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陈红旗
出版社：东方出版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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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作家与左翼文学的互动相生试读：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现代作家与左翼文学的互动相生／陈红旗著．—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16.10
ISBN978-7-5473-1011-3
Ⅰ．①中… Ⅱ．①陈… Ⅲ．①中国文学-现代文学-文学研究 Ⅳ．①I206.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214888号策划／责编 梁 惠封面设计 久品轩中国现代作家与左翼文学的互动相生出版发行：东方出版中心地 址：上海市仙霞路345号电 话：（021）62417400邮政编码：200336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印 刷：常熟新骅印刷有限公司开 本：640×960毫米 1/16字 数：216千字印 张：17.5版 次：2016年10月第1版第1次印刷ISBN 978-7-5473-1011-3定 价：52.00元版权所有，侵权必究东方出版中心邮购部 电话：（021）52069798上篇 革命作家与左翼文学的酝酿生成
中国现代作家与左翼文学之间存在复杂的互证关系。从鲁迅、郭沫若、蒋光慈的文艺活动可知，没有诸多进步作家的努力就没有20世纪20年代革命文学的酝酿和发生。论鲁迅小说中叛逆者的“归化”
从1918年4月到1925年10月，鲁迅在小说中塑造了一系列封建礼教的叛逆者形象，计有狂人（《狂人日记》）、“N”（《头发的故事》）、吕纬甫（《在酒楼上》）、“他”（《长明灯》）、魏连殳（《孤独者》）、子君和涓生（《伤逝》）。这些人物的言行、遭遇将“家族制度和礼教的弊害”暴露无遗。但有意味的是，这些叛逆者几乎无一例外地在社会现实中“归化”了，其表征为：叛逆者的生命强力逐渐弱化，他们在慷慨激昂后因寂寞、痛苦、虚无而“麻醉自己的灵魂”、“沉入于(1)国民中”、“回到古代去”，甚至“堕落”到“躬行”先前所憎恶和(2)反对的一切，“拒斥”先前所崇仰与主张的一切。显然，如此描写暗含着鲁迅独特的价值判断和理性指向，也体现了他对健全社会、理想人性、个人责任和文化批评等问题的深刻认知。一、叛逆的个体与不健全的社会
在鲁迅的小说中，叛逆者一出场就带有强烈的存在性不安或焦虑感：狂人提醒自己“须十分小心”；“N”不堪于“忘却了纪念”和纪念的忘却；吕纬甫在否定了自己社会行为的全部意义后，说自己“无非做了些无聊的事情，等于什么也没有做”；“他”因要求熄灭“长明灯”而被关了起来；魏连殳在S城人眼中是“一个异类”；子君在她叔叔家里受尽了冷眼，涓生的思绪充满了悔恨和悲哀。这些叛逆者由于看到了中国社会和国人精神上不健全的所在，并认定如不对此进行改造将危及自己、他人乃至人类的命运，所以他们大声疾呼社会改革和人性改造，结果他们被常人群体视为另类而陷于被驱逐的危险境遇中。
在普通人眼中，一个能够自然运转的社会就是一个正常的社会，个体要适应这个社会的需要，应维持它的平和、稳定。但于那些“独异”的叛逆者，情况有所不同，他们认为：社会应该适应人的需要，社会的结构合理与否直接关系到个体的精神是否健康；一个健全的社会于群体要向更高的文明进化，于个体则可以容忍其作为异端的存(3)在，不强求于思想观念的“共同确认”（consensual validation）。在鲁迅的笔下，叛逆者透视了社会的病态，比如，狂人发现“仁义道德”“吃人”；“N”体会到不知道有多少中国人只因为这不痛不痒的“头发”而吃苦、受难、灭亡；吕纬甫了解到顺姑是被封建礼教（如《女儿经》宣传的观念）所误而死；“他”认为“长明灯”才是使蝗虫和病痛不绝的祸根；魏连殳看到了恶劣的社会生存环境；涓生详知子君死亡的社会和家庭因素。叛逆者依据上述事实判定社会不健全是没有问题的，但令他们没有想到的是，不健全的社会反过来却视他们为精神不正常。因此，当“狂人”、“疯子”这类术语被用于描述这些叛逆者时，至少包含着这样的含义：他们因自身言行而成为周围世界的他者，将难以获得社会认同；他们与周围环境的关系出现了分裂，在人际关系上与常人群体必然不和谐。有意思的是，叛逆者在强大的社会压力下也怀疑乃至认定自己精神不健全。但从生存论上说，他们如此认知意味着他们的确没有开玩笑和装疯卖傻，相反他们是想说，多年来一直自以为自己是真实、合理存在的人，到现在，他们再也无法自欺欺人了。因此，狂人说：“才知道以前的三十多年，全是发(4)昏。”“N”说：“阿，造物的皮鞭没有到中国的脊梁上时，中国便(5)永远是这一样的中国，决不肯自己改变一支毫毛！”吕纬甫说：“以(6)后？——我不知道。”“他”说：“吹熄，我们就不会有蝗虫，不会(7)(8)有猪嘴瘟……”魏连殳认为孩子都是“环境教坏的”。涓生发现子君“虽是想在严威和冷眼中负着虚空的重担来走所谓人生的路，也已(9)经不能”。结果，真相刺激了叛逆者演说、教化“庸众”的欲望，他们开始讽刺、攻击、否定国人的原罪、野蛮和愚昧，并先知似的为国人发出要小心被排除于“真的人”的警语。这种思想意识在病态社会的遭遇，是他们必然以暴露的方式存在。同时，一旦他们不再假装本来所不是的人，以本真意识示人，他们就会因为过分自我暴露而处于危险之中，难以生存下去。于是，他们陷入了暴露或隐逸、直面或逃避的矛盾中。
叛逆者的认知包含着一种假设性的前提，即存在“健全社会”和“真的人”。这也是鲁迅生命感受的直接体现。敢于暴露就是敢于直面现实，同时又不得不因生存而隐藏真实的自我欲望，对这种含有悖论的生存方式的体认不正是鲁迅特有的一种精神特征吗？其实，鲁迅和这些叛逆者一样，无法与“庸众”实现思想观念上的“共同确认”。早在1902年，他已认识到中国社会是不健全的，并和许寿裳认定，(10)应该“揭发”、“攻击”和“肃清”中国国民性的劣点。鲁迅认为中国人被外国传教士视为野蛮民族是有事实依据的，是令人难以辩驳的。他愤恨地说：“试看中国的社会里，吃人，劫掠，残杀，人身卖买，生殖器崇拜，灵学，一夫多妻，凡有所谓国粹，没一件不与蛮人(11)的文化（？）恰合。”到了1925年，鲁迅对此有了更深刻的生命体验和现实经验，他在给许广平的信中说：“中国国民性的堕落，我觉得并不是因为顾家，他们也未尝为‘家’设想。最大的病根，是眼光不远，加以‘卑怯’与‘贪婪’，但这是历久养成的，一时不容易去(12)掉。”正是在这种认识下，他明示了对那些感怀伤情、辩论无力的“女性”文章的讥讽，并决心在创作中加强现实批判性，从国民精神本原上去观察、把握社会现象，这是他小说的典型风格，也是他的艺术选择。二、发现自由意志和个人责任
鲁迅小说中的叛逆者之所以会产生强烈的焦虑感，归根结底在于，他们的自由意志和责任意识遭遇“无物之阵”，再加上他们对自身的话语效能又估计得太高，因此失败后的情感落差非常大。失败固然不等于意义的消解，但他们的战斗至少需要被人感知，可他们发现自己如叫喊于生人世界中，既无法实现自我价值，也无法获得“真的人”身份的他人认可。更糟糕的是，他们低估了舆论、道德的威力，也忽略了自身的“原罪”。他们无法在“突外”与“归化”之间找到平衡点，他们在进行自我道德审判时迷失了自我。这里，叛逆者将遭遇自我道德审判无疑是鲁迅最深刻的一种感同身受，道德问题也确实是关系国人存在意义、自由意志和个体责任的根本问题。
鲁迅从伦理道德角度切入国人的精神救赎，接着，他批判国人(13)“主性”与“奴性”的并行与转化等劣根性，他也知道那不是他们所愿意的，只是愚昧得久了，麻木了。鲁迅以爱恨焦急的情感去关注民众，并没有因为爱之恳切就讳言国人的精神缺陷，他想改革的心情那么急切，甚至给人以逼迫感；他以现代意识体认底层民众的苦难，确立知识分子的自我角色定位；他的批评尺度于别人严，于己更严，他发现自己同样有劣根性。如此，当我们审视叛逆者绞缠于“突外”与“归化”的困境时，就会发现鲁迅的内心又何尝不是如此矛盾。他用叛逆者之口说出革除封建礼教弊害的必然与迫切，但如此不等于可以抛弃伦常，他要读者知道“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他要人明白的道理是：“一，要保存生命；二，要延续这生命；三，要发展这生命(14)（就是进化）。”他要人知道“爱”来自“新”，也来自“旧”，“爱”是可以抛开“恩威”、“名分”和“天经地义”的，他希望看到觉醒者多起来，“平和”地、共同地实现“进化”。
鲁迅在“进化论”等现代思想的影响下参加了“五四”新文化运动，并很快有了《呐喊》。为了使读者充分了解其思想，他特意阐明了《呐喊》的来由和自己的写作动机：是因为他不能忘却年轻时曾经做过的一部分梦；他要继续提倡文艺运动，去改变愚弱国民的精神，(15)要用呐喊来“聊以慰藉那在寂寞里奔驰的猛士”。同时，他也展示了自己内心的矛盾、无聊和悲哀。这就进一步暗示了他与那些叛逆者在精神思想上的相通性，和在生命感受上的同质性。或者说，小说中人物叛逆的言行是以鲁迅思想“不能那么决绝”为基础的，因为他“还想将糟粕收敛起来，造成一座小小的新坟，一面是埋葬，一面也(16)是留恋”。如此，我们才明白了鲁迅对进化与归化问题的复杂心态。一方面，他认为仍需对已崩溃的中国旧理想的家族关系或家庭进行批判，因为那些退化了的“旧道德旧习惯旧方法”还在起作用，甚至在牺牲生命的进化。另一方面，他认为觉醒的父母应该“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子女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让他们(17)“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这是一件伟大而又极困苦艰难的事，没有真的爱是做不到的。可“觉醒的父母”从何而来呢？自然要从“旧道德旧习惯旧方法”中进化而来。这说明鲁迅一直是把启蒙、进化等问题放在有局限的宗法人伦关系之内来思考的。在他眼中，觉醒者不能凭空而生，他们要从旧的阵营中来，自然会带有一些旧的痕迹；他们也不可能与“旧的阵营”完全脱离关系，因此他们必然会产生诸多矛盾心理。这是一种“常识”。
由于文化和血缘上的天然继承性，叛逆者在反对旧事物过程中总是无法完全摆脱一些悖论困境。实际上，鲁迅已经为突外者外置了“突外”的先验性，肯定了他们的意义，又把文化和血缘的继承关系内置于他们身上，使他们走向“归化”。“归化”固然令读者不快意，但先驱者的生存轨迹是一种警示，他们的“摩罗”精神更是后来者最可宝贵的精神资源。所以鲁迅通过话语将这种精神充分地表达出来：“我可不怕，仍旧走我的路。”（《狂人日记》）“我想，假的不如真的直截爽快，我便索性废了假辫子，穿着西装在街上走。”（《头发的故事》）“是的，我也记得我们同到城隍庙里去拔掉神像的胡子的时候，连日议论些改革中国的方法以至于打起来的时候。”（《在酒楼上》）“我放火！”（《长明灯》）“我还得活几天！”（《孤独者》）“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伤逝》）这些言语中富含着自我的自由意志所散发出来的魅力。“自☆由☆就是没有拘束，(18)有多种抉择，不受固定的行为进程的限制。”叛逆者对人的自由等合理需求来自他们对自身生活质量和社会环境的不满，他们的生存状况日益恶化，他们已经成为彼时社会的“他者”，不断遭受“常人群体”的排挤、羁押、诅咒和迫害。
不可否认，这些叛逆者都是鲁迅心爱的“精神界战士”。然而偏爱不等于丧失原则。在鲁迅心目中，自由意志与个人责任是对立统一的。“自由意志指的是改变那些我们为之而发出行为的前提的能力。个人责任则指我们承认自己在确立前提中的作用。这种自由具有明显(19)的限制性。”相信自我的自由意志并不等于无视他人的存在，尤其是在广泛的中国社会关系中，个体要为自我的自由意志承担个人责任和维系宗法家族的利益，所以当叛逆者在“突外”行动后，他们也就把自己置于舆论视野之下，他们要为自己的言行负责。由于他们否定了常人赖以维系社会、秩序的道德和文化根基，他们难免要被常人界定为“疯子”、“边缘人”，而不是“正常人”，他们将不再具有常人世界的“自由”选择能力和社会契约所必备的承诺能力，将不再是(20)“自我行动者（self-acting agent）”。那么，这些叛逆者势必要被双重焦虑所折磨：他们无法使常人和自己获得“真的人”的社会认同；他们在常人世界里将难以生存。
叛逆者是战士，但战士也是人。作为个体的人，他要想继续战斗，首要的前提是须活着，然后才能去思考如何解决与常人世界的对立紧张关系：“他不断需要找到更新的方法来解决生存中的矛盾，找到更高一级的形式来与自然、与他的同胞、与他自己结合，而这种需要就是他的精神动力的来源，也是他的各种感情、爱怜以及焦虑的源泉。”(21)所以，叛逆者逃脱不了在“突外”和“归化”两种生存方式之间的选择，而无论何种选择都会给他们带来苦楚。相比较而言，敢于卸载苦难意识，虽然如此会造成主体的人格分裂，但毕竟会有所解脱，如吕纬甫、“N”、涓生；而无法卸载苦难意识者，就会发生精神分裂甚至死亡，如“狂人”、“他”、魏连殳、子君。
对于叛逆者来说，“归化”是被迫的，也是可以认可的选择。因为他们发现自己的叛逆言行非但没有对封建礼教构成威胁，反而助长了它的威势。更何况，由于精神渊源上的关系，他们根本无法割断与传统文化母体的纽带，也无法超然于国民劣根性的历史性遗传。因此，他们需要制订新的行动计划和策略，这样才能更好地实现自由意志和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三、矛盾绞缠中的文化批评意识
鲁迅在结集《呐喊》时，还曾设定一些前提性的阅读指示，由于他不愿意将自以为苦的寂寞再来传染给也如他那年轻时正做着好梦的青年，所以他觉得自己的小说和艺术之间有着“可想而知”的距离。(22)显然，他如此说并不意味着真的在否定自己小说的艺术价值，而是对当时文学创作和文化批评的一种讽喻，也是对读者理解叛逆者“归化”现象的一种提示：“归化”不等于被同化，也不等于放弃战斗，叛逆先觉者是鲁迅心目中的“摩罗”战士，是故不可避免地携带着作者的战斗经验——韧性战斗而不轻言牺牲。以是观之，“归化”其实是他们避免身体受伤害、保存实力、寻找反击机会和同盟者的一种生存谋略。
不言而喻，与喜欢建构白话／文言、新／旧、现代／传统等范畴的新文化倡导者一样，鲁迅也曾受过这种二元对立思维模式的影响；但与其他“五四”同仁不同的是，他认为倡行新思潮与整理旧国故之(23)间可以“各干各事”，他没有如汪叔潜那样认为“新旧二者，绝对(24)不能相容”。缘此我们还可以找到鲁迅追求“平和”之美的许多佐证。这就暗示我们，新与旧、现代与传统的二元对立模式涵盖不了鲁迅的自我意识，他在小说叙述中因“遵命文学”的关系而把自我内心的观念冲突潜隐下来，故叛逆者言行的被书写实际上是以他思想中的多重矛盾纠葛为前提的，他要从叛逆者生存中自我与他人发生关系的整体性中去结构小说框架，写出英雄的短处也是他将自己的小说和艺术的距离缩短的一种写作策略。同理，读者也须如此读解才会理解鲁迅小说中叛逆者的言行、欲望、恐惧、绝望与希望。
将特定生命境遇中独异的生命感受和文化批评态度混杂在一起，这也是为什么鲁迅容易被强化二元对立冲突的创造社、太阳社的“小将”所误解的原因。对于鲁迅来说，“他的文化批评核心，在于揭示隐藏在人们习以为常的普遍信念和道德背后的历史关系——这是一种从未与支配与被支配、统治与被统治的社会模式相脱离的历史关
(25)系”。所以，在《狂人日记》等小说中，他用进化／归化这一对对立互动的范畴来揭示新文化思想和旧礼教或家族观念生死相搏的历史场景；他以内含“文化偏至”的自我认同，“人之历史”的朴素唯物论方法和人人要生存、发展的世界观，来对现代／传统、希望／绝望等命题的悖论情形进行细致探究，这相比于同时代的作家要深刻得多。对此，鲁迅并不讳言。然而写作成绩并不能减轻他陷入“虚妄”的精神苦闷，其小说中叛逆者“突外”后“归化”的叙事模式就是他内心苦闷情绪的真实反映。这又如同他感慨于“浅草”同人的心境：“但那时觉醒起来的智识青年的心情，是大抵热烈，然而悲凉的。即使寻到一点光明，‘径一周三’，却更分明的看见了周围的无涯际的黑(26)暗。”冷酷的现实、黑暗的社会、英雄的遭遇都使鲁迅极为愤懑，所以他不求自己的小说艺术性多么高超，而是希望它们能和他所批判的东西一起“速朽”。
总之，鲁迅的思想是以“立人”、建构理想人性为本的，在其设定的进化／归化模式中，接受者可以读解出其文化批评中价值观的不统一和发展变化。鲁迅的思想很深刻，但并不深奥，他敢于直面现实而又超越现实，叛逆者“归化”结局的设定不但没有削弱其小说的批判效用，反而形成了巨大的现实冲击力，彰显了封建礼教的愚顽和国民性改造的必然性。就此而言，过于强化鲁迅绝望中的抗争，或者只考虑叛逆者与他人及环境的对立，都可能导致对文本的误读和对他艺术感受的简单化理解；而从人生存中自我与他人发生关系的整体性中去认识叛逆者的“进化”、“归化”等问题，才会理解他们的生命感受和鲁迅独特的艺术匠心。(1) 鲁迅：《呐喊•自序》，《鲁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418页。(2) 鲁迅：《孤独者》，《鲁迅全集》（第2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01页。(3) （美）E.弗洛姆：《健全的社会》，孙恺祥译，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1页。(4) 鲁迅：《狂人日记》，《鲁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422页。(5) 鲁迅：《头发的故事》，《鲁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465页。(6) 鲁迅：《在酒楼上》，《鲁迅全集》（第2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4页。(7) 鲁迅：《长明灯》，《鲁迅全集》（第2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60页。(8) 鲁迅：《孤独者》，《鲁迅全集》（第2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92页。(9) 鲁迅：《伤逝》，《鲁迅全集》（第2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28页。(10) 许寿裳：《怀念亡友鲁迅》，倪墨炎、陈九英编：《许寿裳文集》（上），上海：百家出版社，2003年版，第50页。(11) 鲁迅：《随感录四十二》，《鲁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27页。(12) 鲁迅：《两地书•十》，《鲁迅全集》（第1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40页。(13) 钱理群：《析主与奴——周氏兄弟“改造国民性”思想之四》，《文艺争鸣》2000年第1期，第19页。(14) 鲁迅：《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鲁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30页。(15) 鲁迅：《呐喊•自序》，《鲁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415—419页。(16) 鲁迅：《坟•题记》，《鲁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4页。(17) 鲁迅：《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鲁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40页。(18) （美）里奇拉克：《发现自由意志与个人责任》，许泽民、罗选民译，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8页。(19) 同上书，第216页。(20) （英）R.D.莱恩：《分裂的自我》，林和生、侯东民译，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8页。(21) （美）E.弗洛姆：《健全的社会》，孙恺祥译，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9—20页。(22) 鲁迅：《呐喊•自序》，《鲁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419—420页。(23) 鲁迅：《未有天才之前》，《鲁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67页。(24) 汪叔潜：《新旧问题》，《青年杂志》，1915年9月15日（第1卷第1号）。(25) 汪晖：《反抗绝望》，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23页。(26) 鲁迅：《〈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鲁迅全集》（第6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43页。从“突外”向“归化”的转变——狂人言行的“生存论”视角解读
鲁迅在《狂人日记》中塑造了一个“突外”的叛逆者形象——狂人，但有意味的是，他在“小序”中“归化”了，其表征为：“赴(1)某地候补矣。”作者如此构建无疑是深刻的，暗含着他独特的价值判断，“冷静”叙述中内敛着他的理性和意志指向。那么鲁迅何以要如此结构小说呢？何以要用这个“独异”于人伦系统的人物来言说他艺术创作的生命感受呢？本文力图从“生存论”视角入手解读狂人言行以探究个中缘由。一
在解读狂人言行之前首先应明确的是，当“狂人”这一术语在用于描述狂人个体时至少包含着这样两层含义：其一，“他与周围世界的关系出现了分裂”，成为其周围世界的“他者”；其二，“他与自身(2)的关系出现了分裂”，成为“常人态”自己的“他者”。那么，狂人主体的特性和非常态生存方式就预示了他体验过程和结果的孤独色彩，而其发狂的突然性（和果戈理笔下的“狂人”不同）使他与常人之间需要马上进行彼此固定身份的相互认可，不然就会发生猛烈的冲突。这就要求他须根据常人的自我认可去认可常人，常人须根据他的自我认可去认可他。双方都有自己的身份界定标准，在“看／被看”(3)的过程中都期望对方的看法与己相同，或者大致相同。
问题在于，这显然是非常困难的。从“日记”叙事开始，狂人与常人之间的分歧就难以调和：常人群体认可的是狂人作为“疯子”的存在，且在“小序”中得到强化认证；狂人认可的是常人作为“吃人者”的存在，却均被常人否定。双方的分歧使期望中的身份认同变成泡影。幸而“小序”又告诉我们，“人名”“无关大体”，名实不符本是一种生活常态，“狂人”不过是一个被意义附加的替代性符号或曰“复义语”罢了。“在日常言语中，复义语就是一句非常明显而往往又(4)是诙谐的或迷惑人的话。”至此可以认定，“小序”和“日记”互动互为的关系，造成了“狂人”一词能指与所指的非确定性和狂人身份的含混，但这并不影响狂人富有张力的言行的意义生成，是以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其身份的界定预设，而在于他说了什么和做了什么。二
在“日记”中，狂人一出场就带有强烈的存在性不安感，他提醒自己“须十分小心”，因为他发现自己已被常人作为患者，他们正试图“帮助”他回到“正常”的生活秩序中来，以使他在日常世界里作为“正常人”存在。常人的这种共识来自背后强大的现实和历史理性观照，接受者如按“小序”的阅读指示和阅读过程中的对号入座，就会理所当然地确定狂人乃“迫害狂”病人。常人暗示且潜在地将自己命名为“医生”，妄图强迫实施治疗方案。也就是说，常人首先将自己的意识坐标历时地定位于精神正常者的横轴上，然后，把狂人共时地定位在精神错乱者的纵轴上，并在现实中用言行表现出来，而“日记”中活生生的狂人言行在体现其生存状态时，似乎更容易成为“疯子”的佐证。从另一个角度看，狂人的言说听起来尽管令人奇怪，却无疑是他的真正感受，不过，常人的言行规范早已强制性地介入狂人的生活中，它限制也是允许了他的言说。而他想说的是：常人确实“有病”，狂人“没病”，这个“真”牵涉到狂人乃至国人的命运，因此他拼命地将这“真”诉诸常人，并用自己的标准衡量常人在将来是否有生存的权利。为此，他所能得到的和必然付出的代价是成为“疯子”，因为常人群体不会承认“集体生病”，至多软弱、躲闪地承认“这是从来如此……”，展开认真而严肃的“非人化”语言游戏，玩弄文字花样，实现对狂人“病人”身份的集体认同。
有意思的是，狂人被常人认为是患“迫害狂”，他自己也自认为是“狂人”，这体现在他对“日记”的命名上。但从生存论上说，他的患“迫害狂”经历意味着他的确没有开玩笑和装疯卖傻，相反，他实际是想说，他多年来一直自以为自己是真实、合理存在的人，到现在，他再也无法自欺欺人了，“才知道以前的三十多年，全是发昏”。他缺乏自主性而充满焦虑感，真相刺激了他的暴露欲望。狂人在不健全的社会里所遭遇的尴尬还在于无人理解其言行。没有了解他的人在场，也无人承认他不在时仍然在场；而常人群体则不然，他们的同声共气使同人不在时仍能想象、验证“在场”，从而无时无刻不对狂人施加显在和潜在的压力。狂人的焦虑正在于他感到自己无法获得他人以“真的人”身份的认可，他的存在随时会有“不在”的可能。在这种情况下，他只有以战斗者的面目出来才能表明他仍然存在，而别人才会注意到他的生存。他的生存需要被别人感知、注意，当无人认可他时，他就会被无法实现自我价值的焦虑所淹没。再者，即使有人和他在一起，他也是孤寂焦虑的，且越是和众人在一起，他的疑心越重，因为别人对自身主体性的认识与他对自身主体性的认识不同，他不安于自认为的“被吃”命运。当他发现自己将成为别人的祭品时，他直觉地得出自己比常人更暴露、脆弱和孤独，故他得约束、保护自己（当然这也是隐含作者自我实现和保护意识的一种流露），但如此则使他不停地被暴露或隐逸、直面或逃避的矛盾所撕扯。狂人如此体验矛盾是要表现真实自我，强调他不是象征的、含糊的、被人臆想的、潜在的、纯粹虚无的人，而是一个真实的人。这种发出“真”声音的意识在虚伪世界的遭遇是他必然以暴露的方式存在，一旦他不再假装本来所不是的人，以其本来面目出现，他就无法用身体去常态生存。他怎么会是“正常人”呢！这对于常人及“小序”中的狂人都是一个可怕的事实，所以，狂人的个案被“撮录一篇”以“供医家研究”，他自己也把“日记”命名为“狂人日记”并“不复改也”。这个结果证明他实现了自我的暴露，且在方式上有自觉或不自觉的谋略——在“日记”中的演说。
在“日记”中，狂人还被演说的强烈欲望驱使着，这并不奇怪。实际上，自晚清以来的许多有识之士对演说功用都给予过充分的认可，甚至迷信过演说的效力。如早在1902年《大公报》的“论说”栏中就有人说：“今夫吾国士无智愚贤不肖，莫不以开瀹民智为最亟之物矣！……则三物尚焉：曰译书、曰刊报、曰演说。”但译书、刊报作为一种文字载体，其于不识字的国民的启蒙作用是不大的，所以作者认为：“今欲作其上下之气，皋其通国之魂，则死文字断不及生语言感通之为最捷。此后起爱国之贤不可不讲演说之术，且必有一律(5)通行语言以为演说之器用也。”还有人在《顺天时报》上说：“我国而欲自强也，则须开人群之智识；欲开人群之智识，则须教育之普兴；(6)欲教育之普兴，则以白话演说为基础也可。”更有人认为演说可以(7)“开发社会文明，敦促国家之进步”。种种事实表明，希冀用演说来唤起民众，开通下流社会，已经成为民初前后志士仁人的共识。现在，尽管我们无法得知狂人到底是否知道这些言论，但可以肯定的是，作者受过这类观点的影响（小说集冠名以“呐喊”，就蕴涵着一种演说的姿态），而狂人也验证了演说的必要性。
狂人是作者所说的那种有“个人的自大”的国民，是敢于对庸众宣战的“独异”的“天才”，其思想见识是高出庸众而又为庸众所不懂的，这就使他难免成为“国民之敌”。狂人也早就感觉到了常人的敌意，在言说真相之前，他已经领略过那种令他“从顶上直冷到脚跟”的“眼光”了，它实际上是一种魔咒，寓意着人与人之间的隔膜与仇恨。故他一面在防范外界的进攻，一面在想着演说的内容并准备付诸行动，进攻与防范的狂想，使他对周围环境的些许变化都视为大敌入侵的征兆，如此多疑，难免令他以恶意去揣摩他人的言行。如果他不“疯”，由此产生的恐惧与压力足以压垮他；幸而他发了狂，生命强力的勃发使他彻底打破了长期依附心理下的思维定式。在黑夜里，狂人终于破解了“仁义道德”，即礼教及其规范下庸众的本质——“吃人”。他还发现“吃人”现象的发生往往是以盛行的道士巫术等各种迷信妄说为中介实现的。对病症根源的发现，对其传播形态的透视，对人类未来命运的忧患意识，都使狂人认识到警告他人的必要性，于是他由破解阴谋的防范转向主动言说的姿态，他讽刺、攻击、否定着国人“吃人”的原罪，并先知似的为吃人者发出小心“末日审判”的偈语：“你们可以改了，从真心改起！要晓得将来容不得吃人的人活在世上。”然而由彷徨到渴望交锋的狂人发现，常人或者交头接耳，或者蝇营狗苟，或者指桑骂槐，或者造谣诬蔑，或者阴谋暗算，实际出来的对手却无一人，这委实令他感到失望、无聊。当然狂人有过胜利的快感，他仅用笑声和厉责就令对手气馁、退却，那时他义正辞严、年轻有为，可惜这种感觉短暂而无常。常人遇见攻击并不自去应战，“因为这种蹲在影子里的张目摇舌的人，数目极多，只须用mob的长(8)技，一阵乱噪，便可制胜”。他们隐蔽性的进攻、虐待和迫害令狂人防不胜防，他的投降、自杀与被骂杀、打杀将都是“吃人者”群体的胜利。
狂人在实施拯救计划时，是从对封建礼教道德的轰击开始的，是(9)以对妹子和母亲（女性）“天性的爱”为内驱力的。他希冀凭呐喊和演说来唤醒庸众，希望自己可以艰难地肩起黑暗的闸门来使他们逃离樊笼，享受光明，获得“正当的幸福”。可是，对庸众本质及“娘老子”帮凶角色的发现，使狂人“爱”和启蒙的意义被消解了：他被认为是离经叛道、破坏中庸的罪魁祸首，是将黑暗前景带来的恶人；他因扰乱了常人固有的、习得的世俗生活被常人痛恨几致骂杀，而遭遇了驱逐；其言行被当作界定疯子的标准。这预示了现实秩序的不可逆性，对于狂人是大恐惧。应该说，狂人对自己言行的目的和结果之间的断裂是有心理准备的，其恐惧并非因为失败的冲击和对手的强大，而是源于对虚无的深刻认识。在孔武有力的假想中，在刺杀敌人欲望的支配下，在迷幻般胜利快感的刺激、导引下，他战栗着，但是坚定地举起了投枪，奋力地刺向那罪恶的邪灵。可悲哀的是，他忽略了文化的非实在性，发现自己力量的薄弱与丧失同盟者其实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战士失去了交锋的对手，战斗本身成为众人面前的武术表演，花样虽多却无法落在实处，看不见真实敌人的形体，只有影子与外套是战士的所得，结果是：“他终于在无物之阵中老衰，寿终。(10)他终于不是战士，但无物之物是胜者。”文化的游戏性将狂人轻松地戏耍，使他的拯救和战斗成为一种空灵的独唱，他被迫进行痛苦的反思和无情的剖析，并懊悔于自身的轻狂，他失语了。
追究狂人失语的原因，我们发现，他进攻的对手或曰拯救的对象(11)是一个历史久远且势力庞大的“无主名无意识的杀人团”，它在“廿年以前”曾被他所蔑视。蔑视固然令狂人主体畅快，却说明其行动策略从一开始就存在致命的弱点。狂人言说常人“吃人”的事实是有历史依据和现实凭证的，但非文明本性的被揭示，无疑大大损害了常人世界的理性根基，集体覆灭的可怕前景令庸众对他恨怕交集，无法忍受，导致了对他的围攻，这符合庸众党同伐异的思维习惯和“看客”的生存方式。另外，当初狂人是被作为病人容身于常人世界的，常人将狂人作为患者给予“优待”；常人群体是自诩为“拯救者”的，他们有各式各样的社会霸权，控制着国家权力意识形态，对任何人都有生杀大权。故被狂人奚落、教育、讽刺、攻击，令常人群体恼羞成怒，由开始的隐性折磨转为显性否定，将他归于另类，并命名为“疯子”，否认了其存在的合理性。狂人立刻处于危险之地，时时需为生存奔走，在反抗与进攻中，他一边发出民族大毁灭的预言，一边寻找弃恶从善的常人和鼎力相助的同盟者。然而于吃人者本身，灾难根本无法转化为文明的财富和前进的动力，战士的同盟者也未出现，结果狂人言说灾难的血腥表象反而刺激了常人虐杀、残害弱者的豺狼本性，导致更多的诬蔑、迫害甚至杀戮，徒增“看客”咀嚼他人痛苦的快感和狂人自身的败退之感。更可怕的是，这里的狂人与隐含作者发现了自身的虚假人格，发现自己无法摆脱传统文化的束缚，这是他们的先天缺陷。于是狂人知道了自己也是一个需要被拯救的无意识吃人同谋者：“我未必无意之中，不吃了我妹子的几片肉。”当得知自己与所痛恨的吃人者犯下同样罪孽时，他无法饶恕自己的“无意过失”，愤怒、耻辱、疲惫感袭上来，虚无感充溢于他的思维空间，他“不想想了”，随后在无力地发出“救救孩子”的微弱呼声和残存希望后，他隐匿于常人世界中，他退场了。
在狂人言说和行动过程中，他显示了“认识你自己”的精神素质，并和隐含作者一样通常以高度批判性的态度挖掘自身的劣根性和戒备假自我的泛滥。但自我是假自我或曰人格面具的滋生地，不消除自我是无法铲除假自我的，没有人格面具和假自我，自我在社会上又难以存活。这种矛盾会令自我非常痛苦，一旦矛盾激化，自我与身体就会暂时分离以缓解生存压力。当狂人发现本体被封闭于极具威胁性的文化环境时，他想冲破它，又无法避免生理上的伤害，他自然会产生自我与身体分离现象；当他无法从时空上看到出路时，只好在生理上撤退，“脱离身体”进入“自我”，但这又与他的天性与责任感不符，两相夹击，他真的发生了性格分裂，他承认自己失败了，自我效能感消失殆尽。因为他发现，在中国，一个独立的个体是无法也不能与种群抗衡的，否则就会丧失赖以生存的人际关系，他要想实现自己生存的意义，就必须改变生活方式，其选择的行为结果就是病愈。另外，更深层的本质在于，重建一个世界绝不能仅靠思想改造来完成，它需要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方面的改革、创新，这不是狂人或鲁迅个体所能承受得了的重任。三
在常人世界中“病愈”是狂人的一种“归化”行为，但归化不等于放弃战斗和迷失自我。狂人是鲁迅笔下先于吕纬甫（《在酒楼上》）、魏连殳（《孤独者》）、涓生（《伤逝》）和“疯子”（《长明灯》）的含有缺陷和病态色彩的叛逆先觉者，是作者心目中“立意在(12)反抗，指归在动作，而为世所不愉悦者”，是富有“摩罗诗力”的战士，是他“针对现实中我们这个文明古国民族根性退化”而“肯定(13)人性之‘恶’即野性在文明发展中的意义”的智者，故他不可避免地携带着鲁迅的体验和经验：韧性战斗而不轻言牺牲。退避可以首先使他避免身体伤害，而后的归化也是保存实力、避免无谓送死的明智之举。当然，狂人在以“疯”的形式反思现实和历史理性时，由于精神渊源的关系，他无法割断与传统文化母体的纽带，无法超然于自身历史蛮性和惰性的惯性遗留，所以，其突外之力越大，受回归传统的引力就越大，两种力的牵引、挤压、撕裂令他痛苦不堪，幸而他有强大的能量，才使他能够坚持如许之久。考察狂人的能量来源，我认为至少有三处：（一）外界的输入。如“民主”、“科学”等思想资源。（二）中国历史上知识分子的“狂者”精神的积淀。如孔子很早就对“狂”的精神有所得：“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14)者有所不为也。”又如西晋刘伶等狂人，他们刚烈难驯、肆意直言、疾恶刚强的性格魅力潜在或显在地滋养着狂人的“狂性”。（三）狂人天生反骨，其自身人格裂变后产生了巨大能量。考察狂人的能量积累，接受者有理由相信狂人能够以充满现代理性的批判精神去揭露封建礼教和伦理制度的吃人本质，去呐喊。虽然他的言行作用有限，但倔狂的性格不会令他受到挫折就轻言放弃。他要壮大自己的力量，寻找同盟者，自然要先活着，这是战斗的需要，也是血的经验教训。因此，狂人毅然决然地从“日记”状态中走出来，隐现于常人世界，这样才能深入对手的阵地，攫取对方的资源，削弱对手的实力，积攒下次战斗的能量。而“日记”的保留是为了警醒有“危心”的“志士”(15)，也是招募有生力量的警语。“日记”前用“狂人”作修饰语，则既可以标新立异来实现其“暴露”的欲望，又可以实现他的自我保护意图，因为没有人愿意和疯子计较是非曲直。如此，确实是令人费解而又极富迷惑性的。也就是说，狂人是现实世界的叛逆者，深处其中(16)而又突外的“外来者介入”叙事视角，使他深知现实世界冠冕面具下历史罪恶积淀的厚重。在“月亮”这种外来文明象征物的启示、指引下，在对国人生存状态的透视中，在对人的价值、生存意义、未来命运的关注中，他由自发的叛逆走向自觉的反抗，意图颠覆旧理性，重建新人性，所以，其反叛非“疯狂”的一时之勇，其归化也绝不意味着其言行意义的丧失。
由是观之，过于强化鲁迅的悲观思想，或者从“日记”中狂人语言系统的精神分析出发限定于“病态”视角，或者只考虑狂人与他人及环境的对立，都将导致不停地蒙蔽、欺骗接受者，而从间隔后的历时性阅读效应出发，从狂人生存中自我与他人发生关系的整体性中去认识他及其生命体验，才会理解其言行、欲望、恐惧、绝望与希望。也就是说，狂人作为一个曾生活在常人世界中的异类，能量积累和发狂后独特的新视界，使他能够以不同或高于常人的视角去透视他所疏离的常人群体，发现那些“吃人者”与“被吃者”的可悲处境及症结所在，他的存在已成为中国封建礼教和旧文化秩序的一个反讽性参照物：当对手越庞大时，狂人反叛和回归的偏执性文化意义就会越大，不过，所有这些的前提是他要活着。故狂人反叛后的归化可以被看作是一种生存方式，是其自我动态发展过程中与整个人类文明生物圈亲和的重要一环，“日记”是对亲和过程的叙述，“小序”则是操纵叙事角度者设在“日记”本文上的一种象征、反讽性的修辞，它昭示着狂人珍爱生命的自然选择。这无疑是鲁迅对现实感受内敛后的折射，是(17)可以体现他的直面现实与超越现实的双重关怀的。(1) 鲁迅：《狂人日记》，《鲁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422页。(2) （英）R.D.莱恩：《分裂的自我》，林和生、侯东民译，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页。(3) 钱理群：《精神的炼狱——中国现代文学从“五四”到抗战的历程》，南宁：广西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70页。(4) （英）威廉•燕卜荪：《含混七型》，赵毅衡编：《新批评文集》，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第344页。(5) 《说演说》，《大公报》1902年11月5日，1902年11月6日。(6) 《论中国宜遍设白话演说所》，《顺天时报》1905年8月25日。(7) 《论中国宜普兴演说会》，《顺天时报》1906年6月8日。(8) 鲁迅：《随感录•三十八》，《鲁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11页。(9) 鲁迅：《我们怎样做父亲》，《鲁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35页。(10) 鲁迅：《这样的战士》，《鲁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14页。(11) 鲁迅：《我之节烈观》，《鲁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24页。(12) 鲁迅：《摩罗诗力说》，《鲁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65页。(13) 陈方竞：《多重对话：中国新文学的发生》，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61页。(14) 杨伯峻：《论语•子路篇第十三》，《论语译注》，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41页。(15) 鲁迅：《破恶声论》，《鲁迅全集》（第8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4页。(16) 逄增玉：《现代性与中国现代文学》，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65页。(17) 钱理群：《我这十年研究——〈精神的炼狱•序〉》，《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3年第3期，第233页。论郭沫若革命文艺思想的现代生成和先锋性
回顾20世纪20年代郭沫若文艺思想的重大转变，其最重要的标志就是《革命与文学》一文的发表。该文是他在广州参加北伐革命前夕写成的，1926年5月16日刊载在《创造月刊》第3期上。这篇约七千字的论文对于后期创造社的文艺活动具有纲领性意义。更值得注意的是，它表征了郭沫若革命文艺思想的现代生成和先锋性。可以说，这是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发生史上的经典论文之一，也是一篇值得重视而至今未得到充分读解的理论文献。一、“吸收新思潮而不伤食”
郭沫若初入文坛时就具有强烈的反抗精神，从其前期作品的情形来看，社会对他的压迫与他的反抗精神是成正比的。“社会对他的压迫愈高涨，则他的思想和社会主义也就愈接近；社会施予他的压迫愈(1)是激烈，则他的态度的表白愈趋显明。”同时，他还在这一过程中体现出了容纳和接受外国学说的能力以及相应的前瞻性。1924年8月9日郭沫若在给成仿吾的信中说，自己在日本学者河上肇《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一书的影响和日本生活体验的刺激下对文艺的见解发生了全盘变化，他觉得，“昨日的文艺是不自觉的得占生活的优先权的贵族们的消闲圣品”，“今日的文艺便是革命的文艺”，“明日的文艺”是在社会主义实现后才能实现的“超脱时代性和局部性的文艺”。他强调说，“我对于今日的文艺，只在它能够促进社会革命之实现上承认它有存在的可能”；“文艺是生活的反映”，“现在是宣传(2)的时期，文艺是宣传的利器，我彷徨不定的趋向，于今固定了”。此后，在《文艺家的觉悟》、《英雄树》等文章中，他的革命文艺思想进一步明确起来。
在1926年以前，关注革命与文学二者之间关系的进步知识分子很多，如恽代英、萧楚女、沈雁冰、沈泽民、蒋光慈、鲁迅等，其中除鲁迅外基本上都是早期共产党人。以是观之，郭沫若只是众多关注“革命文学”的知识分子中的一个，但相比于其他人，郭氏从浪漫主义（表现主义）转向无产阶级写实主义、“抛弃”文学生活转向著述社会思想的经历，无疑是极具典型性的。且他在转变过程中开启了中国文艺界用马克思主义学说剖析文学现象的先河，开始自觉地用简单的马克思主义原理解读文学现象，建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理论，这不仅标示了其文艺观的质变，可以说，仅凭这一点他已经走到了当时文艺界的前面。正如沈从文所评价的那样：“……他在那不拒绝新的时代一点上，与在较先一时代中曾为我们青年人做了许多事情的梁任公(3)先生很有相近的地方。都是‘吸收新思潮而不伤食’的一个人。”也正是这种精神使郭沫若敏锐地抓住了革命与文学之间的关联性，于1926年写下了《革命与文学》这篇宏文。
1926年是一个特殊的年份，它夹杂在1925年“五卅”运动的历史光环和1927年大革命失败的时代阴影之间，具有典型的过渡性。对于郭沫若来说，其个体境遇与时代情形有相似性又有所不同，前者体现在他处于思想乃至人生的重要转折点上，后者体现在他力图创造、超越时代的现代精神和先锋意识上。《革命与文学》的发表与郭沫若的诗人气质、广州革命体验和他对文学意识形态走向的预判有关，而大革命的风起云涌、独立民族国家的现实前景给他提供了叙述革命的“合法性”。当然，这有一个过程，其中包含着郭沫若一直具有的反抗精神特性和对日、俄一些无产阶级革命学说的认同、发挥与吸纳。1928年郭沫若逃离中国去了日本，但他的精神世界蕴涵着永远求新、求变、求先的渴望和动力，这使得他在一段时间内仍成为国内左翼文艺界的一种先锋性存在。二、常态性的冲破与先锋性的突显
在《革命与文学》中，郭沫若紧扣革命精神勃发的现实场景，要求知识分子理清文学与时代的关系、时代对他们的要求和他们对时代的要求。他开篇就重点辨析了革命与文学的密切关系。他认为：“文学是永远革命的，真正的文学是只有革命文学的一种。所以真正的文学永远是革命的前驱，而革命的时期中总会有一个文学的黄金时代出现。”随后，他说明了“革命文学”的内容，并用数学公式表达出来，即“革命文学=F（时代精神）”或曰“文学=F（革命）”：“这用言语来表现时，就是文学是革命的函数。文学的内容是跟着革命的意义转变的，革命的意义变了，文学便因之而变了。革命在这儿是自变数，文学是被变数，两个都是XYZ，两个都是不一定的。在第一个时代是革命的，在第二个时代又成为非革命的，在第一个时代是革命文学，在第二个时代又成为反革命的文学了。所以革命文学的这个名词虽然(4)固定，而革命文学的内涵是永不固定的。”
这是20世纪20年代中国作家对文学与革命关系、革命文学内涵与特性的最具先锋性的论述，它打破了学术界对“文学与革命”问题的常态性认知。郭沫若力求明确文学的革命性和时代精神，其目的仍在于力图实现对青年进行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启蒙”，力图使青年拥有“救国救民的自觉”，并反对“旧国家主义”，“而欲纠合无产阶级者以建设公产制度的新国家”，以求达到全人类物质与精神上的自由解放，实现他所认定的“新国家主义”。他说：“我们是只有采取新国家主义的一条路，就是实行无产阶级的革命以厉行国家资本主(5)义！”这种“新国家主义”目标的设定，加上郭沫若在《革命与文学》中对某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运用，意味着马克思主义已经被他设定为变革文学乃至社会的思想武器，这不但使他和早期共产党人达成了某种共识，而且使其自身的思想和文学观实现了超越，并为后期创造社成员预设了某种价值坐标。
事后看来，当宣扬“反抗精神”、“民主启蒙”仍作为覆盖一切领域的主导性价值理念，郭沫若的探索显然在向更具先锋性的层面推进。郭沫若的敏锐性使其在反抗精神表现中给人以明显的思想转变的迹象。1926年郭沫若的革命文学思想和主张在文学史和思想史上的意义很明显，但相比于鲁迅来说并不深刻。不过，他在文章中表达了一种非常激进的文学态度，他以先锋姿态表达了自己不同于“五四”先贤的文艺观，他站在时代变化的前沿上向思想文艺界预告了社会和文艺发展的未来，提出了当时文艺界乃至整个社会最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为无产阶级创造一种不同于传统文学和“五四”新文学的“新兴文艺”。他力图通过断裂的方式，挑起激烈的文学运动或审美活动，实现文学内容、形式和方法上的变化。这个变化可以随着时代的前进而发生，也可以作为一种理想去推动社会的变化。而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就是在郭沫若这类革命知识分子的想象中建构起来的，其最核心的精神内涵和审美维度是以先锋的姿态出现的，并在某种程度上与“五四”文艺传统发生了真实的“断裂”。《革命与文学》的先锋姿态很快显现出了示范性效用，成仿吾在《创造月刊》第1卷第4期上发表了《革命文学与他的永远性》，回应了郭沫若提倡革命文学的号召，他也得出两个公式，即“（真挚的人性）＋（审美的形式）=（永远的文学）”和“（真挚的人性）＋(6)（审美的形式）＋（热情）=（永远的革命文学）”。这显然是对郭沫若“公式”的“戏仿”、补充或曰诠释。至此，创造社发动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的序幕已经全面拉开，于是，俄罗斯文学和文艺理论很自然地成为他们借重、参照的对象。《创造月刊》从第2期开始登载蒋光慈的长文《十月革命与俄罗斯文学》，共刊载5期，即第2、3、4、7、8期，该文重点介绍了新俄罗斯文学的状况。此后，在创造社、太阳社、我们社成员的大力提倡下，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很快在文坛上盛行起来，并取得了突出的实绩。这种文学形态给新文学领域带来了深刻的变革，它发展了“五四”以来新文学的精神向度。在这种“新兴文艺”日渐兴盛之后，每一种文艺或文化派别都不能无视它所提供的新的审美之维和巨大的思想冲击力。《革命与文学》发表后，它的前沿性、先锋性意义被创造社同人迅速生发出来。创造社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之一的李初梨在从日本归国后不久所写的《怎样地建设革命文学？》一文中说：“一九二六年四月，郭沫若氏曾在《创造月刊》上发表了一篇《革命与文学》的论文。据我所知道，这是在中国文坛上首先倡导革命文学的第一声。”他还认为，“自此以后，革命与文学几成为文坛上议论的中心(7)题目”。这意味着后期创造社成员对《革命与文学》的宣言性价值的追认和集体认可。
有意思的是，《革命与文学》一文价值意义的彰显居然引发了创造社和太阳社之间对革命文学“发明权”或“领导权”的争夺。李初梨强调郭沫若在《革命与文学》中发出“倡导革命文学的第一声”说法令太阳社成员很不快，钱杏邨对此进行了反驳，他说：“据我们所知道的，革命的文学的提倡并不起源于这时。在《新青年》上光慈就发表过一篇《无产阶级革命与文化》，在一九二五年在《觉悟》新年号上就发表过《现代中国社会与革命文学》，并且在一九二四年办过一个《春雷周刊》专门提倡革命文学。又他在一九二〇年到一九二三年所写的革命歌集《新梦》和小说集《少年飘泊者》在一九二五年也(8)就先后发行了。”李初梨又抗辩自己用“唯物辩证法”分析出来的结果没有错：“一切的历史事象，不管他孰先孰后，只不过是当时客观的反映，这儿并没有丝毫价值的差别。”他认为郭沫若的《革命与文学》是“自然生长的革命意识的表现”，这是“当时客观的社会条件所决定的必然的结果”；“第一声”之说并没有“含着丝毫的价值的意味”；“至于‘地位’问题，在真实的革命家看起来，是不值一(9)顾的东西”！双方的论争随着《文化批判》的遭禁不了了之。“这样(10)互争革命文学的发明权或领导权，固然有点近于无聊”，却表明当时进步文艺界对“革命文学”口号的认可，证实了革命文学的潜在“滋长”和深入人心，表征了以太阳社、后期创造社成员为代表的革命文学倡导者对社会科学理论的自觉运用，也反证了郭沫若革命文艺思想的先锋性。郭沫若的《革命与文学》一文在某种程度上推动后期创造社成员实现了“集体转向”。成仿吾高呼：“我们要看清楚时代(11)的要求，要不忘记文艺的本质！我们要完成我们的文学革命！”他号召“觉悟了的青年将要从新兴的阶级学得诚实的、认真的态度，而(12)打倒一切低级的趣味”。这里的“低级趣味”显然包括前期创造社所信奉的浪漫主义和个人主义。他还宣称：要“把这个人主义的妖魔(13)屠倒”！郁达夫也意识到中国革命、无产阶级和知识分子等都处在(14)“方向转换的途中”。王独清认为：“处在我们现代的文艺家正应该明白自己所处的时代与地域。现代决不是个人的时代，个人的时代早(15)已成为过去。”“纯艺术在现代已经完全成为过去，像颓废派的个人艺术也只是资产阶级最后的残喘。”他希望文学家“除去个人主义的思想，离弃资产阶级的根性，痛绝‘为艺术而艺术’的病态的诱惑，(16)养成‘能由案头到街头’‘又能由街头到案头’的能力”。上述观点表明后期创造社成员的文学观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这种变化又进一步引发了革命文艺界对“文学”进行重新定义的热潮，尤其是对“革命文学”内涵的界定。李初梨套用辛克莱的观点说：“一切的文学，(17)都是宣传。”蒋光慈认为：“革命文学应当是反个人主义的文学，它的主人翁应当是群众，而不是个人；它的倾向应当是集体主义，而(18)不是个人主义。”后期创造社成员集体转向后，与太阳社、我们社等推动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不但使得进步思想文艺界实现了知识体系上的更替，还推动了社会、文化的深刻变革和左翼文学的“发生”。
那么，对于郭沫若参加北伐和大力提倡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及建构相关理论，我们应该怎样认识其动机或目的，即：为了革命启蒙救国？为了建构现代民族国家？为了发展新兴文艺？其实这些都是对的。郭沫若对文艺承载时代精神、移风易俗的功效有极大的热情和兴趣。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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