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恩涵
出版社：东方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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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家曾纪泽(1839-1890)试读：
前言
曾纪泽（一八三九—一八九〇）的外交成就，无论在他生前和死后，都很受到中外人士的称赞；在清季外交史上，无疑地，他是一位卓越的人物。如果我们将鸦片战后的清季外交，划分为三个阶段：从道光廿二年《南京条约》签订到咸丰十年《北京条约》签订为第一期，从《北京条约》签订到光绪二十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为第二期，从甲午战争结束到宣统三年清室退位为第三期；那么，曾纪泽则是属于第二期的我国外交家之一。
当时我国已历经创痛，西方船坚炮利的事实，已被普遍承认，在对外的政策上，亦已作过重大的改变：除允许各国公使入驻北京外，并特设总理衙门，命亲王重臣主持，以负与外人折冲之责。对于东西各国的情势，亦力求了解，光绪元年后，并分遣使臣驻扎欧、美、日本等重要国家，开始建立中外对等的外交关系。
就列强对华的态势来看，在英、法、俄、美等国的先导下，虽然已经运用武力、外交交替使用的方法，打开了中国的门户，强迫中国接受了中外通商的事实，并攫取到不少特殊的权利，但在整个第二期内，它们对于广土众民的中国及其所蕴蓄的潜力，尚颇具戒心。它们的觊觎图谋，初尚侧重于经济与文化方面；其政治性的攫夺目标，亦暂以中国的藩属与边地为限。曾纪泽在此期间历任外交要职，于中国对外政策的筹议与定策，乃至实际外交的因应与周旋，几均身预其事，费尽心力。
曾纪泽的外交事业，发轫于光绪四年之奉命出使英法，稍后更兼使俄国，前后旅居欧洲八年。及奉召返国，又以兵部侍郎，兼海军衙门帮办大臣，并被授为总理衙门大臣之一。他的主要成就，自以光绪六七年间的中俄伊犁交涉，最为人所艳称。他挽救了一次迫在眉睫的中俄战争，并以较少的代价，索还了已经丧失的部分要地。其次，他对中法越南的争议，也有独到的见解，首先指出问题的症结所在。其间虽因清廷措置失宜，举棋不定，坐失有利的时机，但他所志所事，即使其敌对的一方，对于他判断的敏锐，辞令的犀利，亦深表钦佩。此外，他在中英鸦片加税免厘与缅甸问题的交涉中，也有出色的表现。尤其值得重视的，是他撤废不平等条约的建议，甚至还提出了具体的撤废办法，其卓识远见，洵非时人所及。
从曾纪泽对于近代国际政治的了解和运用来看，他不只已经掌握到中外交涉中最具关键性的一些问题，而且已能运用欧洲的均势，以维护中国的基本利益；能够利用各国内部的政治矛盾，以达成中国的特殊愿望；能够运用中国的军事实力，以在外交上获取较大的利益；能够运用西方国际法中的某些原则，以迫使欧洲国家对中国作实质上或形式上的让步。这些，都是前乎曾氏办理“夷务”“洋务”的人员所未能完全做到的。可惜他在返国之后，身处积重难返满朝瞆瞆的政治环境之中，绝少洞悉外情留心时势的同道。他个人虽然满怀壮志，筹议颇多，无如众醉而独醒，曲高而和寡，因此，动辄遭受到同列的疑忌和掣肘，加以体弱多病，不幸竟以实际不足五十一岁的盛年而早逝。
本书的目的，在于探究曾纪泽一生外交事业的开展与成败。第一章叙述他家世的背景与早年学行，以为研究他此后作为的基本线索；第二章则就他对有关洋务问题的认识，作一全盘性的了解；第三章说明他在中俄伊犁交涉中所作的各项努力，分析他所应用的各项策略及其促致成功的因素；第四章研讨他应付中法越南争执时所采取的立场；第五章着重他使欧晚期的活动；第六章着重他返国后对各项新政的献猷与筹议。最后，第七章则将就他一生的外交事业，作一综括性的评价，并进而将其外交认识与当时实际主持外交大计的李鸿章，作一比较，以检讨甲午战前中国外交的全盘态势。
撰写期间，承蒙业师郭量宇先生启发鼓励，多方指导，并承将多篇尚未发表的论著及数种珍藏资料，惠借参考。初稿成后，复蒙详予阅正，补其缺漏，订其谬误，使本书无论在内容上与形式上，都大为增色，谨在此敬致衷心的感谢。美国夏威夷大学历史系郭颖颐教授（Dr．D．W．Y．Kwok）、马克沁教授（Dr．James M．McCutcheon）、政治系李维教授（Dr．Werner Levi），于本书英文初稿，曾赐斧正；“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王聿均先生、黄嘉谟先生、王树槐先生、陆宝千先生曾校阅全稿；沈云龙先生、吕实强先生、赵中孚先生、吴章铨先生亦各有指正；黄嘉谟先生、王尔敏先生并示以有关的资料数条，谨一并敬表谢意。李恩涵 一九六六年二月十六日 台北南港第一章 家世与早年学行
曾纪泽字劼刚，湖南湘乡人，为同治中兴名臣曾国藩的长子，道光十九年十一月初二日（一八三九、十二、七），生于原籍，光绪十六年闰二月二十三日（一八九〇、四、十二），卒于北京台基厂寓邸。(1)实际得年不及五十一岁。母欧阳氏，为衡阳廪生欧阳沧溟之女，少(2)曾国藩五岁。
曾纪泽出生的当日，曾国藩即以新科翰林院庶吉士的清贵身份，(3)启程进京。道光二十年（一八四〇）四月，散馆，授检讨。十二月，(4)纪泽随其祖父、母亲及叔父国荃等北上相就。他幼年的生活情形，在曾国藩的家书中，时有提及。道光二十一年（一八四一）四月，纪泽年已一岁有半，国藩在禀父麟书公函中，对他曾有描述：
甲三（纪泽乳名）于四月下旬能行走，不须扶持，尚未能言，无(5)乳可食，每日一粥两饭。
是年六月二十九日（一八四一、八、十五），国藩复于禀祖父星冈公函中，提到纪泽是年患病其母许愿的事：
〔甲三之病，其母〕曾于五月二十五日跪许装修家中观世音菩萨金身，求病愈了，今年酬愿。又言西冲有寿佛神像，祖母曾叩许装修，(6)亦系为甲三而许，亦求病愈，今年酬愿。
稍后，又说他“病体复元后，日见肥胖，每日欢呼趋走，精神不(7)倦”。至道光二十一年冬，已能讲话，朗朗上口。
曾纪泽开蒙入学，为时甚早。道光二十四年（一八四四）三月，他甫及五岁，而实际年龄尚只四岁零四个月，即入家塾就读，塾师为(8)长沙冯树棠。其时曾国藩居官翰林，勤读经史，兼治诗古文词，颇有声于时，同列中与蒙古倭仁、六安吴廷桢、昆明何桂珍、罗平窦垿、仁和邵懿辰、善化唐鉴、茶陵陈源兖、道州何绍基等最相友善，往复讨论，以实学相砥砺。道光二十三年（一八四三），以翰林院侍讲，(9)外放四川乡试正考官，次年（一八四四），升授侍读。冯树棠是湘中名士，系应会试来京，以节义自持，因对国藩的志行，最表钦慕，(10)愿移馆曾家，专教纪泽，每月束脩银四两。纪泽入学后，先读(11)《三字经》，续读《尔雅》《诗经》《孟子》《纲鉴》《书经》等书。五岁时，已能试写禀呈曾祖父母的信帖。道光二十九年（一八四九）初，他的实际年龄尚不及十岁，即试作四言律诗。此后续有长进，甚(12)得其父的欢心。冯树棠任教年余，即南返湖南，教职相继由永顺举人李如箟、叔父国荃、鄂人魏某、常德举人宋某、河间庞际云及李(13)笔峰、文希范等担任。文氏治理学，督教甚严；国藩也于公余之(14)暇，对其课业，提撕奖掖甚力。
道光晚年，清廷在表面上虽然仍能维持其统治权，但实际上已危机重重；外则英、法、俄、美等国加紧对华侵略，扩展其既得的利益；(15)内则各省会党跃跃欲试，两广的变乱，尤渐趋于严重。道光三十年（一八五〇），太平军起于广西桂平，咸丰元年（一八五一），占(16)领永安。当时曾国藩已官居礼部右侍郎，曾上疏奏陈民间疾苦，列举“银价太昂，钱粮难纳”、“盗贼太众，良民难安”、“冤狱太多，民气难伸”等三大时弊，认为“国贫不足患，惟民心涣散，则为(17)大患”。明年（咸丰二年），太平军北入湖南，六月，曾国藩奉旨(18)派充江西乡试正考官，赴任途中，适丁母忧，乃请假返籍守制。曾纪泽母子则仍留居北京，至咸丰三年（一八五三）正月，始由其母舅欧阳柄铨护送回湘，陆行至湖北襄阳，然后改搭民船，于五月抵达长沙，转返湘乡。其时交通阻滞，沿途又多盗警，纪泽母子及弟妹一(19)行八人，旅途劳困，幼弱牵随，纪泽且曾于舟次一度落水。
曾纪泽等回抵湘乡时，国藩已先于上年冬因湘抚张亮基的保荐，(20)奉诏“办理本省团练乡民、搜查土匪诸事务”，移驻长沙。太平军则已进入长江中下游，连破汉阳、武昌、安庆，于咸丰三年（一八五(21)三）二月，占领南京、镇江、扬州。曾国藩名为办理团练，实系编练新军，即所谓“湘军”，自咸丰四年（一八五四）开始与太平军角逐，先肃清湖南，后更出境攻剿，克复武汉，进规九江。此后数年，(22)双方互有进退。
曾国藩身任湘军统帅，转战各地，虽然军书旁午，而于曾纪泽的教育，从不忽视。除命他将所做课文随时派人带来军营亲阅外，对于他读书、写字、作诗及居家日常的生活，在历次家书中，也谆谆教诲，督导甚严。国藩在咸丰五年二月十九日（一八五五、四、五）致诸弟函中，论述他读书应循的方法说：
纪泽儿读书，记性不好，悟性较佳。若令其句句读熟，或责其不可再生，则愈读愈蠢，将来仍不能读完经书。请子植（曾国荃别号）弟将泽儿未读之经，每日点五六百字，教一遍，解一遍，令其读十遍，不必能背诵，不必常温习，待其草草点完后，将来看经解，亦可求熟。(23)若蛮读蛮记蛮温，断不能久熟，徒耗日工而已。
又说：
看书之法，经义述闻，博洽精深，非初学所能看，目下不必看也。(24)看注疏时，有不能解者，偶一翻查，则可也。
经书之外，并教其读《史记》《汉书》《近思录》《周易》《左传》《文选》，以及韩愈、李白、杜甫、欧阳修、曾巩、王安石、苏轼等(25)的诗文；而于四书、《诗》《书》《易经》等，尤嘱其加意习诵。曾纪泽的习作，间亦送请其父批正，颇获佳评。咸丰五年（一八五五）曾国藩致诸弟函中，谓纪泽与其堂妹纪梁所作的《登九峰山诗》，(26)“文气俱顺，且无猥琐之气，将来或皆可冀有成立也”。后又评他所作的七律十五首，“圆适深稳，步趋义山，而劲气倔强，颇似山(27)谷”，认其“情韵趣味，二者皆由天分中得之”，深表满意。
曾纪泽自幼即好习字，对真、行、篆、隶各体，都曾属意摹写。国藩一再称之为“好习气”，嘱其“切不可间断一日，既要求好，又(28)要求快”；并说他“字势流美，天骨开张”，“惟间架间有太松之(29)处，尚当加功”。咸丰九年（一八五九），国藩将其习字与幕中僚友李鸿章、李元度、许振袆等共览，被誉为“钩联顿挫，毫用孙过庭草法，而间架纯用赵法，柔中寓刚，绵里藏针，动合自然”，国藩至(30)觉欣慰。
但是，国藩一直不赞成他早学八股时艺，始终认为应该多读些经、史、子部好书，“若再以全力学八股试帖，则他项学业，必全荒(31)废”；又认为“八股文帖诗，皆非今日之急务，尽可不看不作”。后因准备应考湖南乡试，始命他学习制艺，礼聘名师教授，对于其抄(32)寄来营的习作，则请此中名手时任幕僚的李元度批改。不过，曾纪泽科场的时运，实在不佳，咸丰十年（一八六〇）和十一年（一八六一）两次应试，皆告落第；因此，对科名绝意企求，而专注心力研(33)读经世致用的典籍。此后，他能够博览群书，并广求近代的世界知识，跳出科举时文的网罗，此为主要原因。
曾纪泽早期的婚姻生活，不甚顺遂。远在道光二十八年（一八四八），他九岁随父旅居北京时，即有人为其提婚，惟并无何结论。稍(34)后，由郭嵩焘作伐，欲与衡阳常大淳的幼女联婚，亦未能成。咸丰元年（一八五一），有人为他与善化前云贵总督贺长龄的女儿议婚，国藩因“耦翁（长龄字耦庚）家教向好，贤而无子，或者其女子必(35)贤”，颇表赞同，遂于次年（一八五二）订婚。而于咸丰六年三月(36)二十一日（一八五六、四、二十五）纪泽十七岁时完婚。贺夫人来归后，持家勤俭，操厨纺织，颇能恪遵曾家的勤朴家规；惟不幸次(37)年（一八五七）因难产逝世。其后，纪泽即由其父做主，于咸丰九年（一八五九）九月与同邑后任陕西巡抚的刘蓉之女再婚。刘夫人(38)后随纪泽赴欧，以端娴秀静见称于西人，生子广蛮及女二人。
绝意科名后的曾纪泽，居家治学更勤，涉猎也更广，“究心经史，喜读《庄子》《离骚》，所为诗古文辞，卓然成家，兼通小学，旁涉篆刻丹青，音律骑射，靡不通晓”，而于小学训诂，功力尤深，“颇(39)识古人源流”。对于天文算学，亦极力研习。在学习天文方面，他的方法，仍是传统式的，即先自认识恒星星座入手，每夜坐待中庭，观察方位，默记在心。又将家藏有关天文诸书，如十七史中各天文志(40)及《五礼通考》中所辑《观象》《授时》等篇，详加研读。在算学方面，他也颇有所获。同治四年（一八六五），代父撰写《重刻几何原本》的序文，曾就数学的原理，予以分析说：“数出于象，观其象而通其理，然后立法以求其数，则虽未睹前人已成之法，创而设之，若合符契。至于探赜索隐，推广古法之所备，则益远而无穷。”又评徐光启初纂及李善兰与英人伟烈亚力（Alexander Wylie）续译的《几何原本》，认其“不言法而言理，括一切有形而概之曰：点、线、面、体。点、线、面、体者，象也。点相引而成线，线相遇而成面，面相叠而成体，而线与线、面与面、体与体，有相形，有相兼，有相似；其数有和，有较，有有等，有无等，有有比例，有无比例。洞悉乎点线面体，而御之以加减乘除，譬诸闭门造车，出门而合辙也，奚敞敞(41)然逐物而求之哉”！都是确有心得的论评。
在对太平军战事的后期，他常应父之召，自湖南前往江西、安徽军营陪侍。咸丰十年六月二十日（一八六〇、八、六），他抵达皖南祁门，居停两月有余，留心战守机宜与山川形势。不久，又奉命赴安庆其叔曾国荃的大营，巡览围攻安庆的军事布置后，循长江水路返湘。(42)次年（一八六一）八月，安庆克复，其父即以两江总督钦差大臣的身份，移设大营于此，旋奉旨统辖苏、浙、赣、皖四省，所有巡抚提镇以下各官，悉归节制，战事愈益顺手。同治二年（一八六三）六月，纪泽再往省侍，九月，其母欧阳夫人率儿女媳孙全家由母舅欧阳柄铨等陪伴抵达，即以太平军陈玉成原居的英王府为两江总督行署。(43)同治三年（一八六四）五月，当时曾国荃正挥兵猛攻金陵，纪泽又奉父命前往省视，受嘱“事叔父如事父，当极力求得欢心”，以慰(44)藉国荃抱病困顿盛暑督军的辛劳。是年六月，金陵克复，九月，(45)纪泽随其父移往居住。
金陵克复后，清廷论功行赏，曾国藩以钦差大臣协办大学士两江总督，加太子太保衔，封一等侯爵，世袭罔替。当时他的幕府，人才(46)荟萃，极一时之盛。曾纪泽自咸丰晚年，即常来大营，与此辈文人学士，已颇熟稔，此时接触的机会更多，不时于诸名宿硕儒如李善兰、张文虎、张裕钊、吴敏树、莫友芝等之前，执经问难，多所请益，对于他原有相当根底的学业，裨益匪浅。而于同辈中如薛福成、吴汝纶、黎庶昌、容闳等，尤称友好。薛福成以英年隽才，为纪泽所推重，(47)在金陵的一段期间，福成每有新作，辄请纪泽评隲。吴汝纶对纪泽尤赞誉不置，谓其“学瞻而有文，才高而能博”，“潜讨天下之变，求所以康济之；又益通究四夷之学，殆所谓闳伟奇特非常之材者(48)也”。黎庶昌一向以词章著称，与纪泽情谊最笃，此后为属为(49)友，凡二十五年。容闳与纪泽的过往亦密，纪泽曾从其学习摄影(50)术，他对西方的知识发生兴趣，可能是与容闳的启迪有关。
同治四年（一八六五）四月，因捻乱严重，清廷所倚任的蒙古科尔沁亲王僧格林沁在山东战败身死，曾国藩奉急诏北上督师进剿，先以徐州为大营驻地，后移周家口。剿捻的军事行动，因捻军战术灵活，出没无常，曾国藩亦以精力就衰，无法前后贯注，加之原隶麾下的湘军，遣散殆尽，自李鸿章属下拨归指挥的淮军，则不甚听调遣，军事(51)十分棘手。纪泽这时年已二十六七岁，除常在军营陪侍其父外，(52)并掌理机密文书和参赞机要。同治五年（一八六六）十一月，国藩奉旨回两江总督本任，纪泽曾力劝其辞职，但国藩鉴于“平世辞荣(53)避位，即为安身良策，乱世仅辞荣避位，尚非良策”，未予接受。
曾纪泽在这一段随父宦居金陵的生活，值得详述的地方较少，但(54)他在兄弟中实最得国藩的欢心，亦最为国藩所厚望。当时国内情势已渐趋稳定，太平军在长江南北的残余势力，既已分别就歼；流窜黄河流域的捻军，虽仍然相当猖獗，但在淮湘军东西并力围剿的情形下，清廷已经能够对黄淮平原的战局，作有效的控制，战事进行十分顺手。同时期内，清廷在主政的恭亲王奕䜣、文祥与地方督抚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沈葆桢等的密切合作下，已经可以分出一部分财力，从事于国家自强的事业，以谋从根本上应付西洋各国政治、经济、文化等势力强力入侵后的新情势。同治四年（一八六五）五月，曾国藩、李鸿章奏设的江南制造局，同治五年（一八六六）五月，左宗棠奏设的福州船厂，及是年八月总署奏准而由三口通商大臣崇厚筹设的天津机器局，都是其中很重要的步骤；而选派文武学生员牟分赴美国及欧洲各国留学，学习近代科学和作战的新技术；开办轮船招商局，以改善中国南北航运的落后情势；筹购新式枪炮和铁甲兵船，以增强中国的陆海军备和开办新式的矿业，以开拓新的财源，也都分由曾国藩、李鸿章等积极筹备。当时以上海、天津、福州为中心而开展起来的洋务建设事业，对于一般开明而于中外情势具有相当了解的官绅人士，实在已发生了相当的影响作用。纪泽多年追随其父，对于模仿西法开办新式局厂，以逐步使中国趋于富强的各项事业，自颇有深切的体会；也使他对于近代西方科学的产物，和近代西方政治、经济、社会所形成的各项特殊情况，怀抱着开明的愿意予以了解的心情。同治六年九月十一日（一八六七、十、八），曾国藩亲往金陵南门外，视察直隶州知州刘佐禹与英员马格里（Halliday McCartney）所办的金陵机器局，对该局的设备，很表赞许；次年（一八六八）五月，复再往该局参观一艘自造的轮船；纪泽都可能陪侍前往。他在此时已与马格里相(55)识，奠定下他们间的友谊和此后合作的初基。光绪四年（一八七八）七月以后，他使欧期间外交事业的发皇，很得到马的助力。
同治七年（一八六八）七月，曾国藩调任直隶总督，自江宁乘舟北上履新，由纪泽之弟纪鸿陪行。次年（一八六九），纪泽始奉母前往，入住保定督署。不久，纪泽染患痢疾，因被医者所误，转为胃病。(56)同治九年五月二十三日（一八七〇、六、廿一）天津发生空前严重的教案，法驻津领事丰大业（H．V．Fontanier）被群众殴毙，法国领事馆、教堂及英美讲书堂，均被焚毁，法人死者十七名，俄人三名，比利时人一名，英、意人各一名。曾国藩奉旨查办，临行前预立遗嘱，决心不计个人的声誉，以维护中外的和局。抵津后，力主严戒滋事，查拿凶犯，修葺教堂，更请明旨昭雪教堂挖眼剖心的诬说。因此，成为京朝守旧士大夫攻讦訾咒的目标，指他袒媚外人，甚至有人(57)要开除他湖南的籍贯。国藩虽谦抑自责，而心中最感愤愤，因此旧病复发，卧床不起。寻奉旨再回两江总督之任。南下前，晋京觐见，(58)纪泽随行，全家则由纪鸿伴母先赴金陵居住。
再回金陵后，纪泽在其父谆谆教诲和师友的督察砥砺下，治学益称笃实。先是，同治九年（一八七〇）三月，纪泽曾入都应荫生的考试，获授员外郎之职，签分户部陕西司；但因国藩健康不佳，到金陵后，右目又渐失明，亟须纪泽陪侍。所以，纪泽在考荫授职后，即请(59)假出都，未能就任。同治十年（一八七一）春，其母欧阳太夫人(60)患时疫甚剧，腿肿而小便带血，经马格里以西药医治痊愈。纪泽与马的交谊，因此益趋密切，双方常有函件往来，纪泽对英国语文的(61)兴趣，也更浓厚。同治十一年（一八七二）二月，国藩病卒，纪(62)泽扶柩搭乘轮船回湘，葬于长沙南门外金盆岭墓地。两年半以后，欧阳太夫人也患病去世。纪泽守制在家，三年丧服期满，始入都以承(63)袭侯爵的身份请觐。其一生事业也从此开端，进入他生命中的另一段途程。
截至光绪四年七月二十七日（一八七八、八、廿五），他奉旨出使英国、法国为止，曾纪泽已撰有有关小学训诂声韵的《佩文韵求古编》《说文重文本部考》和《群经臆说》等书；又有手校经史若干部及诗文存稿甚夥。可惜大部于同治八年（一八六九）夏季保定督署的火灾中被焚，未能全部传世。后著《地舆辑要》一书，亦未全部脱稿。现在他传世的诗文，只是收入于《曾惠敏公遗集》《归朴斋诗钞》及散见各处的一些散篇；此外，仅有《说文解字建首五百四十字》一卷、(64)《金轺筹笔》四卷及最近在台影印的《手写日记》八册而已。
注：
(1) 衡山聂氏刊：《崇德老人纪念册》页二一、四五，《崇德老人年谱》云：曾纪泽原有长兄桢第，惟在其诞生前，即因痘夭折。黎庶昌编：《曾文正公年谱》卷一，页四。曾纪泽逝世的日期，参阅郭廷以：《近代中国史事日志》（台北，一九六一年）页八三五。
(2) 俞樾：《春在堂全集》，杂文卷二，《曾涤生相侯六十寿序》。
(3) 《曾文正公全集》（民国二十一年上海扫叶山房石印本；此后所引之《家书》《书札》《文集》《家训》《年谱》等，均据此版本），《年谱》卷一，页四。
(4) 同书卷一，页五。
(5) 《曾文正公家书》卷一，页二。
(6) 同书，卷一，页四。
(7) 同书，卷一，页六、八。
(8) 《曾文正公年谱》卷一，页六；郭嵩焘：《养知书屋文集》卷十四，《冯树棠六十寿序》。
(9) 《曾文正公年谱》卷一，页五—六；《家书》卷一，页二一。
(10) 《家书》卷一，页三一；《养知书屋文集》卷十四，《冯树棠六十寿序》。
(11) 《家书》卷一，页三九；卷二，页二、十二、十五、十七、二八、三四、三六、三八；卷三，页二。
(12) 同书卷二，页三、三六。
(13) 同书卷二，页八、十四、二六—二七、三六、三九；卷三，页二、十八。
(14) 同书卷三，页十八。
(15) 郭廷以：《太平天国史事日志》（上海商务再版，民国三十六年七月）页二九—七七；李剑农：《中国近百年政治史》（台北商务影印版，一九五七年五月）页六三—六四。
(16) 参阅《太平天国史事日志》页八九—一八二。
(17) 《曾文正公奏稿》（传忠书局印行，光绪二年），卷一，页四十—四四。
(18) 《曾文正公年谱》卷一，页十四—十五。
(19) 据曾纪芬的记述，曾母欧阳夫人先后生育男子三人，女子六人。长子桢第，三岁时以痘殇，五女亦幼死。此行所携子女，计有次子纪泽（此时为长子）、三子纪鸿（此时为次子）、长女纪静（适湘潭袁秉桢）、次女纪耀（适茶陵陈远济）、三女纪深（适湘乡罗兆升）、四女纪纯（适湘阴郭刚基）、六女纪芬（适衡阳聂缉椝）。参阅《崇德老人年谱》页二一及《曾文正公年谱》卷二，页二。惟据李鸿裔、黎昌庶等记述，曾桢第实生于道光十七年十月，死于道光十九年正月，死时年仅十五个月；见上述《年谱》卷一，页三、四。
(20) 《曾文正公年谱》卷一，页十五；《家书》卷三，页二四。
(21) 郭廷以：《太平天国史事日志》页一九六—二三七。
(22) 王闿运：《湘军志·营制篇》第十五；并参阅《曾文正公年谱》卷二，页二—卷五，页六。
(23) 《曾文正公家书》卷四，页二。
(24) 同书卷五，页十一。
(25) 《曾文正公家训》卷上，页一。
(26) 《曾文正公家书》卷四，页九。
(27) 《曾文正公家训》卷下，页二二。
(28) 同书卷上，页一—二。
(29) 同书卷上，页七。
(30) 同书卷上，页八。
(31) 《曾文正公家书》卷三，页四一；卷四，页三。
(32) 《曾文正公家训》卷上，页八。
(33) 同书卷上，页六、二六，另参阅Arthur W．Hummel，ed.，Eminent Chinese of the Ch'ing Period，1644—1911 Vol．2，pp．746—747；光绪三年七月十六日曾纪泽觐见两宫皇太后及光绪皇帝时，亦自承不会做应试科举之文，见《曾惠敏公手写日记》（台湾学生书局影印本，一九六四年五月版），页一七七〇。
(34) 《曾文正公家书》卷二，页三十、三四。
(35) 同书卷三，页十三、十七。
(36) 同书卷四，页十二。
(37) 《崇德老人纪念册·崇德老人年谱》页二二。
(38) 《崇德老人年谱》页二三；缪荃孙纂：《续碑传集》卷十五，俞樾：《曾惠敏公墓志铭》。刘夫人先于同治十年正月十八日生子广铭，惟不幸于是年七月廿三日夭折，见《曾惠敏公手写日记》页三二七、四六五、四六六。曾纪芬在《崇德老人年谱》页四十记刘夫人自欧洲返国的情况说：“惠敏夫人自外洋携归绒织衣裤、线织衣边诸物，颇为当时所不易见；余（曾纪芬自称）叩以制法，略得一二，然为时匆促不尽也。”
(39) 参阅《曾惠敏公墓志铭》。曾纪泽在绘画方面，此后甚负盛名。光绪十二年自欧返京后，曾应邀为醇亲王奕、宝鋆、潘祖荫、阎敬铭、孙家鼐、徐用仪等作画，颇获好评（见《归朴斋诗钞》，巳集下，页十一—十三）。光绪十五年五月廿九日，孙家鼐面奉光绪皇帝上谕，传命曾纪泽作画进呈，以备御览（见《曾惠敏公手写日记》页四三九七—四三九八）。
(40) 《曾文正公家训》卷上，页四；卷下，页二。
(41) 《曾惠敏公遗集》（民国二十一年上海扫叶山房石印《曾文正公全集》附卷本），《文集》卷一，页十—十一，《几何原本序》。
(42) 《曾文正公年谱》卷六，页十二、十四。
(43) 同书卷九，页五；《崇德老人年谱》页二四。
(44) 《曾文正公家书》卷八，页四。
(45) 《崇德老人年谱》页二四。
(46) 参阅薛福成：《庸盦全集·文编》卷四，叙曾文正公幕府宾僚。
(47) 同书，《外编》卷二，页三二，曾纪泽评薛福成所撰“代曾侯相忠孝录序”为“神来兴来”；同卷页三四，曾评薛撰之《代李伯相重锲洨滨遗书序》为“抉摘晚明科第朋党之弊，不遗余力，此文殆有为而言之”。有关曾纪泽与薛福成、吴汝纶、黎庶昌、容闳等的交谊，另参阅《曾惠敏公手写日记》（此后简称《手写日记》）页二二、一五〇、二八一、三一九。
(48) 吴汝纶：《桐城吴先生全集·文集》卷一，页十六—十七，《送曾袭侯入觐序》。
(49) 黎庶昌：《拙尊园丛稿》卷四，页六七—六八，《祭曾袭侯》文云：“我交君侯，金陵克复，嘉会合并，虽不恒久，二十五年，为属为友。江宁节署，幕府闳欢，群贤辏止，余虱其间。”
(50) 《崇德老人年谱》页四九称：“惠敏公曾与在国藩幕中作客之尹和白研求绘事，又留玩容纯甫（容闳字）之照像机，转赠于尹”；曾纪泽既能留玩容闳的照像机，并将之转赠他人，可见曾容间友谊之密切。《手写日记》同治十年十一月十四日条记云：“饭后，容纯甫来久谈。”时容氏已自美购办江南制造局机器返国，与纪泽往来甚为频繁。
(51) 《曾文正公年谱》卷十，页三—四；另参阅萧一山：《清史》（台北，“中华文化出版事业委员会”，一九五七年三版）页一三八—一三九。
(52) D．C．Boulger，The Life of Sir Halliday McCartney，p．308．
(53) 《曾文正公家书》卷八，页三二。
(54) 参阅《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二六，页十九—二十，《答上海制造局李勉林观察书》云：“曾文正尝自笑坦运不佳，于诸婿中，少所许可，即栗（曾纪鸿字）亦不甚得其欢心，其所许可者，只劼刚一人，而又颇忧其聪明太露，此必有所见而云然。”
(55) 参阅拙著：《清季之金陵机器局》（《海外论坛》三卷十二期，纽约），页九；曾国藩：《求阙斋日记》卷上，页三四。有关曾纪泽与马格里早期的交谊，另见《手写日记》页二六五。
(56) 《崇德老人年谱》页二八；《手写日记》页一三三、六八五。
(57) 郭廷以：《近代中国史事日志》（台北商务，一九六三年三月），页五三九—五四〇；王文杰：《中国近世史上的教案》（福州协和大学，民国三十六年九月）页七四—八二。
(58) 《曾文正公年谱》卷十二，页八；另参阅《手写日记》，页二四五、二六五。
(59) 《曾文正公年谱》卷十二，页一；《手写日记》页一〇五—一〇六、一〇九、一一一、一七六八。曾纪泽在此一时期所担任的工作，主要系襄助其父两江总督职务内的一些日常性和机要性的秘书事务，常受父命代拟公文函件，缮写发寄；并代撰应酬性质的文稿，而以其父的名义发布。同治十年五月十三日，他代父撰就的《上元、江宁两县县学记》，即系一例。参阅《手写日记》页五二、一六二—一六三、二三〇—二三一、四一三。
(60) 《崇德老人年谱》页二九；D．C．Boulger，The Life of Sir Halliday McCartney，p．174；《手写日记》页三七一—三七三、三七四、三八一—三八六。马格里除为曾纪泽的母亲医病外，又曾为其子广铭、侄广镕、女福秀等诊医，见《手写日记》页三七四、三七八、四一四。
(61) D．C．Boulger，The Life of Sir Halliday McCartney，pp．232，242；并参阅本书第二章第一节。
(62) 曾纪泽初于同治十一年六月十四日殡其父于长沙南门外金盆岭南坡；及同治十三年其母欧阳太夫人病逝，又于是年十一月初五日将父母合圹，改葬于善化县平塘伏龙山，见黎庶昌编：《曾文正公年谱》卷十二，页十二—十三。另参阅《续碑传集》卷五，郭嵩焘撰：《太傅武英殿大学士两江总督一等毅勇侯曾文正公墓志铭》，及《手写日记》页八三一、一一九六—一一九七。李鸿章在所撰《光禄大夫赐太傅武英殿大学士两江总督一等毅勇侯曾文正公神道碑》（《续碑传集》卷五）中称，曾纪泽“营葬（其父）于湘乡县某乡”，实系错误。
(63) 《曾文正公年谱》卷十二，页十三；Papers Relating to th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Transmitted to the Congress with Annual Message of the President（此后简称为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1879，p．208，Holcombe to Evarts，Dec．5，1878。
(64) 参阅曾纪泽：《归朴斋诗集》，曾纪鸿序；俞樾：《曾惠敏公墓志铭》（《续碑传集》卷十五）；《曾惠敏公手写日记》页二五九四；《金轺筹笔》（《新疆研究丛刊》第八种，台湾商务影印本），袁同礼后记。按《说文解字建首五百四十字》有两江节署刊本及泾县洪氏公善堂丛书影印本。《曾惠敏公遗集》有光绪癸巳江南制造局刊本；《金轺筹笔》版本最多，除上述影印本外，另有光绪十二年皋兰朱氏挹秀山房丛书、十三年无锡杨氏、十七年南清河王氏、二十三年湖南新政书局等刊本。民国廿五年程演生并将其辑入《中国内乱外祸历史丛书》，改题为《伊犁定约中俄谈话录》。一九六四年五月，袁同礼又据无锡杨氏本影印，以为其主编之《新疆研究丛刊》第八种（台湾商务印书馆）。第二章 洋务的认识
研究曾纪泽一生的外交事业，除对他早年学行，应予了解外，关于他的洋务知识，以及他对同光年间，由恭亲王奕䜣、文祥以及他父亲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沈葆桢等地方大吏内外配合所发动的自强运动的态度，亦应予注意。很明显地，曾纪泽对于许多当代问题的认识，是随时间的进展而变动的。他在出国之前和奉使英、法、俄三大国而游历了大半个欧洲之后，他的想法和看法，都有着相当显著的不同：有些是加深了他对某些问题原有的印象，有些是改正了他对某些问题的观念，有些是扩大了他对西方国家的了解，有些是增进了他对某些学科的知识。曾纪泽是绝顶聪颖的人，又肯留心世事，勤慎奉公，其学识的猛进，自属当然。所以我们从曾纪泽有关世界的新知识，特别是从他对于欧美各国的政治、经济、法律、社会、军事、历史、地理及科学技术等“洋务”的了解入手，以研判他此后外交事业的成败，当不失为一种方便而适当的方法。第一节 西方语文的知识
同治初年，中国朝野对于外洋的了解，仍甚隔膜，在外交上所恃以传递语言的，多系各通商口岸的通事买办，稍后，则大都依赖北京同文馆、上海广方言馆、江南制造局翻译馆和广州同文馆出身的人，(1)甚至有时尚借助于各国在华的传教士。真正以世家大员子弟而有志学习西方语文的，曾纪泽实为早期中的一人。
曾纪泽对于学习西文西语，发生浓厚兴趣，当系他与英人马格里订交以后的事。不过，他对西方事物的接触与了解，则远在此之前。当曾国藩移营安庆廓清皖中积极经营长江下游的时候，即已着手罗致通习洋务的人才，并对外洋利器之一轮船的迅捷坚利，予以密切注意。咸丰十一年（一八六一），曾奏调精通算学格致熟习外洋利器的监生(2)华蘅芳和从九品徐寿等自上海来营效力。及同治元年（一八六二）一月，他购自外国的火轮船一艘，抵达安庆，仿制轮船的工作，乃在华蘅芳、徐寿、吴嘉廉、龚芸棠、蔡国祥等的通力合作下，开始进行。是年七月，试造的汽机一部已经完成，他亲临阅试，大感满意，以为“洋人之智巧，我中国人亦能为之，彼不能傲我以其所不知矣”。其后利用该汽机以自造的第一艘轮船“黄鹄”号，于同治二年（一八六(3)三）年底，在安庆下水试航，每小时速度达四十里，效果甚佳。是年秋，容闳亦因张斯桂、李善兰之介，应曾国藩之召，抵达安庆，十(4)月，即奉派出洋购买机器，以备建立新式兵工局厂之用。曾纪泽自同治二年（一八六三）六月，即来安庆，与他父亲幕府中李善兰、华蘅芳、徐寿、张斯桂等通习西方新知识的人物相识，加以他求知的欲望，一向甚高，治学的兴趣，也很广泛，于是耳濡目染，对于西方事物发生浓厚的兴趣，自在意中。不过，容闳此次停留安庆的时间，并不太久，同治二年西历十月，即前往上海，筹划赴美购办机器的事。(5)曾纪泽在安庆和他的接触，可能不多，甚至在这段期间，他们彼此尚不相识。
金陵光复后，曾纪泽对于西学时务研究的兴趣，更大增进。吴汝纶在《送曾袭侯（纪泽）入觐序》中，曾谓他“自太傅（其父国藩）(6)在时，已尝潜讨天下之变，求所康济之；又益通究四夷之学”。俞樾在所撰《曾纪泽墓志铭》中亦云：“同治以来，与泰西互市，中外之事益繁，公（曾纪泽）遂精习西国语言文字，讲论天算之学，访求(7)制器之法，海外诸大洲，地形国俗，鳞罗布列，如指诸掌。”同治四年（一八六五），马格里将苏州洋炮局迁移江宁，扩建为金陵机器局，翌年，曾纪泽也追随其父返回两江总督任所，除陪侍及担任一些机要的工作之外，并无任何公职在身，其学习“洋务”所用的时间更多。当时他与马格里的交谊，已甚密切，马格里经常前往曾宅访晤纪泽，在许多问题上，彼此交换意见；曾纪泽亦不时前往金陵机器局附近的马格里寓所，访晤马格里，间或顺道参观该局的设备和工作情况。(8)尤其同治十年（一八七一）春，马格里以西药治愈其母欧阳太夫人的时疫以后，曾、马间的交谊更密，信札往还甚多。此外，曾纪泽和前常胜军统将英人戈登（Charles G．Gordon）也是很要好的朋友。(9)此时他已能以中国句法的洋泾浜英文（Bakoo English or Pigeon English），表达情意，并盖用一颗雕有“曾氏劼刚”（Gearkhan of (10)Tseng）的英文小印。不过，当时他的英文程度，实在不高，据马(11)格里说，只是一知半解（Asmattering of English）而已。
曾纪泽对于很多近代西洋的器物，都感兴趣。同治十年（一八七一），他在其父两江总督的邸第中，置备有寒暑表、千里镜、天文灯、电气匣、三角镜、照相机、显微镜、小轮车、洋棋、洋画、八音匣、洋秤、日晷、自鸣钟、洋灯、手枪及轮盘机器等；经常与其弟妹及几位亲密的亲友摩挲把玩，并利用某些器物，以从事于研习科学的知识。(12)他对显微镜的妙用最觉新奇，常于清晨起床后，即用以观察某些生物的种种动态。同治十年（一八七一）十月，转战西北的老湘营统领刘锦棠自湖南返回陕甘防区，取道金陵晋谒曾国藩，曾纪泽特示以所藏显微镜、电气匣、夜镜、八音盒等物。他甚至对于西式的菜肴也(13)很感爱好，家中雇有专人烹调，并常用以招待宾客。
此外，曾纪泽早期对于西洋器物的开明态度，也见于他在其父逝世后奉柩搭乘小轮船自金陵回湘一事。当时中国内地风气闭塞，各省官绅一见外洋机器，即大动公愤，群起阻难反对，湖南尤称守旧。因(14)此，曾纪泽此举，大大引起长沙士绅的不满，“数年不息”。其父葬仪进行期间，他请求友人尹和白负责照相，借志永念。其母欧阳太夫人死后，他因不信风水之说，曾亲自“用指南针测坎中方向，以缠线识之”；但另为从俗起见，最后还是听从了堪舆家的意见，以确定(15)墓穴的方位。
曾纪泽在守制家居期间，益致力于英文英语的学习。惟因湖南境内精通外语的人才不多，他只能利用自修的方式钻研，间或就教于旅湘的外籍教士。他自己记述其事的经过说：
纪泽既尝治形声诂训之学，则欲远绍旁搜，参稽异同，同治末年，结庐先太傅墓次，负土既竣，以吾旧时所知双声叠韵音和颡隔之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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