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大学中文系系史(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吴秀明,吴笛,陶然,黄健

出版社：浙江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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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大学中文系系史试读：

我心中的浙大中文系（代序）

作为现代大学制度下的一个独立组织形态的传统学科，中文系是随着西学东渐，由传统书院教育向现代专业教育转型的产物。百年历史，风云激荡，中文系和其所属的大学一起，始终立足民本，以温煦的人文情怀关注时代，为社会进步和民族文化发展作出自己的贡献。

浙大中文系也不例外，所不同的，似乎在构成和发展上显得更复杂和曲折，因而更富有独特的个性和色彩。这里所说的复杂和曲折，就其大而言，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从纵向时间来看，它先后经历了“母体”孵化新的分支、又由分支复归“母体”这样分分合合的过程，由这些分分合合，它也必然派生可以想见的对分支或“母体”的不适，有一个由不适到逐步适应的过程；而就横向空间来看，它在发展的过程中同时整合了之江大学、国立浙江大学（包括抗战时期浙江大学的龙泉分校、广西宜山和贵州遵义临时总校等）、英士大学、原浙江师院、杭州大学、原浙江大学（即现在的浙江大学玉泉校区）等办学背景不同甚至差异很大的国文系或中文门（系），最后诸流汇聚，于1998年融入新成立的浙江大学而成为现在的浙大中文系。如果从1897年求是书院创立时延请名家开设国文课程算起，浙大中文系已历春秋110余载，倘若将1920年的之江大学文理学院国文系视作现代意义上的浙大中文系的源头，那么它迄今已走过90多年风雨沧桑的历史。

浙大中文系是一部精彩纷呈的大书，它有自己的故事，自己的节律，自己的性格与命运。也许与年龄不无关系，回顾往昔，我听得最多、感受最深的是这样两个阶段：一是20世纪60年代，一是20世纪80年代。对于60年代，余生晚矣，所以虽心向往之，却无法返回那风云际会的历史现场——我主要是从我的师辈那里聆听到“老系的故事”，以及谱写中文系历史精彩华章的夏老（夏承焘）、姜老（姜亮夫）等老教授的故事，通过自己想象去打造我心中的中文系。至于80年代，我多少倒是赶上了那时的一点“尾巴”，曾真正切实地感受和体会到在走出十年阴霾之后一个老系如何老树新花，焕发昔日的青春，释放出惊人的能量；我还亲眼目睹了夏老、姜老等名师大家的风采，甚至我还有幸目睹姜老在旁人的携扶下颤颤巍巍地走上讲台，以“老马识途”的身份给大一新生进行学术启蒙，并在某个晚上叩门向他请教一个学术疑难问题，有幸听到王驾吾（王焕镳）先生讲授《韩非子》、《墨子》，与孙席珍先生多次在一个小组里讨论……

也许是历史记忆的缘故吧，现在人们谈论中文系，讲的最多、最集中的往往就是上述这两个阶段，它似乎成了中文系的一个“传统节目”，一个百讲不厌、反复演绎的“原典故事”。每逢系友聚会、每次同学会（尤其是年长一辈的同学会）更是如此，它成了人们津津乐道的一个话题。中文系是一个特别“瞻前顾后”的知识专门化教育组织，它本身就充溢着浓重的感念情怀。也因此故，我们的不少系友似乎更认同那个时代的“老杭大中文系”，“老杭大中文系”不啻成了他们的精神圣地。而“老杭大中文系”作为现在浙大中文系的前身，它在1958至1998年这40年的特定的历史阶段，在继承之江大学国文系和老浙大中文门（系）传统的基础上，的确以其难能可贵的两度辉煌为延绵至今的浙大中文系作出了贡献，增添了璀璨夺目的精彩华章，这是很了不起的，很值得我们重视和珍惜。讲浙大中文系历史，无论如何是不能绕开“老杭大中文系”的。正是它，给我们今天中文系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筑就了很高的学术平台。

追忆中文系历史，人们自然很容易聚焦于那些著名教授。与国内外其他不少名校一样，浙大中文系在其漫长的办学历史中，曾涌现一批灿若繁星、在国内外学界享有盛誉的名师大家，如徐昂、刘大白、沈尹默、祝文白、马叙伦、钱基博、钟泰、郑奠、许钦文、邵祖平、陆维钊、钱南扬、郭斌龢、夏承焘、王驾吾、沙孟海、胡士莹、徐震堮、姜亮夫、钟敬文、缪钺、孙席珍、王季思、林淡秋、萧璋、陈学昭、任铭善、陈企霞、王西彦、詹瑛、蒋礼鸿、徐朔方、沈文倬、郭在贻等。尽管我知道，今天所讲的这些名家经过后人的不断诠释多少已被“经典化”了，他们与作为自由率性、立体鲜活的人文教授的“他们”也许并不完全吻合；但从历史高度来看，从他们对中文系所作的贡献和人格魅力来看，我们不得不发自肺腑地对他们充满仰慕和感激之情。我们不会忘记，无论是在动荡的岁月，还是在和平的环境，他们在历史各个阶段留下的上下求索、坚定前行的足迹与身影。他们不仅以高尚的师德教书育人，为国家培养了数以万计的优秀学子，而且以深厚的学养为中国文化的传承和浙大富有特色和优势的中文学科的建设，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创造性的贡献。自晚清起始以迄于今，浙大中文系之所以能坚守学术命脉，不为时势左右，很重要的就在于他们的引领和示范。他们无愧是中文系的功臣。如今，这些堪称时代中坚的名师大家早已先后离开了我们，但他们的学识、思想和人格却一直在滋养着后人；其中不少成果至今依然是代表中文系最高学术成就和水平的一个“标杆”，一个很难逾越的学术上的“哥德巴赫猜想”。正是有他们筚路蓝缕的开拓创造，才使浙大中文系迅速崛起于东南，成为名重一时的学术重镇；也使我们今日经过努力，才有可能在原有基础上发展成为一个具有本硕博兼及博士后流动站的高水平的中文一级学科；从教学建制来看，从原有1个汉语言文学专业发展成为现在拥有汉语言文学、古典文献学、编辑出版学3个专业和1个汉语言文学专业影视与动漫编导方向的立体多层专业。

追忆中文系历史，我们还不能忘记从这里走出去的一批又一批的毕业生。是他们在五洲四海、世界各地，在不同领域、不同岗位的不懈努力，在传承浙大中文系薪火、倾情为社会和人民奉献心血及智慧的同时，也给浙大中文系带来了良好的声誉。一所好的大学，一个好的系科，光有教授（包括著名教授）是不够的，它还应该有一大批优秀的学生。而能否培养这样的优秀学生，也是衡量一所大学和一个系科的很重要的标志。毕竟，大学不同于研究院，它是培养人才的地方，我们的主要“产品”是人才。而重视人才培养，特别是高素质的专业人才的培养，恰恰也是浙大中文系的一个传统。我的师辈不止一次地告知，他们在求学乃至毕业以后是如何得到包括夏老、姜老在内的中文系老师的循循教导，无私的关心、帮助和提掖，师生之间保持亦师亦友的密切关系。及此我才明白，为什么我们中文系培养的学生中有像作家琦君（后去台湾）、翻译家朱生豪、园林学家陈从周、新闻学家金仲华等声名远播的名师大家，有遍布学术界、教育界、文艺界、新闻界、政界、商界等各个行业、各个领域的大批领军人物和精英骨干，很大程度上就得益于师生之间的这种良好互动。

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对一所大学和一个系科而言，学生与教师同等重要。我们在谈中文系及其成就和影响时，没有理由不将学生纳入视野。可以这样说吧，浙大中文系是教师与学生共同打造的，他们彼此构成一个教学相长又相互激励的“精神共同体”。中文系之所以有今日，这之中自然也包含了历届学生的努力和劳绩。正因此，我们在编纂三卷本中文系系史时，专门做一卷“校友卷”，用这样一种方式对包括至今仍奋斗在海内外各行各业的从浙大中文系毕业的广大系友，表示由衷的感谢和敬意。

当然，作为历史悠久、积淀深厚的传统老系，浙大中文系还须值得大书一笔的是它的传统。90多年的历史，浙学的影响，名师的垂范，使它逐渐形成了求是、求实、求真的学术传统。这里所说的传统，在两年前为中文系编辑、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钱江新潮文丛》序中，我曾把它具体诠释为：“不尚空谈，不发虚辞，以追求真理为目标，以崇尚事实为基础，强调学术研究的‘实事求是’与‘实事求是’的学术研究。”我认为中文系“求是博雅”的系训，就很好地概括和体现了上述这样一种学术传统。这种学术传统，它生生不息地“贯穿百年而又存活于当下，已内化为我们的一种精神生命，一种支撑当下中文系存在和发展、坚守学术家园的‘阿基米德点’”。浙大中文系的教学、科研、学科、师资队伍、人才培养等各个方面，都深深地打上了它的烙印；而从学科的角度看，我认为中文系的传统“三古”即古代文学、古代汉语、古典文献，在这方面则表现尤为突出。它们高度重视文献史料，强调建立在言必有据、真实可信史实基础上的实证研究，使之哪怕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比较闭锁的时代条件下也能较好地超越政治意识形态的樊篱，拿出了一批经得起时间检验的传世之作。中国现代大学中文系主要由传统与新兴两大学科群组成。由于历史的原因，前者一般在各大学中占有明显的优势。但像浙大中文系这样传统学科如此齐整，成就和影响又大的，似乎并不多见。由之，它也为中文系赢得很好的学术声誉，并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品牌”，其深厚根须一直伸展到现在。

中文系上述这一学术传统，我们今天当然要十分珍惜——不仅要珍惜，而且还要将其发扬光大。这一点毋庸置疑。但传统的“三古”毕竟不是中文系的全部，它不能也无法代替其他新兴学科。更为重要的是随着社会文化的发展变化，特别是随着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全球一体化和“政治中心”向“经济中心”的转型，时代的嬗变与嬗变了的时代对中文需求渐渐出现了一些变化；而中文自身在这样的背景和诸多因素的影响下，其原有的内涵及其功能事实上也在发生变化。今天毕竟不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也迥异于“五四”或三四十年代，我们现在似乎很难产生满腹经纶、具有深厚中国传统文化学养的名家大师；今天大学实施的不是精英教育，而是量多面广的大众化教育。所有这一切，不能不对中文及其传统的“三古”产生影响。而从中文学术发展的历史、现状来看，传统的“三古”也需要在方法论和思想观念上有不断的创新和突破。同样的，新兴学科的成长，也总是在不断探索中建构起自己的知识体系、学术生产和运思方式的。

我们高兴地看到，从20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始，浙大中文系一些新兴学科——先是文艺学，嗣后是现当代文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现代语言学、影视文学、编辑出版学等应时而起，有的还于传统的“三古”之后相继建立了博士点；与此同时，传统的“三古”也出现了一些新变，一向比较推崇实证考据的“三古”也开始既考又论。受西方文化思想和时代风尚的影响，年轻或较年轻的一代更进而尝试新方法论或准新方法论等研究方法；反之，新兴学科则开始比较自觉地重视文献史料搜集、整理和研究，将文学与史料学结合起来，致力于从传统的“三古”那里寻求借鉴，以求提升自己的学术层次、规格与水平。1999年中文博士后流动站和2000年中文一级学科博士点的建立，对中文系来讲意义非同寻常。它标志着浙大中文学科建设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已初步形成了古今会通、中西兼融、语言与文学并包的多元立体的格局。先前的传统“三古”一枝独秀乃至独尊的局面有了很大乃至根本的改观。在研究方法上，开始蕴生并呈现了新兴学科“历史化”与传统学科“现代化”的研究态势。尽管这是初步的，但它却表明中文系的学术传统已与时俱进在发生嬗变，一种新的学科交叉融合有可望出现。不过尽管如此，我还是坚持认为传统的“三古”依然是我们的强项，这个长期累积的优势特色不能丢，也丢不得。当然它应与其他学科平衡协调地发展，并且积极应对现实、与之形成能动的对话关系，不仅像以往那样继续传承中国文化，而且还要进而传播中国文化。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传统的“三古”应该有更大的作为，它的潜力和能量远远没有释放出来。

浙大中文系是现代大学人才培养和学术发展的一个缩影。它有过辉煌与荣光，也不乏坎坷与落寞。在近十年来，特别自1998年四校合并、结束分分合合回归“母体”以来，在新浙大的总体格局下又开始了新一轮的“长征”。一方面，中文系在经历的“回归适应期”的过程中，在全系同仁和广大系友的共同努力及积极支持下，在教学和学科建设方面取得了一些新的成就；另一方面，人文学科的边缘化、市场化的大环境，也给我们带来了不少冲击。中文系在艰难的语境下左冲右突，谋求自己的发展之道，表现出了一个老系应有的顽强和执著。不必讳言，浙大中文系当下的确碰到了一些困难和问题，面临的生存处境也有些尴尬：从外部“生态”来看，周边有关高校中文系（包括新办的中文系），他们为了自己系科的发展往往励精图治，行非常之道，这给我们增加了不少的压力，而且对比全国绝大多数大学中文系的“实体”状态，浙大中文系办学也存在体制上的挤压；从内部“生态”来看，社会科学如经济学、金融学、法学、新闻传播学等学科因与“经济中心”对接或比较对接而逐渐成为大学文科话语的执掌者，它们讲求“实用”的思维观念和价值取向对着重讲精神、情感、审美的中文学科，也形成了一个不可小觑的严峻挑战。但我们无须杞人忧天，90多年浙大中文系的历史也告诉我们：困难和问题并不可怕，关键是看我们自己，看我们自己对困难和问题的认知以及解决它的决心和办法。只要我们努力去做，做到了，没有什么困难和问题不能克服，能阻挡住我们前进的脚步。对中文系来讲，从来就没有迈不过去的门坎。过去没有，现在和将来也不应该有。

北大中文系前些年提出了一个很好的应对新形势的策略，叫“守正创新”。我想在这里不妨借而用之，作为参考。以我个人之浅见，中文系目前面临的困难和问题，除了大的文化生态环境等超出我们能力和范围等原因外，就我们学科自身的角度来讲，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而中文系要“守正创新”，在原有基础上有新的发展，有大的作为，也有必要在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反思，寻找浴火重生之路：如何面对整个社会世俗化、教育市场化、学术评估指标化的生存环境，力戒浮躁，真正按照教学规律、人才成长规律、学术研究规律和学科建设规律办事，做到有所为有所不为；如何协调西方学术方法与中国传统固有学术的关系，在继续保持传统“三古”优势的同时，根据时代发展和现有的客观实际，凝炼适合中文系实际的兼容中西、打通古今的学术方向，寻找新的学术突破口；如何探寻在尊重学术多样化和个体独立性创造性的基础上，融个人与团体于一炉的有效的新的学术运行机制，推出整合团队整体综合力量并对社会产生重大影响的标志性成果，在主流的学术圈子里发出强有力的声音；如何积极创造条件，加大横向文化传播的力度，寻找跨文化跨语际跨学科的对话交流，使中国文学文化不但能“走出去”，而且“走得好”，在国际舞台上拓展自己的发展空间和纵横驰骋的天地；如何在关注自己专业、练好内功的同时，介入当下社会改革与国家文化思想建设，发挥作为重点大学人文学科应有的“思想库”和“文化智囊”的作用，不仅充当传统思想文化的继承者，而且更成为当下思想文化的创造者和人文精神的建设者，等等。上述种种，现成的结论和做法显然是没有也不可能有的。但它的价值和魅力恰恰也正在于此。只要我们用心去探索、尝试和体验，相信总会有收获。未来的成功，从来都是属于它的探索者的。

在即将结束这篇不无冗长的序言时，我想起了一位年轻同事与我讲的一段话，他说：每一代学者似乎都有一个宿命式的拐点，对于民国年间的教授们来说，抗战是一个转折；对于由民国进入新中国的教授们来说，解放是一个转折；对于吴熊和、王元骧直到你们这一代教授们来说，“文革”是一个转折；而对于我们四十岁左右的这一代人来说，80年代后期的政治风波直至90年代初期市场经济的启动则是一个转折。每一次转折都是对学术和思想乃至教育产生重要的影响。如果说他所说的是契合中文系几代人学术思想实际的话，那么我们是否可以把“学术与世俗”或者说是怎样在世俗化环境下从事学术研究，继承和发扬中文系固有的求是、求实、求真的学术精神，看作是考量新一代中文学人的一个重要评价指标呢？显然，这不仅对我们而且对年轻一代，都是一个全新的课题。我相信年轻的一代借助前辈的经验、智慧、思考和探索，会做好这个课题的，而且比我们这一代做得更好——不仅把中国文学文化传承下去，而且传播出去，使之走向世界，成为全人类共享的精神财富。现在四十岁左右以及更年轻一代的新的学人象征和代表着浙大中文系的未来，时代对他们提出了不同于我们的新的、更高的要求。我相信他们是不会辜负时代对他们的期待的，他们应该而且完全有能力把浙大中文系引向更加多元、更加开阔、也更加美好的未来。

本书编纂起始于2008年上半年，前后历时三年多。其初衷是想为汇承两浙学风、春秋近百载的浙江大学中文系作传，使其历史面貌得以清晰，其精神华彩得以彰显，其优良传统得以发扬，为未来学者感受当代之中文教育提供真实的个案记录。为达此目标，完成这项工作，系里专门成立了系史编委会，先后组织了70位左右中文系在读的本科生和研究生参与了此项工作，并聘请吴笛、黄健、陶然三位先生担任分卷主编，具体负责编写。由于系史编纂牵涉到近百年的人和事，支脉庞大而错综，资料需求相当高。而浙大中文系几经变迁，相当多的历史没有留下记录，或者记录的文字在变迁中不幸佚失，特别是建国之前的相关材料，十分缺乏。教师和系友，遍布天南海北乃至分散在世界各地，有的无迹可寻，有的早已作古，其相关生平事迹的材料，搜集起来十分困难。因此，尽管全体参编师生煞费苦心，通过各种途径和想尽各种方式去解决，但还是留下了很多无法解决的问题和遗憾，以至出现几度停顿、似难推进的局面。我们在编纂过程中碰到的困难，比原先想象的要大得多，也复杂得多。但我想，时不待人，先编出来，有总比没有好。所以就坚持地做下去，拿出这样很不成熟、甚至有点名不副实的所谓的这套“系史”丛书。

最后，借此机会，我要向三位分卷主编以及参与编纂的全体同学表示诚挚的谢忱，我相信历史也包括中文系的师生和历届系友会记住他们的。同时，我也向秦亢宗、邵海清、雪克、平慧善、陆坚、陈坚、吕洪年、何春晖等所有关心和支持本书编纂的有关领导、老师、系友，以及浙大档案馆、浙大校史馆、浙大图书馆、浙江省图书馆、杭州市图书馆等有关同志道一声真切的感谢，特别是秦亢宗、陆坚、陈坚三位先生，还不辞辛劳地为本书作了认真细致的审读和最终把关；没有你们热情鼓励和鼎力相助，本书也不可能如愿得以出版。当然，对于本书由于主客观原因而造成和带来的诸多问题，我希望在求得老师、学生和系友谅解的同时，能得到批评和指正，并期待日后有机会推出修订版。这也是我和三位分卷主编共同的一个愿望。于农历辛卯年大年初一

编撰说明

有着近百年历史的浙江大学中文系，既是名流荟萃之地，也是大批学者施展才干、实现人生价值的重要平台。它不仅培养了一批又一批优秀人才，取得了一个又一个重要成果，而且孕育了博雅求实的优秀学风和坚守前沿的学术命脉，从而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形成了鲜明的办学特色，获取了国内外学界的广泛认可。同时，浙江大学中文系的百年发展历程，与中华民族的奋进以及中国教育事业的发展息息相关，在一定意义上折射了中华民族人文教育的百年沧桑。

有鉴于此，编撰系史，总结经验，传承命脉，弘扬求是创新精神，是新世纪一代学人义不容辞的责任。但是，辉煌的历史与资料匮乏之间的矛盾，又使得我们在编撰过程中步履维艰。出于各种原因，现已很难记录中文系发展全貌，更难对发展进程中的种种事件评说是非。作为编者，我们所遵循的，是力图“客观呈现”，尽可能地“列举”中文系发展进程中的主要事件以及行政管理、教学科研上的主要成就。

作为三卷本系史的第一卷，《浙江大学中文系系史·总论卷》共分五个部分，从“百年扫描”、“行政管理”、“学科发展”、“教学成果”、“学术成就”等五个方面来对浙江大学中文系百年历史作一总体展现。

本书第一部分“百年扫描”主要梳理浙江大学中文系近百年的发展脉络以及陈述主要事件，按其发展，共分三个发展阶段进行陈述。

第二部分“行政管理”主要陈述中文系行政领导在中文系发展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

第三部分“学科发展”中，主要以二级学科研究所为单位，陈述各学科的发展历程及其在学科建设、学术研究和对外文化交流等方面的所取得的主要成就。

第四部分“教学成果”中，主要陈述在人才培养、教书育人方面所采取的举措以及所取得的成绩。由于篇幅所限，所陈述内容，仅限于国家级教学成果、教学团队、教改项目、规划教材等内容。

第五部分“学术成就”中，主要从“学术园地”、“主要著作”、“主要课题”等三个方面进行展现。在“主要著作”部分，由于著作较多，有限的篇幅难以容纳，所以只对获得省部级以上的著作进行简介，其他著作仅以书目形式出现。《浙江大学中文系系史·总论卷》经多次讨论、确定框架和思路之后，组织在校高年级本科生和研究生撰写。

先后参加撰稿和编写的多名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其中包括博士生：魏丽娜、蔡海燕；硕士生：王婷婷、张逸旻、蔡玮、王敏、陈凤玲、吴宜平、林晓筱；本科生：胡欣、许燕、林洁、吴娟、李华楠、杨赟伟、贾慧等等。全书由吴笛统稿。

本书自2008年开始撰写，资料信息截至2009年底，部分信息更新到2011年7月，特此说明。在编撰过程中，参考、吸收并借鉴了《浙江大学校史》、《杭州大学校史》等有关资料，并得到了有关领导、前辈学者以及浙江大学档案馆等单位的大力指导和协助，在此一并致谢。

由于资料匮乏等各种因素的限定，我们在编纂过程中碰到很多困难，留下很多缺憾，恳切期盼有关人士鼎力支持，纠正讹误，提供文献，以便再版时进行修订，使之更为完善。吴笛2011年7月

第一部分　百年扫描

一　第一阶段（1897-1952）

浙江大学中文系的发展，与浙江大学的发展历程基本上是同步的。1897年，求是书院创立时，就开设国文课程。自1920年之江大学文理学院国文系成立和1928年浙江大学文理学院国文系成立之后，浙江大学中文系更是努力奋进，为我国的教育事业以及我国中国语言文学学科的建设和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浙江大学中文系的发展，大致经历了开拓探索（1897-1952）、调整巩固（1952-1999）、全面发展（1999—）三个阶段。

浙江大学中文系发展的第一阶段，即1897年5月至1952年2月的历史，是伴随着浙江大学的发展而发展的，更与当时的社会、政治、经济发展密不可分，这也从另一个角度折射出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浙江大学中文系的形成主要由以下两条脉络汇聚而成：其一是求是书院国文课→求是大学堂国文课→浙江高等学堂文科→第三中山大学文理学院→浙江大学文理学院→浙江大学文学院、理学院的部分和师范学院；其二是育英书院→之江学堂→之江大学国文系→之江文理学院。这两条脉络最终又同浙江俄文专科学校、浙江师范专科学院的相关学科一起构成浙江师范学院中文系，随后又发展成为杭州大学中文系。而杭州大学中文系，即现在浙江大学中文系的主体。

（一）从求是书院、浙江高等学堂到浙江大学（1897-1952）

1895年8月，汪康年、陈仲恕等人便在浙江向各方奔走鼓吹，倡议创办新式学堂，取名“崇实”学堂，但遭到了浙江保守官绅的阻挠而终未成功。此举可谓求是书院创办的先声。1896年新任杭州知府林启与提倡革新的士绅商讨新办新式学堂的事宜，后奏请巡抚廖寿丰，建议以被没收充公的普慈禅寺为校舍，开办新学堂。经廖寿丰批准名为求是书院，拨银两万两为办学经费，任命林启为总办，陆懋勋为监院，陈仲恕任文牍斋务，并于1897年农历正月开始筹办招生开学事宜。

何谓“求是”？根据《经世文续编》所记，那时兴办学校都标有“求是、崇实”等名称，“求是”的名称尤为常见。“求是”一词源出于《汉书·河间献王传》：“修学好古，实事求是。”颜师古注：“务得事实，每求真是也。”求是有双关的意义：一务求实学，二存是去非。

至于不称学堂而称书院，是因为当时的科举制度还没废除，社会各界对学堂持怀疑或歧视态度，保守的官宦士绅更是对它表示敌视抗拒。为了免遭官僚士绅的反对和阻挠，就沿用了书院的旧名而不称学堂。

求是书院于1897年5月21日正式开学上课。以“培养人才，讲求实学”为办学宗旨，学制为五年，但实际上从未办过毕业，读到相当程度，学生便可自由退学。

作为浙江大学中文系最初的源头，便是1897年求是书院正式开办时所开设的国文课程以及相关的师资力量。书院开课伊始，便将国文课列为必修课之一。在教学方法上，国文课程也较为独特，该课程开设时并不是采用满堂灌的方式，不是由教师一讲到底，而是强调学生自行研习，有疑才问，教师进行解答，“往往有上课一小时而教师未发一言的”。课后则要求学生温习汉文，“每日晚间及休沐之日，不定功课，应自浏览经古文并中外各种报纸。各随性情所近，志趣所向，讲求一切有用之书，将心得之处撰为日记、学习札记，定期交教习批改”。国文课这种教学方法的创新，对提高教学效果、造就有用之才具有极大的促进作用，也为其后的人才培养的模式提供了借鉴。

书院第一届招收秀才30名，入学者膳宿和学费全免，并有三五元的津贴费。这一班学生称“内院生”，待遇最好，成绩优秀的还可以获得奖学金。第二年求是书院广招学额，分设内外两院，第一届原有学生为内院生，新招收的60名学生为外院生，其中秀才出身的有20人，资格虽与内院生相同，待遇远不及前者。1899年开始，逐年招收的学生均不是秀才出身，称为“蒙生”，属于外院生的一种。求是书院

1901年，为响应清政府“着各省所有书院，于省内均改设大学堂”的兴学诏，求是书院改称“浙江求是大学堂”，次年又改称“浙江大学堂”，从此以后不再沿用“求是”之名。1903年因北京成立了京师大学堂，遂将地方各学堂改称“高等学堂”。浙江大学堂由此更名为“浙江高等学堂”。

浙江高等学堂开始只办高等预科，1905年规定在预科以外另设师范科和师范传习所。当时师范科和与师范传习所的招生对象，大多为年龄较大、国文程度较好、其他学科成绩较差而能速成师资的人。1908年，浙江高等学堂预科第一班毕业，至此开设正科，正科生分设第一类（文科）与第二类（理科），第一类毕业升入大学文法等科，第二类毕业则升入大学理工等科。浙江高等学堂维持至1914年6月归北京京师大学堂办理而完全停办。

这期间国文课教师有：宋恕、张相、马叙伦、蒋麟振、陈屺怀、魏仲车、杨敏曾、陈去病、沈士远、沈尹默、沈祖绵等。其中有不少是学界的重要人物，或是为学科的发展作出重要贡献的杰出人士。

如1899年书院所聘主讲国文的宋恕（1862-1910）学问渊博，思想新颖，作为近代启蒙思想家，与陈黻宸、陈虬并称“浙东三杰”，在晚清民初的维新思潮中，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他著书立说，强调“著书专为世界苦人立言”，曾游说李鸿章、张之洞，未被采纳，退而讲学，学生受益很多，使书院读书风气为之一新。

马叙伦（1885-1970），生于杭州，也主要在杭州求学成长，一生治学严谨，学识渊博，于文字学、金石学、训诂学、老庄哲学、诗词等皆有建树。1922年，曾出任浙江省教育厅厅长。新中国成立后，他从1949年至1952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第一任部长，从1952年到1954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部第一任部长。并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第三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他早期的主要著作有《古书疑义举例札迻》（1905）等。宋恕马叙伦

陈去病（1874-1933），近代诗人，南社创始人之一，对南社的形成和发展有着不可磨灭的贡献。原名庆林，字佩忍，号垂虹亭长。江苏吴江同里人。祖上以经营榨油业致富。因读“匈奴未灭，何以家为”，毅然易名“去病”。早年参加同盟会，追随孙中山先生，宣传革命不遗余力。

他才华横溢，一生著述甚丰，近年整理出版他的全集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主要著作有《浩歌堂诗钞》、《浩歌堂诗续钞》、《巢南诗话》、《诗学纲要》、《辞赋学纲要》、《病倩词》等。2009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6卷本《陈去病全集》。1911年初，陈去病到杭州，在浙江高等学堂教授国文。在浙江高等学堂，他介绍了原绍兴府中学堂学生宋琳入南社。并支持宋琳在原绍兴匡社的基础上组织越社，鲁迅、范爱农等均为社员。在《越社叙》中，陈去病号召革命党人以人定胜天的坚定信念，百折不回地从危难中拯救祖国。陈去病全集

沈尹默（1883-1971），生于浙江湖州，曾于1907年起在浙江高等学堂教授国文，他后来又到杭州两级师范学校任教，并于1913年到北平大学中文系任教，1919年，积极投身“五四”运动，1932年，他出任北平大学校长。新中国成立之后，他曾被任命为中央文史馆副馆长，并担任过上海市文联副主席等职务。沈尹默是我国著名的书法家，出版主要书法集、字帖有《沈尹默法书集》、《沈尹默手书词稿四种》、《沈尹默入蜀词墨迹》等，约二十种。诗词著作有《秋明室杂诗》、《秋明室长短句》等。沈尹默书法

浙江高等学堂维持至1914年6月停办后，1921年11月，浙江省议会建议筹办杭州大学。12月30日，省议会推举蔡元培、陈榥、蒋梦麟、陈大齐、阮性存、马寅初、郑宗海、何炳松、应时、汤兆丰等10人为杭州大学董事。次年3月，省长张载阳又列出了一个22人的董事会名单，送省议会审议。当年的浙江省教育经费预算列支100万元为杭州大学开办之用，勘定万松岭上的敷文书院一带为校址。之后由于浙江的政局长期动荡不定，杭州大学的筹备有名无实。筹办杭州大学之事虽未实现，但其产生的社会影响，足以为后期浙江大学的创办提供舆论支持。

1927年春，国民革命军北伐进入浙江，四月，时任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浙江分会委员的蔡元培，提议创立浙江大学研究院，当即经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浙江分会决议通过。五月，浙江省政务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通过设立浙江大学研究院计划案，并决议拨15万元作为开办费用，聘请张人杰、李石曾、蔡元培、马叙伦、邵元冲、蒋梦麟、胡适、陈世璋、邵裴子9人为筹备委员，成立筹备处，以高等学堂、陆军小学堂旧址、文澜阁旧址、罗苑为浙江大学研究院院舍，积极进行筹备。无奈研究院规模宏大，需费甚多，筹备委员会决定研究院暂缓设立，提先筹办大学。适逢蔡元培等人鉴于北洋军阀时代官僚支配教育的弊端，提出采用法国大学院制度，设大学而不设教育部的建议。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因此通过了《大学区组织条件》草案和浙江省试办大学区制的决定，将杭州各高等院校合并，改称“国立第三中山大学”。蒋梦麟出任校长，设工、农两学院。

1927年8月1日，聘请邵裴子为大学文理学院筹备委员，筹办文理学院。1928年4月1日，国立第三中山大学改称“浙江大学”（“中华民国大学院浙江大学”），同年7月1日起冠以“国立”两字，称“国立浙江大学”。同年8月，文理学院成立，聘邵裴子为院长，于秋季开始招生。院址设高等学堂于陆军小学堂旧址。文理学院的设立目的是：一、提倡科学方法，以革新自由思想之习惯；灌输科学知识，以确定高等学术之基础；致力学术研究，以推广知识之界限。二、注重教育学之研究及教育方法制度之试验，以改进浙江全省之中小学及社会教育。三、搜集及整理浙江省自然及社会方面之材料。四、养成忠实勤敏之世风。五、造成通达明敏之社会服务人才。六、提高一般[1]民众之知识。

1928年8月，浙江大学文理学院成立之初，本科设中国语文、外国语文（先设英文组）、哲学、数学、物理、化学、心理、史学与政治、体育、军事十个学门，另设医药预备科。中国语文学门同年成立时，刘大白为主任，钟敬文为助教。

系主任刘大白是提倡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之一，他与胡适等人不遗余力地提倡白话写作，并致力于新白话诗的创作，为新文化运动的发展作出了可贵的贡献。1928年由上海开明书店出版的他的著作《旧诗新话》，后由蒋梦麟作序，在学界具有广泛的影响。研究他的生平和创作活动的《刘大白研究资料》被收入《中国文学史资料全编现代卷》丛书，分生平和文学活动，著作自述，著作研究、评论文章选辑，著作系年、书目，研究、评论文章目录索引五个部分，全面收集了关于刘大白的研究资料。刘大白研究资料封面

1929年9月，文理学院将中文、外文、史学与政治、数学、物理、化学六主科学门改称“学系”，增设生物、心理、经济、教育四学系。中国语文学门改称“中国语文学系”。次年，中国语文学系还称学门。1930年因历年预算不能实现，中国语文学系被停办，该系学生被转送至北京大学及南京中央大学借读。而外国语文学系直至抗日战争前夕一直在文理学院开办。国立浙江大学文理学院大门

浙江大学文理学院自创办至抗日战争爆发前夕，历任的正副教授主要有：梅光迪、郭斌龢、陈逵、陈嘉、林天兰等，他们对文理学院的创办和前期建设，做出了许多成绩。作为文理学院的创办人和第一任院长的邵裴子，在办学中，积极贯彻蔡元培“民主办学、教授治校”精神，主张“学者办学，舆论公开”，卓有成效。他在任期间，极其重视师资质量，精心网罗人才，增添图书设备，聘请国内知名学者来校任教……无奈能胜任文科教学的人才少之又少，而他又不愿意降格聘请，遂决定将中国语文学系停办或者转为学门。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浙大于9月10日照常在杭州开学。师生在课业之余，进行抗日救亡的宣传工作，文理学院教师主编了《国命旬刊》，学生会出版了壁报和《抗日三日刊》、《浙大学生战时特刊》等。与此同时，学校积极筹划西迁。因此当年暑期招收的一年级学生，连同任课教师约300人，全部到浙西于潜西天目山麓的禅源寺办学，分校于9月23日开学上课。1937年11月5日，日军在江浙交界的金山卫至全公亭之间沿海登陆，杭州危急，浙大才决定正式搬迁。随着抗日战争的发展，浙大分四次逐步向大西南搬迁。第一个迁徙点是浙西富春江上游建德县城（梅城）。师生员工及图书仪器于1937年11月15日全部达到，17日即复校上课。同时在西天目山分校的师生也于12月9日搬至梅城复课。一时间，街巷拥挤，师生满目，古老的旧府治（严州府）一下成为了大学城。

当时建德地方没有日报，有关战局的消息相当闭塞。浙大情报委员会因此出版《浙大日报》，张贴于街市，以期唤醒民众。少数热血青年，离开课堂走向前线。浙大在建德近两个月，虽然生活条件和工作环境都非常艰苦，授课却未曾稍辍，基本结束了一学期的课程。

12月24日杭州沦陷，日军继续南下，建德城内警报日多。学校事先在江西吉安找好了临时校舍，大批仪器、图书先期西运，全校师生、家眷于12月24日晚起，有计划地分批撤离建德。到1938年1月21日最后一批人员也安全抵达了吉安，次日，学校全面复课，三周后举行考试。浙江大学原有中国语文学门添设为系，酝酿第二次迁移。原本打算借用吉安白鹭洲上的吉安中学办学，未果。又利用寒假于2月18日再度迁至吉安以南的泰和县上田村。2月24日，新学期开始上课。

1938年7月，敌军侵占九江，学校被迫作第三次大迁徙，循水陆两路迁至广西宜山，奉教育部令添设中国文学系，农学院设农业化学系。8月，增设师范学院，设教育、国文、史地、英语、数学、理化六学系。文理学院中国文学系和师范学院国文系正式招生入学。10月于广西宜山文庙，文理学院中国文学系和师范学院国文系两系师生成立中国文学会，以“弘扬国故、探讨新知”为宗旨。当时校长为竺可桢教授，文理学院院长为胡刚复教授，师范学院院长为王琎教授，中国文学系主任兼国文系主任为郭斌龢教授。郭斌龢（1900-1987），是我国著名语文学家，“学衡派”的重要代表。文理学院中国文学系和师范学院国文系成立之际，系主任郭斌龢教授将《国立浙江大学文理学院中国文学系课程草案》印发宣读，并作了讲解。大致内容如下：

大学课程，各校不同；而中国文学系尤无准的。或尚考核，或崇词章，或以文字、声韵为宗，或以目录、校勘为重。譬如耳目口鼻，皆有所明，不能相通；一偏之弊，殆弗能免。昔姚姬传谓：学问之途有三：曰义理，曰考据，曰词章。必以义理为主，然后考据有所附，词章有所归。世以为通论。而学问之要，尤在致用。本学术发为事功，先润身而后及物。所得内圣外王之道，乃中国文化之精髓。旷观史册，凡足为中国文化之典型人物者，莫不修养深厚，华实兼茂；而非畸形之成就。故中国文学系课程，不可偏重一端，必求多方面之发展。使承学之士，深明吾国文化之本原，学术之精义。考核之功，足以助其研讨；词章之美，可以发其情思；又须旁通西文，研治欧西之哲学、文艺，为他山攻错之助。庶几识见闳通，志节高卓。不笃旧以自封，不骛新而忘本。法前修之善，而自发新知；存中国之长，而兼明西学。治考据能有通识；美文采不病浮华。治事教人，明体达用。为能改善[2]社会，转移风气之人才，是则最高之祈向已。前排左一为郭斌龢，1931年摄于英国牛津大学

郭主任宣读《国立浙江大学文理学院中国文学系课程草案》时，还对《草案》的内容作了一番详细的阐释：“考据、义理、词章三者，实乃为学之于科学性、思想性与艺术性的相互结合。居今日而论学，须本姚氏之言而申之，不可滞于迹象。故所谓义理者，非徒宋儒之言心性也；所谓考据者，非仅清人之名物训诂也；所谓词章者，亦非但谓某宗某派之诗文也。凡为学之功，必实事求是，无证不信，此即考据之功也。考证有得，须卓识以贯之。因小见大，观其会通，此即义理之用也。而发之于外，又必清畅达意，委析入情，此即词章之美也。考据赖乎学，义理存乎识，而词章本乎才。孔子之修《春秋》也，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其义则丘窃取之矣。其事则考据也，其文则词章也，其义则义理也。非三者相辅，不足以成学。明乎此意，[3]庶可免拘率之见，偏曲之争矣。”《草案》开宗明义，意在宣扬中国文化之优良传统，办中文系不仅在传授知识，而在获得中国文化之修养，识见闳通，文字典雅，治事教人，明体达用。移风易俗，以期改善社会国家。给莘莘学子的教育，是十分深刻的。梅光迪

1939年8月，文理学院分立为文学院和理学院，文学院院长为梅光迪教授。梅光迪（1890-1945），安徽宣城人，著名外国文学专家。1911年赴美留学，先在西北大学，后到哈佛大学专攻文学。1920年回国任南开大学英文系主任。1921年任东南大学洋文系主任。创办《学衡》杂志。1924年去美国讲学。1927年回国后任中央大学（即原来的东南大学）代理文学院院长。后又去美国哈佛大学工作。1936年任浙江大学文理学院副院长兼外国文学系主任。1939年文理学院分开，任文学院院长。1945年在贵阳去世。

1945年12月，梅光迪教授逝世后，文学院院长由张其昀继任。张其昀（1900-1985），浙江宁波鄞县（今浙江宁波）人，历史学家，是中国现代人文地理学的开创人。1949年赴台，曾任国民党“总裁办公室”秘书组主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教育部”部长、国民党中央评议员兼主席团主席、“总统府”资政等职。在台湾创办了中国新闻出版公司、中华文化出版事业委员会，发起创办《学术季刊》等多种学术期刊以及“中国历史学会”等组织，对台湾地区的文化教育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张其昀

文学院设有国文、外文、教育、史地等系。中国文学系隶属文学院，郭斌龢教授为文学院中国文学系兼外国文学系与师范学院国文系主任。

1939年11月26日南宁失陷，桂南形势紧张，学校被迫第四次迁徙，前往贵州遵义。广大师生员工陆续于12月20日后分批撤离宜山，最终安抵遵义。学校在遵义的老城和新城共租房18处，1940年2月在遵义东面的湄潭扩充校址。将文学院和师范学院的文科设在遵义，理学院等设在湄潭。一年级暂时安置在贵阳以南数十里的青岩镇，一学期之后，在1940年秋迁至湄潭的永兴场（离湄潭约15公里）上课。自此直至抗日战争结束搬回杭州，浙大在贵州办学长达七年之久。国立浙江大学龙泉分校校舍

鉴于西迁后交通或经济等原因，浙大曾于1939年1月间向教育部要求在浙东开设大学先修班。4月，教育部复电同意在浙赣闽之间设立分校。1939年4月至7月间，浙大在浙江龙泉县坊下村建立了浙东分校（后改名龙泉分校）。龙泉分校创办初期仅设一年级，到1941年8月才增设二年级。分校先后设立文、理、工、农、师范5个学院，设有国文系，师范学院设有五年制的国文系和国文专修科。这时中国文学系和国文系有教师任铭善、陆维钊、王季思、夏承焘、胡伦清、[4]徐声越、孙养癯、郭莽西、胡不归等多人。在宜山时，尚有刘永济教授、陈大慈讲师，刘已离校他就，陈在宜山谢世。国学大师马一浮则在全校讲学一年（1938.4-1939.4），后去四川乐山创办“复性书院”。其他的有夏顶域、詹瑛、萧璋、戴名扬、张仲浦、李菊田等先生。

据浙大文学院40年代毕业生杨志彬回忆，当时读中文系，不仅要重点学习中文的古今名著、经史子集、中国文学史等课程，以掌握专业知识，还必须学习哲学概论、中国通史、西洋通史、政治经济学、教育学、心理学、生物学、西洋文学，等等，以开阔眼界，丰富知识，使专业有广博而坚实的基础。中文系教授缪彦威、王驾吾、萧璋、祝文白等人教古代散文、古代汉语、诗经、楚辞、唐诗、宋词、艺术欣赏等，教学效果显著。特别是缪彦威教授上诗词课时，讲解精炼透辟，文情交融、生动自然，极其引人入胜。不仅中文系的同学聚精会神，听得津津有味，还有不少其他院系的同学也来选课或旁听，教室常为之满。除了上课，还经常举办一些学术政治活动和讲座，如王阳明的学说与爱国精神，纪念徐霞客逝世三百周年学术讨论，讲述苏、辛词的时代背景，以及结合时事做形势分析报告等等，莫不内容丰富，说理透辟，论据确凿，是非分明，听了增人见识，扩人胸襟，使学生看到前途光明，更加强了抗战必胜的信心。马一浮“黑白文艺社”是当时学校里的学生进步社团组织，第二任社长[5]是中文系二年级学生何友谅。何友谅在1942年被捕后，牺牲于国民[6]党反动派的监狱中。黑白文艺社

从1928年浙江大学创办文理学院以来，先后创办了许多学术性刊物，发表了数量众多的很有学术价值的论著。其中中国文学系的诸多教授对此作出了很大贡献。于1940年9月创刊于贵州遵义的《国立浙江大学师范学院院刊》，由院刊编辑委员会编辑及发行，郭斌龢、梅光迪等中国文学系教授任编委。本刊出版了第1集的第1册、第2册（1941年6月1日出版）两期，每期石印线装1册，均70余页。本刊内容反映师范学院文、理各系的学术研究成果，刊有郦承铨《中国学术与今日大学之中国文学系》（刘操南记）、缪钺《中国文学教学法商榷》等论文。于1942年6月在遵义创刊的《国立浙江大学文学院集刊》由集刊编辑委员会编辑及发行，文学院中国文学系主任郭斌龢任编委员主席，梅光迪、张荫麟等为编委。张荫麟去世后，增补谭其骧为编委。到1944年8月为止，共出版了4集，每期均为石印线装。本刊刊有梅光迪《卡莱尔与中国》、缪钺《杜牧之年谱》、李源澄《汉代赋役考》、张荫麟《燕肃著作事迹考》、郭斌龢《章实斋在清代学术史上之地位》等论文。《思想与时代》于1941年8月1日在贵州遵义创刊，思想与时代社编辑及出版，月刊，铅印16开，每期18页左右。文学是本刊的重要内容之一。本刊所追求的目标是“科学时代的人文主义”。为本刊撰稿的有郭斌龢、张荫麟、夏承焘等，以及其他大学的教授钱穆、朱光潜、冯友兰等。浙江大学著名教授张荫麟和梅光迪去世后，本刊出版了《张荫麟先生纪念专号》（第18期）和《梅迪生先生纪念专号》（第46期），对张荫麟和梅光迪的生平和才德，均作了全面的介绍。另外，还由中正书局出版和发行的《思想与时代丛刊》5种，有贺麟等著的《儒家思想新论》等。本刊在全国有较大的影响，在遵义时期，重庆和桂林设有总代售处；在杭州时期，除杭州外，在北平、南京、上海、成都、长沙和广东梅县均有代售处。

西迁时期的浙江大学文学院外国语言文学系的系主任由文学院院长梅光迪兼任。梅光迪教授是美国新人文主义者白璧德的学生，对于英国约翰逊博士和卡莱尔等人特别钦佩且深有研究。郭斌龢教授的专长是希腊罗马古典文学和哲学，并精通希腊文和拉丁文。英国文学研究者有陈嘉、佘昆珊、谢文通等；法国文学语言方面为黄尊生；德国和意大利文学语言方面有田德望。其余还有讲师多人和少数助教。梅光迪教授讲授18世纪英国文学，郭斌龢教授教希腊、拉丁文学，田德望教授教英国文学史及但丁，张君川教授教莎士比亚戏剧及小说，佘昆珊教授教英国诗歌，谢文通教授教英国散文，亦各兼有英德等语言课程。

抗战胜利后，1945年10月至1946年9月，龙泉分校和贵州总校师生全部回杭复课，此时文学院有国文、外文、史地、教育、哲学、人类学6个系及国文、史地两个研究所，师范学院有教育、国文、史地、英语、数学、理化6个系及国文、数学2个专修科，文学院共有334人，师范学院有106人。

1949年5月3日，杭州解放，浙大学生纷纷响应“毕业班学生参加革命队伍”的号召，其中文学院学生最多。6月1日，文学院陈立等教授发起成立杭州市新民主主义教育研究会。新民主主义教育研究会成立以后，按照“集体学习，改造思想，计划研究，革新教育”的宗旨，组织和推动大家学习革命理论，促进思想改造，积极参加学校教改问题的讨论。新民主主义教育研究会于1950年1月结束，历时8个月。竺可桢校长离校后，由临时校务委员会负责处理日常的校务工作，做好迎接军事接管的准备，6月8日，根据军代表发出的接管的第一号通告，文学院、法学院及师范学院接管组长为许良英（许不在校时由李文铸代理），干事陈乐素、陈建耕、张复文。6月8日，军代表发布第二号通告，对于接管验点手续作出了9条规定，接管工作主要是：（1）对学校财产、图书、设备进行登记造册和移交；（2）调整教师；（3）调整学校和各学院的领导班子，建立新的校务和院务委员会。接管后的浙江大学设文、理、工、农、医、法6个学院，文学院院长为孟宪承。

孟宪承（1894-1967），著名中国现代教育家，江苏武进人，毕业于美国华盛顿大学，1929起至1933年在浙江大学任教。1933年，在杭州创办民众实验学校，研究和推广民众教育。抗战期间，先后在浙江大学（1938-1941）和湖南国立师范学院任教。抗战胜利后重返浙江大学任教（1946-1951），兼任文学院院长。1949年杭州解放，军管会委派孟宪承为浙江大学校务委员会常务委员，参与主持浙江大学校务。1951年孟宪承被调到上海，出任华东军政委员会教育部部长、华东行政委员会教育局局长。后专任华东师范大学校长。孟宪承

文学院设中文、外文、教育、人类4个系，原有的法律、哲学两个系及史地系的历史组暂停授课，学生皆转院、转系或转学。在对教学改革问题上，文、理两院师生讨论尤为活跃，讨论中对教育方法、课程设置、教学方法提出了改革意见。

1950年，国内开展了抗美援朝运动，12月12日至16日，全校停课5天，开展了声势浩大的学习和宣传活动。文学院院长孟宪承在动员大会上，号召文学院优秀学生，发扬“五四”革命精神，在祖国安危的关头，投笔从戎，保家卫国，在抗美援朝中考验和磨炼自己。1951年初，在镇反运动的同时，全省的土地改革运动由点到面地全面展开，浙江大学文学院中文系曾有部分师生参加土改试点工作。同年10月，按照华东军政委员会和浙江省人民政府的部署，浙大文学院中文系、外文系、教育系、历史系、人类系这5个科系的师生113人（其中教师27人，学生86人）参加了安徽省五河县为期两个月的土改工作。文学院陈立院长任土改工作队大队长。土改队师生大都住在最贫苦农民的泥屋里，吃高粱饼、胡萝卜，生活条件异常艰苦，大家却以苦为乐。土改是一场激烈的阶级斗争和思想斗争，投身此项革命活动的师生与工农干部合作共事，并肩战斗，结下了深厚的情谊，并得以相互学习与提高。到1951年11月，浙江大学文学院有中文、外文、教育、人类学4个系，专任教师有54人，其中教授21人，副教授13人，讲师10人，助教10人；兼任教师3人其中教授1人，讲师2人。文学院在校学生有174人，其中本科生156人，研究生6人，专科生12人。

[1]

孙祥治：《浙江大学校史初稿》，1963年。

[2]

应向伟、郭汾阳：《名流浙大》，浙江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17页。

[3]

应向伟、郭汾阳：《名流浙大》，浙江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17-118页。

[4]

参见单冷编：《感怀浙大》，浙江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86页。

[5]

刘操南：《浙江大学在遵义》，浙江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

[6]

单冷编：《感怀浙大》，浙江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61页。

（二）从育英书院到之江大学（1897-1952）

之江大学的前身为育英书院。1867年，以培养中国基督徒为办学宗旨的崇信义塾迁至杭州，并改名为“育英义塾”。校址初设于皮市巷，两年后迁至大塔儿巷。1897年学校改名为“育英书院”（Hangchow Presbyterian College），分设正科和预科。正科相当于大学，学制6年，设置英文、化学两个专科；预科相当于中学，学制5年。校长为美国长老会传教士裘德生牧师，教务长为中国人萧芝禧。1903年育英书院正科学制由6年改为5年，预科改为附属中学，学制改为4年。书院在裘德生的带领下生源越来越好，教学质量也逐渐提高。至1905年，书院部（即大学部）有学生35人，中学部有学生80人。1906年11月，第一次校董会决议将书院扩充为大学。校址定在六和塔秦望山二龙头一带。1908年初开始建设，历时数年，次第竣工。经过3年规划经营，主要建筑如教学大楼、宿舍、图书馆、实验室先后落成，该处三面环山，面临钱塘江，又当六和塔西侧，地势开阔，江山如画，学校占地面积300余亩。1911年，育英书院迁入新校舍，因钱塘江流经其下，曲折成“之”字形，故更名为“之江学堂”。由美国传教士王令赓为校长（E.L.Mattox），学生增加140人。1912年孙中山先生曾到校讲话，并同师生合影留念。1908年，从当年育英书院（后为之江大学）新校园远眺六和塔和钱塘江1912年孙中山视察之江学堂

1914年之江学堂改名为“之江大学”。除学生人数增加至140人外，其余一概沿袭旧制。1920年3月，之江大学校董会派人赶赴美国同长老会商讨办学方针，取得毕业生学士学位授予权，使之江大学早日成为一所完全大学。11月，之江大学获得美国哥伦比亚特区立案，从此实行新学制，分文理两科，文科设有国文系。之江大学国文系的创办在浙江大学中文系的历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1922年6月17日，学校举行毕业生授予学位典礼，第一次颁发了学士学位，而且，学校还首次引进西方式的学位帽和礼服。最早获得之江大学文学士学位的是顾敦鍒和周志新。

1920至1925年间，之江大学稳步发展，前来之江大学求学的学生逐年增加。此时，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并于1927年2月攻占杭州，学校一度陷于战火之中。由于政治、经济方面的原因，校董会于1928年7月5日决议学校暂时停办，所有学生转至其他学校继续求学。

之江大学停办多年以后，江浙局势渐稳，之江同学会于1929年春发起复校运动。5月底校董会召开会议决定当年秋季复校。1929年9月14日，之江大学正式复校，由于当时的校长朱经农未到任，所以聘李培恩为副校长，代理校长职务。1931年春，朱经农因任职教育部次长，辞去校长职务，校董会聘李培恩为校长，并制定了新的学校组织大纲，设文、理两院，文学院分中国语文、英文学、政治学、经济学、教育学、哲学等系。因为按当时政府颁布的“大学组织条例”，包括3个学院以上才可以称为大学，所以这一年校董会曾以之江文理学院名义向教育部申请立案，并按教育部规定，设文、理、商、建筑4个院10个系，宗教课改为哲学课，另增设党义和军训课，开始男女兼收。这一年，又添建东、西膳厅两座，同学会发起募捐兴建图书馆。1930年，朱经农任教育部次长，不兼之大校长，校董会正式推举李培恩为校长。聘孔祥熙为名誉董事长。这一年教育部批准董会立案，校董会通过了之江大学文理学院组织大纲，设国文、英文、政治、经济、教育、哲学、化学、生物、物理、土木10个系。学生增至313人，教职员44人。之江大学钟楼

1932年，由美国南长老会传教士明思德（McMullen）为校长，这年学生增至597人，教职员70人，开设课程89门，图书馆与科学馆先后落成，学校试行导师制，谋求“训教合一”。这期间国文系主要教师有钟钟山、徐昂、李笠、夏承焘、胡才甫等，其中颇多知名之士。

这一时期，学生社团组织的发展也颇为迅速，有中国文学会、之江诗社、之江西剧社、提琴社、口琴社、蓓蕾摄影社等。

抗战时期，由于政局不定，资金有限，学校也无力搬迁，不得不于1937年12月6日决定学期提前结束，师生遣散。李培恩院长准备去上海租界复校。1938年2月17日，之江在上海租界博物院路广学会大楼开学，开设课程66种，教职员28人，新老学生182人，并与当时在上海租界的美国教会大学沪江、圣约翰、东吴、金陵、金陵女大等实行6校合作，学生可以互选课程。同年暑假，为闻声来沪的老生150余人开办8周的补习班，以补足上学期所缺课程。1938年秋季开学后，之江既因校舍不敷应用，又为了便于与其他5校合作，遂迁入南京路慈淑大楼办公、上课。该学期有学生474人，教职员53人（半年后增至61人），开设课程125种（半年后增至138种）。内地老生陆续来沪复学，至1939年秋季开学时学生增至642人，教职员有78人，开课达150余种。

1940年起，之江大学将原来的文、理学院改组为文、商、工三学院，文学院设有中国文学、英国文学、政治、教育等系。文学院的著名教授主要有谭天凯、林汉达、韦悫、夏承焘、马叙伦、王遽常、徐昂、曹未风等。朱生豪、宋清如夫妇

在艰难的岁月里，之江大学国文系的师生依然积极探索，培养出了一批优秀的人才，其中包括以翻译莎士比亚戏剧而闻名的著名翻译家朱生豪。

抗日战争胜利后，之江大学先在上海复校，并招收一批新生入学，再次设立了文学院，并增设了新闻系。1946年春季，之江大学终于在杭州复校，结束了8年的流亡生活。1948年7月，国民政府教育部正式核准之江大学为包括文、工、商3个学院的综合性大学，设有国文系，代理文学院院长的是顾敦鍒。

文学院的教授如王裕凯、胡士莹、王季思、余坤珊、何翘森、慎微之等都是著名的本国教授。

1949年5月3日，杭州解放，之江师生欢欣鼓舞。1950年，校董会推选黎照寰为校长，周正为副校长，并成立抗美援朝委员会，之大不接受任何外国经费，美籍教师回国。

新中国成立后的之江大学对校系机构又进行了改革和调整，文学院改为文理学院，周正兼院长，其中设有中国文学系，王焕镳为系主任；外国文学系，黎照寰兼系主任。到1951年底，之江大学文理学院有中国文学、外国文学、教育学、政治学、数理学5个系。专任教师26人，兼任教师5人，在校学生64人。

1952年夏，全国高等院校调整院系，之江大学建筑工程系并入上海同济大学，商学院工商管理财经系并入上海财经学院，工程学院各系并入浙江大学；文学院各系及部分数理化学系进入浙江师范学院。从而结束了之江大学发展历史。

之江大学所在地在浙江大学中文系的发展过程中尤为重要，它不仅为之江大学国文系所在地，也为经院系调整后的浙江师范学院中文系所在地。2006年，之江大学旧址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三）浙江师范专科学校和俄文专科学校（1951-1952）

随着社会经济文化教育事业的迅速恢复与发展，各类师资缺乏的现象日益严重，培养合格师资迫在眉睫。浙江省政府决定由文教厅和浙江大学联手创办浙江师范专科学校。校长由文教厅副厅长俞子夷兼任，教务处主任为王绮。学校于1951年春筹建，校址设在华家池，9月初开学。设数、理、化等6个专业，学制两年。各专业招生40名，首届累计招生240名。学校建立伊始，便形成良好的校风、学风，员工互帮互助，师生关系密切，大家艰苦创业，刻苦攻读。浙江师范专科学校为浙江省的教育战线输送了一批又一批优秀的教育骨干。

新中国诞生后，全国人民学习苏联的热情空前高涨，亟需俄语专业的人才，中共浙江省委和浙江中苏友好协会为了加速俄语专业人员的培养，于1949年12月开始筹办俄文专科学校，次年2月开始招收新生，3月1日开学，学制两年。第一任校长由杭州市委宣传部长俞铭璜兼任，教务主任为周道范。第二任校长是商景才，由王顾明担任教务主任。俄文专科学校主要课程有苏联文学讲读课、语法课、会话课、翻译课、中国语文课、政治课，还有凯洛夫的教育学、苏联文学和苏联介绍等。除课堂学习外，学生还要参加浙江中苏友好协会接待苏联访问人员的翻译活动。1950年3月到1951年3月间，学校一共招收了三届学生，可由于入学时学生水平的参差不齐，首届毕业生仅有5人，第二届情况也并未好转，1952年7月，仅七八人毕业。第三届招的学生文化和年龄层次相当，1953年7月毕业于改组后的浙江师范学院外语系专科。浙江俄文专科学校从建校到改组历时两载，培养了一批俄[1]文专业人才，有力地推动了浙江省教育和翻译事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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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大学校史编辑委员会：《杭州大学校史（1897-1997）》，1997年3月。

二　第二阶段（1952-1999）

（一）从浙江师范学院到杭州大学（1952-1958）

新中国建立之初，百废待兴，工业农业要发展，教育也要发展。针对当时中国文化普及率低的现实，政府在提高全民素质的基础上也大力发展教育事业，兴建了一批高等学校。在这样的背景下，全国各省都开始调整高校规模，同时也加强高校队伍建设。

为了发展新中国的高等教育事业，1951年8月，全国第一次师范教育会议就高等师范学校的调整和设置，提出“以大学文理学院为基础，改组成立独立的师范学院”的原则。同年11月，全国工业学院院长会议上又提出院系调整的设想，其中有关浙江的方案是：“将浙江大学改成多科性的工业高等学校，校名不变；将之江大学的土木、机械两系并入浙江大学，浙江大学的文学院并入之江大学。”紧接着，教育部根据政务院提出的“以培养工业建设人才和师资为重点，发展专门学院，整顿和加强综合性大学”的方针，在全国范围实行较大规模的院系调整。12月，浙江省高等学校院系调整委员会成立。次年2月5日，浙江师范学院正式成立。

学校新建，面临困难很多。当时举国上下都在搞政治运动，学校建设举步维艰。在稍显动乱的新中国成立初期，浙江师范学院决定将创建工作与政治运动（反贪污、发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和“思想改造”）同步进行，齐头并进，并且取得了显著成绩。在这短短几年，学院的规模迅速扩大，机构也渐渐健全，学校初具规模。

中文系设有国文的经典课程，是当时最早的系科之一，由老浙大文学院中文系和之江大学文理学院国文系合并而成，仅有汉语言文学和古典文献两个专业。虽然只有两个专业，并且规模也比较小，但它却是当时最具实力以及声誉的系科。因为国语、国文课程的开设对于中国高校甚至是所有接受教育的国人都是必修的课程，它关乎自身传统语言文字及文化的传承，所以中文系几乎可以算作各高校尤其是师范院校的“元老”专业之一。许多优秀人才都毕业于中文系，为国家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中文系设置的必要性除了从传承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角度来说是重要的之外，在普及全民文化教育方面也是必需的，识字是最基本的文化教育，而识字的任务就落在了一大批中小学或是夜校的语文老师肩上，这就需要高校培养出大批优秀的语文老师。由于这种特殊的地位和重要性，中文系的发展始终处于高教事业的前端，大批的优秀毕业生和建设国家的骨干人才往往都来自中文系，同时，在当时研究生数量有限的情况下，文学院唯一的研究生就是中文系中国文学专业的。这也说明了中文系在文学院甚至整个浙江师范学院学院都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一所高校的教学质量如何除了强有力的师资，还要有藏书丰富的图书馆，这样才能保证课堂内外的教学质量。当时中文系的教师有王西彦、夏承焘等学识渊博的教授，他们的教学，为中文系培养了一批优秀的学生。这些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很强，对课外图书的需求也颇为强烈，图书馆便成了课后师生聚集的场所。当时浙江师范学院的图书馆资料也是几个学院合并而成，接收浙大文学院中文系各种图书12905册，玉海楼图书及遗稿3008册，拓片1002份。这样的藏书在今天看来或许不算丰富，但在当时如同久旱后的甘霖一般滋润着全院师生求知若渴的心魂。新中国成立后相对的安定环境终于让知识分子可以安心做学术研究了，而渴望学习知识的学生也分外珍惜读书的机会，一时间，包括中文系在内的全院师生意气风发，徜徉在知识的海洋之中。

国家新建，许多制度不完善，还在摸索建设的途中。学院也在不断地改革完善，系科设置课程设置都在不断进行调整。中文系作为大系科，也始终追随学院的改革步伐，走在改革的前沿，不断完善自身。当时教育的基本国情是中等学校师资奇缺，读大学毕竟相对而言是少数学生才有的机会，最普遍的教育水平还是徘徊在中学教育阶段，中学学生的规模是最大的，而教师数量明显不够。所以学校在组建党政机构的同时，按照中央“整顿巩固，重点发展，保证质量，稳步前进”的方针，以培养中等学校（包括中等技术学校、中等师范学校）的师资及中级文化教育行政干部为主的培养目标，学院根据自身的师资力量，有计划地进行系科建设，集中力量培养中学师资。

在1952年最先设的三个系中就包括了中文系。当时共有3个系7个专修科，学制本科4年，以培养高中师资为主；专修科2年，以培养初中师资为主。本科专科分别培养的方式既适应了实际需要，又节省财力和时间。现在的专科基本是3年，那时候根据初中教师比高中更加匮乏的国情，酌情缩短专科时间，以便早日解决初中教师缺乏问题。在当时教育普及还不是那么广，高考也不是普遍出路的情况下，初中学生规模远大于高中，很多学生初中毕业之后就开始工作，只有一小部分人继续读高中，所以高中教师的需求相对而言要少于初中。因为没有深造的压力，初中教师的要求也显然稍低于高中教师，所以用两年的时间集中培养初中教师还是可行的。本科专科双管齐下，初中高中的教师培养问题就得到了很好的解决。

在首任系主任王西彦的领导下，中文系就这样渐渐发展起来。随着接受教育的人渐渐增加，教师需求量依然很大，两年的时间也稍显长了。年底，为解决中等教育师资的急需，中文和历史等专业的专修科开办一年制师资短训班，招收一批小学骨干教师，将他们培养成为初中教师。这个方法尽管有点粗糙，却是当时最好的选择。但是即便这样也还不够，所以1954年7月，中文连同历史、数学等5个系又组建中学教师进修部，以适应对在职中学教师的培训提高，这样在原有师资基础上提高教学水平的方法既节省了时间又很好地提高了教学质量。学校还在继续探索培养师资之路。1956年秋，浙江师范学院成立函授教育部，设中文和数学两个函授专修班，招收函授生236人。由于函授生本身具有一定的教学经验和知识素养，培训起来更为方便，比专修班学生学习两年才能取得教师资格要更加快捷、有效。这是中文系对中等教育师资培养所作的贡献。除了针对国家普及教育的需要采取的一系列或临时或长期的措施，中文系还不遗余力地培养高素质科研人才。在研究生教育方面，1953年9月，中文系姜亮夫教授和夏承焘教授开始招收古汉语和古典文学研究生共10人。至此学院和中文系都初具规模。

1953年9月到1954年底全国第一次高等师范教育会议召开。经过会议精神的传达和学习，中文系教师进一步明确了教学改革的方针和步骤，认识到教改是一个长期复杂的过程，最终是要使师范教育完全适合国家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教改中要加强教学研究，从改革教学内容着手，相应地进行教学形式和教学方法的改革。遵照高师会议的有关精神，中文系的教学改革又有新的进展。首先是重视教学的计划性，基本上按照师范教育计划草案修订了教学计划和教学大纲。除采用苏联教材外，教师还自编教材。1954年1月，为加强教学研究活动，学校调整了教学组织，中文系新建了古典文学教研组，以利更好地开展教学活动。

同时随着系科的不断扩大，师生人数增加，学院原有的校舍不够用，为了适应教育事业发展的需要，学院开始扩大规模，于1954年下半年在杭州市体育场路（临近浙江日报社址）设分部，将中文系、历史系、政治专修班、体育专修班迁入分部，由教务处设备教学行政干部3人负责分部的教务工作，另设总务科，由总务长领导分部的总务工作。当时学校是设两处一室，即教务处、总务处和院长办公室。教务处由教务长领导，下设注册、讲义、生活辅导3个组；总务处由总务长领导，下设总务、财务、房产3个组；院长办公室有秘书、人事两个组。当年12月成立政治辅导处，下设组织、宣传两个科，将院长办公室的人事组，教务处下属的生活辅导组规划政治辅导处。

学院创办以后，在任务重、困难多、人员少的情况下，各项工作坚持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行政领导一开始就建立并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制度：院办公会议，由院长、各行政处室和政治辅导处负责人参加，每周一次；系主任会议，约每月一次，主要检查、推动教学科研工作，总结、研究学期或学年工作等；院务委员会或院务扩大会议，每学期召开一至两次；院行政会议，不定期召开，主要讨论一些与教学、科研有关的事项，由各系主管该项工作的人员出席。中文系积极参加学校的有关会议，认真贯彻学校有关精神，在困难的条件下完善自身。每月一次的系主任会议之后，中文系都会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调整安排，避免管理与教学的僵化。

在建立健全机构的基础上，中文系还制定了职责范围和各种规章制度。为了加强系科行政领导工作，1954年2月院务委员会决定各系科设秘书和助理秘书各一人，协助系主任开展工作，并明确规定系秘书和助理秘书的工作职责。由于职责分明，初步做到了事有专管，人有其责，调动了全院工作人员的积极性，为完成各项建设任务，进行了大量的艰苦创业工作。

1956年第一学期开学以后，学校传达贯彻教育部“全面发展、因材施教”的方针和《关于执行高等师范学校暂行教学计划的若干临时措施的指示》，对浙江师范学院4年来的工作作了基本的总结，指出当前存在的最突出问题是：领导对教学工作有欠深入，发挥教学组织的作用不够，教师的工作、生活条件不好，对学生学习的规定太死板太机械，学生负担过重。针对这些问题，院领导提出了今后学校工作的意见：在“全面发展”方针的指导下，加强和改善思想政治领导，改进教学工作，提高教学质量，培养学生独立思考的能力。在这一会议精神的指导下，中文系积极采取相应措施，努力实现学生的“全面发展”。要求学生不仅要掌握知识，还要在道德品质、文娱活动、体育锻炼等方面有比较高的水平。在提高认识的基础上，调整教学计划，压缩周学时和课程门类，增加自学时间，这样就增强了学习的灵活度，也可以提高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培养自身兴趣，增加学习动力。

中文系在这一时期同地理系和历史系三年级的学生增加选修专业俄语，连同以前的化学、物理两系，共有5个系开设了这门课程。普通俄语课程则根据学生程度，分情况予以减免。俄语课程的开设虽是政治原因，却也使得中文系的师生开始更多地接触俄国优秀文学作品，这些作品影响了整整一代人的精神世界。

1956年秋，中文系增设系科副主任，还充实了行政工作人员。

新建的浙江师范学院经过几年的努力，到1958年与新建的杭州大学合并前，设有中文、外语、历史、教育、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地理9个系和政治教育等专修班，有在校研究生、本科生、专科生、函授生和进修学员等共计5638人（其中研究生5人，本科生3024人，专科生60人，进修班学员26人，函授生2523人）。学校已初具规模。这样的系科设置，符合当时学校师资条件和设备条件，适应地方教育事业发展的急需，实行了多种层次、多种形式的办学。6年共培养毕业生4000余人，为国家科学文化教育事业的建设和发展作出了贡献。其中中文系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尤其在师资队伍建设上。

与此同时，学院基本建设也有很大发展。1955年开始在杭州市松木场另辟校址建设新校舍。新校址确定后，勘察设计与征地拆迁同步进行。1956年新校舍建筑工程全面铺开。到1957年在不足两年时间内，累计竣工面积达3000多平方米，教学、生活福利利用房配套齐全，为迁校创造了有利条件。1957年4月，校部机关、中文系、历史系和政治专修科首先迁入新校址办学，六和塔原址改为分部，数学、物理、化学、地理、外语、教育等系暂时在分部，体育专修科仍设在体育场路。图书馆藏书达36万册，教学仪器大量增加。中文系再度搬迁之后，又开始了新的环境和教学活动的适应。

这一时期主要是学习苏联教学经验。中文系紧跟学院改革步伐。全国第一次教育工作会议确定了以原解放区新教育经验为基础，吸取传统教育中某些可资借鉴处，学习苏联经验，建设新民主主义教育方针。浙江师范学院的教学改革，即按照这一方针，根据培养德才兼备、体魄健全的中学各类师资的目标，随着学校思想工作的不断加强而逐步展开。整个教改工作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自1952年开展教改学习到1953年9月全国高等师范教育会议召开前夕。建院后学校就制定了第一个学年的教学改革工作计划，要求依靠群众，学习苏联经验，开展教研活动，逐步改革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提高教学质量，培养合格师资。全院教师组织起来，学习有关教学改革的文件，学习苏联关于师范学院教学工作方面的经验，按照“教学改革应着重教学内容的改革，首先解决教学计划、教学大纲和教科书的问题”的精神，各系科普遍制订了教学计划，各科目拟定出教学大纲，开始对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学组织等方面进行改革。

据1952年统计，全院共开出科目13种98门，包括政治理论科目、教育科目、专业科目、教育实习科目四大部分，开始将教学引上有目的、有计划的轨道。教学大纲的制订，提高了教学工作的计划性、科学性和思想性，有利于提高教学质量。为了保证教学计划的实现，还逐步建立和健全了教师的集体备课、课堂观摩、课堂讨论、课后评议制度和学生考勤、辅导、考试考察等制度，不断改进课堂教学。还采用了教学周历制度，要求老师做到以周为单位安排授课进度，提高教学的计划性。中文系按照学校指示，严格遵循这样的教学制度，在此基础上也适当考虑到了中文课程的特殊性，作出适当调整，成效显著。

教育实习是师范院校教学工作的重要环节。为此，学院成立教育实习委员会。1953年6月，236位首届毕业生参加为期一个月的教育实习。中文系毕业生积极投身于教学实习活动中，通过600堂课的试教以及班主任工作的实践，全体实习学生增长了知识，学到了方法，并进一步巩固了忠诚人民教育事业的专业思想。此举也为以后历届毕业生的教育实习积累了经验。

随着教学内容的改革，学校开始组建教学组织，为深入进行教改、开展教学活动奠定基础。据1952年第一学期统计，全院共建立教研组5个、教学小组20个，所有教师均参加了相关教学组织。组长由各系、科领导提名，经院长批准公布。教研组和教学小组的普遍建立，加强了教学工作的组织性、计划性，发挥了集体主义精神，对推进教学改革，提高教学质量，发挥了充分的作用。中文系也积极创建教研组和教学小组，开展教研教学活动，颇有成效。

这一阶段的教改工作是在摸索中前进的，并且富有成效。由于缺乏经验，对教改要求过高，社会活动过多，一度造成了学校工作的忙乱，使一部分教师疲于应付，没有时间备课与进修，学生也负担加重，影响了健康和学习。中文系也不例外，教学质量因此有所下降，但是学校能够及时反省和改正，及时开展教学检查，综合传达华东高校政治工作会议精神，组织大家学习中央提出的教学改革要“明确重点，稳步前进”的方针，采取相应措施。中文系在学校精神的指导之下，积极响应国家政策号召，加强系科建设，提高教学质量。在教师方面，明确教改中“四面出击”、“齐头并进”的现象；同时调整课时，明确规定上课与政治学习的时间，晚上不开会，保证教师能够充分备课。学生方面，合理地调整上课、自习、实习、睡眠、体育和娱乐活动的安排，严格限制开会（规定周一、二、三、四、五晚上不开会），减少学生干部兼职，减轻学习和社会活动负担，改进卫生工作，加强体育、文娱活动。从而很快克服了教改中的急躁冒进情绪，使教改工作从实际出发，有重点、有准备地逐步展开，为学生德、智、体的全面发展创造了条件。

第二阶段，自1953年9月全国第一次高等师范教育会议召开到1954年底。副院长焦梦晓出席了全国高等师范教育会议。经过会议精神的传达和学习，全体教师进一步明确了教学改革的方针和步骤，认识到教改的艰难复杂，师范教育必须无条件地服务于国家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教改中要加强教学研究，从改革教学内容着手，相应地进行教学形式和教学方法的改革。

中文系和其他系科在高师会议精神指导下，这阶段的教学改革又有新的进展。首先是重视教学的计划性，同各系科一样，中文系基本上按照部颁的师范教育计划草案修订了教学计划和教学大纲。全院除采用苏联教材外，教师自编教材96种、讲授提纲35种、教学大纲33种。为了总结交流编写教学大纲的经验，1954年9月20日，副教务长王承绪主持召开首次教学大纲报告会，王琎、张若民等教授参加北京和上海举办的理科20种教学大纲讨论的教师，做了编写教学大纲的报告。中文系教师也进行了文科间的交流，吸取各种有利经验。

1954年1月，为加强教学研究活动，学校调整了教学组织。中文系在这一调整中新建古典文学的教研组。古典文学在之后的几十年间更是得到了长足的发展。

第三阶段，从1954年12月到1958年，这一阶段中文系随全院的教改活动又有了较大发展，从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学制度等方面全面学习苏联，进行整体性改革。

1954年12月，教育部副部长和苏联专家，对学院的教学改革作了为期6天的考察，此后学院的教学改革，基本上是在全面学习苏联的思路下进行。教材方面，到1955年，学院开设的134门课程中，采用苏联教材达107门，占80%，全部课程仿照了苏联的教学形式，1955年春实行学生班制度，废除课代表制，加强集体主义和互助互学观念。根据苏联专家的建议，建立了教学法研究组织，重视对教学法的研究。到1956年，全院共成立教学法教研组34个，教学小组2个。教研组作为教学形式的基层组织，在教改中继续起着积极作用。

借鉴苏联教育工作的经验，的确有益于教学改革的展开，但不必讳言在“全面学习苏联”的口号下也存在着盲目性，不顾本国、本校实际，生搬硬套，过多地强调整体性，强求一律，没有充分发挥教师的独创性。上述情形也影响到中文系。强调苏联文化和教育模式，固然有利于弥补自身经验不足的缺陷，但同时也抹杀了中文的特殊性，不利于国文经典的传承。苏联文化固然有优秀之处值得学习，但是中国文化博大精深，有其特殊的丰富性，教师要依据中文特点来具体制订教学方案，不能统一而论，都归入苏联教育模式之中去。

总的说来，这一时期还处在学院建设初期，系科设置以及课程设置都在摸索阶段，错误难免，但成绩也是显著并值得肯定的。

在这时期中文系取得了不俗的成绩。首先是在科研方面。浙师院的科学研究工作是从1954年开始的。在这之前，历年的教学工作计划中虽都提及科学研究工作，但局限于教学法和苏联教材的研究，发表的都是这方面的文章。为了指导和推动科学研究工作，1955年2月，学院建立学报编辑委员会。当时文科各系的科研主要是围绕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观点和实用主义哲学展开的。1955年4月14日，中文系召开了有关这方面内容的学术报告和学术讨论，报告论文共29篇。4月28日，全院举行了学术报告会，中文系蒋祖怡连同历史系张建甫和教育系王承绪等教授做了学术报告。7月初，第一期学报人文科学版出版，陈立致发刊词，发表论文11篇。这一时期中文系的地方方言调查也受到了有关部门的重视，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1955年11月28日，学校召开该学期第3次行政会议，讨论编制1956年的科学研究计划，提出今后要“有组织、有领导、有重点、有计划，结合教学，联系实际，以学术批判为武器，开展科学研究”的方针，并按照高等教育部颁布的《高等学校科学研究工作暂行规程》，规定今后科研工作的范围，包括进行一般性的理论和实践的研究，编写反映现代科学成就的教科书和专门著作，撰述对科学书刊的评论和批判，进行有关教学法的研究。1956年1月，中共中央召开关于知识分子问题会议，3月31日，浙江师范学院举行第一次科学讨论。中文系参加了这次盛况空前的讨论会，并提交若干篇论文，夏承焘、任铭善、胡士莹等教授都有论文，这次讨论会，吹响了浙师院向科学进军的号角，打开了校际学术交流的大门，也为中文系与兄弟院校和学术单位的学术讨论提供了机会。中文系资料室编印的《批判集》

由于受到“大跃进”和“整风运动”等政治形势的影响，教学科研工作虽然遇到了一定的困难，但是，中文系师生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利用所能允许的形式展开各种形式的研讨和辩论，提高学科知识和研究兴趣。如当时由中文系资料室编印的《批判集》，便是按“中国古典文学”、“中国现代文学”、“外国文学”、“文学概论”、“民间文学”、“汉语言”6个学科，师生共同进行研讨和论争，其内容虽然受到政治形势的影响混淆了学术和政治的界限，任意上纲上线，很不可取，但是，其探讨尚有一定的学术内涵。个中教训很值得记取。

其次在师资培养方面，出现了一批优秀的教师。1952年到1953年，学校制定“边教边学，教与学相结合，稳步前进”的培养方针，采取3种形式培养青年教师。一是由业务水平高、教学经验丰富的老教师指导已确定培养方向的助教，从事进修和具体教学实践工作；二是边教边学；三是选送进修。1953年到1954年，培养助教工作强调计划性、系统性和正规训练，强调打基础。按照系科需要、课程性质、助教本人业务水平高低，拟订每一助教的培养计划：包括培养目标、培养年限、培养内容、培养方法和指导老师等，使培养工作更趋规范化。中文系也秉承这一方式培养了大批优秀的青年教师。另外还有一批学术上有成就，群众威望高，社会上有一定影响的优秀教师，被推荐参加人大、政协、文联等组织，更多地为社会主义建设贡献力量，如蒋祖怡、夏承焘、姜亮夫和王驾吾等教授先后被评为优秀教师和院教育先进工作者。尽管有“左”的干扰，中文系在这一时期还是踏实地从事科研和教学，取得了可喜的成绩。

（二）杭州大学中文系的组建与发展（1958-1966）

1958年至1966年，是“文革”动乱前稍显平静的十年。1958年，由浙江大学和之江大学组建而来的浙江师范学院与新创办的杭州大学合并，校名为“杭州大学”，从此开始它长达40年的历史。

1958年上半年，浙江省委决定新筹办综合性的杭州大学，学制4年，中文、新闻、历史、数学、物理、化学、生物是当时暂设最早的7个系。学校规模为学生2000名，每年招生500名。校址设在杭州市文三街（原省委党校和省工农速成中学校址）。筹备工作由省委常委、省高校党委书记周荣鑫负责，著名数学家、复旦大学教授陈建功被调来担任副校长（仍兼任复旦大学校务委员、函数论教研室主任），另一位副校长是作家、中文系的林淡秋先生，左达任党委副书记，未正式成立党委会。

全校教职员工共130余人，其中教师来自浙江师范学院、浙大、浙农大等校；工作人员分别来自省级机关、部队和浙江师范学院。各系负责人为：陈士怡（教务处长兼生物系主任）、沈錬之（兼历史系主任）、陈嗣虞（化学系主任）、白正国（数学系副主任）、斯何晚（物理系副主任），新闻系主任由浙江日报社长江牧岳兼任，而当时中文系主任则是叶克先生。

新创办的杭州大学1958年暑假开始招生，共招新生488名，9月正式开学。这样，从着手筹备到招生到正式上课，前后不过3个月。开学后，面临的困难很多。首先是师资不足，各系课程基本上由浙师院的教师兼任。同时，图书、仪器的设备也不敷使用。学校一度走入了困境。在这种状况之下，省委负责人提出将杭州大学并入浙师院的意见，并从1958年10月中旬开始着手准备两校合并的事宜。12月2日，学校向师生员工正式公布了浙江省委关于两校合并后定名为“杭州大学”的决定。

新建后的杭州大学在校部机构设置方面有所不同：党委办公室（主任魏佑功），党委组织部（部长李林岗），党委宣传部（副部长陈因），党委统战部（副部长丁鉴），团委（书记杨招棣），校长办公室（主任司建兴），教务处（教务处长陈士怡），人事处（处长李林岗），总务处（处长王相庭），生产科研处（处长王绍艮），图书馆（馆长翟墨新）。教职工866人，其中教师439人。根据省委指示，两校合并后的杭州大学是以社会科学为中心、文理并举的新型的综合性大学。省委要求除原有的11个系外，还要增设哲学、政治经济学两个系。鉴于当时培养中学师资的任务很重，杭州大学还负有培养中学师资的过渡性任务。这一时期的杭州大学在曲折中发展。

1958年至1960年的3年“大跃进”时期，在当时开始滋长起来的“左”的思想指导下，杭州大学经历了两次教育革命。而中文系也在这两次教育革命中经受了非比寻常的磨炼。

第一次“教育大革命”始于1958年5月，贯穿于浙江师范学院与新建杭州大学合并前后。在此期间，师生们在办厂、办场同时，也搞科研。中文系师生投身到这场全国性的改革中，在教学大检查的基础上，着手编写教学大纲和教材，并兴起了科研活动热潮。

两校合并后共设中文、历史、政治等11个系，中文系第一主任为叶克，第二主任是姜亮夫。当时全校在校学生3603人，其中研究生5人，本科生3439人，专科生133人，中学教师进修班学员26人。教职工866人，其中教师439人。中文系当时的教授、副教授有姜亮夫、夏承焘、王焕镳、胡士莹、孙席珍、任铭善、胡永声、陆维钊等。

1959年3月初，召开杭州大学第一届党员大会，选举产生了陈烙痕等25人组成的党委会。5月29日，省人委任命林乎加兼任杭州大学校长，林淡秋等当选副校长。7月14日，省委批准陈烙痕任杭州大学党委书记，左达、宋思纯任党委副书记，中文系林淡秋、叶克等人为党委常委。1959年上半年，学校在贯彻中央教育工作会议精神和毛泽东关于“宁左勿右”问题批示的过程中，开始纠正轻视基础理论知识、轻视课堂教学、轻视教师作用的倾向，师生关系得到改善，教学质量有所提高，学校的各项工作，包括教学、科研、生产劳动、文体卫生等，也都比较正常。学生中普遍开展了“争取读书、劳动、思想三丰收”活动。1960年，中文系师生参加新“三反”运动合影

1960年兴起第二次“教育大革命”。它与当时社会上的技术革新、技术革命运动同时进行。1960年3月，学校根据省委指示，改变了原先的教学计划，先后3次组织文理科师生到杭州、宁波、金华、嘉兴、绍兴、湖州等7个市、县参加城镇“三反”（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于8月10日前后返校。学校推迟到这时才开始放暑假，并相应推迟了下学期的开学时间。这次的“教育革命”是1958年“教育革命”的继续。其宗旨是“大破大立”，即所谓破资产阶级教学体系，立无产阶级教学体系。6月至8月，以“大鸣大放、大争大辩”的方式开展大检查，摆问题，提方案。8月以后，主要是制订教学计划、教学大纲和编写教材。中文系也参加了这次的“教育革命”，在“三反”活动中深入城镇，这影响了正常的学校教学工作。而且在新的教学计划中，增加了政治课和生产劳动的比重，取消了心理学和教育学课程。中文系在课程制订方面不得不有所调整，压缩专业课的时间来安插这些课程。在办学方向上，提出“文科党校化”，文科基础理论课要以毛泽东著作和党的有关文件为基础教材。根据省委关于文教事业建设的三级所有制分工的指示精神，杭州大学要积极帮助各地区的师范院校。1960年上半年，杭州大学曾与各地师范院校联系，并同他们一起研究专业设置、教学计划、师资培养等问题。中文系在这样的交流中学习其他院校的教学经验。

1960年7月9日，省委正式作出决定：“杭州大学与省委党校合并（对外仍挂两块牌子），成为社会科学的大学，培养具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础知识，有一定实际工作经验和专业知识的干部及中等以上学校的师资。开设政治、经济、教育、中文、历史、外语、新闻、哲学、政治经济学9个系（其中政治系设政法、政教两个专业，经济系设工业管理、人民公社、财政贸易3个专业），并附设工农中学及理论训练班，发展规模为6000人，该校数学、物理、化学3个系划给杭州工学院，生物系划给浙江农业大学，地理系分别并入杭州师范学院及建德矿冶学院。”8月26日省委决定从各系统、各级机关中抽调750名在职干部到杭州大学学习。省属高等院校的这次大调整，给学校工作带来了许多困难和问题。广大师生员工情绪波动，思想混乱，陈建功教授等为此提出了不少意见。省委最后做出决定，保留了杭州大学的原貌。

在这样的政治浪潮中，整个学院都陷入漩涡之中，中文系也不例外，只能在这样的动荡中尽量做好本职教学工作。但是从1960年11月下旬开始，师生员工中陆续发现浮肿病，与此同时，在女生中发现妇女病发病率极高。中文系尽管不是最严重的，但是也造成了师生身体和精神的双重恐慌，严重地影响了正常的教学。为此，校党委召开扩大会议，专门研究防止和医治浮肿病及贯彻中央关于劳逸结合指示事项。党委规定，学生每天学习（包括自习和劳动）9个小时，睡眠8个小时，其余时间用于社会活动、用餐、娱乐和处理个人事务；教工实行7小时工作制；周六晚上和星期天全天由师生员工自由支配。另外，党委决定由左达、宋思纯两位副书记负责成立检查组，下系检查实行劳逸结合情况和以食堂为中心的后勤服务工作。中文系在新政策下一定程度地恢复了往日教学的灵活度，自由支配时间保证了课外学习的深度和广度。

1958到1960年间，“大跃进”思潮影响了学校正常的教学活动，出现了所谓的“教育大革命”，使一些教师受到错误地批判。当然中文系在这段动荡时期也还是取得了一些成绩，浙江方言的调查还在继续，涉及多个县、市和学校，搜集了大量资料，并取得了研究成果。杭大中文的函授专科在这一时期改为本科，学制为5年。1959年11月，杭州大学公布了各函授专业本科的教学计划，同时公布了《杭州大学函授教育暂行教程》、《杭州大学函授生暂行学则》、《杭州大学函授课程成绩考核暂行办法》等5项规定。1960年2月，学校成立普教处，中文系和其他系科的函授处归普教处，但是7月普教处撤销，函授科仍归教务处。

1961年之后学校开始重新做出一些调整。1961年5月到1962年5月这一年中，根据“八字方针”的精神，学校就学校的性质、任务、系科专业设置和规模进行了较大调整，许多专业下马，中文和外语、数学等10个系14个专业保留下来。学制除政治、外语是4年外，其他均为5年。函授教育也作了调整。1961年5月17至20日，第7次省高师函授协作会议在杭大召开。这次会议着重商讨函授教育如何缩短战线，提高质量问题。根据这次会议精神，杭大决定停办历史、地理、生物、俄语4个函授专业，集中力量办好中文、数学、物理、化学等4个函授专业。到1961年底，杭大函授人数从5032人降至1378人，其中中文占了892人。从1961年2月开始，中文同数学、物理、化学4个专业分别出版16开本的《杭大函授》专业辅导刊物。《杭大函授》（语文版）1963年后改名为《语文进修》，到1966年上半年停刊为止，语文版共出25期。

课程设置方面也取得了成绩。由4年制改为5年制的系科，各门课程都重新制订教学计划和教学大纲，选编教科书和讲义。中文系开设了不少当时属于新学科领域的选修课，如蒋祖怡的《文心雕龙》课、任善铭的《中国汉语史》课等。由于实事求是精神逐步恢复，“双百方针”得以进一步贯彻落实，学校的学术气氛逐渐活跃起来。1961年4月，中国科学院浙江分院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先后在杭大举办了“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若干理论问题”讨论会和“关于语言的社会本质”讨论会，对杭大的学术研究工作起了推动作用。同年夏天，中文系举行了“词与词组的划界”、“世界观与创作方法的关系”、“社会主义时代没有悲剧”、“怎样看待文艺共鸣现象”等专题讨论。稍后又进行了历史剧和阿Q典型问题的讨论。

1961年7月20日，中国科学院浙江分院语言文学研究室在杭大成立，下半年，中文系与中国科学院浙江分院语言文学研究室联合举办治学经验报告会。到次年5月，中国科学院浙江分院语言文学研究室因中科院浙江分院撤销，改名为杭州大学语言文学研究室。该研究室以中国古典文学和古汉语为研究方向。据1962年年底统计，该室有研究人员8人（其中研究员2人，副研究员1人，研究实习员5人），行政管理人员2人。1962年实际进行的研究课题共15项，当年完成3项。

之后，全国上下在“阶级斗争为纲”和“反修防修”的指导下开展“四清运动”，师生离开校园参加“四清”工作，教学计划也被调整，课程削减。中文系等文科4个系参加农村“四清”运动之后，于1965年7月即开始拟订教改方案。各系的教改方案大体分为3种：一是在校各年级的过渡性教改方案；二是1965年入学新生教改方案；三是半工半读试点方案。新方案对中文系课程和学时做了如下调整：42门课（其中选修课21门）减为16门（其中新增毛主席诗词、当前文艺问题、政论文及写作、语言和语言政策4门），总学时由2903学时减为2035学时。1965年中文系半工半读试点班共招32名学生，学制5年，以杭州园林管理局苗圃为劳动基地。同年11月开始，中文系开设“当前文艺问题”的课程，但是到1966年上半年，随着形势的发展，学校的教学工作越来越难以进行，到后来终于完全失控，开始了“文革”。六七十年代杭州大学校门

这一时期同样取得了一定成绩。1959年《杭州大学学报》出了一期“中国语文专号”。这期专号集中刊载了中文系享有较高学术声望的专家的论文，代表了他们在各自擅长领域内的最新成果，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为夏承焘教授的《西湖与宋词》，王焕镳教授的《韩非子简论》，胡士莹教授的《读＜吟风阁＞杂剧札记》，蒋礼鸿先生的《敦煌词校议》、《中国俗文字学研究导言》，雪克先生的《关于元杂剧的贬曹倾向》，张仲浦先生的《谈＜故事新编＞创作上的几个问题》等。此外，还刊登了中文系四年级学生陈坚、朱承辉等撰写的关于当代文学的论文《谈杜鹏程短篇小说英雄人物的创造》、《试论刘白羽的报告文学》。1962年1月，中文系举办了“工具书展览会”。展览期间，参观者每天300余人次，外系外校也有师生前来参观。为了活跃学术气氛，1962年9月至12月，学校组织了一系列专题学术报告会。内容有：胡士莹的《变文的体裁与特点》、夏承焘的《词调的声音》、王驾吾的《王安石政论文》、刘操南的《楚国疆域形势及屈原放逐图说》、徐步奎的《庄子在文学史上的评价》、盛静霞的《辛弃疾词的艺术特色》、姜亮夫的《语音文字初探》、任铭善的《建国以来语言科学研究中的几个问题》、蒋礼鸿的《训诂方法与古典文学教学》、吕漠野的《谈新诗的欣赏与创作》、张仲浦的《郭沫若历史剧的创作特色》、孙席珍的《西洋文学的比较研究》和蒋祖怡的《王充＜论衡＞的数篇问题》等。1960年至1962年，先后有茅盾、巴金、巴人等著名作家和文艺评论家来中文系讲学。在1961年到1965年间，中文系教师出版的著作有：姜亮夫的《楚辞叔母五种》（1961年上海中华书局出版社出版）；夏承焘、盛弢青选注的《唐宋词选》（1962年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徐朔方的《汤显祖集（诗文）编年笺校》（1962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徐朔方的《牡丹亭校注》（1962年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胡士莹的《吟风阁杂剧校注》（1963年上海中华书局出版）；夏承焘的《词源注》（1963年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王焕镳编注的《韩非子选》（1965年上海中华书局出版）。1959年《杭州大学学报》“中国语言文学专号”

成绩需值得肯定，也来之不易，这是中文系全体师生在“左”倾思想日趋严重的形势下努力争取的结果。在下一个十年里，中文系将走得愈加艰难。西溪河畔原杭州大学中文系系址（1974-1984年中文系曾从校本部搬迁于此）

（三）十年动乱期间的停滞（1966-1976）

1966年6月，“文化大革命”风暴开始席卷全国各地，杭州大学中文系自然也卷入其中。“文革”的十年是杭州大学的正常教学工作受到严重破坏的时期，学校基本上没有什么成绩，正常的教学活动也受到冲击，教学科研基本上处于停滞状态。

1966年，《五·一六通知》和《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发表，标志着“文化大革命”的全面发动。宁静的校园遭到破坏，人们焦虑不安，尤其是许多老教师提心吊胆，恐怖气氛笼罩着整个杭州大学。随着党的“九大”的召开，杭大校园内的“文革”集中开展了几项活动。第一项活动是所谓“教育革命”的开展。4月16日和21日，驻校工宣队和校革委会召开了“首批下乡革命师生动员大会和全校教育革命誓师大会”。尚未下乡的中文等系成立了教育革命领导小组，开办学习班，并抽调一定力量，组织教改小分队，进行教改初探。中文系的教改小分队到嘉兴农村，于5月7日在东栅开办了“毛泽东思想文科大学”。第二项活动是所谓的“清理阶级队伍”，中文系同学校其他单位一样，有不少教职工被揪斗，包括正副教授和讲师。尤其是在运动开始的时候，浙江省委就通过《浙江日报》公开提出批判林淡秋、夏承焘的“林夏战役”，使杭州大学中文系成为运动的“重灾区”，一些教师身心受到极大摧残。

1971年9月13日，林彪叛国私逃摔死在蒙古温都尔汗，客观上宣告了“文革”的理论和实践的失败，但是全国范围的动乱并未结束。“九·一三”事件使广大师生员工又惊异又惊喜。人们翘首盼望“文革”的转机到来。

当时根据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精神，学校实行开门办学，组织各系师生下乡下厂，到工农兵中去接受改造。中文系的全体师生分别到诸暨、绍兴、桐庐和萧山的有关公社和大队，实行开门办学，在田园地头，一边劳动，一边教学。

之后的“十大”继续“九大”的“左”倾错误，1974年开始，随着全国“批林批孔”运动的展开，杭大师生逐渐看清了江青、张春桥等人的罪恶企图。开始反思这十年的动乱所造成的创伤，并准备着迎接新时期的曙光。

尽管十年动乱是一场灾难，给正常的教学秩序带来了一定的冲击，但是可贵的是，杭州大学中文系的师生依然没有放弃自己的专业，为其后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承承焘、姜亮夫等一批著名教授依然不顾条件的艰难，坚守自己的学术园地，广大年轻教师也刻苦钻研，为以后的学术成就赢得了时间。

同样，一批来自于工厂、农村和部队的学员则珍惜自己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努力学习，刻苦锻炼，不少工农兵学员毕业后成为各个部门的杰出人才。

（四）“文革”结束到四校合并（1976-1999）

1976年10月，“四人帮”覆灭，宣告了“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的终结。我们国家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杭州大学也从此走上了新的历程，学校的教学、科研等各项工作迅速得到恢复与发展。学校开始调整组织机构、整顿教学秩序、健全规章制度，工作重点转向教学、科研。

1977年11月6日，省委明确指示杭州大学为综合性大学，任务是培养科学研究人员和各种专业人才，培养高中和大学的师资。根据这一任务，学校研究了办学方向，提出了调整专业结构的设想。全校的系科及专业设置进行调整，向省政府报告提出了要增设哲学、经济、心理三系。

校工会、团委、学生会、民主党派等组织也相继恢复了活动。1978年9月22日至23日，召开了共青团杭州大学第十次代表大会和第十三次学代会。12月30日召开了杭州大学第四次工会代表大会，选举产生新的领导成员。1979年底，恢复民主党派的基层组织和活动。当时全校有民主党派成员69人，学校召开了民主党派全体成员大会，党委书记刘活源到会祝贺。各民主党派组织在学校的恢复和初步发展中开始发挥作用。

1981年，学校增设了外事办公室和生产财务处。1983年3月学校决定建立校劳动服务公司。在这一期间，全校各科、室也先后作了调整，1979年5月恢复了校附属医院，同年10月恢复杭州大学校刊。到1983年初全校各机构都做了一定的调整。八九十年代杭州大学校门

1978年4月，学校结合学习邓小平关于教学战线“拨乱反正”的重要讲话和贯彻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精神，提出了杭州大学今后三年、八年的发展规划。学校首先要求各级领导要树立为教学、科研服务的思想，改变工作作风，把主要精力放在研究教学、科研工作的重大问题上，腾出更多的时间深入教学科研第一线，参加教研室活动，和学生一起上课，及时解决教学科研中的问题，保证教学、科研工作的顺利进行。

由于指导思想比较明确，有力地促进了学校工作重点的转移，要把教学、科研搞上去成了全校上下的自觉行动。

1977年11月6日，省委发文157号明确杭州大学为综合性大学，任务是培养科学研究人员和各种专业人才，培养高中和大学的师资。1978年，省委51号文件进而明确规定：“根据国务院办好全国重点高等学校的指示精神，确定杭州大学为全省重点高等学校。”根据这一任务，学校研究了办学方向，提出了调整专业结构的设想，对全校的系科及专业设置进行调整，向省政府提出要增设哲学、经济、心理三系。1980年5月，经省政府批复同意，杭州大学再增设法律系。同年9月，政治系一分为四，新成立哲学、经济、法律三个系，并将原中共党史、国际共运史教研室与原马列主义教研室合并，建立新的马列室，原马列室的自然辩证法组并入哲学系。姜亮夫在1977级学生毕业纪念册上的题词

中文系的本科教育在这一时期取得了可喜的成就。尤其是1977级和1978级的学生，在校期间刻苦攻读，毕业后在许多重要的岗位上作出了积极的贡献。中文系的专修科在这时得到恢复。恢复了函授教育，创办了夜大学，还举办了各种进修班和短训班。在校学生人数猛增。

中文系在这些新的调整中始终发挥积极作用。为了保证教学质量和稳定教学秩序，采取了若干措施：第一，保证教师每周有六分之五的时间用于教学、科研或进修。各级领导要层层把关，统筹兼顾，合理安排，切实保证。第二，建立岗位责任制。每门课程都要实行主讲教师负责制，每门课程由一位，至多两位教师主讲，每学期每个教师都必须有明确的教学、科研、进修任务；各系各教研室应鼓励教师在完成规定任务的前提下，从事科研活动，并为其创造必要条件。第三，建立教师业务进修考核制度和教师升等制度。这一时期，学校按照教育部有关规定，推行教学工作质量制度和教师升等制度，制定了相应的实施办法。第四，成立校学术委员会。它的任务是对全校教学、科研和教师队伍建设的近期计划和远期发展规划提出建议，组织学术活动，审定学报稿件等。第五，采取多种形式切实组织好教师的业务进修。第六，加强教研室活动。第七，改进图书馆与教材工作。

为了提高学术水平，抓好重点项目建设，从1979年开始学校相继恢复和新建了一批研究室，中国语言文学研究室就是在这一年的5月得到了恢复。

这一时期，全校的学术活动非常活跃。1980年5月，中文系与省外国文学研究会举行的纪念巴尔扎克逝世130周年和托尔斯泰逝世70周年科学报告会，全国共有24个省、市、自治区100多所高等院校180余名代表参加，会上提交论文78篇。1981年中文系举办了纪念鲁迅先生100周年诞辰研讨会。此外，学生中的学术活动也搞得比较活跃，校团委、学生会先后举办了两届学术讨论会，有1000多人参加，提交论文400多篇。1974年开始由教务处创办、1980年转由中文系主办的《语文战线》，于1980年1月将双月刊改为月刊，后又改名为《语文导报》，直到1986年停刊前，在学界具有广泛的影响。1981年郑择魁老师在北京周建人先生家

1978年开始，学校着手进行系科、专业的调整和建设。到了20世纪80年代初，中文系教师中的教授有姜亮夫、夏承焘、王驾吾、孙席珍、徐步奎、蒋礼鸿等多人，副教授有王林祥、王维贤、吕漠野、刘操南、吴熊和等10多人。各个学科也都初具规模。

古典文学教研室的教师有王驾吾、夏承焘、徐步奎、刘操南、吴熊和、蔡义江、孔镜清、平慧善、朱宏达、陆坚、邵海清、洪克夷、雪克、伍方南。徐步奎担任教研室主任，洪克夷、朱宏达担任教研室副主任。

语言教研室有蒋礼鸿、王维贤、祝鸿熹、倪宝元、郭在贻、刘云泉、杨一冰、张金泉、倪立民、程怀友、傅国通、童致和、曾华强、魏国珍、黄金贵。王维贤担任教研室主任，傅国通担任教研室副主任。

现代文学教研室有王荣初、吕漠野、张仲甫、丁茂远、王国柱、何寅泰、沈绍镛、张颂南、张黛芬、陈坚、袁丰俊、吴秀明。何寅泰担任教研室主任，陈坚担任教研室副主任。

文艺理论教研室有蒋祖怡、王林祥、戈铮、朱克玲、庄肖荣、李寿福、韩泉欣、蔡良骥、潘文煊、李遵进。庄肖荣担任教研室主任，蔡良骥担任教研室副主任。

写作教研室有孙席珍、王养兴、吕洪年、汤洵、余荩、张春林、陈为良、林士明、陶剑平、李孝华。陈为良担任教研室主任，余荩担任教研室副主任。

外国文学教研室有汪飞白、丁子春、任明耀、华宇清、毛信德。汪飞白担任教研室主任，华宇清担任教研室副主任。

公共语文教研室有王欣荣、卢曼云、邬武跃、刘一新、李达三、张大芝、张光昌、周清朋、赵明政、秦亢宗。张大芝担任教研室主任，邬武跃担任教研室副主任。

中国语言文学研究室的研究人员有：姜亮夫、沈文倬、陈元恺、郑择魁、钱文斌、毛雪菲、吴薇。姜亮夫、郑择魁担任研究室负责人。

汉语大辞典编写组有周维德、雪克、童致和、曾华强、何明春。曾华强担任编写组组长。《语文战线》编辑部有张春林、俞月亭、袁丰俊、徐贤德、钟仲南。袁丰俊担任编辑部副主编。

办公室有戈铮、卢兴仁、周志龙、郑安宁、赵士华、赵延芳。卢兴仁担任办公室主任，戈铮、周志龙担任办公室副主任。

资料室有丁兴珍、王素仙、刘文奕、李宪国、陈梅芳、潘淑琼，潘淑琼为负责人。

自1981年以后，中文系又取得了较大进展，增设古典文献专业，并陆续获得博士、硕士学位授予权。1981年11月，国务院批准了全国首批博士、硕士学位授予单位和学科、专业及指导老师名单。杭大有权授予硕士学位的学科、专业21个，有权授予博士学位的学科、专业2个及指导教师3名。中文系这批有权授予硕士学位的专业分别是中国古代文学、中国文学批评史、现代汉语、汉语史。1984年1月，在国务院批准的第二批名单中，杭大中文系新增的有权授予硕士学位的专业有中国现当代文学和中国古典文献学，后者还有权授予博士学位。1986年7月，中文系新增文艺学硕士点和中国古代文学、汉语史博士点，1990年，中文系新增世界文学专业硕士点。1984-2007年，中文系所在的东一教学楼

1983年3月省人民政府批准杭州大学恢复函授教育，同年12月正式恢复招生，招生的专业为中文本科和数学本科。招生地区限杭州、湖州两市及其所属县。通过入学考试，择优录取，首次招收学生751人，其中中文476人。两年后增至591人。1984年3月郑择魁老师在纽约与美国现代语文学会座谈

杭州大学从1983年开始进入了快速发展时期。教学、科研、对外交流、师资队伍和校园建设等各项工作都取得了有史以来最好的成就。加强学科建设、深化教学改革，杭州大学多次被评为先进单位和[1]优秀学校。到了四校合并前的1998年，中文系是具有重要地位的学校直属单位。1998年9月，在四校合并前夕杭州大学中文系教工在图书馆前合影

中文系在这一时期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本科专业有汉语言文学、古典文献和汉语言文学教育三个专业。硕士点有中国古代文学、现代汉语、汉语史、中国现当代文学、中国古典文献学、文艺学、世界文学等。博士点有中国古典文献学、中国古代文学、汉语史等。

新时期增设的科学研究机构中，中文系增加了古籍研究所和中国文学研究所，科研能力大大增强。

中文系这一时期成绩突出。1991年2月6日，成立杭州大学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1995年，经国家教委批准，中文系的中国语言文学和历史系的历史学两个学科被批准为国家文科基础学科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基地。1996年，杭州大学“211工程”预审会议闭幕式

1996年9月，顺利通过“211工程”评审，标着着杭州大学成为面向21世纪国家重点建设的一百所大学之一。这既为百年学府长期奋斗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点，也为接下来的新世纪书写美好的新一

[2]页。

[1]

杭州大学校史编写组：《杭州大学校史（1897-1988）》，1989年9月。

[2]

杭州大学校史编辑委员会：《杭州大学校史（1897-1997）》，1997年3月。

三　第三阶段（1999—）

1998年对于刚刚走完百年历程的浙江大学来说，又是重要的一年。1998年9月，这所国家教育部直属的全国重点大学，由同根同源的原浙江大学、杭州大学、浙江农业大学和浙江医科大学四所高校合并组建而成，成为目前中国规模最大、学科覆盖面最广的综合性大学之一。1998年，四校合并，新的浙江大学成立大会

1998年9月15日，新浙江大学宣告成立，江泽民总书记、李鹏委员长为新成立的浙江大学题词。江泽民的题词是：“办好浙江大学，为科教兴国作出更大贡献。”李鹏的题词是：“发扬优良校风，培养[1]建国人才。”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应邀出席了成立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江泽民为新浙江大学的题词

新浙江大学成立数月之后，1999年3月，著名作家金庸任浙江大学人文学院院长，廖可斌任常务副院长，张梦新任院党委书记。9月，吴秀明任中文系系主任。

四校合并以后，学校的资源得到了进一步的优化和共享，学校的图书馆总建筑面积进一步得到了扩充，藏书量达到了430万册，是全国规模最大、藏书量最多、分布面最广、学科覆盖最全的综合性大学图书馆之一，这无疑加厚了学校的知识底蕴。对新时期的学科发展而言，四校合并后，加强了多学科、多院系之间的交流与合作，为学生提供了多角度、跨学科的视野，同时也为学生综合素质的提高提供了保障。而学校优秀的硬件基础设施，如大量设施齐全、装备先进的现代化教学实验室、科学楼馆、体育场馆、活动中心、游泳池等公共设施等为全校师生员工的工作、学习、生活及开展中外学术和文化交流活动提供了完备的条件。当然，合并以后也带来了许多新问题，新的体制也对新合并的浙江大学提出了挑战。

1998年后的浙江大学中文系，是由杭州大学中文系为主体而发展的。1986年，合并前的原浙江大学也曾创建了中文系，骆寒超、陈志明、徐岱等先后担任中文系系主任，经过一段时间的建设，也有长足的发展。新的浙江大学成立之后，它改名为浙江大学国际文化学系，隶属于新成立的浙江大学人文学院单独建制并发展；2007年，又与新闻系一起从人文学院分离出来，单独成立一个新的传媒国际文化学院。它的有关情况，主要拟由传媒国际文化学院介绍，为避免重复，这里暂付阙如。关于浙江大学、杭州大学、浙江农业大学、浙江医科大学合并组建新的浙江大学的决定

四校合并以后，浙江大学中文系进入自身全面发展的新的时期。自1998年以来，浙江大学中文系秉承老一辈的传统，经过几代学者的努力，它在各方面都有了较大的拓展，形成了良好的发展态势。如今的中文系，尽管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和不足，但从整体来看，师资力量雄厚，学科优势明显，在国内外享有较高的声誉。尤其值得一提的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一批涵盖各学科、梯队齐整、实力强劲的中青年学者脱颖而出，他们在教学和科研各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已引起了同行的广泛关注和好评，曾获国家级教学成果奖2项，国家级精品课程1门，国家级特色专业、国家级创新实验区、国家级教学团队各1个。有6人被评为或入选国家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或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有5人被评为浙江省特级专家或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有10余人入选浙江省151人才工程，有1人获国家级教学名师奖，有2人被评为浙江大学求是特聘学者等。

中文系学风纯正，学术研究成果丰硕。近些年来，共承担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研究项目（包括重大、重点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浙江省社会科学基金及其他有关项目100多项；发表学术论文1000余篇，其中刊发在《中国社会科学》、《文学评论》、《中国语文》、《外国文学评论》等国家权威学术刊物上100多篇；出版学术专著几百部。获省部级以上科研奖上百项。

目前，中文系已发展成为学科齐全、特色鲜明的一个系。设有汉语言文学、古典文献学、编辑出版学3个本科专业和1个影视与动漫编导方向，有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博士点以及文艺学、中国古代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汉语言文字学、中国古典文献学等7个二级学科博士点，并设有中国语言文学博士后流动站。中文系是国家教育部批准设立的首批国家文科基础学科人才培养与科学研究基地，1998年全国文科基地评估时被评为优秀基地，其汉语史研究中心为教育部确定的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文艺学、中国古代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汉语言文字学等4个学科为浙江省重点学科，其中古典文献学为国家重点学科（2007年）。2009年，浙江大学中文系主办的全国重点大学中文系主任会议合影

中文系现有教授31名、博士生导师31名、副教授10余名。据不完全统计，已培养学生近万人，他们在祖国建设的各个工作岗位上都卓有成绩。近些年来，中文系注重加强与国外的学术交流，先后应邀派出30多个教师到十几个国家与地区交流，与一些国外大学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中文系自2007年迁入浙江大学西溪校区教学主楼

作为一个教学科研基地，浙江大学中文系在发扬求是学术传统的同时，坚持创新，与时俱进，其教学科研水平得到了国内学术界、教育界的好评。

（一）四校合并后的浙江大学中文系

1999年开始，浙大中文系按照学校总体思路，以“宽、专、交”兼备为特色，以KAQ（知识、能力、素质）并重为标准，以建设人文通识课程和精品课程为重点，构建了“金字塔式”的课程结构体系，对学生实施宽口径和个性化培养。其中为实现各学科渗透、扩大学生知识面而开设的平台必修和选修课，全部经过了整合，删除了重复内容，强调对学生“授之以渔”，增强授课教学的科学性，为学生投入研究性学习节约了时间。

基于以上要求，中文系努力建设系级精品平台课程和学校重点课程。作为一个传统大系，中文系的优势课程更是发挥了很好的领衔作用，其中古代小说鉴赏、古代诗词欣赏、中国诗学概论、世界文学等[2]课程被列为浙江大学重点建设的“精品课程”。精品课程的设立，不仅对于中文系相关老师而言是对其教学的一种肯定，从学生的角度上来看，更是其吸收文化之精华的渠道。对初入相关专业的学生而言，中文系的精品课程是展示中文系魅力的重要窗口，在受到深厚底蕴熏陶的同时，也能够进一步激发学生的兴趣。同时，从整个中文系的发展来看，精品课程的设立和开展，一方面加强了“学术成果”的深入浅出的推广，另一方面，对于本科的基础教育而言，中文系的精品课程的建立不但从中锻炼了师资队伍建设，而且使得师资教材与自学指导书建设、教学手段现代化的建设不断地得到完善和系统化，为今后的“学术精品丛书”和一系列的“强所”计划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同时，以精品课程作为突破口，中文系开始了强调将科研优势转化为教学优势，强调教学与科研相生相长、相互促进，提升教材建设的重要性的历程。这一历程的直接成果就是王元骧的《文学原理》、吴秀明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写真》和池昌海主编的《现代汉语通论》被遴选为国家级规划教材以及“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

另外，在新时期的中文系，本科教育也是一个亮点。经过不断探索，它已逐步形成一套以传授知识、培养能力与提高素质相结合的，由传统封闭性知识型的应试教育向现代开放性能力型素质教育转型的中文专业课程体系。2000年底，中文系萧瑞峰、吴秀明教授领衔的教育部重点研究课题“面向21世纪中文人才培养规格和模式研究”先后获浙江省优秀教学成果一等奖和国家优秀教学成果二等奖。在课程设置上，中文系增开汉语言文学各学科前沿课程，分别由5个研究所共同开设，把各学科的内容高度概括，由各研究所所长亲自上课；在保持传统主干课程相对稳定的同时，结合时代发展的需要，安排一些前沿性、交叉性或应用性的课程，如中国学术思想史、当前文艺问题研究等；改变基础课的学时比例，狠抓重点课程、主干课程的建设，并纳入学校的“百课工程”进行重点建设；同时调整选修课，使之逐步形成若干功能各异的课程模块：本学科高精发展型课、新开设的专业选修课、适合社会需求的应用型课等。此外，中文系从2002级开始增加了学院的平台课，再加上学校规定的文、理学科交叉的课程，形成合理的课程体系：课程比例基本达到公共基础课30%，学科（专业）基础课35%，专业方向与特色课15%，文化素质与交叉学科课程15%的比例。

以上实例可被视为中文系发挥自身优势，整合自身已有成果，优化学术资源配置的新突破。教学与科研向来是中文系缺一不可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本科教学则是中文系相关专业转化自身优秀成果的一个重要途径。在新时期，本科教学承接了国家素质教育的要求，对学生的教学更是转向面向多元化的综合素质培养。在这一形势下，中文系及时做出应对，在突出原有优势学科的普及化的同时，不断加强学生的综合素质的提高。此外，在综合素质教学的平台下，参与教材编写的老师也得以和作为首要读者的学生获得面对面的接触。这对学生而言，便于全面吸收老师的观点，并且能从中直接提出教学的相关问题；而对老师而言，这也是面对读者的一个最直接的方式，通过学生的意见反馈，可以知道自己教学有什么不足，这本身就是一次难得的师生共同学习的机会，有助于师生双方共同发展和进步。其次，作为新时代的中文系的本科生，对知识的吸收和消化已不是像固有的学习那样只需加强专业化就行了，需要的是全面的发展。而中文系几个研究所共同指定的课程计划，反映出在“博采众长”的基础上“术有专攻”的教学理念，将整个本科生的教育放在交叉性和前沿性的前提下展开，这使得学生能够获得对自己未来规划的主动权，并且能够站在学科前沿来进行学习和思考，为将来的进一步深造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再者，从本科教学还可以看出，中文系师资力量不断强化。统计数据显示，新时期以来，中文系教师中教授和副教授的比例占81%。在教学时，为了让本科生能领略教授风采，学到他们的治学精神和方法，中文系一直鼓励教授承担本科生教学任务，副教授则一直是本科生课堂的主要生力军。另外，值得指出的是，中文系的老师常常和学生打成一片，结为朋友的教师也比比皆是，师生关系可谓“其乐融融”。为人师表不仅是中文系教师一贯的意识，更是中文系老师的优良传统。每年都有不少老师获得学校有关教学的各种表彰，如“优秀本科生导师”、“优秀德育导师”、“良师益友”等；有的还荣获国家教学名师奖、省级教学名师奖、省级高校“三育人”先进个人等。

针对时代发展和学生实际情况，新时期中文系在教学方法上也做出了积极的改革。改变“满堂灌”，提倡精讲多读和“读写评议”，蔚然成风。对低年级学生注重“怎样说”，即流畅地表达自己；对高年级学生注重“说什么”，即分析问题的深度与独立见解。请著名教授、编导、记者、高级管理人员来讲课，到绍兴鲁迅纪念馆，桐庐严子陵钓台等地进行实地教学。“基地班”还实行导师制，并安排外语讲授欧美文学欣赏、名著精读等课程。

当然，教学理念的革新需要相应的基础。新时期的中文系在教育部、省政府、教育厅和学校有关部门的扶持下，利用省政府和教育部每年下拨的基地建设经费与学校的配套经费、“振兴行动计划”经费以及“211工程”重点学科等相关经费，有效改善教学设备，更新教学手段。早在80年代，中文系就建立了配有40余台电脑的本科生计算机教室和设备较为完善的多媒体教室等。基础写作、现代文学史、现代汉语修辞学、影视艺术等多门课程早已采用网络教学课件。现代化的教学设备的引进，为学生在一个多媒介、多角度、多视野的综合维度下展开学习提供了方便。借助新的教学设备，一些学科的前沿发展研究就可以得到了落实。比如对于古代文学和古典文学学科而言，珍贵的文献资料就可以通过电子媒介的形式来转播；而对于现当代文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而言，针对影视剧改编的文学作品，就可以通过现代化的教学设备，当场师生共同讨论和观看，可以提高教学效率。另外，现代化的教学设备，可以让出国交流的老师将国外交流所获得的成果，以直观、便捷的方式传递给学生，方便了学生吸收先进成果。

伴随着这一系列的教学改革，新时期中文系学生的实践也获得了可喜的成就。如1998级学生在《杭州日报》、《浙江日报》等报社实习，他们接听市民热线、了解百姓心声，出去做新闻采访，写出了许多高质量的稿件；有的还在温岭市整理、校对明代文人谢铎的诗文集，丰富了自己的古典文献学知识，培养了文稿校对和文字编辑能力；有的在机关实习，整理各类文档，撰写公文，巩固了档案管理知识。又如2001级“基地班”的学生在象山县供电局实习，写出《关于象山县今夏限电情况及其原因的调查》的实践报告，显示出优秀的调查能力和分析水平。

[1]

参见1998年9月16日《人民日报》第11版头条《新浙江大学成立》。

[2]

资料来源参见《浙江大学21个学院自评报告》中的《人文学院教学工作报告》。

（二）四校合并后中文系的学科建设和科研发展

1999年8月至12月，学校基本完成了20个学院的内设管理机构的设置、人员定编定岗和科级干部、系领导班子的配备工作。著名文学家查良镛（金庸）先生担任新成立的浙江大学人文学院首任院长，廖可斌担任常务副院长，张梦新任院党委书记。

四校合并后的浙江大学中文系，就是在这样新的体制下，进行继往开来的教学、科研和人才培养的。吴秀明担任首任系主任。

在学科建设方面，1999年12月，学校发文成立了5个首批校级研究所：文艺学研究所、汉语言研究所、中国古代文学与文化研究所、中国现当代文学与文化研究所、世界文学与比较文学研究所，徐岱、方一新、沈松勤、吴秀明、吴笛担任所长。各研究所都是由原有的教研室或研究机构过渡而来的，如世界文学与比较文学研究所便是在原杭州大学外国诗歌研究室和杭州大学外国文学教研室基础之上组建的。

由原先的教研室等教研机构向现在的研究所这一科研机构的过渡，对新时期的浙江大学中文系的发展而言，具有重要的作用。其一，研究所的建立使各学科的研究更具有系统性，便于发展学科的整体优势，培养良好的专业学术氛围，在保留研究所的大方向的前提下，便于各位老师发展自己的优势领域，增加学科内部的团队合作，同时也方便各个专业以学科研究为单位，发展对外的交流和合作。其二，对于拥有悠久传统的中文系而言，研究所的成立同时也标志着学科内部新老交替的过程。以中国古代文学和世界文学与比较文学这两个学科为例，这两个学科都是在老一辈学者辛勤耕耘下发展起来的，在这一过程中，他们各自培养了一批优秀的中青年学者；而后成立的中国古代文学与文化研究所和世界文学与比较文学研究所中，这批中青年学者成为了各自研究所的骨干，至今仍旧活跃在各自的学科研究领域当中。这一点对于拥有浓厚底蕴的中文系而言，无疑是具有“薪火传递”的意义。直接由各位老一辈的求是学人的弟子担任研究所的骨干力量，对各自的学科发展，可谓有“近水楼台”之优势，它不仅能将老先生的优良学风和丰富的学术成果传承下来，而且能够在老一辈的研究成果上，发挥新一代学人的优势，不断解决新问题，迎接新挑战，把老先生们的学术成果在新时期不断推进。其三，对于整个中文系的发展而言，研究所的建立，有助于中文系内部的行政管理和学术开展。对于教学工作而言，研究所的建立便于学生对各自领域成果的吸收，而且能够在全面把握学科发展的同时开展以学科为单位的交流活动，这不仅意味着，学生和老师“术业有专攻”，而且也能加强学科之间的相互渗透与交流，做到“博采众长”。它既强化了中文下属各二级学科的优势，又有利于中文系整体实力的向前发展。

其次，新时期中文系利用“基地”在“三古”即古代文学、古代汉语、古典文献等学科深厚的学术实力和传统，以整齐的学术梯队为基础，以完善的激励机制为手段，有效地巩固了传统学术、优势学科，同时也很好地发展其他学科。1999年新增了中国语言文学博士后流动站，2000年又被晋为中文一级学科博士点。同年汉语史研究中心经教育部专家实地考察，其作为第三批申报机构于11月17日顺利通过国家教育部的评审，成为浙江大学第二个国家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这标志着以中古近代汉语和训诂学为特色的汉语史研究，在历经姜亮夫、蒋礼鸿等老一辈学者的传承之后，自1998年结合了原杭州大学等四校从事汉语研究的力量以来，中文传统优势学科建立的新的里程碑。汉语史研究中心被批准为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同时也意味着中文系建立了基地学科建设与发展的新平台，奠定了“基地”在全国学科中的强势地位。“基地”发挥了学术资源和专家群体优势，致力于造就学术新人，并制定政策支持中年教师在教学科研中发挥重要作用，鼓励青年教师脱颖而出。“基地”的优势与成就在校内外相关和相近学科及其他学科中，产生了明显的辐射效应与相当大的示范作用。一批年富力强，具有创新能力的中青年学者已在学术界崭露头角，使“基地”的学科建设具备了持续发展的优良资源。

而学校方面也制定了一系列相关政策，给予大力支持。在2001-2005年学科建设和事业发展规划中，决定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内实施“强所”建设计划。该计划分A、B两类。具体建设标准是：A类“强所”为已经列入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的研究机构，按照教育部相关文件规定的标准和要求进行建设和管理。B类“强所”为校内重点建设的研究机构。

经过严格的审核和实地考察，中文系的汉语史研究中心成为A类“强所”机构（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中国古代文学与文献研究中心成为B类机构。“强所”计划的实施，使中文系的发展在承接了以研究所为单位的基本研究下，取得了学校和社会各界的认可。

正是出于这种认可，中文系的二级学科取得了可喜的发展。至2010年止，已有1个国家重点学科古典文献学和4个省重点学科文艺学、中国古代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汉语言文字学。

2002年，为集中展示浙江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实力，激励优秀学术成果的出版，学校与商务印书馆合作，通过作者申报、校外专家的匿名评审、评审委员会投票表决等程序，推出了“浙江大学学术精品文丛”。夏承焘的《唐宋词人年谱》、吴熊和的《唐宋词通论》、廖可斌的《明代文学复古运动研究》、徐朔方的《晚期曲家年谱》、王元骧的《审美反映与艺术创造》等著作入选。

2003年4月15日，浙江大学首届文科大会召开。会议系统总结了新浙大文科发展的历程，提出了振兴学校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的具体要求：凝练方向、抓住机遇、营造特色、注重创新。当时的教育部副部长袁贵仁应邀出席大会，充分肯定了新浙大成立以来人文社会科学所取的成就。会上，举行了“浙大精品文丛”首发仪式。会议还出台了浙江大学“关于促进我校人文社会科学发展和繁荣的若干意见”的重要文件。会后，成立了“文科发展领导小组”，为学校文科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有效的组织保障。

学校历任领导关心中文学科的发展。前任浙大党委书记张曦和现任党委书记金德水、前任浙大校长潘云鹤和现任校长杨卫都先后多次到中文系指导工作或进行调研。

浙江大学现任党委书记金德水，一上任就到中文系进行调研和座谈。他在充分肯定中文系在人才培养、学术研究、文化传承等方面取得的成绩和作出贡献的同时，强调人文学科在高等教育发展和世界一流大学建设中的重要地位，指出要尊重中文学科的特点，加大支持力度，以可持续的政策保障和条件支撑促进中文学科的发展，促进中文学科加快培养和引进人才，造就一批领军人物，培育一批重大学术成果，抓住重点，突出优势特色。2011年5月，浙江大学党委书记金德水在中文系调研

正是在学校文科大会的精神的鼓舞下，中文系的科研工作取得了一系列重要的进展。科研成果不断涌现。中文系教师一批重要的学术著作陆续出版，在SSCI和AHCI收录的国际权威刊物和《文学评论》、《外国文学评论》等国内权威刊物上发表的论文，也呈逐年增长的态势。

中文系在出版学术成果、搭建学术平台方面也作了积极的探索。2007年10月，《浙江大学中文系教师学术论文选》由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共上下两册，109万字。2008年，中文系组织编辑的一套涵盖语言与文学各学科、近40部左右规模的中文系教师学术著作系列丛书《钱塘新潮文丛》，陆续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和中华书局出版，2009年内已经出版6部。2010年，还创办了系办学术刊物《中文学术前沿》（初定每年出版二辑，由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这些以中文系组织出版的学术成果，面世后受到学界的广泛关注。

进入21世纪以后，中文系科研立项逐年增加。在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和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项目等重要科研项目的立项方面，取得了突出的成就。如2011年就有9项课题获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立项。其中“中国当代文学文献史料问题研究”（吴秀明主持）和“外国文学经典生成与传播研究”（吴笛主持）、“东汉佛经译者语言特点比较研究”（方一新主持）还被列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

我们相信，随着社会文化环境的改变，在中文系师生的共同努力下，未来的中文学科必将会有更好的发展。

（三）四校合并后中文系的对外交流和合作

新时期的浙江大学中文系，在教学和科研不断得到发展的同时，也在对外交流和合作方面取得了可喜的成就。2006年5月，中文系部分教师在台湾大学访问

中文系的教师大多具有到美国、英国、法国、德国、俄罗斯、日本、韩国等国家以及中国台湾、香港等地区进行学术交流或参加学术研讨会的经历。而且，还自己主办一系列具有重要影响的国际学术研讨会。如2001年，中文系就召开了“中古汉语国际学术研讨会”、“明代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等多次国际学术会议。

其他如“姜亮夫、蒋礼鸿、郭在贻先生纪念会暨汉语史、敦煌学国际学术研讨会”（2002年5月）、“中国现当代历史题材创作国际学术研讨会”（2003年10月）、“庆祝沈文倬先生九十华诞暨礼学与中国传统文化国际研讨会”（2006年6月）、“百年中国文学与中国形象国际学术研讨会”（2010年5月）、“世界文学经典与跨文化沟通国际学术研讨会”（2010年11月）等。2002年7月，中文系部分教师在新加坡国际机场合影

这些重要学术会议的召开，对中文系的影响是显见的。

首先，从各自学科的内部发展角度上来看，每次会议的召开都是面向全世界展示浙江大学中文系学科发展成果的一次机会。通过会议的召开以及和相关领域专家的交流和合作，各个学科能够清楚地为学科发展“把脉”。并且利用交流契机，吸收和引进国内外先进的理论，对学科的不断向前发展提供了新的装备，拓宽了视野。而且，从会议的相关成果上来看，各个会议在会议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都成为了各自学科发展上的一笔重要财富。同时，会议的召开能够把各自学科当中当前的理论热点集中起来讨论，为各位专家和教授利用自身优势解决综合问题提供了“切磋”和“用武之地”。其次，从这些会议的举行过程中我们可以发现，一个很明显的特征就是，学科和学科之间的交流和合作，乃至一些新兴的交叉性学科正在得到长足的发展。这意味着中文系内部的交流正在形成一定规模，学科之间正在不断相互渗透。为整个中文系的长远发展提供了动力。最后，可以看出相当一部分会议的召开是为了纪念老一代学人的成就的。当然，纪念会议，不仅仅是对老一辈学人的肯定，更是对新一代学者的鞭策和教育；同时，通过纪念会议的召开，不仅仅有一篇又一篇的学术文章和学术成果得到了交流，也是老一代学人的“学术能量”在新一代身上的传递，更是中文系在发展过程中、学术和学风建设当中结出的“双料”硕果在世人面前的展示，并且将这一硕果，不仅在纵向上传递给了后来者，同时在横向上，也传递给了世界。应该说，通过会议展现给世人的是一个学科、一个所，乃至整个中文系在教学、科研等多方面的综合成果。2004年10月，中文系部分教师及家属在海南合影

另外，需要指出的是，2006年9月11日，浙江大学人文学院和中文系在马来西亚开办的中国语言文学硕士学位研究生班在吉隆坡正式[1]开班。这是浙江大学在国外办学并授予浙江大学硕士学位的第一个项目，30位学员正式入学就读，另有多名旁听生选修部分课程。该研究生班确定了“名校、名师；高起点、高水准”的办班方针，所有学员必须具有本科以上前置学历，通过入学考试。浙江大学人文学院和中文系按照一级学科口径设计培养方案，开设汉语言文字学、中国古代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三个研究方向的模块课程共16门，选派优秀的教授前往授课。学员在修完所选专业模块课程并选修其他专业课程达到规定的26个学分后，进入论文写作阶段，最后来浙江大学修读中国概况课程，参加论文答辩，合格者由浙江大学授予硕士学位。这体现了包括中文系在内的人文学院积极开展国际交流、扩大学术交流圈的治学态度。也从另一个侧面看出，中文系对扩展其自身的影响，拓宽教育模式，应对跨国籍、跨学科的挑战的积极态度。2011年8月，中文系部分教师在台北故宫博物院前合影

自1998年四校合并、进入新的发展时期以来，浙江大学中文系经过自身传统优势的建设，在不断扩大资源共享的基础上，不断地勇攀高峰。在教学上，中文系注重将科研成果运用到实际的教学当中，在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锻炼学生的综合解决问题能力上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并且随着现代化教育基建的更新和发展，中文系正以现代化的教学手段为辅助，不断地以新手段推广强势学科，在教学上成果显著。同时，在学科建设方面，按照学校有关“强所”、“精品”、“名师”的思想理念，中文所属的各二级学科努力开拓发展，在各自研究领域都取得了难能可贵的成就。尽管目前浙江大学中文系还存在不少困难和问题，但只要很好地继承老一辈学者的精神学术传统，守正创新，是完全可以克服的。一个美好的中文系的明天，在等着我们去努力，去建设。

[1]

见《浙江大学校报》，2006年10月22日版，《文学院在马来西亚开办中国语言文学硕士学位研究生班》一文。

第二部分　行政管理

一　行政机构

浙江大学中文系有着悠久的历史，在发展过程中所取得的成就与中文系党政领导的付出和全体师生的鼎力支持密不可分。在新中国建立之前，刘大白、夏承焘、祝文白、郭斌龢、郑奠等系主任为中文系的开创和初步发展作出了贡献。

新中国成立以后，王西彦、叶克、姜亮夫等系主任在院系调整之后，为中文系学科力量的恢复和集聚进一步作出了贡献，使得杭州大学中文系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在国内享有盛誉。“文化大革命”中，领导阶层一度停滞，“文革”结束之后，党政领导班子逐渐步入正轨。

到了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系行政机构已经颇具规模。当时，系主任为王驾吾，副主任为陆坚、张颂南、吕漠野、姜新茂，系总支书记为李行，副书记为吴龄。

20世纪八九十年代，原杭大中文系成为师生员工近千人的大系，在职教工一百多人，党总支和系行政两套班子密切配合，教学科研工作、日常行政工作和政治思想工作都有条不紊地展开，成为当时杭州大学公认的强系。

在这一时期，陆坚、郑择魁、吴熊和、陈坚、萧瑞峰先后担任系主任；毛逸、王琦、李行、陆坚、朱传忠、廖可斌、韩泉欣等先后担任过系党总支书记；陈为良、蔡良骥、朱宏达、颜洽茂、沈松勤、陈一辉、吴秀明、方一新、张青山、姜新茂、吴龄、张梦新、钱诚一、王信康等先后担任过系副主任或系党总支副书记职务。1985年，中文系领导班子成员合影

80年代，在杭州大学中文系得以发展的同时，原浙江大学也成立了中文系，骆寒超、陈志明、徐岱等先后担任系主任。

1998年四校合并、新的浙江大学成立以后，1999年9月，以杭州大学中文系为主体，成立了新的浙江大学中文系，由吴秀明担任中文系主任，王信康、黄擎先后担任党总支副书记和教工党支部书记，方一新、沈松勤、俞忠鑫、盘剑、汪维辉、胡可先、黄擎担任系副主任。1998年，中文系领导班子成员合影

现将自中文系建系以来担任系主任、系党总支书记职务的人员及相关情况简述如下：

刘大白于1929年9月任浙江大学文理学院中文系主任。

夏承焘于1933年任之江大学国文系主任。

祝文白于1936年任浙江大学中文系主任。

郭斌龢于1937年8月任浙江大学文学院中文系主任。

郑奠于1945年任浙江大学中国文学系主任。

王西彦于1952年任浙江师范学院中文系主任。陈非任党总支书记（1956-1959年）。

叶克于1958年任杭州大学第一任中文系主任。

姜亮夫于1958年任杭州大学第二任中文系主任。朱子英、浦光、魏佑功、毛逸、王绮、李行，在1959-1978年期间先后担任了系党总支书记。

王驾吾于1978年任杭州大学中文系主任。陆坚任党总支书记（1978-1984年）。

陆坚于1979年任杭州大学中文系主任。

郑择魁于1984年任杭州大学中文系主任。朱传忠任党总支书记（1984-1995年）。

吴熊和于1988年任杭州大学中文系主任。

陈坚于1993年任杭州大学中文系主任。廖可斌任党总支书记（1995-1997年）。

萧瑞峰于1996年任杭州大学中文系主任。韩泉欣任党总支书记（1997-1999年）。

吴秀明于1999年任浙江大学中文系主任。

二　历任系主任

（一）第一阶段（1897-1952）

刘大白（1880年—1932年）

1928年8月任浙江大学文理学院中国语文学门主任，1929年9月任浙江大学文理学院中文系主任。（1）生平简介

刘大白，原姓金，名庆棪，字伯贞。辛亥革命后，改姓刘，名靖裔，字清斋，别号大白，曾用笔名汉胄。浙江绍兴人，于1928年任第三中山大学（后改浙江大学）秘书长，后任中国语文学系主任。刘大白是浙大早期历史上的一个重要人物，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他与陈望道、夏丏尊等因大力推行教育改革、倡导文学革命而被誉为“浙江四杰”。刘大白

刘大白是清贡生，1880年（清光绪三十四年）曾与王子余、甘润生等合办《绍兴公办》。辛亥革命后参加过反袁斗争，失败后流亡日本和南洋等地，直至1916年回国。“五四”运动前，他就积极参加新文化运动，尝试用白话写诗，与郭沫若等同为新体诗倡导者。刘大白积极鼓吹新文学，力主使用“人话文”（白话文），并以其大量诗作蜚声诗坛。他还曾在杭州、上海等地编辑过报刊，又先后在山阴县学堂、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杭州安定中学、上虞春晖中学、浙江省立第五中学（今绍兴一中）、上海复旦大学、上海大学执教十余年。1927年由邵力子、叶楚伧推荐，任中央政治会议上海分会教育委员，翌年任第三中山大学（后改浙江大学）秘书长，1929年任南京政府教育部常务次长、政务次长，在任不到两年去职。1932年2月病逝于杭州。

刘大白于1924年出版新诗集《旧梦》。1926年出版第二部新诗集《邮吻》。出版的著作还有《旧诗新话》、《白屋说诗》、《白屋文话》及旧体诗集《白屋遗诗》等。1929年还将《旧梦》重编为《再造》、《丁宁》、《卖布谣》、《秋之泪》4集出版。其中，名篇《卖布谣》、《田主来》等用民间口语、民歌形式反映农民疾苦，曾传诵一时，《红色的青年》歌颂了十月革命，《五一劳动之歌》歌颂工人阶级，后期的作品《丁宁》、《邮吻》等主要是爱情诗和哲理诗。刘大白的诗以描写民众疾苦之作影响最大。他的新诗还显示了由旧诗蜕化而来的特点，感情浓烈，语言明快有力，通俗易懂，并以触及重大的社会课题和鲜明的乡土色彩，在“五四”时期的诗坛上别具一格。1958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曾出版了《刘大白诗选》。此外，还著有《文字学概论》、《中国文学史》等学术著作。（2）主任工作简述

当年任浙江大学校长的蒋梦麟曾说过这样一句话：“刘大白先生是一位对诗学、佛学、文学、史学、行政、政治都有兴趣的人，在当时是不多见的。”1928年，蒋梦麟从北大回到家乡出任浙江省教育厅厅长兼浙大校长时，就把刘大白也招了回来。是年9月，刘大白被聘为浙江大学文理学院中文系主任兼教授。此后，在他们的努力下，浙江省实行了白话文的教育，维护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实绩。

刘大白曾参与制定《国文教授法大纲》，选编了李大钊、鲁迅等人的白话文章作为教材；他还参与编写了《国语法》、《注音字母教授法》等，在浙大讲授和推广新语法与修辞学。在浙大任职之前，他已在浙江省第一师范学校担任过多年的语文主任教员，有教授国文的充足经验，再者他本人又是“五四”新文学的著名作家和诗人，所以，他在浙大任教，可谓得宜。他与后来浙大以“学衡派”为代表的注重传统文化的学者来比，可谓是一位古文叛逆者。在他后来从事教育行政工作和教学时，一直不遗余力地倡导改用白话，同时采用注音字母，为普及白话文作出了贡献。在出任教育厅秘书、浙江大学秘书长时期他就在浙江大学颁行了“小学禁止用古话文”、“初中入学试验不得用古话文”等许多提倡白话文的政策和措施。他为浙大中文系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刘大白在浙江大学任职的前后，先后出版了《旧诗新话》、《白屋文话》、《白屋说诗》、《再造》、《丁宁》、《卖布谣》等著作。

夏承焘（1900年—1986年）夏承焘

1933年任之江大学国文系主任，1943年兼任浙江大学师范学院中文系主任。（1）生平简介

夏承焘（1900-1986），字瞿禅，晚号瞿髯，别号梦栩生，浙江永嘉（今温州市）人。1930年，在之江大学国文系任教，1933年任代国文系主任，并主持“之江诗社”。1942年11月执教于浙江大学龙泉分校国文系，翌年兼任浙江大学师范学院中文系主任。1949年后任浙大中文系代主任。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大调整，亦随之转任浙江师范学院中文系主任。1958年浙江师范学院定名为杭州大学，继续任教于该校中文系。夏承焘毕生致力于词学的研究和教学，自此以后，几近半个世纪的时间，他一直主持东南词学坛砧，与海内词家、学人声气相通，治词授徒，多所建树，是现代词学的杰出代表，与龙榆生、唐圭璋并称现代三大词学家，更被人赞誉为“一代词宗”、“词学宗师”。（2）主任工作简述

夏承焘在浙江大学中文系发展初期的艰难岁月担任系主任工作，强调考信求实的治学风范，广求新知，多方取资，进一步拓展研究领域，为中文学科发展作出了贡献。

祝文白（1884年—1968年）

1936年任浙江大学中文系主任。（1）个人简介

祝文白，字廉先，1884年出生于浙江衢县城关（今衢州市柯城区）。幼年就读于衢郡中学堂。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以优等成绩毕业于浙江高等学堂。曾任浙江省立八中、三中、九中校长。1927年任民国大学教授，同时应燕京大学校长吴雷川邀请兼任燕大国文系讲师。1936年回杭州，任浙江大学中文系系主任。

祝文白结合教学研究，并凭借深厚的学识与功底撰写了如《文选六臣注订伪》、《中国小说源流述》等一些具有分量的学术论著，尤其是发表在《浙江大学文学院集刊》第四集上的《文选六臣注订伪》，其中对《六臣注文选》进行辨释，力推李善注本精善，五臣注本简陋，见解精辟受专家推崇，1949年多次翻印。其学识渊博，工于书画，对美术创作之鉴评尤具慧眼。30年代在燕京大学朗润园所绘山水画，现存于衢州市博物馆。同时祝文白在保护文献方面也极为尽力，查阅浙江图书馆所藏典籍后发现漏误甚多，便撰写《两千年来中国图书之厄运》一文，刊登《东方杂志》上，引起学术界瞩目。文中，他详尽地分析了中国古代藏书遭遇劫难与损失的原因，除了隋代牛弘提出“五厄”之说以及明代胡应麟的续“五厄”，他又针对明代以后的社会历史状况，再续上“五厄”：一为李自成之陷北京，二为钱氏绛云楼之烈焰，三为清高宗之焚书，四为咸丰朝之内忧外患，五为民国中日之战役。另外，他对杭州文澜阁所藏《四库全书》战时内运和保管办法提出宝贵的建议。当全书运到贵州后，又奉教育部命查看，并写《两次查看内运之文澜阁四库全书记》于《真理杂志》发表。抗日战争胜利后，又两次参加浙江省图书馆文献补抄工作。祝文白不仅是一位杰出的学者、教育家，同时是一位致力于古代藏书整理保护工作的文史学家，他为古籍文献在战争中免遭劫难与损失作出了重大的贡献。竺可桢校长发给祝文白的教授聘书

1949年后，仍任浙江大学教授，1962年被聘为浙江省文史研究馆馆员。著有《两浙诗学源流》、《四声概要》等。（2）主任工作简述

祝文白于1936年回杭州，任浙江大学中文系系主任。教授诗学、文选学及周秦诸子等科目，抗日战争时期，随学校迁至贵州遵义，与苏步青、郑宗海等教授组织湄潭吟社，出刊诗集，其诗风古朴典雅、意境深沉。祝文白将这段随校西迁的经历写成《抗战时期的浙江大学》一文，成为校史研究的珍贵史料。为中文系发展作出了贡献。

郭斌龢（1900年—1987年）

1937年8月任浙江大学文学院中文系主任。（1）个人简介

郭斌龢，著名语文学家，字洽周，1900年6月20日出生，江苏江阴人。1917年考入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文科，1919年转入香港大学，专攻中西文学，获文学士学位，他在去香港育才中学任教两年期间，师从港大沃姆教授学习希腊文和拉丁文。1924年，到南京第一中学任教，8月去东北大学任教。1927年考取庚款公费留美赴哈佛大学研究院深造，师从新人文主义者白璧德（Irving Babbitt）深研西洋文学。1930年获硕士学位后，再往英国牛津大学研究院进修。于1930年12月20日到东北大学继续任教时，他已是当时国内屈指可数的精通中文、英文、希腊文、拉丁文，并通晓法文和德文的权威学者。郭斌龢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他离开沈阳到山东大学任教。1932年春，被聘为清华大学外文系教授。1933年，应罗家伦校长之聘至中央大学任外文系教授。1937年8月，他应聘回浙江大学，在西迁途中教授希腊、拉丁文学，郭斌龢教授的专长是希腊罗马古典文学和哲学，并精通希腊文和拉丁文。从1937年到1946年，郭斌龢教授历任浙大文学院中文系系主任、外文系系主任、师范学院国文系系主任、文学院代理院长、训导长（民选）及代理校长等职。1941年浙江大学校歌词曲完成，郭斌龢教授为校歌作讲解，后来讲稿以《本校校歌释义》为题，刊登在12月10日的《国立浙江大学校刊》复刊第102期。这是校方对校歌歌词的第一次阐释，对于理解校歌词义的权威性应该仅次于马一浮的《说明》。

郭斌龢于1987年病逝，享年78岁。他一生献身于祖国的教育事业，桃李满天下，较出名的有钱三强、臧克家、聂华苓、张道真、张其春等。他总是对青年教师们说：“希望你们一辈子做教师，为国家培养人才，不要做官。”所以梁士纯先生在庆贺他八十大寿时送他的一副英文对联是：

“Every word, a scholar；

Every step, a gentleman.”（2）系主任工作简述

1938年浙江大学文理学院中国文学系和师范学院国文系成立，郭斌龢任两系主任。在浙江大学任教期间，他继续发扬“学衡”的文化精神，在《浙江大学校歌释义》和《国立浙江大学文理学院中国文学系课程草案》中阐述了自己的办学理念。他指出：大学应是“百川汇海”、“兼收并蓄，包罗万有”的。郭斌龢还指出大学的最高目的乃是“求是”、“求真”，这与竺校长的“求是”办学宗旨紧密相连。他在教学中多采用比较的方法。主要译著有《柏拉图五大对话集》、柏拉图《理想国》（与张竹明合译）等。

为了响应竺可桢校长关于大学的主要功能在于研究的办学理念，当时的浙大的文科在战时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先后由文学院和师范学院创办两个学术刊物——《国立浙江大学文学院集刊》和《国立浙江大学师范学院院刊》。郭斌龢是前者的主编，后者的编委。这两本刊物在战时的后方都曾产生过十分重要的影响。在遵义时，浙大的文科学者们又编辑出版了一本影响整个大后方学术的刊物——《思想与时代》，郭斌龢是其主要的编辑和编务之一。

在浙江大学的西方哲学研究领域一直有一个传统——所谓“言必称希腊”，这里就有郭斌龢，严群等。郭斌龢熟谙希腊文和拉丁文，并曾在《学衡》发表了许多有关希腊历史和柏拉图的著作。

郭斌龢还特向师生们做了《国立浙江大学文理学院中国文学系课程草案》的报告，系统阐述办学的指导思想和具体方针。而这又和他在《浙江大学校歌释义》中所体现出来的大学理念是一致的。

在《浙江大学校歌释义》中，他说大学应是“百川汇海”，“兼收并蓄，包罗万有”。大学的最高目的乃是“求是”、“求真”，“惟其求真，故能日新”，“大学教育当自始至终，以学术文化为依归，力求学生思想之深刻，识解之明通。本校有文理工农师范五学院，非文即质，质即理也。大学中虽设五院，而为一整体，彼此息息相关，实不易自分畛域。大学与专科不同之处，即在每一学生，有自动之能力，系统之知识，融会贯通，知所先后，当行则行，当止则止。资质本美，复经数载陶冶，如玉之受琢，如金之在熔焉。同人于野亨，言大学教育，应养成一种宽大之胸襟，廓然无垠，有如旷野，而不当局促于一宗一派之私，自生町畦。本校所负之使命，即我国文化对于世界所当[1]负之使命也。”他说浙江大学的校训“求是”和哈佛大学的校训“真”是不谋而合的。他为中文系发展作出了贡献。

郑奠（1896年—1968年）

1945年任浙江大学中国文学系主任。前排左三为郑奠（1）个人简介

郑奠，字石君，又字介石，浙江诸暨人。1915年考入北京大学中国文学系，师承于文字音韵学大师黄侃、钱玄同。1920年毕业。1949年前历任北京大学中国文学系教授、北京师范大学文学系主任、浙江大学中国文学系教授兼系主任，浙江大学中国文学研究所主任和研究生导师。1949年后历任浙江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副主席，浙江师范学院教授，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研究员兼汉语史研究组副组长、语言研究所学术委员会委员、《语言研究》杂志编辑委员。主要从事古汉语和现代汉语的语法、修辞研究。

郑奠著作有：《中国修辞学研究法》、《古汉语语法学资料汇编》、《古汉语修辞学资料汇编》等，并发表《怎样在语言科学研究中贯彻“百家争鸣”的方针》、《现代汉语词汇规范问题》、《汉语词汇史随笔》等多篇论文。（2）系主任工作简述

1945年郑奠任国文系主任，主讲古代汉语语法修辞，治学严谨，然对学生和蔼可亲，其一生淡泊宁静，潜心钻研，1950年在浙大时曾被选为浙江文联副主席。他博览群书、勤于蓄积资料、不急于发表、不图名利，他主张将教学与科研结合起来。他在浙大教古代汉语语法修辞多年，写了大量的教学笔记，而他的读书不是一般地浏览涉猎，乃是有目的地搜集古书中语法修辞资料，为他日著书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在艰难的岁月里，他不仅做好教学和行政工作，还认真指导学生撰写毕业论文，甚至联系学生教学实习单位，为中文系发展作出了贡献。

[1]

郭斌龢：《浙江大学校歌释义》，浙江大学校庆文集编辑组：《浙江大学校庆文集——建校八十五周年》（内部印刷），1982年版，第222-223页。

（二）第二阶段（1952-1999）

王西彦（1914年—1999年）

1952年浙江师范学院首任中文系主任。（1）个人简介

王西彦，著名作家。原名正莹，又名思善，小名余庆，笔名西稔、王西稔、潘宗耀等，义乌青塘下村人。1930年在义乌初中毕业后到杭州民众教育实验学校就读。1933年入北平中国大学国学系读书，开始文学创作，最早的短篇小说为《车站旁边的人家》。1933年参加北平左翼作家联盟，1948年加入中国民主同盟。建国后，历任浙江大学教授，上海《文艺月报》编委，中国作协上海分会副主席，中国作协第三、四届理事。著有短篇小说集《眷恋土地的人》，长篇小说《古屋》、《在漫长的路上》（第一部），文艺评论集《第一块基石》等，著述甚丰。

王西彦早期追求民主和自由，1933年参加北平左翼作家联盟，1935年“一二·九”运动之后，王西彦和谷牧等人协商，成立“北平文艺青年抗日救国协会”，由王西彦负责宣传工作。1938年春，王西彦经南昌、九江、武汉，参加共产党领导的“战地服务团”，到鲁南、苏北战地做宣传工作。湖南“平江惨案”后，王西彦被迫回到浙江金华，积极支持金华一批共产党文化工作者和进步人士创办《抗战论坛》、《浙江潮》、《东南战线》等抗日报刊，并为它们撰稿。小说《眷恋土地的人》写的就是王西彦看到的当时家乡人民那种惶惶不可终日的情景。王西彦

王西彦辗转于广西桂林、平乐、南宁和福建永安、南平、福州等地，先后完成了长篇小说《古屋》、《神的失落》、《寻梦者》、《村野的爱情》和《微贱的人》，还有为数不少的散文、杂文、评论文章。“文革”期间，王西彦受到了严重打压，被诬为“资产阶级在文艺界的代理人”、“资产阶级人性论的提倡者”。初受打击迫害的时候还是精力旺盛的壮年，可是待到“四人帮”被粉碎，他又能自由拿起笔来的时候却已被推入老年的行列，他不但没有丢弃手中那文笔，而是更加勤奋地投入创作。在艺术创作上，王西彦是一位严肃认真的作家，在不懈创作的同时，他整理修改了几百万字的旧作，重排了几乎全部小说、散文和理论著作，编辑出版了五卷本《王西彦选集》。90年代后，年近八旬的他还创作了长篇“文革”回忆录《焚心煮骨的日子》和《乡土·岁月·追寻》等。

王西彦是一个耿直、不屈的人，从他的作品中我们读出了他的坚强。对于艺术，王西彦一直尊奉自己的理解和追求，“把真实告诉人民”、“我手写我心”是他的写作宗旨，巴金说他是“把心交给读者的”，“读了西彦的文章，我仿佛又回到了但丁的世界”。这不仅是巴金对他的评价，也是历史对他的评价。（2）系主任工作简述

根据中央精神和浙江省文化教育事业发展的实际需要，1952年1月2日，决定以浙江大学文学院与之江文理学院为基础，成立浙江师范学院，王西彦任中文系首任系主任。他努力工作，为院系调整之后中文系日常工作的展开付出了许多心血，作出了贡献，也为其后中文系的振兴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叶克（1912年—1967年）

1958年任杭州大学第一任中文系主任。叶克（1）个人简介

叶克，笔名李百三、叶阿生。湖南人，中共党员。1938年加入共产党。先后在延安、山东、东北解放区工作。1939年毕业于鲁迅文学院文学系。后历任山东烟台胶东高中语文教师，大连大众书店编辑部长，沈阳日报社社长兼总编辑，东北局政策研究室研究员，中共旅顺市委宣传部部长，中国驻德使馆文化参赞，浙江省文化局副局长，杭州大学中文系主任，中国作家协会浙江分会副主席，浙江省文联党组书记、副主席。1938年开始发表作品。1962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由于受林彪、“四人帮”的诬陷，1967年在北京逝世。著有《怎样写文章》、《美国生活方式》，散文集《从沙漠到海洋》，小说《猎人的故事》等。（2）系主任工作简述

1958年上半年，中共浙江省委决定筹办综合性的杭州大学，叶克任杭州大学首任中文系主任。在当时大跃进的形势下，系科专业和学生人数迅速增加，学校规模扩大。叶克为中文系的发展作出了贡献，他扩大中文系的办学规模，选拔了几十位即将毕业的应届生，组建成一个“专业班”，进行为期一年的继续学习和深造，以充实中文系的师资。

姜亮夫（1902年—1995年）

1958年任杭州大学第二任中文系主任。（1）个人简介

姜亮夫，原名寅清，字亮夫，以字行。著名的楚辞学、敦煌学、语言音韵学、历史文献学家、教育家。1921年考入成都高等师范学校国文部。1926年，考入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师从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先生。1928年先执教于南通中学、无锡中学，后任大夏大学、济南大学、复旦大学教授及北新书局编辑，其间师从章太炎先生。1933年任河南大学教授。1935年赴法国巴黎进修，1937年经莫斯科回国，先后任职东北大学教授、英士大学教授兼文理学院院长，云南大学教授兼文法学院院长，昆明师范学院教授，云南省教育厅厅长，云南省军政委员会文教处处长。1953年在浙江师范学院（杭州大学前身）任教，后为杭州大学中文系教授、中文系主任、古籍研究所所长、博士研究生导师。曾获国家教委普通高校首届人文社科研究成果一等奖等多种奖励。姜亮夫历任第一届、第二届、第三届、第四届、第五届浙江省政协委员。

姜亮夫1921年考入成都高师。1925年入清华国学研究院，师从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等一代宗师。自晚清以后，中国大量珍贵文物流落海外，仅在巴黎，所见的就有数千件。为了挽回散失的文物，姜亮夫毅然放弃其他方面的研究计划，集中精力，把一切可能接触的中国珍贵文物拍照、拓摹、抄录。姜亮夫先后拍了3000多张照片，查找了流散在法、英、意、德的中国文物索引、目录，抄录、拍照、拓摹等。姜亮夫

1937年“七·七”事变前7天，姜亮夫归国回到北京。但从他回到北京的那天起，就不得不为保护从欧洲带回来的资料而焦心苦虑，颠沛流离。日军入侵华北，南下上海，“八·一三”事变后，他从欧洲带回的一大箱书籍、图片、抄本除300多张敦煌卷子外，全部在上海被日机炸毁。

新中国成立后，姜亮夫完成专著数十部、论文百余篇。他在中国古典文献学、楚辞学、敦煌学、语言学、训诂学、工具书编纂等诸多方面都有重要建树。他最重要的学术建树是以180万字的巨著《楚辞通故》为代表的一系列楚辞学论著，把楚辞研究从传统的章句之学解放出来，别开生面地引入语言、历史、哲学、地理、考古、民俗、博物诸学科文献，走上综合研究的道路，开一代研究之新风。《楚辞通故》一书被海内外专家誉为“当今研究楚辞最详尽、最有影响的巨著”。其他著作有论文集《探戈集》，专著《初高中国文教本》、《中国文学史论》、《文学概论讲述》（4卷）、《屈原赋校注》、《楚辞书目五种》、《陆机年谱》、《张华年谱》、《中国声韵学》、《古文字学》、《敦煌学概论》，编辑《中国历代小说选》、《历代各文体文选若干种》等。（2）系主任工作简述

姜亮夫是一位治学严谨，卓有成就的教育家。从1928年起，他一直坚守在教书育人的岗位上，培养了数以千计的专业人才。

就系主任工作而言，姜亮夫有许多值得重视的理念，如重视基础之学，扩大学术眼光，注重编撰工具书和引得，重视举办全国性的骨干教师进修班等等，为杭州大学中文学科建设作出了贡献。

王驾吾（1900年—1982年）

1978年任杭州大学中文系主任。（1）个人简介

王驾吾，名焕镳，别号因巢，著名文史学家，先秦文学是其主要研究方向。

1900年生于江苏南通兴仁镇一个世代儒素的家庭。1920年考入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文史地部，1924年毕业于东南大学文史地部。曾先后担任过扬州中学和南京中学国文教师，1927年回母校第四中山大学任助教。1929年到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担任编目工作，参与编写《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藏书总目》34册。还编撰了《明孝陵志》、《首都志》、《中国文学批评论文集》、《明遗民万履庵先生年谱》、《万季野先生年谱》。这部总目分经、史、子、集、方志、舆图、丛书共7部、85类、832目，非常利于学者检索，实属创举，为全国图书馆提供了范例。王驾吾

1936年，王驾吾应老师竺可桢之聘到浙江大学任教，教学相长，治学重心在于周秦诸子，而他从事老、墨、晏三子的校释，是在他七八十岁的最后10年之间不顾风烛残年，不顾10年浩劫后的心有余悸，抱着“日思误书亦是一适”的乐趣，孜孜不倦地埋首著述，终于成书20余万言，为祖国文化事业作出贡献。晚年除了校释工作以外，还主编过《大百科全书》里先秦文学的条目。他为浙大教授所撰“张君荫麟传”、“悼亡友故浙江大学教授费巩烈士文”、“吴得一教授墓志铭”、“明代御倭名将任环传”，及为竺校长代撰的“国立浙江大学宜山学舍记”、“国立浙江大学黔省校舍记”等古文诗歌也是他的心血之结晶。他一生在文教界工作了整整57年，著书20余部，500万字；桃李满园，对培育人才也尽了很大心力。他于1961年兼任中国科学院浙江分院语言文学研究室研究员，1977年任浙江省政协常委，1982年任浙江省文史馆长。

王驾吾于1982年12月病逝杭州，享年83岁。我国著名教育家、数学家苏步青挽诗是：“传来噩耗哭秋风，赴召瑶台原是空。建德卜邻离乱里，莫干观瀑畅谈中。毕生事业教鞭在，盖世文章史册封。留得后贤为四化，可怜无计报吾公。”（2）系主任工作简述

王驾吾1978年任中文系主任，1981年改任中文系名誉主任。这一阶段，“文革”刚刚结束，百废待兴，他在恢复正常教学秩序，展开教学科研工作方面，作出了贡献。他主张科研工作与教学相互联系，并以自己的实践为我们作出了表率。他治学的重点是周秦诸子，代表作有《先秦寓言研究》、《韩非子选注》、《老子韵读》、《墨子集诂》、《墨子校释商兑》、《墨子校释》、《晏子春秋校释商兑》等，是清代孙诒让之后一位重要的治墨学专家。

陆坚（1936年—）

1979年任杭州大学中文系主任。陆坚（1）个人简介

陆坚，江苏如东人。1964年杭州大学唐宋文学专业研究生毕业。1978年起任杭州大学中文系副主任、系主任、党总支书记，杭州大学教务处长、杭州大学党委常委等职。1988年被评为教授。

陆坚专攻唐宋文学，并得词坛泰斗夏瞿禅先生亲炙，在唐宋诗词方面造诣颇深。

曾多次应邀作为客座教授或非常勤研究员赴日本讲学或进行合作研究。主要研究方向是唐宋诗词，独著、合著或主编的著作有18部，论文80余篇。曾获浙江省省级教学优秀成果一等奖两次，浙江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1次，三等奖4次。（2）系主任工作简述

陆坚于1978年起曾任杭州大学中文系副主任、系主任、党总支书记。曾兼任中国诗学会理事、中国词学会理事、中国韵文学会理事、中国苏轼研究学会常务理事、中国山水旅游文学研究学会副会长、教育部中文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

陆坚在担任系主任期间，为中文系重新恢复生机作出了贡献。自此，中文系开始招收研究生，中国古代文学等学科成为浙江省首批重点学科，各项工作走上正轨，有了很大的发展。

郑择魁（1935年—1999年）

1984年任杭州大学中文系主任。（1）生平简介

郑择魁，笔名郑哲，浙江天台人。中共党员。1952年入慈溪师范学校，1954年进浙师院中文系。1958年8月在杭州大学中文系毕业，留中文系任教，后升任讲师、副教授、教授。历任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进修教师，杭州大学中文系教师、副教授、教授。1963-1965年期间曾去北京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深造，师从唐弢先生，专攻中国现代文学和鲁迅研究。先后担任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理事、中国鲁迅研究学会理事、浙江省文学学会副会长、浙江省鲁迅研究会会长等职。郑择魁

著有《＜阿Q正传＞的思想和艺术》、《柔石生平和创作》、《左联五烈士评传》、《吴越文化和中国现代文学》、《戴望舒评传》、《鲁迅作品欣赏》等著作，论文100余篇。曾获浙江省社会科学成果一等奖等。（2）系主任工作简述

郑择魁担任系主任工作期间，成功组织申报了文艺学、中国现当代文学、世界文学与比较文学等硕士点，为中文系的发展作出了贡献；至此，中文所属的各二级学科都恢复或开始招收硕士研究生。同时还新增了一个汉语史博士点（1986年）。

吴熊和（1934年—）

1988年任杭州大学中文系主任。（1）个人简介

吴熊和，1934年5月出生，上海人。1955华东师大中文系毕业，1957年浙江师范学院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生毕业后留校任教，1986年晋升为教授，曾获“国家有杰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等称号。兼任中国古代文学学会副会长，中国李清照、辛弃疾学会副会长等。

吴熊和师从一代词宗夏承焘先生，在唐宋词学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其所著《唐宋词通论》是一部自成体系的词学专著，在理论、方法和具体考证上都有创新与突破。还出版有《词学全书笺校》（书目文献出版社1986年版）、《张先集编年笺注》（浙江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等著作17种，并在《文史》、《文学评论》等学术杂志上发表论文30余篇，已汇为《吴熊和词学论集》出版。同时还承担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的《古籍总目·词籍总目》和教育部“211工程”的《词学研究集成四种》两个重大项目，致力于整个词史的梳理与研究。吴熊和（2）系主任工作简述

吴熊和担任中文系主任期间，十分重视学科建设和青年教师的培养，尤其突出的是，在他就任期间，一批年轻学者被破格晋升为教授或副教授。这些学者在其后中文系的各个学科的发展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他为中文系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陈坚（1937年—）

1993年起任杭州大学中文系主任。（1）个人简介

陈坚，1937年出生于江苏南通。1960年毕业于杭州大学中文系。任中文系主任、副教授，教授。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浙江省作家协会理事，浙江省文学学会会长。著有《鲁迅文艺思想散论》（合作）、《夏衍的生活和文学道路》、《夏衍的艺术世界》、《夏衍传》（合作）、《浙江现代文学百家》（主编）等。曾获浙江省社科优秀成果二、三等奖多次。完成主持和出版国家“十五”出版规划项目、浙江省“十五”重点出版项目《夏衍全集》16卷等。陈坚（2）系主任工作简述

陈坚担任中文系主任期间，认真制定和落实学科发展规划，充分发挥学术带头人作用，扶植培养一批年轻学术骨干，并吸纳引进人才，使杭大中文系成为“国家基础科学研究与人才培养基地”（1995年），这也是教育部（原国家教委）在全国建立的49个国家文科“基地”之一。他为中文系的教学、科研和学科建设作出了贡献。

萧瑞峰（1956年7月—）

1996年任杭州大学中文系主任。（1）个人简介

萧瑞峰，1956年出生，江苏南通人。吉林大学古代文学硕士。1987年破格晋为副教授，1992年晋为教授。曾两次赴日本富山大学和九州大学开展合作研究。1996年任杭州大学中文系系主任。1999年任浙江大学人文学院副院长。主要从事唐宋诗词及海外汉诗研究，兼任中国韵文学会副会长、中国宋代文学学会副会长、浙江省中文教育指导委员会主任、浙江省古代文学学会会长、浙江省古代文学重点学科负责人等，入选浙江省151人才工程和浙江省高校中青年学科带头人。多次获国家教学成果奖、省社科成果奖，并获浙江省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科技人员称号，享受政府特殊津贴。为国家级教学名师。2000年12月起调任浙江工业大学，任副校长、党委副书记等。萧瑞峰（2）系主任工作简述

萧瑞峰任中文系主任期间，为中文系学科和“基地”建设作出了贡献。在他主持下，1998年，文艺学成功申报博士点，中文一级学科也晋为博士后流动站。

（三）第三阶段（1999—）

吴秀明（1952年—）

1999年至今任浙江大学中文系主任。（1）个人简介

吴秀明，1952年出生，浙江温岭人。1976年毕业于杭州大学中文系，1988年晋为副教授，1994年晋为教授。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1996年任杭州大学中文系副主任，1999年任浙江大学中文系主任，浙江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与文化研究所所长；兼任教育部中文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文艺理论学会副会长、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理事、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浙江省中文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浙江省作家协会副主席、浙江省当代文学研究会会长等。吴秀明

多次获国家教学成果奖、教育部人文社科成果奖、浙江省社科成果奖等。2003年、2006年被评为“国家级教学名师”和浙江省“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为浙江大学“求是特聘学者”，享受政府特殊津贴。（2）系主任工作简述

吴秀明在四校合并、担任中文系主任期间，为中文一级学科博士点、国家重点学科建设方面作出了贡献。同时在国家特色专业、国家教学团队、国家精品课程和国家规划教材等方面，也取得了可喜的成就。

第三部分　学科发展

一　研究所介绍

浙江大学中文学科经过多年的发展，现拥有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浙江大学汉语史研究中心，并拥有国家重点学科古典文献学。作为中文一级学科，经过多年的发展，它已经形成了自身鲜明的特色。以下从二级学科研究所的建设、对外文化交流以及重要学术活动等方面进行介绍。

浙江大学中文学科现有校级研究所5个，分别为：浙江大学文艺学研究所、浙江大学汉语言研究所、浙江大学中国古代文学与文化研究所、浙江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与文化研究所、浙江大学世界文学与比较文学研究所。

（一）文艺学研究所

浙江大学文艺学研究所，隶属中文系文艺学学科，组建于20世纪50年代，在几代学者的努力下，形成了文学基础理论、西方诗学、文艺美学、中国美学、比较诗学和叙事学等研究方向；其中，文学基础理论与文艺美学两个方向，在全国具有重要的学术地位。1998年前，该所包括中国文学批评史和文艺学两个硕士点，后来，由于学科调整，中国文学批评史并入古代文学学科，该所主要以文艺学为主。1981年，蒋祖怡教授招收中国文学批评史硕士研究生，1983年，王元骧教授开始招收文艺学研究生，培养了一大批卓有成就的中青年学者。此后，蔡良骥教授、李寿福教授、庄肖荣副教授、朱克玲副教授、韩泉欣教授等也相继招收硕士研究生。当时，文艺理论教研室还有李遵进老师、孙敏强老师等成员。1998年，文艺学被批准为博士学位授予点，并由王元骧教授、徐岱教授等开始招收文艺学博士研究生，后来，张节末教授、李咏吟教授、金健人教授、徐亮教授、苏宏斌教授、邹广胜教授等也陆续被评为博导，招收博士研究生，研究所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文艺学研究所部分师生合影

浙江大学文艺学研究所的前身是原杭州大学文艺理论教研室。1998年“四校”合并后，按新浙大的体制才整合并成立该所。徐岱教授任所长，徐亮教授、李咏吟教授任副所长。浙江大学文艺学研究所是浙江省最早获得文艺学硕士授予权，并且是迄今浙江省唯一获取文艺学博士授予权的单位。在学科带头人王元骧教授、徐岱教授等几代学人的共同努力下，研究所已形成了关涉文艺理论与美学研究等基本研究领域的学术研究方向。其中，王元骧教授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与中西美学研究，徐岱教授的文艺美学与批评理论研究，金健人教授的叙事学与东方文艺理论研究，徐亮教授的西方文艺理论研究与文化研究，李咏吟教授的文艺美学与古典学研究，苏宏斌教授的现象学美学与文艺理论研究，邹广胜教授的比较诗学与文艺理论研究，在学界具有相当大的影响。此外，青年学者梁慧副教授的圣经研究、黄擎副教授和朱首献副教授的当代文艺思潮研究，也有一定的影响。文艺学研究所成员先后出版了《文学原理》、《审美反映与艺术创造》、《文学理论与当今时代》、《审美超越与艺术精神》、《艺术文化论》、《小说叙事学》、《美学新概念》、《小说结构美学》、《文学作为语言的艺术》、《显现与对话》、《文论的现代性与文学理性》、《诗学解释学》、《审美与道德的本源》、《价值论美学》、《现象学美学导论》、《艺术本体论导论》、《中西文论对话：理论与研究》、《中国传统文论的现代意义》、《废墟上的狂欢：“文革文学”的叙述研究》、《文学的人学维度》等专著，受到学术界的广泛关注。2.研究所人员情况介绍

浙江大学文艺学研究所现有教师10名：王元骧教授、徐岱教授、金健人教授、徐亮教授、李咏吟教授、苏宏斌教授、邹广胜教授、黄擎副教授、梁慧副教授、朱首献副教授。其中教授7名，博士研究生导师7名，副教授3名，硕士研究生导师10名，拥有博士学位的教师7名。

王元骧教授，男，祖籍浙江永康，1934年10月出生于玉环楚门镇，文学学士，现任浙江大学中文系教授、文艺学博士生导师，并兼任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会中国文学评审组副组长，教育部《高校理论战线》编委、中外文化及文学理论学会常务理事，同系山东大学文艺美学研究中心专家委员会委员、杭州师范大学中国现代美学文论研究中心专家委员会委员等职。

学术专长：（1）文艺学基础理论；（2）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3）美学基础理论；（4）康德美学；（5）中西美学比较研究。

主要著作：《文学原理》、《审美反映与艺术创造》、《文学原理》（第一次修订版）、《文学理论与当今时代》、《审美超越与艺术精神》、《文学原理》（第二次修订版）。

徐岱教授，男，山东文登人，1957年10月出生于上海，生长于浙江省舟山市定海区，文学硕士，现为浙江大学人文学部主任，浙江大学“求是特聘学者”、浙江大学文艺学与美学博士生导师，浙江大学文艺学研究所所长。兼任中国文艺理论学会副会长、浙江省美学学会会长、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理事。

学术专长：（1）美学；（2）诗学；（3）批评理论；（4）中国现当代文学以及比较思想研究。

主要著作：《艺术文化论》、《小说叙事学》、《小说形态学》、《体验自由》、《美学新概念》《艺术的精神》、《边缘叙事》、《感悟存在》、《批评美学》、《基础诗学》、《艺术新概念》、《什么是好艺术》。

金健人教授，男，1951年9月生，浙江淳安人，文学学士，现任浙江大学中文系教授，文艺学博士生导师，浙江大学韩国研究所副所长，浙江省写作学会会长，浙江省中韩经济文化交流研究会常务副会长等职。

学术专长：（1）文艺学基础理论；（2）写作学；（3）韩国研究。

主要著作：《论文学的特殊本质》、《小说结构美学》、《文学：作为语言艺术》、《中外写作技法大观》（主编）、《韩国独立运动研究》、《中韩海上交往史探源》、《写作概论》（主编）。

徐亮教授，男，1955年5月生于上海，哲学博士，现任浙江大学中文系教授，文艺学博士生导师，文艺学研究所副所长。

学术专长：（1）文艺美学；（2）现代批评理论；（3）文学阐释学；（4）文化研究。

主要著作：《文学解读：理论与技术》、《显现与对话》、《文艺美学教程》、《意义阐释》、《表征》（译著）、《文论的现代性与文学理性》、《现代美学导论》。

李咏吟教授，男，1963年4月生，湖北黄冈浠水人，哲学博士，现任浙江大学中文系教授，文艺学博士生导师，文艺学研究所副所长，兼任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浙江大学基督教与跨文化研究中心教授。

学术专长：（1）古典学与诗学；（2）文艺美学；（3）诗歌与哲学；（4）艺术与文明。

主要著作：《诗学解释学》、《创作解释学》、《审美与道德的本源》、《通往本文解释学》、《文艺美学》、《价值论美学》。

苏宏斌教授，男，1966年9月出生，山西芮城人，文学博士。现任浙江大学中文系教授、文艺学博士生导师。

学术专长：（1）文艺学基础理论；（2）美学基础理论；（3）西方现代文论；（4）西方现代美学。

主要著作：《现代小说的伟大传统》、《现象学美学导论》、《文学本体论引论》。

邹广胜教授，男，1967年11月出生，江苏丰县人，博士。现任浙江大学中文系教授、浙江大学人文学院文艺学博士生导师，兼任浙江省美学学会理事。

学术专长：（1）中国文学理论与文化理论；（2）美学。

主要著作：《＜哈姆雷特＞导读》、《中国传统文论的现代意义》、《中西文论对话：理论与研究》。黄擎副教授，女，1975年5月出生，浙江义乌人，笔名孟昕，文学博士，现任浙江大学中文系副教授，文艺学硕士生导师，浙江大学中文系教工支部书记兼副主任，浙江省文学学会副秘书长、常务理事。

学术专长：（1）文艺理论与批评；（2）“文革文学”研究；（3）中国现当代小说研究。

主要著作：《废墟上的狂欢：“文革文学”的叙述研究》、《视野融合与批评话语》、《文艺批评话语研究：20世纪40-70年代》。

梁慧副教授，女，1971年出生，哲学博士。现任浙江大学中文系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学术兼职主要有：浙大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基督教与跨文化研究”中心研究成员、亚洲圣经研究学会会员（兼中国地区负责人）、“国际华裔圣经学术会议”第三届会议筹委之一、《基督教思想评论》编委、香港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圣经教科书计划”编委之一、2008年第五届“道风学术奖”推荐委员等。

学术专长：（1）希伯来圣经研究；（2）汉语处境与圣经诠释；（3）圣经批评学；（4）诠释学；（5）西方文学与圣经。

朱首献，男，1973年10月生，河南淅川人，文学博士，现为浙江大学中文系副教授，文艺学硕士生导师。

学术专长：（1）文学与人学的学科交叉研究；（2）人学理论及中外人学思想史研究。

主要著作有：《文学的人学维度》。3.学位点及人才培养情况

浙江大学文艺学研究所具有文艺学博士学位和硕士学位授予权。1983、1998年始招硕、博士研究生。在培养方式上，博士研究生采纳以导师个人负责为主、集体指导为辅的培养方式，授课以导师所开课程为主，同时可选听其他老师的课程；硕士研究生实行导师制与集体培养相结合的培养方式，由研究所制订教学计划，指定教师开设专业学位课和专业选修课。教师授课以讲授课程中的重、难点部分为主，侧重启迪研究生的独立思考与研究的能力，培养研究生的问题意识、创新意识。

该所为研究生开设的课程有20多门。其中博士研究生的课程有：审美文化研究、中国美学史、古典学与诗学、基础诗学等。经过多年的发展，该所在人才培养方面成绩显著。已经招收博士生60多名，其中毕业并获得博士学位40多人，在读20多人；招收硕士生150余名，其中毕业并获得学位超过120多人，在读17人。毕业的研究生中，具有高级职称的愈半，有的已成为知名学者，如北京大学的丁宁教授、复旦大学的郑元者教授、中国艺术研究院的傅谨教授等。4.主要研究领域和发展方向

浙江大学文艺学研究所的主要研究领域和发展方向为文学基础理论研究、中国美学研究、西方美学研究、比较诗学研究、文艺美学与批评理论研究等。（1）文学基础理论研究

在这一研究领域中，王元骧教授、徐岱教授和金健人教授的学术成果最富代表性。其中，王元骧教授对文学理论的性质、对象和研究方法以及文艺性质、文艺功能等问题做了专门探讨，发表了诸如《反映论原理与文学本质问题》、《论人、文学、文学理论的内在张力》、《文艺理论：工具性的还是反思性的？》等代表性论文，撰写了具有广泛影响的《文学原理》教材，被许多高校采用。此外，他还对马克思主义文艺当代化的问题提出了自己一系列的看法，认为文艺的性质不只是认识的，更是实践的，社会主义文艺作为一种“审美意识形态”，它的社会职能就在于通过陶冶人的情操，提升人的境界，强化人的信念，凝聚社会力量为实现人类美好的目标而奋斗。同时，王元骧教授还按照唯物辩证的观点对固有理论资源做出了新的整合，发表了《美学研究：走两大系统融合之路》等文章，是国内卓有成就的著名文艺理论家。金健人教授的研究视域，主要集中于“文学作为语言艺术”这一维度，在他看来，文学作为艺术语言与其他非艺术语言的区别和文学作为语言艺术与其他非语言艺术的区别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文学既具有语言的推理性，又具有艺术的非推理性，两者的转换取决于文本字面义向联想义的延展，因此要解决存在于文学当中的这一悖论，就须事先了解字面义和联想义之间的运作机制。关于这方面的观点，具体可参见金健人教授的专著《文学：作为语言艺术》一书。除了上述代表人物之外，本所其他学者，在文学基本理论研究上，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2）叙述学与批评理论研究

在这一研究领域中，徐岱教授、金健人教授、徐亮教授、李咏吟教授、苏宏斌教授以及黄擎副教授和朱首献副教授皆有涉猎。其中，徐岱教授曾发表过《小说叙事学》、《小说形态学》这两部代表性著作。金健人教授以小说的时间观念为经，空间观念为纬，以叙述者的功能处理为视角，表述了他对叙述文学的理解，代表性著作有《小说结构美学》。徐亮教授在叙事学方面的代表性著作是《意义阐释》，还与苏宏斌教授合写了《文论的现代性与文学理性》。李咏吟教授的成果，主要集中在《文学批评学》、《形象叙述学》等著作中。苏宏斌教授著有《现代小说的伟大传统》，黄擎副教授著有《废墟上的狂欢：“文革文学”的叙述研究》等，总之，叙事学研究显示了本所学者在具体艺术问题上的学术贡献。（3）西方美学与中西美学比较研究

在这一研究领域，徐亮教授、苏宏斌教授和邹广胜教授是代表人物。徐亮教授自1983年发表《马克思＜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一些美学问题》以来，相继发表了《艺术语言的三层次》、《音乐美学的几个问题》等代表性论文。苏宏斌教授对现象学美学颇有造诣，著有《现象学美学导论》一书，此外，他参加了朱立元教授所主持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西方美学范畴史》。邹广胜教授对苏格拉底、柏拉图等人的美学思想有所研究，并试图将他们的美学思想与中国孔孟、老庄的美学思想进行比较，代表性论文有《柏拉图与孔子文体形态比较研究》等。此外，王元骧教授有关康德美学的研究，徐岱教授有关现代西方美学的研究成果，也显示了本所学者在西方美学研究上取得的成就。（4）诗学与跨学科研究

在这一研究领域中，李咏吟教授、邹广胜教授、梁慧副教授取得了不俗的成绩。其中，李咏吟教授在诗学创建上，既注重诗学思想史传统的重新建构，又注重从具体的文学批评出发，以文学本文为中心，通过本文构建“本文诗学”和“文化诗学”。尤为值得关注的是，李咏吟教授强调理论诗学与本文诗学的相互作用，并强调诗学思想与人文学科之间的跨学科沟通。李咏吟教授的诗学理论的核心论述在于：通过审美体验和价值体验，确证文学艺术生命创造的美学意义与存在意义，他的代表性著作有《诗学解释学》、《西方诗学通论》等。邹广胜教授关注与思考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儒家文化传统与中国知识分子历史角色的现代转换，为更好地解决这个问题，他同时还对孔孟、老庄等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和苏格拉底等西方知识分子进行了一番比较，代表作有《中西文论对话：理论与研究》等。梁慧副教授从《圣经》出发，在跨学科语境中，对中西文化与诗学问题进行了深入而独特的学术研究。朱首献副教授的文学与人学研究，也充分体现了跨学科研究的特质，显示了独特的价值。（5）文艺美学研究

文艺美学研究是该所的重点发展方向之一，王元骧教授、徐岱教授、徐亮教授、李咏吟教授、苏宏斌教授对此皆有重要论述，形成了一系列重要学术成果。王元骧教授的《审美超越与艺术精神》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美学观点。徐岱教授曾依托“超越知识论、解构理论主义、突破文化自闭症、重建人文研究新格局”的理念展开“后形而上学美学”的研究，又在一种联通（文史哲大传统和贯穿宗教与艺术大背景）的前提下，开展“伦理美学”研究，目的在重新激发人文学术的社会实践品格，倡导以“人文关怀”为核心的“新人文，大美学”的学术理念。徐岱教授的代表作有《美学新概念》、《批评美学》等。徐亮教授在文艺美学这块研究领域主要研究现代主义美学以及艺术本体论，代表作有《显现与对话》、《现代美学导论》等。李咏吟教授的美学研究注重美学基本问题的思考，力图寻求中外思想的理论综合。基于“美是生命与文明跃动的力量”这一立场，李咏吟教授对美学问题做出了自己新的解释，他既强调美学理论自身的逻辑证明与开放性建构，更强调美学自由意识对文明生活与艺术生活的积极促进作用。通过美学与伦理学、政治学关系之研究，他提出了“审美道德和谐论”、“审美意志是生命与文明进步的内在动力”、“审美自由即政治正义与诗性正义的实现”等观点，并将文明生活的保护与现实生活的雅化视作美学的基本价值追求。代表作有《文艺美学》、《价值论美学》、《审美与道德的本源》等。苏宏斌教授分别探讨了胡塞尔、海德格尔、萨特和梅洛—庞蒂的现象学思想，并且就现象学思想对于我国文艺学研究的方法论意义进行了研究，代表作有《现象学美学导论》。此外，该所其他研究成员，也在文艺美学研究上取得了一定成绩，形成了多元美学思想互补的理论大格局，在国内学术界颇有影响。5.文艺学学科学术成就

浙江大学文艺学研究所自成立以来取得了丰硕的科研成果，迄今为止，该所承担并完成的科研课题近50项，其中国家社科规划课题10余项，科研经费近百万元。出版著作近50部，其中学术专著40多部，编写教材10余部。在《文学评论》、《外国文学评论》、《文艺研究》、《文艺理论研究》、《学术月刊》、《外国文学研究》等重要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数百篇。获国家级奖励5项，省部级奖励12项，厅局级奖励14项。

研究所成员承担的主要科研项目：

王元骧：

艺术的实践本性研究，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课题，1998，负责人。

徐岱：（1）边缘诗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1998，负责人。（2）审美正义论：伦理美学的基本问题研究，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负责人。

金健人：（1）韩国思想文化艺术综合研究，国际学术合作课题，负责人。（2）汉语诗学——基于汉语特性的诗学理论体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9万，2010，负责人。

徐亮：（1）八五教材建设规划项目“文艺美学教程”，国家民委，0.8万，负责人；（2）现代文艺美学研究，浙江省教委，0.5万，1996，负责人；（3）地方院校中文学科人才培养规格和模式研究，教育部，4万，1998，负责人；（4）文学理性问题研究，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5.4万，1999，负责人；（5）文学的泛化趋势与文艺学的发展，教育部社会科学基金，5万，2001，负责人；（6）文学的越界与文艺学的边界，浙江省社会科学规划重点项目，2万，2005，负责人。

李咏吟：（1）文学的审美道德主义研究，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2003，负责人；（2）艺术与文明——在跨学科语境中寻求中西思想的精神融合，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浙江大学基督教与跨文化研究中心项目，2009，负责人。

苏宏斌：（1）艺术的实践本性问题研究，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995，负责人；（2）文学理性问题研究，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999，负责人；（3）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当代性研究，浙江省教育厅项目，2000，负责人；（4）文艺学本体论问题研究，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2001，负责人；（5）浙江省生态建设中生态资源的审美价值开发和利用问题研究，浙江省科技计划项目，2005，负责人。

邹广胜：（1）中西文论对话与古代文论现代转换中的几个基本理论问题，浙江省社会科学基金，2003，负责人；（2）中西文论对话与中国文论的民族性问题研究，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2004，负责人。（3）柏拉图与孔子文学道德观念比较研究，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9万，2010，负责人；（4）孔子与柏拉图文学道德观念比较研究，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2.5万，2010，负责人。

黄擎：（1）“文革文学”的叙述研究，浙江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重点课题，2004，负责人；（2）“红色批评”话语研究，浙江省社科规划青年项目，2007，负责人。（3）“关键词批评”研究，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7万，2010，负责人；（4）“关键词批评”的理论范式及其在中国的批评实践研究，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5万，2011，负责人。

梁慧：（1）艺术的实践本性研究，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998，负责人；（2）旧约圣经智慧文献研究，浙江省教育厅留学回国人员科研课题，2005，负责人；（3）智慧：通往美好生活的道路——希伯来圣经智慧文学研究，省社科联课题，2007，负责人；（4）浙江历史文化名人吴雷川，省社科规划重点课题，2007，负责人；（5）希伯来典章研究，浙江大学“基督教与跨文化研究”中心立项课题，2008，负责人；（6）从中国经学的传统诠释《圣经》之可能：吴雷川对《圣经》本土化解读的实践和贡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2010，负责人；（7）圣经文本在华的接受史研究，省“钱江人才计划”项目（社会科学类），2011，负责人。

朱首献：（1）文艺审美活动的人学辩证法研究，浙江省社联项目，负责人；（2）中西文论对话与中国文论的民族性问题研究，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负责人；（3）文学史理论专题研究，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负责人。（4）科学主义与20世纪中国文学史观建构研究，教育部人文社会研究项目，2011，负责人；（5）科学主义与20世纪中国文学史观建构研究，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3万，2011，负责人。

研究所成员学术论文代表作：

王元骧：（1）《反映论原理与文学本质问题》，《文艺理论与批评》第1期，1988年。（2）《审美反映与艺术创造》，《文艺理论与批评》第4期，1989年。（3）《艺术实践本性》，《文学评论》第3期，1998年。（4）《我国现代文学理论研究的反思与浪漫主义理论价值的重估》，《外国文学评论》第1期，2000年。（5）《关于艺术形而上学性的思考》，《文学评论》第4期，2004年。（6）《关于文艺评价中的“人性”标准》，《文学评论》第2期，2006年。（7）《我对“审美意识形态论”的理解》，《文艺研究》第8期，2006年。（8）《文艺本体论的现实意义与理论价值》，《浙江大学学报》第5期，2007年。（9）《梁启超“趣味”说的理论构架和现实意义》，《文艺争鸣》第3期，2008年。（10）《文艺理论：工具性的还是反思性的？》，《社会科学战线》第4期，2008年。

徐岱：（1）《论浪漫主义创作方法》，《文艺研究》第2期，1981年。（2）《哲学观的更新与文艺学的发展》，《文学评论》第1期，1986年。（3）《论文学符号的审美功能变体》，《文学评论》第3期，1987年。（4）《文学本体的人类学思辨》，《文学评论》第5期，1988年。（5）《论文学艺术的思维方式》，《文学评论》第2期，1990年。（6）《论神秘：关于美的体验性阐述》，《文学评论》第3期，1997年。（7）《论现代审美理论的人文意义》，《文学评论》第4期，1999年。（8）《论当代中国诗学的话语空间》，《文学评论》第6期，2000年。（9）《观念更新与文学史写作》，《文学评论》第2期，2001年。（10）《解构主义与后形而上学》，《文学评论》第5期，2006年。

金健人：（1）《在现象的因果联系中揭示社会本质》，《文学评论》第3期，1983年。（2）《小说的时间观念》，《文学评论》第2期，1985年。（3）《意义·意思·意味》，《文艺研究》第6期，1989年。（4）《论文学的特殊本质》，《文学评论》第2期，1991年。（5）《韩国天君系列小说与中国程朱理学》，《外国文学评论》第2期，2003年。（6）《论文学的艺术张力》，《文艺理论研究》第3期，2004年。（7）《宗教与艺术之差异论》，《文艺理论研究》第4期，2006年。（8）《理论原创的相对性》，《学术月刊》第2期，2007年。（9）《文学研究——正在越来越远离文学吗？》，《浙江大学学报》第3期，2007年。（10）《文学经典的结构与功能》，《文艺理论研究》第5期，2008年。

徐亮：（1）《马克思＜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一些美学问题》，《青海社会科学》第2期，1983年。（2）《艺术语言的三层次》，《当代文艺思潮》第3期，1986年。（3）《再现，表现，还是显现——关于艺术本体论的一个探讨》，《文艺研究》第5期，1987年。（4）《事件与叙述——小说事件的绝对性》，《当代作家评论》第5期，1991年。（5）《当代文艺学中“理性—非理性”问题的讨论及概念清理》，《文艺理论研究》第2期，1999年。（6）《泛文学时代的文艺学》，《浙江大学学报》第1期，2002年。（7）《理性的现代性及其在文学理论中的命运》，《学术月刊》第8期，2005年。（8）《德里达解构思想对文学理论的不洽适性》，《浙江大学学报》第5期，2006年。（9）《双轴运作的另一种可能性——对赵毅衡教授“符号灾变论”的一种回应》，《文艺研究》第12期，2007年。（10）《新闻文本的文学性与新闻专业主义的相对性》，《新闻与传播研究》第2期，2008年。

李咏吟：（1）《体验类型与创作取向》，《文艺理论研究》第6期，1994年。（2）《康德与马克思美学革命的差异及其根源》，《社会科学战线》第4期，1996年。（3）《尼采诗学中的希腊主义探源》，《国外文学》第2期，2001年。（4）《文学批评解释的本质及其诗学归依》，《文艺评论》第6期，2002年。（5）《文学的诗性综合解释方法的理论价值》，《东疆学刊》第4期，2003年。（6）《亚里士多德诗学的不完全归纳问题》，《国外文学》第4期，2005。（7）《国学与西学：中西古典学的人文价值反思》，《厦门大学学报》第5期，2006年。（8）《诗言志与诗言神及文明的价值信念》，《文学评论》第5期，2007年。（9）《自然美与艺术美的区分及其价值反思》，《文艺评论》第4期，2008年。（10）《向善而在：文学艺术的审美道德价值与使命》，《文学评论》第2期，2009年。

苏宏斌：（1）《走向文化批评的解构主义》，《外国文学评论》第1期，1996年。（2）《解释学的美学效应》，《外国文学评论》第2期，1998年。（3）《实践——艺术活动的本体之维》，《人文杂志》第3期，1998年。（4）《文学理论的转向与审美文化的重建》，《上海文化》第4期，2005年。（5）《文化研究的兴起与文学理论的未来》，《文艺研究》第9期，2005年。（6）《实践论美学的现象学重估》，《学术月刊》第10期，2005年。（7）《一位钢琴教师的生存悲剧》，《人大复印资料·文艺理论》第10期，2005年。（8）《世界的复魅：试论审美经验的生态学转向》，《江海学刊》第3期，2006年。（9）《诗·语言·神圣：海德格尔诗学的超验之维》，《人文杂志》第5期，2006年。（10）《认识论与本体论：主体间性文艺学的双重视角》，《文学评论》第3期，2007年。

邹广胜：（1）《柏拉图与孔子文体形态比较研究》，《文学评论》第6期，2000年。（2）《话语权力与跨文化对话中的形象传递》，《文学评论》第6期，2005年。（3）《对话与狂欢中的文体——论巴赫金对文体的研究》，《文艺理论研究》第3期，2008年。（4）《后现代语境下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学术月刊》第9期，2008年。（5）《从＜路得记＞看西方文化的非亲缘原则——兼与儒家文学比较》，《外国文学研究》第1期，2009年。

黄擎：（1）《论当代小说的叙事反讽》，《浙江大学学报》第1期，2002年。（2）《新时期理论批评视野中的文学形式本体论》，《浙江大学学报》第2期，2003年。（3）《文艺意识形态本性论研究检视》，《浙江大学学报》第2期，2005年。（4）《毛语体时代文艺批评话语的生成语境考察》，《中国语文学》（韩）第51卷，2008年。（5）《时代铭纹深重的话语风貌》，《文学评论》第6期，2010年。（6）《“大批判”文艺批评模式与对王实味的两次批判》，《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第7期，2011年。（7）《雷蒙·威廉斯与“关键词批评”的生发》，《外国文学研究》第8期，2011年。

梁慧：（1）《康德关于人的本质述评》，《杭州大学学报》第2期，1995年。（2）《眼泪象征永恒——论犹太女诗人奈丽·萨克斯》，《杭州大学学报》第1期，1996年。（3）《斐洛的上帝观述评》，《杭州大学学报》第3期，1996年。（4）《试论马尔库塞“批判的文化艺术理论”》，《外国文学评论》第2期，1997年。（5）《贡布里希：文化史的寻求者》，《中国出版》第12期，1998年。（6）《康德审美中介学说及其理论效应》，《浙江社会科学》第2期，2002年。（7）《美好生活的道路何在？——施特劳斯关于“耶路撒冷和雅典”之问题的思考》，《维真学刊》（加拿大）第1期，2003年。（8）《施特劳斯和“两城之争”》，《浙江大学学报》第4期，2005年。（9）《中国现代的基督徒是如何读圣经的？——以吴雷川与赵紫宸处理＜圣经＞的原则与方法为例》，《世界宗教研究》第3期，2005年。（10）《“谁知道什么与他有益呢？”——德里达的解构理论与传道者的“语言辩证法”》，《浙江大学学报》第6期，2006年。

朱首献：（1）《论萨特的哲学自由观及对其文学观的效应》，《杭州大学学报》第6期，1998年。（2）《知识与真理：认识论人学与文学观念批判》，《上海交通大学学报》第5期，2005年。（3）《存在与澄明：论存在主义的文艺人学观念》，《浙江大学学报》第5期，2007年。

研究所成员学术著作代表作：

王元骧：（1）《文学原理》，浙江教育出版社，1987年。（2）《审美反映与艺术创造》，杭州大学出版社，1992年。（3）《文学原理》（第一次修订版），广西师大出版社，2002年。（4）《文学理论与当今时代》，浙江大学出版社，2002年。（5）《审美超越与艺术精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6年。（6）《文学原理》（第二次修订版），广西师大出版社，2007年。

徐岱：（1）《艺术文化论》，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年。（2）《小说叙事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3）《小说形态学》，杭州大学出版社，1993年。（4）《体验自由》，浙江大学出版社，1999年。（5）《美学新概念》，学林出版社，2001年。（6）《艺术的精神》，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7）《边缘叙事》，学林出版社，2002年。（8）《基础诗学》，浙江大学出版社，2005年。（9）《艺术新概念》，浙江大学出版社，2006年。（10）《什么是好艺术》，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2008年。

金健人：（1）《文学写作基础》（合著），湖北人民出版社，1985年。（2）《小说结构美学》，浙江文艺出版社，1987年。（3）《文学体裁写作基础知识》（合著），浙江大学出版社，1988年。（4）《文学：作为语言艺术》，百花文艺出版社，1994年。（5）《中韩海上交往史探源》，学苑出版社，2001年。（6）《论文学的特殊本质》，浙江大学出版社，2009年。

徐亮：（1）《文学解读：理论与技术》，敦煌文艺出版社，1992年。（2）《显现与对话》，百花文艺出版社，1993年。（3）《文艺美学教程》，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3年。（4）《意义阐释》，敦煌文艺出版社，1999年。（5）《表征》（译著），商务印书馆，2003年。（6）《文论的现代性与文学理性》，浙江大学出版社，2005年。（7）《现代美学导论》，浙江大学出版社，2009年。

李咏吟：（1）《诗学解释学》，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2）《创作解释学》，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3）《审美与道德的本源》，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4）《通往本文解释学》，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5）《文艺美学》，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6）《价值论美学》，浙江大学出版社，2008年。（7）《文学批评学》，浙江大学出版社，2010年。

苏宏斌：（1）《美学》（合著），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年。（2）《现代小说的伟大传统》，浙江文艺出版社，2004年。（3）《文论的现代性与文学理性》（合著），浙江大学出版社，2005年。（4）《现象学美学导论》，商务印书馆，2005年。（5）《西方美学范畴史》（合著），山西教育出版社，2005年。（6）《文学本体论引论》，上海三联书店，2006年。（7）《美学》（合著），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8）《西方文论教程》（合著），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年。

邹广胜：（1）《中国传统文论的现代意义》，商务印书馆，2006年。（2）《中西文论对话：理论与研究》，商务印书馆，2006年。

黄擎：（1）《废墟上的狂欢：“文革文学”的叙述研究》，作家出版社，2004年。（2）《视野融合与批评话语》，浙江大学出版社，2008年。（3）《文艺批评话语研究：20世纪40-70年代》，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

朱首献：（1）《文学的人学维度》，浙江大学出版社，2007年。

（二）汉语言研究所

浙江大学中文系的汉语言文字学研究具有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基础。早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便有张相、马叙伦、任铭善、蒋礼鸿等著名语言学家先后在本学科任教。五六十年代，杭州大学中文系组建了古汉语教研室、语言文学研究室，聚集了一批从事语言文字研究的专家学者。“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杭州大学中文系的汉语言研究呈现出兴旺蓬勃的局面。除老一辈的姜亮夫先生、任铭善先生、蒋礼鸿先生外，中青年学者如郭在贻教授等异军突起，他们在楚辞、敦煌语言文字、六朝及唐宋以来的俗语词研究上成就斐然，在国内外均有深远的影响。1986年，经国务院学位评议委员会评定，增设杭州大学汉语史专业为博士点，蒋礼鸿先生和郭在贻先生同时被评定为博士生导师。在此之外，祝鸿熹教授、黄金贵教授的传统训诂学、辞书编纂、文化词语研究，傅国通教授的方言研究，王维贤教授的汉语语法与逻辑研究，倪宝元教授的汉语修辞、成语研究都具有重要影响。

20世纪80年代中期，随着自身所培养的一大批博士、硕士的逐渐成长并留校任教，杭州大学中文系的汉语言文字学研究进一步补充了新鲜血液。方一新的中古汉语词汇研究、黄征的敦煌语言文字研究、俞忠鑫的简牍及训诂学研究、颜洽茂的佛经语言研究、任平的汉隶与书法研究均各有特色，得到学界赞誉。同时引进了黄笑山教授，大大加强了音韵学的研究力量。较年轻的几位，如池昌海教授、彭利贞教授、姚永铭副教授、陈东辉副教授等也都学有专精，取得了一定的成绩。教育部社科司领导参观汉语史研究中心学术成果

1998年四校合并，浙江大学中文系在原先古汉语教研室和现代汉语教研室的基础上进一步整合研究力量，组建了汉语言研究所。2001年，汉语言研究所整合校内有关科研力量组建的汉语史研究中心成为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2005年，引进陈忠敏教授，增强了方言学、语音学方面的研究实力。2009年，引进汪维辉教授为“求是特聘教授”，进一步提升了汉语词汇史的研究水平和实力。留下博士后陈玉洁、博士真大成，引进博士马良、史文磊，补充了年轻力量。

从1920年的之江大学国文系和1928年的原浙江大学国文系起，便有诸多名家在浙大中文系汉语言文学学科执教。下面对若干学者的生平和成就略作介绍。

张相（1877-1945），原名廷相，字献之，浙江杭州人。他在语言研究上的代表作是《诗词曲语辞汇释》（中华书局，1953年）。本书《叙言》说：“诗词曲语辞者，即约当唐宋金元明间，流行于诗词曲之特殊语辞，自单字以至短语，其性质泰半通俗，非雅诂旧义所能赅，亦非八家派古文所习见也。”这说明本书的主要研究对象是唐宋以来诗、词、曲中的口语词。全书收释诗、词、曲之语辞共537个，附目600多，分为800余条。每条立论以大量例证为基础，考释大抵精确可信，因此本书既是阅读研究古典诗词的重要参考书，更是近代汉语词汇研究的经典著作，在汉语研究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马叙伦（1885-1970），字彝初，更字夷初，浙江杭州人。马氏有关汉语言文字学的著述很多，主要有《古书疑义举例札迻》（铅印本，1918年）、《古书疑义举例三补校录》（刻本，1924年）、《说文解字研究法》（商务印书馆，1929年）、《六书解例》（商务印书馆，1931年）、《老子校诂》（古籍出版社，1956年）、《说文解字六书疏证》（科学出版社，1957年）、《马叙伦学术论文集》（科学出版社，1958年）等。

姜亮夫、任铭善、蒋礼鸿诸先生长期在浙江大学（之江大学、浙江师范学院、杭州大学）任教，筚路蓝缕，身传言教，为本校的汉语言文字学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和优良的学术传统，下面以在校先后次序略作介绍。

任铭善（1913-1967），字心叔，江苏如皋人。1935年毕业于之江文理学院，得文学学士学位，并留校助教。抗日战争期间，曾在浙江龙泉的浙江大学分校任教。继而在杭州的浙江大学文学院任教，并指导研究生。1952年高等院校院系调整，任浙江师范学院教务长，中文系教授，后任杭州大学教授。

任铭善在之江文理学院学习时，师从钟泰、徐昂、夏承焘诸教授，即已崭露头角，撰有《古等韵八摄四流说》等论文，发表于《中国文学会集刊》。他治学以文字音韵为基础，著有《说文解字建首小笺》、《说文解字建首小笺略例》等。抗日战争胜利回杭州这一时期，发表《江氏定本四声切韵表跋尾》，还钻研现代语言学和实验语音学，并参与汉字拉丁化运动，从事方言调查，著有关于浙江方言研究的论文。

新中国成立后，任铭善在浙江师范学院、杭州大学主讲语言学概论、汉语史、目录学与工具书等课。他最早在杭州大学中文系讲授“汉语史”这门课，对该学科的建设起了奠基作用。解放之初，他编写了《小学语法讲话》、《小学语言教学基本知识讲话》等小册子，对普及语言学基本知识和提高教师语言素养水平颇有作用。在语言学界就汉语语法体系和主宾语问题展开讨论时，任铭善写有不少重要文章，在语言学界产生较大影响，如《主语、宾语问题是怎样的问题》（收入复旦大学《现代汉语资料集》）、《说“兼语式”》（《杭州大学学报》1963年第2期）、《关于助词“看”的形成》（《中国语文》1962年第8、9期合刊）等。1960和1961年，他参加了《辞海》的修订工作，是语词部分的主要撰写人之一。任铭善教授出版的专著有《礼记目录后案》（齐鲁书社，1982年）、《汉语语音史要略》（河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收有其近百篇学术论文的《无受室文存》也于2005年由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

蒋礼鸿（1916-1995），字云从，浙江嘉兴人。1939年毕业于之江文理学院，先留校任国文系助教，后到湖南蓝田国立师范学院担任了约三年的国文系助教，又至国立中央大学师范学院国文系和文学院中文系任助教、讲师约四年。抗战胜利后，随中央大学回到南京，一年后又回到母校之江文理学院任讲师。1952年高等院校调整时，调至浙江师范学院中文系任讲师，后学校改名为杭州大学。此后一直在杭州大学中文系任教，历任讲师、语言教研室主任。1978年从讲师直接评定为教授，1986年评为汉语史专业博士生导师。

蒋礼鸿教授精通文字、音韵、训诂、目录、校勘之学，擅长俗语词研究和古书校释、辞书编纂，特别是在敦煌语言文字和近代汉语词汇研究方面具有突出的贡献，饮誉海内外。约而言之，蒋礼鸿教授的学术成就有以下三个方面：（1）传统训诂学、校勘学研究。这一领域的主要著作有《商君书锥指》，本书完成于1945年，在原国民政府教育部举行的唯一一次学术著作评奖中获得三等奖（一等奖空缺，闻一多、杨树达均获二等奖）；1986年此书被收入中华书局“新编诸子集成”，仍代表了商君书研究的最高水平。此外《义府续貂》（中华书局，1981年；1987年出版增订本）、《怀任斋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蒋礼鸿语言文字学论丛》（浙江古籍出版社，1994年）等著作均以词义研究为中心，以训诂、校勘为两翼，胜义纷纶，创获极多。（2）敦煌语言文字研究。《敦煌变文字义通释》是蒋礼鸿教授在这一领域的代表作，也是他最重要的学术成果。本书从理论上提出应当重视唐宋以来的俗语词、俗文字的研究，主张开辟训诂学研究的新领域。它是首部集中考释敦煌俗文学作品语词的专著，在语言学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在准确解释词义的同时，本书还从“纵”、“横”两个方面对语词的历史发展过程进行考察，寻根探本，穷波讨流，对汉语词汇史研究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敦煌变文字义通释》自1957年初版以来，作者不断修订，至1997年出版第六版，字数也从五万七千增加到四十三万六千，从中可见作者对学问孜孜不倦的追求。本书出版后，嘉评如潮，屡获殊荣。吕叔湘先生、洪诚先生、徐复先生、郭在贻先生等著名学者均撰文评介，给予高度肯定。本书在1991年荣获首届全国古籍整理优秀图书奖，1992年荣获第二届吴玉章奖金语言文字学一等奖，1995年荣获教育部首届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一等奖。（3）语文辞书编纂。蒋礼鸿教授曾先后担任《辞海·语词分册》的分科主编、《汉语大词典》的副主编，为我国大型语文辞书的编纂作出了重要贡献。1958年开始修订《辞海》，蒋礼鸿便参加了语词部分的修订工作；1978年《辞海》编委会恢复，蒋礼鸿担任语词部分的分科主编。1977年，《汉语大词典》开始编纂，蒋礼鸿受邀参加，并担任副主编，承担了大量的编撰和审稿工作。

在辞书编纂工作中，蒋礼鸿提出“会通、逸义、辨正”的编纂原则，获得著名语言学家吕叔湘先生的赞赏。《辞海》、《汉语大词典》分别获得上海市社会科学特等奖和首届国家图书奖。此外，他还带领五位博士弟子主编出版了《敦煌文献语言词典》，反映了当时敦煌语言文字研究的最新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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