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陈晋等
出版社：辽宁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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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理想：党史文物中的风云岁月(修订版)试读：
序篇：鲜活的记忆
渐去渐远的岁月，开始把许许多多的往事积酿成为或苦或甜的老酒。新世纪的浪潮冲刷着人们留在精神沙滩上或浅或深的印迹。在新世纪曙光的映照下，我们依然能够感受到，过去了的东西并没有全都随风飘逝，仍然有一种东西，昂然矗立在人们视野的地平线上—那是几代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为了理想所体现出来的奋斗精神。对我们国家和民族来说，这也是不断的根，不灭的魂！
送走近一个世纪的风云，回顾中国共产党90年的奋斗历程，你会觉得它的历史正是中华民族奋斗精神的一个浓墨重彩的缩影。90年的行程，记载了太多的期待；90年的奋斗，写下艰难的承诺。在这段行程中，一个又一个伟岸的身躯化作了一座座肃穆的丰碑；一个又一个高尚的灵魂化作了一颗颗闪光的星辰。
正是在中国共产党人前后相承的奋斗进程中，中华民族的发展道路越来越宽广，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主题越来越醒目，中国人民的奋斗越来越接近激动人心的目标。这就是：摧毁封建专制的牢笼，建设人民当家做主的政权；推翻帝国主义的压迫，完成民族的独立和解放；摆脱贫穷愚昧的困扰，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再概括地说，中国共产党人奋斗的理想，就是实现这个民族复兴，它的主题表现为两个前后相接不能割裂的使命：让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站起来，让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富起来，从而建设一个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滚滚向前的历史车轮，总是顺着历史发展的方向辗出的理想轮辙、开辟的理想航道奔向远方。90年来，许许多多的党史文物，作为人民的信仰和奋斗的证言，作为历史进步的精神灵魂的象征，铺就了我们从昨天走到今天，从今天走向未来的路途。走在这条路上，你会感觉到，历史和现实的精气神，正鼓荡着民族复兴的理想之旗；走在这条路上，你会感觉到，历史和现实的精气神，也依然弥漫着过去年代为了这一理想而奋斗的鲜活记忆。
一、旅途之初
引爆中国的一把火“人道的钟声敲响了，自由的曙光出现了。
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
1918年，在北京大学当图书馆主任并执教的李大钊说了上面这些话。正是在这个时候，期待着希望的中国人感受到了理想的召唤，看到了曙光，开始觉醒了。
带来曙光，让中国觉醒的就是1919年爆发的五四运动。
历史的惊雷炸响在1919年的5月4日那天，而它的引线，却是从陈独秀创办的《新青年》杂志牵出来的。从1917年开始，这个杂志很快成了北京大学新派人物发表意见的一个园地。聚集在《新青年》麾下的新派人物，迅速在思想界掀起了一场引入新学问、新方法和新思潮的新文化运动。新文化运动说到底是一场思想启蒙运动，它启发了人们的科学意识、民主意识和民族意识。那时候，新派人物手里拿的批判武器，是从西方学来的两件法宝，一件叫“德先生”，就是民主（Democracy），一件叫“赛先生”，就是科学（Science）。陈独秀说：“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
在新文化运动开展得如火如荼的时候，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在法国巴黎召开的“和平会议”，也给中国人带来了喜悦。没有派一兵一卒的中国，在近代历史上第一次挤入战胜国的一方。于是，在故宫的太和殿，北洋政府举行了盛大阅兵式。从天安门广场到中央公园，也就是今天的中山公园，到处是游行、集会和欢庆的民众。夜幕降临了，老百姓们还纷纷提着灯笼游行。
但喜悦之情未尽，中国人就开始了从大喜到大悲的心路转折。1919年1月，从巴黎和会传来消息：中国代表连续向会议提出废除帝国主义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的提案，都遭到了拒绝，连收回战败国德国从前占据的山东的期望，也化为泡影。中国代表两手空空，空得了一个“战胜国”的头衔。
有几千年文明历史的中国，再度蒙受沉重的耻辱。对巴黎和会抱着极大期望的中国人，仿佛坠入了绝望的深渊。于是，一个改变中国命运的事件开始在青年学生中孕育了。
参加这个事件策划活动的一个北京大学学生后来回忆说：我们开始考虑表达对政府不满的办法。最后决定，唯一能立刻做到的，是召集北京的学生举行一次大游行。在大家的情绪十分激动的时候，北大法科学生谢绍敏，猛地站起来，当场撕下衣襟，咬破中指，用血写下“还我青岛”四个大字。在这种悲壮气氛的感染下，所有到会的人都肃然起敬。
1919年的5月4日是个星期天。下午1点，北京13所大专院校的学生来到了天安门广场。在游行队伍中，人们高举着北大法科学生谢绍敏用血写的“还我青岛”的衣襟。北京大学的示威学生还专门佩戴着一个布条，上面写着甲乙丙丁的编号。他们沿途散发的《北京学界全体宣言》呼吁：“外争主权，内惩国贼！中国存亡，就在此一举了！”
学生们最痛恨的是早些年代表袁世凯同日本人签订割让山东主权密约的曹汝霖。当游行队伍走到东交民巷的时候，不知是谁说了声“找曹贼去”，学生们便朝着赵家楼胡同的曹汝霖家拥去。曹汝霖的家是一个西式院落，这时已经大门紧闭，还有几十个军警看守。学生们就朝窗户和院墙里面扔石头和白旗帜，要求曹汝霖亲自出来解释为什么同日本签订密约。曹汝霖当然不敢出来。有五个手脚麻利的学生没费多少周折就翻进了院墙，打开了大门，大队学生一拥而入，但没有找到曹汝霖。
其实，曹汝霖就躲在一间像箱子一样的小屋子里。
没有找到曹汝霖，有个叫匡互生的学生干脆放了一把火。多少年后，人们提起五四运动，印象里就是这把火。正是这把火，把整个中国都引爆了。学生罢课，工人罢工，商人罢市，各地纷纷响应。长期受到压抑的民族情绪在这时候来了一次总的爆发。到6月28日，以巴黎的中国代表拒绝在和约上签字为标志，五四运动告一段落。
对寻找出路和理想的中国来说，这仅仅是一出雄壮史剧的序幕。
这个序幕是如此的精彩。一个年轻的群体，为了自己国家的未来掀起一场爱国运动，从而影响了现代中国的改造进程。这大概是五四运动给后人留下的最可思索的话题。在五四运动中崭露头角的青年，后来大部分都成了现代中国叱咤风云的人物。后人提起五四运动，它便成为了一种象征，一个旧时代终结，新时代开始的象征。
传播理想的种子
1975年，山东广饶县的刘集村，第一次发现了1920年8月出版的《共产党宣言》。由于排印疏忽，封面上的“共产党宣言”印成了“共党产宣言”。正是这个排错的书名，成为辨别是不是最初版本的一个标志。初版的《共产党宣言》一共印了1000本，如今留存世上被发现的有8本。而在这每本书的背后，都隐藏着一段动人的历史，一个动人的故事。
在山东广饶县刘集村发现的这本《共产党宣言》，最早的主人是20世纪20年代初在济南中共党组织负责青年工作的张保臣。有一个来自广饶县刘集村的青年女教师，叫刘雨辉，经常参加他组织的学习小组。不久，他把这本《共产党宣言》送给了刘雨辉。1926年，刘雨辉回到家乡过春节，送给刘集村党支部的礼物，就是这本《共产党宣言》。
从此，这本《共产党宣言》成为了刘集村党支部经常学习的材料。党支部书记刘良才经常给人们讲书中的道理。不识字的人就问：这些道理俺以前没有听说过，到底是谁讲的呀。刘良才就指着书上的马克思头像说，就是这个“大胡子”说的。这样，当地老百姓就把《共产党宣言》改了个叫法，说是“大胡子的书”。正是这本“大胡子的书”，教育了刘集村几代共产党员，刘集村为革命献出了28名烈士，先后有190人走上了革命道路。1931年，刘良才被党组织调到其他地方工作，临行前，他把这本《共产党宣言》交到了第二任党支部书记刘考文手中。1932年刘考文被捕前，又将这本《共产党宣言》交给了老共产党员刘世厚保存。为了躲过国民党反动派的搜查，几经转藏，刘世厚曾把《共产党宣言》埋进锅灶下面，后又转到粮囤下，以至塞进房屋山墙的鸟窝里。1941年4月18日伪军“扫荡”刘集村，全村着了大火，已经跑出村外的刘世厚，傍晚时分又偷偷返回家里，从着火的房子里抢出了《共产党宣言》。新中国成立后，他用棉线把这本快散页的书重新缝好，在扉页上盖上了自己的印章，用油纸和老蓝布层层包好，放进一个小漆匣里。1975年，85岁高龄的刘世厚老人把这本书献给了国家。
最初的中文全译本《共产党宣言》，是怎样翻译出版的呢？
1920年1月，在一个大雪纷飞的日子里，五四运动“总司令”陈独秀乔装打扮成一个商人，坐着李大钊赶的一辆骡车，悄悄地离开北京，前往上海。在他的行李中，有一本英文版《共产党宣言》，准备带到上海物色合适的人选翻译成中文。
五四运动照亮了一个民族希望的天空，但要在天空中点燃理想的太阳，却需要另外的火种。五四运动后，马克思主义越来越引人注意，从而在中国迅速传播开来。形势的迫切需要，使陈独秀觉得，有必要翻译出版一本完整的《共产党宣言》。
与此同时，在上海附近的浙江义乌县分水塘，一位叫陈望道的青年正在夜以继日地开始做一件大事——翻译《共产党宣言》。不过他依据的是一种日文版。刚到上海的陈独秀正在筹备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听说此事后，大喜过望，立刻把自己带来的英文版《共产党宣言》，托人带给了陈望道，供他翻译时参考。
陈望道译完这本书，托人把译稿转给了陈独秀。陈独秀仔细翻阅了译稿，十分满意，还动笔校改了一遍。1920年8月，第一个《共产党宣言》的中文全译本，以“社会主义研究社”的名义出版了，署名是陈望道翻译，陈独秀、李汉俊校译。
这本小书的发行，终于使马克思和恩格斯发出的振聋发聩的声音，通过一个个方块字，在中国的大地上爆响。书中的翻译难免有不准确的地方，但仅仅是“有产者”、“无产者”、“阶级斗争”这样的词句，就会使许多在黑暗中寻找光明的进步人群，获得难以估计的力量。早期的中国共产党人，大多是在阅读了这本书以后开始确立自己的信仰的。毛泽东后来就说：1920年，我读了《共产党宣言》等书以后，才知道人类有史以来就有阶级斗争。
1920年，《共产党宣言》中文版出版的时候，邓小平正在前往法国勤工俭学的途中。晚年谈起青年时代的往事，他说：我的入门老师是《共产党宣言》。
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立后，在上海霞飞路新渔阳里6号创办了一所干部学校，对外宣称外国语学社。1920年，刘少奇、任弼时等都是这里的学员。那时，每个学员都发一册《共产党宣言》，由陈望道给他们讲授。刘少奇曾回忆：那时我还没有参加共产党，我在考虑入不入党的问题。当时我把《共产党宣言》看了又看，看了好几遍……从这本书中，我了解共产党是干什么的，是怎样的一个党，我准不准备献身于这个党所从事的事业，经过一段时间的深思熟虑，最后决定参加共产党，同时也准备献身于党的事业。人的命都不要了，其他就好说了。
朱德在1922年出国前没有读到《共产党宣言》。他后来说：我当时还毫无所知，手里也没有马克思主义文献，连一份《共产党宣言》也没有。他当时读《共产党宣言》的心情非常急迫。1922年在欧洲经周恩来介绍入党后，才第一次看到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这是周恩来送给他的。由此看来，中文版的《共产党宣言》至少在1922年就流传到海外了。“红船”起航记
1921年6月29日傍晚，湖南青年毛泽东和已是中年的何叔衡，在长沙小西门码头，乘着暮色，登上一艘开往上海的小火轮。他们走得很突然，也没有亲友送行。只有何叔衡的同事谢觉哉知道他们的行踪，但也不敢声张，只是在日记里简单地记下了一笔：“午后六时，叔衡往上海，偕行者润之（毛泽东），赴全国○○○○○之招。”对这五个圆圈，谢觉哉后来解释说是“共产主义者”。
毛泽东、何叔衡“应共产主义者之招”到上海，是要和志同道合的朋友们一起揭开中国现代史上划时代的一幕——成立中国共产党。
尽快建立共产党组织，当时已成为一些先进分子的普遍共识和愿望。上海、北京、武汉、长沙、济南、广州以及旅欧、旅日的中国青年已先后成立了党的组织。这些组织，有各种各样的称呼。有的叫“共产党”，有的叫“共产党小组”，有的叫“共产党支部”，而上海则干脆叫“中国共产党”。以后，把这些早期的党组织统称为“共产主义小组”。
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的最早成员，大都是知识分子，包括一些不到20岁的青年学生。他们不约而同地奔集到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下面，从这里看到了中华民族的新希望。于是，在中国建立一个统一的共产党组织，已经水到渠成。
1921年7月23日晚上，毛泽东等13位代表齐聚到了属于法国租界的上海望志路106号和108号，也就是今天的兴业路76号。这些人从莫斯科，从日本，从中国的北方、南方赶来。另外还有两位共产国际的代表。他们或说德语，或说俄语，更多的是操着中国各地的方言。有穿长衫或对襟纺绸白上衣的，有着西式衬衫还结着领带的。他们或留着八字胡，或满脸络腮胡子，或一副教授派头，或一派学生模样。初次的会议很随便，并不讲究座次的排列顺序。和在座的许多人比较起来，穿长衫的毛泽东还算是一个初出茅庐的年轻人，他和从日本赶来的周佛海一同担任记录。
全体会议开了5次。与会者是清一色的知识分子，个个都有主见，又多是意气风发的青年人，讨论起来的热烈气氛可想而知，不料在7月30日那天晚上，一个陌生人的闯入，打断了代表们的争论。当天晚上，代表们商定，转移到浙江嘉兴的南湖继续开会。
在浙江嘉兴南湖上面，代表们扮成游客，租了一条称作“单夹弄”的红色画舫，在上面继续开会。这种画舫早在抗日战争时期就绝迹了，如今供人们参观的船，是20世纪50年代仿造的。大会确定党的名称为“中国共产党”；会议最终通过了党的第一个“纲领”和“决议”，并选举陈独秀为中央局的书记。中国共产党在它的第一个纲领中，主要阐述了革命军队、无产阶级专政、废除资本私有制、联合第三国际等重要问题。在今天看来，当时的主张主要从书本里得来，难免抽象，对中国的现实国情还缺乏具体深切的了解。但这毕竟成为了一个象征，一个将改变中国社会的政党，在一条小船上起锚远航了。
红色的游船，红色的起点，红色的旅程，红色的故事，就这样成为了通向未来的一个坐标。
中共一大的13个参加者，年龄最大的45岁，最小的19岁，平均28岁，正好是毛泽东的年龄。而当时在全国才只有50多位成员。这些年轻人以改天换地的气概，一心要在中国这块古老的国土上创立一个崭新的合理的社会。这个组织在日后发展得如此迅猛，大概连当初的13个参加者自己都是没有预料到的。
历史总是严格地挑选着那些能够把握历史脉搏的群体，同时也选择着那些始终不渝地为理想奋斗的人们。90年光阴似箭，13个中共一大代表都已作古。时代的骄子，风云际会，他们曾在黑夜沉沉的时刻相聚一起，为中国的历史悄悄地点了一把非同寻常的烈火；在这以后，却又走上了不同的道路，有着迥然不同的命运。有的中途消沉退隐；有的曾轰轰烈烈，但后来却背叛了革命；有的甚至当了出卖中华民族利益的汉奸；但更多的人却始终挺立在革命的潮头，甚至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大浪淘沙，岁月无情。他们曾经站在同一条政治的起跑线上，而结局却如此大相径庭，看来，值得深思的不光是历史，还有每个人都时刻面临的人生道路。
不再做牛马的人们
1922年元旦那天，一张小小的贺年卡，分别送到了上海一些与共产党组织有联系的人士手里。一时间，人们奔走相告：“共产主义的幽灵飘到了上海！”
其实，这张贺年卡上只写了一句当时翻译的《共产党宣言》里最后一句话：“万国劳动者团结起来。”
共产党人这一特殊的亮相，明确传达出他们走出了什么样的第一步。
应该从哪里入手去实现自己的理想呢？在婴儿时期的中国共产党人看来，事情似乎很简单。既然它属于工人阶级的政党，就应该到工人中去，唤醒他们的觉悟，为争取工人的利益而斗争。
事实上，在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成立不久，李大钊就派邓中夏、张太雷等人到北京长辛店铁路工厂创办工人夜校。他们讲课的方法也形象生动。人们常说上天是最大最高的，他们就把“工人”二字摞在一起，说这就是一个“天”字，工人阶级就是天，自然要当家做主。
湖南的毛泽东，也是在“工人”两个字上做文章。他从上海出席中共一大回到湖南不久，就背着一把雨伞到江西萍乡的安源煤矿做工作。他在工人夜校里对工人们说：“工人”的“工”字，上面一横代表天，下面一横代表地，工人就是中间的一竖，站直了，就是顶天立地。在20世纪60年代的“文化大革命”中，有人画了一幅家喻户晓的油画，题为《毛主席去安源》。画面上，身着长袍，右手拿着雨伞的毛泽东，头顶一望无际的沉沉乌云，脚踏旷野的野草鲜花。后来有的西方人看到这幅画，说毛泽东就好像是一个传教士，要给受苦受难的人们传播上帝的福音。其实，如果他真的给工人带去了“上帝的福音”的话，这个上帝，就是工人自己；那个声音，就是不再当牛做马。
毛泽东在安源播下了火种。不久，党又先后派刘少奇、李立三去安源。许多人都看过一部叫《燎原》的电影，这部电影就是根据刘少奇在安源领导工人罢工的故事改编的。当时，李立三是罢工总指挥，刘少奇是工人全权代表。罢工从1922年9月14日那天开始，工人们提出的宣传口号：“从前是牛马，现在要做人。”经过刘少奇和安源路矿当局的谈判，罢工取得了胜利，从而成为共产党人早期从事工人运动的一个成功范例。
在1922年1月到1923年2月的这段时间里，中国出现了工人运动的第一个高潮，如果翻阅那时的报纸，几乎每天都能看到工人罢工的消息。为了争得做人的权利，中国的工人成长起来了。但不能忘记的是，成长的路途，总是上演着一幕幕壮烈的悲剧。
1922年1月17日凌晨4点，在长沙领导工人罢工的两个25岁青年黄爱、庞人铨，被军阀赵恒惕押赴长沙浏阳门外的刑场，那个夜晚很静，很黑。庞人铨被一刀砍成两截。黄爱被砍三刀，突然大吼了三声：“大牺牲，大成功。”当时正在长沙郊外的毛泽东闻讯后，立即愤慨地进了城，派人将他们的遗体抢运到南门外入殓安葬。远在北京的李大钊得到消息，说黄爱和庞人铨“用自己的鲜血为中国的社会运动开创一个新纪元”。
黄爱是五四时期周恩来在天津组建的觉悟社的成员，远在法国巴黎的周恩来得到消息，满怀悲愤地写了一首诗说：“壮烈的死，苟且的生。贪生怕死，何如重死轻生。”“没有耕耘，哪来收获？没播革命种子，却盼共产花开，梦想赤色的旗儿飞扬，却不用血来染它，天下哪有这类便宜事？”
发生在1923年2月初的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把中国工人运动的第一次高潮推向了最悲壮的顶点。2月1日那天，从北京到武汉的铁路沿线各站工人代表，齐聚河南的郑州，举行大会，宣布成立京汉铁路总工会。这一政治组织的成立引起当局的极大恐慌，原来标榜“保护劳工”的军阀吴佩孚，立即派军队包围了会场和代表、来宾住的旅馆，并强行要他们返回原地。于是，总工会下令京汉全线总罢工以示抗议。一时间，从北京到武汉铁路全线被工会派人控制起来了。和以往的工人罢工不同，这次罢工在中共北方区委的领导下，重点是争取合法的政治权益，鲜明地提出了“为自由而战，为人权而战”、“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的口号。2月7日，吴佩孚下令同时在长辛店、郑州和汉口江岸等处大肆搜捕工人领袖，枪杀了共产党员林祥谦、施洋等40多人。后来，人们把这次罢工的失败称为“二七惨案”。
烈士的血为理想之花浇下了第一滴水，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铸就了第一座沉重的纪念碑。
刚刚起锚的“红船”，不得不开始选择一个新的航道。
滚滚洪流
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大革命的洪流中，有两首妇孺皆知的歌曲，从珠江唱过了长江，从城市唱到了乡村。一首歌唱道：“打倒列强，除军阀，努力国民革命，齐奋斗。”一首歌唱道：“工农兵，团结起来向前进……”歌声所传达的，正是那个年代中国人的心声，正是那个年代共产党人选择的新航道—推进国民革命，完成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
革命需要“本钱”。我们现在看到的这张1924年1月国民党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后举行的一届一中全会的签名录，仿佛告诉我们，当时最大的本钱是“国共合作”。在这之前，孙中山曾感慨地说：“国民党在堕落中死亡，因此要救活它就需要新鲜血液。”处于幼年却充满活力的中国共产党，正是孙中山渴望的新鲜血液。经李大钊等共产党员参与起草的国民党一大宣言，重新解释了孙中山提倡的三民主义，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从而使国共合作有了共同的政治基础。李大钊、谭平山、毛泽东、林伯渠、瞿秋白等10名共产党员还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或候补委员。
面对封建军阀，革命的又一“本钱”是可靠的和新型的军队。1924年6月，在共产党人的帮助下，国民党办起了一所陆军军官学校。因为它坐落在离广州城约20公里的珠江环抱的黄埔岛上，人们又把它叫做黄埔军校。蒋介石被孙中山任命为黄埔军校校长，廖仲恺为军校党代表，周恩来为军校政治部主任。恽代英、萧楚女、聂荣臻等一批共产党员都是这所学校的政治教官。
那时的黄埔军校是一座革命的大熔炉。校门上挂着“革命者来”的横匾，两边竖着“升官发财请往他处，贪生畏死勿入斯门”的对联。“到黄埔去！”成为了当时有志青年的崇高理想。来这里的人，都希望把自己铸造成对革命有用的好材料。
黄埔军校培养了一大批军事和政治人才，仅仅在黄埔军校第一期学生中，直接听过周恩来讲课的，就有后来战功赫赫的共产党将领徐向前、陈赓、左权、蒋先云、王尔琢、周士第，也有后来国民党中央军的著名将领杜聿明、范汉杰、胡宗南、宋希濂、郑洞国。新中国成立后，在1955年授衔的十大元帅当中，出身于黄埔军校的就有聂荣臻、徐向前、叶剑英、林彪等人。
在黄埔军校的第一期学生中，有一个叫蒋先云的青年共产党员。他来自湖南，毛泽东推荐他来报考，结果考了个第一名。对于学生中的“状元”，校长蒋介石自然要亲自接见一番，并对他产生了非常好的印象。入校不久，蒋先云就组织了一个青年军人联合会，成为很有影响的“左”派学生领袖。因为他在作战中十分勇敢，富有献身精神，还当了军校政治部的秘书。
1925年中山舰事件后，蒋介石在黄埔军校宣布军队里不能有跨党分子，凡是共产党员，必须退出共产党后才能留在军队里面。他希望政治部秘书蒋先云能够带头退出共产党。但蒋先云却表示：我是共产党员，但我不退，我退出国民党。结果，跟着蒋先云退出国民党的共产党员有250多人，退出共产党保留国民党党籍的才39人。但蒋介石看中蒋先云是个人才，仍继续留他在校部工作，又私下里动员他退出共产党，并许诺如果退出共产党，就委任他为高级军官。但把共产党的党籍看得高于一切的蒋先云不为所动。一年后，他牺牲在北伐前线，时年仅25岁。
在大革命时期，如果说黄埔军校是现代革命军队的摇篮，那么，农讲所就是中国现代农民运动的摇篮。它的全称虽然叫“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农民运动讲习所”，但它的创办却是中国共产党人提议的，而且在广州创办的6期的负责人全都是共产党人，其中第六期负责人是毛泽东。
广州农讲所的第一期负责人叫彭湃。他是广东海丰一家地主的儿子，也是留学日本的一个大知识分子。但老百姓却把他称作“农民的王”。因为他拿出自己家里的田契，当众烧毁了，还对那些种他们家田地的佃户们说：“从今以后，你们再也不用交租了。”而他和妻子却过着十分俭朴的生活。他的故事远不止这些。他在自己的家乡海丰组织了全中国第一个农会。但农民并不知道这个本来属于自己的组织到底要做些什么事，彭湃就告诉他们，农会就是“贫人党”。
正是这个“贫人党”的创始人，在担任国民党中央农民部秘书时，提议创办了农讲所。农讲所的学员，来自全国各省，在这里经受几个月的教育后，又奔赴各地，去开展农民运动，组织农民的自卫军。在大革命高潮时期，全国各地的农会组织已经遍及17个省，会员有近千万人。农民被组织起来后，开始从政治上打击土豪劣绅，解除地主的武装，清算或质问那些欺压乡民的恶霸地主。这样一来，农会的绝对权威就树立起来了。有的地方还提出了“一切权力归农会”的口号，农会实际上成了乡村政权机关，许多事情，如果没有农会的人到场，就处理不下去。
1927年初，毛泽东特意到湖南的5个县作了一次详细的调查，写了一篇有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他在里面兴奋地说：很短的时间内，将有几万万农民从中国中部、南部和北部各省起来，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无论多么大的力量都将压抑不住。他们将冲决一切束缚他们的罗网，朝着解放的路上迅跑。
1926年春天，共产党人领导的叶挺独立团，作为先头部队，向湖南挺进，拉开了武装北伐、推翻军阀政府的战争序幕。7月9日，广州国民政府领导的国民革命军8个军，约10万人，正式出师北伐。黄埔军校校长蒋介石被国民政府任命为北伐军总司令，8个军中有4个军的党代表或副党代表由共产党员出任。在工农群众的配合下，不到一年的时间，北伐军便席卷江南半壁河山，全国大多数人都能看到，北伐战争胜利的大局已定，北洋军阀统治的覆灭只是一个时间问题了。
浴血悲歌
奔涌的洪流，总是挟泥沙俱下。在它滚滚向前荡涤一切的时候，许许多多先前不大为人注意的沉渣污泥、朽木浊物，便纷纷地被卷到了水面，世界变得不干净了，革命也渐渐被玷污了。
在北伐军凯歌行进的日子里，国民党右派背叛革命的趋势越来越明显。到1927年春天的时候，国共之间走向了最后摊牌的行程。摊牌，自然需要筹码。而这时年轻的还不成熟的共产党手里，除了自己信奉的“主义”，竟没有一样克敌制胜的法宝。
1927年的春天，仿佛是一个没有和煦阳光的季节，大地上飘荡的似乎只有腥风血雨。中国共产党迎来了最痛苦的时刻。
4月6日那天，军阀张作霖不顾国际外交惯例，在北京出动军警突然袭击苏联驻华大使馆，逮捕了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李大钊。随后将他杀害于北京西交民巷的看守所里。
年仅38岁的李大钊是被敌人用绞刑架绞杀的。当时的《晨报》报道说，他“态度极从容，毫不惊慌”。这样从容就义的气势，仿佛一扇心灵之窗，打开来你会看到一个先驱者特有的人格品德。他在1917年就说过：“人生最高之理想，在于求达真理。”这个真理是什么呢？他说：中华民族现在正走在一段崎岖的道路上，一路上，“实在也有一种奇绝壮观的景致，使我们经过这段道路的人感到一种壮美的趣味，但是，非有雄壮的精神是不能感觉的……我们应当拿出雄健的精神高唱着行进的曲调，在这悲壮的歌声中，走过这崎岖险阻的道路，要知，在这艰难的国运中建设国家，亦是人生最有趣味的事”。
李大钊牺牲后，北京一位开棚厂的老板把自己珍藏多年的棺木无偿地献了出来，他说：“有李先生这样的人在，我是没有资格睡这副棺材的。”
李大钊之死，全国震惊。但这只是一个悲剧年月的开始。
4月12日那天，蒋介石指挥的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六军在上海公开向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举起了屠刀。他们甚至把被屠杀的革命志士的头颅悬挂在上海街头的电线杆子上面。接着其他省份也以“清党”为名，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开始了大规模捕杀行动。国内政治格局从此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到7月上旬，在汪精卫背叛革命已经是近在眼前的时候，中国共产党才意识到必须做最后的准备了。但一切都已经太晚了。7月15日，汪精卫在武汉召开“分共会议”，正式宣布和共产党决裂。
从这一天起，国共合作的大革命结束了，也失败了。
伴随着大革命的结束，陈延年、赵世炎、向警予、罗亦农、陈乔年、夏明翰、郭亮等一大批著名的共产党人相继牺牲，一共有31万多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在腥风血雨中倒了下去。
在敌人的刑场上，共产党人气壮山河的英雄气概，给人们留下许许多多传奇而又相似的故事。
地处珠江三角洲的广东佛山大沥镇铁村，在大革命时期，有一个叫谢伦的农会领袖。大革命失败后，谢伦和农会会员、71岁高龄的父亲谢泰珍一同被捕，被押到村边砍头示众。刽子手要先砍了谢伦，问他有什么愿望。不料谢伦只是说，希望能够比自己的父亲晚死一步。说完，他跪行到父亲面前叩头行礼说道：“请父亲大人先行一步，儿子给你送终了。”老人顿时热泪夺眶而出，望了一眼孝顺的儿子，便大义凛然地走向屠刀。谢伦在父亲的尸体前再一次叩头，然后挺起胸，随父而去。
在重庆，中共四川地委书记兼军委书记杨公在敌人的刑场上连声高呼：“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中国共产党万岁！”敌人怕听到他的声音，残忍地割去了他的舌头。杨公便嗤之以鼻，刽子手就割去了他的鼻子。可他又怒目而视，以手指戳着刽子手们，敌人又挖去了他的眼睛，砍掉了他的双手。可他的身躯仍然还是在挣扎着，决不屈服，直到连中3枪后，这位不屈不挠的勇士，才安静地躺在使他永生的土地上。“十月怀胎，一朝分娩”。每一个人来到这个世界上都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所以，每个人都会牢记自己降生的日子，并且年复一年地纪念这个时刻。爱惜生命，是每一个人发自内心深处的愿望。
但是，自人类有了文明的记载，就出了许多不怕死的人，他们为了崇高的理想，甘愿献出自己的生命。对这样的人，历史称他们为烈士
二、红色狂飙
霹雳一声暴动
就像鲁迅先生说过的那样，革命是不可能被头颅挂退的。
1927年那个阴郁的春天，引出了一个火暴的夏天。面对反动派要将革命者斩尽杀绝的屠杀政策，中国共产党内有主张有见识的人剩下的唯一选择，只能是高举革命大旗，进行武装抵抗。
一切被迫从头开始的标志，就是1927年8月7日中共在武汉秘密举行的一次有20多人参加的会议，史称“八七会议”。这次会议选出以瞿秋白为首的新的临时中央政治局。出席会议的毛泽东说，过去我们只注意群众运动，而不注意军队，要知道，政权是由枪杆子取得的。这句话，后来被发展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论断。
事实上，在1927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就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在党内主持军事工作的周恩来，以前委书记之职果断地领导了著名的南昌起义。在这支起义队伍里，有叶挺将军，还走出了后来新中国的几位元帅，他们是贺龙、朱德、刘伯承、聂荣臻、林彪等。其中贺龙是起义后由周恩来亲自介绍参加中国共产党的。从此，中国共产党有了自己的军队。
就像人们所熟知的那样，起义部队在南昌城里坚持了3天后，不得不撤出南下。起义军走一路打一路，向广东进发，最后在潮汕一带被国民党军队打散了。一直带病指挥作战的周恩来，焦虑万分。他被当地的党组织安置在一户老百姓家里躲避搜捕，以等待时机向香港转移。高烧不退的周恩来在病床上躺了半个月。一天晚上，同行的叶挺和聂荣臻用担架把周恩来抬上海边的一条小船，在茫茫的大海中颠簸了两天两夜才到达香港。
就在南昌起义后不久，毛泽东在湖南领导的秋收起义也爆发了。和南昌起义不同的是，参加起义的除了北伐军里的正规部队外，还有湖南乡下的农协会员，也有工人武装。他们打出的旗号也不再像南昌起义那样属于国民革命军，而是叫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
毛泽东这个穿长袍、留长发，身子也显得特别颀长的书生，就要指挥几千人的部队去攻打省城长沙了。眼见这从未有过的壮景，他诗兴大发，禁不住在一首词里写道：“秋收时节暮云愁，霹雳一声暴动。”
在毛泽东的想象里，武装革命似乎像“霹雳”那样惊世骇俗，那样暴烈，那样具有震撼力，也那样充满诗意。但是，9月9日起义爆发后，由于反动派的力量实在强大，起义军的进攻很快受挫，损失巨大。暴动像霹雳一样出现，也像霹雳一样从空中划过。但不屈的人们，在重新聚集自己的能量。
1927年，仿佛是一个暴动年。12月，张太雷、叶挺和叶剑英等共产党员又在广州发动了起义。虽然还是失败了，但他们在广州城里坚持了3天。在这3天里，起义军宣布建立广州苏维埃政府，这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明确了自己的政权性质。和此前的起义另一个不同的地方是，起义军把自己叫做工农红军。
广州起义失败后，担任工人赤卫队总指挥的周文雍和中共广东省委妇女委员的陈铁军被捕了。在就义前，陈铁军向围观的群众作了她一生中最后一次演讲，也是人世间最神圣的一次演讲。她说：为了掩护革命工作，以前我和文雍是假称夫妻的，其实是再纯洁不过的同志关系。今天，我要向大家宣布，当我们要把青春和生命献给党的时候，我们就要举行婚礼了。让反动派的枪声，来作我们结婚的礼炮吧！在刑场上，他们举行了人世间最壮烈的婚礼。这一对作了较长时间假夫妻的恋人，在就义前，互相给了对方第一个爱情的吻，也是他们生命中最后一个吻。
延伸的路
从1927年秋到1928年底，中国共产党在各地共领导了100多次武装起义。这些起义大多在不同程度上遭受失败。这时候，每一个起义的领导者都面临一个严峻的课题：把剩下的人带到哪里去，才能生存下来？
脚还在迈动，路只有在荒野中没有路的地方延伸。
1927年9月19日那天，以前敌委员会书记之职领导秋收起义的毛泽东，作出了一个惊人的决断：把部队带进山里。正是这个从进攻大城市转向农村的决断，为中国革命带来了特殊影响。
毛泽东带着他的人马上了江西境内的井冈山。在井冈山，他把袁文才、王佐两股草莽气息很浓的农民武装当做了自己的弟兄，并让他们成了自己麾下的红军。他送去的见面礼，是100多支上好的步枪。有人表示担心，说：万一这些人反过来打我们怎么办？毛泽东却坚信他送去的是一腔诚意，一种气度，一个真理。
毛泽东的部队在山林里落了脚。想不到这一脚竟踢出一个崭新的局面。井冈山根据地就这样开始建立起来了。
1928年4月，朱德、陈毅率南昌起义的余部和湘南暴动的农军来到了井冈山。一支以朱德为军长、毛泽东为党代表的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军打出了自己的旗号，不久改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到这年年底，彭德怀又率领参加平江起义的部队来到了井冈山。至此，井冈山的红军达到了1万多人。
红军被那些要“围剿”他们的人当做了“土匪”。早在进军井冈山的途中，毛泽东就对那些犹豫着是不是跟他走的人说过：你们知道，历朝历代在山上安营扎寨的英雄好汉很多，官军们“剿”尽过吗？没有，反而越“剿”越多。
国民党的“官军”自然也“剿”不了红军。红军在井冈山先后四次打退了国民党军队的“进剿”和“会剿”。他们运用的战法，就是后来十分有名的十六字诀：“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人们把这样的打法叫做“游击战”。
为了使井冈山的红军克服掉旧军队的习气，毛泽东下大力气进行改造，在军队各级组建了士兵管理委员会。当时，山上的生活非常艰苦，每人每天只有5分钱的油、盐、柴、菜的经费。由于实行民主，由士兵管理伙食，仍然能够从中节约一点钱，分给官兵做零用。每人每天大约能得到六七十文，士兵们把它叫做伙食尾子。这种官兵平等的办法，和旧式军队完全两样，深得士兵的欢迎。
为了密切同老百姓的关系，毛泽东还发布了三大纪律、六项注意，后来发展为著名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有的红军战士就用毛笔工工整整地把“六项注意”写在包袱皮上，背着它行军打仗。这样一来，井冈山的红军成了一支完全新型的军队。
由于聚集在井冈山上的红军越来越多，经济上的困难日趋严重。1929年1月，毛泽东、朱德和陈毅率红四军主力3000多人走下井冈山，不久就在江西南部和福建西部一带开辟了一大块农村根据地。红军数量也发展到2万多人，成为了全国红军中战斗力最强的一支部队，并组建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军团，朱德任总指挥，毛泽东任政治委员和前敌委员会书记。红军在这里打土豪、分田地，建立苏维埃政府，把打仗、筹款和做群众工作结合起来。这样，红军就和历史上的那些走州过府、流动游击的农民起义军有了根本的区别，真正成了“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集团”。
上山的这条路，终于使革命的星星之火有了燎原之势。
生死之间
恶劣的环境更易于磨砺坚韧的意志，复杂的阅历更易于丰富聪慧的禀赋，危险的境遇更易于造就勇敢机警的性格。
大革命失败后，在国民党统治区工作的中共党员及其负责人，每一个幸存下来的，几乎都有一番惊心动魄的经历和遭遇。在晚年为中国作出巨大贡献的邓小平，曾在上海担任中共中央秘书长。他后来回忆说：有一次我去和罗亦农接头，办完事，刚从后门出去，前门巡捕就进来了，罗亦农被捕了。我出门后看见一个扮成擦鞋匠的同志，用手悄悄一指，就知道出事了，就差不到一分钟的时间。那真是危险呵，半分钟都差不得，在上海做秘密工作，是吊起脑袋干革命。
如此险恶的环境，使中共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不得不到万里之遥的莫斯科去举行。时间是1928年六七月间。于是，靠近苏联的哈尔滨，在这年春天，成为了100多位六大代表走向莫斯科的“红色中转站”。代表们从这里出发时，每人领到一根折断的火柴棍，然后坐火车到满洲里。下车后，便可以看到两辆由苏联人驾驭的马车，车灯上分别标着“67”、“69”两个号码，代表们走到跟前，不必说话，只要交上火柴棍，就可以上车，大约走半小时就到了苏联境内。
好不容易到了莫斯科。但开会的时候，每个代表仍然不能使用自己的真名，在报到的时候，每个人便有了一个号码。此后领取东西、分配住处、安排交通，包括大会发言，都叫号码，甚至代表们用的笔记本，散会的时候都一律上交。这样做的目的只有一个：保密。
中共六大对中国革命形势作出了清醒的估计，认为新的革命高潮并没有到来。会议还批评了中央主要决策人瞿秋白，因为他在前一段时间推行了“左”倾盲动主义。六大在选举新的中央领导人的时候，却片面强调工人出身，结果，武汉码头工人向忠发当上了中央政治局主席，但实际主持中央工作的是周恩来。
六大以后，秘密设在上海的中共中央首脑机关加强了对各地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的指导。但它自身的处境却越来越艰难。为了保卫中央的安全，中央成立了特别任务委员会，简称中央特科。特科由周恩来直接领导，具体负责的是一个叫顾顺章的人。但是，1931年他在武汉被捕后就叛变了，并供出了中共中央的大量秘密。幸亏打进国民党特务机关的地下党员钱壮飞先行一步获取了这个情报，及时通知了中共中央，才没有造成灭顶之灾。
被向忠发替换下来的瞿秋白，离开中央权力中心以后，主要从事革命文化工作，并结识了左翼文化界的旗手鲁迅先生。鲁迅把他引为知己，还说“人生得一知己足矣”。后来，瞿秋白被调到江西中央苏区主管教育工作，红军长征后带病留下来坚持斗争，被敌人抓住。他拒绝了敌人的威逼利诱，在狱中宣传：“中国共产党的胜利，就是国家前途的光明。”国民党宣布枪决令，他视死如归，说：“人生有小休息，也有大休息，今后我要大休息了。”走上刑场的时候，他手夹香烟，顾盼自若，选了一块草坪盘膝而坐，对那帮刽子手微笑点头说：“此地甚好，拿酒来！”然后痛饮几杯，从容就义。牺牲时年仅36岁。
这样的死，是何等的潇洒飘逸。面对枪口的不屑，面对死亡的坦然，如春风吹向苍穹，如流水渗入大地。这安详的就义，沉静自若的牺牲，像太阳落山那样自然，更像月上中天那样辉煌。
这不能不使人们想起著名的方志敏烈士，想起他在国民党的监狱中写下的传诵千古的名篇《可爱的中国》。他在里面说：“假若我还能生存，那新生的一天，就要为中国呐喊一天；假若我不能生存……死了，我流血的地方，或许会生出一朵可爱的花，这朵花你们就看做是我精神的寄托吧。”
在白色恐怖中，像瞿秋白、方志敏这样在生死之间作出坦然选择的早期中共领导人，还有彭湃、蔡和森、邓中夏、陈延年、赵世炎、李硕勋、罗亦农、夏明翰、何叔衡、恽代英等。
生命之路是有限的，心灵之路却已经无限延伸。这样大劫大难之后消失的生命，完全进入了一种清纯透明的境界，涌流出一种惊人的美丽。
红 土 地
1931年，湖南平江县部分游击队员在反“围剿”斗争中，被敌人围困在一片竹林里，在极其危险的情况下，他们在6根竹子上刻下了“完成土地革命”、“实行工农专政”等标语。
正是这标语，传达出了中国共产党人从1927年大革命失败以后，将近十年的时间里的奋斗目标，它渗透到每个加入到革命队伍里来的人的心田，成为坚定的信念。
信念，是茫茫黑夜里闪亮的桅灯，灯在，奋斗之船是不会沉没的。正是靠了这样的信念，毛泽东和朱德等人领导的红军，在江西南部和福建西部，打出了一片火红的天地，创造出一片明朗的风景，并在1931年11月7日举行了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临时政府。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有自己的宪法，明确自己属于“工人和农民的民主专政的国家”，全部政权属于工人、农民、红军士兵和一切劳苦大众。在中央政府之下，设立了9个部、1个局，分别负责外交、军事、劳动、财政、土地、教育、内务、司法、检察和政治保卫。当时的部，叫人民委员会，部长称人民委员。今天，如果你到江西瑞金的谢家祠堂里面参观，还可以看到用木板隔成的一个个小房间，每个房间比一张乒乓球桌大一点，门口一律挂着“某某人民委员会”的牌子，也就是一个部机关。当时担任外交人民委员的王稼祥，后来成了外交部副部长；当时担任财政人民委员的邓子恢，后来当了国务院副总理；当时担任土地人民委员的张鼎丞，后来成为了最高人民检察院的检察长。
历史，总是从小到大往前滚动发展。1931年11月出现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多多少少是1949年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一次别有风采的预演。
毛泽东当选为这个红色国家的国家主席，那时叫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在国家主席的下面，设有总理，叫人民委员会主席，由毛泽东兼任。后来叫了几十年的“毛主席”这个称呼，就是从这时开始的。
在这块“领土”上，中国共产党和红军一心要创造新的生活。他们分田地，组织春耕生产，办教育，设工厂，发动老百姓交公粮，创建模范乡，号召植树，等等。做了“国家主席”的毛泽东还担任过一段时间的苏维埃大学校长，有时候，他便到学校里去讲一讲《乡苏维埃怎样进行工作》这样的课程。
1932年，中央苏区还曾掀起过一场声势浩大的反贪斗争。中央工农检察部还专门增设了一个控告局。随后，在各机关单位和街道路口，都可以看见一个特制的木头箱——控告箱。在箱盖上面，书写着这样的话：“各位工农群众们，一切什么事情都可来这里控告。所写的控告意见书，必须盖好私章才能作效力，没有盖私章的，概作废纸，而且还要用信套密封好，并且要注明送某机关工农检察部控告局长收。”在箱的右面则写着：“苏维埃政府机关和经济机关有违反苏维埃政策及目前任务，离开工农利益，发生贪污浪费、官僚腐化或消极怠工的现象，苏维埃的公民，无论何人都有权向控告局控告。”
创造新社会、新生活的理想，吸引着更多的人投入到共产党的队伍里来了。江西永新县四区北田村的农民贺页朵，积极为红军工作，在1931年1月25日那天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入党宣誓后，他写下了这样的誓言：“牺性（牲）个人，言首（严守）蜜（秘密），阶级斗争，努力革命，伏（服）从党其（纪），永不叛党。”由于缺少文化，其中有不少错别字。红军长征后，他把自己写的誓言藏在了屋檐下。
1931年以后，由于党内的“左”倾机会主义占据了统治地位，一步步把红红火火的土地革命带向了深渊绝境。特别是1933年初，临时中央从上海迁到中央苏区后，掀开了中国共产党在理想的航道上行驶得异常沉重的一页。
在整体战略上，“左”倾领导人以为革命即将在全国取得胜利，急于把分散的各个苏区打成一片，于是在军事上采取冒险进攻的方针。在土地政策上，搞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极左措施，结果是扩大打击面，造成社会混乱。在国民党统治区也搞冒险，结果使白区的地下党力量几乎丧失殆尽。
1933年下半年，蒋介石指挥50万军队，对中央苏区发动了第五次“围剿”，并亲自任总司令。他吸取了前几次失败的教训，对苏区在经济上实行严密封锁，在军事上采取“堡垒主义”策略，步步推进。而红军的第五次反“围剿”放弃了原先行之有效的积极防御的方针，采用不顾一切把敌人挡在“国门之外”的阵地战战法，还说，“这是中国两条道路的决战”，“不能放弃根据地一寸土地”。在敌强我弱的力量对比中，这种硬碰硬的战法，结果可想而知。
朱、毛红军打出的天下，就这样被害死人的“左”倾路线糟蹋光了。
中央红军，被迫远征！理想的航船驶进了一个暗礁环生的狭窄航道。
穿越时空的理想之诗
1934年10月18日傍晚，患病的毛泽东被人抬在担架上渡过被夕阳抹红的于都河，和8万红军一道，踏上了凶险难测的长征途程。当他回头深情地望着被渐渐降临的夜幕掩盖的山影，只感慨地说了一句：“从现在起，我们就离开苏区了。”
伴着战马的嘶鸣，在萧瑟的秋风中西去的红军将士，将走向哪里呢？
那一路，对即使没有亲历的人来说，也可以想见是何等的壮烈。
才走了一个多月，到12月1日渡过湘江时，8万红军只剩下3万多人了。湘江之战，红军损失过半。漂流在江面上的尸体，似乎在发出某种悲壮的控诉；一江鲜血，给幸存者带来空前的震撼。
仗还能这样打下去吗？红军还能这样走下去吗？1935年1月15日到17日，中共中央在生死攸关的时刻作出了正确的选择。在贵州遵义举行的政治局扩大会议，纠正了“左”倾军事路线的错误，确立了毛泽东在中央的领导地位。会后不久，毛泽东写了他平生最杰出的诗词之一——《忆秦娥·娄山关》。“苍山如海，残阳如血”的悲壮，“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的慷慨，预示着中国共产党走向成熟的路开始了。
摆脱错误羁绊的中央红军，四渡赤水河，巧渡金沙江，飞夺泸定桥，横跨大渡河，翻越大雪山，走出大草地……
到1936年10月，从南方先后出发的三支红军主力部队在陕北会师，从而结束了漫漫长征。三军会师的时候，全部红军加起来剩下3万多人，正是这支经过千锤百炼保存下来的武装力量，成为了中国共产党日后重新壮大起来的火种。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沿着万里长征路，一个又一个的悬崖绝壁会在人们的眼前闪过。路上随处可见一些没有纪念碑的坟墓。解放初期，一位叫郭林祥的长征幸存者，在四川西部指挥剿匪时，一路收殓当年红军烈士的尸骨，他一共发现了12具尸骨，便集中起来，埋在一起，找来一块木板，在上面写下“中国红军墓”，插在坟前。
远征者的足迹早已被岁月的流水磨平，除了带血的传说，那些在漫漫征途上艰难前行的红军似乎没有留下什么。但是，在这山水之间，却深深地掩藏着那些远征者伟大的人类感情，凝固着穿越时空的理想诗篇。
1936年7月初，红四方面军在第三次穿越茫茫数百里的草地时，一个叫周广才的战士所在的班，从14个人减少到了7个人。他们背的干粮吃完了，可以充饥的野菜、草根也被前面的部队挖得找不见了。他们只好吃起身上用牛皮做的枪带、皮带。其他6位战士的皮带都吃光了，该轮到周广才的了。当战友们吃完皮带第一个眼的前面那一节后，周广才实在忍不住，恳求地说：咱们饿着，也别吃了，把它留下来吧，这是我的战利品呀。大家终于忍着饥饿，把这唯一可吃的大半条皮带留了下来。长征结束后，周广才在皮带的背面烫上“长征记”3个字，一直珍藏着。
都说战争能湮灭深情，战马会踏碎人性。如果你听了下面这个故事，面对这样的问题，你会说不！
还是在茫茫的草地上，一支红军队伍被后面的敌人追赶着。偏偏一位怀孕的女同志临产，部队只好停了下来，焦急万分地等候一个小生命的诞生。敌人的飞机在天上转，追兵越逼越近。这时，参加过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董必武对红五军团的军团长董振堂说：“一定要顶住敌人，打出一个生孩子的时间。”董振堂回答得很干脆：“让产妇放心地生吧，我们一定顶住敌人。”于是一团人冲了上去，打了一场你死我活的阻击战。这位孕妇偏偏又是一次难产。整整两个多钟头，小生命才姗姗来到人间，而打阻击战的部队已经牺牲了十几个战士。有人叹息地说：为了一个孩子，牺牲了这么多人，不值得呀。董振堂板起脸说：“我们干革命打仗，为了什么？不就是为了孩子们吗？”“为了孩子”，这是所有烈士的心愿。“为了孩子”，这是人世间最朴实也最美丽的诗。“为了孩子”，这是革命者信奉的最深刻的哲理。
长征，就这样成为了人世间最长的一首生命的诗
三、民族之光
在中华民族最危险的时候
红军还在长征途中的时候，大上海正在放映一部电影。
一部1935年创作的《风云儿女》，赢得了许多观众。不过，比电影本身更出名的是它的片尾主题歌曲《义勇军进行曲》。里面唱道：“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前进！前进！进！”《义勇军进行曲》唱遍了全国。它的作者是两位年轻的共产党员。作词的叫田汉，作曲的叫聂耳。他们当时自然想不到，这首意在唤起人们起来拯救民族危亡的歌曲，后来竟成为一个新国家的象征——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的一个标志，是日本关东军在1931年占领东北三省，迫使国民党政府的几十万军队退到关内。中国空前地丢失了大片领土。随后，日军又扶持东北的汉奸，成立了所谓的“满洲国”，蛮横地在我国山海关附近竖立一块伪满洲国界碑，让末代皇帝溥仪做了这个傀儡政权的“元首”。到1935年，日本又向华北大举调兵，并策划让华北成立自治政府，以脱离南京中央政府。一时间，北平和天津一带乌云密布，整个华北危在旦夕。
中国人的爱国热情空前地高涨起来，要求国民政府起来抗战的呼声越来越强烈。1935年12月9日，在中共北平临时市委和北平学联领导下，北平学生爆发了大规模的抗日示威游行，要求国民党政府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学生们当时发出的“华北之大，已经安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了”的呼声，成为动员各界团结抗日的一个最为动人的口号。这样的情景，不由得让人想起五四运动，不由得让人感慨我们民族的青年始终站在时代前列的可爱风姿。从“五四”到“一二·九”，变化的是岁月，不变的是精神。“一二·九”运动迅速掀起了全国人民抗日运动的新高潮。各地爱国人士相继成立各界救国会。到1936年5月，沈钧儒等人在上海发起成立了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他们的宗旨是保障领土完整，争取民族解放，促进全国各党各派的团结合作，停止内战共同抗日。为此，尽管他们有的已经年过半百，仍然走在了抗日示威游行的前列。
在民族危亡之际，人们对蒋介石先剿灭共产党和红军，再对外抗日的政策，也越来越感到愤怒。当时，蒋介石正命令张学良的东北军和杨虎城的西北军，把陕北的红军“残匪”剿尽。与此相反，驻在陕北保安的中共中央，却已经把自己的口号从“反蒋抗日”变成了“逼蒋抗日”。在救亡成为压倒一切的时代主题的时候，中国共产党立刻把握住了这一历史的脉搏，及时调整了自己的航道。
为了了解共产党和红军的真实情况，1936年夏天，一个叫埃德加·斯诺的美国记者来到了陕北。他在这块黄土地上待了4个月，采访了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还采访了一大批红军将领。离开陕北后，他写了一本叫《红星照耀中国》的书，详细介绍了他的所见所闻。他称这里的人“是世界上最优秀的男女”，持久的热情、不灭的希望和惊人的乐观主义，还有冒险、勇敢、牺牲和忠诚，像火焰一样贯穿在这片红色的土地上面。斯诺后来多次说，正是这次西北之行，使他找到了真正的“东方魅力”。
在陕北，让斯诺惊讶的，是一天晚上毛泽东在窑洞里对他说的一段话：蒋介石总有一天要面临选择，要么抗日，要么被部下打倒，他作出决定的日子不远了。
正像毛泽东预料的那样，这个日子很快就到了。1936年12月12日，受命在西北“围剿”共产党和红军的张学良、杨虎城两位将军，发动兵谏，派人把正在西安视察的蒋介石扣压了起来。张学良说：我和蒋先生情同手足，但政见不同。我内心不愿做“剿匪”工作，在外侮日迫的时候，用枪来打自己人，我万分的难过。如果蒋委员长能放弃过去的主张，毅然主持抗日工作，我们马上拥护他，服从他。
西安事变发生后，举国震动。西北民众不少人要求杀掉蒋介石。在被追杀了十年的共产党人和红军官兵当中，更有不少人要求这样做。而扣压蒋介石的张学良和杨虎城两将军，对下一步应该怎么办，也没有充分的准备。南京国民政府也是一片混乱，有人主张派兵攻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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