暴不可一世的羯赵帝国。其后冉闵即皇帝位，年号永兴，国号大魏，史称冉魏。
他下令邺都城门大开，凡“六夷”（匈奴、鲜卑、羯、氐、羌、巴氐）“与官同心者住，不同心者任所之”。一夜之间，方圆几百里的汉人，扶老携幼，全往邺城里面涌；而一直以邺城为老窝的羯胡及六夷外族，推车挑担，拼命往外跑。
冉闵意识到这些胡族终究“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始终是中原战乱不绝的祸根，便颁下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杀胡令》：“凡内外六夷胡人，敢持兵仗者斩，汉人斩一胡人首级送凤阳门者，文官进位三等，武职悉拜东门”。
一时间，邺都城内汉人纷纷拿起武器追杀胡族，冉闵亲自带兵击杀邺城周围的胡人，三日内斩首二十余万，尸横遍野，同时冉闵还扬言要六胡退出中原，“各还本土”，否则就将其统统杀绝。
各胡深惧其下场将如同羯族与白奴人，组成联军连番围攻冉魏政权。面对胡族联军的疯狂反扑冉闵沉着应战：首战以汉骑三千夜破凶奴营，杀敌将数名，逐百里，斩凶奴首三万；再战以五千汉骑大破胡骑七万；三战以汉军七万加四万乞活义军破众胡联军三十余万；四战先败后胜以万人斩胡首四万；五战以汉军六万几乎全歼羌氐联军十余万；六战于邺城以一二千刚组织的汉骑将远至而来的胡军七万打的溃不成军。各地汉人纷纷起义响应，开始对入塞中原的数百万胡族展开大屠杀，史载“无月不战，互为相攻”，一举光复山东、山西、河南、河北、陕西、甘肃、宁夏。迫于冉闵和诸路中原汉军的武力威胁，氐，羌，匈奴，鲜卑数百万人退出中土，各自返还陇西或河套草原一带原来生活的地方，一些胡族甚至从此迁回万里之外的中亚老家。在返迁的路上这些不同民族的胡族相互进攻对方，掠杀对方，抢食粮食，甚至人肉相食，能成功回去的人十个人中仅有二三人。
诸胡乱中华时，北方汉人被屠杀的只留下四五百万，最主要的凶手是凶奴人和源于东欧高加索山到黑海草原地区的白种羯族。（这个民族有拿人头祭祀的习惯）冉闵灭羯赵，歼灭三十多万羯族与凶奴为主的胡兵。冉闵后来在邺城对羯族屠杀了二十几万，加上全国各省各地的复仇屠杀。羯族与凶奴在血腥的民族报复中被基本杀绝。
至此，石虎的十四个儿子，两个被他自己处死；六个自相残杀而死；五个被冉闵灭族，一个投靠东晋，被斩于街市；全部死于非命。认冉闵为干孙子的石勒没有想到二十年后，这个十一二岁时由他带大的小孩，会有一天再复姓冉闵，灭绝整个羯族，把他的子子孙孙杀的干干净净，一个都不留。
五胡中的四胡在种族仇杀中都受到了毁灭性的打击，而统治今天外蒙内蒙和中国北部的鲜卑却进入极盛时期。
公元352年，冉闵将城中的军粮分给百姓，独自带领1万人马去今天的河北定州征粮。鲜卑族得到这一消息，急调二十万鲜卑骑兵南下，想乘机消灭因刚扫清中原而元气未复的冉魏政权。冉闵被鲜卑的十四万先头骑兵部队在常山包围，在拼死突围的冉魏士兵掩护下，冉闵连杀三百余人，最终被俘，他的手下仍然和敌人拼命，掩护随军的其他重要官员撤离战场，一直杀到最后一人……
鲜卑国主慕容俊嘲讽冉闵：“你只有奴仆下人的才能，凭什么敢妄自称天子？”冉闵怒道：“天下大乱，尔曹夷狄禽兽之类尤称帝，况我中土英雄呼！”慕容俊大怒，斩冉闵于遏陉山。史书记载，冉闵死后：“山左右七里草木悉枯，蝗虫大起，从五月到十二月，天上滴雨未降。慕容俊大惊，派人前往祭祀，追封冉闵为武悼天王，当日天降大雪，过人双膝”。
冉闵就义后，冉魏国的臣子绝望至极，悲天呼地，纷纷守节自缢，少部分逃往东晋，无一投降前燕者。冉魏几十万汉人不甘受辱，纷纷逃向江南，投奔东晋。东晋军未能及时接应，使得几十万百姓中途受到鲜卑大军追击、屠杀，死亡殆尽。晋将自杀谢罪。
由于冉魏王朝时间很短，大臣多自杀殉国，没有人给冉闵写书立传。后来统治北方几百年的鲜卑族的北魏史学家污蔑、诋毁、辱骂汉族人的民族英雄冉闵，而后代又缺乏资料，只能根据以前遗留的资料来整理。
现在的历史文献对五胡乱华绝口不提，只是笼统的称为两晋南北朝，历史界只承认胡族在北方建立的十六国，却不承认汉族人建立的四个政权，其中就包括冉魏政权，不承认冉闵的皇帝身份，理由是起兵反叛羯赵的冉闵是谋反篡位，不如司马氏（篡夺曹魏）建立的东晋“正统”。
近代有些人片面强调冉闵的杀胡，而说不清冉闵杀胡的原因，一味破口大骂冉闵是屠夫、破坏民族融合，是历史的罪人，胡说什么本来汉人与当时的胡族彼此学习，各胡向往中国文化，汉人也向胡人学习放牧，文化上已彼此在逐步同化。
这根本就是放屁。从匈奴人开始，鲜卑、突厥、契丹、女真、蒙古、满洲、一直到沙俄老毛子、八国联军还有日本鬼子，哪个入侵中原的异族是因为向往中国文化才跑到中原来杀人放火、奸淫掳掠？它们全都是垂涎中原辽阔肥沃的土地、数不尽的财宝金银……
更不用说那些穿兽皮，吃人肉的野蛮部落，它们哪里懂得礼仪廉耻，伦理道德？它们是作为强盗来到中原、作为强盗被杀死在中原、作为强盗被驱逐出中原，我大汉民族怎能与禽兽“融合”？“和睦相处”？
勤劳、智慧的汉民族在中原大地创造了璀璨的农耕文明，短短几十年就被这些胡族摧残殚尽，却要向这些蛮族学习什么放牧？
西晋作为一个国家灭亡了，汉民族都要被屠杀光了，还奢谈什么仁恕、民族和解？简直是痴人说梦，民族生存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不驱逐这些胡族恐怕中华民族早就亡国灭种了。转正是冉闵的“杀胡令”使五胡乱华时期汉减胡增的人口趋势得以逆转，使鲜卑等众胡统治阶级不得不依靠汉族武装势力，为其后中国的盛唐复兴创造了条件。
如果没有冉闵的“杀胡令”，没有他号召汉人复仇，驱逐各胡出中原。以后会是什么样？几百万白种胡族在中原繁殖上千万人口后必然向南方拓展生存空间，再把南方的汉人杀绝，中国的主体民族汉族就会被异族取代，最终整个中国都被这些白种胡族彻底占据。汉族人最终的命运会怎样？看看今天印度种姓制度下的贱民就知道了。
羯赵帝国在其建立之初就注定了灭亡的命运。因为羯赵的统治者是一群来自西域的也仅仅是异域胡人而已，如果不是中原天下大乱，无论如何也轮不到这帮凶神恶煞、臭气冲天的家伙成为中原大地的主人。而且，这些羯胡几乎个个都有恶霸习气，三十年来，饱受凌辱，时刻在死亡恐惧中生活的汉人，对这些身穿奇装异服、令人生憎的羯人怨入骨髓，一旦仇恨的盖子揭开，肯定会倾尽宿怨。
两晋时代，汉人血液中仍澎湃着尚武、复仇的血性，怯懦、容让和退缩还未成为文化传统中的主要沉淀，因此，一旦当汉人寻找到翻身的机会，曾经做为被压迫民族的莫大屈辱一下子得到了渲泄，他们所暴发出的毁灭力量也必定令人瞠目结舌——就这样，羯族统治者三十年的残暴在历史极短的瞬间内遭到了灭族的报应，一个民族就完全消失得无影无踪。
到了两宋，女真人灭亡（赵氏篡夺柴氏周政权而建立）北宋，占领了中原，号称中国历史上最富庶、“正统”的南宋政权除了称臣纳供之外，丝毫看不出一丁点的血性，到是屠杀民族英雄岳飞的时候毫不手软，“果敢坚毅”之极。
到了明末，满洲人用“嘉定三屠”、“扬州十日”，还有“剃发令”征服了汉族人，可到了清末又有汉族人为了剪辫子而发疯、自杀的。
日本人研究中国的历史，认为对中国人只要对其使用屠杀威吓就可以征服，变成驯顺的奴仆，所以就有了南京大屠杀、百人斩比赛、三光政策……这都是汉族人血性消退，怯懦、容让和退缩酿成的苦果。
抗战胜利，猥琐不堪的在华日人，恰恰也面临羯族人当时的景况，但是最终没有几个日人被杀，中国人对这些贱虏真的非常“仁义”，还扶养了不少日本“遗孤”。其实，对这些一直凭借军队的血腥镇压骑在中国人民头上作威作福、强取豪夺的日本**完全应该斩尽杀绝，把那一百万日本降兵全部活埋，来个“坑日寇百万”。
因为日本狗的本性就是欺软怕硬，一朝血流成河，可以让它们在五百年内都谈华色变！转我们现在总是拿孔夫子“以德报怨”的四个字来当作我们软弱的借口和装点我们稀薄血性的掩饰，其实温良恭俭让的孔夫子当时说出的是八个字，其表述之意完全是积极、主动、大义凛然的勇武精神：“以德报怨，何以报德”。
冉闵皇帝，当这个1600年前让所有四方蛮族胆颤心惊的一代雄杰被中国人理直气壮的尊奉为中华民族英雄的时候，就是中华民族真正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之日。
中国人口在历史上的变迁之谜
历史上的中国经过历代战乱，真正的炎黄子孙在中国的国土上已经没有多少了。我们现在的中国人，是由百越集团、苗蛮集团、华夏集团、戎狄集团融合而来的。（也既现代科学证明的四大基因集团）。华夏集团在历史上最残烈的一次灭绝是蒙元帝国的大屠杀，除了当时的一些叛将，顺民能活下来，真正的汉人除了福建一带的客家人（南宋遗民），已经几近绝迹。
华夏集团的人口的特征是黑眼睛，单眼皮。三绺胡子。A型血。而现在的中国人，大多数都是深褐色眼瞳了。
只是到了近代、由于环境的污染和痢特灵的使用，人们的眼瞳都多被黄染了。
考古学家和人类学家研究发现，在炎黄子孙身上有三项区别于世界其他民族的特有的生理印记。一是铲形门齿。上颌两颗中门齿的两边缘翻卷成棱，中间低凹，像一把铲子。我国绝大多数人是这种门齿，二是青斑。新生婴儿的尾骶部或其他部位常有淡灰色或青灰色的斑块，既“蒙古斑”。我国新生婴儿几乎都有这种特征，一般一二岁时褪去。三是内眦褶。在眼的内角处，由上眼睑微微下伸，遮掩泪阜而呈一小小皮褶，旧名“蒙古褶”。我国大部分人有这种褶，而外国人却无此褶。人类学家判断，这三项印记，是由炎黄祖先遗传而来的，其中铲形门齿可追踪到旧石器时代的远祖。
造成中国历史上的人口大锐减、有赤壁大战之后的人口大萧条，有南北朝的五胡乱华，唐朝末年的五代十国大混乱、大屠杀，元朝的蒙古兵南下的大屠杀，满清入关后的大屠杀。历史上这几次大的战乱，是造成中国历史上的人口剧烈变动的主要原因。
司马迁记载：秦国攻魏杀8万人，战五国联军杀8万2千人，伐韩杀1万人，击楚杀8万人，攻韩杀6万人，伐楚杀2万人，伐韩，魏杀24万人，攻魏杀4万人，击魏杀10万人，又攻韩杀4万人，前262年击赵白起杀尽42万人，又攻韩杀4万人，又攻赵杀9万人……前207年项羽坑秦降兵20万。战国末中国人口2千万人。可中国军队却远远超过欧洲：秦始皇守五岭用兵50万，防匈奴30万人，修长成50万，造阿房宫秦皇陵的130万人（其中受宫刑者达70多万人）。以至于“丁男被甲，丁女转输，苦不聊生，自经于道树，死者相望”（《汉书、严安传》）。
从公元前195到公元前205年西汉建国初期，共历十年。秦朝末年有2000多万人，到汉初，原来的万户大邑只剩下两三千户，消灭了原来人口的70%。大城市人口剩下十分之二三。甚至出现了“自天子不能具钧驷，而将相或乘牛车，齐民无藏盖”的现象（《史记·平准书》）。《史记·匈奴列传》载，匈奴族为夏后氏后裔，始祖叫淳维，殷时称荤粥，秦时称匈奴。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匈奴的单于头曼统一了匈奴各部，楚汉战争时，头曼之子冒顿杀父自立，又东灭东胡，西逐大月氏，掠夺了大量的土地、财富和几十万人口，形成了一个东接朝鲜，北至西伯利亚，西达西域，“南与中国为敌国”的强大奴隶制国家。汉武帝在位五十多年（前140-前87年），几度讨伐匈奴，海内虚耗，人口减半，50%的人死亡。
关于匈奴族西迁的历史，中国史书语焉不详，多为“向西方跑了”。匈奴史专家、内蒙古大学教授林干说：“公元前1世纪时汉武帝使匈奴遭受重创，部分匈奴或内服或西迁西域，并终使匈奴后来分裂为南匈奴与北匈奴。至公元89至91年时，北匈奴在南匈奴与汉朝军队的共同打击下接连大败，受北匈奴控制和奴役的部族或部落也纷纷乘机而起，北匈奴主力便远走伊犁河流域、中亚、顿河以东与伏尔加河等地。其后，中国北方的鲜卑族强大起来，逐步占有匈奴故地，五六十万匈奴人遂‘皆自号鲜卑’，都成了鲜卑人。”
西迁的匈奴人在公元374年击灭位于顿河以东的阿兰国后，便开始扮演着推动欧洲民族大迁徙的主要角色，对欧洲历史产生了很大影响。虽然如昙花般的匈奴王国在欧洲消失了，但是许多匈奴人很可能留了下来。许多学者认为匈牙利人就是其后裔。匈牙利人与欧洲其他地方人的长相有明显区别，匈牙利民歌很多与陕北、内蒙古的民歌在调上是一样的。陕北民歌如信天游的产生远比蒙古人早，很可能与匈奴有关。
自号“长安匈奴”并以长篇小说《最后一个匈奴》蜚声文坛的作家高建群说：“匈牙利人吹唢呐和剪纸的情形和中国陕北的一样，他们说话的尾音也与陕北口音很相似。匈牙利诗人裴多菲在一首诗中曾经这样写道：我们那遥远的祖先，你们是怎么从亚洲走过漫长的道路，来到多瑙河边建立起国家的？很多匈牙利学者都认为这个国家与匈奴后裔有着密切的关系。”
汉末的三国鏖战，公元156年人口5007万，经过黄巾起义和三国混战，公元208年赤壁大战后的中国，全国人口为140万，公元221年人口下降到90万；损失了98.3%。尚不如现在中国一个城市的人口多。“马前悬人头，车后载妇女”、“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余一，念之断人肠”，公元208年赤壁之战曹操说汉末三国大动荡活下来的人只是原来人口的1%！一直到公元265年，三国人口总计才767万。三国鏖战是造成当时的中国人口大萧条的主要原因。
西晋的“八王之乱”使西晋初年并不十分发达的经济，受到更为严重的破坏，与此同时，关东地区又爆发了罕见的蝗灾和瘟疫，史载“至于永嘉，丧乱弥甚。雍州以东，人多饥乏，更相鬻卖，奔迸流移，不可胜数。幽、并、司、冀、秦、雍六州大蝗，草木及牛马毛皆尽。又大疾疫，兼以饥馑”，“流尸满河，白骨蔽野”（《晋书·食货志》）。到西晋时期，胡人已经遍布北方各地，关中地区尤其众多。当时人江统在其著名的《徙戎论》中惊呼，“关中之人百余万口，率其多少，戎狄居半。”五胡乱华之前，北方迁入中原的胡人已高达数百万，很多地方超过了当地汉人人口。五胡乱华时期，又有大量的西北诸胡和北方的鲜卑迁入中原。《晋纪》《晋书》记录当时永嘉丧乱，中原士族十不存一。
唐编《晋书》卷65《王导传》据说：“洛京倾覆，中州士女避乱江左者十六七。”。这就是说，南迁的人超过了半数。
留在北方的人命运很悲惨。凶奴、羯等族军队所到之处，屠城掠地千里。（如《晋阳秋》残本所称的“胡煌”石勒一次就屠杀百姓数十万，诸晋史中也有大量屠杀记录，屠杀在数个州开展）
当时“北地沧凉，衣冠南迁，胡狄遍地，汉家子弟几欲被数屠殆尽。”
残留的汉人，为了免于屠杀，纷纷筑堡自卫，与胡人对抗。但这并不意味着一些人认为的“坞堡遍地都是”，当时的北方壁堡也要相隔百里才有一个。
按鸣沙屈出土的《鸣沙石室佚书》记录：“永嘉大乱，中夏残荒。保壁大帅数不盈四十。多者不过四五千家，少者千家五百家。”
由此推测当时北方的汉人最多不过四百万左右。
大屠杀了多年之后，石勒估计也杀累了，听录了谋士要他建立“根据地”做“皇帝”的建议，改变策略，开始有了收降汉人做奴隶的政策，而不再一味搞大屠杀。永嘉六年（公元312年），石勒根据汉人张宾的建议，定都襄国。中原农业经济得到一点恢复。
在南方石勒长期与祖逖将军做战，祖将军死后，没人能有效的组织北方各堡与胡人对抗。公元320年前后，屈指可数的几个保壁大帅也最后降石赵，石赵王朝完成了对中原和关中的牢固统治。
到公元349年，冉闵屠胡之前，迁居中原的胡人高达五六百万之多，数量上相当惊人，他们是在东汉、魏、晋、石赵四个朝代因各种原因迁到中原地区来的胡人。有被当时政府强迁进来的，有主动迁进来的，有武装打进来的。
晋朝统治时期，在“南达长江，北到燕辽，西起关陇，东至东海”的广东区域，不断的有各胡酋占山为王，扰乱地方。但大都不敢公开反对东晋的统治，为害的区域只是个别郡县，不对晋朝统治集团构成威胁。直到匈奴人刘渊和羯族人吸桑石勒等的出现，匈奴、羯人合流，胡人铁骑横扫了整个黄河流域，建立后赵。
后赵统治北方时，当时的汉人不超过五百万左右，胡人却与这个数相当甚至高于这个数。胡人人口还在增长，而汉人不断减少。《晋书》：“方今四海有倒悬之急，中夏逋僭逆之寇，家有漉血之怨，人有复仇之憾！”以冉闵为首的汉族人们对入塞胡族的复仇行动，是汉人发起的绝地反击。
入塞胡族成份复杂：像羯族、白奴族、丁零族、铁弗族、卢水胡、鲜卑（史书称白虏）、九大石胡的远迁部落等主体都是金发碧眼的白种人。
氐族包括大月氐、小月氐和巴氐。大月氐主体为白种人，小月氐和巴氐主要为黄种人。
而姜、夫余、乌桓（东胡与匈奴混血）、和入侵辽宁的高丽等民族主体为黄种人，个别部落除外。
如果等他们杀尽了北方汉人，在中原地区繁殖起来。会成为一个金发碧眼的种族（根据现在鲜卑后代千分之几白人血统都成显性基因的特征），会再向南方要生存空间，再把南方的三百万人杀掉，或大部份杀光小部分汉族被溶入新的种族。而不是其它各胡基本上被杀绝，仅占北方汉人人口百分之几不到的胡人溶入北方汉族。汉族像其它的三大古国的民族一样亡族是很可能的。
公元304年，当时还是“八王之乱”。幽州刺史刺史王浚引进慕容鲜卑来对付成都王颖。慕容鲜卑乘机大掠中原，抢劫了无数财富，还掳掠了数万名汉族少女。回师途中一路上大肆奸淫，同时把这些汉族少女充作军粮，宰杀烹食。走到河北易水时，吃得只剩下八千名少女了。幽州刺史王浚发现后，要求慕容鲜卑留下这八千名少女。慕容鲜卑一时吃不掉，又不想放掉。于是将八千名少女全部淹死于易水，易水为之断流。
公元311年，刘曜攻长安，关中地区的人口仅余1-2%。这是由于铺天盖地苛捐杂税的原因，迫使缺衣少食的农民卖儿卖女，卖完后仍然凑不够，只好全家自缢而死，道路两侧树上悬挂的尸体，前后衔接。
公元329年石勒建立的后赵政权，务除前赵积弊，实力得以迅速发展，足与东晋相抗。羯胡在河北暴孽，残害汉民，先驱有数十万汉丁修林苑甲兵，死伤遍野。后五十万人造甲，十七万人造船，死亡超过三分之二，又有夺汉女五万入后宫肆意奸淫凌杀污辱之行。
石勒死后，子石弘继位，为其侄石虎所杀，石虎自立为帝，迁都于邺（今河北临漳）。石虎为人极端残暴，穷兵黩武，令许多人为筹措从军装备、被迫卖儿鬻女，许多百姓不堪苦役，自刎或投环，死者相望，而征令仍有加无减，毫无人道的残酷奴役汉人。
石虎死后，其子十余人互相残杀，石虎的养孙冉闵是汉人，最后杀死了傀儡皇帝石鉴，自立为帝，改国号为魏，史称冉魏。公元350年前后，冉闵歼灭数十万后赵军团，推翻万恶的后赵王朝。
史载：冉闵杀尽后赵皇室，下令：“凡杀一个胡人者，官升三级。”霎时间，仅首都邺城屠杀胡人20万，造成数百万人的死亡。冉闵发布“杀胡令”，致书各地，号召汉人起来疯狂屠杀胡人复仇，史载全国各地：所在承闵书诛之。当时河北、山西、山东、河南、安徽、江苏、湖北北部、陕西的汉人都纷纷起兵，仅邺都一地被杀的胡人就高达20几万（甚至远在陇西的麻书收到冉闵的“讨胡檄文”后，都杀掉所部胡人响兴，因为陇西胡人太多，麻秋带领部下斩关向东出关中去投靠冉闵，中途与胡人王朗干了一仗，杀朗部胡人数千，后被氐酋蒲洪捉了去。）
除了向侵略者报仇外，冉闵最大的功绩还在于驱逐胡蛮数百万出中土。冉闵要求各胡退出中土，各还本道。公元350年到公元353公，羌、氐大量迁回陇西，以后在关中建立了前秦和后秦，一些匈奴人返回蒙古河套等地，五大石胡的那些部落甚至远迁回中亚的老家。
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和《晋书》中这一时期：冉闵驱逐诸氏羌胡蛮数百万“各还本土”（各自返回自己老家去），路上互相杀掠，饥疫死亡，得到家的十止二三。——这一方式又变相的造成了数百万胡人的死亡。
至今西欧人只承认：“现在在欧洲的匈奴人，是冉闵赶过去的，不承认是汉武帝打过去的”。
冉闵灭后赵，歼灭三十多万羯族与匈奴为主的胡兵。冉闵在邺城对羯族屠杀中、杀了二十几万羯族，加上全国各省各地的复仇屠杀。羯族与匈奴在血腥的民族报复中被基本杀绝。
当时一支万人的羯族部族，因为向北投降鲜卑而保留下来，后来鲜卑人帮助他们杀了冉闵，鲜卑入主中原。这支羯人在鲜卑的统治下以打仗为业。鲜卑内战时羯酋造反，压抑久了的尔朱羯疯狂地杀着鲜卑人，差点将鲜卑灭族。
在鲜卑复仇的打击下，羯人在后景带领下跑到南方梁朝统治区，好心的南方梁朝政府接纳了他们，收为雇佣军。忘恩义的后景杀死了梁武帝，对江南汉人实施血腥的种族屠杀，使原本人口众多，千里沃土的江南变成赤地千里，尸骨遍地，杂草丛生的不毛之地（仅屠建康城就将全城四万户约二十万人杀绝，）直到后来，南梁将领陈霸先带珠江流域的两广军队，准备充分后北伐江南，花了很大代价才灭此悍族，这一种族才真正从地球上消失。
这就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后景之乱，
羯族简直就可以称之为“食人恶魔”了。史载他们行军作战没有粮草，掳掠汉族女子作为军粮，羯族称汉族女子为“双脚羊”。夜间奸淫。白天则宰杀烹食。羯族对汉族的血债实在太多，在他们所建立的后赵政权中，汉族几乎到了灭族的边缘。冉闵灭后赵政权，一次解放被掳掠的汉族女子达二十万。这些汉族女子不是被掳去作妻作妾的。而是作为“双脚羊”一样的家畜。随时随地被奸淫蹂躏。也可能随时随地被宰杀烹食。有五万多少女这时虽被解放，但也无家可归。被冉闵收留。后来冉闵被慕容鲜卑击败，邺城被占。这五万名少女又全部落入食人恶魔慕容鲜卑的手中。慕容鲜卑奸淫污辱，又把这五万名刚刚脱离羯族魔爪的可怜少女充作军粮。一个冬天就吃了个干净。邺城城外这五万名少女的碎骨残骸堆成了小山。
到了南北朝时，拓跋鲜卑的拓跋焘发动三十万大军进攻宋国，居然不带一点粮草，如果掠夺的食物不能解决需要的话，就只能是“掠人而食”了。事实上他们也确实是这么干的。
冉闵建立的国家后期，汉族流民从各地拥入邺城及其附近。加上长年征战，农业生产欠收，城中粮食供应不足。冉闵将城中粮草分发给百姓后，带领一万兵（大部份是步兵）去今天的河北定州征粮。原住在蒙中高原的现屯兵边界的鲜卑人得到这一消息，急调二十万鲜卑骑兵南下，想消灭刚扫清中原而元气未复的冉魏政权、坐收渔人之利。冉闵却对鲜卑兵的行动却浑然不知，在常山被鲜卑人的十四万先头骑兵部队包围。不料鲜卑人却被个个奋勇争先的冉军、再加上天神下凡般的冉闵，打得十战十败！
史称冉闵身长八尺，善谋策，勇力绝伦，攻战无前。冉闵左操双刃矛，右执钩戟，骑朱龙马，每战冲锋在前，杀敌数百人。在占绝对优势的众胡联军兵力围攻中，创造了很多军事奇迹，与鲜卑的决战，他以一万汉军敌鲜卑十四万铁骑，十战十捷。
冉魏国虽然一度基本扫清了常山以南的中原地区，但他的民族报复政策，导致各胡族的空前大联合，在攻襄国时被众胡联军击败，军民死十余万，不久为鲜卑所灭。据说中计被困的冉闵骑朱龙马，持矛戟，于十余万鲜卑铁骑军中，手刃三百余鲜卑强兵悍将，及至战马受伤（一说朱龙马是累死的）倒地被俘，面对鲜卑国主质问仍大呼：“天下大乱，尔夷狄禽兽之类犹称帝，况我中土英雄，何为不得称帝邪！”（天下大乱，你们这些禽兽一样的蛮夷尚且可以称王称帝，何况我们堂堂中华英雄呢！）
冉闵逞勇残杀，立国三年，死人无数，失败是必然的。但是，他的野蛮行动反映着汉族对羯族匈奴族等野蛮统治的反抗情绪，所以他的被杀，获得汉族人的同情。慕容隽致祭赠諡，正是害怕汉族人给予冉闵的同情心。冉闵恃勇出击慕容隽时，不少人预料必败，大臣刘茂等人说，我主这次出去，一定不能回来了，我们岂可坐等敌人来戮辱，刘茂等人都自杀。邺都被攻破，大臣王简等人也都自杀。秦汉魏晋从来没有亡国后自杀的大臣，因亡国而自杀，是从冉闵的魏国开始的，这也说明汉族与非汉族间斗争的极端尖锐。
没有冉闵，我们汉族早已从地球上消失了，冉闵才是中华民族的真正英雄。
南北朝的五胡乱华，北魏时期，长江以北地区都属鲜卑人，至今有些年老妇女的头饰后仍然留有小纂，就是鲜卑人的遗迹。还有“爸爸、妈妈、哥哥”的称呼，也都来自鲜卑人。五胡乱华时时期，也是中华人口大融和时期，长江以北地区的人口一个明显的特征是眼睛开裂较小，长江以南地区的人口的特征是眼睛开裂较大，是因为百越集团融入中华的原因。
北魏孝文帝推行汉化后，其民都饰汉服，习汉话，取汉姓，与汉人无异。魏之先，出自黄帝轩辕氏。黄帝子曰昌意，昌意之少子受封北国，有大鲜卑山，因以为号。其后世为君长，统幽都之北广莫之野，畜牧迁徙，射猎为业，淳朴为俗，简易为化，不为文字，刻木结绳而已。时事远近，人相传授，如史官之纪录焉。黄帝以土德王。北俗谓土为托，谓后为跋，故以为氏。其裔始均，仕尧时，逐女魃于弱水，北人赖其勋，舜命为田祖。历三代至秦、汉，獯鬻、猃狁、山戎、匈奴之，累代作害中州。而始均之裔不交南夏，是以载籍无闻。（魏书）。
北朝的东、西魏战争，使胡人人口枯竭，两国汉族大地主势力却强大起来，为补充兵源不足，不得不开始大量起用汉军，西凉地区的汉军得到北周起用，正是在这一时期，鲜卑国主们把公主嫁给这些汉族地主势力以拉拢他们，汉军的起用为后来杨坚灭胡和隋唐的建立创造外部条件。
北朝的齐代有2000万人，到北周时人口仅900万；南朝宋代有469万人，到南陈灭亡时只有200万人，损失率达60%。
突厥之先，出于索国，在匈奴之北。（北史）。隋末乱离，中国人归之者无数，遂大、强盛。（北史）南朝人称“索虏”，就是他们。当时的中国，东夷西戎，南蛮北狄。
唐王朝（618——907）年，唐王朝长达289年。安史之乱爆发在唐朝中前期755年。就算安史之乱前都是富强的，也只有137年，衰败堕落有152年。更何况靠出卖隋朝利益，对突厥称臣而篡位夺得江山李渊的统治时期，屡次给突厥人朝贡，屡次被突厥人打击，都差点迁都了，后来李靖把突厥人打走，历史上突厥人有了一次大的西迁，他们就是现在的土耳其、苏丹，沙特人。武则天时期被契丹人打得大败，契丹人都深入河北腹地。司马光《资治通鉴》：突厥汗国衰亡西迁后，一些部落图瓦人由于战争等原因陆续向南向西迁徙，进入今天的中国新疆南部以及中亚等地区，而这些地区的土著居民有一大部分是属于高加索人种的塞人，他们和塞人发生混血以后，体质上发生变化，呈现出高鼻深目的一些特点，后来随着伊斯兰教的传播，他们又放弃了原先的宗教萨满教，进一步被伊斯兰化，逐步演化发展成一些现代民族，比如说维吾尔、哈萨克等等。
而图瓦部落后来却经历了不同的历史过程，主要和蒙古人生活在一起，所以仍然保留了典型的蒙古人种的特点，并接受了喇嘛教。这就是为什么图瓦和同样从突厥部落发展而来的维吾尔、哈萨克等民族在语言上相近，但人种和风俗上却有巨大差异的主要原因。（安史之乱爆发之后）由是祸乱继起，兵革不息，民坠涂炭，无所控诉，凡二百于年。唐给中国造成的祸害难以估计。横征暴敛使人民苦不堪言（为避税逃跑到深山，被吃或吃人现象家常便饭。）大批的华北人民往当时的国外契丹跑，这些人正是以后辽、金、蒙古对付中国的骨干力量。
唐末、五代，前后八十年，中国内外一片混战，亿万生灵涂炭。前后58个皇帝，有42个死于非命。自秦后的所建立三十余个朝代的开国之君出身游民和社会下层的约占了一半。五代十国之间的开国之君十有七八是兵痞、无赖、流浪汉，心狠手辣就是自然的了。椐民间传说，最乱时期的长安城内，集贸市场上的人肉的价格甚至比猪肉价格还低。
唐武宗（841-846年）时有496万户，后周世宗（955-960年）仅120万户，到宋初为200万户。损失率76%。（Re:腌人肉做军粮——中国历史上的人口灭绝之迷[2005-12-30 23：45：22]现在中国北方这片土地上，真正炎黄的后代可能所剩无几，据范文澜通史所述，唐末十六国后，中国北方当地人几乎死绝，全靠蒙古高原的人南下所补充，先后有突厥，鲜卑，契丹，女真，蒙古各民族南下，使中国北方重新人丁兴旺。）如当时移居中原的蒙古人，多以他们的蒙古包的“包”为姓，建立大夏国的赫连勃勃，父亲姓刘，其子孙也姓刘，只有赫连勃勃自号“赫连”。现在陕北姓刘的很多，或许是匈奴的后裔。匈奴的部族很多，进入中原后多以部落或氏族为姓，如姓呼延的、姓独孤的、姓宇文的等。如姓慕容的是鲜卑人的后裔。
元朝初年的蒙古兵南下的大屠杀，中国丧失了7000多万人口。很多中外历史学家推测，中国北方至少有90%人口在蒙古入侵时死于非命。1231年，拖雷引兵攻掠四川，大肆屠杀成都居民。千年古城只落得民无谯类，城中遗骸达到惊人的140万！四川是抵抗蒙古最激烈的地区之一。最近有学者从“宋史”元史和明史提供的数字统计，四川被蒙古人屠杀后人口由一千三百万减少到六十万。
蒙古人对当时金朝政权下的北京城也进行了残酷的洗劫，每次攻下城后烧杀达几个月之久，完全抢劫破坏后才撤离。公元1215年，成吉思汗攻陷金国都城中都（也就是现在的北京），对城中居民进行了长达一个月之久的大屠杀，超过100万人为此殒命，北京这个两三千年的古城完全消失，现在北京没有任何明代以前的建筑，就是这个原因。
在元代以前，中国大的民族在中原有一大分支是羌族，羌族最大的一支党项族作为中国一个很有影响的民族是在西夏时被蒙古人灭绝的。公元1227年，屠夫铁木真发泄兽欲时，被西夏妇女咬掉了‘小弟弟’而最终恶贯满盈于六盘山。其后它的继承者实现了对西夏的征服。出于报复，将西夏境内的居民系数屠戮。仅西夏都城兴庆府（今银川）就有超过80万的居民被屠杀，党项民族也从此灭绝于中华大地。从此羌族在中国历史上不再有影响力。
蒙古人灭花剌子模，屠寻思干（撒马尔罕）城约百万人口；灭西夏，屠八十余万。蒙古人数次西征，凡有抵抗即屠城，共屠数百城。整个中亚一片废墟。1258年，旭列兀（拖雷的儿子，忽必烈的兄弟）的蒙古铁骑攻陷巴格达，大屠巴格达居民。据说120万人死于屠刀下，以至于底格里斯河河水为之一片血红！古巴比伦人惨遭灭绝。蒙古人的征服过程中，灭国无数，这场屠杀是如此的酷烈，许多民族被斩尽杀绝，从而彻底的湮灭于人类空前的兵凶中，典籍上对他们只留下了只言片语的记忆。
1279年，元军与宋军在崖山展开了最后的决战。混战几天后，宋军不支，张世杰与陆秀夫决定撤退。只是，宋军的船队被元军冲散，陆秀夫不愿被俘虏，眼含泪水背着小皇帝跳海自杀，此后，残余的宋军、官员及家眷也纷纷跳海殉国（史载：有数万之众殉国），至此，南宋彻底灭亡。
蒙古兵所到之处想尽一些办法把当地人口杀干净。除了直接屠杀，还焚烧所有的粮仓和房屋，使得逃走的百姓在冬天冻死，践踏破坏农田和灌溉系统，使得当地人以后完全没有食物来源而饿死。用腐烂的尸体去污染水源，使得大量人口饮水后染上疾病而死亡。有些地方有幸存者，但那是因为蒙古军队人少，一时找不到，或者着急要出征别处，一点不说明那些人有半点残余的良心。即使没有来的及杀完就出征了，被屠杀城市的幸存者也住不满城市一角。根据蒙古征服前和征服后人口数量推测蒙古人至少杀了多杀人。很多中外历史学家推测，中国北方至少有80%人口在蒙古入侵时死于非命。成吉思汗的有句名言：“男子汉人生最快乐的事，就是杀人性命，夺尽其所以财产，使其根绝，令其亲属痛哭，再奸淫其妻女”。蒙古帝国在中国境内的种族灭绝，作为世界记录放在《吉尼斯世界记录大全》1985年版。
那些来自蒙古的征服者似乎不认为在自己统治下的老百姓是人，他们甚至经常考虑把这些占地方的家伙都杀掉，然后把土地用来放牧（元史）。中国人甚至连姓名都不能有，只能以出生日期为名，不能拥有武器，只能几家合用一把菜刀，汉人村里新媳妇的头一夜一定要给蒙古保长。在这种淫威下，汉民族有了一次大规模的向东南亚的外迁。
汉民族的外迁、边疆地区各民族内移中原与江南，契丹和女真融入汉人之中……
公元1352年，蒙古统治者还对徐州、杭州居民进行了野蛮的大屠杀。并计划消灭张王刘李赵汉族五大姓。只是由于红巾军的奋起一击，这项种族灭绝政策才没有被最后执行。四川的钓鱼城之战，元朝的元气大伤，淮河以北刘福通领导的红巾军起义，又重创了元朝，后来才有了八月十五杀鞑子一说。
明朝初年，投机窃国得手的朱元璋为了戍边，把大屠杀后剩下的百姓集中在山西的洪桐县一带，分别向全国发遣。好多不愿意离开家园的百姓，被绳子绑在一起，用士兵押着离开家园。当时人们要上厕所用的是“我要方便”一词，由于被绳子绑在一起，要上厕所只能用“解手”一词了。所以要上厕所用的是“方便”一词就由此改成了“解手”一词了，这可能是中国历史上最后的一次民族的大迁徙。所以，后人多说我们的祖先来自山西的洪桐县一带的大槐树下。就是这个原因。如果你去山西旅游，导游会问你的左脚的小脚指有无分岔，据说有分岔的人，都是从山西迁徙出去的。
1988年版《蓬莱县志》中记载的珍贵史料：元末明初，山东为元明争夺要地，明将常遇春血洗山东，山东半岛人口被杀戮殆尽，残存土著极微。据考证，明初中原已经统一，云贵高原仍被元朝占据，不但屡招不降，而且屠杀使者，朱元璋决计讨伐，于洪武十四年（1381年）九月初一，命傅友德为将军、蓝玉、沐英为副将军，率步兵30万讨伐云南，分遣都督胡海统兵3万，趋乌撒，自将大军趋贵州。十二月二十三日，傅友德自曲靖直捣乌撒，元军暂时退却。傅友德下令在乌撒筑城，建筑材料和工具刚一备好，元军引兵复至，由此展开一场惨烈的“乌撒之战”。可见“小云南”先祖缘于全国各地军丁加盟的明朝征元30万大军。明朝建立后，开始向山东半岛大批移民，当地人口为明洪武十五年（1382年）及永乐二年（1404年）两次由小云南的‘乌撒卫’迁入，“小云南”先民，跨越元、明、清三个朝代，由国内各地汇聚云贵，再行迁至山东。可见山东人口也不是当时的齐鲁子弟了。
满清入关后的大屠杀。（满清人又称女真人，古之肃慎，与商同源。我们现在说的“普通话”就是满清人入关后学说的汉话，又叫官话和京白。真正的汉语又叫南音、只有福建一带的南宋遗民、既闽南客家人才有保留，而广东的方言更接近古汉语）。
满清入关前只有十万军队，入关后清军急剧增加到一百万人，这是汉族的一些叛军和蒙古人加入了清军，故现在的满人多是B型血。
清军占领辽东地区后，先是担心当地穷人无法生活而造反，把辽东地区的贫民都抓起来杀掉，称“杀穷鬼”。两年后，清军又怕辽东的富人不堪压迫而反抗，又把辽东地区的富人几乎杀光，称为“杀富户”。共杀辽民300多万，辽东地区的汉民基本殆尽。皇太极破锦州，三日搜杀，妇孺不免；掠济南，城中积尸13万。清军其本性残忍，一路奸淫烧杀：从“扬州十日”到“嘉定三屠”，南昌、广州、大同、金华。由南至北，兽行累累。江阴一县，就杀了17万人，全城仅50人幸存。1649年占领湖南湘潭后屠城；同年平定大同的反清运动，大同全城军民被屠尽，“附逆抗拒”州县及汾州全城也不分良莠一概屠杀。
扬州十日、嘉定三屠、苏州之屠、南昌之屠、赣州之屠、江阴之屠、昆山之屠、嘉兴之屠、海宁之屠、济南之屠、金华之屠、厦门之屠、潮州之屠，沅江之屠、舟山之屠、湘潭之屠、南雄之屠、泾县之屠、大同之屠、汾州、太谷、泌州、泽州等。这些惨绝人寰的屠杀，模式基本一致：根据清军头子发布的屠城令，实施的残忍的集体杀戮，和无耻的集体强奸。而屠杀后，不仅人头被堆积成“京观”，甚至还将女性的敏感部位割下，作为论功行赏的凭据！“取阴肉或割乳头，验功之所，积成丘阜”。
荷兰使臣约翰·纽霍夫（John Nieuhoff）在其《在联合省的东印度公司出师中国鞑靼大汗皇帝朝廷》一书中亦记述到：“鞑靼全军入城之后，全城顿时是一片凄惨景象，每个士兵开始破坏，抢走一切可以到手的东西；妇女、儿童和老人哭声震天；从11月26日到12月15日，各处街道所听到的，全是拷打、杀戮反叛蛮子的声音；全城到处是哀号、屠杀、劫掠”。
南雄大屠杀，家家燕子巢空林，伏尸如山莽充斥……死者无头生被掳，有头还与无头伍。血泚焦土掩红颜，孤孩尚探娘怀乳。（清军文书陈殿桂，《雄州店家歌》）
广州大屠杀，“甲申更姓，七年讨殛。何辜生民，再遭六极。血溅天街，蝼蚁聚食。饥鸟啄肠，飞上城北。北风牛溲，堆积髑髅。或如宝塔，或如山邱。五行共尽，无智无愚，无贵无贱，同为一区。”（《祭共冢文》王鸣雷）亲眼目睹了这次屠杀的王鸣雷，描绘人头堆积的像山丘和宝塔一样高！广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广州市志——宗教志》记载：“清顺治七年（1650），清军攻广州，屠戮甚惨，死难70万人。居民几无噍类……累骸烬成阜，行人于二三里外望如积雪。在东郊乌龙冈，真修和尚雇人收拾尸骸，‘聚而殓之，埋其余烬’，合葬立碑。”西方人魏斐德写道：“尸体在东门外焚烧了好几天……直至19世纪，仍可看见一座积结成块的骨灰堆。”。
嘉定大屠杀，嘉定三屠杀了50多万。“市民之中，悬梁者，投井者，投河者，血面者，断肢者，被砍未死手足犹动者，骨肉狼籍。”清兵“悉从屋上奔驰，通行无阻。城内难民因街上砖石阻塞，不得逃生，皆纷纷投河死，水为之不流”。“兵丁每遇一人，辄呼蛮子献宝，其人悉取腰缠奉之，意满方释。遇他兵，勒取如前。所献不多，辄砍三刀。至物尽则杀。”（《嘉定乙酉纪事》）清军围困嘉定城时，在城外，“选美妇室女数十人……悉去衣裙，淫蛊毒虐”。嘉定沦陷后，清军抢掠“大家闺彦及民间妇女有美色者生虏，白昼于街坊当众奸淫……有不从者，用长钉钉其两手于板，仍逼淫之。”“妇女不胜其*，毙者七人。”（《嘉定屠城纪略》）
潮州大屠杀，“纵兵屠掠，遗骸十余万”，揭阳县观音堂海德和尚等收尸聚焚于西湖山，将骨灰葬在西湖南岩。福建同安县屠城死难5万余人，梵天寺主持释无疑收尸合葬于寺东北一里之地，建亭“无祠亭”，墓碑上则刻“万善同归所”。
常熟大屠杀，“通衢小巷，桥畔河干，败屋眢井，皆积尸累累，通记不下五千余人，而男女之被掳去者不计焉。”“沿塘树木，人头悬累累，皆全发乡民也。”（《海角遗编》）
扬州大屠杀，除了著名的《扬州十日记》外，还有《扬州城守纪略》（“初，高杰兵之至揚州也，士民皆迁湖瀦以避之；多为贼所害，有举室沦丧者。及北警戒严，郊外人谓城可恃，皆相扶携入城；不得入者，稽首长号，哀声震地。公輒令开城納之。至是城破，豫王下令屠之，凡七日乃止。”“亟收公（史可法）遺骸，而天暑众屍皆蒸变，不能辨识，得威哭而去”）、《明季南略》（“廿五日丁丑，可法开门出战，清兵破城入，屠杀甚惨”）等资料。扬州城破，扬州顿成地狱，死者达80余万。比地狱更难忘是人民引颈受戮的场面。史载：只要遇见一个满族士兵，“南人不论多寡，皆垂首匍伏，引颈受刀，无一敢逃者。”一个清兵，遇见近五十名青壮男子，清兵横刀一呼：“蛮子来！蛮子来！”这些人皆战战兢兢，无一敢动。这个清兵押着这些人（无捆绑）去杀人场，无一人敢反抗，甚至没一人敢跑。到刑场后，清兵喝令：“跪！”呼啦啦全部跪倒，任其屠杀。清寇在大屠杀后，往往故意留一些僧侣不杀，让这些幸存者来清理屠场，《扬州十日记》：“谕各寺院僧人，焚化积尸”。《嘉定乙酉纪事》：“城中无主，积尸成丘，惟三四僧人，于被焚处，拆取屋木，聚尸焚之。”
昆山大屠杀，“总计城中人被屠戮者十之四，沉河堕井投环者十之二，被俘者十之二，以逸者十之一，藏匿幸免者十之一。”（《昆新两县续修合志》卷五一兵纪），“杀戮一空，其逃出城门践溺死者，妇女、婴孩无算。昆山顶上僧寮中，匿妇女千人，小儿一声，搜戮殆尽，血流奔泻，如涧水暴下”！（《研堂见闻杂记罚》）
还有著名的《江阴城守紀》：“滿城杀尽，然后封刀……城中所存无几，躲在寺观塔上隱僻处及僧印白等，共计大小五十三人。是役也，守城八十一日，城內死者九万七千余人，城外死者七万五千余人”。清兵在江阴的观音寺“掠妇女淫污地上，僧恶其秽，密于后屋放火。兵大怒，大杀百余人，僧尽死。”（《明季北略》卷11）
在南昌，八旗军把掠来的妇女分给各营，昼夜不停的轮奸（“各旗分取之，同营者迭*无昼夜”）。这些女性“除所杀及道死、水死、自经死，在营而死者亦十余万。先至之兵已各私载掳获连轲而下，所掠男女一并斤卖。其初有不愿死者，望城破或胜，庶几生还；至始方知见掠转卖，长与乡里辞也，莫不悲号动天，奋身决赴。浮尸蔽江，天为厉霾。”（徐世溥《江变纪略》）此书是满清查禁的重点，在乾隆44年被明令销毁，全靠着手抄本流传下来。虽然经过了满清“文字狱”的摧残，但这些暴行依然留下了大量的真实记录：广州大屠杀有西方传教士目击纪录，大同大屠杀，甚至在第一历史档案馆都可以找到资料。《番禺县志》记述：番禺典吏丁有仪夫妻先后被杀，“越日（第二天），所弃儿匍匐尸旁，犹吮其（母亲之）乳，过者无不泪下。”
各地为剃发的屠杀：“去秋新令：不剃发者以违制论斩。令发后，吏诇不剃发者至军门，朝至朝斩，夕至夕斩。”（《陈确集》卷三十）
顺治元年（1644）4月，清兵到达盩厔县境内，生员孙文光的妻子费氏被掠去，“计无可托，因绐之曰：‘我有金帛藏眢井中，幸取从之。’兵喜，与俱至井旁，氏探身窥井，即倒股而下。兵恨无金又兼失妇，遂连下巨石击之而去。”（民国《盩厔县志》卷6）
顺治二年，清军实施扬州大屠杀后，至无锡时，“舟中俱有妇人，自扬州掠来者，装饰俱罗绮珠翠，粉白黛绿。”（《明季南略》卷4）
顺治二年（1645）江阴城陷时，有母子3人，“一母一子，一女十四岁。兵淫其女，哀号不忍闻”，后兵杀其子，释母，“抱女马上去”。又有一兵“挟一妇人走，后随两小儿，大可八岁，小可六岁”，兵杀二子，抱其母走。（《明季南略》卷4）
顺治二年（1645）5月9日，南京失陷时，当涂孙陶氏被清兵所掠，“缚其手，介刃于两指之间，曰：从我则完，不从则裂。陶曰：义不以身辱，速尽为惠。兵稍创其指，血流竟手。曰：从乎？曰：不从。卒怒，裂其手而下，且剜其胸，寸磔死。”（《明史》卷303）
顺治二年7月30日，清军至沙镇，“见者即逼索金银，索金讫，即挥刀下斩，女人或拥之行淫，讫，即掳之入舟。”“遇男女，则牵颈而发其地中之藏，少、或支吾，即剖腹刳肠。”（《研堂见闻杂录》）
清兴安总兵抢夺妇女达100多人，“淫欲无厌”。制作长押床，裸姬妾数十人于床，“次第就押床淫之。复植木桩于地，锐其表，将众姬一一签木桩上，刀剜其阴，以线贯之为玩弄，抛其尸于江上。”（《平寇志》卷12）
昆山县庠生胡泓时遇害，其妻陆氏21岁抱着三岁的儿子，欲跳井，被一清兵所执。“氏徒跣被发，解佩刀自破其面……氏骂不绝口，至维亭挥刀剖腹而死。”（光绪六年《昆新两县续修合志》卷36）
明朝都督章钦臣的妻子金氏，一个弱女子，不肯屈服于淫威，被用1000刀刮死。此事，系清代著名学者全祖望，冒着杀头危险记载下来的。
在四川，清军于1647年公开发布告示，宣称：全城尽屠，或屠男而留女。把四川人杀光了以后，就把罪恶全部推给也杀了一点人的张献忠，还编造出张献忠杀人6个亿的历史第一大谎言！在整个中国，“县无完村，村无完家，家无完人，人无完妇”。敢反抗的忠勇之士几被杀尽，留下的大抵是一些顺服的奴才。此外，满清又杀苗民一百万，杀回民数百万，把漠北蒙古的准葛尔部落杀到最后一个幼童！在世界历史上都是罕见的残忍！
在满清入关后，中国人口损失的总数，很可能是一个大大超过5000万的惊人的天文数字！人口减员超过1亿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满清入关并没有给中国带来什么经济、文化上的进步。相反摧毁了明朝的先进文化，科技发展，经济积累，使中国落后西方三百年。据《冯玉祥回忆录》记载：“蒙古本有一千二百万人。在满清长期统治之后，今已减少至五十万人。满清利用喇嘛教以统治蒙古人民，凡有兄弟八人者，七人须当喇嘛；兄弟五人者，四人须当喇嘛；仅有一人可为娶妻生子的平民……女子没有充当喇嘛的福气，但又难找得相当的配偶，于是都做了内地人泄欲的对象。事实上形成一个乱交的社会”。
当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的时候，孙中山先生提出“驱除鞑虏”的口号，北京以及分散在全国各地的满族旗人并没有因此逃回老家去，而是纷纷改成汉姓，使用汉文汉语，就地包装成汉族。新中国成立后，都融入了中华民族，老百姓是无辜的，真正的罪行是那些统治者一手操纵的。我们应该还历史一个真实，历史就是历史！隐瞒历史的真相就是包庇战争罪犯。无论从什么角度来衡量，只要有起码的人类良知，就不应再为世界历史上最残暴的屠夫们歌功颂德。以世界人民的空前劫难、我们祖先的滚滚人头，来彰显它们的“旷世武功”，赞美它们登峰造极的杀人本事。把屠夫们的屠杀国人的劣行当成英雄事迹拍成辫子剧，而把真正的民族英雄反而当成民贼而贻笑大方。
前不久，一群东北学者和尚可喜后裔多人，在海城、鞍山开会吃喝，然后“与会学者对平南王尚可喜一致予以充分肯定”。认为他能认清大局，顺应潮流，既能与时同进，又能把握机会，明哲自保，急流勇退。这是一位在历史转折关头能掌握自己命运的历史人物。学者们还考察了位于海城市郊区的尚氏陵园和新落成的尚可喜纪念馆。这一陵一馆是海城市的重要历史文物。——会议由辽宁社会科学院历史所所长、等所谓的白吃人民粮食的学者召集并主持。一些为了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名人’，扬言：尚可喜“高举爱国主义的旗帜”，“尚可喜是立下千古大功的”。（你尚可喜帮过清遗的祖宗杀中国人，所以我帮你的后裔愚弄中国人！）
这帮所谓的“历史学家、研究员、专家”，居然勾搭汉奸子孙，毫无廉耻地参拜吃人恶魔的神社，良心让狗吃了吧，居然颠倒黑白，歌颂汉奸精神！这伙人渣教育中国人，都应该“认清大局，顺应潮流，既能与时同进，又能把握机会”，努力去“认清”一个可靠主子。当年拿屠刀的汪精卫！南京大屠杀害了30万同胞，但还没杀完嘛，汪精卫干嘛不再杀一些，你们也好也开个神社参拜他！
更可笑的是：沈阳市在市区广场公然为清国十二帝建立铜像（包括战犯溥仪，金独分裂分子奴而哈赤，诈骗犯皇太极，蛊惑崽顺治，阴谋家康熙，变态狂雍正，老流氓乾隆等），是不是对全国人民的宣战！
我们老百姓要问的是：在东北为中华民族的生死存亡立下大功的那么多的英雄、如杨靖宇将军、女英雄赵一曼，冯玉祥将军、吉鸿昌将军、袁崇焕——不立铜像，反而把一些战犯，民族败类，双手沾满中华民族老百姓鲜血的屠夫们立雕塑铜，意欲何为？仅仅是为了旅游创汇吗？
每一个民族都有他们的民族特征，如突厥人，脸腮上胡子较多。鲜卑人和契丹人，鼻梁上端较长。女真人，下巴较小，有些人的胡子连到胸上。匈奴人，头型较圆，与蒙古人相似。欧罗巴人则以颧骨下倾，嘴离颧骨的上下距离较近为主。以食用牛羊肉的游牧民族，多以络腮胡子为主。以食用牛羊肉的游牧民族，为什么脸腮上胡子较多？这是由于肉中所含激素的原因，肉中所含的激素可以刺激脸腮上的胡子增多。而蒙古人的起源是唐代东北额尔齐斯河流域的室韦人，追本朔源，他们的远祖是鲜卑之后的柔然人的后裔，他们的语言属于阿尔泰语系，蒙古人的特征是小手指上还分有一个小指甲盖，颧骨上凸，眼角尾内陷，离脸颊较远，眼角有鱼尾纹，身上几乎没有臭汗腺，上唇胡子上翘，下唇胡子只有一小撮硬撮。脸型较圆。眼瞳栗黄色，眼睛内有内呲褶。游牧民族血型，以B型为主。RH阴性血是成吉思汗家族的特有血型。华夏集团的农耕民族血型、以A型为主。东夷人是狩猎民族血型，以O型为主，早在商代的时候，就已经融入中华民族了。
历尽劫难的中国，战乱使人口几灭，中国几易其民。现在的中国人是炎黄子孙这种说法再不能成立。真正炎皇子孙的特征应该是：脸型较长，三绺胡子，上唇胡子下弯，黑眼珠，单眼皮，（这是国外考古学家根据中国的历史古画上的人物肖像特征都是单眼皮判定的）。血型以A型为主。A型血的人不适应大量饮用牛奶羊奶马奶，喝多了不消化容易闹肚子，这是祖先的长期农业习惯造成的血液抗原不同；B型人相对喜欢奶制品和肉食，也是受到祖先的一定影响。O型人适应环境的能力相对较强，也许与原始祖先的遗传有一定关系？
民族大融合后的汉人的脚指头，小拇指的指甲盖，通常分裂为两半。不过两半不成比例，一半大得多，一半很少，不注意是很难发现的，而且男左女右。异民族的脚趾的小拇指头，则是完整光滑的一块。
所以民间留传下来的是只有福建的客家人，西藏人，朝鲜人，日本人，新加坡华人，菲律宾华人，马来西亚华人才是炎黄子孙的后裔。
四夷之为中国患也，久矣，北狄尤甚焉。种落实繁，迭雄边塞，年代遐邈，非一时也。五帝之世，则有獯鬻焉；其在三代，周则猃狁焉；逮乎两汉，则匈奴焉；当涂、典午，则乌丸、鲜卑焉；后魏及周，则蠕蠕、突厥。此其酋豪相继，互为君长者也。皆以畜牧为业，侵抄为资，倏来忽往，云飞鸟集。智谋之士，议和亲于庙堂之上；折冲之臣，论奋击于塞垣之下。然事无恆规，权无定势，亲疏因其强弱，服叛在其盛衰，衰则款塞顿颡，盛则率兵寇掠。屈伸异态。强弱相反。正朔所不及，冠带所不加。唯利是视，不顾盟誓，至于莫相救护，骄黠凭陵。和亲结约之谋，行师用兵之事，前史论之备矣，故不详而究焉。（北史）
朝鲜人的为什么是炎黄子孙的后裔？司马迁的《史记》和班固的《汉书》中，也都有记载。《尚书大传》：“武王胜殷，继公子禄父，释箕子之囚。箕子不忍为周之释，走之朝鲜，武王闻之，因以朝鲜封之。始有朝鲜一词。箕子既受周之封，不得无臣礼，故于十三祀来朝。”显然，这里说明了朝鲜的由来。秦始皇灭燕，燕国人逃到了朝鲜。汉朝时，华北人民为了躲避匈奴的战争和徭役，去的也不少。
日本人为什么是炎黄子孙的后裔？司马迁的《史记》中记载：周厉王无后，周厉王弟弟的两支后裔，一支让晋国给灭掉了，一支去了日本。
新加坡华人，菲律宾华人，马来西亚华人为什么是炎黄子孙的后裔。这是因为元朝初年的蒙古兵南下的大屠杀，汉民族有了一次大规模的向东南亚的外迁。
而这些历史之迷，历代统治者都是避而不谈的，教科书上也很少看到的。
历史上的匈奴人哪里去了？
匈奴是约公元前3世纪时兴起的一个游牧部族，在不断吸纳或吞并周围部族的基础上迅速壮大，成为中国北方最大的游牧部族之一，建立了游牧民族的第一个奴隶制政权，并在秦汉之际使西域诸国多臣服于己。但随后的外部压力和内部分裂，使匈奴内部分化愈来愈复杂，便如“溢堤的洪水”影响着欧亚大草原的历史进程，而其西迁更是促进了中国与世界的联系，影响了世界历史。
关于匈奴族西迁的历史，中国史书语焉不详，多为“向西方跑了”。匈奴史专家、内蒙古大学教授林干说：“公元前1世纪时汉武帝使匈奴遭受重创，部分匈奴或内服或西迁西域，并终使匈奴后来分裂为南匈奴与北匈奴。至公元89至91年时，北匈奴在南匈奴与汉朝军队的共同打击下接连大败，受北匈奴控制和奴役的部族或部落也纷纷乘机而起，北匈奴主力便远走伊犁河流域、中亚、顿河以东与伏尔加河等地。其后，中国北方的鲜卑族强大起来，逐步占有匈奴故地，五六十万匈奴人遂‘皆自号鲜卑’，都成了鲜卑人。一个民族融入其他民族的进程是很快的。”
西迁的匈奴人在公元374年击灭位于顿河以东的阿兰国后，便开始扮演着推动欧洲民族大迁徙的主要角色，对欧洲历史产生了很大影响。虽然如昙花般的匈奴王国在欧洲消失了，但是许多匈奴人很可能留了下来。许多学者认为匈牙利人就是其后裔。匈牙利人与欧洲其他地方人的长相有明显区别，匈牙利民歌很多与陕北、内蒙古的民歌在调上是一样的。陕北民歌如信天游的产生远比蒙古人早，很可能与匈奴有关。
建立大夏国的赫连勃勃，父亲姓刘，其子孙也姓刘，只有赫连勃勃自号“赫连”。现在陕北姓刘的很多，或许是匈奴的后裔。匈奴的部族很多，进入中原后多以部落或氏族为姓，如姓呼延的、姓独孤的等，但不能说姓这几个姓的一定是匈奴后裔。
自号“长安匈奴”并以长篇小说《最后一个匈奴》蜚声文坛的作家高建群说：“匈牙利人吹唢呐和剪纸的情形和中国陕北的一样，他们说话的尾音也与陕北口音很相似。匈牙利诗人裴多菲在一首诗中曾经这样写道：我们那遥远的祖先，你们是怎么从亚洲走过漫长的道路，来到多瑙河边建立起国家的？很多匈牙利学者都认为这个国家与匈奴后裔有着密切的关系。”
匈奴作为一个民族消失了，但其文化习俗仍部分保留下来了。以现在主要流行于蒙古国、俄罗斯以及中国的内蒙古与新疆的“胡笳”为例，胡笳虽为匈奴乐器，但其传播、继承却早已超出了匈奴。
第二章 中够曾经是这个样子的
中国历史上著名少数民族的下落与民族血统
中国是个多民族的国家，共有五十六个民族，其中以汉族人数最多，其他民族人数相对较少，习惯上称之为“少数民族”。根据史籍记载，中国古代民族至少有一百六十多个，其中著名的有匈奴、鲜卑、羌、铁勒、柔然、回纥、突厥、沙陀、党项、契丹、女真等族，极大多数不在现存的五十六族之中。这些古代著名的少数民族，或建立朝代，或统一漠北，都曾叱吒风云，而今安在？他们是消失在历史中，还是到那里去了呢？让我们来探究一下他们的下落。
首先说匈奴，匈奴崛起於河套阴山一带，从战国以来便是漠北的大族，控弦三十万，威胁秦汉帝国的北边，著名的万里长城就是为防御匈奴的侵扰而修筑的。秦汉帝国倾全国之力，软硬兼施，或和亲通好，或通西域断其右臂，或采主动攻击，深入大漠；终於大大削弱匈奴势力。东汉初年，匈奴分裂为南北匈奴；南匈奴归降汉朝，二十多万众被安置於今内蒙古、山西与陕西北部及甘肃东部一带，为汉帝国守边。东汉后期，他们更进一步内徙到山西中部汾水流域一带，与汉人杂居。曹魏时代，匈奴部众被编入郡县户籍，与汉人一样同为编户齐民，而融入汉族之中。五胡乱华时，首先起事的就是匈奴族的领袖刘渊，从他用汉人的姓姓“刘”、命国号为“汉”，可见他已以汉族自居了。北匈奴则在汉帝国军队的攻击下，一部分由北单于带领，西迁至伊犁一带，再向西迁至东欧，就是四世纪在欧洲出现的匈人（Huns）的祖先，他们在多瑙河中游建立匈奴王国，其王阿提拉（Attila）号称“上帝之鞭”，曾挥军进攻罗马。这一支匈奴人后来融入匈牙利一带的土著之中。而留在漠北的匈奴人，据估计约占全部匈奴人口的百分之四十，则加入新兴的鲜卑，成为鲜卑族的成员。
总之，匈奴族，南迁的与汉人杂居，加入汉族，留在漠北的加入鲜卑，西迁的成为东欧民族的一份子，从此退出历史舞台。
代匈奴而起的漠北民族是鲜卑，鲜卑族兴起於今大兴安岭的鲜卑山区，后来南迁至呼伦贝尔草原。他们接受汉帝国的招抚，合力攻击北匈奴；北匈奴瓦解西迁，鲜卑代之而起，吸纳匈奴余众，主宰北方大草原，进而入居辽西，并进入关中，於淝水之战后，建立政权，成为五胡十六国的主要成员。进而以今山西大同一带为基地，统一华北，建立北魏王朝。在孝文帝的汉化政策下，禁胡服，断北语，在朝廷上限用汉语，改姓氏，如拓拔氏改姓元氏、独孤改姓刘、步六孤改姓陆、丘穆陵改姓穆；於是内迁中原的鲜卑族，逐渐融入汉族。隋唐以后，鲜卑族遂消失在汉族之中，不再是一个民族实体了。
柔然是继匈奴、鲜卑之后统治北方草原的民族，在西元402年建立柔然汗国，吸纳在大漠南北残存的匈奴、鲜卑等族，成为长城以南的北魏政权之主要威胁，经常南下攻掠。到了西元555年，柔然为新兴的突厥族所败，汗国覆亡，迁入中原的族人同化於汉族，残存於漠北的则融入突厥。
柔然灭亡后，北方大草原先后为属於突厥语族的突厥、铁勒、回纥所控制。突厥原住於阿尔泰山南麓，是匈奴的后裔，传说其始祖与狼交合，生十子，以狼为崇拜的图腾。突厥原臣服於柔然，西元六世纪中叶，击败柔然，占领漠北草原与准噶尔盆地。势力最盛时，其疆域，东起辽东，西至中亚咸海，北抵贝加尔湖，威胁隋唐帝国。西元583年分裂为东西突厥，东突厥控制漠北草原，西元630年为唐帝国所灭。
突厥控制阿尔泰山以西，於西元659年也被唐所灭。东突厥族众降唐，被安置在今鄂尔多斯草原。虽曾一度再兴，在漠北重建汗庭，但不久为回纥所灭，族众纷纷降唐，定居於内地。安史之乱时，政府军与叛军中，均有不少突厥人，他们后来都融入汉族之中，他们分别改姓浑、张、薛与汉人无异。西突厥也有降唐迁入中原的，其中一支沙陀部被安置在今北的盐州，与散处在关中的沙陀人结合，迁到山西太原一带，为唐朝征伐方镇，屡立战功。沙陀人在五代十国时期，先后建立后唐、后晋、后汉三个王朝与北汉国，盛极一时。传说中的“十三太保”就是沙陀人。突厥亡后，族众除融入汉族外，一部分归附回纥，成为回纥族；一部分西迁至今阿富汗，在中亚建立塞尔柱突厥王朝及奥斯曼突厥王朝。
回纥原是漠北铁勒族的一个部落，受突厥的统治，后来乘突厥衰败之际兴起，於西元745年灭突厥，建立东起大兴安岭、西至阿尔泰山的回纥汗国。过去其他北方民族如匈奴、柔然、突厥均与中原王朝对立，相互攻战，回纥则与唐帝国保持友好关系，唐朝三次将公主嫁给回纥的可汗，并且在唐朝“联回（纥）抗吐（蕃）”的政策下，回纥出兵助唐朝平安史之乱，共同抵制吐蕃的扩张。回纥汗国后期，内乱不断，汗庭於西元840年为黠戛斯攻破，族众主要部分南迁至山西北部，融入汉族之中。其他一部分在草原中，融入室韦部落中，后来成为蒙古族的一部分，另一部分则西迁入今新疆与甘肃河西。在河西的回纥为西夏所败，但余众仍留居河西，明代称为撒里畏吾尔，今日称为裕固族；留在新疆的回纥在五代之际建立喀喇汗王朝，势力及於准噶尔盆地以西，伊犁河流域及南疆，其族众后技成为今日维吾儿族的主要成员。
契丹起於今内蒙古东边的老哈河流域，唐朝在此设松漠都督府。他们乘回纥衰败而起，耶律阿保机统一契丹各部，於西元916年称帝，东灭渤海国，西服回纥，北臣室韦，南入长城，建立辽朝，就是“杨家将”与小说《天龙八部》故事中的契丹王朝。西元1125年，辽为女真所灭，契丹人成为女真金朝子民；一部分称大贺氏的契丹人徙居呼伦贝尔，又称为达呼尔，后来也有不少徙居中原，改用汉姓，老国代胡格金台即达呼尔遗族。另一部分契丹人则投靠蒙古或西夏，西夏为蒙古灭亡之后，这一支契丹人也融入蒙古族。有一部分契丹人随蒙古大军南征云南大理国，后来落籍於大理施甸、保山、腾冲、永德、龙陵、西双版纳等地，现有十五万人，以姓阿、莽、蒋为多，有些人家至今仍供奉耶律氏牌位，甚至还有一部分从云南搬迁到台湾的。元朝灭金之后，金统治下的契丹人，被元朝列为“汉人”与汉族杂居，融入汉族。来台的契丹后代可考的，以吴、张、何、陶、白、黄、贺、胡、金为显族。
女真族分布於今西伯利亚东部，库页岛、伯力、黑龙江一带，南到今东北松花江、牡丹江。唐朝在此设黑水都督府。辽朝成立时，臣服於契丹。辽人灭渤海国，将渤海人迁走，渤海人或逃至高丽，或逃入中原，成为高丽人或汉人。女真人遂迁至渤海故地，其分布遂扩至今辽宁南部。女真后来联宋灭辽，然后入侵中原，攻入开封，俘虏徽、钦二帝，中原尽入女真金朝版图；女真乃移徙大批女真人、契丹人、奚人於中原。这些移入中原的族众，在金亡於蒙古的元朝之后，均被视为“汉人”，与汉人杂居，迅速汉化而成为汉人。据估计，当时居住在中原的女真人约有二百万。至於留在东北约也有二百万的女真人，元亡之后，明朝设卫所羁糜统治，满清建国之后，改称满人。而居於内蒙的四十万女真人则归附蒙古，成为蒙古族的一部分。明朝建立后，有不少女真部族归附，明政府将其领袖留住首都，而将其部众充军，连同家小散处於全国各地的卫所，与汉族杂居，甚至改用汉姓，融入汉族。闽南的粘氏宗族即为女真人，根据他们的家谱记载，他们是女真名将俘虏徽、钦二帝的粘罕（完颜宗翰）之后，其第六世曾协助元丞相耶律楚材，在元朝任官。第八世迁居泉州晋江，清代中期族人有移居台湾的，今日多住在南投、彰化一带，彰化福兴乡滨海地区旧称粘厝庄的地方，是粘姓居民最多的聚落。满清入关之后，满人逐渐汉化，且因八旗驻防全国各地的制度，使满人分散在全国各地，久而久之遂融入当地，成为当地人。民国成立之后，满人多隐蔽身份，改用汉姓，或姓金，或姓罗，甚至自称是汉族。其实他们大多早已不会说满语，不识满文，而使用汉语、汉文，与汉人无异。只有少数在东北偏远的满族自治县乡村，与迁到新疆驻防的锡伯族人，还说满语，保持满人的生活习惯。
至於古老的羌族，原活动於陕西西部、甘肃南部与青海河湟流域一带。东汉时，西羌经常与朝廷发生冲突，是东汉头痛的边患，董卓就是在凉州以平羌乱而兴起的。东汉每次打败羌人，便将他们迁入关中。三国时代，关中羌人已有四、五十万人。五胡十六国时期，羌人还建立后秦政权。他们长期与汉人杂居，遂融入汉族。但有一部分羌人则与鲜卑人合成吐谷浑人，住居於甘肃、青海一带，信仰佛教。唐代后期，吐谷浑一部分迁至山西北部，融入汉族。其住居於青海的，则融入藏族。另外一支党项羌则受吐蕃的压迫，迁至今甘肃、宁夏与陕北一带，逐渐吸收汉族文化，而形成西夏人，建立西夏政权（1032-1227）。敦煌石窟中就有许多西夏的碑刻壁画。西元1227年，西夏亡於蒙古之后，族人大部分同化於汉族之中。一部分留居西夏河西故地，今河西走廊一带不少居民是西夏遗民。另一部分西夏人则被安置在河南南部，今南阳、泌阳、信阳、方城一带。还有一部分被迁到河北居庸关与保定一带。居於原地党项羌人则迁到今四川西北甘孜藏族自治州木雅地区，明朝在此设长河西鱼通宁远军民宣慰使司，他们融入吐蕃，成为藏族的一部分。如今羌人已不再见於华北、中原，只有在四川西北岷江上游，即九寨沟与成都之间的山区，仍有羌人的聚落。
总之，中国古代著名的少数民族，多已在历史中消失，如匈奴、鲜卑、柔然、回纥、突厥、沙陀、契丹、渤海、女真、羌、西夏等族，他们除了极少部分迁徙到境外，如北匈奴迁到中亚、东欧，西突厥迁到中亚之外，主要的部分则因迁入中原，与汉人杂居，而融入汉族；另一部分则彼此融合，如匈奴融於鲜卑，匈奴、鲜卑融入柔然，柔然又融入突厥，突厥又融入回纥，契丹则融入蒙古，渤海则融入高丽，女真也融入蒙古，羌人则融入吐蕃；甚至还进一步抟成新民族，如回纥演变成今日维吾尔族，女真族演变成今日的满族，室韦、突厥、契丹、女真甚至加上汉人演变成今日的蒙古族。如此看来，古代著名的少数民族，虽已消失，但由於互相融合互相吸纳的结果，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没有一族是纯种的，尤其是汉族，几乎是融合了所有的少数民族的大熔炉。
中国历史上的15个民族的最后结局
其中族群在三十到一百五六十万之间的大胡有：1凶奴、2鲜卑、3丁零、4羌、5氐（包括大月氐，小月氐和巴氐）、6夫余、7羯、8高丽、9卢水胡，（在以后的汉人的大反击，和胡与胡之间的仇杀中，这九个胡族除了人数众多的鲜卑和入侵当时辽宁与汉人的居住的朝鲜半岛的高丽人保存了下来，其它各胡基本上给杀绝，）
立誓扫清北方的悲壮英雄冉闵
西晋灭亡后的317年北方汉族人口总数不到1000万。
以下是各族当时的分布情况：
陕西一带羌、氐、匈奴有80万之众，而当地的汉族人口因战乱、逃亡也只有80万；
山西则是匈奴羯族和鲜卑族的天下，他们有80万之多，残留在当地的汉族只有100万人；
河北的鲜卑人应该有80万，丁零人十五万，当地汉族人口不过150万人；
至于河南-山东一带主要是汉族人，人口占绝对优势，而迁移至此的鲜卑族人则主要靠汉人每户上交的五十石的租米来过活；
甘肃东部一带为鲜卑、羌、氐族。汉人约占五分之二；
宁夏、内蒙古则基本上是鲜卑人天下，人数操过120万；
辽西鲜卑人汉人各占一半，各20到30万；
辽东汉人100万左右，高丽人50万；
河西走廊-敦煌-新缰天山以南一带多是中原流亡的汉族和当地汉族，人数三百万，在以后的汉人的大反击中大量回迁中原。
冉闵起义成功后，河北南部，山西，河南，山东四省的匈奴、羯、鲜卑、羌、氐人在冉闵组织的汉人的大反击中被全部树清，仅山西中南部和河北常山以南被杀的白奴（凶奴分化为白奴和黄奴，黄奴自称夏后依，白奴被冉闵和各路山西义军杀绝）多达六十万之多，其中四十万被闵闵正规军杀绝。两次屠羯达三十二万之众，羯族从此从中国历史上消失。
冉闵是五胡乱华时中原地区汉人起义首领之一，后被推为国主。当时有羯胡在河北暴孽，残害汉民，先有驱数十万汉丁修林苑甲兵，死伤遍野。后五十万人造甲，十七万人造船，死亡超过三分之二，又有夺汉女五万入后宫肆意变态凌杀污辱之行。汉儿冉闵立誓扫中原，恢复中华河山，一朝得机起兵，旦夕间尽灭羯胡。后又以扫清中原为号召，扬言要六胡退出中土，否则将其统统杀绝。这就是有名的杀胡令。北方各地汉人群起响应，各胡深惧其下场将如同羯族与白奴人，而遭到群胡连番围攻：（1）其首战以汉骑三千夜破凶奴营，杀敌将数名，逐百里，斩凶奴首三万；（2）再战以五千汉骑大破胡骑七万；（3）三战以汉军七万加四万乞活义军破众胡联军三十余万；（4）四战先败后胜以万人斩胡首四万；（5）五战以汉军六万几乎全歼羌氐联军十余万；（6）六战于邺城以一二千刚组织的汉骑将远至而来的胡军七万打的溃不成军；（7）七战又有以步卒不足万人敌慕容鲜卑铁骑十四万不退反进竟十战十捷！
经过数场战争下来，冉闵手下的汉军越打越少，却又得不到有效的补充。五胡中的四胡在种族仇杀中都受到了毁灭性的打击，而统治今天外蒙内蒙和中国北部的鲜卑却进入极盛时期。这个时后东晋王朝却打着正统的身份要到北方接受失地，乘冉闵与众胡大战时“接收”山东河南二省，又图河北和山西，使的冉闵大努，而一努之下，在部将的拥护下作出了称帝的主张。冉闵举大事有一半靠的是李农，一位深受汉人义军——乞活军爱戴的将领。然而冉闵在称帝后却因其居功自大而杀了他。而使的几万乞活军分离出了冉闵的军队。关中有汉人武装不下五万人筑垒自守，对抗胡人，等待冉闵大军到来。辽东也有约十万汉人武装响应。冉闵都没能任用合适的人去加以联络。却在这时称帝，不仅没得到东晋王朝的支持，反而使的东晋王朝与鲜卑人对他来了个南北夹击。
冉闵建立的国家史称冉魏，冉魏后期，汉族流民从各地拥入邺城及其附近，加上长年征战，农业生产欠收，城中粮食供应不足。冉闵将城中粮草分发给白姓后，带领一万兵（大部份是步兵）去今天的河北定州征粮。原住在蒙中高原的现屯兵边界的鲜卑人得到这一消息，急调二十万鲜卑骑兵南下，想座收渔人之利的消灭因刚扫清中原而元气未复的冉魏政权。冉闵却对鲜卑兵的行动却浑然不知，后被鲜卑人的十四万先头骑兵部队在常山包围冉军，却给个个奋勇的冉军再加上天神下凡般的大将冉闵打得十战十败！要不是最后想出了拐子马铁浮图的阴险鬼计。
与鲜卑人的廉台决战中，中计被困的冉闵骑朱龙马，持矛戟，于十余万鲜卑铁骑军中，手刃三百余鲜卑强兵悍将，及至战马受伤倒地被俘，面对鲜卑国主质问仍大呼：“天下大乱，尔夷狄禽兽之类犹称帝，况我中土英雄，何为不得称帝邪！”（天下大乱，你们这些禽兽一样的蛮夷尚且可以称王称帝，何况我们堂堂中华英雄呢！）其后拒降被鲜卑王慕容俊斩于遏陉山，山左右七里草木悉枯，蝗虫大起，五月不雨直至于十二月。慕容俊惧之，祭祀冉闵，追谥闵为武悼天王，当日即大雪过膝（晋书正史所载，绝非道听途说）
冉闵战死了，河北山西二省被鲜卑占据。但冉英雄收复的河南，山东二地民众向南归复南朝汉人，这使的当时北伐每每失败的南朝军队，不费吹灰之力就光复了河南，山东二地，这是祖逊北伐后南朝第二次控制这一地区，比祖逊收复的还多！
另一方面冉闵爱民如子，从异族豪强和统治者哪解放二十多万汉人妇女，并帮自己的士兵找到失散的家人，当冉闵放羯人石虎强抢的六七万汉族少女回家时，她们中的大多数却没有走。因为已经无家可归了，冉魏灭亡时，恶运又一次降临她们的头上。在冉闵被擒杀，鲜卑南下她们尽给残忍的充作了军粮。
西晋灭亡的第二年，晋皇室司马睿在建康（今南京）重建政权，偏安江左，史称东晋。
这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动乱时期，在中原地区前后有七个民族建立了二十多个政权。北魏崔鸿著有《十六国春秋》记述这段历史，后世称这一时期为“五胡十六国”时期。“五胡”指匈奴、鲜卑、羯、羌、氐等五个少数民族。“十六国”即：夏，成汉，“两赵，”（前、后），“三秦”（前、后、西秦），“四燕”（前、后、南、北燕），“五凉”（前、后、南、北、西凉）诸国。
十六国中以匈奴刘渊建国最早。八王之乱时，刘渊游说成都王司马颖召募匈奴五部为外援，回去后，即被匈奴贵族共推为大单于，不到二十天，结集部众二十余万。308年，刘渊称帝，国号汉，建都平阳（今山西临汾市西北）。匈奴刘氏政权实行胡汉分治政策，仇视汉人。
318年刘曜自立为帝改国号为赵，迁国都于长安。史称前赵，以别于319年石勒的后赵。公元328年，刘曜与后赵作战，兵败被杀。次年，太子降于后赵。
329年石勒建立的后赵政权，务除前赵积弊，实力得以迅速发展，足与东晋相抗。石勒死后，子石弘继位，为其侄石虎所杀，石虎自立为帝，迁都于邺（今河北临漳）。石虎为人极端残暴，穷兵黩武，令许多人为筹措从军装备被迫卖儿鬻女，或途中自刎则，死者相望，而征令仍有加无已。他又听信胡言，残酷奴役汉人。
石虎死后，其子十余人互相残杀，石虎的养孙汉人冉闵杀死傀儡皇帝石鉴，自立为帝，改国号为魏，史称冉魏。他限制“六夷”（匈奴、鲜卑、羯、氐、羌、巴氐），下令邺都城门大开，“与官同心者住，不同心者任所之”。结果“六夷”纷纷出城，百里内外的汉人，则蜂涌而来。冉闵看到“胡”人终与自己“离心离德”，竟下令无论男女老少，格杀勿论，致使二十余万人暴尸于野。冉魏政权的大屠杀引起中原少数民族的恐慌和围攻，后赵石祗在襄国称帝，并与前燕慕容儁、羌族姚弋仲联合，打败冉闵。351年，石祗又被杀，后赵亡。次年，慕容儁斩冉闵，冉魏亡。河北二十余万汉人不甘侮辱，纷纷渡河南逃江南，但受到截击，死亡殆尽。
由上可以看出冉闵宰杀“胡人”是出于种族仇杀而实行的种族灭绝政策！冉闵战败被俘，慕容后斥责他：“汝奴仆下才，何得妄称帝？”闵曰：“天下大乱，尔曹夷狄禽兽之类尤称帝，况我中土英雄，何为不得称帝也！”冉闵这话说的尤其漂亮，当真是豪气干云！
世界曾经拥有这样的中国
一个典型例子。战国秦昭王时期的统帅白起战功卓著，每战拔城十座以上，最后打得山东六国无人敢于挂帅迎敌。后来的长平大战中，白起秘密挂帅，一战灭敌五十万，创造了中国兵法的最高典型，堪称战神当之无愧！然则由于他坑杀赵国降卒四十万，却被中国的正统史家永远的打入另策，从来不列为名将褒奖（当代研究除外）。相比之下，日本民族的靖国神社堂而皇之的供奉肆虐屠杀的“英雄”，除了说明这个民族没有多少名将英雄可供奉外外，民族文明的卑俗猥琐的价值观当是更为深层的原因。对和平流入的外来民族的文明，中国文明历来持包容态度。
中国民族也不是没有扩张（虽然这种扩张总是限制在夺取敌方进攻根据的范围内）。但是，对扩张土地内的原住民族，中国人的国策远远比欧洲移民（后来的美国人）对待美洲原住民（印第安人）的残酷杀戮伟大高尚得多。与日本民族的大屠杀、日耳曼民族的种族灭绝相比，更是民族文明的两重境界。
一个民族的文明程度，绝对能够从它的战争方式中表现出现出来。侵略战争与有组织的战争暴行，是一个民族文明的堕落。这种野蛮的堕落，将这些所谓的发达民族永远的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
中国文明在对外战争中所具有的人道主义光辉，永远是世界历史的一盏明灯。
不要因为我们落后了，就将那些曾经是野兽般残酷屠杀与掠夺世界的所谓发达文明，看得如同他们自己标榜的那样道貌岸然。对那些家伙别太当真。历史的发展终究是平衡的，一个依靠屠杀掠夺其他民族而积累了原始资本的血腥民族，不管他后来戴上了何等光芒闪烁的桂冠并且以世界领袖自居，他终究都会付出惨痛的代价。列宁曾经提出过一个概念，叫做“历史的报应”，好象还举了印度与英国作为例子（请那位网友论述一下，我一下记不清楚了）。这是民族生存竞争的法则之一。
不是不报，时候未到。请记住中国人的这句老话。
在世界大民族中，没有一个民族的崛起会象中国民族这样具有文明的正义性与资本的正义性。中国民族没有文明历史的大血债，没有资本掠夺的大血债。中国的崛起完全依靠着自己的力量，依靠自己的勤奋与智慧。不要以为这种伟大的文明情怀是一种迂腐，她是人性文明的高贵所在。一个民族在数千年历史中能够始终如一的保持这种高贵的文明心态，即或是一时落后，即或是曾经屈辱，也无法掩盖她不朽的万丈光焰！
想一想，法西斯主义为什么没有在中国诞生？为什么偏偏诞生在自诩“最优秀种族”的日耳曼民族？而对这种邪恶“主义”的毁灭性失败，很少有人从其文明根源中去探询，却围绕战术与武器找原因。这种卑劣与浅薄以日本民族为甚，至今还在喋喋不休的探讨“二战如果这么这么打，日本就会胜利”。从游戏软件到研究文章，从靖国神社到天皇、议会、政府，无耻低能得令人齿冷。
一个强盗杀人放火而遭痛打，竟然一味埋怨自己跑得不快，否则如何能被捉住？却从不去想强盗行径本身的“原罪”。只要做强盗，一开始就注定了他必然的结果，即或赢得了一场战争，这种被杀的结果总会到来。
一个民族的文明中隐藏了邪恶与疯狂的基因，能说这个民族的文明是健全的高贵的成熟的么？如同一个患有癫痫（羊角风）并不时疯狂发作的人一样，能说他是健全高贵的么？
对待周边民族文明，中国文明依然是以一贯之的国策，古人人称做“怀柔”“安抚”或者“绥靖”。实际上就是立足于和平共处的有限让步，从而获得文明共生。无论中国强大与贫弱，这个传统都没有大的偏离。对越南，对朝鲜，对蒙古，以及对周边更小的民族，几乎没有例外。
在今天看来，中国历史上有许多行为遭到非议贬斥。郑和下西洋，许多人都说那是一场毫无经济观念的政治炫耀，是中国人对外交往缺乏经济观念的典型例证。设想如果中国当初象数百年后的哥伦布那样有用小玩意儿交换土地的头脑或者征服意识，郑和下西洋都会成为一次规模庞大的征服战争，至少会成为一次大规模的经济掠夺。从条件说，郑和的远洋舰队拥有这样的能力，当时的东南亚小国没有抵御这种远洋征服的能力。
可是，中国的明朝政府没有这样做，郑和没有这样做。为什么？
除了中国的固有传统，还有一个重要因素，那就是明朝是在趋赶异族入侵之后的统一政权，对蒙古人的结局有着特殊体会，对于依靠武力征服他国有着特殊深刻的认识。蒙古人征服中国将近一百年，最后还是在土崩瓦解，导致了蒙古民族的大衰落。有着最直接的陆地通道，尚且不能保证征服的最终胜利，况且远隔重洋迢迢万里，征服掠夺的最终结局又会是什么？如果今人想到了这一层，就会对明成祖政权的和平舰队有更深的理解。
这种和平安边的久远传统，是中国消解文明冲突的基本国策之一。在历史上，她带给中国民族一种旷远持久的亲和力、感召力，使周边小民族产生了滚雪球式的归化效应。最终，中国文明非但没有消亡，而且稳定的壮大为多民族文明的泱泱大国。
一个具有强大消解能力的文明形态，必然是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一个缺乏消解能力的文明，必然是踽踽独行，难以滚大。有人说，大了有什么好？统一有什么好？劝这些朋友去问问欧洲共同体那些竭尽全力追求欧洲统一的官员和有识之士，富得流油的小国家小民族有何不好，偏要追求劳什子大欧洲统一？何况还在当代社会？再去问问西方与日本那些专门研究中国分裂为多少个“国家”合适的机构与学者，为什么如此卖力？中国“小”了对谁好？现在的大中国（尽管还是残缺的）对谁不好？
一种汪洋恣肆的强大文明形态，如果同时以统一国家的形式出现，其对民族的凝聚力与未来无可限量的竞争力的巨大意义，无论如何估计都不会过高。
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整体文明灭亡后个体的悲惨命运是无须论证的。它已经被无数的历史事实所证明，绝不会因为世界发展到了“今天”，有了所谓人权理论而改变。时髦者们发发牢骚骂骂大统一大文明何尝不可，然则千万别上脸当真。毕竟，惶惶若丧家之犬的日子谁也不会向往。看看我们那些海外“**”人士，不惜游说美国国会断绝与中国的一切贸易往来，彻底摧毁现政权，再造一个“民主中国”（魏京生可谓典型）！美国人嘲笑这是比冷战思维还要极端的极端观念，嘲笑一通之后，连魏京生的“办公桌”都被端了。且不说这并不是美国人有伟大的文明胸怀。即或真如魏京生所言，彻底打烂重来，可能么？一旦打烂，重来的机会何在？统一文明的框架一旦解体，虎视眈眈的列强们岂容你“重建”更伟大的更有力的文明框架？
文明的发展，本质上是渐进的。中国文明在当代的境遇，如同濒临泥沼悬崖的巨大的战车，只有一丝一丝的从旧日泥沼中拔起，一丝一丝的脱离临渊之危，稳健渐进的驶入快车大道，才是唯一的选择。
任何投鼠不忌器的莽汉们，都会导致中国民族与文明的整体毁灭。
知识阶层的地位，决定着民族与国家的兴衰生灭。
世界文明竞争展现着这样一幅历史画卷：知识阶层始终居于主导地位的民族，都是无可争辩的优秀民族，都曾经有过足以骄人的光荣与梦想；知识阶层地位卑下弱小，甚或不足以产生知识阶层的民族，都是显而易见的落后弱小民族，都无可避免的陷入“鱼腩”境地；当一个或若干个民族以国家形式生存的时候，知识阶层的地位与作用，就决定着这个国家的生存命运。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是否孕育出具有优秀传统与非凡智慧的知识阶层，意味着这个民族与国家是否拥有最根本的竞争实力。
也许，这幅画卷曾经有过一笔两笔的异色与偏差。但就主流趋势而言，这幅历史画卷是清晰的，那铁血交织的兴亡线条永远的震慑着我们，警示着我们。
知识阶层是一个民族孕育的精华，是一个民族所产生的智慧活体，是一个民族血肉滋养成的灵魂，是一个民族为自己铸造的远航灯塔，是一个民族用自己的全部智慧凝聚催生的导航师。
一个民族可以没有任何一个社会阶层，但却不能没有知识阶层。
浏览民族竞争的血泪历史，我们会偶尔看到这样的异象：一个在文明形态上显然落后的剽悍民族，突然之间吞没了某个文明民族（古罗马吞并古希腊征服埃及、拜占庭征服西亚、亚利安人吞并古印度文明创造者达罗毗荼人等），可是不久，吞并者自己也轰然崩塌了；一个同样落后的游牧民族，电光石火般征服了许多民族，然则还来不及享受帝国的财富，就在马背上解体了（成吉思汗的草原帝国）。相反，许多曾经被一时占领征服的民族，却又奇迹般的重新崛起，重新焕发出文明的异彩！
这种异象说明了一个道理：一个甚至还没有完整知识阶层的落后民族，是无法理性的把握自己命运的，其对文明民族的吞并征服永远都是暂时的，因为她没有消化文明的能力；一个拥有优秀知识阶层的民族，虽然可以暂时被“征服”，但她的智慧与理性却往往使自己能够起死回生。
问题的另外一个层面是：当知识阶层被一个民族抛弃践踏的时候，这个民族就会陷入热昏状态，就会将整个民族引向灾难的深渊。日耳曼民族、意大利民族、日本民族，都曾经陷入过这种热昏状态。中国民族也曾经在当代陷入这种热昏，虽然是短暂的，但对我们民族的伤害却几乎是致命的。
痛定思痛，反观历史，我们会发现这样一个事实：在漫漫数千年中，中国的知识阶层始终居于国家领导地位，中国民族对知识阶层的景仰呵护是绝无仅有的。正是这一点，保证了中国民族在残酷竞争中的高度理性与卓越智慧，创造了五千多年一脉相承而岿然屹立的文明奇迹。
所以说，知识阶层长期稳定的居于领导地位，是中国民族强势生存的极为重要的原因。
在春秋之前，中国尚没有独立的知识阶层，民族文明精神主要通过贵族阶层中的文职机构、官员与少数专职知识分子（史官、占卜、巫师等）来体现。虽则如此，夏商周三代时期贵族知识分子仍然是国家的精神领袖，仍然是文明中坚，对国家决策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尚书》是中国上古留下来的治国经典，而其中论述治国纲领的名篇《洪范》，就是周武王灭商后请教殷商贵族遗臣箕子（大学者）如何治国，箕子写下的治国纲要。事实上，从西周“礼乐治天下”开始，知识阶层的地位就越来越重要。到了春秋时期，社会大松动与各种形式的变法（改革），促使自由平民阶层壮大（基础是隶农制解体，大量奴隶成为平民），中国的知识阶层终于成熟起来，破土而出。
这就是“士”阶层的出现。“士”是一个非官、非农、非工、非商的“国人”阶层（请注意，“国人”是一种社会地位）。他的初期主要特征是拥有专业知识与一技之能，四处流动而独立谋生。但其主要成分是有武技（剑术）造诣与专业知识的分子。经过数百年稳定发展，到了战国时期，纯武技者逐渐从“士”阶层分离出去而仅仅保留了一个社会名号，通常称为武士。士人阶层开始真正成为相对独立的知识阶层。
士人阶层出现的意义，在于它使知识分子从僵化的贵族硬壳中剥离出来，以平民社会作为自己的根基，成熟壮大为一个独立的知识阶层；知识分子因此而成为能够广泛汲取民族文明的营养，真正体现民族智慧水准的一个社会阶层。
这是中国民族真正成熟发达的伟大里程碑。
士人阶层一旦出现，立即爆发出无比的力量与光彩。在春秋战国这个大黄金时代，几乎所有伟大变革都是由名士策划发动并主持的。管仲改革（齐国）、子产改革（郑国）、李悝变法（魏国）、吴起变法（楚国）、商鞅变法（秦国）、申不害变法（韩国）、驺忌变法（齐国）、乐毅变法（燕国），就连赵国的武灵王胡服骑射（军事改革）也有名士肥义的一半功劳。
几乎所有的长策大谋，也都是名士提出并主持执行的。著名者有苏秦的合纵抗秦，张仪的连横破盟，范雎的远交近攻。
几乎所有的著名战争，都有名士的运筹帷幄。吴起的大战诸侯（十余年间，大战76次，胜64，平12），孙膑的围魏救赵，商鞅的收复何西，乐毅的联军破齐，司马错的长途奔袭巴蜀（秦国），尉僚的策划灭六国。
而在统一中国、实行法制、郡县制、统一文字与度量衡等架构文明的大业中，名士商鞅、李斯的名字更是谁也不能忘记的。
一部《战国策》所迸发的国策智慧，至今依然放射着灿烂的光芒！
非但如此，举凡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哲学、艺术、工艺、社会风俗的各个领域的建树，士人阶层都争奇斗艳，具有发轫推行之功，建立了不朽的文明功业。他们出将入相策划运筹纵横捭阖叱咤风云，掀起了一波又一波时代竞争的浪潮，将中国文明推向了辉煌的极致。
士人阶层的煌煌光焰，使既往决定国家民族命运的传统贵族阶层黯然失色。在整个战国时期，贵族阶层没有出现一个堪称名士的知识分子。名满天下的战国四大公子——魏国的信陵君，齐国的孟尝君、赵国的平原君、楚国的春申君，除了最优秀的信陵君文武俱佳具有名士风范外，其他三位只是以“养士”闻名，春申君更是个酒囊饭袋。余此而外，各国的王族阶层与传统贵族阶层，没有涌现一个大家。请注意，春秋之前的夏商周三代，可是治国名臣尽出于传统贵族。
这是一个伟大的历史转折，其意义无论如何估价都不会过高。
春秋战国时代其所以出现“得士者兴，失士者亡”的普遍现象，根源正在于知识阶层大大超出社会其他任何阶层的创造力。秦孝公怀雪耻之志而向天下各国发出《求贤令》，才有商鞅入秦，秦国二十三年间一跃成为第一强国。这是用平民知识分子振兴国家的典型。相反，战国初期唯一的超级强国魏国则是另一种典型。魏国本来是当时的中原文明中心，拥有最具智慧水准的士人阶层，是战国名士云集的渊薮之地。然却因为颟顸平庸的魏惠王顽固的依赖贵族治国，蔑视平民士子，逼走了一个又一个才堪扭转乾坤的名士（吴起、商鞅、孙膑、张仪、乐毅、信陵君、范雎、尉僚等都是魏国人或前来投效的他国名士）。随着这些精英知识分子的出走，魏国也象太阳下的冰块一样溶化了。
中国第一代士人阶层有一个显著特点——极少有贵族分子，几乎全部是平民出身的布衣之士。这一构成说明，基于平民社会所成长的中国知识阶层具有正义生成的特质，即他不依赖过量的财富滋养而能茁壮生成的朴实本色。深入探讨这个话题是这里无法完成的。我只想提醒大家，不要忘记了这是中国民族知识阶层具有顽强生命力的根源，也是一个极其鲜明的世界性特征。稍许留意就可以发现，许多民族的知识阶层是依赖于贵族阶层的财富与生活方式的，贵族的兴衰荣辱，就是知识阶层的兴衰荣辱。印度大约比较鲜明。
牵扯出来的另外一个问题是，中国知识阶层的独立性问题。近代以来，许多有识之士认为，中国知识分子缺乏独立人格，缺乏真正独立的思考精神。
从某种意义上说，的确如此。
然则只要仔细审视中国知识阶层的生成特性，就不难明白，中国知识阶层在生成时期就具有溶入社会潮流并积极解决社会问题的价值追求，以天下为己任是他的原生基因；追求仕途并改造社会，是中国士人阶层的崇高理想；也就是说，中国知识阶层从来不以孤立抽象的保持某种理论价值（主义）而作为自己的生存目标，从来就不追求超然的独立人格与独立精神；中国士人阶层讲究的特立独行，就是在解决社会问题中标新立异，而不是在社会喧嚣之外保持一种纯粹审美意义上的独立。春秋战国的墨家团体，是士人阶层中唯一没有追求仕途的大学派。但是他们的天下意识却是那样的浓烈，简直就是一个古代的绿色和平组织。他们组织严密，勤奋节俭，具有先进的科学观念与工艺水平，不依附任何国家保护，但却反战反腐，兼爱天下，墨家暗杀暴政的剑士团曾经令所有暴君酷吏胆寒三分。这是“独立”么？显然不是。老子、庄子大约是当时为数寥寥的游离于大潮之外的名士，但也不是“独立”，而是自觉无力回天后的遁出。纵然如此，他们的著作中也渗透出浓郁的忧患意识，以致使一些当代学者认为《老子》是一部经世治国的著作。儒家更不用说了，列国求仕而不得，孔子方做《春秋》而企图匡正天下。更是这位老人家给知识分子确定了实际目标——学而优则仕。
也就是说，中国知识阶层在原生时期甚至从来没有过尝试“独立”。这是历史形成的基因传统。正视这个传统，才能清醒的看到中国知识阶层这一特质基因的巨大长处与相对短处。
由于知识阶层第一浪潮的强大力量，中国民族的治国主导阶层发生了重大变化，由单一的传统贵族阶层转变为贵族阶层与知识阶层结合的架构——贵族当船长，知识阶层掌舵导航。
从秦汉开始，这种架构始终没有改变，知识阶层始终在民族文明的发展中居于领导地位和主导地位。这种领导主导，不独是文化知识的直接创造与传播，更重要的是直接参与国家事务的策划运作，直接作为官员阶层出现。由于这个特点，中国历史上有着其他国家与民族少见的一个现象——学在官府。
虽则如此，但这绝不意味着中国知识阶层与贵族阶层的同一。从根本上说，知识阶层的平民性（布衣）特点，并没有因为增加了一个贵族来源而改变。
所不同的是，历史发生了一次知识阶层“内讧”事变，使知识阶层的力量构成发生了微妙的变化。这就是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短视的汉武帝竟然采纳实行了。儒家在先秦时代曾经梦寐以求的独霸学界，遭受到普遍的嘲笑冷落。儒家是个很记仇的学派，秦始皇因焚书坑儒（数量极其有限），被儒家口诛笔伐了两千多年。春秋战国百家争鸣，儒家因治国主张的落后而备受其他学派责难，不能风光，自然将仇恨深深埋在心里。对于刘邦这种皇帝，儒家不敢提“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他们怕那个江湖豪客会将洗脚水泼到自己脸上。隐忍一百多年，到了汉武帝刘彻这种做事虎头蛇尾的富贵皇帝时期才提了出来，可谓匪夷所思！
终于，狂妄的梦想，离奇的变成了现实。
儒家独霸，使中国知识阶层失去了汪洋恣肆博大汹涌的气势与力量，变得单调沉闷起来。儒家虽然博学严谨，但在治国方面却极为保守（在战国时代依然主张恢复井田制），所以在春秋战国四百多年中在政治上被天下共同抛弃。但是，儒家在当时并没有失去他应得的社会尊重。子思、孟子及其儒家弟子传播学问的孜孜不倦的精神，依然受到了各大战国的高度礼遇。弃其政治而敬其学问——这说明，战国时代是一个非常清醒而具有大器局的时代，取舍得当。而儒家独霸且渐渐成为治国主导观念，恰恰是将儒家最不擅长的一面抬高到了最重要的位置上。
从此，中国知识阶层的学问、精神、器局以及无与伦比的创造力，都大大缩水。治国理念、国策规范、官员行为、民众风俗，无一不以“儒”为最高标准。甚至连孔夫子编写的《春秋》都变成了决狱的案例，连稍知诗书但其职业精神与“儒”最不沾边的将军，也被冠以“儒将”雅号。对治国最重要最具有价值的法家，历来激烈反对儒家，坚定主张“唯法是从”。现在，法家也被儒家阉割了，儒家用“人治”代替了法治，法典从崇高的社会目标沦落为可怜的工具。
壮士断臂，佳人扼腕。虽然这一悲剧令人深深叹息，但是中国民族的知识阶层的领导地位却始终没有改变。在后来的两千多年中，民众意识、社会价值、官府构成等基本方面，知识阶层都明确无误的占据着主导地位。虽然再也没有出现过春秋战国时代知识阶层的大辉煌，但也是保持了我们民族的智慧与良知，在激烈残酷的民族竞争中保持了民族文明的屹立不倒。
中国知识阶层在民族竞争中的领导作用，在世界民族之林中是绝无仅有的。任何形式的贬低这种作用、贬低这种地位，都会给民族带来毁灭性灾难。
应该学习我们祖先那种朴实的本色精神，谁行就说谁行，谁不行就说谁不行。如果弄反了，麻烦也就来了。儒家独霸后能够成为不倒翁，也就是他具有追求认识事物的本色精神，老老实实讲出来，不怕难听。我相信，中国语言文字中关于生殖器的用字肯定是最多的，其他语种无法望我项背。不嫌难听，不怕难看，看到的各种形状都有文字可以表现。这就是古代知识阶层的精神勇气，本色精神。孔孟老夫子说过许多令人难堪的老实话，但却都是令人不愉快的事实——
唯小人与女子为难养也，近之则不逊，远之则生怨。（近了轻狂，远了挨骂）
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唯上智与下愚不移。
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官府带头正，谁敢不正！）
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能为。若民，因无恒产，则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斜侈，无不为己……是故明君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蓄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然后趋而之善。（孟子）
……
赤裸裸的，没有丝毫矫饰与说教。
不管现在进入了什么时代，也不管有多少眼花缭乱的“高新”，都抵挡不住那永恒的本色。
一个民族如果丢弃了社会结构应有的本色，民族就要灭亡。
一个民族如果颠倒了这种本色，民族就会走向热昏与疯狂。
一个民族如果污染了这种本色，民族就会在堕落中腐朽。
中国民族的**依然寄托在知识阶层，尽管这个阶层那么需要住院治疗。
中国民族是否还能浴火重生再度崛起？
自从1840年中国被西方列强用大炮轰开国门，这个令人心悸的话题就一直在炮火硝烟与灾难频仍中五光十色的延续着。
一开始，中国人几乎被坚船利炮打懵了，大清官员竟然要在长江口用狗血粪尿“镇压”这喷火的邪器。近三百年从未在外患边乱中吃过亏的清帝国，开始并不软弱，更不想卖国。从林则徐焚毁鸦片，到战斗力最强的僧格林沁的蒙古铁骑在炮火下尸横遍野，清政府拿出了全部家底抵抗，也未能挡住区区万余人的洋师攻入北京焚烧掠夺。圆明园的断垣残壁，给古老的中国第一次留下了永远的火器创伤。生死存亡之际，清政府只好“戒急用忍”，签定了一系列丧权辱国的条约。从此，列强势力堂而皇之的进入了这个古老的东方帝国，中国民族开始了漫长的灾难。
民族危亡，救国浪潮风起云涌。
民间势力拣起的是古老的巫术与江湖手段，义和团、红灯照、小刀会等各种山头自发的杀洋人、烧教堂，宣泄着怒不可遏的仇外激情。甚至刚刚传入中国的洋教也成了中国平民的精神武器，拜上帝会催生的太平天国，掀开了民众救国最为辉煌灿烂的一页。
摇摇欲坠的帝国上层，走得是变法图存的正道。年轻的光绪皇帝有着非凡的胸怀与满族人的激情本色，情愿缩小虚化皇权，实行君主立宪，推行戊戌变法。短短百日，颁布与起草的法律就有一百多部！为了维护变法，竟不惜与太后派火并，其急迫之情直是心头滴血。
帝国实权派阶层也同样努力，花大价钱建立了自己的北洋舰队与火器步兵，企图“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就新军静态力量而言，当时在东亚堪称首屈一指。然而，一场甲午海战，中国的“师夷制夷”的战略观念被血淋淋的埋葬到海底了。
这一切，都悲剧性的失败了。这些失败，非但宣告了以帝制政府为主体领导层的救国道路无法使中国民族摆脱危机，而且也宣告了一切以古老落后的“信仰”为帮派团体凝聚力的民间救国道路的失败。
救亡图存，中国就必须走新的道路。
危亡伊始，中国民族的有识之士就开始思索这条道路。从孜孜勤奋的翻译介绍西方著作，到实实在在的洋务运动，中国人的眼界逐渐的艰难的扩大着。随着一批优秀知识分子走出国门，随着长期奋斗而在海外站稳根基的受到良好新式教育的海外华人投入救国大潮，中国的救亡新道路终于出现了新气象。历经艰难曲折，辛亥革命终于发生，帝制被推翻，共和得实现。
中国终于出现了一丝走向现代国家的曙光。
但是，灾难并没有结束。一架古老而又庞大的战车，当它的几乎所有零件都锈蚀衰朽而需要更新的时候，仅仅换掉车头的旗帜与驭手，是无法使战车飞驰的。军阀割据、列强瓜分、强大的复辟势力、文盲充斥的愚昧，这一切，都给新生的第一共和带来无法逾越的障碍。孙中山盛年病逝，蒋介石的民国新政权痛下决心，要用武力统一中国，将一盘散沙的中国民族重新凝聚起来。这是当时中国进步阶层的共识，否则就没有当时的国共合作。北伐战争之后，中国形式上获得了统一。但是，蒋介石民国政权没有从当时中国的现实出发，成熟的架构各种社会力量，而是笃信中国传统的极端集权的帝国形式，犯了两个致命的错误。其一，领主式政策，只注意维护富裕阶级的利益，而蔑视广大穷困阶级的利益，对中国主流人口的贫困农民的切身问题几乎没有一项象样的政策，从而导致中国社会结构在发霉的古老根基上严重失衡。其二，采取灭绝手段消灭共产党。历史的看，中国共产党当时虽然势力很弱，但她的基本立足点在于劳动阶级，其主要成分构成也的确是当时中国民族的优秀阶层。在中国这样一个劳动阶级占绝对人口优势的国家，这样的一个政党的生命力是不言自明的。孙中山不愧伟大的政治家，他正是基于这一点，才提出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请注意，孙中山作为政治家的权力意识也是很强的，他团结当时弱小的共产党，是以共产党不搞武装斗争并服从国民政府为前提的。也就是说，国民政府让共产党发挥的作用就是将劳动阶级凝聚到国家政权的旗帜下，而绝不是让共产党坐大与自己共享政权。当时的共产党是毫不犹豫的接受，并派出优秀分子参加国民政府的。然而就是这样的政策，蒋介石的民国政府也不能接受，竟在统一战争的关键时刻，非得灭此朝食。
蒋介石政府的短视、极端，使中国社会的深层危机不可避免的走向对抗。偏偏又是雪上加霜，东洋日本帝国此时又大举入侵中国，使中国又一次沦入血与火的劫难。救亡图存又一次成为迫在眉睫的民族大义。当此之时，中国社会的上层力量发生了四重裂变：一是残存的清皇室依附日本成立伪满洲国；二是***高层派别卖国，成立汪精卫汉奸政府；三是蒋介石民国政府主流力量提出匪夷所思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对日本入侵不抵抗；四是中国共产党的主战政策与合作政策。这种裂变使中国抵御外侮的历史第一次出现了大混乱，汉奸遍地，绥靖盛行，政治腐败，战斗力空前低下。蒋介石在西安事变切身感到了军人阶层对不抵抗与“攘外必先安内”的不满与可能发生的更大威胁，方忍痛退让，实行国共第二次合作，正面抵抗日本入侵。
历史的报应是公正的。伪满洲国亲手抹去了帝制的最后一丝霞光，使帝制复辟与君主立宪等在中国永远成为梦幻。对于中国这样一个数千年王权帝制的国家，这可不是一件小事。汉奸政权不管怎样叫嚷自己“曲线救国”，都无可避免的身败名裂。蒋介石民国政权则由于屡屡在历史紧要关头的狭隘偏执，虽有绝对优势的武装力量，却是冰消雪解般崩溃了。中国共产党虽然长期弱小，却因为屡屡在社会基本问题上切中要害，并屡屡在民族危亡的生死关头展现铮铮硬骨，所以竟屡屡死里逃生，屡屡战胜强大对手，硬是建立了真正统一的大中国。
用种种希奇古怪的野史秘闻甚或高层的恩怨隐私来解释历史，或恶意中伤那些历史人物，都表明了传播者自己的阴暗心理。国家兴亡，政治成败，无不在于政治力量的基本作为，而绝不在于细言末行。
20世纪末期，中国民族终于重新回到了民族竞争的跑道。
中国的前途如何？还能赶上世界一流强国么？还能成为世界文明中心之一么？
这个问题表面上很简单，然则背后却包含了太多的内涵，所以答案竟是多样化的。无论就前途还是就对策，都有很难弥合的分歧。
就中国民族的前途而言：
有人说，中国文明是没有希望的，中国必须全盘西化。
有人说，中国文明已经沦落为“周边文明”，再也不能成为世界文明发展的中心动力之一，只有跟在西方后边亦步亦趋。
有人说，中国文明痼疾深重，中国人品性丑陋，不可能再创辉煌。
有人说，中国民族比起同是东方民族的日本，只算劣等民族。
就中国富强文明的“药方”而言：
有人说，中国的落后根本在专制，非民主制度不足以挽救中国。
有人说，中国人口太多，地土太辽阔，分为若干小国方可发展。
有人说，中国的病根在共产党与社会主义，非共产党下台，社会主义退出意识形态，中国不会成为文明富强国家。
外国人说，今日中国只是一个二流国家，明天也不会怎么样。
……
等等等等，不一而足。
根本国策与国家发展战略，往往不是一下子能明确的，它有一个历史选择的过程。许多时候，走着走着才能明白。只要一个民族保持着非凡的智慧与历史选择能力，战略选择的机会就不会错过。对于许多太基本、太困难，甚或涉及整个社会结构的大问题，轻易的非此即彼，往往会导致更大的民族灾难。应该有等待的耐心，经济发展与富裕文明的目标一旦达到，历史的选择自有他的法则。图大则缓，这是历史的经验教训。
但是，从前途而言，中国民族的希望是空前的。
这里并不将简单的经济富裕当作崛起的目标，那些只有经济增长而没有文明发展的石油国家，绝不是中国民族崛起的指标。我们说的民族崛起，指的是这样一副蓝图：先进合理的国家制度，高度发达的文化传播方式，世界一流的物质财富，作为具有世界意义与强大再创造能力的东方文明中心。
台湾学者的“周边文明”说大约能理论化的代表一种相当普遍的沮丧观念。（顺便提及：周边文明，即脱离世界文明中心、只能受别人影响而不能影响世界文明历史进程的落后文明）。中国在“硬件”上赶上并超过一流国家，大约没有多少人怀疑，分歧也只是时间长短的问题。在文明的再生并重新领先世界这一点上，怀疑者却是大有人在。
然而在这一点上，中国却恰恰是最有潜力最有底色最有创造力。
先说文明自身体系中的“硬件”——国体与国家制度。西方在文艺复兴之后，以启蒙运动诸学派为核心力量，发明创造了“共和制”的现代民主国家形式——三权分立、相互制衡与选举制度。应当说，这是西方人文在近代历史上最伟大的贡献，她的光辉将长久的照耀着人类的历史。但是，这与中国人在国家政体方面的创造力不过打了个平手而已。如果说，奴隶制时代，东西方大致在同一水平的话，那么在农耕文明的封建时代，国体政体的伟大创造属于中国民族。中国民族对国家行政治理权的黄金分割（郡县制），至今依然适用于全世界所有国家。中国封建国家的官制体系也是那个时代最为科学合理的。国人长久的沉浸其中，熟视无睹使我们许多人容易忘记中国民族的基础贡献，容易被形形色色的时新蛊惑得迷失自己。可是，世界历史学家没有忘记，一切清醒客观的科学史家与人文学者也没有忘记。
他们写下的历史，代表着人类的良知。
再说文明体系中的“软件”。中国民族的的生活方式与其创造的文明传播方式，以及礼仪精神、道德修养、人道理念、文化流派，无一不使认真比较中西方的学问家由衷赞叹。想一想，假如没有指南针，没有印刷术，没有火药，没有纸张，今天的世界是什么样子？尚且不说中国民族的冶铁、锻铸、建筑以及两千多年前公输般发明的木制滑翔“机”（木鸟）。再说令全世界至今不可思议的中国人的方块字，型意音具佳，每一个“方块”都有着说不尽的学问与历史变迁。电脑出现初期，外国人与一些中国人断言汉字最不适应传播，必将惨遭淘汰。然则曾几何时，世界华人发明的汉字软件竟直追英语体系！一些教育家的实验也同时证明，汉字的基础教育输入强于抽象文字体系，更容易被接受记忆。毛泽东曾经在游泳池边裹着大白毛巾，骄傲的对对赫鲁晓夫说，中国字是表意最丰富的，电发明之后，世界所有文字都原形借用了英文的“电”字（electricity），惟独中国人在自己的文字中找到了对应字——电，而且那么传神。
再说中国人的智商与创造力。无数中国留学生们的成就其所以令世界任何种族的学子们赞叹敬佩甚或酸溜溜的热嘲冷讽，不是最好的竞争比较么？可以说，中国人的智商、学力、勤奋、悟性，与全世界任何种族相比，都是超一流的！放眼小小寰球，没有一个民族在智商创造力方面高出中国人一筹，即或最优秀的其他民族，也最多与中国人相伯仲。无论是高深学问，无论是尖端技术，无论是诗情画意，无论是生活艺术，中国人可是丝毫的不输于任何外国人。
中国民族可以毫无愧色的说，世界是在我们的肩膀上站立起来的。
那么再往前走，中国人有钱了发达了富裕了，外国人拥有的硬件设施我们全有了，那时候，中国民族的文明创造力还会永远是周边文明么？中华文化圈具有悠久的历史，难道她会在中国民族重新崛起的时候失落么？台湾孤悬大海，民国政府又素来有仰人鼻息的软骨传统，他们的学者日每浸淫在文化殖民与精神殖民的氛围之中，丧失信心也是情有可原。然则国人万不可当真。
有人也经常拿日本人与中国人比较，认为同是东方人，日本民族远比中国民族优秀。中国人连亚洲都冲不出，谈何世界？我说，判断根本性问题就要有正视基本事实的能力与勇气，而不是在纷纭的个别事例上比较。大国与小国表现形式不一样，大民族与小民族表现形式不一样，多民族与单一民族表现形式不一样，具有悠久原生文明根基的民族与依靠“借贷文明”爆发的民族不一样。要论国家效率与民族齐心，不独中国，就是美国，也永远赶不上日本这样的单一民族的小国家。可是，作为世界第二强经济强国的日本，大国气度在在哪里？天下意识在哪里？一个亚洲金融风暴，破落贵族般的中国抖擞精神撑住了亚洲。那时多少国家对日本挽救危局翘首以待，可是，富得流油的优秀的日本民族在哪里呢？我们可以批评中国政府的迂腐，但我们不能昧着良心指责这种文明内涵赋予政府的优秀传统——包容天下的博大情怀。一个小民族、小国家，即或他富得无与伦比，有这样的行动意识么？不要将大民族、大国家的泥沙俱下鱼龙混杂就当作他的污浊本色，也不要将小民族小地主般的斤斤计较、辛勤操持与地头蛇般的凶泼当作他的至高美德。如同一个人的品性要在关键时考验一样，民族的优秀与否，是要在历史进程中考验的。请朋友们回答，日本民族自明治维新以来，除了无休止的侵略罪行与泼皮般的死不认罪，可曾干过一件具有世界意义的好事？中国就有，鸦片战争、抗击法西斯、朝鲜战争、越南战争、团结第三世界等等等等。
中国民族没有骄傲膨胀的恶习，但却有强烈的竞争意识与不甘落后的顽强精神。做天下中心，做天下第一，是中国民族基因中牢不可破的先天意识。中国民族对“落后”是深以为耻的。为了迎头赶上，中国民族往往近乎狂热的牺牲平稳的代价。一件大事，当中国人发现帝制国体落后的时候，竟然一步到位的推翻了帝制，实现了共和。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帝制根基最深的国家，如此激烈的革命远远超过了英国、日本和许多国家，可不是一件“狂热”二字所能解释的历史事件。为了救亡图存，为了赶上世界，中国民族吸纳了西方所有的“主义”，同时近乎残酷的批判中国文明的缺陷，几至于鲁迅说出“中国书可以不看”这般极端的话来。然则无论如何，中国思潮的总体精神是鲜明的，这就是中国不能落后。
精神如此，文明犹存，中国何以不能重新超前？
世界曾经拥有这样的中国。世界将重新拥有这样的中国。
论历次民族大迁徙
历史上有记载的第一次民族大迁徙发生在公元前2世纪。（犹太民族的在亚非之间的迁徙，应该要早很多，但因为是圣经所记载，虽然可信度很大，这里依然不去算他。）
公元前三世纪末，统一了漠北的匈奴打败了汉帝国，逐渐强盛起来了，并随即开始了扩张，匈奴头曼单于，冒顿单于，老上单于祖孙三代，持续对居住在甘肃西部的月氏人用兵，最后在前170年左右，由老上单于最终完成了对月氏的征服，匈奴人的征服类似于后世的蒙古人，非常野蛮。老上单于征服了月氏后，拿月氏王的头盖骨做了饮器，并开始大规模屠杀和驱逐月氏人，迫使他们向西迁徙，由此产生了发端于亚洲高原的有史记载的第一次各民族大迁徙。而这次月氏人的迁徙造成了中亚和东伊朗面貌的彻底改变。
这些月氏人离开甘肃，穿过北部戈壁向西逃亡。其中小部分月氏人，中国古籍称之为小月氏，在天山南部地区的羌人或吐蕃人中间定居下来，使用羌或吐蕃人的语言。其余的月氏部落，中国人称为大月氏，企图在中亚北部的伊犁河流域和伊塞克湖盆地定居。但很快被乌孙人赶走。
大月氏人继续西迁，据《汉书》记载，大月氏人在前160年，左右最终到达了锡尔河上游的大宛。并定居下来。
大月氏人文明程度很高，他们和当地大多数的游牧民族不同，他们很早就采用了定居生活方式，因而他们的到来，为中亚带来了文明的萌芽。但同时对当地的游牧民族产生了新的冲击。
在匈奴和大月氏的双重压力下，首先离开故土的是乌孙人。乌孙人属于在北方游牧的伊朗种人，在匈奴和大月氏的驱赶下，他们一路西迁，大概在公元前2世纪中叶，渡过伏尔加河，侵入俄罗斯草原，被西方史家称为阿兰人。乌孙人（阿兰人）把“东方”（阿尔泰山）的花纹艺术风格传给了当时在俄罗斯草原的哥特人，并在我后面要提到的第三次大规模的民族迁徙中，由哥特人传给了日耳曼人诸部落，所以在日耳曼人的哥特艺术中，可以找到很多的中亚游牧艺术风格。
大月氏人到达大宛后，他们已经来到了巴克特里亚（阿富汗）的希腊王国的边境上。而他们的到来，决定了希腊——巴克特里亚王国的末日。
巴克特里亚是公元前4世纪，马其顿的亚历山大大帝，征服阿富汗地区后，设立的行省，在亚历山大帝国瓦解后，由当地的希腊王公建立的完全希腊化的王国。由于大月氏人的到来，原来在塔什干，费尔干纳和喀什噶尔地区的游牧民族，纷纷涌入了繁华的巴克特里亚。这些游牧民族和乌孙人一样，都是来自锡尔河北岸中亚西北草原的游牧的伊朗人。在中国古籍中被统称为“塞人”。
大约在公元前140——130年间，游牧部落实际上已经从希腊末代国王赫利克勒斯手中夺取了巴克特里亚，从此希腊势力彻底退出中亚，一去而不返。游牧部落在阿富汗建立的国家，在中国古籍中称为“大夏”，前128年，张骞出使西域，访问了大夏国，这是有记载的中华民族和伊朗民族的第一次亲密接触。
根据《汉书》记载，大夏国很快便臣服于在大宛的文明人大月氏人。“月氏徙来，皆畜臣之”，根据《后汉书》记载，大约在公元前126年，大月氏人不再满足于对巴克特里亚的宗主权，他们越过阿姆河，实实在在地占领了阿富汗。大月氏进而移居大夏，由五位首领（即叶护）瓜分了其地。
而在南方，原来在巴克特里亚的塞人受到大月氏人在后面的攻击，占领了德兰吉亚那（今天伊朗的锡斯坦省）和阿拉霍希亚（今天阿富汗的坎大哈）。这一占领是永久性的，因为，从此以后，这些地区成了“塞人的地区”，按波斯语名称音译就是“锡斯坦”。
所有这些塞人游牧部落从锡斯坦猛扑向伊朗的希腊化的帕提亚帝国（中国古籍称为安息），几乎摧毁了它。帕提亚国王弗拉亚特斯二世受到叙利亚安提珂王朝（都是亚历山大帝国的后继国家）的国王安提珂七世的威胁，安提珂七世企图进行塞硫古王朝式的再征服（公元前129年），弗拉亚特斯二世不得不请求在锡斯坦的野蛮的塞人来援手。可是这些塞人部落进入帕提亚后不久就倒戈，弗拉亚特斯兵败被杀（公元前128年或127年）。而即位的阿特班努斯二世于公元前123年在反攻中受重伤而死，帕提亚帝国几乎崩溃，最后帕提亚王密特里达提二世（前123——88年）幸运地阻止了游牧部落对帕提亚的入侵，并将他的宗主权强加给了在锡斯坦的塞人。
这些地区的塞人和大月氏人以后的命运构成了伊朗和印度历史的一部分。塞人从锡斯坦和坎大哈扩张至喀布尔和旁遮普；然后，当这些地区被月氏人占领时，他们又扩张到马尔瓦和吉莱特，在那里，塞人的总督维持统治直到公元4世纪。
至于巴克特里亚的大月氏人，《汉书》中记载他们在公元1世纪建立了非常著名的大贵霜王朝。《汉书》说，这些贵霜人是大约在公元前128年瓜分巴克特里亚的五部落中的一部，并在贵霜人的首领邱就却的领导下降服其余的月氏部落，建立起了贵霜帝国。贵霜王朝的统治一度从喀布尔扩张到北印度的部分地区（旁遮普和马图拉）。并在佛教向中亚的传播过程中起到了巨大作用。
匈奴的对甘肃月氏人的征服给亚洲的命运带来了巨大影响。匈奴在把月氏逐出甘肃的过程中，引起了一连串的反应，这些反应在远至西亚和印度都能被感受到。阿富汗地区丧失了希腊化特征，亚历山大远征在这些地区所留下的最后的遗迹被消除了；帕提亚的伊朗暂时承受了震动；从甘肃被赶走的部落已经在喀布尔和印度西北部建立起了一个意想不到的大帝国。
历史上第二次大规模的民族迁徙，发生在公元4到5世纪的中国北方，即中国人妇孺皆知的“五胡乱华”，对于这段混乱的历史，笔者这里就不再重复了，这一节，主要把五胡的迁徙路线，和他们的各自命运交待一下。
这次大迁徙的发起者，依然是纠缠了大汉400年国运的匈奴人。在笔者《漫谈匈奴和突厥的历史概况》一文中提到，公元前60年，匈奴发生内战，呼韩邪和郅支两位单于互相争位，前51年，呼韩邪归顺汉宣帝，在西汉军队帮助下，打败郅支单于，占领了匈奴故地，被称为东匈奴。
郅支单于则向西攻击，在咸海流域打败乌孙人和康居人，建立了自己的国家，被称为西匈奴。然而这支不愿归顺中国的匈奴人依然没有逃脱中国的攻击。公元前36年，西域校尉陈汤在一次异常大胆的袭击中直抵伊犁河支流楚河畔，袭杀了郅支，留下了“犯强汉者随员必诛”的千古豪言。西匈奴迅速瓦解，并向西逃循。这里按下不表。
这里来看东匈奴。
公元48年，南方的8个匈奴部落在首领的率领下起来反对东匈奴的蒲奴单于，东匈奴从此分裂成了北匈奴和南匈奴两部分。南匈奴向东汉帝国臣服，光武帝刘秀把他们作为盟邦安置在漠南地区，即在戈壁南部边境的内蒙古，以及山西与甘肃的边境上。
公元2世纪中叶开始，取代北匈奴占据漠北的鲜卑族强大起来了，他们在部落首领檀石槐的带领下开始攻击内蒙古的南匈奴。已经归顺中国的南匈奴，于是立刻和鲜卑人结盟，一道攻击陕西甘肃和辽东的中国边境，但当时的鲜卑和南匈奴人不成气候，被东汉军队屡屡击溃，最后在公元207年，曹操在辽东彻底击溃乌桓（和鲜卑同源的一支游牧部落），并彻底解除了鲜卑和南匈奴的威胁。
公元215——216年间，曹操把南匈奴余部安置在今陕西省、山西省和河北省以北的人烟稀少的边境地区，并把他们人为地分裂成左、右、南、北、中五部，每部派一位中国的政治代表（司马）监督各部首领的统治。统一南匈奴的合法单于被软禁在中国宫廷内。而在整个三国魏朝期间，鲜卑人和南匈奴人始终无法成为中国北方的威胁，他们对中国的大胆攻击，无一例外地被魏国军队击溃，当时的中国，似乎已经不存在来自北方的威胁了。
然而，就在这个看似平静的时刻，可怕的民族大迁徙突然来临了。这次迁徙从规模上类似于欧洲5世纪的民族大迁徙。然而，与之不同者，这些迁徙既不是由蛮族之地的骚乱而触发，也不是由某个阿提拉的行动而产生，而仅仅是由于中国西晋的内乱所导致的力量的衰落而引起，中国的衰落像是一根真空管，把直到当时仍沿中国边境扎营的、作为中国盟邦的这些蛮族吸入了中国。
西晋时，南匈奴五部失去中央政府的监督，塞外匈奴大量内迁，总数在30万左右，南匈奴迅速强大起来。南匈奴左部的刘姓家族（公元202年左右，南匈奴的呼厨泉单于为了拍东汉王室的马屁，改的姓）的刘渊，在304年统一南匈奴五部，得西晋授“五部落单于”封号。同年，刘渊起兵反晋，在汾河流域建汉国，自称“汉王”，公元308年称帝，迁都平阳，并随即大肆进攻西晋，揭开了这次历时300年的民族大迁徙历史。
匈奴人在五胡乱华中，消耗殆尽，除了在战争中被消灭，350年冉闵的襄国大屠杀，和胡夏赫连家族的穷兵黩武，也给匈奴民族造成了万劫不复的伤害，以至于到了公元5世纪，匈奴作为一个民族的历史，居然在中国史书中从此彻底消失了。
五胡乱华的第二个民族，是羯族。羯族很难说是一个独立的民族，他们一直和匈奴人混居在漠南，生活习俗基本上和匈奴人类似，曹操内迁五部落匈奴时，羯族人随匈奴迁入山西，集中于上党地区，被称为“匈奴别部”。
羯族石勒建立的后赵，本来很有机会结束这场空前的混乱。可惜其继承者石虎是一位十足的坏蛋（他竟让人把他最漂亮的妃子烤熟，端上餐桌。）但由于在初次与巨大的文明接触而受到感化下的蛮族所产生的普遍的反常情况，石虎却是五胡的众多君主中最热心的佛教保卫者之一。
石虎的暴戾统治，间接导致了人口稀少的羯族人民的可怕命运，350年冉闵杀尽后赵贵族后，由于实在不放心胡人，亲手策划了襄国大屠杀，看到不像汉人的格杀勿论，羯族在这场屠杀中受创最深，几乎被杀光了，以至于幸存者已经无法维持自己的民族特性，羯族在这个星球上的历史，突然消失。
在这第二次大规模民族迁徙中，给中国带来最深远影响的是鲜卑人。
上节讲过，公元48年，东匈奴分裂成南北两部，南匈奴内附东汉，北匈奴则继续于东汉为敌。公元49年，东汉王朝为了削弱北匈奴，辽东太守祭彤支助并怂恿靠近北匈奴的两个满洲部落反对他们，这两个部落分别是在满洲辽河上游流域的乌桓部落和在大兴安岭（当时称鲜卑山，鲜卑部落由此得名）和嫩江河畔过着游牧生活鲜卑人部落，这两个部落基本上应该是蒙古人种，鲜卑人从此在历史上出现。
鲜卑人在此战中得祭彤支持，击败北匈奴，斩首两千，初露锋芒。
公元91年，大将军窦宪遣右校尉耿夔大破北匈奴，北单于逃走，鲜卑因此转徙据其地。匈奴余部尚有十余万人，皆自号鲜卑，鲜卑由此渐盛。此后，鲜卑东抗东汉辽东，南击南匈奴，西逐北匈奴，对中国北部边境造成了新的威胁。
桓帝时（公元2世纪中叶），鲜卑首领檀石槐在历史上首次统一鲜卑各部。大约155年，檀石槐征服了北匈奴，悉据匈奴故地，并向西蒙古进军，远至伊犁河畔的乌孙人，他打败了这些乌孙人。据《后汉书》记载，当时他的统治从满洲到乌孙国，远至巴尔喀什湖，“东西万四千余里，南北七千余里。”
随后，鲜卑首领开始重蹈前辈匈奴的覆辙，贪婪地把目标对准中国。他们连续进攻中国辽东，辽西，但屡遭挫败，随后，鲜卑人进攻南匈奴，并胁迫南匈奴各部共同进犯陕西和甘肃，但均被严阵以待的东汉军队击败。207年，曹操亲率大军在辽东消灭了鲜卑最亲密的盟友乌桓部落，一战而彻底解除了鲜卑和南匈奴对中国北方的威胁。（在坚决消灭乌桓这件事上，看得出曹操比他最著名的谋士郭嘉，还是要高出了一筹。）
随后100年间，鲜卑对中国北方几乎不能形成威胁，虽然为了生存，游牧的鲜卑部落依然不断袭击中国偏远的甘肃陕西边境，但无一例外地被曹魏王朝和西晋王朝所击溃。事实上，曹魏王朝确确实实是解决中国北方边患最为成功的一个朝代，它对于西域地区的控制，也似乎要强于两汉和盛唐。
但正如上一节所提到的，由于西晋王室令人难以理解的弱智，使这段本可以延续的蜜月期突然终止。南匈奴的对西晋王朝的侵袭，引发了鲜卑民族大规模的民族迁徙。
由于鲜卑部落众多，人口也大大超过了以前的匈奴（估计五胡乱华时，迁入中华腹地的鲜卑各部人数超过200万人）。在这次大迁徙中，鲜卑人主要分为了以下各支。
东部鲜卑经过檀石槐、轲比能等部落联盟时期，后来发展成为慕容氏、段氏、宇文氏；期间在辽东和中原分别建立了前燕、后燕、西燕、南燕等国，宇文氏则在百年后建立北周。
北部鲜卑主要是指拓跋鲜卑。拓跋氏建立代国，后又建立北魏，并统一北方，兼并其它鲜卑诸部。（关于拓跋部落，西方许多史家认为是源于阿尔泰山的突厥人种，笔者认为这个看法是有一点道理的，笔者后面会提一下。）
西部鲜卑主要由河西秃发氏、陇右乞伏氏（都是汉魏时期，在甘肃陕西被击溃或投降的鲜卑部落后裔）以及青海和甘肃的吐谷浑组成。秃发氏、乞伏氏建立了西秦、南凉国家，吐谷浑在今甘南、四川西北及青海等地区建立国家，一直延续到隋唐之后。
然而，大规模迁入中原的鲜卑民族，随着被巨大的文明所笼罩，其游牧民族的活力也逐渐被削弱、淡化和淹没于中国主体之中。而佛教在这个过程中起了很大的作用。这些凶猛的武士们一接触到菩萨的优雅姿态就易于受到佛们博爱教条的感动，以致于他们不仅忘记了他们好战的本性，甚至还忽视了自卫。鲜卑贵族在北朝的多次内乱中，消耗得差不多了，而鲜卑人民则更热衷于汉人的文化和定居生活，鲜卑的民族特性逐渐消失，以至于到了隋唐时代，虽然绝大多数北方贵族几乎都带有鲜卑血统，但鲜卑人作为一个民族，居然彻底消失了。
鲜卑人的历史到此为止，这里要提一下存疑的拓跋部落的来源问题。鲜卑在北方被东汉和曹魏击溃后，大多移居辽东和陇右，漠北却在鲜卑主体离去后突然出现了一个更为强悍的部落拓跋部，拓跋部和鲜卑以前的各部完全找不到关联，他们到底是哪里来的？
西方史家大多数认为，他们是来自阿尔泰山的突厥部落，乘檀石槐后鲜卑衰落之际，占据了漠北，从文化上，他们比辽东的慕容氏要落后非常多，很难想象是源出一支。更为有意思的是，以后的很多突厥王朝，比如哈拉汗王朝，高昌回鹘，甘州回鹘的君主，不约而同的采用了一个君主的称号——“桃花石汗”，这个称号居然是北魏君主的称号，拓跋焘就称“桃花石汗”，而这个称号仅在突厥王朝中出现过。从语音角度看，“桃花石”在突厥语中为Tabgatch，这个词居然发音和“拓跋”非常相近，这仅仅是巧合吗？
这次向中国的民族大迁徙的另两支来自氐族和羌族，笔者一直认为所谓氐和羌其实是一个民族的不同部落，类似于鲜卑和乌桓，甚至他们和吐蕃基本也是源头同一的一个民族。
氐人活动的范围，在秦汉主要是在从陇右到岷北的甘南陕南和川西北地区，他们似乎在中国的战国时代，已经发展到了定居农耕社会的阶段。他们建立了自给自足的氐人国家，和中国应该是不会有矛盾的，所以他们给中国带来的麻烦和漠北的游牧民族有根本的不同，他们根本不愿意劫掠中国，完全是被汉代的扩张政策逼出来的。
公元前111年，汉武帝刘彻开拓西南境，遣中郎将郭昌攻灭氐王，置武都郡。汉武帝对氐人采取了错误的民族压迫政策，将部分武都氐人赶出家园，集体将他们驱逐出了富饶的汉水、嘉陵江、岷江流域，迁徙到了甘肃荒凉的酒泉郡。
东汉末年，刘备，曹操争夺汉中，其余生活在川北的氐人夹在中间，再次流离失所。刘备拿下汉中后，219年，曹魏雍州刺史张既将武都氐人5万余落强制出居扶风、天水二郡界内。随后几年，又有万余户武都氐人被强制迁往关中和汉人混居。五胡乱华时最著名的氐人家族略阳蒲（苻）氏、吕氏，其先人都是从武都迁来的。
这些内迁的氐人非但失去了家园，土地，还大量被卖为奴隶或被迫充当雇佣军，过于严酷的民族压迫政策，导致公元294年，秦、雍氐，羌悉反，立氐帅齐万年为帝。叛乱持续了五年，299年，齐万年被杀，关中平，余万众，在氐人李特率领下，逃入四川蜀郡，导致大规模的流民暴动，很快夺取了四川政权，是为成汉。
四世纪十年代，西晋对中国北方失去控制，饱受压迫的关中氐人顺势反晋。310年略阳（今甘肃省秦安县）蒲洪受刘汉册封，进氐王，刘汉亡后，降后赵，350年东晋以洪为征北将军、都督河北诸军事、冀州刺史。冉闵杀胡羯，关陇各族流民相率西归，依附蒲洪，其势大振，次年，其子苻健建国，是为前秦。
前秦几乎统一了中国，但在决定中华命运的关键一战淝水之战中以多打少却彻底失败。淝水之战，笔者一直认为是中华3000年战史上最为具有决定性深远意义的一战，很难想象，一旦在383年，尚未汉化的北方的蛮族铁蹄就踏入江南，中华的命运将会如何演变。东晋王朝及其王谢桓庾世家，当之无愧地拯救了中华文明，应该大书特书。（遗憾的是东晋世族政治却一直被当作大地主政治的典型，被批判着。）
前秦亡后，略阳氐人吕光在凉州建立了后凉政权。另外，略阳氐人杨氏在东汉末年就建立了仇池国，仇池国根据地不太固定，基本在川北一带，对周围的大国忽叛忽降，甚至南北俱降，就这样居然给他混了三百多年，直到隋初才亡。
氐人一直和汉人聚居，有自己的语言，却没有文字，通用汉字和汉语，所以氐人很快就被融合在汉人之中，少部分融于羌族或吐蕃。隋朝以后，氐人消失了。
羌族人数远少于氐人，（氐人全盛时超过百万），却成为五胡中唯一留存至今的古老民族。其原因非常耐人寻味。
羌族发源于青海河湟地区，和氐人一样有语言没文字，被汉人征服后，通用汉字，他们过着比氐人落后一些的半定居生活。但似乎只要是不具有进攻性的定居少数民族，就会受到中国的压迫。羌族受害尤烈，这可能就是他们始终坚持不愿意与汉人融合，在没有自己文字的情况下，在汉人的统治边缘顽强地保持自己的民族特性，繁衍至今的原因之一。
王莽年间，王莽为了粉饰太平，派中郎将平宪等持重金引诱当时游牧在西海（青海湖）一带的羌族首领将本部12000人迁入塞内陇右的不毛之地，“居险阻处为藩蔽”，而献“平地美草”之地。王莽遂置西海郡。结果羌人肥沃的故地成了当时王莽政权流放犯人的场所。两年后，羌人发现受骗，反攻西海郡，欲夺回故土，被王莽的护羌校尉窦况所镇压。从此羌人失去了家园。
东汉政府继续执行对羌人的强制迁徙政策，将大批青海羌人迁到陇右，关中，和汉人，氐人混居。并派遣汉吏对聚居区内的羌民执行严酷的压迫政策。为了隔断徙居内地的羌族诸部与青海境内未臣服羌族的联系，防止他们联合反抗，东汉政府在今青海西宁、乐都一带建立屯田区，长期驻军屯垦。
从公元77年起，不堪压迫的羌族各部，不断起来反抗，历时100多年，整个东汉时期，汉帝国为自己的民族政策付出了代价，长期的残酷战争，使整个东汉西北地区残破不堪，而羌族各部也消耗一空，受创极为惨烈。
西晋末年齐万年起义时，羌族和氐族一同叛乱。晋室南迁后，北方形成了各族豪帅拥众割据的局面，而羌族豪帅也随即聚众参加混战。351年，石赵灭，率部进入关中的羌族豪酋姚弋仲被东晋授予车骑大将军、大单于。公元355年，姚弋仲子姚襄和东晋翻脸，被桓温击败，357年，姚襄被符坚杀掉，其弟姚苌降秦。384年，符坚淝水兵败，姚苌建国后秦，极盛时悉据关中，进逼洛阳。417年亡于东晋刘裕。羌族贵族悉数被斩。
其后，残余的未被消灭或同化的羌族人辗转于汉藏边境，苦苦生存，最终在川北阿坝地区，找到了一块容身之地，一直幸存至今。
这次有史以来第二次的民族大迁徙，对于中国的冲击和100年后匈奴和日耳曼蛮族对于欧洲的冲击强度类似，造成的混乱和破坏程度也类似，但结果却是戏剧性的不同。中华文明在蛮族的冲击下依然屹立，并将数百万游牧的野蛮人一举融合，蛮族的冲击对中华文明的发展仅仅带来了北方地区停顿的影响。而蛮族自己的固有文化在中华境内却早已经被荡涤一空，几乎没有留下多少印记。而阵痛过后的中华文明却一举迎来了它的大黄金时代，并屹立到了世界的巅峰。这些不由不让人感叹东周两汉以来的中华古文明的深不可测。
成为鲜明对照的是，在笔者下一章要讲的欧洲的民族大迁徙中，看上去无比强盛的古罗马文明却迅速消散了，甚至于连拉丁罗马人，以及其语言文字也渐渐消亡了，而所有的蛮族部落，除了匈奴，几乎都完整地绵延到了今天。除了宗教，蛮族人几乎没有从罗马文明中继承有关政治和文化的任何东西，他们为西欧带来了一个漫长而黑暗的中世纪。欧洲的民族迁徙彻底改变了西欧的人种，文化和政治制度。其影响已经不能用“影响”这个词来表述了。
以五胡乱华为标志的第二次民族大迁徙，给中国带来的最具有长久影响的事件是造成了中国南北方的差异，这种影响直到今天依然可以感受得到，这里笔者就不再继续展开了。
历史上第三次民族大迁徙，发生在欧洲，这场恐怖的民族大迁徙席卷了整个欧洲，结束了欧洲的希腊罗马时代，把欧洲带入了中世纪。
这场大规模的民族迁徙，同样很有可能是由匈奴人引起的，欧洲人称这群来自亚洲草原的游牧民族为Hun,即匈人。这群匈人的来历，我们完全无法前溯，但我们可以根据中国和罗马史册中对于匈奴和匈人各自外貌，作战方式，生活习惯的描述，判断匈人应该是匈奴的后裔。
进而，历史学者又根据蛛丝马迹，判断公元4世纪后半叶突然出现在顿河左岸的匈人，就是在公元前36年在中亚楚河流域被西汉西域校尉陈汤击溃的西匈奴郅支单于的后人，这样就一举解开了两大难题，匈人的来源和西匈奴的命运。
关于这支匈人（后面就称匈奴人）的历史，我在《漫谈匈奴和突厥的历史概况》一文中有过介绍，这里就省略了，这里只是谈谈他们的进攻，所导致的东中欧平原各民族大规模迁徙的情况。
匈奴人在欧洲平原出现后，第一个倒霉的民族是阿兰（Alani）人，我们前面说过，阿兰人有可能是西汉西域乌孙人的后代，所以他们是伊朗也可能是突厥种族人，在大月氏的驱赶下，他们一路来到了高加索以北的库班河和捷列克河畔，建立了阿兰人的国家。公元360年，匈奴领袖巴拉米尔率领野蛮的匈奴人突然出现在顿河的左岸，当时的阿兰人王国完全没有办法招架，在顿河沿岸阿兰人的联军大败于匈奴人，阿兰国王被杀，阿兰人随后被胁迫成为匈奴的附庸，并作为同盟军，随匈奴人西进，西进的阿兰人在随匈奴人进军的过程中逐步脱离了匈奴人的控制，并开始了他们自己的民族迁徙，最终随着罗马帝国的衰落，在约409年左右，随着其他日耳曼部落（主要是西哥特人），进入了罗马帝国的伊比利亚半岛北部，并从此在那里定居了下来，这支阿兰人和哥特人的混合种族成为了后世加泰罗尼亚人（Catalonia,从词源分析，就是哥特-阿兰人）的先祖。
留在库班河和捷列克河畔臣服于匈奴的阿兰人，后来皈依了东正教，成为现在奥塞梯人（即今天俄罗斯在高加索地区南北奥塞梯共和国的主要民族）的祖先。
匈奴降服阿兰人后，立刻开始进攻黑海北岸第聂伯河以东的东哥特人国家。
东哥特人和后面提到的大多数蛮族都属于日耳曼民族。
在公元前一世纪前，日耳曼人大多数生活在莱茵河以东，多瑙河以北到北海的广大平原上，这块地区因而被称为日耳曼尼亚（Germania），公元前113年，日耳曼蛮族人越过阿尔卑斯山，侵入罗马帝国，这是日耳曼蛮族，首次出现于历史纪录中。这支蛮族部落，在大约公元前102年，被罗马人全部歼灭。
罗马帝国随后开始了征服日耳曼尼亚的军事行动，前58年，杰出的罗马统帅凯撒以武力打败了日耳曼人，一度征服了日耳曼尼亚地区，但公元9年，由阿尔米纽斯领导的日耳曼人，在条顿堡林山战役中，大败罗马人，将罗马统治彻底赶出了日耳曼尼亚。
从此日耳曼人在这块土地上生活繁衍，其生活区域也扩展到了黑海沿岸，而日耳曼人也演化成了很多部落，其中在东边黑海沿岸的日耳曼部落被称为哥特人，大致以第聂伯河为界，分为了西哥特人和东哥特人。
于是东哥特人成为了第一个遭遇匈奴人的日尔曼部落。
公元375年，巴兰贝尔率领匈奴铁骑以排山倒海之势入侵东哥特王国，东哥特人年迈的国王亥耳曼奇的部队被全歼，亥耳曼奇在绝望中自杀。其继承人维塞米尔也被匈奴人打败和杀死。亥耳曼奇之子呼哪蒙特率部投降，而其余的部众在阿拉修斯的带领下逃到西哥特。并在匈奴对西哥特的扫荡后，继续西迁，逃到了匈牙利的潘诺尼亚草原。
匈奴来到第聂伯河后，西哥特人的厄运接踵而至。
西哥特国王阿撒那立克得知东哥特灭国后立刻在第聂伯河西岸布阵，意图阻止匈奴人渡河，不料匈奴人在远处上游偷渡后夜袭敌营，重创西哥特军。西哥特人在惊恐之余，部族溃散，一部大约二十余万众，得到罗马皇帝的许可，于公元376年，渡过多瑙河进入罗马国境。
公元378年，在麦西亚（近保加利亚）的西哥特人由于不满罗马帝国对他们的压榨，起兵叛乱，罗马皇帝瓦伦斯随即调集大军于公元378年8月9日在阿德里亚堡与西哥特人会战，结果在西哥特人的步兵和骑兵面前，曾经纵横欧亚的罗马重装步兵方阵完全不堪一击，仅半天时间，在匈奴人面前一击即溃的西哥特人居然全歼了罗马四万禁卫军，其中包括了罗马皇帝瓦伦斯本人。
这一战，动摇了罗马的根基，罗马再也无法控制辖下的诸族和领土。蛮族人也认清了曾经无敌的罗马帝国，原来是如此的不堪一击，纷纷涌入罗马帝国，罗马帝国的末日就要到来了。
上一节讲到，由于匈奴人的攻击，公元376年春天，失去家园的西哥特人逃入了罗马帝国境内，揭开了第三次民族大迁徙的序幕。
378年8月，阿德里亚堡会战，西哥特的步兵和轻骑兵全歼了罗马帝国的重装步兵军团，罗马皇帝瓦伦斯阵亡。继位的罗马皇帝狄奥多西一世被迫让步，准许西哥特人定居巴尔干半岛北部的色雷斯（今天的保加利亚，马其顿和希腊东北）。395年狄奥多西一世死，罗马帝国分裂为东西罗马帝国。
5世纪初年，西哥特人在其首领阿拉里克（395～410在位）统率下大举进攻两大罗马帝国。南下希腊，西进意大利。408年阿拉里克进军意大利，包围罗马。罗马付出5000磅黄金和3万磅白银并释放所有日耳曼族奴隶后，才得解围。西哥特人撤退时，沿途约有4万被释奴隶加入阿拉里克队伍。
410年阿拉里克再度包围罗马，于8月24日晚攻陷该城。随后，阿拉里克命令西哥特人在罗马大肆劫掠三天，这是罗马历史上第一次落入蛮族之手，西哥特人对罗马的劫掠和破坏行为震惊了整个罗马帝国，东罗马皇帝狄奥多西二世为此痛哭不止。
阿拉里克雄心勃勃，打算继续征服罗马帝国的粮仓西西里和北非，但在南下途中死去，西哥特人于是改变计划，在阿拉里克的姐夫阿陶里克的率领下回师北上，翻越阿尔卑斯山，进占高卢西南部的阿基坦，418年以图卢兹为中心建立西哥特王国。
西哥特王国，是蛮族在罗马帝国内建立的第一个王国。
继西哥特人之后涌入罗马帝国的是日耳曼民族的苏维汇人、汪达尔人和伊朗民族的阿兰人。苏维汇人是盎格鲁萨克逊人的亲戚，原来居住在匈牙利潘诺尼亚平原，汪达尔人最初生活在斯堪的纳维亚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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