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英)马尔萨斯
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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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论(人文社会科学素养文库·人文社会科学元曲丛书)试读：
《人口论》导读
这本书可以跻身于那些对思想进步产生重大影响的著作之列。它深深地植根于人文科学的英格兰传统之中——植根于苏格兰和英格兰的思想传统之中。在这一传统之中，我认为，在情感上存在着不同寻常的延续性。从18世纪到现在，如果我要如此表达——这一传统与这些名字联系在一起：洛克、休谟、亚当·斯密、佩利、本瑟姆、达尔文和穆勒，这一传统表达着对真理的热爱和高尚的清晰的思想，没有任何感情用事和形而上学，它代表了公正和民众精神。这些巨著不但在情感上一脉相承，在实际内容上也息息相联。马尔萨斯身列其间，当之无愧。
——凯恩斯
凯恩斯对马尔萨斯的《人口论》及其经济理论备加推崇。
一、从“麦芽作坊”到英国贵族
1766年2月13日，在英国萨里郡黑利伯瑞的杜金附近的一个贵族家庭，一名男婴降生了。三周后，资产阶级思想先贤休谟和卢梭来到了他家，并亲吻了他，给他祝福。然而，他们当时绝对没有想到，这个男孩后来是他们思想的反对者。他就是被称为人口学“教父”、“第一位剑桥经济学家”的托马斯·罗伯特·马尔萨斯（ThomasRobertMalthus）。他还以自己的思想影响了李嘉图、达尔文、马克思、凯恩斯、弗里德曼等大师级人物。
据说，马尔萨斯(Malthus)的姓氏在英格兰是非常罕见的。在英文的原意里，这个姓氏来源于Malt—house(麦芽作坊)，随着语音和拼写的历史演变，Malt—house就演化为Malthus，发音就变化为马尔萨斯。
据英国现代经济学家凯恩斯的考证，托马斯的曾曾祖父名叫罗伯特·马尔萨斯，他是克伦威尔时期北奥尔特教区的牧师。罗伯特·马尔萨斯的儿子是丹尼尔·马尔萨斯，即托马斯的曾祖父。在著名的塞德汉姆医生的帮助下，丹尼尔成为国王威廉的药剂师，其后又为女王安妮服务。因而，马尔萨斯家族在丹尼尔这一代人开始过上了富裕的生活，他们拥有了马车和马匹。
丹尼尔的儿子塞德汉姆·马尔萨斯，是英国财政部的职员，南海公司的董事，他的努力使马尔萨斯家族更加富足。传记作者称塞德汉姆很有钱，他在伦敦附近各郡以及剑桥郡拥有多处地产，在女儿出嫁时，他竟然能够为其备下一份价值5000镑的嫁妆。可以断定，在塞德汉姆这一代人，马尔萨斯家已经跻身于地产贵族阶层。
塞德汉姆的儿子丹尼尔·马尔萨斯，也就是托马斯的父亲。丹尼尔在牛津的女王学院接受教育，但没有取得学位，他性格温和，脾气柔顺，为人仁慈，思想进步。热心结交知识界的名流。他的为人得到了人们的赞许。
丹尼尔是哲学家大卫·休谟和让·雅各·卢梭的朋友。卢梭《爱弥尔》中的教育思想对他影响很大，因此他运用其中的思想教育自己的儿子。他让儿子在家接受教育，直到1784年被剑桥大学基督学院录取。
托马斯·罗伯特·马尔萨斯在剑桥他喜欢多种运动，而且学习了许多课程，还在辩论、拉丁文和希腊文课程中获奖。他的主修科目是数学。1791年他获得硕士学位，并且在两年后当选为基督学院院士。1797年他被按立为圣公会的乡村牧师。
马尔萨斯于1804年结婚后养育了三个孩子。1805年他成为英国第一位（或许是世界上第一位）政治经济学教授，执教于东印度公司学院，被称为“第一位剑桥经济学家”。他的学生亲切地称呼他为“人口”马尔萨斯。
他与当时另一位经济学大师李嘉图在纯学术与公共经济政策上有许多争论，不过两人的争执仅限于君子之争，事实上两人因在报章上的论战熟识对方之后还成为挚友。1833年以前，马尔萨斯拒绝肖像绘画，因为他有兔唇。这个缺陷后用手术矫正，他还被看做是个英俊的人。他口腔内上颚左侧有裂缝，影响说话。这一先天缺陷在他的家族中很常见。
二、关于《人口论》（一）《人口论》的写作缘起
马尔萨斯因发表《人口论》（又译作《人口原理》）而为人所知。该书很大程度是对他的父亲及其朋友们（如卢梭）的思想的反动。
15—18世纪初，英国相继进行了“圈地运动”和工业革命。结果，农民被剥夺土地，手工业者破产，工人大批失业，使英国社会矛盾逐渐尖锐化，反抗运动遍及英国各地。
正当整个英国处于沸腾状态的时际，1789年法国爆发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英国劳动群众的斗争热情更加高涨。怎样压制群众反抗，如何看待和解决失业和贫困问题，成为英国社会普遍关注的问题。英国思想界也就这一问题展开了激烈争论。
正如马尔萨斯在《人口论》第一版开端所说，由于法国革命，引起了英国思想界相反二派的敌意，现制度的拥护者和支持者对于期望社会通过改革达到更幸福的状态的一派总是加以非难。马尔萨斯将葛德文、孔多塞看作后一种观点的代表，并明确地说：“无论它的真实性给我留下多么深的印象，我都应怀疑其正确性。”他认为，社会改革者的论调是错误的。
葛德文出生于英国的一个传教士家中，本人也当过传教士。他深受启蒙主义者和法国革命的影响，于1793年写成了著名的《论政治正义及其对道德和幸福的影响》（以下简称《政治正义论》）一书。
葛德文《政治正义论》充满对对法国革命的热忱，辞藻丰富，文体流畅。他的书贯穿着理性论思想。在他看来，理性是支配动物生活的真正动力，它将把人类引上不断改良和日趋完善的道路。只有废除非正义的政府，社会才可以通过理性法则来维持，人类才会寻求实现各取所需的公平原则。他根本不忧虑人口会超过生活资料的限度。他认为，理性的统治，使人口增加超过生活资料的增加成为细小的问题，不值得加以考虑。
葛德文在1797年，即在马尔萨斯《人口论》第一版出版的前一年曾出版《研究者：教育、习俗及文艺的评论》（简称《研究者》）一书。他在该书中指出，贫穷的真正弊病不在于身体上的欠缺，而在于缺乏财富。机器工业的发展延长了穷人的工作时间，加强了对工人的奴役，加重了穷人的痛苦。
孔多塞是法国改革论者，早年对数学有兴趣，后受杜尔哥的影响，转而从事经济学研究。1782年被推荐为法兰西学士院会员。法国革命时属于吉伦特党，曾被判死刑。在一妇女家匿居的八个多月期间，写成《关于人类进步的历史考察》一书。1794年书成后，他被捕，自杀。他的著作是死后才出版的。该书于1795年被译成英文，流传英国。
马尔萨斯的父亲丹尼尔在启蒙主义的影响下，思想颇为激进。他同情法国革命，赞扬社会改革。他把风靡一时而给他留下深刻印象的葛德文的著作推荐给马尔萨斯，但马尔萨斯对法国革命和葛德文、孔多塞的著作都持反对的态度。
事实上，马尔萨斯先前并没有专门研究过什么人口问题，他是同他的父亲争论时才想出以人口过剩作为反对法国革命和社会改革的论据。正如他在《人口论》第一版的序言中说：“有一次，同一个朋友谈到葛德文先生《研究者》一书中论述贪欲和奢侈的那篇文章，这便是本书的缘起。”这里所说的朋友不是别人，就是他的父亲丹尼尔·马尔萨斯。（二）《人口论》的主要内容
张洪珍在《关于马尔萨斯的人口论》一文中将其人口论的内容概括为：两个公理、两个级数、两个抑制、一条规律、一个适度、三点见解、四点结论。
两个公理
马尔萨斯从人的生物学、自然属性提出两个公理。他说：“我认为我可适当地定下两个公理：第一，食物为人类生存所必需；第二，两性间的情欲是必然的，且几乎会保持现状。”而且这两个法则自古至今都是如此。
两个级数
马尔萨斯从两个公理出发，提出两个级数理论。他说：“人在无妨碍时，以几何级数率增加。每二十五年增加一倍。生活资料只以算术级数增加。随便假定世界有多少人口，比方说十亿吧，人类将以1，2，4，8，16，32，64，128，256，512……那样的增加率增加。生活资料却将以1，2，3，4，5，6，7，8，9，10……那样的算术级数增加，250年内，人口对生活资料即将成为512对10之比例，300年内将成为4096对13之比，2000年内，生产物虽有极大量的增加，差额亦会弄到几乎不可计算。”
两个抑制
正因为他断定人口有无限增长的趋势，因此提出两个抑制。所谓两个抑制。就是妨碍人口增长的手段或力量，包括积极抑制（穆光宗以为此译法不妥，应是“现实抑制”的意思）和道德抑制。积极抑制，即用提高人口死亡率的办法来使人口与生活资料之间保持平衡。他说：“包括产生于罪恶和苦难的各色各样的原因”，例如连串整套的普通疾病和传染病、战争、瘟疫和饥饿等。”所谓道德抑制(也叫预防的抑制)即让人们通过各种主观努力在道德上限制生殖的本能，即预见到未来家庭的困难，而自觉地少生孩子，降低出生率。因此，他提出让人们禁欲、不婚、不育。这两种抑制的重点是道德抑制。
一条规律
即土地肥力递减规律。就是在一定范围的土地上，由于土地生产潜力的影响，递加投资不能相应增加农产品的产量，而是到一定限度后收益递减。这条规律是马尔萨斯人口论的理论基础。
一个适度
人口的增长必须要有一个适当的限度。
三个命题
第一，人口必然为生活资料所限制。第二，只要生活资料增长，人口一定会坚定不移的增长，除非受到某种非常有力而又显著的阻止。第三，占优势的人口繁殖力，为贫困和罪恶所抑制，因而使现实的人口和资料保持一致。
四点结论
第一，认为工人贫困、失业并非资本主义制度所造成，而是人口法则作用的结果。第二，建立在财产公有制基础上的平等社会制度，不过是幻想，相反，财产私有制的社会制度却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它是出自人口的自然法则产生的。第三，在资本主义社会，工人的工资同样受人口法则的支配，工资的水平是受人口的增减而变动的。第四，反对救济穷人，救济穷人即帮助穷人制造穷人。（三）《人口论》：历史上争论最多的一部社会科学著作
1788年《人口论》是匿名发表的，但是因为拥有广泛的读者，使他一鸣惊人。这部名著的较长版本发表于五年后的1803年。该书在马尔萨斯去世之前总共六次出版。第三版出版于1806年，第四版出版于1807年，第五版出版于1815年，最后一版出版于1826年。第一版和第二版之间的差异稍大，其他各版之间虽然多少有些不同，但就其基本思想来说，和第一版无根本不同。即就第二版来说，虽然同第一版相比，它由一本小册子变成篇幅大四倍的巨著，由匿名著作变成署明著者真实姓名和头衔的著作。二者真正不同之处在于：第一版认为只有增加人口的死亡率才能抑制人口增长，第二版则主张通过降低人口出生率来控制人口增长。但二者的主体思想并无二致。事实上，马尔萨斯的《人口论》能够广泛传播的原因之一，是他的第一版写得通俗，简单明了。
1．生时的争论
葛德文是当时很有影响的人，他对马尔萨斯的论辩作了评论，后来又对马尔萨斯进行了全面答辩。葛德文在批评马尔萨斯同时也高度肯定了马尔萨斯的闪光点。面对马尔萨斯充满悲观的论调，他悲愤地讲，马尔萨斯把进步的同情者变成了进步的敌对者，因为这的确是个使人绝望的理论。他指责说：马尔萨斯的见解使人类除了靠“道德上的约束”这根弱不禁风的小草之外，没有——的确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进行挽救，要靠道德上的约束来对抗男女之间的大欲，怎么靠得住呢?
作为一个论敌，葛德文称得上是大度而豁达的。他在指责马尔萨斯同时，对马尔萨斯的见地和研究态度也作了高度肯定。他对马尔萨斯的写作态度和风格表示赞许，“我对《人口论》的作者抱有真诚的赞许和敬佩。他的论据的总的风格充分说明作者思想上的正直豪放——他进行争论，好像是除了研究证据、发展真理之外，没有任何其他企图。”
比起葛德文的宽容，诗人雪莱——葛德文的女婿对马尔萨斯的批评则要尖刻得多。他批评马尔萨斯把“分解和繁殖”的自然规律运用于人类社会，这是为资本主义弊病辩护的遁词。雪莱说，这实际上是“告诉我们，不要让人幸福，否则世界上的人会多得住不下了”。
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对英国的政策影响很大。1796年英国首相小威廉·皮特仍然认为一个人多生孩子是“使国家富足”的行为，即使他全家都是穷人。但是，到了1800年也就是《人口论》出版一年多后，皮特却放弃了他的新的《济贫法》。翌年12月，小威廉·皮特接见了马尔萨斯。
与马尔萨斯同时代的许多著名经济学家对他的人口理论也作过评价，其中包括大卫·李嘉图和西斯蒙第等人。尽管李嘉图在一般经济理论上与马尔萨斯的观点相左，但他在谈及马尔萨斯的人口学说时则给予了非常崇高的评价。李嘉图说：“关于马尔萨斯先生的《人口论》，我在这里能有机会表示赞扬，不胜欣幸。反对这部伟大著作的人的攻击只能证明它的力量。”
同时代的法国经济学家西斯蒙第则不能同意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1819年，西斯蒙第在其名著《政治经济学新原理或论财富和人口的关系》中指出，“不管这种学说如何完备，在我看来却不是正确的。马尔萨斯先生特别强调了一种他认为十分明显、十分普遍的主张；他毫不加考虑地以此做了他的理论基础，正因为如此，他才陷入了严重的错误，我们认为这些错误相当危险，虽然我们尊敬马尔萨斯先生，但是仍然认为对他的理论必须加以驳斥。”
空想社会主义者与马尔萨斯分属不同立场的学者，因而大多不能赞同马尔萨斯关于人类贫困缘于人口过多的论调。空想社会主义者倾向于认为社会制度是人类贫困的根源，他们认为制度改造和科学发展是避免人口增长速度远远超过食物增长速度的有效途径。
2．逝后的反响
马尔萨斯死后他的人口理论引诱人们围绕着它继续进行针锋相对的争论。在或否定或肯定的评价中，后来一些学者积极对马尔萨斯的思想进行改造，形成新马尔萨斯主义和现代马尔萨斯主义，以理论的形态继续对社会发生影响，同时这些理论又被吸收、改造而成为节制生育的人口政策。
马尔萨斯死后的荣耀首先来自詹姆斯·穆勒的儿子约翰·斯图亚特·穆勒的评价。小穆勒对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非常推崇。他把马尔萨斯的人口论看成了不必再经过任何证明、可以自行成立的“公理”。
在闻名于世的经济学家、新古典学派的代表人物——英国经济学家马歇尔对马尔萨斯作了尖锐的批评。在他生活的时代，英国的人口增长速度已经放慢，人民的生活水平有所提高，根本就没有出现马尔萨斯所说的那种人口增长速度远远超过食物增长速度的社会危机。所以，马歇尔认为，不是人口的增长导致了人类的贫困和苦难，相反，人口的缩减将会产生停滞的经济后果。
世界各地一些专业的人口学学者对马尔萨斯的评价，也很有代表性。英国的人口学者亚·莫·卡尔—桑德斯说：是马尔萨斯首先唤起大家对这一课题的关注。美国人口学家威廉·彼得逊说：“《人口论》毕竟是第一本重要的人口著作。把这些早已被别人表达过的思想放到一个更大的体系中去，并详细证明人口增长同经济和政治发展之间的关系，马尔萨斯在这方面所作出的贡献超过了他的任何一位先驱者，甚至超过了他们贡献的总和。”
3．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评价
马克思和恩格斯对马尔萨斯进行了批判分析和探索。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只要进行社会制度的根本变革，发展科学，人类的前途就必将是无限美好的，没有什么理由要对人类的前途抱有悲观的态度。
马克思认为，马尔萨斯谈论的抽象的人口规律只存在于历史上还没有受过人干涉的动植物世界，现实社会根本不存在这种抽象的规律，而只有工人人口在生产出资本积累的同时以日益扩大的规模生产出使他们自身成为相对过剩人口的手段，这就是资本主义特有的人口规律。
恩格斯认为，马尔萨斯人口论是过去一切学说中最粗暴、最野蛮的一种学说，一种绝望的学说，是“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最公开地宣战”。在马克思看来，马尔萨斯写作《人口论》的实际目的，是为了英国政府和土地贵族的利益，是为了“从经济学上”证明法国革命及其英国支持者追求改革的意图是空想。一句话，这是一本歌功颂德的小册子，它维护现有制度，反对历史的发展，而且还为反对革命的战争辩护。
而且，在马克思看来，马尔萨斯还存在严重的学风问题。他说马尔萨斯的《人口论》的最初版本不过是笛福、詹姆斯·斯图亚特、唐森、富兰克林、华莱士等人的小学生般肤浅的和牧师般拿腔作调的剽窃，其中没有一个独自思考出来的命题。这本小册子所以轰动一时，完全是由党派利益引起的。
同时，马克思和恩格斯并没有因为马尔萨斯的阶级立场就一概抹杀其人口学说的全部见解。恩格斯客观地说，“两个级数”乃是马尔萨斯自己的见解，而不是剽窃。在研究社会革命的经济原因和人口波动的市场原因时，恩格斯也看到了马尔萨斯人口学说的一些积极意义。他说：“马尔萨斯的理论却是一个不停地推进我们前进的、绝对必须的转折点。由于他的理论，总的说来由于政治经济学，我们才注意到土地和人类的生产力，而且只要我们战胜了这种绝望的经济制度，我们就能保证永远不再因过剩人口而恐惧不安。我们从马尔萨斯的理论中为社会改革取得了最有力的经济论据。”
对马尔萨斯的一般经济理论，马克思和恩格斯也进行了批判。马尔萨斯的一般经济思想，与他的人口理论一样，也是为土地贵族服务的。马克思认为，马尔萨斯把人类的贫困的原因看做是人口的增长率远远超过食物的增长率，这抹杀了过剩人口的社会政治经济原因。马尔萨斯把利润包括在价值规定之中，这是使商品所支配的劳动力始终大于它所包含的劳动量，混淆了货币的特殊价值与商品价值的差别，这倒退到李嘉图之前，甚至退到了斯密和重农学派以前的“让度利润”的观点之上。
马克思认为马尔萨斯的经济学说也存在剽窃问题。在《剩余价值论》中，马克思指出，马尔萨斯的《政治经济学原理》不过是西斯蒙弟的《政治经济学新原理》一书的马尔萨斯化的译本。
同时，马克思和恩格斯也肯定了马尔萨斯的一般经济理论包含的一些合理见解。马克思认为马尔萨斯看到了资本和雇佣劳动之间的不平等交换；马克思认为，马尔萨斯看到了供求关系对经济增长的意义；马克思认为马尔萨斯没有掩盖资产阶级生产的矛盾，他看到经济利益的不可调和性；马克思肯定了马尔萨斯抗议延长劳动日时间的进步性。
4．新马尔萨斯主义和现代马尔萨斯主义
在马尔萨斯之后，宣扬和发展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者主要是新马尔萨斯主义和现代马尔萨斯主义。这两种思潮提倡的人口思想尽管与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有很多不同之处，但他们都自称是继承了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
在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诞生后，英国就出现一批学者开始积极探索抑制人口的其他途径，从而产生了新马尔萨斯主义。新马尔萨斯主义的代表人物是弗朗西斯·普雷斯。他先是马尔萨斯的积极追随者，但后来他提出了自己的见解。普雷斯并不赞成马尔萨斯倡导的晚婚和禁欲，而是主张用避孕的方法来控制人口的增长——这恰恰是为马尔萨斯所反对的。由于马尔萨斯本人以道德为依据不赞成使用避孕方法，因此用避孕手段来控制人口的倡导者通常被称为新马尔萨斯主义者。
在马尔萨斯主义和新马尔萨斯的影响和鼓动下，人类开始进行人口普查和节育运动。于是，节制生育的政策得以实行，节制生育的技术被广泛投入使用。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马尔萨斯主义以新的形式盛行于世，这就是现代马尔萨斯主义。“人口危机论”和“自然资源枯竭论”是现代马尔萨斯主义中影响比较大的流派，其代表人物有保罗·伊尔里奇和多尼拉·米多斯等人。
1970年，美国学者保罗·伊尔里奇出版了《人口爆炸》一书。他认为，世界人口增长速度大大加快，人口翻番的时间大大缩短；人口爆炸来自第三世界，人口过剩是第三世界国家的贫穷、落后、饥饿、失业等一切问题的根源；而欧美发达国家的人口增长比较缓慢，有的已经出现零增长和负增长。他认为，可怕的人口爆炸甚至是世界大战的根源，认为人类的生存出路就是减少人口，特别是要减少第三世界国家的人口增长率。
1872年，由美国学者多尼拉·米多斯等联合组成的“罗马俱乐部”利用现代科学知识和微电子技术研究形成了《增长的极限》一书。他们认为人口危机、能源危机、粮食危机、环境危机是当今世界的重大问题，而其中心问题就是人口危机。他们认为，由于第三世界人口的激增，导致了粮食匮乏、资源枯竭、能源短缺、环境污染，人类已经面临末日。
适度人口论是由19世纪末期英国经济学家坎南提出并积极加以倡导的，这个流派积极探讨最适合和最有利的人口数量。坎南认为，人口过剩和人口不足都是影响人类进步的消极因素，只有适度人口才能促进社会得到最大的收益。适度人口就是在一定的时期内与社会生产力可能达到的最高水平相适应的人口数量。
人口零增长论的代表人物就是保罗·萨缪尔森。他是美国哈佛大学的博士、麻省理工大学经济学教授，曾经获得1970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金，是美国多家政府机构和金融机构的顾问。萨缪尔森认为，马尔萨斯的人口论是“伟大的人口学说”，它的原则是“正确的真理”，但鉴于当代人口发展的新特点，它的某些观点应该“修正和补充”，由此，他提出了“人口零增长论”。
在萨缪尔森看来，尽管不可否认世界的生育率有所下降，但是世界的总人口仍然是在“以世界历史上空前的速度增长”，所以目前仍然迫切要求限制多余的生育，必须在相当的时期内，使人口增长达到一个零度增长的全球性均衡。这就是萨缪尔森的“人口零增长论(ZPG)”。
正是鉴于马尔萨斯学说的深刻影响，所以，1985年在联合国召开的巴黎人口统计会上，与会代表以99.8％压倒多数赞成再版马尔萨斯的名著《人口论》。（四）马尔萨斯与中国
1．马尔萨斯看中国人口《中国和日本的人口抑制》是《人口论》中的一章，主要论述中国当时的人口问题。概括起来，全文可分为三部分：当时中国的人口状况；中国人口繁盛的原因；中国的人口抑制。
关于当时中国的人口状况
从整章内容来看，马尔萨斯是在当时中国人口过多的基础上立论的。但他的这个前提却是错误的。
马尔萨斯未到过中国，他引用屠霍德的材料，认为：“在康熙初年所作的人口统计中，全国共有11052872户，能执戈者（即“丁”）59788364人”，以1∶4的丁口比例计之，得出当时记入户籍的人口总数：239153456。实际上，这些数字和户口比例完全是错误的。
清代最初的百年间，户籍上仅具丁数而无口数，自乾隆以后，始丁口俱备。清代所谓丁者，系指十六岁至六十岁的男子，而不是马尔萨斯所谓二十岁至六十岁。至于丁、户、口的关系，一般说来，在中国，“成丁便成家，成家便立户，往往丁即代表户”。从《清实录》、《华东录》的记载看，户与丁一般是等同的。通过以往的人口资料的分析，户（丁）数与总人口的比例约为1∶5。以《清实录》所载康熙三年全国共19301624丁计之，记入户籍的人口总数应为96500000人。由此可见，马尔萨斯的数字比之多出1.4倍。
至于不计入户籍的人，他认为几乎包括了社会上一切上层阶级（王公、大臣、官吏、文人学士）和大量的下层阶级（退伍士兵、医师、僧道、生活在海上或江河中以船为家的一大批人）以及“二十岁以下的青年。”因此，他在总人数239153456之上又加了几乎整整一亿人，即他认为当时实际人数为333000000。也就是说，不列入户籍的人占总人口的三分之一。
仅就“三分之一”这么大的比例来看，就是不可能的。现在学术界一般认为，当时未入户籍的人不超过20%。按照20%的误差来计算，康熙初年（三年）的实际人口数字应当是在前述的96500000人之上再加19300000，即115800000人。由此看来，马氏的估计数字大大超过了当时的实际数字，多出了近两倍。
关于中国人口繁盛的原因
概括起来，马尔萨斯认为有三个主要原因：气候有利，土地肥沃，灌溉方便，人民勤劳，因此物产丰富；中国历来注重农业，加之土地利用率高，使得生活资料大量增长；对婚姻异乎寻常地鼓励，这直接有利于人口增长。
这主要是从生活资料能养活多少人的角度来解释中国人口的繁盛，这基本是正确的。只是疏漏了从具体的生产方式方面对人口的需求进行探求。
关于中国的人口抑制
马尔萨斯认为，“这个国家，无论它怎样广大和肥沃，是不够养活它的居民的”，因此，中国人口当然不能在二十五年内增加一倍，人口抑制在中国已发生作用。在所谓的预防性抑制中，他特别指出不婚和杀婴，并认为不能忽视其作用；在所谓的积极抑制中，他举出了疾病、由灾荒引起的饥馑、战乱。在这些“抑制”因素中，他认为饥馑“也许是对中国人口所有的积极抑制中最有力的。”
总之，马尔萨斯没有到过中国，使用的材料也不准确，结论自然就很成问题；加上他又主要是从生活资料方面着手，强调自然的力量，没有看到社会制度及生产方式，因此其结论自然是不全面的。
2．中国历史上对马尔萨斯的看法
很早的时候，中国的统治者和许多大臣都看到了人口众多的危害，一些中国人也开始探索解决饥饿问题的办法，但是马尔萨斯的著作被介绍到中国来，那是他去世很多年后的事了。
在中国历史上，最早对马尔萨斯的理论作出比较深入的研究和评价者是孙中山。1924年，孙中山在题为《民族主义》的讲演中，直截了当地把马尔萨斯的人口论称作一种亡国灭种的学说。他告诫人们说，以往各国之所以一时不能吞并中国的原因，是由他们的人口和中国的人口比较还太少。假如中国也照马尔萨斯的主张去做，减少了人口，那么中国就会有“亡国”、“灭种”的危险。
孙中山反对马尔萨斯的土地肥力递减规律的说法。孙中山认为政治腐败和生产方法落后才是人口的过剩、贫困、失业和社会动乱的根源。孙中山主张，只要改革政治，应用农业科学技术，使用农业机械，就可以解决饥馑问题和人口过剩问题。
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李大钊等人也反对马尔萨斯主义，他们认为，不能脱离社会制度抽象地研究人口问题，中国贫穷的根源是社会制度，因而摆脱贫穷的根本途径是进行社会制度变革。
历史上也有赞成马尔萨斯主义的派别，代表人物是陈长衡和彭一湖。1918年，中国学者陈长衡出版《中国人口论》一书，对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作了系统的阐述和评价。陈长衡认为，正是因为中国人口太多，导致为富不仁，教育落后，经济迟缓，从而不得不受到马尔萨斯所说的天然的裁制。也就是说，人口问题是中国一切社会问题的根本问题，是启开一切社会问题的钥匙。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学者对马尔萨斯仍然给予了很大的关注，初期主要是批判。其中，特别引人注意的是1957年国内进行的马寅初批判。
1957年7月5日，北京大学校长马寅初发表了他的《新人口论》。马寅初的文章共分十个部分，集中表达了他对我国人口状况的看法和建议。文章的主要观点是：我国人口增长太快，但我国资金积累不够快，不但要积累资金而且要加速积累资金；我国早就应该控制人口；马尔萨斯的人口论是错误的，但我的人口理论在立场上和马尔萨斯是不同的；从工业原料方面着想亦非控制人口不可；为促进科学研究亦非控制人口不可；就粮食而论亦非控制人口不可。他说：人多固然是一个极大的资源，但也是一个极大的负担。要保住这个大资源，去掉这个大负担，办法是提高人口质量，控制人口数量。他建议国家实行计划生育政策。
随着反右派斗争的严重扩大化，有人指责马寅初提出的‘新人口论’是配合右派分子向党进攻。1958年4月。北京大学党委决定对马寅初进行批判。5月，陈伯达在北大点名批判马寅初，要他做检讨。以后。全国逐步形成了一个批判马寅初的声势。
1958年5月到1959年底，对马寅初的批判不断升级。1960年1月，马寅初辞去北大校长的职务。随后，马寅初的全国人大常委的职务也被罢免，发表文章的权利也被剥夺。从此研究这方面的理论就成为“禁区”。
事实说明，我们过去对人口问题认识不够，走了弯路。造成我国人口迅速增长。结果给我国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带来了很大压力。自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学术界对人口理论的研究有了很大的重视和进展，认识到过去对马寅初的《新人口论》的批判是错误的，给他平反，承认其《新人口论》是正确的。
3．当代中国学者对马尔萨斯的再认识
1998年是马尔萨斯《人口论》发表200周年，学术界掀起了一个研究马尔萨斯的高潮。中国的很多学者对马尔萨斯的理论进行了重新认识。在这次认识中，虽然还是有人整体上坚持过去对他的评价，但是正面的东西多了，更加肯定其理论中的合理内容。其中以北京大学人口学教授穆光宗比较有代表性。
他指出，马尔萨斯人口论的两个前提或公理，看到了欲望的自然属性，但欲望的实现方式却离不开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而且，人类的需求是一个极其多样性的复杂的层次结构。但是马尔萨斯从人类需求的角度出发来研究人口问题的确抓住了问题的根本。人口增长问题大多是与人类需求的增长或膨胀相关的。
马尔萨斯从这种根本性的前提出发推论给我们的启发是巨大的，他提醒我们，在强调人口的社会属性的同时，不能否认或无视“自然属性”的存在。因为人的社会属性与自然属性是辩证统一的。
两个级数
应当说，马尔萨斯对人口增长和生活资料增长两者关系的探讨是积极有益的。因为一方面，这两者的确有极为密切的联系；另一方面，一些社会问题的产生也的确与二者增长的不平衡有关。而马氏的谬误也是显见的。首先，他仅从生物学的角度看待这一问题。其次，马尔萨斯将人口增长等同于一切生物增长的特性也显然有其历史的局限性。再次，他认为土地生产力受制于“土地肥力递减规律”，实际上也应该是有限定条件的。因为，技术进步、生产方式的变革和生产力的发展会大大提高土地的产出率，从而提高土地的人口承载力。
不过，马尔萨斯的这一思想对后人有许多有价值的启迪。概要来说，就是放任状态下的人口增长可能带来可怕的后果。这是马尔萨斯人口论中的一个合理成分。
三个命题
这三个命题中包含了相当成分的科学因素。第一个命题实际上点出了“人口增长的极限”，这一思想非常重要。现在越来越多的学者、政府决策者乃至民众都认识到：人口实际上不可能无限制地增长下去。
第二个命题实际上是说：在无所妨碍时，人口增长有超过生活资料增长的客观趋势和可能性。而一旦超越的可能性变成了现实性，也就产生了人口增长问题。那么大自然的平衡法则就会通过饥荒、瘟疫和战争来减少人口，以期两者能恢复到平衡状态。这实际上是事后客观调节法。也就是说，过剩人口所产生的压力可能会导致这些恶果的出现。马氏在《人口论》第三版附录中明白无误地告诉读者：“我的终极目的当然是减少罪恶和贫困，我所提出的任何人口限制只是达到这个目的的手段”。
第三个命题中，马尔萨斯既看到了人口增长和生活资料增长不平衡时自然的调节机制(如饥荒)，更重要的还在于他看到了社会的调节机制(如战争、罪恶和节欲)。第三个命题的合理性在于马氏看到了人口增长快于生活资料增长的趋势可能通过事前调节的办法得到扼制。现代的“节制生育”的概念大致最早可以追溯到马氏身上。
第三个命题中的缺陷表现在：一是马氏没有考虑“人口移动”或者说“移民”这种方式也可以缓解人口压力，使人口增长和生活资料的增长两相平衡。二是“罪恶”和“贫困”还与社会制度有关。
两个抑制
马尔萨斯认为，人口增殖力和土地生产力之间，人口增长与生活资料增长之间的不平衡是一条自然法则，而在客观上人类的繁衍生息和社会健康、持续的发展又必须保持某种均衡的态势。那么，如何去实现它呢?在马氏看来，需要考虑的是如何去扼制人口增长领先或超越的态势。手段有两种：一种是自然而然的、客观的手段，指的是通过贫困、饥饿、瘟疫、罪恶、灾荒、战争等途径去提高人口的死亡率，从而达到减少过剩人口，使现存人口与实际的生活资料相适应。这种事后调节实际上是一种自然的而非社会的调节机制。实际上属于“事实判断”的范畴，并没有上升到“价值判断”的层面。
另一种手段是人为的、自觉的、主观的手段。也就是我们在前面所说的“事前调节”，是指通过禁欲(不婚)、晚婚、不育等预先的手段来妨碍人口的增加，按现代术语来说，就是减少人口的出生增量，马氏又称之为“道德抑制”。可以说，马氏是西方节育思想的奠基者。
总之，马尔萨斯的人口论既有其不可抹杀的思想价值和历史贡献，也有其固有的时代局限性。
另外，彭庆妮、周传真等学者在肯定马尔萨斯的理论的时候，认为马尔萨斯建立了第一个人口学理论体系。他第一个分析了人口与资源之间的关系，第一个研究了生育欲望提高后可能造成的社会影响。马尔萨斯的许多观点前人确曾提及，但马尔萨斯除了继承以外，更有发展，他把前人的观点经过加工改造，综合整理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这是他的前辈们所望尘莫及的。
周传真认为，马尔萨斯开辟了从消费领域研究人口的新渠道。在马尔萨斯之前，重商主义和古典经济学派的学者研究人口问题主要是从流通领域和生产领域来进行。马尔萨斯从消费领域去分析人口生产和生活资料之间的关系，并从这一点入手，进行分析和探索。《人口论》正是以人口生产和生活资料之间的关系为线索，从消费领域进行人口问题的研究。在书中，马尔萨斯探讨了生活资料对人口的制约关系，以及怎样保持生活资料与人口的均衡。《人口论》之方法论特征
杨中新等学者研究了马尔萨斯《人口论》的方法论特征。（1）公理分析法。古希腊时期，亚里士多德在论述关于证明的学说时，构建了古典的公理系统。他指出，公理：这是一切事物的普遍规律，一切科学的共同原则(如人口的两个固定法则)。马尔萨斯在筹划《人口论》时，公理分析法是他所用的主要方法。马尔萨斯的两个公理是：第一，食物为人类生存所必需。第二，两性间的情欲是必然的，且几乎保持现状。这两个法则，自从有任何人类知识以来，似乎就是我们本性的固定法则。马尔萨斯的上述提法，符合公理化方法的基本特征。先确定公理，然后由公理导出陈述。（2）直觉归纳法。马尔萨斯在人口论中自觉不自觉地运用了直觉归纳法。所谓直觉归纳法，即借助心理机制，在从特殊的感觉向上发展的过程中，认定当初那个“直觉”最后具有“普遍”的意义。马尔萨斯是以“直觉归纳法”为其研究人口的方法之一。例如，他在三个结论中提到的第一个结论：即“人口必然为生活资料所限制”，马尔萨斯认为这个结论不需要什么例证来说明。他认为阻碍人类走向幸福的原因，是因为一切生物都有超越为它准备的养料的范围而不断增殖的恒常趋势。（3）现象推理法。通过现象抽象出概念，通过概念和对事物的判断来进行推理，从而构成一个周期的认识循环过程。这种现象推理法在马尔萨斯的人口论中，也得到了应用。马尔萨斯所观察到的三种现象。
一是人口自然增殖的现象，它符合生物学上品种的繁衍特征，也就是人口的“自然增殖的现象”。二是人口与生活资料协调发展的现象，抓住了人口与食物之间要有比例的现象。三是道德抑制是社会普遍存在的道德现象。如，攒钱够了再成家；社会优秀分子往往是先立业后成家；为结婚而储蓄可以建树人的纯朴道德等等。（4）文献研究法。《人口论》第一版问世后，社会反响强烈，于是便在第二版中进行修订。马尔萨斯的文字上修改，是从两个方面着手进行的。一是阅读前人或同时代人的书籍。如研究富兰克林的杂文集；阅读蒲勒士的《定期支付论》；引用威廉·配第爵士的《政治算数》等。
二是马尔萨斯为了说明人口增长要与生活资料增长相适应时引用了大量的历史资料。初步统计一下，在《人口论》二版之后的各版中，材料所及五大洲二十几个国家、引文九百多处。
三、剑桥第一位经济学家（一）马尔萨斯理论与凯恩斯理论的内在联系
与人口学说相比，马尔萨斯的一般经济理论远没有前者风光。在马尔萨斯死后，他的一般经济理论整整沉寂了近一百年。只是到了20世纪，凯恩斯主义的经济学大变革才召回了马尔萨斯之魂。20世纪的大经济学家凯恩斯给予了马尔萨斯至高无上的荣耀，称其为“剑桥第一位经济学家”。
凯恩斯不仅对马尔萨斯的人口学说作了高度评价，对其经济思想也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在凯恩斯看来，马尔萨斯的《人口论》不但是一部说理深刻之作，而且文采斐然，较好地秉承了英国的人文传统，是一本天才的著作，作者完全清楚他所表达的思想的重要性。他相信他已找到了人类苦难的线索。
凯恩斯甚至认为，这本书可以跻身于那些对思想进步产生重大影响的著作之列。马尔萨斯可以当之无愧地与洛克、休谟、亚当·斯密、达尔文和穆勒等人并列。
凯恩斯与马尔萨斯正好相反，不认为人口的增加造成了经济发展的停滞，而是认为人口增长率的减退导致了经济发展的停滞。在凯恩斯看来，经济危机和失业的原因乃是由于有效需求不足，而人口增长趋势下降，是有效需求不足的主要原因。所以，只有促进人口的增长，才能刺激对资本和服务的需要，才能最终使失业率有所下降。
凯恩斯的这种人口理论初看时与马尔萨斯的人口论是针锋相对，但是两者在本质上却是高度一致的。因为在凯恩斯看来，马尔萨斯主义的实质，不在于人口增长必然快于食物的增长，而是在于强调人口状况制约着社会经济和政治状况。他们的共同点就在于，把人口看成制约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决定因素。
对于马尔萨斯的经济思想，凯恩斯给予了更高的评价。在其亲笔撰写的传记文集内，凯恩斯充满感情地述说：今天，让我们把马尔萨斯作为第一个剑桥经济学家吧。
有效需求理论是凯恩斯经济理论的基石。而关于有效需求的最基本原理却是来源于马尔萨斯的有效需求原理。
19世纪初的英国已经确立了“世界工厂”的地位，海外市场广阔。以李嘉图为代表的乐观主义者忽略了资本主义生产的实现条件，认为产品的市场(即销路)没有任何问题。而马尔萨斯却透过英国海外市场扩展的表面现象，认识到资本对市场的依赖性，并预见资本主义生产将由于市场的限制而发生经济危机。因而，他最早站出来反对“供给创造需求”的萨伊定律。马尔萨斯敏锐地发现，萨伊法则是摒弃货币的因素而把经济现象看成物物交换。
马尔萨斯认为，货币不是单纯的流通媒介，同时也是储蓄手段。他认为，如果消费者不将手中货币马上购买货物、而是大事储蓄，则供给就未必等于需求，生产物也就可能出现滞销。虽然马尔萨斯承认社会发展有赖于节约即资本积累，但又主张，过分节约的习惯会导致对生产物有效需求的减退，进而引发全盘性的不景气。这种观点被100年之后的凯恩斯所接受。凯恩斯曾借用“蜜蜂寓言”来证明马尔萨斯的观点，得出节约未必是一种美德的结论。他认为当时资本主义经济的不景气原因在于有效需求不足，这与马尔萨斯的意见如出一辙。
凯恩斯认为储蓄不会自然转化为投资，供给不再自行创造需求。他认为，造成资本主义失业的根本原因在于有效需求不足，不能消化日益增加的商品供给量。马尔萨斯与凯恩斯的有效需求的含义虽有些差别，但他们都是在批判和否定萨伊定律的前提下提出有效需求理论的。
在有效需求的条件下，供给等于需求。这时候市场是呈现均衡状态，即无供给不足，又无生产过剩。资本主义为什么会产生有效需求不足，并且如何才能增加有效需求呢?马尔萨斯他认为社会需求是由于资本家阶级、劳动阶级和不生产阶级(主要指地主阶级)的需求构成的。在通常情况下，资本家具有把收入消费到很高程度的能力，但往往没有这种意愿。所以，资本家的个人消费相对有限。马尔萨斯认为劳动者虽有消费意愿，却没有增加消费的能力。马尔萨斯的结论是必须有一个相当大的阶级，他们愿意也能够消费掉比他们所生产的数量更多的物质财富。这个阶级就是非生产性阶级(包括地主、官吏、牧师等)。
马尔萨斯的这种需求管理的政策主张受到了凯恩斯的特别垂青。为了治理萧条，拯救市场，凯恩斯也提出了一系列需求管理政策。增加个人消费以提高对消费品的需求；实行通货膨胀以降低利率，刺激私人投资用政府支出来弥补私人投资的不足。凯恩斯强调，在所有政策中最行之有效的是扩大政府的开支。政府投资必须是非生产性的支出，即举办公共工程，这样才能尽量消化社会消费品。（二）马尔萨斯理论与弗里德曼理论的内在联系
在马尔萨斯的需求管理思想中，有一个重要思想，那就是关于稳定通货的思想。
马尔萨斯认为货币除了具有便利经济运行的各种职能，如价值尺度和流通媒介，还能对财富的累积和经济增长起重要作用。他认为纸币的发行是一种重要的需求管理方法，是国家从宏观上干预经济的重要手段。他说适当地增加纸币，不仅能在一定时期内增加社会购买力，创造消费需求，而且能够提供新的借贷机会，适当地刺激社会生产。但是，他又强调纸币必须以其代表的铸币为基础，纸币的发行如脱离其价值承担者，则必然带来经济的灾难性波动。所以，从长远发展考虑，有效的增长途径是稳定地使纸币与纸币所代表的铸币保持等价。
经过100多年的发展，马尔萨斯的货币思想折射到现代货币主义者身上，对现代西方经济学产生了重要影响。新自由主义经济学重复了马尔萨斯关于国家适度干预经济的主张。其中较为典型的是现代货币主义的代表人物弗里德曼。此人非常重视马尔萨斯提出的国家控制货币发行量的观点。他认为，货币是唯一重要的因素，货币数量的变动影响商品和劳务的生产量或国民收入的变动。即适当的货币增长是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弗里德曼认为，从长远来看，稳定的货币背景是经济发展和稳定所不可缺少的前提，而要得到稳定的货币背景，就应实行稳定的货币量增长率。这样，人们就有可能在一个稳定的货币背景的条件下形成预期，价格机制便能充分发挥其合理配置资源的作用。他认为现时经济的高通货膨胀率是因为货币数量的增长超过了生产的增长。因而，货币量的稳定增长既是保证国民经济稳定增长，又是抑制通货膨胀的最佳方案。由此，可以看到现代货币主义者的理论中有着马尔萨斯稳定通货思想的影子。
与稳定通货思想有关的，马尔萨斯还提出削减国家债务的思想。他认为国债对就业及经济增长方面有一定的刺激作用。因为国债可以转化为相当的有效需求。但是若长期大举国债对经济是有害的。因为国家的支出虽然扩大，但消费者的购买力却相对减少，市场的需求也不见得就会增加。另外，国债增高会加剧货币币值的不稳定，这会对经济有所冲击。所以，马尔萨斯主张，从长远来看，应逐步减少国债，不应长期靠举债推动经济增长。
四、马尔萨斯人口理论与其经济学理论的内在逻辑一致性
逻辑一致性原则是众多思维法则中具有基石地位的一项核心原则，它同时也是在科学领域进行理论构建的根本准则。简单地说，逻辑一致性原则是指在同一思维过程中不能出现逻辑矛盾，一致性即无矛盾性、协调性。逻辑一致性原则是决定某一理论体系能否具有持久生命力的生死攸关的根本法则。
总的来说，在人口理论中马尔萨斯强调了物的供给(生活资料的供给)决定了人口的增长(人的情欲的扩张)，前者的存量水平及其变化幅度对后者构成了一种硬约束，严格地制约着后者的实际数量及其变动。
在他的经济学理论中，马尔萨斯强调指出：是“有效需求”的水平决定着供给的水平而不是相反，换句话说，在经济学领域，马尔萨斯认为是人对物的需求(人的物欲)决定了物的供给，前者的存量水平及其变动对后者亦形成了一种硬约束。
可以发现，在经济学理论中他强调了人对物的需求(物欲)决定物的供给这一观点：在人口理论中他突出了物的供给决定人口的增长(情欲的扩张)这一思想，贯通起来看就是：
也可以表述为:
但这两种理论联系在一起的时候，就不难发现他的研究起于物欲，终于情欲，两种理论都是以人的真实需求作为研究的关注点。换句话说，无论是他的人口理论还是他的经济学理论都是以人以及人的欲望和需求作为最基本的研究对象和研究归宿的。从本质上讲，是人的某种欲望(物欲)约束和限制了其另一种欲望（物欲)的无限扩张，这是将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与其经济学理论结合在一起，探讨其内在的逻辑一致性时可以得出的基本结论。
实际上，在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和他的经济学理论之间始终贯穿着一条主线，那就是以人本身作为最基本的关注点，更确切地说是以人本身所具有的各种非理性的需求作为最基本的关注点。
在马尔萨斯之前，尽管经济学是一门以人及其行为作为基本研究对象的科学，但是长期以来经济学却一直是个“人的空场”，人被完全抽象化为纯理性的符号，从而忽视了人性中其他的影响经济运行的诸多因素，特别是忽视了人本身所具有的多样化的需求。最早谈及人的非理性需求问题的正是马尔萨斯，他认为早期一些经济学家把人类仅仅视为理性的动物，这是违反真实的人性和真实的人的需求的。他明确指出，人不是理性的动物，他们是欲望冲动的和愚蠢的动物，其所作所为和理性的劝导相反。由此可见，在他看来，研究经济学问题就如同研究人口问题一样，必须从现实的人的各种非理性需求出发，而不能仅限于纯理性的幻觉。
具有关键性意义的是，马尔萨斯所选择的研究经济学问题的关注点，当他把人的非理性需求作为学术研究的关注重点时，自然就能够得出与萨伊、李嘉图等人有所不同的结论，并最终提出“有效需求理论”，这一理论是从供给(生产)的角度出发进行研究时难以得出的。下面图01和图02分别表示从供给和需求这两个角度来探讨经济学问题时的基本思想路线：
尽管在这两种思路的首尾阶段都涉及人和产品的生产，但它们的顺序却是截然相反的。就图01而言，它是从供给角度出发来探讨经济学问题的，从这一视角来看，在整个生产过程中劳动不过是同资本等要素一样的一种投入要素而已，而人也只不过是劳动这一要素的载体，至于人的各种非理性需求则被排除在这条思想路线之外了，因而沿着这一路线得出“供给自行创造需求”的“萨伊定律”也就不足为奇。在图02中，当马尔萨斯从人本身出发，沿着强调人对物的需求这一路线“走”下去，随着研究的深入，他也就逐渐地具备了发现“有效需求理论”端倪的基本条件。他正确地指出萨伊、李嘉图把“有效需求”仅仅看做是“提出一种商品来交换另一种耗费了等量劳动的商品”，忽视了“商品和社会欲望的关系”，因而是不正确的。马尔萨斯认为“财富的不断增加只能靠对商品的需求的不断增加来维持”。否则就会发生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正是由于马尔萨斯在研究经济学问题时沿袭了他在研究人口问题时的基本关注点——人本身的非理性需求，而从人本身的非理性需求出发进行研究所得出的结论必然与从供给角度出发进行研究所得出的结论有所不同，这就是为什么马尔萨斯能够最先提出“有效需求理论”的基本原因。
本文综合了以下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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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序
译完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及李嘉图的《经济学和赋税原理》以后，马尔萨斯《人口论》的翻译，早在我们计划之中。但这个计划，迟迟到去年九月才能动笔，而因有别一种工作间断的原故，直到现在，我方才将旧稿校阅整理，预备拿去印刷。
马尔萨斯的《人口论》，无疑，在现在还是传诵甚广而为世所公认的一部名著。它的影响，现在还是很显著。即在中国，他的名字和学说，亦已成了普通教科书上的常识。
然而，一部这样有名的著作，在最初出版的时候，就连著者自己，亦不曾预料到会这样吸引世人注意。只要一看《人口论》初版题名页上没有著者的名字，一部赫然惊动当时的著作，居然匿名公布于世间，我们就知道，马尔萨斯自己后来看见这意外的成功，亦必讶然失惊。《人口论》著作的动机，他自己曾在初版《人口论》的序文中说得很明白，后来又在第二版的序文中，重复申明这一点。他说：“有一次，同一个朋友，谈到葛德文《研究者》书中的贪欲及滥费论，这便是这篇论文的起源。”这位“朋友”不是别个，便是他自己的父亲丹尼尔·马尔萨斯。
原来，在18世纪末叶，资本主义发展所引起的有产阶级与劳动阶级的对立，已在英国社会，形成一个极严重的问题。法国大革命的巨潮，又使英国受了一种大感动。1793年葛德文著《政治正义论》，1797年又著《研究者》。这两书，对于当时的社会组织，下了极严厉的批评，并断言现社会制度有根本改革的可能。提议废止一切不必要劳动而平均分配必要劳动于社会一切人，要以无阶级的社会代替有产阶级与劳动阶级的社会，以仁爱的原理代替自爱的原理，并要破除一切交易制度的高德文氏，立即引起了非常的注意，而成为当时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威胁。
这一种思想，成了日常谈论的资料。像《人口论》第一章所说，“人类将从此以加速的速度，进向无限的为从来所不曾想到的改良呢，抑被判定了须永远在幸福与贫苦之间，一进一退，而在各种努力之后，依然离所望的目标，有不可测知的距离呢？据说，这大问题，现在是提出了”。
成为社会一般争论的这问题，就在马尔萨斯的家庭以内，亦成了辩论的对象。卢梭之友并曾一度招待卢梭的父亲马尔萨斯，是葛德文的同情者，而后来成为亚当斯密大弟子的儿子马尔萨斯，却是葛德文的反对者。《人口论》，1798年出版的《人口论》，便是这种家庭辩论的结果。
初版《人口论》的发行，立即在社会上惹起了深刻的印象。匿名的著作的作者，不久就被侦知了。葛德文与马尔萨斯，不久亦会了一次面。有若干点和马尔萨斯反对的李嘉图，亦称《人口论》是“经济学界的装饰”，说“它的正当的名声，将随经济学发展而普及。”这意外的成功，使马尔萨斯不得不进一步研究，而于1803年，出版《人口论》的第二版。
第二版几乎包含了初版的全部，但就许多点说，都像马尔萨斯自己在第二版序文中所说，“可被认为是一部新的著作”。所以第一版叫做“论人口原理对于社会将来改良的影响，并批判高德文氏康多塞氏及其他著作家的思辨”，第二版却名做“人口原理论——考察它对于人类幸福在过去和现在的影响，并研究由此惹起的恶害，在未来除去或缓和的希望”。
在1800年出版的《现在谷物高价之原因的研究》一书中，他叙述了他改著《人口论》的经过。他说：“两年的思考，使我确信这所提出的原理的正确，确信这原理是社会下层阶级所以不断陷于困苦贫穷中，一切现制度所以不够救济他们，困苦所以周期发生的真实原理。现在，这论文停印一年以上了。我决心想把它改版，直接应用这原理于现社会状况，并竭力引证其他诸国的最可靠的记载，来说明这原理的作用，是如何有力，如何普遍。但前因特殊约会，后因某种最意外最不幸的事故，致令我不能注意于此，但我始终把这事放在心里。”这所谓特殊约会，是指1799年一次夏季旅行；所谓不幸事故，是指1800年他的父母的相继死亡。
两三年思考的结果，第二版增加了大约一倍的篇幅。全书计分成四篇，每一篇分成十几章。第一版所讨论的各种问题，在这里都有了更详细的讨论与引证。然有一点，最足显示这两种版本的差别的，是他设想在罪恶与贫穷之外，还有一种对人口增加的妨碍。他自己曾说：“在后半部，我曾竭力把第一版的最硬性的结论，使其柔化。”他以为，在罪恶与贫穷之外，还有“道德的限制”，即完全节制性欲。
这限制的提出，岂但柔化了他前此最硬性的结论，且根本推翻了他自己的最重要的议论。为马尔萨斯自圆其说计，这在资本主义社会不能有多大效力的限制，宁可始终忽视。“正当的推理”，决不能由此保持。
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的精华，像一个三段论法一样，为马尔萨斯自己所充分叙述出来了。他说：“人口增加，不能无生活资料；有生活资料的地方，人口必定会增加；占优势的人口增加力，非惹起贫穷或罪恶，即不能限制。”把这三个命题连合起来，得到了两个结论：是，“人口须不断引下到生活资料的水准”；人口所赖而引下到生活资料水准的原理，是“贫穷及贫穷的恐怖。”
关于前一个结论，他说：“人口，在无所妨碍时，以几何级数率增加。生活资料只以算术级数率增加。按照人类生存必需食物的自然法则，这两个不平衡力的结果，必须保持平衡。”
关于第二个结论，他把人口增加的妨碍，分成预防的妨碍与积极的妨碍以后，立即断然地说：“在早已有人占据的国家，除了这两种人口增加的妨碍，尚有妇女的不道德习惯，大都市，不卫生的制造业，奢侈，疫疠，及战争。这一切妨碍，都可适当的还元作贫穷与罪恶。”
自休谟以来，亚当·斯密，华莱士，都曾了解第一个结论的道理。就连马尔萨斯所反对的葛德文，亦曾说：“人类社会上有一个原理，赖此，人口不断引下到生活资料的水准。”在人类还是人类的限度内，这一个原理，无疑是一个自明的真理。人口必须与人类的生活资料相平衡，是谁也不能否认的命题?成为问题的，是平衡的方法。
以人口增加的一切妨碍，还元作贫穷与罪恶，是马尔萨斯的伟大的发现。这发现所以是伟大的，就因为资本主义社会的实际情形是这样。资本主义社会，需要一个大的过剩人口，以压下工资水准，然后由以不幸的方法，把过剩的人口消灭。
但马尔萨斯的错误，亦就在这里。作为资本主义社会之历史的法则，我们虽须承认马尔萨斯这个原理的正确，但作为人类社会之永恒的法则，我们却须否认它的真理。
作为经济学上一个名词，我宁愿把“贫穷”看作是一个相对的名词，不把它看作是一个绝对的名词。由自然原因引起而为社会全体所同样感到的生活资料缺乏的痛苦，只是一种痛苦。所谓贫穷，应该指一种局部的为社会一部分人所感到的生活资料缺乏的痛苦。把贫穷作这样解释，我们没有理由，认一切时代人口引下到生活资料水准的方法，是“贫穷或贫穷的恐怖。”
马尔萨斯以为资本主义的生产组织，是生活资料缺乏的结果。他曾说，“按葛德文氏制度构成之社会，必依自然的必然法则，沦为有产阶级与劳动阶级。”我却以为，我们宁可把资本主义的生产组织，看作是贫穷增大的原因，至少，它曾使生活资料缺乏的痛苦，发生得更为频繁。
亚当·斯密认为反于自然进步的财富进步，就资本主义说，实在是顺于自然的进步。资本主义的发展，必然会牺牲农业以发展制造业，牺牲农村以发展都市。农村破产，乃是资本的原始蓄积之一。农业不能与制造业平衡发展，乃是资本主义社会难免的现象。生活资料，遂相形显出不足的模样。
资本主义社会生活资料的可能的供给，从来不曾不足，如实际有不足，原因便是下层阶级购买生活资料的能力不足。作为个别劳动者，每一个劳动者的所得，虽须够购买足够量的谷物，但作为一个阶级，劳动阶级的所得，全用来购买谷物，亦不能使农业尽可能得到最大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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