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丽
出版社：东方出版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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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格与国民政府战时财政(1937-1945)试读：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杨格与国民政府战时财政／王丽著．—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17.1（经济与社会变迁系列丛书）
ISBN 978-7-5473-1045-8
Ⅰ．①杨… Ⅱ．①王… Ⅲ．①财政史－中国－民国 Ⅳ．①F812.9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300397号杨格与国民政府战时财政出版发行：东方出版中心地 址：上海市仙霞路345号电 话：（021）62417400邮政编码：200336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印 刷：上海文艺大一印刷有限公司开 本：720×1020毫米 1/16字 数：247千字印 张：14.75版 次：2017年1月第1版第1次印刷ISBN 978-7-5473-1045-8定 价：42.00元版权所有，侵权必究东方出版中心邮购部 电话：（021）52069798总序
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的一百多年里，无论农、工、矿等产业，商贸和运输通讯业，以及财税、金融等领域，无论社会的生产、流通、交换、消费诸环节，都发生过前所未有的变化，涉及的内容广泛、层面丰富、问题复杂，一直是人文社科学者致力研究的对象，不少成果受到广大读者的关注。
中国自古以农业立国。如果仅就生产力的角度看，相比较其他产业和经济事业，近代以来中国的农业变化不大；传统土地所有制和以小农经济为特征的农业制度架构也没有发生重大变革；城市化和工业化使得近代中国社会的城乡二元结构、工农业之间的剪刀差得以形成甚至固化。但是，自鸦片战争之后的一百多年里，中国农村自然经济开始解体、农产品商品化程度逐渐加快；农业的角色转换中，增加了工业原料的供应者和商品的销售市场，农业业态也趋于多样，新的生产方式和经营方式在局部地区和部分农业领域已经出现，农村的面貌以及农民的状况，都有了较大的变化，虽然地区之间的不平衡始终存在着。农业在维系民生上不可替代的地位和支撑国用方面的重要性，社会各界有着越来越多的共识。
中国的近代工业起步于洋务运动，矿业更是有赖于工业市场和近代交通业的兴起。在近代工矿业中，既有业主和雇员的明确分野甚至对立，也有先进技术和科学管理的采行。在相当长的时段中，工矿、商贸和运输通讯等行业是近代城市形塑进程中的主轴，是城市从业人口构成中的主要部分，近代中国城市往往集经济、政治、文化和中外交往等诸方面功能于一体。但是，在城市化的进程中，新增城市人口说到底来自农村；而工业化在原料、市场、资金、劳动力等要素方面同样离不开农业和农民。一方面，乡村与之城市间的差别和联系、农业与工业之间的差别与联系，构成了近代中国经济与社会变迁的重要内容；而另一方面，商业与交通业的发展，既使得上述差别得以凸显，也是缩小差别、强化联系的重要力量。
官商关系，伴生于近代中国经济与社会变迁的全过程和主要方面。自19世纪的六七十年代的洋务运动起，近代工矿业、交通运输业、通讯事业相继形成和长足发展，官商之间、朝野之间既有分、又有合：军工企业均为官办；民生工业基本商办；新式交通和通讯企业则多为官督商办；新式银行以特许商办（中国通商银行）起步，政府银行则官商合营，政府实际上控股。总体来看，在中国经济近代化起步的时候，官股的主导地位和商股权益之间并没有发生大的冲突。这既与政府的合法性资源依然存在有关，也因为当时针对商人和民间资本的制度安排较为宽松。而到了内外时局激烈动荡的20世纪二三十年代，国民政府逐渐掌握了主要经济产业，国家金融体系得以建立和强化，国家资本和官办企业掌控着经济命脉，这些虽然有助于应对经济危机和金融风潮，并增强了抵御外敌入侵的力量，但另一方面导致了市场关系扭曲，经济运作失序，最终由社会危机引发社会变革。
晚清以降，经济领域新的制度性安排引人关注。与传统的农业和旧式金融业不同，近代工矿业、交通及通讯业和银行业均有准入和运营监管，财税和货制方面的演进更与各行各业乃至所有社会成员紧密相关。进入民国之后，经济领域的制度性建设取得长足的进展并渐臻体系。如果仅就某一经济法规的具体文本而言，似乎都顾及各经济要素的齐全与合理配置，但其运行效果不仅取决于文本的“学理”如何，更受到实际“事理”即市场和社会各方面条件的制约。以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关税、盐税和统税改革为例，就整体而言无疑是中国税制近代化的重要标志，但无论征收、保管还是使用，都会因特定情势而影响其成效；对不同的财税关系方，也会有迥然不同的利害关系；这些财税改革说到底没能帮助国民政府摆脱财政困境和避免财政彻底破产。再分别看看废两改元、法币和金圆券三大币制改革政策，其成败得失，均非其制度性文本铁定，尤其是法币历经抗战八年日趋严重的通货膨胀，但其完全破产则是在全面内战爆发后的两年后；而在军事败局已定、政治与社会危机全面爆发的情况下，随国民党统治的全面崩溃，包括金圆券在内的任何币改方案的失败，都是不可避免的。这些史实告诉我们，近代中国经济运行最终目的是服务于社会，而其效果也必须经受社会的检验判断。
中外关系，是考察近代中国经济与社会变迁的又一个重要视角。在中国，最早出现的近代意义的工矿业、商业、交通通讯业和金融业，基本上都是外资企业。毫无疑问，外资企业进入中国并取得过支配性甚至垄断性地位，对于中国传统经济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对华资近代工商业的发展确实有过相当的负面作用，这与近代中外之间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列强在华种种特权和势力范围密切相关。但是，除去种种非经济的因素之外，在华外资企业在产品开发、市场开拓、资金获取方式和运用效率等方面的优势，也是刺激与催生近代华资新式企业和经济事业的重要因素。进入民国之后，虽然越来越多产业中的企业数、资金数、从业人员数、所占市场份额等方面，华资企业的发展更快，但华资新式企业包括经营管理在内的基本制度的建构和运行，依然离不开对外资企业先进因素的借镜；外资企业与华资企业之间的竞争关系，说到底是商品市场必然产物，这种竞争关系在外资企业内部和华资企业内部，同样也是存在的。而从近代中国产业运行与市场的关系来看，在华外资企业与华资企业一样，都是整体意义上的近代中国经济体系的组成部分。而宏观意义的中外经济关系，至少还包括与近代中国直接相连的世界市场、主要的国际行情等因素。事实上，中外贸易和经济往来的发端，远早于近代意义的华资企业萌生之前；中国经济和社会的近代转型，离不开与世界市场的密切关系。近代以来中国经济遇到过种种不利的外来因素，如金贵银贱、“镑亏”、世界性的经济萧条、白银风潮等，相关华资企业、产业甚至政府当局都无法回避，只有积极应对一途。而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面临日本扩张及至全面入侵的年代里，维系和扩大对外经济联系，除了固有的外贸属性之外，更有着争取国际援助、拓展外交空间的战略意义。
本《经济与社会变迁系列丛书》业已确定的选题，多为专门性个案研究，有着特定的时间和区域、企业和政府、实际运作和制度供给、实业家与决策者等方面的具体内容，但又都置于近代中国经济与社会变迁的大背景下，反映出这一变迁的复杂性、多样性。相关的文稿均为作者多年潜心研究的结果，在史料详尽、征引规范、叙事平实、立论公允等方面，都有相当的造诣。除了研究专书之外，本丛书选题范围还包括专题论集、专题史料文献的选编等。我们期待着读者同仁的关注。吴景平2015年7月于复旦大学光华楼导言一、近代中国外籍顾问群体及阿瑟·恩·杨格其人
近代中国政治、经济、文化乃至军事等各领域的进程，都不再呈全然封闭状态，而是充满与外部世界的接触、交流和碰撞。在此过程中，有一个新鲜而庞杂的特殊群体——来华外国人士登上近代中国历史舞台。从最初的传教士到专业顾问人士，从高层政治人物到新闻记者，再到不起眼的普通人，与之相关的历史文献以及史学界的研究(1)均充分表明，该群体对近代中国历史进程的参与和影响无可否认。
比较而言，海外学界对来华外籍人士的关注早于国内学界，如西(2)人云先·克鲁宁撰写《利玛窦传》。台湾地区的相关研究，早期以台(3)湾梁敬俹所著《史迪威事件》为代表。大陆学界对该群体初具规模的研究起步于20世纪70至80年代。80年代初，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撰《近代来华外国人名辞典》，收录1840—1949年来华外(4)籍人士姓名及事略约2 000条，迄今为止仍然是最完备的来华外籍人士人名辞典。继而，学界从不同角度对特定人物、特定事件进行开拓性研究，譬如汪敬虞对赫德（Robert·Hart）与中国海关、中外关系的研究，又如熊月之等人在社会史、文化史的研究中注意到傅兰雅(5)（John·Fryer）、李提摩太（Timothy·Richard）等西学传播者。
21世纪以来，随着一手资料文献的不断开掘，尤其是海外史料进入国人视野，上述研究有了推陈出新的史料基础。然而，就近代来华外籍人士的整体数量来看，目前的史料整理和研究均只是一小部分。各路外籍人士的来华动机、在华经历及其影响，无疑应具体考察、分而论之，无法由一本专书囊括全部。
现有研究显示，来华外籍人士对近代中国历史进程产生了多维影响。值得注意的是，这种作用并不是单向度的。近代中国经历了从晚清到民国的巨大转变，在这一过程中中国也在努力吸收外力，加快民族国家塑形及现代化进程。从晚清到民国，中国政府雇佣外国人的现象越来越普遍，国际化程度愈来愈高。尤其是在国民政府时期，来自苏联、德国、美国、英国，甚至国际联盟的许多外国专家以官方、半官方或个人的名义在政府部门供职——即所谓“外籍顾问群体”，提供专门技术援助和专业咨询，发挥着广泛作用。这无疑提示研究者，对来华外籍人士的研究不仅可以作个体性的考察，还存在以国民政府为主体的另一个视角——即在官方或半官方的背景下，雇佣外籍专业人士如何成为一种惯例？中国如何吸纳并通过这些具备专业技能的外籍人士来解决实际问题，或架起中外联结的桥梁？这些外籍顾问带着何种动机或理想来到中国，以及他们在华工作和生活作何观感和反馈？这些都是值得我们关注的问题。
本书的研究对象——国民政府美籍财经顾问阿瑟·恩·杨格先生，(6)在1929—1946年间是南京国民政府的首席财经顾问，也是目前官方记录当中除了英籍人士赫德以外在中国政府任职时间最长的外籍人士。在学界，杨格多以其三本有关国民政府财政经济问题的英文著述闻名，但对他个人生平事迹和在华经历依然缺乏了解。笔者先将其生平及其与中国的渊源做一勾勒，再对相关研究现状进行梳理。
杨格（Arthur N.Young，亦称杨亚德、杨爱德），1890年出生于美国洛杉矶市。本科毕业于西方学院（Occidental College），继而到普林斯顿大学（Princeton University）深造，1914年获经济学博士学位。毕业后，杨格任教于普林斯顿大学，后从事国际财政事务，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曾赴欧洲致力于战后财政秩序恢复。之后分别应聘为墨西哥税务顾问（1918）、洪都拉斯财政顾问（1920—1921）。1921年回美，在国务院经济部门供职。八年之后，杨格接受其老师，亦即普林斯顿大学教授甘末尔（Edwin Kemmerer）邀请，以债务专家身份作为甘末尔顾问团成员来华。该团结束任务之后，继以个人名义受聘为国民政府财政顾问，直到1946年离华。
通过上述简要介绍，不难看出杨格是国民政府大陆统治时期的亲历者和见证者。按照民国史研究的一般划分，其在华工作17年（1929—1946）大致经历了两个阶段，即1927—1937十年发展时期和1937—1945年中日战争时期。其身份虽然一直都是国民政府财政顾问（1946年短暂担任过中央银行顾问），但由于前后两个阶段环境变化显著，杨格所从事的具体工作内容差别较大。
抵达中国之初直至抗战前夕，杨格参与解决国民政府财政金融领域各类重大问题，如对外债整理、税务整顿、政府与银行关系等，其中不乏棘手的现实问题。从这一时期国民政府的制度建设来看，他与其他外籍顾问试图通过对西方财政金融制度进行移植，协助中国建立现代化的中央银行制度、货币发行制度和财税制度。杨格在很多问题上多有建言，并先后受到宋子文和孔祥熙两任财政部长倚重。
在战前工作中，杨格的工作重点是利用其专长协助国民政府整理内外债，尤其是国民政府所继承的北京政府外债。1929年甘末尔顾问团在华期间，杨格就对南京国民政府的外债问题进行过专题研究，提出整理方案。留任国民政府财政部顾问之后，先是尝试过全盘整理债务的方案，后又提出财政部经管、财政部和铁道部共同经管积欠外债的办法。经过几番整理，成效斐然，十年间国民政府“共有约等于2.75亿美元的债务得到清理。所有中国债券的牌价都大见提高。到了1937年6至7月间，最好的中国债券在收益率为5%上下的基础上交易。这比同类的日本债券声价更高。到了这时大多数拖欠未还的旧债，业已清理。除去欠日本的债务，须待日本改变它的对华政策和行动才能(7)处理之外，剩下的对外债务不久定会全部清结”。
南京国民政府所继承的外债得到良好清理，巩固了既有债信，也为其打开了向西方国家另辟新债的一扇门。1933年国民政府向美国金融复兴公司商借5 000万美元的棉麦借款，正是宋子文在杨格的襄助下完成的。杨格这样评价自己在该时期的工作：“两次整理债务方案所依据的都是我的建议。我那时觉得，现在仍然觉得，我在中国作出的主要贡献之一，就是设计了使债务的整理能在最小限度的损失下顺利进行，并且能在短暂的间歇之后，接着就是使信用提高的方案。”(8)
杨格对战前十年国民政府财经改革评价甚高，他曾做过如下整体性评价：“过去十年来的改革，足与美利坚合众国早期采取的财政措(9)施相比。”作为财经顾问，杨格显然并非国民政府财政事务的决策者，但他取得了前后两任财政部长以及中央银行总裁（如宋子文、孔祥熙、俞鸿钧、贝祖贻等），甚至包括蒋介石在内的国民政府高层决策人的充分信任。在日常工作中，他和徐堪、陈行、贝祖贻、席德懋等财政金融部门要员保持密切往来。在其任内，国民政府在财政金融领域诸多重大决策，杨格都参与讨论，提出意见。与此同时，他与美国官方的稳定关系和与商界的良好沟通，让他在对美财经事务中扮演了比同时期其他顾问更为重要的角色。
抗日战争爆发之后，杨格继续以财政顾问的身份留任，带有一定的偶然性。1937年中，杨格心生辞职回美之意。他曾这样写到此时的个人打算：“及至1937年，政府越来越能有效地处理财政问题。我认为该是设法结束我的工作的时候了。1937年春季我谈妥缩短服务期限办法，任何一方（国民政府和杨格本人——作者注）都可以在90天前结束合同。我觉得币制改革业已成功，国内公债结构的改组和清理旧欠外债的工作都进展顺利，已经使得我可以离去。而且，中国人的民族主义情绪越来越浓厚，我以早些脱身引退为佳。可是，一(10)当战争开始，我就感到自己有义务在战争期间留下。”做出该决定之后，杨格留在上海协助国民政府转移外汇储备，并加入智囊团为战时财政之应对积极提供建议。随着战事推进，杨格随国民政府从上海迁往南京，后迁往武汉，辗转至重庆。期间曾短暂赴美公干或探亲，间或赴昆明、成都、香港等地考察，直到抗战胜利后返回南京。
抗战爆发之后，大量外国人士纷纷离华，杨格的上述经历并不寻常。他目睹并经历了八年苦战给中国造成的创伤和痛苦，也让他对中国抗战事业给予巨大的同情和深刻的理解。他指出，中国在抗战前期独自抵抗强敌，很少从外部世界得到援助。国民政府西迁到重庆之后，中国政府失去了很多税收基地和有经验的财政人员。后方的“社会经济结构本来十分单弱，是经不起如此沉重压力的。全国遭到无法计算的损伤，还备受势如脱缰之马的通货膨胀折磨。这些在任何一个国家(11)里都会酿成贪污腐化和降低行政效率”。在另一本书中，杨格则指出“中国的抗战差不多是一个奇迹……令人惊奇的倒不是出现失败和(12)种种丑闻，而是国民政府竟然能够度过战争。”
随着大撤退带来的生活颠簸和工作环境恶化，杨格和很多政府人员一样，在艰苦的条件下承受了比战前更大的工作压力。在抗战时期，杨格对战时货币、外汇等重要问题均有建言，而且主张鲜明。其中最重要者是坚决维持法币在沦陷区的流动性及其可兑换性。有关这一主张，杨格在战争各个时期有不同表述。
1937年八一三事变之后，国民政府内部即有放弃法币之说，这种观点为杨格等人坚决所阻。他指出，维持法币可以有效地向国际社会宣布中国抗战之决心，并通过货币让沦陷区人民始终认可国民政府，弥补抗战初期军事败退所带来的负面评论和人心动荡。随着国民政府节节撤退，在沦陷区维持法币的可兑换性，固然维持了国民政府货币信用，但该政策大量损耗外汇资源，遭到批评。杨格依然认为，在战时难有两全的情况下，应该坚持维持法币——虽然杨格在其专书中鲜有涉及抗战初期的对日外交问题，但从其货币政策的主张加以推断，杨格当是国民政府阵营中的主战派人士。
在坚决维持法币的前提下，杨格主张中英、中美之间在货币领域展开密切合作，多次向财政部长孔祥熙建言建立并维持中英平准基金以保证法币的可兑换性。为此，杨格在战时求援最艰难的时期，分别于1939年和1940年两度赴美积极游说美国加入平准基金，增加对中国货币的支持。
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国民政府基本维持了法币的可兑换性，并建立了平准基金模式，实现法币相对稳定地贬值。换言之，国民政府高层虽有迟疑，但对杨格的相关意见基本采纳。1941年4月，中英美三国平准基金成立。按照杨格等人的制度设想，如果延续中英平准基金的运作模式，中方应该继续维持法币的可兑换性，在市场上觅得其对应的价值。但是随着国民政府高层关于外汇问题的争论日益升级，以孔祥熙为代表的官员趋于保守政策，即维持固定汇率，全面实行外汇管制。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虽然中英美平准基金仍维持名义上的运作，但国民政府放弃维持沦陷区法币，在后方采取固定的官方汇率。杨格有关战时货币的建言逐步失效。
杨格在战时的另一显著贡献，是积极协助国民政府开展对美求援，并参与其运用。抗战爆发之后，杨格便出于财政顾问之职责和对中国抗战事业的同情，以半官方或个人的身份与美国驻华大使馆詹森（Nelson T.Johnson）、美国国务院远东司官员霍恩贝克（Stanley K.Hornbeck）等人加强沟通，力争打开美国对华援助的通道。1941年6月至1942年6月，杨格作为宋子文的主要助手之一赴美求援，获取金属借款、平准基金借款等多项外援。同年8月，经仰光回到重庆，继续担任国民政府财政顾问一职。值得一提的是，在返回重庆之前，杨格曾拒绝了宋子文让其加入新成立的国防供应公司的邀请，表示希望能够运用其专长继续回到重庆工作。
回到大后方后，杨格直接参与了太平洋战争时期国民政府美援运用，如策划“美金节约建国储蓄券”和“同盟胜利美金公债”。在这两项债券的发行过程中杨格又推动美国对华运输黄金，抑制后方通货膨胀的方案。现有资料显示，上述方案经过多方讨论，都曾被寄予厚望，但最终收效不佳。在这一过程中，杨格观察并记录了国民政府战时财政体制的诸多弊端。他指出，战时财政的深刻失败被历史的种种偶然所遮盖，如1943年和1945年抗战胜利前夕曾两度出现货币崩溃之势，却先后因同盟国良好的战争前景和日本突然投降而避免。换言之，在中国“竟然”度过战争的“奇迹”背后，货币金融和财经领域都蕴藏着极大的危机。这些危机，在战后局势的风云变幻之中一一迸发，铸成了国民政府走向失败的不可逆因素。细细检视杨格笔下国民政府在战时财经领域的表现，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状况。
第一阶段，即抗战第一年。抗战初期国民政府独力难支，却以战前财经改革成绩和抗战爆发前夕对美出售白银换取外汇的政策为基础，在抗战第一年交出了满意的答卷。最重要的表现在于国民政府对法币的有效维持。这是中方在财经领域的重大胜利，直接粉碎日本迅速灭亡中国的计划。就外交意义而言，国民政府此一做法实际上是在维持英美各国的在华利益，为争取外来援助奠定至关重要的基调。
第二阶段，随着全面抗战展开，国民政府试图实施“以空间换时间”的战略，苦求外援但实际获得数量有限，可用于货币领域的资金甚微。1938年从中英金融机构合作的实际经验当中摸索出来的平准基金模式，一直沿用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夕，即中英美平准基金正式投入运作。以此为标志，国民政府在财经领域内的苦撑待变似乎迎来了转捩点，与英、美等国建立了合作平台。但这一阶段，国民政府内部深层次的问题逐步暴露，高层分歧日渐明显，货币金融领域诸多危机浮现，如物价从1939年之后持续高涨，呈现出无力控制的态势。对于外援，杨格这样评述：“（抗战初期——作者注）中国独自抗拒一个力量比它强大得多的敌人，很少从外部世界得到援助。即使在珍珠港事变之后，中国有了盟友的时候，外援也是数量微小，而且来得(13)太晚。”
第三阶段，即太平洋战争正式爆发直到战争结束。杨格认为在获取大量外援之后，国民政府获得了自身财政平衡及根本改善后方经济状况的契机。然而，事实证明国民政府并没有使财经问题得到全局性改观。相反，日益失控的物价、固定汇率所引起的法币内外价值偏差越来越大、因美军在华开支问题而引起的外交纠纷，导致国民政府所面临的财经形势每况愈下。围绕此一时期中美在财经领域的合作与纠纷，杨格指出，中美双方在太平洋战争时期本有建立深层互信合作的机会，但是双方均未恰当把握。在国民政府内部，除了伴随战争而来的行政效率大幅下降之外，“腐败达到了不可宽恕的地步，已不是可(14)以用通货膨胀和混乱作为借口的”。就美国而言，战争后期美国对远东战场的价值评估及其所主导的各种经济建设方案、国际金融秩序，并不完全符合中国国情。这也是抗战结束前夕和战后初期国民政府统治危机迭起的重要原因之一。
以上便是杨格在华的基本情况。目前学界尚无研究杨格的专著，对其生平史实最为全面的概括当推Edward L.Rada（爱德华·L.拉达）教授所写的文章——Arthur N.Young and Nationalist China's Finance（《阿瑟·恩·杨格与中国民族财政》）。该文序言部分简单交代了杨格的基本履历，主体部分按照时间顺序即战前、战时和战后三段叙述，分别介绍杨格在不同时期的工作内容。从这篇文章可以了解到，杨格在战前的工作集中于1930—1932年债务调整，1933年争取美国棉麦借款和1935年前后货币改革。战时杨格的关注点在于货币政策、平准基金及5亿美元之运用。对于战后问题，杨格重点参与过战后货币制度设计、战后财政援助计划。值得一提的是，该文指出杨格对战后台湾的建设亦有贡献，他曾于1958年初访问台湾，为台湾当局的财政改革提供了五点建设性意见。该文在结论中对杨格做出如下评价：“杨格不仅仅是对政府发表建议的财政顾问，在必要的时候，(15)他也是奋斗在第一线的战士。”从研究的角度而言，该论文篇幅有限，且参引资料仅限于杨格本人的著述，并未使用一手文献，故而多有拓展空间。
关于杨格担任国民政府财经顾问的早期经历，还可以在对甘末尔顾问团的研究中找到记载，如Paul B.Trescott撰写的The Money Doctor in China:Edwin Kemmerer's Commission of Financial Expert，1929。该文侧重于杨格在战前的活动，指出其对国民政府的贡献在于借助与美国政府，尤其是与国务院的良好关系，为20世纪30年代(16)国民政府棉麦借款作出贡献。
将上述西方学界的相关成果与杨格在华活动进行简单对照即可发现，现有叙述仍属粗线条勾勒，在性质上偏向描述而非研究。将目光投向中国学界，已出版的文史资料对杨格最早的关注是20世纪80年代资耀华在其回忆录——《国民党政府法币的崩溃》中指出“（战后）宋子文勾结杨格开放外汇市场”，“宋子文当时能够上台（担任行政院院长一职——作者注），是利用杨格所开的20亿美元大借款的空头支票；而杨格为了满足美籍商人的要求，极力主张开放外汇市场。所以宋一上台，即执行杨格的意旨，由行政院正式颁发‘开放外汇市场案’、‘中央银行管制外汇暂行办法’及‘进出口贸易暂行办(17)法’”。在这篇回忆录中，杨格成为内战时期国民政府各种财政政策的始作俑者，导致国民政府该时期在外汇、货币等方面出现重大失误。这一评价是否公允，战后国民政府财经改革究竟是何种情形，应该回到当时的历史情境中进行具体探讨。
杨格在近代史领域为人熟知的重要缘由，除其在华长期开展实务工作之外，还在于其对在华经历的整理叙述。20世纪60、70年代，他以担任国民政府财政顾问期间所搜集的一手资料为基础，后又在美国华盛顿地区查阅补充了国务院档案、美国外交文件等相关资料，完(18)成了三本关于国民政府财政的著述。这三本书均以详实的资料和地道的论述得到学界广泛征引。其个人资料今藏于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供读者公开阅览。其中与中国相关的文献，为我们研究其在华经历及国民政府大陆统治时期的财政问题，提供了宝贵的一手资
(19)料。换言之，杨格研究首先可以还原其作为国民政府首席外籍财经顾问的形象；更进一步，以其经历和记录为视角，我们对国民政府大陆统治时期广义的财经问题，尤其是涉及财政金融方面的问题，应有一新的检视。二、从阿瑟·恩·杨格解读国民政府战时财政金融
如上所述，杨格这样一位国民政府资深财经顾问，曾经为国民政府的财政工作做过哪些努力，又提出哪些思考？笔者认为，他的思考提供了整体判断和专题性讨论两种视角。
整体判断方面，恐怕仍然要回到那个学界追问已久的根本性问题：国民政府的财政如何撑过艰难的战时岁月，又如何在抗战之后迅速崩塌？围绕这个问题，杨格和其他两位学界前辈杨荫溥、易劳逸给出了代表性答案。
杨荫溥著《民国财政史》，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财经院校的早期教材，将国民政府财政与国民党财政划等号，并将其定性为“半殖民(20)地半封建社会的财政”。无论是战前还是战时，国民政府财政都成为国民党剥削人民、发动战争乃至谋取私利的工具。根据杨先生的分析，造成这种局面是由中国的社会性质所决定。外因是西方侵略使中国的社会性质呈现出殖民性，内因则是因为国民党政府奉行依赖外援和通货膨胀的错误政策，最终走向崩溃。该书对国民政府财政政策的决策过程、实施情况缺乏具体论述，但提供了若干重要财政数字统计，至今为学界广泛征引。同一时期，易劳逸在其《毁灭的种子：战争与革命中的国民党中国（1937—1945年）》一书中着眼于税制改革，对国民政府的财政做了专题考察，提出国民政府败局的根源在于战时土地改革失败，令国民政府失去了基层民众的支持。
虽然上述两位研究者的研究路径大不相同，但得出的结论具有共性，即国民政府的财政失败根源在于其自身。杨荫溥批判了国民政府的反动性，易劳逸尖锐地指出“依据国民党自身的文件，说明1949年的失败不是因为缺少美援，而显然是由于国民政府自身腐败无能，(21)纪律废弛”。两位学者一致认为，抗战时期乃至战后，国民党终因财政失败和经济失策付出了惨重的政治代价。
在某种程度上，杨格同意上述两位作者的观点。如他在其著述中指出：“总而言之，这个政府（国民政府——作者注）证明是一个蹩足的组织者……一个根本弱点是政府在施政的过程中，没有把广大人民群众拉进来共同参加，而这正是共产党人在他们的纲领中大力加以(22)发展的。”杨格看到了国民党执政中的严重不足，也承认这是其统治崩溃的致命缺点，但是他并不赞同以此来断定国民政府的“反动性”。他认为易劳逸所指的“腐败无能”和“纪律废弛”的确存在，国民政府自身难辞其咎，但是整体看来，杨格对国民政府战时财政持肯定基调。
首先，他指出国民政府在财政上能够撑过八年并取得抗战胜利，在世界范围内乃是一个奇迹。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战前财经领域改革的巨大成功和长足进步，战前积累使国民政府在抗战爆发第一年的财政状况及国统区的物价水平保持稳定，挫败了日本速战速决的战争计划。
其次，国民政府苦撑待变，以空间换取时间的策略最终奏效，先后获得了苏联、英国和美国的有力援助，继而结成联盟扭转劣势。杨格在China and the Helping Hand，1937—1945（《中国和援助之手，1937—1945》，后同）一书中以时间为脉络梳理了战时国民政府求援的艰难历程，以历次借款为线索重点论述了抗战中后期中美财政关系。
再次，杨格指出在抗战后期国民政府的财政曾两度走在崩溃边缘，但先后因同盟国在世界大战当中的前景日益好转和战争的结束，(23)及时遏制住这种崩溃的势头，才避免了战时崩溃的命运。换言之，他认为战时中国能在财政金融领域取得最终胜利，也不乏历史的偶然性因素。
以上是杨格对国民政府战时财政较具代表性的整体评价。除此之外，杨格对战时公债、货币、外汇等金融领域的具体问题进行过专题(24)论述。面对这样一个庞大的问题，我们不难看出杨格在努力避免简单化的结论。这一努力在各个专题叙述中更为清晰，以下分专题论述之。
第一，国民政府战时通货管理。杨格在China's Wartime Finance and Inflation，1937—1945（《中国的战时金融和通胀，1937—1945》，后同）一书中，较为系统地分析了战时国民政府货币管理。他认为，国民政府的货币管理存在阶段性特点，大致分为1937年7月至1938年6月，1938年6月至1941年8月，1941年8月至1941年12月，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至战争结束。
前两个阶段，由于国民政府实施了较为紧缩的货币政策，且进行较为有效的外汇管制，法币的国内外价值尚未失常。虽然战事败退，但法币价值保持较缓的速度螺旋下降，国民政府的国际货币信用并未遭到严重损伤。第三阶段，国民政府内部分歧凸显，外汇管制的意见逐步占了上风。这一状况导致中英平准基金、中英美平准基金等战时中外国际金融合作框架名存实亡，以1941年4月建立的中英美平准基金为例，该基金在重庆方面的强硬坚持下撤销对上海外汇市场的支持。杨格认为，此事意味着国民政府在货币管理体制上的危机已有苗头，但太平洋战争的爆发从客观情形与心理层面都延迟了危局。
第四阶段的突出矛盾表现在国民政府在太平洋战争期间将法币对美元的官方汇率规定为20:1，中美之间因美军在华开支产生摩擦并且矛盾不断升级。伴随着该时期美金债券回笼法币政策的失败、“注定失败”的物价管制政策以及在“抗战建国”方针指导下将资金大量投入非战争必需项目的错误导向，致使国民政府自身虚弱。哪怕最终因外力因素躲过了战时崩溃的局面，但是政策未加及时调整，国民政府通货管理未能逃脱战后厄运。
在有关战时通货管理的研究中，同一时期担任铁道部部长的张嘉(25)璈在《中国通货膨胀史：1937—1949》一书中将通货膨胀划分为战争初期（1937—1939）、战时（1940—1945）和战争后期（1945(26)—1948）三个阶段，较杨格的分段粗略。张嘉璈指出，战时国民收入之分配让社会各阶层的处境产生本质变化，教师和政府公务人员成为通货膨胀情况下生存最为艰难的群体。战时伺机而起的投机者——他们往往成为发国难财的富有阶层，成为社会不稳定的一个重要原因。两位作者对国民政府战时通货管理的评论具有相当大的共性，如对银行信贷的批评，又如对战时专卖政策的否定。他们认为正确的途径应该是施行田赋征实，但是国民政府恰好在这个关键性步骤上未加认真落实。
第二，外汇管理，该问题与通货管理密切相关。宋佩玉在其代表性研究中对太平洋战争前国民政府外汇政策进行了系统梳理，重点对上海外汇市场的状况进行了阶段性分析，并具体探析各个阶段的成
(27)因。有关战时重要外汇管理机构，即中英平准基金会、中英美平准(28)基金会的基本史实，吴景平、杨雨青等学者有专文评述。任东来在其研究中则以驻华美军在华开支为个案，重点讨论了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国民政府所坚持的外汇官方汇率对中美外交局势及国民政府黄金政(29)策所造成的深远影响。该问题已经取得了较为全面的研究成果，也是战时杨格最为关心、参与度较高的问题之一。
第三，美援及其运用。关于战时国民政府如何求援，尤其是求助美援，凡研究战时中美外交、中美经济关系的学者无不关注，故学界有非常充分的研究。以陈光甫和宋子文赴美求援为研究重点，对历次援助（桐油借款、华锡借款、钨砂借款、5亿美元借款、租借援助等）详加梳理，陈永祥等人的研究较有代表性。在已有研究中，不仅有对史实的整理和叙述，而且有从国防供应公司、战时中美外交体制等议(30)题入手，深入挖掘战时中国求援的制度性问题。
以杨格在此事中扮演的角色而言，他通过私人渠道最先与美国国务院取得联系。在1939年下半年和1940年上半年中国货币情势最危急的时刻，他以私人身份赴美探听情况，并与美国国务院官员保持个人书信往来，积极改变美国对华态度。这也是他以助手身份协助宋子文赴美争取援助的前奏。通过杨格档案可以看到陈光甫、宋子文在美国求援活动的诸多细节。作为两次求援活动的直接参与者，从杨格的角度出发，可进一步完善现有研究。
20世纪80至90年代以来，大陆学界掀起了中美关系研究热潮。其中战时中美财政关系占有一定篇幅，如陶文钊在《中美关系史》中(31)对战时美国对华历次借款均有叙述。就研究模式而言，学界对该问题的研究经历了从最初美国对华政策单方面的分析到中美双边互动、从中美战时财政关系的外交意涵到挖掘美国财政援助如何对中国财政经济产生影响两个方面的转变。这两项转变分别以任东来和杨雨青两位研究者为代表。他们对战时中美财政关系及中国财政经济状况加以“反思”和“重构”，将外交、政治、经济等视角融入财政问题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财政史平面叙述的模式，以新角度来“还原”史实，继而提出新解释。
任东来在《争吵不休的伙伴：美援与中美抗日同盟》一书中对战时中美财政关系进行了完整的叙述，指出战时中国财政关系依次经历了有限援华、全面援华、抗日同盟之增强、同盟危机等阶段。1946年以《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为标志，美国对战后中国经济的干预(32)越来越深，国民政府为过度依赖美援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杨雨青针对目前战时美援的研究存在“多着眼于中美外交”和“强调其政治意义超过经济意义”的现状，在《美援为何无效？——(33)战时中国经济危机与中美应对之策》一书中大量采用海峡两岸暨香港、澳门的原始档案，梳理了战时中美财政关系史上的大事，包括易货贸易、支持法币、稳定物价、战时生产等。这些内容反映出战时中美日益加强的经济联系，特别是太平洋战争后期，美国对国民政府财政经济的影响力可谓无处不在。作者在结论中指出，战时美国不仅在贸易、经济、货币等方面为中国提供了实质性帮助，其经济援助还体现在对国民政府的财政政策和财政机构的影响上。她肯定美国对华援助的出发点，承认美国对中国的帮助具有一定的优惠性，并认为其效果要从战略、政治和经济三个角度来综合考量。同时作者指出不可否认的事实——中美双方在经济合作中存在矛盾，彼此心存不满，最终美援未能帮助中国控制住物价上涨和经济危机。
值得注意的是，杨格对5亿美元借款之成立与运用也有专题性论述。他在其著述中称之为国民政府失去的“黄金机会”。这笔借款在战时动用了一半，先后用于发行美金节约建国储蓄券、同盟胜利美金公债和推行黄金政策。杨雨青在《五亿美元贷款与战时黄金、公债政策》一文中还专门论述这笔借款的来龙去脉，郑会欣在《美金公债舞弊案的发生及处理经过》一文中侧重对蒋介石和孔祥熙关系作了考(34)察，对黄金舞弊案的经过及处理有详细叙述。学界对这笔借款的运用存在共识，即从财政效果上讲这笔借款没有得到充分利用，并指出在美金公债发行和黄金政策推行过程中产生的贪污腐败案，在战争后期给国民政府的内政外交皆造成了冲击和损害。
关于如何使用美国5亿美元借款的问题，有很多官员和专家建言。根据杨格的档案来看，他提出发行外币公债的建议发挥了实质性作用，这既符合其一贯从公众手中征税，回笼法币的想法，又符合了当时国民政府所提倡的“节约建国”运动的精神。本书试图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以战时美援为担保的债券进行系统研究和比较，也将美金节约建国储蓄券和同盟胜利美金公债之发行及其后的黄金政策放到节约建国运动的社会背景之中，对国民政府如何运用美援进行社会动员、化解后方财政危机作一连贯性、整体性分析。
第四，战后财政规划。太平洋战争后期，国民政府在美国的帮助和干预之下开展了若干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和制度设计活动。主要有战时生产局、参会讨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向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求援等。杨雨青认为，纳尔逊（Donald M.Nelson）访华到战时生产局的成立，是美国对华援助从“输血”到“造血”的功能性转化，意味着中美战时经济关系的加强。美国战时生产顾问团的意见在一定程度上(35)对中国具有指导意义，其成效应该肯定。其文中提到的纳尔逊访华具有一定的历史偶然性，他对发展中国经济的若干建议得到了中国最高领导人的支持。但是也有少数反对意见，杨格即是其中之一。杨格对战时生产局的记述在某种程度上提醒我们，在战争后期大力提倡的“生产”、“建国”等诸多颇具积极意义的口号，是否在当时的财政经济承受范围之内，是否具有充分的合理性，或许是值得重新加以分析的议题。与此同时，战争后期国民政府如何回应英美提出来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设想，也是值得关注的问题。对国民政府而言，此举对于调和中美财政外交纠纷是一次契机，也是重组战后财政资源的一项重要途径，并在一定程度上预示了中国战后财政走向。杨格对此事的高度参与及其提交的若干备忘录，对这一研究具有增补之益。
此外，杨格对中国财政问题提出的若干观察是颇具分析价值的。例如他认为开战之初到1938年底国民政府的财政表现颇佳，这一点和以往的财政叙述与公众认识中战时财政一片混乱的状况存在差异。又如国民政府的外汇政策，当前研究普遍认为平准基金所提供的外汇大部分被日伪套购，故主张进行外汇管制、封闭外汇自由市场。蒋介石、孔祥熙等人也认为此举为资敌行为，但是杨格却始终认为当时在外汇市场上套取外汇的主要力量并非敌伪，基金被套购及资敌的现象的确存在，却不足以成为放弃平准模式的理由。甚至在20世纪70年代，杨格还找到过当时的日本银行家确认此观点，试图证实自己的判断。这一认识上的差异，足以造成战时外汇政策截然不同的主张。再如对于太平洋战争后期国民政府经济建设和财政预算的规模，杨格亦持有谨慎的意见。对于纳尔逊访问中国期间所提出的启动若干大型工业建设项目的建议，杨格表达了反对意见，等等。从他的角度对上述问题进行再审视，可以让我们对战时国民政府财政体制进行更为深入的反思。三、时段选择和史料基础
历史研究尤其注重文献搜集及运用，在人物研究中如何尽量规避主观的思想感情倾向，至关重要的是将思考和表述建立在一手文献之上。目前藏于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档案馆的杨格个人档案（Arthur N.Young Papers），为杨格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基础史料。
胡佛研究所藏杨格档案共116盒。这些档案经过杨格本人整理，于20世纪70年代寄存于胡佛研究所档案馆，主要保留了他于1929—1946年担任国民政府财政顾问期间的个人档案。其中与中国相关的内容共110盒，从第7—116盒，占档案总数的94%。这110盒分战前、战时和战后三个阶段，每盒500—1 500张文件，数量不等，纸张状况亦参差不齐。第7—61盒是战前部分，即1927—1937年间财政经济建设的内容。主要包括整理内外债、货币改革、中央储备银行改革等内容。战时财经的资料主要分布于第62—91盒和第103—106盒。第92—98盒是战后财政经济资料。其余各盒当中，第100—102盒均为剪报，以战时英文报纸的财经报道为主。除此之外，其他各盒主题并不鲜明，内容杂糅相间。三个阶段的文件均以公文居多，除了经中方允许带回美国保留的公文、合同之外，还包括其在华担任财政部顾问期间的备忘录、公务函电、私人通讯、日记、剪报、零散的会议记录及20世纪60年代著书期间所做的相关摘录和笔记。其中备忘录和公务电函的比重较大。
目前学界对杨格档案的利用尚且有限，仅有《1930年代初中国海关金单位制度的建立述论》、《抗战时期中英平准基金述略》等文(36)章以之为主体资料。杨格档案中与本书相关的战时财经部分，即第62—91盒主要有以下四部分内容。
第一，国民政府的财税收入及开支规模，如盐税、关税、土地税、债务等专题。集中在第73盒（关税、进出口）、75盒（中日海关交涉、1941—1945年海关之杂录资料）、74盒（盐税、土地税）。战争后期国民政府的财政资料，集中在第76盒（预算）、77盒（物价）、86和91盒（债务问题）。
第二，外援及其运用部分，争取外援的内容集中在第88、89盒。陈光甫战时访美和杨格随宋子文访美时期的材料见第88盒，主要有三个文件夹（Folder K.P.Chen's mission to the United States，1938；Folder K.P.Chen's mission to the United States，1939—1940；Folder T.V.Soong's mission，1940—1941）。苏、英、法各国的援助及外援，尤其是包括5亿美元借款、租借援助在内的美援如何运用的资料均有，但是并不完整。
第三，外汇和货币管理。这部分材料最为集中，货币管理见第68—72盒、第79和80盒。其中1938—1941年货币管理的内容见第68—70盒。外汇管理的部分，涉及中英美平准基金、美国冻结中国在美资产法令、随宋子文赴美求援期间与罗杰斯（国民政府英籍财经顾问Cyril Rogers）的电报往来，集中在第71—72盒。整个抗战时期敌伪货币的状况见第79盒，1942—1945年货币的内容集中在第80盒。
第四，战后财政规划。这部分材料始于1943年，主要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申请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的资料，前者集中在第78和92盒，后者集中在第82盒。纳尔逊访华的内容见第79盒。国民政府战后财政重建计划分布在第81和84盒。
抗战时期，杨格对交通状况颇为关注。中国国家航空公司和滇缅交通在其资料中完整保存，这两个方面的资料分别见第103、104盒（CNAC，中国国家航空公司）和第105盒（滇缅公路、滇缅铁路、史迪威公路等）。此外与战时航空密切相关者还有第106盒。
在人物研究中，日记是重要的史料类别。杨格档案中存有其口述资料和战时日记，分别见第110盒（Oral History Interview with Dr.Arthur N.Young，Pasadena，California，February 21，1974，by James R.Fuchs，Harry S.Truman Library，1975）、第113盒（Diary，1929—1947），各一个文件夹。采访稿为打印稿，日记为英文手写，记录简略且日期不全。
上述档案材料是构成本书的资料基础，却非全部。杨格在其战时财政的著作中特别参考和引用了美国官方文件，大大增加了其著述的分量。但是由于历史环境的限制，他并未能充分运用国民政府的档案资料，如财政部、国民党高层领导人的个人资料。笔者曾赴台湾“国史馆”从国民政府档案、财政部档案、蒋中正文物中搜集相关资料，对本研究做些补充。
另有海峡两岸已出版的各种财经类史料，如崔国华著《抗战时期国民政府财政金融政策》一书，该书对国民政府战时财政经济政策进行详细的梳理，并对重要政策加以具体点评，各章附有相关政策的文
(37)本。《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2编《财政经济》共10册、《四联总处史料》、《中央银行史料》（1928.11—1949.5）、《中华民国货币史资料》（1924—1949）为相关政策和机构研究提供了基础(38)史料。台湾地区较重要的史料如《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革命文献》、《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等也(39)成为不可或缺的文献。海外藏档如胡佛研究所藏蒋介石日记影印稿、宋子文档案、孔祥熙档案等一手文献均可加深对这一时期财政政策的(40)了解。这些珍贵的档案与杨格档案同在胡佛研究所，无疑为资料搜集带来了便利。四、研究架构和方法
本书以战时杨格所参与的财政金融活动为线索，探讨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在维持财政信用和争取外来援助方面的努力，总结其失败原因。除“导言”和“结语”之外，全书共分四章。
第一章，叙述抗战初期国民政府在财政金融领域的紧急应对措施。作为智囊团主要成员，杨格参与外汇统计，并利用外籍人士身份看护在上海待转移的外汇储备，根据中国实情思考战时财政金融对策。承袭抗战爆发前外籍顾问在财政金融领域事务当中发挥重要作用的传统，“八一三”发生之后，以宋子文为代表的国民政府官员、以席德懋为代表的金融界人士以及以杨格为代表的外籍顾问共同商议出台了《非常时期安定金融办法》，并讨论战时财政金融的相关议题。作为资深债务专家，杨格为抗战初期国民政府如何维持债信——特别是国际债务信用作出巨大努力。
第二章，以杨格的活动为线索探讨战时国民政府外汇管制政策。抗战爆发之初，杨格主张维持法币，并继续开放外汇市场。这一政策极大地巩固了法币在抗战之初的地位，却也耗费巨大。随着战争规模持续扩大和日本加强金融攻势，国民政府不得不加强外汇管制，于1938年3月颁布《外汇请核办法》。在杨格的提议和协助下，财政部制定外汇审核的标准。在这个过程中，杨格摸索通过市场运作调整汇率、稳定法币的方法，并协助推行中外银行共同维持汇市的货币平准模式，直到1939年4月中英平准基金成立。中英平准基金的管理模式为杨格大力推荐，在1940年随宋子文赴美争取外援的过程中，杨格即按照此模式对中英美三国平准基金提出构想。但事实证明，中英美平准基金的实际运作和效果与他的初始预计相去甚远。
第三章，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后方通货膨胀愈演愈烈，杨格针对物价问题提出过多项对策。1942年之后中国争取战时援助的局面一时大开，最大的财经援助来自美国对华5亿美元借款。杨格认为这是极好的抑制通货膨胀的机会，遂提出了发行美金公债的方案，得到国民政府采纳。然而在操作过程中因汇率僵化、周期过长、动员不力等原因无法达到预期效果。鉴于美金公债未能大幅收缩通货，杨格推动了席德懋提出的黄金政策。这项政策前期效果良好，后因中美财政纠纷黄金滞运，其正面功效大打折扣。杨格对这一时期美国财政部阻碍黄金运华的做法提出批评。
第四章，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的相关提案为中心，探讨杨格为国民政府战后财政恢复所做的争取和制度设计。杨格力主以借助国际援助实现本国财政平衡为优先考虑，再图战后经济建设。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案讨论期间，杨格比较英美两国方案，提出了相关建议，并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出战后中国财政平衡需要一个专门过渡时期。在向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申请的过程中，杨格发挥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参与欧洲财政复兴的经验，做了很多基础准备工作。国民政府最终于1945年7月完成申请。遗憾的是，战后中国局势动荡不安，始终没有实现财政改革的理想环境。随着战后开放外汇市场政策失败，马歇尔调停无望，国共战事再起，杨格遂向蒋介石辞职离华。
杨格在总结国民政府战前的财经状况时有如下言论：“1937年中国的财政制度已经从十年前的混乱局面改进到取得显著转变的程度……然而在1937年中期日本发动进攻的时候，它的财政金融结构还没有发展到具有足够力量，能够经受一场历时八年以上，范围遍及全(41)国的艰苦战斗所造成的重压。”接下来，我们通过专题的方式，跟随杨格的视角对中国战时财政金融领域的重要问题加以叙述和探讨。(1) 相关研究成果众多，较具代表性者如尚丛智：《传教士与西学东渐》，山西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史景迁：《改变中国——在中国的西方顾问》，温洽溢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戚厚杰主编：《洋顾问列传》，河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日］矶野富士子整理：《蒋介石的美国顾问——欧文·拉铁摩尔回忆录》，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Robert Bickers，Empire Made Me-An Englishman Adrift in Shanghai，Penguin books 2004.(2) 参见Vincent Cronin：《利玛窦传》，思果译，光启出版社1982年版。(3) 参见梁敬俹：《史迪威事件》，商务印书馆1973年版。(4) 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翻译室：《近代来华外国人名辞典》，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5) 参见汪敬虞：《赫德与近代中西关系》，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熊月之：《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6) 作为本书的研究对象，在正文叙述中本应该用“杨格先生”称之，为表达流畅和节约篇幅，下文注释及正文中均直接称呼为“杨格”。(7) ［美］阿瑟·恩·杨格：《一九二七至一九三七年中国财政经济情况》，陈泽宪、陈霞飞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461页。(8) ［美］阿瑟·恩·杨格：《一九二七至一九三七年中国财政经济情况》，陈泽宪、陈霞飞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67页。(9) ［美］阿瑟·恩·杨格：《一九二七至一九三七年中国财政经济情况》，陈泽宪、陈霞飞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472页。(10) ［美］阿瑟·恩·杨格：《一九二七至一九三七年中国财政经济情况》，陈泽宪、陈霞飞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462—463页。(11) ［美］阿瑟·恩·杨格：《一九二七至一九三七年中国财政经济情况》，陈泽宪、陈霞飞译，第3—4页。(12) Arthur N.Young，China and the Helping Hand，1937—1945，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3，pp.6-10.（因本书在文中引用频仍，后文注释中统一简化，只写书名和页码，特此说明。）(13) ［美］阿瑟·恩·杨格：《一九二七至一九三七年中国财政经济情况》，陈泽宪、陈霞飞译，第3页。(14) China and the Helping Hand，1937—1945，p.423.(15) Edward L.Rada，Arthur N.Young and Nationalist China's Finance，The Soochow University Press，January 1981.(16) Paul B.Trescott，The Money Doctor in China:Edwin Kemmer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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